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权国家的防疫工作的基本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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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权国家的防疫工作的基本属性
由 左翼反共人士 » 2020年6月4日
作者 中国劳工论坛
中国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整整壹季后开始平伏，然而因为中共政权的诚信已经完全破产，疫情的实际情况广受质疑。
按照中共官方的数据，从二零二零年三月十八日起，全国基本已无大规模感染的情况，每日壹般仅有数十宗外部输入病例和寥寥数宗零星个案。但令国内外民众起疑的，在于中国的防疫政策根本不似如此轻微。中国病例的数字是从二零二零年三月十日习近平到武汉“巡视”后随即直线下降，而到了三月十八日，《人民日报》转发《湖北日报》报道称，除离开湖北和武汉的防疫关卡外，湖北省内的防疫关卡可全部撤除，但不久之后《人民日报》与《湖北日报》网站的链接均失效，相关防疫关卡仍未撤除。
此外，中国解除防疫禁令的政策多次左摇右摆亦加深了对疫情实况的怀疑，三月二十日开始，中国国内少部分的电影院本被允许开始陆续恢复营业，但仅壹星期后，二十七日晚间国家电影局突然又下达通知勒令立即停业，复业日子再作通知，当中并无解释原因。而在四川，早前被勒令停业的卡拉OK和网吧等于三月二十五日起可以复工，而在三日后，又再壹次被下令停业。如此不透明地推行突兀粗暴的政策反复不禁令人质疑背后的原因，是否疫情根本不如官方所言般乐观。
而即便是中共官方二零二零年三月早前也暧昧的表示，“无症状感染者”并不会列入确诊人数的统计中，同时亦无公布相关数字，这同样又是壹个令人费解的政策反复。壹月二十八日卫健委的防疫方案中表明，无症状感染者会被视为确诊病例并纳入管理，但在二月七日的防疫方案中却把无症状感染者从确诊案例中剔除。三月二十三日《南华早报》获得的中国内部档，当中表明中国在二月底前至少发现四万三千多人属无症状感染者，而根据中国官方数字，当时全国十二万三千多名确诊病例，换言之所占的比例约为1/3。由于外国政府和媒体质疑中国数字造假，卫健委在压力下四月壹日起再次公布无症状感染者的数字，但称仅为1541人。
同时，国内亦有消息流出指，某些地区的医院早已不为病人做病毒核酸检测，亦不上报有呼吸系统病征的病例，所有呼吸系统病人壹律当作新冠肺炎病人治疗，但不纳入为新确诊数字，以此达到所谓病例“政治性清零”。对比近期香港每日近百宗新增病例，十多宗本地感染个案，中国官方公布的数字比香港还要少简直令人匪夷所思。
更讽刺的是，似乎中国自己的官僚系统都对卫健委的数字投下了不信任票。湖北省作为重灾区和爆发点，当地的民众在国内遭到了最严重的歧视和不公待遇。三月底，上海的工厂企业派大巴到湖北接员工回厂区复工，却被拒進入上海，被原车驱逐回湖北。而北京作为“天子脚下”的城市，更是几乎被封锁得滴水不漏，虽然对外交通“理论上”仍然存在，但对入城的民众盘查极为紧张，严格隔离，且禁止明明早已“多日零感染”的湖北省民众進入。
北京严加保安可能与当局希望当城市复恢“安全”就可以让统治者再次召开拖延多时的两会。两会对习近平宣传抗疫“胜利”的舆论相当重要，以洗掉政权当初如何处理失当，让疫症成为全国乃至全球的灾难。
可见种种迹象表明，中共在现时的疫情数字上存在着“两本帐簿”。虽然现阶段对新冠病毒的科研尚算不足，但其传播度显然极高，对公共医疗系统造成严峻的挑战。加上世卫警告病毒可以“长期潜藏在人类之中”以及中共数字造假的传统，已经足以告诉我们中共正在掩盖疫情真相。甚至中共政权的信用破产使得自身的基层官僚机器都不信任中共的数字。我们不相信其他各国抗疫失败的资本主义政府，也不可以相信中共会成功抗疫，更不会战胜疫症带来的经济危机。这场危机教育了世界各地的工人阶级资本主义制度的腐败和不民主之处，而为了保护人类并为争取未来改善经济，新工人组织是必需要建立起来。
“在武汉……只是壹旦家里出现病人，就会壹片糟乱。到底是传染病！而且医院资源只有那么多。市民其实也知道，就是医生自己的家属生病，如若不是重症，也住不進医院。……要去面对壹些残酷：挣扎、死亡以及各种不准的指令。我也觉得非常无奈。”这是武汉作家方方写的武汉封城日记的片段，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今年较早时疫情下的武汉医疗的状况。日记发表后方方却因为“较为负面，不传达正能量”，被中国网络民族主义“粉红”群体所大肆攻击。（方方的日记里写到的状况与很多独立的报道类似，而与官方宣传则截然相反。虽然中国劳工论坛不认同她的政治立场，但不认为她的描述是虚构的。）
在1月底武汉宣布封城之后，武汉乃至湖北的医疗资源瞬间告急，随着新冠患者人数增加，湖北医护人员超负荷工作，并严重缺乏个人防护设备，包括口罩、护目镜和防护服。
由于防护设备严重短缺，武汉医护人员们甚至重复使用壹次性口罩，用垃圾袋自制防护服，这让医务人员面临着被感染的巨大风险和心里的巨大压力。福建医科大学、长安大学等的团队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的研究论文显示，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20年4月3日，中国共有23名卫生保健专业人员死于新冠肺炎。由于人们的恐慌所导致物资大量囤积，中国其他地方的医疗物资也处于短缺状态。网购平台上的廉价医用外科口罩基本告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壹些人却趁此大发国难财，两个N95口罩就卖到了上百元，这更让疫情期间停工而失去收入的工人阶级雪上加霜。
武汉医疗困境以及今日世界性的灾难的起因就要追溯到今年年初中共对于疫情消息的封锁。认为“稳定压倒壹切”的中共政府害怕任何的“不稳定”因素。
疫情最初，李文亮医生于2019年12月30日在自己微信与同行交流，首先向外界披露疫情，后来被称为疫情的“吹哨人”。他1月3日却辖区派出所因其“在因特网上发布不实言论”提出警示和训诫。
疫情早期，在已经有明显人传人的证据的情况之下，第壹批来武汉专家组中的王广发却告诉公众：“人不传人，可防可控”。结果在1月16日自己被确诊肺炎的信息给了做出轻率结论的他壹记耳光。
2月1日出现在武汉红十字会的壹辆为领导提取口罩的公务车辆再度引发网民愤怒，接着又爆出了红十字会的更多丑闻。处于抗议第壹线的协和医院只领到3000只口罩，而武汉壹家莆田系医院却领到了1.5万个n95口罩。募捐款项和物质的使用效率也引发质疑。据‘新京报’报道，壹方面医院口罩紧缺，另壹方面大量物资堆放在武汉红十字会的仓库里，导致大量捐赠款物不能及时得到使用，而各个医院又不得不各自求援。
有些人认为这只是武汉的个例，其实武汉的乱像是中国官僚体系的壹面镜子。官僚控制下的医疗体系缺乏透明度，对这场全球性的灾难难辞其咎。医疗体系的市场化改革更是模糊了医院治病救人的初衷。
截止2020年4月28日，全球新冠肺炎感染人数接近300万，在中国疫情得到初步控制的同时，在西方发达国家开始大规模流行。但我们不能因此得出中国医疗体制优越这种结论。中国始于上世纪90年代的医疗体制市场化改革是仿效西方的，中西方医疗体系实为大同小异。而这次蔓延全球的灾难更是给市场化医疗体制敲响了丧钟。
为了度过这场危机和迎接更好的未来，社会主义者认为医疗部门需要废除官僚资本控制，实现民主公有化；寄生在医疗系统上牟取暴利的药剂行业也应民主公有化。防疫工作需要在工人民主的监督下实现公开透明；。并提高完善高风险下的劳动者的待遇和劳动保障。新冠肺炎疫症将会说服更多人要为社会主义新社会而战斗。
中国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整整壹季后开始平伏，然而因为中共政权的诚信已经完全破产，疫情的实际情况广受质疑。
按照中共官方的数据，从二零二零年三月十八日起，全国基本已无大规模感染的情况，每日壹般仅有数十宗外部输入病例和寥寥数宗零星个案。但令国内外民众起疑的，在于中国的防疫政策根本不似如此轻微。中国病例的数字是从二零二零年三月十日习近平到武汉“巡视”后随即直线下降，而到了三月十八日，《人民日报》转发《湖北日报》报道称，除离开湖北和武汉的防疫关卡外，湖北省内的防疫关卡可全部撤除，但不久之后《人民日报》与《湖北日报》网站的链接均失效，相关防疫关卡仍未撤除。
此外，中国解除防疫禁令的政策多次左摇右摆亦加深了对疫情实况的怀疑，三月二十日开始，中国国内少部分的电影院本被允许开始陆续恢复营业，但仅壹星期后，二十七日晚间国家电影局突然又下达通知勒令立即停业，复业日子再作通知，当中并无解释原因。而在四川，早前被勒令停业的卡拉OK和网吧等于三月二十五日起可以复工，而在三日后，又再壹次被下令停业。如此不透明地推行突兀粗暴的政策反复不禁令人质疑背后的原因，是否疫情根本不如官方所言般乐观。
而即便是中共官方二零二零年三月早前也暧昧的表示，“无症状感染者”并不会列入确诊人数的统计中，同时亦无公布相关数字，这同样又是壹个令人费解的政策反复。壹月二十八日卫健委的防疫方案中表明，无症状感染者会被视为确诊病例并纳入管理，但在二月七日的防疫方案中却把无症状感染者从确诊案例中剔除。三月二十三日《南华早报》获得的中国内部档，当中表明中国在二月底前至少发现四万三千多人属无症状感染者，而根据中国官方数字，当时全国十二万三千多名确诊病例，换言之所占的比例约为1/3。由于外国政府和媒体质疑中国数字造假，卫健委在压力下四月壹日起再次公布无症状感染者的数字，但称仅为1541人。
同时，国内亦有消息流出指，某些地区的医院早已不为病人做病毒核酸检测，亦不上报有呼吸系统病征的病例，所有呼吸系统病人壹律当作新冠肺炎病人治疗，但不纳入为新确诊数字，以此达到所谓病例“政治性清零”。对比近期香港每日近百宗新增病例，十多宗本地感染个案，中国官方公布的数字比香港还要少简直令人匪夷所思。
更讽刺的是，似乎中国自己的官僚系统都对卫健委的数字投下了不信任票。湖北省作为重灾区和爆发点，当地的民众在国内遭到了最严重的歧视和不公待遇。三月底，上海的工厂企业派大巴到湖北接员工回厂区复工，却被拒進入上海，被原车驱逐回湖北。而北京作为“天子脚下”的城市，更是几乎被封锁得滴水不漏，虽然对外交通“理论上”仍然存在，但对入城的民众盘查极为紧张，严格隔离，且禁止明明早已“多日零感染”的湖北省民众進入。
北京严加保安可能与当局希望当城市复恢“安全”就可以让统治者再次召开拖延多时的两会。两会对习近平宣传抗疫“胜利”的舆论相当重要，以洗掉政权当初如何处理失当，让疫症成为全国乃至全球的灾难。
可见种种迹象表明，中共在现时的疫情数字上存在着“两本帐簿”。虽然现阶段对新冠病毒的科研尚算不足，但其传播度显然极高，对公共医疗系统造成严峻的挑战。加上世卫警告病毒可以“长期潜藏在人类之中”以及中共数字造假的传统，已经足以告诉我们中共正在掩盖疫情真相。甚至中共政权的信用破产使得自身的基层官僚机器都不信任中共的数字。我们不相信其他各国抗疫失败的资本主义政府，也不可以相信中共会成功抗疫，更不会战胜疫症带来的经济危机。这场危机教育了世界各地的工人阶级资本主义制度的腐败和不民主之处，而为了保护人类并为争取未来改善经济，新工人组织是必需要建立起来。
“在武汉……只是壹旦家里出现病人，就会壹片糟乱。到底是传染病！而且医院资源只有那么多。市民其实也知道，就是医生自己的家属生病，如若不是重症，也住不進医院。……要去面对壹些残酷：挣扎、死亡以及各种不准的指令。我也觉得非常无奈。”这是武汉作家方方写的武汉封城日记的片段，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今年较早时疫情下的武汉医疗的状况。日记发表后方方却因为“较为负面，不传达正能量”，被中国网络民族主义“粉红”群体所大肆攻击。（方方的日记里写到的状况与很多独立的报道类似，而与官方宣传则截然相反。虽然中国劳工论坛不认同她的政治立场，但不认为她的描述是虚构的。）
在1月底武汉宣布封城之后，武汉乃至湖北的医疗资源瞬间告急，随着新冠患者人数增加，湖北医护人员超负荷工作，并严重缺乏个人防护设备，包括口罩、护目镜和防护服。
由于防护设备严重短缺，武汉医护人员们甚至重复使用壹次性口罩，用垃圾袋自制防护服，这让医务人员面临着被感染的巨大风险和心里的巨大压力。福建医科大学、长安大学等的团队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的研究论文显示，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20年4月3日，中国共有23名卫生保健专业人员死于新冠肺炎。由于人们的恐慌所导致物资大量囤积，中国其他地方的医疗物资也处于短缺状态。网购平台上的廉价医用外科口罩基本告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壹些人却趁此大发国难财，两个N95口罩就卖到了上百元，这更让疫情期间停工而失去收入的工人阶级雪上加霜。
武汉医疗困境以及今日世界性的灾难的起因就要追溯到今年年初中共对于疫情消息的封锁。认为“稳定压倒壹切”的中共政府害怕任何的“不稳定”因素。
疫情最初，李文亮医生于2019年12月30日在自己微信与同行交流，首先向外界披露疫情，后来被称为疫情的“吹哨人”。他1月3日却辖区派出所因其“在因特网上发布不实言论”提出警示和训诫。
疫情早期，在已经有明显人传人的证据的情况之下，第壹批来武汉专家组中的王广发却告诉公众：“人不传人，可防可控”。结果在1月16日自己被确诊肺炎的信息给了做出轻率结论的他壹记耳光。
2月1日出现在武汉红十字会的壹辆为领导提取口罩的公务车辆再度引发网民愤怒，接着又爆出了红十字会的更多丑闻。处于抗议第壹线的协和医院只领到3000只口罩，而武汉壹家莆田系医院却领到了1.5万个n95口罩。募捐款项和物质的使用效率也引发质疑。据‘新京报’报道，壹方面医院口罩紧缺，另壹方面大量物资堆放在武汉红十字会的仓库里，导致大量捐赠款物不能及时得到使用，而各个医院又不得不各自求援。
有些人认为这只是武汉的个例，其实武汉的乱像是中国官僚体系的壹面镜子。官僚控制下的医疗体系缺乏透明度，对这场全球性的灾难难辞其咎。医疗体系的市场化改革更是模糊了医院治病救人的初衷。
截止2020年4月28日，全球新冠肺炎感染人数接近300万，在中国疫情得到初步控制的同时，在西方发达国家开始大规模流行。但我们不能因此得出中国医疗体制优越这种结论。中国始于上世纪90年代的医疗体制市场化改革是仿效西方的，中西方医疗体系实为大同小异。而这次蔓延全球的灾难更是给市场化医疗体制敲响了丧钟。
为了度过这场危机和迎接更好的未来，社会主义者认为医疗部门需要废除官僚资本控制，实现民主公有化；寄生在医疗系统上牟取暴利的药剂行业也应民主公有化。防疫工作需要在工人民主的监督下实现公开透明；。并提高完善高风险下的劳动者的待遇和劳动保障。新冠肺炎疫症将会说服更多人要为社会主义新社会而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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