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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世价值认为：生命高于一切而不是GDP高于一切。人类的历史表明：凡是人权制度实行早的国家，那个国家的生产力就发达得早；凡是人权制度实行充分的国家，那个国家的生产力就雄踞世界前列。在人权越受践踏的地方，发展就越渺茫。野蛮的特权当道，人民必然遭殃。习近平到美国大讲中国人以前梦想是吃肉，现在梦想是富裕。难道说猪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猪（雷洋）被杀命运就改变了吗？在习冠病毒祸害全球的今天，以正义的人权价值观取代邪恶的“富强”价值观乃当务之急。

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富强”价值观恶果累累。

人权价值观是普世价值观，无人权的24字价值观是病毒价值观。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1987年中共13大确立了“生产力标准”；“凡是对生产力有利的，都是允许的”。这样，开妓院、卖文物，使之变成生产力——钱，从而走向了金钱至上和GDP至上，造成了许多恶果：

1.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拒绝了政治体制改革，导致腐败蔓延全国。有专家估计，中国从1990年代后半期由腐败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每年约占GDP的比重在13.3%-16.9%之间。经济学家吴敬琏说：中国的腐败租金总额达到国民财富的30%，中国的腐败是世界第一。据统计：贪腐数额是25000亿/年，其总和超出了教育经费养老基金和医疗经费支出的总和！无官不贪，一个村书记就贪污上亿。

2.不改专制政治而发展经济，只会导致严重的两极分化。中国0.4%的人占据了70%的财富，美国5%的人口掌握全国60%的财富。中国两极分化居世界第一。中国穷人收入的25%交税，富人只交了18%。占人口20%的美国富人缴纳了80%的个税，而占人口20%的中国富人缴纳的小于10%。中国的劳动者没有罢工的权利，没有成立工会权利，没有和资本家谈判的权利，就是任人宰割的韭菜。台湾富士康公司在中国大陆的工厂，造成许多中国劳工连续跳楼。台湾政府严格监管资方，就无此类情况。

3．“富强”价值观导致了血腥GDP。中共以代表“95%人民的利益”而自居，对那5%的人的人权要不要保护？1950年代中国人口6亿，5%就是3000万；现今14亿人的5%，是7000万，岂是“少数”？把他们都打入另册，划为异类，成为人民之敌或贱民，是对人权的最大侵犯。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的国家主义，常常践踏人权。比如：产业准入门坎，侵害了投资自由权；土地政府垄断所致的虚高的地价使民居困难；政府的强制拆迁常以黑社会手段弄死“钉子户”。中共鼓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公平兼顾不了，就不要公平了。就是说：为了GDP，可以不择手段，可以草菅人命。没有公平正义，就没有合理的财富分享。中国人的被剥削程度勇夺世界第一。2009年，欧美的工资收入一般都占其GDP的50-60%，南美洲平均38%，东南亚是28%，伊朗土耳其这些国家大概是25%，非洲国家在20%以下，中国是8%。全世界最低，就就连非洲莫桑比克的黑人工资也比中国工人高一倍。中国的工作的时间是全世界最长的。中国每年矿难（或车祸）的死亡人数世界第一。中共之所以侵犯人权，在于中共的宪法维护官僚特权而轻视人权。所以，废除中共宪法，才能尊重人权。

4.“富强”价值观导致了国富民穷，领导人胡乱花钱。中国人均收入世界排名：1960年第78名，1970年82名，1980年94名，1990年105名，2008年106名，2010年第127名。中国税收占消费品价格的比重竟然高达64%。中国没有藏富于民。政府和极少数人占有了绝大部分社会财富！习在统治中国3年时间里，在国外撒出的费用达3.5万亿人民币，为中国历史之最。习撒币最多的国家：委内瑞拉650亿美元，俄罗斯4000多亿美元，印尼500亿美元……国富民穷既会造成国内需求的长期不旺，还使劳动者的愚昧不堪，难以摆脱贫困。

5．“富强”价值观导致医疗卫生、文化教育落后。当局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和住房公积金等民生方面的投入，只占政府财政支出的15.8%，而民主国家平均51%。中国的教育支出还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中国尚有450个县的数千万人口未实现“普及”义务教育，成为新文盲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中国经济连年快速增长，老百姓的医疗费用大幅增长，而财政投资公共医疗的幅度却有所减少。据世界卫生组织《2000年世界卫生报告》公布的数据，中国卫生分配公平性在世界191个国家中排第188位，列倒数第4。河北保定男子郑艳良因无钱就医，但又不甘等死，便自己动手把自己的一条病腿锯掉，从而创造了人间奇迹。而在另一方面，中共权贵可以享受17万倍于郑艳良所能享受的医疗服务。中共一位离休干部住一次院就可以花费300万元人民币，且全部由纳税人买单。这种令全球震惊的不平等，自然引起中国公众的愤怒和抗议。

6．“富强”价值观导致人的素质和道德水准下降，一切向钱看，金钱至上，是非颠倒。温家宝当总理时强调“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却遭到了中共顽固派的批判，实乃是非颠倒。孙立平说：公平正义比民生建设还重要。因为人最大的痛苦是没地方说理，令好人寒心的社会就是最坏的社会。没有公平正义，道德的底线就会丧失；人的道德水准会下降，假冒伪劣横行全国，毒奶、假药、假疫苗、病毒泛滥，导致人的素质日益恶化，社会信用缺失。

7．“富强”价值观导致环境污染严重，社会冲突加剧。当局为了GDP，不择手段，导致生产过剩，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生态灾难，雾霾沉沉，不见天日；食品、胶囊重金属超标；不断涌现癌症村，青少年血铅汞超标。没有公平正义，中国成了互害社会，每个人都觉得是受害者，都是弱者；官民冲突，警民对立，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

二，为何中共的价值观无人权？

黄仁宇在《大历史不会萎缩》中说，蒋介石通过对精英的整合创建了一个现代中国的国家结构，毛则创建了掠夺百姓的党奴制。与红色中国的“去公民化”教育不同，台湾强调公民教育；“教育之目的以培养人民健全人格、民主素养、法治观念、人文涵养、强健体魄及思考、判断与创造能力，并促進其对基本人权之尊重、生态环境之保护及对不同国家、族群、性别、宗教、文化之了解与关怀，使其成为具有国家意识与国际视野之现代化国民。”可见，台湾的核心价值观是人权。北洋军阀与中共价值观都不讲人权，其原因是——袁世凯的帝师杨度是北洋政府和中共政府的价值观设计师。

谁最早把富强作为国家的梦想，古代恐怕就是商鞅。《商君书.靳令》说：“利出一空(孔)者，其国无敌。利出二空者，〔其〕国半利。利出十空者，其国不守。”商鞅说：民胜其政，国弱。政胜其民，兵强（《说民》）。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民强国弱，民弱国强”。为了国强，必须像吸血鬼一样把老百姓榨干，这样国家才能强大，战无不胜！

近代的“富强”提倡者杨度(1874-1931)，1897年考中举人，其八股文《“颜渊季路侍”章》写共产主义者理想，成为历史上的美文。1906年，清政府派五大臣出洋（欧、美、日）考察宪政。为了交差，熊希龄赴日请杨度和梁启超捉刀起草报告，杨度写了《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和《实行宪政程序》（梁写《东西各国宪政之比较》），由此博得大名。1906年，清政府根据这个报告下诏预备立宪。杨度1907年初在日本创办鼓吹君主立宪的刊物《中国新报》月刊，担任主编。他所撰《金铁主义说》曾连载于该刊一至六期。《金铁主义说》说：“自达尔文、黑胥黎等以生物学为根据，创为优胜劣败、适者生存之说，其影响延及于世间一切之社会，一切之事业，举人世间所有事，无能逃出其公例之外者。”金者，黄金也，即金钱，代表经济，铁者，即黑铁，即铁炮，代表军事，对内实行富民的“工商”立国政策，对外执行“军事强国”方针。“金铁主义”的结果是金钱与铁血压倒一切，代表精神势力的士大夫阶级日益衰落，而原来被排斥的商人阶级与武人集团在“金铁主义”推波助澜之下，逐渐占据了清末民初的舞台中心。

1908年春，袁世凯、张之洞联合保荐杨度，说他“精通宪法，才堪大用”，進京出任宪政编查馆提调。杨度和袁世凯私交颇深，当摄政王载沣要杀袁时，杨度竟敢拒不草诏，冒死论救。辛亥革命后，他依附袁，为复辟帝制竭力鼓吹。他在《君宪救国论》中说：中国人素质低，不适于共和。共和国的总统大位是敞开的，竞争大总统的战乱不知何时才能结束。因此，只有把大总统变成君主，社会就会稳定。袁世凯死后杨度被通缉，一度转向佛学。1925年杨度与李大钊建立了友谊。1927年他曾为李大钊被捕而多方营救，并变卖房产。晚年移居上海，1929年秋加入中共，杨度在周恩来领导下做党的秘密工作。

原来，杨度认为，民主是乱之源，因此必须恢复集权制。不管是袁世凯的复辟方法，还是斯大林极权方法，都可以用，只要集权压倒一切就行。袁世凯和中共都是专制势力；所不同的是，袁世凯披着龙袍，共党披着“社会主义”罢了。杨度看穿了袁世凯和共党相通之处，他便入中共了。

杨度认为：国人在近现代以来追求的不是民主，也不是宪政，而是富强。他在《君宪救国论》中说：“富强者，国家之目的也；立宪者，达此目的之方法也。”毛泽东语“民主不过是个手段，不是目的”，此话其实就源于杨度。不能不承认，国人对民主宪政一度热心，确实是因为把它当成了富国强兵的手段。既然立宪只是手段，当然没有目的“富强”重要；在特殊的时候，就可以牺牲立宪和民主了。他在《君宪救国论》中继续说：“且既以君主为国本，举国上下必思安定国本之法”。原来杨度以君为国本，人不是国本，人权更不是国本，说明杨度抛弃了人权价值观。富强价值观被袁世凯接受了，也被中共接受了！直到今天，以牺牲人权来追求国家富强仍然是大多数共惨党人的心愿，“以我们的血和肉铸成新的长城”，赤裸裸地践踏人权！

三，社会前進的动力不是生产力，而是公平正义的人权民主制度。

杨度的价值观源于進化论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马克思鼓吹生产力决定论，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進而决定上层建筑即法制。马克思说：“手推磨导致封建社会，蒸汽磨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進而得出民主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此说完全颠倒了历史事实。英国先有1640年的政治（上层建筑）革命即清教革命，英国率先進入了自由民主社会，确立了人权和私有财产权保护制度。在自由民主制度的保障下，1687年诞生了牛顿力学（科学革命）。接着，牛顿力学逐渐转为技术。将蒸汽力变为大工业的机械动力的任务是由詹姆士.瓦特完成的，他1769年取得发明专利，1782年制成了复动式蒸汽机。蒸汽机研制成功，标志着工业革命的开始。1785年，在帕普尔维克出现了英国第一家以蒸汽为动力的棉纺厂。1806年，曼彻斯特建立了第一家以蒸汽作为动力的棉织厂，1818年增至14家。到19世纪30、40年代，作为工业革命先行部门的棉纺织业，率先实现了机械动力的蒸汽化。英国发展的历史顺序是：上层建筑革命—→生产关系的革命（财产权保护制度的建立）—→科学革命—→产业革命。这与马克思生产力决定论完全相反。

其实，在杨度前，清末的郑观应(1842年-1922年)认识到：富强和长治久安是（议会）民主的果实，自由民主是本，富强久安是末。为什么自由民主是富强和长治久安的保障？因为国家权力是人类社会中最强大的权力，若不受限制的话，足以摧垮一切人的权利。不受限制的权力是祸国殃民的权力！连100多年前的清代人都明白的道理，中共却本末倒置。习把“富强”放在首位，“富”即钱多，是手段；“强”即军力强大，才是目的，搞的是杨度的“金铁主义”路线，其终极目标是要把中国改造成为一个经济大国和军事大国。习在南海造岛炫耀武力，引起国际局势紧张。习的24字价值观，连人权都没有。众所周知：人权是民主的目的，无人权价值观的社会，当然无民主！

几乎所有的历史事实说明：先有民主政治革命或政治改革，后有自由经济制度变革，最后才产生相应的生产力发展。19世纪30年代，法国著名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写道：世界任何其它地方从来也没有像美国这样平等。正是这种公平的制度，使北美不仅在经济总量上后来居上，而且在市场竞争的规则建设方面也跃居世界首席。周孝正说：美国每生产百万吨煤，死一个矿工，中国每生产百万吨煤，死750个矿工，是美国的750倍，是发达国家平均数字的100倍。对于社会来讲，与其科学发展，不如正义发展。没有正义，人就没有灵魂。没有正义，道德的底线就会丧失，就没有合理的财富分享，社会将大混乱。公平正义是社会长治久安的基础。

康德指出：人是目的，国家是服务人的工具。所以，人权和人的自由幸福才是人类活动的根本目的。罗尔斯把正义当作最高的政治和道德标准。任何以经济发展或经济效率等为借口而限制或剥夺公民自由的行径都是不义的，国家必须以正义、人权为根本原则。所以，国家的最高发展目标不是经济的发展，而是人权的巩固与发展。2016年德国总统高克访问上海时说：德国的一切国家权力都必须服从一种最高的基本价值——人的尊严。事实表明：物质财富或社会地位无法持久替代个体的自由权利。所以，政府的主要工作不是抓经济，而是完善法制和社会保障等；政府必须放弃以经济建设为纲，放弃“效率优先、金钱挂帅”的方针，应把人权和人的幸福放到最重要的位置；“富强”价值观应让位于以公平正义为中心、维护人的尊严的人权价值观。这就需要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不因其贫富、地位、阶层、性别、信仰、出身等而差别对待，要一视同仁。要实现正义，必须剔除特权而实行平等，必须破除封闭而实行开放，必须多元竞争而不能一元垄断，必须言论自由而不能媒体姓党，必须破除定于一尊而实行民主自由，让普世价值之光照耀中国大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