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书下载 | 禁书 - 禁书网

这里所说的＂文化精英＂，是泛指文化、艺术、科技等人才；限于自身能力，不能把受难的精英们全部记录下来以作纪念，让我深感遗憾。
我无法想象，一个罪恶的政党，能鼓噪人民任意指认谁是什么就是什么，要谁成什么就成什么；尔后几十年过去了，再轻巧恩赐般地说给谁平反了就平反了。而更让我惊讶的，是那些所谓被一纸平反了的末亡人，不仅不以行动团结起来申诉国家赔偿，追求申张公义，彰显法理良知，惩治恶行劣制，竟仍会屁颠屁颠地重去参与邪党的工作。这是出于何种心理和动机？又是为了何种难言之隐或无法言说的缘由？
也许，真如网友所言：我们都是受害者，我们也都是帮凶。
那么我想，只有当我们不再怯弱，不再去做帮凶的时候，我们才能免于苦难与被害。
本卷内容皆来自网络，大部分通过“维基百科”搜得，对此深表感谢。整编中可能在人名、时间、地点、事件和职称上有错误存在，这是要请读者诸君原谅的。
——整编者

关宏达：（1914年－1967年12月20日），又名关鸿达、关洪达、关文达。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家。在本县读完小学后，于1929－1931年先后就读于哈尔滨第一、第二中学校。在校期间，曾参加哈尔滨学生掀起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强修五条铁路的罢课、示威游行等活动，并参加了反对当局开除学生、逮捕教师周一粟的斗争。学生时代关宏达爱好美术和戏剧，经常参加学校组织的文艺演出。他喜欢演话剧，扮演的喜剧滑稽角色，引人发笑，师生们都愿意看他的演出。1929年代表第一中学参加哈尔滨市运动会，获铅球、铁饼第一名。1930年10月，作为哈尔滨市体育代表队的一名成员，参加在奉天（今沈阳市）东北大学运动场举行的东北四省联合运动会，1931年参加在山东省济南市举行的第十五届华北运动会，均获好成绩。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相继被日本侵略者强占。关宏达不堪忍受国破家亡的境遇，于1932年离开家乡去上海。经朋友汤杰介绍，到上海天一影片公司当演员，合同期为一年。他拍的第一部影片，是和当时影坛霸王王元龙合作的《热血青年》。合同期满后，经朋友介绍认识影坛名人史东山先生。史认为关宏达是一个有希望成才的演员，便介绍他進上海艺华影片公司。拍摄了《凯歌》和《花烛之夜》两部影片之后，小有声望，邀他演戏的也多了。上海沦陷后，关宏达和王引、袁美云等一同去香港，在两粤影片公司当演员。1938年3月，又回到上海，在新华影片公司拍戏，后又到光华影片公司当演员。关宏达在上海先后参加中华联合电影公司、中华电影公司、上海影联旅行剧团、上海话剧团、上海剧团、上海国泰影片公司等单位拍片演剧。除了在“天一”、“艺华”两公司拍过《热血青年》、《凯歌》、《花烛之夜》3部影片之外，知名的还有：《三毛流浪记》饰流氓，《女儿春》饰少爷，《鸳鸳剑》饰佣人，《影迷传》饰阿飞，《饿人行》饰流浪者，《鸡鸣早看天》饰司机助手，《天堂春梦》饰厨师，《青山翠谷》饰农民。中共国成立后，关宏达的表演才华得以充分施展，戏路更加宽广。除了以塑造喜剧人物形象见长外，又演了其他各种人物。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参加拍摄的影片有《球迷》、《球场风波》、《大李、小李和老李》、《秋翁遇仙记》、《聂耳》等10余部。还参加《奇婚记》、《我们的土地》、《祖国的早晨》、《钦差大臣》等外国影片的译制工作。文化大革命中，《球场风波》、《球迷》，连《大李小李和老李》也被划入批判之列。对他的冲击就可想而知了。无数的检查、检讨让一个乐天派，整天笑嘻嘻的人变得十分沉闷。1967年12月20日上午，调查组让他写材料，写完后他整个人显得垮了一样，一句话也没说。中午回家吃过午饭，他从自己住的四楼，一个人跑到六楼，跳楼自尽了。黑龙江阿城人，终年53岁。

华罗庚：（1910年11月12日－1985年6月12日），中国现代著名数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全国政协前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前委员。他是中国解析数论、典型群、矩阵几何学、自守函数论与多元复变函数等很多方面研究的创始人与奠基者，也是中国在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数学家之一。1926年，16岁的华罗庚一边帮助父亲料理杂货铺，一边同时开始自学数学。1929年12月，华罗庚在《科学》杂志第14卷第14期上发表《施图姆定理之研究》。1930年12月，华罗庚在《科学》第15卷第2期上发表《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之理由》。华罗庚崭露头角，被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熊庆来教授发现，邀请他来清华大学。从1931年起，华罗庚在清华大学边学习边工作，仅仅用一年半时间就学完了数学系的全部课程，并同时自学了英、法、德、日语，在国际学术杂志上发表了三篇论文。1933年被熊庆来破格任用为助教，1934年9月被提拔为讲师。1936年，华罗庚访问剑桥大学，受到了哈代-李特尔伍德学派的影响，获益匪浅，在那至少发表了15篇论文。1937年回国，任清华大学正教授直到1945年，北伐时期（1926年）加入中国国民党。北伐后没有参加登记自动脱党。1942年12月，由朱家骅介绍重新入党，1945年国民党六大召开前夕，被朱家骅与陈立夫联名列入向蒋介石推荐98名“最优秀教授党员”。1946年2月至5月在苏联访问，9月前往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访问。1948年被伊利诺伊大学聘为正教授至1950年。同年，获选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第1届（数理科学组）院士。1950年3月16日，华罗庚一片热心的由美国回来投奔祖国，担任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1952年7月，受中科院院长郭沫若之邀建立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并担任所长，9月加入民盟。1955年被选聘为中科院院士。由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建校所确定的所系结合的思想，于1958年主持创立中国科技大学数学系，并任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兼数学系主任。因此，中国科技大学设立“华罗庚大师讲席”。文革中，就因为华罗庚他还保存着出国护照，未加焚毁，由这个引起了对他无情的斗争，说他有“投靠帝国主义的思想”，为“留后路”的打算。在批斗会上他有口难辩，觉得生活在这样的社会没什么意义，于是愤而自杀，幸被发现及时，才保存了生命。1979年任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同年加入中共党。

华揽洪：(（1912年9月16日－2012年12月12日）)，中共国及法国建筑师。华揽洪在法国从事设计工作，设计了50余个建筑和规划作品。华揽洪还是拥有中国国籍的法国共党党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参加了游击队，同时也加入了法国共党。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华揽洪在马赛家中开办了建筑师事务所，主要承揽战后重建工程。1949年中共国成立后，华揽洪给已出任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总工程师的父亲华南圭写信，提出想回中国工作。华南圭回信说华揽洪太过理想主义，不可能适应中国艰苦的物质生活，劝华揽洪不要回中国。华揽洪乃通过在法国生活的中国生物学家孟雨（中共党党员），向中国政府转达了华揽洪想回国工作的愿望。不久，北京市人民政府向华揽洪发出邀请，并寄来旅费。1951年夏末，华揽洪抛弃了在法国的事业，携妻子、长子、长女从马赛启程回中国，9月底到达北京。1951年至1954年，任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第二总建筑师（梁思成任第一总建筑师）。同时又任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及中央人民政府水利部工程处的建筑设计顾问。自1952年起，华揽洪设计的实验性建筑作品在北京右安门、西直门、月坛南街（也称社会路）等地先后竣工。1957年，华揽洪因提出建设性意见而在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遭到中国建筑界批判。《建筑学报》和《人民日报》等报刊发表了许多批判华揽洪的文章。文革期间，华揽洪没有受到冲击，但华揽洪的妻子和长女都遭受了许多冤屈。1976年4月，文革结束前夕，华揽洪全家（华揽洪的长女已先行去法国）乘火车回到法国。

华岗：（1903年6月9日－1972年5月17日），又名延年、少峰，字西园，曾用名刘少陵、林少侯、潘鸿文，笔名林石父、华石修、晓风等。中国现代哲学家、史学家、教育学家。1925年8月加入中共党。1930年，翻译出版了《共产党宣言》，是中国出版的《宣言》的第二个全译本，译文质量有较大提高，结尾处第一次准确译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1932年9月，途径青岛时，因叛徒告密，华岗与交通员张永祥一同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同年，华岗被转移关押在济南看守分所，遇任作民和向明。1934年6月底，虽然查无确证，但国民党当局仍对华岗、张永祥判刑5年。1937年1月再次被移送济南第一监狱，与任作民和向明再次相会。10月，被中共救出的华岗任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长，筹办武汉《新华日报》，任总编辑，兼《群众》周刊编辑。1949年后，任山东大学校长，创办《文史哲》，为学校的学术发展建立了良好的氛围。1953年6月，当选中共党青岛市委常委。有专著16部，论文218篇，未发表文稿4部。译著有《共产党宣言》、《俄国革命史》。1955年8月，身为全国人大代表、青岛市委委员、山东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的华岗，以“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和“向明反党集团成员”的罪名被共党当局逮捕。同时华岗的夫人谈滨若先被隔离在单位“运动”，不能回家，后因“包庇华岗”的罪名，被开除中共党党籍，行政连降四级。1957年秋，华岗被转押北京秦城监狱，在狱中完成了《美学论要》和《规律论》。1962年中共党纠正了一些左的倾向，“向明反党集团”的成员到1963年已先后甄别，向明已获释放。“胡风反革命集团”也已定案，经查，华岗与此集团的“反党活动”毫无关系。但在1965年3月19日，经报中央批准，仍以莫须有的罪名判处华岗有期徒刑13年，剥夺政治权利7年。年底，62岁的华岗被押往济南山东省监狱服刑，这里正是他30多年前曾被国民党关押过的地方。1972年初，临近春节，华岗病情恶化，但在青岛被政府限制不得就医，于是只得重回济南，到了济南進医院的要求仍被拒绝。4月，华岗的病情進一步恶化，才被送進医院，但不允许家属陪护，5月17日，华岗在济南医院去世。

汤飞凡：（1897年7月23日－1958年9月30日），微生物学家，砂眼衣原体首次分离者。为第一个投身病毒学研究的华人。他为中国生产了自己的狂犬疫苗、牛痘疫苗、卡介苗和世界首支班疹伤寒疫苗。他被公认为世界“衣原体之父”，曾是离诺贝尔奖最近的中国人，是真正的疫苗之神。1912年毕业就追随二哥考入湖南省甲种工业学校金工科学习。后入读湘雅医学专门学校（首届学生）、北京协和医学院细菌学系。1925年，汤飞凡与何琏（何键之女）成亲后，受学校推荐，获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奖学金，携夫人一起到了美国進修，就读于哈佛大学医学院细菌学系。1929年在颜福庆邀请下回国，任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今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前身）副教授、教授、细菌学系系主任。抗日战争期间，在昆明出任中央防疫处处长，首创中国微生物学研究基地。之后他主持创建了中国最早的抗生素生产机构、第一个实验动物饲养场、中国第一家生物制品检定机构，领衔研发生产了国产狂犬病疫苗、白喉疫苗、牛痘疫苗，以及世界首支班疹伤寒疫苗，成功遏制了1949年张家口鼠疫的蔓延。抗战胜利后，汤飞凡建议经卫生署批准，将中央防疫处由重庆迁回北平，改名为中央防疫实验处。经美国友人谢拉曼（时任美国救济善后总署中国分署北平办事处负责人）协助，得到一些面粉和剩余物资，又从美国医药援华基金会获得一套小型青霉素制造设备，“以工代赈”再建中央防疫处新址，在1945年冬至1947年元旦完成工程，建起中国第一个抗生素生产车间，增建了研究室和实验动物饲养场。到1948年车间可产堪与進口产品相媲美的每支20万单位的青霉素。1955年分离出独立的砂眼病原体－－砂眼衣原体（CT, Chlamydia trachomatis）。同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曾在1957年除夕将TE8种進自己的一只眼睛，造成了典型的沙眼，并且为了观察全部病程，坚持了40多天才接受治疗，无可置疑地证明了TE8对人类的致病性。随后中国爆发了政治上的“拔白旗、插红旗”运动。汤飞凡变成了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民族败类、国民党反动派的忠实走狗、美国特务、国际间谍、骑在人民头上并把沙眼病毒送给外国人的卖国贼。更有甚者，有人用恶心的言语中伤他与实验室某女同志有不正常关系。58年9月30清晨，受尽折磨，更为不堪受屈辱，汤飞凡上吊自杀。

汤佩松：（1903年11月12日－2001年9月6日），植物生理学家、生物化学家、教育家，中国植物生理学的奠基人之一。父亲汤化龙是有自由思想的清朝進士，曾和梁启超等一起从事君主立宪派活动。1915年母亲去世，1918年父亲在加拿大被暗杀。因而从15岁起，他就走上了个人独立奋斗的道路。1917年-1925年就读于清华学校，体育和学业都非常出色。1925年就读美国明尼苏达大学，1927年以全校第一名成绩毕业。1930年获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院哲学博士学位。1930-1933年在哈佛大学做博士后。1933年回国，任武汉大学教授，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普通生理实验室。1948年当选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学部委员。曾任中国农业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名誉所长。中国植物学会第一任理事长。1945至1950年任清华大学农学院教授、院长。从事农业研究所工作，创办植物生理研究室。这个研究机构所在的大普集聚集了许多有才华的青年科学家，成就斐然，成为与费孝通领导的魁阁齐名的中国学术史传奇之地。1950至1952年任北京农业大学教授、副校长。1952至1954年任中国科学院植物生理研究所研究员兼复旦大学教授。科研成就斐然。文革期间饱受折磨，先是被强迫交代回国动机，后被怀疑为特务遭到关押，后流放河南五七干校。1978年复出。

汤一介：（1927年2月16日－2014年9月9日），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国学大师。高中时，汤一介对西方文学发生了浓厚兴趣，而且试着写作了一些散文、杂文。1946年，因为落榜，汤一介進入北京大学先修班。在此期间，他阅读了西方哲学和美学方面的作品，写了《论善》、《论死》、《论人为什么活着》几篇文章，表达了自己对人生的思考。1947年，汤一介考取了北京大学哲学系，于1951年毕业。1949年，北京大学成立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文学院有一个团总支，汤一介和他未来的妻子乐黛云就是这这里互相认识的。同年，汤一介加入中共党。1957年后，由于各种政治运动和学术批判风起云涌，汤一介也被投入其中。1957年初，北京大学召开了“中国哲学史座谈会”，他写了一篇文章《谈谈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这是汤一介在中共建政后发表的第一篇论文。1958年后，汤一介受到‘反右倾运动’的冲击和打压。1966年，文革开始，汤一介被终止讲课资格，下放干校。1973年，汤一介加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即“梁效”），曾任材料组组长。文革结束后他又被隔离审查，直至1978年才被解放。1980年，53岁的汤一介恢复了讲课资格，教授《魏晋玄学与佛教、道教》。1981年，汤一介发表了《论中国传统哲学范畴体系诸问题》，率先打破“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互相对峙的陈旧思想，提出认识发展史来看待哲学问题。

齐 衡：（1912年－1972年），电影演员。在中学读书时，因日本学生每每嘲弄侮辱中国学生，校方却从中加以袒护，他不堪忍受屈辱，愤而退学。旋觅得家庭教师一职，勉为糊口。后加入上海中国艺术供应社和济南山东省剧团任演员，参加了《父归》、《大刀王五》等具有反帝反封建意义的演出活动。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奔赴后方，先后在西安、成都等地"旅行"剧团、"中电"剧团担任基本演员，宣传抗日救亡，并在《金小玉》、《结婚進行曲》、《寄生草》、《雷雨》、《日出》等话剧中饰演重要角色。抗日战争胜利后，他随中电三厂赴北平。1946年11月，他参加了沈浮编导的影片《圣城记》的拍摄，这是他走上电影生涯的开始。而后，他又在影片《白山黑水血溅红》和《大团圆》中饰演重要角色。1948年，在影片《万家灯火》中饰演贸易公司经理钱剑如。他没有从外形上来加以丑化，而是着眼于揭露其灵魂的卑鄙，从而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许。1949年后，他加入南京文工团，热情地参加了大型话剧《李闯王》的演出，后進入上海电影制片厂任演员，先后在《团结起来到明天》、《胜利重逢》、《渡江侦察记》、《为了和平》、《秋翁遇仙记》、《钢铁世家》、《金沙江畔》、《燎原》等影片中扮演了各种不同性格的角色。他在《渡江侦察记》中扮演的老侦察员吴老贵，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最后英勇地献出自己生命的动人形象。1957年获文化部1949－－1955年优秀影片个人一等奖。1966年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终年60岁。

齐燕铭：（1907年－1978年10月），文学家，历史学家。曾用名齐振勋、齐震、田在东，笔名齐鲁、叶之余等。1924年入中国大学预科，后转国语系，1930年6月毕业。此后曾任教于北平大同中学、光华女中、保定第六中学、北平中法大学、中国大学等校。1932年到1937年期间曾随吴承仕治史学、训诂学，并研究文学史。1933年任中国大学讲师，曾在中国大学、中法大学、东北大学讲授中国文学史、戏曲史、文字学；编印了《中国文学史略》(上册)、《中国戏剧源流》等讲义；曾任《文史》杂志编辑。1935年起开始参加中共党领导的革命活动。一二•九运动前后加入新学联。1938年2月加入中共党。后任鲁西北《抗战日报》主编、政治干部学校教务长，冀南行署太行办事处主任。1940年后任延安中央研究院研究员。1943年主持创作新编平剧《逼上梁山》，任导演兼饰林冲一角，毛泽东曾亲笔书函予以高度评价。1945年初，参与创作京剧《三打祝家庄》。中共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主任，政务院副秘书长，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总理办公室主任、国务院专家局局长，文化部党组书记、副部长，1966年4月至1967年1月，任济南市副市长。著作有＂中国文学史略＂，＂齐燕铭纪念文集＂，＂齐燕铭书法篆刻选集＂等。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打击和迫害。1967年12月，《人民日报》刊登了批判齐燕铭的文章－－《齐燕铭是封建主义文艺狂热的吹鼓手》、《揭穿齐燕铭的“三者并举”剧目方针的反动实质》等。随后，齐燕铭被监禁在北京卫戍区竟长达7年。1978年10月去世。1979年有关方面才彻底为他平反。

齐观山：（1925年－1969年），新闻摄影家。1939年参加八路军。1941年入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摄影训练队学习。同年加入中共党。曾任《晋察冀画报》、《冀热辽画报》、《东北画报》记者。中共建国后，历任新闻总署新闻摄影局记者、新华通讯社摄影部记者、采访科科长，中国摄影家协会第二届理事。作品有《斗地主》、《宋庆龄接受斯大林国际和平奖》、《毛主席在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投票》等。文化大革命受到迫害，于1969年含冤去世，终年44岁。

吕荧：（1915年11月25日－1969年3月5日），原名何佶，文学翻译家、美学研究家。1935年考入北京大学，加入文艺团体浪花社，主持《浪花》杂志；抗日战争期间在西南联大复学，后任中学教师；1946年至1947年分别执教于贵州大学与台湾师范学院；1949年出席全国第一次文代会；1950年任山东大学中文系主任。1951 年11 月，《文艺报》发表文章，以“左”的观点，点名批评吕荧所谓在文艺理论教学中的脱离实际和教条主义倾向。具有诗人气质、性格倔强的吕荧对这样的批评难以接受，发表文章予以反驳，以致被认为在思想改造运动中“采取了不正确的态度”，山东大学召开批判大会数次，形成运动的声势。山东大学校长华岗不想扩大势态，几次劝说吕荧，象征性地做一点自我批评，以便解脱，但吕荧坚决不肯做违背心愿之事，并于1952 年春不辞而别，拂袖离去。1952 年冬，吕荧应老友冯雪峰之邀至人民文学出版社任特约翻译。1954 年3月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后担任《人民日报》社文艺部顾问至1956 年。在此期间，翻译出版了《列宁与文学问题》、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普列汉诺夫的《论西欧文学》，并以主要精力从事美学研究。1953 年7 月完成美学论文《美学问题－－兼评蔡仪教授的〈新美学〉》，对蔡仪的“美是客观”的观点提出批评，在国内美学界较早提出“美是物在人的主观中的反映，是一种观念”的观点，认为美是主观的。1955年5月25日，全国文联主席团和作协主席团举行联席扩大会议，郭沫若主持会议并致开幕辞。他的题为《请依法处理胡风》，第一次向人们透露出胡风等人已经遭受的结局，第一次向人们透露出即将全面开展的“肃反”运动的信息。到会的700多人以热烈的掌声表示出对郭沫若讲话的欢迎，700多人举手通过了把胡风开除出文联和作协、并依法惩处他的决议。接着，有20几位代表发言，异口同声重复着报上的语言、郭沫若的建议。在这700人中，也包括吕荧。将胡风等一下子打成反党、反革命集团，吕荧忿忿不平。他一直将胡风的问题视为文艺问题，过去对胡风的批判，虽然已经令他反感，但毕竟限于文艺范畴，他还能够接受，可如今……这时，吕荧走了上去。他坐到了郭沫若、周扬的中间，对着话筒，振振有辞地说，“胡风不是政治问题，是认识问题，不能说他是反……”他的话未完，会场顿时一阵喧哗，谁也不会想到，时到如今，他还会站出来说出这样的话，和他平时的少言寡语，判若两人。人们更多的是气愤夹杂着惊奇，这样一个＂神圣＂、＂严肃＂的会上，怎么能容忍他说出这样的话，明目张胆为一个全国声讨的反革命集团头子鸣冤叫屈。不等吕荧再往下说，便有人跑了过来，在此起彼伏的斥责声中，吕荧被带下台去。暂时未上逮捕名单的吕荧，随即被带回家中，从此不让他出门，软禁一年后，才恢复行动自由。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吕荧再遭迫害，作为“胡风分子”被投進劳改农场。平时他既不带《毛主席语录》又不肯“早请示晚汇报”，被作为大会小会斗争的靶子，常遭斥责、谩骂和殴打。整日沉默寡言、闭目静坐以示抗议。1968年冬天病情严重，身体瘦弱得只有50多斤，得不到治疗。1969年3月5日，于冻饿中逝世于北京清河农场，终年54岁。

吕斯百：（1905年10月15日－1973年1月14日），又名则男。美术家、教育家。1921年入江苏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美术科。1927年入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与吴作人、王临乙、蒋仁诸君同学。受恩师徐悲鸿赏识，推荐到法国留学，1929年入里昂美术专门学校，成绩屡考第一，毕业油画《汲水者》被评为首奖。1931年入巴黎国立高等美术专科学校，三年后毕业，游历欧洲。1934年回国，在中大艺术系任教，分担系行政工作，成为系主任徐悲鸿的得力助手。1937年转为中大艺术系代理系主任，1940年起正式任系主任，直至1949年中央大学更名南京大学。其时，婉谢夫人马光璇之舅吴稚晖要他们一起去台湾，选择留在大陆。1950年到兰州创办西北师范学院（今西北师范大学）艺术系。1957年回南京，任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教授兼系主任、南京师范学院（今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教授兼系主任。代表著作有《吕斯百画集》(1959)、论文《艺术学系之过去与未来》(1943)、论文《美术教育》(1944)、论文《论素描教学问题》》(1962)。在文革中受迫害，1973年1月14日入夜，盲目地在街头苦踱一圈之后，在家中自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