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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晴：《戴晴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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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四个父亲.. .. .. .. .. .. .. .. .. .. .. .. 1
我的入狱 .. .. .. .. .. .. .. .. .. .. .. .... 15
也谈春夏之交.. .. .. .. .. .. .. .. .. .. .. .. 42
不许出？不许进？.. .. .. .. .. .. .. .. .. .. .. 98

我的四个父亲

我一直认为我没有父亲，而一个女孩子没有父亲是很残酷的。现在，当他们 一一离开人世之后，我才知道，我有。我有四个父亲，四名知识分子，四位共产 党人——我的生父、养父、继父，还有公爹。
严格地说，我没有叫过他们，没有象别的女孩子一样嘹亮地、全心全意地、带着全部的爱与信赖大声地喊过“爸爸”——对生父可能喊过，但他离开的时候我 还不满三岁，从小小的、细嫩的喉咙里呼出的“爸爸”二字，对他说来或许很惬意，但对我说来可能完全是无意义的喃喃儿语。所以，严格地说，我从没有叫过他们。
叶剑英元帅，我原是遵奉着当时流行的风习，喊过他“叶爸爸”的。但大约在 我１０岁的时候，他听烦了：“爸爸就是爸爸，什么叶不叶的。”从此，我也就随 着他的亲生孩子一般喊爸爸了。当然，总是在不得不叫的时候，才吞着声音含含 糊糊地喊一声。而当我已成年，知道再喊他“爸爸”，不但意味着某种优势，且在 优势之余又有了点沾光的嫌疑的时候，我基本就不再喊，而以“委员长”或“副主席” 代之。到了他已经去世一周年，我写悼念文章时，则只呼以“叶伯伯”，虽然我一 次也没有这样叫过他。
对我的继父，我是很隔膜的。做小姑娘的时候，曾被他领着玩过，并不知那 时他和母亲的关系。待他正式与母亲结为一家，我已是高中女学生。我一直强迫 自己去爱他、尊重他，但直到他离世，我们，他的亲生的与非亲生的孩子们，甚 至包括我的母亲，对他都并不了解——直到我开始写作，开始细细揣摩他们这一 代人，这些抱着纯真的理想，于３０年代投身“革命”的中国知识人。但他对我的 了解显然要早得多——当然是出于只有他那类人才具有的极单纯的判断。他离世 前对母亲说：“小庆⑴有一颗金子的心……。”那时我正在千里之外的河南采访， 这是在我已经无法回应他的时候，妈妈才告诉我的。
我的公爹是我在监狱里的时候离世的。他一反中共党内知识分子多年养就的 克制，在医院对他报了病危之后，提出一定要见我一面。这在任何时候几乎都是 不可能的，因为我那时是秦城的“未决政治犯”。但他以一名濒死的人的权利，固 执地一再请求。这次，居然胜利了——他几乎输了一生，却赢了这最后的一次。 怎么回事？要知道，他的职位并不高，也不具种种吓人的“海外关系”，更没有托 门子。或许，一种永恒的人类同情心终于战胜了政治偏见？
在医院保卫部的监视和监狱方的监押下，我来到他弥留的床边。我握着他那 已经瘦得变得差不多透明的手，不再顾忌儿媳与公爹间礼数的距离，把它贴到我 满是泪水的脸上。我仍旧喊不出“爸爸”二字，只依着我的孩子的辈份叫他：
“爷爷……”
我的公爹没有理会我的泪水，我觉得他甚至没有看我，但他开口说话了，微 弱、断续却非常清晰，清晰到使得拥在他那间病室的每一个人：奶奶、我的丈夫、 医生、护士、医院保卫部门的人、公安部的人、秦城监狱跟来的人，都听见了—— “咱们……顶得住。”
那时是１９８９年底，“六?四”之后的恐怖与压抑一点也没有减轻。他开口说 话了，他拼出最后的一点力气把我叫来就为跟我说这最后的一句话。我感到一种 父爱的热潮向我涌来，感受到一个幼弱的女孩子所能得到的全部的爱：可依凭、 可信赖、可以毫无戒备地沉浸其中的庄严的父爱。
我数十年的渴望有了归结，我数十年的孤苦无依得到了补偿！
我怎么没有父亲呢？我有。有谁的父亲能在这样的时刻如此坚强仁慈，谁的 父亲能在他的孩子最需要他的时候这样无畏？
我又被押回牢房。
望着窗外铅色的天，和在天的衬托下颤栗在寒风中的树枝，儿时的事一桩桩 在脑海中闪过。是啊，我怎么没有父亲呢，我有四位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