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三十七周年:一些回忆与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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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三十七周年:一些回忆与感想
64三十七周年:一些回忆与感想
2026年6月7日,我参加了纽约六四三十七周年纪念活动。活动结束后,想写一点自己的心得和体会。
今年活动中,我见到了许多老朋友。
张唯楚来了。张唯楚是我们当年新公民运动的义工,在大陆时属于公义二群。那时候他在统计组,我在管理组。过去我们一起在大陆参与新公民运动,如今又在纽约一起参加六四纪念活动。去年她来了,今年也来了。
周恩泽也来了。去年他参加了活动,今年依然参加。虽然在大陆时他参与公共活动不算很多,但来到美国以后,他反而更加积极,每年六四纪念活动几乎都能见到他的身影。
吴副队长去年参加了活动,今年因为工作原因在外州,赶回纽约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因此没有专程回来。不过他祝愿活动顺利举行。
今年也看到一些新面孔。赵国信去年没有来,今年第一次参加。我问他为什么没有穿新公民运动“自由、公义、爱”的公民衫,他说忘记带了。
还有一些穿着公民衫的人我过去并不认识。后来我才想到,自从许志永将“新公民运动”逐渐改称“公民运动”之后,又有不少新人加入進来。虽然大家来自不同阶段,但穿的仍然是当年那件写着“自由、公义、爱”的衣服。
这些年,我一直坚持在六四活动中打出“新公民运动——自由、公义、爱”的条幅。
当然,也有人反对。他们认为到了海外以后,应该提出更加激烈的政治主张,甚至直接喊出推翻中共的口号。他们觉得“自由、公义、爱”已经过时了。
但是我认为大多数中国人依然认同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理念。相比之下,过于激烈甚至带有暴力色彩的口号,并不一定能够吸引更多支持者。
例如长期在中国领事馆门口抗议的张文。他提出暗杀中共党员,但始终只有他一个人坚持在那里,很少有人真正站到他身边。
这让我更加相信,和平理性的道路虽然缓慢,却仍然是大多数人能够接受的道路。
参加今年活动的时候,我也回忆起1989年六四前后的往事。
1989年“4·26社论”发表以后,我当时在寿光一中读书。
我记得很清楚,我们学校的教导主任穆主任专门讲过这件事情。他当时很生气地说:
“4·26社论是错误的,北京学生运动以后一定会被平反。”
他说自己年纪已经大了,也许看不到那一天,但我们这些高中生将来一定能够看到。
遗憾的是,直到今天,我还没有看到那一天。
六四前夕,赵紫阳实际上已经失去权力,但当时社会上还只是各种传闻。
那时我住在滨县县政府大院。许多干部私下议论说,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很多事情却做不了主,还需要向邓小平请示。大家普遍觉得这个总书记并不好当,也对赵紫阳的处境表示同情。
1989年9月,我進入山东大学读书。
那时全国已经开始宣传“反对暴乱”。
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一位山东大学的大三女生因为在济南穿白衣悼念六四死难者,后来被学校开除。她的名字我已经记不清了,但这件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后来到了2014年六四期间,我已经在广西南宁。
那一年,南宁市兴宁区负责国保工作的公安局副局长一行人专门陪了我一个晚上。
很多人把这种情况叫“喝茶”,但实际上那天确实是在一起吃饭。从晚上一直陪到深夜。
我的想法很简单,只是希望和朋友们一起参加一些纪念活动。
但他们不允许。
于是就通过这种方式把我们分别控制起来。
我曾经问那位副局长:
“如果我们人很多,你们怎么办?”
他说:
“如果是几百人、几千人,我们会给你们安排一个指定地点。”
我继续问:
“如果几万人呢?”
他说:
“那就安排更大的地方。”
我问:
“如果我们一定要上街呢?”
他说:
“那就和1989年一样,我们会采取相应措施。”
他还说无论人数多少,其实他们都早已准备好了各种预案。
今年参加活动时,我还想到海外民运这些年一直面临的资金问题。
很多人认为,是因为富人不愿意捐款。
但我觉得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1989年六四期间,其实有很多企业家和有钱人愿意捐款支持学生运动。
后来为什么越来越少?
因为捐款人也有自己的考虑。
他们捐款,是希望保护自己的自由和财产安全。
如果支持一个组织以后,反而让自己变得更危险,那么很多人自然会犹豫。
例如新公民运动的王功权。他曾经提供支持,但后来却遭到打压。对于许多人来说,这样的案例会产生很大的震慑作用。
另一方面,海外环境也与孙中山时代不同。
当年海外华人支持革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在海外缺乏安全感,希望通过改变中国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而今天,许多人已经在美国、加拿大等国家获得了身份、财产保障和下一代的发展机会。
他们不再需要通过推翻一个政权来保障自己的未来。
因此,如果我们希望获得支持,就必须首先理解支持者真正关心的是什么,而不能简单归结为“别人不愿意捐钱”。
最后,我还是想向那些64烈士表达感谢。
感谢1989年失去生命的人。
感谢那些曾经站出来的人。
感谢今天仍然在监狱里的人。
例如许志永、丁家喜,以及许许多多默默付出的人。
正是因为他们的坚持,我们这一代人才拥有了更多表达和选择的空间。
我能够来到美国,能够自由地参加纪念活动,能够公开写下这些文字,也与他们的付出有关。
当然,我也知道,还有很多朋友拿不到护照,无法离开中国,无法参加这样的活动。
相比之下,我们这些能够站在纽约街头纪念六四的人,其实是幸运的。
每年的六四纪念活动,对我来说不仅仅是纪念历史。
也是向那些逝去的人说一声:
谢谢。
谢谢你们曾经为自由付出的一切
2026年6月7日,我参加了纽约六四三十七周年纪念活动。活动结束后,想写一点自己的心得和体会。
今年活动中,我见到了许多老朋友。
张唯楚来了。张唯楚是我们当年新公民运动的义工,在大陆时属于公义二群。那时候他在统计组,我在管理组。过去我们一起在大陆参与新公民运动,如今又在纽约一起参加六四纪念活动。去年她来了,今年也来了。
周恩泽也来了。去年他参加了活动,今年依然参加。虽然在大陆时他参与公共活动不算很多,但来到美国以后,他反而更加积极,每年六四纪念活动几乎都能见到他的身影。
吴副队长去年参加了活动,今年因为工作原因在外州,赶回纽约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因此没有专程回来。不过他祝愿活动顺利举行。
今年也看到一些新面孔。赵国信去年没有来,今年第一次参加。我问他为什么没有穿新公民运动“自由、公义、爱”的公民衫,他说忘记带了。
还有一些穿着公民衫的人我过去并不认识。后来我才想到,自从许志永将“新公民运动”逐渐改称“公民运动”之后,又有不少新人加入進来。虽然大家来自不同阶段,但穿的仍然是当年那件写着“自由、公义、爱”的衣服。
这些年,我一直坚持在六四活动中打出“新公民运动——自由、公义、爱”的条幅。
当然,也有人反对。他们认为到了海外以后,应该提出更加激烈的政治主张,甚至直接喊出推翻中共的口号。他们觉得“自由、公义、爱”已经过时了。
但是我认为大多数中国人依然认同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理念。相比之下,过于激烈甚至带有暴力色彩的口号,并不一定能够吸引更多支持者。
例如长期在中国领事馆门口抗议的张文。他提出暗杀中共党员,但始终只有他一个人坚持在那里,很少有人真正站到他身边。
这让我更加相信,和平理性的道路虽然缓慢,却仍然是大多数人能够接受的道路。
参加今年活动的时候,我也回忆起1989年六四前后的往事。
1989年“4·26社论”发表以后,我当时在寿光一中读书。
我记得很清楚,我们学校的教导主任穆主任专门讲过这件事情。他当时很生气地说:
“4·26社论是错误的,北京学生运动以后一定会被平反。”
他说自己年纪已经大了,也许看不到那一天,但我们这些高中生将来一定能够看到。
遗憾的是,直到今天,我还没有看到那一天。
六四前夕,赵紫阳实际上已经失去权力,但当时社会上还只是各种传闻。
那时我住在滨县县政府大院。许多干部私下议论说,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很多事情却做不了主,还需要向邓小平请示。大家普遍觉得这个总书记并不好当,也对赵紫阳的处境表示同情。
1989年9月,我進入山东大学读书。
那时全国已经开始宣传“反对暴乱”。
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一位山东大学的大三女生因为在济南穿白衣悼念六四死难者,后来被学校开除。她的名字我已经记不清了,但这件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后来到了2014年六四期间,我已经在广西南宁。
那一年,南宁市兴宁区负责国保工作的公安局副局长一行人专门陪了我一个晚上。
很多人把这种情况叫“喝茶”,但实际上那天确实是在一起吃饭。从晚上一直陪到深夜。
我的想法很简单,只是希望和朋友们一起参加一些纪念活动。
但他们不允许。
于是就通过这种方式把我们分别控制起来。
我曾经问那位副局长:
“如果我们人很多,你们怎么办?”
他说:
“如果是几百人、几千人,我们会给你们安排一个指定地点。”
我继续问:
“如果几万人呢?”
他说:
“那就安排更大的地方。”
我问:
“如果我们一定要上街呢?”
他说:
“那就和1989年一样,我们会采取相应措施。”
他还说无论人数多少,其实他们都早已准备好了各种预案。
今年参加活动时,我还想到海外民运这些年一直面临的资金问题。
很多人认为,是因为富人不愿意捐款。
但我觉得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1989年六四期间,其实有很多企业家和有钱人愿意捐款支持学生运动。
后来为什么越来越少?
因为捐款人也有自己的考虑。
他们捐款,是希望保护自己的自由和财产安全。
如果支持一个组织以后,反而让自己变得更危险,那么很多人自然会犹豫。
例如新公民运动的王功权。他曾经提供支持,但后来却遭到打压。对于许多人来说,这样的案例会产生很大的震慑作用。
另一方面,海外环境也与孙中山时代不同。
当年海外华人支持革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在海外缺乏安全感,希望通过改变中国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而今天,许多人已经在美国、加拿大等国家获得了身份、财产保障和下一代的发展机会。
他们不再需要通过推翻一个政权来保障自己的未来。
因此,如果我们希望获得支持,就必须首先理解支持者真正关心的是什么,而不能简单归结为“别人不愿意捐钱”。
最后,我还是想向那些64烈士表达感谢。
感谢1989年失去生命的人。
感谢那些曾经站出来的人。
感谢今天仍然在监狱里的人。
例如许志永、丁家喜,以及许许多多默默付出的人。
正是因为他们的坚持,我们这一代人才拥有了更多表达和选择的空间。
我能够来到美国,能够自由地参加纪念活动,能够公开写下这些文字,也与他们的付出有关。
当然,我也知道,还有很多朋友拿不到护照,无法离开中国,无法参加这样的活动。
相比之下,我们这些能够站在纽约街头纪念六四的人,其实是幸运的。
每年的六四纪念活动,对我来说不仅仅是纪念历史。
也是向那些逝去的人说一声:
谢谢。
谢谢你们曾经为自由付出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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