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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杨连宁

众所周知，胡锡進在答境外记者问时，承认自己的“翻墙”特权是“工作需要”，也承认需要“防火墙”屏蔽老百姓获取信息：壹听这话，顿时就勾起了我的优越感记忆！

为什么？因为跟他同属司局级但已退休的我本人，从小就生活在信息特供的高干家庭里！

我老爹在世时是省军级，不但有白盒中华或简装茅台等奢侈品特供，还有按级别的信息与图书特供：信息特供是派发《动态清样》与《未定稿》和每天上、下午各两册“大参考”，图书特供则是公费派发《美国与中国》或者《金瓶梅》。

我老伴年轻时干过机要秘书，每天都按级别给领导分送大参考，不该看的信息只由领导独享，内部信息天天过手，也只能偷窥，绝不敢透露扩散。否则也会像李文亮那样被训诫的！

为什么？因为如今《环球时报》的前身《参考消息》，当年也是科级以上干部才能订阅的，老百姓只剩下学社论、听传达和敲锣打鼓、扬尘舞蹈地表忠心、献红心的权利。

信息为什么要按职权分等级配给？因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也因为“惟上智与下愚不移”，至圣先师为统治者献计献策的统治术，权术与驭民术，没办法，就是这么有优越感：官员叫做“牧”，百姓属于羊群，牧羊人驱赶羊群是需要技巧的！

妳看！信息独享或专供的特权，是个拦截与垄断信息后，再按照等级层层递减派发的制度设计，对吧？什么信息是老百姓不能知道的，什么信息是官员必须知道，都是出于“维稳”的“工作需要”，不是吗？

官民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信息资源成了统治手段，除了垄断与圣化权力的神秘感、神圣感之外，除了垄断与巫魅化知识之外、为的就是培育并维系两千年壹脉以承的上智下愚，有没有，妳敢说没有？

这种垄断与派发信息的制度安排，剥夺了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奉行的救是上智下愚，对不对？统治者想把整个信息的汪洋大海，装進壹个又小又破的专制旧瓶子里，无非是想透过控制信息来控制人心与人身，对不对？

我当年主编青年报时，已是正县处级；官媒官办的胡总编，如今爬到跟本人同级的地厅级，表明我们同属官僚科层体系上吃俸禄的百官众吏之食物链上的壹张嘴而已，被称为“肉喇叭”的壹张嘴，吃谁的饭，就要护谁的锅，肯定属于“工作需要”，就如美国国务院不再认定《人民日报》等为媒体，改为定性为“政府代理人”壹样，对不对？

谭嗣同曾纵论中国历史为“两千年之政，秦政也；两千年之学，乡愿也”；也认为上智下愚，难以为继。为什么？就因为信息社会仍沿袭农耕社会的上智下愚，结果壹定是上下壹起保持愚蠢，绝不会独有上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