來源：美國之音, 文章內容並不代表本網立場。

• 加弗

華盛頓 — 

托馬斯·傑斐遜(Thomas Jefferson)的一句話常常被人引用。他在談論新聞自由對新組建的美國政府的重要性時說：「假如由我來決定我們是要沒有報紙的政府還是沒有政府的報紙，我會毫不猶豫地選擇後者。」

不過，人們往往忘記傑斐遜接下來的話。他繼續寫道：「但我的意思應該是，每個人都應當收到那些報紙而且能夠讀報。」

他的洞見是，新聞不受政府干預，這是一個健康民主體制的必要條件，但卻不是充分條件。如果沒有人能夠讀到涉及他們自身事務的報道，那新聞自由並沒有多大用場。

倘若傑斐遜能夠看到當今美國媒體的景象，特別是目睹地方媒體的狀況，他肯定會感到憂慮的。

從表面上看，普通美國媒體消費者似乎被太多的選擇所包圍：網站、播客、有線電視和無線電視、衛星和無線電台，當然還有報紙這樣的紙質媒體。然而，現實卻是另外一回事。

新聞來源，特別是地方新聞來源，越來越多地是由數量有限的公司所控制，它們收購較小的新聞機構，將其整合。

在報紙領域，這一點也許最為明顯。根據北卡羅來納大學的數據，15年前還在活躍的報紙有20%已關門大吉，讓數以百計的地方連一家當地報紙也沒有。

根據皮尤研究中心的數據，報紙新聞編輯室的工作崗位自從2004年以來銳減了47%。與此同時，蓋特豪斯媒體(GateHouse Media)和甘尼特(Gannett)等這樣的公司控制著數百家出版物，它們利用集中式的新聞採集手段，減少了對當地社區的關注。

今年8月，這兩家公司宣布計劃合併，這項交易將建立一個控制著250多家日報以及數百家周刊和社區報紙的公司。

由對沖基金奧爾登全球資本(Alden Global Capital)擁有的數字第一(Digital First)處在另一個令人不安的潮流的風口浪尖：收購報紙、解僱新聞編輯室人員、變賣報社物業資產。

數字第一又名媒體新聞集團(MediaNews Group，MNG)。美國之音(VOA)請求該公司評論，但沒有得到回復。不過，今年早些時候，該公司在回應《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的一則報道時說：「MNG致力於報紙業務，並且是該領域的長期投資者。MNG的重心是讓刊物達到能夠有盈利和可持續運作的地步，並繼續為他們的社區服務。」

裁減員工 謀求短利

《華盛頓郵報》媒體專欄作家和前《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公共編輯瑪格麗特·薩利文(Margaret Sullivan)說：「它們實際上是被私募股權公司甚至有時是對沖基金擁有，他們不是那麼在乎新聞質量。」

她說：「他們所做的是對這些資產進行大量開採，在短期內從中獲取儘可能多的利潤。這對新聞業、對新聞業者來說是非常糟糕的，因為這經常意味著一輪又一輪的裁員，以非常極端的方式削減成本，傷害了新聞採集過程。」

報紙一般不被視為是重大盈利投資。雖然報紙可以通過賣廣告來產生相當多的現金，但這種收入會被人員聘用以及印刷和投遞等高額產生成本所沖抵。很多報紙由家族基金會和其它注重公共使命價值的組織經管。

收購報紙鏈的許多投資公司的戰略一直是通過削減人工費用來增加盈利。

無線廣播領域也在發生類似的情況。大型公司一直在收購地方台，通過集中製作多數的播放內容來降低成本。最遭罵是辛克萊廣播集團(Sinclair Broadcast Group)。該集團在全美各地擁有193家電視台，覆蓋最多達40%的美國人口。

辛克萊以在節目中強制推行尖銳的保守派政治觀點而知名，該集團會向其控制的每一家電視台提供「必播」內容，並經常要求各台播放鮑里斯·埃普施泰因(Boris Epshteyn)的評論。他是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總統家庭的朋友，曾經是總統的政治諮詢顧問。

去年，一段顯示幾十名辛克萊旗下主播一字不差地重複同一篇稿子的視頻在網上走紅。這些主播念的稿子響應特朗普總統的觀點，批評「假新聞」。

放寬反壟斷措施

先前曾有法規限制個別公司在特定市場擁有支配性的媒體份額，但這些法規多年來被慢慢削弱。到了2017年，聯邦通訊委員會(FCC)讓很多殘存的限制措施名存實亡，為單一公司在各個廣播和紙媒市場佔據支配地位打開了大門。

倡導媒體非集中化的組織自由新聞(Free Press)的總裁兼首席執行官克雷格·亞倫(Craig Aaron)認為，放鬆反壟斷規定后造成的媒體集中「對當地社區來說是災難性的」。他說：「我們的媒體從一個更為多樣和地方化的系統變成一個越來越由少數公司控制的系統。」

亞倫說：「過去，你開車從紐約去—比如說鳳凰城吧，一路上你會接觸到非常不同的地方聲音、地方特色、地方音樂。如今，你更可能的是聽到同樣的走紅歌曲和拉什·林博(Rush Limbaugh)的脫口秀。所以，我們失去了一些我認為有著巨大文化價值的東西。」

亞倫和其他人士指出，受到衝擊的不僅僅是文化。美國人自治的方式也受到直接衝擊。

薩利文說：「當地方和地區新聞來源枯竭甚至消失的時候，有研究顯示，人們政治參与的方式也改變了。他們投票的可能性減少了，他們變得越來越兩極化了，因為多年來，地方報紙可能一直是社區民眾分享一系列事實的一個方式。而如今這種方式消逝或者弱化了。」

去年，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的肖倫斯坦媒體、政治與公共政策中心(Shorenstein Center on Media, Politics, and Public Policy)彙集了一系列學術研究，顯示當地新聞來源的流失與公民參政的數量與質量下降之間有聯繫。

轉向社交媒體新聞

薩利文說，為了填補這種空缺，人們轉向不那麼客觀的新聞來源，比如臉書(Facebook)或者政治黨派色彩明顯的有線電視節目。

薩利文說：「這對我們彼此交談的方式、我們感受社區的方式和我們處理政治事務的方式起到了很大的破壞作用。」

查出疾病並羅列出癥狀是一回事，找到治愈良方，讓美國回歸更接近於傑斐遜的媒體模式卻絕非易事。

薩利文爭辯說，非盈利新聞機構的增加是一個令人感到希望的跡象，讓人們覺得可能會找到公司化媒體的替代物。為美國報道(Report for America)這樣的組織出錢資助年輕的記者，讓他們能夠在地方媒體工作，為他們提供重要的培訓，同時增援人手不足的新聞機構。

然而，非營利組織並不能完全填補空缺。薩利文和其他人士擔心，依賴廣告的傳統新聞、特別是報紙的業務模式已被數字媒體的崛起徹底打破了，試圖原樣重建傳統媒體根本是不可能的。

正因為如此，亞倫和他的組織希望聯邦政府介入。自由新聞組織主張聯邦政府對媒體集中現象恢復更為嚴格的限制措施，包括拆散現有的大型集團。他們還呼籲聯邦政府通過撥款或者稅收優惠的方式投入資金，扶持地方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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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如果地方新聞對確保民主生存來說意義重大，那麼我們就需要有真正能夠滿足這種需求的政策。而目前我們沒有這些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