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书下载 | 禁书 - 禁书网

本卷集中共70年罪行之大成，内容皆来自网络，搜索止于2020年9月30日。自中共篡国以来，刻意把许多人祸导致的灾难、和其罪恶行径封锁掩盖了几十年乃至今日。随着时间的碎片日积月累，许多真相在越陷越深的网络中无奈地相继沉沉睡去。现在，我将它们唤醒，一并与目前那些被摧残毒化了的社会现状公开在世人面前；每篇仅取大概要义，并附上链接网址；阅者欲知详情，把文章题目或网址输入互联网即可。－－整编者注

2014年4月7日 一千八百万知青下乡真相
法国汉学家潘鸣啸（Michel Bonnin）先生的《失落的一代》（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中译本），乃“知青学”集大成专著。笔者也是知青（乡龄八年），一直关注“知青学”，但《失》书中一些资料仍闻所未闻，三十多年前的旧闻对我仍是新闻。上山下乡乃是中共政府解决失业之策──借助红色意识形态，将无法解决的失业大包袱甩给农村。
我从《失》书中得知：
中央之所以迅速对云南知青作出让步，与一九七九年初已决定的“对越自卫反击”有关，“如果在此边境地区发生大规模社会冲突，就很不利于开展反击战斗。”上山下乡在一九八○年被终结，并非中央主动认错，而是“社会上各种形式的抵制与抗争，在一九七九年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就促使政府最终放弃了这场运动。”包括农民的消极抵制。
黑龙江全省百余农场，每个农场都上报过好几起女知青遭强奸，有时几十起。《南京之歌》作者任毅差点被枪毙，后判十年徒刑，蹲足九年。一位老媒婆因介绍城里女知青给郊区小伙子，获罪“破坏上山下乡”，吃了枪毙！
一九七八年李先念说：“国家花了七十亿，买了四个不满意。”青年不满意、家长不满意、社队不满意、国家也不满意。邓小平也认可。对上山下乡的荒谬性一清二楚，但决不能承认政策错误，在宣传上还得让知青认为在广阔天地得到“宝贵的再教育”。副总理纪登奎明确表述高层共识：“我们的指导思想是宣传下，做到不下。不宣传上山下乡就不能安定，就要乱套。”
文革十年，大学生减少一百多万，技校生减少二百多万，整个中学教育停顿，有的地区因初中生全部上山下乡，停办高中。
据港府统计，仅一九七○到一九七五年，至少十万大陆青年逃港。
《失》书分析深刻，言大陆学人所不敢言：毛善于耍弄阴谋诡计，在发动文化革命的过程中就暴露无遗了。他非常明白思想意识形态是他主要的政治赌注。假如中国政府变成一个注重经济效益的理性政府，毛就会失去他实际权力的一部分。（页25 ）狠狠“运动”自己及周围的一切，乃是极权主义者紧紧攫权必须乘坐的大车。
绝大多数大陆学人莫要说“不敢放肆”，就算拎着胆子说出来，也没有哪家刊物敢为你提供平台。我终于明白自己当年的命运犹如一飘飞叶。一千八百万知青、被呼“万岁”的人民，不过是毛泽东这些“历史巨人”掌中的“白老鼠”──文革牺牲品与四个现代化废品，知青成傻青。
全社会最优秀的青年精英被流放到毋须任何文化知识的“世界尽头”，各行政机构充斥低能干部。意识形态的价值错位直接造成如此触目的贤愚倒置。随着文化被文盲嘲笑，知识被愚昧扼杀，民主也被暴君彻底坐压。
如今大批老知青仍浑然不知上山下乡运动“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仍在自娱自慰地高呼“青春无悔”，竭力为当年的苦难寻找浪漫价值，仍在将“白白浪费”说成“无悔牺牲”。作家张承志甚至宣称：“我们是得天独厚的一代，我们是幸福的人。”稍感遗憾，《失落的一代》未对这一“老知青现象”展开深入论析。
千万知青如今“人还在，心未死”，成为思想最解放、追求自由最坚定的群体。各地知青不断出新闻，如香港知青协会于二○○八年成立，协会任务之一即“传承中国知青记忆，独立表达自己的历史”，六月六日该会在北角举办“知青史研讨会”，潘鸣啸、欧阳因（译者）、寒山碧先生到会。老知青、儿童文学家周蜜蜜“爆料”：当年粤北农场一些知青晚上关灯集体性爱，她的工作就是陪怀孕女知青去做人工流产；一对知青因恋爱被抓，军代表召开批斗大会，逼他们“表演”性爱经过，这对苦命鸳鸯连夜逃上山，告别生命，以死抗争。在内地，政府至今仍需为这场运动埋单，如两万上海援疆老知青仍在为“同等待遇”请愿，“知青现象”还在延续。“知青学”必将持续走热。对国内老知青来说，总不能再自我“淡化”、自我“冷处理”。再不抓紧抢救第一手资料，再不深化认识这场“带着体温”的运动，实在有点对不起自己失去的青春。
－－http://www.open.com.hk/old_version/0910p92.html

2017年5月18日 人类史上罕见：知青“上山下乡”运动
1968年冬，毛泽东发动了让青少年“上山下乡”的猛烈浪潮，席卷全国。
（1967），毛泽东还大赞道:“我们的一些事，完全没办法。而红卫兵一闹起来，就有办法了……不借红卫兵的力量，什么法子也没有，一万年也不行。”现在，毛泽东却说“靠学生解决问题是不行的，历来如此。他们只有闹一闹而已。”1967年7月下旬，毛泽东导演了万人“工宣队”强行闯入清华大学去镇压“红卫兵”。而“红卫兵”不明情况予以抗拒。1967年7月28日凌晨，毛泽东在中南海突然召见“五大造反红卫兵领袖”（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明确说要让红卫兵“统统走光，扫地出门”，他警告:“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实行歼灭。”至此，“红卫兵”失去了毛泽东的支持。毛泽东以“回校闹革命”的名义让他们返回校园受“军宣队”（進驻学校的“军人宣传队”）的控制。对于社会上的群众组织，毛泽东以“两派群众大联合”为名，予以强行解散。这标志着全国的“造反派”作为“文革”运动中最重要的群众派别，被毛泽东利用后予以抛弃。
1968年，全国各地开始大规模地动员青少年学生到农村、山区或者边疆地区“插队落户”去進行农业劳动，改造自己，被简称为“上山下乡”运动。1968年冬，毛泽东发出驱逐令:“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由此，各级“革委会”全力驱赶从初中到高中6个年级的中学生（当时统称“老三届”）到指定的边远地区或条件艰苦的农村，名曰“扎根农村”，不准返城。全国约一千万青少年全部被裁撤了“革命小将”身份却被强加了另一种没有知识的“知识青年”身份（简称“知青”），转眼成了事实上的被流放者。
毛泽东以个人意愿，动用强权、政体制度和专政工具，褫夺千万名青少年的居住、学习、生活和就业的基本权利。狂热的革命怪胎“红卫兵”被毛泽东轻易所灭，并被利用来做为消除“城乡差别”的铺垫和构建新型社会模式的牺牲品。毛泽东再次胜利了。
动员青少年“上山下乡”是“三结合”（学校、街道居委会、警方派出所）式的全方位驱赶，由逼迫转而强制。指定去向，撤销户口，限期走人。
到1969年春，“老三届”学生全部被逐到了农村或山区，其中包括稚气未脱、生活尚不能自理的男女少年（年龄小的学生仅15岁），他们被迫离开爹娘，带着最简单的行李到几千里外的陌生困苦地带去终生劳动和自己生活，无人照顾他们。每个学生的“上山下乡”都意味着一个家庭的骨肉分离，家家户户无不怨声载道，但又无可奈何。
此后，在中国，学生只被允许上学到初中便必须“上山下乡”，一代青少年的学业和青春被荒废，他们所有的人生梦想都被破灭了。千万的知青看到了中国农村的惊人贫穷和过份愚昧，还了解到在以前“大跃進”时，粮食烂在地里，农民却被命令去砍树“炼钢”；在大饥荒时农民受饿不过，偷吃点田里未熟的粮食，村干部就带着“民兵”抓起来毒打；成千上万的农民被饿死等等。许多知青悔悟到自己在“文革”初期抄家打人的不义，以及对“革命”信念产生怀疑或者感到自己被愚弄了——他们践踏了别人而现在轮到自己也被践踏，他们给自己栽种了“上山下乡”的苦果。
人类自远古而建有家庭以来，没有出现过把夫妻分开、把亲子拆散的社会。而以“五．七道路”为不可动摇基础的“上山下乡”运动，终于实现了“使天下万民妻离子散”。
在“文革”时期，约1,600万知青被“上山下乡”运动驱往农村或山区，据统计有25,690名知青死亡，其中非正常死亡高达62％，还有数万名女知青遭到了当地干部和军人的强奸。知青们在一再受挫、理想破碎之后已不再有当年担当“革命”急先锋的豪迈，只有忍受“变相劳改”的悲凉心境，他们对“前途茫然”的感觉极为痛苦。
1978年9月，云南景洪农场的上海知青联名写了一封公开信，历数广大知青的艰困、苦恼以及对生活的绝望，要求返回城市。公开信在知青中广泛流传。1978年10月31日“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宣布不允许知青返城，而且城市学生还将继续被分配去“上山下乡”。华国锋也在会议上指示“坚持知青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这意味着“文革”虽然结束，但对青少年的政策还要继续决定中国年轻一代的命运。这遭到全国“上山下乡”知青和他们父母家人的强烈反对。11月，云南省国营农场的三万名知青发起集体罢工，浩荡的知青抗议很快席卷云南全省，他们的口号是:“知青不是牛马，知青要做人，知青要回家！”这些在“文革”中疯狂地打人、批斗、抄家、遣送、掘坟的前“红卫兵”们，现在向世人展览自己的“要回家”的悲情。
但知青们的返城要求被某副总理所叱责。悲愤之下，1979年1月份云南省万名知青发起绝食抗议，他们给“中共中央”发送了一份短短的六字电报:“不回城，毋宁死”。北京受到震动，派出“中央调查组”赶赴云南。三万多名知青齐刷刷跪在泥土里对“中央调查组”反复高呼“我们要回家”，场面震撼人心。知青在云南集体绝食的消息在全国迅速传开，引起社会的轩然大波，上海、北京、天津、广州、成都、重庆等各大城市的知青家长纷纷上街游行和集会，他们的口号是“请放我们的孩子回家吧！”在此情态下，邓小平進行了干予。
据官方的统计，仅1979年返城知青就高达760万人，此后全国各地的知青全部陆续返城。迄今为止，三十年来他们不停地抱怨：在身体发育时遇到大饥荒，在读书时遇到“文革”，在就业时被“上山下乡”，“文革”结束后被社会歧视，结婚生孩子时遇到“一胎化”政策，在立业时正逢经济制度的改革……。除了很少数的“老三届”凭著个人努力而获得社会成功之外，那一代人被过早地断送了终身。尤其是毛时代的“知青榜样”董加耕、邢燕子之类更是害人害己害国家。
－－https://www.soundofhope.org/post/2318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