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罪惡證明》禍國殃民獨裁策:7、上山下鄉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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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罪惡證明》禍國殃民獨裁策:7、上山下鄉運動

帖子候保林 » 2020年11月7日

本卷集中共70年罪行之大成,內容皆來自網路,搜索止於2020年9月30日。自中共篡國以來,刻意把許多人禍導致的災難、和其罪惡行徑封鎖掩蓋了幾十年乃至今日。隨著時間的碎片日積月累,許多真相在越陷越深的網路中無奈地相繼沉沉睡去。現在,我將它們喚醒,一併與目前那些被摧殘毒化了的社會現狀公開在世人面前;每篇僅取大概要義,並附上鏈接網址;閱者欲知詳情,把文章題目或網址輸入互聯網即可。--整編者注

2014年4月7日 一千八百萬知青下鄉真相
法國漢學家潘鳴嘯(Michel Bonnin)先生的《失落的一代》(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9年中譯本),乃「知青學」集大成專著。筆者也是知青(鄉齡八年),一直關注「知青學」,但《失》書中一些資料仍聞所未聞,三十多年前的舊聞對我仍是新聞。上山下鄉乃是中共政府解決失業之策──藉助紅色意識形態,將無法解決的失業大包袱甩給農村。
我從《失》書中得知:
中央之所以迅速對雲南知青作出讓步,與一九七九年初已決定的「對越自衛反擊」有關,「如果在此邊境地區發生大規模社會衝突,就很不利於開展反擊戰鬥。」上山下鄉在一九八○年被終結,並非中央主動認錯,而是「社會上各種形式的抵制與抗爭,在一九七九年發展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這就促使政府最終放棄了這場運動。」包括農民的消極抵制。
黑龍江全省百余農場,每個農場都上報過好幾起女知青遭強姦,有時幾十起。《南京之歌》作者任毅差點被槍斃,后判十年徒刑,蹲足九年。一位老媒婆因介紹城裡女知青給郊區小夥子,獲罪「破壞上山下鄉」,吃了槍斃!
一九七八年李先念說:「國家花了七十億,買了四個不滿意。」青年不滿意、家長不滿意、社隊不滿意、國家也不滿意。鄧小平也認可。對上山下鄉的荒謬性一清二楚,但決不能承認政策錯誤,在宣傳上還得讓知青認為在廣闊天地得到「寶貴的再教育」。副總理紀登奎明確表述高層共識:「我們的指導思想是宣傳下,做到不下。不宣傳上山下鄉就不能安定,就要亂套。」
文革十年,大學生減少一百多萬,技校生減少二百多萬,整個中學教育停頓,有的地區因初中生全部上山下鄉,停辦高中。
據港府統計,僅一九七○到一九七五年,至少十萬大陸青年逃港。
《失》書分析深刻,言大陸學人所不敢言:毛善於耍弄陰謀詭計,在發動文化革命的過程中就暴露無遺了。他非常明白思想意識形態是他主要的政治賭注。假如中國政府變成一個注重經濟效益的理性政府,毛就會失去他實際權力的一部分。(頁25 )狠狠「運動」自己及周圍的一切,乃是極權主義者緊緊攫權必須乘坐的大車。
絕大多數大陸學人莫要說「不敢放肆」,就算拎著膽子說出來,也沒有哪家刊物敢為你提供平台。我終於明白自己當年的命運猶如一飄飛葉。一千八百萬知青、被呼「萬歲」的人民,不過是毛澤東這些「歷史巨人」掌中的「白老鼠」──文革犧牲品與四個現代化廢品,知青成傻青。
全社會最優秀的青年精英被流放到毋須任何文化知識的「世界盡頭」,各行政機構充斥低能幹部。意識形態的價值錯位直接造成如此觸目的賢愚倒置。隨著文化被文盲嘲笑,知識被愚昧扼殺,民主也被暴君徹底坐壓。
如今大批老知青仍渾然不知上山下鄉運動「從哪兒來」、「到哪兒去」。仍在自娛自慰地高呼「青春無悔」,竭力為當年的苦難尋找浪漫價值,仍在將「白白浪費」說成「無悔犧牲」。作家張承志甚至宣稱:「我們是得天獨厚的一代,我們是幸福的人。」稍感遺憾,《失落的一代》未對這一「老知青現象」展開深入論析。
千萬知青如今「人還在,心未死」,成為思想最解放、追求自由最堅定的群體。各地知青不斷出新聞,如香港知青協會於二○○八年成立,協會任務之一即「傳承中國知青記憶,獨立表達自己的歷史」,六月六日該會在北角舉辦「知青史研討會」,潘鳴嘯、歐陽因(譯者)、寒山碧先生到會。老知青、兒童文學家周蜜蜜「爆料」:當年粵北農場一些知青晚上關燈集體性愛,她的工作就是陪懷孕女知青去做人工流產;一對知青因戀愛被抓,軍代表召開批鬥大會,逼他們「表演」性愛經過,這對苦命鴛鴦連夜逃上山,告別生命,以死抗爭。在內地,政府至今仍需為這場運動埋單,如兩萬上海援疆老知青仍在為「同等待遇」請願,「知青現象」還在延續。「知青學」必將持續走熱。對國內老知青來說,總不能再自我「淡化」、自我「冷處理」。再不抓緊搶救第一手資料,再不深化認識這場「帶著體溫」的運動,實在有點對不起自己失去的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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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5月18日 人類史上罕見:知青「上山下鄉」運動
1968年冬,毛澤東發動了讓青少年「上山下鄉」的猛烈浪潮,席捲全國。
(1967),毛澤東還大讚道:「我們的一些事,完全沒辦法。而紅衛兵一鬧起來,就有辦法了……不借紅衛兵的力量,什麼法子也沒有,一萬年也不行。」現在,毛澤東卻說「靠學生解決問題是不行的,歷來如此。他們只有鬧一鬧而已。」1967年7月下旬,毛澤東導演了萬人「工宣隊」強行闖入清華大學去鎮壓「紅衛兵」。而「紅衛兵」不明情況予以抗拒。1967年7月28日凌晨,毛澤東在中南海突然召見「五大造反紅衛兵領袖」(聶元梓、蒯大富、韓愛晶、譚厚蘭、王大賓),明確說要讓紅衛兵「統統走光,掃地出門」,他警告:「如果有少數人不聽勸阻,堅持不改,就是土匪,就要包圍起來;還繼續頑抗,就實行殲滅。」至此,「紅衛兵」失去了毛澤東的支持。毛澤東以「回校鬧革命」的名義讓他們返回校園受「軍宣隊」(進駐學校的「軍人宣傳隊」)的控制。對於社會上的群眾組織,毛澤東以「兩派群眾大聯合」為名,予以強行解散。這標志著全國的「造反派」作為「文革」運動中最重要的群眾派別,被毛澤東利用后予以拋棄。
1968年,全國各地開始大規模地動員青少年學生到農村、山區或者邊疆地區「插隊落戶」去進行農業勞動,改造自己,被簡稱為「上山下鄉」運動。1968年冬,毛澤東發出驅逐令:「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由此,各級「革委會」全力驅趕從初中到高中6個年級的中學生(當時統稱「老三屆」)到指定的邊遠地區或條件艱苦的農村,名曰「紮根農村」,不準返城。全國約一千萬青少年全部被裁撤了「革命小將」身份卻被強加了另一種沒有知識的「知識青年」身份(簡稱「知青」),轉眼成了事實上的被流放者。
毛澤東以個人意願,動用強權、政體制度和專政工具,褫奪千萬名青少年的居住、學習、生活和就業的基本權利。狂熱的革命怪胎「紅衛兵」被毛澤東輕易所滅,並被利用來做為消除「城鄉差別」的鋪墊和構建新型社會模式的犧牲品。毛澤東再次勝利了。
動員青少年「上山下鄉」是「三結合」(學校、街道居委會、警方派出所)式的全方位驅趕,由逼迫轉而強制。指定去向,撤銷戶口,限期走人。
到1969年春,「老三屆」學生全部被逐到了農村或山區,其中包括稚氣未脫、生活尚不能自理的男女少年(年齡小的學生僅15歲),他們被迫離開爹娘,帶著最簡單的行李到幾千裡外的陌生困苦地帶去終生勞動和自己生活,無人照顧他們。每個學生的「上山下鄉」都意味著一個家庭的骨肉分離,家家戶戶無不怨聲載道,但又無可奈何。
此後,在中國,學生只被允許上學到初中便必須「上山下鄉」,一代青少年的學業和青春被荒廢,他們所有的人生夢想都被破滅了。千萬的知青看到了中國農村的驚人貧窮和過份愚昧,還了解到在以前「大躍進」時,糧食爛在地里,農民卻被命令去砍樹「鍊鋼」;在大飢荒時農民受餓不過,偷吃點田裡未熟的糧食,村幹部就帶著「民兵」抓起來毒打;成千上萬的農民被餓死等等。許多知青悔悟到自己在「文革」初期抄家打人的不義,以及對「革命」信念產生懷疑或者感到自己被愚弄了——他們踐踏了別人而現在輪到自己也被踐踏,他們給自己栽種了「上山下鄉」的苦果。
人類自遠古而建有家庭以來,沒有出現過把夫妻分開、把親子拆散的社會。而以「五.七道路」為不可動搖基礎的「上山下鄉」運動,終於實現了「使天下萬民妻離子散」。
在「文革」時期,約1,600萬知青被「上山下鄉」運動驅往農村或山區,據統計有25,690名知青死亡,其中非正常死亡高達62%,還有數萬名女知青遭到了當地幹部和軍人的強姦。知青們在一再受挫、理想破碎之後已不再有當年擔當「革命」急先鋒的豪邁,只有忍受「變相勞改」的悲涼心境,他們對「前途茫然」的感覺極為痛苦。
1978年9月,雲南景洪農場的上海知青聯名寫了一封公開信,曆數廣大知青的艱困、苦惱以及對生活的絕望,要求返回城市。公開信在知青中廣泛流傳。1978年10月31日「全國知青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宣布不允許知青返城,而且城市學生還將繼續被分配去「上山下鄉」。華國鋒也在會議上指示「堅持知青上山下鄉的正確方向。」這意味著「文革」雖然結束,但對青少年的政策還要繼續決定中國年輕一代的命運。這遭到全國「上山下鄉」知青和他們父母家人的強烈反對。11月,雲南省國營農場的三萬名知青發起集體罷工,浩蕩的知青抗議很快席捲雲南全省,他們的口號是:「知青不是牛馬,知青要做人,知青要回家!」這些在「文革」中瘋狂地打人、批鬥、抄家、遣送、掘墳的前「紅衛兵」們,現在向世人展覽自己的「要回家」的悲情。
但知青們的返城要求被某副總理所叱責。悲憤之下,1979年1月份雲南省萬名知青發起絕食抗議,他們給「中共中央」發送了一份短短的六字電報:「不回城,毋寧死」。北京受到震動,派出「中央調查組」趕赴雲南。三萬多名知青齊刷刷跪在泥土裡對「中央調查組」反覆高呼「我們要回家」,場面震撼人心。知青在雲南集體絕食的消息在全國迅速傳開,引起社會的軒然大波,上海、北京、天津、廣州、成都、重慶等各大城市的知青家長紛紛上街遊行和集會,他們的口號是「請放我們的孩子回家吧!」在此情態下,鄧小平進行了干予。
據官方的統計,僅1979年返城知青就高達760萬人,此後全國各地的知青全部陸續返城。迄今為止,三十年來他們不停地抱怨:在身體發育時遇到大飢荒,在讀書時遇到「文革」,在就業時被「上山下鄉」,「文革」結束后被社會歧視,結婚生孩子時遇到「一胎化」政策,在立業時正逢經濟制度的改革……。除了很少數的「老三屆」憑著個人努力而獲得社會成功之外,那一代人被過早地斷送了終身。尤其是毛時代的「知青榜樣」董加耕、邢燕子之類更是害人害己害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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