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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说的＂文化精英＂，是泛指文化、艺术、科技等人才；限于自身能力，不能把受难的精英们全部记录下来以作纪念，让我深感遗憾。
我无法想象，一个罪恶的政党，能鼓噪人民任意指认谁是什么就是什么，要谁成什么就成什么；尔后几十年过去了，再轻巧恩赐般地说给谁平反了就平反了。而更让我惊讶的，是那些所谓被一纸平反了的末亡人，不仅不以行动团结起来申诉国家赔偿，追求申张公义，彰显法理良知，惩治恶行劣制，竟仍会屁颠屁颠地重去参与邪党的工作。这是出于何种心理和动机？又是为了何种难言之隐或无法言说的缘由？
也许，真如网友所言：我们都是受害者，我们也都是帮凶。
那么我想，只有当我们不再怯弱，不再去做帮凶的时候，我们才能免于苦难与被害。
本卷内容皆来自网络，大部分通过“维基百科”搜得，对此深表感谢。整编中可能在人名、时间、地点、事件和职称上有错误存在，这是要请读者诸君原谅的。
——整编者

霍秉权：（1903年2月27日－1988年9月27日），物理学家、教育家。我国首批从事宇宙射线、高能物理和核物理研究的物理学家之一。早年在私塾读书，后独身到鄂城县寒溪中学读初中。高中毕业后，考入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前身）。1929年在中央大学物理系毕业，获理学学士学位，随即留校任助教。1930年考取湖北省公费留学英国，先后在伦敦大学和剑桥大学从事物理学研究工作。1935年回国，任清华大学教授。1943年赴美国华盛顿卡内基（Carnegie）研究所進行合作研究。1944年回国，历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系主任（1946—1949）；东北工学院物理系教授兼系主任（1951—1952）；东北人民大学物理系教授（1952—1955）。1956年到河南省筹建郑州大学，历任物理系教授、系主任、校长助理、副校长。1962年，我国的第二个长远科研规划中，郑州大学物理系承担了宇宙线和原子核能谱的科研任务。当时经费由国家调拨，研究人员由刚毕业的物理专业研究生中选拔。在霍秉权等人的努力下，1964年安装成两台谱仪，1965年对自制的探测基本粒子的“多板云室”和“火花室”進行了组装和调试。1966年5月，当我国進行核爆炸试验时，他和一些青年教师在河南省卫生防疫站的协同下，在原子核能谱实验室多道脉冲幅度分析器上，進行了核爆炸裂变产物高空降落物的能谱分析。这一工作得到了中央有关部门的好评。6月，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郑州大学，霍秉权深受迫害，被打成了“反动学术权威”，撤销了一切职务。但最使他痛心的是，好不容易建成的原子核能谱实验室被破坏，在中国科学院直接帮助下研制的“多板云室”探测器也被扔入茅厕。郑州大学物理系被搞得既无“物”也无“理”。1977年复出。

霍应人：（1912年－1971年），原名霍如棠，笔名霍非、徐文、亚克。语言学家、文艺翻译家。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北平师范大学附中读高中时，参加文总领导的社联，并开始学习世界语。1932年，因参加抗日游行被捕，在狱中受到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的影响，开始学习马列主义。1933年经营救出狱后考入上海大夏大学，参加中国普罗世界语者联盟，致力于世界语和拉丁化新文字的推广，曾被推举为上海世界语者协会理事。1934年受中国普罗世界语者联盟的委托到北平成立分盟。从1936年开始致力于苏联文学的研究和翻译。抗战时期，在武汉、重庆曾参加郭沫若领导的军委政治部第三厅和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工作。抗战胜利后在重庆中苏文化协会和苏联驻华大使馆任翻译，并编辑《新闻类编》。1949年以后在甘肃师范大学任教，曾任系主任。1951年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成立时当选为理事。主要译著有：《沙鸥的大卫》、《贫与富》、《路上的呼声》、《舍格洛沃车站》、《古老的故事》、《乡村的婚礼》和诗歌《祖国》，曾编辑《世界语分类词典》、《世界名歌选》和《中国抗战歌曲选》（世界语文版），合著有《现代中文世界语词典》。1966年文革中被诬为“叛徒”迫害致死，终年59岁。
　　
穆旦：（1918年4月5日－1977年2月26日），本名查良铮，中国著名诗人和翻译家，亦是九叶诗派成员之一。穆旦的诗歌《赞美》、《诗八首》，均有很大影响。他翻译的《唐璜》被卞之琳称为“中国译诗走向成年的标志之一”，《拜伦、雪莱、济慈 抒情诗精选集》更是脍炙人口的佳译。11岁考入南开中学并开始诗歌创作，查良铮将“查”姓上下拆分再取同音，得“慕旦”或“穆旦”之名，16岁第一次以“穆旦”为名发表随笔《梦》。1938年2月，在北方高校南迁西南联大过程中，闻一多、曾昭抡、李继桐等教授的带领下，穆旦与两百多名师生组成“步行团”，历时69天，跨越湘黔滇三省抵达昆明。1942年2月，参加了中国远征军，随杜聿明的军队前往缅甸战场担任翻译，第五军被迫退入野人山，亡命热带雨林，一路上忍受饥饿，最后抵达印度，差点因“饥饿之后的过饱而死去”。1949年，穆旦由曼谷赴美国留学，在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院攻读文学、俄罗斯文学。1949年12月23日，与在芝加哥大学攻读生物的周与良结婚。1953年回到中国，穆旦的岳父周叔弢是当时天津市的副市长，穆旦回国后担任南开大学外文系任副教授。1957年，穆旦发表诗歌《九十九家争鸣记》，并進行检讨。1958年，被指为历史反革命，调图书馆和洗澡堂，先后十多年受到管制、批判、劳改，停止诗歌创作，坚持翻译。1966年，文革开始，穆旦全家被“扫地”到农场接受劳动改造。1968年，穆旦進“牛棚”，夫人周与良也成为“美国特务嫌疑”，被隔离审查。1972年，穆旦回到了南开大学，继续埋头于新的翻译及修改以前的译著。1976年7月，因摔倒而引起的股骨颈骨折，忍痛继续从事普希金诗歌翻译和诗作，在医院治疗时突发心脏病去世。死前，穆旦做《冥想》诗：“而如今突然面对坟墓，我冷眼向过去稍稍四顾，只见它曲折灌溉的悲喜，都消失在一片亘古的荒漠。这才知道我全部的努力不过完成了普通生活。”史家来新夏说穆旦自美国回中国的二十几年，“几乎没有一天舒心日子，主观的向往和客观的反馈，反差太大，不论做什么样的诠释，穆旦终归是一个悲剧人物。”
　　
穆木天：（1900年－1971年10月），原名穆敬熙，中国现代诗人、翻译家。象征派诗人的代表人物。1920年，入日本京都第三高等学校文科。同年在《新潮》第3卷第1期上发表处女作《蔷薇花》。1923年，考入东京大学攻读法国文学，在创造社刊物上发表不少诗作。受法国象征派诗歌影响，注重声、色律动与内容、情调的统一，情调忧郁、感伤。同期还发表了许多理论文章和翻译作品。1926年夏回国，先后在广东中山大学、北京孔德学校、吉林省立大学任教。九一八事变前，思想感情上发生了重大变化，《写给东北的青年朋友们》、《奉天译中》等诗作，成为在创作上走向现实主义的标志。1931年加入“左联”，九月与杨搔、浦风等发起成立中国诗歌会。1933年2月，创办《新诗歌》旬刊，倡导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和诗歌大众化。1937年，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主编诗刊《时调》和《五月》写了不少关于诗歌的理论文章，并创作了10余篇宣传抗日的大鼓词。1938年后，辗转昆明、广州、桂林、上海等地从事教学和创作。1949年后先后在东北师大、北京师大任教。诗歌集：《旅心》、《新的旅途》。散文集：《秋日风景画》、《平凡集》。翻译：《王尔德童话》、《维里尼亚》、《法国文学史》、《欧贞尼•葛郎代》、《恶魔》、《巴尔克》、《巴黎烟云》、《伊万和巫婆》、《凯撤•北罗图盛衰史》、《十九世纪外国文学史教学大纲》等等。1957年，被划为右派，文化大革命中，再次遭受迫害。1971年10月病故。有＂湖南杰女＂之称的妻子彭慧，其遭遇竟类似：被打成右派，文革中惨遭迫害，于1968年7月含冤去世，时年61岁。

薛暮桥：（1904年10月25日－2005年7月22日），原名雨林。中国经济学家。15岁时，薛暮桥正在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读初二，其父在50岁生日前几天因害怕债主逼债而上吊自杀身亡。半年后，薛暮桥辍学来到杭州站当练习生，学习会计。22岁时，薛暮桥已成为笕桥站站长，是当时沪杭铁路各车站中最年轻的站长。1927年，薛暮桥加入中共党。曾任沪杭甬铁路总工会常委、组织部长。不久，在中国国民党清党中，薛暮桥在杭州被捕入狱，和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张秋人都被关在甲监5号。在3年的狱中生活中，薛暮桥学习世界语、世界通史，以及苏联和西方学者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出狱后不久，薛暮桥遇到了经济学家陈翰笙。陈翰笙注重田野调查。1930年代初，薛暮桥参加了中国农村经济问题调查。经一个月调查，薛暮桥发表了首篇经济学调查报告《江南农村衰落的一个缩影》，以家乡礼社镇的薛姓家族经济状况演变为线索，揭示了农村封建经济破产的必然性；不久，此文被翻译到日本。1931年之后，薛暮桥历任南京民众教育馆《民众周报》编辑、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理事、《中国农村》月刊第一任主编。《中国农村》月刊刊登了大量调查报告及论文，批评了农村改良主义，论证了土地制度变革的必要性。1935年5月5日，薛暮桥和罗琼在上海结婚；9月，参加筹办新知书店；秋冬之际，根据中共党的《八一宣言》、《十二月决议》精神，在《中国农村》月刊上发文号召全中国的乡村工作者共赴国难；12月，参与发起成立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抗日战争时期，1938年10月后，历任新四军军部教导总队训练处处长、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华中总分校训练部部长，山东省参议会参议员，山东省抗日政府工商局局长、山东省抗日政府秘书长兼实业厅厅长。1948年，任华北人民政府财经办事处副主任、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秘书长。1949年后，薛暮桥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秘书长兼私营企业局局长，中纪委委员。1952年后，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副主任，国家统计局局长（1952年8月至1958年11月），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全国物价委员会主任。著有《农村经济基本知识》、《中国农村经济常识》、《政治经济学》、《中国国民经济的射秽主义改造》、《射秽主义经济理论问题》、《当前我国经济若干问题》等。1966年文革风暴一开始，担任国家计委副主任的薛暮桥就身陷旋涡。他被认为是“三反分子”、“走资派”、“经济学界反动学术权威”。其理由是他写文章称：大炼钢铁得不偿失、公有制占100%并不好。薛暮桥首先被关押在办公室内，当时通称为牛棚。1967年的冬天，薛暮桥全家被“勒令”离开百万庄附近的部长楼，搬到真武庙附近和一个姓张的老太太合住一套房子。薛暮桥所著的《中国射秽主义经济问题研究》被称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启蒙教材”。这本后来卖了1000万册的《中国射秽主义经济问题研究》，却是在牛棚里一遍遍思索成稿的。1975年后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