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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裏所說的＂文化精英＂，是泛指文化、藝術、科技等人才；限於自身能力，不能把受難的精英們全部記錄下來以作紀念，讓我深感遺憾。
我無法想象，一個罪惡的政黨，能鼓噪人民任意指認誰是什麼就是什麼，要誰成什麼就成什麼；爾後幾十年過去了，再輕巧恩賜般地說給誰平反了就平反了。而更讓我驚訝的，是那些所謂被一紙平反了的末亡人，不僅不以行動團結起來申訴國家賠償，追求申張公義，彰顯法理良知，懲治惡行劣制，竟仍會屁顛屁顛地重去參与邪黨的工作。這是出於何種心理和動機？又是為了何種難言之隱或無法言說的緣由？
也許，真如網友所言：我們都是受害者，我們也都是幫凶。
那麼我想，只有當我們不再怯弱，不再去做幫凶的時候，我們才能免於苦難與被害。
本卷內容皆來自網路，大部分通過「維基百科」搜得，對此深表感謝。整編中可能在人名、時間、地點、事件和職稱上有錯誤存在，這是要請讀者諸君原諒的。
——整編者

豐子愷：（1898年11月9日－1975年9月15日），原名潤，又名仁、仍，小名慈玉，號子覬，后改為子愷，筆名T•K，又被稱為「圓通大師」、「 有德行的人」。散文家、畫家、文學家、美術家與音樂教育家。師從弘一法師，以中西融合畫法創作漫畫及散文而著名。豐子愷在讀師範時期，有兩位恩師。一位是藝術家李叔同，一位是教育家夏丏尊。在預科班二年級時，上李叔同教授畫石膏像課，豐子愷沉迷其中，畫藝進步很快。在李叔同的指點與鼓勵下，豐子愷一方面努力寫生，一方面觀摩西洋名畫，並學習繪畫理論。也向李叔同學習音樂，苦練鋼琴。夏丏尊當時在浙江第一師範本任舍監一職，后改任為國文老師。夏丏尊以教授新文藝寫作聞名，對學生教導甚嚴，寫作文時要求「不準講空話，要老實寫」。 1919年，豐子愷在日本遊學10個月，盤纏用盡后不得已返國。回國后迫於家計他執起教鞭，授課講學。平日在教學之餘，開始從事英、日文的翻譯工作。1922年12月開始漫畫創作。由朱自清與俞平伯合辦的一份刊物《我們的七月》，在1924年的期刊上刊登了豐子愷的一張畫，那一幅圖畫題目為「人散后，一勾新月天如水」。引起在上海辦《文學周報》的鄭振鐸的注意。1925年，《文學周報》開始連續刊載豐子愷的畫作，鄭振鐸給這些畫定了「子愷漫畫」的標題。1930年，母親去世后，豐子愷住到了嘉興。1932年秋天，豐子愷用版稅和開明書店的分紅，得以在家鄉石門灣建造真正的緣緣堂。后往返于石門灣和杭州之間，1937年抗戰爆發，從江西一路逃到桂林，后居重慶，1939年到1942年，豐子愷追隨西遷中的浙江大學輾轉遷移，先後執教於廣西宜山和貴州遵義，為浙大師生講授藝術教育和藝術欣賞等課程。1945年抗戰勝利以後，豐子愷回到杭州定居。1946年9月15日才返回上海，輾轉多地，先暫居杭州西湖招賢寺，1947年3月11日遷入杭州靜江路（今北山路）85號小平房，稱「湖畔小屋」。1948年9月27日訪問台灣，11月23日在廈門住四個月，畫《護生畫集》，1949年4月底回到上海。同年到香港舉行畫展。1954年，首屈一指的上海市中國日語學院成立，他擔任首任院長和唯一一位教師。1960年，上海市中國畫院成立，他擔任首任院長。1961年到1965年，他翻譯日本古典名著長篇小說《源氏物語》（世界上最早的長篇小說），幼女豐一吟協助。作品有：散文集《緣緣堂隨筆》、《緣緣堂續筆》、《車廂社會》、《緣緣堂集外遺集》；彩色畫冊《子愷漫畫選》、藝術理論著作《豐子愷美術講堂》、《豐子愷音樂講堂》及漫畫集《子愷，漫畫》、《護生畫集》等。譯作有日本廚川白村《苦悶的象徵》、夏目漱石選集；俄國屠格涅夫《獵人筆記》、柯羅連科《我的同時代人》；日本古典小說《源氏物語》、《落窪物語》、《竹取物語》、《伊勢物語》。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他蒙受屈辱；背著莫須有的罪名，遭批鬥、迫害，摧折他的身心。1975年8月，癌症病發（9月診斷為右葉尖肺癌）；並得知胞姐逝世噩耗令病情惡化，同年9月15日12時8分在上海華山醫院急診觀察室含冤逝世。

巴金：（1904年11月25日－2005年10月17日）原名李堯棠，字芾甘。現代文學家、出版家、翻譯家。同時也被譽為是「五四」運動以來最有影響力的作家之一，是20世紀中國傑出的文學大師、中國當代文壇的巨匠。作品久被翻譯成各國文字，1949年之後再無長篇小說面世。巴金堅持真理與道德，被認為代表著中國大陸知識分子的良心，正因為如此，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受到了非人道迫害，妻子蕭珊於1972年被迫害致死。巴金晚年提議建立中國現代文學館和文化大革命博物館，但是後者至今都未實現。1920年8月，巴金考入成都外語專門學校。1921年4月，以表字芾甘為筆名發表第一篇文章《怎樣建設真正自由平等的社會》。1923年春天，到上海入讀上海南洋中學，1923年夏考入南京國立東南大學附中（1928年改名中央大學附中、1949年改名南京大學附中，1952年改為南師附中），1925年畢業。準備報考北京大學，因病于上海休養。9月，參加發起無政府主義組織上海民眾社並出版《民眾》半月刊。本時期翻譯克魯泡特金的一些著作。1927年，大師赴法國留學，在法期間，一方面大量閱讀西方哲學和文學作品；另一方面，時時關心著中國，開始寫作《滅亡》。1929年回國。在1928年10月，以巴金為筆名發表譯著《托洛斯基的托爾斯泰論》，為此筆名最早見於報刊的文章。1933年，任《文學季刊》編委。1934年11月赴日本留學，1935年8月回國，主持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編務，主編《文化生活叢刊》、《文學叢刊》、《文學生活小叢刊》等。1936年8月，巴金在上海應約與通信半年的19歲小讀者蕭珊（原名陳蘊珍）見面認識，兩人相差十三歲，開始了八年之戀。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任《救亡日報》編委，與茅盾共同主編《吶喊》（后改名《烽火》）雜誌。1938年，2月，寫完《春》。3月，參加文協，被選為理事。1944年5月1日，40歲的巴金和蕭珊結婚。從此相濡以沫28年從未吵過一次架。1945年12月，長女李小林（小名國煩）出生於重慶。同年于重慶作《第四病室》。11月返回上海。抗日戰爭勝利后，巴金主要從事翻譯、編輯和出版工作。1949年7月，中共在北平市召開第一次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巴金當選中國文聯常委。1950年，巴金擔任上海市文聯副主席。朝鮮戰爭期間，巴金兩次赴朝鮮訪問，輯有《生活在英雄們中間》、《保衛和平的人們》兩本散文通訊集。1957年7月，巴金和靳以主辦大型文學刊物《收穫》，並擔任主編。同年始編《巴金文集》14卷本，至1961年編定后出版。1960年8月，當選中國文聯副主席。作品有長篇小說：激流三部曲《家》1931年、《春》1938年、《秋》1940年；愛情三部曲《霧》、《雨》、《電》。《火》（共三部）1940年－1945年，《寒夜》1947年；中篇小說《海的夢》1932年，《春天裡的秋天》1932年等等。1966年8月，受上海作家協會「造反派」批判，開始強迫勞動的生活，關進「牛棚」，被《人民日報》署名文章點名批評。隨後在上海奉賢縣「五七幹校」勞動兩年半。1977年，出任1983年中國作家協會主席。

木心：（1927年2月14日－2011年12月21日），本名孫璞、字仰中、號牧心。中國著名畫家、作家、詩人。1946年，就讀於劉海粟創立的上海美術專科學校(即現在南京藝術學院)學習油畫，但20歲出頭的木心因為領導學生運動，被當時的上海市長吳國楨親自下令開除學籍，又被國民黨通緝，走避台灣。1948年自上海美術專科學校畢業，是林風眠的學生。畢業后，任教於杭州高級中學（省立杭高）。1950年代起在上海工藝美術研究所任職。期間他利用業餘時間從事文學創作。文化大革命期間他因言獲罪，於1971年被關進廢棄防空洞半年之久，然後又是勞動改造，一共被囚禁18個月，所有作品皆被燒毀，三根手指慘遭折斷，原先他自訂的二十二冊文學作品也都被查抄。而在獄中，他用寫「坦白書」的紙筆寫出了洋洋65萬言的《獄中筆記》，手繪鋼琴的黑白琴鍵無聲地「彈奏」莫扎特與巴赫作品。在1977年到1979年間，再次莫名遭遇軟禁。1982年，木心自費留學前往美國紐約，后定居於此，繼續其繪畫及文學創業。作品有散文集《瓊美卡隨想錄》、《散文一集》、《即興判斷》、《素履之往》、《馬拉格計畫》、《魚麗之宴》、《同情中斷錄》；詩集《西班牙三棵樹》、《巴瓏》、《我紛紛的情慾》、《雲雀叫了一整天》、《會吾中》、《偽所羅門書》等；小說集《溫莎墓園日記》等。但仍有大量遺稿、片段和俳句未及出版。另外，木心的畫作被大英博物館收藏，是20世紀的中國畫家中第一位有作品被該館收藏的。木心先生的散文與福克納、海明威的作品一道被收入《美國文學史教程》。

戈揚：（1916年－2009年1月18日），女，原名樹佩華，中國記者。她與楊剛、浦熙修、彭子岡一起被稱為「中共新聞界四大花旦」。1935年戈揚進入江蘇鎮江師範學校讀書，期間參加了共黨外圍組織「秘密讀書會」，在《鎮江日報》上發表了小說散文。1937年畢業於江蘇鎮江師範學校。同年參加戰地救亡工作，編輯油印報紙《老百姓》。1938年春戈揚在徐州參加第20軍團，做戰地救死扶傷工作，目睹了舉世聞名的台兒庄血戰。此年5月在鄒韜奮主編的《全面抗戰》半月刊上首次發表戰地通訊「隨魯南大軍突圍記」。1939年戈揚擔任《貴州日報》記者，1940年轉赴重慶，在國共合作的新生活婦女工作指導委員會內任幹事，宋美齡為該委員會負責人。在婦女工作委員會工作期間，戈揚結識了鄧穎超、周恩來。1941年鄧穎超介紹戈揚去蘇北參加新四軍，戈揚在新四軍內做新聞工作。1941年後戈揚擔任新華社記者、編輯及分支社負責人，1949年任新華社華東總分社副總編輯。1950年起戈揚擔任北京《新觀察》半月刊主編，《新觀察》為讀者歡迎的綜合性雜誌，幾經周折掛靠于全國作家協會。由於戈揚在《新觀察》上發表文章支持北大學生「大鳴大放」，向中共黨提意見，1958年初被打成了「右派分子」，被開除中共黨籍，受到降職處分，之後被送至河北逐鹿縣農村勞改。1962年戈揚被摘去右派分子「帽子」，赴遼寧在《鴨綠江》文學雜誌社當編輯。文化大革命開始后戈揚遭到批判，再次被押往農村，1969年帶著年僅13歲的女兒到內蒙插隊落戶。1979年中共當局對戈揚的右派問題進行改正，恢復中共黨籍，戈揚回到復刊的《新觀察》重任主編。在《新觀察》復刊的10年間，戈揚以反「左」、反封建為辦刊宗旨。在《新觀察》周圍集聚了一批中國自由化知識分子。在歷次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和「清除精神污染」運動中，《新觀察》雜誌幾乎被迫停刊；戈揚本人多次被定為批判對象。1988年12月，戈揚在北京大學公開宣稱「20世紀見證了射穢主義的失敗」。1989年4月22日在人民大會堂參加完胡耀邦追悼會後應邀赴美參加五四運動七十周年活動。在美國聽說北京戒嚴、軍隊開槍鎮壓學生的消息以後，她宣布退黨。她宣告說：＂ 我們當年參加的共產黨，不是現在的這個黨。我要和這個鎮壓人民的黨決裂。＂2009年1月18日凌晨，在紐約去世，終年93歲。

牛漢：（1923年10月2日－2013年9月29日） ，本名史承漢，后改成漢，曾用筆名穀風。現代著名詩人、文學家和作家，「七月」派代表詩人之一。父親告訴牛漢，其祖先自元朝便一直生活在漢族地區，生活安定，不願再返回蒙古草原。牛漢的本名「史承漢」即根據該意思所起，意為承認漢文化。牛漢的父母都是蒙古族後裔，母親姓「呼延」。1931年前後，山西省開挖己巳渠，佔用了牛漢家本來就僅夠活命的耕地卻不給錢，牛漢的母親十分氣憤，在「一個寒冷的冬夜，她懷裡揣一把菜刀」，徒步夜行40里，「闖進一座花園，想要謀殺那個罪大惡極的省長（閻錫山），被衛兵抓住，吊在樹上，三天三夜，當作白痴和瘋子……」當時牛漢只有七、八歲。1936年冬，在家鄉念初中時，13歲的牛漢參加了犧牲救國同盟會。抗日戰爭爆發后，1937年10月，他隨父親兩個人辭別了留在家中的牛漢的母親、祖母、兩個弟弟和一個妹妹，流亡到陝西省。此後牛漢直到2006年再也沒有回過家鄉。來到陝西省之後，1938年1月、2月，當時牛漢的父親在醴泉縣工作，牛漢在西安邊賣報紙為生，邊向在民眾教育館內開辦一個漫畫學習班中，向艾青學習畫畫。同年，牛漢從西安來到甘肅省天水國立五中讀初中二年級時，看到胡風主編的刊物《七月》刊登了許多艾青、田間的詩，還有賀敬之（筆名「艾漠」）的詩《躍進》四首，牛漢很喜歡。同年冬，15歲的牛漢在天水加入中共黨。1940年9月，胡風被迫離開重慶赴桂林、香港，後來將詩稿交給鄒荻帆編的《詩墾地》。牛漢很喜歡《詩墾地》上的詩，特別是陳輝的詩，清新而美妙。1941年牛漢在成都發表詩劇《智慧的悲哀》。1942年發表在桂林《詩創作》上的《鄂爾多斯草原》引起詩歌界的注視。1943年考入設在陝西城固的西北大學俄文專業。1945年，胡風自南方回到重慶編《希望》，同年初牛漢在西安主編文藝期刊《流火》。托郗潭封通過冀汸請胡風發來詩作。胡風通過郗潭封回話：不相信在西安能編好刊物。結果事實證明，胡風對「反共前哨」西安不可能有好刊物存在的判斷很準確。《流火》總共印了1000本，大半被沒收。也是1945年，牛漢在陝西省城固縣青年會閱覽室閱讀重慶出版的《新華日報》，首次看到了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牛漢看了很多遍，認為毛澤東的這個講話不講人性、個性，只講階級性，牛漢當時便產生懷疑，不能接受。1946年春，大學尚未畢業的牛漢受八路軍西安辦事處委派，參与國立西北大學的學生運動，反對美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將校長劉季洪趕下台。最後牛漢被國民黨抓進漢中的陝西省第二監獄關押。兩個月後，牛漢出獄，隨即到河南開封任中共地下黨的學運組組長，從事地下工作。1946年秋，在搜集國民黨情報時，牛漢途經河南省伏牛山，被一夥土匪抓住並捆綁，準備槍斃。幸虧土匪頭子的兒子柴化周是牛漢的同學，及時趕到才救了牛漢。1947年後，牛漢的中共組織關係由中共中央華中局城工部部長吳憲轉到晉冀魯豫工委會組織部長張磐石之處，但牛漢沒進入解放區，而是南下赴上海。1947年8月，牛漢在上海想見胡風，但正逢胡風赴蘇聯駐上海總領事館看電影，所以牛漢沒見到他，只在胡宅見到了胡風的妻子梅志，以及搖籃里的張曉山。1948年2月，牛漢寫出長詩《采色的生活》，通過郗潭封寄給胡風，獲得胡風肯定，後來該詩轉北平《泥土》雜誌發表，首次用「牛漢」為筆名。自此，牛漢與胡風開始通信。1948年春，河南的中共黨組織被破壞，牛漢必須儘快撤往解放區。1948年夏，牛漢出版詩集《彩色的生活》。1948年8月，牛漢進入華北解放區，潛入北平，充任一所學校的保衛工作，率學生開展護校。中共軍隊開進北平城時，天安門城樓十分髒亂，牛漢率100多名大學生前去打掃，垃圾拉走幾大車。當時天安門城樓門上的那把鎖，是牛漢親手砸開。他們還在城樓里舉辦了一個歷史展覽，掛有李大釗就義時的照片，牛漢率學生站在照片前，向李大釗默哀。1949年後歷任人民大學研究部學術秘書，東北空軍直屬政治部黨委委員兼文教辦公室主任，人民文學出版社黨委委員，《中國文學》執行副主編，《新文學史料》主編，人民文學出版社五四文學編輯室主任，編審。牛漢是1950年中國人民大學校長成仿吾的業務秘書。抗美援朝戰爭爆發后，他參加了中共志願軍空軍，隨即投身抗美援朝前線。歸國后，1953年他到人民文學出版社當編輯。主要作品有鄂爾多斯草原、華南虎、悼念一棵楓樹、汗血馬等；叧有《牛漢詩文集》（五卷本）。1955年5月因胡風案被拘捕審查，牛漢於1952年2月3日致胡風的信在《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第三批材料》中被掐頭去尾摘出一節，加上按語，定為有「反革命」意圖，成了「反革命」定性的依據。牛漢被審查后，牛漢的母親曾多次找薄一波。薄一波說：「我說話沒有用，毛澤東一個人說了算，別人說不上話啊！」划為胡風反革命分子被關押二年。70年代下放湖北咸寧幹校勞動。直到1980年秋才得到平反。

尹桂芳：（1919年12月1日－2000年3月1日），女，著名越劇演員，擅長小生。越劇尹派藝術創始人，為「越劇十姐妹」之一。1929年入浙江嵊縣醒獅劇社學藝。后考進嵊縣華堂鎮大華舞台。1933年冬她離開科班，與別人搭班在浙東的寧波、紹興、杭州一帶演出。1934年年底，沈家門一個戲班請新鳳舞台出身的葉彩金唱頭肩旦，聘剛從瑞雲舞台滿師的竺水招唱二肩旦，唯獨缺少小生，這位班主聽說尹桂芳旦角、生角兼能，於是一邊託人來聘請，一邊自作主張地將尹桂芳取名為「尹雲峰」，掛出了牌子。尹桂芳到了沈家門，一見此狀，哭笑不得。由花旦改演小生，誰知用「尹雲峰」的名字扮演小生，竟使她成了名。1935年正式在沈家門登台，這以後，尹桂芳跟隨多個演出班子，輾轉演出於新昌、嵊縣、寧波、杭州等地。1938年尹桂芳正式進軍大上海，加盟了舊上海老閘橋旁的永樂戲院，后在同樂戲院領銜演出。1946年2月，芳華劇團在上海成立。劇團以尹桂芳、竺水招為首。1948年7月，尹桂芳重建芳華劇團。1954年，華東戲曲匯演，她主演的《屈原》獲得劇本、表演、音樂一等獎。1959年，尹桂芳率芳華越劇團遷往福建福州，即為現在的福建省芳華越劇團。尹桂芳曾在《紅樓夢》、《西廂記》、《沙漠王子》、《盤妻索妻》、《屈原》、《梁山伯與祝英台》劇目中成功地塑造了賈寶玉、張生、梁玉書、梁山伯、屈原、等人物形象，給人留下難忘的印象。1960年，加入中共黨。1963年起任福建省政協委員。文革時期，尹桂芳遭受迫害，中樞神經被摧殘損傷，導致身體殘疾，一手一足癱瘓。1978年當選為全國文聯委員，並任中國戲劇家協會福建分會副主席、福建省政協委員、芳華越劇團名譽團長。

卞仲耘：(1916年6月19日－1966年8月5日），女，北京師大女附中副校長。1937年，21歲的卞仲耘高中畢業時未能考上大學，就當上了小學教員，並利用業餘時間補習功課，準備再考大學。抗日戰爭爆發，1938年春，她隨蕪湖女子中學遷移長沙，參加了當地的戰地服務團。1941年，她在四川成都考入燕京大學經濟系，后又轉入齊魯大學，1945年畢業。1941年，卞仲耘加入中共黨；1945年，她和丈夫王晶垚一起去了解放區。1949年，卞仲耘調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工作，歷任學校教導員，副教導主任、主任，校黨總支副書記、書記，副校長。由於當時該校沒有校長，在文革開始時，卞仲耘實際上就是北京師大女附中的最高負責人。1966年8月5日，她被該校的女學生們打死於校中。50歲的她，已經在這所中學工作了17年。卞仲耘是文革時期，在北京第一個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1965年秋季入學中，高級幹部的子女佔了一半。文革開始時，劉少奇的女兒劉婷婷、鄧小平的女兒鄧榕正在該校就讀。這一特點與卞仲耘被打死有相當的關聯。當時也是該校女學生的章詒和在《伶人往事》一書中，提及曾親眼目睹卞仲耘被殺害的情景，指行兇者用腳踢卞仲耘的頭部，致令卞仲耘致死。章詒和暗示行兇者是某前領導人的女兒。據王晶堯接受澳大利亞ｓｂｓ電視台紀錄片《As It Happened: Mao - A Life, Mao Is Not Dead》訪問時，明確表示鄧小平的女兒鄧榕參与行兇。林莽在導演胡傑的紀錄片《我雖死去》中為這場「慘無人道的凶殺案」作證，並撰寫《目擊並身歷其境者言》，詳述卞氏遇難過程。林莽於2012年9月21日去世，據其生前摯友透露，林莽離世前用左手寫下證言：1966年8月5日最後一腳踩死卞仲雲校長的是叛徒、工賊、反革命分子劉少奇與王光美的女兒劉亭亭。1973年，卞仲耘得到了一個「沒有問題」的「結論」。她的死被當作「在工作時死亡」處理。學校的「革命委員會」依照有關規定，給了卞仲耘家人400塊錢。1978年，北京市西城區委員會給卞仲耘開了追悼會，為她「昭雪」。其丈夫王晶垚一再要求，用那400塊錢在卞仲耘曾經工作和被打死的學校里建一塊碑或者種一排樹表示紀念，無果。據姚監復披露：八月五日卞校長被打死的那天晚上，鄧小平女兒鄧楠、鄧榕找到王晶垚家，並告訴王晶垚，以後只能講卞仲耘是高血壓因病死亡，不能再講卞仲耘是被打死的。幾十年後安全部門亦正式通知導演胡傑在紀錄片《我雖死去》中，不能收入鄧楠、鄧榕對王晶垚講的「不能講卞仲耘是被女學生打死的」那段話。

毛啟爽：(1907年－1966年) ,原名起爽，別名掌秋。上海科技大學教務長，無線電系主任、教授。1949年前先後在浙江大學、復旦大學、滬江大學、交通大學執教。1949年後，歷任市政府公用局計劃室主任，市政建設委員會委員兼輔導處處長、綜合計劃處處長，市內電話局副局長及上海科技大學副教務長兼無線電系主任等職。毛啟爽於1950年加入九三學社，1956年7月至1964年12月，當選為九三上海分社第五、六、七、八屆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還當選為上海市第一至第五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上海市科普協會副主席、上海科學技術協會秘書長、中國電機工程學會上海分會副主席，上海電子學會副理事長兼編譯委員會主任委員，並主編出版《電世界》雜誌，編譯陶威斯著的《電工學》、《直流發電機與電動機、蓄電機》、《發電廠與配電站》等書。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橫掃牛鬼蛇神「的高潮中，被批鬥爭、毆打、辱罵，還剃了「陰陽頭」。批鬥后的那個周末，他沒有回家，在宿舍將電線捆在手腕上，觸電自殺身亡。他死去的第二天，整個校園貼滿大標語，把他的姓名打著紅色的大叉，聲討他「自絕於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