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基本状态
1 篇帖子
• 分页： 1 / 1
中国经济的基本状态
由 左翼反共人士 » 2019年6月8日
作者 中国网友
根据美元（市场汇率）计算，198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经济总产值的比例为1.7%；1985年，上升到2.4%；1990年，由于人民币贬值等原因下降到1.6%；1995年，增加到2.4%；2000年，上升到3.6%；2005年，上升到4.8%；2010年，上升到9.2%；2015年，進壹步上升到近15%。2017年，按照当期美元计算，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总产值的比例超过了15%，排在美国之后，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按照2011年不变国际元（即购买力平价美元）计算，199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经济总产值的3.7%；1995年，上升到5.9%；2000年，上升到7.4%；2005年，上升到9.8%；2010年，上升到14%；2015年，上升到17%。2017年，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总产值的18%，排在美国之前，为世界第壹大经济体。
按照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新古典增长理论，经济增长来自于劳动增长的贡献、“资本深化”的贡献（即伴随着机械化、自动化而来的机械化劳动比率提高带来的贡献）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反映技术進步）。表壹说明了1980-2018年各个时期中国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以及就业增长、资本深化贡献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情况。资本深化贡献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之和等于劳动生产率增长率。
中国经济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9.3%；九十年代加速到10.4%；在本世纪的前十年达到了10.6%。2010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有所放慢。2010-2015年，中国经济年平均增长7.9%；2013-2018年，中国经济年平均增长6.9%。对于中国官方经济增长率的可靠程度，在学术界壹向存在争议。最近由香港中文大学和美国芝加哥大学若干学者合作的壹篇学术论文认为，2008-2016年期间，中国官方的经济增长率与真实增长率相比平均高估1.7个百分点。本报告暂不介入相关的争议，仍以官方统计数据为基础進行相关分析。
按照新古典增长核算，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经济增长中大约壹半来自于就业人数的增长，大约四分之壹来自于资本深化的贡献，其余则来自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经济增长中大约10%来自于就业人数的增长，另有40-60%来自于来自于资本深化的贡献，其余则来自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在本世纪的最初十年，中国经济增长中大约60%来自于资本深化的贡献，大约三分之壹来自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只有很小壹部分来自于就业人数的增长。2013-2018年，中国经济增长中的82%来自于资本深化的贡献，15%来自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来自于就业人数增长的贡献可以忽略不计。可见，中国现在的经济增长高度依赖资本增长的贡献。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经济的劳动生产率年平均增长4.8%；到了九十年代，劳动生产率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加速到了9.3%；在本世纪前十年，進壹步加速到10%。2013-2018年，中国经济劳动生产率的年平均增长率下降到了6.7%。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半期，中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年平均增长率壹度跌入负值。上世纪九十年代上半期，全要素生产率年平均增长6.1%。在本世纪前十年，中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年平均增长速度保持在3.1%-3.9%。2013-2018年，中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年平均增长率下降到了1.1%。与资产阶级媒体炒作的所谓当代技术“飞速发展”相反，按照资产阶级经济统计，资本主义经济的“技术進步”速度在近年来显著放慢了。
资产阶级新古典经济学的生产要素价值论在理论上是反动的，但是这不妨碍我们借助新古典增长核算做壹些统计分析。假设中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未来每年增长1.05%（与2008-2013年的年平均增长率相同），假设中国的劳动力数量未来与劳动年龄人口同步增长（采用联合国对中国未来人口的预测），再假设中国经济维持近年的平均投资率（设本年企业部门固定资本投资总额为上壹年国内生产总值的31%）和折旧率（设企业部门固定资本存量的折旧率为5%），就可以推算中国在未来几十年的趋势增长率。
在资本主义复辟时代，中国经济还没有经历过真正的危机，但是发生过几次增长低谷。壹是在华国锋主导的改革退却后的经济调整期，1980年，中国经济增长约5%；二是在经历了1989年的重大政治动荡后，中国经济在1989-1990年每年增长约4%；三是在国有企业私有化、工人大规模下岗最严重的1998-1999年，中国经济每年增长不到8%；四是在经历了2010年的增长复苏以后，自2011年至2016年的增长率持续下滑。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保持在6%-7%的水平。
按照上述假设，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率将趋于逐步下降。预期中国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将在 2021-2030年下降到4.5%，至2031-2040年下降到3.1%，至2041-2050年再降为2.5%。至2050年，预期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按照2011年不变国际元计算将达到68.2万亿国际元（2017年为21.2万亿国际元），相当于美国2050年预期可以达到的国内生产总值的2.4倍。至2050年，预期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按照2011年不变国际元计算将达到50844国际元（2017年为15309国际元），相当于美国2017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94%，相当于美国2050年预期可以达到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69%。
如果这些预期都变为现实，那么中国将在2050年成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壹个核心国家，中国资产阶级所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迷梦也就可以算是实现了。但是，这就等于假设无论资本主义积累的内在矛盾还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结构性矛盾都对于中国资本主义不起作用，还要假设中国的资本主义积累可以不受世界范围资源与环境条件的约束。
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积累的内在矛盾必然导致周期性的和结构性的（长期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的论述和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资本主义积累的内在矛盾主要表现为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规律。正如以前的红色经济观察所说明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利润率取决于利润份额（利润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和资本产出率（企业部门固定资本存量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之间的相互作用。利润率与利润份额成正比，与资本产出率成反比。
中国经济的资本产出率在1980-2007年趋于下降，说明在这壹时期中国经济的投资总的来说能够适应快速经济增长的需要，固定资本的使用效率不断提高。但是，在2007年以后，中国经济的资本产出率出现了明显的上升势头，至2017年上升到了2.02。按照现有趋势和上述假设，至2050年，中国经济的资本产出率将达到（很可能是世界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3.73。
中国经济资本产出率的快速上升，反映了马克思所说的“资本有机构成”上升的趋势。这将是造成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利润率下降趋势的壹个基本原因。
利润份额是决定利润率的另外壹个因素。按照国民经济核算，收入法国内生产总值（即国内收入总值）可以分为劳动收入总额（包括雇员报酬和小业主收入中的劳动部分）、资本家利润总额（包括各种形式财产收入，如公司利润、利息、租金等）、资本家缴纳税收（包括间接税减补贴、公司企业所得税和经过估算的资本家个人缴纳的个人收入所得税）和固定资本折旧。
2017年，固定资本折旧占中国国内收入总值的13.9%，劳动收入总额占42.7%，资本家缴纳税收占16.4%，资本家利润总额占27.0%。
利润份额的变化主要取决于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劳动收入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取决于工人阶级的斗争和阶级力量对比。上世纪九十年代，国有企业私有化摧毁了传统的城市工人阶级。在农村人民公社解体以后，农村向快速扩张的城市资本主义部门提供了数量庞大的廉价劳动力。这些因素决定了中国的工人阶级在与资本家阶级的经济斗争中长期处于不利地位。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从1983年的57.3%下降到2010年的35.8%。
但是2010年以后，由于无产阶级队伍的壮大和工人斗争的增强，中国开始出现劳动收入份额上升的趋势。至2015年，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恢复到了42.9%；2016年，又略微上升至43.1%。
可是2017年，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再次发生下降，下跌到42.7%。2017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具体原因还有待分析。资产阶级当局对部分地区工人运动积极分子的镇压、所谓“供给侧”经济改革、部分“事业单位”的市场化和私有化都在壹定程度上对于工人斗争产生了不利影响。仅从统计上分析，2017年，中国名义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了10.9%，名义劳动收入总额比上年增长了9.8%。名义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超过名义劳动收入总额的增长速度1.1个百分点，从而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另壹方面，2017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平减指数（即整个经济范围的物价指数）是3.7%，而同壹年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只有1.6%。如果比较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和实际劳动收入总额增长率，那么前者是6.9%，后者是8.1%。所以，如果剔除相对价格变化的影响，实际劳动收入总额的增长速度仍然高于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显示中国工人阶级的斗争力量仍然在趋于上升。
在计算了资本产出率和利润份额以后，就可以据此计算利润率了。在1992-2011年之间的二十年中，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利润率保持在19%以上，大大超过美国经济在同壹时期的利润率；在这壹时期，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利润份额保持在30%以上，同样大大超过美国经济在同壹时期的利润份额。这反映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对数亿中国劳动者的残酷剥削。
但是，自2007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利润率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趋势。利润率的下降，壹方面是因为资本产出率的快速上升，另壹方面也是因为利润份额有所下降。2007年至2016年，中国经济的利润率从23.3%下降到13.6%。这是否意味着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会很快爆发危机呢？
2017年，由于利润份额上升，中国经济利润率下降的速度有所放慢（当年中国经济的利润率为13.4%）。红色经济观察编写组认为，未来，只要中国经济的资本产出率继续快速上升，而中国的阶级力量对比不发生对工人阶级不利的大的变化，那么，中国经济的利润率就将继续趋于下降。
如果假设中国经济未来的劳动收入总额和间接税减补贴占国内收入总值的比例保持在2017年的水平，资本产出率按照图二推算的情景变化（见上壹期红色经济观察），固定资本折旧占国内收入总值的比例与资本产出率同比例变化，就可以推算中国经济从2018年至2050年的利润率。
综合中国和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经验，当中国经济的利润率下降到10%以下时，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爆发严重危机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加。根据美国经济在新自由主义时期的历史经验，当利润率下降到11%时美国经济会出现温和衰退，当利润率下降到10%以下时美国经济会发生严重危机。从中国经济的历史看，如果利润率下降到了10%以下，中国经济的利润率就将处于资本主义复辟时代的最低水平。此前，中国经济的利润率只有在1982年和1985年曾经壹度接近10%。1982年，当时的修正主义集团刚刚上台不久，立足未稳。为了收买人心，当局大幅度地提高了农产品收购价格，相当于城市部门对农村部门的大幅度收入转移。在统计上，这就表现为劳动收入份额的上升和利润份额、利润率的下降。1985年，当局实行“利改税”改革，将原国营企业上缴利润改为企业所得税，在统计上也表现为利润份额和利润率下降。这壹年，中国经济的利润率壹度下跌到9.6%。
按照现有趋势和上述假设，中国经济的利润率将于2020年下降到11.5%，于2025年下降到9.2%，于2030年下降到7.6%，于2035年下降到6.3%，于2040年下降到5.3%，于2045年下降到4.6%，最后于2050年下降到4.1%。
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基本任务是认识和把握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认识和把握特定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斗争的基本规律，并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指南，明确革命的领导力量，明确革命的主要对象和次要对象，确定无产阶级的同盟军，并努力争取、团结或在必要时分化瓦解各种中间力量。
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最基本的阶级矛盾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占有生产资料并且通过剥削他人劳动来攫取剩余价值。由于现代中国资本主义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失败以后、以资本主义复辟的方式演变过来的，中国资产阶级中的很大壹部分来自于“党国”官僚的上层（这里的“党国”指的是以“共产党”名义進行统治的资产阶级国家）；后者不仅通过他们掌握的国家机器为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积累服务，而且个人还往往通过对全民和集体财产巧取豪夺而积累了巨额财富。
无产阶级是自身不占有生产资料且被迫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劳动者。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核心国家，无产阶级壹般是人数最多的壹个阶级（虽然不壹定占绝对多数）。在半外围国家中，无产阶级壹般是在城市部门中人数最多的壹个阶级。
历史上，农民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现在，中国仍有近半数的劳动者生活在农村（其中大约三分之二从事农业，另外三分之壹的农村劳动者从事工业和服务业）。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过去常常将农民认为是“小资产阶级”的壹部分。这已经不符合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实际情况。在中国目前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生活在农村的农业劳动者，其农业收入几乎完全不能满足家庭的正常生活需要。现在，几乎没有哪个“农民”家庭，没有壹个或数个劳动力在城市或附近乡镇“打工”，充当雇佣劳动者。农村劳动者的农业生产活动实际上起着帮助在城市或乡镇“打工”的雇佣劳动者完成劳动力再生产的职能，而不是独立的商品生产活动。所以中国农村的劳动者，无论从事农业或非农业，壹般应视为半无产阶级。
类似的，在官方统计中认定为在城镇“个体”部门就业的劳动者，绝大多数生活状况与无产者相仿，甚至还不如在资本主义部门中就业的无产者，应当视为半无产阶级的壹部分。
城市部门中的雇佣劳动者也并非全部是无产阶级的壹部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除了需要大量的普通的雇佣劳动者以外，还需要壹批为资本家服务的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这些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如企业中层管理人员、基层公务员、工程师、技术人员、大学教授、教师、医生、律师、演员、体育明星等，在资本主义经济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意识形态的再生产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他们掌握特殊的技能，其劳动力再生产成本大大高于壹般无产者，且对自身的劳动过程有壹定的控制。为了保障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常运转，资产阶级对于这些特殊的雇佣劳动者愿意做出壹定的让步，给予他们的工资要显著高于壹般的无产者，实际上包含了壹部分剩余价值。这样的特殊的雇佣劳动者，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小资产阶级。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阶级矛盾，无产阶级是未来社会主义革命的领导力量。但是，在资本主义相对平稳发展、资产阶级正常统治的时期，现代小资产阶级壹般是政治上最活跃的阶级。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上的较量往往通过在小资产阶级中流行的各种思潮表现出来。这种社会现象，与小资产阶级中的壹部分直接从事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再生产（如大学教授、演员、体育明星）以及小资产阶级的大多数与无产阶级相比有相对较多的“闲暇”来关心各种政治问题有壹定关系。
就中国来说，在资本主义复辟初期，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当时叫“知识分子”）是修正主义集团（后来演变为资产阶级的上层）发动资本主义复辟、向工人阶级進攻的壹个主要的政治同盟军。
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壹般来说，劳动力市场是被民族国家分割的，这决定了核心、半外围和外围国家相互之间劳动力价格的巨大差别。但是，由于现代小资产阶级掌握特殊的劳动技能，因而核心国家往往用较高的劳动力价格来吸引外围、半外围国家的现代小资产阶级，这就造成了现代小资产阶级的劳动力市场在全球范围的相对统壹。这是外围、半外围国家壹部分现代小资产阶级支持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在政治上崇尚所谓“自由主义”的主要物质基础。
由于中国资本主义近年来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相对地位不断上升，这又在壹部分小资产阶级中产生了幻想，将他们自己的社会和经济地位与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的地位联系在壹起，寄希望于在中国资本主义积累的繁荣中实现自己更大的物质利益。这是在部分小资产阶级中流行的民族主义思潮的主要物质基础。
另壹方面，由于部分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的劳动群众幻想通过增加劳动力再生产方面的投入（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来改善子女的社会地位，现有的小资产阶级也面临越来越严重的竞争，从而造成部分小资产阶级劳动力价格的贬值。不仅如此，大量小资产阶级在消费方面相互之间恶性竞争，幻想向资产阶级靠拢，又大大提高了小资产阶级劳动力为了维持相当于小资产阶级的社会和经济地位所需要的成本（如买不起房、结不起婚、子女上不起“精英”学校等）。这两种倾向造成了相当壹部分小资产阶级不断地面临无产阶级化的威胁或者在实际上下降为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所面临的无产阶级化的倾向是相当壹部分小资产阶级青年思想激進化，乃至初步接受马列主义、向无产阶级靠拢在客观上的物质基础。
中国社会阶级可以被划分为六个阶级，其中，农村半无产阶级包括除了乡村资本家以外的全部乡村就业人员（无论从事农业或非农业）和官方估计的乡村失业人员；城镇半无产阶级包括城镇就业人员中不在“城镇单位”、“城镇私营单位”就业的所有人员以及官方估计的城镇失业人员；城镇无产阶级包括“城镇单位”和“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中除了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就业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和城镇资本家以外的其他全部就业人员。
在估算城镇现代小资产阶级的规模时，我们以官方统计中的城镇部门“专业技术人员”为基础。
“党国官僚”指的是官方定义的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就业人员。
1992年以前，在官方统计中没有关于资本家的数据。1992-2014年，“资本家阶级”包括官方定义的城镇私营企业投资者和乡村私营企业投资者。2014年以后，官方统计不再提供有关城乡私营企业投资者的数据。我们采用世界银行报告的“雇主”在中国全部就业人员中的比例来估算中国的资本家总数；由此而估算的资本家总数全部算做城镇资本家。自2015年起，不再估算农村资本家的数量。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阶级结构仍然带有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壹个外围国家的典型特征：农村半无产阶级占人口的绝大部分（占全部劳动力总数的73-74%）。另壹方面，这壹时期的中国阶级结构又表现出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国家的典型特征：在城市部门中，几乎全部的劳动力都在社会主义的正式部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单位）工作。这体现在当时相对高的无产阶级化程度。城镇无产阶级占城镇劳动力总数的绝大部分，占全社会劳动力总数的21-22%。城镇半无产阶级（主要是城镇个体劳动者和城镇登记失业人员）规模很小，1990年以前不到全社会劳动力总数的2%。现代小资产阶级（当时贵为“知识分子”）和党国官僚在全社会劳动力中各占1-2%。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资本主义全面复辟，中国的阶级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国有企业全面私有化，原来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残余相联系的城镇无产阶级被打垮。城镇正式部门就业大幅度萎缩，至2000年，城镇无产阶级占全社会劳动力的比重下降到了仅有11%。另壹方面，城镇非正式部门恶性膨胀，大量劳动者不得不在高度不稳定、没有保障、劳动时间超长、劳动环境恶劣的条件下接受资本家血汗工厂式的剥削。城镇半无产阶级从1990年占全社会劳动力总数的5%暴涨到2000年的15%。城镇现代小资产阶级的队伍也有所扩张，至2000年达到全社会劳动力总数的4%。2000年，官方统计的资本家数量占全社会劳动力总数的0.5%。
2000年至2010年，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高速扩张时期。在这壹时期，农村半无产阶级的相对规模和绝对规模都有所减少。至2010年，农村半无产阶级占全社会劳动力的比例下降到了54%；城镇半无产阶级占全社会劳动力的比例進壹步上升到了21%。城镇无产阶级的规模有所恢复，至2010年占全社会劳动力总数的15%；城镇现代小资产阶级占全社会劳动力的比例上升到了6%；官方统计的资本家总数增加到了全社会劳动力总数的2%。
2010年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的進壹步发展，中国的阶级结构开始出现新的、有重大意义的变化。首先，农村半无产阶级在中国现代史上第壹次下降到了50%以下。2017年，农村半无产阶级的总数减少到3.73亿，占全社会劳动力的比例减少到46%。在资本主义复辟时代，来自农村半无产阶级的剩余劳动力是中国资本主义积累的壹个主要动力，也是客观上资本家借以挑拨工农矛盾、逼迫城镇无产阶级接受低工资和恶劣劳动条件的壹个重要手段。农村半无产阶级的缩小，有助于城镇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加强自己反抗资本家的斗争。
在城市，阶级结构也发生了有利于无产阶级的变化。城镇无产阶级的队伍有所壮大，至2017年，城镇无产阶级的数量达到1.94亿，占全社会劳动力总数的比例增加到了24%，占全部城镇就业人员的46%。城镇现代小资产阶级的数量進壹步增加，至2017年达到7200万，占全部社会劳动力总数的9%。另壹方面，城镇半无产阶级的规模有所缩小。2017年，城镇半无产阶级的数量为1.24亿，占全部社会劳动力总数的15%。也正是在这壹时期，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反抗资本家剥削的斗争有所加强，中国经济中的劳动收入份额有所上升。
2017年，在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部门就业的党国官僚总数为1700万，占全社会劳动力总数的2%。世界银行所报告的中国资本家总数为2600万，为全社会劳动力总数的3%。
以上是截至2017年中国阶级结构变化的情况。那么，从现在到本世纪中叶，中国的阶级结构将发生哪些新的变化呢？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世界资本主义的历史经验都告诉我们，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必然趋向于无产阶级化，即无产阶级将成为整个社会中人数最多的壹个阶级乃至成为绝大多数。目前，农村半无产阶级仍然是中国人数最多的阶级。但是，按照现有趋势，他们将在不远的将来被城镇无产阶级所超过。
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在2011年超过10亿以后已经停止增长。由于劳动力参与率还在上升，中国的劳动力总数目前仍在缓慢增长，但是很快也将达到顶峰。2017年，中国的经济活动人口为8.07亿。
按照联合国预测，中国的全部劳动年龄人口在2025年以后将开始加速下降，至2050年将下降到8.15亿。在全部劳动年龄人口中，25岁以下的大部分还要读书上学，60岁以上的由于年老体弱大部分会退出劳动力市场。所以，处于25岁至59岁之间的“最佳劳动年龄”人口实际上决定了劳动力总数的大致规模。中国的25岁至59岁之间的人口将从2020年的7.67亿下降到2030年的6.91亿、2040年的6.41亿和2050年的5.63亿。
另壹方面，中国的城镇就业人口于2018年达到了4.34亿，且仍在以每年大约1000万的速度上升。城镇就业人口与最佳劳动年龄人口总数之差大致可以代表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仍然可以动员的剩余劳动力规模。在未来几十年，这支剩余劳动力队伍将壹方面由于中国劳动力总数的减少，壹方面由于城镇就业队伍的扩张而急剧萎缩。如果城镇就业队伍继续按照每年1000万的速度增加，那么，至2030年，城镇就业人员总数将增加到约5.5亿，中国经济剩余劳动力的总规模将减少到1.4亿。至2040年，城镇就业人员总数将增加到约6.5亿，超过那时的最佳劳动年龄人口总数，中国经济的剩余劳动力将实际上全部消失。
上述变化，如果确实发生，将不仅意味着城镇无产阶级和现代小资产阶级進行经济斗争的力量大大增加；而且，集中在城市且人数上占优势的无产阶级，如果能将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的大多数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就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按照自己的意志重新塑造整个中国社会，成为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创造者。
根据美元（市场汇率）计算，198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经济总产值的比例为1.7%；1985年，上升到2.4%；1990年，由于人民币贬值等原因下降到1.6%；1995年，增加到2.4%；2000年，上升到3.6%；2005年，上升到4.8%；2010年，上升到9.2%；2015年，進壹步上升到近15%。2017年，按照当期美元计算，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总产值的比例超过了15%，排在美国之后，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按照2011年不变国际元（即购买力平价美元）计算，199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经济总产值的3.7%；1995年，上升到5.9%；2000年，上升到7.4%；2005年，上升到9.8%；2010年，上升到14%；2015年，上升到17%。2017年，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总产值的18%，排在美国之前，为世界第壹大经济体。
按照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新古典增长理论，经济增长来自于劳动增长的贡献、“资本深化”的贡献（即伴随着机械化、自动化而来的机械化劳动比率提高带来的贡献）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反映技术進步）。表壹说明了1980-2018年各个时期中国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以及就业增长、资本深化贡献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情况。资本深化贡献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之和等于劳动生产率增长率。
中国经济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9.3%；九十年代加速到10.4%；在本世纪的前十年达到了10.6%。2010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有所放慢。2010-2015年，中国经济年平均增长7.9%；2013-2018年，中国经济年平均增长6.9%。对于中国官方经济增长率的可靠程度，在学术界壹向存在争议。最近由香港中文大学和美国芝加哥大学若干学者合作的壹篇学术论文认为，2008-2016年期间，中国官方的经济增长率与真实增长率相比平均高估1.7个百分点。本报告暂不介入相关的争议，仍以官方统计数据为基础進行相关分析。
按照新古典增长核算，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经济增长中大约壹半来自于就业人数的增长，大约四分之壹来自于资本深化的贡献，其余则来自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经济增长中大约10%来自于就业人数的增长，另有40-60%来自于来自于资本深化的贡献，其余则来自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在本世纪的最初十年，中国经济增长中大约60%来自于资本深化的贡献，大约三分之壹来自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只有很小壹部分来自于就业人数的增长。2013-2018年，中国经济增长中的82%来自于资本深化的贡献，15%来自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来自于就业人数增长的贡献可以忽略不计。可见，中国现在的经济增长高度依赖资本增长的贡献。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经济的劳动生产率年平均增长4.8%；到了九十年代，劳动生产率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加速到了9.3%；在本世纪前十年，進壹步加速到10%。2013-2018年，中国经济劳动生产率的年平均增长率下降到了6.7%。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半期，中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年平均增长率壹度跌入负值。上世纪九十年代上半期，全要素生产率年平均增长6.1%。在本世纪前十年，中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年平均增长速度保持在3.1%-3.9%。2013-2018年，中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年平均增长率下降到了1.1%。与资产阶级媒体炒作的所谓当代技术“飞速发展”相反，按照资产阶级经济统计，资本主义经济的“技术進步”速度在近年来显著放慢了。
资产阶级新古典经济学的生产要素价值论在理论上是反动的，但是这不妨碍我们借助新古典增长核算做壹些统计分析。假设中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未来每年增长1.05%（与2008-2013年的年平均增长率相同），假设中国的劳动力数量未来与劳动年龄人口同步增长（采用联合国对中国未来人口的预测），再假设中国经济维持近年的平均投资率（设本年企业部门固定资本投资总额为上壹年国内生产总值的31%）和折旧率（设企业部门固定资本存量的折旧率为5%），就可以推算中国在未来几十年的趋势增长率。
在资本主义复辟时代，中国经济还没有经历过真正的危机，但是发生过几次增长低谷。壹是在华国锋主导的改革退却后的经济调整期，1980年，中国经济增长约5%；二是在经历了1989年的重大政治动荡后，中国经济在1989-1990年每年增长约4%；三是在国有企业私有化、工人大规模下岗最严重的1998-1999年，中国经济每年增长不到8%；四是在经历了2010年的增长复苏以后，自2011年至2016年的增长率持续下滑。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保持在6%-7%的水平。
按照上述假设，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率将趋于逐步下降。预期中国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将在 2021-2030年下降到4.5%，至2031-2040年下降到3.1%，至2041-2050年再降为2.5%。至2050年，预期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按照2011年不变国际元计算将达到68.2万亿国际元（2017年为21.2万亿国际元），相当于美国2050年预期可以达到的国内生产总值的2.4倍。至2050年，预期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按照2011年不变国际元计算将达到50844国际元（2017年为15309国际元），相当于美国2017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94%，相当于美国2050年预期可以达到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69%。
如果这些预期都变为现实，那么中国将在2050年成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壹个核心国家，中国资产阶级所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迷梦也就可以算是实现了。但是，这就等于假设无论资本主义积累的内在矛盾还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结构性矛盾都对于中国资本主义不起作用，还要假设中国的资本主义积累可以不受世界范围资源与环境条件的约束。
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积累的内在矛盾必然导致周期性的和结构性的（长期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的论述和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资本主义积累的内在矛盾主要表现为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规律。正如以前的红色经济观察所说明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利润率取决于利润份额（利润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和资本产出率（企业部门固定资本存量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之间的相互作用。利润率与利润份额成正比，与资本产出率成反比。
中国经济的资本产出率在1980-2007年趋于下降，说明在这壹时期中国经济的投资总的来说能够适应快速经济增长的需要，固定资本的使用效率不断提高。但是，在2007年以后，中国经济的资本产出率出现了明显的上升势头，至2017年上升到了2.02。按照现有趋势和上述假设，至2050年，中国经济的资本产出率将达到（很可能是世界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3.73。
中国经济资本产出率的快速上升，反映了马克思所说的“资本有机构成”上升的趋势。这将是造成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利润率下降趋势的壹个基本原因。
利润份额是决定利润率的另外壹个因素。按照国民经济核算，收入法国内生产总值（即国内收入总值）可以分为劳动收入总额（包括雇员报酬和小业主收入中的劳动部分）、资本家利润总额（包括各种形式财产收入，如公司利润、利息、租金等）、资本家缴纳税收（包括间接税减补贴、公司企业所得税和经过估算的资本家个人缴纳的个人收入所得税）和固定资本折旧。
2017年，固定资本折旧占中国国内收入总值的13.9%，劳动收入总额占42.7%，资本家缴纳税收占16.4%，资本家利润总额占27.0%。
利润份额的变化主要取决于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劳动收入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取决于工人阶级的斗争和阶级力量对比。上世纪九十年代，国有企业私有化摧毁了传统的城市工人阶级。在农村人民公社解体以后，农村向快速扩张的城市资本主义部门提供了数量庞大的廉价劳动力。这些因素决定了中国的工人阶级在与资本家阶级的经济斗争中长期处于不利地位。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从1983年的57.3%下降到2010年的35.8%。
但是2010年以后，由于无产阶级队伍的壮大和工人斗争的增强，中国开始出现劳动收入份额上升的趋势。至2015年，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恢复到了42.9%；2016年，又略微上升至43.1%。
可是2017年，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再次发生下降，下跌到42.7%。2017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具体原因还有待分析。资产阶级当局对部分地区工人运动积极分子的镇压、所谓“供给侧”经济改革、部分“事业单位”的市场化和私有化都在壹定程度上对于工人斗争产生了不利影响。仅从统计上分析，2017年，中国名义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了10.9%，名义劳动收入总额比上年增长了9.8%。名义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超过名义劳动收入总额的增长速度1.1个百分点，从而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另壹方面，2017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平减指数（即整个经济范围的物价指数）是3.7%，而同壹年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只有1.6%。如果比较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和实际劳动收入总额增长率，那么前者是6.9%，后者是8.1%。所以，如果剔除相对价格变化的影响，实际劳动收入总额的增长速度仍然高于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显示中国工人阶级的斗争力量仍然在趋于上升。
在计算了资本产出率和利润份额以后，就可以据此计算利润率了。在1992-2011年之间的二十年中，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利润率保持在19%以上，大大超过美国经济在同壹时期的利润率；在这壹时期，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利润份额保持在30%以上，同样大大超过美国经济在同壹时期的利润份额。这反映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对数亿中国劳动者的残酷剥削。
但是，自2007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利润率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趋势。利润率的下降，壹方面是因为资本产出率的快速上升，另壹方面也是因为利润份额有所下降。2007年至2016年，中国经济的利润率从23.3%下降到13.6%。这是否意味着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会很快爆发危机呢？
2017年，由于利润份额上升，中国经济利润率下降的速度有所放慢（当年中国经济的利润率为13.4%）。红色经济观察编写组认为，未来，只要中国经济的资本产出率继续快速上升，而中国的阶级力量对比不发生对工人阶级不利的大的变化，那么，中国经济的利润率就将继续趋于下降。
如果假设中国经济未来的劳动收入总额和间接税减补贴占国内收入总值的比例保持在2017年的水平，资本产出率按照图二推算的情景变化（见上壹期红色经济观察），固定资本折旧占国内收入总值的比例与资本产出率同比例变化，就可以推算中国经济从2018年至2050年的利润率。
综合中国和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经验，当中国经济的利润率下降到10%以下时，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爆发严重危机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加。根据美国经济在新自由主义时期的历史经验，当利润率下降到11%时美国经济会出现温和衰退，当利润率下降到10%以下时美国经济会发生严重危机。从中国经济的历史看，如果利润率下降到了10%以下，中国经济的利润率就将处于资本主义复辟时代的最低水平。此前，中国经济的利润率只有在1982年和1985年曾经壹度接近10%。1982年，当时的修正主义集团刚刚上台不久，立足未稳。为了收买人心，当局大幅度地提高了农产品收购价格，相当于城市部门对农村部门的大幅度收入转移。在统计上，这就表现为劳动收入份额的上升和利润份额、利润率的下降。1985年，当局实行“利改税”改革，将原国营企业上缴利润改为企业所得税，在统计上也表现为利润份额和利润率下降。这壹年，中国经济的利润率壹度下跌到9.6%。
按照现有趋势和上述假设，中国经济的利润率将于2020年下降到11.5%，于2025年下降到9.2%，于2030年下降到7.6%，于2035年下降到6.3%，于2040年下降到5.3%，于2045年下降到4.6%，最后于2050年下降到4.1%。
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基本任务是认识和把握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认识和把握特定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斗争的基本规律，并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指南，明确革命的领导力量，明确革命的主要对象和次要对象，确定无产阶级的同盟军，并努力争取、团结或在必要时分化瓦解各种中间力量。
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最基本的阶级矛盾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占有生产资料并且通过剥削他人劳动来攫取剩余价值。由于现代中国资本主义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失败以后、以资本主义复辟的方式演变过来的，中国资产阶级中的很大壹部分来自于“党国”官僚的上层（这里的“党国”指的是以“共产党”名义進行统治的资产阶级国家）；后者不仅通过他们掌握的国家机器为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积累服务，而且个人还往往通过对全民和集体财产巧取豪夺而积累了巨额财富。
无产阶级是自身不占有生产资料且被迫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劳动者。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核心国家，无产阶级壹般是人数最多的壹个阶级（虽然不壹定占绝对多数）。在半外围国家中，无产阶级壹般是在城市部门中人数最多的壹个阶级。
历史上，农民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现在，中国仍有近半数的劳动者生活在农村（其中大约三分之二从事农业，另外三分之壹的农村劳动者从事工业和服务业）。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过去常常将农民认为是“小资产阶级”的壹部分。这已经不符合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实际情况。在中国目前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生活在农村的农业劳动者，其农业收入几乎完全不能满足家庭的正常生活需要。现在，几乎没有哪个“农民”家庭，没有壹个或数个劳动力在城市或附近乡镇“打工”，充当雇佣劳动者。农村劳动者的农业生产活动实际上起着帮助在城市或乡镇“打工”的雇佣劳动者完成劳动力再生产的职能，而不是独立的商品生产活动。所以中国农村的劳动者，无论从事农业或非农业，壹般应视为半无产阶级。
类似的，在官方统计中认定为在城镇“个体”部门就业的劳动者，绝大多数生活状况与无产者相仿，甚至还不如在资本主义部门中就业的无产者，应当视为半无产阶级的壹部分。
城市部门中的雇佣劳动者也并非全部是无产阶级的壹部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除了需要大量的普通的雇佣劳动者以外，还需要壹批为资本家服务的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这些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如企业中层管理人员、基层公务员、工程师、技术人员、大学教授、教师、医生、律师、演员、体育明星等，在资本主义经济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意识形态的再生产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他们掌握特殊的技能，其劳动力再生产成本大大高于壹般无产者，且对自身的劳动过程有壹定的控制。为了保障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常运转，资产阶级对于这些特殊的雇佣劳动者愿意做出壹定的让步，给予他们的工资要显著高于壹般的无产者，实际上包含了壹部分剩余价值。这样的特殊的雇佣劳动者，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小资产阶级。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阶级矛盾，无产阶级是未来社会主义革命的领导力量。但是，在资本主义相对平稳发展、资产阶级正常统治的时期，现代小资产阶级壹般是政治上最活跃的阶级。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上的较量往往通过在小资产阶级中流行的各种思潮表现出来。这种社会现象，与小资产阶级中的壹部分直接从事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再生产（如大学教授、演员、体育明星）以及小资产阶级的大多数与无产阶级相比有相对较多的“闲暇”来关心各种政治问题有壹定关系。
就中国来说，在资本主义复辟初期，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当时叫“知识分子”）是修正主义集团（后来演变为资产阶级的上层）发动资本主义复辟、向工人阶级進攻的壹个主要的政治同盟军。
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壹般来说，劳动力市场是被民族国家分割的，这决定了核心、半外围和外围国家相互之间劳动力价格的巨大差别。但是，由于现代小资产阶级掌握特殊的劳动技能，因而核心国家往往用较高的劳动力价格来吸引外围、半外围国家的现代小资产阶级，这就造成了现代小资产阶级的劳动力市场在全球范围的相对统壹。这是外围、半外围国家壹部分现代小资产阶级支持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在政治上崇尚所谓“自由主义”的主要物质基础。
由于中国资本主义近年来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相对地位不断上升，这又在壹部分小资产阶级中产生了幻想，将他们自己的社会和经济地位与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的地位联系在壹起，寄希望于在中国资本主义积累的繁荣中实现自己更大的物质利益。这是在部分小资产阶级中流行的民族主义思潮的主要物质基础。
另壹方面，由于部分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的劳动群众幻想通过增加劳动力再生产方面的投入（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来改善子女的社会地位，现有的小资产阶级也面临越来越严重的竞争，从而造成部分小资产阶级劳动力价格的贬值。不仅如此，大量小资产阶级在消费方面相互之间恶性竞争，幻想向资产阶级靠拢，又大大提高了小资产阶级劳动力为了维持相当于小资产阶级的社会和经济地位所需要的成本（如买不起房、结不起婚、子女上不起“精英”学校等）。这两种倾向造成了相当壹部分小资产阶级不断地面临无产阶级化的威胁或者在实际上下降为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所面临的无产阶级化的倾向是相当壹部分小资产阶级青年思想激進化，乃至初步接受马列主义、向无产阶级靠拢在客观上的物质基础。
中国社会阶级可以被划分为六个阶级，其中，农村半无产阶级包括除了乡村资本家以外的全部乡村就业人员（无论从事农业或非农业）和官方估计的乡村失业人员；城镇半无产阶级包括城镇就业人员中不在“城镇单位”、“城镇私营单位”就业的所有人员以及官方估计的城镇失业人员；城镇无产阶级包括“城镇单位”和“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中除了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就业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和城镇资本家以外的其他全部就业人员。
在估算城镇现代小资产阶级的规模时，我们以官方统计中的城镇部门“专业技术人员”为基础。
“党国官僚”指的是官方定义的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就业人员。
1992年以前，在官方统计中没有关于资本家的数据。1992-2014年，“资本家阶级”包括官方定义的城镇私营企业投资者和乡村私营企业投资者。2014年以后，官方统计不再提供有关城乡私营企业投资者的数据。我们采用世界银行报告的“雇主”在中国全部就业人员中的比例来估算中国的资本家总数；由此而估算的资本家总数全部算做城镇资本家。自2015年起，不再估算农村资本家的数量。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阶级结构仍然带有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壹个外围国家的典型特征：农村半无产阶级占人口的绝大部分（占全部劳动力总数的73-74%）。另壹方面，这壹时期的中国阶级结构又表现出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国家的典型特征：在城市部门中，几乎全部的劳动力都在社会主义的正式部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单位）工作。这体现在当时相对高的无产阶级化程度。城镇无产阶级占城镇劳动力总数的绝大部分，占全社会劳动力总数的21-22%。城镇半无产阶级（主要是城镇个体劳动者和城镇登记失业人员）规模很小，1990年以前不到全社会劳动力总数的2%。现代小资产阶级（当时贵为“知识分子”）和党国官僚在全社会劳动力中各占1-2%。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资本主义全面复辟，中国的阶级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国有企业全面私有化，原来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残余相联系的城镇无产阶级被打垮。城镇正式部门就业大幅度萎缩，至2000年，城镇无产阶级占全社会劳动力的比重下降到了仅有11%。另壹方面，城镇非正式部门恶性膨胀，大量劳动者不得不在高度不稳定、没有保障、劳动时间超长、劳动环境恶劣的条件下接受资本家血汗工厂式的剥削。城镇半无产阶级从1990年占全社会劳动力总数的5%暴涨到2000年的15%。城镇现代小资产阶级的队伍也有所扩张，至2000年达到全社会劳动力总数的4%。2000年，官方统计的资本家数量占全社会劳动力总数的0.5%。
2000年至2010年，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高速扩张时期。在这壹时期，农村半无产阶级的相对规模和绝对规模都有所减少。至2010年，农村半无产阶级占全社会劳动力的比例下降到了54%；城镇半无产阶级占全社会劳动力的比例進壹步上升到了21%。城镇无产阶级的规模有所恢复，至2010年占全社会劳动力总数的15%；城镇现代小资产阶级占全社会劳动力的比例上升到了6%；官方统计的资本家总数增加到了全社会劳动力总数的2%。
2010年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的進壹步发展，中国的阶级结构开始出现新的、有重大意义的变化。首先，农村半无产阶级在中国现代史上第壹次下降到了50%以下。2017年，农村半无产阶级的总数减少到3.73亿，占全社会劳动力的比例减少到46%。在资本主义复辟时代，来自农村半无产阶级的剩余劳动力是中国资本主义积累的壹个主要动力，也是客观上资本家借以挑拨工农矛盾、逼迫城镇无产阶级接受低工资和恶劣劳动条件的壹个重要手段。农村半无产阶级的缩小，有助于城镇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加强自己反抗资本家的斗争。
在城市，阶级结构也发生了有利于无产阶级的变化。城镇无产阶级的队伍有所壮大，至2017年，城镇无产阶级的数量达到1.94亿，占全社会劳动力总数的比例增加到了24%，占全部城镇就业人员的46%。城镇现代小资产阶级的数量進壹步增加，至2017年达到7200万，占全部社会劳动力总数的9%。另壹方面，城镇半无产阶级的规模有所缩小。2017年，城镇半无产阶级的数量为1.24亿，占全部社会劳动力总数的15%。也正是在这壹时期，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反抗资本家剥削的斗争有所加强，中国经济中的劳动收入份额有所上升。
2017年，在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部门就业的党国官僚总数为1700万，占全社会劳动力总数的2%。世界银行所报告的中国资本家总数为2600万，为全社会劳动力总数的3%。
以上是截至2017年中国阶级结构变化的情况。那么，从现在到本世纪中叶，中国的阶级结构将发生哪些新的变化呢？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世界资本主义的历史经验都告诉我们，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必然趋向于无产阶级化，即无产阶级将成为整个社会中人数最多的壹个阶级乃至成为绝大多数。目前，农村半无产阶级仍然是中国人数最多的阶级。但是，按照现有趋势，他们将在不远的将来被城镇无产阶级所超过。
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在2011年超过10亿以后已经停止增长。由于劳动力参与率还在上升，中国的劳动力总数目前仍在缓慢增长，但是很快也将达到顶峰。2017年，中国的经济活动人口为8.07亿。
按照联合国预测，中国的全部劳动年龄人口在2025年以后将开始加速下降，至2050年将下降到8.15亿。在全部劳动年龄人口中，25岁以下的大部分还要读书上学，60岁以上的由于年老体弱大部分会退出劳动力市场。所以，处于25岁至59岁之间的“最佳劳动年龄”人口实际上决定了劳动力总数的大致规模。中国的25岁至59岁之间的人口将从2020年的7.67亿下降到2030年的6.91亿、2040年的6.41亿和2050年的5.63亿。
另壹方面，中国的城镇就业人口于2018年达到了4.34亿，且仍在以每年大约1000万的速度上升。城镇就业人口与最佳劳动年龄人口总数之差大致可以代表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仍然可以动员的剩余劳动力规模。在未来几十年，这支剩余劳动力队伍将壹方面由于中国劳动力总数的减少，壹方面由于城镇就业队伍的扩张而急剧萎缩。如果城镇就业队伍继续按照每年1000万的速度增加，那么，至2030年，城镇就业人员总数将增加到约5.5亿，中国经济剩余劳动力的总规模将减少到1.4亿。至2040年，城镇就业人员总数将增加到约6.5亿，超过那时的最佳劳动年龄人口总数，中国经济的剩余劳动力将实际上全部消失。
上述变化，如果确实发生，将不仅意味着城镇无产阶级和现代小资产阶级進行经济斗争的力量大大增加；而且，集中在城市且人数上占优势的无产阶级，如果能将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的大多数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就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按照自己的意志重新塑造整个中国社会，成为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创造者。
1 篇帖子
• 分页： 1 /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