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罪恶证明》祸国殃民独裁策：4、三年大饥荒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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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罪恶证明》祸国殃民独裁策：4、三年大饥荒 （二）
由 候保林 » 2020年11月2日
本卷集中共70年罪行之大成，内容皆来自网络，搜索止于2020年9月30日。自中共篡国以来，刻意把许多人祸导致的灾难、和其罪恶行径封锁掩盖了几十年乃至今日。随着时间的碎片日积月累，许多真相在越陷越深的网络中无奈地相继沉沉睡去。现在，我将它们唤醒，一并与目前那些被摧残毒化了的社会现状公开在世人面前；每篇仅取大概要义，并附上链接网址；阅者欲知详情，把文章题目或网址输入互联网即可。－－整编者注
2008年11月11日 亲历三年大饥荒:杀狗喂牛 食堂断炊 饿殍遍野
对于“大跃進”的失败，毛泽东说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刘少奇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作为一个身历其境的“幸运者”来说，只能实实在在地把那段刻骨铭心的生活情形记述下来，给历史一个见证，给后生一个借鉴。
沸腾的一九五八
我是1943年生人，1956年（13岁）家庭因政治原因遭变，随大人下放到四川省泸县沙湾乡，现泸州市茜草镇联合村新瓦房。沙湾地处市郊，就当时的农业生产、生活综合条件而言，应该属中等以上水平。
1958年的国庆节，沙湾乡改成了沙湾人民公社。为了庆祝人民公社的成立，全乡农民放假召开庆祝大会，演出文艺节目另外还请市川剧团来唱戏。红旗招展人欢马叫，爆竹声中便从射秽主义社会一步跨入了共产主义社会。工资制代替了工分制，食堂代替了小灶头。
一夜之间成立了人民公社，月月领工资*，顿顿吃食堂，大米饭白面馒头，红烧肉回锅肉，6菜一汤撑死不要钱，叫你舍不得吃也不得不吃。不吃白不吃还不能少吃，于是大家比着吃吃得满口流油嗝声连连。但是就这也吃不完啊，于是我等半大孩子就把馒头红苕当成手榴弹来开仗，直砸得社员食堂的屋顶上墙上白的是馍馍黄的是熟红苕，饿过饭的老年人自然不待见，骂我们是砍脑壳的短命鬼，骂我们糟蹋粮食不怕遭报应。在那“天堂”般的日子里，老年人还是见不得浪费粮食，想必也知不道真的会有报应。问题是社员食堂一下子那来那么多吃的呢？
第一，1958年（高、初级社）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丰收年，为了赶种小麦许多红苕都顾不上挖，而且挖回来也愁没地儿放。于是用犁头一犁，紧大个的捡几个算几个，烂在地里的红苕比收回来的还多，不愁没粮食。
第二，为了体现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任着浪费、任着不当日子过也要让大家吃好吃个满意舒心。
第三，大刮“共产风”。成立人民公社就等于進入了共产主义。收回社员的自留地，不再分粮食给个人，各家各户之前养的猪羊家畜统统共产了去（我家有头百十斤的猪被收去，后来反“共产风”退赔了20元钱）。同时生产队也大养生猪，所以一时间才会有这么多吃的。
开始一个生产队一个社员食堂，大人小孩8人一桌。一开饭十几桌人嗡嗡叫。那时我和弟弟十几岁正是吃长饭的时候，不管米饭馒头大肉小炒，五抢六拖吃得稳（眼睛看得稳）、准（筷子夹得准）、狠（心肠来得恨），唰唰唰几搞撬就把菜盘里的精华一扫而光。人幸福狗当然也幸福，我有条黑花狗，天天跟着吃食堂，月把下来长得油光水滑，肥得像头小猪见生人都懒得吠叫了。
祸根
国庆节成立人民公社，正是秋收秋种的季节。大兵团作战，田间地头红旗招展喇叭高亢。横幅上写的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块好省地建设射秽主义！”“亩产双千斤，年底上北京！”“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广播里唱的是“十五年超英赶美”、“一天等于20年，共产主义胜天堂”。建制也改了称谓，公社是营，管理区（大队）是连，生产队是排，小组是班。像军队一样把社员集中起来劳动和吃睡，屙屎尿尿以外不准个人行动，特别有事得请假批准才准回家。
在愚蠢荒唐的瞎指挥下，1958年秋种和59年的春种，造成小麦水稻大面积减产甚至绝收。为了拍记录片，叫社员把“上面” 检查时难看见的边角田地里随便种的小麦水稻拔来，密密地挤放在一块田地里，把几十窝红苕弄来绑在一起算做一窝，任新闻记者拿摄影机崛着屁股猛拍丰收高产景象。当时有新闻报道，说徐水县书记张某向来视察的毛主席汇报，说他们的粮食年产达12亿斤，小麦平均亩产2000斤，主席听了还大加赞许。
其实59年至62年哪有什么大的天灾，起码泸州地区就没有大的自然灾害。全国20多个省同时都发生自然灾害？而且这个倒霉的“连裆裤”一穿就是整整三年！刘少奇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是顾全关系，叫我说最多是1分天灾9分人祸。
人们一般只知道大跃進炼钢铁，泸州地区每个生产队抽3、5人去叙永县大炼钢铁，家里的人也搞小高炉炼，把锅、门扣、抽屉把手凡是金属都收去炼了，赔了本钱功夫炼些没用的黑砣砣到处都扔着是，一面却敲锣打鼓地到处报喜，说是炼出了多少多少钢铁。有研究说老墙土是上等肥料，含有这样那样多种有机物，一亩田地撒上多少老墙土可以增产多少斤粮食，一声命令就扒得鸡飞狗跳哭声不断人无居所，祖坟被挖也没有这么伤心！震天吼地房子扒了，老墙土碾碎撒下地，产量没见上去被扒房的人家伤心欲绝，三家两家挤住在一起，捉襟见肘许多叨骂，夜里尿泡尿都得用内功夹着慢慢尿，不然尿尿声音大惊动四邻以为是下雨了呢。哀哉！估计研究老墙土做肥料的科学家们多半作古了，如果还活着并且能看见我的回忆文章，会不会为他的缺德研究脸红呢？
还有一件莫名其妙的事也顺便说一下，就是打狗喂牛。和老墙土肥田一样也不知是那个缺德的科研人员想出来的，说是狗肉性热，人吃狗肉御寒牛吃了也不怕冷。于是上级一声令下，每个生产队都成立打狗队，打死的狗交给养牛社员，剥皮煮煮给牛吃。可是牛们却不识好歹，只吃草不吃肉，于是就盛在竹筒里上几个人把牛逮牢，一筒一筒地硬朝喉咙里灌。狗肉倒是灌下牛肚里去了，不料第二天牛就屙血。反映上去干部说屙血就表明狗肉起作用了，继续灌。继续灌就继续灌，灌得牛们奄奄一息连草也不吃了，只到死了牛才停止。看来“科学”不一定都科学，科研人员里边也有那种不学无术胡说八道的骗子。
报应
由于上年的瞎指挥，1959年主要粮食（小麦水稻）大面积严重减产。另一方面因为放卫星虚报，国家下达的公粮数字也大大提高，有点收成也远远不够交公粮。临近国庆节时队里的粮食就日见匮乏，于是食堂停止了敞开的吃法，吃定量，全劳动力一天一市斤，半劳动力妇女儿童依次递减。
真所谓“城头变换大王旗”，“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说变就变，广大社员从人民公社的幸福天堂上昏昏戳戳掉下来，“摔”得鼻青脸肿，“摔”得穷凶 “饿”极。一到开饭时间，为争一口饭吃娘俩骂爷俩打，食堂里一片骂声哭声，那种六亲不认的丑陋场景真是不堪入目！
眼看着食堂就要断烟火，队长易国华（已逝）就把喂猪的二郎丕（瘪稻子）叫炊事员唐矮子他们放锅里炒熟，碾碎和着细米糠蒸巴巴吃。巴巴虽粗将就能吃，只是年岁大的人吃下去屙不出来，没办法就脱了裤子泡在鱼塘里用手抠。邹海清大爷爱开玩笑，抠了起来说，日他的仙人吔，光听说麻雀吃胡豆不和屁眼商量，现而今人也不和屁眼商量了，屙不出来差点没把人涨死！
1959年元旦过后食堂彻底断了烟火，树倒猢狲散，享完“天堂”福的社员们各人施展本事救命。有的卖家当买黑市粮吃（或直接换粮票），解放初从地主那里分得的胜利果实，什么宁波床、檀木衣柜、四方桌甚至棺材。家当卖了也管不几天，就和没家当卖的一起挖芭蕉头葛根吃，幼儿园的小朋友更可怜，饿得跑出来找东西吃。菜叶麦苗见啥吃啥，拔不起来菜根就趴在地上啃着吃。
芭蕉头啥的挖完了挖仙米剥树皮吃，树皮救不了命仙米吃了死得更快。所谓仙米就是地底深处的粘土，灰白色，捏着粘手。挖回来放点水捏捏搁在锅里煎一煎，煎成两面黄吃起来沙沙的涩口倒没有什么怪味。但是这东西吃下去真要了不少命，比吃糠巴巴造成肠梗阻更厉害。又是饿极贪吃，一时间因为吃仙米就涨死了不少的人，尤其是老人和小孩，吃下去屙不出来死后肚子硬得像石头一样。
饥荒已成定局，政府有所行动，这回不讲高产放卫星了，讲“生产自救”，讲“代食品”，讲“粮不够瓜菜代”。生产自救瓜菜代是正确的，代食品就不敢恭维了。高粮杆玉米秸，弄粉碎机来打碎，筛子底下的粉末和水蒸饼给社员吃，还说含有多少淀粉多少葡萄糖，不只管饱并且十分的营养。秸杆也就罢了，还有一种代食品叫小球藻。小球藻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人尿。把社员尿的尿用桶集中起来倒進大池子里，沤个多少天，沤得绿茵茵黄淡淡把上面的水漏掉吃下面的结晶体。据说人在危急时刻尿可以短时间救命，想必叫吃小球藻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那东西弄来弄去的实在太恶心，反正我没吃过不知道是什么味道。
1960年春，非正常死亡现象已经很普遍了。政府一方面带领社员生产自救，另外还拨些粮食下来救命。只是不多，大人一天二市两，小孩一市两。于是食堂又恢复起来，小食堂改成大食堂（一个大队一千来人），一天两顿菜稀饭或菜糊糊把命吊着。然而有的人能吊有的人就受不了，于是就不断的死人。
校园生活剪影
要不是59年去上中学，说不准也会落得个“非正常死亡”。学校再饿也比家里断粮吃代食品好多了，学生和城里人一样每月多少还有定量粮食供应。之前城市居民（成人）每月定量25斤，中学生好像是30斤。从59年元旦后开始减少，最后减到每月18 斤、15斤。还不完全是大米，有红苕、玉米面、古巴粉（吃起来有沙，后来听说是从外国進口的猪饲料。）
说来也苦，一班40来个学生吃饭要评4个等级：特等、甲等、乙等、丙等。吃饭分等级是啥概念呢，一天两顿菜稀饭，馆子里用的长把勺（一勺有一小碗），每顿饭特等四勺，甲等三勺，乙等两勺半，丙等两勺。这个四勺和两勺哦，整整多一倍了，谁都是学生，谁都是肚子，你说整人不整人？现在想起来还牙痒痒地！什么吃特等的表现优秀，学习还不如我，是会舔班主任屁股的。甲等是学习中上听老师话的。像我这样学习马虎但很不听话，只配吃个乙等。丙等个孬种学习自是不行，还瘟笨得用袖子擦鼻涕，不饿这种蠢货饿谁！
关于粮票作废
经过网友证实：1960年8月31日之前的四川省地方粮票（包括各市县发行的粮票证卷），于9月1日起全部停止使用。这件事保密工作做得特好，事先竟毫无风声，等民众知道时所有的粮票全部变成了废纸。粮票少的人摇头叹气自认倒霉，粮票多的人捶胸顿足哭天抢地。而值政府的公信度于不顾、几乎是草菅人命的一道指令，从饥寒交迫的四川人的肚子里刮走了不知道多少亿斤粮食。粮票的背面有说明——无价证券。但是，粮票无价而粮票所代表的粮食不只是有价，拥有它就意味着不受饥饿，甚至意味着拥有生命！遭遇强盗似地掠夺的人们除了几声哭泣、几声骂娘以外，从没听说去向当局抗议要个说法啥的。结果是党、政府的威信陡峭下降，同时也再一次地验证了：中国人民是最好的人民！
1960（61年？）年春夏之交，上面忽然有政策，“解散食堂”，“划自留地”，“恢复自由市场”（成立公社后乡场集市都取消了的）。农村社员得了土地赶紧种瓜菜粮食救命，却不知道这个“上面”不是上上面，而是泸州地委书记邓自力和他的一班人在“顶风作案”。好景不长，仅仅收了一季农作物邓自力就倒台了。只到这时，包括社员群众才晓得撤食堂划自留地是邓自力搞的。邓自力搞“右倾复辟”，邓自力“挖射秽主义墙角”。邓自力胆大妄为破坏“总路线”。邓自力瞪着眼睛葬送了自己的政治前途，被撤职查办。但是，几十万泸州地区的农民却因此收获了一季救命的庄稼。就这一季庄稼：高梁、玉米、南瓜、绿豆……救活了多少人？！假如没有自留地里的这一季庄稼呢，又该多饿死多少人？！所以我十分佩服邓自力，感恩邓老，我想凡是熬过那场劫难的泸州人尤其是农民，都应该对邓自力同志有所感恩。
刹小偷小摸风
1962年上半年，中央终于调整农村所有制等政策，撤消社员食堂，给社员划分自留地，开放自由市场。
困难时期生产队的社员几乎无人不偷，白天都是好人，天一黑就都成了小偷，偶尔互相碰上了假装不认识各偷各的。麦熟偷麦稻熟偷稻，没有锅就用坛子罐子煨。一家人煨的煨放哨的放哨（怕被捉住），水开十来分中赶快把明火熄掉，余火一闷麦饭闷开了花，吃起来奇香无比。但是被逮住就很难看，端着被烟熏黑的坛或罐站在食堂的四方桌子上挨斗争，斗了还要扣饭。今天你挨斗明天他挨斗，斗来斗去大家都不要脸皮了。于是斗归斗偷归偷，白天挨斗夜里照偷，反正不要脸了又犯不上死罪，不偷白不偷，不偷就饿着，于是就落下了个偷病。社员偷干部当然也偷，社员是各自为阵偷山上地里的，干部则商量着偷仓库保管室的，只不过“刹小偷小摸风 ”的时候，只整社员不整干部罢了。
撤消食堂以后我们联合管区改成联合大队，记不清是62年还是63年冬，“刹小偷小摸风”的批斗会在新庙子召开，每个小队都得抓一两个典型杀鸡给猴子看。
所谓“刹小偷小摸风”可能是地方性的，其他省份还没听说这样搞过。
1963年之后，人民公社实际上名存实亡。“队为基础单独核算”，自留地，自由市场，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顿时高涨。经过三年的努力，城乡人民的生活得到了空前的提高，粮食、副食品和生活所需的工业产品应用尽有。然而刚刚好起来，突然又来了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斗武斗闹得百业凋蔽。
－－http://history.news.163.com/08/1111/08/4QF4TVDG00011247.html
2016年1月28日 苏小和：为什么中国人会忘记三年大饥荒
晚饭时，我问母亲：“三年自然灾害时，您饿过肚子么？”母亲叹气：“能不饿么，好多人都被饿死了，我亲眼看见隔壁的大叔饿倒在田埂上，明明看着他在慢慢走，忽然就软绵绵倒了下去，我过去一看，人已经断气了，”说着说着，母亲的眼泪流了下来，“那几年也没见大干旱大水灾啊，真不知道上面的领导都在干什么”？母亲把这问题丢给我，走到厨房收拾碗筷去了。
我曾经利用假期，去访问那些经历过三年饥饿的老人们，同时努力找寻有关饥饿的研究性著作。几年下来，我发现，无论是老人们内心惊恐的记忆，还是阿玛蒂亚.森对大饥饿的学理性研究，都令我这个没有经历过大饥饿的人羞愧万分。尤其是后者，当我把让·德雷兹和森合著的《饥饿与公共行为》读完之后，我彻底承认，我是一个愧对历史，愧对生命，愧对良知的软体动物。
第一层面的羞愧，乃是我们的整体性失忆。在人类的饥饿史册里，中国人应该最有责任，最有动力，也最有必要深入研究群体性饥饿问题，但当下的局面却证明，我们曾经饿死了3000多万人，可是我们却找不到一份真正直面那场灾难的文献。
一家NGO组织曾经对100名1975年以后出生的中国人就三年大饥饿历史做过一次随机性调查，结果显示，知道这场灾难的人仅为37%，了解具体死亡人数的人只有10%，而认同这场灾难的原因为自然灾害的人居然占到了95%。
第二层面的羞愧，应该是我们的学者们有意识的从局部着眼。
比较《饥饿与公共行为》（让·德雷兹和森合著），其局部性和狭小视角，以及背后的某种学术勇气的缺失便显露出来。正如这本伟大著作的书名所体现出来的定义，森认为大饥饿的本质原因是公共行为的失误，具体而言，即是专制体制以及该体制下的民众权利的丧失。在森看来，所谓的公共行为，不仅是指国家的活动，而且包括人民大众所采取的社会行为。不仅有“合作”的（通过公民合作），还有“对抗”的（通过社会批评和政治对抗），前者显示，国家行动的性质和效力在缺乏公众警惕和活动的情况下，非常容易恶化，而后者则显示，公民权利的丢失，导致了饥饿的普遍蔓延。
我个人极力赞成森的结论，并且认定大饥荒和中国当时的政治集权体制有关。
－－http://hx.hxwk.org/2016/01/28/苏小和：为什么中国人会忘记三年大饥荒
2008年11月11日 亲历三年大饥荒:杀狗喂牛 食堂断炊 饿殍遍野
对于“大跃進”的失败，毛泽东说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刘少奇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作为一个身历其境的“幸运者”来说，只能实实在在地把那段刻骨铭心的生活情形记述下来，给历史一个见证，给后生一个借鉴。
沸腾的一九五八
我是1943年生人，1956年（13岁）家庭因政治原因遭变，随大人下放到四川省泸县沙湾乡，现泸州市茜草镇联合村新瓦房。沙湾地处市郊，就当时的农业生产、生活综合条件而言，应该属中等以上水平。
1958年的国庆节，沙湾乡改成了沙湾人民公社。为了庆祝人民公社的成立，全乡农民放假召开庆祝大会，演出文艺节目另外还请市川剧团来唱戏。红旗招展人欢马叫，爆竹声中便从射秽主义社会一步跨入了共产主义社会。工资制代替了工分制，食堂代替了小灶头。
一夜之间成立了人民公社，月月领工资*，顿顿吃食堂，大米饭白面馒头，红烧肉回锅肉，6菜一汤撑死不要钱，叫你舍不得吃也不得不吃。不吃白不吃还不能少吃，于是大家比着吃吃得满口流油嗝声连连。但是就这也吃不完啊，于是我等半大孩子就把馒头红苕当成手榴弹来开仗，直砸得社员食堂的屋顶上墙上白的是馍馍黄的是熟红苕，饿过饭的老年人自然不待见，骂我们是砍脑壳的短命鬼，骂我们糟蹋粮食不怕遭报应。在那“天堂”般的日子里，老年人还是见不得浪费粮食，想必也知不道真的会有报应。问题是社员食堂一下子那来那么多吃的呢？
第一，1958年（高、初级社）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丰收年，为了赶种小麦许多红苕都顾不上挖，而且挖回来也愁没地儿放。于是用犁头一犁，紧大个的捡几个算几个，烂在地里的红苕比收回来的还多，不愁没粮食。
第二，为了体现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任着浪费、任着不当日子过也要让大家吃好吃个满意舒心。
第三，大刮“共产风”。成立人民公社就等于進入了共产主义。收回社员的自留地，不再分粮食给个人，各家各户之前养的猪羊家畜统统共产了去（我家有头百十斤的猪被收去，后来反“共产风”退赔了20元钱）。同时生产队也大养生猪，所以一时间才会有这么多吃的。
开始一个生产队一个社员食堂，大人小孩8人一桌。一开饭十几桌人嗡嗡叫。那时我和弟弟十几岁正是吃长饭的时候，不管米饭馒头大肉小炒，五抢六拖吃得稳（眼睛看得稳）、准（筷子夹得准）、狠（心肠来得恨），唰唰唰几搞撬就把菜盘里的精华一扫而光。人幸福狗当然也幸福，我有条黑花狗，天天跟着吃食堂，月把下来长得油光水滑，肥得像头小猪见生人都懒得吠叫了。
祸根
国庆节成立人民公社，正是秋收秋种的季节。大兵团作战，田间地头红旗招展喇叭高亢。横幅上写的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块好省地建设射秽主义！”“亩产双千斤，年底上北京！”“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广播里唱的是“十五年超英赶美”、“一天等于20年，共产主义胜天堂”。建制也改了称谓，公社是营，管理区（大队）是连，生产队是排，小组是班。像军队一样把社员集中起来劳动和吃睡，屙屎尿尿以外不准个人行动，特别有事得请假批准才准回家。
在愚蠢荒唐的瞎指挥下，1958年秋种和59年的春种，造成小麦水稻大面积减产甚至绝收。为了拍记录片，叫社员把“上面” 检查时难看见的边角田地里随便种的小麦水稻拔来，密密地挤放在一块田地里，把几十窝红苕弄来绑在一起算做一窝，任新闻记者拿摄影机崛着屁股猛拍丰收高产景象。当时有新闻报道，说徐水县书记张某向来视察的毛主席汇报，说他们的粮食年产达12亿斤，小麦平均亩产2000斤，主席听了还大加赞许。
其实59年至62年哪有什么大的天灾，起码泸州地区就没有大的自然灾害。全国20多个省同时都发生自然灾害？而且这个倒霉的“连裆裤”一穿就是整整三年！刘少奇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是顾全关系，叫我说最多是1分天灾9分人祸。
人们一般只知道大跃進炼钢铁，泸州地区每个生产队抽3、5人去叙永县大炼钢铁，家里的人也搞小高炉炼，把锅、门扣、抽屉把手凡是金属都收去炼了，赔了本钱功夫炼些没用的黑砣砣到处都扔着是，一面却敲锣打鼓地到处报喜，说是炼出了多少多少钢铁。有研究说老墙土是上等肥料，含有这样那样多种有机物，一亩田地撒上多少老墙土可以增产多少斤粮食，一声命令就扒得鸡飞狗跳哭声不断人无居所，祖坟被挖也没有这么伤心！震天吼地房子扒了，老墙土碾碎撒下地，产量没见上去被扒房的人家伤心欲绝，三家两家挤住在一起，捉襟见肘许多叨骂，夜里尿泡尿都得用内功夹着慢慢尿，不然尿尿声音大惊动四邻以为是下雨了呢。哀哉！估计研究老墙土做肥料的科学家们多半作古了，如果还活着并且能看见我的回忆文章，会不会为他的缺德研究脸红呢？
还有一件莫名其妙的事也顺便说一下，就是打狗喂牛。和老墙土肥田一样也不知是那个缺德的科研人员想出来的，说是狗肉性热，人吃狗肉御寒牛吃了也不怕冷。于是上级一声令下，每个生产队都成立打狗队，打死的狗交给养牛社员，剥皮煮煮给牛吃。可是牛们却不识好歹，只吃草不吃肉，于是就盛在竹筒里上几个人把牛逮牢，一筒一筒地硬朝喉咙里灌。狗肉倒是灌下牛肚里去了，不料第二天牛就屙血。反映上去干部说屙血就表明狗肉起作用了，继续灌。继续灌就继续灌，灌得牛们奄奄一息连草也不吃了，只到死了牛才停止。看来“科学”不一定都科学，科研人员里边也有那种不学无术胡说八道的骗子。
报应
由于上年的瞎指挥，1959年主要粮食（小麦水稻）大面积严重减产。另一方面因为放卫星虚报，国家下达的公粮数字也大大提高，有点收成也远远不够交公粮。临近国庆节时队里的粮食就日见匮乏，于是食堂停止了敞开的吃法，吃定量，全劳动力一天一市斤，半劳动力妇女儿童依次递减。
真所谓“城头变换大王旗”，“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说变就变，广大社员从人民公社的幸福天堂上昏昏戳戳掉下来，“摔”得鼻青脸肿，“摔”得穷凶 “饿”极。一到开饭时间，为争一口饭吃娘俩骂爷俩打，食堂里一片骂声哭声，那种六亲不认的丑陋场景真是不堪入目！
眼看着食堂就要断烟火，队长易国华（已逝）就把喂猪的二郎丕（瘪稻子）叫炊事员唐矮子他们放锅里炒熟，碾碎和着细米糠蒸巴巴吃。巴巴虽粗将就能吃，只是年岁大的人吃下去屙不出来，没办法就脱了裤子泡在鱼塘里用手抠。邹海清大爷爱开玩笑，抠了起来说，日他的仙人吔，光听说麻雀吃胡豆不和屁眼商量，现而今人也不和屁眼商量了，屙不出来差点没把人涨死！
1959年元旦过后食堂彻底断了烟火，树倒猢狲散，享完“天堂”福的社员们各人施展本事救命。有的卖家当买黑市粮吃（或直接换粮票），解放初从地主那里分得的胜利果实，什么宁波床、檀木衣柜、四方桌甚至棺材。家当卖了也管不几天，就和没家当卖的一起挖芭蕉头葛根吃，幼儿园的小朋友更可怜，饿得跑出来找东西吃。菜叶麦苗见啥吃啥，拔不起来菜根就趴在地上啃着吃。
芭蕉头啥的挖完了挖仙米剥树皮吃，树皮救不了命仙米吃了死得更快。所谓仙米就是地底深处的粘土，灰白色，捏着粘手。挖回来放点水捏捏搁在锅里煎一煎，煎成两面黄吃起来沙沙的涩口倒没有什么怪味。但是这东西吃下去真要了不少命，比吃糠巴巴造成肠梗阻更厉害。又是饿极贪吃，一时间因为吃仙米就涨死了不少的人，尤其是老人和小孩，吃下去屙不出来死后肚子硬得像石头一样。
饥荒已成定局，政府有所行动，这回不讲高产放卫星了，讲“生产自救”，讲“代食品”，讲“粮不够瓜菜代”。生产自救瓜菜代是正确的，代食品就不敢恭维了。高粮杆玉米秸，弄粉碎机来打碎，筛子底下的粉末和水蒸饼给社员吃，还说含有多少淀粉多少葡萄糖，不只管饱并且十分的营养。秸杆也就罢了，还有一种代食品叫小球藻。小球藻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人尿。把社员尿的尿用桶集中起来倒進大池子里，沤个多少天，沤得绿茵茵黄淡淡把上面的水漏掉吃下面的结晶体。据说人在危急时刻尿可以短时间救命，想必叫吃小球藻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那东西弄来弄去的实在太恶心，反正我没吃过不知道是什么味道。
1960年春，非正常死亡现象已经很普遍了。政府一方面带领社员生产自救，另外还拨些粮食下来救命。只是不多，大人一天二市两，小孩一市两。于是食堂又恢复起来，小食堂改成大食堂（一个大队一千来人），一天两顿菜稀饭或菜糊糊把命吊着。然而有的人能吊有的人就受不了，于是就不断的死人。
校园生活剪影
要不是59年去上中学，说不准也会落得个“非正常死亡”。学校再饿也比家里断粮吃代食品好多了，学生和城里人一样每月多少还有定量粮食供应。之前城市居民（成人）每月定量25斤，中学生好像是30斤。从59年元旦后开始减少，最后减到每月18 斤、15斤。还不完全是大米，有红苕、玉米面、古巴粉（吃起来有沙，后来听说是从外国進口的猪饲料。）
说来也苦，一班40来个学生吃饭要评4个等级：特等、甲等、乙等、丙等。吃饭分等级是啥概念呢，一天两顿菜稀饭，馆子里用的长把勺（一勺有一小碗），每顿饭特等四勺，甲等三勺，乙等两勺半，丙等两勺。这个四勺和两勺哦，整整多一倍了，谁都是学生，谁都是肚子，你说整人不整人？现在想起来还牙痒痒地！什么吃特等的表现优秀，学习还不如我，是会舔班主任屁股的。甲等是学习中上听老师话的。像我这样学习马虎但很不听话，只配吃个乙等。丙等个孬种学习自是不行，还瘟笨得用袖子擦鼻涕，不饿这种蠢货饿谁！
关于粮票作废
经过网友证实：1960年8月31日之前的四川省地方粮票（包括各市县发行的粮票证卷），于9月1日起全部停止使用。这件事保密工作做得特好，事先竟毫无风声，等民众知道时所有的粮票全部变成了废纸。粮票少的人摇头叹气自认倒霉，粮票多的人捶胸顿足哭天抢地。而值政府的公信度于不顾、几乎是草菅人命的一道指令，从饥寒交迫的四川人的肚子里刮走了不知道多少亿斤粮食。粮票的背面有说明——无价证券。但是，粮票无价而粮票所代表的粮食不只是有价，拥有它就意味着不受饥饿，甚至意味着拥有生命！遭遇强盗似地掠夺的人们除了几声哭泣、几声骂娘以外，从没听说去向当局抗议要个说法啥的。结果是党、政府的威信陡峭下降，同时也再一次地验证了：中国人民是最好的人民！
1960（61年？）年春夏之交，上面忽然有政策，“解散食堂”，“划自留地”，“恢复自由市场”（成立公社后乡场集市都取消了的）。农村社员得了土地赶紧种瓜菜粮食救命，却不知道这个“上面”不是上上面，而是泸州地委书记邓自力和他的一班人在“顶风作案”。好景不长，仅仅收了一季农作物邓自力就倒台了。只到这时，包括社员群众才晓得撤食堂划自留地是邓自力搞的。邓自力搞“右倾复辟”，邓自力“挖射秽主义墙角”。邓自力胆大妄为破坏“总路线”。邓自力瞪着眼睛葬送了自己的政治前途，被撤职查办。但是，几十万泸州地区的农民却因此收获了一季救命的庄稼。就这一季庄稼：高梁、玉米、南瓜、绿豆……救活了多少人？！假如没有自留地里的这一季庄稼呢，又该多饿死多少人？！所以我十分佩服邓自力，感恩邓老，我想凡是熬过那场劫难的泸州人尤其是农民，都应该对邓自力同志有所感恩。
刹小偷小摸风
1962年上半年，中央终于调整农村所有制等政策，撤消社员食堂，给社员划分自留地，开放自由市场。
困难时期生产队的社员几乎无人不偷，白天都是好人，天一黑就都成了小偷，偶尔互相碰上了假装不认识各偷各的。麦熟偷麦稻熟偷稻，没有锅就用坛子罐子煨。一家人煨的煨放哨的放哨（怕被捉住），水开十来分中赶快把明火熄掉，余火一闷麦饭闷开了花，吃起来奇香无比。但是被逮住就很难看，端着被烟熏黑的坛或罐站在食堂的四方桌子上挨斗争，斗了还要扣饭。今天你挨斗明天他挨斗，斗来斗去大家都不要脸皮了。于是斗归斗偷归偷，白天挨斗夜里照偷，反正不要脸了又犯不上死罪，不偷白不偷，不偷就饿着，于是就落下了个偷病。社员偷干部当然也偷，社员是各自为阵偷山上地里的，干部则商量着偷仓库保管室的，只不过“刹小偷小摸风 ”的时候，只整社员不整干部罢了。
撤消食堂以后我们联合管区改成联合大队，记不清是62年还是63年冬，“刹小偷小摸风”的批斗会在新庙子召开，每个小队都得抓一两个典型杀鸡给猴子看。
所谓“刹小偷小摸风”可能是地方性的，其他省份还没听说这样搞过。
1963年之后，人民公社实际上名存实亡。“队为基础单独核算”，自留地，自由市场，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顿时高涨。经过三年的努力，城乡人民的生活得到了空前的提高，粮食、副食品和生活所需的工业产品应用尽有。然而刚刚好起来，突然又来了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斗武斗闹得百业凋蔽。
－－http://history.news.163.com/08/1111/08/4QF4TVDG00011247.html
2016年1月28日 苏小和：为什么中国人会忘记三年大饥荒
晚饭时，我问母亲：“三年自然灾害时，您饿过肚子么？”母亲叹气：“能不饿么，好多人都被饿死了，我亲眼看见隔壁的大叔饿倒在田埂上，明明看着他在慢慢走，忽然就软绵绵倒了下去，我过去一看，人已经断气了，”说着说着，母亲的眼泪流了下来，“那几年也没见大干旱大水灾啊，真不知道上面的领导都在干什么”？母亲把这问题丢给我，走到厨房收拾碗筷去了。
我曾经利用假期，去访问那些经历过三年饥饿的老人们，同时努力找寻有关饥饿的研究性著作。几年下来，我发现，无论是老人们内心惊恐的记忆，还是阿玛蒂亚.森对大饥饿的学理性研究，都令我这个没有经历过大饥饿的人羞愧万分。尤其是后者，当我把让·德雷兹和森合著的《饥饿与公共行为》读完之后，我彻底承认，我是一个愧对历史，愧对生命，愧对良知的软体动物。
第一层面的羞愧，乃是我们的整体性失忆。在人类的饥饿史册里，中国人应该最有责任，最有动力，也最有必要深入研究群体性饥饿问题，但当下的局面却证明，我们曾经饿死了3000多万人，可是我们却找不到一份真正直面那场灾难的文献。
一家NGO组织曾经对100名1975年以后出生的中国人就三年大饥饿历史做过一次随机性调查，结果显示，知道这场灾难的人仅为37%，了解具体死亡人数的人只有10%，而认同这场灾难的原因为自然灾害的人居然占到了95%。
第二层面的羞愧，应该是我们的学者们有意识的从局部着眼。
比较《饥饿与公共行为》（让·德雷兹和森合著），其局部性和狭小视角，以及背后的某种学术勇气的缺失便显露出来。正如这本伟大著作的书名所体现出来的定义，森认为大饥饿的本质原因是公共行为的失误，具体而言，即是专制体制以及该体制下的民众权利的丧失。在森看来，所谓的公共行为，不仅是指国家的活动，而且包括人民大众所采取的社会行为。不仅有“合作”的（通过公民合作），还有“对抗”的（通过社会批评和政治对抗），前者显示，国家行动的性质和效力在缺乏公众警惕和活动的情况下，非常容易恶化，而后者则显示，公民权利的丢失，导致了饥饿的普遍蔓延。
我个人极力赞成森的结论，并且认定大饥荒和中国当时的政治集权体制有关。
－－http://hx.hxwk.org/2016/01/28/苏小和：为什么中国人会忘记三年大饥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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