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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裴毅然

2017年4月，我在上海实在呆不下去，只好赴美避恐。2005年以来，我在港美《二十壹世纪》、《当代中国研究》、《开放》、《争鸣》、《前哨》、《北京之春》发表160余篇“反动文章”；2014年以后在台湾出版七本“反动书籍”——剖析赤潮祸华、指斥中共祸国。“文保”对我先礼后兵——诱劝控制、围而不打、直至图穷匕见。2015年1月31日，我访学港台回沪，在罗湖被逼脱内裤“接受检查”，随行拙妻与女硕生遭搜身（载《前哨》2015年3月号）。2017年3月下旬，我携妻拟出席香港“反右六十周年国际研讨会”，然后飞美旅游。“文保”向我退休前单位（上海财经大学）施压，逼我两退机票，故事曲折，拙文〈出中国记〉载港刊《争鸣》2017年8月号。

我虽壹直心系民运，毕竟教务撰务繁重，无有精力跟踪“進行时”，也因“金盾”封锁信息，2011年动静很大的“茉莉花事件”，仅闻粗略，来美后才接触壹些材料。拙文根据这些材料，对進行时的中国民运提供壹些思考，简剖民主转型的艰难与希望。

壹、转型维权
与“七九”民主墙、“八九”六四不同，当代民运更为普罗化，从形而上政治诉求转为形而下经济维权，个权意识日益觉醒，维权力度壹路走高。毛时代“陆民”几无私产，不太感觉得到制度性剥夺。如今稍拥私产，真切看清贪官贪去的并非与己无关的“公家的”，而是自己缴纳的税款！“陆民”从切身利益处认识到现代文明的价值基石——私产神圣！相比公民意识朦胧的“七九”、“六四”，当代“陆民”的经济维权，说明民主意识已落至实处，筑就中国民主转型最大的社会地基。
直至2018年6月镇江老兵维权，大陆各种维权此起彼伏，顽强持续。以个人权益为内核的公民理念，是最令中共胆寒的“不稳定因素”，故列入“七不讲”。专制特权只能来自收缴公民个权，压低公民个权，才能汇聚翘起官僚特权。百姓成为愚民顺民奴民，中共才能维稳“万万岁”。出于阶级本能，中共在打压维权运动的同时，势必防堵宣倡个权的“资产阶级思想”，因而不惜巨资打造“金盾”，全力封堵境外网讯。

哪儿有压迫哪儿就有反抗。上访、上网、上街、上法院，维权活动绵延不断：坚决抗争的法轮功学员、抗拆抗征的村民居民、呼吁独立的维族藏族、要求安置的复转老兵、反抗城管的街头小贩、团结起来的维权律师、中外关注的政治异士、各式各样的司法案件、各种各类的上访冤民、各省各市的台商告状、各时各地的“历史遗留问题”……东西南北中，工农兵学商，“不稳定因素”越来越多，中共“维稳”越来越难矣！

1995年县市壹级纠纷仲裁机构处理劳资冲突3.3万起，2006年44.7万起，2008年69万起。 2014年国家信访局发布：各级信访年度总量逾千万，年度上访人次逾50万。《中国青年报》记者卢跃刚估测访案2000～3000万起／年，上访者100～150万人次／年。专家调查，仅0.2%上访得到解决。壹位“访龄”51年的访民还在“继续革命”。另壹位“访龄”15年，進最高法院信访办2018次，仍属“同志仍须努力”。壹位访民被收容遣送152次。壹位访民将含冤而死的亲属头颅割下，携带上访。 2015年1月30日国家信访局发布：每天收件约两千，2/3直递国家领导人。

群体事件直线上升。2005年8.7万起，2006年逾9万起， 2008年12.4万起。 此后，政府不再发布数据。

二、维权意识


1949年后，媒体官营，全体陆民憋居“铁屋”，绝大多数不清楚权益被剥夺的根源，甚至感觉不到被剥夺。“80后”小彪，2011年的感觉：

我总觉得这个社会有什么不对，有点不正常，感觉不是自己内心想像的样子，但是我找不到原因……

近年，随着电讯普及，“陆民”渐脱愚盲，打出很有质量的标语——“人权高于主权！维权就是爱国！”中共只得关口前移，绷紧神经到处浇水——封杀壹切提高个权意识的现代名词。2013年，中南海终于图穷匕见，悄悄发布“七不讲”，明确回避“公民社会”。高瑜因向外媒捅出“七不讲”文件，重判七年。

有打压自然就会有反抗，构成当代中国主要社会矛盾，或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面。这壹现状，使海内外民运界看清社会矛盾的丛结，看到民主转型的现实力量。虽然民主转型难度不小，毕竟春风在绿江南岸。

大量访民、维权律师、公民运动，都还是承认既有制度的改良型权益诉求，并非重起炉灶的革命性要求。别忘了，戊戌后同盟会不时举义，枪声四起！当代民主运动希望不仅结束暴力专政，也结束暴力逻辑，避免法国大革命的“断头台政治”，進行壹场真正泽被后人的“彻底革命”。

三、维权律师


2003年以来，三十万大陆律师出现特殊小群——数百名维权律师，勇敢承接“很有难度”的冤民诉案，以期推动法治建设。这批维权律师在公安系统电脑中的栏目：重点维稳对象。

维权律师的客户均为弱势群体——拆迁户、各式冤民、法轮功信徒，为他们维权势必冒犯官府，因此他们被政府列为新“黑五类”，维护社会公正的律师反倒成了“破坏社会”的对象。

有了“不和谐”的宗旨，也就引来“理所当然”的打击。2015年7月9日～2016年5月27日，全国至少319名律师、律所人员、人权捍卫者及家属被约谈、传唤、限制出境、软禁、监视居住、逮捕、失踪。

2015年7月30日，余文生律师向北京检察院递交刑事控告状，指控公安部长、要求调查司法部长、罢免北京司法局长：“我不能同意这种小文革式的抓捕。”8月6日，余律师遭撬门抓捕，10小时背铐、14小时正铐。

维权律师虽得到壹些社会支持，毕竟直接承受专政暴力。刘士辉律师婚姻破裂，“我先后交过几个女朋友，都因为我的政治理念带来的压力而不得不跟我分手。”不得已，他娶了越南新娘，才壹个多月，2011年“茉莉花运动”，刘士辉再次被捕，跨国婚姻被拆散，越南新娘遭强行遣返。

与笔者曾有交往的刘晓原律师（1964～ ），本对“法律”尚存寄望，经六天“无手续关押”：

这件事除了造成我心理上的恐惧，也让我对法治失去了信心。

文革后恢复的律师业，“社会主义法治”壹大橱窗，最初也有壹点恢复人权的意思，重点毕竟在维护“无产阶级专政”。新壹代律师走向政府对立面，也就成了“重点监控、特殊防范”。中共只得抹下脸，整出喧腾中外的“709事件”——抓捕大批律师。

这群面对苦难不愿转身的维权律师，由于揭了“共和国伤疤”，近年成了知识界承受“无产阶级专政”最集中的群体。值得关注的是：维权律师全都出自体制内，不少还是前检察官、前法官，他们清晰认识到中共政府的积弊。1997年底進入吉林延吉州检察院的唐吉田（1968～ ）——

检察院的工作经历，对我正确认识人权保障问题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由原来的重打击轻保护，转而确立了刑法应该同样是以保障人权为归宿的观念。

他们的认识也很深刻——

甚至有些体制内的朋友更激進，说要想解决问题，只有重回1949年。

四、觉醒下壹代


“六四”后，大陆青年的政治热情壹度消沈。北京流谚“老年燃烧，青年取暖”，忧心国务的似乎只剩白髪老人。但近二十年大陆各项维权运动表明，从“30后”老右派、40后“解放牌”、“50后”老知青、“60后”“70后”六四分子、“80后”“90后”新生代，革命自有后来人呵！源于天然人性的自由爝火，当然不会因中共高压而熄灭。

2004年8月，壹批“80后”在网上组建“泛蓝联盟”。他们从未去过台湾，却以国民党“精神党员”自居，宣扬三民主义，传播台湾民主化经验，向往台湾的“白色恐怖”——

蒋公若在大陆搞如此“和风细雨”的白色恐怖，该有多好！

“泛蓝联盟”重要成员张起（1983～ ），2008年以“煽颠罪”判刑4年，出狱后不改初心。

北京农大学生陈云飞，“六四”挡军车遭警察暴打缝了七针，毕业后在四川省农业厅呆了四年，辞职搞产殖，“那时在政治上我对政府还是抱有希望的，没有认识到制度有问题。”2007年6月，他觑空在《成都晚报》刊出广告——“向坚强的六四遇难者母亲致敬！”

2011年，川女程婉芸（1971～ ）对抓他的警察说：

共产党的统治摇摇欲坠了，警察也好，百姓也好，大家应该壹起来推墙。

程婉芸被关押壹月后——

这件事改变了我的人生观。我过去相信政改，相信非暴力改变中国，现在我认为有必要做暴力反抗的准备，最可能的方式是广场革命。如果形势演化到了利比亚和叙利亚那壹步，我会义无反顾地成为自由军。

上两代“陆民”绝对不敢出口的腹诽，居然都敢对警察说了！既丈量出社会的進步，也是中共最害怕的“星星之火”。

遭受酷虐的维权律师余文生(1967～ ):

我是改良思想非常严重的壹个人，壹直希望当局能做些改变，可现在我的改良思想几乎殆尽了，我不相信共产党能改变。

总要有人去牺牲，为后人铺就道路，既然我已走到这壹步，也就没有什么退路了，我也不愿再退回去，那就壹直往前走，直到中国社会实现真正的民主自由。

当代中青年反抗者，清晰意识到抗争的必要性，精神对立壹定会落实为肉体抵抗，“怕死但又在找死”。滕彪(1973～ )：

政府的容忍度，基本上是由坐牢者的平均水平撑大的。这正是这种体制神奇和吊诡的地方，这也似乎是民主人士和人权捍卫者的宿命。爱自由，才失去自由；失去自由，才能争取自由。认识到这壹点的人，其实都退无可退。

2012年，京沪等城出现“公民聚餐”，每月最后壹个周六，壹些关心政治者聚餐议政。北京达到200人。成都多年的茶叙“龙门阵”聚拢500人，老右派流沙河、张先癡成为“圆心”。

五、网络破墙


酷虐暴政只能运行黑暗之中，这也是中共之所以会对媒体“严防死守”，他们很清楚“舆论乃行动的先导”。2009年后，藏区为抗议对藏传佛教的严控、呼吁迎回达赖喇嘛，130余名僧侣信徒先后自焚抗议。 2012年11月9～10日，藏区爆发大规模抗争，青海黄南州同仁县万名学生上街，连续两天示威，降下五星旗，声援自焚藏人，谴责对藏民的严厉镇压。偌大新闻，大陆媒体竟无壹字。 反过来，媒体也成了各路民运必须着力的突破点。

2009年5月湖北巴东邓玉娇事件，若非百余网友赶聚巴东，耸引媒体关注，这位捅死当地官员的农村女孩不可能很快“有罪免罚”。而百余网友赶往巴东，得有周莉这样的人在网上喊壹嗓子。越来越多的“群体性事件”通过网络形成策划、招募、安排、总结（甚至付酬）等壹整套流程。

因特网的破墙作用不可小覤。北京高中生刘伟（1987～ ），就是通过外媒获得民主思想，在网上宣布成立“统壹党”：

自从我家安装了接收卫星电视的“锅”，美国之音、德国之声都能收到。我从电视上了解到国外议会制度，就觉得中国也应该实行多党制，就不能壹党独裁了。

2010年8月，我在网上发表了成立“统壹党”党章，然后国保第二次来找我，问我为什么写这个党章，我说为了民主啊。他们问我这个统壹党发展了多少党员，我说就我壹个人。

当然，中共壹向脱裤子不脸红，“敢作敢为”。2011年5月下旬，香港记者冲上楼采访被监视的广州维权人士野渡，“下面两个便衣不是也跟着他们上来了吗？”

必先突破言禁报禁，才可能突破党禁政禁。中共暴力禁声，因缺乏意识形态为政治暴力提供合法性，只能以“维稳”名义要求媒体“自觉”配合、规定媒界必须默认潜规则——“党的喉舌”。随着时间推移，现代意识整体上升，要求壹茬茬媒界从业者自觉保持与党壹致，日益困难，不时出现这样那样的“不配合”，不时蹦出“反出朝歌”的楞头青。

六、国际支持


国际支持壹直是中国民运重要壹翼，除了道义声援，还有资金注入、政府出手。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大赦国际、各国NGO基金会、各国媒体……壹直关注中国人权，特别关注各路异士。欧美领导人不时向中南海“谈人权”，驻华使领馆更是跟踪人权事件、慰访被捕人士家属，甚至進监探访。2003年后的维权律师群体即美国对华法律援助项目。 联合国报告显示：1990年代以来，欧美各国及世界银行向中国提供经援1161亿美元。各国NGO(非政府组织）在中国设立办公室，既与政府也与民间机构合作，最多时在华NGO约万家，其中最多的是美国，约占总数的40%。

2000年8月29日，经美国著名女作家苏珊•桑塔格（1933～2004）在《纽约时报》呼吁，美国国务院营救北京出版人贝岭（1959～ ）赴美避难。

2001年9月初，朱镕基访问爱尔兰，爱尔兰总理、总统在会谈中要求释放留学爱尔兰的赵明（法轮功学员），都柏林三圣大学校长向朱熔基当面递交信件，要求释放该校这名中国留学生。2002年3月12日，劳教22个月的赵明获释，3月23日返回爱尔兰继续学业。

2005年，台湾中央电台开设专访大陆异士的“为人民报务”，壹周五次，多次电话采访刘晓波、高智晟……

2006年，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派员赴郑州，找当地人士了解民运动态，惊动“国安”。

2010年6月16日，北京维权女士倪玉兰夫妇被捕——

壹些国家的大使、外交官员关注我。比如欧盟大使就给我写过信，监狱给了我壹个副本。我女儿会见的时候告诉我，美国外交官还到监狱来过。这些都对我的待遇改善有帮助。

2013年10月5号我出狱，11月1号就来了壹群便衣，要把我们从出租的房子里轰走，他们带着房东和房屋中介壹起来的。那天碰巧来了三个国家的外交官，所以房东就说同意我们找到房子以后再搬，否则当天就流落街头了。

2011年2月22日，广州民运人士野渡“被旅游”，接着以“煽动颠复国家政权罪”秘押94天。3月1日广州美领馆包德宝领事前往野渡家探望其妻，拍了照片。3月下旬，美国国务院通过中国外交部交涉此案——

外交部就派了三个人来广州调查。他们找到我妻子，给我妻子录像，让她签了壹份声明，说不欢迎外国势力介入中国内部事务等等。……交涉以后，我在里面的条件确实得到了改善。廿七号让我散步作秀，四月壹号我就搬進了壹个大房间。过了两天，拿来了壹些报纸，又搬来壹台电视给我看。这些外交压力还是起到了壹定的效果，对我的审讯也没有那么密集了。

2012年2月14日习近平访美，美国国务院举行听证会，狱中律师高智晟之妻耿和、狱中异士郭泉之妻李晶到会发言，控诉中共政府的非法酷刑，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中国日趋恶化的人权状况。 探视“难属”，中共最不愿意看到的“国际影响”。

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西方国家减少或终止对华援助。中共政府认为已无必要再容忍“危险度甚大”的NGO，加上国内经济恶化，终于对NGO下手。3月，“谷歌”被逼退出大陆，向中共说“不”，宁失中国市场也要捍卫自由原则。至2014年，七千多家境外NGO在大陆无法生存。 壹群韩国基督徒，二十年每周六向北京南二环壹处地下通道的访民、流浪者免费发放食物，竟也遭驱逐出境。

豫人杨占青（1977～ ），供职公益机构“北京益仁平中心”（NGO），从事反歧视和人权捍卫者心理支持。2015年6月12日被捕，蹲郑州第三看守所壹个月，罪名出版《中国反歧视通讯》，案件至今未撤销。他与“同案”郭彬先后为这家机构“京办”负责人。杨占青将蹲狱经历〈为何让我用手擦屁股？〉（包括吃饭不给筷勺）写在自己微信公众号上，广得转载，美国汉学家林培瑞英译后刊载《纽约时评》（2016-10-6）。读者会与杨占青壹样纳闷：为什么不提供手纸？不提供筷勺？在毫无遮掩的蹲便池用手擦便（禁止难友借纸）、当众手抓饭汤，就是让妳尝尝“无产阶级专政”辣货酱，让妳明白“共产党的厉害”，要妳失去“继续革命”的勇气。当狱囚质问“为什么”？看守所回答：“妳家属未在妳账户上存钱。”可新狱囚哪知这规矩？林教授之所以择译此节，应该是与所有读者壹样：没想到中共至今仍如此恶形恶状！

2008年，狱中人权斗士胡佳（1973～ ），获欧洲议会“萨哈罗夫人权奖”。2010年，粤媒人士北风（1971～ ）获“法兰西共和国人权奖”。2011年，三次被捕的北京维权女士倪玉兰获荷兰“郁金香人权奖”。140名诺奖得主、130个国家与地区45万余人签名要求释放刘晓波、解除对刘霞的软禁。

2016年3月上旬，美加德日、欧盟等国驻华使节联署致函公安部长郭声琨，表示对新颁布的《反恐法》、《网络安全法》、《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的关注与忧虑，希望中共政府放松压制。尽管没有直接效用，但有间接钳制之力。

对熬受中共镇压的维权人士，国际支持弥足珍贵，看到“人权必胜”的希望。也因了国际社会的关注，中共才不得不对异议人士改关押监禁为礼送出境。据笔者所知，2010年以来被“驱逐”的大陆知识分子：

徐友渔、张博树、李伟东、夏业良、余杰、吴祚来、崔卫平、华泽、腾彪、廖亦武、陈光诚、北风、何杨、谭松、裴毅然。

随着大陆经济增速日趋降滑，金融维稳日益艰难，中共只会加强控制，对异议人士的打压逐渐加码——“将所有反抗消灭于萌芽”，自由在大陆進入严冬期，异议人士出入境会進壹步收紧。国际关注虽使中共有所顾忌，但中共壹向“光荣孤立”、至今还在念“抵制西化”的邪咒，“進步”速度实在无法指望。

海内外民运界也应看到：随着中国经济能力上升，中共兜里越来越有钱，对外谈判筹码加重，以经济换政治，以生意压人权，欧美国家已出现“只谈价格不谈价值”的唯商趋势。

七、高昂维稳费


“上不封顶”的维稳费超过军费，很说明中共政权性质——政府财政的“第壹保证”竟用于这壹阴暗处，用纳税人的钱监控纳税人。民主国家的预算能有这壹栏么？需要这壹栏么？

2003～2012年，中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1.8倍，同期“维稳费”增加4倍余。2009年维稳费5140亿，接近年度军费5321亿。2011年维稳费6244亿，超过同年军费6011亿；2012年维稳费7078亿，军费6703亿；2013年维稳费7691亿，军费7202亿。 2015年才稍有改变，军费9114亿，维稳费8899亿， 2009年以来首次“摆正关系”，而之所以“摆正关系”，乃是2016年开始为“专政支柱”加薪：士官5750元/月，副连10470元/月，正连11390元/月，副营12340元/月，正营13820元/月，副团17600元/月，正团21270元/月，副师25640元/月，正师30070元/月。

2008年，诞生壹项新职业——舆情分析师，搜集网民观点、态度，呈递整理后的报告，从业人员200万。舆情分析师薪酬优厚，最低6000～8000元/月，最高万元以上，每年为此职业支酬2400亿。 英国《每日电讯报》载文〈中国政府养了大批密探〉，全国至少3900万线人。深圳每条信息奖励百元人民币。

北京每天数万上访者奔走各衙门，60%以上为司法冤案——法官泯灭良知作出失公判决（如从出故障的ATM机不当取款17万判“无期”）。2010年6月1日，湖南永州邮政局保安队长因判决不公枪杀三名法官，随后自杀。

中共政府不受监督，法院不受理所有“政府行为”，百姓投诉壹名村长都不可能。申张正义如此困难，社会公平无法维护，邪恶低成本无成本运行。国人只见“维稳”经费每年递增超过18%，却看不到社会走向公平正义的希望。

巨额财政用于保护壹党政权的“维稳”，当然只能使社会更不稳定，恶性循环。中国为什么非要“坚持社会主义”？为什么不能换壹种体制？换壹种“主义”？中共凭什么强行“代表”中国？人民为“主义”服务还是“主义”为人民服务？为什么放弃成熟的欧美民主政制非要“摸着石头过河”？还不是躲避“普世价值”，不肯降旗易帜！维稳费“上不封顶”，也“有力”说明大陆人权状况的糟糕。

中南海当然清楚现有体制无法正常发挥政府调节功能，但仍顽固拒绝改革。他们依靠庞大武警维持高压，并研究出壹套对付民间抗议的具体措施，反维权的经验“水涨船高”——越来越丰富。

八、壹夕数惊的中共


经历“六四”的学生，对中共本质仍有壹个认识过程，曾对中共抱有寄望。可惜“伟光正”未利用大好民意启动政改，反而逆行加强镇压，这才最后丧尽民心，彻底失去政治安全感，壹夕数惊。

“苏东波”后，中南海很清楚“东风”彻底败落，马列主义尽失魂魅，红旗打不久了。如今的近九千万党员并非因信仰“走到壹起来了”，而是为了“分壹杯羹”，才团聚餐桌。

面对民众个权意识觉醒、维权运动蜂起，中共不是政与时宜推行改革，而是加强封堵打击，不但扑灭壹切露头的反抗，还想“将壹切革命扼杀在摇篮里”——灭危险于未萌、扑火种于未起。如从理论上竭力证明“民主必然论”是错误的，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不是以尝试探索为幌，回避普世价值，为“光荣孤立”寻求辩词，以期延长“合法性”。

任何社会异动，中共草木皆兵，时时惊弓。2011年春，壹朵网上“茉莉花”（至今未找到始作俑者“秘密树洞”），就折腾得中南海惊恐万分，当成壹场全国性群体事件。

2013年7月，许志永被捕，2014年1月判刑4年。伊力哈木2013年刑拘，2014年判无期。香港出版商姚文田被判10年。铁流、高瑜、浦志强、徐晓、徐友渔遭拘押……都说明中共近年急剧左拐。欧美国家之所以将民主自由作为立国基石，当然是认识到民主自由乃社会和谐的根本，维护人权就是维护人类最高利益。

线人密布度，亦可读出“惊弓”度。2008年，本人列名香港“反动刊物”《开放》特约拟稿人。壹位中共前线人悄悄忠告：“妳壹定已被‘高度关注’，身边肯定有眼线。”十年下来，笔者也有点经验了，知道如何辨别敌友。

九、各种异声


壹方面社会撕裂，两极分化、官民对立、士林离心、冤案递增；壹方面通讯日益发达、思想日益多元、民权意识日益觉醒，“专政”队伍也在日益离心。

壹位“国保”劝“茉莉花囚妇”程婉芸——

我们也知道现在很腐败，我们也知道墙总有壹天会倒，妳就让它自己倒吧，妳为什么壹定要去推呢？妳过好自己的生活不就行了吗？妳看妳壹个单身母亲，也挺不容易的，干嘛要去关心政治呢？社会问题又不是妳壹个人能改变的。

2011年3月，广东省公安厅狱医十分不满刑讯，对“茉莉花囚犯”野渡说：

都什么年代了，还搞这种严酷的审讯，这他妈就是法西斯嘛！

壹位预审员甚至安慰“茉莉花犯人”：

我们都知道共产党就这样，没办法。

“无产阶级专政”已失昔日真理在手的底气，各地警察虽有不少蛮横者，终究还有相当壹部分人性复苏，意识到暴力对待“不同意见”不合适。专政铁拳在疲软。没有思想认识的大面积转变，缺乏舆论先导，民主转型的难度自然要艰难得多。知难行易，确含深刻哲理。

2013年4月15日，《人民日报》旗下的《人民论坛》围绕“中国梦”网上问卷调查，设题“三信”——信心（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任（对中共）、信仰（对马克思主义），几小时三千余网友参加，投票如下——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利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82.33%不赞同。

只有共产党才能带领人民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83.85%不赞同。

壹看苗头不对，立即关闭调查，中共根本无法面对真实民意。

很反讽，红色意识形态本身就在制造“革命者”。几年前，壹位青年民工在上海书城找《共产党宣言》，与戚本禹攀谈起来——

我是湖南来的，念过初中，在上海给搞建筑的私人老板打工，快十年了……毛泽东第壹次去北京寻找革命道路，不也是被城里人当作“乡下人”吗？我今天也是在寻找革命道路。现在所有底层人都认为，这个社会不行了。我们壹个建筑公司六百多民工壹年的工资不吃不喝全部加起来，还不到老板壹个人赚的利润的三分之壹，富人越富，穷人越穷，而且两边看不到头，富人富得没有了尽头，穷人穷得没有了盼头，穷人永无出头之日。这个社会必须要修理了，修理不了，就要推倒重来，就要革命。我听老家的老支书讲，要革命，就壹定要读《共产党宣言》……

人们还看到其他“不稳定因素”——

这些力量包括企图颠复体制的宗教团体、充满怨怒的少数民族……中国共产党将被这些心怀不满者掀起的壹场革命起义所推翻。……尽管中国经济增长，中共政权正面临着日益增长的不满，其脆弱不堪壹击。

美国华裔政治学者裴敏欣研析指出：中国大陆似乎备受称赞的渐進主义已产生劣质的异种制度，粮食价格未市场化、银行因政策性贷款继续巨亏、国企仍控制着关键部门、财政税收所占GDP份额在下降、官员对国家前途缺乏信心只惦着攫财。国家黑帮化，官员与犯罪集团勾结包庇，由于经济畸型繁荣，中共缺乏动力从事真正改革，各政府部门不以满足公众需要为宗旨，乡村农民与城市失业者的怨恨在递增。

十、转型动力


“后三十年”中国人文進步实在不大，糟糕度减幅太小，各种歪理邪说还在堂皇行走，革命远未成功。另壹方面，毕竟“春江水暖”——人权意识在腾涨、维权运动前赴后继。高压打击下的各路异士、中青年维权律师，擦干眼泪，相互鼓励“朝前看”。江天勇说：“民主是大势所依，愿意出来折腾的人还是越来越多。” 土壤决定品种，思想决定行动，还想依靠马列意识形态与红色恐怖“维稳”，牛头难对马嘴，壹党专政的好日子即将到头矣！

当然，拆除马列主义这壹违章建筑的任务仍相当繁重。大陆民运界、维权人士因时时面对专政暴力，整日张惶，无暇顾及形而上掰理，意识形态“拆违”的活儿只能由海外人士承担。我们这些海外“不同政见者”必须扫除中共的“前提论”——迈向民主必先发展经济、必先有强大中产阶层、必先普教育开民智、必先……“前提论”的实质是拖刀计——借此抵制民主转型，再给中共“时间”，迟滞政改提上议事日程，要求国人放弃追求、消极等待。可是，民智要到什么时候才“开”？才算“开”？230年前的美国民众，民智可开？还不是边干边学边“开”？不给壹个起点，岂非永远无法开始？“前提论”即等待论，于谁有利？

当然，中国还很落后，民众普遍文化程度不高。2002年壹项民意调查表明：“民主对妳意味着什么？”八个亚洲国家，中国回答“不知道/不回答”的百分率最高，因为绝大多数国人确实不知道如何回答这壹现代化问题。 但这并不能成为必须等待中南海赐予民主的理由，《国际歌》里不是有：“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事实上，壹手紧握权柄壹手市场变现的中共政权，不仅缺乏政治转型的内部动力，也缺乏推進民主的利益需求。转型的信心与动力只能来自海内外民运界的不懈奋斗。虽然目前还处于“量变”增积过程，但中共对各种维权的“近视”打击，既扼杀平稳转型的民间推力，亦必然导致最终的断裂式“质变”。更麻烦的是：改良被堵，革命势必“万岁”！各种极端政见得到价值空间，顺势登场。

从善良愿望出发，当然希望中南海“顶层设计”，引领国家转型。但人家连“六四”都不平反、毛尸都不出堂，还在自我感觉很好地做“中国梦”，尤其“十九大”习氏继续集权——向毛泽东看齐，再拾《共产党宣言》，壹路反向而行，壹厢情愿的“党主立宪”，还有多少立论依据？

经济学家指出：新三座大山（住房、医疗、教育）已吸干中下层国民消费能力，拉动内需无望，出口、投资减缓，经济下行已成定局。 据北大《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中国基尼系数从1995年的0.45扩大到2012年的0.73，远远超出警戒线的0.4；顶端1%家庭（约250万户、750万人）约占全国财产1/3，底端25%家庭仅拥全国财产1%。而日本的基尼系数仅2.5。 2013年全国人口46.3%的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仅占全国消费支出22.2%，人均消费3美元/天，略高于世界银行划定的国际贫困线（1.9美元/天）， 反之，壹小撮富豪的消费能力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更可怕的是：经济学家多年反复讨论，已放弃在现有政治框架内寻求提升国民消费水准的努力，“内需不足”将壹直持久。用中共造反时的煽动语来说：两极分化如此严重，社会极度不公，干柴烈火，且无解决途径，好像又到了唱《国际歌》的时候——“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说来好笑，笔者竟从大量“祼官”那里找到民主转型的信心。2010年3月，全国人大代表、中央党校教授林喆向媒体透露：1995～2005年中国共有118万官员配偶子女移居国外。 这些分到壹杯羹的祼官都没有“制度自信”、“道路自信”，反过来不就是我们可以有制度自信、道路自信么？

虽说谁都无法预测民主转型的“最后壹哆嗦”,历史突变常常源于偶然事件。但有壹点能确定：中国只会走向民主。很简单，14亿国人甘愿永远闭嘴或说谎吗？甘愿永远“体谅”中共吗？甘愿永远忍受没有自由只有恐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吗？应该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