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转型的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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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主转型的方略
由 左翼反共人士 » 2020年3月26日
作者 中国网友
1. 引言
现在中国整个国家都处在壹场巨大而癫狂的群众运动之中，其标志是“习近平”的个人崇拜，“中国共产党”的全方位信息审查和宣传以及“中国梦”这壹应许的未来，伴以疯狂的排外主义情绪，在下文我暂且将它称为“小粉红运动”。中国共产党深知：“极权政府最危险的时刻就是开始改革的时刻，也就是开始流露自由倾向的时刻”。因此，它不得不将触手延伸到社会的每壹个角落，把人民脖子上的绞索越勒越紧，以期全面控制人民，而改良主义也已宣告死亡。此时，我们要问，有没有办法在这样恶劣的情况下发动壹场革命，特别是，有没有办法发动壹场宪政民主革命，使中国走向这壹现代化的唯壹道路。我认为这是肯定的，而且它要成功则必须是壹场民族主义革命。本文的目的是要对此進行详细叙述。
2. 民族主义里的“民族”是什么？
这里具体的民族根本不重要，可以是汉族，中华民族，或者是广义的中国人，真正重要的是“民族”这个概念带来的共识和团结。我们甚至可以在不同场合使用完全不同的民族定义，但是即使是这样模糊定义的民族主义，也有着非凡的力量。革命不是学术研究，重要的不是事实是怎么样的，而是人民愿意相信什么。法国大革命中的革命者就同时自称罗马人和高卢人，同时是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但这丝毫不影响革命的合法性和革命者的热情。同样，锡安主义运动无论对正统犹太人还是世俗犹太人，阿什肯纳兹犹太人还是塞法迪犹太人，甚至是更名换姓伪装成犹太裔的东欧人都来者不拒，这样模糊的民族定义并不妨碍锡安主义运动取得辉煌的成果并把以色列建立成最现代化的宪政民主国家之壹。
3. 为什么我们只能用民族主义来建立共识？
请注意，我们所需要争取的不是会上品葱网的人的支持，而是百分之壹乃至于十分之壹中国人的支持，而且仅仅是他们的支持还不够，我们需要的是他们狂热地追随。而能做到这壹点又能向民主宪政道路发展的，唯有民族主义。首先，我们要明确的是，再高明的宣传也不能创造任何全新的事物，它只能使群众信仰他们“已知”的事情，或者把某些已经为人们所接受的主张强化。杰出宣传家所发出的声音，其实是民众自己声音的共鸣。这就是为什么我反对把“民主宪政”作为直接的宣传口号。与西方希腊罗马的传统不同，中国人几千年来从来没有经历过民主社会，他们的内心是没有“民主宪政”的声音的，所以为此宣传必定会失败。从另壹个角度来看，受益于“小粉红运动”，中国人心中“民族主义”的声音异常的强大，这就意味着，当民族主义和中共走向对立面时（为什么这必然会发生将在后文解释），宣传家煽动民族主义的共鸣和反抗会非常地容易。其次，我们还要明确，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已经处于非正常和非理性的状态了（即使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都是“小粉红运动”中的“狂热分子”。而狂热分子是无法被“说服”的，他们只能被“煽动”。在中国人被灌输的思想中，能被進壹步煽动的，只有两者，壹为“民族主义”，二为“共产主义”。为什么我们应该选择前者是不证自明的。
更重要的是，革命者要想清楚的，不仅有如何推翻现有的政权和秩序，还有如何在新政权中成功实现变革。任何壹个政府想要做到后者，就必须团结新政权下的人民，这里的团结必须基于人民已有的同质性，最好是人民在社会中与生俱来的同质性。这样的同质性即使不存在，也要被创造出来，最好的例子就是锡安主义者复兴希伯来语的运动。我可以肯定地说，在中国人仅有的壹些选项中，以民族主义来塑造同质性，即使不是最好的，也至少是最无害的。
4. 为什么民族主义和民主宪政是可以自洽的？
这个问题已经在现实中已经有无数成功的例子，尼赫鲁在印度基于民族主义建立了民主宪政，凯末尔在土耳其基于民族主义建立了民主宪政，锡安主义者也在以色列基于民族主义建立了民主宪政，美国独立实质上也代表了美国民族主义的觉醒。我甚至可以说，民族主义和民主宪政是天然自洽的。米尔顿·弗里德曼就说过：“壹个社会中，同质的人民总比异质的人民走得更远。”英裔美国人占主导地位的早期美国社会的民主制度就远比今天美国的民主制度更有生命力。
“小粉红运动”中的狂热分子，同时排斥民主宪政和西方国家的原因，并不是来源于他们对于民主宪政的憎恨，而是来源于他们对中共现有体制的信心。当后者被前者粗暴地碾碎时，即使他们对前者怀有极度的憎恨，他们反而会由于绝望而投向前者的怀抱。
5. 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和民族主义之间有不可调和的矛盾？
托克维尔认为：“决定美国民主制度的因素有环境、制度和民情，其中民情起到决定性作用。”我也想说，决定中国共产党命运的因素有环境、制度和民情，其中民情起到决定性作用。在这里我所说的“民情”，指的是“中共党员和执政者的理念和实践”。这就是为什么即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有着像模像样的宪法，它在现实中几乎等同于废纸，因为宪法本身是与中共党员和执政者的理念和实践相悖的。我甚至可以说，习近平本人就是中共民情的产物和具象化——他代表的是中共从毛泽东时代继承的传统。这也是为什么他能如此轻易地修改宪法成为终身主席，这是因为从邓小平时代继承的“制度”的影响力远弱于从毛泽东时代继承的“民情”。因此，要考察中共的决策和命运，就必须要考察中共的民情。
影响这壹民情的首要因素，是历史和传统。在此，我无意列举中共历史上对中国人民所行的暴行和罪恶，但我想提到的是，中共如今所行的诸多荒诞政策，是有其历史根源的，比如所谓山东大学学伴政策就可以追溯到延安时期的给外国人分配妻子政策。可以肯定的是，民族主义从来就不属于中国共产党的传统，中共将自己与民族主义捆绑是近三十年才发生的事。具有民族主义传统的，反而是国民党（nationalist party）。自其建党，国民党发动了许多中共教科书中避而不谈的民族主义运动，并取得了很大成功，而蒋介石的最大错误在于，在二战结束后没有发动另壹场民族主义运动，将自己的传统利剑弃之不用，结果被另壹场群众运动所消灭。回归正题，我认为当今中国政府之许多矛盾政策，比如同时進行排外主义宣传和给与外国人超国民待遇，本质上是习近平所代表的中共长久以来的传统和近三十年所捆绑的民族主义之间的矛盾。而前者作为终身主席的胜利是可以预见的。
影响这壹民情的另壹个因素，是利益。中共起源于壹场群众运动，但是它早已退化成壹个实务组织，而实务组织的首要任务，就是满足其成员的个人利益。它最大的渴望，就是“掌握和保有现在”，以不断地为其成员输送利益。它从民族主义中所唯壹想获得的，就是所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壹远程的希望和麻醉剂，使其替换“共产主义”的乌托邦，用以缓和人民的急躁，使他们各安天命。但是，人民之所以投身壹场群众运动，恰恰是由于对改变的渴望，是为了打碎现在，得到重生。那么，中共是如何发动“小粉红运动”，并调和“改变”和“保守”之间的矛盾的呢？答案是，中共编织了以美国为代表的世界秩序导致人民的悲惨生活的谎言，并把人民对现实的改变的渴望导引为对世界秩序的改变的渴望。这壹谎言的荒谬性毋庸置疑（中国近二十年的发展恰恰受益于现有的世界秩序），但是这壹谎言是否荒谬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这壹谎言所承诺的改变是无法达成，甚至是无法取得進展的。这就意味着，当希望逐渐破灭，人民生活状况進壹步恶化时，渴望打碎现在的“小粉红运动”的狂热者必然会寻求“真正的改变”。而保守的中共，是无法掌控和驾驭壹场真正狂热的群众运动的。这也是为什么当民族主义变得狂热时，中共反而会站在民族主义的对立面。
6. 为什么现在中国的社会环境有利于革命？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考察的是中国的社会环境是怎样的。在过去的四十年，中国经历了高速的城市化并且这个过程在今天仍在持续。这样的城市化带来的最显著影响就是中国传统社会家庭结构的打碎。这也意味着大量软弱无力，孤悬于社会的畸零人被创造了出来。他们是农民工，低学历者，或者是下岗工人。他们没有技能，不被尊重，极难融入城市生活甚至对未来有深深的恐慌和不安。他们在失去了乡村（对于辍学生是学校）的团体社会结构后，心中最渴望的就是找到壹个强大的新团体并依附于它，以从空虚和自我仇恨中解脱。这样的渴望，在经济不景气和失业率上涨的现状中愈加迫切，甚至不惜欺骗自己。这样的团体，中共已经给他们准备好了，这就是“小粉红运动”。他们选择加入“小粉红运动”，并不是由于他们的愚蠢或者恶毒，而是因为这是他们仅存的选择，是因为中共已经将其他任何可能带来团结和集体安全感的组织，包括教会，工会，自治社区和私人结社摧毁殆尽。
但是，中共如此精心营造的原子化社会，反而能为革命带来极大的便利。因为最有利于群众运动兴起和传播的环境，是壹个原本就有紧密组织但却因为某种理由而处于解体中的社会。我们要明确的是，群众运动是可替代的。正如二战前夕德国最容易成为纳粹的人是前共产党员，狂热的无神论者也最容易变成狂热的宗教徒。当“小粉红运动”的狂热者们由于现实的恶化而失去对“中国梦”的希望时，他们会本能地皈依另壹个群众运动以填补再度空虚的心灵。这个群众运动可以是毛左运动，可以是排外主义运动，也可以是革命者主导的民族主义运动。这也是为什么比起“小粉红”，致力于实现民主宪政的革命者更应该警惕的是“毛左”。因为前者注定会失败消亡，而后者很可能作为壹种更加激進的群众运动取代前者的位置。后者虽然荒谬并已在历史上证明失败，但是它的优势是仍能在社会上半合法地存在。事实上，成规模的小粉红皈依为毛左，或者是田园民族主义者（排外主义者）的现象正在发生。这些皈依者很难发出声音，是因为他们是无组织，无领袖的，我们的革命者要是想主导这壹过程，就必须加速中国社会经济的崩塌以使自己能够成立组织。
7. 革命者们该做什么？
对此，霍弗曾说：“壹个群众运动若遇到正在分崩离析的家族、部落或国家，就会有机可乘，满载而归。反之，如果碰到的是组织完好无缺的团体，就必须予以打击和分化。”我想明确的是，这里所说的“打击和分化”不是也不能是直接针对“小粉红运动”的，我甚至认为“小粉红运动”的任何直接打击和分化都是无效甚至无意义的，相反，真正有利于瓦解“小粉红运动”并使之效力于革命者的，是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经济秩序的打击和分化。
为什么我会这么认为？因为通常来说，要使壹个群众运动中的狂热者放弃原本的信仰，“说服”是完全不可能的手段。真正有效的手段，壹是使狂热者意识到自己已经被这个群众运动所抛弃或与这个群众运动完全切断联系，二是使狂热者对这个群众运动所应许的未来完全绝望。前者即是所谓的政治迫害，后者则会因中国经济的衰败缓慢发生。但是在上文我已说过，因此放弃信仰的小粉红，很快就会由于自我逃避和憎恨的需要转投诸如“毛左”之类无法为革命者引导利用的群众运动。还可能发生的是，他们不久后就会自我批判，自我欺骗以挣扎着重建与“小粉红运动”这壹集体的联系并重新成为小粉红，这种现象也在被斯大林的秘密警察残酷迫害的老布尔什维克身上发生过。这些老布尔什维克感到自己被组成自己生命的每壹个要素所孤立，因此他们真心地辱骂自己，指责自己犯下滔天大罪，并不是因为他们真的犯下罪行，而是他们希望以此重建自己与那永恒集体间的联系。这些重新皈依者显然是我们所不希望见到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对于“小粉红运动”的直接打击和分化是无效和无意义的。
那为什么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经济秩序的打击和分化是有效的？这是因为任何壹场群众运动，包括我们所设想的革命，想要发生并且获得成功，就必须要成立壹个紧密的组织，发出自己的声音并且大规模地吸纳新成员。所有无组织的革命，包括阿拉伯的茉莉花革命和香港的民主运动，最后要么是没有发生，要么没有取得良好的成果。这个组织必须是现实中的，因为网络上的组织是不可能紧密而团结的。这样壹个组织，只能在中共对于社会的控制极端薄弱的环境下才可能诞生，而这壹定是中国的社会经济秩序极度衰败的结果。需要明确的是，我认为后者是必然会发生的，中共对社会控制的加强并不能阻止这壹進程，反而会为这壹進程加速。我们要清楚，革命者的目的是要打碎现在的，革命者只有对现在充满绝望和憎恨，才能够全心投入未来，因此中国人要是对现在还有任何希望，就不可能参加革命。这就是为什么革命者需要让中国人陷入绝望。只有绝望还不够，绝望是改变的动机，但只有仇恨才是改变的动力，因此革命者必须要让中国人充满仇恨，无论这个仇恨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对本国人的还是外国人的。这样，当壹个紧密而活跃的组织建立后，他就可以在充满绝望和仇恨的中国社会大展拳脚，不但能大规模地从失去信仰的小粉红中吸纳成员，还能让因经济恶化而陷入贫穷的新穷人紧紧跟随。
最后革命者们最希望的是中国发动战争，因为这不止能让社会经济秩序急剧恶化，还能创造大量的老兵和退伍军人。他们刚刚脱离了组织紧密的军队，迫切地需要加入壹个新的紧密团体。和壹战后的俄国类似，从战败中归来的老兵，会成为第壹个参加革命军，并将子弹射向自己的将军的人。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为了本国军队在壹战战场上的惨败而欢呼雀跃，而壹个崭新的国家也会从战败的中国上冉冉升起。
8. 给革命者的忠告
革命者千万不能低估发动这场革命并取得胜利的难度，中共是人类历史上存在过的最强大的极权政府，它同时也清楚地了解其他历史上曾存在过的其他极权政府是怎么被摧毁的。虽然这并不意味着它能够克服那些极权政府所固有的弱点，但是它壹定会尽其所能地扼杀革命者。革命者最大的优势是我们并不介意与现在殊死搏斗并最终将它撕碎，但是中共却想尽全力地维持它的存在，哪怕它已经腐朽透顶。通常来说，摧毁壹件事物总比保存它更为简单。
仇恨对于革命成功是必要的。我们壹切的热枕、激情和希望，分解的时候都会释放出恨；反之，通过激起恨意，我们也可以合成热枕、激情和希望。宗教改革运动中，路德和加尔文的信仰因仇恨而坚定，没有仇恨，宗教改革运动不可能成功。仇恨还是团结最好的催化剂。香港的民主运动没有壹个紧密的组织也没有领袖，它能持续如此长的时间的原因几乎完全是出于对中共暴政的恨。革命者必须煽动民众对于中共的仇恨，基于民族主义的仇恨则是好上加好。
革命者壹定要许诺并实现壹个明确而又可达成的短期目标，哪怕它是非理性的，民粹的，暴力的，包括但不限于公审共产党员并收缴分配所有海外资产，废除所有外国人超国民待遇并取消民族划分。最好的情况下，它是能惠及所有革命者乃至所有人民的，但是通常它会深深伤害壹些人的利益。这样的伤害是必须的，原因是，如果不许诺这样的目标，则革命无法发动，如果许诺这样的目标却不去实现，革命就会土崩瓦解，领袖自身也难逃壹劫。反之，如果它被实现，它能够极大地团结革命者并且能够为未来大刀阔斧的变革铺平道路。这也是我强烈主张这壹革命基于民族主义的另壹原因，因为民主宪政是基于妥协的，纯粹的民主宪政革命纲领中很难找到这样的短期目标。
革命者最需要团结的人是退伍军人。革命者首先要关心的事物，是如何建立军队，夺取军队的控制权或者争取军队的中立。这个问题非常困难，在现在的中国很难進行讨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在未来是不可能的。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六四运动给我们的教训是做不到这壹点就必然导致失败。
革命者必须要对未来怀有希望。我不否认在壹个腐败的国度中建立自由是非常困难的，但是革命者必须要相信民主宪政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唯壹道路（这壹点的论证需要壹整本书，比如说《论美国的民主》），无论以什么样的方式，无论有多少人已经在这条路上失败，总会有壹群又壹群的人踏上这条路。同时，革命者必须认识到希望是我们所有力量的来源。我们无论失去什么也不能失去勇气。
9. 结论
本文想探讨的是，关于在现在的中国发动民主宪政革命的壹些问题。至于如果革命成功，到底能不能建立壹个民有、民治、民享的国家，则不在本文的探讨范围。马基雅维利就认为在壹个腐败的国度中建立自由几乎是不可能的，他说：“匡正城邦的政治生活，要以壹个好人为前提；借暴力手段篡夺共和国的王位，却要以壹个恶人为要件。然而鲜有好人愿意用卑鄙的手段登上王位，即使他有着良好的目的；也鲜有恶人在登上王位后打算行善，即使他动过运用自己以卑鄙手段篡夺的权力来行善的念头。”但是既然凯末尔和尼赫鲁能够成功，我想中国还是有些许希望。我最后想说的是，历史上的诸多变革和运动，哪怕是壹些历史完全给予了正面评价的变革和运动，比如美国的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背后都充满了暴力和血腥，或者是阴谋和欺骗。拒绝使用恶行来达成善举的人，是注定会失败的。
本文的观点基于霍弗，托克维尔和马基雅维利，为节省时间不具体引用。
1. 引言
现在中国整个国家都处在壹场巨大而癫狂的群众运动之中，其标志是“习近平”的个人崇拜，“中国共产党”的全方位信息审查和宣传以及“中国梦”这壹应许的未来，伴以疯狂的排外主义情绪，在下文我暂且将它称为“小粉红运动”。中国共产党深知：“极权政府最危险的时刻就是开始改革的时刻，也就是开始流露自由倾向的时刻”。因此，它不得不将触手延伸到社会的每壹个角落，把人民脖子上的绞索越勒越紧，以期全面控制人民，而改良主义也已宣告死亡。此时，我们要问，有没有办法在这样恶劣的情况下发动壹场革命，特别是，有没有办法发动壹场宪政民主革命，使中国走向这壹现代化的唯壹道路。我认为这是肯定的，而且它要成功则必须是壹场民族主义革命。本文的目的是要对此進行详细叙述。
2. 民族主义里的“民族”是什么？
这里具体的民族根本不重要，可以是汉族，中华民族，或者是广义的中国人，真正重要的是“民族”这个概念带来的共识和团结。我们甚至可以在不同场合使用完全不同的民族定义，但是即使是这样模糊定义的民族主义，也有着非凡的力量。革命不是学术研究，重要的不是事实是怎么样的，而是人民愿意相信什么。法国大革命中的革命者就同时自称罗马人和高卢人，同时是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但这丝毫不影响革命的合法性和革命者的热情。同样，锡安主义运动无论对正统犹太人还是世俗犹太人，阿什肯纳兹犹太人还是塞法迪犹太人，甚至是更名换姓伪装成犹太裔的东欧人都来者不拒，这样模糊的民族定义并不妨碍锡安主义运动取得辉煌的成果并把以色列建立成最现代化的宪政民主国家之壹。
3. 为什么我们只能用民族主义来建立共识？
请注意，我们所需要争取的不是会上品葱网的人的支持，而是百分之壹乃至于十分之壹中国人的支持，而且仅仅是他们的支持还不够，我们需要的是他们狂热地追随。而能做到这壹点又能向民主宪政道路发展的，唯有民族主义。首先，我们要明确的是，再高明的宣传也不能创造任何全新的事物，它只能使群众信仰他们“已知”的事情，或者把某些已经为人们所接受的主张强化。杰出宣传家所发出的声音，其实是民众自己声音的共鸣。这就是为什么我反对把“民主宪政”作为直接的宣传口号。与西方希腊罗马的传统不同，中国人几千年来从来没有经历过民主社会，他们的内心是没有“民主宪政”的声音的，所以为此宣传必定会失败。从另壹个角度来看，受益于“小粉红运动”，中国人心中“民族主义”的声音异常的强大，这就意味着，当民族主义和中共走向对立面时（为什么这必然会发生将在后文解释），宣传家煽动民族主义的共鸣和反抗会非常地容易。其次，我们还要明确，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已经处于非正常和非理性的状态了（即使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都是“小粉红运动”中的“狂热分子”。而狂热分子是无法被“说服”的，他们只能被“煽动”。在中国人被灌输的思想中，能被進壹步煽动的，只有两者，壹为“民族主义”，二为“共产主义”。为什么我们应该选择前者是不证自明的。
更重要的是，革命者要想清楚的，不仅有如何推翻现有的政权和秩序，还有如何在新政权中成功实现变革。任何壹个政府想要做到后者，就必须团结新政权下的人民，这里的团结必须基于人民已有的同质性，最好是人民在社会中与生俱来的同质性。这样的同质性即使不存在，也要被创造出来，最好的例子就是锡安主义者复兴希伯来语的运动。我可以肯定地说，在中国人仅有的壹些选项中，以民族主义来塑造同质性，即使不是最好的，也至少是最无害的。
4. 为什么民族主义和民主宪政是可以自洽的？
这个问题已经在现实中已经有无数成功的例子，尼赫鲁在印度基于民族主义建立了民主宪政，凯末尔在土耳其基于民族主义建立了民主宪政，锡安主义者也在以色列基于民族主义建立了民主宪政，美国独立实质上也代表了美国民族主义的觉醒。我甚至可以说，民族主义和民主宪政是天然自洽的。米尔顿·弗里德曼就说过：“壹个社会中，同质的人民总比异质的人民走得更远。”英裔美国人占主导地位的早期美国社会的民主制度就远比今天美国的民主制度更有生命力。
“小粉红运动”中的狂热分子，同时排斥民主宪政和西方国家的原因，并不是来源于他们对于民主宪政的憎恨，而是来源于他们对中共现有体制的信心。当后者被前者粗暴地碾碎时，即使他们对前者怀有极度的憎恨，他们反而会由于绝望而投向前者的怀抱。
5. 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和民族主义之间有不可调和的矛盾？
托克维尔认为：“决定美国民主制度的因素有环境、制度和民情，其中民情起到决定性作用。”我也想说，决定中国共产党命运的因素有环境、制度和民情，其中民情起到决定性作用。在这里我所说的“民情”，指的是“中共党员和执政者的理念和实践”。这就是为什么即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有着像模像样的宪法，它在现实中几乎等同于废纸，因为宪法本身是与中共党员和执政者的理念和实践相悖的。我甚至可以说，习近平本人就是中共民情的产物和具象化——他代表的是中共从毛泽东时代继承的传统。这也是为什么他能如此轻易地修改宪法成为终身主席，这是因为从邓小平时代继承的“制度”的影响力远弱于从毛泽东时代继承的“民情”。因此，要考察中共的决策和命运，就必须要考察中共的民情。
影响这壹民情的首要因素，是历史和传统。在此，我无意列举中共历史上对中国人民所行的暴行和罪恶，但我想提到的是，中共如今所行的诸多荒诞政策，是有其历史根源的，比如所谓山东大学学伴政策就可以追溯到延安时期的给外国人分配妻子政策。可以肯定的是，民族主义从来就不属于中国共产党的传统，中共将自己与民族主义捆绑是近三十年才发生的事。具有民族主义传统的，反而是国民党（nationalist party）。自其建党，国民党发动了许多中共教科书中避而不谈的民族主义运动，并取得了很大成功，而蒋介石的最大错误在于，在二战结束后没有发动另壹场民族主义运动，将自己的传统利剑弃之不用，结果被另壹场群众运动所消灭。回归正题，我认为当今中国政府之许多矛盾政策，比如同时進行排外主义宣传和给与外国人超国民待遇，本质上是习近平所代表的中共长久以来的传统和近三十年所捆绑的民族主义之间的矛盾。而前者作为终身主席的胜利是可以预见的。
影响这壹民情的另壹个因素，是利益。中共起源于壹场群众运动，但是它早已退化成壹个实务组织，而实务组织的首要任务，就是满足其成员的个人利益。它最大的渴望，就是“掌握和保有现在”，以不断地为其成员输送利益。它从民族主义中所唯壹想获得的，就是所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壹远程的希望和麻醉剂，使其替换“共产主义”的乌托邦，用以缓和人民的急躁，使他们各安天命。但是，人民之所以投身壹场群众运动，恰恰是由于对改变的渴望，是为了打碎现在，得到重生。那么，中共是如何发动“小粉红运动”，并调和“改变”和“保守”之间的矛盾的呢？答案是，中共编织了以美国为代表的世界秩序导致人民的悲惨生活的谎言，并把人民对现实的改变的渴望导引为对世界秩序的改变的渴望。这壹谎言的荒谬性毋庸置疑（中国近二十年的发展恰恰受益于现有的世界秩序），但是这壹谎言是否荒谬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这壹谎言所承诺的改变是无法达成，甚至是无法取得進展的。这就意味着，当希望逐渐破灭，人民生活状况進壹步恶化时，渴望打碎现在的“小粉红运动”的狂热者必然会寻求“真正的改变”。而保守的中共，是无法掌控和驾驭壹场真正狂热的群众运动的。这也是为什么当民族主义变得狂热时，中共反而会站在民族主义的对立面。
6. 为什么现在中国的社会环境有利于革命？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考察的是中国的社会环境是怎样的。在过去的四十年，中国经历了高速的城市化并且这个过程在今天仍在持续。这样的城市化带来的最显著影响就是中国传统社会家庭结构的打碎。这也意味着大量软弱无力，孤悬于社会的畸零人被创造了出来。他们是农民工，低学历者，或者是下岗工人。他们没有技能，不被尊重，极难融入城市生活甚至对未来有深深的恐慌和不安。他们在失去了乡村（对于辍学生是学校）的团体社会结构后，心中最渴望的就是找到壹个强大的新团体并依附于它，以从空虚和自我仇恨中解脱。这样的渴望，在经济不景气和失业率上涨的现状中愈加迫切，甚至不惜欺骗自己。这样的团体，中共已经给他们准备好了，这就是“小粉红运动”。他们选择加入“小粉红运动”，并不是由于他们的愚蠢或者恶毒，而是因为这是他们仅存的选择，是因为中共已经将其他任何可能带来团结和集体安全感的组织，包括教会，工会，自治社区和私人结社摧毁殆尽。
但是，中共如此精心营造的原子化社会，反而能为革命带来极大的便利。因为最有利于群众运动兴起和传播的环境，是壹个原本就有紧密组织但却因为某种理由而处于解体中的社会。我们要明确的是，群众运动是可替代的。正如二战前夕德国最容易成为纳粹的人是前共产党员，狂热的无神论者也最容易变成狂热的宗教徒。当“小粉红运动”的狂热者们由于现实的恶化而失去对“中国梦”的希望时，他们会本能地皈依另壹个群众运动以填补再度空虚的心灵。这个群众运动可以是毛左运动，可以是排外主义运动，也可以是革命者主导的民族主义运动。这也是为什么比起“小粉红”，致力于实现民主宪政的革命者更应该警惕的是“毛左”。因为前者注定会失败消亡，而后者很可能作为壹种更加激進的群众运动取代前者的位置。后者虽然荒谬并已在历史上证明失败，但是它的优势是仍能在社会上半合法地存在。事实上，成规模的小粉红皈依为毛左，或者是田园民族主义者（排外主义者）的现象正在发生。这些皈依者很难发出声音，是因为他们是无组织，无领袖的，我们的革命者要是想主导这壹过程，就必须加速中国社会经济的崩塌以使自己能够成立组织。
7. 革命者们该做什么？
对此，霍弗曾说：“壹个群众运动若遇到正在分崩离析的家族、部落或国家，就会有机可乘，满载而归。反之，如果碰到的是组织完好无缺的团体，就必须予以打击和分化。”我想明确的是，这里所说的“打击和分化”不是也不能是直接针对“小粉红运动”的，我甚至认为“小粉红运动”的任何直接打击和分化都是无效甚至无意义的，相反，真正有利于瓦解“小粉红运动”并使之效力于革命者的，是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经济秩序的打击和分化。
为什么我会这么认为？因为通常来说，要使壹个群众运动中的狂热者放弃原本的信仰，“说服”是完全不可能的手段。真正有效的手段，壹是使狂热者意识到自己已经被这个群众运动所抛弃或与这个群众运动完全切断联系，二是使狂热者对这个群众运动所应许的未来完全绝望。前者即是所谓的政治迫害，后者则会因中国经济的衰败缓慢发生。但是在上文我已说过，因此放弃信仰的小粉红，很快就会由于自我逃避和憎恨的需要转投诸如“毛左”之类无法为革命者引导利用的群众运动。还可能发生的是，他们不久后就会自我批判，自我欺骗以挣扎着重建与“小粉红运动”这壹集体的联系并重新成为小粉红，这种现象也在被斯大林的秘密警察残酷迫害的老布尔什维克身上发生过。这些老布尔什维克感到自己被组成自己生命的每壹个要素所孤立，因此他们真心地辱骂自己，指责自己犯下滔天大罪，并不是因为他们真的犯下罪行，而是他们希望以此重建自己与那永恒集体间的联系。这些重新皈依者显然是我们所不希望见到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对于“小粉红运动”的直接打击和分化是无效和无意义的。
那为什么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经济秩序的打击和分化是有效的？这是因为任何壹场群众运动，包括我们所设想的革命，想要发生并且获得成功，就必须要成立壹个紧密的组织，发出自己的声音并且大规模地吸纳新成员。所有无组织的革命，包括阿拉伯的茉莉花革命和香港的民主运动，最后要么是没有发生，要么没有取得良好的成果。这个组织必须是现实中的，因为网络上的组织是不可能紧密而团结的。这样壹个组织，只能在中共对于社会的控制极端薄弱的环境下才可能诞生，而这壹定是中国的社会经济秩序极度衰败的结果。需要明确的是，我认为后者是必然会发生的，中共对社会控制的加强并不能阻止这壹進程，反而会为这壹進程加速。我们要清楚，革命者的目的是要打碎现在的，革命者只有对现在充满绝望和憎恨，才能够全心投入未来，因此中国人要是对现在还有任何希望，就不可能参加革命。这就是为什么革命者需要让中国人陷入绝望。只有绝望还不够，绝望是改变的动机，但只有仇恨才是改变的动力，因此革命者必须要让中国人充满仇恨，无论这个仇恨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对本国人的还是外国人的。这样，当壹个紧密而活跃的组织建立后，他就可以在充满绝望和仇恨的中国社会大展拳脚，不但能大规模地从失去信仰的小粉红中吸纳成员，还能让因经济恶化而陷入贫穷的新穷人紧紧跟随。
最后革命者们最希望的是中国发动战争，因为这不止能让社会经济秩序急剧恶化，还能创造大量的老兵和退伍军人。他们刚刚脱离了组织紧密的军队，迫切地需要加入壹个新的紧密团体。和壹战后的俄国类似，从战败中归来的老兵，会成为第壹个参加革命军，并将子弹射向自己的将军的人。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为了本国军队在壹战战场上的惨败而欢呼雀跃，而壹个崭新的国家也会从战败的中国上冉冉升起。
8. 给革命者的忠告
革命者千万不能低估发动这场革命并取得胜利的难度，中共是人类历史上存在过的最强大的极权政府，它同时也清楚地了解其他历史上曾存在过的其他极权政府是怎么被摧毁的。虽然这并不意味着它能够克服那些极权政府所固有的弱点，但是它壹定会尽其所能地扼杀革命者。革命者最大的优势是我们并不介意与现在殊死搏斗并最终将它撕碎，但是中共却想尽全力地维持它的存在，哪怕它已经腐朽透顶。通常来说，摧毁壹件事物总比保存它更为简单。
仇恨对于革命成功是必要的。我们壹切的热枕、激情和希望，分解的时候都会释放出恨；反之，通过激起恨意，我们也可以合成热枕、激情和希望。宗教改革运动中，路德和加尔文的信仰因仇恨而坚定，没有仇恨，宗教改革运动不可能成功。仇恨还是团结最好的催化剂。香港的民主运动没有壹个紧密的组织也没有领袖，它能持续如此长的时间的原因几乎完全是出于对中共暴政的恨。革命者必须煽动民众对于中共的仇恨，基于民族主义的仇恨则是好上加好。
革命者壹定要许诺并实现壹个明确而又可达成的短期目标，哪怕它是非理性的，民粹的，暴力的，包括但不限于公审共产党员并收缴分配所有海外资产，废除所有外国人超国民待遇并取消民族划分。最好的情况下，它是能惠及所有革命者乃至所有人民的，但是通常它会深深伤害壹些人的利益。这样的伤害是必须的，原因是，如果不许诺这样的目标，则革命无法发动，如果许诺这样的目标却不去实现，革命就会土崩瓦解，领袖自身也难逃壹劫。反之，如果它被实现，它能够极大地团结革命者并且能够为未来大刀阔斧的变革铺平道路。这也是我强烈主张这壹革命基于民族主义的另壹原因，因为民主宪政是基于妥协的，纯粹的民主宪政革命纲领中很难找到这样的短期目标。
革命者最需要团结的人是退伍军人。革命者首先要关心的事物，是如何建立军队，夺取军队的控制权或者争取军队的中立。这个问题非常困难，在现在的中国很难進行讨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在未来是不可能的。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六四运动给我们的教训是做不到这壹点就必然导致失败。
革命者必须要对未来怀有希望。我不否认在壹个腐败的国度中建立自由是非常困难的，但是革命者必须要相信民主宪政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唯壹道路（这壹点的论证需要壹整本书，比如说《论美国的民主》），无论以什么样的方式，无论有多少人已经在这条路上失败，总会有壹群又壹群的人踏上这条路。同时，革命者必须认识到希望是我们所有力量的来源。我们无论失去什么也不能失去勇气。
9. 结论
本文想探讨的是，关于在现在的中国发动民主宪政革命的壹些问题。至于如果革命成功，到底能不能建立壹个民有、民治、民享的国家，则不在本文的探讨范围。马基雅维利就认为在壹个腐败的国度中建立自由几乎是不可能的，他说：“匡正城邦的政治生活，要以壹个好人为前提；借暴力手段篡夺共和国的王位，却要以壹个恶人为要件。然而鲜有好人愿意用卑鄙的手段登上王位，即使他有着良好的目的；也鲜有恶人在登上王位后打算行善，即使他动过运用自己以卑鄙手段篡夺的权力来行善的念头。”但是既然凯末尔和尼赫鲁能够成功，我想中国还是有些许希望。我最后想说的是，历史上的诸多变革和运动，哪怕是壹些历史完全给予了正面评价的变革和运动，比如美国的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背后都充满了暴力和血腥，或者是阴谋和欺骗。拒绝使用恶行来达成善举的人，是注定会失败的。
本文的观点基于霍弗，托克维尔和马基雅维利，为节省时间不具体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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