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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以党性取代人性的国度，一个以权力代表正义的社会，一个以强势欺压弱势、组织霸凌个人的群体中，我要大声呼唤正义勇士的出现。
我们的法律已成助纣为虐的帮凶，善良的心正在哭泣，罪恶之花开遍了被党性玷污了的人性中每一个角落，每一对瞳孔的背后都隐藏着一具贪婪的野兽，伸出的每一双手，都烙着罪恶之花的毒液那斑斑印记，所以，我要大声呼唤正义勇士的出现。
我们何曾忘记过英雄杨佳？他那句“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的豪言，就是对流氓警察的一个宣战。如果说，与杨佳事件同年发生的魏文华事件（2008年1月7日下午，湖北省天门市水利建筑公司总经理魏文华与公司党支部书记王述堂驾车经过天门市湾坝村时，因拍摄该市地痞城管暴力过程而被多名城管围殴致死。）当时魏文华是拿着刀棍冲入去与城管对打后才被打死的，那么他自然就不是一个屈死者，称他为正义勇士一点也不为过。
而最近，复旦大学海归教师姜文华，被党委书记王永珍长年欺凌，又惨遭辞退的结局后，为平衡心态不得已割其喉致其身亡，此举无疑会令那些盛气凌人者们有所收敛。这以一己之力，灭恶者的嚣张气焰以助他人，真英雄也！
其实，复仇的故事贯串着我们整个中国历史。《礼记》上就记载：“父之雠，弗与共戴天；兄弟之雠，不反兵；交游之雠，不同国。”意思是说，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杀兄之仇，随时可以报复，路上见了仇人，抄家伙就上；杀友之仇，不与仇人同待一国。《礼记原文》中，子夏问于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寝苫枕干，不仕，弗与共天下也。遇诸市朝，不反兵而斗。”翻成白话文就是子夏问孔子：“对于伤害父母的仇人，应该怎么办?” 孔子说：“卧草而睡，枕盾而眠，不出去做事，绝不跟仇人同活于世。如果在公共场所遇到仇人，不回家找兵刃，直接徒手与他搏命!”
我们都知道“冤有头，债有主”这话。不乱杀无辜，敢作敢当，正是勇士的特质，这就难免令人赞叹不已。而在汉宣帝建初年间，有人杀了侮辱其父的人，他亲自下诏，免除死罪。随后一部《轻侮法》横空而出，其中规定：凡杀死侮辱父母的人都可以免除死罪。这大概是中国的第一部复仇法了。
以下说说我们历史上几个弱女子复仇的小故事，以励堂堂八尺男子汉们。
凉州酒泉郡有个女子赵娥，在三个兄弟都病故后，她的父亲某天被本地人杀害。于是赵娥随身带着刀具，经常坐在帷车（有门帘遮挡的车子）上埋伏仇家，坚持了十多年，终于得手。随后赵娥去县府自首，说：“父仇已报，请就刑戮。”县长尹嘉十分钦佩赵娥，竟弃官不做，干脆保护起赵娥的逃亡了。西晋的名士安定皇甫谧赞扬赵娥“为父母之仇，不与共天地，盖男子之所为也。而娥亲以女弱之微，念父辱之酷痛，感仇党之凶言，奋剑仇颈，人马俱摧，塞亡父之怨魂，雪三弟之永恨，近古已来，未之有也。诗云‘修我戈矛，与子同仇’，娥亲之谓也。”
北宋太宗雍熙年间，一个叫做甄婆儿的女子，在十岁时目睹母亲刘氏与同村的董知政发生争执，被董知政杀死。甄婆儿将尚在襁褓中的妹妹托付给邻人张氏乳养，自己远走他乡避仇。数年后，甄婆儿长大成人，回乡祭母，在母亲坟前恸哭，随后拿了一把斧头，藏于袖中，悄悄摸至董知政家中。董知政正在逗儿子玩，甄婆儿趁其不备，“出其后，以斧斫其脑杀之”，报了杀母大仇。当地官府在抓获凶手甄婆儿之后，上奏朝廷，请皇帝裁决。那么宋太宗如何判决这一起复仇案呢？按《宋史•孝义传》的记载，“太宗嘉其能复母仇，特贷焉。”
号称“东南王”的军阀孙传芳，东南五省在他的治理下，发展还算不错，百姓也对这个军阀有一些赞美。当时军阀有个规矩，叫“将官免死”，也就是兵败了当官的不杀，毕竟大家生逢乱世，风水轮流转，都怕有个不测，不如“官官相护”。但孙传芳坏了规矩。他把一个兵败的老军阀施从滨给杀了，不但杀了，还悬首三日，余下的俘虏也尽皆斩首。施从滨20岁的女儿施剑翘听闻父亲惨死，还被枭首示众，即写下一首明志诗：“被俘牺牲无公理，暴尸悬首灭人情。痛亲谁识儿心苦，誓报父仇不顾身。”随后把希望寄托在堂兄施中诚身上，可彼时孙传芳势大，报仇谈何容易？堂兄施中诚反而劝施剑翘打消报仇的心思，施剑翘大怒，与施中诚断绝了关系。后来下嫁施靖公，因为施靖公答应助她雪仇。然而，也许只是施靖公一时意动，答应施剑翘的事一拖再拖，在施剑翘为他生下两个孩子后，两人终于决裂。施剑翘十年隐忍，似乎无所作为，她亦有感于心，吟诗“翘首望明月，拔剑问青天”，满腔愤恨，却无可奈何。风水轮流转，施剑翘苦候十年，终于等到机会：孙传芳兵败失势，隐居天津佛堂。无权无势，又住在僻静的地方，岂不是天赐良机？在摸清孙传芳作息规律后，施剑翘立下遗嘱《告国人书》，就决定行刺了。1935年11月13日，孙传芳死在天津居士林佛堂，而杀他的人不过是个年仅30的女人。这场刺杀落幕后，仅过十一个月，施剑翘便被特赦出狱了。
从这三个弱女子复仇故事中不难看出，我们没有被党性污染的古人的人性还是具备的。而现在，由一个思想一个党性统治下的十几亿韭民们，他们在被任意宰割欺凌的时候，他们有击鼓申冤的地方吗？他们有与党性无关的公、检、法主持公道吗？他们能有象清末时“杨乃武和小白菜”那样幸运，通过媒体《申报》大量追踪报道而翻案吗？现代的复仇者，其对象和内容，早超越了仅局限于杀死侮辱父母者这一范畴了。
2018年大年三十发生的张扣扣报复仇杀三人案，《新京报》发布冀莹文章评论说《张扣扣被判死刑，私力复仇不具合法性》。正义网发布评论文章说，《现代法治必须彻底摒弃私力复仇》。这两家媒体的文章，打着所谓“合法性”“现代法治”的幌子，大肆指责“私力复仇”。我相信它们不会不知道它们所指的“法”，就是共产党一手遮天的“法”，就是欺民霸弱的“法”，就是为共产党谋财害命的“法”！
日本著名法学家穗积陈重说：“人们不会依赖无法令人满意的法律。”是的，在全社会都被这恶“法”笼罩之下，在媒体都成了共产党的喇叭之时，在韭民被凌辱中忍无可忍之后，私力复仇的存在，早已得到了全体韭民的认可和支持；也只有通过私力复仇的不断涌现，才能起到杀一儆白、杀三儆千、惩恶劝善地阻止罪恶的漫延，波及更多的受害者。
人们永远不会忘记英雄杨佳，永远不会忘记勇士张扣扣、姜文华的！请相信我。因为目前我们的社会仅存在两种人：害人者和被害者。

——此文写后得知，在七一那天，香港有勇士当街刺杀恶警后自杀身亡。我以崇敬之心向这位勇士抱以最深的哀悼：你永远活在正义者的心中，你果敢的行动，将是后之来者的光辉榜样，在诸多正义勇士抗争恶党的历史记载中，你用你的生命向国人昭示了港人不屈不挠的精神，你用你滚烫的热血书写下了浓重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