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罪惡證明》人禍賊子亂天下：3、河南血禍與艾滋病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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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罪惡證明》人禍賊子亂天下：3、河南血禍與艾滋病 （一）
由 候保林 » 2020年11月30日
本卷集中共70年罪行之大成，內容皆來自網路，搜索止於2020年9月30日。自中共篡國以來，刻意把許多人禍導致的災難、和其罪惡行徑封鎖掩蓋了幾十年乃至今日。隨著時間的碎片日積月累，許多真相在越陷越深的網路中無奈地相繼沉沉睡去。現在，我將它們喚醒，一併目前那些被摧殘毒化了的社會現狀公開在世人面前；每篇僅取大概要義，並附上鏈接網址；閱者欲知詳情，把文章題目或網址輸入互聯網即可。－－整編者注
X年X月X日 河南血禍 －－維基百科
80年代後期開始，為了緩解城市中的「血荒」問題，中央政府採取了「計劃獻血」的政策，向各地方政府下發采血指標。同時期中國也從國外進口血液製品設備，希望發展血液製品行業。由於賣血既可以幫助完成采血指標，又可以讓農民「增加收入」，地方官員們開始和農村血販們合謀鼓勵賣血，農村也湧現出了大量單采血漿站和農民獻血者，獻血者每人每次可以領取50元，民間俗稱「胳膊一伸，露出青筋，一伸一拳，五十大元」；而血販則可以從官方的血液中心及采血公司獲取報酬；這也催生出農村的賣血產業鏈。
「單采血漿」是指把採到的人血經離心機分離，取走血漿后再把紅細胞回輸給賣血者，使其能很快恢復體力；而抽取的血漿並不能直接用於供血，而往往用於醫藥公司製成血液製品。但在實際過程中，為了加快采血速度，采血站往往會將前一位供血者分離出血直接輸給下一位供血者，這也大大增加了艾滋病、乙肝等血液傳播疾病的感染概率。並且血站有時還會欺騙賣血者回輸血球可以控制貧血，從而增加獻血次數，獻血者往往主動同意回輸血液。
1992年，河南省衛生廳和河南紅會血液中心達成協議，將血液計劃指標一次性拔高到原來的兩倍，企圖超額完成分配的獻血指標。當時主政河南的李長春以及擔任河南省衛生廳廳長的劉全喜大力推動下，賣血更是成為一種風潮，政府更是提出了「要想奔小康，趕緊賣血漿」的宣傳語，而河南睢縣電視台更是在廣告中宣稱「不賣血就是不愛國」，大量農村人口參与其中。
香港《亞洲周刊》稱衛生廳長劉全喜是事件的直接責任人，其本人在上任之初撤換河南省生物製藥所負責人，並聯繫美國生物製藥公司，洽談血液出口事宜，由此衛生廳下屬成立各類血液採集機構，還允許許多軍政企業掛靠其下從事血液交易，劉的許多親屬都直接經營血站。劉全喜更是在衛生廳會議上公然宣稱，「河南需要大力發展第三產業，大辦血站」，河南有9000萬人口，80%都是農民，即便只有極少數願意獻血，將血液收集起來賣給血漿公司，「也可以創造上億元的價值，走向脫貧之路」。
1991年，作為河南省人大代表的高耀潔了解到河南部分農村因為賣血而肝病流行，同年河南南部許久未見的瘧疾重新開始流行，次年河南普查發現丙肝發病率堪比乙肝。1993年，河南省周口地區主管血庫的王淑平醫生髮現部分獻血者肝化驗數據異常，發覺丙肝流行，並上報衛生廳。後來她有聽河南省衛生廳說天津血站有發現艾滋病混入──1995年，她首次化驗檢測到艾滋病例，然後收集各地409份樣本用4家公司試劑檢測艾滋病，發現HIV抗體陽性反應率均在13%左右，因此攜帶樣本到北京訪問預防醫學科學院院長曾毅，最終確認16份樣本檢測出13份HIV陽性，3份不確定，最終上報艾滋病流行。
早在1994年，河南的衛生檢疫部門就已經從蘭州和上海生物製藥所知悉其所提供的血漿含有艾滋病。
1993年開始，河南當局已經在部分地區整頓血站。1995年3月，河南省政府下發通知關停全部縣級血站，到1996年初血站基本關停。從此血漿經濟開始由明面轉為地下，據統計「血禍」中絕大多數感染者都是在1995-1996年間受感染，有部分專家認為這些地下血站導致了絕大多數感染案例。1997年，血販也受到政府強力打擊，血漿經濟逐漸銷聲匿跡。
直到2001年，中國中央電視台第一次以「血禍」正式官方報道，到2004年河南省首次普查確認艾滋疫情，雖然信息不斷被披露，但直到今天中國艾滋病疫情的真相仍然不明。高耀潔、王淑平等人則認為中國艾滋病疫情遠遠超過其所宣稱的程度。
2001年，中國中央電視台在「血禍」報道中估計HIV全國感染者已達60萬；香港《亞洲周刊》報道，河南省內共有140萬人參與「血漿經濟」，上百萬人感染艾滋病，數萬人因此死亡，並引述「中國民間預防艾滋病第一人」之稱的高耀潔，「以每個縣平均2萬人感染計算，至少有102萬人感染艾滋病」，報道中引述的法國《解放報》更是推測河南有150萬感染者。
事件也導致了乙肝發病率提高，據南京醫科大學研究統計，中國血漿捐獻者感染乙肝病毒的概率是捐獻全血者的三倍。
大量受感染的獻血者以及輸血者長期以來都得不到相應的補償，乃至受到官方打壓。
2004年，中國衛生部宣稱，無償獻血已經佔到了獻血總量的85%，中國已經逐步實現有計劃指令向無指標的自願無償獻血的過渡，但時至今日各地的計劃獻血指標仍然存在。
當時主事河南的李長春、以及事件起因相關劉全喜等人都免於問責。
－－https://zh.wikipedia.org/wiki/河南血禍
2005年11月7日 河南血禍受害者索賠 胡佳等評論
在中國艾滋病綜合防治示範區經驗交流大會星期一在鄭州召開前夕，河南當地的30多名因為輸血感染艾滋病的婦女和兒童前往會議地點鄭州黃河迎賓館，向據悉要出席會議的副總理吳儀遞交請求信，希望政府改善他們的醫療條件，給予他們平等就業的權利，追究審判河南當年大肆興辦血液製品產業的負責人，各級販賣血液的血頭，以及直接管理血液安全的省地市各級衛生部門負責人，賠償輸血感染者每人最高50萬，兒童感染者最高70萬。
北京艾滋病活動人士胡佳目前在河南從事艾滋病義務活動。星期一上午9點30分左右，胡佳代表艾滋病患者向這次艾滋病綜合防治示範區經驗交流大會遞交了給吳儀副總理的信之後不久，便被鄭州警方帶走。
這封給吳儀副總理的公開信由50多名艾滋病患者簽名。今年38歲的李喜閣是其中之一。
李喜閣等10來人在警察趕到他們住處之前逃離。她對記者說，她1995年12月20號晚12點45分生第一胎做剖腹產手術輸血時感染了艾滋病毒。她說，她所在的寧陵縣城就有20多婦女因為剖腹產、子宮瘤、宮外孕、小產、大產或貧血輸血時感染了艾滋病毒。李喜閣生大女兒時，不僅她自己感染了艾滋病毒，她的女兒也因感染艾滋病毒于去年8月13號死亡，年僅9歲。
河南著名艾滋病活動人士、婦產科專家高耀潔教授10年來為河南、為中國艾滋病毒攜帶者、為艾滋病患者、為艾滋孤兒做了大量的教育工作，給予了許多幫助。她說：「我從去年就發現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輸血感染艾滋病毒的人比賣血感染艾滋病毒的人多。第一，賣血的人那麼多，一定有人輸血。第二，賣血的人不會賣一次吧。」
據世界衛生組織預測，中國目前的艾滋病毒攜帶者有大約100萬，到2010年艾滋病毒攜帶者可能會達到1千萬。
－－https://zh.m.wikinews.org/zh-hans/河南血禍受害者索賠_胡佳等評論
2014年7月29日 原中國健康教育研究所所長陳秉中：就河南血禍六致習總書記公開信
1992至1993年是新蔡縣農民賣血最狂熱的兩年。該縣有3000多口人的東湖村，1000多名青壯年為了擺脫貧困，爭先恐後去縣人民醫院在本村建立的血站賣血。抽800毫升血，經分離機分離后，收購其中的400毫升血漿，其餘400毫升非血漿成份與多人混合后再回輸給賣血者，導致80%以上的賣血者因交插感染染上艾滋病毒並感染丙肝病毒。他們賣一次血扣除5元錢化驗費，可凈得45元。那時打一天工才掙5元錢，靠賣血掙錢對急於致富的農民來說極具誘惑力。
當年28歲的李淑芝聽血站大夫講賣血有利健康，還能掙錢，從1992年起，除在本村血站賣血外，還到鄰近的兩個血站輪流賣，每天賣一次，丈夫也是賣血大軍的一員。2006年丈夫在不明病因情況下病亡。他們夫婦因響應政府號召賣血患上艾滋病，病的病，亡的亡，慘劇發生后政府再也不管了，但上訪就打壓，含垢忍辱的李淑芝則成了無依無靠的孤家寡人。
老高家兄弟5人更慘，他們覺得賣一次血能毫不費力地拿到45元錢，比下地干農活省勁多了，但不知其中的風險而樂此不疲。到了2000年，哥兄弟幾個先後因感染艾滋病毒發病，僅四五年光景，老大、老二、老三和老四四對夫妻先後死去，5個兄弟的父母也因賣血病亡，全家10口人就這樣命喪黃泉。老五這對夫妻雖然有幸活下來了，但現在已是艾滋病晚期，朝不保夕。
東湖村那幾年因為死去的人多，有的家都死光了，有的死後在村裡竟找不到有力氣能抬棺材的年輕人。如果上訪，縣鄉就派人把你抓回來訓斥，再上訪就拘留。
新蔡縣張大庄村已兒孫繞膝的老漢張從寬夫婦，從未想到兒子張軍旗1992年響應政府號召賣血能感染艾滋病，同時還感染了丙肝，瘦得皮包骨，全身黃疸，不能像別人那樣外出打工給家掙錢了，更未料到的是還傳染給了妻子。張軍旗患病後因確診太晚，多年一直當感冒發燒治療，積蓄花光了，于 2000年不治病亡。丈夫死後，被丈夫染上艾滋病的妻子，回娘家躲災，結果竟一去不復返死在娘家，僅27歲就匆匆了此一生。兒媳什麼時候死的，張老漢夫婦也說不清。死者給爺爺奶奶留下的則是難以承受的一男一女兩個艾滋孤兒。因為得不到任何賠償和撫恤，二老未能享受天倫之樂卻飽嘗人間苦難。
與張老漢同村的農婦水秀英對我說：「我們村的青壯年絕大多數都賣血，為了致富，那幾年我和丈夫一起去賣，雖然掙了一點錢，結果把丈夫的命給搭進去了，2003年去世時瘦得走不動道，發高燒誰都不認識了， 35歲竟忍心扔下我去了西天」。
重病在身的水秀英有氣無力，不僅房屋漏雨，而且房脊等處裂縫，令一貧如洗、守寡多年的農婦茫茫然看不到未來。
地處中原的文樓村民風淳樸。1990年初「以血致富」的風刮到上蔡縣后，因為離縣城近，縣人民醫院最先在文樓村一農戶家辦起了血站，縣醫院血庫尼主任是血站的站長，有專人常駐村中，並備有血液分離機，隨來隨采。縣衛生局院內也有血站，文樓村的賣血者也常光顧。因為來錢容易，80%以上的青壯年都賣血，不賣血的是少數，1995年達到頂峰。2000年後文樓村在不到1000名賣血者中，被檢查出艾滋病病毒攜帶者就有678人，感染率超80%，其中578人已經出現明顯癥狀和併發症，當時已有200多名重患死亡。
1996年衛生部明令禁止私自采血采漿，但縣醫院在文樓村辦的血站竟把賣血者領到血站尼站長家偷著繼續采。
高耀潔從1996年起多次到文樓村。因進村次數多了，文樓村沒有不認識高耀潔的。在艾滋病泛濫成災政府無人過問的情況下，高奶奶在艾滋病患者急需得到救治和關愛時成了他們的貼心人。
著名艾滋病專家桂希恩1999年8月是應他在上蔡縣醫院工作的學生之邀，在文樓村抽取了11名「怪病」患者的血，經檢測10人為艾滋病毒陽性，讓他為之震顫。後來又抽取140份血樣，陽性率達62%。以無可辯駁的事實說明所謂的怪病就是艾滋病，與高耀潔的診斷和結論不謀而合。
為了證明艾滋病可防可控並不可怕的道理，桂希恩還將文樓村已染上艾滋病毒的馬深義夫婦和他們的一個孩子及另一母子共5名艾滋病患者，接到他武漢家中，與他們同吃同住5天。
文樓村中有五位因病痛難忍和付不起醫藥費的艾滋病患者上弔或服農藥自殺。
2007年11月時任總理溫家寶到艾滋病重災區文樓村視察時，當地艾滋病患者卻完全被當局軟禁起來，能與他直接見面的村民又都是由當地官員精心挑選被操控著，以繼續掩蓋已陷入困境的艾滋病村實情。
后楊村距離文樓村乘車僅10分鐘路程，賣血人數之多和賣血沸騰度之高比文樓村有過之而無不及，亦是高耀潔和桂希恩最先發現和進行救治的高感染率和高死亡率的艾滋病村。
現年48歲的艾滋病患者王玲，20多歲就賣血，因抽血點就建在她家，近水樓台先得月，有時一天賣二三次。因為過量抽血，抽到昏過去的程度就達30多次。有時抽得心難受撲通倒下不認識人了，經點滴輸液，4個多小時才恢復過來，可是第二天又繼續賣。
王玲聽血站大夫說的「人血和井水一樣，不管你抽出多少，總是那樣多」深信不疑。王玲丈夫因賣血感染艾滋病毒已於是2006年病亡；她弟弟已於2005年去世，25歲的弟媳是艾滋病人；王玲的大兒子16歲就賣血，已於2004年故去，兒媳亦是艾滋病毒感染者。王玲姐妹6個，因賣血感染艾滋病毒5位病亡，倖存的三妹妹和妹夫都是艾滋病人。在迷茫于「血漿經濟」的王玲及她的姐妹幾家，聽信血站 「以血致富」的惑眾妖言，為此付出了沉重代價。
韓國發生「歲月號」沉船事件，總統道歉，總理辭職，可是河南艾滋病事件的主要責任人至今既無人對此道歉，也無人為此辭職。
法國、加拿大和日本等國對多年前發生的因輸入有艾滋病毒的污血導致數百和數千人感染艾滋病和乙肝病毒的患者，均給予了國家賠償，並追究責任人刑責。然而河南污血案儘管比上述國家的災難嚴重得多，不僅未給予賠償和追究當事人的責任，反而反咬一口，嫁禍於人。
－－https://cmcn.org/archives/5873
X年X月X日 河南血禍 －－維基百科
80年代後期開始，為了緩解城市中的「血荒」問題，中央政府採取了「計劃獻血」的政策，向各地方政府下發采血指標。同時期中國也從國外進口血液製品設備，希望發展血液製品行業。由於賣血既可以幫助完成采血指標，又可以讓農民「增加收入」，地方官員們開始和農村血販們合謀鼓勵賣血，農村也湧現出了大量單采血漿站和農民獻血者，獻血者每人每次可以領取50元，民間俗稱「胳膊一伸，露出青筋，一伸一拳，五十大元」；而血販則可以從官方的血液中心及采血公司獲取報酬；這也催生出農村的賣血產業鏈。
「單采血漿」是指把採到的人血經離心機分離，取走血漿后再把紅細胞回輸給賣血者，使其能很快恢復體力；而抽取的血漿並不能直接用於供血，而往往用於醫藥公司製成血液製品。但在實際過程中，為了加快采血速度，采血站往往會將前一位供血者分離出血直接輸給下一位供血者，這也大大增加了艾滋病、乙肝等血液傳播疾病的感染概率。並且血站有時還會欺騙賣血者回輸血球可以控制貧血，從而增加獻血次數，獻血者往往主動同意回輸血液。
1992年，河南省衛生廳和河南紅會血液中心達成協議，將血液計劃指標一次性拔高到原來的兩倍，企圖超額完成分配的獻血指標。當時主政河南的李長春以及擔任河南省衛生廳廳長的劉全喜大力推動下，賣血更是成為一種風潮，政府更是提出了「要想奔小康，趕緊賣血漿」的宣傳語，而河南睢縣電視台更是在廣告中宣稱「不賣血就是不愛國」，大量農村人口參与其中。
香港《亞洲周刊》稱衛生廳長劉全喜是事件的直接責任人，其本人在上任之初撤換河南省生物製藥所負責人，並聯繫美國生物製藥公司，洽談血液出口事宜，由此衛生廳下屬成立各類血液採集機構，還允許許多軍政企業掛靠其下從事血液交易，劉的許多親屬都直接經營血站。劉全喜更是在衛生廳會議上公然宣稱，「河南需要大力發展第三產業，大辦血站」，河南有9000萬人口，80%都是農民，即便只有極少數願意獻血，將血液收集起來賣給血漿公司，「也可以創造上億元的價值，走向脫貧之路」。
1991年，作為河南省人大代表的高耀潔了解到河南部分農村因為賣血而肝病流行，同年河南南部許久未見的瘧疾重新開始流行，次年河南普查發現丙肝發病率堪比乙肝。1993年，河南省周口地區主管血庫的王淑平醫生髮現部分獻血者肝化驗數據異常，發覺丙肝流行，並上報衛生廳。後來她有聽河南省衛生廳說天津血站有發現艾滋病混入──1995年，她首次化驗檢測到艾滋病例，然後收集各地409份樣本用4家公司試劑檢測艾滋病，發現HIV抗體陽性反應率均在13%左右，因此攜帶樣本到北京訪問預防醫學科學院院長曾毅，最終確認16份樣本檢測出13份HIV陽性，3份不確定，最終上報艾滋病流行。
早在1994年，河南的衛生檢疫部門就已經從蘭州和上海生物製藥所知悉其所提供的血漿含有艾滋病。
1993年開始，河南當局已經在部分地區整頓血站。1995年3月，河南省政府下發通知關停全部縣級血站，到1996年初血站基本關停。從此血漿經濟開始由明面轉為地下，據統計「血禍」中絕大多數感染者都是在1995-1996年間受感染，有部分專家認為這些地下血站導致了絕大多數感染案例。1997年，血販也受到政府強力打擊，血漿經濟逐漸銷聲匿跡。
直到2001年，中國中央電視台第一次以「血禍」正式官方報道，到2004年河南省首次普查確認艾滋疫情，雖然信息不斷被披露，但直到今天中國艾滋病疫情的真相仍然不明。高耀潔、王淑平等人則認為中國艾滋病疫情遠遠超過其所宣稱的程度。
2001年，中國中央電視台在「血禍」報道中估計HIV全國感染者已達60萬；香港《亞洲周刊》報道，河南省內共有140萬人參與「血漿經濟」，上百萬人感染艾滋病，數萬人因此死亡，並引述「中國民間預防艾滋病第一人」之稱的高耀潔，「以每個縣平均2萬人感染計算，至少有102萬人感染艾滋病」，報道中引述的法國《解放報》更是推測河南有150萬感染者。
事件也導致了乙肝發病率提高，據南京醫科大學研究統計，中國血漿捐獻者感染乙肝病毒的概率是捐獻全血者的三倍。
大量受感染的獻血者以及輸血者長期以來都得不到相應的補償，乃至受到官方打壓。
2004年，中國衛生部宣稱，無償獻血已經佔到了獻血總量的85%，中國已經逐步實現有計劃指令向無指標的自願無償獻血的過渡，但時至今日各地的計劃獻血指標仍然存在。
當時主事河南的李長春、以及事件起因相關劉全喜等人都免於問責。
－－https://zh.wikipedia.org/wiki/河南血禍
2005年11月7日 河南血禍受害者索賠 胡佳等評論
在中國艾滋病綜合防治示範區經驗交流大會星期一在鄭州召開前夕，河南當地的30多名因為輸血感染艾滋病的婦女和兒童前往會議地點鄭州黃河迎賓館，向據悉要出席會議的副總理吳儀遞交請求信，希望政府改善他們的醫療條件，給予他們平等就業的權利，追究審判河南當年大肆興辦血液製品產業的負責人，各級販賣血液的血頭，以及直接管理血液安全的省地市各級衛生部門負責人，賠償輸血感染者每人最高50萬，兒童感染者最高70萬。
北京艾滋病活動人士胡佳目前在河南從事艾滋病義務活動。星期一上午9點30分左右，胡佳代表艾滋病患者向這次艾滋病綜合防治示範區經驗交流大會遞交了給吳儀副總理的信之後不久，便被鄭州警方帶走。
這封給吳儀副總理的公開信由50多名艾滋病患者簽名。今年38歲的李喜閣是其中之一。
李喜閣等10來人在警察趕到他們住處之前逃離。她對記者說，她1995年12月20號晚12點45分生第一胎做剖腹產手術輸血時感染了艾滋病毒。她說，她所在的寧陵縣城就有20多婦女因為剖腹產、子宮瘤、宮外孕、小產、大產或貧血輸血時感染了艾滋病毒。李喜閣生大女兒時，不僅她自己感染了艾滋病毒，她的女兒也因感染艾滋病毒于去年8月13號死亡，年僅9歲。
河南著名艾滋病活動人士、婦產科專家高耀潔教授10年來為河南、為中國艾滋病毒攜帶者、為艾滋病患者、為艾滋孤兒做了大量的教育工作，給予了許多幫助。她說：「我從去年就發現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輸血感染艾滋病毒的人比賣血感染艾滋病毒的人多。第一，賣血的人那麼多，一定有人輸血。第二，賣血的人不會賣一次吧。」
據世界衛生組織預測，中國目前的艾滋病毒攜帶者有大約100萬，到2010年艾滋病毒攜帶者可能會達到1千萬。
－－https://zh.m.wikinews.org/zh-hans/河南血禍受害者索賠_胡佳等評論
2014年7月29日 原中國健康教育研究所所長陳秉中：就河南血禍六致習總書記公開信
1992至1993年是新蔡縣農民賣血最狂熱的兩年。該縣有3000多口人的東湖村，1000多名青壯年為了擺脫貧困，爭先恐後去縣人民醫院在本村建立的血站賣血。抽800毫升血，經分離機分離后，收購其中的400毫升血漿，其餘400毫升非血漿成份與多人混合后再回輸給賣血者，導致80%以上的賣血者因交插感染染上艾滋病毒並感染丙肝病毒。他們賣一次血扣除5元錢化驗費，可凈得45元。那時打一天工才掙5元錢，靠賣血掙錢對急於致富的農民來說極具誘惑力。
當年28歲的李淑芝聽血站大夫講賣血有利健康，還能掙錢，從1992年起，除在本村血站賣血外，還到鄰近的兩個血站輪流賣，每天賣一次，丈夫也是賣血大軍的一員。2006年丈夫在不明病因情況下病亡。他們夫婦因響應政府號召賣血患上艾滋病，病的病，亡的亡，慘劇發生后政府再也不管了，但上訪就打壓，含垢忍辱的李淑芝則成了無依無靠的孤家寡人。
老高家兄弟5人更慘，他們覺得賣一次血能毫不費力地拿到45元錢，比下地干農活省勁多了，但不知其中的風險而樂此不疲。到了2000年，哥兄弟幾個先後因感染艾滋病毒發病，僅四五年光景，老大、老二、老三和老四四對夫妻先後死去，5個兄弟的父母也因賣血病亡，全家10口人就這樣命喪黃泉。老五這對夫妻雖然有幸活下來了，但現在已是艾滋病晚期，朝不保夕。
東湖村那幾年因為死去的人多，有的家都死光了，有的死後在村裡竟找不到有力氣能抬棺材的年輕人。如果上訪，縣鄉就派人把你抓回來訓斥，再上訪就拘留。
新蔡縣張大庄村已兒孫繞膝的老漢張從寬夫婦，從未想到兒子張軍旗1992年響應政府號召賣血能感染艾滋病，同時還感染了丙肝，瘦得皮包骨，全身黃疸，不能像別人那樣外出打工給家掙錢了，更未料到的是還傳染給了妻子。張軍旗患病後因確診太晚，多年一直當感冒發燒治療，積蓄花光了，于 2000年不治病亡。丈夫死後，被丈夫染上艾滋病的妻子，回娘家躲災，結果竟一去不復返死在娘家，僅27歲就匆匆了此一生。兒媳什麼時候死的，張老漢夫婦也說不清。死者給爺爺奶奶留下的則是難以承受的一男一女兩個艾滋孤兒。因為得不到任何賠償和撫恤，二老未能享受天倫之樂卻飽嘗人間苦難。
與張老漢同村的農婦水秀英對我說：「我們村的青壯年絕大多數都賣血，為了致富，那幾年我和丈夫一起去賣，雖然掙了一點錢，結果把丈夫的命給搭進去了，2003年去世時瘦得走不動道，發高燒誰都不認識了， 35歲竟忍心扔下我去了西天」。
重病在身的水秀英有氣無力，不僅房屋漏雨，而且房脊等處裂縫，令一貧如洗、守寡多年的農婦茫茫然看不到未來。
地處中原的文樓村民風淳樸。1990年初「以血致富」的風刮到上蔡縣后，因為離縣城近，縣人民醫院最先在文樓村一農戶家辦起了血站，縣醫院血庫尼主任是血站的站長，有專人常駐村中，並備有血液分離機，隨來隨采。縣衛生局院內也有血站，文樓村的賣血者也常光顧。因為來錢容易，80%以上的青壯年都賣血，不賣血的是少數，1995年達到頂峰。2000年後文樓村在不到1000名賣血者中，被檢查出艾滋病病毒攜帶者就有678人，感染率超80%，其中578人已經出現明顯癥狀和併發症，當時已有200多名重患死亡。
1996年衛生部明令禁止私自采血采漿，但縣醫院在文樓村辦的血站竟把賣血者領到血站尼站長家偷著繼續采。
高耀潔從1996年起多次到文樓村。因進村次數多了，文樓村沒有不認識高耀潔的。在艾滋病泛濫成災政府無人過問的情況下，高奶奶在艾滋病患者急需得到救治和關愛時成了他們的貼心人。
著名艾滋病專家桂希恩1999年8月是應他在上蔡縣醫院工作的學生之邀，在文樓村抽取了11名「怪病」患者的血，經檢測10人為艾滋病毒陽性，讓他為之震顫。後來又抽取140份血樣，陽性率達62%。以無可辯駁的事實說明所謂的怪病就是艾滋病，與高耀潔的診斷和結論不謀而合。
為了證明艾滋病可防可控並不可怕的道理，桂希恩還將文樓村已染上艾滋病毒的馬深義夫婦和他們的一個孩子及另一母子共5名艾滋病患者，接到他武漢家中，與他們同吃同住5天。
文樓村中有五位因病痛難忍和付不起醫藥費的艾滋病患者上弔或服農藥自殺。
2007年11月時任總理溫家寶到艾滋病重災區文樓村視察時，當地艾滋病患者卻完全被當局軟禁起來，能與他直接見面的村民又都是由當地官員精心挑選被操控著，以繼續掩蓋已陷入困境的艾滋病村實情。
后楊村距離文樓村乘車僅10分鐘路程，賣血人數之多和賣血沸騰度之高比文樓村有過之而無不及，亦是高耀潔和桂希恩最先發現和進行救治的高感染率和高死亡率的艾滋病村。
現年48歲的艾滋病患者王玲，20多歲就賣血，因抽血點就建在她家，近水樓台先得月，有時一天賣二三次。因為過量抽血，抽到昏過去的程度就達30多次。有時抽得心難受撲通倒下不認識人了，經點滴輸液，4個多小時才恢復過來，可是第二天又繼續賣。
王玲聽血站大夫說的「人血和井水一樣，不管你抽出多少，總是那樣多」深信不疑。王玲丈夫因賣血感染艾滋病毒已於是2006年病亡；她弟弟已於2005年去世，25歲的弟媳是艾滋病人；王玲的大兒子16歲就賣血，已於2004年故去，兒媳亦是艾滋病毒感染者。王玲姐妹6個，因賣血感染艾滋病毒5位病亡，倖存的三妹妹和妹夫都是艾滋病人。在迷茫于「血漿經濟」的王玲及她的姐妹幾家，聽信血站 「以血致富」的惑眾妖言，為此付出了沉重代價。
韓國發生「歲月號」沉船事件，總統道歉，總理辭職，可是河南艾滋病事件的主要責任人至今既無人對此道歉，也無人為此辭職。
法國、加拿大和日本等國對多年前發生的因輸入有艾滋病毒的污血導致數百和數千人感染艾滋病和乙肝病毒的患者，均給予了國家賠償，並追究責任人刑責。然而河南污血案儘管比上述國家的災難嚴重得多，不僅未給予賠償和追究當事人的責任，反而反咬一口，嫁禍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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