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罪惡證明》禍國殃民獨裁策:4、三年大飢荒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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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罪惡證明》禍國殃民獨裁策:4、三年大飢荒 (二)

帖子候保林 » 2020年11月2日

本卷集中共70年罪行之大成,內容皆來自網路,搜索止於2020年9月30日。自中共篡國以來,刻意把許多人禍導致的災難、和其罪惡行徑封鎖掩蓋了幾十年乃至今日。隨著時間的碎片日積月累,許多真相在越陷越深的網路中無奈地相繼沉沉睡去。現在,我將它們喚醒,一併與目前那些被摧殘毒化了的社會現狀公開在世人面前;每篇僅取大概要義,並附上鏈接網址;閱者欲知詳情,把文章題目或網址輸入互聯網即可。--整編者注

2008年11月11日 親歷三年大飢荒:殺狗喂牛 食堂斷炊 餓殍遍野
對於「大躍進」的失敗,毛澤東說是「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問題」,劉少奇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作為一個身歷其境的「幸運者」來說,只能實實在在地把那段刻骨銘心的生活情形記述下來,給歷史一個見證,給後生一個借鑒。
沸騰的一九五八
我是1943年生人,1956年(13歲)家庭因政治原因遭變,隨大人下放到四川省瀘縣沙灣鄉,現瀘州市茜草鎮聯合村新瓦房。沙灣地處市郊,就當時的農業生產、生活綜合條件而言,應該屬中等以上水平。
1958年的國慶節,沙灣鄉改成了沙灣人民公社。為了慶祝人民公社的成立,全鄉農民放假召開慶祝大會,演出文藝節目另外還請市川劇團來唱戲。紅旗招展人歡馬叫,爆竹聲中便從射穢主義社會一步跨入了共產主義社會。工資制代替了工分制,食堂代替了小灶頭。
一夜之間成立了人民公社,月月領工資*,頓頓吃食堂,大米飯白面饅頭,紅燒肉回鍋肉,6菜一湯撐死不要錢,叫你捨不得吃也不得不吃。不吃白不吃還不能少吃,於是大家比著吃吃得滿口流油嗝聲連連。但是就這也吃不完啊,於是我等半大孩子就把饅頭紅苕當成手榴彈來開仗,直砸得社員食堂的屋頂上牆上白的是饃饃黃的是熟紅苕,餓過飯的老年人自然不待見,罵我們是砍腦殼的短命鬼,罵我們糟蹋糧食不怕遭報應。在那「天堂」般的日子里,老年人還是見不得浪費糧食,想必也知不道真的會有報應。問題是社員食堂一下子那來那麼多吃的呢?
第一,1958年(高、初級社)是一個前所未有的豐收年,為了趕種小麥許多紅苕都顧不上挖,而且挖回來也愁沒地兒放。於是用犁頭一犁,緊大個的撿幾個算幾個,爛在地里的紅苕比收回來的還多,不愁沒糧食。
第二,為了體現人民公社的優越性,任著浪費、任著不當日子過也要讓大家吃好吃個滿意舒心。
第三,大刮「共產風」。成立人民公社就等於進入了共產主義。收回社員的自留地,不再分糧食給個人,各家各戶之前養的豬羊家畜統統共產了去(我家有頭百十斤的豬被收去,後來反「共產風」退賠了20元錢)。同時生產隊也大養生豬,所以一時間才會有這麼多吃的。
開始一個生產隊一個社員食堂,大人小孩8人一桌。一開飯十幾桌人嗡嗡叫。那時我和弟弟十幾歲正是吃長飯的時候,不管米飯饅頭大肉小炒,五搶六拖吃得穩(眼睛看得穩)、准(筷子夾得准)、狠(心腸來得恨),唰唰唰幾搞撬就把菜盤裡的精華一掃而光。人幸福狗當然也幸福,我有條黑花狗,天天跟著吃食堂,月把下來長得油光水滑,肥得像頭小豬見生人都懶得吠叫了。
禍根
國慶節成立人民公社,正是秋收秋種的季節。大兵團作戰,田間地頭紅旗招展喇叭高亢。橫幅上寫的是:「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塊好省地建設射穢主義!」「畝產雙千斤,年底上北京!」「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產!」廣播里唱的是「十五年超英趕美」、「一天等於20年,共產主義勝天堂」。建制也改了稱謂,公社是營,管理區(大隊)是連,生產隊是排,小組是班。像軍隊一樣把社員集中起來勞動和吃睡,屙屎尿尿以外不準個人行動,特別有事得請假批准才准回家。
在愚蠢荒唐的瞎指揮下,1958年秋種和59年的春種,造成小麥水稻大面積減產甚至絕收。為了拍記錄片,叫社員把「上面」 檢查時難看見的邊角田地里隨便種的小麥水稻拔來,密密地擠放在一塊田地里,把幾十窩紅苕弄來綁在一起算做一窩,任新聞記者拿攝影機崛著屁股猛拍豐收高產景象。當時有新聞報道,說徐水縣書記張某向來視察的毛主席彙報,說他們的糧食年產達12億斤,小麥平均畝產2000斤,主席聽了還大加讚許。
其實59年至62年哪有什麼大的天災,起碼瀘州地區就沒有大的自然災害。全國20多個省同時都發生自然災害?而且這個倒霉的「連襠褲」一穿就是整整三年!劉少奇說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是顧全關係,叫我說最多是1分天災9分人禍。
人們一般只知道大躍進鍊鋼鐵,瀘州地區每個生產隊抽3、5人去敘永縣大鍊鋼鐵,家裡的人也搞小高爐煉,把鍋、門扣、抽屜把手凡是金屬都收去煉了,賠了本錢功夫煉些沒用的黑砣砣到處都扔著是,一面卻敲鑼打鼓地到處報喜,說是煉出了多少多少鋼鐵。有研究說老牆土是上等肥料,含有這樣那樣多種有機物,一畝田地撒上多少老牆土可以增產多少斤糧食,一聲命令就扒得雞飛狗跳哭聲不斷人無居所,祖墳被挖也沒有這麼傷心!震天吼地房子扒了,老牆土碾碎撒下地,產量沒見上去被扒房的人家傷心欲絕,三家兩家擠住在一起,捉襟見肘許多叨罵,夜裡尿泡尿都得用內功夾著慢慢尿,不然尿尿聲音大驚動四鄰以為是下雨了呢。哀哉!估計研究老牆土做肥料的科學家們多半作古了,如果還活著並且能看見我的回憶文章,會不會為他的缺德研究臉紅呢?
還有一件莫名其妙的事也順便說一下,就是打狗喂牛。和老牆土肥田一樣也不知是那個缺德的科研人員想出來的,說是狗肉性熱,人吃狗肉禦寒牛吃了也不怕冷。於是上級一聲令下,每個生產隊都成立打狗隊,打死的狗交給養牛社員,剝皮煮煮給牛吃。可是牛們卻不識好歹,只吃草不吃肉,於是就盛在竹筒里上幾個人把牛逮牢,一筒一筒地硬朝喉嚨里灌。狗肉倒是灌下牛肚裏去了,不料第二天牛就屙血。反映上去幹部說屙血就表明狗肉起作用了,繼續灌。繼續灌就繼續灌,灌得牛們奄奄一息連草也不吃了,只到死了牛才停止。看來「科學」不一定都科學,科研人員裡邊也有那種不學無術胡說八道的騙子。
報應
由於上年的瞎指揮,1959年主要糧食(小麥水稻)大面積嚴重減產。另一方面因為放衛星虛報,國家下達的公糧數字也大大提高,有點收成也遠遠不夠交公糧。臨近國慶節時隊里的糧食就日見匱乏,於是食堂停止了敞開的吃法,吃定量,全勞動力一天一市斤,半勞動力婦女兒童依次遞減。
真所謂「城頭變換大王旗」,「各取所需」的共產主義說變就變,廣大社員從人民公社的幸福天堂上昏昏戳戳掉下來,「摔」得鼻青臉腫,「摔」得窮凶 「餓」極。一到開飯時間,為爭一口飯吃娘倆罵爺倆打,食堂里一片罵聲哭聲,那種六親不認的醜陋場景真是不堪入目!
眼看著食堂就要斷煙火,隊長易國華(已逝)就把餵豬的二郎丕(癟稻子)叫炊事員唐矮子他們放鍋里炒熟,碾碎和著細米糠蒸巴巴吃。巴巴雖粗將就能吃,只是年歲大的人吃下去屙不出來,沒辦法就脫了褲子泡在魚塘里用手摳。鄒海清大爺愛開玩笑,摳了起來說,日他的仙人吔,光聽說麻雀吃胡豆不和屁眼商量,現而今人也不和屁眼商量了,屙不出來差點沒把人漲死!
1959年元旦過後食堂徹底斷了煙火,樹倒猢猻散,享完「天堂」福的社員們各人施展本事救命。有的賣家當買黑市糧吃(或直接換糧票),解放初從地主那裡分得的勝利果實,什麼寧波床、檀木衣櫃、四方桌甚至棺材。家當賣了也管不幾天,就和沒家當賣的一起挖芭蕉頭葛根吃,幼兒園的小朋友更可憐,餓得跑出來找東西吃。菜葉麥苗見啥吃啥,拔不起來菜根就趴在地上啃著吃。
芭蕉頭啥的挖完了挖仙米剝樹皮吃,樹皮救不了命仙米吃了死得更快。所謂仙米就是地底深處的粘土,灰白色,捏著粘手。挖回來放點水捏捏擱在鍋里煎一煎,煎成兩面黃吃起來沙沙的澀口倒沒有什麼怪味。但是這東西吃下去真要了不少命,比吃糠巴巴造成腸梗阻更厲害。又是餓極貪吃,一時間因為吃仙米就漲死了不少的人,尤其是老人和小孩,吃下去屙不出來死後肚子硬得像石頭一樣。
飢荒已成定局,政府有所行動,這回不講高產放衛星了,講「生產自救」,講「代食品」,講「糧不夠瓜菜代」。生產自救瓜菜代是正確的,代食品就不敢恭維了。高糧桿玉米秸,弄粉碎機來打碎,篩子底下的粉末和水蒸餅給社員吃,還說含有多少澱粉多少葡萄糖,不只管飽並且十分的營養。秸桿也就罷了,還有一種代食品叫小球藻。小球藻是什麼東西呢,就是人尿。把社員尿的尿用桶集中起來倒進大池子里,漚個多少天,漚得綠茵茵黃淡淡把上面的水漏掉吃下面的結晶體。據說人在危急時刻尿可以短時間救命,想必叫吃小球藻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那東西弄來弄去的實在太噁心,反正我沒吃過不知道是什麼味道。
1960年春,非正常死亡現象已經很普遍了。政府一方面帶領社員生產自救,另外還撥些糧食下來救命。只是不多,大人一天二市兩,小孩一市兩。於是食堂又恢復起來,小食堂改成大食堂(一個大隊一千來人),一天兩頓菜稀飯或菜糊糊把命吊著。然而有的人能吊有的人就受不了,於是就不斷的死人。
校園生活剪影
要不是59年去上中學,說不準也會落得個「非正常死亡」。學校再餓也比家裡斷糧吃代食品好多了,學生和城裡人一樣每月多少還有定量糧食供應。之前城市居民(成人)每月定量25斤,中學生好像是30斤。從59年元旦后開始減少,最後減到每月18 斤、15斤。還不完全是大米,有紅苕、玉米面、古巴粉(吃起來有沙,後來聽說是從外國進口的豬飼料。)
說來也苦,一班40來個學生吃飯要評4個等級:特等、甲等、乙等、丙等。吃飯分等級是啥概念呢,一天兩頓菜稀飯,館子里用的長把勺(一勺有一小碗),每頓飯特等四勺,甲等三勺,乙等兩勺半,丙等兩勺。這個四勺和兩勺哦,整整多一倍了,誰都是學生,誰都是肚子,你說整人不整人?現在想起來還牙痒痒地!什麼吃特等的表現優秀,學習還不如我,是會舔班主任屁股的。甲等是學習中上聽老師話的。像我這樣學習馬虎但很不聽話,只配吃個乙等。丙等個孬種學習自是不行,還瘟笨得用袖子擦鼻涕,不餓這種蠢貨餓誰!
關於糧票作廢
經過網友證實:1960年8月31日之前的四川省地方糧票(包括各市縣發行的糧票證卷),於9月1日起全部停止使用。這件事保密工作做得特好,事先竟毫無風聲,等民眾知道時所有的糧票全部變成了廢紙。糧票少的人搖頭嘆氣自認倒霉,糧票多的人捶胸頓足哭天搶地。而值政府的公信度于不顧、幾乎是草菅人命的一道指令,從饑寒交迫的四川人的肚子里颳走了不知道多少億斤糧食。糧票的背面有說明——無價證券。但是,糧票無價而糧票所代表的糧食不只是有價,擁有它就意味著不受飢餓,甚至意味著擁有生命!遭遇強盜似地掠奪的人們除了幾聲哭泣、幾聲罵娘以外,從沒聽說去向當局抗議要個說法啥的。結果是黨、政府的威信陡峭下降,同時也再一次地驗證了:中國人民是最好的人民!
1960(61年?)年春夏之交,上面忽然有政策,「解散食堂」,「划自留地」,「恢復自由市場」(成立公社后鄉場集市都取消了的)。農村社員得了土地趕緊種瓜菜糧食救命,卻不知道這個「上面」不是上上面,而是瀘州地委書記鄧自力和他的一班人在「頂風作案」。好景不長,僅僅收了一季農作物鄧自力就倒台了。只到這時,包括社員群眾才曉得撤食堂划自留地是鄧自力搞的。鄧自力搞「右傾複辟」,鄧自力「挖射穢主義牆角」。鄧自力膽大妄為破壞「總路線」。鄧自力瞪著眼睛葬送了自己的政治前途,被撤職查辦。但是,幾十萬瀘州地區的農民卻因此收穫了一季救命的莊稼。就這一季莊稼:高梁、玉米、南瓜、綠豆……救活了多少人?!假如沒有自留地里的這一季莊稼呢,又該多餓死多少人?!所以我十分佩服鄧自力,感恩鄧老,我想凡是熬過那場劫難的瀘州人尤其是農民,都應該對鄧自力同志有所感恩。
剎小偷小摸風
1962年上半年,中央終於調整農村所有制等政策,撤消社員食堂,給社員劃分自留地,開放自由市場。
困難時期生產隊的社員幾乎無人不偷,白天都是好人,天一黑就都成了小偷,偶爾互相碰上了假裝不認識各偷各的。麥熟偷麥稻熟偷稻,沒有鍋就用罈子罐子煨。一家人煨的煨放哨的放哨(怕被捉住),水開十來分中趕快把明火熄掉,余火一悶麥飯悶開了花,吃起來奇香無比。但是被逮住就很難看,端著被煙熏黑的壇或罐站在食堂的四方桌子上挨鬥爭,鬥了還要扣飯。今天你挨斗明天他挨斗,鬥來鬥去大家都不要臉皮了。於是斗歸斗偷歸偷,白天挨斗夜裡照偷,反正不要臉了又犯不上死罪,不偷白不偷,不偷就餓著,於是就落下了個偷病。社員偷幹部當然也偷,社員是各自為陣偷山上地里的,幹部則商量著偷倉庫保管室的,只不過「剎小偷小摸風 」的時候,只整社員不整幹部罷了。
撤消食堂以後我們聯合管區改成聯合大隊,記不清是62年還是63年冬,「剎小偷小摸風」的批鬥會在新廟子召開,每個小隊都得抓一兩個典型殺雞給猴子看。
所謂「剎小偷小摸風」可能是地方性的,其他省份還沒聽說這樣搞過。
1963年之後,人民公社實際上名存實亡。「隊為基礎單獨核算」,自留地,自由市場,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頓時高漲。經過三年的努力,城鄉人民的生活得到了空前的提高,糧食、副食品和生活所需的工業產品應用盡有。然而剛剛好起來,突然又來了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文鬥武斗鬧得百業凋蔽。
--http://history.news.163.com/08/1111/08/4QF4TVDG00011247.html

2016年1月28日 蘇小和:為什麼中國人會忘記三年大飢荒
晚飯時,我問母親:「三年自然災害時,您餓過肚子么?」母親嘆氣:「能不餓么,好多人都被餓死了,我親眼看見隔壁的大叔餓倒在田埂上,明明看著他在慢慢走,忽然就軟綿綿倒了下去,我過去一看,人已經斷氣了,」說著說著,母親的眼淚流了下來,「那幾年也沒見大幹旱大水災啊,真不知道上面的領導都在幹什麼」?母親把這問題丟給我,走到廚房收拾碗筷去了。
我曾經利用假期,去訪問那些經歷過三年飢餓的老人們,同時努力找尋有關飢餓的研究性著作。幾年下來,我發現,無論是老人們內心驚恐的記憶,還是阿瑪蒂亞.森對大飢餓的學理性研究,都令我這個沒有經歷過大飢餓的人羞愧萬分。尤其是後者,當我把讓·德雷茲和森合著的《飢餓與公共行為》讀完之後,我徹底承認,我是一個愧對歷史,愧對生命,愧對良知的軟體動物。
第一層面的羞愧,乃是我們的整體性失憶。在人類的飢餓史冊里,中國人應該最有責任,最有動力,也最有必要深入研究群體性飢餓問題,但當下的局面卻證明,我們曾經餓死了3000多萬人,可是我們卻找不到一份真正直面那場災難的文獻。
一家NGO組織曾經對100名1975年以後出生的中國人就三年大飢餓歷史做過一次隨機性調查,結果顯示,知道這場災難的人僅為37%,了解具體死亡人數的人只有10%,而認同這場災難的原因為自然災害的人居然佔到了95%。
第二層面的羞愧,應該是我們的學者們有意識的從局部著眼。
比較《飢餓與公共行為》(讓·德雷茲和森合著),其局部性和狹小視角,以及背後的某種學術勇氣的缺失便顯露出來。正如這本偉大著作的書名所體現出來的定義,森認為大飢餓的本質原因是公共行為的失誤,具體而言,即是專制體制以及該體制下的民眾權利的喪失。在森看來,所謂的公共行為,不僅是指國家的活動,而且包括人民大眾所採取的社會行為。不僅有「合作」的(通過公民合作),還有「對抗」的(通過社會批評和政治對抗),前者顯示,國家行動的性質和效力在缺乏公眾警惕和活動的情況下,非常容易惡化,而後者則顯示,公民權利的丟失,導致了飢餓的普遍蔓延。
我個人極力贊成森的結論,並且認定大飢荒和中國當時的政治集權體制有關。
--http://hx.hxwk.org/2016/01/28/蘇小和:為什麼中國人會忘記三年大飢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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