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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中国劳工论坛

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

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驱动了过去几十年的资本主义全球化。跨国公司——尤其是美国的跨国公司，从中榨取了巨额利润；而他们对于中国的独裁政权和中国工人的状况并不关心。对于中美两国的统治阶级来说，这是一个双赢的过程；与此同时，经济增长和低​​通胀缓解了矛盾，并掩盖了中美之间矛盾的积累。

这个过程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而情况也开始发生变化。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英德帝国主义之间的对抗相似，今天的美帝国主义在经济、技术、金融、军事和国际关系等各个领域都受到了中国的挑战。列宁解释说，帝国主义引起了“许多特别尖锐特别剧烈的矛盾、摩擦和冲突”；在1914年，这种冲突最终导向了一战；而在今天，这种冲突表现为中美冷战。

长期的帝国主义对抗

历史清晰地证明，华盛顿从不惮于用战争和武力来维持其权力，为此美国建立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军事力量。而作为美国的挑战者，中国对劳动人民和一切反对派实施了残酷专政。中美两国现在已经准备好進行长期的全球帝国主义对抗。冷战的冲突程度可能时强时弱、有新的转折或结盟，但冲突不会消失，两国的军备竞赛将继续不断升级，军费开支和武器出口将继续创纪录增长。

射秽主义者和工人阶级必须抱有独立的革命射秽主义立场，组织斗争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势力。虽然美国资本主义政客现在突然开始谴责中国的独裁统治，但他们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一直对其视而不见——他们至今也没有对沙特阿拉伯等独裁政权表示任何异议。没有任何帝国主义力量或其军事力量会“解放”被压迫者。同理，反对美帝国主义无论如何也不能成为支持北京政权的理由；但一些“左派”团体支持美国2011年轰炸利比亚，还有其他一些认为批评中国独裁统治是在支持美帝国主义。

毫无疑问，受益于今天的中国政权是些什么人。中国是一个极度不平等的社会，全国有878名亿万富翁，远远超过美国的649名，而且其中有257名是在2020年疫情期间跻身亿万富翁行列的。同时，教育、医疗和住房也被广泛私有化，工人没有任何权利。当局强拆迫迁、环境丑闻等问题屡见不鲜。

真正的射秽主义者必须支持所有地方的工人斗争。在中国争取权利的工人遭到政权的严厉镇压，包括绑架、酷刑和监禁。在中国，数百万人受雇于警察、军队、情报机构和庞大的监视机构。这个庞大的镇压系统既与中国公司合作，也与美国和西方公司合作。所有资本家和政府都害怕任何可能的革命运动——他们有时虚伪地支持运动，但目的只是为了破坏这些斗争。

国际射秽主义道路（ISA）支持工人阶级的团结，并支持中国、香港和国际工人的斗争。任何在工作条件、就业、工资、环境、教育等重要领域的斗争都必然会立即成为反对中共专政的斗争，就算是地区性的上访和抗议最终也会遭到残酷的国家镇压。因此，民主诉求——抗议权、组织工会权、互联网和新闻自由——是中国和香港斗争的核心，它与改善生活条件和环境的斗争密切相关。民主诉求也成为了革命性的诉求，因为这会​​​​​​​威胁​​​​​​​中共政权，所以只能通过工人阶级的革命群众斗争来实现。

射秽主义者必须为中美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做好准备。真正的工人阶级国际主义意味着团结对抗全球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体系，意味着工人和被压迫者夺取政权。

什么是帝国主义？

对于帝国主义的经典马克屎主义分析范例是列宁1916年所著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为了解释这个新阶段，他从较长时间在世界范围内分析了全球资本主义，并形成了今天马克屎主义者所持有的观点：帝国主义随着资本集中而发展；日益壮大的大公司成为垄断企业，这是“现阶段资本主义发展的普遍规律”；大企业与银行紧密连接并受其控制，这意味着金融资本取得了主导权；帝国主义是腐朽和寄生的资本主义：“大部分利润都流向了操纵金融的‘天才’”，投机资本和产业资本之间不再有任何边界。

列宁所描述的帝国主义的一切特征都已经在中国存在了几十年。中国经济正在为全球市场生产商品，但利润的分配对各国资本家来说都是私人的。在中国，具有国家资本主义特征的少数垄断企业在金融、能源、互联网等所有经济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列宁在书中也强调了德国等国的大企业如何与银行和政府建立“个人联系”；而土地征收和投机问题也在中国引发了许多抗议。

中国的私营企业和大资本家正在与中共专政携手合作。中国的顶级亿万富翁被吸纳入党，中国的部长、将领和党的领导人比全球任何其他政府官员都富有。列宁的“富豪和官僚”概念以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在中国得到了完美展现。但是，与所有资本主义社会一样，这绝不会带来稳定，只会积累矛盾，并带来新的危机。

不存在的超帝国主义

考茨基认为帝国主义将联合成为“超帝国主义”的联盟，战争和冲突将不再发生，而金融剥削将继续。这是一个与马克屎主义相左的论点，列宁强烈反对卡尔·考茨基的理论。马克屎主义将资产阶级定义为民族的资本家阶级，他们无法超越自己的民族利益。此外，超帝国主义理论助长了帝国主义和平发展的幻想，它将资产阶级设想成了铁板一块，忽视了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冲突和分裂。

列宁认为“帝国主义的重要特点，是几个列强争夺霸权，即争夺领土，其目的与其说是直接为了自己，不如说是为了削弱对方，破坏对方的霸权”；现代帝国主义意味着几个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

美帝国主义是二战后资本主义阵营的领导者，在冷战中主要对抗苏联，但也对抗中国。中苏两国的经济是非资本主义的官僚计划经济，并由“共产党”独裁统治；中苏两国的共产党不是真正的政党，而是国家机器。当斯大林主义在苏联解体、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时，美国似乎成为了唯一的超级大国。

但是，列强之间的力量关系——主要是经济力量的关系，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相对于美国，中国经济迅速增长，而亚洲成为了经济增长的主场，世界格局发生转变，美国遇到了挑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像是19世纪70年代以后德国资本主义对英国的挑战。在钢铁等关键产品的产量上，德国的产量从英国的一半提高到了英国的两倍。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列宁问道：“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除了用实力来解决矛盾，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但今天，中美之间爆发了冷战，之所以没有爆发热战，是由于能摧毁整个地球的核武器的存在，以及绝大多数民众的反战立场。

中美发动类似于叙利亚的代理人战争是可能的，而目前中美之间还不太可能爆发全面战争。冷战将维持；但与许多预测相反，双方的统治阶级很可能因此受到挫败。最初的民族主义支持将被冲突所带来的国内、阵营内的严重政治、经济、环境和社会危机所抵消。

瓜分世界

在列宁对帝国主义的定义中，垄断的发展和金融资本的角色与全球化有关：全球化决定了资本的输出、跨国公司的发展以及资本主义强国的领土划分。在十九世纪的后几十年里，主要的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了世界。列宁指出，“瓜分这种赃物的是两三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全身武装的强盗”。这是“发达国家大量‘资本过剩’的结果”。由于资本的集中和垄断，资本家不得不面对地价相对低、工资低、原材料便宜的欠发达国家对资源、市场、利润和权力的争夺。这也是一场“势力范围之争”。

在19世纪，英国是全球市场的最大生产国。它在生产纺织品、机械等方面的技术优势摧毁了其他国家（例如拉丁美洲）的本地小规模生产。尽管列宁将这一过程描述为“最终的瓜分世界”，但他也强调“重新瓜分是可能的，并且是不可避免的”。这个论断从那以后一再得到证明，不仅是在两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中。美国在20世纪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帝国主义强国，将其他帝国主义列强推到了后座。

由于中国过去看起来甘于充当分包商，所以美帝国主义在很长时间内容忍了中国的经济增长。然而，习近平上台后，中国有望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两个大国之间的平衡发生了变化。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在2008-2009年的全球危机中受到的损害似乎较小，中共政权并采取了一些大胆的措施。 2015年发布的“中国制造2025”规划剑指技术领域的领导地位，并试图减少对西方和美国的依赖。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与各大洲100多个国家政府之间的巨大协议网络，它的推出标志著中国正在遵循资本超越国界的一般规律行事。通过贸易、贷款和债务，“一带一路”的公路、铁路、港口、机场、管道等基础设施网络将参与国与中国的经济联系了起来，增加了参与国对中国技术的使用，让中国能够从参与国的基础设施、能源和土地中受益。从2009年到2016年，中国每年的外国直接投资翻了两倍，达到了接近2000亿美元。 2005-2020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流出总额接近2.1万亿美元，其中三分之一是对能源的投资。

铁路

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列宁写道：

“建筑铁路似乎是一种普通的、自然的、民主的、文化的、传播文明的事业。在那些由于粉饰资本主义奴隶制而得到报酬的资产阶级教授看来，还有在小资产阶级庸人看来，建筑铁路就是这么一回事。实际上，资本主义千丝万缕的密网，把这种事业同整个生产资料私有制连结在一起，把这种建筑事业变成对10亿人（殖民地加半殖民地），即占世界人口半数以上的附属国人民，以及对‘文明’国家资本的雇佣奴隶進行压迫的工具。 ”

“在殖民地及亚美两洲其它国家建筑20万公里的新铁路，这意味着在特别有利的条件下，在收入有特别的保证、铸钢厂可以获得厚利定货等等的条件下，新投入400多亿马克的资本。”

十年来，已有34个国家与中国公司签订了新铁路建设合同。其中包括中国-老挝、亚的斯亚贝巴-吉布提、蒙巴萨-内罗毕、拉各斯-伊巴丹以及许多其他大型铁路工程。它们由中铁负责建造，由中国贷款提供资金，并使用了大量中国工人和技术人员。 2013-2019年，各国政府与中国企业共签署了总值616亿美元的铁路项目。基础设施项目不是慈善机构，而是旨在更有效地运输進出口，为中国提供石油、矿产和其他自然资源，并在中国政权与世界各国政府之间建立政治联系的项目。

债务

早在1916年，列宁就指出金融资本对需要它的国家有很强的控制力。 “国外的很多国家，从西班牙到巴尔干，从俄国到阿根廷、巴西和中国，都在公开或秘密地向巨大的货币市场要求贷款，有时还要求得十分急迫。”此外，他还展示了贷款如何与贸易需求挂钩：“最常见的是，规定拿一部分贷款来购买债权国的产品，尤其是军用品、轮船等等”。

21世纪的中国已经成为了债权国和主要资本输出国。经济学家霍恩、莱因哈特和特雷贝施在《哈佛商业评论》2020年2月号上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中国政府及其附属机构已向全球150多个国家提供了约1.5万亿美元的直接贷款和贸易信贷。这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官方债权人——超过了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所有经合组织等传统官方贷款机构的总和。”

大多数贷款与中国的基建和自然资源投资有关，并造成了债务国极度依赖中国的结果。同时，大多数贷款都是按照市场利率收取利息的，只有不到百分之五免息。

“据估算，50个接受中国援助的主要发展中国家欠中国的平均债务存量已从2005年占债务国GDP的不到1%增加到2017年的15%以上。其中十几个国家（吉布提、汤加、马尔代夫、刚果共和国、吉尔吉斯斯坦、柬埔寨、尼日尔、老挝、赞比亚、萨摩亚、瓦努阿图和蒙古）欠中国的债务占其名义GDP至少20%。”（霍恩、莱因哈特和特雷贝施）

这项截至2017年的中国贷款调查，凸显了其在全球金融资本中的重要角色。“加上投资组合债务（包括中国央行购买的1万亿美元美国国债）和贸易信贷，中国政府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债权总额超过5万亿美元。换句话说，截至2017年，世界各国欠中国的债务占世界GDP的6%以上。”（霍恩、莱因哈特和特雷贝施）

2020年11月，赞比亚成为疫情期间第一个出现债务违约的国家。其112亿美元的债务中，有30亿是欠中国的，但实际上对中国的欠款远超这个数字。中国对这个非洲第二大铜生产国特别感兴趣。在疫情期间，北京还承诺提供贷款用于购买中国疫苗，例如北京最近向斯里兰卡提供的5亿美元就是用来购买新冠疫苗的。

中国向外国提供贷款的目的不是改善其穷人的生活。相反，就像赞比亚一样，债务国的财政逐渐被还款蚕食，工作条件随着剥削的增加和贫困的加剧而恶化。 “一带一路”倡议中的许多参与国都是专制政权，不断破坏民主；而中国的政权和制度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组成部分。

中国民族主义势力已成脱缰野马

近来，中国民族主义发展已经“失控”。就连之前的民族主义一号护旗手、《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進似乎也对目前的民族主义之歇斯底里感到不安。总的来说，中共（尤其是习近平的独裁统治）严重依赖在社会上制造民族主义情绪来为政权提供支持基础。从历史上看，情况一直如此。但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显著放缓，以及当局全方位强力压制对其潜在挑战，支持政府的民族主义变得更加重要。我们现在是否已经看到这样的迹象：即使是习近平政权也控制不住它制造的民族主义浪潮？

胡锡進“伪装成爱国者”

今年5月1日，中国政法委新浪微博官方帐号“中国长安网”发布微博，用一张图比较所谓“中国点火”和“印度点火”——中国发射长征八号运载火箭和印度焚烧死于新冠肺炎的民众遗体的画面，以讽刺印度抗疫不力却还想和中国作对。这条微博虽然随后被主动删除，但已经引起争论。复旦大学教授、中共喉舌《环球时报》的长期供稿人沈逸发微博声称“这图挺好的”，并把批判“中国长安网”那条微博的人称作“圣母婊”。而胡锡進作为《环球时报》总编辑，这次明确反对做前述的比较。

印度从4月开始的疫情反弹令每日死亡人数突破纪录，就官方数据而言，成为全球新冠肺炎死亡案例第三多的国家（仅次于美国和巴西），死亡人数超过30万。医疗系统已经崩溃。

胡锡進发微博称，官方机构帐号应当“高举人道主义大旗”，还说应当“冷静、深入”探讨官方机构帐号如何把持涉外舆论的言论尺度。然而，胡锡進这番言论一出，沈逸及其他一些年轻民族主义网军便纷纷炮轰胡锡進是“露出尾巴的公知”“骑墙派”“伪装成爱国者”。实际上，胡锡進从来都是忠心辩护中共当局所作所为，不过是害怕“中国长安网”那条微博有损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外宣才采取“温和”的姿态。如今连胡锡進这个一贯的民族主义者都被贴上“公知”甚至“卖国贼”标签，可见中共自己培养的民族主义者已经发展到了多么激進、连官媒都觉得要降温的地步了。

今年6月初，中国青年作家蒋方舟在2016年前去日本参加交流活动、在去年7月接受NHK采访的片段被部分网民发现。这两个事件分别被歪曲为“收取日方资助在中国替日本做文宣”和“想方设法证明中共的体制有问题”，因此蒋方舟被很多爱国“愤青”批判、用“蒋大佐”“皇军认证”等字眼讽刺。胡锡進也卷入了相关讨论，指参与他国出资的交流活动可以促進信息交流、同时捍卫中国的立场，结果被极端民族主义分子打成“皇协军洗地”，搞到胡锡進被迫在8日发微博呼吁“爱国网友保持克制”。中国民族主义发展“失控”再度得以体现。

“可信、可爱、可敬”

这些担忧似乎已经达到了最高水平。习近平在5月31日中共政治局的一次讲话，亦显现中共不想民族主义发展太过火。当天，习近平表示，中国要努力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形象，对外宣传中要“谦逊谦和”，与近年来的战狼外交风格做对比，这一转变犹如精神分裂。复旦大学教授、《这就是中国》节目常驻嘉宾张维为则被请去中共政治局“讲课”。从张维为近期受访强调西方要了解中国模式、“遏制中国根本行不通”来看，习近平政权的民族主义总路线其实没有变，变的只是尝试让外交更有技巧（尽管大概也是徒劳）。

“战狼”与帝国主义

自从2018年中美贸易战以来，中国外交作风趋于强硬，被称作“战狼外交”。而由于中美两大帝国主义强国之间的冷战，中共政权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这场冲突不是由哪个政府的政策或外交“基调”引起的，而是这些政策更深层次的表达。这场冲突是由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引起的，正如列宁所解释的那样，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发展成为帝国主义这个“最高阶段”。1980年代以来，各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遏制，但自2007-2008年在美国开始的经济危机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炸式增长破坏了这种不易的“和平”。2011年以来，美国政府越来越公开表达对于中国崛起、在经济和军事上挑战美国的“关切”。习近平政权以更具攻击性的外交政策進行反击（“一带一路”和南海战略便是两例）。因此，争夺全球主导权的斗争進入了冲突升级的新阶段，“国家安全”（各国统治阶级的权力）现在比短期经济问题更重要。

2020年，利用中国初期防堵新冠肺炎不力，美欧等国家纷纷强化反中立场，新冠病毒成为帝国主义斗争重要的新战线。除了他们提出要在中国進行新冠肺炎溯源外，我们也看到已经启动的反华措施的加剧，包括欧洲多国抵制华为5G通信设备、中美经济走向脱钩、澳洲维多利亚州退出一带一路、中欧贸易协定遭暂缓批准。习近平的“双循环”战略中，强调扩大内需的“内循环”已经由于普通家庭紧张的财务状况而不是很有力，如果“外循环”再做不好，整个经济的下行压力便会加剧、進一步威胁到习近平在中共党内的地位和执政稳定性。因此，习政权及其喉舌开始考虑转向更“有技巧”的民族主义外交，但却遭遇自己培养的民族主义网军反冲。就像《科学怪人》里的弗兰肯斯坦博士一样，自己创造了怪物，却失去了对它的控制！

中共鼓吹的民族主义是反动、右翼的民族主义，并且是种族主义、大汉沙文主义、威权主义的。对印度新冠疫情的无情嘲弄，即使是胡锡進都认为太过分，表明当今中国右翼民族主义没有任何進步的元素。中国过去作为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表达了群众对推翻外国压迫者的進步渴望，而今天的民族主义与过往不同，它包含了帝国主义的民族霸权议程。

四面树敌

目前，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共政权可谓骑虎难下，在国际上遭遇越来越多敌对，在中共内部也面临其他派系对于“战狼外交”过火的批评——“战狼外交”限制了中共在与西方冲突中的战术选择。民族主义压力现在正在影响中共政权在需要时对不同策略的选择范围。如果淡化民族主义色彩，会引发自己养起来的“民间”极端民族主义者强烈不满。射秽主义者反对包括胡锡進、沈逸在内所有右翼民族主义势力。民族主义被统治阶级用以分化工人阶级，转移人们对当今危机的真正原因（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专制统治）的注意力；但正如中共现在正认识到的那样，这可能是一把双刃剑，统治阶级曾经利用的民族主义如今也给自己带来麻烦。工人群众也会通过自身体验了解到，唯一的出路不是更多的民族主义，而是自己组织起来为在中国和全球实现射秽主义而战。

中国：女权之声冒起　中共独裁恐惧

在今天的中国，女权主义者被泼上了满身的污水。打算起诉朱军性侵的人被扣上了“反华分子利用公众的善良，躲在女权背后破坏社会稳定危害国家安全”的帽子，发帖呼吁女性平权的人被称为为受西方思潮影响的和平演变急先锋——而泼脏水的人认为，既然官方声明中国早就是一个坚决维护妇女合法权益的国家，那麽凡是压迫女性的行为都必已被我们伟大光明正确的国家所扫清，还要试图争取女性平权的行为都一定是“女拳废物”、“港独”（他们认为所有不支持香港镇压的人都是港独！）、“反华势力” 。

在这样一个污名化女权运动的过程中， 以“优秀传统文化”之名崛起的右翼民族主义格外引人注目。他们自认是道德的、正义的，认为中国女性已经得到了足够的权益和够高的地位，而女权运动是来自外国、受境外势力支持、以搞乱中国为目的的。这样一股右翼势力的诞生显然迎合了官方“稳定压倒一切”的需求；他们口无遮拦地攻击任何可能对现存秩序有威胁的人，以此来保卫既得利益者的“岁月静好”。他们辱骂女权主义者是“母狗”，是“收了拜登的狗粮的”，仿佛他们通过污言秽语、通过异想天开，就站在了保卫国家安全免受所谓“境外势力”侵犯的前线！

值得欣慰的是，对于通过污蔑、造谣、辱骂、举报、封号封组维持压迫秩序的行为，女权主义者進行了坚决的回击。在校园里，他们为了将性侵学生的教师清除出教学队伍進行了坚决的斗争；在职场上，他们迎著层层“规矩”的压制，争取女性作为女性而应当享有的权益——即使这会为他们带来无穷无尽的抹黑。无论是“网暴博物馆”还是诉朱军案的当事人，在被人污蔑为“反华势力”的同时，也依旧得到了广大群众的自发支持；而且很多男性并没有因性别而置身事外——他们也积极参与到了与女性一起斗争的行列中去。

女权斗争的历史地位

马克屎主义者不会认为性别问题是“次要”问题，而是明白只要女性没有得到彻底解放，就没有射秽主义。女性在社会斗争中经常处于前沿。历史上，俄国1917年二月革命正好发生在3月8日（国际妇女节），女工从凌晨开始就出来罢工，提出停止战争、结束专政和要求“面包”等诉求，并有效宣传令许多士兵转向革命一方。在当代，中国2018年的佳士斗争中，很多核心人物也是女性，其中岳昕同时是一名公开的女权主义者；今年2月开始的缅甸反政变抗争中，女性往往是工人罢工和领导运动的主力。唤起性别平等意识，为的不是分化，而是工人阶级的最大团结。

自从资本主义复辟以来，中国性别不平等不断加剧。经济方面，1990年城镇女性平均收入相当于男性的77.5%，而20年后这一指标下滑到67.3%。智联招聘发布的《2021年中国女性职场现状调查报告》显示，女性也比男性更常在应聘时被问到婚姻生育状况、职场性骚扰、婚育阶段被调岗或降薪。#MeToo传到中国，也让中国校园性骚扰和性别歧视问题得以向公众摊开检视——75%女学生遭遇过性骚扰，很多来自更有权势的教授或其他上级。在结婚率和生育率急剧下降之时，习近平政权越来越多使用儒家价值观、鼓吹女性“回归家庭”，通过“离婚冷静期”，鼓励生育三胎而没有配套福利措施，并加剧审查女权主义帐号和网络群组、借助右翼民族主义网军发动攻击。

2021年恰逢中共建党百周年庆典，也是习近平争取第三任的前一年，因此是重要一年。但七一前夕中国社会抗议此即彼伏，令当局对于包括社会抗争很是害怕、要严防死守——这意味着女权斗争也会遭到中共有意限制。为了争取女性权益，除了通过教育和宣传反对性别歧视（包括工运和左翼内的性别歧视），工人阶级也要团结争取同工同酬、提高工资、独立工会，而我们也需要反对中共独裁、争取射秽主义，而中国的女性注定处于这一斗争的最前线。

苹果向中共出卖隐私　资本为利助长镇压

苹果为了保住中国市场，任由中国的服务器密钥完全受苹果公司中国企业的掌握，中国政府要对其作出监控实在易如反掌。位于中国西南的贵州省贵阳市郊区，苹果公司的新合作伙伴——中国国有企业“云上贵州”数据中心，就是存放苹果公司中国用户数据的服务器所在地。

政府监控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用户储存的视频、照片、文档，通话记录，位置信息和已安装的应用程式。目前，苹果公司已要求所有中国用户签署使用icloud等服务时，不得不接受“云上贵州”监管的条款。

帝国主义冲突也是中共要加强监控的重要因素，因为资讯科技战将是中美冲突重要的一环。除了监控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使用者的活动和行踪，也要确保掌握科技的控制权以便受到美国的杯葛或制裁。

苹果公司等西方企业伪善地声称捍卫“隐私”和“言论自由”，却一次次向中国政府靠拢而出卖这些原则，证明苹果公司和其他跨国企业一样——它们在追求利益和保障客户权益之间永远选择资本利益。在中国市场每年500亿美元收入的引诱下，苹果公司必然选择与独裁政府合作。而多年来，苹果公司在中国的代工厂就是利用中共镇压工会的力量，让它们肆无忌惮剥削工人。

资本不在乎民主权利

为了帮助中共政权打造出大规模监控的警察国家，许多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公司在利润面前丝毫不吝啬提供援助。他们会向中国政府提供治安监控系统（甲骨文、微软等）、屏蔽敏感词/图片（shutterstock等）、以及来自美国、以色列、日本、欧盟的其他外国公司提供的用以大规模监控国民的技术。西方资本主义政府也利用这些技术来监控自己国家的人民，但碍于政治压力而要做得比较隐晦。中国政府甚至要求各大汽车商交出行车数据，它们为了保住中国市场自然也乐意于“遵守中国法规”而侵犯用户隐私。

仅2019年，中共维稳费支出1.4万亿元。这些由劳动人民身上榨出的钱被浪费在安装监控、升级各种安全科技、雇佣警员上以对付劳动人民自己。这些钱完全可以被省下来，投進教育、医疗和其他公共福利设施中以提高数亿贫困国民的生活水平。

只有所有资讯与科技公司彻底民主公有化，并且打倒独裁政权，才能不受资本的操控、接受透明的公众监督，确保用户的数据隐私安全。

袁隆平逝世：中共造神的真相

5月22日，中国工程院院士、农学家袁隆平在湖南长沙逝世。随后，中国官方对于袁隆平進行铺天盖地的宣传。新华社发表题为《建议为袁隆平院士逝世降半旗志哀》的评论，称袁隆平作出了“世界性的贡献”，习近平则号召中共党员和中国科技工作者“向袁隆平同志学习”——官方罕见称不是中共党员的人士为“同志”，显见中国想利用袁隆平给自己脸上贴金。同时，为了避免袁隆平具有争议的一面和批评中共政策的历史被大肆宣传，当局也钳制言论自由、打压民间的不同声音。

杂交水稻之父

袁隆平是中国研究与发展杂交水稻的开创者，也是世界上第一个成功利用水稻杂种优势的科学家，因为解决粮食问题的突出贡献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水稻是世界上一半人口的主要粮食，所以袁隆平的研究与理论可谓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在小麦育种上取得的突破性進展，带来了一场使粮食产量大幅增长、结束了世界大部分地区饥荒的绿色革命。但是改良杂交水稻这样的重大科学成果，绝非仅靠袁隆平一个人的“天才智慧”就能实现，而是同时依靠一个分工协调的科研团队、后勤保障、前人的经验和充足的财政支持。古往今来的一切显赫功绩和成就，其本质都是广大群众集体智慧和劳动的伟大结晶。

这次中共在“造神式”缅怀中以“诽谤攻击污蔑国家英雄人物”为理由加强言论监管，各大网络平台也配合当局進行有关审查。新浪微博对发布此类信息的64个账号做出永久关闭处罚。在两天内，至少七名网民因发表所谓“侮辱性言论”（实际都只是质疑官方论述而已）被刑拘。中共一边疯狂神化袁隆平，一边又不准国民“唱反调”，不惜大加惩罚，这是为了什么呢？袁隆平生前对于毛时期的中共的许多政策有过批判，而这些批判的内容至今都还能在一些中国媒体网站上搜到。在2009年接受《广州日报》的一次专访时，袁隆平表示：“三年困难时期（大饥荒），饿死了几千万人啊。大跃進把树都砍了去炼钢铁，把生态破坏了，1959年大干旱，一年基本上没有收成，饿死了四五千万人啊。我看到路上有5个饿殍。” 在文革期间，袁隆平也因为批评当时毛泽东提出的农业“八字宪法”而被批斗，所幸因为其从事的科学研究而免于更严重的迫害。

然而，新华网英文版近日一则报导，却说袁隆平是因在1949年中共建政前看见饿殍，才投身杂交研究水稻研究，与新华网中文版在2007年的说法（在大跃進期间于湖南看到饿殍）自相矛盾。显然，中共不惜篡改历史，是害怕放任网民讨论袁隆平的一生，会让讨论超出自己可控范围，从而让自己反而因为高调纪念袁隆平而遇上更多麻烦。

今年，中共建党100周年之际，中共推出了新版党史，淡化了对于文革的批判， 甚至在部分地区放任举行文革活动。在文革期间，袁隆平因只想搞农业科学一度而遭受批斗，被列为“牛鬼蛇神”的候选人。就像中共一边要利用“文革复兴”来造势，一边高唱由文革被迫害至死的聂耳填词的《义勇军進行曲》，实在自打嘴角、虚伪至极。

现在，习近平面对着中共国内经济的下行、社会矛盾的激化、党内派系斗争的加剧，为了打响终身统治的算盘、迎接自己的“新时代”，除了破坏了邓小平时代的“集体领导”制度，他还要進一步破坏邓小平的权威、将自己拔高到与毛泽东同一水平线上。而中国当今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与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经济完全不同，习近平也没有毛泽东那样的坚实群众支持基础，因此认定习近平能够重返毛泽东路线、搞“二次文革”， 是过于肤浅的认识。他最多只是借助毛的措辞和宣传伎俩来维护权威而已。

宣传工具

中共当局高调宣称中国已经全面脱贫，而杂交水稻技术对于解决贫困问题也起着重大的作用，因此可以说中共对于袁隆平的大规模纪念，也是将袁隆平用作宣传中国不只让国内脱贫、也大力协助亚非国家解决贫困问题的工具，强化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宣传。然而，以袁隆平的地位，一生没有加入中共这一事实，以及其批判官方政策的历史，不是永远能够回避下去的，广大群众在纪念袁隆平的贡献之时，也会逐渐发觉到中共高调宣传背后的真实目的。

中国：赛格大厦晃动——疯狂资本建设的后患

2021年5月18日下午，深圳天朗气清、风力五级，当地华强北广场的赛格大厦突发明显晃动，引发周边群众恐慌。而之后的两日大厦接连于中午时分发生晃动。大楼晃动事件引起舆论对于资方与监管官僚的质疑，而中共表态一切安好的虚伪做法更是使舆情升温。

连续三日的晃动，已然印证了此次事故并非偶然因素的聚合，而是存在结构性问题。深圳应急管理局表示大厦结构安全完好，这显然无法服众。一篇华科大的硕士生论文已显示大厦存在边设计边施工的问题，而事发之后的网上疯传的大量工程车辆進入广场的影片也印证了大楼需要结构性加固的事实。

赛格大厦建于1997年——中国资本主义复辟狂飙猛進的年代，当时投资方赛格集团出于节省用地与装点门面的考虑， 将其定位为深圳第一高楼。在利益驱动下，2.7层每天的深圳速度背后就呈现出“先施工后设计”“边施工边设计”“锯掉顶部天线一半再添上”的一地鸡毛。

施工乱象

而当时的中共官僚体系已彻底拥抱资本主义，兼具了波拿巴政权与自由资本家之恶，同时没有资本主义民主，也没有西方国家的资本社会化和工人福利。资本主义野蛮生长时代也结出了生产极端无政府状态的苦果。这些都导致了工程过程缺少监管，出现种种乱象而资方却仍然坚持一意孤行拆了东墙补西墙的现象。而最终受害的是生命安全被严重威胁的中国工人阶级。

而今日，中共政权虚伪的掩盖事实、黑箱作业的方式，不仅折射官僚体系对民主表达权利的疯狂压制，也反映出了当局的脆弱性，使每件事故都可危及其统治。

在这次事件中，中国的工人阶级進一步激進化与觉醒。要克服官僚与资本之恶对人民生命安全的威胁，只有依靠组织和斗争。关键的诉求是组织工会的权利。真正的工会不仅为提高工资、每周工时40小时、职安条件、结束外包制度而斗争，也要求民主监督职场。建筑企业、房产发展商、银行和城市规划部门，都一定要公共拥有，并且受到工人、租户、小商户和公众的民主监督，其有权选举公司管理层。而管理层不会领取高薪厚禄和享有特权，并受到工人民主监督。如此方能实现对生产品质的真正监管，以及对人民生命安全的有力保障。

甘肃马拉松悲剧：政府的默许与资本的狂欢

在5月22日的黄河石林山地马拉松百公里越野赛中，由于大风、降水、降温，21 名参赛选手死亡，8人受伤。这场悲剧表面上源于天气变化，但人祸也恐怕不可忽视。沿途安全保障远远不够，物资准备、赛事熔断、应急救援等等几乎所有可能挽救回选手生命的机制都存在严重不足。

根据省委省政府的调查组结论，这次马拉松中重大伤亡的原因是“赛事组织管理不规范、运营执行不专业”；这一结论固然道出了组织运营上的问题，但也回避了问题的本质：资本主义对体育赛事的剥削牟利、体育赛事完全缺乏民主控制。2014年，国务院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 促進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表示“我国体育产业……还存在一些体制机制问题”。所以，他们对于这种体制问题选择了什么解决方法呢？

答案是市场化。中共为体育发展所设定的目标是完善市场机制、发挥市场作用、努力扶持企业发展，力争在2025年让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5万亿元。根据国务院在文件中的观点，市场化显然是有利于“進一步促進公平竞争，降低赛事和活动成本”的。通过商品化、市场化，健身成为了新自由主义進军的一片蓝海， 地方主办的体育赛事井喷式增长；据新京报统计，如今全国80%以上的马拉松比赛是在最近五年才出现，而在6.63余万家体育赛事活动策划相关企业中，成立时间在5年内的就有5.7万家。这种不受监管的疯狂扩张是由利润驱动的，而不是为满足社会需求而发展起来的多样化、廉价的大众体育运动。

体育产业市场化

这些蜂拥進入赛事策划的企业总体水平相当可疑。以本次越野赛的举办方晟景公司为例，全公司上下只有12个人，且基本上没有从事体育赛事的专业背景； 但这样一个公司就已经可以轻松地与本地官员达成交易，進而组织赛事——如果没有事故的发生，那麽在同时收到报名费、赞助、政府补贴的情况下，体育赛事的主办方将能够取得高额收益；通过越野赛来宣传景区、促進消费，地方政府也受益良多。所以，对于地方政府与体育公司而言，一般情况下，举办赛事都是一种“双赢”，哪怕举办方并不具备相关资格，哪怕政府作为“承办单位”只是挂名的。

但这种双赢只存在于市场意义与声望意义。据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政府不一定会评估运营方到底靠不靠谱”；政府渴望获得政绩，体育赛事活动策划相关企业渴望捞金，在这样一种不负责任的氛围下，赛事风险被视为商业风险，主办方对于安全保障、赛程设计等的考虑也都服从于企业盈亏，而非选手的生命安全。

于是，5月22日，选手们走上了一场由一心谋利的主办公司和挂名的政府主办的越野赛的赛道。而此时，那场致命的风雨已经在空中酝酿了； “无声的跑者消失在狂暴的风雨中”。

我们主张：

没有射秽主义变革，体育爱好者永远都会受欺骗。

资本主义正在侵蚀体育界。全球各地皆如是。尽管少数顶级的职业运动员的薪水非常高（是过高了！），但体育事业（尤其是职业水平的）是极其不民主和剥削性的。在 2021 年欧洲足球锦标赛上，丹麦球员埃里克森（Christian Eriksen）在对阵芬兰的比赛中突发心脏病倒地，需要在球场上進行紧急救生治疗，使无数观众感到不安。比赛暂停了，但在大型赞助商和电视公司的压力下，只暂停了两个小时。丹麦球员当然因此事遭受严重打击，最终输给了芬兰。

扭曲的体育

社交媒体上引发了一场关于主办方不将比赛推迟到另一天進行的作法不人道的辩论。此事件发生于今年早些时候足球界“欧洲超级联赛”的大丑闻之后。球迷起义（曼联球迷之前以入侵老特拉福德球场的方式，非常有效地進行抗议）迫使曼联和尤文图斯等大型俱乐部放弃了他们的抢钱计划。体育产业不仅被被亿万富翁所有者的欲望所扭曲，而且完全缺乏民主控制，也没有社会所有权（因而可以向大众而非少数精英开放）。射秽主义体育政策涵盖设施、俱乐部和协会的公有制，以及俱乐部和协会成员、工作人员、爱好者和更广泛的工人阶级社区的民主控制。

中国：新的冷战，新的太空竞赛

过去半年可谓是中国航天工程项目密集式连环启动的日子。自去年年底起，总计有完成月球探测器“嫦娥五号”航天任务、火星探测器“天问一号”成功着陆并运行、成功发射“神舟十二号”载人航天火箭，并首次让三名宇航员长时间驻留其空间站“天和”号核心舱等等。再加上其他卫星系统的陆续构建和升级，如中国版的GPS“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令人关注中国的航天技术的发展水平。

民族主义宣传

中共政府亦非常积极地将这一系列的科技成就为自己的民族主义宣传添油加醋，以巩固自身的执政威信。这些宣传甚至显得过火，比如在5月初，印度新冠疫情猛烈爆发之时，正值中国空间站“天和”号发射升空及顺利入轨。中共政法委的官方微博帐号“中国长安网”发了一则微博，配图竟将中国的运载火箭点火发射的照片与印度防疫人员火化染疫死者的照片并列，并配以文字“中国点火vs印度点火”，对印度的疫情惨剧加以冷嘲热讽，这视人命如草芥的轻佻冷血态度反令大量民众感到心寒和反感。甚至连右翼民族主义报刊《环球时报》的总篇胡锡進都公开表示此举不妥，因而被网军攻击不够爱国。可见当初煽动民族主义的人也开始遭到反噬。

面对中国航天计划竞争，在五月美国国会的听证会上，美国太空总署署长比尔·纳尔逊表达担忧。特别针对中国2030年的登月计划，他提出了加大对发展载人地外登陆系统的投资。

中美新冷战的背景下，这一举动令人联想到中美之间是否也会像半个世纪前的美苏冷战一般展开新一轮的太空竞赛。当然中美冲突是为了市场和经济力量而非意识形态的。

虽然客观上中国的航天技术近年发展的确相当迅速──这也给予了中共自我吹嘘的底气，但技术水平上与美国相比依然存在相当的差距。特别是在重型运载火箭的有效酬载量乃至产量上，两者甚至有着三十至五十年的技术距离。

现时，中国最新锐的现役“长征五号”火箭只有25吨的低轨道酬载量，假如要進入月球轨道的话，酬载量最多只有9.4吨。相比之下，美国60多年前的“土星五号”火箭有着45吨的月球轨道酬载量以满足登月任务所需。

另一方面，在生产技术上，中国的火箭建造依然处于人手组装的水平上，生产技术离产品化量产化相距甚远。对工作人员的个人的技术水平和稳定性有着极高的依赖性，这对于排除系统隐患，优化系统结构非常不利。对比SpaceX的成熟量产航天器和发动机，马斯克甚至声称目标是每天生产一台“猛禽”火箭发动机，测试“星舰”原型机的发射频率达到一到两个月内就发射一次，两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代差。

放肆的资本

半个世纪前的太空竞赛，客观上推动了技术的進步，但本质上更多是国家的面子工程。因此当年技术的发展亦随着苏联登月竞赛中失败大幅放缓。而现在，不论是中国还是美国的航天技术，到底都是在为帝国主义冲突与资本服务。而SpaceX作为一家私人资本所拥有的公司有时甚至让人感觉这是马斯克的私人玩具。2018年马斯克用猎鹰重型运载火箭将一台特斯拉Roadster跑车和假人送入日心轨道，此举除了用作吸引眼球的广告宣传外没有多大的科研价值，徒增一具太空垃圾。这亦生动了展示了太空技术假如不为公共拥有、人民民主管理的话，统治阶级和资本家能闹出多么荒唐的举动。

射秽主义者认为科技的发展必须以全人类的福祉和全世界的未来为基础，现时太空航天技术已日渐成熟。中美主导下的资本主义制度正在制造气候危机，破坏地球，而新冷战的竞争使这情况進一步恶化。但首先的目的却只是为帝国和资本的利益所服务，技术的進步为我们所提供的生活便捷不过是利润的“副作用”。而当太空技术被帝国和资本所垄断时，往往反而会阻碍技术的发展和限制民众的应用（如我们日常生活所应用的GPS系统，其定位精度实际上是被美国政府故意降低的）。因此我们必须终结资本主义的统治与帝国主义的冲突，铸剑为犁，以解放更先進的生产力和技术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