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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裏所說的＂文化精英＂，是泛指文化、藝術、科技等人才；限於自身能力，不能把受難的精英們全部記錄下來以作紀念，讓我深感遺憾。
我無法想象，一個罪惡的政黨，能鼓噪人民任意指認誰是什麼就是什麼，要誰成什麼就成什麼；爾後幾十年過去了，再輕巧恩賜般地說給誰平反了就平反了。而更讓我驚訝的，是那些所謂被一紙平反了的末亡人，不僅不以行動團結起來申訴國家賠償，追求申張公義，彰顯法理良知，懲治惡行劣制，竟仍會屁顛屁顛地重去參与邪黨的工作。這是出於何種心理和動機？又是為了何種難言之隱或無法言說的緣由？
也許，真如網友所言：我們都是受害者，我們也都是幫凶。
那麼我想，只有當我們不再怯弱，不再去做幫凶的時候，我們才能免於苦難與被害。
本卷內容皆來自網路，大部分通過「維基百科」搜得，對此深表感謝。整編中可能在人名、時間、地點、事件和職稱上有錯誤存在，這是要請讀者諸君原諒的。
——整編者

霍秉權：（1903年2月27日－1988年9月27日），物理學家、教育家。我國首批從事宇宙射線、高能物理和核物理研究的物理學家之一。早年在私塾讀書，后獨身到鄂城縣寒溪中學讀初中。高中畢業后，考入東南大學（中央大學前身）。1929年在中央大學物理系畢業，獲理學學士學位，隨即留校任助教。1930年考取湖北省公費留學英國，先後在倫敦大學和劍橋大學從事物理學研究工作。1935年回國，任清華大學教授。1943年赴美國華盛頓卡內基（Carnegie）研究所進行合作研究。1944年回國，歷任清華大學物理系教授、系主任（1946—1949）；東北工學院物理系教授兼系主任（1951—1952）；東北人民大學物理系教授（1952—1955）。1956年到河南省籌建鄭州大學，歷任物理系教授、系主任、校長助理、副校長。1962年，我國的第二個長遠科研規劃中，鄭州大學物理系承擔了宇宙線和原子核能譜的科研任務。當時經費由國家調撥，研究人員由剛畢業的物理專業研究生中選拔。在霍秉權等人的努力下，1964年安裝成兩台譜儀，1965年對自製的探測基本粒子的「多板雲室」和「火花室」進行了組裝和調試。1966年5月，當我國進行核爆炸試驗時，他和一些青年教師在河南省衛生防疫站的協同下，在原子核能譜實驗室多道脈衝幅度分析器上，進行了核爆炸裂變產物高空降落物的能譜分析。這一工作得到了中央有關部門的好評。6月，文化大革命的風暴席捲鄭州大學，霍秉權深受迫害，被打成了「反動學術權威」，撤銷了一切職務。但最使他痛心的是，好不容易建成的原子核能譜實驗室被破壞，在中國科學院直接幫助下研製的「多板雲室」探測器也被扔入茅廁。鄭州大學物理系被搞得既無「物」也無「理」。1977年復出。

霍應人：（1912年－1971年），原名霍如棠，筆名霍非、徐文、亞克。語言學家、文藝翻譯家。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在北平師範大學附中讀高中時，參加文總領導的社聯，並開始學習世界語。1932年，因參加抗日遊行被捕，在獄中受到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的影響，開始學習馬列主義。1933年經營救出獄后考入上海大夏大學，參加中國普羅世界語者聯盟，致力於世界語和拉丁化新文字的推廣，曾被推舉為上海世界語者協會理事。1934年受中國普羅世界語者聯盟的委託到北平成立分盟。從1936年開始致力於蘇聯文學的研究和翻譯。抗戰時期，在武漢、重慶曾參加郭沫若領導的軍委政治部第三廳和文化工作委員會的工作。抗戰勝利后在重慶中蘇文化協會和蘇聯駐華大使館任翻譯，並編輯《新聞類編》。1949年以後在甘肅師範大學任教，曾任系主任。1951年中華全國世界語協會成立時當選為理事。主要譯著有：《沙鷗的大衛》、《貧與富》、《路上的呼聲》、《舍格洛沃車站》、《古老的故事》、《鄉村的婚禮》和詩歌《祖國》，曾編輯《世界語分類詞典》、《世界名歌選》和《中國抗戰歌曲選》（世界語文版），合著有《現代中文世界語詞典》。1966年文革中被誣為「叛徒」迫害致死，終年59歲。
　　
穆旦：（1918年4月5日－1977年2月26日），本名查良錚，中國著名詩人和翻譯家，亦是九葉詩派成員之一。穆旦的詩歌《讚美》、《詩八首》，均有很大影響。他翻譯的《唐璜》被卞之琳稱為「中國譯詩走向成年的標誌之一」，《拜倫、雪萊、濟慈 抒情詩精選集》更是膾炙人口的佳譯。11歲考入南開中學並開始詩歌創作，查良錚將「查」姓上下拆分再取同音，得「慕旦」或「穆旦」之名，16歲第一次以「穆旦」為名發表隨筆《夢》。1938年2月，在北方高校南遷西南聯大過程中，聞一多、曾昭掄、李繼桐等教授的帶領下，穆旦與兩百多名師生組成「步行團」，歷時69天，跨越湘黔滇三省抵達昆明。1942年2月，參加了中國遠征軍，隨杜聿明的軍隊前往緬甸戰場擔任翻譯，第五軍被迫退入野人山，亡命熱帶雨林，一路上忍受飢餓，最後抵達印度，差點因「飢餓之後的過飽而死去」。1949年，穆旦由曼谷赴美國留學，在芝加哥大學研究生院攻讀文學、俄羅斯文學。1949年12月23日，與在芝加哥大學攻讀生物的周與良結婚。1953年回到中國，穆旦的岳父周叔弢是當時天津市的副市長，穆旦回國后擔任南開大學外文系任副教授。1957年，穆旦發表詩歌《九十九家爭鳴記》，並進行檢討。1958年，被指為歷史反革命，調圖書館和洗澡堂，先後十多年受到管制、批判、勞改，停止詩歌創作，堅持翻譯。1966年，文革開始，穆旦全家被「掃地」到農場接受勞動改造。1968年，穆旦進「牛棚」，夫人周與良也成為「美國特務嫌疑」，被隔離審查。1972年，穆旦回到了南開大學，繼續埋頭于新的翻譯及修改以前的譯著。1976年7月，因摔倒而引起的股骨頸骨折，忍痛繼續從事普希金詩歌翻譯和詩作，在醫院治療時突發心臟病去世。死前，穆旦做《冥想》詩：「而如今突然面對墳墓，我冷眼向過去稍稍四顧，只見它曲折灌溉的悲喜，都消失在一片亘古的荒漠。這才知道我全部的努力不過完成了普通生活。」史家來新夏說穆旦自美國回中國的二十幾年，「幾乎沒有一天舒心日子，主觀的嚮往和客觀的反饋，反差太大，不論做什麼樣的詮釋，穆旦終歸是一個悲劇人物。」
　　
穆木天：（1900年－1971年10月），原名穆敬熙，中國現代詩人、翻譯家。象徵派詩人的代表人物。1920年，入日本京都第三高等學校文科。同年在《新潮》第3卷第1期上發表處女作《薔薇花》。1923年，考入東京大學攻讀法國文學，在創造社刊物上發表不少詩作。受法國象徵派詩歌影響，注重聲、色律動與內容、情調的統一，情調憂鬱、感傷。同期還發表了許多理論文章和翻譯作品。1926年夏回國，先後在廣東中山大學、北京孔德學校、吉林省立大學任教。九一八事變前，思想感情上發生了重大變化，《寫給東北的青年朋友們》、《奉天譯中》等詩作，成為在創作上走向現實主義的標誌。1931年加入「左聯」，九月與楊搔、浦風等發起成立中國詩歌會。1933年2月，創辦《新詩歌》旬刊，倡導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和詩歌大眾化。1937年，參加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主編詩刊《時調》和《五月》寫了不少關於詩歌的理論文章，並創作了10餘篇宣傳抗日的大鼓詞。1938年後，輾轉昆明、廣州、桂林、上海等地從事教學和創作。1949年後先後在東北師大、北京師大任教。詩歌集：《旅心》、《新的旅途》。散文集：《秋日風景畫》、《平凡集》。翻譯：《王爾德童話》、《維里尼亞》、《法國文學史》、《歐貞尼•葛郎代》、《惡魔》、《巴爾克》、《巴黎煙雲》、《伊萬和巫婆》、《凱撤•北羅圖盛衰史》、《十九世紀外國文學史教學大綱》等等。1957年，被划為右派，文化大革命中，再次遭受迫害。1971年10月病故。有＂湖南傑女＂之稱的妻子彭慧，其遭遇竟類似：被打成右派，文革中慘遭迫害，於1968年7月含冤去世，時年61歲。

薛暮橋：（1904年10月25日－2005年7月22日），原名雨林。中國經濟學家。15歲時，薛暮橋正在江蘇省立第三師範學校讀初二，其父在50歲生日前幾天因害怕債主逼債而上吊自殺身亡。半年後，薛暮橋輟學來到杭州站當練習生，學習會計。22歲時，薛暮橋已成為筧橋站站長，是當時滬杭鐵路各車站中最年輕的站長。1927年，薛暮橋加入中共黨。曾任滬杭甬鐵路總工會常委、組織部長。不久，在中國國民黨清黨中，薛暮橋在杭州被捕入獄，和中共浙江省委書記張秋人都被關在甲監5號。在3年的獄中生活中，薛暮橋學習世界語、世界通史，以及蘇聯和西方學者的政治經濟學著作。出獄后不久，薛暮橋遇到了經濟學家陳翰笙。陳翰笙注重田野調查。1930年代初，薛暮橋參加了中國農村經濟問題調查。經一個月調查，薛暮橋發表了首篇經濟學調查報告《江南農村衰落的一個縮影》，以家鄉禮社鎮的薛姓家族經濟狀況演變為線索，揭示了農村封建經濟破產的必然性；不久，此文被翻譯到日本。1931年之後，薛暮橋歷任南京民眾教育館《民眾周報》編輯、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理事、《中國農村》月刊第一任主編。《中國農村》月刊刊登了大量調查報告及論文，批評了農村改良主義，論證了土地制度變革的必要性。1935年5月5日，薛暮橋和羅瓊在上海結婚；9月，參加籌辦新知書店；秋冬之際，根據中共黨的《八一宣言》、《十二月決議》精神，在《中國農村》月刊上發文號召全中國的鄉村工作者共赴國難；12月，參与發起成立上海文化界救國會。抗日戰爭時期，1938年10月後，歷任新四軍軍部教導總隊訓練處處長、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華中總分校訓練部部長，山東省參議會參議員，山東省抗日政府工商局局長、山東省抗日政府秘書長兼實業廳廳長。1948年，任華北人民政府財經辦事處副主任、中共中央財政經濟部秘書長。1949年後，薛暮橋任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秘書長兼私營企業局局長，中紀委委員。1952年後，任國家計劃委員會委員、副主任，國家統計局局長（1952年8月至1958年11月），國家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全國物價委員會主任。著有《農村經濟基本知識》、《中國農村經濟常識》、《政治經濟學》、《中國國民經濟的射穢主義改造》、《射穢主義經濟理論問題》、《當前我國經濟若干問題》等。1966年文革風暴一開始，擔任國家計委副主任的薛暮橋就身陷旋渦。他被認為是「三反分子」、「走資派」、「經濟學界反動學術權威」。其理由是他寫文章稱：大鍊鋼鐵得不償失、公有制佔100%並不好。薛暮橋首先被關押在辦公室內，當時通稱為牛棚。1967年的冬天，薛暮橋全家被「勒令」離開百萬庄附近的部長樓，搬到真武廟附近和一個姓張的老太太合住一套房子。薛暮橋所著的《中國射穢主義經濟問題研究》被稱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啟蒙教材」。這本後來賣了1000萬冊的《中國射穢主義經濟問題研究》，卻是在牛棚里一遍遍思索成稿的。1975年後復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