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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说的＂文化精英＂，是泛指文化、艺术、科技等人才；限于自身能力，不能把受难的精英们全部记录下来以作纪念，让我深感遗憾。
我无法想象，一个罪恶的政党，能鼓噪人民任意指认谁是什么就是什么，要谁成什么就成什么；尔后几十年过去了，再轻巧恩赐般地说给谁平反了就平反了。而更让我惊讶的，是那些所谓被一纸平反了的末亡人，不仅不以行动团结起来申诉国家赔偿，追求申张公义，彰显法理良知，惩治恶行劣制，竟仍会屁颠屁颠地重去参与邪党的工作。这是出于何种心理和动机？又是为了何种难言之隐或无法言说的缘由？
也许，真如网友所言：我们都是受害者，我们也都是帮凶。
那么我想，只有当我们不再怯弱，不再去做帮凶的时候，我们才能免于苦难与被害。
本卷内容皆来自网络，大部分通过“维基百科”搜得，对此深表感谢。整编中可能在人名、时间、地点、事件和职称上有错误存在，这是要请读者诸君原谅的。
——整编者

丰子恺：（1898年11月9日－1975年9月15日），原名润，又名仁、仍，小名慈玉，号子觊，后改为子恺，笔名T•K，又被称为“圆通大师”、“ 有德行的人”。散文家、画家、文学家、美术家与音乐教育家。师从弘一法师，以中西融合画法创作漫画及散文而著名。丰子恺在读师范时期，有两位恩师。一位是艺术家李叔同，一位是教育家夏丏尊。在预科班二年级时，上李叔同教授画石膏像课，丰子恺沉迷其中，画艺進步很快。在李叔同的指点与鼓励下，丰子恺一方面努力写生，一方面观摩西洋名画，并学习绘画理论。也向李叔同学习音乐，苦练钢琴。夏丏尊当时在浙江第一师范本任舍监一职，后改任为国文老师。夏丏尊以教授新文艺写作闻名，对学生教导甚严，写作文时要求“不准讲空话，要老实写”。 1919年，丰子恺在日本游学10个月，盘缠用尽后不得已返国。回国后迫于家计他执起教鞭，授课讲学。平日在教学之余，开始从事英、日文的翻译工作。1922年12月开始漫画创作。由朱自清与俞平伯合办的一份刊物《我们的七月》，在1924年的期刊上刊登了丰子恺的一张画，那一幅图画题目为“人散后，一勾新月天如水”。引起在上海办《文学周报》的郑振铎的注意。1925年，《文学周报》开始连续刊载丰子恺的画作，郑振铎给这些画定了“子恺漫画”的标题。1930年，母亲去世后，丰子恺住到了嘉兴。1932年秋天，丰子恺用版税和开明书店的分红，得以在家乡石门湾建造真正的缘缘堂。后往返于石门湾和杭州之间，1937年抗战爆发，从江西一路逃到桂林，后居重庆，1939年到1942年，丰子恺追随西迁中的浙江大学辗转迁移，先后执教于广西宜山和贵州遵义，为浙大师生讲授艺术教育和艺术欣赏等课程。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丰子恺回到杭州定居。1946年9月15日才返回上海，辗转多地，先暂居杭州西湖招贤寺，1947年3月11日迁入杭州静江路（今北山路）85号小平房，称“湖畔小屋”。1948年9月27日访问台湾，11月23日在厦门住四个月，画《护生画集》，1949年4月底回到上海。同年到香港举行画展。1954年，首屈一指的上海市中国日语学院成立，他担任首任院长和唯一一位教师。1960年，上海市中国画院成立，他担任首任院长。1961年到1965年，他翻译日本古典名著长篇小说《源氏物语》（世界上最早的长篇小说），幼女丰一吟协助。作品有：散文集《缘缘堂随笔》、《缘缘堂续笔》、《车厢社会》、《缘缘堂集外遗集》；彩色画册《子恺漫画选》、艺术理论著作《丰子恺美术讲堂》、《丰子恺音乐讲堂》及漫画集《子恺，漫画》、《护生画集》等。译作有日本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夏目漱石选集；俄国屠格涅夫《猎人笔记》、柯罗连科《我的同时代人》；日本古典小说《源氏物语》、《落洼物语》、《竹取物语》、《伊势物语》。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他蒙受屈辱；背着莫须有的罪名，遭批斗、迫害，摧折他的身心。1975年8月，癌症病发（9月诊断为右叶尖肺癌）；并得知胞姐逝世噩耗令病情恶化，同年9月15日12时8分在上海华山医院急诊观察室含冤逝世。

巴金：（1904年11月25日－2005年10月17日）原名李尧棠，字芾甘。现代文学家、出版家、翻译家。同时也被誉为是“五四”运动以来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是20世纪中国杰出的文学大师、中国当代文坛的巨匠。作品久被翻译成各国文字，1949年之后再无长篇小说面世。巴金坚持真理与道德，被认为代表着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的良心，正因为如此，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了非人道迫害，妻子萧珊于1972年被迫害致死。巴金晚年提议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和文化大革命博物馆，但是后者至今都未实现。1920年8月，巴金考入成都外语专门学校。1921年4月，以表字芾甘为笔名发表第一篇文章《怎样建设真正自由平等的社会》。1923年春天，到上海入读上海南洋中学，1923年夏考入南京国立东南大学附中（1928年改名中央大学附中、1949年改名南京大学附中，1952年改为南师附中），1925年毕业。准备报考北京大学，因病于上海休养。9月，参加发起无政府主义组织上海民众社并出版《民众》半月刊。本时期翻译克鲁泡特金的一些著作。1927年，大师赴法国留学，在法期间，一方面大量阅读西方哲学和文学作品；另一方面，时时关心着中国，开始写作《灭亡》。1929年回国。在1928年10月，以巴金为笔名发表译著《托洛斯基的托尔斯泰论》，为此笔名最早见于报刊的文章。1933年，任《文学季刊》编委。1934年11月赴日本留学，1935年8月回国，主持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编务，主编《文化生活丛刊》、《文学丛刊》、《文学生活小丛刊》等。1936年8月，巴金在上海应约与通信半年的19岁小读者萧珊（原名陈蕴珍）见面认识，两人相差十三岁，开始了八年之恋。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任《救亡日报》编委，与茅盾共同主编《呐喊》（后改名《烽火》）杂志。1938年，2月，写完《春》。3月，参加文协，被选为理事。1944年5月1日，40岁的巴金和萧珊结婚。从此相濡以沫28年从未吵过一次架。1945年12月，长女李小林（小名国烦）出生于重庆。同年于重庆作《第四病室》。11月返回上海。抗日战争胜利后，巴金主要从事翻译、编辑和出版工作。1949年7月，中共在北平市召开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巴金当选中国文联常委。1950年，巴金担任上海市文联副主席。朝鲜战争期间，巴金两次赴朝鲜访问，辑有《生活在英雄们中间》、《保卫和平的人们》两本散文通讯集。1957年7月，巴金和靳以主办大型文学刊物《收获》，并担任主编。同年始编《巴金文集》14卷本，至1961年编定后出版。1960年8月，当选中国文联副主席。作品有长篇小说：激流三部曲《家》1931年、《春》1938年、《秋》1940年；爱情三部曲《雾》、《雨》、《电》。《火》（共三部）1940年－1945年，《寒夜》1947年；中篇小说《海的梦》1932年，《春天里的秋天》1932年等等。1966年8月，受上海作家协会“造反派”批判，开始强迫劳动的生活，关進“牛棚”，被《人民日报》署名文章点名批评。随后在上海奉贤县“五七干校”劳动两年半。1977年，出任1983年中国作家协会主席。

木心：（1927年2月14日－2011年12月21日），本名孙璞、字仰中、号牧心。中国著名画家、作家、诗人。1946年，就读于刘海粟创立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即现在南京艺术学院)学习油画，但20岁出头的木心因为领导学生运动，被当时的上海市长吴国桢亲自下令开除学籍，又被国民党通缉，走避台湾。1948年自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毕业，是林风眠的学生。毕业后，任教于杭州高级中学（省立杭高）。1950年代起在上海工艺美术研究所任职。期间他利用业余时间从事文学创作。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因言获罪，于1971年被关進废弃防空洞半年之久，然后又是劳动改造，一共被囚禁18个月，所有作品皆被烧毁，三根手指惨遭折断，原先他自订的二十二册文学作品也都被查抄。而在狱中，他用写“坦白书”的纸笔写出了洋洋65万言的《狱中笔记》，手绘钢琴的黑白琴键无声地“弹奏”莫扎特与巴赫作品。在1977年到1979年间，再次莫名遭遇软禁。1982年，木心自费留学前往美国纽约，后定居于此，继续其绘画及文学创业。作品有散文集《琼美卡随想录》、《散文一集》、《即兴判断》、《素履之往》、《马拉格计画》、《鱼丽之宴》、《同情中断录》；诗集《西班牙三棵树》、《巴珑》、《我纷纷的情欲》、《云雀叫了一整天》、《会吾中》、《伪所罗门书》等；小说集《温莎墓园日记》等。但仍有大量遗稿、片段和俳句未及出版。另外，木心的画作被大英博物馆收藏，是20世纪的中国画家中第一位有作品被该馆收藏的。木心先生的散文与福克纳、海明威的作品一道被收入《美国文学史教程》。

戈扬：（1916年－2009年1月18日），女，原名树佩华，中国记者。她与杨刚、浦熙修、彭子冈一起被称为“中共新闻界四大花旦”。1935年戈扬進入江苏镇江师范学校读书，期间参加了共党外围组织“秘密读书会”，在《镇江日报》上发表了小说散文。1937年毕业于江苏镇江师范学校。同年参加战地救亡工作，编辑油印报纸《老百姓》。1938年春戈扬在徐州参加第20军团，做战地救死扶伤工作，目睹了举世闻名的台儿庄血战。此年5月在邹韬奋主编的《全面抗战》半月刊上首次发表战地通讯“随鲁南大军突围记”。1939年戈扬担任《贵州日报》记者，1940年转赴重庆，在国共合作的新生活妇女工作指导委员会内任干事，宋美龄为该委员会负责人。在妇女工作委员会工作期间，戈扬结识了邓颖超、周恩来。1941年邓颖超介绍戈扬去苏北参加新四军，戈扬在新四军内做新闻工作。1941年后戈扬担任新华社记者、编辑及分支社负责人，1949年任新华社华东总分社副总编辑。1950年起戈扬担任北京《新观察》半月刊主编，《新观察》为读者欢迎的综合性杂志，几经周折挂靠于全国作家协会。由于戈扬在《新观察》上发表文章支持北大学生“大鸣大放”，向中共党提意见，1958年初被打成了“右派分子”，被开除中共党籍，受到降职处分，之后被送至河北逐鹿县农村劳改。1962年戈扬被摘去右派分子“帽子”，赴辽宁在《鸭绿江》文学杂志社当编辑。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戈扬遭到批判，再次被押往农村，1969年带着年仅13岁的女儿到内蒙插队落户。1979年中共当局对戈扬的右派问题進行改正，恢复中共党籍，戈扬回到复刊的《新观察》重任主编。在《新观察》复刊的10年间，戈扬以反“左”、反封建为办刊宗旨。在《新观察》周围集聚了一批中国自由化知识分子。在历次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新观察》杂志几乎被迫停刊；戈扬本人多次被定为批判对象。1988年12月，戈扬在北京大学公开宣称“20世纪见证了射秽主义的失败”。1989年4月22日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完胡耀邦追悼会后应邀赴美参加五四运动七十周年活动。在美国听说北京戒严、军队开枪镇压学生的消息以后，她宣布退党。她宣告说：＂ 我们当年参加的共产党，不是现在的这个党。我要和这个镇压人民的党决裂。＂2009年1月18日凌晨，在纽约去世，终年93岁。

牛汉：（1923年10月2日－2013年9月29日） ，本名史承汉，后改成汉，曾用笔名谷风。现代著名诗人、文学家和作家，“七月”派代表诗人之一。父亲告诉牛汉，其祖先自元朝便一直生活在汉族地区，生活安定，不愿再返回蒙古草原。牛汉的本名“史承汉”即根据该意思所起，意为承认汉文化。牛汉的父母都是蒙古族后裔，母亲姓“呼延”。1931年前后，山西省开挖己巳渠，占用了牛汉家本来就仅够活命的耕地却不给钱，牛汉的母亲十分气愤，在“一个寒冷的冬夜，她怀里揣一把菜刀”，徒步夜行40里，“闯進一座花园，想要谋杀那个罪大恶极的省长（阎锡山），被卫兵抓住，吊在树上，三天三夜，当作白痴和疯子……”当时牛汉只有七、八岁。1936年冬，在家乡念初中时，13岁的牛汉参加了牺牲救国同盟会。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10月，他随父亲两个人辞别了留在家中的牛汉的母亲、祖母、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流亡到陕西省。此后牛汉直到2006年再也没有回过家乡。来到陕西省之后，1938年1月、2月，当时牛汉的父亲在醴泉县工作，牛汉在西安边卖报纸为生，边向在民众教育馆内开办一个漫画学习班中，向艾青学习画画。同年，牛汉从西安来到甘肃省天水国立五中读初中二年级时，看到胡风主编的刊物《七月》刊登了许多艾青、田间的诗，还有贺敬之（笔名“艾漠”）的诗《跃進》四首，牛汉很喜欢。同年冬，15岁的牛汉在天水加入中共党。1940年9月，胡风被迫离开重庆赴桂林、香港，后来将诗稿交给邹荻帆编的《诗垦地》。牛汉很喜欢《诗垦地》上的诗，特别是陈辉的诗，清新而美妙。1941年牛汉在成都发表诗剧《智慧的悲哀》。1942年发表在桂林《诗创作》上的《鄂尔多斯草原》引起诗歌界的注视。1943年考入设在陕西城固的西北大学俄文专业。1945年，胡风自南方回到重庆编《希望》，同年初牛汉在西安主编文艺期刊《流火》。托郗潭封通过冀汸请胡风发来诗作。胡风通过郗潭封回话：不相信在西安能编好刊物。结果事实证明，胡风对“反共前哨”西安不可能有好刊物存在的判断很准确。《流火》总共印了1000本，大半被没收。也是1945年，牛汉在陕西省城固县青年会阅览室阅读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首次看到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牛汉看了很多遍，认为毛泽东的这个讲话不讲人性、个性，只讲阶级性，牛汉当时便产生怀疑，不能接受。1946年春，大学尚未毕业的牛汉受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委派，参与国立西北大学的学生运动，反对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将校长刘季洪赶下台。最后牛汉被国民党抓進汉中的陕西省第二监狱关押。两个月后，牛汉出狱，随即到河南开封任中共地下党的学运组组长，从事地下工作。1946年秋，在搜集国民党情报时，牛汉途经河南省伏牛山，被一伙土匪抓住并捆绑，准备枪毙。幸亏土匪头子的儿子柴化周是牛汉的同学，及时赶到才救了牛汉。1947年后，牛汉的中共组织关系由中共中央华中局城工部部长吴宪转到晋冀鲁豫工委会组织部长张磐石之处，但牛汉没進入解放区，而是南下赴上海。1947年8月，牛汉在上海想见胡风，但正逢胡风赴苏联驻上海总领事馆看电影，所以牛汉没见到他，只在胡宅见到了胡风的妻子梅志，以及摇篮里的张晓山。1948年2月，牛汉写出长诗《采色的生活》，通过郗潭封寄给胡风，获得胡风肯定，后来该诗转北平《泥土》杂志发表，首次用“牛汉”为笔名。自此，牛汉与胡风开始通信。1948年春，河南的中共党组织被破坏，牛汉必须尽快撤往解放区。1948年夏，牛汉出版诗集《彩色的生活》。1948年8月，牛汉進入华北解放区，潜入北平，充任一所学校的保卫工作，率学生开展护校。中共军队开進北平城时，天安门城楼十分脏乱，牛汉率100多名大学生前去打扫，垃圾拉走几大车。当时天安门城楼门上的那把锁，是牛汉亲手砸开。他们还在城楼里举办了一个历史展览，挂有李大钊就义时的照片，牛汉率学生站在照片前，向李大钊默哀。1949年后历任人民大学研究部学术秘书，东北空军直属政治部党委委员兼文教办公室主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党委委员，《中国文学》执行副主编，《新文学史料》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五四文学编辑室主任，编审。牛汉是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成仿吾的业务秘书。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他参加了中共志愿军空军，随即投身抗美援朝前线。归国后，1953年他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当编辑。主要作品有鄂尔多斯草原、华南虎、悼念一棵枫树、汗血马等；叧有《牛汉诗文集》（五卷本）。1955年5月因胡风案被拘捕审查，牛汉于1952年2月3日致胡风的信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中被掐头去尾摘出一节，加上按语，定为有“反革命”意图，成了“反革命”定性的依据。牛汉被审查后，牛汉的母亲曾多次找薄一波。薄一波说：“我说话没有用，毛泽东一个人说了算，别人说不上话啊！”划为胡风反革命分子被关押二年。70年代下放湖北咸宁干校劳动。直到1980年秋才得到平反。

尹桂芳：（1919年12月1日－2000年3月1日），女，著名越剧演员，擅长小生。越剧尹派艺术创始人，为“越剧十姐妹”之一。1929年入浙江嵊县醒狮剧社学艺。后考進嵊县华堂镇大华舞台。1933年冬她离开科班，与别人搭班在浙东的宁波、绍兴、杭州一带演出。1934年年底，沈家门一个戏班请新凤舞台出身的叶彩金唱头肩旦，聘刚从瑞云舞台满师的竺水招唱二肩旦，唯独缺少小生，这位班主听说尹桂芳旦角、生角兼能，于是一边托人来聘请，一边自作主张地将尹桂芳取名为“尹云峰”，挂出了牌子。尹桂芳到了沈家门，一见此状，哭笑不得。由花旦改演小生，谁知用“尹云峰”的名字扮演小生，竟使她成了名。1935年正式在沈家门登台，这以后，尹桂芳跟随多个演出班子，辗转演出于新昌、嵊县、宁波、杭州等地。1938年尹桂芳正式進军大上海，加盟了旧上海老闸桥旁的永乐戏院，后在同乐戏院领衔演出。1946年2月，芳华剧团在上海成立。剧团以尹桂芳、竺水招为首。1948年7月，尹桂芳重建芳华剧团。1954年，华东戏曲汇演，她主演的《屈原》获得剧本、表演、音乐一等奖。1959年，尹桂芳率芳华越剧团迁往福建福州，即为现在的福建省芳华越剧团。尹桂芳曾在《红楼梦》、《西厢记》、《沙漠王子》、《盘妻索妻》、《屈原》、《梁山伯与祝英台》剧目中成功地塑造了贾宝玉、张生、梁玉书、梁山伯、屈原、等人物形象，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1960年，加入中共党。1963年起任福建省政协委员。文革时期，尹桂芳遭受迫害，中枢神经被摧残损伤，导致身体残疾，一手一足瘫痪。1978年当选为全国文联委员，并任中国戏剧家协会福建分会副主席、福建省政协委员、芳华越剧团名誉团长。

卞仲耘：(1916年6月19日－1966年8月5日），女，北京师大女附中副校长。1937年，21岁的卞仲耘高中毕业时未能考上大学，就当上了小学教员，并利用业余时间补习功课，准备再考大学。抗日战争爆发，1938年春，她随芜湖女子中学迁移长沙，参加了当地的战地服务团。1941年，她在四川成都考入燕京大学经济系，后又转入齐鲁大学，1945年毕业。1941年，卞仲耘加入中共党；1945年，她和丈夫王晶垚一起去了解放区。1949年，卞仲耘调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工作，历任学校教导员，副教导主任、主任，校党总支副书记、书记，副校长。由于当时该校没有校长，在文革开始时，卞仲耘实际上就是北京师大女附中的最高负责人。1966年8月5日，她被该校的女学生们打死于校中。50岁的她，已经在这所中学工作了17年。卞仲耘是文革时期，在北京第一个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1965年秋季入学中，高级干部的子女占了一半。文革开始时，刘少奇的女儿刘婷婷、邓小平的女儿邓榕正在该校就读。这一特点与卞仲耘被打死有相当的关联。当时也是该校女学生的章诒和在《伶人往事》一书中，提及曾亲眼目睹卞仲耘被杀害的情景，指行凶者用脚踢卞仲耘的头部，致令卞仲耘致死。章诒和暗示行凶者是某前领导人的女儿。据王晶尧接受澳大利亚ｓｂｓ电视台纪录片《As It Happened: Mao - A Life, Mao Is Not Dead》访问时，明确表示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参与行凶。林莽在导演胡杰的纪录片《我虽死去》中为这场“惨无人道的凶杀案”作证，并撰写《目击并身历其境者言》，详述卞氏遇难过程。林莽于2012年9月21日去世，据其生前挚友透露，林莽离世前用左手写下证言：1966年8月5日最后一脚踩死卞仲云校长的是叛徒、工贼、反革命分子刘少奇与王光美的女儿刘亭亭。1973年，卞仲耘得到了一个“没有问题”的“结论”。她的死被当作“在工作时死亡”处理。学校的“革命委员会”依照有关规定，给了卞仲耘家人400块钱。1978年，北京市西城区委员会给卞仲耘开了追悼会，为她“昭雪”。其丈夫王晶垚一再要求，用那400块钱在卞仲耘曾经工作和被打死的学校里建一块碑或者种一排树表示纪念，无果。据姚监复披露：八月五日卞校长被打死的那天晚上，邓小平女儿邓楠、邓榕找到王晶垚家，并告诉王晶垚，以后只能讲卞仲耘是高血压因病死亡，不能再讲卞仲耘是被打死的。几十年后安全部门亦正式通知导演胡杰在纪录片《我虽死去》中，不能收入邓楠、邓榕对王晶垚讲的“不能讲卞仲耘是被女学生打死的”那段话。

毛启爽：(1907年－1966年) ,原名起爽，别名掌秋。上海科技大学教务长，无线电系主任、教授。1949年前先后在浙江大学、复旦大学、沪江大学、交通大学执教。1949年后，历任市政府公用局计划室主任，市政建设委员会委员兼辅导处处长、综合计划处处长，市内电话局副局长及上海科技大学副教务长兼无线电系主任等职。毛启爽于1950年加入九三学社，1956年7月至1964年12月，当选为九三上海分社第五、六、七、八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还当选为上海市第一至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上海市科普协会副主席、上海科学技术协会秘书长、中国电机工程学会上海分会副主席，上海电子学会副理事长兼编译委员会主任委员，并主编出版《电世界》杂志，编译陶威斯著的《电工学》、《直流发电机与电动机、蓄电机》、《发电厂与配电站》等书。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横扫牛鬼蛇神“的高潮中，被批斗争、殴打、辱骂，还剃了“阴阳头”。批斗后的那个周末，他没有回家，在宿舍将电线捆在手腕上，触电自杀身亡。他死去的第二天，整个校园贴满大标语，把他的姓名打着红色的大叉，声讨他“自绝于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