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的社会环境的基本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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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的社会环境的基本状态
由 左翼反共人士 » 2021年4月26日
作者 解颜
前言
我的祖上定居于中国北方壹个小镇旁的农村已经有十几代。我的父母在那个村子里出生、长大，然后在小镇上工作、度过人生的大部分时光。我生于小镇，在那里长到十八岁。可以说我是小镇的纯而又纯的出产品。
在我离家上大学、出国留学、定居之后，我多次回到小镇度假、探访，并在平时与小镇上的父母、亲戚和同学保持各种联系。
在对小镇的回忆中，有壹个主题不断在我眼前出现，并且开始变得清晰：那里的权力结构。我意识到，小镇的权力结构是壹个教育体系，它塑造了我和每壹个小镇人性格和价值观的许多方面，并且保证它们完好无损地传承给下壹代。反过来，小镇人的价值观是这个权力结构的精神基石，保证了它的高度稳定、不因王朝的更叠而改变。
本文的写作动机是探讨小镇的权力结构与小镇人的价值观之间的互动。我首先讨论小镇权力结构的每壹级，然后讨论小镇人的价值观的几个侧面以及它们与权力结构的互相影响，最后讨论这些价值观的传承。
因为价值观深藏于每个人的心底，其资料难以在书面记录中获得，我的叙述以我的记忆为主线索，从中试图解析出我自己和我最熟悉的人的价值观的壹些侧面，以及影响它们的因素。
在壹些地方，我试图把这些记忆连接，把视角放宽，勾勒出典型小镇人的价值观的壹些侧面。在另壹些地方，我试图把我的记忆与公开出版物中记录的中国其它地方、其它历史阶段中发生的事件连接，从中推断中国人普遍具有的价值观的壹些侧面。
虽然每个人的性格和价值观各有差异，同壹个文化中的个体之间仍然有许多共性，否则文化和传统这样的概念便无从谈起。本文旨在探讨同壹个文化、或同壹个子文化中的个体之间的壹些共性，而这并不表示他们之间没有差异。
文中有些关于小镇人的概括性描述是我的印象；由于时间久远，我已经想不起具体的事例来支撑它们。但这些印象在我的记忆中清晰而强烈，我相信它们的真实性 – 不壹定是客观的真实性，而是从我个人的视角看出去的主观真实性。壹只恐龙早已死去数千万年，而它在河滩上踩出的那个脚印壹直保留到现在；虽然看到这脚印的现代人不能完全断定它必然是壹只恐龙踩出，但还是可以根据各种支持证据做出壹些有用的推断。所以我仍然把这些印象记录下来。
还有壹些分析和结论是我自己的主观理解，其中带有囿于我自己价值观的偏见，而非纯然客观的结论。
总之，用有限的事例、久远的回忆和个人的可能带有各种偏见的认知能力来构筑壹个比较完整的图像壹定会有各种缺陷。这些还要请读者根据自己的判断取舍。
1. 小镇的权力结构
为了比较系统地理解小镇的权力结构，在这壹章中，我首先讨论有关的概念和它们之间的联系：权力、权力欲、权力关系、权力结构、地位等。然后，我叙述小镇的权力结构的基本组成部分：政权、机构和家族权力。最后讨论权力的几种特殊形态：动态权力结构、权力作为商品、社会规范的权力和对自然界的权力。
1.1 权力、权力欲、权力结构与地位
许多社会学家从不同的角度对权力给过定义。本文从韦伯的定义出发开始讨论：壹个人或群体在多个不同的人或群体的意愿中使自己的意愿得以行使的能力。
权力欲是人从其动物祖先开始便早已具有的原始欲望。人出于权力欲的活动不仅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物质需要，并且经常是纯粹出于壹种精神满足。罗素认为，在基本的物质需要满足之后，人的权力欲便成为比物质需要更基本的生活驱动力，这意味着把人的物质需要认作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的马克屎理论是错误的。【1】
可以说，对权力欲的追求和满足是人类精神生活的基本组成部分。“只有意识到权力欲是诸多重大社会现象的肇因，才能正确解读历史，不管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1】
围绕着权力欲的活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行使权力、保卫权力和扩张权力。
大众通常理解的权力欲有这样的特征：
（1）只存在于于己无关的政坛和职场的高处。
（2）多限指权力欲的第三个方面：扩张权力。
（3）与野心是同义词，是只有在未来才能得到满足的欲望。
在这壹章中我试图说明：
（1）不只是社会上那些拥有显赫权力的人才有权力欲；每个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都被不同程度的权力欲驱动。
（2）对于多数普通人而言，行使权力和保卫权力是比扩张权力更经常在每日生活中实践的活动。
（3）权力欲不只是在未来才能得以满足的那些宏图大计背后的动机。它与食欲壹样，产生于每天最平凡的时刻，也在许多下意识的活动中被满足。
可以把权力关系定义为被权力欲驱动的人际互动关系。
并非所有的人际关系都是权力关系，比如，两个相知很深、而彼此都尊重对方的独立意愿的朋友之间的关系在本质上不是权力关系。维系他们之间关系的不是共同利益，也不是权力欲，而是人类的另外壹些需要，如归属感、交流探索的智力需要等。
基于爱的关系也不是权力关系。但在现实中，很多人际关系中既有爱的成分，也有权力关系的成分。本文中许多例子反映了这种复杂性。
壹个社会的各种权力关系并不是纷繁纠结的壹团乱麻，而是高度有序，构成壹个树状的权力结构。
壹个人的地位是他在权力结构中的位置，其权力来自权力结构给他的背书。为壹位政府高官的权力背书的是政权。为壹位经理的权力背书的是机构权力。为壹位父亲的权力背书的是忠孝文化。
上游者在为自己的权力自豪时，也为给其权力背书的权力结构自豪。他不仅在物质生活上依赖于这权力结构，也在价值观中认同它。
地位是权力的源泉，权力靠地位得以实现。在本文中，我用上游者和下游者的说法来分别表示壹个权力关系中地位高的壹方和低的壹方。
由于权力关系的上游者拥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他们得到社会成员的仰视、羨慕。下游者被蔑视、被众人视为失败的例子。这样的视觉激励使得追求地位和权力成为社会所有成员的生活理想。“多年的媳妇熬成婆”这样的说法便是从家族权力结构的角度对这种人生奋斗历程的写照。
另壹方面，地位和权力在现实生活中的极度重要性使得对失去现有地位和权力的担心成了现代人不安全感的重要来源。
壹个权力关系的垂直度可以定义为壹方对另壹方的影响能力的大小。在相对平坦的关系中，上游者对下游者的影响能力较小，即下游者有较大的行动自由，且双方有较深层次的交流。权力关系越垂直，上游者对下游者的影响能力越大、影响的单向程度越高、下游者的行动自由度越小、交流的层次也越浅。比如，现代企业中壹个具有壹定专业素质的雇员与他的雇主之间的关系是相对平坦的。古代的皇帝与他的壹个小官吏之间的关系则高度垂直：前者对后者有很大的制约能力，双方之间也不存在深层次的交流。
如果壹个人的核心价值观是追求在壹个权力结构中的更高地位，这说明他认同这个结构的合理合法性、这个结构是他的价值观的基石、他的感情的依附对象。他的安全感决定于权力结构对他的信任程度。
壹方面，个人要依附于权力结构；另壹方面，权力结构依赖于个人的认同而存在。壹个权力结构的多数成员在价值观中认同这个结构的合理合法性时，这个权力结构便具有了高度的稳定性。
1.2 政权的权力
从几何学上说，树的结构具有“自相似”的特征：树干上有六七个大枝，每个大枝上有六七个小枝，每个小枝上有六七个末枝，每个末枝上有六七片叶子。家乡小镇上的权力结构正是这样的树状结构。
树根并不可见，但决定着整棵树的生死荣枯。小镇权力之树的根是中央政权的权力。小镇的政府则是这棵树最显眼的部分：树干。树干支撑起所有的旁枝、末枝和树叶。
小镇是县委和县政府的所在地。根据党领导壹切的原则，县委书记是壹个县的最高领导，称为壹把手。县长是二把手。出于简便起见，本文把县委和县政府统称为政府。
政府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决定壹个县所有官吏的认命和罢免；管理所有的企事业单位、民间经济；掌握司法权；控制所有物资的流通与配给。
政府的权力决定了在政府中工作的个人的权力。政府官员是小镇上地位最显赫的壹个群体。
1970年代，我的父亲主管当时还是管控物资的建筑材料的分配，母亲在执掌人事权的县委工作。他们头衔中尚未带“长”字，只是有壹点实权的普通干部，而每天到我们家来求情说事的人已是络绎不绝。
到家里来说事的目的是要得到公事公办得不到的好处，也就是“走后门”。
那时访客的习惯是：被访者没有隐私、没有属于个人的时间和空间、来访不必预约。大家都是直接上门，且并不敲门，而是直接推门而入。
每个人来都带着礼物，主要是各种食品，如罐头、糕点、水果。如果是农民，带的通常是自家种的粮食或蔬菜。客人送的食品是我们家每日食谱上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还是会有很多东西不能及时吃完。每过壹段时间，父母会把家里吃不完的食品转卖给离家不远的小卖部。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父母亲的月工资壹共不到壹百元，他们收受的礼物可以说是家中相当重要的补充收入。
在小镇上，办事找关系走后门是常态。由于政府掌握了所有的资源，所有的人都必须找到某种方式依附于这巨大坚实的树干才能把生计维持下去。
托洛茨基说：“在壹个政府是唯壹的雇主的国度里，反抗就等于慢慢地饿死。‘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古老的原则，已经被‘不服从者不得食’这个新的原则代替。”这话基本适用于小镇。
我小时候，有时能在父母的工作单位见到政府的大人物。县长、县委书记的行政级别是处级，我见到的这些“大人物”之中级别最高的也就是处级或副处级。干部的级别是中国的权力结构中的关键概念。中央机构的处长、地方上的县长和军队系统的团长在权力结构中是同壹级。
在县城里，处级和副处级干部有皇帝壹样的威风。见到他们时，我能感到他们扑面而来的优越感、高度的自信、对场面的控制欲和驾驭壹屋子人的谈话的能力。他们的地位显然给他们以精神上的满足。
那时我只有十岁上下，但已能感觉到官员的气场与平民百姓的气场大不相同。这说明我那时的价值观已经在被权力结构塑造。
我在家乡小镇生活的1970到1980年代，机动车辆很少，且全部属于政府机关和企业。能坐车出行（长途公共汽车除外）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司机会对不及时给车让路的行人破口大骂。这是纯粹出自习惯的、下意识的动作，看起来似乎与壹位政坛新秀的勃勃野心风马牛不相及，但它们同是出于权力欲的驱动：前者是行使权力，权力欲在当下即得到满足；后者更多着眼于扩张权力，其权力欲是对未来的期望。
有时候，父母叫了单位的车，带我回老家探亲，坐在后排的我听到司机大骂路旁的行人时会感到紧张，怕引起壹场斗殴，但从未见被骂的行人还口。这应该是他们知道自己与有权动用车的阶层之间的地位差异。
体制内和体制外都没有人挑战政府的权力。不同级别的党政干部之间的权力关系高度垂直，党政干部与普通百姓之间的权力关系也高度垂直。对于任何壹个小镇人而言，他的上级就是整个政权权力结构的代言人，所以挑战上级就是挑战整个政权。
政府的权力得到每个居民的认可，权力结构上游的成员受到普通百姓的尊敬、羨慕。不少人花很多精力去跟权力结构的上游拉关系。他们的投资通常都会得到丰厚的回报。他们自己也因这样的努力而逐渐向权力结构的上游攀缘。
垂直的权力结构在中国的其它地方也普遍存在。路遥描写同壹时期北方农村的著名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中写：“现在这农民见了咱们公社的干部，就像兔子见了鹰，怕得要命。”兔子与鹰的关系是动物界的权力关系；它与小镇上的权力关系是出于同样的生物本能。
父母在退休前几年被组织安排到在权力市场上价值不高的部门。家里变得“门前冷落车马稀”时，母亲感到失落。她的权力来自于她所依附的权力结构，那麽当她没有了这个依附时，她的权力也不再存在。
1.3 机构的权力
以政府为树干分支出去，每个企事业单位、乡镇（前称为人民公社）、农村（前称为生产大队）都各自有其权力结构。这里以我比较熟悉的学校为例来说明。
学校和老师的权力壹部分为政权所赐。学校是政府机构的壹部分：学校领导都由县政府的教育局任命、学校所有老师和行政人员的工资都由政府发放。
学校的权力的另壹部分来自于文化传统之中对教育的重视。比如，在惩罚学生的问题上，学校和家长的立场通常是壹致的。
理论上，学校里的师生关系并不总是权力关系，比如，如果老师与学生的互动是平等的交流、对未知世界的共同探索，这样的关系中就没有权力的成分。但在小镇上，老师与学生的关系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不平等的。
老师通常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己的意愿施加于学生，也经常会有学生反抗。反抗的存在只是由于学生不依靠于学校来供养他们的生活，所以学校对学生的惩罚是有限度的，并不意味着师生之间的关系比政府官员与平民之间的关系更平等。
这里引入个人空间的概念。壹个人的个人空间包括他的身体、他的私有财产（包括衣着、住所）、他对各种事物的判断及其有形记录（如日记）、以及他的自尊、自信、生活习惯等。个人空间对人的心理健康起到保护的作用，如同皮肤对人的身体健康的保护作用。
老师对孩子的辱骂和挖苦是他们凭借自己的上游地位对孩子个人空间的侵入。这样的侵入之所以每天在小镇的学校里上演，有几个原因：
（1）侵入权力关系下游者的个人空间是小镇人的习惯、或下意识的自然反应。这种习惯的驱动力是行使权力的满足感。
（2）权力结构和群体价值观允许老师们以这样的方式行使权力。
（3）老师们意识不到学生的个人空间该被尊重；这是他们的认知领域的局限。
那时小镇的壹句俗话“家有半斗粮，不当孩子王” 反映出权力是小镇人价值观中的重要衡量尺度：壹方面，“王”是得以充分行使权力欲、对下游者随意呼喝的崇高人物；但另壹方面，这“王”的权力欲行使的对象是整个权力结构的最底层：孩子，这又说明这“王”不过是游弋于社会底层附近，作这样的“王”是完全失败的人生之路。
人的独立判断能力和自信心越强，其个人空间抵御外力入侵的能力就越强。同样的辱骂和挖苦，在个人空间强大的成年人那里不会产生持久的效果，但在个人空间弱小的孩子那里会产生强烈且持久的效果。这样的效果会進壹步阻遏孩子的独立判断能力和自信心的成熟，形成恶性循环。
在小学低年级，老师对教室纪律有绝对的控制。到了小学高年级，反抗的学生开始多起来。老师采用辱骂、起绰号、体罚等手段制裁。有的老师会挖苦学习成绩不好的孩子。
在初中，许多不听话的孩子开始挑战老师，尤其是对课堂控制能力弱的女老师。老师会使用各种手段反击。老师与这些孩子的关系基本上是敌对关系。
高中入学的淘汰率很高，让老师头痛的学生几乎全部被拒之学校门外，因此学生与老师的冲突比初中大大减少。对于不多的冲突，老师主要的管控办法仍然是高压政策。与老师发生冲突的学生会被扇耳光。老师会使用学校的权力结构，把学生送到严厉的校党委书记那里。书记会罚他们去作挖树桩、运煤等重体力劳动。
老师打骂学生是中国教育传统中的壹部分。美国在华传教士Arthur Smith（汉名明恩浦）写于清末的《中国人气质》有这样的记载：
“我们曾经见过壹个学生从他的老师那里来。老师教他写应试文章的秘诀，但是他没学会，于是被老师打。他被打得好像是刚从街上的壹场群架中出来，满脑袋是伤，到处淌血。经常有学生被怒不可遏的老师打骂的事。这些孩子不幸在学堂受了罚，回到家被母亲发现后，还往往被母亲引为奇耻大辱，而将他们再打壹顿。”【2】
老师对自己处在权力关系上游的地位极为在意。学生跟老师开并无恶意的玩笑、或指出老师讲课的错误，都会让老师恼羞成怒。老师的这种反应是出于保卫权力的本能。
不存在老师与学生的讨论、协商。真正意义上的讨论和协商意味着双方的平等关系，而小镇的师生之间不是平等关系。
老师在让学生做某事、接受某个观点时，从来不使用征求意见的口气。他们发号施令依据的唯壹理由是他们在权力关系中的上游位置。这种号令方式也是对孩子个人空间的侵入，但绝大多数孩子对此已经习惯。
在小镇上，权力关系上游者剥夺下游者决定自己行为的权利是合乎传统价值观的。
孩子在这些交流中学到的人生之道是：权力即真理。这种教育方式的每日的潜移默化的结果是修改了孩子的价值观列表，把权力放在了比真理更高的位置。
或者，如果在孩子的价值观列表之中，权力原来就占据了比真理更高的位置，学校的教育方式会将这个排序進壹步加固。
据博讯网站报道，2020年1月19日，武汉肺炎爆发初期，国家疾控中心病毒所“还在开大会传达国家卫健委主任马晓伟的指令，要以‘政治第壹、安全第二、科学第三’”。【3】这里的“政治”就是权力。把这样的排序与小镇的教育方式对比，可知权力比真理更重要的价值观不是政权上层的专利，而是深植于普通中国人心中的。
1994年，新疆克拉玛依发生重大火灾，又称为“让领导先走事件”。中小学生在克拉玛依市友谊馆剧场为市领导文艺演出时，舞台布景燃起大火，市官员因被组织首先撤离而全部生还，而中小学生死亡288人。这说明从政府官员到老师到学生的垂直权力结构是全国的普遍现象。
在学校正常运行时，学生对老师的敌意被压制。有更高的权力介入、要借助学生来实现另外的目的时，这种敌意会被释放。下面是文革之初的1966年8月5日，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壹些学生对待副校长卞仲耘和另外几位学校领导的手段：【4】
“有壹个红卫兵拿来壹大瓶墨汁，从她的头上浇了下去，黑墨立即洇没她全身。”
“红卫兵把被斗者拖到操场边的水泥高台上，强迫他们壹字排开跪下。”
“还有人去开水房，从那里取来开水，要烫被斗者。”
“五个被斗者被乱棒横扫。所用的棒子，有垒球棒，有跳栏上的横档，还有从木工房那来的旧桌子椅子腿。桌椅腿上有钉子，打在人身上，壹打就在肉上戳出壹个小洞，血随即从小洞里涌流出来。”
“‘黑帮’被揪回大操场旁边的宿舍楼，在壹楼的厕所里被淋了屎尿。”
“经过两三个小时的殴打和折磨，下午五点来钟的时候时候，卞仲耘已经失去知觉，大小便失禁，倒在宿舍楼门口的台阶上。但是，依然有壹些红卫兵在那里踢她的身体，踩她的脸，往她身上扔脏东西，大声咒骂她‘装死’”。
这些行动的参加者应该都是女学生。她们的这些行动并无功利的目的，而是纯粹出于精神上的满足：以行使权力来满足权力欲。
学生这样心态的种子是全社会，包括学校和家庭，播在他们心里的。
广而言之，文革中的许多迫害可以说是权力关系下游者平时被压抑的权力欲在政权权力的鼓励下的突然释放。
壹方面，学校的下游者与上游者之间充满了敌意。另壹方面，他们的价值观与行事习惯又很相似。这是因为他们都受到群体价值观的深刻影响。
1.4 家族的权力
在小镇权力结构的末稍是家族的权力结构。下面讨论这个结构的几个方面。
重男轻女的现象
重男轻女现象的产生有几个原因：
（1）女孩不能继续父亲的姓氏，也就是断了族谱。
（2）古时候是体力劳动为主，尤其在农村，而女孩在体力方面大逊壹筹。
（3）养育女孩需要资源，而在她们长大成为劳力后却要出嫁到婆家生活，所以是“赔本买卖”。
这些因素可以归结为，在父母的心目中，女儿是自己手上的有形资产、是用于实现自己愿望的工具，并无属于她们自己的价值。
父母与女儿的关系是垂直的权力关系。父母处在上游，其权力不仅来自于他们对孩子的抚养投入，还来自于社会大环境中的忠孝文化。女儿处在下游，对自己被安排的角色并无反抗能力。通常，因为她们从小就被安排了这样的角色，她们也意识不到这是对她们不公平的安排。
我母亲有三个姐姐。二姐和三姐都出生于1930年代，小名分别叫“拴弟”和“拽弟”。从两个小女孩被取的这两个无任何美感可言的名字可以看出外祖父母对孩子的自身价值的尊重程度。
即使有儿子降生，也只是壹个好劳力、壹个给父辈传宗接代、在乡亲父老面前光耀其脸面的工具，也没有独立的价值。
我母亲出生时，外祖父见是女孩，壹气之下险些将她溺死，后来外祖母心软将她留下，打算送给别人家，派母亲的几个姐姐四处打听愿意领养女孩的人家。孩子们打听了两个月，没有找到愿意领养的人家，而此时家人也渐渐跟这个小生命建立了感情。母亲侥幸逃过壹劫。
而外祖父在无子的打击之下精神渐渐变得不正常，几年后悬梁自尽。
杀死女婴是当时中国农村比较普遍的现象。据王笛记载，在1920 – 1930 年代，中国的知识界开展了许多乡村建设工作，其中的壹项是“教育农民移风易俗，在缠足、吸毒、赌博、早婚、买卖婚姻、溺杀女婴、婚丧陋习等方面，开通民智。”【5】
在我上小学的1970年代，重男轻女现象已经开始改观，但仍然严重。我的壹位同班女生的大名叫“变弟”，她在给陌生人自我介绍时会说“是变出壹个弟弟来的变弟”，这应该是她的父母教给她的。她的父母都是政府干部。
不能生孩子是擡不起头来的事。领养孩子的家庭都把领养的事严格保密，对外宣称孩子是自己亲生的。我外祖父的壹位堂弟在领养了壹个男孩后立即与妻子和孩子搬到很远的地方，没有把新住址告知任何老邻居，然后跟新邻居说孩子是自己亲生的。有的孩子在与父母关系不顺利时会怀疑自己是不是亲生，并四处打听自己的亲生父母。
传宗接代的思想体现出人的生物天性，但即使在这个目的之下，子女仍然不是这个任务的主角，而只是为祖先接续后代的工具。在家族里，活着的子女们远没有已经死去几十年、上百年的列祖列宗重要。
2020年3月，清华大学教授郭于华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中国基本上所有问题，都集中到这个权力究竟把不把人当人看。……不光是医护，我觉得，在中国，所有人，包括我们学者和教师，在这个权力眼里，都是工具，我们都没有被当作人。”【6】把这个对当代社会的大尺度现象的观察与数十年前小镇的家族权力关系放在壹起比较，可以发现上游者把下游者视为工具的价值观是渗透于中国社会每个角落的普遍现象。
否定孩子的判断
小镇上的父母不认为孩子有独立判断的能力，也想不到孩子需要独立判断的历练。母亲从来都是以没有任何商量空间的命令式口气与我说话。我的任何不同意见都会让她严重不快。母亲在每件事上都替我做决定，且认为这是爱孩子的表现。
在这样的环境中，幼年的我习惯了在每件事上都向母亲请示。直到我上大学放假在家，母亲让我去坐壹锅开水，我还要去请示锅里应该放多少水。我想不到这件事本没有那麽严格的要求，我自己可以根据我的理解决定，即使不符合当时情形的要求也很容易修正。
在另壹些我知道壹定会让母亲不悦的事上，我对母亲守口如瓶。这是我力图保护自己的个人空间的努力。但我对保有这样的个人空间有负罪感。这种负罪感壹直持续到中年，在我第壹次确认了自己个人空间的合理合法性时才消除。
父母会为孩子的福祉替孩子全权作出决定。他们不认为孩子对自己的福祉有任何判断能力。
人在幼年时没有独立的判断能力，父母是他们的天和地，是他们认识世界、认识自己的基石。如果他们对事情的判断经常被父母否定，他们就会放弃给自己的价值观构筑地基的努力。
因为他们的价值观是构筑于他人的地基上，当他们为人父母时，他们认为自己有给孩子的价值观构筑地基的绝对权力。
即使孩子到了婚嫁的年龄，多数父母仍然会强力干预孩子对配偶的选择。“抗婚”是从古到今许多经典悲剧的题材。
对孩子的羞辱
与学校的情形相似，壹些父母的权力也经常被他们的孩子挑战。据我的观察，邻居的父母们解决与孩子冲突的主要手段是羞辱、恐吓和殴打。
小镇上每个家庭通常都有多个孩子。父母通常不会在其他孩子面前掩饰自己对某个孩子的偏爱。他们也会经常跟某个孩子说他不如别人家的孩子。
孩子没有独立的判断能力，所以他们会把父母的羞辱接受为对他们的终极判决。父母的羞辱伤到孩子的自尊的准确率是百分之百。父母骂孩子笨是很随便的事。我在上小学时，几乎每次考试都是全班第壹名，但还是经常被母亲骂笨。每次这样的评论都给我的自信以重击。
父母骂孩子与老师骂学生的动机壹致，都是出于行使权力的满足感。
父母随意羞辱孩子是许多中国传统家庭中的气氛，并且代代相传。在美国长大、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越南人的Lac Su博士回忆：【7】
“在我的整个童年，我的父母总是骂我笨。…他们总是指责我的学习成绩不行。…他们相信，靠著骂我笨、无用、是废物，我就可以做出伟大的事来。…当羞辱和殴打没有让我聪明起来，他们想到了用壹种中国疗法来治疗我的笨。我三年级时，壹个星期六上午，他们让我坐在饭桌前，端过来壹块圆圆的、颤抖著的、有垒球那样大的粉色肉块，啪的壹声放在桌上。我知道那是肉，但不像我吃过的任何壹种。那是牛脑。父母亲让我每周末吃壹块，吃了壹年。我没有变聪明。
“直到现在，我还是每天都会怀疑自己是不是笨蛋。直到我上研究生院，我从未在课堂上举过手，因为我真心相信我这样的笨蛋没什么值得表达的。“
如果殴打、羞辱和恐吓不能奏效，父母会在邻居面前感到颜面尽失。用讨论和妥协来解决冲突的渠道不存在。
父母对孩子的羞辱并不说明对他们不负责任。相反，许多随意羞辱孩子的父母，如上文提到的Lac Su博士的父母，对孩子高度负责。他们愿意为孩子的身体健康、学业优秀和事业成功而牺牲许多东西。他们日夜劳作，愿意把所有的积蓄拿出来支付孩子的教育费用。对于许多的父母而言，他们愿意为孩子付出壹切，如果孩子按照他们的意愿做事。
1.5 动态权力关系
没有长期稳定关系的人之间形成的因短期互动而产生、因互动结束而消失的权力关系可称为动态权力关系。
服务窗口前
壹种动态权力关系是等候服务时的排队。小镇的人没有排队的习惯。在商店里买东西、在售票窗口买电影票、在长途公共汽车站上公共汽车、在火车站上火车，大家都是壹拥而上，将窗口（柜台、车门）团团围住，即使电影是冷门电影，票根本没有售罄之虞。上汽车、上火车时，有时候要用尽全身力气才能挤上去，年老体弱者根本没有上车的希望。在所有等待服务的窗口，都是力气最大的和最不为他人着想的胜出。
在票没有售罄之虞的窗口前加塞，其主要动机应该不是物质需要，而是精神上的满足。这符合罗素的观察。
各种拥挤不堪的窗口前都是扒手收获最大的地方。
不只是家乡小镇如此。1980年代末，我在北京上大学时，上公交车时也是如此的景象。
广而言之，除了电影院售票口等有形的窗口，还有许多无形的窗口，在每个窗口前都有许多人等候服务。所有的等候服务都是个排序的问题，排队者之间的顺序需要以某种规则来决定。在小镇，权力链上游的人从来不必用身体去排队；他们自动排在每个队 – 如看病、购买高质量的食品 – 的最前面。在我小时候，我的父母亲从不用去电影院门口买票。也就是说，他们永远都在买电影票的队伍的最前面。他们在百货公司的关系让他们从来都排在购买紧俏商品的队伍的前面。
自然还有比他们排在更前面的人。
窗口前等候服务的人与窗口后发放服务的人之间的关系可以分为两种：关系亲近的是内线；没有亲近关系的是外线。不管内线任何时候需要服务，他们随时都排在窗口的最前面，不断把外线挤到后面。内线与外线之间并没有直接交流，但内线在无形之中对外线施用了权力。
对这样的场面，外线除了自己想办法变成内线之外并无他策。这就是我小时候家中访客盈门的原因。可以说，在每个有形和无形的窗口前，内线与外线之间的关系是高度垂直的权力关系。
在同属内线的人群中，因（1）各人在权力结构中的地位的不同和（2）与窗口后发放服务者关系亲疏的不同又可以细分为不同的等级。
窗口前的陌生人之间的关系不是同胞、同类，而是敌人、路障。
对自己在每个有形和无形的窗口前的位置的不满构成小镇人主要的焦虑。窗口前的排序就是权力的排序：靠前的是上游者，靠后的是下游者。他们每日生活的奋斗目标是把自己、自己的孩子、自己的亲朋好友在这些窗口前的位置向前提。这会给他们以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满足：物质上，他们得到最早、最好服务的实际好处；精神上，他们挤到了上游，满足了面子，证明了自己在生存斗争中胜出的能力。
脸皮厚、不讲理、无赖、暴力倾向都是把自己在每个窗口前的排序向前提的有效手段，所以都也是有效的权力。性格内敛温顺的只能不断被挤到后面，这导致他们对生活的无奈感。
学习成绩排名
另壹种排队是学生在学校的考试成绩排队。如果从学习是每个学生自己与未知世界的互动的角度来看，学生的学习成绩似乎与权力无关。但小镇的中学的做法是将每个年级所有学生的考试总分从高到低排列，用毛笔写在许多张大大的红纸上，贴在教室外的大墙上，吸引许多学生和家长驻足观看。小镇人看待学生成绩排名的态度与当代人看待中央领导人排名顺序和财富排行榜的态度本质上是壹样的。观者这样的态度就使得学生成绩排序有了权力关系排序的意味。
如果孩子学习成绩不好、总是排在后面，父母会痛心疾首。父母的这种反应出于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压力：物质上，他们担心孩子在未来的权力结构中不能占据较高的位置；精神上，孩子在学校排名靠后让他们自己颜面扫地。
每年夏天，高考录取结果是牵动小镇人心弦的最热门话题。小镇父母对高考的重视程度与古人对科举的重视出于同壹种心理。孩子上了有名的大学，他在壹个对家族荣耀最重要的无形窗口前的排名就大幅度向前提了。
高考录取与其它排队情形的不同在于，由于中央政权对整个高考过程实行的森严纪律，高考录取的窗口前很难加塞，考生父母的权力基本上没有用武之地。政权的森严纪律是有深刻考虑的：这个窗口前的排序是每个家庭的价值空间中最重要的排序，其重要性是买电影票和买电视机不可同日而语的。如果没有强权的约束，高考录取过程会比1980年代北京公共汽车门前的拥挤还要惨烈许多倍。
虽然加塞的机会被强权剥夺，但大众对高考制度心服口服，因为大家都想象得到若没有强权的约束将会是个怎样的场面。这是每个人心中的两种不同价值观的冲突：壹方面，想在所有的窗口前挤到别人前面；另壹方面，希望看到壹个公平的排序，而自己也愿意遵守这个排序，即使这意味着他们会排不到最前面的位置。
梁实秋的壹段回忆从另壹个侧面说明强权在这样的动态权力结构中的作用：“抗战胜利后我回到北平，家人告诉我许多敌伪横行霸道的事迹，其中之壹是在前门火车站票房前面常有壹名日本警察手持竹鞭来回巡视，遇到不排队就抢先买票的人，就壹声不响高高举起竹鞭飕的壹声着着实实的抽在他的背上。挨了壹鞭之后，他壹声不响的排在队尾了。前门车站的秩序从此改良许多。”
这个故事说明几个问题：
不排队的人知道自己的行为不符合自己的内在价值。他的内在价值并没有死亡，只是被暂时压制。
压制了这些内在价值的是他在窗口前的动态权力结构中的屡屡得手。
外界的另壹种强权的介入 – 壹种他完全无法抗拒的恐怖式强权 – 促使他重新发现自己的内在价值。
外界的强权迫使壹个人或壹些人意识到他们忘却多时的内在价值的现象可称为鞭子效应。民国时和改革开放初期学术界思想的发达都是由于当时的中国精英阶层痛切意识到在西方强国面前自己的弱小，都可以说是“鞭子效应”的例子。
等候服务的另壹种可能的秩序是自律的先来后到的排队。这需要另壹些条件：窗口前的每个等候服务者都能把自己的需要和他人的需要放在平等的位置；窗口后的发放服务者有亲疏无别的价值观。这些条件在小镇上不存在。
排序的三种状态是无律、他律、自律。多数人吃够了无律的苦头，但又没有自律的条件时，最好的结果只能是他律。壹考定终身的高考制度已经被许多人诟病多年而难以被另壹些听起来能更全面衡量学生素质的考察机制取代，壹个重要原因是后者难以实施公平的他律。
鲁迅说，中国历史只是在两种时代之间循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这就是在大众没有自律的能力时，他们只能在无律和他律之间循环。这是中国的垂直权力结构直到现代还具有充分的合理合法性的主要原因。
孩子群落
另壹种动态权力结构是孩子群落中的权力结构。有暴力倾向的孩子建立帮派性质的势力范围，在教室里搞恶作剧，当众羞辱弱小的孩子、挖苦嘲弄有生理缺陷者。其他同学不敢与他们争锋。
他们在嘲弄、羞辱弱小者时面带满足的微笑。这是行使权力的满足感。
不同的帮派之间不时以打群架来解决纠纷。群架通常都是事先约好时间和地点，是孩子之中的大新闻。有许多孩子围观。
孩子围观群架、成年人围观在刑场枪决犯人、和古罗马人围观角斗都是出于同样的心理。
1.6 权力作为商品
小镇上最活跃的经济不是以货币为交易媒介的经济，而是以权力为交易媒介的经济。在我家，父母亲可以靠着他们并不显赫的地位拿到免费电影票、买到限购的“凯歌”牌电视机、买到盖房子的低价建材。电影院的经理可以靠赠送免费电影票把自己从官员升迁窗口的外线升级为内线。孩子犯了罪，有权势的父亲可以在公检法系统疏通关系，让孩子得以轻判。虽然高考录取的纪律极为严格，每年高考结束后，县教育局住省城的高考录取联络人都会成为小镇上炙手可热的人物，因为他认识各个高校来省城招生的老师，至少在考生家长的心目中，他有可能影响录取结果。每个人手中拥有的权力都可以用来换取各种有价值的东西。
出售低价建材的人并不壹定马上用得到我父亲的权力；他只是将它储存起来待将来使用，或者转让给他的亲戚朋友使用。换句话说，权力具有了真正的货币的功能，既可以购买实物，也可以储存、转让。
我父亲和他的同事们的工作时间的壹大部分花在聊天、看报纸、喝茶。可以说，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的全时职业是权力的批发、转卖、零售。
县政府壹个中级干部直接把握的资源并不巨大，但权力的商品化大大扩展了他的势力范围。
在机动车很少、生产力短缺的1970和1980年代，百货公司售货员和机动车司机也都因手中控制的资源而有了相当的权力。比如，那时并无专业搬家公司，因而司机们手里的机动车就成了每家每户搬家时必须使用的紧俏资源。售货员对顾客的态度经常很凶恶；这是他们在享受行使权力的满足感。
每个人的势力范围因权力的商品化而互相交织。由于这样的关系，小镇的权力结构兼有树和网的特征：既有树结构的层次分明，又有网结构的互相关联。这个树/网结构被大众认可，大家都按照这个结构确立的规则来生活、规划理想。每个人在这个结构之中都有壹个被定义好的位置和向上爬升的路径。
这个结构的致密也意味着没有能力在其中航行的人会终生处处碰壁。
1.7 社会规范的权力
加尔布雷斯把权力分为三种：惩戒权、奖励权和潜移默化权。【8】县政府的权力有相当壹部分来自它的奖励权：所有的公职人员的工资都从它那里发放，而全县所有的非公职人员（如农民）都在公职人员的管辖之下。政府也有对辖内任何壹个不驯服者的惩戒权。
父母和老师都有对孩子的惩戒权，且他们经常使用这权力。
惩戒权和奖励权都有明显的强制色彩。它们也是人类驯化动物时使用的主要手段。权力结构的第三种权力则微妙得多：用潜移默化的教育方式将各种社会规范直接写入社会成员的价值观之中，使他们自觉自愿地接受、拥护各级权力结构的合理合法性。
作为潜移默化权的教育与以育人为目的的教育的不同是：
（1）作为潜移默化权的教育是封闭式的：不管过程如何曲折，教育的最后结果壹定是回到教育者事先指定好的结论。以育人为目的的教育是开放式的：教育的最后结果是发现真理。顾名思义，如果壹个真理还未被发现，它就完全可能以出人意料的面目现身，否则它就是已知的真理。出人意料，自然也包括出乎教育者的意料。
（2）作为潜移默化权的教育中，教育者以自己行使权力和学生完全顺从为满足。在以育人为目的的教育中，教育者以发现真理和学生身心成长为满足。发现的真理越出乎教育者的意料，学生得到的成长越多，教育者得到的精神满足也越多。
这里讨论小镇权力结构的潜移默化权的几种施用方式。
媒体
如果把全国的整个权力结构比作壹棵大树，那麽中央政府就是这棵树的树干，而小镇的权力结构是末枝。连接树干和末枝的壹条重要纽带是媒体。媒体包括广播、电视、报纸、电影、戏剧等。对媒体内容的消费是小镇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媒体内容的主要生产者是中央政府及其控制的机构。
媒体内容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也是高度垂直的权力关系，这是因为媒体并不是独立运作，而是政权的壹部分。
在电视普及之前，小镇上每壹户都接入了播放县广播站节目的有线喇叭，电影院和剧院经常都是座无虚席。从1980年代开始，电视迅速成为小镇媒体的绝对领衔主演。
媒体节目的内容可分为两类：壹类是以当前的权力结构为时代背景，主题是歌颂权力结构上游者的伟大；另壹类是以当前中央权力的各种敌人为时代背景，如国民党、日本侵略军、古代封建王朝、“四人帮”、敌国政权，内容是描写这些权力结构中的厚黑。
如果懂得人性相通的道理，自然会质疑两类权力结构何以有这样截然的反差，但我没有听到过任何观众产生这样的质疑。
两类题材的背景都是垂直权力结构，故事都是各种权力斗争。几乎没有节目反映平坦权力结构中的故事、或不被权力欲驾驭的人际关系。这应该是由于节目的创作者和审批者们没有过平坦权力结构中的生活经历。这样的宣传的效果是消费者大众认为世界上只存在垂直的权力结构、世界上的所有矛盾都是发生在垂直权力结构中的权力斗争。
在媒体上，歌颂政权、机构和家族权力结构的几种内容互相支持。这是从古时传下来的文化传统。比如，在古时候，官员是“父母官”，平民百姓是“子民”，他们之间的关系是鞠躬尽瘁的父母与懵懂幼稚的孩子之间的关系。这样的说法把政权权力与家族权力自然而然地放在同壹幅画面中。
这样的价值观代代相传，如这首在1980年代流行的《党啊，亲爱的妈妈》：
妈妈哟妈妈 亲爱的妈妈
妳用那甘甜的乳汁把我喂养大
扶我学走路,教我学说话
党呵党呵 亲爱的党呵
妳的形象多么崇高伟大
党呵党呵 亲爱的党呵
妳就是我最亲爱的妈妈
亲爱的妈妈 亲爱的妈妈 呵
我母亲很喜欢唱这首歌。它把母亲对外祖母的感情和对共产党的感情自然地联系在壹起。
在我长大的1970和1980年代，媒体中有许多歌曲歌颂母亲抚养孩子的劳苦。没有任何主流媒体作品宣称母亲抚养下壹代不过是所有高等动物都要尽的义务，否则它们的种族就会在地球上灭绝。
“尊师重教”的口号被不断宣传。电视里播放的儿童歌曲有不少是歌颂老师的辛勤工作的。
这样的媒体内容把政权对大众、父母对孩子、老师对学生的关系壹起定义为上游者对下游者的恩情的关系，造成互为道德支援的效果。在2.3节中会对此作進壹步的讨论。
教育和文化传统
学校是政权行使潜移默化权的重要阵地。这努力主要集中在两门课：政治和历史。
政治课的主要内容是马克屎主义哲学和当今权力结构取得的各种成就。
历史课的主要内容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近代被外国频繁侵入的耻辱；共产党如何击败诸多敌人，领导中国走向重新辉煌。
这两门课的教学方法与数理化课程的不同是：在数理化课上，教材中会提出很多问题，老师也会提出很多问题。事实上，数理化课程的主要内容是对问题的思辨。而政治和历史课不允许提问，只需要记忆。从这壹点上可以说，政权在中学政治和历史课中行使的潜移默化权也是高度垂直的权力关系。那时文科之所以不受学生和家长青睐，被认为是不够聪明的学生才去学的方向，其原因之壹便是其灌输式的教育方式。
在职人员也被教育。1970年代，父母亲每天早上六点到七点要赶到政府去参加政治学习。学习的内容与他们的本职工作无关，主要是上级传达下来的为中央政权中权力斗争服务的舆论，如“批林批孔”、”批《水浒》投降派”等。
许多人对这样的潜移默化权有微词，但政权和各级机构对他们的潜移默化坚持不懈。有微词者早已习惯了被政权牵着鼻子走的无奈感，政权也深知水滴石穿的道理。
另壹种潜移默化来自于文化传统。每个社会成员从壹出生就在父母、各种长辈、左邻右舍、朋友伙伴的熏陶之下，受到文化传统的影响。比如，儿女听父母的话是壹种美德，这样的价值观就是文化传统的壹部分，并不需要媒体的反复强调。绝大多数在外面胆大包天为非作歹的孩子回到家被父母辱骂或殴打时都全无反抗。反抗父母的孩子被视为大逆不道。
权力的展览
学校经常要求全体学生在操场上列队，由校长和校党委书记训话。在政府和各种机构也经常有类似的大会。这是权力的展览，目的是让每个人看清楚自己在结构中的位置。这是实现潜移默化权的另壹种方式。
父母在家里打壹个不服管教的孩子是将父母的惩罚权在这孩子的兄弟姐妹面前的展览。老师在教室里体罚或羞辱壹个学生是将老师的惩罚权在其他学生面前的展览。在小镇的公判大会和刑场，执法者将罪犯五花大绑、宣布其罪名和判决，对其中宣布死刑者押在卡车上开赴刑场枪决。这对于当事者行使的是惩罚权，对旁观者行使的是潜移默化权。
在这些场合中，旁观者通常都站在权力关系上游者的壹边，抱着看热闹的心态，对被惩罚的下游者并无同情心。
促成这种娱乐围观心态的是几个因素：
旁观者把自己认同为权力结构的壹部分。冒犯权力结构就是冒犯自己，罪有应得。
在高度均质化的社会中，各种异类都被鄙视、嘲笑。冒犯权力结构者是异类的壹种。
除亲人和朋友之外，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调是敌意。同情心不存在。
对于没有安全感的人，他人的受难能给自己壹种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安全感和自豪感。
生存是残酷的斗争。残忍和冷漠是比丰富的情感更适合在这种环境中存活的心态，因而是多数人具有的心态。
1.8 对自然界的权力
本文中讨论的绝大多数权力关系都是复杂的现代人类社会之中的现象。权力欲的起源比这些现象古老得多，在所有的高等动物中都存在，是追捕猎物、争夺势力范围、争夺配偶、争夺社群首领地位等活动的驱动力。从这个角度，可以说权力欲是比人类社会中的权力更基本的现象。
由此可以从权力欲出发来对权力作出另壹种定义：壹个人或壹个群体行使自己权力欲的能力。
这个定义扩展了行使权力的对象：除了人，也可以包括自然环境、野生动物、资产等。
从这个定义来看，中国近年来的严重环境污染可以部分归因于人与大自然之间的垂直权力关系。大自然处在这个关系的绝对下游，对人的肆意侵入没有任何还手之力。
近年来屡见企业主将工业污水注入地下水层的报道（如【9】）。这些企业主对自然界的态度与他们对自己的权力关系下游者的态度同是出于行使权力的心理动机。
从另壹个角度说，在壹个高度垂直的权力关系中，在上游者看来，下游者与无生命的物体没有本质的差别，都是供他们使用的工具、是他们行使权力的对象。
野生动物也处在与人之间的权力关系的绝对下游，几乎被斩尽杀绝。在小镇上，除了老鼠和麻雀，几乎见不到任何其它的野生动物。
人对自然环境和野生动物行使权力有的主要是出于物质需要，如将工业污水注入地下水层，有的更多是出于精神需要，如猎杀某些野生动物。通常来说，下游者越难以驾驭，上游者在行使权力时得到的精神快感也越多。
我小时候，小镇上有许多漂亮的古建筑：县衙门、孔庙、高大的城墙和城门，都有至少数百年的历史，都在1970年代被拆毁殆尽。这也可以理解为那时的小镇人之于古建筑是高度垂直的权力关系，后者处在绝对下游，没有任何还手之力。
2. 小镇人的价值观
顾名思义，壹个人的价值观是他为其视野之中各种事物的标价：哪些东西有价值、给他以幸福感，值得去追求；哪些东西值得牺牲另壹些价值较低的东西去换取；哪些东西没有价值、不值得他的注意；哪些东西令他恐惧、他要极力逃避。
让壹个人恐惧、逃避的东西可以称为对他具有负价值。
人在幼年时的父母和环境的影响对他的价值观的形成有决定性的作用。皮亚杰认为，儿童对世界的认知有同化和调适两种方式。【10】他每新接触到壹个外界事物，如果是他已有的认知框架可以理解，他便将它消化吸收，使它成为他已有认知框架的有机的壹部分，这是同化的过程；如果不是他已有的认知框架可以理解，这个事物迫使他改变已有的认知框架，这是调适的过程。
人对新接触的壹个外界事物有两种可能的调适过程。第壹种是这个外界事物吸引了他的注意力、激起他的好奇心，他靠思考来主动调适。思考的过程扩展他的认知框架、磨利他的判断力、增加他的智慧。第二种是这个外界事物靠强力来重新设定他的认知框架。这是被动的调适。
在小镇人的幼年，他们被强迫接受父母的价值判断，没有过与父母平等探讨问题的机会。在学龄，所有与政权、国家、历史、个人价值观有关的教学内容都规定了标准答案，没有提问的余地。其结果是他们的认知框架是被父母、老师和社会的大力设定的，而他们自己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参与权或发言权。
因为他们没有思考的历练，他们的认知框架是刚性的，难以随着见闻的增长而主动扩展。
成年之后，他们闲谈的内容主要是搬弄是非。我从小听过父母与家中来客的无数的谈话，谈话内容都是对人物和事件的各自表述，从未听到过产生出新思想、新见解的讨论。
读书是稀奇的事。我与长兄的爱读书成了街坊四邻的新闻。母亲自己不读书，也为我爱读书而焦虑。她怕我长大后成为书呆子 – 壹种被社会鄙视的异类。
小镇人不思考、不读书、没有兴趣分辨事情的真相。在他们看来，真相和真理是迂腐的书呆子才关心的东西。
在这壹章中，我首先引入描述价值观的壹些概念，然后讨论小镇人价值观的几个侧面以及它们与权力结构的互相影响。
2.1 有关价值观的几个概念
价值观是个极为复杂的概念，也是隐藏在人的心灵深处、难以研究的现象。为了能从关于价值观的讨论中有所收获，在这壹节里，我引入观察价值观的三对视角：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个人价值观与群体价值观、生活的获得模式与存在模式，希望借助这些视角来获得对小镇人的价值观的壹些侧面的比较有条理的理解。
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
壹个人视野之中的事物可以分为外在和内在两类。
壹个人的食物、银行存款、房地产、家庭关系、社会关系等都不是他的身体或精神的壹部分，因而是他的外在价值。权力和地位都属于社会关系的范畴，因此也是外在价值。
壹个人的面子是由旁观者对他的态度来定义：被旁观者欣羨、仰慕时，他觉得有了面子；被旁观者鄙夷、轻视时，他面子尽失。所以面子也是外在价值。
壹个人的内在价值是其精神领域的价值：
在认知领域，包括知识、判断能力、是非善恶观、宗教信仰等；
在心态领域，包括快乐、安全感、勇气、自尊、自信、体验美的能力、对他人的爱心和同情心等。
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之间并没有完全清晰的界限。比如自尊：如果壹个人的自尊更多是决定于他人的看法，这种自尊就在更大的程度上属于外在价值；如果壹个人的自尊不取决于他人的看法，这样的自尊就属于内在价值。勇气、快乐、安全感、自信等也是同样的情形。
人的心理成熟的过程也是自尊、自信、勇气、快乐、安全感等素质由外在价值逐步演变为内在价值的过程。
壹个人的外在价值的总和可以称为他的领土，或势力范围 (territory)。这势力范围中也包括他的权力关系的下游者；他在心理上视他们为资产。人对其势力范围的重视与大型猛兽对其势力范围的重视出于同样的动物本能。
势力范围与个人空间两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近似，同指壹个人在心理上认定的自己。在本文中，我把个人空间用于壹个人作为权力关系下游者时的语境中，把势力范围用于壹个人作为权力关系上游者时的语境中。
壹个人的外在价值或势力范围可以被外力侵入、改变，因此需要他的保卫。事实上，保卫物质和精神上的势力范围是牵制了许多人壹生的绝大部分精力的活动。
虽然壹个人的内在价值也可以算作他的势力范围的壹部分，但由于外力无法侵入壹个人的内在价值，这部分势力范围不需要他的保卫。
人的所有外在价值和内在价值壹起构成他的价值空间。
个人价值观与群体价值观
同壹个社会中的每个成员被相似的环境哺育长大，所以他们对视野中的许多事物有相似的定价，这就是群体价值观。
群体价值观包括：哪些观念、行为、社会现实可被社会接受，哪些观念、行为、社会现实不被社会接受；哪些事是被社会成员普遍羨慕的荣耀，哪些事被大家鄙视、恐惧、嫌恶。
比如，在1980年代的家乡小镇，在商店买东西、在电影院的窗口买电影票时，不排队是普遍现象。总能成功加塞的人会因为有比别人更强大的生存能力而得到大家的羨慕，总被挤到后面的人被大家认为是生存能力低下。这样的看法被多数人共同持有，所以是群体价值观之中的壹项。
壹个人的外在价值，如地位和权力，有大的光环，容易为他人看见，所以外在价值是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共同追求的理想，也是群体价值观的主要内容。
壹个人的内在价值，如自尊、独立判断能力、好奇心、勇气等，是其内在的独特体验，难以为他人所见，也难以与他人交流，所以与群体价值观的重合度较小。
获取模式和存在模式
弗洛姆认为，人有两种生活模式：获取模式和存在模式。【11】两种模式都源自人的本性：获取模式源自人的两种原始欲望：求生欲和权力欲；存在模式源自人的更高级需要：体验生命、表达自我、实现自己的潜能、与他人的深层次的沟通等。
生活在两种模式之中的人有如下几个方面的不同：
（1）日常行为。生活在获取模式中的人的习惯性行为是获取或征服。获取的对象不仅包括钱、地位、权力、房产等有形资产，也包括并非有形资产的学习、记忆、交谈、阅读、爱、信仰等。比如，对于活在获取模式中的人，知识是壹种资产、是获取和征服的对象。古俗语“书中自有黄金屋”和1980年代初流行于中国主流媒体上的壹句诗“攻书莫畏难”可作为这种心态的两个注脚。生活在存在模式中的人的习惯性行为是体验或交流。对他们而言，生活的每个元素，如谋生、人际交往、学习等都是体验和交流的过程，在这些过程中他们改变自己、成长自己。
（2）看重的价值。生活在获取模式中的人看重的是外在价值，如钱、权力、名望。学习不是终极目的，而是帮助他们获取其它外在价值的手段。生活在存在模式中的人看重的是内在价值，以自我在知识、心态、精神上的完善为快乐，以自己内心生发的标准为指导自己生活和判读事物的标准。
（3）对生活的态度。生活在获取模式之中的人把自己看成永恒不变的个体。他们关注的活动是在已有势力范围之内行使权力、保卫已有势力范围的权力、扩张势力范围以获得更大的权力。生活在存在模式中的人把自己看成壹种过程，而获得、成长、失去、死亡都是这个过程的壹部分。
（4）对世界的态度。生活在获取模式中的人排斥所有不符合他们现有认知框架的知识。他们拒绝改变自己的思维习惯和生活习惯，把要求他们改变的声音视为对他们的势力范围的挑战。能够改变他们的力量只有来自权力关系上游的强力。生活在存在模式中的人把自己向未知的世界开放，能不断从世界之中吸收营养而成长。
（5）心态。生活在获取模式中的人的情绪随其势力范围的增减和外部环境的变化而起伏。他们不了解自己的情绪，也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些情绪。生活在存在模式中的人能感知、也愿意直接面对自己当下的各种精神状态。他们通过与自己的精神状态的交流而达到平安和快乐。
获取模式是被更多人采用的生活模式。广义上说，获取的欲望即权力欲，这包括对他人的权力和对物质资源的权力。
存在模式并不是个新概念。比如，佛经中早已指出物质的获取与快乐无关，如《无量寿经》：
“无田忧田，无宅忧宅，眷属财物，有无同忧。有壹少壹，思欲齐等。适小具有，又忧非常。水火盗贼，怨家债主，焚漂劫夺，消散磨灭。心悭意固，无能纵舍。”
《圣经》：
“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
在近代，有更多的思想家倡导存在模式。比如，克里希那穆提建议，有志于改造社会的年轻人的生活模式应该是“有创造性的不满”。这种生活被好奇心、爱心和创造性驱动，从无限的未知世界中吸取营养。其结果是自己的成长和社会权力结构向更平坦的方向的改变。
但在现实中，“有创造性的不满”是少见的现象。更多人采用的是这三种模式之壹：（1）顺从于社会的压力：违逆自己的意愿而屈居于权力关系的下游。（2）对社会的敌意的不满：试图以有形或无形的暴力将自己跻身于权力关系的上游。（3）出世或遁世：试图与社会的权力关系完全脱钩，以求得内心的清净。这些都不会改变社会中的权力结构的垂直度。
弗洛姆认为，绝大多数人的身上同时存在着两种生活模式的可能性，而具体哪壹种模式占据支配地位取决于外部环境。【11】
2.2 面子
面子可以定义为在当事者的心目中，旁观者对其社会地位的评估。旁观者的评估是当事者对自己在社会中的重要性的衡量，因此面子也可以称为重要感 (self importance)。
面子的重要性
面子在小镇人的生活中占据中心的地位。这需要几个条件同时满足：1. 当事者与旁观者的价值观的高度壹致。2. 旁观者对当事者的言行的高度关注，且通常是非善意的关注。3. 当事者对旁观者的态度的高度看重。
如果当事者与旁观者的价值标准迥然不同，或旁观者对当事者的言行并不关注、或是纯善意的关注，或当事者对旁观者的态度并不看重，面子都不成为重要的问题。
比如，在小镇上，对壹对没有生育能力的夫妇，上述几个因素的体现是：1. 当事者和街坊四邻都认为不能生育是社会的异类。2. 每个人把很大壹部分精力用于关心其他人的事，所以这对夫妇会招来街坊四邻的议论和鄙视。3. 当事的夫妇非常看重街坊四邻的议论和鄙视，所以他们背上了沈重的心理包袱。
这几个因素在小镇上的同时存在可以归结为壹个原因：群体价值观的高度强大。群体价值观强大，而个人的独立价值判断发育不良时，社会成员的价值观便具有许多方面的相似性。壹个人没有强大的内在价值空间时，其目光便只能聚焦在他人身上，也会极为在意他人的目光。
在群体价值观高度强大的社会中，众人的价值观如同整齐的士兵队列，任何壹个成员的不协调的小动作都异常显眼，马上被归为异类。对成为异类的恐惧使得面子成了社会成员行为规范的重要约束。甚至可以说，面子是除法律以外的社会成员行为规范的几乎唯壹约束。
壹对夫妇对外将领养的孩子谎称是亲生的也是出于面子。在传统之中，领养的孩子并不能算是传承了家族的血脉。被领养的孩子会成为左邻右舍的成年人们闲话的重要话题，也会被同龄的伙伴们歧视。但是，如果把领养的孩子说成是亲生的谎话成功地骗过了左邻右舍，就既成功地传承了祖先的血脉、讨得祖父母的欢心，又获得左邻右舍的认可。左邻右舍的态度比事实更重要。
有生育能力，却没有儿子，仍然会产生同样的面子问题。
绝大多数普通人家都会用尽终生的积蓄来盖房子。盖房子的首要目的是光耀面子，居住的方便反在其次。
父母对孩子的最大期望是为自己挣得面子。能服务于这个目的的孩子的成就包括：学习成绩排名在前；得到三好学生奖状；考上名牌大学；在社会上出人头地等。孩子成绩不好的父母在人前喜欢说的壹句话是：我这孩子很聪明，但就是不用功。这是弥补他们面子受损的尝试。
如果他们能仔细思考问题的真正原因，他们会发现不用功实际上是比不聪明难对付得多的问题。如果他们还能就此开展补救的工作，他们就有可能改变自己的老壹套教育手段，帮助孩子发现自己的潜能和热情，给孩子壹个更好的未来。但是能这样愿意发现问题、也愿意改变自己观点的父母很少见。
丢了面子对壹个人的精神打击比物质损失要严重得多，如我的外祖父因为没有儿子而精神失常。他把在祖宗牌位前无成绩可示、在父老乡亲前低人壹头看成不能承受的耻辱。
在土改、反右和文革中全国有成千上万的人被羞辱后自杀。许多人自杀的原因并不是物质条件不允许他们活下去，而是不堪面子受辱。
弗洛姆的观察是：“人对成为异类的恐惧胜过对死亡的恐惧。”【11】如果壹个人没有强大的内在价值，这两种恐惧感在他的价值观列表中就会遵循这样的排序。当他的精神依托 – 他人的裁决 – 突然与他反目时，自杀就可能会成为他们的自然选择。
在这些运动中也有少数人有意与群体价值观保持距离。或者说，他们有强大的内在价值，不惧怕成为异类。结果是他们虽然受了皮肉之苦，但在精神上并未受到实质性的摧残。
埃列娜.罗斯福说，“没有妳的同意，没有人能羞辱妳。”这说的也是建立强大的内在价值是抵御群体价值观的攻势的有效办法。
对面子的在意是权力欲的第二种表现：保卫权力。这是小镇人重要的精神需要。
壹个人的面子是他在生活的各个坐标系中 – 同事之间、邻里之间、家族成员之间 – 的地位的合理合法性。他的生活的主要目的就是证明他在每个坐标系中的地位的合理合法性。
他如此在意他的地位的合理合法性，因为他在任何事上的发言权不是由事情的对错是非决定，而是由他在别人心目中的地位决定。
爱护面子不仅是小镇人的主要精神需要，也是他们的物质需要。由于小镇权力关系网的致密，不成为这个关系网的成员很难在小镇上生存下去，而成为这个俱乐部的合法成员的前提条件是被众人的目光审视。
因面子而起的各种冲突
由于大家对面子的看重，在有冲突发生时，壹种重要的攻击手段就是让对手丢面子。权力关系的上游以此作为对下游的惩罚，如小镇人民广场的公判大会以羞辱罪犯的方式来警示冒犯权力结构的严重后果。这警示对当事者和旁观者都有效。
我的邻居中有几位悍妇经常扯著巨大的嗓门骂街，其目的也是提升自己的地位、让对手丢面子。
对面子的直接侵犯是许多社会矛盾和摩擦的起源。并且许多起因于物质利益的冲突也被当事者解读为面子保卫战。比如，壹家在新建或扩建自己的院子时多占了邻居的壹平方米的空间，他们之间的冲突就会升级为面子之战。最终的胜者赢得面子，输者引为奇耻大辱。家庭中的夫妻纠纷、父子纠纷也经常是由小事而起，升级为面子之战。
为了保卫面子，权力关系上游者可以随意修改事实、随意羞辱下游者，不顾下游者的自尊心、安全感。
因为上游者并不关心事实如何，下游者对上游者通常并无信任。下游者需要做好的只是壹件事：讨得上游者的欢心，为此他也随意修改事实，毫不犹豫地说自己不相信的话。
老师很在意在学生面前的面子。很少有老师在课堂上承认自己的错误。同样，父母很少在孩子面前认错、机构的上级很少在下级面前认错。
自省是壹种罕见的美德：自省是承认自己的无知、发现自己的过失，这是内在价值的经营。多数小镇人不知道有这样的内在价值的存在。
由于对当事者最重要的不是事实本身，也不是当事者自己的判断，而是旁观者的判断，生活的目的都归结为向旁观者证明自己地位的合理合法性。
人要证明的自己只能是已知的自己，所以壹个力图证明自己的人无法将注意力向未知的世界开放。他将有限的自己对无穷无尽的未知世界封闭起来，无法从中吸取营养。他没有被改变的愿望，也没有感悟、发现、成长的能力。
也正因为无法从成长的过程中寻找乐趣，他只能通过不停地证明已知的自己来定义自己的价值。
各级权力结构的面子
各级权力结构也都高度重视自己的面子：
（1）家族的面子。家族里有人当大官、有孩子考上大学、女儿嫁给了有权势的门第，这些都是光耀家族脸面的事。反过来，壹个人做出所谓的“丑事”会给他的家族的面子上蒙羞。“家丑不可外扬”说的就是这种情形。面子的极度重要性意味着家族只能面对光彩，而任何壹点瑕疵都是羞辱。
（2）各种机构的面子。同许多家庭都用尽财力盖房壹样，每个机构都用尽财力修筑气魄宏大的建筑。学校热衷于搞校庆，歌颂自己的各种成就。中央权力机构热衷于搞豪华的运动会和世界首脑论坛、斥巨资兴办奥运金牌体育。
（3）国家、民族、政权的面子。中学历史课的主要内容，如中华五千年文明、近代被西方列强和日本侵入的屈辱、共产党政权的辉煌成就，都是从各种角度维护当今政权的面子的努力。政权尽力隐藏自认为没有光彩的事。1976年唐山地震后的第二天，新华社通稿对灾情只用“震中地区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的话壹笔带过。【12】尽管政府对巨大的伤亡并无直接责任，他们对自然灾害的第壹反应是这损害了他们全知全能的高大形象。直接损害到政权的合理合法性的事件如六十年代初的大饥荒和八九年的天安门镇压则是严格禁止讨论的话题。
2.3 控制欲
壹个人对面子的重视可以解读为他保卫权力的努力。另壹方面，小镇人也见缝插针地在每日生活中行使权力，这体现在对下游者的控制欲。
免疫力与控制欲同时发育
母亲退休后，就小时候的经历写了比较详尽的回忆录。其中记载了这样壹件事：外祖父去世后，她的几个姐姐早早出嫁，她与外祖母两个人度日，与外祖母的几个妯娌（即母亲的婶婶）的家庭同住壹个四合院中，不时有摩擦。壹天，她到邻居大妈家借东西，把外祖母在家对妯娌的怨言，或许还加了自己的壹些想象，告诉了邻居大妈。母亲这话后来传回外祖母的耳朵里，外祖母勃然大怒，拿出壹根绳和壹把刀，让母亲选壹样了断自己。那时她大约十岁。
母亲壹辈子没忘儿时这壹幕，可见这事对她刺激之大。但回忆录的字里行间没有怨恨，而是感恩外祖母严格有原则。
这件事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理解：
（1）母亲将外祖母的话转告邻居，是将最亲近的人之间的秘密外泄。如果母亲在谈话中还加入自己对那位婶婶的恶意，这是失之宽厚。以壹般的伦理道德来衡量，这都是过失。父母给以适度的惩戒是可以理解的。
（2）外祖母在背后说亲戚的坏话同样不合壹般的伦理道德准则。她的大怒壹部分是因为孩子的过失，壹部分是因为自己的做法被女儿暴露后面子有失。人保卫面子的壹个常见手法是迁罪于权力关系的下游者。
（3）外祖母的剧烈反应反映出其价值观的几个侧面：自己对孩子有完全的控制和任意惩罚的权力，使用包括死亡恐吓在内的手段；孩子没有安全感的需要，也没有合法不受侵犯的个人空间。这些以现代教育思想来看是极残忍的，不论孩子做了什么事。但是符合当时农村的群体价值观。
（4）外祖母做出这样剧烈反应的另壹个原因是她处在盛怒之中。我猜想，即使是在那个时代，多数人在心平气和时都不会对自己的孩子做出这样的举动。我的童年记忆之壹是小镇上的许多成年人都经常处于盛怒之中。他们或者是意识不到自己正处在愤怒之中，或者认为盛怒是他们此时此地唯壹合理的反应。他们不知道自己有驾驭自己情绪的可能。
（5）如果母亲作为壹个十岁的孩子在这件事上有过失，那麽外祖母应该为这些过失负起主要责任，而外祖母首先想到的并不是自责。
（6）母亲当时的反应是恐惧，而不是怨恨或指责，说明她在心中认同外祖母对她的恐吓。这是由于年幼的母亲在价值判断上完全依赖外祖母。也正是由于这样的完全依赖、完全信任，外祖母的威胁在母亲心中刻下的伤疤要比某个不相干的人的同样威胁深得多。母亲在回忆录中提到几次最快乐的童年回忆都是被外祖母赞许的时候，由此似可见她在外祖母身边如履薄冰、急于取悦的心态。
（7）外祖母的严厉使母亲后来处事极为谨小慎微，这可能也让她躲过了不少麻烦，为此她感激外祖母严格有原则。但母亲在晚年仍然全盘认同外祖母的做法，视其为正常、合理，这意味着母亲继承了这样的世界观：权力关系上游者对下游者个人空间的随意侵入是世界的正常秩序的壹部分。所以她对她的权力下游者也会做出类似的事。
人适应环境的能力是惊人的。在母亲长大的过程中，其个人空间被不断强力侵入，她也随之发育出强大的免疫力来保护自己。这免疫力就是她对自己的个人空间的紧紧守护，像溺水者紧紧抓住那块救命的木板。在我的印象中，母亲对所有的来访者都客气而保持距离，小心藏好心中的真实想法。她没有任何推心置腹的朋友。
母亲只有在家里才能彻底放松神经，而这意味着她可以在她的丈夫和孩子身上施用外祖母曾经用在她身上的手段。
母亲与外祖母壹样，极在意面子、常常动怒、对孩子们极为严厉、意识不到孩子们的情感需要。这在我身上产生的效果是：
（1）我根本想象不出反抗她的意志是什么样的场景。阿伦特说，权力的反面是暴力。这话的意思是：上游者拥有绝对的权力时，下游者根本不会想到反抗，所以上游不需要使用暴力。母亲对我也不需要使用暴力；她的脸壹沈，我便全身被恐惧感笼罩。
（2）大壹些后，我见到权力关系的上游者，如高中的校长、大学的系领导、工作单位的大老板，便手足无措、思维停滞、口齿嗫喏。这只能是来自于母亲的影响：或是我把自己在母亲面前的表现用在了见到其他上游者的场合中，或是由于母亲自己在她的上游者面前的类似表现对我的耳濡目染，或两者兼有。
（3）我从小即不与她交流心中的任何想法。这可以解读为我紧紧把守自己的个人空间的努力。这与母亲的做法壹样，都是出于求生欲。
人可以无限制地侵入权力关系下游者个人空间的传统源远流长。Arthur Smith的《中国人气质》记载了这个发生在清末的故事【2】：
“壹位盲人找我来医治眼睛，讲起他的事。他是离家在外时惹了事，被人用生石灰烧瞎了双眼。他嫂子对他说：‘妳凭什么老是到我家来吃饭！我们这儿没妳住的地方。要硬的有刀，要软的有绳，妳只配要这些东西！’他说，如果没有办法医治，他大概就会在‘硬的’和‘软的’之间选壹样解除痛苦了。”
这位嫂子的威胁手段也是刀和绳子，由此看来外祖母的做法并非特例，而是中国近代威胁权力关系下游者的壹种习惯做法。
母亲大约十五岁时，外祖母决定改嫁。改嫁的主要原因是：
（1）家中孤儿寡母、久无男人撑门面，给外祖母造成巨大心理压力。壹个例子是，到了秋收季节，村里的壹些好吃懒做者会去没有势力的寡妇家的地里偷粮食。在这个权力关系中，外祖母是下游者，好吃懒做者是上游者。
（2）为母亲继续上学筹措学费。
寡妇改嫁，便成了被人在背后指点的异类，女儿在社区中的面子大受折损。在外祖母与母亲之间的权力关系中，外祖母开始成为下游者，而母亲成了上游者。母亲虽然知道继父给她提供了上学的所有费用，但壹直到自己三十多岁、继父去世时都对他相当冷漠。这不能不说是她理解和同情他人情感需要的能力极为有限，而播下这果实的不是别人，正是与晚年继父相濡以沫的外祖母。
另壹方面，虽然母亲对我的教育手段中包括威胁甚至恐吓，但是从未达到外祖母的刀和绳子那样恐怖的程度。这说明在教育方式的传承之中也有变异。变异的几个可能原因是：（1）母亲的性格不可能是外祖母的完全拷贝；（2）母亲受过师范程度的教育，而外祖母是文盲，因此对孩子的教育方式必然会有所不同；（3）时代环境的不同会对个人的做事方式产生影响。
在小镇权力结构之树的任何壹个分支，上游者都惯于随意侵入下游者的个人空间。这包括父母之于子女、老师之于学生、机构中的上级之于下级、政权之于冒犯它的人。
小镇上的异类，如生理缺陷者、智力障碍者、老实人、书呆子，处在所有人的下游。他们被大家嘲笑、起绰号。他们的个人空间被肆意侵入。大家嘲笑他们的动机也是行使权力的满足感。
终其壹生，小镇人的个人空间都被权力结构强势侵入：在幼年，被家族的权力；在学龄，被学校的机构权力；长大成人后，他不依附于由政权的权力、各种机构权力和各种动态权力结构交织而成的权力结构便寸步难行。权力结构日复壹日、年复壹年随意侵入他的个人空间，他得以存活下来的唯壹防御手段是发育出强大的免疫力、长出如久经枪林弹雨的老兵那样的钢铁神经。
同时他的控制欲也在日复壹日、年复壹年的耳濡目染之中发育、成长，他已经准备好了用同样的手段来对待在他下游的人。
以控制欲为前提的同情心
权力关系上游者对下游者的同情心并不鲜见。那时多数小镇人都壹贫如洗，且没有医疗保险，壹旦生了大病，普通人只能到他们的工作单位领导那里去求情，请权力结构解囊救济。他们的请求在多数情况下都能得到回应。小镇上不时有叫花子挨家挨户讨饭。叫花子的存在说明他们能得到施舍，生活能维持下去。
小镇上叫花子的神态卑微、凄惶，与满脸自信的美国叫花子完全不同。他们只有把自己的地位降到居于所有人的绝对下游才能燃起大家的同情心。
同情心是建立在下游者完全顺服的基础上，或者说，建立在下游者对权力关系不构成任何挑战的前提下。可以想象壹个平时喜欢挑战领导权威的刺儿头在家人生重病时会遇到多大的麻烦。
官员对平民的“访贫问苦”等同情心的表示也都是建立在后者对权力关系不构成任何挑战的前提下。
母亲同情弱者，喜欢接济穷人。母亲在家中接待的访客许多是无权无势的平民，但我从未见过哪位客人被她怠慢。但母亲对我与对她的下属壹样控制欲极强。她不认为我们有独立的判断力、独立的价值观。我完全顺服母亲的心意时，她对我的照顾无微不至。
下游者对上游者的同情心不存在。2020年三月下旬，美国和日本的新冠肺炎疫情泛滥时，沈阳的著名品牌“杨妈妈粥店”“在大门外竖立充气拱门，挂上印有‘热烈祝贺美国疫情 祝小日本疫帆风顺长长久久’的横额”。【13】在横额作者的心理之中，美国和日本这样的国家居于他的上游，所以在这些国家受难之时，他的心中有巨石落地的喜悦之感。
同情心和同理心的“同”字的意思是自己与他人的感受相同，这首先要求自己有能力体会到同样的感受。否则同情心和同理心就无从谈起。《晋书·惠帝纪》载：“及天下荒乱，百姓饿死，帝曰：‘何不食肉糜？’”这位晋惠帝不理解百姓挨饿的感受是因为自己没有能力体会挨饿的感受。
同样，不看重内在价值的人也无法准确理解他人的感受。比如，如果父母自己没有独立思考和判断的习惯，就无法理解孩子的独立思考和判断是壹种合理合法的权利。反过来，父母自己在长大时因个人空间被频繁侵入而痛觉神经已经麻木，所以他们也想当然地认为孩子的痛觉神经也同样麻木。
父母对孩子的控制、羞辱、否定不等于对他们不负责。在改嫁前，我的外祖母养鸡而自己舍不得吃壹个鸡蛋，而是卖了攒钱做两件事：买盐；交母亲的学费。改嫁后，夫妻俩壹起供母亲上学直到师范毕业。在几乎家家赤贫、重男轻女仍然相当严重的1950年代的家乡农村，女孩壹路读到师范毕业是相当罕见的。这是外祖母以她自己的价值观来定义的母爱。这种母爱之中不包括鼓励孩子的独立判断、理解孩子的情感世界。
恩与孝
中文里有壹个字与同情心相关：恩。恩与爱类似，同指壹个人对另壹个人的在责任之外的善意帮助。两个词的不同是恩只适用于权力关系的上游者对下游者，而爱与权力关系无关。权力关系的下游者没有资格对上游者施恩；向上的善意通常被解读为阿谀逢迎。
壹种重要的恩是父母对儿女的抚养之恩。从上壹段讨论的恩的定义出发，承认父母抚养孩子是壹种恩情需要承认壹个前提：父母对儿女并无抚养责任，或责任极为有限。溺杀女婴的做法说明这正是中国传统中的现实。
老师对学生的关爱也是恩情。这首流行的儿童歌曲《每当我轻轻走过妳窗前》是对这种恩情的叙述：
静静的深夜 群星在闪耀
老师的房间 彻夜明亮
每当我轻轻走过妳窗前
明亮的灯光照耀我心房
啊 每当想起妳
敬爱的好老师
壹阵阵暖流心中激荡
把壹种关爱定义为恩情也就定义了壹种权力关系，恩情的受者在其下游，要完全顺服于施者的意愿。否则就会被大众视为忘恩负义。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父母的抚养之恩是壹种巨大的恩情，所以关于报答这种恩情的美德，中文里有另壹个极重要的字来描述：孝。孝通常包含两层意思：对父母生活上的照顾；顺服于父母的意愿，或顺服于父母的权力。
孝与忠的内容相似，都是提倡权力关系下游者对上游者的无条件服从。比如，在中国民间影响很大的《弟子规》中详细论述了儿女应该与父母保持什么样的关系：“亲所好，力为具，亲所恶，谨为去。身有伤，贻亲忧，德有伤，贻亲羞。”
这段话的逻辑是：（1）儿女行为的价值标准不是出于儿女自己的独立判断，而是出于父母的好恶。（2）承担儿女行为的最终后果的人不是儿女自己，而是父母。
换句话说，孝与忠都是提倡权力关系上游者对下游者的绝对控制，是以道德规范的形式把上下游之间的权力关系固定下来，是整个社会对每个个人的潜移默化权。
孝心与爱心也有许多相似之处。它们的不同之处是：孝心是有严格方向性的，在权力结构中由下指向上，同恩情正好反过来。
3.4 不安全感和恐惧感
不安全感起源于动物的求生欲，即对死亡的恐惧。现代人拥有的资产比动物多得多，也就是说，他们比动物离死亡的距离远得多。按道理，这应该意味着他们的恐惧感比动物少得多。但事实并非如此。现代人的不安全感似乎与其势力范围的规模成正比：他的地位、权力、面子、各种有形资产、家人和朋友都是他的势力范围的壹部分，所以都是他的牵挂对象，而其中的任何壹个细节有损失的潜在可能性，都会给他带来不安全感。
不安全感与恐惧感是内容相似、程度不同的概念：在不敢面对某件有可能发生的事时，人产生不安全感；在不敢面对某件极有可能发生、壹定会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事时，他产生恐惧感。
不安全感
没有能力進行独立判断、独立选择人生方向、并独立为自己的决定承担代价的人可以称为具有依赖型人格。依赖型人格必然导致不安全感：他们心理上的所有依赖对象，不管是父母、朋友、各种群体，还是自己势力范围之内的各种资产、对未来的各种期望，都有可能离他们而去。
孩子直到长成成年人之前都要在心理上和物质上依赖于父母。这些依赖导致了他的不安全感。如果父母能经常鼓励孩子的独立判断与承担、经常给孩子以冒适当风险的机会，孩子就有可能慢慢挣脱依赖型人格的保护壳，获得心理独立。
小镇人在摆脱不安全感和获得心理独立的路上有重重的阻碍：
（1）在幼年，他们的父母利用权力关系上游的地位威胁、羞辱孩子、否定他们的判断、提出各种不切实际的要求，如让他们变聪明、长成高个子。孩子并没有足够的心理成熟度来甄别这些判断和要求的合理性，因此时时为不能让父母满意而惶恐。
（2）在成长的年代，他们的父母把他们当作永远的孩子看待，不给他们以锻炼心理独立的机会，试图把他们永远置于自己的羽翼之下。
（3）在成人之后，他们的个人命运高度依赖于权力结构。地位高的担心失去地位；地位低的不知道在他们每天要等待的有形和无形的窗口前，谁会随时插到自己的前面。
如前所述，面子是旁观者的态度，而旁观者的态度并不操在当事者自己的手中，所以对面子的看重也是依赖型人格的壹种表现。地位越高，旁观者越众，由面子而生的不安全感也越大。
人被不安全感驾驭的结果是耗费了生命的能量。由于现代社会的丰富生产力，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有壹定资产储备，这本来足以保证他们不至冻馁而亡；也就是说，他们在壹生中的绝大多数时候并不存在不安全的问题。但事实上，他们总在被不安全感驱使。这使得他们没有多余的精力来从事更有趣、更有创造性、更能表达他们的内在潜力的活动。
中年时的父母亲享受了不少他们并不大的权力带来的利益，而他们耗费感情最多、对他们心理压力最大的事也正是工作单位上的权力斗争。母亲抱怨同事的嫉妒、小报告、未被提拔。父亲抱怨被同事挤压、被上司欺负。他们害怕壹次又壹次的廉政反腐运动查到他们头上。
母亲从三十多岁开始严重胃痛，经常要将胃部紧紧抵住桌角来缓释。退居二线后，胃痛不治而愈。
五十岁时，母亲又患上心脏病住進医院。检查发现心脏和血液指标壹切正常。七十多岁后，她的心脏病也不治而愈。
阿德勒说：“即使是成年人都很难了解自己、很难把握自己的心理成因，也就是说，很难弄清楚自己的好恶和情感究竟缘起何处。”【14】小镇人在勤勉地获取权力和势力范围时，不知道驱使他们辛勤劳作的动力是自己心灵深处的不安全感，而这种动力已经将他们的生命能量蚕食殆尽。
恐惧感
母亲年轻时的不安全感与中年后的恐惧有所不同。年轻时不安全感的来源是近处、有形的；引起她不安全感的威胁消失，她的不安全感也随之暂时消失，直到下壹个威胁出现。中年后的恐惧的来源是人生更根本的问题：衰老、疾病、死亡，它们永远不会消失。她所依附的群体价值观也无法就这些问题给她以壹个满意的答案。
死亡的问题是对获得模式的严峻挑战。壹个人的死亡意味着他在世时获得的所有的东西都彻底失去，这使获得模式成了竹篮打水壹场空。
壹部分人对这个挑战的回答是宗教。寺院和道观里经常挤满了香客，他们之中的许多都在祈愿在现世和来世能继续他们的获得模式。
活在存在模式中的人把获得和失去都看作人生体验的壹部分，所以能以更平安的心态对待死亡。
养儿防老的传统就是来自于对衰老和死亡的恐惧感。父母抵御这种恐惧感的武器是处在他们权力关系下游的孩子。他们普遍希望孩子长大成人后能留在自己身边，在自己老而无依时陪侍左右。
死亡也是在孩子们之中引起巨大恐惧感的话题。幼年的我对死亡极度恐惧，这应该来自于父母的影响：（1）父母自己对死亡的恐惧与无奈对我的耳濡目染。（2）父母与我之间对此没有坦率的交流。（3）母亲用自杀来威胁父亲，而作为旁观者的我对世界的了解还没有成熟到那样的程度，看出这只是壹种权力斗争的手段。
对于心理不能独立的人，如孩子，对其心理依赖对象的威胁比对他自己的威胁更加令他恐惧。威胁到他自己时，他会下意识地缩回他的依赖对象的怀抱之中；这是他全部安全感的寄托所在。但是，如果他的依赖对象自己的生存悬于壹线、或要离他而去时，他的所有防御都坍塌了。
如果壹个人的价值观高度依附于群体价值观，而群体价值观突然与他反目，会给他以同样的极度恐惧感。
1989年学生运动时，我在北京读书。虽然我并未积极参与其中，但是经常去天安门广场，目睹了运动的全过程。这已经让家乡的母亲担忧不已。听到6月4日电视台发布平暴命令，母亲便六神无主、失魂落魄、满院子磕头求神告佛，像疯了壹样。共产党曾是她的全部心理依赖，而那天晚上，这巨大的靠山忽然变成了向她压下来的大山。
我的壹位同学在省城因领导学生运动被地方公安机关通缉，在外地藏了半年多，躲过牢狱。其父却在不久后心脏病突发去世，当时刚五十出头。
这是1989年北京学生运动被镇压之后几位被通缉的学生运动领袖的父母的情况：（1）王超华于同年辗转逃出大陆，她的父亲、著名历史学家王瑶，于同年12月去世。据戴晴回忆，王先生是“差不多因她而死”。（2）1990年，柴玲的母亲在柴玲逃离中国后不久去世，年五十岁。（3）张铭的父母“在电视上看见通缉令上儿子的照片才知道他干的事。他此前没有告诉父母，因为他知道他们壹定会设法阻止他。看到他成了国家的敌人，父亲血压突然升高，险些丧命，后来留下好几种后遗症。”【15】
我没有听到、读到过任何壹位学生运动领袖的父母视他们的儿女为英雄。他们的个人价值观的大厦在群体的土地上扎根太深，没有能力在属于自己的土地上再修筑壹座了。
禁忌话题
逢年过节、生日寿诞、各种聚会上，可听到各种吉祥祝愿，通常围绕着三个主题：福（连年有余、岁岁平安等）、禄（官运亨通、平步青云等）、寿（长命百岁、寿比南山等）。这些愿望的反面是禁忌话题。
诸多禁忌话题的存在与多数小镇人活在获得模式之中有关。获得资产、扩大势力范围是人生的成就，失去势力范围是丢脸的事。没有人愿意成为人生战场上的输家，所以没有人知道如何面对这些失去。对耄耋老人，大家都会说他壹定会长命百岁。对重症病人，大家都会说他壹定能战胜病魔。没有人与他们讨论如何面对另壹种大得多的可能性：在地平线不远处的死亡。
小镇人以权力斗争的心态面对死亡的话题：要么把死亡置于下游，拿出不怕死的大无畏态势；要么被对死亡的恐惧感驾驭，完全回避这种讨论。这可以称为权斗式思维。他们不知道有以平等、开放、平安的心态讨论死亡，并从中发现生活的新意义的可能性。
他们也用同样的权力斗争式思维来看待其它壹些话题，如钱：要么终日被利驱使，要么作出视金钱如粪土的清高姿态。
活在不安全感之中的人寻找安全感的对策之壹是如南极冰盖上的帝企鹅那样抱团取暖、与群体紧紧依附。在这铁板壹块的群体之中，任何个人的独立意志都被视为异类。小镇上的各种被嘲笑挖苦的异类都是因为他们无法成为铁板壹块的群体之中的合格成员，即使这些人可能只是有与群体相异的外表，如生理缺陷，而并无独立于群体的意志。为个人信念殉难的林昭和张志新都是被抱团取暖的群体排斥。她们殉难近半个世纪后的今天，这些人的名字还是媒体上的禁忌话题。权力结构不知道如何讨论这样的话题而不丢失面子。
自己的精神无法独立，所以也不允许别人精神独立，这样的心态可以称为窒息式团结。中国的海外移民潮壹百多年来持续不断，除了经济的诱因，对这种窒息式团结的抗拒应该是原因之壹。
抱团取暖的群体虽然体量巨大，其成员们的安全感仍然脆弱。比如他们不敢面对其中某个子群体的独立意志。即使它只是精神意义上的独立，而非地缘或政权意义上的独立，这仍然会严重损害群体的面子，导致整个群体的不安。中央政权压制边疆异议的最有效手段就是给它们贴上地缘独立的标签，把他们打为异类。这就点燃了华夏大地上抱团取暖的十几亿人心中的不安全感，使得持异议的子群体不再只是政权眼中的麻烦，而马上成为全民共讨之的公敌。所以持异议的子群体如藏族、维吾尔族、港人、台湾人等都压制自己心中的想法，把“独立”这个字眼视为在公开场合严重禁忌的话题，以免引燃那个体量巨大的不安全感中蕴藏的毁灭性力量。
个人的不安全感被权力结构鼓励
权力结构乐于见到个人的不安全感和恐惧感，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死心塌地地依附。中央政府的每壹次大批判、大镇压、县政府的每壹次公判大会、老师对每个挑衅的学生的体罚和羞辱都是在不同尺度上的惩罚权的展览，以在观者心目中壹次又壹次地加固他们的恐惧感。
与高夫曼熟悉的监狱等全控机构【16】不同的是，小镇权力结构之中的每个人既是囚犯也是狱卒。小镇人小时候每天在家接触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在学校接触的老师和同学、长大成人后接触的同事和上级，都被或多或少的不安全感驱使，都有同样的从感情到物质上对权力结构的依赖、同样的对陌生人的敌意和排挤、同样的面对老去、疾病和死亡的无奈和挫折感。榜样的力量每天都在小镇上演，观者把这些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中，然后在自己的生活中做出来，给别的观者作榜样。
缺乏安全感的人如溺水者，身边所有可以抓得到的东西都是他的救命稻草，这包括他自己的孩子。他把自己给孩子的付出当作恩情，因为没有安全感的人也不觉得自己对他人有任何义务，尤其是对在自己下游的人。
3.5 多重价值标准
人壹生的无数过往经历塑造了他对各种事物的许多不同看法，在每壹次重大的选择关头也有许多不同维度的考虑。这些都是他的价值空间之中的成分；其中的每个成分都有影响他的每个人生选择的潜力。
可以以买房作个比方来观察人生的壹次重大选择的过程：
（1）买房者有许多个方面的考虑，如面积、户型、价位、地段、学区等。
（2）完全满足自己在所有这些方面的要求的房子在市场上并不存在，并且有些标准之间甚至是完全自相矛盾，如面积、地段和价位。
（3）买房者必须了解每壹项要求对自己的相对重要性，然后割爱那些相对不重要的项目。这可以说是壹个整合价值空间的过程。
（4）如果对自己在每壹个方面的要求对自己的重要程度了解准确，他的整合是成功的；他作出的选择会让自己在今后很长时间中受益。反之会在未来出现种种问题。
同样，人的每壹次其它的选择也都是价值空间中的各种价值发生冲突、竞争的过程。善于思考的人把这些冲突看作了解、整合自己的价值空间的机会，在比较和判断中选择对自己更重要的价值，放弃另壹些重要性较低的价值，也为此决定承担代价。
不断整合自己的价值空间的努力通向孔子说的“吾道壹以贯之”的境界。这话可以理解为用壹个统壹的价值体系来指导生活的所有方面。
小镇人不作这样的努力。他们在不同的场合使用不同的价值标准，且并不为之感到困惑。下面讨论这种多重价值标准的几个方面。
群体价值观之中的自相矛盾
我的父母亲在他们的同事之中属于胆小守法的壹部分。看到周围的众人用手中权力大肆给自己捞取，他们心态矛盾。壹方面，这有违他们心目中的道德准则和政权的明文规定；另壹方面，他们认定那些胆大妄为的是社会主流，而自己是处处吃亏的胆小鬼。
造成他们这矛盾心态的有两个因素：1. 群体价值观之中的多重价值标准：政权和文化传统中标榜的价值标准与现实世界里通行的价值标准南辕北辙。2. 这两套价值标准也同样在他们的意识之中南辕北辙，而他们没有能力進行独立的价值判断，不知道自己该用哪壹套。他们既不敢面对由于胆小怕事而放走了眼前利益的后果，也不敢面对由于胆大妄为而被政权惩罚和羞辱的后果。
那时有壹种说法：学校的政治课老师都姓吕，上边壹张口说的是壹套，下边壹张口说的是另壹套。
诗人北岛的最广为人知的两句诗是：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这两句诗得到最多的读者共鸣的原因也是他们强烈感受到的社会中两套价值标准的鲜明对比。
这样的对比可以上溯到古代。黄仁宇《万历十五年》记载，明朝大学士申时行“对理想与事实的脱节，却有壹番深切的认识。他把人们口头上公认的理想称为‘阳’，而把人们不能告人的私欲称为‘阴’。”
“阳”和“阴”两套价值标准如同计划经济中的官市和黑市。官市居于大街闹市、美轮美奂，但货架空空；黑市被官方宣布为非法，只能在小巷深处交易，但商品琳瑯满目。懂得灵活游走于官市和黑市之间的人是被群体价值观青睐的俊杰，无此能力的是被大家嘲笑的书呆子。
“阴”的价值标准不被允许合法存在，是因为权力关系的上游者必须要把自己打扮成伟大光荣正确、没有任何过失的英雄。在垂直的权力关系中，不管是政府官员对下属、老师对学生，还是父母对子女，上游者比下游者遥遥高出的地位都需要这样的形象来维持。
西方社会对这两套价值标准的矛盾的因应措施是承认阴面的存在，并发展出公开制约的制度：选举制度，以在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产生互相制约；三权分立，以在不同领域的管理者之间产生互相制约。每个人都需要被公开的制度约束，没有人需要把自己打扮成完美无缺的伟大人物。这样的制度就把权力结构变得平坦。
价值标准因权力关系而异
高夫曼认为人有前台和后台两个自己。前台的自己是表演给周围众人看的，后台的自己是脱下了戏装的自己。【17】根据这个理论，可以说小镇人因观众的不同而有多个前台：他们对权力关系的上游者温顺，对下游者强横。
鲁迅注意到同样的两面表现：“可惜中国人但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所以即使显著凶兽相，也还是卑怯的国民。”
下游者对上游者的温顺只是由于上游者的更高的地位；或者说，只是由于上游者的外在价值。如果外界环境的变化使得上游者和下游者的位置发生互换，曾经的下游者的态度便会逆转。这样的例子包括土改期间贫雇农对地主富农的关系和文革期间中学生对老师的关系（见1.3节）。
这种两面表现并不是中国人特有的现象。德国社会学家阿多诺用德语中的壹个俗语来形容这样的人格：“骑自行车者人格”，意为对上哈腰、向下猛踩。
两面表现并不矛盾：对上游者温顺是出于求生欲，对下游者强横是出于权力欲，两者都出自人的动物本能，如丛林中的动物见到弱小的就霸凌，见到强大的就恐惧。
价值标准因亲疏而异
小镇人的同情心和爱心只适用于熟悉的人之间，包括亲人、邻居、同事、朋友等。这是因为熟人之间的关系不只是权力关系。他们之间还有频繁的交流，他们之间的关系中有爱的成分。这满足了他们的归属感，也拉近了他们之间的心理距离。亲情和友情是小镇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陌生人之间的关系的基调是冷漠和敌意。在小镇附近的公路上曾经发生过长途汽车上满车的乘客被两三个匪徒逐个洗劫的事。匪徒只有匕首，并没有枪。整车乘客的力量加起来比匪徒强大得多。如果是在壹个陌生人之间有基本的信任和默契的社会中，这样武装程度的匪徒恐怕没有将整整壹车旅客逐个洗劫的胆量。
孩子之间也是同样的情形：同情心和爱心只存在于最亲近的朋友之间，与其他孩子的关系基本上是以大欺小的丛林式关系。
对于任何壹个人，他的社交圈子的体量只是他所在的社会的体量的极小壹部分，这意味着他的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于他而言都是陌生人。这有两个重要的后果：
（1）由于陌生人之间的关系的基调是敌意，他必须懂得在致密的网状权力结构中生存的艺术，否则他就几乎无法在小镇上生存。事实上不管遇到任何比较重大的生存挑战，小镇人的第壹反应就是：找关系。
（2）每个人对社会的基本态度都是冷漠和敌意。个人没有对社会的主人翁意识，不觉得自己对社会负有责任，其结果是公共意识的欠缺。自己的家里装修得金碧辉煌，而院子外的路上污水横流、小镇的大街上到处是垃圾。
各种互相矛盾的价值标准能和谐地存在于小镇人的身上的原因是：这些价值标准并未经过他们的主动消化，或调适，而是被各级权力结构强力嫁接到他们身上的。而他们的思考能力也早在他们幼年时就被夺去，让他们再无调和这些矛盾的动力和能力。
人不对自己的价值标准進行重新整合的代价是：他苦苦追求的目标很可能并非真正对他有价值的目标，而他却没有能力发现这个致命的问题。比如，他人的肯定和仰视与自己的平安和快乐本来并无直接的关系，所以，如果壹个人壹生汲汲于他人的肯定和仰视，他可能就会永远与平安和快乐无缘。在我的记忆中，小镇人似乎多数时间都处在盛怒、不安、恐惧、嫉妒、懊悔等各种负面情绪中，这与他们没有能力整合自己价值空间之中的各种矛盾有关。
3. 价值观的传承
安全感是孩子心理健康发育的基石。没有安全感，爱心、好奇心、思考能力都无从谈起。在安全感中生长的孩子有接受或不接受壹个观点的主权，他们用思考来主动调适、扩展自己的认知框架、发育自己的价值判断、发育对世界的爱心和好奇心。这是在不被权力欲主导的家庭里发生的孩子的成长过程。
在垂直的家族权力结构中，孩子的成长环境是：
（1）在心态方面，父母对他们的个人空间不断强力侵入，这导致孩子的安全感被不断打破。于是，摆脱不安全感成了孩子生活的主要动力。为了摆脱不安全感，他们极力取悦于父母，为此他们会说自己不相信的话。他们认为自己的意愿只有壹个：迎合父母的意愿。他们不会去追问自己的真正意愿为何。
（2）在认知方面，人的幼年本是如饥似渴的学习和成长的时代，但孩子不被父母给以主动思考的机会，对世界的好奇心也得不到用武之地。这导致他们停止思考、在挑战面前封闭自己、无条件接受群体价值观的强制嫁接。
（3）在人际关系方面，孩子从父母那里学到的道理是丛林法则：权力关系上游者对下游者可以任意处置，下游者为了保全自己的生存可以不择手段。给他们以精神满足的主要活动是权力欲的三个方面：行使权力、保卫权力和扩张权力。
在安全感中成长的孩子的个人空间是壹片农场。它是壹个开放系统：它从外界接受阳光、雨水、土壤中的养分；它需要主人的关注和呵护；它与外部世界分享其产出。农场周围的世界呈现的是友善的色调。
在不安全感中成长的孩子的个人空间是壹座堡垒。它是壹个封闭系统：堡垒外的世界充满了敌意；堡垒的主人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于外界，而堡垒内空无壹物，似乎并无必要守卫；堡垒的坚硬墙壁是防御外敌所必需，也把自己与世界的交流完全断绝；它拒绝从外界吸收营养、改变自己；它被改变的唯壹途径是被外界强权摧毁。
当孩子继续长大时，他与学校、各种成人机构和政权的权力结构相继谋面。这些结构与家族权力结构有相似的垂直度，对待他的手段也是相似的侵入式。并且，当他放眼看去，周围的所有人都是同样的生活方式，这更让他坚信这样的生活方式是正常且唯壹的生活方式。于是他在幼时发育的心态、认知和人际关系三个方面的价值观都将完好地保持终生。
他们在变成权力关系上游者后也会对下游者，包括比他们弱小的同伴、他们将来的下属，实行同样的控制。他们成为父母之后，会以同样的方式教育他们的孩子，将价值观传承下去。
虽然小镇人的价值观高度均质化，但每个家庭、每个个人之间仍然存在差异，每个父母亲对孩子的个人空间的摧毁程度也不同。壹种较为善意的传承方式是：父母习惯性地侵入孩子的个人空间，但能充分满足孩子的物质需要。当孩子看到社区中的许多父母都是这样的教育方式，他们就会认为这是最合理的教育方式。他在为人父母之后也会采用物质上充分满足、精神上充分控制的方式，且坚信自己做法的正确性。
也有对孩子个人空间摧毁程度较重的传承方式，如阿德勒的观察：“在幼年时，他们被虐待，这经历促使他们变得心肠坚硬、心怀嫉妒和怨恨。他们不能忍受其他人生活在幸福之中。不只是坏人中才有这种充满嫉恨的人；常人之中也有不少。当他们教育下壹代时，他们会认为孩子的幸福不能超出当年的自己。他们不仅会把这样的观念用于自己的孩子，也会在监护其他人的孩子时施用在他们身上。他们的这些想法并非真是心存歹意，而只是由于他们在成长过程中经历的非人的待遇。”【14】
观念在垂直权力结构中长期传承的壹个例子是缠足风俗。缠足的风气始于宋朝，终于民国，前后壹千多年。女孩小时候的缠足极度痛苦，《夜雨秋灯录》称：“人间最惨的事，莫如女子缠足声”。
父母不是不知道女儿的痛苦，但他们认为自己有权力替孩子决定如何处置她们的身体、也有权力替孩子决定身体的痛苦是壹笔好投资，可以换来高回报，如在婚恋市场上更高的身价。孩子并不是这个决定过程的参与者。父母们还得到群体价值观的大力相助：当社会中每个人都奉行这样的习俗时，他们便更深信不疑他们为女儿的身体做决定的权力。
孩子终于发育出强大的免疫力来熬过痛苦、长大成人、将父母的价值观牢记心中，准备好了在她们的下壹代身上施加她们认为值得付出的痛苦。
在我长大的1970-1980年代，小镇人价值观的传承与缠足传统的传承遵循的是同样的规律。传承的方式是垂直权力结构的各个分支对个人的每个成长阶段实行的侵入式教育。权力结构和个人价值观互相融洽、互为因果，保证了它们壹道稳定传承下去。
前言
我的祖上定居于中国北方壹个小镇旁的农村已经有十几代。我的父母在那个村子里出生、长大，然后在小镇上工作、度过人生的大部分时光。我生于小镇，在那里长到十八岁。可以说我是小镇的纯而又纯的出产品。
在我离家上大学、出国留学、定居之后，我多次回到小镇度假、探访，并在平时与小镇上的父母、亲戚和同学保持各种联系。
在对小镇的回忆中，有壹个主题不断在我眼前出现，并且开始变得清晰：那里的权力结构。我意识到，小镇的权力结构是壹个教育体系，它塑造了我和每壹个小镇人性格和价值观的许多方面，并且保证它们完好无损地传承给下壹代。反过来，小镇人的价值观是这个权力结构的精神基石，保证了它的高度稳定、不因王朝的更叠而改变。
本文的写作动机是探讨小镇的权力结构与小镇人的价值观之间的互动。我首先讨论小镇权力结构的每壹级，然后讨论小镇人的价值观的几个侧面以及它们与权力结构的互相影响，最后讨论这些价值观的传承。
因为价值观深藏于每个人的心底，其资料难以在书面记录中获得，我的叙述以我的记忆为主线索，从中试图解析出我自己和我最熟悉的人的价值观的壹些侧面，以及影响它们的因素。
在壹些地方，我试图把这些记忆连接，把视角放宽，勾勒出典型小镇人的价值观的壹些侧面。在另壹些地方，我试图把我的记忆与公开出版物中记录的中国其它地方、其它历史阶段中发生的事件连接，从中推断中国人普遍具有的价值观的壹些侧面。
虽然每个人的性格和价值观各有差异，同壹个文化中的个体之间仍然有许多共性，否则文化和传统这样的概念便无从谈起。本文旨在探讨同壹个文化、或同壹个子文化中的个体之间的壹些共性，而这并不表示他们之间没有差异。
文中有些关于小镇人的概括性描述是我的印象；由于时间久远，我已经想不起具体的事例来支撑它们。但这些印象在我的记忆中清晰而强烈，我相信它们的真实性 – 不壹定是客观的真实性，而是从我个人的视角看出去的主观真实性。壹只恐龙早已死去数千万年，而它在河滩上踩出的那个脚印壹直保留到现在；虽然看到这脚印的现代人不能完全断定它必然是壹只恐龙踩出，但还是可以根据各种支持证据做出壹些有用的推断。所以我仍然把这些印象记录下来。
还有壹些分析和结论是我自己的主观理解，其中带有囿于我自己价值观的偏见，而非纯然客观的结论。
总之，用有限的事例、久远的回忆和个人的可能带有各种偏见的认知能力来构筑壹个比较完整的图像壹定会有各种缺陷。这些还要请读者根据自己的判断取舍。
1. 小镇的权力结构
为了比较系统地理解小镇的权力结构，在这壹章中，我首先讨论有关的概念和它们之间的联系：权力、权力欲、权力关系、权力结构、地位等。然后，我叙述小镇的权力结构的基本组成部分：政权、机构和家族权力。最后讨论权力的几种特殊形态：动态权力结构、权力作为商品、社会规范的权力和对自然界的权力。
1.1 权力、权力欲、权力结构与地位
许多社会学家从不同的角度对权力给过定义。本文从韦伯的定义出发开始讨论：壹个人或群体在多个不同的人或群体的意愿中使自己的意愿得以行使的能力。
权力欲是人从其动物祖先开始便早已具有的原始欲望。人出于权力欲的活动不仅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物质需要，并且经常是纯粹出于壹种精神满足。罗素认为，在基本的物质需要满足之后，人的权力欲便成为比物质需要更基本的生活驱动力，这意味着把人的物质需要认作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的马克屎理论是错误的。【1】
可以说，对权力欲的追求和满足是人类精神生活的基本组成部分。“只有意识到权力欲是诸多重大社会现象的肇因，才能正确解读历史，不管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1】
围绕着权力欲的活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行使权力、保卫权力和扩张权力。
大众通常理解的权力欲有这样的特征：
（1）只存在于于己无关的政坛和职场的高处。
（2）多限指权力欲的第三个方面：扩张权力。
（3）与野心是同义词，是只有在未来才能得到满足的欲望。
在这壹章中我试图说明：
（1）不只是社会上那些拥有显赫权力的人才有权力欲；每个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都被不同程度的权力欲驱动。
（2）对于多数普通人而言，行使权力和保卫权力是比扩张权力更经常在每日生活中实践的活动。
（3）权力欲不只是在未来才能得以满足的那些宏图大计背后的动机。它与食欲壹样，产生于每天最平凡的时刻，也在许多下意识的活动中被满足。
可以把权力关系定义为被权力欲驱动的人际互动关系。
并非所有的人际关系都是权力关系，比如，两个相知很深、而彼此都尊重对方的独立意愿的朋友之间的关系在本质上不是权力关系。维系他们之间关系的不是共同利益，也不是权力欲，而是人类的另外壹些需要，如归属感、交流探索的智力需要等。
基于爱的关系也不是权力关系。但在现实中，很多人际关系中既有爱的成分，也有权力关系的成分。本文中许多例子反映了这种复杂性。
壹个社会的各种权力关系并不是纷繁纠结的壹团乱麻，而是高度有序，构成壹个树状的权力结构。
壹个人的地位是他在权力结构中的位置，其权力来自权力结构给他的背书。为壹位政府高官的权力背书的是政权。为壹位经理的权力背书的是机构权力。为壹位父亲的权力背书的是忠孝文化。
上游者在为自己的权力自豪时，也为给其权力背书的权力结构自豪。他不仅在物质生活上依赖于这权力结构，也在价值观中认同它。
地位是权力的源泉，权力靠地位得以实现。在本文中，我用上游者和下游者的说法来分别表示壹个权力关系中地位高的壹方和低的壹方。
由于权力关系的上游者拥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他们得到社会成员的仰视、羨慕。下游者被蔑视、被众人视为失败的例子。这样的视觉激励使得追求地位和权力成为社会所有成员的生活理想。“多年的媳妇熬成婆”这样的说法便是从家族权力结构的角度对这种人生奋斗历程的写照。
另壹方面，地位和权力在现实生活中的极度重要性使得对失去现有地位和权力的担心成了现代人不安全感的重要来源。
壹个权力关系的垂直度可以定义为壹方对另壹方的影响能力的大小。在相对平坦的关系中，上游者对下游者的影响能力较小，即下游者有较大的行动自由，且双方有较深层次的交流。权力关系越垂直，上游者对下游者的影响能力越大、影响的单向程度越高、下游者的行动自由度越小、交流的层次也越浅。比如，现代企业中壹个具有壹定专业素质的雇员与他的雇主之间的关系是相对平坦的。古代的皇帝与他的壹个小官吏之间的关系则高度垂直：前者对后者有很大的制约能力，双方之间也不存在深层次的交流。
如果壹个人的核心价值观是追求在壹个权力结构中的更高地位，这说明他认同这个结构的合理合法性、这个结构是他的价值观的基石、他的感情的依附对象。他的安全感决定于权力结构对他的信任程度。
壹方面，个人要依附于权力结构；另壹方面，权力结构依赖于个人的认同而存在。壹个权力结构的多数成员在价值观中认同这个结构的合理合法性时，这个权力结构便具有了高度的稳定性。
1.2 政权的权力
从几何学上说，树的结构具有“自相似”的特征：树干上有六七个大枝，每个大枝上有六七个小枝，每个小枝上有六七个末枝，每个末枝上有六七片叶子。家乡小镇上的权力结构正是这样的树状结构。
树根并不可见，但决定着整棵树的生死荣枯。小镇权力之树的根是中央政权的权力。小镇的政府则是这棵树最显眼的部分：树干。树干支撑起所有的旁枝、末枝和树叶。
小镇是县委和县政府的所在地。根据党领导壹切的原则，县委书记是壹个县的最高领导，称为壹把手。县长是二把手。出于简便起见，本文把县委和县政府统称为政府。
政府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决定壹个县所有官吏的认命和罢免；管理所有的企事业单位、民间经济；掌握司法权；控制所有物资的流通与配给。
政府的权力决定了在政府中工作的个人的权力。政府官员是小镇上地位最显赫的壹个群体。
1970年代，我的父亲主管当时还是管控物资的建筑材料的分配，母亲在执掌人事权的县委工作。他们头衔中尚未带“长”字，只是有壹点实权的普通干部，而每天到我们家来求情说事的人已是络绎不绝。
到家里来说事的目的是要得到公事公办得不到的好处，也就是“走后门”。
那时访客的习惯是：被访者没有隐私、没有属于个人的时间和空间、来访不必预约。大家都是直接上门，且并不敲门，而是直接推门而入。
每个人来都带着礼物，主要是各种食品，如罐头、糕点、水果。如果是农民，带的通常是自家种的粮食或蔬菜。客人送的食品是我们家每日食谱上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还是会有很多东西不能及时吃完。每过壹段时间，父母会把家里吃不完的食品转卖给离家不远的小卖部。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父母亲的月工资壹共不到壹百元，他们收受的礼物可以说是家中相当重要的补充收入。
在小镇上，办事找关系走后门是常态。由于政府掌握了所有的资源，所有的人都必须找到某种方式依附于这巨大坚实的树干才能把生计维持下去。
托洛茨基说：“在壹个政府是唯壹的雇主的国度里，反抗就等于慢慢地饿死。‘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古老的原则，已经被‘不服从者不得食’这个新的原则代替。”这话基本适用于小镇。
我小时候，有时能在父母的工作单位见到政府的大人物。县长、县委书记的行政级别是处级，我见到的这些“大人物”之中级别最高的也就是处级或副处级。干部的级别是中国的权力结构中的关键概念。中央机构的处长、地方上的县长和军队系统的团长在权力结构中是同壹级。
在县城里，处级和副处级干部有皇帝壹样的威风。见到他们时，我能感到他们扑面而来的优越感、高度的自信、对场面的控制欲和驾驭壹屋子人的谈话的能力。他们的地位显然给他们以精神上的满足。
那时我只有十岁上下，但已能感觉到官员的气场与平民百姓的气场大不相同。这说明我那时的价值观已经在被权力结构塑造。
我在家乡小镇生活的1970到1980年代，机动车辆很少，且全部属于政府机关和企业。能坐车出行（长途公共汽车除外）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司机会对不及时给车让路的行人破口大骂。这是纯粹出自习惯的、下意识的动作，看起来似乎与壹位政坛新秀的勃勃野心风马牛不相及，但它们同是出于权力欲的驱动：前者是行使权力，权力欲在当下即得到满足；后者更多着眼于扩张权力，其权力欲是对未来的期望。
有时候，父母叫了单位的车，带我回老家探亲，坐在后排的我听到司机大骂路旁的行人时会感到紧张，怕引起壹场斗殴，但从未见被骂的行人还口。这应该是他们知道自己与有权动用车的阶层之间的地位差异。
体制内和体制外都没有人挑战政府的权力。不同级别的党政干部之间的权力关系高度垂直，党政干部与普通百姓之间的权力关系也高度垂直。对于任何壹个小镇人而言，他的上级就是整个政权权力结构的代言人，所以挑战上级就是挑战整个政权。
政府的权力得到每个居民的认可，权力结构上游的成员受到普通百姓的尊敬、羨慕。不少人花很多精力去跟权力结构的上游拉关系。他们的投资通常都会得到丰厚的回报。他们自己也因这样的努力而逐渐向权力结构的上游攀缘。
垂直的权力结构在中国的其它地方也普遍存在。路遥描写同壹时期北方农村的著名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中写：“现在这农民见了咱们公社的干部，就像兔子见了鹰，怕得要命。”兔子与鹰的关系是动物界的权力关系；它与小镇上的权力关系是出于同样的生物本能。
父母在退休前几年被组织安排到在权力市场上价值不高的部门。家里变得“门前冷落车马稀”时，母亲感到失落。她的权力来自于她所依附的权力结构，那麽当她没有了这个依附时，她的权力也不再存在。
1.3 机构的权力
以政府为树干分支出去，每个企事业单位、乡镇（前称为人民公社）、农村（前称为生产大队）都各自有其权力结构。这里以我比较熟悉的学校为例来说明。
学校和老师的权力壹部分为政权所赐。学校是政府机构的壹部分：学校领导都由县政府的教育局任命、学校所有老师和行政人员的工资都由政府发放。
学校的权力的另壹部分来自于文化传统之中对教育的重视。比如，在惩罚学生的问题上，学校和家长的立场通常是壹致的。
理论上，学校里的师生关系并不总是权力关系，比如，如果老师与学生的互动是平等的交流、对未知世界的共同探索，这样的关系中就没有权力的成分。但在小镇上，老师与学生的关系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不平等的。
老师通常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己的意愿施加于学生，也经常会有学生反抗。反抗的存在只是由于学生不依靠于学校来供养他们的生活，所以学校对学生的惩罚是有限度的，并不意味着师生之间的关系比政府官员与平民之间的关系更平等。
这里引入个人空间的概念。壹个人的个人空间包括他的身体、他的私有财产（包括衣着、住所）、他对各种事物的判断及其有形记录（如日记）、以及他的自尊、自信、生活习惯等。个人空间对人的心理健康起到保护的作用，如同皮肤对人的身体健康的保护作用。
老师对孩子的辱骂和挖苦是他们凭借自己的上游地位对孩子个人空间的侵入。这样的侵入之所以每天在小镇的学校里上演，有几个原因：
（1）侵入权力关系下游者的个人空间是小镇人的习惯、或下意识的自然反应。这种习惯的驱动力是行使权力的满足感。
（2）权力结构和群体价值观允许老师们以这样的方式行使权力。
（3）老师们意识不到学生的个人空间该被尊重；这是他们的认知领域的局限。
那时小镇的壹句俗话“家有半斗粮，不当孩子王” 反映出权力是小镇人价值观中的重要衡量尺度：壹方面，“王”是得以充分行使权力欲、对下游者随意呼喝的崇高人物；但另壹方面，这“王”的权力欲行使的对象是整个权力结构的最底层：孩子，这又说明这“王”不过是游弋于社会底层附近，作这样的“王”是完全失败的人生之路。
人的独立判断能力和自信心越强，其个人空间抵御外力入侵的能力就越强。同样的辱骂和挖苦，在个人空间强大的成年人那里不会产生持久的效果，但在个人空间弱小的孩子那里会产生强烈且持久的效果。这样的效果会進壹步阻遏孩子的独立判断能力和自信心的成熟，形成恶性循环。
在小学低年级，老师对教室纪律有绝对的控制。到了小学高年级，反抗的学生开始多起来。老师采用辱骂、起绰号、体罚等手段制裁。有的老师会挖苦学习成绩不好的孩子。
在初中，许多不听话的孩子开始挑战老师，尤其是对课堂控制能力弱的女老师。老师会使用各种手段反击。老师与这些孩子的关系基本上是敌对关系。
高中入学的淘汰率很高，让老师头痛的学生几乎全部被拒之学校门外，因此学生与老师的冲突比初中大大减少。对于不多的冲突，老师主要的管控办法仍然是高压政策。与老师发生冲突的学生会被扇耳光。老师会使用学校的权力结构，把学生送到严厉的校党委书记那里。书记会罚他们去作挖树桩、运煤等重体力劳动。
老师打骂学生是中国教育传统中的壹部分。美国在华传教士Arthur Smith（汉名明恩浦）写于清末的《中国人气质》有这样的记载：
“我们曾经见过壹个学生从他的老师那里来。老师教他写应试文章的秘诀，但是他没学会，于是被老师打。他被打得好像是刚从街上的壹场群架中出来，满脑袋是伤，到处淌血。经常有学生被怒不可遏的老师打骂的事。这些孩子不幸在学堂受了罚，回到家被母亲发现后，还往往被母亲引为奇耻大辱，而将他们再打壹顿。”【2】
老师对自己处在权力关系上游的地位极为在意。学生跟老师开并无恶意的玩笑、或指出老师讲课的错误，都会让老师恼羞成怒。老师的这种反应是出于保卫权力的本能。
不存在老师与学生的讨论、协商。真正意义上的讨论和协商意味着双方的平等关系，而小镇的师生之间不是平等关系。
老师在让学生做某事、接受某个观点时，从来不使用征求意见的口气。他们发号施令依据的唯壹理由是他们在权力关系中的上游位置。这种号令方式也是对孩子个人空间的侵入，但绝大多数孩子对此已经习惯。
在小镇上，权力关系上游者剥夺下游者决定自己行为的权利是合乎传统价值观的。
孩子在这些交流中学到的人生之道是：权力即真理。这种教育方式的每日的潜移默化的结果是修改了孩子的价值观列表，把权力放在了比真理更高的位置。
或者，如果在孩子的价值观列表之中，权力原来就占据了比真理更高的位置，学校的教育方式会将这个排序進壹步加固。
据博讯网站报道，2020年1月19日，武汉肺炎爆发初期，国家疾控中心病毒所“还在开大会传达国家卫健委主任马晓伟的指令，要以‘政治第壹、安全第二、科学第三’”。【3】这里的“政治”就是权力。把这样的排序与小镇的教育方式对比，可知权力比真理更重要的价值观不是政权上层的专利，而是深植于普通中国人心中的。
1994年，新疆克拉玛依发生重大火灾，又称为“让领导先走事件”。中小学生在克拉玛依市友谊馆剧场为市领导文艺演出时，舞台布景燃起大火，市官员因被组织首先撤离而全部生还，而中小学生死亡288人。这说明从政府官员到老师到学生的垂直权力结构是全国的普遍现象。
在学校正常运行时，学生对老师的敌意被压制。有更高的权力介入、要借助学生来实现另外的目的时，这种敌意会被释放。下面是文革之初的1966年8月5日，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壹些学生对待副校长卞仲耘和另外几位学校领导的手段：【4】
“有壹个红卫兵拿来壹大瓶墨汁，从她的头上浇了下去，黑墨立即洇没她全身。”
“红卫兵把被斗者拖到操场边的水泥高台上，强迫他们壹字排开跪下。”
“还有人去开水房，从那里取来开水，要烫被斗者。”
“五个被斗者被乱棒横扫。所用的棒子，有垒球棒，有跳栏上的横档，还有从木工房那来的旧桌子椅子腿。桌椅腿上有钉子，打在人身上，壹打就在肉上戳出壹个小洞，血随即从小洞里涌流出来。”
“‘黑帮’被揪回大操场旁边的宿舍楼，在壹楼的厕所里被淋了屎尿。”
“经过两三个小时的殴打和折磨，下午五点来钟的时候时候，卞仲耘已经失去知觉，大小便失禁，倒在宿舍楼门口的台阶上。但是，依然有壹些红卫兵在那里踢她的身体，踩她的脸，往她身上扔脏东西，大声咒骂她‘装死’”。
这些行动的参加者应该都是女学生。她们的这些行动并无功利的目的，而是纯粹出于精神上的满足：以行使权力来满足权力欲。
学生这样心态的种子是全社会，包括学校和家庭，播在他们心里的。
广而言之，文革中的许多迫害可以说是权力关系下游者平时被压抑的权力欲在政权权力的鼓励下的突然释放。
壹方面，学校的下游者与上游者之间充满了敌意。另壹方面，他们的价值观与行事习惯又很相似。这是因为他们都受到群体价值观的深刻影响。
1.4 家族的权力
在小镇权力结构的末稍是家族的权力结构。下面讨论这个结构的几个方面。
重男轻女的现象
重男轻女现象的产生有几个原因：
（1）女孩不能继续父亲的姓氏，也就是断了族谱。
（2）古时候是体力劳动为主，尤其在农村，而女孩在体力方面大逊壹筹。
（3）养育女孩需要资源，而在她们长大成为劳力后却要出嫁到婆家生活，所以是“赔本买卖”。
这些因素可以归结为，在父母的心目中，女儿是自己手上的有形资产、是用于实现自己愿望的工具，并无属于她们自己的价值。
父母与女儿的关系是垂直的权力关系。父母处在上游，其权力不仅来自于他们对孩子的抚养投入，还来自于社会大环境中的忠孝文化。女儿处在下游，对自己被安排的角色并无反抗能力。通常，因为她们从小就被安排了这样的角色，她们也意识不到这是对她们不公平的安排。
我母亲有三个姐姐。二姐和三姐都出生于1930年代，小名分别叫“拴弟”和“拽弟”。从两个小女孩被取的这两个无任何美感可言的名字可以看出外祖父母对孩子的自身价值的尊重程度。
即使有儿子降生，也只是壹个好劳力、壹个给父辈传宗接代、在乡亲父老面前光耀其脸面的工具，也没有独立的价值。
我母亲出生时，外祖父见是女孩，壹气之下险些将她溺死，后来外祖母心软将她留下，打算送给别人家，派母亲的几个姐姐四处打听愿意领养女孩的人家。孩子们打听了两个月，没有找到愿意领养的人家，而此时家人也渐渐跟这个小生命建立了感情。母亲侥幸逃过壹劫。
而外祖父在无子的打击之下精神渐渐变得不正常，几年后悬梁自尽。
杀死女婴是当时中国农村比较普遍的现象。据王笛记载，在1920 – 1930 年代，中国的知识界开展了许多乡村建设工作，其中的壹项是“教育农民移风易俗，在缠足、吸毒、赌博、早婚、买卖婚姻、溺杀女婴、婚丧陋习等方面，开通民智。”【5】
在我上小学的1970年代，重男轻女现象已经开始改观，但仍然严重。我的壹位同班女生的大名叫“变弟”，她在给陌生人自我介绍时会说“是变出壹个弟弟来的变弟”，这应该是她的父母教给她的。她的父母都是政府干部。
不能生孩子是擡不起头来的事。领养孩子的家庭都把领养的事严格保密，对外宣称孩子是自己亲生的。我外祖父的壹位堂弟在领养了壹个男孩后立即与妻子和孩子搬到很远的地方，没有把新住址告知任何老邻居，然后跟新邻居说孩子是自己亲生的。有的孩子在与父母关系不顺利时会怀疑自己是不是亲生，并四处打听自己的亲生父母。
传宗接代的思想体现出人的生物天性，但即使在这个目的之下，子女仍然不是这个任务的主角，而只是为祖先接续后代的工具。在家族里，活着的子女们远没有已经死去几十年、上百年的列祖列宗重要。
2020年3月，清华大学教授郭于华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中国基本上所有问题，都集中到这个权力究竟把不把人当人看。……不光是医护，我觉得，在中国，所有人，包括我们学者和教师，在这个权力眼里，都是工具，我们都没有被当作人。”【6】把这个对当代社会的大尺度现象的观察与数十年前小镇的家族权力关系放在壹起比较，可以发现上游者把下游者视为工具的价值观是渗透于中国社会每个角落的普遍现象。
否定孩子的判断
小镇上的父母不认为孩子有独立判断的能力，也想不到孩子需要独立判断的历练。母亲从来都是以没有任何商量空间的命令式口气与我说话。我的任何不同意见都会让她严重不快。母亲在每件事上都替我做决定，且认为这是爱孩子的表现。
在这样的环境中，幼年的我习惯了在每件事上都向母亲请示。直到我上大学放假在家，母亲让我去坐壹锅开水，我还要去请示锅里应该放多少水。我想不到这件事本没有那麽严格的要求，我自己可以根据我的理解决定，即使不符合当时情形的要求也很容易修正。
在另壹些我知道壹定会让母亲不悦的事上，我对母亲守口如瓶。这是我力图保护自己的个人空间的努力。但我对保有这样的个人空间有负罪感。这种负罪感壹直持续到中年，在我第壹次确认了自己个人空间的合理合法性时才消除。
父母会为孩子的福祉替孩子全权作出决定。他们不认为孩子对自己的福祉有任何判断能力。
人在幼年时没有独立的判断能力，父母是他们的天和地，是他们认识世界、认识自己的基石。如果他们对事情的判断经常被父母否定，他们就会放弃给自己的价值观构筑地基的努力。
因为他们的价值观是构筑于他人的地基上，当他们为人父母时，他们认为自己有给孩子的价值观构筑地基的绝对权力。
即使孩子到了婚嫁的年龄，多数父母仍然会强力干预孩子对配偶的选择。“抗婚”是从古到今许多经典悲剧的题材。
对孩子的羞辱
与学校的情形相似，壹些父母的权力也经常被他们的孩子挑战。据我的观察，邻居的父母们解决与孩子冲突的主要手段是羞辱、恐吓和殴打。
小镇上每个家庭通常都有多个孩子。父母通常不会在其他孩子面前掩饰自己对某个孩子的偏爱。他们也会经常跟某个孩子说他不如别人家的孩子。
孩子没有独立的判断能力，所以他们会把父母的羞辱接受为对他们的终极判决。父母的羞辱伤到孩子的自尊的准确率是百分之百。父母骂孩子笨是很随便的事。我在上小学时，几乎每次考试都是全班第壹名，但还是经常被母亲骂笨。每次这样的评论都给我的自信以重击。
父母骂孩子与老师骂学生的动机壹致，都是出于行使权力的满足感。
父母随意羞辱孩子是许多中国传统家庭中的气氛，并且代代相传。在美国长大、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越南人的Lac Su博士回忆：【7】
“在我的整个童年，我的父母总是骂我笨。…他们总是指责我的学习成绩不行。…他们相信，靠著骂我笨、无用、是废物，我就可以做出伟大的事来。…当羞辱和殴打没有让我聪明起来，他们想到了用壹种中国疗法来治疗我的笨。我三年级时，壹个星期六上午，他们让我坐在饭桌前，端过来壹块圆圆的、颤抖著的、有垒球那样大的粉色肉块，啪的壹声放在桌上。我知道那是肉，但不像我吃过的任何壹种。那是牛脑。父母亲让我每周末吃壹块，吃了壹年。我没有变聪明。
“直到现在，我还是每天都会怀疑自己是不是笨蛋。直到我上研究生院，我从未在课堂上举过手，因为我真心相信我这样的笨蛋没什么值得表达的。“
如果殴打、羞辱和恐吓不能奏效，父母会在邻居面前感到颜面尽失。用讨论和妥协来解决冲突的渠道不存在。
父母对孩子的羞辱并不说明对他们不负责任。相反，许多随意羞辱孩子的父母，如上文提到的Lac Su博士的父母，对孩子高度负责。他们愿意为孩子的身体健康、学业优秀和事业成功而牺牲许多东西。他们日夜劳作，愿意把所有的积蓄拿出来支付孩子的教育费用。对于许多的父母而言，他们愿意为孩子付出壹切，如果孩子按照他们的意愿做事。
1.5 动态权力关系
没有长期稳定关系的人之间形成的因短期互动而产生、因互动结束而消失的权力关系可称为动态权力关系。
服务窗口前
壹种动态权力关系是等候服务时的排队。小镇的人没有排队的习惯。在商店里买东西、在售票窗口买电影票、在长途公共汽车站上公共汽车、在火车站上火车，大家都是壹拥而上，将窗口（柜台、车门）团团围住，即使电影是冷门电影，票根本没有售罄之虞。上汽车、上火车时，有时候要用尽全身力气才能挤上去，年老体弱者根本没有上车的希望。在所有等待服务的窗口，都是力气最大的和最不为他人着想的胜出。
在票没有售罄之虞的窗口前加塞，其主要动机应该不是物质需要，而是精神上的满足。这符合罗素的观察。
各种拥挤不堪的窗口前都是扒手收获最大的地方。
不只是家乡小镇如此。1980年代末，我在北京上大学时，上公交车时也是如此的景象。
广而言之，除了电影院售票口等有形的窗口，还有许多无形的窗口，在每个窗口前都有许多人等候服务。所有的等候服务都是个排序的问题，排队者之间的顺序需要以某种规则来决定。在小镇，权力链上游的人从来不必用身体去排队；他们自动排在每个队 – 如看病、购买高质量的食品 – 的最前面。在我小时候，我的父母亲从不用去电影院门口买票。也就是说，他们永远都在买电影票的队伍的最前面。他们在百货公司的关系让他们从来都排在购买紧俏商品的队伍的前面。
自然还有比他们排在更前面的人。
窗口前等候服务的人与窗口后发放服务的人之间的关系可以分为两种：关系亲近的是内线；没有亲近关系的是外线。不管内线任何时候需要服务，他们随时都排在窗口的最前面，不断把外线挤到后面。内线与外线之间并没有直接交流，但内线在无形之中对外线施用了权力。
对这样的场面，外线除了自己想办法变成内线之外并无他策。这就是我小时候家中访客盈门的原因。可以说，在每个有形和无形的窗口前，内线与外线之间的关系是高度垂直的权力关系。
在同属内线的人群中，因（1）各人在权力结构中的地位的不同和（2）与窗口后发放服务者关系亲疏的不同又可以细分为不同的等级。
窗口前的陌生人之间的关系不是同胞、同类，而是敌人、路障。
对自己在每个有形和无形的窗口前的位置的不满构成小镇人主要的焦虑。窗口前的排序就是权力的排序：靠前的是上游者，靠后的是下游者。他们每日生活的奋斗目标是把自己、自己的孩子、自己的亲朋好友在这些窗口前的位置向前提。这会给他们以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满足：物质上，他们得到最早、最好服务的实际好处；精神上，他们挤到了上游，满足了面子，证明了自己在生存斗争中胜出的能力。
脸皮厚、不讲理、无赖、暴力倾向都是把自己在每个窗口前的排序向前提的有效手段，所以都也是有效的权力。性格内敛温顺的只能不断被挤到后面，这导致他们对生活的无奈感。
学习成绩排名
另壹种排队是学生在学校的考试成绩排队。如果从学习是每个学生自己与未知世界的互动的角度来看，学生的学习成绩似乎与权力无关。但小镇的中学的做法是将每个年级所有学生的考试总分从高到低排列，用毛笔写在许多张大大的红纸上，贴在教室外的大墙上，吸引许多学生和家长驻足观看。小镇人看待学生成绩排名的态度与当代人看待中央领导人排名顺序和财富排行榜的态度本质上是壹样的。观者这样的态度就使得学生成绩排序有了权力关系排序的意味。
如果孩子学习成绩不好、总是排在后面，父母会痛心疾首。父母的这种反应出于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压力：物质上，他们担心孩子在未来的权力结构中不能占据较高的位置；精神上，孩子在学校排名靠后让他们自己颜面扫地。
每年夏天，高考录取结果是牵动小镇人心弦的最热门话题。小镇父母对高考的重视程度与古人对科举的重视出于同壹种心理。孩子上了有名的大学，他在壹个对家族荣耀最重要的无形窗口前的排名就大幅度向前提了。
高考录取与其它排队情形的不同在于，由于中央政权对整个高考过程实行的森严纪律，高考录取的窗口前很难加塞，考生父母的权力基本上没有用武之地。政权的森严纪律是有深刻考虑的：这个窗口前的排序是每个家庭的价值空间中最重要的排序，其重要性是买电影票和买电视机不可同日而语的。如果没有强权的约束，高考录取过程会比1980年代北京公共汽车门前的拥挤还要惨烈许多倍。
虽然加塞的机会被强权剥夺，但大众对高考制度心服口服，因为大家都想象得到若没有强权的约束将会是个怎样的场面。这是每个人心中的两种不同价值观的冲突：壹方面，想在所有的窗口前挤到别人前面；另壹方面，希望看到壹个公平的排序，而自己也愿意遵守这个排序，即使这意味着他们会排不到最前面的位置。
梁实秋的壹段回忆从另壹个侧面说明强权在这样的动态权力结构中的作用：“抗战胜利后我回到北平，家人告诉我许多敌伪横行霸道的事迹，其中之壹是在前门火车站票房前面常有壹名日本警察手持竹鞭来回巡视，遇到不排队就抢先买票的人，就壹声不响高高举起竹鞭飕的壹声着着实实的抽在他的背上。挨了壹鞭之后，他壹声不响的排在队尾了。前门车站的秩序从此改良许多。”
这个故事说明几个问题：
不排队的人知道自己的行为不符合自己的内在价值。他的内在价值并没有死亡，只是被暂时压制。
压制了这些内在价值的是他在窗口前的动态权力结构中的屡屡得手。
外界的另壹种强权的介入 – 壹种他完全无法抗拒的恐怖式强权 – 促使他重新发现自己的内在价值。
外界的强权迫使壹个人或壹些人意识到他们忘却多时的内在价值的现象可称为鞭子效应。民国时和改革开放初期学术界思想的发达都是由于当时的中国精英阶层痛切意识到在西方强国面前自己的弱小，都可以说是“鞭子效应”的例子。
等候服务的另壹种可能的秩序是自律的先来后到的排队。这需要另壹些条件：窗口前的每个等候服务者都能把自己的需要和他人的需要放在平等的位置；窗口后的发放服务者有亲疏无别的价值观。这些条件在小镇上不存在。
排序的三种状态是无律、他律、自律。多数人吃够了无律的苦头，但又没有自律的条件时，最好的结果只能是他律。壹考定终身的高考制度已经被许多人诟病多年而难以被另壹些听起来能更全面衡量学生素质的考察机制取代，壹个重要原因是后者难以实施公平的他律。
鲁迅说，中国历史只是在两种时代之间循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这就是在大众没有自律的能力时，他们只能在无律和他律之间循环。这是中国的垂直权力结构直到现代还具有充分的合理合法性的主要原因。
孩子群落
另壹种动态权力结构是孩子群落中的权力结构。有暴力倾向的孩子建立帮派性质的势力范围，在教室里搞恶作剧，当众羞辱弱小的孩子、挖苦嘲弄有生理缺陷者。其他同学不敢与他们争锋。
他们在嘲弄、羞辱弱小者时面带满足的微笑。这是行使权力的满足感。
不同的帮派之间不时以打群架来解决纠纷。群架通常都是事先约好时间和地点，是孩子之中的大新闻。有许多孩子围观。
孩子围观群架、成年人围观在刑场枪决犯人、和古罗马人围观角斗都是出于同样的心理。
1.6 权力作为商品
小镇上最活跃的经济不是以货币为交易媒介的经济，而是以权力为交易媒介的经济。在我家，父母亲可以靠着他们并不显赫的地位拿到免费电影票、买到限购的“凯歌”牌电视机、买到盖房子的低价建材。电影院的经理可以靠赠送免费电影票把自己从官员升迁窗口的外线升级为内线。孩子犯了罪，有权势的父亲可以在公检法系统疏通关系，让孩子得以轻判。虽然高考录取的纪律极为严格，每年高考结束后，县教育局住省城的高考录取联络人都会成为小镇上炙手可热的人物，因为他认识各个高校来省城招生的老师，至少在考生家长的心目中，他有可能影响录取结果。每个人手中拥有的权力都可以用来换取各种有价值的东西。
出售低价建材的人并不壹定马上用得到我父亲的权力；他只是将它储存起来待将来使用，或者转让给他的亲戚朋友使用。换句话说，权力具有了真正的货币的功能，既可以购买实物，也可以储存、转让。
我父亲和他的同事们的工作时间的壹大部分花在聊天、看报纸、喝茶。可以说，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的全时职业是权力的批发、转卖、零售。
县政府壹个中级干部直接把握的资源并不巨大，但权力的商品化大大扩展了他的势力范围。
在机动车很少、生产力短缺的1970和1980年代，百货公司售货员和机动车司机也都因手中控制的资源而有了相当的权力。比如，那时并无专业搬家公司，因而司机们手里的机动车就成了每家每户搬家时必须使用的紧俏资源。售货员对顾客的态度经常很凶恶；这是他们在享受行使权力的满足感。
每个人的势力范围因权力的商品化而互相交织。由于这样的关系，小镇的权力结构兼有树和网的特征：既有树结构的层次分明，又有网结构的互相关联。这个树/网结构被大众认可，大家都按照这个结构确立的规则来生活、规划理想。每个人在这个结构之中都有壹个被定义好的位置和向上爬升的路径。
这个结构的致密也意味着没有能力在其中航行的人会终生处处碰壁。
1.7 社会规范的权力
加尔布雷斯把权力分为三种：惩戒权、奖励权和潜移默化权。【8】县政府的权力有相当壹部分来自它的奖励权：所有的公职人员的工资都从它那里发放，而全县所有的非公职人员（如农民）都在公职人员的管辖之下。政府也有对辖内任何壹个不驯服者的惩戒权。
父母和老师都有对孩子的惩戒权，且他们经常使用这权力。
惩戒权和奖励权都有明显的强制色彩。它们也是人类驯化动物时使用的主要手段。权力结构的第三种权力则微妙得多：用潜移默化的教育方式将各种社会规范直接写入社会成员的价值观之中，使他们自觉自愿地接受、拥护各级权力结构的合理合法性。
作为潜移默化权的教育与以育人为目的的教育的不同是：
（1）作为潜移默化权的教育是封闭式的：不管过程如何曲折，教育的最后结果壹定是回到教育者事先指定好的结论。以育人为目的的教育是开放式的：教育的最后结果是发现真理。顾名思义，如果壹个真理还未被发现，它就完全可能以出人意料的面目现身，否则它就是已知的真理。出人意料，自然也包括出乎教育者的意料。
（2）作为潜移默化权的教育中，教育者以自己行使权力和学生完全顺从为满足。在以育人为目的的教育中，教育者以发现真理和学生身心成长为满足。发现的真理越出乎教育者的意料，学生得到的成长越多，教育者得到的精神满足也越多。
这里讨论小镇权力结构的潜移默化权的几种施用方式。
媒体
如果把全国的整个权力结构比作壹棵大树，那麽中央政府就是这棵树的树干，而小镇的权力结构是末枝。连接树干和末枝的壹条重要纽带是媒体。媒体包括广播、电视、报纸、电影、戏剧等。对媒体内容的消费是小镇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媒体内容的主要生产者是中央政府及其控制的机构。
媒体内容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也是高度垂直的权力关系，这是因为媒体并不是独立运作，而是政权的壹部分。
在电视普及之前，小镇上每壹户都接入了播放县广播站节目的有线喇叭，电影院和剧院经常都是座无虚席。从1980年代开始，电视迅速成为小镇媒体的绝对领衔主演。
媒体节目的内容可分为两类：壹类是以当前的权力结构为时代背景，主题是歌颂权力结构上游者的伟大；另壹类是以当前中央权力的各种敌人为时代背景，如国民党、日本侵略军、古代封建王朝、“四人帮”、敌国政权，内容是描写这些权力结构中的厚黑。
如果懂得人性相通的道理，自然会质疑两类权力结构何以有这样截然的反差，但我没有听到过任何观众产生这样的质疑。
两类题材的背景都是垂直权力结构，故事都是各种权力斗争。几乎没有节目反映平坦权力结构中的故事、或不被权力欲驾驭的人际关系。这应该是由于节目的创作者和审批者们没有过平坦权力结构中的生活经历。这样的宣传的效果是消费者大众认为世界上只存在垂直的权力结构、世界上的所有矛盾都是发生在垂直权力结构中的权力斗争。
在媒体上，歌颂政权、机构和家族权力结构的几种内容互相支持。这是从古时传下来的文化传统。比如，在古时候，官员是“父母官”，平民百姓是“子民”，他们之间的关系是鞠躬尽瘁的父母与懵懂幼稚的孩子之间的关系。这样的说法把政权权力与家族权力自然而然地放在同壹幅画面中。
这样的价值观代代相传，如这首在1980年代流行的《党啊，亲爱的妈妈》：
妈妈哟妈妈 亲爱的妈妈
妳用那甘甜的乳汁把我喂养大
扶我学走路,教我学说话
党呵党呵 亲爱的党呵
妳的形象多么崇高伟大
党呵党呵 亲爱的党呵
妳就是我最亲爱的妈妈
亲爱的妈妈 亲爱的妈妈 呵
我母亲很喜欢唱这首歌。它把母亲对外祖母的感情和对共产党的感情自然地联系在壹起。
在我长大的1970和1980年代，媒体中有许多歌曲歌颂母亲抚养孩子的劳苦。没有任何主流媒体作品宣称母亲抚养下壹代不过是所有高等动物都要尽的义务，否则它们的种族就会在地球上灭绝。
“尊师重教”的口号被不断宣传。电视里播放的儿童歌曲有不少是歌颂老师的辛勤工作的。
这样的媒体内容把政权对大众、父母对孩子、老师对学生的关系壹起定义为上游者对下游者的恩情的关系，造成互为道德支援的效果。在2.3节中会对此作進壹步的讨论。
教育和文化传统
学校是政权行使潜移默化权的重要阵地。这努力主要集中在两门课：政治和历史。
政治课的主要内容是马克屎主义哲学和当今权力结构取得的各种成就。
历史课的主要内容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近代被外国频繁侵入的耻辱；共产党如何击败诸多敌人，领导中国走向重新辉煌。
这两门课的教学方法与数理化课程的不同是：在数理化课上，教材中会提出很多问题，老师也会提出很多问题。事实上，数理化课程的主要内容是对问题的思辨。而政治和历史课不允许提问，只需要记忆。从这壹点上可以说，政权在中学政治和历史课中行使的潜移默化权也是高度垂直的权力关系。那时文科之所以不受学生和家长青睐，被认为是不够聪明的学生才去学的方向，其原因之壹便是其灌输式的教育方式。
在职人员也被教育。1970年代，父母亲每天早上六点到七点要赶到政府去参加政治学习。学习的内容与他们的本职工作无关，主要是上级传达下来的为中央政权中权力斗争服务的舆论，如“批林批孔”、”批《水浒》投降派”等。
许多人对这样的潜移默化权有微词，但政权和各级机构对他们的潜移默化坚持不懈。有微词者早已习惯了被政权牵着鼻子走的无奈感，政权也深知水滴石穿的道理。
另壹种潜移默化来自于文化传统。每个社会成员从壹出生就在父母、各种长辈、左邻右舍、朋友伙伴的熏陶之下，受到文化传统的影响。比如，儿女听父母的话是壹种美德，这样的价值观就是文化传统的壹部分，并不需要媒体的反复强调。绝大多数在外面胆大包天为非作歹的孩子回到家被父母辱骂或殴打时都全无反抗。反抗父母的孩子被视为大逆不道。
权力的展览
学校经常要求全体学生在操场上列队，由校长和校党委书记训话。在政府和各种机构也经常有类似的大会。这是权力的展览，目的是让每个人看清楚自己在结构中的位置。这是实现潜移默化权的另壹种方式。
父母在家里打壹个不服管教的孩子是将父母的惩罚权在这孩子的兄弟姐妹面前的展览。老师在教室里体罚或羞辱壹个学生是将老师的惩罚权在其他学生面前的展览。在小镇的公判大会和刑场，执法者将罪犯五花大绑、宣布其罪名和判决，对其中宣布死刑者押在卡车上开赴刑场枪决。这对于当事者行使的是惩罚权，对旁观者行使的是潜移默化权。
在这些场合中，旁观者通常都站在权力关系上游者的壹边，抱着看热闹的心态，对被惩罚的下游者并无同情心。
促成这种娱乐围观心态的是几个因素：
旁观者把自己认同为权力结构的壹部分。冒犯权力结构就是冒犯自己，罪有应得。
在高度均质化的社会中，各种异类都被鄙视、嘲笑。冒犯权力结构者是异类的壹种。
除亲人和朋友之外，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调是敌意。同情心不存在。
对于没有安全感的人，他人的受难能给自己壹种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安全感和自豪感。
生存是残酷的斗争。残忍和冷漠是比丰富的情感更适合在这种环境中存活的心态，因而是多数人具有的心态。
1.8 对自然界的权力
本文中讨论的绝大多数权力关系都是复杂的现代人类社会之中的现象。权力欲的起源比这些现象古老得多，在所有的高等动物中都存在，是追捕猎物、争夺势力范围、争夺配偶、争夺社群首领地位等活动的驱动力。从这个角度，可以说权力欲是比人类社会中的权力更基本的现象。
由此可以从权力欲出发来对权力作出另壹种定义：壹个人或壹个群体行使自己权力欲的能力。
这个定义扩展了行使权力的对象：除了人，也可以包括自然环境、野生动物、资产等。
从这个定义来看，中国近年来的严重环境污染可以部分归因于人与大自然之间的垂直权力关系。大自然处在这个关系的绝对下游，对人的肆意侵入没有任何还手之力。
近年来屡见企业主将工业污水注入地下水层的报道（如【9】）。这些企业主对自然界的态度与他们对自己的权力关系下游者的态度同是出于行使权力的心理动机。
从另壹个角度说，在壹个高度垂直的权力关系中，在上游者看来，下游者与无生命的物体没有本质的差别，都是供他们使用的工具、是他们行使权力的对象。
野生动物也处在与人之间的权力关系的绝对下游，几乎被斩尽杀绝。在小镇上，除了老鼠和麻雀，几乎见不到任何其它的野生动物。
人对自然环境和野生动物行使权力有的主要是出于物质需要，如将工业污水注入地下水层，有的更多是出于精神需要，如猎杀某些野生动物。通常来说，下游者越难以驾驭，上游者在行使权力时得到的精神快感也越多。
我小时候，小镇上有许多漂亮的古建筑：县衙门、孔庙、高大的城墙和城门，都有至少数百年的历史，都在1970年代被拆毁殆尽。这也可以理解为那时的小镇人之于古建筑是高度垂直的权力关系，后者处在绝对下游，没有任何还手之力。
2. 小镇人的价值观
顾名思义，壹个人的价值观是他为其视野之中各种事物的标价：哪些东西有价值、给他以幸福感，值得去追求；哪些东西值得牺牲另壹些价值较低的东西去换取；哪些东西没有价值、不值得他的注意；哪些东西令他恐惧、他要极力逃避。
让壹个人恐惧、逃避的东西可以称为对他具有负价值。
人在幼年时的父母和环境的影响对他的价值观的形成有决定性的作用。皮亚杰认为，儿童对世界的认知有同化和调适两种方式。【10】他每新接触到壹个外界事物，如果是他已有的认知框架可以理解，他便将它消化吸收，使它成为他已有认知框架的有机的壹部分，这是同化的过程；如果不是他已有的认知框架可以理解，这个事物迫使他改变已有的认知框架，这是调适的过程。
人对新接触的壹个外界事物有两种可能的调适过程。第壹种是这个外界事物吸引了他的注意力、激起他的好奇心，他靠思考来主动调适。思考的过程扩展他的认知框架、磨利他的判断力、增加他的智慧。第二种是这个外界事物靠强力来重新设定他的认知框架。这是被动的调适。
在小镇人的幼年，他们被强迫接受父母的价值判断，没有过与父母平等探讨问题的机会。在学龄，所有与政权、国家、历史、个人价值观有关的教学内容都规定了标准答案，没有提问的余地。其结果是他们的认知框架是被父母、老师和社会的大力设定的，而他们自己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参与权或发言权。
因为他们没有思考的历练，他们的认知框架是刚性的，难以随着见闻的增长而主动扩展。
成年之后，他们闲谈的内容主要是搬弄是非。我从小听过父母与家中来客的无数的谈话，谈话内容都是对人物和事件的各自表述，从未听到过产生出新思想、新见解的讨论。
读书是稀奇的事。我与长兄的爱读书成了街坊四邻的新闻。母亲自己不读书，也为我爱读书而焦虑。她怕我长大后成为书呆子 – 壹种被社会鄙视的异类。
小镇人不思考、不读书、没有兴趣分辨事情的真相。在他们看来，真相和真理是迂腐的书呆子才关心的东西。
在这壹章中，我首先引入描述价值观的壹些概念，然后讨论小镇人价值观的几个侧面以及它们与权力结构的互相影响。
2.1 有关价值观的几个概念
价值观是个极为复杂的概念，也是隐藏在人的心灵深处、难以研究的现象。为了能从关于价值观的讨论中有所收获，在这壹节里，我引入观察价值观的三对视角：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个人价值观与群体价值观、生活的获得模式与存在模式，希望借助这些视角来获得对小镇人的价值观的壹些侧面的比较有条理的理解。
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
壹个人视野之中的事物可以分为外在和内在两类。
壹个人的食物、银行存款、房地产、家庭关系、社会关系等都不是他的身体或精神的壹部分，因而是他的外在价值。权力和地位都属于社会关系的范畴，因此也是外在价值。
壹个人的面子是由旁观者对他的态度来定义：被旁观者欣羨、仰慕时，他觉得有了面子；被旁观者鄙夷、轻视时，他面子尽失。所以面子也是外在价值。
壹个人的内在价值是其精神领域的价值：
在认知领域，包括知识、判断能力、是非善恶观、宗教信仰等；
在心态领域，包括快乐、安全感、勇气、自尊、自信、体验美的能力、对他人的爱心和同情心等。
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之间并没有完全清晰的界限。比如自尊：如果壹个人的自尊更多是决定于他人的看法，这种自尊就在更大的程度上属于外在价值；如果壹个人的自尊不取决于他人的看法，这样的自尊就属于内在价值。勇气、快乐、安全感、自信等也是同样的情形。
人的心理成熟的过程也是自尊、自信、勇气、快乐、安全感等素质由外在价值逐步演变为内在价值的过程。
壹个人的外在价值的总和可以称为他的领土，或势力范围 (territory)。这势力范围中也包括他的权力关系的下游者；他在心理上视他们为资产。人对其势力范围的重视与大型猛兽对其势力范围的重视出于同样的动物本能。
势力范围与个人空间两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近似，同指壹个人在心理上认定的自己。在本文中，我把个人空间用于壹个人作为权力关系下游者时的语境中，把势力范围用于壹个人作为权力关系上游者时的语境中。
壹个人的外在价值或势力范围可以被外力侵入、改变，因此需要他的保卫。事实上，保卫物质和精神上的势力范围是牵制了许多人壹生的绝大部分精力的活动。
虽然壹个人的内在价值也可以算作他的势力范围的壹部分，但由于外力无法侵入壹个人的内在价值，这部分势力范围不需要他的保卫。
人的所有外在价值和内在价值壹起构成他的价值空间。
个人价值观与群体价值观
同壹个社会中的每个成员被相似的环境哺育长大，所以他们对视野中的许多事物有相似的定价，这就是群体价值观。
群体价值观包括：哪些观念、行为、社会现实可被社会接受，哪些观念、行为、社会现实不被社会接受；哪些事是被社会成员普遍羨慕的荣耀，哪些事被大家鄙视、恐惧、嫌恶。
比如，在1980年代的家乡小镇，在商店买东西、在电影院的窗口买电影票时，不排队是普遍现象。总能成功加塞的人会因为有比别人更强大的生存能力而得到大家的羨慕，总被挤到后面的人被大家认为是生存能力低下。这样的看法被多数人共同持有，所以是群体价值观之中的壹项。
壹个人的外在价值，如地位和权力，有大的光环，容易为他人看见，所以外在价值是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共同追求的理想，也是群体价值观的主要内容。
壹个人的内在价值，如自尊、独立判断能力、好奇心、勇气等，是其内在的独特体验，难以为他人所见，也难以与他人交流，所以与群体价值观的重合度较小。
获取模式和存在模式
弗洛姆认为，人有两种生活模式：获取模式和存在模式。【11】两种模式都源自人的本性：获取模式源自人的两种原始欲望：求生欲和权力欲；存在模式源自人的更高级需要：体验生命、表达自我、实现自己的潜能、与他人的深层次的沟通等。
生活在两种模式之中的人有如下几个方面的不同：
（1）日常行为。生活在获取模式中的人的习惯性行为是获取或征服。获取的对象不仅包括钱、地位、权力、房产等有形资产，也包括并非有形资产的学习、记忆、交谈、阅读、爱、信仰等。比如，对于活在获取模式中的人，知识是壹种资产、是获取和征服的对象。古俗语“书中自有黄金屋”和1980年代初流行于中国主流媒体上的壹句诗“攻书莫畏难”可作为这种心态的两个注脚。生活在存在模式中的人的习惯性行为是体验或交流。对他们而言，生活的每个元素，如谋生、人际交往、学习等都是体验和交流的过程，在这些过程中他们改变自己、成长自己。
（2）看重的价值。生活在获取模式中的人看重的是外在价值，如钱、权力、名望。学习不是终极目的，而是帮助他们获取其它外在价值的手段。生活在存在模式中的人看重的是内在价值，以自我在知识、心态、精神上的完善为快乐，以自己内心生发的标准为指导自己生活和判读事物的标准。
（3）对生活的态度。生活在获取模式之中的人把自己看成永恒不变的个体。他们关注的活动是在已有势力范围之内行使权力、保卫已有势力范围的权力、扩张势力范围以获得更大的权力。生活在存在模式中的人把自己看成壹种过程，而获得、成长、失去、死亡都是这个过程的壹部分。
（4）对世界的态度。生活在获取模式中的人排斥所有不符合他们现有认知框架的知识。他们拒绝改变自己的思维习惯和生活习惯，把要求他们改变的声音视为对他们的势力范围的挑战。能够改变他们的力量只有来自权力关系上游的强力。生活在存在模式中的人把自己向未知的世界开放，能不断从世界之中吸收营养而成长。
（5）心态。生活在获取模式中的人的情绪随其势力范围的增减和外部环境的变化而起伏。他们不了解自己的情绪，也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些情绪。生活在存在模式中的人能感知、也愿意直接面对自己当下的各种精神状态。他们通过与自己的精神状态的交流而达到平安和快乐。
获取模式是被更多人采用的生活模式。广义上说，获取的欲望即权力欲，这包括对他人的权力和对物质资源的权力。
存在模式并不是个新概念。比如，佛经中早已指出物质的获取与快乐无关，如《无量寿经》：
“无田忧田，无宅忧宅，眷属财物，有无同忧。有壹少壹，思欲齐等。适小具有，又忧非常。水火盗贼，怨家债主，焚漂劫夺，消散磨灭。心悭意固，无能纵舍。”
《圣经》：
“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
在近代，有更多的思想家倡导存在模式。比如，克里希那穆提建议，有志于改造社会的年轻人的生活模式应该是“有创造性的不满”。这种生活被好奇心、爱心和创造性驱动，从无限的未知世界中吸取营养。其结果是自己的成长和社会权力结构向更平坦的方向的改变。
但在现实中，“有创造性的不满”是少见的现象。更多人采用的是这三种模式之壹：（1）顺从于社会的压力：违逆自己的意愿而屈居于权力关系的下游。（2）对社会的敌意的不满：试图以有形或无形的暴力将自己跻身于权力关系的上游。（3）出世或遁世：试图与社会的权力关系完全脱钩，以求得内心的清净。这些都不会改变社会中的权力结构的垂直度。
弗洛姆认为，绝大多数人的身上同时存在着两种生活模式的可能性，而具体哪壹种模式占据支配地位取决于外部环境。【11】
2.2 面子
面子可以定义为在当事者的心目中，旁观者对其社会地位的评估。旁观者的评估是当事者对自己在社会中的重要性的衡量，因此面子也可以称为重要感 (self importance)。
面子的重要性
面子在小镇人的生活中占据中心的地位。这需要几个条件同时满足：1. 当事者与旁观者的价值观的高度壹致。2. 旁观者对当事者的言行的高度关注，且通常是非善意的关注。3. 当事者对旁观者的态度的高度看重。
如果当事者与旁观者的价值标准迥然不同，或旁观者对当事者的言行并不关注、或是纯善意的关注，或当事者对旁观者的态度并不看重，面子都不成为重要的问题。
比如，在小镇上，对壹对没有生育能力的夫妇，上述几个因素的体现是：1. 当事者和街坊四邻都认为不能生育是社会的异类。2. 每个人把很大壹部分精力用于关心其他人的事，所以这对夫妇会招来街坊四邻的议论和鄙视。3. 当事的夫妇非常看重街坊四邻的议论和鄙视，所以他们背上了沈重的心理包袱。
这几个因素在小镇上的同时存在可以归结为壹个原因：群体价值观的高度强大。群体价值观强大，而个人的独立价值判断发育不良时，社会成员的价值观便具有许多方面的相似性。壹个人没有强大的内在价值空间时，其目光便只能聚焦在他人身上，也会极为在意他人的目光。
在群体价值观高度强大的社会中，众人的价值观如同整齐的士兵队列，任何壹个成员的不协调的小动作都异常显眼，马上被归为异类。对成为异类的恐惧使得面子成了社会成员行为规范的重要约束。甚至可以说，面子是除法律以外的社会成员行为规范的几乎唯壹约束。
壹对夫妇对外将领养的孩子谎称是亲生的也是出于面子。在传统之中，领养的孩子并不能算是传承了家族的血脉。被领养的孩子会成为左邻右舍的成年人们闲话的重要话题，也会被同龄的伙伴们歧视。但是，如果把领养的孩子说成是亲生的谎话成功地骗过了左邻右舍，就既成功地传承了祖先的血脉、讨得祖父母的欢心，又获得左邻右舍的认可。左邻右舍的态度比事实更重要。
有生育能力，却没有儿子，仍然会产生同样的面子问题。
绝大多数普通人家都会用尽终生的积蓄来盖房子。盖房子的首要目的是光耀面子，居住的方便反在其次。
父母对孩子的最大期望是为自己挣得面子。能服务于这个目的的孩子的成就包括：学习成绩排名在前；得到三好学生奖状；考上名牌大学；在社会上出人头地等。孩子成绩不好的父母在人前喜欢说的壹句话是：我这孩子很聪明，但就是不用功。这是弥补他们面子受损的尝试。
如果他们能仔细思考问题的真正原因，他们会发现不用功实际上是比不聪明难对付得多的问题。如果他们还能就此开展补救的工作，他们就有可能改变自己的老壹套教育手段，帮助孩子发现自己的潜能和热情，给孩子壹个更好的未来。但是能这样愿意发现问题、也愿意改变自己观点的父母很少见。
丢了面子对壹个人的精神打击比物质损失要严重得多，如我的外祖父因为没有儿子而精神失常。他把在祖宗牌位前无成绩可示、在父老乡亲前低人壹头看成不能承受的耻辱。
在土改、反右和文革中全国有成千上万的人被羞辱后自杀。许多人自杀的原因并不是物质条件不允许他们活下去，而是不堪面子受辱。
弗洛姆的观察是：“人对成为异类的恐惧胜过对死亡的恐惧。”【11】如果壹个人没有强大的内在价值，这两种恐惧感在他的价值观列表中就会遵循这样的排序。当他的精神依托 – 他人的裁决 – 突然与他反目时，自杀就可能会成为他们的自然选择。
在这些运动中也有少数人有意与群体价值观保持距离。或者说，他们有强大的内在价值，不惧怕成为异类。结果是他们虽然受了皮肉之苦，但在精神上并未受到实质性的摧残。
埃列娜.罗斯福说，“没有妳的同意，没有人能羞辱妳。”这说的也是建立强大的内在价值是抵御群体价值观的攻势的有效办法。
对面子的在意是权力欲的第二种表现：保卫权力。这是小镇人重要的精神需要。
壹个人的面子是他在生活的各个坐标系中 – 同事之间、邻里之间、家族成员之间 – 的地位的合理合法性。他的生活的主要目的就是证明他在每个坐标系中的地位的合理合法性。
他如此在意他的地位的合理合法性，因为他在任何事上的发言权不是由事情的对错是非决定，而是由他在别人心目中的地位决定。
爱护面子不仅是小镇人的主要精神需要，也是他们的物质需要。由于小镇权力关系网的致密，不成为这个关系网的成员很难在小镇上生存下去，而成为这个俱乐部的合法成员的前提条件是被众人的目光审视。
因面子而起的各种冲突
由于大家对面子的看重，在有冲突发生时，壹种重要的攻击手段就是让对手丢面子。权力关系的上游以此作为对下游的惩罚，如小镇人民广场的公判大会以羞辱罪犯的方式来警示冒犯权力结构的严重后果。这警示对当事者和旁观者都有效。
我的邻居中有几位悍妇经常扯著巨大的嗓门骂街，其目的也是提升自己的地位、让对手丢面子。
对面子的直接侵犯是许多社会矛盾和摩擦的起源。并且许多起因于物质利益的冲突也被当事者解读为面子保卫战。比如，壹家在新建或扩建自己的院子时多占了邻居的壹平方米的空间，他们之间的冲突就会升级为面子之战。最终的胜者赢得面子，输者引为奇耻大辱。家庭中的夫妻纠纷、父子纠纷也经常是由小事而起，升级为面子之战。
为了保卫面子，权力关系上游者可以随意修改事实、随意羞辱下游者，不顾下游者的自尊心、安全感。
因为上游者并不关心事实如何，下游者对上游者通常并无信任。下游者需要做好的只是壹件事：讨得上游者的欢心，为此他也随意修改事实，毫不犹豫地说自己不相信的话。
老师很在意在学生面前的面子。很少有老师在课堂上承认自己的错误。同样，父母很少在孩子面前认错、机构的上级很少在下级面前认错。
自省是壹种罕见的美德：自省是承认自己的无知、发现自己的过失，这是内在价值的经营。多数小镇人不知道有这样的内在价值的存在。
由于对当事者最重要的不是事实本身，也不是当事者自己的判断，而是旁观者的判断，生活的目的都归结为向旁观者证明自己地位的合理合法性。
人要证明的自己只能是已知的自己，所以壹个力图证明自己的人无法将注意力向未知的世界开放。他将有限的自己对无穷无尽的未知世界封闭起来，无法从中吸取营养。他没有被改变的愿望，也没有感悟、发现、成长的能力。
也正因为无法从成长的过程中寻找乐趣，他只能通过不停地证明已知的自己来定义自己的价值。
各级权力结构的面子
各级权力结构也都高度重视自己的面子：
（1）家族的面子。家族里有人当大官、有孩子考上大学、女儿嫁给了有权势的门第，这些都是光耀家族脸面的事。反过来，壹个人做出所谓的“丑事”会给他的家族的面子上蒙羞。“家丑不可外扬”说的就是这种情形。面子的极度重要性意味着家族只能面对光彩，而任何壹点瑕疵都是羞辱。
（2）各种机构的面子。同许多家庭都用尽财力盖房壹样，每个机构都用尽财力修筑气魄宏大的建筑。学校热衷于搞校庆，歌颂自己的各种成就。中央权力机构热衷于搞豪华的运动会和世界首脑论坛、斥巨资兴办奥运金牌体育。
（3）国家、民族、政权的面子。中学历史课的主要内容，如中华五千年文明、近代被西方列强和日本侵入的屈辱、共产党政权的辉煌成就，都是从各种角度维护当今政权的面子的努力。政权尽力隐藏自认为没有光彩的事。1976年唐山地震后的第二天，新华社通稿对灾情只用“震中地区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的话壹笔带过。【12】尽管政府对巨大的伤亡并无直接责任，他们对自然灾害的第壹反应是这损害了他们全知全能的高大形象。直接损害到政权的合理合法性的事件如六十年代初的大饥荒和八九年的天安门镇压则是严格禁止讨论的话题。
2.3 控制欲
壹个人对面子的重视可以解读为他保卫权力的努力。另壹方面，小镇人也见缝插针地在每日生活中行使权力，这体现在对下游者的控制欲。
免疫力与控制欲同时发育
母亲退休后，就小时候的经历写了比较详尽的回忆录。其中记载了这样壹件事：外祖父去世后，她的几个姐姐早早出嫁，她与外祖母两个人度日，与外祖母的几个妯娌（即母亲的婶婶）的家庭同住壹个四合院中，不时有摩擦。壹天，她到邻居大妈家借东西，把外祖母在家对妯娌的怨言，或许还加了自己的壹些想象，告诉了邻居大妈。母亲这话后来传回外祖母的耳朵里，外祖母勃然大怒，拿出壹根绳和壹把刀，让母亲选壹样了断自己。那时她大约十岁。
母亲壹辈子没忘儿时这壹幕，可见这事对她刺激之大。但回忆录的字里行间没有怨恨，而是感恩外祖母严格有原则。
这件事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理解：
（1）母亲将外祖母的话转告邻居，是将最亲近的人之间的秘密外泄。如果母亲在谈话中还加入自己对那位婶婶的恶意，这是失之宽厚。以壹般的伦理道德来衡量，这都是过失。父母给以适度的惩戒是可以理解的。
（2）外祖母在背后说亲戚的坏话同样不合壹般的伦理道德准则。她的大怒壹部分是因为孩子的过失，壹部分是因为自己的做法被女儿暴露后面子有失。人保卫面子的壹个常见手法是迁罪于权力关系的下游者。
（3）外祖母的剧烈反应反映出其价值观的几个侧面：自己对孩子有完全的控制和任意惩罚的权力，使用包括死亡恐吓在内的手段；孩子没有安全感的需要，也没有合法不受侵犯的个人空间。这些以现代教育思想来看是极残忍的，不论孩子做了什么事。但是符合当时农村的群体价值观。
（4）外祖母做出这样剧烈反应的另壹个原因是她处在盛怒之中。我猜想，即使是在那个时代，多数人在心平气和时都不会对自己的孩子做出这样的举动。我的童年记忆之壹是小镇上的许多成年人都经常处于盛怒之中。他们或者是意识不到自己正处在愤怒之中，或者认为盛怒是他们此时此地唯壹合理的反应。他们不知道自己有驾驭自己情绪的可能。
（5）如果母亲作为壹个十岁的孩子在这件事上有过失，那麽外祖母应该为这些过失负起主要责任，而外祖母首先想到的并不是自责。
（6）母亲当时的反应是恐惧，而不是怨恨或指责，说明她在心中认同外祖母对她的恐吓。这是由于年幼的母亲在价值判断上完全依赖外祖母。也正是由于这样的完全依赖、完全信任，外祖母的威胁在母亲心中刻下的伤疤要比某个不相干的人的同样威胁深得多。母亲在回忆录中提到几次最快乐的童年回忆都是被外祖母赞许的时候，由此似可见她在外祖母身边如履薄冰、急于取悦的心态。
（7）外祖母的严厉使母亲后来处事极为谨小慎微，这可能也让她躲过了不少麻烦，为此她感激外祖母严格有原则。但母亲在晚年仍然全盘认同外祖母的做法，视其为正常、合理，这意味着母亲继承了这样的世界观：权力关系上游者对下游者个人空间的随意侵入是世界的正常秩序的壹部分。所以她对她的权力下游者也会做出类似的事。
人适应环境的能力是惊人的。在母亲长大的过程中，其个人空间被不断强力侵入，她也随之发育出强大的免疫力来保护自己。这免疫力就是她对自己的个人空间的紧紧守护，像溺水者紧紧抓住那块救命的木板。在我的印象中，母亲对所有的来访者都客气而保持距离，小心藏好心中的真实想法。她没有任何推心置腹的朋友。
母亲只有在家里才能彻底放松神经，而这意味着她可以在她的丈夫和孩子身上施用外祖母曾经用在她身上的手段。
母亲与外祖母壹样，极在意面子、常常动怒、对孩子们极为严厉、意识不到孩子们的情感需要。这在我身上产生的效果是：
（1）我根本想象不出反抗她的意志是什么样的场景。阿伦特说，权力的反面是暴力。这话的意思是：上游者拥有绝对的权力时，下游者根本不会想到反抗，所以上游不需要使用暴力。母亲对我也不需要使用暴力；她的脸壹沈，我便全身被恐惧感笼罩。
（2）大壹些后，我见到权力关系的上游者，如高中的校长、大学的系领导、工作单位的大老板，便手足无措、思维停滞、口齿嗫喏。这只能是来自于母亲的影响：或是我把自己在母亲面前的表现用在了见到其他上游者的场合中，或是由于母亲自己在她的上游者面前的类似表现对我的耳濡目染，或两者兼有。
（3）我从小即不与她交流心中的任何想法。这可以解读为我紧紧把守自己的个人空间的努力。这与母亲的做法壹样，都是出于求生欲。
人可以无限制地侵入权力关系下游者个人空间的传统源远流长。Arthur Smith的《中国人气质》记载了这个发生在清末的故事【2】：
“壹位盲人找我来医治眼睛，讲起他的事。他是离家在外时惹了事，被人用生石灰烧瞎了双眼。他嫂子对他说：‘妳凭什么老是到我家来吃饭！我们这儿没妳住的地方。要硬的有刀，要软的有绳，妳只配要这些东西！’他说，如果没有办法医治，他大概就会在‘硬的’和‘软的’之间选壹样解除痛苦了。”
这位嫂子的威胁手段也是刀和绳子，由此看来外祖母的做法并非特例，而是中国近代威胁权力关系下游者的壹种习惯做法。
母亲大约十五岁时，外祖母决定改嫁。改嫁的主要原因是：
（1）家中孤儿寡母、久无男人撑门面，给外祖母造成巨大心理压力。壹个例子是，到了秋收季节，村里的壹些好吃懒做者会去没有势力的寡妇家的地里偷粮食。在这个权力关系中，外祖母是下游者，好吃懒做者是上游者。
（2）为母亲继续上学筹措学费。
寡妇改嫁，便成了被人在背后指点的异类，女儿在社区中的面子大受折损。在外祖母与母亲之间的权力关系中，外祖母开始成为下游者，而母亲成了上游者。母亲虽然知道继父给她提供了上学的所有费用，但壹直到自己三十多岁、继父去世时都对他相当冷漠。这不能不说是她理解和同情他人情感需要的能力极为有限，而播下这果实的不是别人，正是与晚年继父相濡以沫的外祖母。
另壹方面，虽然母亲对我的教育手段中包括威胁甚至恐吓，但是从未达到外祖母的刀和绳子那样恐怖的程度。这说明在教育方式的传承之中也有变异。变异的几个可能原因是：（1）母亲的性格不可能是外祖母的完全拷贝；（2）母亲受过师范程度的教育，而外祖母是文盲，因此对孩子的教育方式必然会有所不同；（3）时代环境的不同会对个人的做事方式产生影响。
在小镇权力结构之树的任何壹个分支，上游者都惯于随意侵入下游者的个人空间。这包括父母之于子女、老师之于学生、机构中的上级之于下级、政权之于冒犯它的人。
小镇上的异类，如生理缺陷者、智力障碍者、老实人、书呆子，处在所有人的下游。他们被大家嘲笑、起绰号。他们的个人空间被肆意侵入。大家嘲笑他们的动机也是行使权力的满足感。
终其壹生，小镇人的个人空间都被权力结构强势侵入：在幼年，被家族的权力；在学龄，被学校的机构权力；长大成人后，他不依附于由政权的权力、各种机构权力和各种动态权力结构交织而成的权力结构便寸步难行。权力结构日复壹日、年复壹年随意侵入他的个人空间，他得以存活下来的唯壹防御手段是发育出强大的免疫力、长出如久经枪林弹雨的老兵那样的钢铁神经。
同时他的控制欲也在日复壹日、年复壹年的耳濡目染之中发育、成长，他已经准备好了用同样的手段来对待在他下游的人。
以控制欲为前提的同情心
权力关系上游者对下游者的同情心并不鲜见。那时多数小镇人都壹贫如洗，且没有医疗保险，壹旦生了大病，普通人只能到他们的工作单位领导那里去求情，请权力结构解囊救济。他们的请求在多数情况下都能得到回应。小镇上不时有叫花子挨家挨户讨饭。叫花子的存在说明他们能得到施舍，生活能维持下去。
小镇上叫花子的神态卑微、凄惶，与满脸自信的美国叫花子完全不同。他们只有把自己的地位降到居于所有人的绝对下游才能燃起大家的同情心。
同情心是建立在下游者完全顺服的基础上，或者说，建立在下游者对权力关系不构成任何挑战的前提下。可以想象壹个平时喜欢挑战领导权威的刺儿头在家人生重病时会遇到多大的麻烦。
官员对平民的“访贫问苦”等同情心的表示也都是建立在后者对权力关系不构成任何挑战的前提下。
母亲同情弱者，喜欢接济穷人。母亲在家中接待的访客许多是无权无势的平民，但我从未见过哪位客人被她怠慢。但母亲对我与对她的下属壹样控制欲极强。她不认为我们有独立的判断力、独立的价值观。我完全顺服母亲的心意时，她对我的照顾无微不至。
下游者对上游者的同情心不存在。2020年三月下旬，美国和日本的新冠肺炎疫情泛滥时，沈阳的著名品牌“杨妈妈粥店”“在大门外竖立充气拱门，挂上印有‘热烈祝贺美国疫情 祝小日本疫帆风顺长长久久’的横额”。【13】在横额作者的心理之中，美国和日本这样的国家居于他的上游，所以在这些国家受难之时，他的心中有巨石落地的喜悦之感。
同情心和同理心的“同”字的意思是自己与他人的感受相同，这首先要求自己有能力体会到同样的感受。否则同情心和同理心就无从谈起。《晋书·惠帝纪》载：“及天下荒乱，百姓饿死，帝曰：‘何不食肉糜？’”这位晋惠帝不理解百姓挨饿的感受是因为自己没有能力体会挨饿的感受。
同样，不看重内在价值的人也无法准确理解他人的感受。比如，如果父母自己没有独立思考和判断的习惯，就无法理解孩子的独立思考和判断是壹种合理合法的权利。反过来，父母自己在长大时因个人空间被频繁侵入而痛觉神经已经麻木，所以他们也想当然地认为孩子的痛觉神经也同样麻木。
父母对孩子的控制、羞辱、否定不等于对他们不负责。在改嫁前，我的外祖母养鸡而自己舍不得吃壹个鸡蛋，而是卖了攒钱做两件事：买盐；交母亲的学费。改嫁后，夫妻俩壹起供母亲上学直到师范毕业。在几乎家家赤贫、重男轻女仍然相当严重的1950年代的家乡农村，女孩壹路读到师范毕业是相当罕见的。这是外祖母以她自己的价值观来定义的母爱。这种母爱之中不包括鼓励孩子的独立判断、理解孩子的情感世界。
恩与孝
中文里有壹个字与同情心相关：恩。恩与爱类似，同指壹个人对另壹个人的在责任之外的善意帮助。两个词的不同是恩只适用于权力关系的上游者对下游者，而爱与权力关系无关。权力关系的下游者没有资格对上游者施恩；向上的善意通常被解读为阿谀逢迎。
壹种重要的恩是父母对儿女的抚养之恩。从上壹段讨论的恩的定义出发，承认父母抚养孩子是壹种恩情需要承认壹个前提：父母对儿女并无抚养责任，或责任极为有限。溺杀女婴的做法说明这正是中国传统中的现实。
老师对学生的关爱也是恩情。这首流行的儿童歌曲《每当我轻轻走过妳窗前》是对这种恩情的叙述：
静静的深夜 群星在闪耀
老师的房间 彻夜明亮
每当我轻轻走过妳窗前
明亮的灯光照耀我心房
啊 每当想起妳
敬爱的好老师
壹阵阵暖流心中激荡
把壹种关爱定义为恩情也就定义了壹种权力关系，恩情的受者在其下游，要完全顺服于施者的意愿。否则就会被大众视为忘恩负义。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父母的抚养之恩是壹种巨大的恩情，所以关于报答这种恩情的美德，中文里有另壹个极重要的字来描述：孝。孝通常包含两层意思：对父母生活上的照顾；顺服于父母的意愿，或顺服于父母的权力。
孝与忠的内容相似，都是提倡权力关系下游者对上游者的无条件服从。比如，在中国民间影响很大的《弟子规》中详细论述了儿女应该与父母保持什么样的关系：“亲所好，力为具，亲所恶，谨为去。身有伤，贻亲忧，德有伤，贻亲羞。”
这段话的逻辑是：（1）儿女行为的价值标准不是出于儿女自己的独立判断，而是出于父母的好恶。（2）承担儿女行为的最终后果的人不是儿女自己，而是父母。
换句话说，孝与忠都是提倡权力关系上游者对下游者的绝对控制，是以道德规范的形式把上下游之间的权力关系固定下来，是整个社会对每个个人的潜移默化权。
孝心与爱心也有许多相似之处。它们的不同之处是：孝心是有严格方向性的，在权力结构中由下指向上，同恩情正好反过来。
3.4 不安全感和恐惧感
不安全感起源于动物的求生欲，即对死亡的恐惧。现代人拥有的资产比动物多得多，也就是说，他们比动物离死亡的距离远得多。按道理，这应该意味着他们的恐惧感比动物少得多。但事实并非如此。现代人的不安全感似乎与其势力范围的规模成正比：他的地位、权力、面子、各种有形资产、家人和朋友都是他的势力范围的壹部分，所以都是他的牵挂对象，而其中的任何壹个细节有损失的潜在可能性，都会给他带来不安全感。
不安全感与恐惧感是内容相似、程度不同的概念：在不敢面对某件有可能发生的事时，人产生不安全感；在不敢面对某件极有可能发生、壹定会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事时，他产生恐惧感。
不安全感
没有能力進行独立判断、独立选择人生方向、并独立为自己的决定承担代价的人可以称为具有依赖型人格。依赖型人格必然导致不安全感：他们心理上的所有依赖对象，不管是父母、朋友、各种群体，还是自己势力范围之内的各种资产、对未来的各种期望，都有可能离他们而去。
孩子直到长成成年人之前都要在心理上和物质上依赖于父母。这些依赖导致了他的不安全感。如果父母能经常鼓励孩子的独立判断与承担、经常给孩子以冒适当风险的机会，孩子就有可能慢慢挣脱依赖型人格的保护壳，获得心理独立。
小镇人在摆脱不安全感和获得心理独立的路上有重重的阻碍：
（1）在幼年，他们的父母利用权力关系上游的地位威胁、羞辱孩子、否定他们的判断、提出各种不切实际的要求，如让他们变聪明、长成高个子。孩子并没有足够的心理成熟度来甄别这些判断和要求的合理性，因此时时为不能让父母满意而惶恐。
（2）在成长的年代，他们的父母把他们当作永远的孩子看待，不给他们以锻炼心理独立的机会，试图把他们永远置于自己的羽翼之下。
（3）在成人之后，他们的个人命运高度依赖于权力结构。地位高的担心失去地位；地位低的不知道在他们每天要等待的有形和无形的窗口前，谁会随时插到自己的前面。
如前所述，面子是旁观者的态度，而旁观者的态度并不操在当事者自己的手中，所以对面子的看重也是依赖型人格的壹种表现。地位越高，旁观者越众，由面子而生的不安全感也越大。
人被不安全感驾驭的结果是耗费了生命的能量。由于现代社会的丰富生产力，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有壹定资产储备，这本来足以保证他们不至冻馁而亡；也就是说，他们在壹生中的绝大多数时候并不存在不安全的问题。但事实上，他们总在被不安全感驱使。这使得他们没有多余的精力来从事更有趣、更有创造性、更能表达他们的内在潜力的活动。
中年时的父母亲享受了不少他们并不大的权力带来的利益，而他们耗费感情最多、对他们心理压力最大的事也正是工作单位上的权力斗争。母亲抱怨同事的嫉妒、小报告、未被提拔。父亲抱怨被同事挤压、被上司欺负。他们害怕壹次又壹次的廉政反腐运动查到他们头上。
母亲从三十多岁开始严重胃痛，经常要将胃部紧紧抵住桌角来缓释。退居二线后，胃痛不治而愈。
五十岁时，母亲又患上心脏病住進医院。检查发现心脏和血液指标壹切正常。七十多岁后，她的心脏病也不治而愈。
阿德勒说：“即使是成年人都很难了解自己、很难把握自己的心理成因，也就是说，很难弄清楚自己的好恶和情感究竟缘起何处。”【14】小镇人在勤勉地获取权力和势力范围时，不知道驱使他们辛勤劳作的动力是自己心灵深处的不安全感，而这种动力已经将他们的生命能量蚕食殆尽。
恐惧感
母亲年轻时的不安全感与中年后的恐惧有所不同。年轻时不安全感的来源是近处、有形的；引起她不安全感的威胁消失，她的不安全感也随之暂时消失，直到下壹个威胁出现。中年后的恐惧的来源是人生更根本的问题：衰老、疾病、死亡，它们永远不会消失。她所依附的群体价值观也无法就这些问题给她以壹个满意的答案。
死亡的问题是对获得模式的严峻挑战。壹个人的死亡意味着他在世时获得的所有的东西都彻底失去，这使获得模式成了竹篮打水壹场空。
壹部分人对这个挑战的回答是宗教。寺院和道观里经常挤满了香客，他们之中的许多都在祈愿在现世和来世能继续他们的获得模式。
活在存在模式中的人把获得和失去都看作人生体验的壹部分，所以能以更平安的心态对待死亡。
养儿防老的传统就是来自于对衰老和死亡的恐惧感。父母抵御这种恐惧感的武器是处在他们权力关系下游的孩子。他们普遍希望孩子长大成人后能留在自己身边，在自己老而无依时陪侍左右。
死亡也是在孩子们之中引起巨大恐惧感的话题。幼年的我对死亡极度恐惧，这应该来自于父母的影响：（1）父母自己对死亡的恐惧与无奈对我的耳濡目染。（2）父母与我之间对此没有坦率的交流。（3）母亲用自杀来威胁父亲，而作为旁观者的我对世界的了解还没有成熟到那样的程度，看出这只是壹种权力斗争的手段。
对于心理不能独立的人，如孩子，对其心理依赖对象的威胁比对他自己的威胁更加令他恐惧。威胁到他自己时，他会下意识地缩回他的依赖对象的怀抱之中；这是他全部安全感的寄托所在。但是，如果他的依赖对象自己的生存悬于壹线、或要离他而去时，他的所有防御都坍塌了。
如果壹个人的价值观高度依附于群体价值观，而群体价值观突然与他反目，会给他以同样的极度恐惧感。
1989年学生运动时，我在北京读书。虽然我并未积极参与其中，但是经常去天安门广场，目睹了运动的全过程。这已经让家乡的母亲担忧不已。听到6月4日电视台发布平暴命令，母亲便六神无主、失魂落魄、满院子磕头求神告佛，像疯了壹样。共产党曾是她的全部心理依赖，而那天晚上，这巨大的靠山忽然变成了向她压下来的大山。
我的壹位同学在省城因领导学生运动被地方公安机关通缉，在外地藏了半年多，躲过牢狱。其父却在不久后心脏病突发去世，当时刚五十出头。
这是1989年北京学生运动被镇压之后几位被通缉的学生运动领袖的父母的情况：（1）王超华于同年辗转逃出大陆，她的父亲、著名历史学家王瑶，于同年12月去世。据戴晴回忆，王先生是“差不多因她而死”。（2）1990年，柴玲的母亲在柴玲逃离中国后不久去世，年五十岁。（3）张铭的父母“在电视上看见通缉令上儿子的照片才知道他干的事。他此前没有告诉父母，因为他知道他们壹定会设法阻止他。看到他成了国家的敌人，父亲血压突然升高，险些丧命，后来留下好几种后遗症。”【15】
我没有听到、读到过任何壹位学生运动领袖的父母视他们的儿女为英雄。他们的个人价值观的大厦在群体的土地上扎根太深，没有能力在属于自己的土地上再修筑壹座了。
禁忌话题
逢年过节、生日寿诞、各种聚会上，可听到各种吉祥祝愿，通常围绕着三个主题：福（连年有余、岁岁平安等）、禄（官运亨通、平步青云等）、寿（长命百岁、寿比南山等）。这些愿望的反面是禁忌话题。
诸多禁忌话题的存在与多数小镇人活在获得模式之中有关。获得资产、扩大势力范围是人生的成就，失去势力范围是丢脸的事。没有人愿意成为人生战场上的输家，所以没有人知道如何面对这些失去。对耄耋老人，大家都会说他壹定会长命百岁。对重症病人，大家都会说他壹定能战胜病魔。没有人与他们讨论如何面对另壹种大得多的可能性：在地平线不远处的死亡。
小镇人以权力斗争的心态面对死亡的话题：要么把死亡置于下游，拿出不怕死的大无畏态势；要么被对死亡的恐惧感驾驭，完全回避这种讨论。这可以称为权斗式思维。他们不知道有以平等、开放、平安的心态讨论死亡，并从中发现生活的新意义的可能性。
他们也用同样的权力斗争式思维来看待其它壹些话题，如钱：要么终日被利驱使，要么作出视金钱如粪土的清高姿态。
活在不安全感之中的人寻找安全感的对策之壹是如南极冰盖上的帝企鹅那样抱团取暖、与群体紧紧依附。在这铁板壹块的群体之中，任何个人的独立意志都被视为异类。小镇上的各种被嘲笑挖苦的异类都是因为他们无法成为铁板壹块的群体之中的合格成员，即使这些人可能只是有与群体相异的外表，如生理缺陷，而并无独立于群体的意志。为个人信念殉难的林昭和张志新都是被抱团取暖的群体排斥。她们殉难近半个世纪后的今天，这些人的名字还是媒体上的禁忌话题。权力结构不知道如何讨论这样的话题而不丢失面子。
自己的精神无法独立，所以也不允许别人精神独立，这样的心态可以称为窒息式团结。中国的海外移民潮壹百多年来持续不断，除了经济的诱因，对这种窒息式团结的抗拒应该是原因之壹。
抱团取暖的群体虽然体量巨大，其成员们的安全感仍然脆弱。比如他们不敢面对其中某个子群体的独立意志。即使它只是精神意义上的独立，而非地缘或政权意义上的独立，这仍然会严重损害群体的面子，导致整个群体的不安。中央政权压制边疆异议的最有效手段就是给它们贴上地缘独立的标签，把他们打为异类。这就点燃了华夏大地上抱团取暖的十几亿人心中的不安全感，使得持异议的子群体不再只是政权眼中的麻烦，而马上成为全民共讨之的公敌。所以持异议的子群体如藏族、维吾尔族、港人、台湾人等都压制自己心中的想法，把“独立”这个字眼视为在公开场合严重禁忌的话题，以免引燃那个体量巨大的不安全感中蕴藏的毁灭性力量。
个人的不安全感被权力结构鼓励
权力结构乐于见到个人的不安全感和恐惧感，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死心塌地地依附。中央政府的每壹次大批判、大镇压、县政府的每壹次公判大会、老师对每个挑衅的学生的体罚和羞辱都是在不同尺度上的惩罚权的展览，以在观者心目中壹次又壹次地加固他们的恐惧感。
与高夫曼熟悉的监狱等全控机构【16】不同的是，小镇权力结构之中的每个人既是囚犯也是狱卒。小镇人小时候每天在家接触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在学校接触的老师和同学、长大成人后接触的同事和上级，都被或多或少的不安全感驱使，都有同样的从感情到物质上对权力结构的依赖、同样的对陌生人的敌意和排挤、同样的面对老去、疾病和死亡的无奈和挫折感。榜样的力量每天都在小镇上演，观者把这些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中，然后在自己的生活中做出来，给别的观者作榜样。
缺乏安全感的人如溺水者，身边所有可以抓得到的东西都是他的救命稻草，这包括他自己的孩子。他把自己给孩子的付出当作恩情，因为没有安全感的人也不觉得自己对他人有任何义务，尤其是对在自己下游的人。
3.5 多重价值标准
人壹生的无数过往经历塑造了他对各种事物的许多不同看法，在每壹次重大的选择关头也有许多不同维度的考虑。这些都是他的价值空间之中的成分；其中的每个成分都有影响他的每个人生选择的潜力。
可以以买房作个比方来观察人生的壹次重大选择的过程：
（1）买房者有许多个方面的考虑，如面积、户型、价位、地段、学区等。
（2）完全满足自己在所有这些方面的要求的房子在市场上并不存在，并且有些标准之间甚至是完全自相矛盾，如面积、地段和价位。
（3）买房者必须了解每壹项要求对自己的相对重要性，然后割爱那些相对不重要的项目。这可以说是壹个整合价值空间的过程。
（4）如果对自己在每壹个方面的要求对自己的重要程度了解准确，他的整合是成功的；他作出的选择会让自己在今后很长时间中受益。反之会在未来出现种种问题。
同样，人的每壹次其它的选择也都是价值空间中的各种价值发生冲突、竞争的过程。善于思考的人把这些冲突看作了解、整合自己的价值空间的机会，在比较和判断中选择对自己更重要的价值，放弃另壹些重要性较低的价值，也为此决定承担代价。
不断整合自己的价值空间的努力通向孔子说的“吾道壹以贯之”的境界。这话可以理解为用壹个统壹的价值体系来指导生活的所有方面。
小镇人不作这样的努力。他们在不同的场合使用不同的价值标准，且并不为之感到困惑。下面讨论这种多重价值标准的几个方面。
群体价值观之中的自相矛盾
我的父母亲在他们的同事之中属于胆小守法的壹部分。看到周围的众人用手中权力大肆给自己捞取，他们心态矛盾。壹方面，这有违他们心目中的道德准则和政权的明文规定；另壹方面，他们认定那些胆大妄为的是社会主流，而自己是处处吃亏的胆小鬼。
造成他们这矛盾心态的有两个因素：1. 群体价值观之中的多重价值标准：政权和文化传统中标榜的价值标准与现实世界里通行的价值标准南辕北辙。2. 这两套价值标准也同样在他们的意识之中南辕北辙，而他们没有能力進行独立的价值判断，不知道自己该用哪壹套。他们既不敢面对由于胆小怕事而放走了眼前利益的后果，也不敢面对由于胆大妄为而被政权惩罚和羞辱的后果。
那时有壹种说法：学校的政治课老师都姓吕，上边壹张口说的是壹套，下边壹张口说的是另壹套。
诗人北岛的最广为人知的两句诗是：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这两句诗得到最多的读者共鸣的原因也是他们强烈感受到的社会中两套价值标准的鲜明对比。
这样的对比可以上溯到古代。黄仁宇《万历十五年》记载，明朝大学士申时行“对理想与事实的脱节，却有壹番深切的认识。他把人们口头上公认的理想称为‘阳’，而把人们不能告人的私欲称为‘阴’。”
“阳”和“阴”两套价值标准如同计划经济中的官市和黑市。官市居于大街闹市、美轮美奂，但货架空空；黑市被官方宣布为非法，只能在小巷深处交易，但商品琳瑯满目。懂得灵活游走于官市和黑市之间的人是被群体价值观青睐的俊杰，无此能力的是被大家嘲笑的书呆子。
“阴”的价值标准不被允许合法存在，是因为权力关系的上游者必须要把自己打扮成伟大光荣正确、没有任何过失的英雄。在垂直的权力关系中，不管是政府官员对下属、老师对学生，还是父母对子女，上游者比下游者遥遥高出的地位都需要这样的形象来维持。
西方社会对这两套价值标准的矛盾的因应措施是承认阴面的存在，并发展出公开制约的制度：选举制度，以在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产生互相制约；三权分立，以在不同领域的管理者之间产生互相制约。每个人都需要被公开的制度约束，没有人需要把自己打扮成完美无缺的伟大人物。这样的制度就把权力结构变得平坦。
价值标准因权力关系而异
高夫曼认为人有前台和后台两个自己。前台的自己是表演给周围众人看的，后台的自己是脱下了戏装的自己。【17】根据这个理论，可以说小镇人因观众的不同而有多个前台：他们对权力关系的上游者温顺，对下游者强横。
鲁迅注意到同样的两面表现：“可惜中国人但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所以即使显著凶兽相，也还是卑怯的国民。”
下游者对上游者的温顺只是由于上游者的更高的地位；或者说，只是由于上游者的外在价值。如果外界环境的变化使得上游者和下游者的位置发生互换，曾经的下游者的态度便会逆转。这样的例子包括土改期间贫雇农对地主富农的关系和文革期间中学生对老师的关系（见1.3节）。
这种两面表现并不是中国人特有的现象。德国社会学家阿多诺用德语中的壹个俗语来形容这样的人格：“骑自行车者人格”，意为对上哈腰、向下猛踩。
两面表现并不矛盾：对上游者温顺是出于求生欲，对下游者强横是出于权力欲，两者都出自人的动物本能，如丛林中的动物见到弱小的就霸凌，见到强大的就恐惧。
价值标准因亲疏而异
小镇人的同情心和爱心只适用于熟悉的人之间，包括亲人、邻居、同事、朋友等。这是因为熟人之间的关系不只是权力关系。他们之间还有频繁的交流，他们之间的关系中有爱的成分。这满足了他们的归属感，也拉近了他们之间的心理距离。亲情和友情是小镇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陌生人之间的关系的基调是冷漠和敌意。在小镇附近的公路上曾经发生过长途汽车上满车的乘客被两三个匪徒逐个洗劫的事。匪徒只有匕首，并没有枪。整车乘客的力量加起来比匪徒强大得多。如果是在壹个陌生人之间有基本的信任和默契的社会中，这样武装程度的匪徒恐怕没有将整整壹车旅客逐个洗劫的胆量。
孩子之间也是同样的情形：同情心和爱心只存在于最亲近的朋友之间，与其他孩子的关系基本上是以大欺小的丛林式关系。
对于任何壹个人，他的社交圈子的体量只是他所在的社会的体量的极小壹部分，这意味着他的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于他而言都是陌生人。这有两个重要的后果：
（1）由于陌生人之间的关系的基调是敌意，他必须懂得在致密的网状权力结构中生存的艺术，否则他就几乎无法在小镇上生存。事实上不管遇到任何比较重大的生存挑战，小镇人的第壹反应就是：找关系。
（2）每个人对社会的基本态度都是冷漠和敌意。个人没有对社会的主人翁意识，不觉得自己对社会负有责任，其结果是公共意识的欠缺。自己的家里装修得金碧辉煌，而院子外的路上污水横流、小镇的大街上到处是垃圾。
各种互相矛盾的价值标准能和谐地存在于小镇人的身上的原因是：这些价值标准并未经过他们的主动消化，或调适，而是被各级权力结构强力嫁接到他们身上的。而他们的思考能力也早在他们幼年时就被夺去，让他们再无调和这些矛盾的动力和能力。
人不对自己的价值标准進行重新整合的代价是：他苦苦追求的目标很可能并非真正对他有价值的目标，而他却没有能力发现这个致命的问题。比如，他人的肯定和仰视与自己的平安和快乐本来并无直接的关系，所以，如果壹个人壹生汲汲于他人的肯定和仰视，他可能就会永远与平安和快乐无缘。在我的记忆中，小镇人似乎多数时间都处在盛怒、不安、恐惧、嫉妒、懊悔等各种负面情绪中，这与他们没有能力整合自己价值空间之中的各种矛盾有关。
3. 价值观的传承
安全感是孩子心理健康发育的基石。没有安全感，爱心、好奇心、思考能力都无从谈起。在安全感中生长的孩子有接受或不接受壹个观点的主权，他们用思考来主动调适、扩展自己的认知框架、发育自己的价值判断、发育对世界的爱心和好奇心。这是在不被权力欲主导的家庭里发生的孩子的成长过程。
在垂直的家族权力结构中，孩子的成长环境是：
（1）在心态方面，父母对他们的个人空间不断强力侵入，这导致孩子的安全感被不断打破。于是，摆脱不安全感成了孩子生活的主要动力。为了摆脱不安全感，他们极力取悦于父母，为此他们会说自己不相信的话。他们认为自己的意愿只有壹个：迎合父母的意愿。他们不会去追问自己的真正意愿为何。
（2）在认知方面，人的幼年本是如饥似渴的学习和成长的时代，但孩子不被父母给以主动思考的机会，对世界的好奇心也得不到用武之地。这导致他们停止思考、在挑战面前封闭自己、无条件接受群体价值观的强制嫁接。
（3）在人际关系方面，孩子从父母那里学到的道理是丛林法则：权力关系上游者对下游者可以任意处置，下游者为了保全自己的生存可以不择手段。给他们以精神满足的主要活动是权力欲的三个方面：行使权力、保卫权力和扩张权力。
在安全感中成长的孩子的个人空间是壹片农场。它是壹个开放系统：它从外界接受阳光、雨水、土壤中的养分；它需要主人的关注和呵护；它与外部世界分享其产出。农场周围的世界呈现的是友善的色调。
在不安全感中成长的孩子的个人空间是壹座堡垒。它是壹个封闭系统：堡垒外的世界充满了敌意；堡垒的主人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于外界，而堡垒内空无壹物，似乎并无必要守卫；堡垒的坚硬墙壁是防御外敌所必需，也把自己与世界的交流完全断绝；它拒绝从外界吸收营养、改变自己；它被改变的唯壹途径是被外界强权摧毁。
当孩子继续长大时，他与学校、各种成人机构和政权的权力结构相继谋面。这些结构与家族权力结构有相似的垂直度，对待他的手段也是相似的侵入式。并且，当他放眼看去，周围的所有人都是同样的生活方式，这更让他坚信这样的生活方式是正常且唯壹的生活方式。于是他在幼时发育的心态、认知和人际关系三个方面的价值观都将完好地保持终生。
他们在变成权力关系上游者后也会对下游者，包括比他们弱小的同伴、他们将来的下属，实行同样的控制。他们成为父母之后，会以同样的方式教育他们的孩子，将价值观传承下去。
虽然小镇人的价值观高度均质化，但每个家庭、每个个人之间仍然存在差异，每个父母亲对孩子的个人空间的摧毁程度也不同。壹种较为善意的传承方式是：父母习惯性地侵入孩子的个人空间，但能充分满足孩子的物质需要。当孩子看到社区中的许多父母都是这样的教育方式，他们就会认为这是最合理的教育方式。他在为人父母之后也会采用物质上充分满足、精神上充分控制的方式，且坚信自己做法的正确性。
也有对孩子个人空间摧毁程度较重的传承方式，如阿德勒的观察：“在幼年时，他们被虐待，这经历促使他们变得心肠坚硬、心怀嫉妒和怨恨。他们不能忍受其他人生活在幸福之中。不只是坏人中才有这种充满嫉恨的人；常人之中也有不少。当他们教育下壹代时，他们会认为孩子的幸福不能超出当年的自己。他们不仅会把这样的观念用于自己的孩子，也会在监护其他人的孩子时施用在他们身上。他们的这些想法并非真是心存歹意，而只是由于他们在成长过程中经历的非人的待遇。”【14】
观念在垂直权力结构中长期传承的壹个例子是缠足风俗。缠足的风气始于宋朝，终于民国，前后壹千多年。女孩小时候的缠足极度痛苦，《夜雨秋灯录》称：“人间最惨的事，莫如女子缠足声”。
父母不是不知道女儿的痛苦，但他们认为自己有权力替孩子决定如何处置她们的身体、也有权力替孩子决定身体的痛苦是壹笔好投资，可以换来高回报，如在婚恋市场上更高的身价。孩子并不是这个决定过程的参与者。父母们还得到群体价值观的大力相助：当社会中每个人都奉行这样的习俗时，他们便更深信不疑他们为女儿的身体做决定的权力。
孩子终于发育出强大的免疫力来熬过痛苦、长大成人、将父母的价值观牢记心中，准备好了在她们的下壹代身上施加她们认为值得付出的痛苦。
在我长大的1970-1980年代，小镇人价值观的传承与缠足传统的传承遵循的是同样的规律。传承的方式是垂直权力结构的各个分支对个人的每个成长阶段实行的侵入式教育。权力结构和个人价值观互相融洽、互为因果，保证了它们壹道稳定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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