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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说的＂文化精英＂，是泛指文化、艺术、科技等人才；限于自身能力，不能把受难的精英们全部记录下来以作纪念，让我深感遗憾。
我无法想象，一个罪恶的政党，能鼓噪人民任意指认谁是什么就是什么，要谁成什么就成什么；尔后几十年过去了，再轻巧恩赐般地说给谁平反了就平反了。而更让我惊讶的，是那些所谓被一纸平反了的末亡人，不仅不以行动团结起来申诉国家赔偿，追求申张公义，彰显法理良知，惩治恶行劣制，竟仍会屁颠屁颠地重去参与邪党的工作。这是出于何种心理和动机？又是为了何种难言之隐或无法言说的缘由？
也许，真如网友所言：我们都是受害者，我们也都是帮凶。
那么我想，只有当我们不再怯弱，不再去做帮凶的时候，我们才能免于苦难与被害。
本卷内容皆来自网络，大部分通过“维基百科”搜得，对此深表感谢。整编中可能在人名、时间、地点、事件和职称上有错误存在，这是要请读者诸君原谅的。
——整编者


郭维：（1922年－2014年11月14日），著名电影导演、编剧。1938年起，先后在陕北公学流动剧团、华北联合大学文工团、火线剧社、群众剧社任演员、戏剧组长、社长，参与出演《白毛女》、《血泪仇》等话剧，并导演了话剧《胜利渡长江》等。中共国成立后，曾任河北省文工团团长。1950年，调入北京电影制片厂任副导演、导演。协助史东山导演了《新儿女英雄传》。1953年，独立执导个人首部电影《智取华山》（兼任编剧），获得1956年捷克斯洛伐克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争取自由和平奖。1954年，调任长春电影制片厂导演，执导了电影《董存瑞》，获得1956年中共国文化部优秀影片一等奖。后来，郭维被调到北京电影学院向苏联专家学习。1958年，郭维离开了电影学院的学习班，导演了电影《花好月圆》，该片改编自赵树理的作品《三里湾》；后来，作为“沙郭吕集团”(沙蒙、吕班，同期电影导演。)的主要成员被打成右派，作品也屡遭批判。被打成右派之后，自刻一方图章，上有：“历史将宣判我无罪。”1962年，他恢复了导演职务，随即将王愿坚的短篇小说《亲人》改编为电影剧本，但该影片刚進入拍摄阶段，便被判为“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而遭扼杀。1979 年5月5日，长春电影制片厂宣布1957年被划为“右派”的郭维等29人均属错案，为其公开恢复名誉 ，后他又调回了北京电影制片厂当导演，兼任北京电影制片厂艺术委员会副主任，并执导了剧情电影《柳暗花明》。

姜永宁：（1927年－1968年5月16日），香港归侨，著名乒乓球运动员，与同样为香港归侨的傅其芳和容国团并称为中国乒坛“三英”。姜永宁属直拍两面削球打法，1952年获得香港冠军，同年应邀代表广东省参加中国全国乒乓球冠军赛，获得冠军。此后定居中国，并与1952年全国女子冠军孙梅英结婚。姜永宁一共参加了四届世乒赛，为中国队晋级世界四强立下汗马功劳，他也是第一个打败世界冠军的中国乒乓球运动员。他是中国乒乓球运动的奠基人之一。1960年代初，姜永宁退役，其后出任中国女子乒乓球队教练。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被迫害，当文革的狂风吹進先农坛体育场时，姜永宁的名字出现在“大字报”上——“揪出日本大汉奸姜永宁”，“姜永宁四十年代就是日本大汉奸，解放后他迫不及待地回来，这一切值得革命群众深思”，姜永宁惊呆了。5月16日清晨，好友王锡添看到了他肿胀的脸，小声问他：“他们打你了？”姜永宁摇摇头，不敢说出实情。那天，在先农坛宿舍楼，姜永宁把造反派勒令他打扫的厕所擦得干干净净，然后独自走進四楼的一个房间里。人们回来后发现姜永宁失踪了，便四处寻找。这时，王锡添看见姜永宁站在窗口，以为他要跳楼，含着眼泪大喊：“姜永宁，你不要想不开，不要做糊涂事。”可是，姜永宁纹丝不动。人们打破玻璃跳進房去，发现姜永宁吊在窗口，已经断了气。时年41岁。

姜椿芳：（1912年7月28日－1987年12月17日），笔名林陵、什云、蔡云等，翻译家、教育家，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奠基人。1931年加入中共青年团，翌年加入中共党。1936年后前往上海，在经营苏联电影业务的亚洲影片公司任翻译，1938年出任中共上海局文委文化总支部书记。1941年与塔斯社协商后以苏商名义在上海沧陷区创办《时代周刊》并任主编。1945年又创办《时代日报》并任总编辑与时代出版社社长。担任过共青团哈尔滨市委宣传部部长、满洲省委宣传部部长等职。中共国成立后出任上海俄文学校（现上海外国语大学）首任校长。后又历任上海市文化局对外联络处处长、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副局长、顾问等职。曾领导参加《马恩全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毛泽东选集》和中央文件俄文版的翻译编辑工作。主要译作有：《列宁在十月》、《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俄罗斯问题》、《小市民》、《演员自我修养》等。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关押在秦城监狱达七年时间。1975年获释。1978年，出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员会副主任、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总编辑、顾问。倡导编译《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还被聘为《中国农业百科全书》总编委会顾问。

饶毓泰：（1891年12月1日－1968年10月16日），教育家，中国近代物理学奠基人之一。幼年在叔父和舅父教导下习四书经史。1903年，入抚州中学堂学习。1905年，只身去上海，就读于中国公学。后转入“中国新公学”，胡适曾为其英文老师。1911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上海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1912年回临川中学（今抚州一中）任教半年。1913年考取官费赴美国留学。初入加州大学，后转芝加哥大学，1917年冬获该校物理系学士学位。1918年入哈佛大学研究院，后转入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1921年获得普林斯顿大学硕士学位。1922年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是研究低压电弧的电子发射速率的实验成果（导师为卡尔•泰勒•康普顿，阿瑟•康普顿之兄）。同年返国，应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的聘请，来到南开大学任教授，创立物理系并任主任。1929年，赴德国莱比锡大学波斯坦天文物理实验室進行科学研究，完成了《论铷和铯的基本线系的二次斯塔克效应》论文。1932年回国任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一年后到北京大学任物理系主任，自1935年起兼任理学院院长。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后在湖南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前身）和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物理系主任。期间培养了杨振宁、黄昆、张守廉、邓稼先、李政道等一大批优秀物理学家，影响深远。1944年，他休假到美国，与A．H．尼尔森（Nielsen）等合作進行分子光谱研究。1947年初回国，继续担任北京大学理学院院长和物理系主任等职务。1948年当选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拒绝登上南京政府接名教授去台湾的专机，继续在北京大学任教。1949－1951年，继任北大理学院院长兼物理系主任、学校校务委员。1952年北大院系调整时，辞去院、系领导职务。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打击和迫害，饱受折磨，1968年10月16日“清理阶级队伍”时，在北京大学燕南园41号上吊自杀身亡。

费孝通：（1910年11月2日－2005年4月24日），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1928年考入东吴大学医学预科，读了一年后，深觉人们最痛苦的不是疾病，而是来自社会所造成的贫穷。要治病人先得治社会。转学去燕京大学，拜吴文藻为师。1933年毕业于燕京大学，获社会学学士学位。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生院社会学人类学系。1936年底赴英国伦敦政经学院学习社会人类学，师从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1938年获英国伦敦大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为《江村经济》，又译《中国农民的生活》，同年夏回到中国，任教于云南大学社会学系，主持云南大学和燕京大学合办的社会学研究室。1940年－1945年任云南大学社会学教授。1945年参加中国民主同盟，投身于民主爱国运动。同年起历任西南联大教授，清华大学教授、副教务长。1945年－1952年任清华大学副教务长、社会学教授。1951年费孝通任中央民族访问团中南访问团代理团长；兼任广西分团团长（副团长黄现璠、陈岸等）。1952年－1957年任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1957年3月24日，费孝通写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发表在《人民日报》，被划为“右派”。同年反右运动，费孝通被划为中国著名的大右派，是人类学界、民族学界的著名五右派（吴泽霖、潘光旦、黄现璠、吴文藻、费孝通）之一。1957年7月，费孝通以“向人民服罪”为题发言，自我揭发和批判。从此无法進行正常的研究和教学，读不到新出版的人类学和社会学的书。1958年2月1日，全国人大一届五次会议作出了“罢免费孝通、黄现璠、欧百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委员职务”的决议。费孝通曾说：“失去知识分子等于失去民心。”文革期间，吴文藻夫妇、潘光旦和费孝通在中央民族学院二号楼翻译《世界史》和《世界史纲》，这是他们四人最后的相聚时光。1966年9月1日，费孝通在中央民族学院和老师吴文藻、潘光旦等著名教授被批斗、带出去劳动。1967年6月10日费孝通目击潘光旦死亡。所著颇丰。主要论著收入《费孝通文集》（群言出版社）、《费孝通全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8年复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长。

南汉宸：（1895年－1967年1月27日），中共国金融制度奠基者，首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1950年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后任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副主任委员。1952年10月当选为民建总会副主任委员。1953年任中国国际贸易促進委员会主席，后又任党组书记。1954年起连续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1967年1月27日服安眠药佐以白兰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1979年得到平反昭雪。

席鲁思：（1896 年－1966年9月），即席启炯，字鲁思，著名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民国初年，他父亲在北京任国会议员，全家北上。他留京数年，一方面搜购书籍，努力研习；一方面与京师名流学者陈垣、杨树达、吴承仕、高步瀛、尹炎武、孙人和等，成立思辩学社，共同切磋。是时，他才26岁。其后，他父亲携眷南归，在汉口稍作勾留。经吴承仕的介绍，他到武昌高等师范谒见当代文字学大师黄侃，两人畅谈竟日。黄侃对他的学识很表钦佩，当面留他在高师任教，他婉言谢绝。黄又致函坚请他留在武昌讲学，他因全家返湘，不愿独留，就与家人一同回乡。不久，县人雷铸寰在衡阳创办船山中学，他应聘到衡阳讲学数年。船山中学停办后，他去湖南大学中文系任教近十年。抗日战争时期，大专院校纷纷西迁，他去安化国立师范学院担任教授。抗战胜利后，去武汉大学任教，历时二十年，该校中文系有五位教授声望很高，人称为“五老”，包括刘永济、刘博平、陈登恪、席鲁思、黄焯（后有所变化，包括徐天闵）。他对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极为钦佩，曾通读数次，对重要历史事实，能原原本本讲出，如数家珍。他特别精于小学，对许慎的《说文解字》造诣尤深。他先后在各高等院校讲授文字学，口讲指画，深入浅出，闻者忘倦。他少时精研《文选》，主张辞必己出，陈言务去。为文典雅，文采斐然，散文骈俪，两体俱精。但生平为文，皆不留稿；所编讲义，虽满筒盈箱，却不肯轻易流布，因此无著作行世。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遭到批斗，他声言“士可杀，不可辱！”1966年9月愤而绝食致死。

草婴：（1923年－2015年10月24日），原名盛峻峰，著名俄罗斯文学翻译家。就读于上海雷士德工学院附中、松江中学、和江苏南通农学院。1941年开始为《时代杂志》、《苏联文艺》等刊物翻译。1956年，在上海作家协会专职从事苏联文学翻译，主要翻译列夫•托尔斯泰、莱蒙托夫、肖洛霍夫诸家名作。1960年，54岁起开始翻译《托尔斯泰小说全集》，共计12卷、400万字。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草婴被迫接受“教育”。文革期间，肖洛霍夫定性为“苏联修正主义文艺鼻祖”，《静静的顿河》、《一个人的遭遇》都成了“修正主义的大毒草”。草婴遭到了迫害。1969年夏天，患有胃出血，五天五夜滴水不進，胃被切去了四分之三。1975年冬天，被要求扛100斤重的水泥，结果十二节胸椎压缩性骨折。得不到治疗，最后在硬木板上，躺了近半年。文革结束后，1987年在莫斯科国际翻译大会上荣获高尔基文学奖。

钟纪明：(1906年－1970年) ，剧作家，笔名野火、白山。1940年参加革命工作，历任延安大众读物社、边区《群众报》，陕甘宁边区文协理事、秘书，陇东文艺工作组副组长，陇东、合水二区游击队指导员及中共区委副书记，西北野战军政治部宣传队支书、教育科长，西北艺术学院教育长，西北电影制片厂厂长。1943年开始发表作品。195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小说《覆舟记》（合作），《赵德贵和他的枪》，电影剧本《雪海银浪》、《延安游击队》，论文《论快板》、《向民间文艺学习》，话剧剧本《团员的光荣》，曲艺《一条扁担捉美兵》、《红军英勇渡乌江》，鼓词《王大娘》，歌剧剧本《一盏灯》（合作）等。1966年文革中被打成“叛徒”、“特嫌”，残酷迫害致死，享年64岁。

查谦：（1896年11月22日－1975年1月23日），原名查贵师，字啸仙。物理学家，教育家。1915年入金陵大学文学院学习，习文、理课程15门。1919年毕业后，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助教。1920年赴美明尼苏达大学研究院，1923年获物理学哲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当时南京高师已改为国立东南大学，任物理系教授。1927年，任金陵大学（1952年和南京大学合并）物理系教授。1927年后东南大学改为中央大学（1949年改名南京大学），1929年任中央大学物理系教授，曾任中央大学教务长。1932年，任国立武汉大学教授，翌年兼理学院院长，创办物理系；1949年任武汉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3年，创办华中工学院，任华中工学院（后改名华中理工大学、华中科技大学）院长，直至1975年。据说在国际物理界，有一个以他名字命名的“查谦定理”。文革中遭批斗抄家游街示众。查平时讲话作报告习惯称“女士先生”，都成为罪证和最易煽动群情激奋声讨的内容。批斗会上，学生被蛊惑，认台上弯腰挂牌的老人是万恶的阶级敌人，用石子投击查谦至击中前额流血以取得毛泽东思想伟大胜利为止。文革后期，近耄耋之年的查谦生活已不能自理，但还须经组织审查批准，获允后才搬到武大儿子处居住，直至病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