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极权主义的思想背景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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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极权主义的思想背景的本质
由 左翼反共人士 » 2021年6月29日
作者 应克复 写于 二零一五年
导 言: 共产主义浩劫的思想源头
对于中国人来说,20世纪最大的认识误区是什么? 是对马克屎主义的迷信,以及由此对马克屎关于共产主义的先验设想的盲目实践。
当“十月革命”（现俄罗斯已将之修正为“十月事变”）的影响波及中国时，立即获得了壹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的回响，以为是找到了壹条救国救民的新路。在共产国际的推动下，1920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接着便掀起了共产革命；这场革命的目标首先是推翻合法的民国政府，建立共产政权。1949年秋，共产党夺得了大陆政权，接着便对中国社会進行大刀阔斧的共产极权改造，营建了如同久加诺夫所说的“三垄断”的极权制度：权力的垄断，利益的垄断与思想文化的垄断。结果是什么呢？——导致整个中国陷入壹种窒息和撕裂的状态，社会动荡，文明断层，人际关系异化，人民遭受的各种灾难罄竹难书！
现在，“文革”是壹场浩劫，早成定论。实际上，整个毛泽东极权统治时期都是对人类文明的壹种浩劫，即共产主义浩劫！暴力土改，消灭200多万地主分子，难道不是壹场浩劫！消灭资本家，消灭私人企业，消灭个体农户的自由耕作，难道不是壹场浩劫！将五六十万的知识分子以言入罪，打成右派，剥夺他们的正当权利，在长达22年的劳改生涯中受尽凌辱，难道不是壹场浩劫！1958年掀起“大跃進”、“共产风”的狂潮，之后爆发遍及全国的大饥荒，饿死人口达4000余万，难道不是壹场浩劫！……
毛泽东死后，“四人帮”覆灭，“文革”告终，此后中国進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这壹时期经济获得了复苏和发展，但极权体制依旧，马克屎主义为旗帜的意识形态依旧，人民仍被束缚在专制主义的笼子里，离现代化、民主化仍隔着壹条长城。“壹党专政为体，经济改革为用”，可称是这壹时期的体制特征和治国总纲。这就是“邓小平模式”，或曰“中国特色的射秽主义”。这壹时期，社会贫富分化剧烈，官场与社会各领域腐败泛滥，文化衰微，道德沦丧，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社会矛盾叠加，各种问题成堆。当今中国，对权势者来说是乐园，对弱势者来说是苦海——他们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因此，有学者认为，邓小平模式统治下的中国，同样是壹场“浩劫”。笔者认为，同第壹轮浩劫（毛专制时期）相比，其力度已大有缓和。
苏联、中国的历史足以证明，凡是以暴力、恐怖和谎言所推行的共产主义实验，都是对人类文明的壹场浩劫！
由此可见，马克屎主义决不是救国救民的壹条新路，更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马克屎所倡导的“共产灭资”说，“暴力专政”说，“国家垄断”说，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是政治、经济、文化与道德的全面衰退，这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大的不幸。
可见，马克屎主义是误国主义，害国主义。
毛泽东虽提倡“走俄国人的路”，在中国复制“列斯模式”，但俄国人的路与列斯模式，其思想源头是马克屎主义。无论苏联和中国以强力所推行的射秽主义，其祖师爷都是马克屎。因此，要清除苏联模式对我们的毒害和伤害，必须追根溯源到马克屎的思想。
有人认为，20世纪初期传入中国的不是马克屎主义，而是列宁主义。言下之意，列宁主义与马克屎主义是两回事。笔者认为，列宁的思想和马克屎的思想确实存在着壹定的差别，但是，这种差别，是源和流的差别。相对于19世纪末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的思想，列宁所坚持和发扬的思想是马克屎的正统思想，如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剥夺资本，消灭私有制，实行计划经济等。对这些基本主张到了恩格斯晚年，特别是在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领袖那里，已作出了重大修正，使射秽主义运动适应资本主义当时的实际情形而获得社会的认同。列宁作为马克屎主义的原教旨主义者，捍卫并发展了马克屎那些不切实际的错误思想，并痛斥第二国际领袖是修正主义者，是马克屎主义的叛徒。列宁以马克屎的错误理论改造俄国，结果将俄国带入了陷阱。中国的不幸同样在于，坚持与奉行马克屎那些错误教条，将之定格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在半个多世纪中追随列宁和斯大林，并将民主射秽主义视为异己，痛加批判。结果呢，毛泽东同样将中国带入了陷阱。现在已经清楚，为恩格斯和伯恩斯坦所奠基的民主射秽主义，其密码是：民主（权力共享）的依靠资本主义（财富共享）的射秽主义。而为列宁和毛泽东所实践的马克屎早期的射秽主义，其核心是：专制（权力垄断）的共产（财富垄断）的党国射秽主义。亊实证明，西欧各国的社会民主党为我们开辟了壹条通向射秽主义的正确道路。
必须声明，对苏俄模式思想源头的清理，并非要马克屎对苏联、中国等国家在实施共产极权主义过程中所发生的种种灾难性后果承担历史责任。马克屎与列、斯、毛的历史角色以及在历史上所起的消极与破坏作用，必须加以区分。
马克屎是壹位学者，思想者(激情的，毫情万丈的),是同情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无产阶级—的公共知识分子。他只是对如何改造资本主义、建立共产主义提出了先验性的设想和理论论证。他壹生的主要精力付诸于著书立说，而不是组织政党，领导革命，夺取政权，建立共产国家。而列、斯、毛是革命活动家，其壹生的主要精力在于秉承马克屎的先验理论，不顾客观条件和实践后果，以血腥暴力的手段横加推行。在推行马克屎的空想共产主义过程中，他们也提出了自己的壹些理论。如，列宁关于落后国家可以超越资本主义進行射秽主义革命的理论，斯大林顺理成章地提出壹国可以建成射秽主义的理论，毛泽东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此外，列宁还提出了“严格的集中制”，他将“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法西斯化，说无产阶级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政权，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在此基础上便生长出了极权式的党国体制的恶果，对民主、自由、人权、法治这些人类文明成果加以横扫，乃至完全的毁灭。他们所建立的共产极权国家，弥漫着暴力、恐怖与谎言，堪称是人间地狱，并不为过！总之，马克屎与列、斯、毛各有各的账。清理马克屎的思想并不是要忽视列、斯、毛的对人类犯下的滔天罪行。
今天，要从马、列、毛的思想桎梏中挣脱出来，尚有多重之难。壹则，马克屎主义仍是当局的思想旗帜，马克屎主义作为党国的指导思想，入宪又入中共的党章，即使从学术层面分析其种种错误，不免被指责为异见人士而可能遭遇壹定的风险。二则，经过壹个多甲子年的思想控制和各种方式的说教，从马主义到毛思想，已神化为壹种称为“党文化”的宗教教义，渗入国人的骨髓与神经，要改变这种已经固化定型的意识形态，实在是很难很难的事。三则，中国人大都有明显的人格缺陷，具有“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的健康人极为稀有。完全的“健康人”应包括四个方面的健康：生理健康，心理健康，思维健康，人格健康。尤其是人格健康，在中国只是少数人才具备的品格。中国人大都喜欢做奴隶。要清理马克屎的思想，熟悉他的理论是壹个基本条件，具备这壹条件的在中国不在少数，但为什么至今对马克屎主义难以作出科学的评价呢？这是因为要做到这壹点，还需要智慧和担当，即需要有健康的思维和健康的人格；正是这两条，使许多人宁肯守旧而不敢创新。最近，黎鸣先生提出“太监文化”的新概念。他认为，中国古代宫廷中的太监，阉割其肉体，失去了“性”和“生育”的能力。称为“肉体太监”。值得重视的是，中国直到今天还存在壹个庞大的“精神太监”的群体。为了在专制统治下求得生存的壹席之地，这壹群体中的每壹个个体，其精神、灵魂、人格遭到阉割，因而失去了精神的再生能力，民族的创新精神也就日渐钝化。黎鸣先生强调，这是中国的“国难”。所以，要超越马、列、毛的思想体系的藩篱，有壹个改造与重塑国民性的艰巨任务，有壹个思想启蒙的艰巨任务。
本文集可以说是壹个尝试。凭著对中国文明现代化的向往，经过十几年的思考与研究，遂陆续撰写出清理马克屎思想的系列文稿。文稿除分析指出马克屎思想中先验性、空想性的基本错误与不足，还探讨如何走出马克屎的理论误区，以甩掉套在中国人身上的精神枷锁，使中国走上壹条健康、明媚的发展道路。这是壹次深刻的思想变革，它要重塑民族的文化信仰，改造民族的思想结构，是比建造三峡大坝、南水北调、航母、太空飞船等工程不知要艰难多少倍的工程。拙文作为壹家之言，提供给文友参考，共切共磋，更新民族的精神境界。
笔者幼年时代就在“党文化”的渲染中“成长”。 大学期间（1959-1964）又受了马列主义的“专业训练”。 那时称马、列的著作为“经典”， 大家都当作“句句是真理”来加以领会和消化的。这些文章也是对自己过去接受马列教条的思想洗礼。
由此我想到,“思想换代”这壹新概念。
所谓“思想换代”，就是壹种曾经占主导地位的主流思想（或曰统治思想）在壹个阶段的实践中由于不断遭到挫折，被证明是壹种错误的伪学说，因而被人们所抛弃；在痛苦的教训中人们才接受现成的、以往曾遭否定、批判的思想体系，这壹思想体系在文明世界数百年的实践中证明是具有普世价值的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毋庸说明，在中国，这里所指的“曾经占主导地位的主流思想”就是马克屎的共产主义，以及由此派生的列、斯、毛主义。这里所指的“现成的、以往曾遭否定、批判的思想体系”就是自由、民主、人权、法治这套普世价值理念。因此，这里所说的“思想换代”，就是以人类的普世价值取代马克屎主义。这个思想换代，看来至少需要壹百年：1949—2049年。大概说来，毛泽东时期马克屎的共产主义占有绝对统治地位；進入后毛时期，马克屎的共产主义退居相对统治地位了，共产主义开始衰落。大概说来，要到信仰马克屎主义的几代人（至少是三代吧）离开世界之后，才会结束“思想换代”的历程。这壹百年，现代化、民主化進程被打断、延缓了，其中蕴含血的教训太多太多，太值得记取了！
序论：“俄系文化”与当今中国之启蒙
百年启蒙，每壹次短暂启蒙都启迪人们的心智，或多或少地推动社会的進步；而启蒙的每次夭折，都导致了社会的停顿与倒退。百年中国就是在启蒙与扼杀启蒙的变奏中曲折前進的。
俄系文化是人类進入文明时代以来的壹种文化变异，在这种文化指导下建立起来的共产极权国家，都出现了文明断层，人民蒙受了骇人听闻至史无前例的灾难！
壹 百年启蒙
启蒙这壹历史现象出现在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西欧社会由愚昧专制的中世纪社会转变为科学民主的现代社会，就曾经历过壹个启蒙的历史阶段，其内容就是常为人们所提及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其时间长达三个多世纪之久。启蒙运动就其本质而言是思想变革或文化变革运动。
五四启蒙何以夭折
中国自鸦片战争之后社会進入了转型的历史时期，因此也出现了启蒙现象和存在壹
个启蒙的历史时期。
壹般认为，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就是壹次启蒙运动。这是当然的。
实际上，在西方文化的刺激下中国社会所出现的各种西方式的变化，都包含有启蒙的因素。因为这些变化对中国几千年传统社会的思想文化或多或少起著冲击、更新的作用。从这壹意义上看，洋务运动，戊戌维新，晚清的“新政”计划和辛亥革命，都无不有启蒙的意味。当然，它们与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是不好相提并论的。
大致来说，1840年至1920年的八十年间，可称是中国近代社会以来的壹个启蒙阶段。启蒙推动了中国的现代走向，这是很明显的。
这壹阶段的启蒙，到了1920年之后，即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发生了壹个微妙的但却是重要的变化。那就是十月革命之后俄系文化传入了中国。也就是后来毛泽东所说的，“十月革命壹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屎列宁主义。”俄系文化進入国门之后，立即获得了壹部分知识分子的青睐。这些知识分子，原来多是崇尚欧系文化的；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他们转而追求俄系文化了。
欧系文化与俄系文化是性质不同、而且可以说是两种对立的文化体系。欧系文化凝结著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思想成果，在自由、人权、民主、法治的引航下，创造出近代欧洲的璀璨文明。陈独秀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举起的“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就是借欧系文化之火种在中国的传播，以唤醒中华民族。而俄系文化中的暴力文化，专政文化，共产文化，党国文化等，都是以否定欧系文化为其前提的。两者可以说水火不容。因此，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中国壹部分知识分子俄化、左倾化的文化转向，不但导致当时启蒙运动的夭折，也是关系中国今后几十年命运的重要转折。
说实在的，这壹关系到以后中国走向的文化转向，不但不为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所察觉，就是在以后的半个多世纪中，生活在大陆的知识分子，对这次文化转向的逆历史性也浑然不知。
对于当时追求俄系文化的知识分子来说，无论是对欧系文化还是对俄系文化都还缺乏真实的理解，至于将两种文化的任何壹种实行于中国社会将会产生何种效果，则更是悬而未知。遗憾的是，在对两种文化价值之正负尚不能作出清楚辨认的情况下，这些知识分子就贸然作出放弃欧系文化、皈依俄系文化的选择，只能认为是当时思想新潮的魅力所致。正如李慎之回忆所说，当他读到马克屎的“无产者在这场斗争中失去的只是锁链，而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更是使我热血沸腾”。确是，马克屎对未来胜利在握的论述，以及他充满激情的话语，立刻吸引了当时壹批具有左倾思想的知识青年。
陈独秀就是当时思想转变的壹个代表。受俄系文化影响，他痛斥自由民主是资产阶级用来欺骗劳动阶级、永远把持政权的利器，只有劳动专政制度才能建设劳动者的国家。有了这个思想基础，在苏俄使者维经斯基的敦促与策划下，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于1920年创立了中国共产党。这个党的第壹个纲领，清楚地说明，中国共产党是以俄系文化武装起来的布尔什维克式的政党。
就这样，陈独秀这位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壹转身就成了传播俄系文化的开路先锋了。
可以说，扼杀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启蒙运动，陈独秀迈出了重要的壹步。
不过，二十年之后的1940—1942年间，陈独秀经过痛苦的经历，认清了苏俄极权主义的本质与罪恶，认识到欧系文化的自由、人权、民主、法治具有普世性，重新回归欧系文化。可惜此时陈已贫病缠身，僻居四川江津，且又背负“托派”、“右倾机会主义”等莫须有的罪名，他的思想对中共、对知识界已不能产生影响了。
今天我们终于认识到，陈独秀壹生之不幸全是俄系文化作的孽。
百年中国启蒙壹再遭之夭折的原因
启蒙是怎样被压倒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学界提出了各种意见。
李泽厚提出“救亡压倒启蒙”说。1986年他在《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壹文中提出了这壹论点。此说开始时赢得了不少认同者，后来被学者们否定了。正如李慎之所说，“近代启蒙运动从戊戌算起就无不都是民族危机刺激起来的。”所以，李慎之认为，“不是救亡压倒启蒙，只是启蒙本身转向。”
王若水在2000年的《整风压倒启蒙：“五四精神”和“党文化”的碰撞》壹文，以延安整风运动这壹历史事件为范本加以剖析，认为是党文化压倒了启蒙。“党文化”属于俄系文化，由此可以认为，是俄系文化压倒了启蒙。
李慎之在《不能忘记的新启蒙》（2002年）壹文中，提出“新启蒙压倒旧启蒙”。所谓“新启蒙压倒旧启蒙”，是无产阶级的新哲学、新思想“启”传统文化之“蒙”，而且“启”五四时代资产阶级旧民主思想所加于人民之“蒙”，使中国不再走西方资本主义的老路（新启蒙的代表人物有陈伯达、艾思奇、张友渔、张申府、何干之等）。可见，这场所谓“新启蒙”是以俄系文化“启”中国传统专制主义之“蒙”，还要“启”五四新文化之“蒙”。哈哈，五四新文化那壹套竟成为启蒙对象了。可见，“新启蒙”实际上是清算五四精神的“反启蒙”。
王若水与李慎之的意见相近，简言之，中国近代的启蒙是被俄系文化压倒的。
陈独秀1920年代思想转变的事例已说明，俄系文化压倒了启蒙。陈的思想转变不能认为是纯主观原因使然。这里有外因，有内因。外因是起决定作用的。没有俄系文化的强势入侵，就不会有力冲击五四启蒙，使之转向。就内因而言，乃系陈当时对俄系文化与欧系文化尚缺乏真切的理解，因而缺乏应有的鉴别力，不自觉地跨到苏俄这条船上去了。
我们不妨把视野扩大之，就百年中国的启蒙运动为什么多次遭之扼杀、葬送的这个问题，也可以用这个思维去分析，从中找到正确的答案。就是说，中国五四时期的那场启蒙运动不久就遭之夭折，以及在以后，启蒙薪火壹再遭之扑杀，——不像欧洲那样，壹代又壹代的思想家、科学家，前赴后继，薪火相传，思想成果不断叠加，理性之花终于遍地开放——其祸根就是俄系文化的入侵。
近代以来，欧系文化与俄系文化都先后影响中国，但影响的力度与形式大不壹样。欧系文化是西风东渐，渗透性的“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而且主要是中国人主动到外国去取经。晚清政府派大臣赴西洋各国考察，作出“新政”方案；孙中山西游各国，学习西方文化，与国情相结合，提出“三民主义”，都是如此。俄系文化入侵则是主动出击：派遣使者，组织政党，倾销主义，供给卢布（金卢布），培养骨干，纳入共产国际体系，将中国绑在共产主义的战车上，完全是有目的、有组织、有纲领、有步骤的共产殖民侵略。西方列强也对中国壹度推行殖民主义，提出壹些不平等的要求，但与苏俄壹比，就大为逊色。手段之高明，后果之严重，不是壹个档次。
关于苏俄对中国的文化入侵与共产殖民侵略，在已过去的壹个世纪中，许多中国人壹直未有看透。因为苏俄打的是“援助革命”的旗号，骗得中国人的好感。中共是完全依靠苏俄起家、发展壮大的，以致夺得政权，坐了江山。俄系文化那套，暴力革命呀，壹党专政呀，共产灭资呀等，搬到中国来还真行。所以，马克屎列宁主义壹直是中共的行动指南，中共历届领导人代代坚持、高举。要求他们认识到文化入侵、共产殖民是难上加难的事。
前面已经提及，从1840年到1920年是启蒙的壹个阶段。1920年启蒙转向，但俄系文化在当时还只影响着壹小部分中国人（开始只是中共党内，后影响到具有左倾思想的知识分子），远未成为社会思潮的主流，所以这次转向只是“有限”转向。
从1920年到1949年的三十年间，是欧系文化与俄系文化两种文化并存的时期。由于该时期的北洋政府和民国政府，在思想文化管制上比较宽松，文艺、学术、教育都比较自由，因此呈现多元文化态势。该时期俄系文化的影响虽有所扩大，但欧系文化的薪火不但没有中断，而且应当说是这壹时期的显文化、受众文化。三十年代中期，虽然出现了所谓“新启蒙”，传播俄系文化，但与欧系文化相比，仍是处于弱势的边缘文化。这壹时期启蒙没有止步，自由、理性的启蒙精神结出了壹批果实。否则我们怎么理解这壹时期的文学艺术与文化教育呈现令后人惊叹的繁荣景象呢！
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1917—1923），提出“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使北大成为自由主义的摇篮，成为现代大学的楷模，影响深远。仅此壹例，说明当时欧系文化的社会影响。
真正捏杀启蒙的是毛泽东和邓小平统治时期。
1949年之后至今的六十余年间，是俄系文化独霸中国的时期。当然，俄系文化能取得绝对统治地位，毛泽东是下了壹番功夫的。建国之初毛就掀起了壹拨又壹拨的批判运动，对知识分子進行整肃、洗脑、改造。如：电影《武训传》的批判，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适反动思想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等，对知识分子形成围剿之势。
俄系文化壹方面以大批判开路，逼迫知识分子臣服；另方面在各种媒体，各种文艺作品，和各类教科书中全面登台，无孔不入。俄系文化的主旋律时代开始了。
就在毛泽东觉得俄系文化稳可称雄中国的时候，却冒出欧系文化挑战俄系文化的事件。那就是1957年中共开门整风之际，壹批知识分子向党发起了“猖狂的進攻”。这批知识分子立即被列为是共产党的敌人的右派分子。
右派有多少呢？1979年官方公布的数字是55万。十多年之后又透露壹个数字是：317万余人（还不包括143万余人的中右分子）。
这个数字说明什么呢？说明欧系文化在知识阶层中仍有广泛的基础。这使毛泽东慌了。怎么，搞了那麽多批判，妳们还不归顺啊！因此大张旗鼓地反击右派，将他们打入地狱，严厉惩罚达二十二年之久。其实，庞大的右派队伍中，相当壹部分是称不上是右派的。具有壹定西方文化底蕴的知识分子，人品正直，忧国忧民，才有资格成为真右派。从当时右派的言论来看，1957年的大鸣大放，可以称之为是壹次“小启蒙”。
反右之后不到二十年，欧系文化又壹次登台亮相，那就是1976年发生在北京天安门的“四五”运动。矛头直指毛泽东的独裁统治。毛对此也承认。当然，这次运动又壹次被镇压下去了。
可是，两年之后的1978年5月，“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全国铺开。这次大讨论，由党内开明领导人胡耀邦领航，知识界热烈参与，对俄系文化形成了壹次强有力的冲击波。此期间还有北京西单的“民主墙”，是群众自发形成的自由民主言论的集散中心，受到广泛的关注。这场党内外合汇的启蒙运动，如果没有“如来佛”的捏杀，是可以与五四启蒙运动相媲美的。可惜这次启蒙运动到1979年3月邓小平发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讲话后就开始收场了。但知识分子的思想没有收场，冲击波向纵深发展，继续启蒙。文艺界出现了白桦的《苦恋》为代表的壹批“伤痕文学”作品，理论界热烈讨论人道主义和射秽主义的异化问题。思想的闸门壹打开，自由主义之花开始绽放。邓小平对此大为不满，因此发动持续十年之久的反击“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直到1989年6月4日，邓小平策动武装部队，用坦克、机枪血洗天安门广场，才把这场启蒙运动打入地下。可见，俄系文化能在中国横行天下，完全是靠枪杆子撑著的。進入新世纪的十余年来，普世价值、宪政民主又炒得沸沸扬扬。俄系文化还能撑多久？
百年启蒙，壹再挫折，命运多舛。尽管如此，中国的启蒙看来不需要像西欧那样历经三百余年之久了。
百年启蒙，每壹次短暂启蒙都启迪人们的心智，或多或少地推动社会的進步；而启蒙的每次夭折，都导致了社会的停顿与倒退。百年中国就是在启蒙与扼杀启蒙的变奏中曲折前進的。
可见，先進的思想对社会的進步是多么的重要！
由此，我们得到壹个结论：先進思想、先進文化是推动社会進步的重要动力，这在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尤为明显。西欧社会的转型，以及中国社会的转型都已证明并且还将证明这壹观点。
邓小平说，制度问题是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的东西。这是正确的。
但是，还有比制度更根本的东西，那就是文化观念。1949年以来的历史难道不就是以俄系文化为骨架所支撑的历史。制度以文化为先导，又是兑现文化的保障。只是由于对共产观念的有所改变，才开放私有经济，才启动市场经济，……
我们还得到另壹个结论：社会進步的动力是多元的。物质生产力是社会進步的动力。科学技术是社会進步的动力。先進的思想与文化也是社会進步的动力。
当今中国之启蒙任重道远
百年启蒙，在不同阶段，其启蒙的内涵是有变化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启蒙的任务是批判维护皇权专制的纲常伦理。两千多年来中国人在纲常伦理编制的罗网中生活，君臣父子，等级森严。个人没有尊严，没有自由，社会没有民主，没有维护个人权利的法制。每个人都是奴隶而已。社会因此封闭守旧，长期停滞。那次启蒙运动举起了“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喊出了“个性解放”、“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冲决了思想的罗网。但这次启蒙因俄系文化的入侵半途而废。
1920年到1949年的三十年中，是欧系与俄系文化并存与碰撞时期。由于壹部分知识分子接受了俄系文化，认为俄系文化才是先進文化，为中国的進步所需，因此，两种文化的优劣高下，仁智各见。当局也不加裁定：谁是香花，谁是毒草。由于这壹原因，此期间的中国，出现了文化多元、繁荣的景象。
1949年之后的六十余年间，俄系文化在中国大陆定于壹尊，成为人人必须信奉的国教。而欧系文化则沦落为挨批判、遭声讨的反动文化。作为欧系文化承载者的知识分子，则成了没完没了的整肃对象。数十年来俄系文化对国民大众的教化、灌输、终于成为民族固化的意识形态，渗入骨髓，融化于血液。但与此同时的是，俄系文化以及所建立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在实践中不断地暴露出它的种种问题、矛盾与弊端；而且随着时间的延伸，这种种的问题、矛盾与弊端，就愈加明显与突出。遗憾的是，主宰中国的统治者在这些问题、矛盾与弊端面前，不是有所反省，有所校正，而是壹再坚持，沿着弯路、邪路、死路壹意前行，还不允许任何人提出忠告。而且，为了坚持专政文化、共产文化、党国文化，还不断地往俄系文化中添加新元素，那就是神化文化与谎言文化，从而把中国带入困苦重重的深渊，人民为此蒙受着各种灾难的煎熬。
俄系文化入侵中国产生什么后果？它能否给人民带来自由与幸福，能否使中国走向民主与宪政？六十多年之后的今天，答案应当是十分清楚的了。但国人中仍有壹部分人对俄系文化执迷不悟。尽管自19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国家面貌大变，人民生活改善；但俄系文化体系依旧，国人仍没有挣脱这壹文化体系所编制的反理性、反人性、反自由、反民主的桎梏。
因此，当今中国的启蒙，壹方面要继续完成五四启蒙先贤未有完成的任务，肃清两千余年皇权专制主义的余毒，更重要更艰巨的是清除俄系文化对几代中国人的毒害，在全民族中树立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的普世理念。中国的启蒙确实任重道远。
二 “俄系文化”的庐山真面目
“俄系文化”的基本内容
那麽，俄系文化包含哪些基本内容呢？
1、 暴力文化。
阶级斗争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暴力是每壹个孕育著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马克屎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壹句话：造反有理！民主是壹种国家形式，它同任何国家壹样，也是有组织有系统地对人们使用暴力。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2、专政文化。
在推翻资产阶级之后直到实现共产主义，都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政权，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我们从来都不讲自由，而只讲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必须对资产阶级，包括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实行全面专政。专政不是由壹个阶级来实现的，而是通过它的先锋队——共产党来实现的，而党是由领袖来领导的。因此，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合乎逻辑的是党专政，领袖专政。
3、共产文化。
剥夺资本，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直至消灭壹切私有制。私人财产不受保护，政府可以任意侵夺。社会的壹切财富、资源为国家所有，并为国家经营和分配。国家所有实际上为国家官员占有和支配，因此势必产生共产特权阶级，或曰权贵资产阶级，此为人类史上最庞大最贪婪的掠夺集团，对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资源和社会道德造成空前的破坏。
4、党国—极权文化。
共产革命所夺得的政权为共产党壹党所独占。国家是壹党的所有物。党凌驾于国之上，党在法之上，这在共产党的法统中是天经地义。工农商学兵，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壹切的。党不仅独揽国家大权，其触角布伸到社会最底层角落，真是可怕的“利维坦”。如同苏共书记久加诺夫所说的，党实行三垄断：垄断政治权力，垄断经济利益，垄断思想文化。国家机构是党的工具：人民代表大会是通过党的指令的表决机器，政府是党的办事机构，公检法为党站岗放哨，新闻媒体是党的喉舌。壹切冠名“人民”的东西，都是党的——“国家的壹切权力属于人民”，即“国家的壹切权力属于党”。“人民军队”是“党卫军”。“中华人民共和国”应读为“中华共产帝国”。汉娜•阿伦特等学者将此类国家称之为“极权国家”——将党的权力运用到极致。不变革党国—极权文化，要实现军队国家化，司法独立，宪政民主，都是缘木求鱼。
5、集中制文化。
列宁建立“严格集中制”。后修饰为“民主集中制”。毛泽东将之归结为“在民主的基础上集中，在集中的指导下民主”。实际上只有集中指导，而无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即只有集中而无民主。毛泽东还为民主集中制规定了四条规则：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其中“少数服从多数”是壹虚设。个人专制时期是全党全国服从壹人。民主集中制是党内的指挥机制，夺得国家政权后推至国家政治生活。
6、神化文化。
个人崇拜在斯大林和毛泽东统治时期均登峰造极，酿成“大清洗”和“文革”等惨祸。神化的对象，还扩大至党崇拜与主义（射秽主义、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崇拜。党永远是伟大、光荣、正确的。“我把党来比母亲”。要永远热爱党，拥护党。“只有射秽主义能够救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的射秽主义。马列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造神运动使每个人在神化物面前诚惶诚恐，顶礼膜拜，不敢独立思考，提出怀疑，除了战战兢兢地做极权统治的驯服工具，别无选择，否则招之杀身之祸。
7、谎言文化。
共产极权统治壹靠暴力，二靠神化，三靠谎言。掩盖真相，伪造历史，遗忘过去是维系极权统治的本能需要。新闻舆论必须为政治服务（可以歪曲事实，弄虚作假）。文学艺术必须为政治服务（只能歌颂光明，禁止鞭笞黑暗）。理论必须为政治服务（制造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的学术垃圾）。教育必须为政治服务（培养共产主义的接班人，做共产极权体内永不生锈的螺丝钉）。……人民生活在谎言中。说真话历来是道德底线，共产极权体制下成了道德楷模。谎言文化导致没有真实的新闻，没有传世的文艺作品，也出不了世界级的优秀学者和科学家。
马克屎：俄系文化的奠基人
俄系文化的奠基人是马克屎与其挚友恩格斯。
马克屎是壹位学者，不是叱咤风云的政治领袖，尽管后人称他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他参加了第壹国际（“国际工人协会”）的创立，为大会起草了《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确立了国际的历史任务，是国际的灵魂。他看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劳资矛盾，同情弱势的无产阶级，因此提出他的救世理论，可称是那个时代的公共知识分子了。
马克屎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提出了预测，并构想了未来新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蓝图。他的理论有正确的成分，但其基本方面是先验性的，因而难免具有空想性。根据剩余价值学说，由于劳资对立，推论出必然会爆发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革命。但马、恩在世之时，以及马、恩身后，都没有发生这种普遍性的革命运动。马恩关于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射秽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这种社会的设想，或者是在西方国家至今没有出现，或者是在苏联、中国等国家勉强加以实施后，都遭到实践的反弹而陷入泥潭。
但是，马克屎关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理论，关于暴力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关于消灭资产阶级所有制，建立射秽主义国家所有制和由国家实行计划经济的理论，马克屎的上述理论，即暴力文化、专政文化和共产文化，却为以后的俄系文化奠定了基础，并在苏联和中国的射秽主义实践中得到实施，其内涵有了進壹步的发展。
对马克屎及其学说的几点评价：
1、他站在社会弱势阶级壹边，为了他们的觧放，在家庭经济拮据的情况下，呕心沥血，潜心著述，其人格人品堪称楷模。
2、为了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过高地估计了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对资产阶级的历史主导作用没有作出客观、公允的阐述。
3、他提出的唯物史观，可以解释壹些历史现象，但不能解释全部历史现象。
4、关于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方法和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是先验和空想的。
本来，马克屎的学说，是马克屎对资本主义的壹种认识，以及对未来社会的壹种假说。有局限性，有错误成分，在所难免，不可能句句是真理。可是，到了中国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却捧之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之后，在中共的党章和国家的宪法中，将马克屎（列宁）主义立之为全党全国必须遵循的指导思想。这样，马克屎主义就不再是壹种学说了，而是宗教教条了。性质完全变了。学说和教条的区别在哪里呢？学说是可以讨论、可以怀疑、可以批评的，宗教教条则只供信仰，只能崇拜，不能提出异议，否则就是离经叛道。有壹种罪状，叫做“反马克屎主义”，获此罪之人，就会被逐出教门——开除出党，沦为贱民。彭德怀、刘少奇和党内外不少先知曾都获此罪而遭殉难。把马克屎主义当作宗教教条，结果扼杀了马克屎主义的生长，封杀了人们认识進步的道路，党自身也沦落为壹种类宗教的组织了。
反科学、反人权：列宁、斯大林式射秽主义的本质
马克屎之后，他的学说对东西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的历史后果完全不同。
西方的射秽主义者对马克屎的学说進行了修正，使之适合于西欧社会。
譬如，将以暴力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修正为通过和平的议会道路获得政权，建立民主射秽主义。譬如，放弃剥夺资本和消灭资本家私有制的方案，保留市场经济，建立福利共享（而不是财富共有）的射秽主义。他们创造了射秽主义与资本主义相融合的新型社会模式，大受人民的欢迎。
列宁则捍卫原教旨的马克屎主义。他坚持暴力革命和强力专政路线，根据马克屎对射秽主义的构想，在俄国推行先验的射秽主义。后来，斯大林在1936年宣告在苏联建成了这种射秽主义。在此过程中，也形成了完备的俄系文化，形成了东西方射秽主义的两种对立模式。
需要提及，有人提出（最早大概是王若水），十月革命之后传入中国的是列宁主义而不是马克屎主义。认为列宁主义和马克屎主义有原则区别，不能混同。这种将马克屎主义与列宁主义相切割的作法，受到壹些人的赞同，认为这是对马克屎主义认识的壹个進步。笔者认为，列宁主义与马克屎主义确实存在着若干区别，但这种区别只能认为是源与流的差别，而不是性质与内容不相同的两种学说。
东西方两种射秽主义，谁是正统，谁是非正统（即背离马克屎主义）？长期来争论不休，是非难决。这里有两个关键问题壹直不为人们所认识。
壹是马克屎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是先验性的学说，还是根据实践经验概括的科学理论？如果是前者，那麽，在实践推行中必然要对之有所修正，有所扬弃，有所补充，这才是壹种科学方法。列宁、斯大林恰恰不承认马克屎学说的先验性，自然谈不上以科学方法对待之。他们不尊重实践和人民的意愿，以血腥手段强力推行极权射秽主义，势必迟早要被实践所淘汰。问题只是个时间而已。1991年12月25日，克里姆林宫上飘扬的红旗落地，宣告俄式射秽主义寿终正寝。
二是马克屎关于未来射秽主义的设想是对后资本主义的壹种社会构想。在俄国落后的农业国家企图超越资本主义历史阶段推行这种社会构想，无疑是违背了马克屎的唯物史观。这是壹个根本性的错误。
再深入壹步思考，我们再提出壹个问题：即使资本主义已经到了颇为成熟的地步，是否就可以推行马克屎式的射秽主义呢？是否就可以剥夺资本、消灭私有制，全盘实行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呢？我们且不论实行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之后会导致经济效益下滑、国民财富减少、社会贫穷等问题、我们首先会遇到无法超越的人权法则的障碍。
西欧社会几千年的传统，就是私人财产壹贯地得到尊重和保护。这是文明社会秩序的第壹条。公元前450年罗马共和国颁布的《十二铜表法》就是壹部最早的著名的私法，为后世所仿效，成为大陆法系之渊源。近代以来，十三世纪初（1215年）英国大宪章和拿破仑法典（1807年）以及以后各国出台的宪法和法律，都壹再强调公民的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个“天赋人权”在人们的心目中成了不可动摇的天条（所谓“自然法则”）。再说，西方流行的理念是，人们建立政府的目的，是为了保障人的权利（洛克的《政府论》中将保护私有财产居人权的首位）。不能保障人的权利的政府是失职的政府；壹个侵犯人的权利的政府是违法的政府。这样的政府必然被选民们赶下台。以为有了权就可以无所顾忌，为所欲为，只有在法治缺失、权利意识淡薄，未经过启蒙运动的俄国和中国才会出现。上述关于人权法则的重要问题，马克屎忽略了，更不为列宁、斯大林思考所及，毛泽东也是如此。他们都没有公民的权利意识。我们就在这里走上了历史的弯道。
所以，从苏联到中国，空想、专政的射秽主义之所以壹时能通行无阻，其中的壹个秘密就是，社会普遍地缺乏人权意识，更没有保障人权的法律。
列宁、斯大林建立了世界上第壹个射秽主义国家。它壹度被誉称为“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上述的简单分析则告诉人们，这种射秽主义的本质是反科学、反人权，与人类文明对着干。
“走俄国人的路”的毛泽东，紧跟列宁、斯大林，在中国也搞了射秽主义。青胜于兰。毛式射秽主义的反科学、反人权，比苏式射秽主义大有过之。
在射秽主义的开拓中，马克屎与列宁是有区别的。
马克屎是位学者，是射秽主义理论的奠基者，提出改造资本主义与解放无产阶级的主张。
而列宁是实践者，是以暴力开拓射秽主义的实践者。他使马克屎的射秽主义在前资本主义的俄国成为现实。他是个冒险家，总是勇往直前。他的许多文章都为自己的冒险辩护，认为都是符合马克屎主义的。他在俄国种植射秽主义障碍重重。怎么办？于是首创集中制，强化专政。斯大林上位后，除了暴力升级，再添加神化文化和谎言文化。到此俄系文化体系算是宣告完成。
二十世纪，射秽主义盛行壹时。五十年代苏联是射秽主义阵营的头。射秽主义国家多达41个。足可以与西方国家抗衡。至80—90年代，射秽主义急剧衰落，至今射秽主义国家只有3个了（中国、朝鲜和古巴）！
黑格尔有个著名的命题：“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
因此，凡是不合理的都是不现实的，必然要被现实淘汰。
二十世纪世界范围的射秽主义勃兴与速衰，应了这条规律。
二十世纪空想、极权的射秽主义留下什么遗产呢？留下了俄系文化，还有非正常死亡人数超过两次世界大战之和还要多出壹半（约逾壹亿人）的记录，还有对经济、文化、道德和文明传统的破坏，还有……
俄系文化是人类進入文明时代以来的壹种文化变异，在这种文化指导下建立起来的共产极权国家，都出现了文明断层，人民蒙受了骇人听闻至史无前例的灾难！
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出现了壹批“两头真”的人物。他们年轻时（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真诚地投身了中共领导的革命，以为这个革命能使中国摆脱贫穷与落后，走向民主与富强。难以相信的是，中共建国之后，毛泽东的继续革命和全面专政，中国更专制更贫穷了。他们因此陷入困惑和迷惘。更有甚者，他们当年跟随中共献青春、洒热血，出生入死，想不到在共产政权下，他们中的多数人，在壹浪又壹浪的政治运动中，被左倾浪潮所裹挟，不能独立思考，只能被迫紧跟，有不少人竟成了整肃的对象，受尽苦难，沦落为政治贱民，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他们投入的是真诚，回报的是惩罚。当年的理想在现实中破灭了！面对难以理解的现实，他们陷入了深深的痛苦。直至改革开放后，他们已步入耄耋之年，回首往事，反思历史，从噩梦中醒来，渐渐地从“党文化”的羁绊下解脱出来，有了不同程度的醒悟，又返回到了真诚，对历史、对现实的各种问题，吐露自己的真言。真诚——迷惘——真诚。或者：“早年实现自我，中间失去自我，晚年又回归自我。”（蔡仲德）这就是他们的人生轨迹。
必然性
这种人生三部曲在当时历史场景下有其必然性。
1、在资本主义与射秽主义的比较中，选择共产革命有其必然性。二十世纪以来，在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在危机中呈现衰落趋向，而苏联等射秽主义国家的掘起，加之共产主义的宣传，这对贫弱受欺负的民族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不仅中国，整个世界，都左倾化了。左派队伍迅速扩大。这是壹个革命化的年代。被革命所点燃的火焰，使青年人发热、发烧，遂之引起整个社会的发热发烧。他们壹代就要亲手埋葬资本主义，建设没有剥削、没有压迫、幸福美好的共产主义。怀抱理想的年轻人义无反顾地献身革命成了不可阻遏的潮流，他们决心为自己的信仰奋斗到底。这种政治上的高烧现象持续达半个世纪之久（二十世纪20年代至70年代）。直至苏联、中国的共产主义实验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宣告此路不通而另择新路的80—90年代，政治高烧才渐渐降温。
2、在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比较中，选择共产党有其必然性。具有左倾思想的青年人，他们所面对的执政党—国民党，其政府是壹个专制又腐败的政府。而共产党高唱民主、自由，还向人民许下美好的承诺。共产党因此赢得了民心。许多青年人寄希望于中共，甚至投入中共的怀抱，以加入中共为幸、为荣，也是时代所然。至于共产党如果上台执政，是否就比国民党好，是否会去实现自己的承诺，这是极少有人去远思的问题。
3、在自由主义与马克屎主义的比较中，选择了马克屎主义；在三民主义与新民主主义的比较中，选择了新民主主义，也有其必然性。近代以来，中国壹直是学西方的，但成效不显。许多知识分子看来，西方那壹套，似乎不灵。而马克屎的学说传入中国，立即引起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兴趣。尤其是以革命的方法改造旧社会，建立壹个没有阶级压迫与阶级剥削的新社会，迷倒了许多知识分子。包括陈独秀这样旗帜性的人物，也弃旧迎新，成为倡导马克屎主义的领军人物。不可否认，马克屎的新学说，从理论论述到充满激情的话语，具有醉人的魅力。
李慎之对此有如下生动、真切的回忆：
“可能是中国百年来的处境是内忧外患交相煎迫，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缘故，马列主义的思潮——共产主义的思潮在中国的传播特别迅速，特别有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里说：‘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我们当时看到这些话，都认为是合乎事实的。我谈不上有多少学问，然而幼承庭训，也读过壹些古书，从小学到大学受的是完整的正规教育。中学毕业以前也看过《资治通鉴》这样的大部头书。然而只要壹接触到马列主义的通俗读物，就立刻为之吸引而折服。第壹是觉得它的道理新，第二是觉得它的体系广大而完备，第三是觉得它的论证严密。真是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的大学问，它把什么问题都回答了，都解释清楚了。中国的古书，还有我耳闻目睹的洋书，压根儿就没有能与之相比的。虽然现在再看这些书的时候，能看得出其中漏洞百出，但是我年轻的时候，是完全没有这个能力的，只有钦佩赞叹，以致顶礼膜拜。”（《革命压倒民主》，《李慎之文集》上，第153—154页）
释疑
到1949年之后，中共夺得了大陆政权，无论是中国还是曾投身中共的知识分子，其命运都发生了逆转。
就中国而言，不是像中共承诺的那样，要建立壹个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而是相反，将中国带上了比国民党统治更专制更腐败的困境。
就曾依身中共的知识分子而言，党给予他们的不是信任、重用，在新社会的建设中发挥他们的才能；而是相反，对他们施行的是改造、排斥、整肃的政策。
在冷酷的现实面前，他们陷入了迷惘：这是怎么壹回事啊？难道当年我们选择错了？
真理是时间的女儿。人们对某些事物的认识要作出正确的判断，需要时间，需要付出代价，才有答案。
譬如，现在人们对资本主义和射秽主义的认识，与三、四十年之前就大相径庭了。由于更新了对资本主义与射秽主义的认识，才有改革开放的新局面，才使经济发展获得了新的动力。人们戏言：不是只有射秽主义能够救中国，而是只有资本主义能够救中国。
对于国共两党的认识，有了壹个甲子年（1950—2010），也逐渐進入理性层面。
当年因国民党的专制腐败而寄希望于共产党，这无可非议。问题在于不是寄予希望，而是笃信中共。这就值得反省。
第壹，中共高唱民主，偏居延安时壹派开明、艰苦的作风（如《西行漫记》所描写的那样）。但壹旦执政，凭什么就能保证实行民主，不搞专制，不会腐败呢？第二，1942年延安整风所暴露的问题已说明，这个党追求的是个人权威至上，扼杀自由民主，说明这个党不是具有现代意识的政党，而是类似农民造反的帮会。对王实味的开刀，掀起“抢救运动”，毛泽东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已经亮出了整肃知识分子的罗网。但长期来不为人们所警惕。直到1983年周扬还认为，延安整风运动是壹次思想解放运动。根本没有意识到是壹次整人运动。中国人的愚昧是推行专制的最好条件。
那个年代，对中共真相有所认识的（能见诸文字的）好像人数不多，储安平乃是其中之壹者。他在《中国的政局》（1947）壹文中写道：
“坦白言之，今日共产党大唱其‘民主’，要知共产党在基本精神上，实在是壹个反民主的政党。就统治精神上说，共产党和法西斯党本无任何区别”。因此，他认为，“老实说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壹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了壹个‘有’‘无’的问题了。”（《戴晴文选》第77页）
储安平的话被1949年之后的历史所证实。今天，他的这句话已成了名言，但在当时有多少人当作壹回事呢！中国要经受壹番现代专制主义统治的苦难，这是注定了的。说出共产党统治下没有自由这句真言的储安平，在文革中死不见尸。
选择马列主义，选择新民主主义虽也有其必然性，问题是对这个主义的方法壹直存在很大的问题。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呀，“人类智慧的结晶”呀，“《资本论》是工人阶级的圣经”呀，等等，对马列的书都当作句句是真理那种心态去捧读的。几十年来，写文章要证明自己的观点的正确，就到马、恩、列、斯、毛的著作中去找相关的句子作为依据，为自己壮胆。文革时期打派仗，为了证明我这壹派正确、革命，也去找对自己有利的毛语录。这样，把马列主义僵化了，然后，我们的脑子，我们的思维也僵化了，缺乏思考、创新的能力了。这就是，主义被主义所害。现在我提出的马克屎的学说具有先验性，空想性，这在五十至八十年代是不可能的。
此外，理解马克屎主义（不理解马克屎主义就不能理解列宁主义。所以我不同意将马氏和列氏的理论加以切割），对许多人还有壹种困难。因为马克屎的学说博大精深，又是壹个德国人写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同我们存在很大的差别，没有相当的理论素养和文化基础是难以明白其要义的。许多人是通过辅导类的通俗读物或老师的讲解学得马克屎主义的。所以，接受了马克屎主义的人当中，大都是只知其名，不知其实；“实”就是精神实质。这就意味着，那些信马列的人并不壹定懂马列。
还有壹点，弄懂马克屎主义需要有壹个过程。譬如，五、六十年代我们去读马列的著作，到文革之后再去读马列的著作，就会有不同的体会。改革开放之前去读马列的著作，到今天再去读马列的著作，又会有新的体会。本来觉得马列的著作论述严谨，无懈可击，现在就会发现漏洞。本来以为已经弄懂了的问题，现在却发现其实没有弄懂。
邓小平1985年坦言：“射秽主义是什么，马克屎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李慎之在八十年代中期对总书记胡耀邦说：“我二十岁的时候，什么叫射秽主义，什么叫计划经济，不但自己心里壹清二楚，而且还能说服别人，让他跟我壹起干革命。现在我六十多岁了，才发现自己其实什么都不懂。”为什么？因为有了历史教训这个参照图系了。将马列主义付诸实践，结果遭到挫折，吃了苦头，认识就发生变化了。人在实践中获得知识，壹种是通过实践，成功了，获得了经验；壹种是通过实践，失败了，获得了教训。无论是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加以理性概括，就成为壹种有益的知识了。所以，如果现在来读《哥达纲领批判》，就会发现诸多的问题，不会当作句句是真理的经典了。
《新民主主义论》发表后，获得好评。我曾听到不少人说，“我当年就是读了这篇文章后走上革命道路的。”
其实，当时他们并没有读懂这篇文章。
就新民主主义政治而言，毛泽东说，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要建立的中华民主共和国，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壹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后来，在《论联合政府》中的表述是，“建立壹个以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壹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我们把这样的国家制度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
这里的问题是，毛泽东已“预定”这个国家只能是由无产阶级领导 的。可是，民主制度下国家由谁领导，是绝对不能“预定”的。而所谓无产阶级领导，实际上就是共产党领导，这是“联合政府”的核心。结果是，国民党的“壹党专政”换成了共产党的“壹党专政”。1949年以后的事实不就是这样的吗！另壹个问题是，这个国家“以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这意味着这个政权不是为全体人民所有，其中的壹部分人被排除在国家政权之外，他们不享有公民权。其命运可想而知！所以，新民主主义政治是阉割民主的国家制度，是新专制主义的国家制度。
就新民主主义经济而言，毛泽东虽承认多种经济的存在，但是，国有经济和私人经济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此点在《共同纲领》中还有具体规定）。这种关系的规定是违反人类经济活动的基本法则的。因为自古以来社会经济活动中，各经济主体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如果有壹种经济是领导经济，势必成为特权经济和霸权经济，违反平等交换的原则，导致社会经济秩序的紊乱。所以，新民主主义经济乃是特权经济。这就是1990年开放市场经济之后的经济模式，也是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半途而废的原因所在。
所以，《新民主主义论》中所说的，和中共立国之后所做的，没有多大出入。
2010年以来，时有人提出“回归新民主主义”。我真怀疑，这些人有没有认真读过《新民主主义论》之类的著作。
两种文化水火不容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说说当年投奔中共的知识分子，在中共执政之后为什么受难的问题。
当年，中共高唱“民主”，壹批知识分子就以为中共是中国的希望了，把信任票投给了中共。其实，这是中共笼络人心的壹个策略。可能，中共内的壹些知识分子对民主是真诚的；但中共首脑毛泽东绝对地是当作壹种策略的。
1945年8月，毛泽东赴重庆国共和平谈判期间，在回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时说：“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壹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是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他们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壹以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
可是，毛泽东壹回到延安在《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中说，对国民党的方针是“老早定了的，就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还强调：“人民的（应该是‘中共的’——笔者）武装，壹支枪，壹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他告诉中共干部：“国共两党壹定谈不好，壹定要打仗，壹定要破裂。”（《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156—1159页）
毛泽东在大众面前是漂亮的民主言辞，在党内是磨刀霍霍，为打江山积极备战！我们应当信哪个呢？
结果是：国民党撕毁和谈协议，挑起了国共内战。——这是多少年来的流行说法。
四年之后的1949年，毛泽东在内战中大胜蒋介石。
就在共产政权开张前夕，毛泽东发表了中共建国大纲——《论人民民主专政》。在这篇文章中，毛以明快、直白的语言，推出了俄系文化，昭示了今后中国的走向。
毛说：“走俄国人道路——这就是结论。”
毛说：“‘妳们壹边倒。’正是这样。……必须壹边倒。”
毛说：“‘妳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妳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
毛说：“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壹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
毛说：“人民（应该是‘中共’——笔者）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就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更不怕知识分子造反了——笔者）
毛说：“谢谢马克屎、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他们给了我们以武器。这个武器不是机关枪，而是马克屎列宁主义。”“中国人找到了马克屎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
毛说：“就是这样，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壹齐破了产。”
……
上面的简要引述，说明毛泽东完全俄化、赤化、左倾化、马列化了。也是毛泽东与欧系文化决裂的声明。
这是壹个信号，尤其对于具有欧系文化血脉的知识分子，是壹个灾难性的的信号。
以下几位以及壹切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终于成为欧系文化的殉道者。
顾准 1935年加入中共。二十多岁就任之江、沪江大学兼职教授。1936—1942年在上海、江苏任党内领导职务。1949年任上海财政局局长兼税务局局长。1952年因坚持“依法交税”的主张，不同意某些领导“民主评议”的征税方法，被指责是“与党对抗”的“反党行为”而遭到惩处。1957年随中科院赴黑龙江勘察水利资源时为维护中方主权而抵制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落下个“反苏”的罪名，被定为右派。1965年第二次被打成右派。从此妻离子散，劳改八年。1972年返京。1974年去世。留下不朽书稿《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
沙文汉 1925年加入中共。1949年后历任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长兼统战部长，浙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浙江大学校长等职。1954年任浙江省省长兼统战部长。1957年提出党和政府各自应有分工，“政府机关应有独立的形式和自己平行统壹的领导组织”。结果被指责是“反对党对政权的领导”，“阴谋篡党夺权”，定为右派，组织大规模批判。是党内职位最高的大右派。1964年去世。
黄万里 1933年因黄河决口，损失无算，遂刺激改学水利。该年公费留学美国，先后获硕士与双料博士学位。在美期间考察美各大水利工程，确立治水基本理念。1937年回国后又步行3000多公里，六次勘察岷江、沱江、涪江、嘉陵江等长江支流，形成水文、地貌观点。1947年又四下河西走廊，考察河流、地貌，形成他的治水理论。1957年 在水利部召集的黄河三门峡大坝水利规划讨论会上，面对壹边倒地赞成苏联专家的设计方案，黄孤身对抗，坚定地说“不”！是三门峡工程的唯壹反对者。结果，招来了“反对三门峡工程，反对学习苏联”的罪名。被毛泽东钦定为清华大学的大右派，被剥夺了教书、科研的权利。文革期间被赶出家门，每月仅发20元生活费，后又发配去密云、江西、三门峡劳改。198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修建三峡大坝工程，1992年全国人大通过修建三峡大坝工程的决议，黄六次上书中央，陈述三峡大坝永不可建的道理，预言“高坝若修建，终将被迫炸掉。”在将近壹个世纪里，这位以治水为己任，立志要让大江大河为百姓造福的科学家，却壹再受到排斥和迫害。这是黄万里个人、也是我们整个民族的悲哀！2001年8月27日，黄万里带着遗憾离开了这个世界。黄万里是“当代大禹”，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标本。
……
上面几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顾准在20多岁之年就被聘为大学兼职教授。沙文汉曾任浙江大学校长。黄万里在美留学获双料博士。他们都担任过重要党务工作，为中共立下了汗马功劳。黄是非党人士，他通过长期考察，建树了科学的治水理论，可惜为中共所拒，导致三门峡、三峡水利工程的重大损失。他们在事业上和学术上都取得了重要成就，是知识分子中的精英，民族的脊梁。
但是，中共不需要这样的知识分子。
为什么？
作为知识分子个人操守“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的本色，在共产极权体制下肯定被列入异类。
作为知识分子怀抱自由民主的梦想，肯定会被中共的共产极权主义重锤击得粉碎！
这是壹场历史性误会。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国共两党相斗，共产党受到压制，便鼓吹高调民主，而国民党专制腐败，促使壹批又壹批知识分子弃蒋拥毛，投奔延安，涌入“解放区”，或加入地下党。可是知识分子这种选择是根据中共的宣传，而不是根据其执政后的所作所为。他们既不知道中共若取代国民党之后会有怎样的表现，也不知道中共的壹套理论实践之后会产生什么后果。这类知识分子多少受过西方式教育，还经历过辛亥革命或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因此，自由、平等、博爱那壹套文化理念总是挥之不去。当中共主宰中国之后两种文化的冲突就立即暴露出来了。作为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秉性与价值操守，可以说心知肚明，但在夺权斗争中需要他们为中共卖命。待中共执政，就成了推行极权体制的障碍了；因此，即刻秘密下达十六字方针——“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上述四位就是知识分子在中共夺得政权后命运的缩影。广而推之，也是所有知识分子所遭遇的壹场悲剧。
知识分子的这段不幸的历史遭遇亦可用“同路人”壹说作解释。在中共打天下、与国民党夺权斗争中，毛泽东需要知识分子和爱国人士参与与支持，但仅仅是“同路人”而已，因为他们的文化理念，他们的信仰与追求，同共产党、同毛泽东的俄系文化、极权体制，是水火不容的。待革命胜利这批同路人与共产党已经走到了尽头，再往前，由于志不合，道自然不同了。他们同共产党的合作是短命的，破裂是必然的。地狱之门向他们敞开着。……
原来如此！
说 明
有朋友对“俄系文化”这壹概念认为尚可商榷，有的建议改为“苏俄文化”。为此作壹些说明。
“俄系文化”有特定内涵。这壹文化产生于十九世纪中叶，创始人是马克屎和恩格斯。但只有到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俄国通过列宁、斯大林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努力才得以付诸实践，建立了共产极权制度。可以说是在俄国的土地上生根、开花、结果的。在这个过程中，以俄国为中心的这壹文化还影响到东亚、南亚、东欧、乃至拉美和非洲的许多地区。从它的产生、演变和影响的扩大，自然不限于俄国，但无疑是以俄国为中心的壹种文化现象，故称“俄系文化”。西欧自十五世纪以来经过三个多世纪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创立了以个人权利为本位的自由民主主义文化体系，之后在许多国家陆续建立了宪政民主制度。这样，人类在二十世纪存在着两大文化系统，即欧系文化与俄系文化，还建立了与各自文化相对应的制度。这两种文化与制度，在世界范围内互相冲突，彼此博弈，风雷激荡，便是二十世纪世界史的主旋律，也是二十世纪中国史的主旋律。
此外，有人还认为，在俄罗斯，除列宁、斯大林主义之外，无论是在此期间还是在这之前或之后都存在着别的文化。文化总是多元的。所以，称“俄系文化”有以偏概全之嫌。再说，俄系文化之源是马克屎主义，马克屎主义是壹种西方文化。
大家都知道，孙中山提出“以俄为师”，这个“俄”是指“苏俄”。毛泽东提出“走俄国人的路”，这个“俄国人”，是指“苏联共产党人”。这些提法，都知其意，不会产生误解。“俄系文化”所指的“俄”也是如此。关于马克屎主义产生于西方，不应纳入“俄系文化”。前面已指出，这种文化虽产生在西方，但只有到了苏联、中国等国家才在实践中得到推行，产生结果。在西欧那里的民主射秽主义将马克屎主义换了血：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实行计划经济，这些马克屎主义的基本主张都被放弃了。还有，文化是流动的，不能过分计较地域界限。始于1975年每年举行壹次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从首次会议起就有日本国参加。日本是东方国家，怎么成了西方七国之壹了呢？仅以地理眼光就不大好理解了。但日本确实西方化了（指政治经济制度以及与此相关联的文化）。
马克屎政治哲学的逻辑起点与理论框架
马克屎政治哲学的逻辑起点是“阶级”概念，就此，使马克屎主义独树壹帜，使马克屎主义与西方主流学说有了明显的区别。
往后的阐述还表明，作为逻辑起点的“阶级”概念贯穿于他的全部学说，因而也是马克屎主义的基本概念，是他学说的基点。
虽然在马克屎之前，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已阐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已对各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但他们不可能将阶级概念作为全部学说——历史哲学、政治哲学、经济学、法哲学——的基点；更不可能将此概念作为终身的实践指南。
马克屎对阶级与阶级斗争理论的贡献，他自己概括了三条：（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壹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壹切阶级和進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1
由此可见，“阶级”概念是理解马克屎主义的关键。抽掉“阶级”概念，整个马克屎主义理论大厦就会坍塌。
同其他思想家壹个明显的区别是，马克屎不是关心壹切人的命运，更不是只关心个人的命运。他关心的是当时社会中遭受剥削、压迫的整个无产阶级的命运（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共产党宣言》、《资本论》所阐述的思想都说明这壹点）。他渴望无产阶级的解放。他的著述全在诉述无产阶级怎样遭受资本的剥削和压迫，启发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由“自在阶级”转变为“自为阶级”，指出无产阶级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必须進行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产阶级政治统治，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无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
在《共产党宣言》（1848）中，马克屎、恩格斯明确表述了上述思想，但只有当《资本论》（第壹卷、1867）问世，马克屎才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性作出了经济学的论证，使马克屎的政治号召有了严谨的经济学依据。
当然，无产阶级专政还不是马克屎的理想。马克屎指出，无产阶级的最终理想是“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那是没有阶级的社会；因此，不再有阶级斗争，不再有阶级压迫的工具——国家，人对人的政治压迫因此消失。在那里，没有私有制，没有剥削，没有强制性的分工，这是壹个人人自由平等，每个人可以获得全面发展的社会。马克屎的共产主义理论在20世纪上半叶曾鼓舞无数热血青年皈依无产阶级，投奔革命。
可见，无产阶级不仅是壹个“革命阶级”，还是壹个“救世阶级”（ 到列宁时代，又出现了“救世党”、“救世领袖”），马克屎把社会進步的壹切希望都寄托于这壹伟大的阶级。
马克屎强调，必须经过无产阶级专政，方能实现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他在《哥达纲领批判》（1875）中郑重地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壹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壹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重点号系原著所有）
以上简短的概述，可以发现马克屎的政治哲学的逻辑框架是：阶级——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
体味马克屎的政治哲学，有两点应引起今人思考。
第壹、 马克屎的全部理论，其出发点是为了无产阶级的解放，为此，他把他的思想
和智慧，把他的宝贵的壹生都贡献给了这个当时受苦的阶级。他的学术倾向是明显的。他的道义与人格令人敬仰。但也因此，从理论研究到学说创立，他不得不放弃某些重要的东西，如科学价值中立的原则。在考察当时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关系时，他满腔热情地倾注于无产阶级，细致、深入地分析无产阶级在社会中不合理的经济与政治地位。这使得他的理论忽视了某些重要的东西。很明显的是，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主导者与组织者——资产阶级的积极作用，没有作出客观、中肯的阐释，他对资产阶级创立的新型文明几乎作了全盘的否定，以致资产阶级只是作为剥削者的罪恶形象烙刻在人们的心中。这是导致（特别是经济落后的某些东方国家）对资产阶级及其文化采取“左倾”政策的重要原因，使这些国家在现代文明转型中走着曲折的弯路，付出了沈重的代价。
第二、 马克屎学说中的若干重要结论，还只是预言而不是实践经验的概括。这就带
来两个问题。壹是这些结论不能不显得很抽象、很原则，缺乏实践的可操作性；因而需要后人在实践中不断地加以补充、矫正、修正、发展，而不能认为是万古不易的教条，加以僵化。二是这些结论是否正确还未经受实践的检验。譬如，资本主义制度从经济结构到政治上层建筑是否已成为社会進步的障碍，是否只有彻底否定的唯壹选择？无产阶级是否只有通过暴力革命，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关系，除了对抗、对立壹面之外，是否还存在着互相协作的壹面？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命题，马克屎说，它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的“革命转变时期”，这意味着，它存在的时间不会太长。但经过这个“转变时期”之后，人类就進入共产主义社会，那是壹个剥削消灭、阶级消失、国家消亡、人人自由平等、可获得全面发展的社会；如此理想的社会只经过壹个较短的“转变时期”能成为现实吗？另外，怎样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必然会面临许多问题，特别是，这壹专政是在全部废除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与国家机器之后建立的，那么，怎样才能确保这壹专政比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更民主、更自由呢？否则为什么要彻底打碎它呢？对于这些重大问题，无论在大的框架上还是在制度细节上，马克屎都缺乏具体的说明，也不可能作出具体的说明。这不能不使他的学说潜伏著不测之命运。
马克屎的人论、自由论与国家论
马克屎根据他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在人论、自由论和国家论问题上提出了与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家们不同的理论。
1、两种人学论
人学即关于人性、人的本质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人的权利的学说。马克屎主义与自由主义在人学上的基本区别，在于是否从阶级性去考察人的本质。
马克屎的人论思想浸透着他的“阶级”概念，这是理解马克屎人学的钥匙。
马克屎之前和马克屎同时代的自由民主主义思想家，对人的学说都作出了有价值的贡献。他们的人学理论其研究方法奉行价值中立原则，即对所有的人壹视同仁，不厚此薄彼。不管富人、穷人，不管权贵、平民，都用同壹尺度去研究它、对待它。费尔巴哈说，“人是人的最高本质”，大概就是这个意思。自由主义者人学研究的另壹方法是着眼于个体的人。比如自由，那就看每壹个体的人是否自由。如果每个人是奴隶，这个国家怎能称是自由国家呢？个人好比国家的细胞，如果人体中各种细胞都是健康的，人体也就健康。第三，自由主义者所关注的是人的共性，人的共同本质。这种共性、共同本质又分为几个方面。如生理与心理方面的本质，表现为人都有生存与性爱的欲望，所谓“食、色，性也”。还有社会方面的本质，要求自由、平等，反对奴役与压迫，反对国家或他人对个人权利的侵犯。第四，自由主义者主张每个人都应当享有同等的权利。比如，康德就认为：“1、社会中的每壹个分子，作为人，都是自由的。2、社会中的每壹个分子，作为臣民，同任何壹个其他的分子，都是平等的。3、壹个普通的政体中的每壹个分子，作为公民，都是独立的。”他强调，这是壹切国家制度基本的法则，在康德看来，“每个人理所当然应当成为自己的主人，这是他们天生的权利。”2 此可见，自由民主主义思想家的人学理念是近代民主的逻辑起点，是民主宪政的基石。
马克屎并不满足这些资产阶级思想家对人的共同本质的空泛论述。他认为，现实的社会是壹个阶级对立的社会，各阶级的人生活在不同的经济关系与政治关系之中，因此，应当关注不同社会关系中不同人的特殊本质。虽然马克屎说过，“首先要研究人的壹般本性，然后要研究在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3 然而他進壹步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壹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 虽然马克屎也说过，“人类的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5 但在私有制和阶级压迫下，人的这种本质不可能得到实现；如同卢梭所说：“人生而自由，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6 这表明，马克屎虽然并不否认“人的壹般本性”，即人的共性，但这不是人性中最本质的东西，人的本质是看其在现实中他生存于什么样的社会关系，要从“社会关系的总和”中才能把握人的本质。王若水对马克屎的人性论作了这样的评述，认为：“马克屎主义不承认抽象的永恒不变的人性，但承认具体的在历史中变化的人性。马克屎主义对具体的、在历史中变化的人性的研究，就是马克屎主义的人性论。”7 针对蒲鲁东认为“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并不存在奴隶和公民；两者都是人”的说法，马克屎指出，“其实正相反，在社会之外他们才是人。”8 但是，这样的人是不存在的；因为我们所见到的人“不是处在某种幻想的与世隔绝、离群索居状态的人，而是处于壹定条件下進行的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人。”9
马克屎的人论思想归根结底还是为了说明人的阶级性，因为社会关系最重要的表现是经济关系与政治关系。显然，工人与资本家生活在绝然不同的经济关系与政治关系之中，他们的阶级意识与利益诉求各不相同，乃至对立，这种差别与对立“本身不过是资本和雇佣劳动的体现者，人格化，是由社会生产过程加在个人身上的壹定的社会性质，是这些壹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的产物”。10 所以，向工人与资本家谈论共同人性有什么意义呢！
从壹般的、共同的人性出发，每个人都有着共同的人权诉求：自由、平等、生命、财产等。从人的社会性出发，不同的类，不同的阶级则有着不同的诉求指向；在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下，无产阶级合理的人权诉求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从人的社会性出发，合理地引出了革命的结论，即只有首先改变现存的社会关系，无产阶级才可以获得正常的人权；只有在阶级对立消失的社会中，壹切人才可享有自由与平等。
于是，在马克屎关于人的本质的概念中发生了壹种裂变，即人的“壹般本质”与人的“社会本质”的分裂，并彼此冲突，最终导致后者对前者的否定。
马克屎人学理论中的这个分裂，是马克屎过分强调人的“社会本质”，忽视人的“壹般本质”的结果。不过，这在马克屎的思想中只是壹个开端，还没有以“社会本质”完全取代“壹般本质”。后人则以此为开端，只承认其“社会本质”而根本取缔了人的“壹般本质”。譬如，毛泽东就此发论：“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只有带阶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越阶级的人性。”11 毛的此言等于说，人只有阶级性而无共同的人性这种东西。毛此言以后成为人们批判、否定人性的根据。在中国大陆，人们因此畏言人性，社会因此屠戮人性。人性论被打入冷宫，索性免谈而逐出人们的思维。根据人性所天赋的自由、民主、平等的权利，也遭之野蛮的践踏。这种思维禁锢中国人至少达半个世纪之久。直到上世纪80年代前期，在人性、人道主义的争论中，胡乔木仍以这壹观点批判资产阶级人性论与人道主义。12 当然，这样的时代已经与我们渐行渐远了。
2、两种自由论
在自由论这个核心价值观上，马克屎与自由主义思想家亦存在莫大的区别。
自由主义的自由论所阐述的是公民权利在国家制度下的实现状态。所以，第壹，自由主义也是壹种国家学说，或者说，是与国家制度相联系的学说，是在国家存在的前提下来考察人们的自由。第二，自由仅仅指公民的个人权利是否得到国家法律的保障而不受政府干预的权利。现代自由主义奠基人之壹——贡斯当（1767——1830，他的思想在二战后才受到重视）对自由概念的表述是：“自由只是受法律约束、而不因某壹个人或若干人的专断意志而受到某种方式的逮捕、拘禁、处死或虐待的权利。”这种权利包括每个人表述意见、选择职业、支配财产、迁徒、结社、信仰，以及每个人选择与影响政府的权利。13 当代自由主义思想家以塞亚•柏林（1909——1998）对自由的定义仍守卫同样的边界：“自由是壹个人能够在不受他人阻碍的情况下活动的空间。如果我被别人阻止去做我本来可以去做的事情，那麽，在这个程度上，我是不自由的”14
马克屎壹生著作恢弘，其目的无不执着地探求人类的自由与解放。在《共产党宣言》中有壹段马克屎自由观的名言——“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壹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壹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段文字已被国内学界公认为马克屎自由观的经典表述。我们且以这段文字并联系马克屎的整体思想来试析马克屎的自由观与西方自由主义的自由观的区别。
第壹，现实的自由与未来的自由。马克屎认为，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里，每个人，特别是受剥削的无产阶级不可能获得自由，只有消灭“资产阶级旧社会”，只有阶级消灭、国家消亡、对抗消失之后，在“壹个联合体”里，每个人才获得了自由的条件。可见马克屎所说的自由，不是现实的、此岸世界的自由，而是未来的、彼岸世界的自由。因为在现实社会制度下不可能获得自由，妳要争得自由，就得去革命，推翻现存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为美好的未来而奋斗。所以，马克屎的自由观首先把人们引导到革命。自由民主主义则是向不自由或不完全自由的现实去争取自由，他立足于现实，去壹点壹滴地、壹步壹步地去争取自由，扩大自由。不能壹味地寄希望于未来。不能认为革命成功了，大家就全自由了。自由不是壹次性的批发，不可能壹步到位，有壹个逐步扩大和提升的过程。这种自由观（应当说是争取自由的方法）是切合实际的。马克屎的自由观带有壹种宗教色彩（尽管他是反宗教的）。因为宗教总是将人们的幸福呀，自由呀这些美好的憧景都寄托于来世，天堂，天国；马克屎则寄托于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为了進入天堂或来世的幸福，宗教要人们从善，积德，忍耐。马克屎则号召人们以暴力摧毁旧世界，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这是与壹切宗教相区别的。
第二，国家的自由与无国家的自由。自由主义的自由始终是指国家存在条件下的自由。社会不能没有公共权力，有公共权力就会有国家；而行使公共权力的国家往往会超越权力边界侵犯公民的权利。自由主义所讨论的问题就是国家既要尽职，又不能滥用权力、侵犯公民的权利。所以，自由主义就是关于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关系的壹种学说。马克屎则认为国家是阶级压迫的机器，有国家就不可能有自由。只有阶级消灭，国家消亡，才能有自由。也就是说，自由在国家消亡之后才能普降人间。所以马克屎提出了“联合体”的概念，以有别于国家。但“联合体”是什么样的组织机构？其功能和职责是什么？它同国家有什么区别？这壹切马克屎没有说。要说，也难免会有空想的成分。可是，人类社会总得有公共管理机构呀！不管妳称它为什么：政府，国家，共同体，联合体，等等。只要有这个机构存在，就存在公共权力，就存在这个机构与它治理下的公民之间的关系。如果认为这种机构的存在也不能使公民获得自由因而也必须加以废除，那麽，人类不是陷入了无政府状态的恐怖景象，或回到史前的蛮荒时代。马克屎的自由观中存在这种令人困惑疑团，是他把国家概念狭隘地定位于阶级压迫的机器所致，也因此，使他的自由观给人以壹种虚幻飘渺的感觉，远不如自由主义的自由那麽现实与实在。
第三，个人的自由与集体（壹切人）的自由。自由主义的自由仅指个人自由。如同贡斯当所壹再强调的，“个人自由是真正的现代自由。”15 它不顾及集体自由与国家自由。马克屎的自由其内涵包括：1、个人的自由发展；2、个人的自由发展与集体（壹切人）自由发展的关系。马克屎说：“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壹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从语义来看，可理解为个人自由是集体（壹切人）自由的基础（条件）；但也可以理解为个人自由是为了集体自由，个人自由是手段，集体自由是目的。因此，个人自由应当有利于集体自由，服从集体自由，亦可推理出，为了集体（壹切人）的自由应当限制乃至放弃个人自由。结论是集体至上，国家至上。因为马克屎限定了“个人的自由发展是壹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但在现实性中存在两种可能性：个人自由可能有利于壹切人的自由；个人自由也可能不利于壹切人的自由。这后壹种情况是绝不允许的。但是，我们用什么尺度以及由谁来判断个人自由是有利还是不利于壹切人的自由呢？当然，这样的问题只有在非民主的制度下才会向人们提出，在民主制度下个人自由只要不超越法律的边界，不需要别人说三道四，也不允许政府加以干预。还有，应当特别当心的，“壹切人”是指什么呢？对于某壹团体的成员来说是“集体”，对于每个公民来说是“国家”，而且只能是“国家”，因为人类進入大同世界还是遥远的梦想。因此，只有国家才有资格代表“壹切人”，比如，国家领导人可以这样说：我代表中国政府，代表中国人民，.……。于是，所谓个人自由应有利于“壹切人”的自由实际上是：个人自由应有利于国家自由。
这样的结论同毛泽东所说的，“我们主张有领导的自由，主张集中指导下的民主”16 是十分吻合的，而且更直率地表示国家意志应当凌驾于个人的自由权利之上。所谓“有领导的自由”，就是领导有自由，或至多是，领导赐予自由妳才有自由。所谓“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就是集中者（领导）作主。这是被1949年之后无数事实所证明了的。这同西方个人权利至上的价值观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因为，在民主制下是权利本位，公民权利派生国家权力；而在此则相反。
3、两种国家论
国家的理论对于自由太重要了。自由主义以人权价值为基石建树其国家学说。密尔就说过，“国家的价值，归根结底还在组成它的全体个人的价值。”17 马克屎主义则以阶级概念建构起国家理论。无论是国家的产生（起源），国家的本质与功能，国家的消亡，都是同阶级、阶级斗争相联系的。
关于国家的起源，马克屎主义认为，“国家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是阶级斗争不可调和的产物。（恩格斯）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是壹个阶级压迫另壹个阶级的机器”（列宁）。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它只是社会发展壹定阶段上的产物；随着阶级对立和阶级冲突的消失，国家也不可避免地会“自行消亡”。这是马克屎关于国家的基本观念。
关于国家的性质与功能，《共产党宣言》指出：“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委员会罢了。”所以，“资产阶级国家虽然形式极其繁杂，但本质是壹个：所有这些国家，不管怎样，归根到底是资产阶级专政。”18 恩格斯极而言之：“国家无非是壹个阶级镇压另壹个阶级的机器，这壹点即使在民主共和制下也丝毫不比君主制下差。”19
对现代资产阶级国家，马克屎的态度是以暴力革命加以摧毁。他以1871年巴黎公社为依据，指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20
打碎了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之后，用什么东西去代替旧的国家机器呢？——无产阶级专政。在列宁看来，是否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乃是马克屎主义与修正主义的区别。他说：“谁要是仅仅承认阶级斗争，那他还不是马克屎主义者”，“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屎主义者。”21
那么，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否比资产阶级的国家会自由壹些呢？恩格斯的回答是否定的。1875年恩格斯写道：“当无产阶级还需要（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国家的时候，他之所以需要国家，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壹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 就不再存在了。”22 列宁甚至认为，“任何国家都不是自由的，都不是人民的。”（着重号是列宁加的）23 恩格斯和列宁的话，把国家概念紧紧地锁定在狭隘的阶级与阶级压迫观念框框内。
了解了马克屎的国家观再来看看自由民主主义的国家观，是挺有意思的。
自由民主主义的国家观是以人权理论为基础的。它在阐述公民个人权利与国家（政府）权力关系中建构其国家理念与制度框架。这种关系大概可以概括为以下两点：第壹，为什么需要国家？国家（政府）是怎样建立的？第二，国家建立之后，人们如何防范它不作恶？
关于第壹个问题，自由民主主义者认为，虽然每个人都享有天赋人权，但在无政府状态下，由于缺少公共管理，缺乏法律约束，壹些人容易侵害另壹些人的权利，人们因此生活在纷乱的无安全保障的状态之下。人们于是联合起来，订立契约，将管理社会的权力委托给了那些治理者，国家（政府）出现了。所以，政府是壹种公共权力，它来自契约，来自人民的授予，其目的是维护公共秩序，保障每个人的天赋权利。
关于第二个问题，自由民主主义者认为，人不是天使，不是上帝，不是普罗米修斯。人性中具有恶的壹面。特别是那些拥有了公共权力的政府官吏，如果缺乏监督与制约，人性中的恶就会滋长，他们就会滥用权力，以权谋私，以权作恶，侵犯人权，危害社会，这就违背了人们建立政府的目的。因此，国家（政府）虽然是必要的，但它并不是壹种“善”，而是壹种“恶”，是必要的“恶”；为了防范它作恶，在建立政府的时候，就应从制度上、法律上对它的权力進行限制，为此，洛克首先提出“限权政府”的思想。孟德斯鸠完成了“三权分立与互相制衡”的理论（我称它为狭义的权力制约，是囯家权力之间的相互制约，即“以权力制约权力”的理论），成为美国立宪的框架，并为世界许多国家效仿。以后，杰斐逊等人又将对国家权力的制约扩展到社会领域，如利益集团，“反对党”，特别是大众媒体对国家权力的制约。这是对“以权力制约权力”的重要发展（我称它为广义的权力制约，是各种社会力量、即各种非囯家权力对囯家权力的制约）。这些原则的确立与实施，建构了防范权力运行中出轨的安全装置，使权力滥用与权力腐败的恶行无法擡头。与此相反，马克屎认为，无产阶级的国家权力应当是统壹的，不应当是分立的。他批评资产阶级议会是“空谈馆”。他赞赏巴黎公社实行“议行合壹”。他说：“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同时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机关。”24 马克屎的这些思想是以后射秽主义国家集权体制的壹个思想渊源。列宁主政时消灭了布尔什维克之外的壹切党派，这种“壹党专政”的体制为斯大林日后个人专制铺平了道路。在中国，即使到了邓小平时代，对“三权分立”仍十分忌讳。他说，我们“不能搬用资产阶级民主，不能搞三权鼎立那壹套。”25 结果是：权力的高度垄断，必然是高度腐败！
总之，政府的目的是为了保障人们的自由，而不是侵犯自由，更不是对人实行专政。不能保障公民权利的政府是失职的政府，侵犯公民权利的政府，就是壹个违法犯罪的政府了！
比照马克屎的国家观真有天壤之别。马克屎的国家(无产阶级的)，是在阶级斗争的暴力中建立，而不是人们选择、认同的结果；它凭借专政的强制力量维持与巩固，而不是凭借宪法与法律加以治理；它是阶级专政的工具，并且是壹个阶级（实际上是壹政党）之专利，而不是主权在民，并为了保障人们的自由。在这样的国家中，专政阶级与被专政阶级（两者都系主政者的人为设定）不但不能共同享有平等的权利，而且進行着壹场又壹场迫害被专政者的战争。爱因斯坦说得好：“国 家是为人而建立，而人不是为 国 家而生存。”（2005年德国政府把这壹信条镌刻在德国政府的大楼上）他还告诫人们：“国家应当是我们的仆从；而我们不应当是国家的奴隶”。在马克屎设想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在现实中，人是国家的奴隶，是为国家而生存的。26
“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追问
无产阶级专政，在马克屎的浩瀚著作中论述得并不多，但却是马克屎的重要主张。1852年马克屎在致约•魏德迈的信中，强调“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 是他的“新贡献”。 1875年马克屎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更郑重地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壹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壹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27 从马克屎的自我表述中，可知“无产阶级专政”是他学说中的壹个核心概念，因为，无产阶级专政是阶级斗争的必然结果，而达到无阶级社会又必须经过无产阶级专政。所以，列宁把是否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作为马克屎主义还是修正主义的试金石。他说：“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屎主义者。”28
马克屎在世时，除了仅存在72天的巴黎公社外，他没有看到无产阶级专政在各国实践的情况。之后，以列宁为首的苏联共产党以及第三国际的各国共产党，都切实地实施了无产阶级专政。今天，我们翻开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记录，怵目惊心的事件比比皆是。斯大林统治时期，上个世纪30年代，以专政的名义進行了“大清洗”。据苏联晚期负责冤案平反的官员说：“在肃反中受到迫害的达2000万人（占苏联人口的十分之壹）。”党的领导人托洛茨基、季诺维耶夫、布哈林等人以及大批党政军高级干部遭到杀害（苏共17大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98人被杀害；军队中767名高级军官中，有512名被镇压；6名元帅中，有4名被处决）。毛泽东统治时期，继1957年对知识分子全歼性的整肃后，1966年又发动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史称“文革十年浩劫”。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劫难逃，迫害致死；从中央到地方的大批领导被指控为“走资派”，遭到不同形式的迫害。据叶剑英1978年12月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说法，“文革”整了壹亿人，死了2000万人，浪费了8000亿人民币。波尔布特执政的红色高棉，在短短的3年8个月（1975——1978年）时间里，对本国人民進行大批屠杀，竟使柬埔寨人口骤减了三分之壹（据《国际统计年鉴》1995年版）。当时柬埔寨人口约700余万，据此数计算，被杀戮人口在200万左右。这在死亡人数与国民人口相对值上创造了空前荒谬、空前血腥的记录。波尔布特在“文革”期间几次来北京取经，学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毛泽东曾向他推荐了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壹文，并盛赞他“妳们做到了我们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29
上述发生在三个国家的历史事件，说明无产阶级专政带给人民的是恐怖、迫害与灾难！这壹切都是在革命的名义下干的。正是：试图将其变成天堂的东西，却总是使壹个国家变成人间的地狱。作为后人，责备这壹理论的提出者无济于事，但是，既然这壹理论产生了如此严重的后果，那麽，这壹理论的不完备性、局限性是不容置疑的了。研究和廓清这壹理论中的缺陷应当是我们的责任。
1、“阶级国家”与“阶级专政”在现实中是壹种“虚幻”。
任何国家其权力只能为某壹“统治集团”所占有。所谓地主阶级是封建国家（应当是“皇权专制囯家”）的统治阶级，资产阶级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未免言过其实。在某种生产方式下，虽然有壹个阶级主导其生产活动，成为经济上乃至政治上的强势者，国家的内外政策因而往往向这壹阶级利益倾斜，但这壹阶级与国家权力的占有者（统治集团）不能画等号。
在封建社会，以皇帝为首的皇族集团代表国家，控制国家权力。如唐朝是李氏家族的国家，明朝是朱氏家族的国家，清朝是爱新觉罗家族的国家，所谓“家天下”也，如此而己。地主阶级则不享有国家权力，虽然在经济与政治方面与农民阶级地位悬殊，但与皇族集团不可望其项背。
在资本主义社会，国家作为壹种公器不容某个集团永久占有。各阶级、各集团可以通过组织政党，通过竞选，攫取有限的国家权力。那种把近代以来的西方国家说成是资产阶级专政，是难以服人的。
至于射秽主义国家，“阶级专政”的本质实际上是一党专政。统治者向被统治者所宣扬的“工人阶级领导”，“人民当家作主”的口号，只是壹个政治标签，只是壹个空名。国家权力的实际享有者和操作者（所谓“领导”） 是党的上层寡头和壹批所谓“为人民服务”的官员。在计划经济年代，工人是国家企业中的雇佣工人，只领取微薄的工资糊口；农民是公社里的农奴，连人身自由都难有保障。改革开放之后，他们中有越来越多的人边缘化了，贫困化了。“阶级专政”实在是壹种反讽。
“阶级专政”的“虚幻性”，其后果是带来了专政主体的不确定性。但是，它提供了壹面旗帜，而且是最革命的旗帜，谁打着（或篡夺了）这面旗帜，谁就可以对任何人实行专政，就可以有恃无恐地作恶作乱，无法无天。比如，“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文化大革命”，区区几个野心家对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道德造成了空前绝后的浩劫。
2、“无产阶级专政”对象（客体）的非科学性。
要实行专政，首先要科学地界定专政的主体与客体，即由谁实行专政与对谁实行专政。在应当对谁实行专政的重大问题上，既缺乏科学依据又缺乏法律条文。
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通常认为是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如资产阶级和壹切剥削分子。但是，对被推翻的阶级为什么要实行专政？众所周知，革命胜利后，经过土地改革，经过射秽主义改造，地主的土地及家财、资本家的资产都被剥夺了。地主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资本家也成了普通的市民。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对他们实行专政，就是拥有国家权力的强势力量对已经失去土地和资本的普通公民实行专政了。如果说，土改后的地主，工商业改造后的资本家与其他公民尚有区别，那麽，“区别仅仅在于历史”。至于他们的子女，“区别仅仅在于血统”。阶级，按马克屎的理论是按其生产资料的占有情况划分的，只有“种姓”才是按血统划分的。因此，之后几十年中所進行的“阶级斗争”与“阶级专政”，实际上是壹种“种姓迫害”，它在“文革”初期“血统论”泛滥时达到颠峰。
“无产阶级专政”相对于“资产阶级专政”，毛泽东说，前者是向后者学来的，所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过去妳专我的政，现在我专妳的政。如此，这不是壹种“阶级复仇”！这大悖于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的崇高信念。
更为严重的是专政的泛化与滥用。本来，对已经不是资本家的“资本家”、不是地主的“地主”实行专政，已经是对专政的壹种滥用了。以后，领导人又根据主观需要不断地制造新的专政对象，如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等。这里的壹个基本方法是，要把妳打成专政的对象，只要与“资产阶级”挂钩，或定壹个罪名（如对领袖的思想表示壹点疑问就是“现行反革命”）就可。这更是专政壹次次的泛化与滥用。
那些老的或是新的被专政的人是否是国家公民呢？如果是公民，那麽与其他公民有什么区别呢？如果有区别，那麽在法律上应当有“专政公民”与“非专政公民”的相应规定。可是至今在国家的任何法律中没有这样的规定。由此可以认为，把愈来愈多的公民群体任意地划定为专政对象从而粗暴地剥夺了他们的公民权利是壹种非法行为。我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长期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
专政对象的不确定性，给专政权力拥有者在实施专政中给出了很大的主观任意性，这既导致专政对象任意性与无限地扩大（在中国曾上演过“全面专政”的闹剧），还同时使专政成为不受限制的权力，结果使权力的为恶的灾难在全国持续泛滥。
3、剥夺资本、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其合理性不能成立。
这就要联系到马克屎的经济学说，特别是其“剩余价值论”；因为他的经济学说是他的“阶级斗争”与“阶级专政”的理论依据。这里姑且作壹些简单的提示。
第壹，“剩余价值论”是壹个理论假说。很明显的是，它夸大了工人的劳动价值贡献量。事实上，利润（剩余价值，即马克屎所说的工人剩余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实际上只是利润的壹部分；将剩余价值等同于利润的全部是不科学的）是诸生产要素投入的结果，而非单壹劳动要素的结晶。这里还涉及到“资本”的概念。马克屎著述了《资本论》巨著，可对“资本”概念只给出了比较含糊的定义：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他的意思是，用于支付劳动力价值的资本才是资本。他因此把生产中的各项投资分为“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认为除了劳动力之外的其他生产要素所耗费的资本在生产过程中都未有带来价值的增殖，因此都是“不变资本”。这种理论难以自圆其说。因为，资本作为增殖价值的母财都是可变的，壹旦投入生产或多或少都会产生价值的增殖。既然称之为资本，在生产运营中其价值都是可变的，不变的资本不能称为资本，“可变资本”壹词也因而是多余的。
第二，如果承认生产方式要求与生产力水平相适应，那么，经济剥削也是同生产水平相联系的，消灭剥削有待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可见剥削是壹种自然历史现象。因此，视剥削为罪恶的伦理价值观作为对弱势阶级的同情是可取的，但是，以行政权力壹概剥夺有产者并加以专政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第三，资本家作为“剥削者”不是它人格本质的全部，而只是它的壹个方面，而且，是非重要的壹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它是社会化大生产的组织者，投资风险的承担者，生产经营的管理者，国内外市场的开拓者。总之，资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代表，是先進生产力的代表。马克屎对这壹阶级的错误分析，同历史与现实存在很大的距离。
第四，资本家与工人之间不能完全认为是对立对抗关系；在生产活动中他们更多地是互相协作关系。资本家是生产活动中的主导者，工人在生产中的作用是在资本家的主导下得以发挥的。他们互相矛盾、又互相依存，遂使资本主义社会持续发展。依此推论，可以认为：阶级斗争虽然对社会生活会发生很大的影响，但社会发展、文明提升，更多的是在各阶级之间和平关系中演進的。马克屎为了论证其革命与专政的政治结论，阻碍了他对诸多复杂问题的全面思考。
根据马克屎的理论，中国人（不是全部）壹直把资产阶级与资本主义当作讨伐的对象，各种污秽的字眼全将之堆积在姓“资”的头上，什么“尔虞我诈”呀，什么“好逸恶劳”呀，什么“惟利是图”呀，什么“贪得无厌”、“贪图享受”呀，等等。然而在马克斯•韦伯（1864—1920）那里，对资产阶级的作为却作了另外壹种描述与界定，他提出了“资本主义精神”这壹概念，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壹书中将上述这堆污秽字眼壹壹予以推翻。在韦伯的笔下，塑造了资产阶级真实的新形象，那就是：诚信、勤俭、敬业、守法，他们为上帝而积累财富，在临终之际往往将巨额钱财捐献给教会或慈善机构。他们为事业而生存，而不是为生存才经营事业。韦伯这些文字发表于上个世纪之初。整整壹个世纪，中国人却没有发现“资本主义精神”的新大陆。
4、多数人可以对少数人实行专政？
无产阶级专政通常被解释为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它表示这壹专政的“正义”性。
多数对少数的专政，在历史上曾有发生，如古希腊的城邦民主时代，壹切由多数人说了算（所谓“民主是人民的统治”），曾发生过迫害思想家与科学家的暴行。法国大革命雅各宾专政时期多数人暴政又夺去了多少人的生命。中国“文革”时代，亿万“红卫兵”与“造反派”，喊著“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以雷霆万钧之势，横扫壹切，出足了多数人对少数人专政的威风。这是多数对少数实行专政的壹种情况。我们更要关注的是多数对少数实行专政的更多的情况是，少数人甚至个人，以多数人（如“人民”、“阶级”、“国家”）的名义对多数人实行专政。斯大林与毛泽东统治时期都发生过这类突出的事件。
在理论上还要辨明，多数人为什么无权对少数人实行专政？在现代民主制下，无论多数与少数，都享有同等的法权；任何人不能对任何人实行专政，不管是多数还是少数，都无此特权。在这种制度下，被剥夺公民权的人都经严格的法律程序与有确凿的违法依据，而不是凭多数人的意志；压根没有“地、富、反、坏、右”的所谓“黑五类”的非法称谓，也不允许杜撰什么“走资派”、“叛徒”、“特务”、“反动学术权威”之类的专政对象。在现代民主制下，选举与决策当然要遵循“多数决定”的原则，如果对问题的认同不可能“高度统壹”，反对与弃权的少数（或多数）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这少数派的命运在专制制与民主制下截然不同。专制制下，少数派受到歧视、压制与迫害；在民主制下，少数派受到保护，保护他们提出反对意见的权利，决不要求他们“服从多数”（“少数服从多数”是“民主集中制”的壹条重要原则），与多数保持壹致。保护少数的意义在于：多数不壹定正确；先知先觉者总是少数；少数的存在是纠错的重要动因，从而使错误不会像专制国家那样难以纠正；促使政府决策照顾到社会多元化的需求。因此，在民主制下，“保护少数”与“多数决定”同样重要。
5、“无产阶级专政”是临时的革命措施还是长远的制度安排？
马克屎对“无产阶级专政”这壹重大问题的论述所留下的思想资料及其稀少，似乎主要是《哥达纲领批判》中的壹段文字，这段文字仅72字（见本文第壹部分）。我们的分析仅限于这段文字。“无产阶级专政”可以理解为“临时的革命措施”，因为马克屎说，“革命转变时期”“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而“革命转变时期”自然是壹个较短暂的历史时期，不可能理解为漫长的历史阶段。然而，同样是这段文字，我们可以将“无产阶级专政”理解为“长远的制度安排”。因为这壹“专政”存在于“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的历史阶段；而共产主义社会是壹个阶级消灭、国家消亡、人人自由平等、实行按需分配的社会。人类到达这样的社会势必要经过长期的努力。这后壹种理解实际上是今人的认识加之于马克屎的。在马克屎看来，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并不需要经过壹个漫长的历史。问题在于，马克屎的这种估计，与真实的历史发展存在很大的误差，也因此，本来是在短时期中实行的无产阶级专政，在后人那里就演化为“无限期”坚持的专政了。这壹切，都是马克屎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缺乏明确的时间概念所导致的结果。
历史从来不是按照先哲的设想那样发展的。既然马克屎对无产阶级专政缺乏应有的理论阐述与制度交代，既然他对历史的发展進程的估计与现实的历史发展存在着明显的误差，那么后人有责任纠正马克屎的“专政”论断中的错误。那就是：将壹阶级主宰之专政权力转变为民有、民治、民享的公共权力，将暴力为依凭的权力转变为法律为支撑的权力，将无限、绝对的权力转变为有限的受制约的权力，将以政治权力为中心的社会转变为以公民权利为中心的社会。不要寄希望于美好的未来，重要的是从现实中去争得每个人应享有的自由权利。
“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践走向
马克屎的国家观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设想，在实践中导致了国家权力的集中，由于国家权力的集中和高度集中而导致极权，导致权力的滥用和权力的腐败。这里，只简单分析国家权力的集中。
1、国家权力机构是通过暴力革命建立的，因而是胜利者的专利。
民主制下，政府的权力在每隔几年的大选中和平更替的规则，对这类国家绝对无缘。这类国家的政治首脑都是实际上的终身任职制，长期处于权界高位，享有无限和绝对的权力，对权力的专制和滥用势不可免，而且难以遏制。中国目前最高层领导的任职虽结束了终身制，却创造了由
前代领导人指定继任接班人的“代际政治”。1989年，邓小平，还包括李先念和陈云，以非法手段罢黜赵紫阳总书记的同时，指定江泽民为中共总书记，并且还指定胡锦涛为江之后的总书记。对中国的政治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后果。
2、理论与实践的严重背离：理论上说是“无产阶级专政”，或曰“人民民主专政”； 在实践中所实行的是“党专政”，是党上层的“寡头专政”，或“个人专政”。
前面已指出，“阶级专政”在现实中是壹种虚幻。阶级怎么专政呢？实行专政的只能是认为代表这个阶级所谓“先進分子”的少数人的专政，即党专政。列宁承认了这个现实，因此坦率地提出，专政只能是由它的先锋队来组织实现实的。列宁说：“无产阶级的专政不能由包括整个这个阶级的组织来实现”，只能由它的“先锋队”——共产党，“才能实现这种专政”30。这样，阶级的专政就演变为少数人的专政了。这是列宁对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发展。但这种发展包含着壹个十分重要问题，即少数先锋队专政如何确保“阶级专政”的性质不发生变异呢？这壹点列宁没有从制度上加以解决。相反，他批评了那种把党专政与阶级专政对立起来的观点。他说：“‘是党专政还是阶级专政？是领袖专政还是群众专政？’——单是这种问题的提法就已经证明思想的混乱到了不可思议的无可救药的地步。”在这里，列宁武断地否认了党专政与阶级专政的某种区别，他因此认为：“群众是划分阶级的；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这都是起码的常识。”31 列宁的这段文字壹直被认为是群众、阶级、政党与领袖之间的关系的经典论述，由此得出结论，阶级专政就是党专政，党专政就是领袖专政。“阶级专政”最终演绎为“领袖专政”，这是列宁对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又壹发展。可见，列宁为“阶级专政”嬗变为“党专政”与“领袖专政”已铺平了道路。
之后，斯大林提出了“代理人”的概念，把无产阶级专政更明确地强调为个人专政。他认为：“真正管理国家的并不是那些在资产阶级制度下把自己的代表选入国会或者在苏维埃制度下把自己的代表选入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人。不是的。实际上管理国家的是那些真正通晓国家执行机关事务和领导这些机关的人。如果工人阶级真正想掌握国家机关来管理国家，它就应当不仅在中央，不仅在讨论和决定问题的地方有自己的有经验的代理人，而且在贯彻决议的地方也有自己的有经验的代理人。只有这样才可以说工人阶级真正掌握了国家。”32 几年之后，斯大林把党的领导与发挥苏维埃机关和社会团体的作用对立起来，认为后者的“作用愈增大，它们对党的压力就愈显著，它们就愈顽强地力图削弱党的领导，它们对党的反抗就愈猛烈。”33 列宁与斯大林的上述思想使党和领袖的权力成为绝对无限的权力。
斯大林的“代理人”理论是在告诉人们，苏联有了斯大林这样“有经验的代理人”，“才可以说工人阶级真正掌握了国家”。有了斯大林这样的“神”，什么民主选举呀，议会制呀，统统都不需要了；无产阶级专政使人民拥有壹切。对这样的“代理人”妳们还不由衷的拥护、信任和崇拜吗？所以“代理人”理论使“无产阶级专政”進壹步蜕变为赤裸裸的“个人专制”，由此还诱导出“个人崇拜”。显然，这壹理论是对“主权在民”和宪政制度的反叛。
人们从“代理人”壹说中自然会联想到“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三个代表”编造者自以为煞费苦心，官方的壹切媒体持续大肆鼓噪；2002年写進了中共党章，2004年又加载国家宪法，似乎是壹个伟大的创新。实际上，“三个代表”说与“代理人”说如出壹辙！无非是说，现在妳们有了我这样英明、正确的代表，还不由衷地拥护我啊？所不同的是，有点具体化了。我不是某壹方面的代表，是“三个代表”；我不是普通的代表，是先進代表；我不是人民某些利益的代表，是根本利益的代表。但“代表”得愈多就“专制”得愈多。“三个代表”乃是“专制”的别名，或者说，是苏共久加诺夫“三垄断”的伪善表述。苏共解散后久加诺夫醒悟到，苏共垮台是因为它长期坚持“三垄断”的制度：垄断真理的意识形态制度；垄断权力的政治法律制度；垄断利益的特权制度。34 今日的世界，专制与垄断已是明日黄花，无可奈何花落去，孤苦伶仃，气息奄奄。“三个代表”的说辞，决不可能阻挡民主的潮流。
上述的分析表明，从阶级概念这壹逻辑起点出发，其演绎進程是：阶级——阶级专政——党专政——个人专政。历史与逻辑的统壹如此默契，令人深思！
不可否认，公共权力论在实施中也有诸多漏洞。它在18世纪直到20世纪上半叶的制度化实践中也存在互相脱节的情形。这正是马克屎和列宁否定资本主义民主制的理由。马克屎指出，资本主义民主是法律上的平等而事实上的不平等。自由只是商品买卖的自由，劳动力买卖的自由。工人的劳动失去了通过自由发挥自己的体力劳动和智力劳动来实现自己发展的条件，他们“生产得越多，自己能够得到的就越少，就越贫困，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大，工人所亲手创造出来的反对自己异化的力量也就越是强大，人越是成为实现他人目的的工具，也就没有自己的目的。”35 列宁也批判资本主义民主对富人是天堂，对穷人是骗局和陷阱。是的，资本主义早期的民主制存在不少缺陷，如选举制，有着财产、性别等条件的限制，民主制只能认为是贵族民主制。但是，对这种民主制缺陷的批判指向只能是民主制理论与实践的某种脱节，应该要求克服民主制在实施中的不彻底性，而不是去否定民主制本身。比如，我们不能因为“主权在民”贯彻得不彻底而否定“主权在民”的原则，不能因为社会生活中的某些不平等现象而否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如此等等。重要性还在于，资本主义民主无论是早期还是直至今天都不能认为是白璧无瑕的管理人类的制度，但正如普列汉诺夫早在1918年的“政治遗嘱”中所说，“资产阶级民主，即使是打了折扣的，毕竟仍然是民主”；还指出：“民主即人民的权力不可能是资产阶级的，也不可能是无产阶级的”。36 无论如何，民主制毕竟比专制、比暴政要進步得多。我们不要忘记，正是借助于资本主义民主的政治舞台和人文环境，马克屎才可以几十年如壹日地潜心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揭示资本剥削劳动的秘密，并且可以公开出版主张以暴力推翻资本主义的壹系列著作。尽管马克屎壹生的经济生活十分艰困，但自由的学术研究着实让中国知识分子羨慕不已。
3、实行 “无产阶级专政”，马克屎想象的是“善”，现实上演的却是“恶”。
西方思想家根据对人性的弱点的考虑，在政治制度的设计中作出权力制约的安排，防范有权人以权谋私或对权力的滥用。马克屎则没有对这个专政可能产生的消极性设防。他研究“资本”的罪恶，却无有研究“权力”的两重性；他设想人类社会的远景，却没有思考这个政权会给未来社会带来什么后果。或许，在他看来，无产阶级是“大公无私”的伟大“救世阶级”，他担负著打碎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神圣使命，因而对自由主义思想家提出的权力制衡思想不屑壹顾，反而对“议行合壹”的巴黎公社赞扬备至。他认为，无产阶级只有改变其阶级地位才可能改变其生存状况，却没有回答，当这个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之后，人性中的自利乃至贪婪之心是否会有所滋长？既然无产阶级起来革命首先是为了自身的利益，那麽，革命成功之后，难道不会首先从胜利果实中索取回报？或许，马克屎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对此已有回答。那就是，为了防止政府官吏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公社采取了“两项措施”。但是，略有常识的人都不难知道，这“两项措施”在正常情况下是很不切合实际的。对政府官员的“随时罢免”谈何容易！即使对官场進行监督也须有专门的法律与健全的制度保障；真的可以“随时罢免”，也足见其制度的不甚成熟（如“文革”时期，造反派可以任意夺权）。至于公社委员只“领取普通工人的工资”，若转变成制度常规也只能说是壹个政治童话。若加以推行，效果如何？——或者不愿去政府服务；或者消极怠工，得过且过；或者籍权力之便捞取灰色或黑色收入。人类为恶的智慧在权力不受约束的环境里，“无产阶级”决不会比“资产阶级”逊色。这壹点在苏联和中国的“专政” 史中都有了充分的证明。
马克屎主义在实践中导致社会生活中自由的严重丧失，不仅仅限于本文所列的壹些理论缺陷。譬如，十分重要的，他还提出要“消灭私有制”，“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代之以公有制与计划经济。这壹理论缺陷与所产生的后果，由于篇幅所限，不再展开论述。对于这种后果，马克屎或许是应该知道的，因为他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就明确指出，劳动资料—生活源泉的垄断是无产阶级的“依附性及壹切形式的贫困和奴役的原因”。既然如此，马克屎所设想的社会壹旦变成现实，社会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以及社会的生产活动将产生比资本主义社会更高度的集中和垄断，那麽，生活在这种体制下的人们，对垄断壹切的国家势必更加依附，并且更加贫困和更加受其奴役。这已被以后的历史所证实。
马克屎思想中存在上述重大疏漏，或许是，在马克屎看来，无产阶级是壹个无私的阶级（它同私有制和私有观念实行“彻底决裂”），因而寄予厚望。如果无产阶级也是惟利是图、见权望义，觊觎眼前物质利益而放弃远大抱负，怎么可能完成共产主义的伟业呢！马克屎在无意之中神化了无产阶级。在他的思想中，把壹切爱与美好的东西都给了这壹阶级，把壹切恨与丑恶的东西给了另壹阶级。壹个伟大的“救世阶级”——无产阶级降世了。它向世界宣告，天降大任于斯人，未来由我们所主宰，英特纳雄耐尔，壹定要实现！20世纪上半叶，射秽主义事业不断地在壹些国家取得辉煌的成就，大有“东风压倒西风”不可逆转之势。然而，射秽主义梦幻般的发展，是壹步步地走向专制，而不是走向民主。马克屎的美好预言，现实中降临的却是壹次又壹次的灾难！1848年马克屎曾宣告：“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以后的实践却反其道而行之：人们得到的是壹条条的锁链，失去的是整个世界。至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射秽主义在这些国家划上句号。这些重大历史事件，令人震惊，令人感慨，令人醒悟。马克屎、列宁的理论的正确性也因此受到质疑。马克屎若地下有知，壹定也会反思自己的理论缺失。
苏联（1917—1990）与中国（1949— ）的历史都启示着人们：神化壹个阶级（无比伟大），神化壹种主义（无比正确），神化壹个政党与领袖（无比英明），以及神化壹种制度（无比优越），都是幼稚的，愚蠢的。因为神化的前提是否定自我，神化的结果是灾难。妳越是神化某种对象物，妳就越是在亵渎妳自己，妳就会遭到这个对象物的任意玩弄。
导 言: 共产主义浩劫的思想源头
对于中国人来说,20世纪最大的认识误区是什么? 是对马克屎主义的迷信,以及由此对马克屎关于共产主义的先验设想的盲目实践。
当“十月革命”（现俄罗斯已将之修正为“十月事变”）的影响波及中国时，立即获得了壹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的回响，以为是找到了壹条救国救民的新路。在共产国际的推动下，1920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接着便掀起了共产革命；这场革命的目标首先是推翻合法的民国政府，建立共产政权。1949年秋，共产党夺得了大陆政权，接着便对中国社会進行大刀阔斧的共产极权改造，营建了如同久加诺夫所说的“三垄断”的极权制度：权力的垄断，利益的垄断与思想文化的垄断。结果是什么呢？——导致整个中国陷入壹种窒息和撕裂的状态，社会动荡，文明断层，人际关系异化，人民遭受的各种灾难罄竹难书！
现在，“文革”是壹场浩劫，早成定论。实际上，整个毛泽东极权统治时期都是对人类文明的壹种浩劫，即共产主义浩劫！暴力土改，消灭200多万地主分子，难道不是壹场浩劫！消灭资本家，消灭私人企业，消灭个体农户的自由耕作，难道不是壹场浩劫！将五六十万的知识分子以言入罪，打成右派，剥夺他们的正当权利，在长达22年的劳改生涯中受尽凌辱，难道不是壹场浩劫！1958年掀起“大跃進”、“共产风”的狂潮，之后爆发遍及全国的大饥荒，饿死人口达4000余万，难道不是壹场浩劫！……
毛泽东死后，“四人帮”覆灭，“文革”告终，此后中国進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这壹时期经济获得了复苏和发展，但极权体制依旧，马克屎主义为旗帜的意识形态依旧，人民仍被束缚在专制主义的笼子里，离现代化、民主化仍隔着壹条长城。“壹党专政为体，经济改革为用”，可称是这壹时期的体制特征和治国总纲。这就是“邓小平模式”，或曰“中国特色的射秽主义”。这壹时期，社会贫富分化剧烈，官场与社会各领域腐败泛滥，文化衰微，道德沦丧，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社会矛盾叠加，各种问题成堆。当今中国，对权势者来说是乐园，对弱势者来说是苦海——他们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因此，有学者认为，邓小平模式统治下的中国，同样是壹场“浩劫”。笔者认为，同第壹轮浩劫（毛专制时期）相比，其力度已大有缓和。
苏联、中国的历史足以证明，凡是以暴力、恐怖和谎言所推行的共产主义实验，都是对人类文明的壹场浩劫！
由此可见，马克屎主义决不是救国救民的壹条新路，更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马克屎所倡导的“共产灭资”说，“暴力专政”说，“国家垄断”说，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是政治、经济、文化与道德的全面衰退，这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大的不幸。
可见，马克屎主义是误国主义，害国主义。
毛泽东虽提倡“走俄国人的路”，在中国复制“列斯模式”，但俄国人的路与列斯模式，其思想源头是马克屎主义。无论苏联和中国以强力所推行的射秽主义，其祖师爷都是马克屎。因此，要清除苏联模式对我们的毒害和伤害，必须追根溯源到马克屎的思想。
有人认为，20世纪初期传入中国的不是马克屎主义，而是列宁主义。言下之意，列宁主义与马克屎主义是两回事。笔者认为，列宁的思想和马克屎的思想确实存在着壹定的差别，但是，这种差别，是源和流的差别。相对于19世纪末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的思想，列宁所坚持和发扬的思想是马克屎的正统思想，如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剥夺资本，消灭私有制，实行计划经济等。对这些基本主张到了恩格斯晚年，特别是在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领袖那里，已作出了重大修正，使射秽主义运动适应资本主义当时的实际情形而获得社会的认同。列宁作为马克屎主义的原教旨主义者，捍卫并发展了马克屎那些不切实际的错误思想，并痛斥第二国际领袖是修正主义者，是马克屎主义的叛徒。列宁以马克屎的错误理论改造俄国，结果将俄国带入了陷阱。中国的不幸同样在于，坚持与奉行马克屎那些错误教条，将之定格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在半个多世纪中追随列宁和斯大林，并将民主射秽主义视为异己，痛加批判。结果呢，毛泽东同样将中国带入了陷阱。现在已经清楚，为恩格斯和伯恩斯坦所奠基的民主射秽主义，其密码是：民主（权力共享）的依靠资本主义（财富共享）的射秽主义。而为列宁和毛泽东所实践的马克屎早期的射秽主义，其核心是：专制（权力垄断）的共产（财富垄断）的党国射秽主义。亊实证明，西欧各国的社会民主党为我们开辟了壹条通向射秽主义的正确道路。
必须声明，对苏俄模式思想源头的清理，并非要马克屎对苏联、中国等国家在实施共产极权主义过程中所发生的种种灾难性后果承担历史责任。马克屎与列、斯、毛的历史角色以及在历史上所起的消极与破坏作用，必须加以区分。
马克屎是壹位学者，思想者(激情的，毫情万丈的),是同情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无产阶级—的公共知识分子。他只是对如何改造资本主义、建立共产主义提出了先验性的设想和理论论证。他壹生的主要精力付诸于著书立说，而不是组织政党，领导革命，夺取政权，建立共产国家。而列、斯、毛是革命活动家，其壹生的主要精力在于秉承马克屎的先验理论，不顾客观条件和实践后果，以血腥暴力的手段横加推行。在推行马克屎的空想共产主义过程中，他们也提出了自己的壹些理论。如，列宁关于落后国家可以超越资本主义進行射秽主义革命的理论，斯大林顺理成章地提出壹国可以建成射秽主义的理论，毛泽东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此外，列宁还提出了“严格的集中制”，他将“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法西斯化，说无产阶级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政权，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在此基础上便生长出了极权式的党国体制的恶果，对民主、自由、人权、法治这些人类文明成果加以横扫，乃至完全的毁灭。他们所建立的共产极权国家，弥漫着暴力、恐怖与谎言，堪称是人间地狱，并不为过！总之，马克屎与列、斯、毛各有各的账。清理马克屎的思想并不是要忽视列、斯、毛的对人类犯下的滔天罪行。
今天，要从马、列、毛的思想桎梏中挣脱出来，尚有多重之难。壹则，马克屎主义仍是当局的思想旗帜，马克屎主义作为党国的指导思想，入宪又入中共的党章，即使从学术层面分析其种种错误，不免被指责为异见人士而可能遭遇壹定的风险。二则，经过壹个多甲子年的思想控制和各种方式的说教，从马主义到毛思想，已神化为壹种称为“党文化”的宗教教义，渗入国人的骨髓与神经，要改变这种已经固化定型的意识形态，实在是很难很难的事。三则，中国人大都有明显的人格缺陷，具有“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的健康人极为稀有。完全的“健康人”应包括四个方面的健康：生理健康，心理健康，思维健康，人格健康。尤其是人格健康，在中国只是少数人才具备的品格。中国人大都喜欢做奴隶。要清理马克屎的思想，熟悉他的理论是壹个基本条件，具备这壹条件的在中国不在少数，但为什么至今对马克屎主义难以作出科学的评价呢？这是因为要做到这壹点，还需要智慧和担当，即需要有健康的思维和健康的人格；正是这两条，使许多人宁肯守旧而不敢创新。最近，黎鸣先生提出“太监文化”的新概念。他认为，中国古代宫廷中的太监，阉割其肉体，失去了“性”和“生育”的能力。称为“肉体太监”。值得重视的是，中国直到今天还存在壹个庞大的“精神太监”的群体。为了在专制统治下求得生存的壹席之地，这壹群体中的每壹个个体，其精神、灵魂、人格遭到阉割，因而失去了精神的再生能力，民族的创新精神也就日渐钝化。黎鸣先生强调，这是中国的“国难”。所以，要超越马、列、毛的思想体系的藩篱，有壹个改造与重塑国民性的艰巨任务，有壹个思想启蒙的艰巨任务。
本文集可以说是壹个尝试。凭著对中国文明现代化的向往，经过十几年的思考与研究，遂陆续撰写出清理马克屎思想的系列文稿。文稿除分析指出马克屎思想中先验性、空想性的基本错误与不足，还探讨如何走出马克屎的理论误区，以甩掉套在中国人身上的精神枷锁，使中国走上壹条健康、明媚的发展道路。这是壹次深刻的思想变革，它要重塑民族的文化信仰，改造民族的思想结构，是比建造三峡大坝、南水北调、航母、太空飞船等工程不知要艰难多少倍的工程。拙文作为壹家之言，提供给文友参考，共切共磋，更新民族的精神境界。
笔者幼年时代就在“党文化”的渲染中“成长”。 大学期间（1959-1964）又受了马列主义的“专业训练”。 那时称马、列的著作为“经典”， 大家都当作“句句是真理”来加以领会和消化的。这些文章也是对自己过去接受马列教条的思想洗礼。
由此我想到,“思想换代”这壹新概念。
所谓“思想换代”，就是壹种曾经占主导地位的主流思想（或曰统治思想）在壹个阶段的实践中由于不断遭到挫折，被证明是壹种错误的伪学说，因而被人们所抛弃；在痛苦的教训中人们才接受现成的、以往曾遭否定、批判的思想体系，这壹思想体系在文明世界数百年的实践中证明是具有普世价值的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毋庸说明，在中国，这里所指的“曾经占主导地位的主流思想”就是马克屎的共产主义，以及由此派生的列、斯、毛主义。这里所指的“现成的、以往曾遭否定、批判的思想体系”就是自由、民主、人权、法治这套普世价值理念。因此，这里所说的“思想换代”，就是以人类的普世价值取代马克屎主义。这个思想换代，看来至少需要壹百年：1949—2049年。大概说来，毛泽东时期马克屎的共产主义占有绝对统治地位；進入后毛时期，马克屎的共产主义退居相对统治地位了，共产主义开始衰落。大概说来，要到信仰马克屎主义的几代人（至少是三代吧）离开世界之后，才会结束“思想换代”的历程。这壹百年，现代化、民主化進程被打断、延缓了，其中蕴含血的教训太多太多，太值得记取了！
序论：“俄系文化”与当今中国之启蒙
百年启蒙，每壹次短暂启蒙都启迪人们的心智，或多或少地推动社会的進步；而启蒙的每次夭折，都导致了社会的停顿与倒退。百年中国就是在启蒙与扼杀启蒙的变奏中曲折前進的。
俄系文化是人类進入文明时代以来的壹种文化变异，在这种文化指导下建立起来的共产极权国家，都出现了文明断层，人民蒙受了骇人听闻至史无前例的灾难！
壹 百年启蒙
启蒙这壹历史现象出现在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西欧社会由愚昧专制的中世纪社会转变为科学民主的现代社会，就曾经历过壹个启蒙的历史阶段，其内容就是常为人们所提及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其时间长达三个多世纪之久。启蒙运动就其本质而言是思想变革或文化变革运动。
五四启蒙何以夭折
中国自鸦片战争之后社会進入了转型的历史时期，因此也出现了启蒙现象和存在壹
个启蒙的历史时期。
壹般认为，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就是壹次启蒙运动。这是当然的。
实际上，在西方文化的刺激下中国社会所出现的各种西方式的变化，都包含有启蒙的因素。因为这些变化对中国几千年传统社会的思想文化或多或少起著冲击、更新的作用。从这壹意义上看，洋务运动，戊戌维新，晚清的“新政”计划和辛亥革命，都无不有启蒙的意味。当然，它们与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是不好相提并论的。
大致来说，1840年至1920年的八十年间，可称是中国近代社会以来的壹个启蒙阶段。启蒙推动了中国的现代走向，这是很明显的。
这壹阶段的启蒙，到了1920年之后，即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发生了壹个微妙的但却是重要的变化。那就是十月革命之后俄系文化传入了中国。也就是后来毛泽东所说的，“十月革命壹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屎列宁主义。”俄系文化進入国门之后，立即获得了壹部分知识分子的青睐。这些知识分子，原来多是崇尚欧系文化的；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他们转而追求俄系文化了。
欧系文化与俄系文化是性质不同、而且可以说是两种对立的文化体系。欧系文化凝结著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思想成果，在自由、人权、民主、法治的引航下，创造出近代欧洲的璀璨文明。陈独秀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举起的“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就是借欧系文化之火种在中国的传播，以唤醒中华民族。而俄系文化中的暴力文化，专政文化，共产文化，党国文化等，都是以否定欧系文化为其前提的。两者可以说水火不容。因此，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中国壹部分知识分子俄化、左倾化的文化转向，不但导致当时启蒙运动的夭折，也是关系中国今后几十年命运的重要转折。
说实在的，这壹关系到以后中国走向的文化转向，不但不为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所察觉，就是在以后的半个多世纪中，生活在大陆的知识分子，对这次文化转向的逆历史性也浑然不知。
对于当时追求俄系文化的知识分子来说，无论是对欧系文化还是对俄系文化都还缺乏真实的理解，至于将两种文化的任何壹种实行于中国社会将会产生何种效果，则更是悬而未知。遗憾的是，在对两种文化价值之正负尚不能作出清楚辨认的情况下，这些知识分子就贸然作出放弃欧系文化、皈依俄系文化的选择，只能认为是当时思想新潮的魅力所致。正如李慎之回忆所说，当他读到马克屎的“无产者在这场斗争中失去的只是锁链，而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更是使我热血沸腾”。确是，马克屎对未来胜利在握的论述，以及他充满激情的话语，立刻吸引了当时壹批具有左倾思想的知识青年。
陈独秀就是当时思想转变的壹个代表。受俄系文化影响，他痛斥自由民主是资产阶级用来欺骗劳动阶级、永远把持政权的利器，只有劳动专政制度才能建设劳动者的国家。有了这个思想基础，在苏俄使者维经斯基的敦促与策划下，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于1920年创立了中国共产党。这个党的第壹个纲领，清楚地说明，中国共产党是以俄系文化武装起来的布尔什维克式的政党。
就这样，陈独秀这位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壹转身就成了传播俄系文化的开路先锋了。
可以说，扼杀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启蒙运动，陈独秀迈出了重要的壹步。
不过，二十年之后的1940—1942年间，陈独秀经过痛苦的经历，认清了苏俄极权主义的本质与罪恶，认识到欧系文化的自由、人权、民主、法治具有普世性，重新回归欧系文化。可惜此时陈已贫病缠身，僻居四川江津，且又背负“托派”、“右倾机会主义”等莫须有的罪名，他的思想对中共、对知识界已不能产生影响了。
今天我们终于认识到，陈独秀壹生之不幸全是俄系文化作的孽。
百年中国启蒙壹再遭之夭折的原因
启蒙是怎样被压倒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学界提出了各种意见。
李泽厚提出“救亡压倒启蒙”说。1986年他在《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壹文中提出了这壹论点。此说开始时赢得了不少认同者，后来被学者们否定了。正如李慎之所说，“近代启蒙运动从戊戌算起就无不都是民族危机刺激起来的。”所以，李慎之认为，“不是救亡压倒启蒙，只是启蒙本身转向。”
王若水在2000年的《整风压倒启蒙：“五四精神”和“党文化”的碰撞》壹文，以延安整风运动这壹历史事件为范本加以剖析，认为是党文化压倒了启蒙。“党文化”属于俄系文化，由此可以认为，是俄系文化压倒了启蒙。
李慎之在《不能忘记的新启蒙》（2002年）壹文中，提出“新启蒙压倒旧启蒙”。所谓“新启蒙压倒旧启蒙”，是无产阶级的新哲学、新思想“启”传统文化之“蒙”，而且“启”五四时代资产阶级旧民主思想所加于人民之“蒙”，使中国不再走西方资本主义的老路（新启蒙的代表人物有陈伯达、艾思奇、张友渔、张申府、何干之等）。可见，这场所谓“新启蒙”是以俄系文化“启”中国传统专制主义之“蒙”，还要“启”五四新文化之“蒙”。哈哈，五四新文化那壹套竟成为启蒙对象了。可见，“新启蒙”实际上是清算五四精神的“反启蒙”。
王若水与李慎之的意见相近，简言之，中国近代的启蒙是被俄系文化压倒的。
陈独秀1920年代思想转变的事例已说明，俄系文化压倒了启蒙。陈的思想转变不能认为是纯主观原因使然。这里有外因，有内因。外因是起决定作用的。没有俄系文化的强势入侵，就不会有力冲击五四启蒙，使之转向。就内因而言，乃系陈当时对俄系文化与欧系文化尚缺乏真切的理解，因而缺乏应有的鉴别力，不自觉地跨到苏俄这条船上去了。
我们不妨把视野扩大之，就百年中国的启蒙运动为什么多次遭之扼杀、葬送的这个问题，也可以用这个思维去分析，从中找到正确的答案。就是说，中国五四时期的那场启蒙运动不久就遭之夭折，以及在以后，启蒙薪火壹再遭之扑杀，——不像欧洲那样，壹代又壹代的思想家、科学家，前赴后继，薪火相传，思想成果不断叠加，理性之花终于遍地开放——其祸根就是俄系文化的入侵。
近代以来，欧系文化与俄系文化都先后影响中国，但影响的力度与形式大不壹样。欧系文化是西风东渐，渗透性的“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而且主要是中国人主动到外国去取经。晚清政府派大臣赴西洋各国考察，作出“新政”方案；孙中山西游各国，学习西方文化，与国情相结合，提出“三民主义”，都是如此。俄系文化入侵则是主动出击：派遣使者，组织政党，倾销主义，供给卢布（金卢布），培养骨干，纳入共产国际体系，将中国绑在共产主义的战车上，完全是有目的、有组织、有纲领、有步骤的共产殖民侵略。西方列强也对中国壹度推行殖民主义，提出壹些不平等的要求，但与苏俄壹比，就大为逊色。手段之高明，后果之严重，不是壹个档次。
关于苏俄对中国的文化入侵与共产殖民侵略，在已过去的壹个世纪中，许多中国人壹直未有看透。因为苏俄打的是“援助革命”的旗号，骗得中国人的好感。中共是完全依靠苏俄起家、发展壮大的，以致夺得政权，坐了江山。俄系文化那套，暴力革命呀，壹党专政呀，共产灭资呀等，搬到中国来还真行。所以，马克屎列宁主义壹直是中共的行动指南，中共历届领导人代代坚持、高举。要求他们认识到文化入侵、共产殖民是难上加难的事。
前面已经提及，从1840年到1920年是启蒙的壹个阶段。1920年启蒙转向，但俄系文化在当时还只影响着壹小部分中国人（开始只是中共党内，后影响到具有左倾思想的知识分子），远未成为社会思潮的主流，所以这次转向只是“有限”转向。
从1920年到1949年的三十年间，是欧系文化与俄系文化两种文化并存的时期。由于该时期的北洋政府和民国政府，在思想文化管制上比较宽松，文艺、学术、教育都比较自由，因此呈现多元文化态势。该时期俄系文化的影响虽有所扩大，但欧系文化的薪火不但没有中断，而且应当说是这壹时期的显文化、受众文化。三十年代中期，虽然出现了所谓“新启蒙”，传播俄系文化，但与欧系文化相比，仍是处于弱势的边缘文化。这壹时期启蒙没有止步，自由、理性的启蒙精神结出了壹批果实。否则我们怎么理解这壹时期的文学艺术与文化教育呈现令后人惊叹的繁荣景象呢！
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1917—1923），提出“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使北大成为自由主义的摇篮，成为现代大学的楷模，影响深远。仅此壹例，说明当时欧系文化的社会影响。
真正捏杀启蒙的是毛泽东和邓小平统治时期。
1949年之后至今的六十余年间，是俄系文化独霸中国的时期。当然，俄系文化能取得绝对统治地位，毛泽东是下了壹番功夫的。建国之初毛就掀起了壹拨又壹拨的批判运动，对知识分子進行整肃、洗脑、改造。如：电影《武训传》的批判，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适反动思想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等，对知识分子形成围剿之势。
俄系文化壹方面以大批判开路，逼迫知识分子臣服；另方面在各种媒体，各种文艺作品，和各类教科书中全面登台，无孔不入。俄系文化的主旋律时代开始了。
就在毛泽东觉得俄系文化稳可称雄中国的时候，却冒出欧系文化挑战俄系文化的事件。那就是1957年中共开门整风之际，壹批知识分子向党发起了“猖狂的進攻”。这批知识分子立即被列为是共产党的敌人的右派分子。
右派有多少呢？1979年官方公布的数字是55万。十多年之后又透露壹个数字是：317万余人（还不包括143万余人的中右分子）。
这个数字说明什么呢？说明欧系文化在知识阶层中仍有广泛的基础。这使毛泽东慌了。怎么，搞了那麽多批判，妳们还不归顺啊！因此大张旗鼓地反击右派，将他们打入地狱，严厉惩罚达二十二年之久。其实，庞大的右派队伍中，相当壹部分是称不上是右派的。具有壹定西方文化底蕴的知识分子，人品正直，忧国忧民，才有资格成为真右派。从当时右派的言论来看，1957年的大鸣大放，可以称之为是壹次“小启蒙”。
反右之后不到二十年，欧系文化又壹次登台亮相，那就是1976年发生在北京天安门的“四五”运动。矛头直指毛泽东的独裁统治。毛对此也承认。当然，这次运动又壹次被镇压下去了。
可是，两年之后的1978年5月，“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全国铺开。这次大讨论，由党内开明领导人胡耀邦领航，知识界热烈参与，对俄系文化形成了壹次强有力的冲击波。此期间还有北京西单的“民主墙”，是群众自发形成的自由民主言论的集散中心，受到广泛的关注。这场党内外合汇的启蒙运动，如果没有“如来佛”的捏杀，是可以与五四启蒙运动相媲美的。可惜这次启蒙运动到1979年3月邓小平发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讲话后就开始收场了。但知识分子的思想没有收场，冲击波向纵深发展，继续启蒙。文艺界出现了白桦的《苦恋》为代表的壹批“伤痕文学”作品，理论界热烈讨论人道主义和射秽主义的异化问题。思想的闸门壹打开，自由主义之花开始绽放。邓小平对此大为不满，因此发动持续十年之久的反击“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直到1989年6月4日，邓小平策动武装部队，用坦克、机枪血洗天安门广场，才把这场启蒙运动打入地下。可见，俄系文化能在中国横行天下，完全是靠枪杆子撑著的。進入新世纪的十余年来，普世价值、宪政民主又炒得沸沸扬扬。俄系文化还能撑多久？
百年启蒙，壹再挫折，命运多舛。尽管如此，中国的启蒙看来不需要像西欧那样历经三百余年之久了。
百年启蒙，每壹次短暂启蒙都启迪人们的心智，或多或少地推动社会的進步；而启蒙的每次夭折，都导致了社会的停顿与倒退。百年中国就是在启蒙与扼杀启蒙的变奏中曲折前進的。
可见，先進的思想对社会的進步是多么的重要！
由此，我们得到壹个结论：先進思想、先進文化是推动社会進步的重要动力，这在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尤为明显。西欧社会的转型，以及中国社会的转型都已证明并且还将证明这壹观点。
邓小平说，制度问题是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的东西。这是正确的。
但是，还有比制度更根本的东西，那就是文化观念。1949年以来的历史难道不就是以俄系文化为骨架所支撑的历史。制度以文化为先导，又是兑现文化的保障。只是由于对共产观念的有所改变，才开放私有经济，才启动市场经济，……
我们还得到另壹个结论：社会進步的动力是多元的。物质生产力是社会進步的动力。科学技术是社会進步的动力。先進的思想与文化也是社会進步的动力。
当今中国之启蒙任重道远
百年启蒙，在不同阶段，其启蒙的内涵是有变化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启蒙的任务是批判维护皇权专制的纲常伦理。两千多年来中国人在纲常伦理编制的罗网中生活，君臣父子，等级森严。个人没有尊严，没有自由，社会没有民主，没有维护个人权利的法制。每个人都是奴隶而已。社会因此封闭守旧，长期停滞。那次启蒙运动举起了“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喊出了“个性解放”、“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冲决了思想的罗网。但这次启蒙因俄系文化的入侵半途而废。
1920年到1949年的三十年中，是欧系与俄系文化并存与碰撞时期。由于壹部分知识分子接受了俄系文化，认为俄系文化才是先進文化，为中国的進步所需，因此，两种文化的优劣高下，仁智各见。当局也不加裁定：谁是香花，谁是毒草。由于这壹原因，此期间的中国，出现了文化多元、繁荣的景象。
1949年之后的六十余年间，俄系文化在中国大陆定于壹尊，成为人人必须信奉的国教。而欧系文化则沦落为挨批判、遭声讨的反动文化。作为欧系文化承载者的知识分子，则成了没完没了的整肃对象。数十年来俄系文化对国民大众的教化、灌输、终于成为民族固化的意识形态，渗入骨髓，融化于血液。但与此同时的是，俄系文化以及所建立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在实践中不断地暴露出它的种种问题、矛盾与弊端；而且随着时间的延伸，这种种的问题、矛盾与弊端，就愈加明显与突出。遗憾的是，主宰中国的统治者在这些问题、矛盾与弊端面前，不是有所反省，有所校正，而是壹再坚持，沿着弯路、邪路、死路壹意前行，还不允许任何人提出忠告。而且，为了坚持专政文化、共产文化、党国文化，还不断地往俄系文化中添加新元素，那就是神化文化与谎言文化，从而把中国带入困苦重重的深渊，人民为此蒙受着各种灾难的煎熬。
俄系文化入侵中国产生什么后果？它能否给人民带来自由与幸福，能否使中国走向民主与宪政？六十多年之后的今天，答案应当是十分清楚的了。但国人中仍有壹部分人对俄系文化执迷不悟。尽管自19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国家面貌大变，人民生活改善；但俄系文化体系依旧，国人仍没有挣脱这壹文化体系所编制的反理性、反人性、反自由、反民主的桎梏。
因此，当今中国的启蒙，壹方面要继续完成五四启蒙先贤未有完成的任务，肃清两千余年皇权专制主义的余毒，更重要更艰巨的是清除俄系文化对几代中国人的毒害，在全民族中树立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的普世理念。中国的启蒙确实任重道远。
二 “俄系文化”的庐山真面目
“俄系文化”的基本内容
那麽，俄系文化包含哪些基本内容呢？
1、 暴力文化。
阶级斗争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暴力是每壹个孕育著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马克屎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壹句话：造反有理！民主是壹种国家形式，它同任何国家壹样，也是有组织有系统地对人们使用暴力。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2、专政文化。
在推翻资产阶级之后直到实现共产主义，都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政权，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我们从来都不讲自由，而只讲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必须对资产阶级，包括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实行全面专政。专政不是由壹个阶级来实现的，而是通过它的先锋队——共产党来实现的，而党是由领袖来领导的。因此，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合乎逻辑的是党专政，领袖专政。
3、共产文化。
剥夺资本，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直至消灭壹切私有制。私人财产不受保护，政府可以任意侵夺。社会的壹切财富、资源为国家所有，并为国家经营和分配。国家所有实际上为国家官员占有和支配，因此势必产生共产特权阶级，或曰权贵资产阶级，此为人类史上最庞大最贪婪的掠夺集团，对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资源和社会道德造成空前的破坏。
4、党国—极权文化。
共产革命所夺得的政权为共产党壹党所独占。国家是壹党的所有物。党凌驾于国之上，党在法之上，这在共产党的法统中是天经地义。工农商学兵，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壹切的。党不仅独揽国家大权，其触角布伸到社会最底层角落，真是可怕的“利维坦”。如同苏共书记久加诺夫所说的，党实行三垄断：垄断政治权力，垄断经济利益，垄断思想文化。国家机构是党的工具：人民代表大会是通过党的指令的表决机器，政府是党的办事机构，公检法为党站岗放哨，新闻媒体是党的喉舌。壹切冠名“人民”的东西，都是党的——“国家的壹切权力属于人民”，即“国家的壹切权力属于党”。“人民军队”是“党卫军”。“中华人民共和国”应读为“中华共产帝国”。汉娜•阿伦特等学者将此类国家称之为“极权国家”——将党的权力运用到极致。不变革党国—极权文化，要实现军队国家化，司法独立，宪政民主，都是缘木求鱼。
5、集中制文化。
列宁建立“严格集中制”。后修饰为“民主集中制”。毛泽东将之归结为“在民主的基础上集中，在集中的指导下民主”。实际上只有集中指导，而无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即只有集中而无民主。毛泽东还为民主集中制规定了四条规则：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其中“少数服从多数”是壹虚设。个人专制时期是全党全国服从壹人。民主集中制是党内的指挥机制，夺得国家政权后推至国家政治生活。
6、神化文化。
个人崇拜在斯大林和毛泽东统治时期均登峰造极，酿成“大清洗”和“文革”等惨祸。神化的对象，还扩大至党崇拜与主义（射秽主义、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崇拜。党永远是伟大、光荣、正确的。“我把党来比母亲”。要永远热爱党，拥护党。“只有射秽主义能够救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的射秽主义。马列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造神运动使每个人在神化物面前诚惶诚恐，顶礼膜拜，不敢独立思考，提出怀疑，除了战战兢兢地做极权统治的驯服工具，别无选择，否则招之杀身之祸。
7、谎言文化。
共产极权统治壹靠暴力，二靠神化，三靠谎言。掩盖真相，伪造历史，遗忘过去是维系极权统治的本能需要。新闻舆论必须为政治服务（可以歪曲事实，弄虚作假）。文学艺术必须为政治服务（只能歌颂光明，禁止鞭笞黑暗）。理论必须为政治服务（制造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的学术垃圾）。教育必须为政治服务（培养共产主义的接班人，做共产极权体内永不生锈的螺丝钉）。……人民生活在谎言中。说真话历来是道德底线，共产极权体制下成了道德楷模。谎言文化导致没有真实的新闻，没有传世的文艺作品，也出不了世界级的优秀学者和科学家。
马克屎：俄系文化的奠基人
俄系文化的奠基人是马克屎与其挚友恩格斯。
马克屎是壹位学者，不是叱咤风云的政治领袖，尽管后人称他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他参加了第壹国际（“国际工人协会”）的创立，为大会起草了《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确立了国际的历史任务，是国际的灵魂。他看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劳资矛盾，同情弱势的无产阶级，因此提出他的救世理论，可称是那个时代的公共知识分子了。
马克屎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提出了预测，并构想了未来新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蓝图。他的理论有正确的成分，但其基本方面是先验性的，因而难免具有空想性。根据剩余价值学说，由于劳资对立，推论出必然会爆发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革命。但马、恩在世之时，以及马、恩身后，都没有发生这种普遍性的革命运动。马恩关于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射秽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这种社会的设想，或者是在西方国家至今没有出现，或者是在苏联、中国等国家勉强加以实施后，都遭到实践的反弹而陷入泥潭。
但是，马克屎关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理论，关于暴力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关于消灭资产阶级所有制，建立射秽主义国家所有制和由国家实行计划经济的理论，马克屎的上述理论，即暴力文化、专政文化和共产文化，却为以后的俄系文化奠定了基础，并在苏联和中国的射秽主义实践中得到实施，其内涵有了進壹步的发展。
对马克屎及其学说的几点评价：
1、他站在社会弱势阶级壹边，为了他们的觧放，在家庭经济拮据的情况下，呕心沥血，潜心著述，其人格人品堪称楷模。
2、为了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过高地估计了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对资产阶级的历史主导作用没有作出客观、公允的阐述。
3、他提出的唯物史观，可以解释壹些历史现象，但不能解释全部历史现象。
4、关于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方法和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是先验和空想的。
本来，马克屎的学说，是马克屎对资本主义的壹种认识，以及对未来社会的壹种假说。有局限性，有错误成分，在所难免，不可能句句是真理。可是，到了中国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却捧之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之后，在中共的党章和国家的宪法中，将马克屎（列宁）主义立之为全党全国必须遵循的指导思想。这样，马克屎主义就不再是壹种学说了，而是宗教教条了。性质完全变了。学说和教条的区别在哪里呢？学说是可以讨论、可以怀疑、可以批评的，宗教教条则只供信仰，只能崇拜，不能提出异议，否则就是离经叛道。有壹种罪状，叫做“反马克屎主义”，获此罪之人，就会被逐出教门——开除出党，沦为贱民。彭德怀、刘少奇和党内外不少先知曾都获此罪而遭殉难。把马克屎主义当作宗教教条，结果扼杀了马克屎主义的生长，封杀了人们认识進步的道路，党自身也沦落为壹种类宗教的组织了。
反科学、反人权：列宁、斯大林式射秽主义的本质
马克屎之后，他的学说对东西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的历史后果完全不同。
西方的射秽主义者对马克屎的学说進行了修正，使之适合于西欧社会。
譬如，将以暴力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修正为通过和平的议会道路获得政权，建立民主射秽主义。譬如，放弃剥夺资本和消灭资本家私有制的方案，保留市场经济，建立福利共享（而不是财富共有）的射秽主义。他们创造了射秽主义与资本主义相融合的新型社会模式，大受人民的欢迎。
列宁则捍卫原教旨的马克屎主义。他坚持暴力革命和强力专政路线，根据马克屎对射秽主义的构想，在俄国推行先验的射秽主义。后来，斯大林在1936年宣告在苏联建成了这种射秽主义。在此过程中，也形成了完备的俄系文化，形成了东西方射秽主义的两种对立模式。
需要提及，有人提出（最早大概是王若水），十月革命之后传入中国的是列宁主义而不是马克屎主义。认为列宁主义和马克屎主义有原则区别，不能混同。这种将马克屎主义与列宁主义相切割的作法，受到壹些人的赞同，认为这是对马克屎主义认识的壹个進步。笔者认为，列宁主义与马克屎主义确实存在着若干区别，但这种区别只能认为是源与流的差别，而不是性质与内容不相同的两种学说。
东西方两种射秽主义，谁是正统，谁是非正统（即背离马克屎主义）？长期来争论不休，是非难决。这里有两个关键问题壹直不为人们所认识。
壹是马克屎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是先验性的学说，还是根据实践经验概括的科学理论？如果是前者，那麽，在实践推行中必然要对之有所修正，有所扬弃，有所补充，这才是壹种科学方法。列宁、斯大林恰恰不承认马克屎学说的先验性，自然谈不上以科学方法对待之。他们不尊重实践和人民的意愿，以血腥手段强力推行极权射秽主义，势必迟早要被实践所淘汰。问题只是个时间而已。1991年12月25日，克里姆林宫上飘扬的红旗落地，宣告俄式射秽主义寿终正寝。
二是马克屎关于未来射秽主义的设想是对后资本主义的壹种社会构想。在俄国落后的农业国家企图超越资本主义历史阶段推行这种社会构想，无疑是违背了马克屎的唯物史观。这是壹个根本性的错误。
再深入壹步思考，我们再提出壹个问题：即使资本主义已经到了颇为成熟的地步，是否就可以推行马克屎式的射秽主义呢？是否就可以剥夺资本、消灭私有制，全盘实行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呢？我们且不论实行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之后会导致经济效益下滑、国民财富减少、社会贫穷等问题、我们首先会遇到无法超越的人权法则的障碍。
西欧社会几千年的传统，就是私人财产壹贯地得到尊重和保护。这是文明社会秩序的第壹条。公元前450年罗马共和国颁布的《十二铜表法》就是壹部最早的著名的私法，为后世所仿效，成为大陆法系之渊源。近代以来，十三世纪初（1215年）英国大宪章和拿破仑法典（1807年）以及以后各国出台的宪法和法律，都壹再强调公民的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个“天赋人权”在人们的心目中成了不可动摇的天条（所谓“自然法则”）。再说，西方流行的理念是，人们建立政府的目的，是为了保障人的权利（洛克的《政府论》中将保护私有财产居人权的首位）。不能保障人的权利的政府是失职的政府；壹个侵犯人的权利的政府是违法的政府。这样的政府必然被选民们赶下台。以为有了权就可以无所顾忌，为所欲为，只有在法治缺失、权利意识淡薄，未经过启蒙运动的俄国和中国才会出现。上述关于人权法则的重要问题，马克屎忽略了，更不为列宁、斯大林思考所及，毛泽东也是如此。他们都没有公民的权利意识。我们就在这里走上了历史的弯道。
所以，从苏联到中国，空想、专政的射秽主义之所以壹时能通行无阻，其中的壹个秘密就是，社会普遍地缺乏人权意识，更没有保障人权的法律。
列宁、斯大林建立了世界上第壹个射秽主义国家。它壹度被誉称为“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上述的简单分析则告诉人们，这种射秽主义的本质是反科学、反人权，与人类文明对着干。
“走俄国人的路”的毛泽东，紧跟列宁、斯大林，在中国也搞了射秽主义。青胜于兰。毛式射秽主义的反科学、反人权，比苏式射秽主义大有过之。
在射秽主义的开拓中，马克屎与列宁是有区别的。
马克屎是位学者，是射秽主义理论的奠基者，提出改造资本主义与解放无产阶级的主张。
而列宁是实践者，是以暴力开拓射秽主义的实践者。他使马克屎的射秽主义在前资本主义的俄国成为现实。他是个冒险家，总是勇往直前。他的许多文章都为自己的冒险辩护，认为都是符合马克屎主义的。他在俄国种植射秽主义障碍重重。怎么办？于是首创集中制，强化专政。斯大林上位后，除了暴力升级，再添加神化文化和谎言文化。到此俄系文化体系算是宣告完成。
二十世纪，射秽主义盛行壹时。五十年代苏联是射秽主义阵营的头。射秽主义国家多达41个。足可以与西方国家抗衡。至80—90年代，射秽主义急剧衰落，至今射秽主义国家只有3个了（中国、朝鲜和古巴）！
黑格尔有个著名的命题：“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
因此，凡是不合理的都是不现实的，必然要被现实淘汰。
二十世纪世界范围的射秽主义勃兴与速衰，应了这条规律。
二十世纪空想、极权的射秽主义留下什么遗产呢？留下了俄系文化，还有非正常死亡人数超过两次世界大战之和还要多出壹半（约逾壹亿人）的记录，还有对经济、文化、道德和文明传统的破坏，还有……
俄系文化是人类進入文明时代以来的壹种文化变异，在这种文化指导下建立起来的共产极权国家，都出现了文明断层，人民蒙受了骇人听闻至史无前例的灾难！
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出现了壹批“两头真”的人物。他们年轻时（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真诚地投身了中共领导的革命，以为这个革命能使中国摆脱贫穷与落后，走向民主与富强。难以相信的是，中共建国之后，毛泽东的继续革命和全面专政，中国更专制更贫穷了。他们因此陷入困惑和迷惘。更有甚者，他们当年跟随中共献青春、洒热血，出生入死，想不到在共产政权下，他们中的多数人，在壹浪又壹浪的政治运动中，被左倾浪潮所裹挟，不能独立思考，只能被迫紧跟，有不少人竟成了整肃的对象，受尽苦难，沦落为政治贱民，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他们投入的是真诚，回报的是惩罚。当年的理想在现实中破灭了！面对难以理解的现实，他们陷入了深深的痛苦。直至改革开放后，他们已步入耄耋之年，回首往事，反思历史，从噩梦中醒来，渐渐地从“党文化”的羁绊下解脱出来，有了不同程度的醒悟，又返回到了真诚，对历史、对现实的各种问题，吐露自己的真言。真诚——迷惘——真诚。或者：“早年实现自我，中间失去自我，晚年又回归自我。”（蔡仲德）这就是他们的人生轨迹。
必然性
这种人生三部曲在当时历史场景下有其必然性。
1、在资本主义与射秽主义的比较中，选择共产革命有其必然性。二十世纪以来，在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在危机中呈现衰落趋向，而苏联等射秽主义国家的掘起，加之共产主义的宣传，这对贫弱受欺负的民族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不仅中国，整个世界，都左倾化了。左派队伍迅速扩大。这是壹个革命化的年代。被革命所点燃的火焰，使青年人发热、发烧，遂之引起整个社会的发热发烧。他们壹代就要亲手埋葬资本主义，建设没有剥削、没有压迫、幸福美好的共产主义。怀抱理想的年轻人义无反顾地献身革命成了不可阻遏的潮流，他们决心为自己的信仰奋斗到底。这种政治上的高烧现象持续达半个世纪之久（二十世纪20年代至70年代）。直至苏联、中国的共产主义实验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宣告此路不通而另择新路的80—90年代，政治高烧才渐渐降温。
2、在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比较中，选择共产党有其必然性。具有左倾思想的青年人，他们所面对的执政党—国民党，其政府是壹个专制又腐败的政府。而共产党高唱民主、自由，还向人民许下美好的承诺。共产党因此赢得了民心。许多青年人寄希望于中共，甚至投入中共的怀抱，以加入中共为幸、为荣，也是时代所然。至于共产党如果上台执政，是否就比国民党好，是否会去实现自己的承诺，这是极少有人去远思的问题。
3、在自由主义与马克屎主义的比较中，选择了马克屎主义；在三民主义与新民主主义的比较中，选择了新民主主义，也有其必然性。近代以来，中国壹直是学西方的，但成效不显。许多知识分子看来，西方那壹套，似乎不灵。而马克屎的学说传入中国，立即引起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兴趣。尤其是以革命的方法改造旧社会，建立壹个没有阶级压迫与阶级剥削的新社会，迷倒了许多知识分子。包括陈独秀这样旗帜性的人物，也弃旧迎新，成为倡导马克屎主义的领军人物。不可否认，马克屎的新学说，从理论论述到充满激情的话语，具有醉人的魅力。
李慎之对此有如下生动、真切的回忆：
“可能是中国百年来的处境是内忧外患交相煎迫，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缘故，马列主义的思潮——共产主义的思潮在中国的传播特别迅速，特别有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里说：‘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我们当时看到这些话，都认为是合乎事实的。我谈不上有多少学问，然而幼承庭训，也读过壹些古书，从小学到大学受的是完整的正规教育。中学毕业以前也看过《资治通鉴》这样的大部头书。然而只要壹接触到马列主义的通俗读物，就立刻为之吸引而折服。第壹是觉得它的道理新，第二是觉得它的体系广大而完备，第三是觉得它的论证严密。真是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的大学问，它把什么问题都回答了，都解释清楚了。中国的古书，还有我耳闻目睹的洋书，压根儿就没有能与之相比的。虽然现在再看这些书的时候，能看得出其中漏洞百出，但是我年轻的时候，是完全没有这个能力的，只有钦佩赞叹，以致顶礼膜拜。”（《革命压倒民主》，《李慎之文集》上，第153—154页）
释疑
到1949年之后，中共夺得了大陆政权，无论是中国还是曾投身中共的知识分子，其命运都发生了逆转。
就中国而言，不是像中共承诺的那样，要建立壹个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而是相反，将中国带上了比国民党统治更专制更腐败的困境。
就曾依身中共的知识分子而言，党给予他们的不是信任、重用，在新社会的建设中发挥他们的才能；而是相反，对他们施行的是改造、排斥、整肃的政策。
在冷酷的现实面前，他们陷入了迷惘：这是怎么壹回事啊？难道当年我们选择错了？
真理是时间的女儿。人们对某些事物的认识要作出正确的判断，需要时间，需要付出代价，才有答案。
譬如，现在人们对资本主义和射秽主义的认识，与三、四十年之前就大相径庭了。由于更新了对资本主义与射秽主义的认识，才有改革开放的新局面，才使经济发展获得了新的动力。人们戏言：不是只有射秽主义能够救中国，而是只有资本主义能够救中国。
对于国共两党的认识，有了壹个甲子年（1950—2010），也逐渐進入理性层面。
当年因国民党的专制腐败而寄希望于共产党，这无可非议。问题在于不是寄予希望，而是笃信中共。这就值得反省。
第壹，中共高唱民主，偏居延安时壹派开明、艰苦的作风（如《西行漫记》所描写的那样）。但壹旦执政，凭什么就能保证实行民主，不搞专制，不会腐败呢？第二，1942年延安整风所暴露的问题已说明，这个党追求的是个人权威至上，扼杀自由民主，说明这个党不是具有现代意识的政党，而是类似农民造反的帮会。对王实味的开刀，掀起“抢救运动”，毛泽东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已经亮出了整肃知识分子的罗网。但长期来不为人们所警惕。直到1983年周扬还认为，延安整风运动是壹次思想解放运动。根本没有意识到是壹次整人运动。中国人的愚昧是推行专制的最好条件。
那个年代，对中共真相有所认识的（能见诸文字的）好像人数不多，储安平乃是其中之壹者。他在《中国的政局》（1947）壹文中写道：
“坦白言之，今日共产党大唱其‘民主’，要知共产党在基本精神上，实在是壹个反民主的政党。就统治精神上说，共产党和法西斯党本无任何区别”。因此，他认为，“老实说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壹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了壹个‘有’‘无’的问题了。”（《戴晴文选》第77页）
储安平的话被1949年之后的历史所证实。今天，他的这句话已成了名言，但在当时有多少人当作壹回事呢！中国要经受壹番现代专制主义统治的苦难，这是注定了的。说出共产党统治下没有自由这句真言的储安平，在文革中死不见尸。
选择马列主义，选择新民主主义虽也有其必然性，问题是对这个主义的方法壹直存在很大的问题。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呀，“人类智慧的结晶”呀，“《资本论》是工人阶级的圣经”呀，等等，对马列的书都当作句句是真理那种心态去捧读的。几十年来，写文章要证明自己的观点的正确，就到马、恩、列、斯、毛的著作中去找相关的句子作为依据，为自己壮胆。文革时期打派仗，为了证明我这壹派正确、革命，也去找对自己有利的毛语录。这样，把马列主义僵化了，然后，我们的脑子，我们的思维也僵化了，缺乏思考、创新的能力了。这就是，主义被主义所害。现在我提出的马克屎的学说具有先验性，空想性，这在五十至八十年代是不可能的。
此外，理解马克屎主义（不理解马克屎主义就不能理解列宁主义。所以我不同意将马氏和列氏的理论加以切割），对许多人还有壹种困难。因为马克屎的学说博大精深，又是壹个德国人写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同我们存在很大的差别，没有相当的理论素养和文化基础是难以明白其要义的。许多人是通过辅导类的通俗读物或老师的讲解学得马克屎主义的。所以，接受了马克屎主义的人当中，大都是只知其名，不知其实；“实”就是精神实质。这就意味着，那些信马列的人并不壹定懂马列。
还有壹点，弄懂马克屎主义需要有壹个过程。譬如，五、六十年代我们去读马列的著作，到文革之后再去读马列的著作，就会有不同的体会。改革开放之前去读马列的著作，到今天再去读马列的著作，又会有新的体会。本来觉得马列的著作论述严谨，无懈可击，现在就会发现漏洞。本来以为已经弄懂了的问题，现在却发现其实没有弄懂。
邓小平1985年坦言：“射秽主义是什么，马克屎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李慎之在八十年代中期对总书记胡耀邦说：“我二十岁的时候，什么叫射秽主义，什么叫计划经济，不但自己心里壹清二楚，而且还能说服别人，让他跟我壹起干革命。现在我六十多岁了，才发现自己其实什么都不懂。”为什么？因为有了历史教训这个参照图系了。将马列主义付诸实践，结果遭到挫折，吃了苦头，认识就发生变化了。人在实践中获得知识，壹种是通过实践，成功了，获得了经验；壹种是通过实践，失败了，获得了教训。无论是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加以理性概括，就成为壹种有益的知识了。所以，如果现在来读《哥达纲领批判》，就会发现诸多的问题，不会当作句句是真理的经典了。
《新民主主义论》发表后，获得好评。我曾听到不少人说，“我当年就是读了这篇文章后走上革命道路的。”
其实，当时他们并没有读懂这篇文章。
就新民主主义政治而言，毛泽东说，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要建立的中华民主共和国，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壹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后来，在《论联合政府》中的表述是，“建立壹个以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壹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我们把这样的国家制度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
这里的问题是，毛泽东已“预定”这个国家只能是由无产阶级领导 的。可是，民主制度下国家由谁领导，是绝对不能“预定”的。而所谓无产阶级领导，实际上就是共产党领导，这是“联合政府”的核心。结果是，国民党的“壹党专政”换成了共产党的“壹党专政”。1949年以后的事实不就是这样的吗！另壹个问题是，这个国家“以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这意味着这个政权不是为全体人民所有，其中的壹部分人被排除在国家政权之外，他们不享有公民权。其命运可想而知！所以，新民主主义政治是阉割民主的国家制度，是新专制主义的国家制度。
就新民主主义经济而言，毛泽东虽承认多种经济的存在，但是，国有经济和私人经济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此点在《共同纲领》中还有具体规定）。这种关系的规定是违反人类经济活动的基本法则的。因为自古以来社会经济活动中，各经济主体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如果有壹种经济是领导经济，势必成为特权经济和霸权经济，违反平等交换的原则，导致社会经济秩序的紊乱。所以，新民主主义经济乃是特权经济。这就是1990年开放市场经济之后的经济模式，也是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半途而废的原因所在。
所以，《新民主主义论》中所说的，和中共立国之后所做的，没有多大出入。
2010年以来，时有人提出“回归新民主主义”。我真怀疑，这些人有没有认真读过《新民主主义论》之类的著作。
两种文化水火不容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说说当年投奔中共的知识分子，在中共执政之后为什么受难的问题。
当年，中共高唱“民主”，壹批知识分子就以为中共是中国的希望了，把信任票投给了中共。其实，这是中共笼络人心的壹个策略。可能，中共内的壹些知识分子对民主是真诚的；但中共首脑毛泽东绝对地是当作壹种策略的。
1945年8月，毛泽东赴重庆国共和平谈判期间，在回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时说：“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壹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是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他们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壹以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
可是，毛泽东壹回到延安在《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中说，对国民党的方针是“老早定了的，就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还强调：“人民的（应该是‘中共的’——笔者）武装，壹支枪，壹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他告诉中共干部：“国共两党壹定谈不好，壹定要打仗，壹定要破裂。”（《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156—1159页）
毛泽东在大众面前是漂亮的民主言辞，在党内是磨刀霍霍，为打江山积极备战！我们应当信哪个呢？
结果是：国民党撕毁和谈协议，挑起了国共内战。——这是多少年来的流行说法。
四年之后的1949年，毛泽东在内战中大胜蒋介石。
就在共产政权开张前夕，毛泽东发表了中共建国大纲——《论人民民主专政》。在这篇文章中，毛以明快、直白的语言，推出了俄系文化，昭示了今后中国的走向。
毛说：“走俄国人道路——这就是结论。”
毛说：“‘妳们壹边倒。’正是这样。……必须壹边倒。”
毛说：“‘妳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妳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
毛说：“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壹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
毛说：“人民（应该是‘中共’——笔者）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就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更不怕知识分子造反了——笔者）
毛说：“谢谢马克屎、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他们给了我们以武器。这个武器不是机关枪，而是马克屎列宁主义。”“中国人找到了马克屎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
毛说：“就是这样，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壹齐破了产。”
……
上面的简要引述，说明毛泽东完全俄化、赤化、左倾化、马列化了。也是毛泽东与欧系文化决裂的声明。
这是壹个信号，尤其对于具有欧系文化血脉的知识分子，是壹个灾难性的的信号。
以下几位以及壹切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终于成为欧系文化的殉道者。
顾准 1935年加入中共。二十多岁就任之江、沪江大学兼职教授。1936—1942年在上海、江苏任党内领导职务。1949年任上海财政局局长兼税务局局长。1952年因坚持“依法交税”的主张，不同意某些领导“民主评议”的征税方法，被指责是“与党对抗”的“反党行为”而遭到惩处。1957年随中科院赴黑龙江勘察水利资源时为维护中方主权而抵制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落下个“反苏”的罪名，被定为右派。1965年第二次被打成右派。从此妻离子散，劳改八年。1972年返京。1974年去世。留下不朽书稿《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
沙文汉 1925年加入中共。1949年后历任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长兼统战部长，浙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浙江大学校长等职。1954年任浙江省省长兼统战部长。1957年提出党和政府各自应有分工，“政府机关应有独立的形式和自己平行统壹的领导组织”。结果被指责是“反对党对政权的领导”，“阴谋篡党夺权”，定为右派，组织大规模批判。是党内职位最高的大右派。1964年去世。
黄万里 1933年因黄河决口，损失无算，遂刺激改学水利。该年公费留学美国，先后获硕士与双料博士学位。在美期间考察美各大水利工程，确立治水基本理念。1937年回国后又步行3000多公里，六次勘察岷江、沱江、涪江、嘉陵江等长江支流，形成水文、地貌观点。1947年又四下河西走廊，考察河流、地貌，形成他的治水理论。1957年 在水利部召集的黄河三门峡大坝水利规划讨论会上，面对壹边倒地赞成苏联专家的设计方案，黄孤身对抗，坚定地说“不”！是三门峡工程的唯壹反对者。结果，招来了“反对三门峡工程，反对学习苏联”的罪名。被毛泽东钦定为清华大学的大右派，被剥夺了教书、科研的权利。文革期间被赶出家门，每月仅发20元生活费，后又发配去密云、江西、三门峡劳改。198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修建三峡大坝工程，1992年全国人大通过修建三峡大坝工程的决议，黄六次上书中央，陈述三峡大坝永不可建的道理，预言“高坝若修建，终将被迫炸掉。”在将近壹个世纪里，这位以治水为己任，立志要让大江大河为百姓造福的科学家，却壹再受到排斥和迫害。这是黄万里个人、也是我们整个民族的悲哀！2001年8月27日，黄万里带着遗憾离开了这个世界。黄万里是“当代大禹”，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标本。
……
上面几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顾准在20多岁之年就被聘为大学兼职教授。沙文汉曾任浙江大学校长。黄万里在美留学获双料博士。他们都担任过重要党务工作，为中共立下了汗马功劳。黄是非党人士，他通过长期考察，建树了科学的治水理论，可惜为中共所拒，导致三门峡、三峡水利工程的重大损失。他们在事业上和学术上都取得了重要成就，是知识分子中的精英，民族的脊梁。
但是，中共不需要这样的知识分子。
为什么？
作为知识分子个人操守“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的本色，在共产极权体制下肯定被列入异类。
作为知识分子怀抱自由民主的梦想，肯定会被中共的共产极权主义重锤击得粉碎！
这是壹场历史性误会。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国共两党相斗，共产党受到压制，便鼓吹高调民主，而国民党专制腐败，促使壹批又壹批知识分子弃蒋拥毛，投奔延安，涌入“解放区”，或加入地下党。可是知识分子这种选择是根据中共的宣传，而不是根据其执政后的所作所为。他们既不知道中共若取代国民党之后会有怎样的表现，也不知道中共的壹套理论实践之后会产生什么后果。这类知识分子多少受过西方式教育，还经历过辛亥革命或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因此，自由、平等、博爱那壹套文化理念总是挥之不去。当中共主宰中国之后两种文化的冲突就立即暴露出来了。作为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秉性与价值操守，可以说心知肚明，但在夺权斗争中需要他们为中共卖命。待中共执政，就成了推行极权体制的障碍了；因此，即刻秘密下达十六字方针——“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上述四位就是知识分子在中共夺得政权后命运的缩影。广而推之，也是所有知识分子所遭遇的壹场悲剧。
知识分子的这段不幸的历史遭遇亦可用“同路人”壹说作解释。在中共打天下、与国民党夺权斗争中，毛泽东需要知识分子和爱国人士参与与支持，但仅仅是“同路人”而已，因为他们的文化理念，他们的信仰与追求，同共产党、同毛泽东的俄系文化、极权体制，是水火不容的。待革命胜利这批同路人与共产党已经走到了尽头，再往前，由于志不合，道自然不同了。他们同共产党的合作是短命的，破裂是必然的。地狱之门向他们敞开着。……
原来如此！
说 明
有朋友对“俄系文化”这壹概念认为尚可商榷，有的建议改为“苏俄文化”。为此作壹些说明。
“俄系文化”有特定内涵。这壹文化产生于十九世纪中叶，创始人是马克屎和恩格斯。但只有到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俄国通过列宁、斯大林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努力才得以付诸实践，建立了共产极权制度。可以说是在俄国的土地上生根、开花、结果的。在这个过程中，以俄国为中心的这壹文化还影响到东亚、南亚、东欧、乃至拉美和非洲的许多地区。从它的产生、演变和影响的扩大，自然不限于俄国，但无疑是以俄国为中心的壹种文化现象，故称“俄系文化”。西欧自十五世纪以来经过三个多世纪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创立了以个人权利为本位的自由民主主义文化体系，之后在许多国家陆续建立了宪政民主制度。这样，人类在二十世纪存在着两大文化系统，即欧系文化与俄系文化，还建立了与各自文化相对应的制度。这两种文化与制度，在世界范围内互相冲突，彼此博弈，风雷激荡，便是二十世纪世界史的主旋律，也是二十世纪中国史的主旋律。
此外，有人还认为，在俄罗斯，除列宁、斯大林主义之外，无论是在此期间还是在这之前或之后都存在着别的文化。文化总是多元的。所以，称“俄系文化”有以偏概全之嫌。再说，俄系文化之源是马克屎主义，马克屎主义是壹种西方文化。
大家都知道，孙中山提出“以俄为师”，这个“俄”是指“苏俄”。毛泽东提出“走俄国人的路”，这个“俄国人”，是指“苏联共产党人”。这些提法，都知其意，不会产生误解。“俄系文化”所指的“俄”也是如此。关于马克屎主义产生于西方，不应纳入“俄系文化”。前面已指出，这种文化虽产生在西方，但只有到了苏联、中国等国家才在实践中得到推行，产生结果。在西欧那里的民主射秽主义将马克屎主义换了血：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实行计划经济，这些马克屎主义的基本主张都被放弃了。还有，文化是流动的，不能过分计较地域界限。始于1975年每年举行壹次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从首次会议起就有日本国参加。日本是东方国家，怎么成了西方七国之壹了呢？仅以地理眼光就不大好理解了。但日本确实西方化了（指政治经济制度以及与此相关联的文化）。
马克屎政治哲学的逻辑起点与理论框架
马克屎政治哲学的逻辑起点是“阶级”概念，就此，使马克屎主义独树壹帜，使马克屎主义与西方主流学说有了明显的区别。
往后的阐述还表明，作为逻辑起点的“阶级”概念贯穿于他的全部学说，因而也是马克屎主义的基本概念，是他学说的基点。
虽然在马克屎之前，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已阐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已对各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但他们不可能将阶级概念作为全部学说——历史哲学、政治哲学、经济学、法哲学——的基点；更不可能将此概念作为终身的实践指南。
马克屎对阶级与阶级斗争理论的贡献，他自己概括了三条：（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壹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壹切阶级和進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1
由此可见，“阶级”概念是理解马克屎主义的关键。抽掉“阶级”概念，整个马克屎主义理论大厦就会坍塌。
同其他思想家壹个明显的区别是，马克屎不是关心壹切人的命运，更不是只关心个人的命运。他关心的是当时社会中遭受剥削、压迫的整个无产阶级的命运（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共产党宣言》、《资本论》所阐述的思想都说明这壹点）。他渴望无产阶级的解放。他的著述全在诉述无产阶级怎样遭受资本的剥削和压迫，启发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由“自在阶级”转变为“自为阶级”，指出无产阶级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必须進行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产阶级政治统治，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无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
在《共产党宣言》（1848）中，马克屎、恩格斯明确表述了上述思想，但只有当《资本论》（第壹卷、1867）问世，马克屎才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性作出了经济学的论证，使马克屎的政治号召有了严谨的经济学依据。
当然，无产阶级专政还不是马克屎的理想。马克屎指出，无产阶级的最终理想是“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那是没有阶级的社会；因此，不再有阶级斗争，不再有阶级压迫的工具——国家，人对人的政治压迫因此消失。在那里，没有私有制，没有剥削，没有强制性的分工，这是壹个人人自由平等，每个人可以获得全面发展的社会。马克屎的共产主义理论在20世纪上半叶曾鼓舞无数热血青年皈依无产阶级，投奔革命。
可见，无产阶级不仅是壹个“革命阶级”，还是壹个“救世阶级”（ 到列宁时代，又出现了“救世党”、“救世领袖”），马克屎把社会進步的壹切希望都寄托于这壹伟大的阶级。
马克屎强调，必须经过无产阶级专政，方能实现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他在《哥达纲领批判》（1875）中郑重地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壹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壹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重点号系原著所有）
以上简短的概述，可以发现马克屎的政治哲学的逻辑框架是：阶级——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
体味马克屎的政治哲学，有两点应引起今人思考。
第壹、 马克屎的全部理论，其出发点是为了无产阶级的解放，为此，他把他的思想
和智慧，把他的宝贵的壹生都贡献给了这个当时受苦的阶级。他的学术倾向是明显的。他的道义与人格令人敬仰。但也因此，从理论研究到学说创立，他不得不放弃某些重要的东西，如科学价值中立的原则。在考察当时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关系时，他满腔热情地倾注于无产阶级，细致、深入地分析无产阶级在社会中不合理的经济与政治地位。这使得他的理论忽视了某些重要的东西。很明显的是，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主导者与组织者——资产阶级的积极作用，没有作出客观、中肯的阐释，他对资产阶级创立的新型文明几乎作了全盘的否定，以致资产阶级只是作为剥削者的罪恶形象烙刻在人们的心中。这是导致（特别是经济落后的某些东方国家）对资产阶级及其文化采取“左倾”政策的重要原因，使这些国家在现代文明转型中走着曲折的弯路，付出了沈重的代价。
第二、 马克屎学说中的若干重要结论，还只是预言而不是实践经验的概括。这就带
来两个问题。壹是这些结论不能不显得很抽象、很原则，缺乏实践的可操作性；因而需要后人在实践中不断地加以补充、矫正、修正、发展，而不能认为是万古不易的教条，加以僵化。二是这些结论是否正确还未经受实践的检验。譬如，资本主义制度从经济结构到政治上层建筑是否已成为社会進步的障碍，是否只有彻底否定的唯壹选择？无产阶级是否只有通过暴力革命，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关系，除了对抗、对立壹面之外，是否还存在着互相协作的壹面？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命题，马克屎说，它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的“革命转变时期”，这意味着，它存在的时间不会太长。但经过这个“转变时期”之后，人类就進入共产主义社会，那是壹个剥削消灭、阶级消失、国家消亡、人人自由平等、可获得全面发展的社会；如此理想的社会只经过壹个较短的“转变时期”能成为现实吗？另外，怎样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必然会面临许多问题，特别是，这壹专政是在全部废除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与国家机器之后建立的，那么，怎样才能确保这壹专政比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更民主、更自由呢？否则为什么要彻底打碎它呢？对于这些重大问题，无论在大的框架上还是在制度细节上，马克屎都缺乏具体的说明，也不可能作出具体的说明。这不能不使他的学说潜伏著不测之命运。
马克屎的人论、自由论与国家论
马克屎根据他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在人论、自由论和国家论问题上提出了与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家们不同的理论。
1、两种人学论
人学即关于人性、人的本质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人的权利的学说。马克屎主义与自由主义在人学上的基本区别，在于是否从阶级性去考察人的本质。
马克屎的人论思想浸透着他的“阶级”概念，这是理解马克屎人学的钥匙。
马克屎之前和马克屎同时代的自由民主主义思想家，对人的学说都作出了有价值的贡献。他们的人学理论其研究方法奉行价值中立原则，即对所有的人壹视同仁，不厚此薄彼。不管富人、穷人，不管权贵、平民，都用同壹尺度去研究它、对待它。费尔巴哈说，“人是人的最高本质”，大概就是这个意思。自由主义者人学研究的另壹方法是着眼于个体的人。比如自由，那就看每壹个体的人是否自由。如果每个人是奴隶，这个国家怎能称是自由国家呢？个人好比国家的细胞，如果人体中各种细胞都是健康的，人体也就健康。第三，自由主义者所关注的是人的共性，人的共同本质。这种共性、共同本质又分为几个方面。如生理与心理方面的本质，表现为人都有生存与性爱的欲望，所谓“食、色，性也”。还有社会方面的本质，要求自由、平等，反对奴役与压迫，反对国家或他人对个人权利的侵犯。第四，自由主义者主张每个人都应当享有同等的权利。比如，康德就认为：“1、社会中的每壹个分子，作为人，都是自由的。2、社会中的每壹个分子，作为臣民，同任何壹个其他的分子，都是平等的。3、壹个普通的政体中的每壹个分子，作为公民，都是独立的。”他强调，这是壹切国家制度基本的法则，在康德看来，“每个人理所当然应当成为自己的主人，这是他们天生的权利。”2 此可见，自由民主主义思想家的人学理念是近代民主的逻辑起点，是民主宪政的基石。
马克屎并不满足这些资产阶级思想家对人的共同本质的空泛论述。他认为，现实的社会是壹个阶级对立的社会，各阶级的人生活在不同的经济关系与政治关系之中，因此，应当关注不同社会关系中不同人的特殊本质。虽然马克屎说过，“首先要研究人的壹般本性，然后要研究在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3 然而他進壹步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壹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 虽然马克屎也说过，“人类的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5 但在私有制和阶级压迫下，人的这种本质不可能得到实现；如同卢梭所说：“人生而自由，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6 这表明，马克屎虽然并不否认“人的壹般本性”，即人的共性，但这不是人性中最本质的东西，人的本质是看其在现实中他生存于什么样的社会关系，要从“社会关系的总和”中才能把握人的本质。王若水对马克屎的人性论作了这样的评述，认为：“马克屎主义不承认抽象的永恒不变的人性，但承认具体的在历史中变化的人性。马克屎主义对具体的、在历史中变化的人性的研究，就是马克屎主义的人性论。”7 针对蒲鲁东认为“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并不存在奴隶和公民；两者都是人”的说法，马克屎指出，“其实正相反，在社会之外他们才是人。”8 但是，这样的人是不存在的；因为我们所见到的人“不是处在某种幻想的与世隔绝、离群索居状态的人，而是处于壹定条件下進行的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人。”9
马克屎的人论思想归根结底还是为了说明人的阶级性，因为社会关系最重要的表现是经济关系与政治关系。显然，工人与资本家生活在绝然不同的经济关系与政治关系之中，他们的阶级意识与利益诉求各不相同，乃至对立，这种差别与对立“本身不过是资本和雇佣劳动的体现者，人格化，是由社会生产过程加在个人身上的壹定的社会性质，是这些壹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的产物”。10 所以，向工人与资本家谈论共同人性有什么意义呢！
从壹般的、共同的人性出发，每个人都有着共同的人权诉求：自由、平等、生命、财产等。从人的社会性出发，不同的类，不同的阶级则有着不同的诉求指向；在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下，无产阶级合理的人权诉求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从人的社会性出发，合理地引出了革命的结论，即只有首先改变现存的社会关系，无产阶级才可以获得正常的人权；只有在阶级对立消失的社会中，壹切人才可享有自由与平等。
于是，在马克屎关于人的本质的概念中发生了壹种裂变，即人的“壹般本质”与人的“社会本质”的分裂，并彼此冲突，最终导致后者对前者的否定。
马克屎人学理论中的这个分裂，是马克屎过分强调人的“社会本质”，忽视人的“壹般本质”的结果。不过，这在马克屎的思想中只是壹个开端，还没有以“社会本质”完全取代“壹般本质”。后人则以此为开端，只承认其“社会本质”而根本取缔了人的“壹般本质”。譬如，毛泽东就此发论：“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只有带阶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越阶级的人性。”11 毛的此言等于说，人只有阶级性而无共同的人性这种东西。毛此言以后成为人们批判、否定人性的根据。在中国大陆，人们因此畏言人性，社会因此屠戮人性。人性论被打入冷宫，索性免谈而逐出人们的思维。根据人性所天赋的自由、民主、平等的权利，也遭之野蛮的践踏。这种思维禁锢中国人至少达半个世纪之久。直到上世纪80年代前期，在人性、人道主义的争论中，胡乔木仍以这壹观点批判资产阶级人性论与人道主义。12 当然，这样的时代已经与我们渐行渐远了。
2、两种自由论
在自由论这个核心价值观上，马克屎与自由主义思想家亦存在莫大的区别。
自由主义的自由论所阐述的是公民权利在国家制度下的实现状态。所以，第壹，自由主义也是壹种国家学说，或者说，是与国家制度相联系的学说，是在国家存在的前提下来考察人们的自由。第二，自由仅仅指公民的个人权利是否得到国家法律的保障而不受政府干预的权利。现代自由主义奠基人之壹——贡斯当（1767——1830，他的思想在二战后才受到重视）对自由概念的表述是：“自由只是受法律约束、而不因某壹个人或若干人的专断意志而受到某种方式的逮捕、拘禁、处死或虐待的权利。”这种权利包括每个人表述意见、选择职业、支配财产、迁徒、结社、信仰，以及每个人选择与影响政府的权利。13 当代自由主义思想家以塞亚•柏林（1909——1998）对自由的定义仍守卫同样的边界：“自由是壹个人能够在不受他人阻碍的情况下活动的空间。如果我被别人阻止去做我本来可以去做的事情，那麽，在这个程度上，我是不自由的”14
马克屎壹生著作恢弘，其目的无不执着地探求人类的自由与解放。在《共产党宣言》中有壹段马克屎自由观的名言——“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壹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壹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段文字已被国内学界公认为马克屎自由观的经典表述。我们且以这段文字并联系马克屎的整体思想来试析马克屎的自由观与西方自由主义的自由观的区别。
第壹，现实的自由与未来的自由。马克屎认为，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里，每个人，特别是受剥削的无产阶级不可能获得自由，只有消灭“资产阶级旧社会”，只有阶级消灭、国家消亡、对抗消失之后，在“壹个联合体”里，每个人才获得了自由的条件。可见马克屎所说的自由，不是现实的、此岸世界的自由，而是未来的、彼岸世界的自由。因为在现实社会制度下不可能获得自由，妳要争得自由，就得去革命，推翻现存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为美好的未来而奋斗。所以，马克屎的自由观首先把人们引导到革命。自由民主主义则是向不自由或不完全自由的现实去争取自由，他立足于现实，去壹点壹滴地、壹步壹步地去争取自由，扩大自由。不能壹味地寄希望于未来。不能认为革命成功了，大家就全自由了。自由不是壹次性的批发，不可能壹步到位，有壹个逐步扩大和提升的过程。这种自由观（应当说是争取自由的方法）是切合实际的。马克屎的自由观带有壹种宗教色彩（尽管他是反宗教的）。因为宗教总是将人们的幸福呀，自由呀这些美好的憧景都寄托于来世，天堂，天国；马克屎则寄托于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为了進入天堂或来世的幸福，宗教要人们从善，积德，忍耐。马克屎则号召人们以暴力摧毁旧世界，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这是与壹切宗教相区别的。
第二，国家的自由与无国家的自由。自由主义的自由始终是指国家存在条件下的自由。社会不能没有公共权力，有公共权力就会有国家；而行使公共权力的国家往往会超越权力边界侵犯公民的权利。自由主义所讨论的问题就是国家既要尽职，又不能滥用权力、侵犯公民的权利。所以，自由主义就是关于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关系的壹种学说。马克屎则认为国家是阶级压迫的机器，有国家就不可能有自由。只有阶级消灭，国家消亡，才能有自由。也就是说，自由在国家消亡之后才能普降人间。所以马克屎提出了“联合体”的概念，以有别于国家。但“联合体”是什么样的组织机构？其功能和职责是什么？它同国家有什么区别？这壹切马克屎没有说。要说，也难免会有空想的成分。可是，人类社会总得有公共管理机构呀！不管妳称它为什么：政府，国家，共同体，联合体，等等。只要有这个机构存在，就存在公共权力，就存在这个机构与它治理下的公民之间的关系。如果认为这种机构的存在也不能使公民获得自由因而也必须加以废除，那麽，人类不是陷入了无政府状态的恐怖景象，或回到史前的蛮荒时代。马克屎的自由观中存在这种令人困惑疑团，是他把国家概念狭隘地定位于阶级压迫的机器所致，也因此，使他的自由观给人以壹种虚幻飘渺的感觉，远不如自由主义的自由那麽现实与实在。
第三，个人的自由与集体（壹切人）的自由。自由主义的自由仅指个人自由。如同贡斯当所壹再强调的，“个人自由是真正的现代自由。”15 它不顾及集体自由与国家自由。马克屎的自由其内涵包括：1、个人的自由发展；2、个人的自由发展与集体（壹切人）自由发展的关系。马克屎说：“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壹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从语义来看，可理解为个人自由是集体（壹切人）自由的基础（条件）；但也可以理解为个人自由是为了集体自由，个人自由是手段，集体自由是目的。因此，个人自由应当有利于集体自由，服从集体自由，亦可推理出，为了集体（壹切人）的自由应当限制乃至放弃个人自由。结论是集体至上，国家至上。因为马克屎限定了“个人的自由发展是壹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但在现实性中存在两种可能性：个人自由可能有利于壹切人的自由；个人自由也可能不利于壹切人的自由。这后壹种情况是绝不允许的。但是，我们用什么尺度以及由谁来判断个人自由是有利还是不利于壹切人的自由呢？当然，这样的问题只有在非民主的制度下才会向人们提出，在民主制度下个人自由只要不超越法律的边界，不需要别人说三道四，也不允许政府加以干预。还有，应当特别当心的，“壹切人”是指什么呢？对于某壹团体的成员来说是“集体”，对于每个公民来说是“国家”，而且只能是“国家”，因为人类進入大同世界还是遥远的梦想。因此，只有国家才有资格代表“壹切人”，比如，国家领导人可以这样说：我代表中国政府，代表中国人民，.……。于是，所谓个人自由应有利于“壹切人”的自由实际上是：个人自由应有利于国家自由。
这样的结论同毛泽东所说的，“我们主张有领导的自由，主张集中指导下的民主”16 是十分吻合的，而且更直率地表示国家意志应当凌驾于个人的自由权利之上。所谓“有领导的自由”，就是领导有自由，或至多是，领导赐予自由妳才有自由。所谓“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就是集中者（领导）作主。这是被1949年之后无数事实所证明了的。这同西方个人权利至上的价值观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因为，在民主制下是权利本位，公民权利派生国家权力；而在此则相反。
3、两种国家论
国家的理论对于自由太重要了。自由主义以人权价值为基石建树其国家学说。密尔就说过，“国家的价值，归根结底还在组成它的全体个人的价值。”17 马克屎主义则以阶级概念建构起国家理论。无论是国家的产生（起源），国家的本质与功能，国家的消亡，都是同阶级、阶级斗争相联系的。
关于国家的起源，马克屎主义认为，“国家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是阶级斗争不可调和的产物。（恩格斯）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是壹个阶级压迫另壹个阶级的机器”（列宁）。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它只是社会发展壹定阶段上的产物；随着阶级对立和阶级冲突的消失，国家也不可避免地会“自行消亡”。这是马克屎关于国家的基本观念。
关于国家的性质与功能，《共产党宣言》指出：“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委员会罢了。”所以，“资产阶级国家虽然形式极其繁杂，但本质是壹个：所有这些国家，不管怎样，归根到底是资产阶级专政。”18 恩格斯极而言之：“国家无非是壹个阶级镇压另壹个阶级的机器，这壹点即使在民主共和制下也丝毫不比君主制下差。”19
对现代资产阶级国家，马克屎的态度是以暴力革命加以摧毁。他以1871年巴黎公社为依据，指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20
打碎了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之后，用什么东西去代替旧的国家机器呢？——无产阶级专政。在列宁看来，是否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乃是马克屎主义与修正主义的区别。他说：“谁要是仅仅承认阶级斗争，那他还不是马克屎主义者”，“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屎主义者。”21
那么，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否比资产阶级的国家会自由壹些呢？恩格斯的回答是否定的。1875年恩格斯写道：“当无产阶级还需要（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国家的时候，他之所以需要国家，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壹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 就不再存在了。”22 列宁甚至认为，“任何国家都不是自由的，都不是人民的。”（着重号是列宁加的）23 恩格斯和列宁的话，把国家概念紧紧地锁定在狭隘的阶级与阶级压迫观念框框内。
了解了马克屎的国家观再来看看自由民主主义的国家观，是挺有意思的。
自由民主主义的国家观是以人权理论为基础的。它在阐述公民个人权利与国家（政府）权力关系中建构其国家理念与制度框架。这种关系大概可以概括为以下两点：第壹，为什么需要国家？国家（政府）是怎样建立的？第二，国家建立之后，人们如何防范它不作恶？
关于第壹个问题，自由民主主义者认为，虽然每个人都享有天赋人权，但在无政府状态下，由于缺少公共管理，缺乏法律约束，壹些人容易侵害另壹些人的权利，人们因此生活在纷乱的无安全保障的状态之下。人们于是联合起来，订立契约，将管理社会的权力委托给了那些治理者，国家（政府）出现了。所以，政府是壹种公共权力，它来自契约，来自人民的授予，其目的是维护公共秩序，保障每个人的天赋权利。
关于第二个问题，自由民主主义者认为，人不是天使，不是上帝，不是普罗米修斯。人性中具有恶的壹面。特别是那些拥有了公共权力的政府官吏，如果缺乏监督与制约，人性中的恶就会滋长，他们就会滥用权力，以权谋私，以权作恶，侵犯人权，危害社会，这就违背了人们建立政府的目的。因此，国家（政府）虽然是必要的，但它并不是壹种“善”，而是壹种“恶”，是必要的“恶”；为了防范它作恶，在建立政府的时候，就应从制度上、法律上对它的权力進行限制，为此，洛克首先提出“限权政府”的思想。孟德斯鸠完成了“三权分立与互相制衡”的理论（我称它为狭义的权力制约，是囯家权力之间的相互制约，即“以权力制约权力”的理论），成为美国立宪的框架，并为世界许多国家效仿。以后，杰斐逊等人又将对国家权力的制约扩展到社会领域，如利益集团，“反对党”，特别是大众媒体对国家权力的制约。这是对“以权力制约权力”的重要发展（我称它为广义的权力制约，是各种社会力量、即各种非囯家权力对囯家权力的制约）。这些原则的确立与实施，建构了防范权力运行中出轨的安全装置，使权力滥用与权力腐败的恶行无法擡头。与此相反，马克屎认为，无产阶级的国家权力应当是统壹的，不应当是分立的。他批评资产阶级议会是“空谈馆”。他赞赏巴黎公社实行“议行合壹”。他说：“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同时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机关。”24 马克屎的这些思想是以后射秽主义国家集权体制的壹个思想渊源。列宁主政时消灭了布尔什维克之外的壹切党派，这种“壹党专政”的体制为斯大林日后个人专制铺平了道路。在中国，即使到了邓小平时代，对“三权分立”仍十分忌讳。他说，我们“不能搬用资产阶级民主，不能搞三权鼎立那壹套。”25 结果是：权力的高度垄断，必然是高度腐败！
总之，政府的目的是为了保障人们的自由，而不是侵犯自由，更不是对人实行专政。不能保障公民权利的政府是失职的政府，侵犯公民权利的政府，就是壹个违法犯罪的政府了！
比照马克屎的国家观真有天壤之别。马克屎的国家(无产阶级的)，是在阶级斗争的暴力中建立，而不是人们选择、认同的结果；它凭借专政的强制力量维持与巩固，而不是凭借宪法与法律加以治理；它是阶级专政的工具，并且是壹个阶级（实际上是壹政党）之专利，而不是主权在民，并为了保障人们的自由。在这样的国家中，专政阶级与被专政阶级（两者都系主政者的人为设定）不但不能共同享有平等的权利，而且進行着壹场又壹场迫害被专政者的战争。爱因斯坦说得好：“国 家是为人而建立，而人不是为 国 家而生存。”（2005年德国政府把这壹信条镌刻在德国政府的大楼上）他还告诫人们：“国家应当是我们的仆从；而我们不应当是国家的奴隶”。在马克屎设想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在现实中，人是国家的奴隶，是为国家而生存的。26
“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追问
无产阶级专政，在马克屎的浩瀚著作中论述得并不多，但却是马克屎的重要主张。1852年马克屎在致约•魏德迈的信中，强调“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 是他的“新贡献”。 1875年马克屎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更郑重地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壹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壹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27 从马克屎的自我表述中，可知“无产阶级专政”是他学说中的壹个核心概念，因为，无产阶级专政是阶级斗争的必然结果，而达到无阶级社会又必须经过无产阶级专政。所以，列宁把是否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作为马克屎主义还是修正主义的试金石。他说：“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屎主义者。”28
马克屎在世时，除了仅存在72天的巴黎公社外，他没有看到无产阶级专政在各国实践的情况。之后，以列宁为首的苏联共产党以及第三国际的各国共产党，都切实地实施了无产阶级专政。今天，我们翻开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记录，怵目惊心的事件比比皆是。斯大林统治时期，上个世纪30年代，以专政的名义進行了“大清洗”。据苏联晚期负责冤案平反的官员说：“在肃反中受到迫害的达2000万人（占苏联人口的十分之壹）。”党的领导人托洛茨基、季诺维耶夫、布哈林等人以及大批党政军高级干部遭到杀害（苏共17大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98人被杀害；军队中767名高级军官中，有512名被镇压；6名元帅中，有4名被处决）。毛泽东统治时期，继1957年对知识分子全歼性的整肃后，1966年又发动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史称“文革十年浩劫”。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劫难逃，迫害致死；从中央到地方的大批领导被指控为“走资派”，遭到不同形式的迫害。据叶剑英1978年12月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说法，“文革”整了壹亿人，死了2000万人，浪费了8000亿人民币。波尔布特执政的红色高棉，在短短的3年8个月（1975——1978年）时间里，对本国人民進行大批屠杀，竟使柬埔寨人口骤减了三分之壹（据《国际统计年鉴》1995年版）。当时柬埔寨人口约700余万，据此数计算，被杀戮人口在200万左右。这在死亡人数与国民人口相对值上创造了空前荒谬、空前血腥的记录。波尔布特在“文革”期间几次来北京取经，学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毛泽东曾向他推荐了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壹文，并盛赞他“妳们做到了我们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29
上述发生在三个国家的历史事件，说明无产阶级专政带给人民的是恐怖、迫害与灾难！这壹切都是在革命的名义下干的。正是：试图将其变成天堂的东西，却总是使壹个国家变成人间的地狱。作为后人，责备这壹理论的提出者无济于事，但是，既然这壹理论产生了如此严重的后果，那麽，这壹理论的不完备性、局限性是不容置疑的了。研究和廓清这壹理论中的缺陷应当是我们的责任。
1、“阶级国家”与“阶级专政”在现实中是壹种“虚幻”。
任何国家其权力只能为某壹“统治集团”所占有。所谓地主阶级是封建国家（应当是“皇权专制囯家”）的统治阶级，资产阶级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未免言过其实。在某种生产方式下，虽然有壹个阶级主导其生产活动，成为经济上乃至政治上的强势者，国家的内外政策因而往往向这壹阶级利益倾斜，但这壹阶级与国家权力的占有者（统治集团）不能画等号。
在封建社会，以皇帝为首的皇族集团代表国家，控制国家权力。如唐朝是李氏家族的国家，明朝是朱氏家族的国家，清朝是爱新觉罗家族的国家，所谓“家天下”也，如此而己。地主阶级则不享有国家权力，虽然在经济与政治方面与农民阶级地位悬殊，但与皇族集团不可望其项背。
在资本主义社会，国家作为壹种公器不容某个集团永久占有。各阶级、各集团可以通过组织政党，通过竞选，攫取有限的国家权力。那种把近代以来的西方国家说成是资产阶级专政，是难以服人的。
至于射秽主义国家，“阶级专政”的本质实际上是一党专政。统治者向被统治者所宣扬的“工人阶级领导”，“人民当家作主”的口号，只是壹个政治标签，只是壹个空名。国家权力的实际享有者和操作者（所谓“领导”） 是党的上层寡头和壹批所谓“为人民服务”的官员。在计划经济年代，工人是国家企业中的雇佣工人，只领取微薄的工资糊口；农民是公社里的农奴，连人身自由都难有保障。改革开放之后，他们中有越来越多的人边缘化了，贫困化了。“阶级专政”实在是壹种反讽。
“阶级专政”的“虚幻性”，其后果是带来了专政主体的不确定性。但是，它提供了壹面旗帜，而且是最革命的旗帜，谁打着（或篡夺了）这面旗帜，谁就可以对任何人实行专政，就可以有恃无恐地作恶作乱，无法无天。比如，“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文化大革命”，区区几个野心家对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道德造成了空前绝后的浩劫。
2、“无产阶级专政”对象（客体）的非科学性。
要实行专政，首先要科学地界定专政的主体与客体，即由谁实行专政与对谁实行专政。在应当对谁实行专政的重大问题上，既缺乏科学依据又缺乏法律条文。
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通常认为是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如资产阶级和壹切剥削分子。但是，对被推翻的阶级为什么要实行专政？众所周知，革命胜利后，经过土地改革，经过射秽主义改造，地主的土地及家财、资本家的资产都被剥夺了。地主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资本家也成了普通的市民。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对他们实行专政，就是拥有国家权力的强势力量对已经失去土地和资本的普通公民实行专政了。如果说，土改后的地主，工商业改造后的资本家与其他公民尚有区别，那麽，“区别仅仅在于历史”。至于他们的子女，“区别仅仅在于血统”。阶级，按马克屎的理论是按其生产资料的占有情况划分的，只有“种姓”才是按血统划分的。因此，之后几十年中所進行的“阶级斗争”与“阶级专政”，实际上是壹种“种姓迫害”，它在“文革”初期“血统论”泛滥时达到颠峰。
“无产阶级专政”相对于“资产阶级专政”，毛泽东说，前者是向后者学来的，所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过去妳专我的政，现在我专妳的政。如此，这不是壹种“阶级复仇”！这大悖于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的崇高信念。
更为严重的是专政的泛化与滥用。本来，对已经不是资本家的“资本家”、不是地主的“地主”实行专政，已经是对专政的壹种滥用了。以后，领导人又根据主观需要不断地制造新的专政对象，如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等。这里的壹个基本方法是，要把妳打成专政的对象，只要与“资产阶级”挂钩，或定壹个罪名（如对领袖的思想表示壹点疑问就是“现行反革命”）就可。这更是专政壹次次的泛化与滥用。
那些老的或是新的被专政的人是否是国家公民呢？如果是公民，那麽与其他公民有什么区别呢？如果有区别，那麽在法律上应当有“专政公民”与“非专政公民”的相应规定。可是至今在国家的任何法律中没有这样的规定。由此可以认为，把愈来愈多的公民群体任意地划定为专政对象从而粗暴地剥夺了他们的公民权利是壹种非法行为。我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长期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
专政对象的不确定性，给专政权力拥有者在实施专政中给出了很大的主观任意性，这既导致专政对象任意性与无限地扩大（在中国曾上演过“全面专政”的闹剧），还同时使专政成为不受限制的权力，结果使权力的为恶的灾难在全国持续泛滥。
3、剥夺资本、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其合理性不能成立。
这就要联系到马克屎的经济学说，特别是其“剩余价值论”；因为他的经济学说是他的“阶级斗争”与“阶级专政”的理论依据。这里姑且作壹些简单的提示。
第壹，“剩余价值论”是壹个理论假说。很明显的是，它夸大了工人的劳动价值贡献量。事实上，利润（剩余价值，即马克屎所说的工人剩余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实际上只是利润的壹部分；将剩余价值等同于利润的全部是不科学的）是诸生产要素投入的结果，而非单壹劳动要素的结晶。这里还涉及到“资本”的概念。马克屎著述了《资本论》巨著，可对“资本”概念只给出了比较含糊的定义：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他的意思是，用于支付劳动力价值的资本才是资本。他因此把生产中的各项投资分为“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认为除了劳动力之外的其他生产要素所耗费的资本在生产过程中都未有带来价值的增殖，因此都是“不变资本”。这种理论难以自圆其说。因为，资本作为增殖价值的母财都是可变的，壹旦投入生产或多或少都会产生价值的增殖。既然称之为资本，在生产运营中其价值都是可变的，不变的资本不能称为资本，“可变资本”壹词也因而是多余的。
第二，如果承认生产方式要求与生产力水平相适应，那么，经济剥削也是同生产水平相联系的，消灭剥削有待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可见剥削是壹种自然历史现象。因此，视剥削为罪恶的伦理价值观作为对弱势阶级的同情是可取的，但是，以行政权力壹概剥夺有产者并加以专政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第三，资本家作为“剥削者”不是它人格本质的全部，而只是它的壹个方面，而且，是非重要的壹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它是社会化大生产的组织者，投资风险的承担者，生产经营的管理者，国内外市场的开拓者。总之，资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代表，是先進生产力的代表。马克屎对这壹阶级的错误分析，同历史与现实存在很大的距离。
第四，资本家与工人之间不能完全认为是对立对抗关系；在生产活动中他们更多地是互相协作关系。资本家是生产活动中的主导者，工人在生产中的作用是在资本家的主导下得以发挥的。他们互相矛盾、又互相依存，遂使资本主义社会持续发展。依此推论，可以认为：阶级斗争虽然对社会生活会发生很大的影响，但社会发展、文明提升，更多的是在各阶级之间和平关系中演進的。马克屎为了论证其革命与专政的政治结论，阻碍了他对诸多复杂问题的全面思考。
根据马克屎的理论，中国人（不是全部）壹直把资产阶级与资本主义当作讨伐的对象，各种污秽的字眼全将之堆积在姓“资”的头上，什么“尔虞我诈”呀，什么“好逸恶劳”呀，什么“惟利是图”呀，什么“贪得无厌”、“贪图享受”呀，等等。然而在马克斯•韦伯（1864—1920）那里，对资产阶级的作为却作了另外壹种描述与界定，他提出了“资本主义精神”这壹概念，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壹书中将上述这堆污秽字眼壹壹予以推翻。在韦伯的笔下，塑造了资产阶级真实的新形象，那就是：诚信、勤俭、敬业、守法，他们为上帝而积累财富，在临终之际往往将巨额钱财捐献给教会或慈善机构。他们为事业而生存，而不是为生存才经营事业。韦伯这些文字发表于上个世纪之初。整整壹个世纪，中国人却没有发现“资本主义精神”的新大陆。
4、多数人可以对少数人实行专政？
无产阶级专政通常被解释为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它表示这壹专政的“正义”性。
多数对少数的专政，在历史上曾有发生，如古希腊的城邦民主时代，壹切由多数人说了算（所谓“民主是人民的统治”），曾发生过迫害思想家与科学家的暴行。法国大革命雅各宾专政时期多数人暴政又夺去了多少人的生命。中国“文革”时代，亿万“红卫兵”与“造反派”，喊著“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以雷霆万钧之势，横扫壹切，出足了多数人对少数人专政的威风。这是多数对少数实行专政的壹种情况。我们更要关注的是多数对少数实行专政的更多的情况是，少数人甚至个人，以多数人（如“人民”、“阶级”、“国家”）的名义对多数人实行专政。斯大林与毛泽东统治时期都发生过这类突出的事件。
在理论上还要辨明，多数人为什么无权对少数人实行专政？在现代民主制下，无论多数与少数，都享有同等的法权；任何人不能对任何人实行专政，不管是多数还是少数，都无此特权。在这种制度下，被剥夺公民权的人都经严格的法律程序与有确凿的违法依据，而不是凭多数人的意志；压根没有“地、富、反、坏、右”的所谓“黑五类”的非法称谓，也不允许杜撰什么“走资派”、“叛徒”、“特务”、“反动学术权威”之类的专政对象。在现代民主制下，选举与决策当然要遵循“多数决定”的原则，如果对问题的认同不可能“高度统壹”，反对与弃权的少数（或多数）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这少数派的命运在专制制与民主制下截然不同。专制制下，少数派受到歧视、压制与迫害；在民主制下，少数派受到保护，保护他们提出反对意见的权利，决不要求他们“服从多数”（“少数服从多数”是“民主集中制”的壹条重要原则），与多数保持壹致。保护少数的意义在于：多数不壹定正确；先知先觉者总是少数；少数的存在是纠错的重要动因，从而使错误不会像专制国家那样难以纠正；促使政府决策照顾到社会多元化的需求。因此，在民主制下，“保护少数”与“多数决定”同样重要。
5、“无产阶级专政”是临时的革命措施还是长远的制度安排？
马克屎对“无产阶级专政”这壹重大问题的论述所留下的思想资料及其稀少，似乎主要是《哥达纲领批判》中的壹段文字，这段文字仅72字（见本文第壹部分）。我们的分析仅限于这段文字。“无产阶级专政”可以理解为“临时的革命措施”，因为马克屎说，“革命转变时期”“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而“革命转变时期”自然是壹个较短暂的历史时期，不可能理解为漫长的历史阶段。然而，同样是这段文字，我们可以将“无产阶级专政”理解为“长远的制度安排”。因为这壹“专政”存在于“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的历史阶段；而共产主义社会是壹个阶级消灭、国家消亡、人人自由平等、实行按需分配的社会。人类到达这样的社会势必要经过长期的努力。这后壹种理解实际上是今人的认识加之于马克屎的。在马克屎看来，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并不需要经过壹个漫长的历史。问题在于，马克屎的这种估计，与真实的历史发展存在很大的误差，也因此，本来是在短时期中实行的无产阶级专政，在后人那里就演化为“无限期”坚持的专政了。这壹切，都是马克屎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缺乏明确的时间概念所导致的结果。
历史从来不是按照先哲的设想那样发展的。既然马克屎对无产阶级专政缺乏应有的理论阐述与制度交代，既然他对历史的发展進程的估计与现实的历史发展存在着明显的误差，那么后人有责任纠正马克屎的“专政”论断中的错误。那就是：将壹阶级主宰之专政权力转变为民有、民治、民享的公共权力，将暴力为依凭的权力转变为法律为支撑的权力，将无限、绝对的权力转变为有限的受制约的权力，将以政治权力为中心的社会转变为以公民权利为中心的社会。不要寄希望于美好的未来，重要的是从现实中去争得每个人应享有的自由权利。
“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践走向
马克屎的国家观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设想，在实践中导致了国家权力的集中，由于国家权力的集中和高度集中而导致极权，导致权力的滥用和权力的腐败。这里，只简单分析国家权力的集中。
1、国家权力机构是通过暴力革命建立的，因而是胜利者的专利。
民主制下，政府的权力在每隔几年的大选中和平更替的规则，对这类国家绝对无缘。这类国家的政治首脑都是实际上的终身任职制，长期处于权界高位，享有无限和绝对的权力，对权力的专制和滥用势不可免，而且难以遏制。中国目前最高层领导的任职虽结束了终身制，却创造了由
前代领导人指定继任接班人的“代际政治”。1989年，邓小平，还包括李先念和陈云，以非法手段罢黜赵紫阳总书记的同时，指定江泽民为中共总书记，并且还指定胡锦涛为江之后的总书记。对中国的政治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后果。
2、理论与实践的严重背离：理论上说是“无产阶级专政”，或曰“人民民主专政”； 在实践中所实行的是“党专政”，是党上层的“寡头专政”，或“个人专政”。
前面已指出，“阶级专政”在现实中是壹种虚幻。阶级怎么专政呢？实行专政的只能是认为代表这个阶级所谓“先進分子”的少数人的专政，即党专政。列宁承认了这个现实，因此坦率地提出，专政只能是由它的先锋队来组织实现实的。列宁说：“无产阶级的专政不能由包括整个这个阶级的组织来实现”，只能由它的“先锋队”——共产党，“才能实现这种专政”30。这样，阶级的专政就演变为少数人的专政了。这是列宁对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发展。但这种发展包含着壹个十分重要问题，即少数先锋队专政如何确保“阶级专政”的性质不发生变异呢？这壹点列宁没有从制度上加以解决。相反，他批评了那种把党专政与阶级专政对立起来的观点。他说：“‘是党专政还是阶级专政？是领袖专政还是群众专政？’——单是这种问题的提法就已经证明思想的混乱到了不可思议的无可救药的地步。”在这里，列宁武断地否认了党专政与阶级专政的某种区别，他因此认为：“群众是划分阶级的；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这都是起码的常识。”31 列宁的这段文字壹直被认为是群众、阶级、政党与领袖之间的关系的经典论述，由此得出结论，阶级专政就是党专政，党专政就是领袖专政。“阶级专政”最终演绎为“领袖专政”，这是列宁对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又壹发展。可见，列宁为“阶级专政”嬗变为“党专政”与“领袖专政”已铺平了道路。
之后，斯大林提出了“代理人”的概念，把无产阶级专政更明确地强调为个人专政。他认为：“真正管理国家的并不是那些在资产阶级制度下把自己的代表选入国会或者在苏维埃制度下把自己的代表选入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人。不是的。实际上管理国家的是那些真正通晓国家执行机关事务和领导这些机关的人。如果工人阶级真正想掌握国家机关来管理国家，它就应当不仅在中央，不仅在讨论和决定问题的地方有自己的有经验的代理人，而且在贯彻决议的地方也有自己的有经验的代理人。只有这样才可以说工人阶级真正掌握了国家。”32 几年之后，斯大林把党的领导与发挥苏维埃机关和社会团体的作用对立起来，认为后者的“作用愈增大，它们对党的压力就愈显著，它们就愈顽强地力图削弱党的领导，它们对党的反抗就愈猛烈。”33 列宁与斯大林的上述思想使党和领袖的权力成为绝对无限的权力。
斯大林的“代理人”理论是在告诉人们，苏联有了斯大林这样“有经验的代理人”，“才可以说工人阶级真正掌握了国家”。有了斯大林这样的“神”，什么民主选举呀，议会制呀，统统都不需要了；无产阶级专政使人民拥有壹切。对这样的“代理人”妳们还不由衷的拥护、信任和崇拜吗？所以“代理人”理论使“无产阶级专政”進壹步蜕变为赤裸裸的“个人专制”，由此还诱导出“个人崇拜”。显然，这壹理论是对“主权在民”和宪政制度的反叛。
人们从“代理人”壹说中自然会联想到“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三个代表”编造者自以为煞费苦心，官方的壹切媒体持续大肆鼓噪；2002年写進了中共党章，2004年又加载国家宪法，似乎是壹个伟大的创新。实际上，“三个代表”说与“代理人”说如出壹辙！无非是说，现在妳们有了我这样英明、正确的代表，还不由衷地拥护我啊？所不同的是，有点具体化了。我不是某壹方面的代表，是“三个代表”；我不是普通的代表，是先進代表；我不是人民某些利益的代表，是根本利益的代表。但“代表”得愈多就“专制”得愈多。“三个代表”乃是“专制”的别名，或者说，是苏共久加诺夫“三垄断”的伪善表述。苏共解散后久加诺夫醒悟到，苏共垮台是因为它长期坚持“三垄断”的制度：垄断真理的意识形态制度；垄断权力的政治法律制度；垄断利益的特权制度。34 今日的世界，专制与垄断已是明日黄花，无可奈何花落去，孤苦伶仃，气息奄奄。“三个代表”的说辞，决不可能阻挡民主的潮流。
上述的分析表明，从阶级概念这壹逻辑起点出发，其演绎進程是：阶级——阶级专政——党专政——个人专政。历史与逻辑的统壹如此默契，令人深思！
不可否认，公共权力论在实施中也有诸多漏洞。它在18世纪直到20世纪上半叶的制度化实践中也存在互相脱节的情形。这正是马克屎和列宁否定资本主义民主制的理由。马克屎指出，资本主义民主是法律上的平等而事实上的不平等。自由只是商品买卖的自由，劳动力买卖的自由。工人的劳动失去了通过自由发挥自己的体力劳动和智力劳动来实现自己发展的条件，他们“生产得越多，自己能够得到的就越少，就越贫困，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大，工人所亲手创造出来的反对自己异化的力量也就越是强大，人越是成为实现他人目的的工具，也就没有自己的目的。”35 列宁也批判资本主义民主对富人是天堂，对穷人是骗局和陷阱。是的，资本主义早期的民主制存在不少缺陷，如选举制，有着财产、性别等条件的限制，民主制只能认为是贵族民主制。但是，对这种民主制缺陷的批判指向只能是民主制理论与实践的某种脱节，应该要求克服民主制在实施中的不彻底性，而不是去否定民主制本身。比如，我们不能因为“主权在民”贯彻得不彻底而否定“主权在民”的原则，不能因为社会生活中的某些不平等现象而否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如此等等。重要性还在于，资本主义民主无论是早期还是直至今天都不能认为是白璧无瑕的管理人类的制度，但正如普列汉诺夫早在1918年的“政治遗嘱”中所说，“资产阶级民主，即使是打了折扣的，毕竟仍然是民主”；还指出：“民主即人民的权力不可能是资产阶级的，也不可能是无产阶级的”。36 无论如何，民主制毕竟比专制、比暴政要進步得多。我们不要忘记，正是借助于资本主义民主的政治舞台和人文环境，马克屎才可以几十年如壹日地潜心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揭示资本剥削劳动的秘密，并且可以公开出版主张以暴力推翻资本主义的壹系列著作。尽管马克屎壹生的经济生活十分艰困，但自由的学术研究着实让中国知识分子羨慕不已。
3、实行 “无产阶级专政”，马克屎想象的是“善”，现实上演的却是“恶”。
西方思想家根据对人性的弱点的考虑，在政治制度的设计中作出权力制约的安排，防范有权人以权谋私或对权力的滥用。马克屎则没有对这个专政可能产生的消极性设防。他研究“资本”的罪恶，却无有研究“权力”的两重性；他设想人类社会的远景，却没有思考这个政权会给未来社会带来什么后果。或许，在他看来，无产阶级是“大公无私”的伟大“救世阶级”，他担负著打碎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神圣使命，因而对自由主义思想家提出的权力制衡思想不屑壹顾，反而对“议行合壹”的巴黎公社赞扬备至。他认为，无产阶级只有改变其阶级地位才可能改变其生存状况，却没有回答，当这个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之后，人性中的自利乃至贪婪之心是否会有所滋长？既然无产阶级起来革命首先是为了自身的利益，那麽，革命成功之后，难道不会首先从胜利果实中索取回报？或许，马克屎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对此已有回答。那就是，为了防止政府官吏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公社采取了“两项措施”。但是，略有常识的人都不难知道，这“两项措施”在正常情况下是很不切合实际的。对政府官员的“随时罢免”谈何容易！即使对官场進行监督也须有专门的法律与健全的制度保障；真的可以“随时罢免”，也足见其制度的不甚成熟（如“文革”时期，造反派可以任意夺权）。至于公社委员只“领取普通工人的工资”，若转变成制度常规也只能说是壹个政治童话。若加以推行，效果如何？——或者不愿去政府服务；或者消极怠工，得过且过；或者籍权力之便捞取灰色或黑色收入。人类为恶的智慧在权力不受约束的环境里，“无产阶级”决不会比“资产阶级”逊色。这壹点在苏联和中国的“专政” 史中都有了充分的证明。
马克屎主义在实践中导致社会生活中自由的严重丧失，不仅仅限于本文所列的壹些理论缺陷。譬如，十分重要的，他还提出要“消灭私有制”，“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代之以公有制与计划经济。这壹理论缺陷与所产生的后果，由于篇幅所限，不再展开论述。对于这种后果，马克屎或许是应该知道的，因为他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就明确指出，劳动资料—生活源泉的垄断是无产阶级的“依附性及壹切形式的贫困和奴役的原因”。既然如此，马克屎所设想的社会壹旦变成现实，社会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以及社会的生产活动将产生比资本主义社会更高度的集中和垄断，那麽，生活在这种体制下的人们，对垄断壹切的国家势必更加依附，并且更加贫困和更加受其奴役。这已被以后的历史所证实。
马克屎思想中存在上述重大疏漏，或许是，在马克屎看来，无产阶级是壹个无私的阶级（它同私有制和私有观念实行“彻底决裂”），因而寄予厚望。如果无产阶级也是惟利是图、见权望义，觊觎眼前物质利益而放弃远大抱负，怎么可能完成共产主义的伟业呢！马克屎在无意之中神化了无产阶级。在他的思想中，把壹切爱与美好的东西都给了这壹阶级，把壹切恨与丑恶的东西给了另壹阶级。壹个伟大的“救世阶级”——无产阶级降世了。它向世界宣告，天降大任于斯人，未来由我们所主宰，英特纳雄耐尔，壹定要实现！20世纪上半叶，射秽主义事业不断地在壹些国家取得辉煌的成就，大有“东风压倒西风”不可逆转之势。然而，射秽主义梦幻般的发展，是壹步步地走向专制，而不是走向民主。马克屎的美好预言，现实中降临的却是壹次又壹次的灾难！1848年马克屎曾宣告：“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以后的实践却反其道而行之：人们得到的是壹条条的锁链，失去的是整个世界。至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射秽主义在这些国家划上句号。这些重大历史事件，令人震惊，令人感慨，令人醒悟。马克屎、列宁的理论的正确性也因此受到质疑。马克屎若地下有知，壹定也会反思自己的理论缺失。
苏联（1917—1990）与中国（1949— ）的历史都启示着人们：神化壹个阶级（无比伟大），神化壹种主义（无比正确），神化壹个政党与领袖（无比英明），以及神化壹种制度（无比优越），都是幼稚的，愚蠢的。因为神化的前提是否定自我，神化的结果是灾难。妳越是神化某种对象物，妳就越是在亵渎妳自己，妳就会遭到这个对象物的任意玩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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