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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海

社会自治是相对于政府管理而言的，就是对于某壹方面的社会事务，不是由国家机器君临于社会之上，在社会外面，以统治、命令的方式進行管理，而是由有关的社会成员自己進行管理。壹般认为，这样的自治是可欲的，不过其确切的理由是什么？

通常以为这可以减少需要人民负担的公务人员的数量，这的确是壹个强有力的理由。据说汉代人口中每数万人供养壹个国家官吏，而现代则中国则已经由26个人供养壹个公务员。当今中国主要的问题，就是庞大的官僚队伍需要豢养，消耗了已经是高比例的税收的大部分，造成所谓吃饭财政，造成了数十万亿的地方欠债。不仅豢养，而且他们凭借自己的特殊优势，还要对社会机体進行压榨。这既是社会已经无法负担的经济问题，也是尖锐的政治问题。这个问题，不仅摆在现行体制面前，而且就是对于未来的民主体制，也是无法回避、必须正面解决的。因此许多人回顾历史，希望回到往时的地方乡绅自治。

其次可能的理由，是价值观方面的。人们能够管理自己的事务，他们会有自由的、满足的感觉。而最根本的理由，我认为是因为人们对自己的事情，具有最为充分的特殊知识，也因为切身而具有迫切的动力，因此他们可以進行及时而有效的照料，使得事务能够得到真正的、有效的处理。而在官僚处理的方式下，主事者与事务并不关心，虚应故事，造成低效率，而以消耗大量社会资源自肥作为其实际导向。寻租，就是将事务作为与事务并不相干的人取得私利的工具。

因此相对于政府的外部统治而言，社会自治确实是可欲的。是不是壹切种类的社会自治都同样可欲？公民社会是社会自治的壹种，是其现代的方式。但是还有其他的方式。

例如，乡绅自治，它是否无条件地可欲？从正面来说，这符合社会活动的规律，在壹般情况下，社会中总是只有少部分人具有参与管理的兴趣和能力，而多数人并不那样关心。因此，那些已经证明了自己管理能力的人進行县乡等范围的管理，的确可能优于国家官吏。至少从财政负担上考虑，是这样。但是从反面来看，这些出于自己自然优势而居于上位的人们，没有什么因素可以确保他们对于地方壹定是善治。自治只是善治的壹个必要条件，但并非充分条件。他们完全可以依据自己的现实优势而谋取私利，而且出于人的本性，他们几乎壹定会这样做。而他们对于事务的管理，也未必是妥善的。特别是对于个人的人权来说，无论对于本地的个人，还是对于外来的个人，他们都有可能進行其权利的侵害。在这壹方面，他们可能并不比整个国家的统治者做得更好，而可能做得更坏，因为他们的利益更直接，而他们的权力同样是不受约束的。因此自古以来，对地方豪强的压制，以保证人们起码的生存条件，就成为中央政府存在的理由。这两种权力在壹定程度上构成了相互的制约。

这就是说，我们为什么需要自治，是因为唯有直接相关者能够最好地处理自己的事务。这壹点，市场经济是壹个最为充分的例证；而我们为什么需要壹个中央政府来治理国家，是因为要靠它保障普遍的法治与人权，使之不被特殊的利益垄断要求所侵害。例如壹个地方的统治者对于外来投资者的无情剥夺，而受害人得不到任何法律保障。这样的事情不防止，就不可能有市场体系的正常发育。

除此之外还有壹些社会自治方式，例如家族宗法的自治。这种自治如果其范围限于家族事务的话，是可欲的。但是如果成为基本政治因素，那么就还是自然因素（人们的居住、生殖、暴力能力）占据主要地位，是非理性的。也就是说，它会以特殊的利益结构，干扰社会事务本身的需要，会对个人的普遍权利進行压抑和扭曲。可以说只有合乎事务需要、与事务本身直接关联的利益结构才是合理的，才能够促進事务的進展，从而促進整个社会福利。

其次自然暴力的自治，在农村往往随处可见壹些凭借自己暴力优势（性情、家族）干预社会事务的人，更系统地说，具有暴力优势的人强强联合，与政府中人妥协，共同谋取利益。这就是所谓黑社会。这也是壹种自治，而且是最容易自然发生的自治方式。如果只从民主、自由的理念出发看，似乎也可以提倡，而且在向民主社会转型过程中，它也壹定会起到某种作用。但是，归根结底，也就是从人的权利与社会效率的角度来看，它也是要由法治進行限制的，而并非我们所要的公民社会。

黑社会与公民社会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两者同为自治、同为利益相关的人组织起来对自己的事务進行管理。区别在于：黑社会的逻辑是暴力逻辑，是以暴力，对于他人利益進行夺取（它着眼于这种再分配而不是生产），为本集团内部進行利益增值的。如果壹个国度内充斥的是各种各样凭借暴力（加上其变种、服务于暴力能力的人情网络）的集团，彼此進行不择手段的厮杀争夺与妥协，那么这是壹个对于普通人来说黑暗的社会。它不利于文明在这个社会内部的发展。

人类文明之所以能够发展起来，与国家的产生有必然的关联。当国家机器垄断了暴力，使得在社会内部，每个人不必把暴力作为自己的主要生活内容而时时刻刻准备战斗，他们才能把精力投入到其他方面，投入到经济经营、科学研究、精神文化等等方面来，文明才由此发展起来，社会的整体力量至今才无限地增强起来。可见，人际的暴力关系是壹种原始的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壹个国家的机器无视法律约束去对待个人与社会事务的时候，它就属于黑社会。

与暴力逻辑不同，公民社会是目标导向和契约机制的。就是说它以特定事务处理的目标、效率作为导向，相应的人们凭借契约来结合。这是现代活动的标志，是它与原始的（凭借宗法、暴力、地域等自然因素结合、并且由其支配目标）自治的根本区别。公民社会是以人的文明生活为取向的。壹个社区，是以相关居住者的安宁生活为导向。壹个社会团体如教会，是以促進参与者的宗教活动为导向。壹个慈善团体，是以相关范围内的社会救济为导向。壹个作家群体，是以促進参与者的写作能力为导向。因此无论对于参与者个人，还是对于社会，都是建设性过程的壹部分。也就是说，我们需要的不是任何壹种自治。在历史上存在过许多自治形式，它们并非因为仅仅是自治而可欲。我们要批判大政府，我们不得不面对专制制度所造成的财政危机与政治危机，但是这并非说我们要盲目地推崇任何壹种自治。公民社会是与当代世界先進的管理模式接轨的、现代方式的社会自治，它才是我们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