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權國家的防疫工作的基本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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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權國家的防疫工作的基本屬性
由 左翼反共人士 » 2020年6月4日
作者 中國勞工論壇
中國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整整壹季后開始平伏，然而因為中共政權的誠信已經完全破產，疫情的實際情況廣受質疑。
按照中共官方的數據，從二零二零年三月十八日起，全國基本已無大規模感染的情況，每日壹般僅有數十宗外部輸入病例和寥寥數宗零星個案。但令國內外民眾起疑的，在於中國的防疫政策根本不似如此輕微。中國病例的數字是從二零二零年三月十日習近平到武漢「巡視」后隨即直線下降，而到了三月十八日，《人民日報》轉發《湖北日報》報道稱，除離開湖北和武漢的防疫關卡外，湖北省內的防疫關卡可全部撤除，但不久之後《人民日報》與《湖北日報》網站的鏈接均失效，相關防疫關卡仍未撤除。
此外，中國解除防疫禁令的政策多次左搖右擺亦加深了對疫情實況的懷疑，三月二十日開始，中國國內少部分的電影院本被允許開始陸續恢復營業，但僅壹星期後，二十七日晚間國家電影局突然又下達通知勒令立即停業，復業日子再作通知，當中並無解釋原因。而在四川，早前被勒令停業的卡拉OK和網吧等於三月二十五日起可以復工，而在三日後，又再壹次被下令停業。如此不透明地推行突兀粗暴的政策反覆不禁令人質疑背後的原因，是否疫情根本不如官方所言般樂觀。
而即便是中共官方二零二零年三月早前也曖昧的表示，「無癥狀感染者」並不會列入確診人數的統計中，同時亦無公布相關數字，這同樣又是壹個令人費解的政策反覆。壹月二十八日衛健委的防疫方案中表明，無癥狀感染者會被視為確診病例並納入管理，但在二月七日的防疫方案中卻把無癥狀感染者從確診案例中剔除。三月二十三日《南華早報》獲得的中國內部檔，當中表明中國在二月底前至少發現四萬三千多人屬無癥狀感染者，而根據中國官方數字，當時全國十二萬三千多名確診病例，換言之所佔的比例約為1/3。由於外國政府和媒體質疑中國數字造假，衛健委在壓力下四月壹日起再次公布無癥狀感染者的數字，但稱僅為1541人。
同時，國內亦有消息流出指，某些地區的醫院早已不為病人做病毒核酸檢測，亦不上報有呼吸系統病徵的病例，所有呼吸系統病人壹律當作新冠肺炎病人治療，但不納入為新確診數字，以此達到所謂病例「政治性清零」。對比近期香港每日近百宗新增病例，十多宗本地感染個案，中國官方公布的數字比香港還要少簡直令人匪夷所思。
更諷刺的是，似乎中國自己的官僚系統都對衛健委的數字投下了不信任票。湖北省作為重災區和爆發點，當地的民眾在國內遭到了最嚴重的歧視和不公待遇。三月底，上海的工廠企業派大巴到湖北接員工回廠區復工，卻被拒進入上海，被原車驅逐回湖北。而北京作為「天子腳下」的城市，更是幾乎被封鎖得滴水不漏，雖然對外交通「理論上」仍然存在，但對入城的民眾盤查極為緊張，嚴格隔離，且禁止明明早已「多日零感染」的湖北省民眾進入。
北京嚴加保安可能與當局希望當城市復恢「安全」就可以讓統治者再次召開拖延多時的兩會。兩會對習近平宣傳抗疫「勝利」的輿論相當重要，以洗掉政權當初如何處理失當，讓疫症成為全國乃至全球的災難。
可見種種跡象表明，中共在現時的疫情數字上存在著「兩本帳簿」。雖然現階段對新冠病毒的科研尚算不足，但其傳播度顯然極高，對公共醫療系統造成嚴峻的挑戰。加上世衛警告病毒可以「長期潛藏在人類之中」以及中共數字造假的傳統，已經足以告訴我們中共正在掩蓋疫情真相。甚至中共政權的信用破產使得自身的基層官僚機器都不信任中共的數字。我們不相信其他各國抗疫失敗的資本主義政府，也不可以相信中共會成功抗疫，更不會戰勝疫症帶來的經濟危機。這場危機教育了世界各地的工人階級資本主義制度的腐敗和不民主之處，而為了保護人類併為爭取未來改善經濟，新工人組織是必需要建立起來。
「在武漢……只是壹旦家裡出現病人，就會壹片糟亂。到底是傳染病！而且醫院資源只有那麼多。市民其實也知道，就是醫生自己的家屬生病，如若不是重症，也住不進醫院。……要去面對壹些殘酷：掙扎、死亡以及各種不準的指令。我也覺得非常無奈。」這是武漢作家方方寫的武漢封城日記的片段，某種程度上反映了今年較早時疫情下的武漢醫療的狀況。日記發表後方方卻因為「較為負面，不傳達正能量」，被中國網路民族主義「粉紅」群體所大肆攻擊。（方方的日記里寫到的狀況與很多獨立的報道類似，而與官方宣傳則截然相反。雖然中國勞工論壇不認同她的政治立場，但不認為她的描述是虛構的。）
在1月底武漢宣布封城之後，武漢乃至湖北的醫療資源瞬間告急，隨著新冠患者人數增加，湖北醫護人員超負荷工作，並嚴重缺乏個人防護設備，包括口罩、護目鏡和防護服。
由於防護設備嚴重短缺，武漢醫護人員們甚至重複使用壹次性口罩，用垃圾袋自製防護服，這讓醫務人員面臨著被感染的巨大風險和心裏的巨大壓力。福建醫科大學、長安大學等的團隊在《新英格蘭醫學雜誌》發表的研究論文顯示，據不完全統計，截至2020年4月3日，中國共有23名衛生保健專業人員死於新冠肺炎。由於人們的恐慌所導致物資大量囤積，中國其他地方的醫療物資也處於短缺狀態。網購平台上的廉價醫用外科口罩基本告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的壹些人卻趁此大發國難財，兩個N95口罩就賣到了上百元，這更讓疫情期間停工而失去收入的工人階級雪上加霜。
武漢醫療困境以及今日世界性的災難的起因就要追溯到今年年初中共對於疫情消息的封鎖。認為「穩定壓倒壹切」的中共政府害怕任何的「不穩定」因素。
疫情最初，李文亮醫生於2019年12月30日在自己微信與同行交流，首先向外界披露疫情，後來被稱為疫情的「吹哨人」。他1月3日卻轄區派出所因其「在網際網路上發布不實言論」提出警示和訓誡。
疫情早期，在已經有明顯人傳人的證據的情況之下，第壹批來武漢專家組中的王廣發卻告訴公眾：「人不傳人，可防可控」。結果在1月16日自己被確診肺炎的信息給了做出輕率結論的他壹記耳光。
2月1日出現在武漢紅十字會的壹輛為領導提取口罩的公務車輛再度引髮網民憤怒，接著又爆出了紅十字會的更多醜聞。處於抗議第壹線的協和醫院只領到3000隻口罩，而武漢壹家莆田系醫院卻領到了1.5萬個n95口罩。募捐款項和物質的使用效率也引發質疑。據『新京報』報道，壹方面醫院口罩緊缺，另壹方面大量物資堆放在武漢紅十字會的倉庫里，導致大量捐贈款物不能及時得到使用，而各個醫院又不得不各自求援。
有些人認為這隻是武漢的個例，其實武漢的亂像是中國官僚體系的壹面鏡子。官僚控制下的醫療體系缺乏透明度，對這場全球性的災難難辭其咎。醫療體系的市場化改革更是模糊了醫院治病救人的初衷。
截止2020年4月28日，全球新冠肺炎感染人數接近300萬，在中國疫情得到初步控制的同時，在西方發達國家開始大規模流行。但我們不能因此得出中國醫療體制優越這種結論。中國始於上世紀90年代的醫療體制市場化改革是仿效西方的，中西方醫療體系實為大同小異。而這次蔓延全球的災難更是給市場化醫療體制敲響了喪鐘。
為了度過這場危機和迎接更好的未來，社會主義者認為醫療部門需要廢除官僚資本控制，實現民主公有化；寄生在醫療系統上牟取暴利的藥劑行業也應民主公有化。防疫工作需要在工人民主的監督下實現公開透明；。並提高完善高風險下的勞動者的待遇和勞動保障。新冠肺炎疫症將會說服更多人要為社會主義新社會而戰鬥。
中國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整整壹季后開始平伏，然而因為中共政權的誠信已經完全破產，疫情的實際情況廣受質疑。
按照中共官方的數據，從二零二零年三月十八日起，全國基本已無大規模感染的情況，每日壹般僅有數十宗外部輸入病例和寥寥數宗零星個案。但令國內外民眾起疑的，在於中國的防疫政策根本不似如此輕微。中國病例的數字是從二零二零年三月十日習近平到武漢「巡視」后隨即直線下降，而到了三月十八日，《人民日報》轉發《湖北日報》報道稱，除離開湖北和武漢的防疫關卡外，湖北省內的防疫關卡可全部撤除，但不久之後《人民日報》與《湖北日報》網站的鏈接均失效，相關防疫關卡仍未撤除。
此外，中國解除防疫禁令的政策多次左搖右擺亦加深了對疫情實況的懷疑，三月二十日開始，中國國內少部分的電影院本被允許開始陸續恢復營業，但僅壹星期後，二十七日晚間國家電影局突然又下達通知勒令立即停業，復業日子再作通知，當中並無解釋原因。而在四川，早前被勒令停業的卡拉OK和網吧等於三月二十五日起可以復工，而在三日後，又再壹次被下令停業。如此不透明地推行突兀粗暴的政策反覆不禁令人質疑背後的原因，是否疫情根本不如官方所言般樂觀。
而即便是中共官方二零二零年三月早前也曖昧的表示，「無癥狀感染者」並不會列入確診人數的統計中，同時亦無公布相關數字，這同樣又是壹個令人費解的政策反覆。壹月二十八日衛健委的防疫方案中表明，無癥狀感染者會被視為確診病例並納入管理，但在二月七日的防疫方案中卻把無癥狀感染者從確診案例中剔除。三月二十三日《南華早報》獲得的中國內部檔，當中表明中國在二月底前至少發現四萬三千多人屬無癥狀感染者，而根據中國官方數字，當時全國十二萬三千多名確診病例，換言之所佔的比例約為1/3。由於外國政府和媒體質疑中國數字造假，衛健委在壓力下四月壹日起再次公布無癥狀感染者的數字，但稱僅為1541人。
同時，國內亦有消息流出指，某些地區的醫院早已不為病人做病毒核酸檢測，亦不上報有呼吸系統病徵的病例，所有呼吸系統病人壹律當作新冠肺炎病人治療，但不納入為新確診數字，以此達到所謂病例「政治性清零」。對比近期香港每日近百宗新增病例，十多宗本地感染個案，中國官方公布的數字比香港還要少簡直令人匪夷所思。
更諷刺的是，似乎中國自己的官僚系統都對衛健委的數字投下了不信任票。湖北省作為重災區和爆發點，當地的民眾在國內遭到了最嚴重的歧視和不公待遇。三月底，上海的工廠企業派大巴到湖北接員工回廠區復工，卻被拒進入上海，被原車驅逐回湖北。而北京作為「天子腳下」的城市，更是幾乎被封鎖得滴水不漏，雖然對外交通「理論上」仍然存在，但對入城的民眾盤查極為緊張，嚴格隔離，且禁止明明早已「多日零感染」的湖北省民眾進入。
北京嚴加保安可能與當局希望當城市復恢「安全」就可以讓統治者再次召開拖延多時的兩會。兩會對習近平宣傳抗疫「勝利」的輿論相當重要，以洗掉政權當初如何處理失當，讓疫症成為全國乃至全球的災難。
可見種種跡象表明，中共在現時的疫情數字上存在著「兩本帳簿」。雖然現階段對新冠病毒的科研尚算不足，但其傳播度顯然極高，對公共醫療系統造成嚴峻的挑戰。加上世衛警告病毒可以「長期潛藏在人類之中」以及中共數字造假的傳統，已經足以告訴我們中共正在掩蓋疫情真相。甚至中共政權的信用破產使得自身的基層官僚機器都不信任中共的數字。我們不相信其他各國抗疫失敗的資本主義政府，也不可以相信中共會成功抗疫，更不會戰勝疫症帶來的經濟危機。這場危機教育了世界各地的工人階級資本主義制度的腐敗和不民主之處，而為了保護人類併為爭取未來改善經濟，新工人組織是必需要建立起來。
「在武漢……只是壹旦家裡出現病人，就會壹片糟亂。到底是傳染病！而且醫院資源只有那麼多。市民其實也知道，就是醫生自己的家屬生病，如若不是重症，也住不進醫院。……要去面對壹些殘酷：掙扎、死亡以及各種不準的指令。我也覺得非常無奈。」這是武漢作家方方寫的武漢封城日記的片段，某種程度上反映了今年較早時疫情下的武漢醫療的狀況。日記發表後方方卻因為「較為負面，不傳達正能量」，被中國網路民族主義「粉紅」群體所大肆攻擊。（方方的日記里寫到的狀況與很多獨立的報道類似，而與官方宣傳則截然相反。雖然中國勞工論壇不認同她的政治立場，但不認為她的描述是虛構的。）
在1月底武漢宣布封城之後，武漢乃至湖北的醫療資源瞬間告急，隨著新冠患者人數增加，湖北醫護人員超負荷工作，並嚴重缺乏個人防護設備，包括口罩、護目鏡和防護服。
由於防護設備嚴重短缺，武漢醫護人員們甚至重複使用壹次性口罩，用垃圾袋自製防護服，這讓醫務人員面臨著被感染的巨大風險和心裏的巨大壓力。福建醫科大學、長安大學等的團隊在《新英格蘭醫學雜誌》發表的研究論文顯示，據不完全統計，截至2020年4月3日，中國共有23名衛生保健專業人員死於新冠肺炎。由於人們的恐慌所導致物資大量囤積，中國其他地方的醫療物資也處於短缺狀態。網購平台上的廉價醫用外科口罩基本告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的壹些人卻趁此大發國難財，兩個N95口罩就賣到了上百元，這更讓疫情期間停工而失去收入的工人階級雪上加霜。
武漢醫療困境以及今日世界性的災難的起因就要追溯到今年年初中共對於疫情消息的封鎖。認為「穩定壓倒壹切」的中共政府害怕任何的「不穩定」因素。
疫情最初，李文亮醫生於2019年12月30日在自己微信與同行交流，首先向外界披露疫情，後來被稱為疫情的「吹哨人」。他1月3日卻轄區派出所因其「在網際網路上發布不實言論」提出警示和訓誡。
疫情早期，在已經有明顯人傳人的證據的情況之下，第壹批來武漢專家組中的王廣發卻告訴公眾：「人不傳人，可防可控」。結果在1月16日自己被確診肺炎的信息給了做出輕率結論的他壹記耳光。
2月1日出現在武漢紅十字會的壹輛為領導提取口罩的公務車輛再度引髮網民憤怒，接著又爆出了紅十字會的更多醜聞。處於抗議第壹線的協和醫院只領到3000隻口罩，而武漢壹家莆田系醫院卻領到了1.5萬個n95口罩。募捐款項和物質的使用效率也引發質疑。據『新京報』報道，壹方面醫院口罩緊缺，另壹方面大量物資堆放在武漢紅十字會的倉庫里，導致大量捐贈款物不能及時得到使用，而各個醫院又不得不各自求援。
有些人認為這隻是武漢的個例，其實武漢的亂像是中國官僚體系的壹面鏡子。官僚控制下的醫療體系缺乏透明度，對這場全球性的災難難辭其咎。醫療體系的市場化改革更是模糊了醫院治病救人的初衷。
截止2020年4月28日，全球新冠肺炎感染人數接近300萬，在中國疫情得到初步控制的同時，在西方發達國家開始大規模流行。但我們不能因此得出中國醫療體制優越這種結論。中國始於上世紀90年代的醫療體制市場化改革是仿效西方的，中西方醫療體系實為大同小異。而這次蔓延全球的災難更是給市場化醫療體制敲響了喪鐘。
為了度過這場危機和迎接更好的未來，社會主義者認為醫療部門需要廢除官僚資本控制，實現民主公有化；寄生在醫療系統上牟取暴利的藥劑行業也應民主公有化。防疫工作需要在工人民主的監督下實現公開透明；。並提高完善高風險下的勞動者的待遇和勞動保障。新冠肺炎疫症將會說服更多人要為社會主義新社會而戰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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