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罪恶证明》人祸贼子乱天下：3、河南血祸与艾滋病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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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罪恶证明》人祸贼子乱天下：3、河南血祸与艾滋病 （一）
由 候保林 » 2020年11月30日
本卷集中共70年罪行之大成，内容皆来自网络，搜索止于2020年9月30日。自中共篡国以来，刻意把许多人祸导致的灾难、和其罪恶行径封锁掩盖了几十年乃至今日。随着时间的碎片日积月累，许多真相在越陷越深的网络中无奈地相继沉沉睡去。现在，我将它们唤醒，一并目前那些被摧残毒化了的社会现状公开在世人面前；每篇仅取大概要义，并附上链接网址；阅者欲知详情，把文章题目或网址输入互联网即可。－－整编者注
X年X月X日 河南血祸 －－维基百科
80年代后期开始，为了缓解城市中的“血荒”问题，中央政府采取了“计划献血”的政策，向各地方政府下发采血指标。同时期中国也从国外進口血液制品设备，希望发展血液制品行业。由于卖血既可以帮助完成采血指标，又可以让农民“增加收入”，地方官员们开始和农村血贩们合谋鼓励卖血，农村也涌现出了大量单采血浆站和农民献血者，献血者每人每次可以领取50元，民间俗称“胳膊一伸，露出青筋，一伸一拳，五十大元”；而血贩则可以从官方的血液中心及采血公司获取报酬；这也催生出农村的卖血产业链。
“单采血浆”是指把采到的人血经离心机分离，取走血浆后再把红细胞回输给卖血者，使其能很快恢复体力；而抽取的血浆并不能直接用于供血，而往往用于医药公司制成血液制品。但在实际过程中，为了加快采血速度，采血站往往会将前一位供血者分离出血直接输给下一位供血者，这也大大增加了艾滋病、乙肝等血液传播疾病的感染概率。并且血站有时还会欺骗卖血者回输血球可以控制贫血，从而增加献血次数，献血者往往主动同意回输血液。
1992年，河南省卫生厅和河南红会血液中心达成协议，将血液计划指标一次性拔高到原来的两倍，企图超额完成分配的献血指标。当时主政河南的李长春以及担任河南省卫生厅厅长的刘全喜大力推动下，卖血更是成为一种风潮，政府更是提出了“要想奔小康，赶紧卖血浆”的宣传语，而河南睢县电视台更是在广告中宣称“不卖血就是不爱国”，大量农村人口参与其中。
香港《亚洲周刊》称卫生厅长刘全喜是事件的直接责任人，其本人在上任之初撤换河南省生物制药所负责人，并联系美国生物制药公司，洽谈血液出口事宜，由此卫生厅下属成立各类血液采集机构，还允许许多军政企业挂靠其下从事血液交易，刘的许多亲属都直接经营血站。刘全喜更是在卫生厅会议上公然宣称，“河南需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大办血站”，河南有9000万人口，80%都是农民，即便只有极少数愿意献血，将血液收集起来卖给血浆公司，“也可以创造上亿元的价值，走向脱贫之路”。
1991年，作为河南省人大代表的高耀洁了解到河南部分农村因为卖血而肝病流行，同年河南南部许久未见的疟疾重新开始流行，次年河南普查发现丙肝发病率堪比乙肝。1993年，河南省周口地区主管血库的王淑平医生发现部分献血者肝化验数据异常，发觉丙肝流行，并上报卫生厅。后来她有听河南省卫生厅说天津血站有发现艾滋病混入──1995年，她首次化验检测到艾滋病例，然后收集各地409份样本用4家公司试剂检测艾滋病，发现HIV抗体阳性反应率均在13%左右，因此携带样本到北京访问预防医学科学院院长曾毅，最终确认16份样本检测出13份HIV阳性，3份不确定，最终上报艾滋病流行。
早在1994年，河南的卫生检疫部门就已经从兰州和上海生物制药所知悉其所提供的血浆含有艾滋病。
1993年开始，河南当局已经在部分地区整顿血站。1995年3月，河南省政府下发通知关停全部县级血站，到1996年初血站基本关停。从此血浆经济开始由明面转为地下，据统计“血祸”中绝大多数感染者都是在1995-1996年间受感染，有部分专家认为这些地下血站导致了绝大多数感染案例。1997年，血贩也受到政府强力打击，血浆经济逐渐销声匿迹。
直到2001年，中国中央电视台第一次以“血祸”正式官方报道，到2004年河南省首次普查确认艾滋疫情，虽然信息不断被披露，但直到今天中国艾滋病疫情的真相仍然不明。高耀洁、王淑平等人则认为中国艾滋病疫情远远超过其所宣称的程度。
2001年，中国中央电视台在“血祸”报道中估计HIV全国感染者已达60万；香港《亚洲周刊》报道，河南省内共有140万人参与“血浆经济”，上百万人感染艾滋病，数万人因此死亡，并引述“中国民间预防艾滋病第一人”之称的高耀洁，“以每个县平均2万人感染计算，至少有102万人感染艾滋病”，报道中引述的法国《解放报》更是推测河南有150万感染者。
事件也导致了乙肝发病率提高，据南京医科大学研究统计，中国血浆捐献者感染乙肝病毒的概率是捐献全血者的三倍。
大量受感染的献血者以及输血者长期以来都得不到相应的补偿，乃至受到官方打压。
2004年，中国卫生部宣称，无偿献血已经占到了献血总量的85%，中国已经逐步实现有计划指令向无指标的自愿无偿献血的过渡，但时至今日各地的计划献血指标仍然存在。
当时主事河南的李长春、以及事件起因相关刘全喜等人都免于问责。
－－https://zh.wikipedia.org/wiki/河南血祸
2005年11月7日 河南血祸受害者索赔 胡佳等评论
在中国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经验交流大会星期一在郑州召开前夕，河南当地的30多名因为输血感染艾滋病的妇女和儿童前往会议地点郑州黄河迎宾馆，向据悉要出席会议的副总理吴仪递交请求信，希望政府改善他们的医疗条件，给予他们平等就业的权利，追究审判河南当年大肆兴办血液制品产业的负责人，各级贩卖血液的血头，以及直接管理血液安全的省地市各级卫生部门负责人，赔偿输血感染者每人最高50万，儿童感染者最高70万。
北京艾滋病活动人士胡佳目前在河南从事艾滋病义务活动。星期一上午9点30分左右，胡佳代表艾滋病患者向这次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经验交流大会递交了给吴仪副总理的信之后不久，便被郑州警方带走。
这封给吴仪副总理的公开信由50多名艾滋病患者签名。今年38岁的李喜阁是其中之一。
李喜阁等10来人在警察赶到他们住处之前逃离。她对记者说，她1995年12月20号晚12点45分生第一胎做剖腹产手术输血时感染了艾滋病毒。她说，她所在的宁陵县城就有20多妇女因为剖腹产、子宫瘤、宫外孕、小产、大产或贫血输血时感染了艾滋病毒。李喜阁生大女儿时，不仅她自己感染了艾滋病毒，她的女儿也因感染艾滋病毒于去年8月13号死亡，年仅9岁。
河南著名艾滋病活动人士、妇产科专家高耀洁教授10年来为河南、为中国艾滋病毒携带者、为艾滋病患者、为艾滋孤儿做了大量的教育工作，给予了许多帮助。她说：“我从去年就发现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输血感染艾滋病毒的人比卖血感染艾滋病毒的人多。第一，卖血的人那么多，一定有人输血。第二，卖血的人不会卖一次吧。”
据世界卫生组织预测，中国目前的艾滋病毒携带者有大约100万，到2010年艾滋病毒携带者可能会达到1千万。
－－https://zh.m.wikinews.org/zh-hans/河南血祸受害者索赔_胡佳等评论
2014年7月29日 原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所长陈秉中：就河南血祸六致习总书记公开信
1992至1993年是新蔡县农民卖血最狂热的两年。该县有3000多口人的东湖村，1000多名青壮年为了摆脱贫困，争先恐后去县人民医院在本村建立的血站卖血。抽800毫升血，经分离机分离后，收购其中的400毫升血浆，其余400毫升非血浆成份与多人混合后再回输给卖血者，导致80%以上的卖血者因交插感染染上艾滋病毒并感染丙肝病毒。他们卖一次血扣除5元钱化验费，可净得45元。那时打一天工才挣5元钱，靠卖血挣钱对急于致富的农民来说极具诱惑力。
当年28岁的李淑芝听血站大夫讲卖血有利健康，还能挣钱，从1992年起，除在本村血站卖血外，还到邻近的两个血站轮流卖，每天卖一次，丈夫也是卖血大军的一员。2006年丈夫在不明病因情况下病亡。他们夫妇因响应政府号召卖血患上艾滋病，病的病，亡的亡，惨剧发生后政府再也不管了，但上访就打压，含垢忍辱的李淑芝则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家寡人。
老高家兄弟5人更惨，他们觉得卖一次血能毫不费力地拿到45元钱，比下地干农活省劲多了，但不知其中的风险而乐此不疲。到了2000年，哥兄弟几个先后因感染艾滋病毒发病，仅四五年光景，老大、老二、老三和老四四对夫妻先后死去，5个兄弟的父母也因卖血病亡，全家10口人就这样命丧黄泉。老五这对夫妻虽然有幸活下来了，但现在已是艾滋病晚期，朝不保夕。
东湖村那几年因为死去的人多，有的家都死光了，有的死后在村里竟找不到有力气能抬棺材的年轻人。如果上访，县乡就派人把你抓回来训斥，再上访就拘留。
新蔡县张大庄村已儿孙绕膝的老汉张从宽夫妇，从未想到儿子张军旗1992年响应政府号召卖血能感染艾滋病，同时还感染了丙肝，瘦得皮包骨，全身黄疸，不能像别人那样外出打工给家挣钱了，更未料到的是还传染给了妻子。张军旗患病后因确诊太晚，多年一直当感冒发烧治疗，积蓄花光了，于 2000年不治病亡。丈夫死后，被丈夫染上艾滋病的妻子，回娘家躲灾，结果竟一去不复返死在娘家，仅27岁就匆匆了此一生。儿媳什么时候死的，张老汉夫妇也说不清。死者给爷爷奶奶留下的则是难以承受的一男一女两个艾滋孤儿。因为得不到任何赔偿和抚恤，二老未能享受天伦之乐却饱尝人间苦难。
与张老汉同村的农妇水秀英对我说：“我们村的青壮年绝大多数都卖血，为了致富，那几年我和丈夫一起去卖，虽然挣了一点钱，结果把丈夫的命给搭進去了，2003年去世时瘦得走不动道，发高烧谁都不认识了， 35岁竟忍心扔下我去了西天”。
重病在身的水秀英有气无力，不仅房屋漏雨，而且房脊等处裂缝，令一贫如洗、守寡多年的农妇茫茫然看不到未来。
地处中原的文楼村民风淳朴。1990年初“以血致富”的风刮到上蔡县后，因为离县城近，县人民医院最先在文楼村一农户家办起了血站，县医院血库尼主任是血站的站长，有专人常驻村中，并备有血液分离机，随来随采。县卫生局院内也有血站，文楼村的卖血者也常光顾。因为来钱容易，80%以上的青壮年都卖血，不卖血的是少数，1995年达到顶峰。2000年后文楼村在不到1000名卖血者中，被检查出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就有678人，感染率超80%，其中578人已经出现明显症状和并发症，当时已有200多名重患死亡。
1996年卫生部明令禁止私自采血采浆，但县医院在文楼村办的血站竟把卖血者领到血站尼站长家偷着继续采。
高耀洁从1996年起多次到文楼村。因進村次数多了，文楼村没有不认识高耀洁的。在艾滋病泛滥成灾政府无人过问的情况下，高奶奶在艾滋病患者急需得到救治和关爱时成了他们的贴心人。
著名艾滋病专家桂希恩1999年8月是应他在上蔡县医院工作的学生之邀，在文楼村抽取了11名“怪病”患者的血，经检测10人为艾滋病毒阳性，让他为之震颤。后来又抽取140份血样，阳性率达62%。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明所谓的怪病就是艾滋病，与高耀洁的诊断和结论不谋而合。
为了证明艾滋病可防可控并不可怕的道理，桂希恩还将文楼村已染上艾滋病毒的马深义夫妇和他们的一个孩子及另一母子共5名艾滋病患者，接到他武汉家中，与他们同吃同住5天。
文楼村中有五位因病痛难忍和付不起医药费的艾滋病患者上吊或服农药自杀。
2007年11月时任总理温家宝到艾滋病重灾区文楼村视察时，当地艾滋病患者却完全被当局软禁起来，能与他直接见面的村民又都是由当地官员精心挑选被操控着，以继续掩盖已陷入困境的艾滋病村实情。
后杨村距离文楼村乘车仅10分钟路程，卖血人数之多和卖血沸腾度之高比文楼村有过之而无不及，亦是高耀洁和桂希恩最先发现和進行救治的高感染率和高死亡率的艾滋病村。
现年48岁的艾滋病患者王玲，20多岁就卖血，因抽血点就建在她家，近水楼台先得月，有时一天卖二三次。因为过量抽血，抽到昏过去的程度就达30多次。有时抽得心难受扑通倒下不认识人了，经点滴输液，4个多小时才恢复过来，可是第二天又继续卖。
王玲听血站大夫说的“人血和井水一样，不管你抽出多少，总是那样多”深信不疑。王玲丈夫因卖血感染艾滋病毒已于是2006年病亡；她弟弟已于2005年去世，25岁的弟媳是艾滋病人；王玲的大儿子16岁就卖血，已于2004年故去，儿媳亦是艾滋病毒感染者。王玲姐妹6个，因卖血感染艾滋病毒5位病亡，幸存的三妹妹和妹夫都是艾滋病人。在迷茫于“血浆经济”的王玲及她的姐妹几家，听信血站 “以血致富”的惑众妖言，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
韩国发生“岁月号”沉船事件，总统道歉，总理辞职，可是河南艾滋病事件的主要责任人至今既无人对此道歉，也无人为此辞职。
法国、加拿大和日本等国对多年前发生的因输入有艾滋病毒的污血导致数百和数千人感染艾滋病和乙肝病毒的患者，均给予了国家赔偿，并追究责任人刑责。然而河南污血案尽管比上述国家的灾难严重得多，不仅未给予赔偿和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反而反咬一口，嫁祸于人。
－－https://cmcn.org/archives/5873
X年X月X日 河南血祸 －－维基百科
80年代后期开始，为了缓解城市中的“血荒”问题，中央政府采取了“计划献血”的政策，向各地方政府下发采血指标。同时期中国也从国外進口血液制品设备，希望发展血液制品行业。由于卖血既可以帮助完成采血指标，又可以让农民“增加收入”，地方官员们开始和农村血贩们合谋鼓励卖血，农村也涌现出了大量单采血浆站和农民献血者，献血者每人每次可以领取50元，民间俗称“胳膊一伸，露出青筋，一伸一拳，五十大元”；而血贩则可以从官方的血液中心及采血公司获取报酬；这也催生出农村的卖血产业链。
“单采血浆”是指把采到的人血经离心机分离，取走血浆后再把红细胞回输给卖血者，使其能很快恢复体力；而抽取的血浆并不能直接用于供血，而往往用于医药公司制成血液制品。但在实际过程中，为了加快采血速度，采血站往往会将前一位供血者分离出血直接输给下一位供血者，这也大大增加了艾滋病、乙肝等血液传播疾病的感染概率。并且血站有时还会欺骗卖血者回输血球可以控制贫血，从而增加献血次数，献血者往往主动同意回输血液。
1992年，河南省卫生厅和河南红会血液中心达成协议，将血液计划指标一次性拔高到原来的两倍，企图超额完成分配的献血指标。当时主政河南的李长春以及担任河南省卫生厅厅长的刘全喜大力推动下，卖血更是成为一种风潮，政府更是提出了“要想奔小康，赶紧卖血浆”的宣传语，而河南睢县电视台更是在广告中宣称“不卖血就是不爱国”，大量农村人口参与其中。
香港《亚洲周刊》称卫生厅长刘全喜是事件的直接责任人，其本人在上任之初撤换河南省生物制药所负责人，并联系美国生物制药公司，洽谈血液出口事宜，由此卫生厅下属成立各类血液采集机构，还允许许多军政企业挂靠其下从事血液交易，刘的许多亲属都直接经营血站。刘全喜更是在卫生厅会议上公然宣称，“河南需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大办血站”，河南有9000万人口，80%都是农民，即便只有极少数愿意献血，将血液收集起来卖给血浆公司，“也可以创造上亿元的价值，走向脱贫之路”。
1991年，作为河南省人大代表的高耀洁了解到河南部分农村因为卖血而肝病流行，同年河南南部许久未见的疟疾重新开始流行，次年河南普查发现丙肝发病率堪比乙肝。1993年，河南省周口地区主管血库的王淑平医生发现部分献血者肝化验数据异常，发觉丙肝流行，并上报卫生厅。后来她有听河南省卫生厅说天津血站有发现艾滋病混入──1995年，她首次化验检测到艾滋病例，然后收集各地409份样本用4家公司试剂检测艾滋病，发现HIV抗体阳性反应率均在13%左右，因此携带样本到北京访问预防医学科学院院长曾毅，最终确认16份样本检测出13份HIV阳性，3份不确定，最终上报艾滋病流行。
早在1994年，河南的卫生检疫部门就已经从兰州和上海生物制药所知悉其所提供的血浆含有艾滋病。
1993年开始，河南当局已经在部分地区整顿血站。1995年3月，河南省政府下发通知关停全部县级血站，到1996年初血站基本关停。从此血浆经济开始由明面转为地下，据统计“血祸”中绝大多数感染者都是在1995-1996年间受感染，有部分专家认为这些地下血站导致了绝大多数感染案例。1997年，血贩也受到政府强力打击，血浆经济逐渐销声匿迹。
直到2001年，中国中央电视台第一次以“血祸”正式官方报道，到2004年河南省首次普查确认艾滋疫情，虽然信息不断被披露，但直到今天中国艾滋病疫情的真相仍然不明。高耀洁、王淑平等人则认为中国艾滋病疫情远远超过其所宣称的程度。
2001年，中国中央电视台在“血祸”报道中估计HIV全国感染者已达60万；香港《亚洲周刊》报道，河南省内共有140万人参与“血浆经济”，上百万人感染艾滋病，数万人因此死亡，并引述“中国民间预防艾滋病第一人”之称的高耀洁，“以每个县平均2万人感染计算，至少有102万人感染艾滋病”，报道中引述的法国《解放报》更是推测河南有150万感染者。
事件也导致了乙肝发病率提高，据南京医科大学研究统计，中国血浆捐献者感染乙肝病毒的概率是捐献全血者的三倍。
大量受感染的献血者以及输血者长期以来都得不到相应的补偿，乃至受到官方打压。
2004年，中国卫生部宣称，无偿献血已经占到了献血总量的85%，中国已经逐步实现有计划指令向无指标的自愿无偿献血的过渡，但时至今日各地的计划献血指标仍然存在。
当时主事河南的李长春、以及事件起因相关刘全喜等人都免于问责。
－－https://zh.wikipedia.org/wiki/河南血祸
2005年11月7日 河南血祸受害者索赔 胡佳等评论
在中国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经验交流大会星期一在郑州召开前夕，河南当地的30多名因为输血感染艾滋病的妇女和儿童前往会议地点郑州黄河迎宾馆，向据悉要出席会议的副总理吴仪递交请求信，希望政府改善他们的医疗条件，给予他们平等就业的权利，追究审判河南当年大肆兴办血液制品产业的负责人，各级贩卖血液的血头，以及直接管理血液安全的省地市各级卫生部门负责人，赔偿输血感染者每人最高50万，儿童感染者最高70万。
北京艾滋病活动人士胡佳目前在河南从事艾滋病义务活动。星期一上午9点30分左右，胡佳代表艾滋病患者向这次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经验交流大会递交了给吴仪副总理的信之后不久，便被郑州警方带走。
这封给吴仪副总理的公开信由50多名艾滋病患者签名。今年38岁的李喜阁是其中之一。
李喜阁等10来人在警察赶到他们住处之前逃离。她对记者说，她1995年12月20号晚12点45分生第一胎做剖腹产手术输血时感染了艾滋病毒。她说，她所在的宁陵县城就有20多妇女因为剖腹产、子宫瘤、宫外孕、小产、大产或贫血输血时感染了艾滋病毒。李喜阁生大女儿时，不仅她自己感染了艾滋病毒，她的女儿也因感染艾滋病毒于去年8月13号死亡，年仅9岁。
河南著名艾滋病活动人士、妇产科专家高耀洁教授10年来为河南、为中国艾滋病毒携带者、为艾滋病患者、为艾滋孤儿做了大量的教育工作，给予了许多帮助。她说：“我从去年就发现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输血感染艾滋病毒的人比卖血感染艾滋病毒的人多。第一，卖血的人那么多，一定有人输血。第二，卖血的人不会卖一次吧。”
据世界卫生组织预测，中国目前的艾滋病毒携带者有大约100万，到2010年艾滋病毒携带者可能会达到1千万。
－－https://zh.m.wikinews.org/zh-hans/河南血祸受害者索赔_胡佳等评论
2014年7月29日 原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所长陈秉中：就河南血祸六致习总书记公开信
1992至1993年是新蔡县农民卖血最狂热的两年。该县有3000多口人的东湖村，1000多名青壮年为了摆脱贫困，争先恐后去县人民医院在本村建立的血站卖血。抽800毫升血，经分离机分离后，收购其中的400毫升血浆，其余400毫升非血浆成份与多人混合后再回输给卖血者，导致80%以上的卖血者因交插感染染上艾滋病毒并感染丙肝病毒。他们卖一次血扣除5元钱化验费，可净得45元。那时打一天工才挣5元钱，靠卖血挣钱对急于致富的农民来说极具诱惑力。
当年28岁的李淑芝听血站大夫讲卖血有利健康，还能挣钱，从1992年起，除在本村血站卖血外，还到邻近的两个血站轮流卖，每天卖一次，丈夫也是卖血大军的一员。2006年丈夫在不明病因情况下病亡。他们夫妇因响应政府号召卖血患上艾滋病，病的病，亡的亡，惨剧发生后政府再也不管了，但上访就打压，含垢忍辱的李淑芝则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家寡人。
老高家兄弟5人更惨，他们觉得卖一次血能毫不费力地拿到45元钱，比下地干农活省劲多了，但不知其中的风险而乐此不疲。到了2000年，哥兄弟几个先后因感染艾滋病毒发病，仅四五年光景，老大、老二、老三和老四四对夫妻先后死去，5个兄弟的父母也因卖血病亡，全家10口人就这样命丧黄泉。老五这对夫妻虽然有幸活下来了，但现在已是艾滋病晚期，朝不保夕。
东湖村那几年因为死去的人多，有的家都死光了，有的死后在村里竟找不到有力气能抬棺材的年轻人。如果上访，县乡就派人把你抓回来训斥，再上访就拘留。
新蔡县张大庄村已儿孙绕膝的老汉张从宽夫妇，从未想到儿子张军旗1992年响应政府号召卖血能感染艾滋病，同时还感染了丙肝，瘦得皮包骨，全身黄疸，不能像别人那样外出打工给家挣钱了，更未料到的是还传染给了妻子。张军旗患病后因确诊太晚，多年一直当感冒发烧治疗，积蓄花光了，于 2000年不治病亡。丈夫死后，被丈夫染上艾滋病的妻子，回娘家躲灾，结果竟一去不复返死在娘家，仅27岁就匆匆了此一生。儿媳什么时候死的，张老汉夫妇也说不清。死者给爷爷奶奶留下的则是难以承受的一男一女两个艾滋孤儿。因为得不到任何赔偿和抚恤，二老未能享受天伦之乐却饱尝人间苦难。
与张老汉同村的农妇水秀英对我说：“我们村的青壮年绝大多数都卖血，为了致富，那几年我和丈夫一起去卖，虽然挣了一点钱，结果把丈夫的命给搭進去了，2003年去世时瘦得走不动道，发高烧谁都不认识了， 35岁竟忍心扔下我去了西天”。
重病在身的水秀英有气无力，不仅房屋漏雨，而且房脊等处裂缝，令一贫如洗、守寡多年的农妇茫茫然看不到未来。
地处中原的文楼村民风淳朴。1990年初“以血致富”的风刮到上蔡县后，因为离县城近，县人民医院最先在文楼村一农户家办起了血站，县医院血库尼主任是血站的站长，有专人常驻村中，并备有血液分离机，随来随采。县卫生局院内也有血站，文楼村的卖血者也常光顾。因为来钱容易，80%以上的青壮年都卖血，不卖血的是少数，1995年达到顶峰。2000年后文楼村在不到1000名卖血者中，被检查出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就有678人，感染率超80%，其中578人已经出现明显症状和并发症，当时已有200多名重患死亡。
1996年卫生部明令禁止私自采血采浆，但县医院在文楼村办的血站竟把卖血者领到血站尼站长家偷着继续采。
高耀洁从1996年起多次到文楼村。因進村次数多了，文楼村没有不认识高耀洁的。在艾滋病泛滥成灾政府无人过问的情况下，高奶奶在艾滋病患者急需得到救治和关爱时成了他们的贴心人。
著名艾滋病专家桂希恩1999年8月是应他在上蔡县医院工作的学生之邀，在文楼村抽取了11名“怪病”患者的血，经检测10人为艾滋病毒阳性，让他为之震颤。后来又抽取140份血样，阳性率达62%。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明所谓的怪病就是艾滋病，与高耀洁的诊断和结论不谋而合。
为了证明艾滋病可防可控并不可怕的道理，桂希恩还将文楼村已染上艾滋病毒的马深义夫妇和他们的一个孩子及另一母子共5名艾滋病患者，接到他武汉家中，与他们同吃同住5天。
文楼村中有五位因病痛难忍和付不起医药费的艾滋病患者上吊或服农药自杀。
2007年11月时任总理温家宝到艾滋病重灾区文楼村视察时，当地艾滋病患者却完全被当局软禁起来，能与他直接见面的村民又都是由当地官员精心挑选被操控着，以继续掩盖已陷入困境的艾滋病村实情。
后杨村距离文楼村乘车仅10分钟路程，卖血人数之多和卖血沸腾度之高比文楼村有过之而无不及，亦是高耀洁和桂希恩最先发现和進行救治的高感染率和高死亡率的艾滋病村。
现年48岁的艾滋病患者王玲，20多岁就卖血，因抽血点就建在她家，近水楼台先得月，有时一天卖二三次。因为过量抽血，抽到昏过去的程度就达30多次。有时抽得心难受扑通倒下不认识人了，经点滴输液，4个多小时才恢复过来，可是第二天又继续卖。
王玲听血站大夫说的“人血和井水一样，不管你抽出多少，总是那样多”深信不疑。王玲丈夫因卖血感染艾滋病毒已于是2006年病亡；她弟弟已于2005年去世，25岁的弟媳是艾滋病人；王玲的大儿子16岁就卖血，已于2004年故去，儿媳亦是艾滋病毒感染者。王玲姐妹6个，因卖血感染艾滋病毒5位病亡，幸存的三妹妹和妹夫都是艾滋病人。在迷茫于“血浆经济”的王玲及她的姐妹几家，听信血站 “以血致富”的惑众妖言，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
韩国发生“岁月号”沉船事件，总统道歉，总理辞职，可是河南艾滋病事件的主要责任人至今既无人对此道歉，也无人为此辞职。
法国、加拿大和日本等国对多年前发生的因输入有艾滋病毒的污血导致数百和数千人感染艾滋病和乙肝病毒的患者，均给予了国家赔偿，并追究责任人刑责。然而河南污血案尽管比上述国家的灾难严重得多，不仅未给予赔偿和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反而反咬一口，嫁祸于人。
－－https://cmcn.org/archives/5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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