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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裴毅然

2017年4月，我在上海實在呆不下去，只好赴美避恐。2005年以來，我在港美《二十壹世紀》、《當代中國研究》、《開放》、《爭鳴》、《前哨》、《北京之春》發表160餘篇「反動文章」；2014年以後在台灣出版七本「反動書籍」——剖析赤潮禍華、指斥中共禍國。「文保」對我先禮後兵——誘勸控制、圍而不打、直至圖窮匕見。2015年1月31日，我訪學港台回滬，在羅湖被逼脫內褲「接受檢查」，隨行拙妻與女碩生遭搜身（載《前哨》2015年3月號）。2017年3月下旬，我攜妻擬出席香港「反右六十周年國際研討會」，然後飛美旅遊。「文保」向我退休前單位（上海財經大學）施壓，逼我兩退機票，故事曲折，拙文〈出中國記〉載港刊《爭鳴》2017年8月號。

我雖壹直心系民運，畢竟教務撰務繁重，無有精力跟蹤「進行時」，也因「金盾」封鎖信息，2011年動靜很大的「茉莉花事件」，僅聞粗略，來美后才接觸壹些材料。拙文根據這些材料，對進行時的中國民運提供壹些思考，簡剖民主轉型的艱難與希望。

壹、轉型維權
與「七九」民主牆、「八九」六四不同，當代民運更為普羅化，從形而上政治訴求轉為形而下經濟維權，個權意識日益覺醒，維權力度壹路走高。毛時代「陸民」幾無私產，不太感覺得到制度性剝奪。如今稍擁私產，真切看清貪官貪去的並非與己無關的「公家的」，而是自己繳納的稅款！「陸民」從切身利益處認識到現代文明的價值基石——私產神聖！相比公民意識朦朧的「七九」、「六四」，當代「陸民」的經濟維權，說明民主意識已落至實處，築就中國民主轉型最大的社會地基。
直至2018年6月鎮江老兵維權，大陸各種維權此起彼伏，頑強持續。以個人權益為內核的公民理念，是最令中共膽寒的「不穩定因素」，故列入「七不講」。專制特權只能來自收繳公民個權，壓低公民個權，才能匯聚翹起官僚特權。百姓成為愚民順民奴民，中共才能維穩「萬萬歲」。出於階級本能，中共在打壓維權運動的同時，勢必防堵宣倡個權的「資產階級思想」，因而不惜巨資打造「金盾」，全力封堵境外網訊。

哪兒有壓迫哪兒就有反抗。上訪、上網、上街、上法院，維權活動綿延不斷：堅決抗爭的法輪功學員、抗拆抗征的村民居民、呼籲獨立的維族藏族、要求安置的復轉老兵、反抗城管的街頭小販、團結起來的維權律師、中外關注的政治異士、各式各樣的司法案件、各種各類的上訪冤民、各省各市的台商告狀、各時各地的「歷史遺留問題」……東西南北中，工農兵學商，「不穩定因素」越來越多，中共「維穩」越來越難矣！

1995年縣市壹級糾紛仲裁機構處理勞資衝突3.3萬起，2006年44.7萬起，2008年69萬起。 2014年國家信訪局發布：各級信訪年度總量逾千萬，年度上訪人次逾50萬。《中國青年報》記者盧躍剛估測訪案2000～3000萬起／年，上訪者100～150萬人次／年。專家調查，僅0.2%上訪得到解決。壹位「訪齡」51年的訪民還在「繼續革命」。另壹位「訪齡」15年，進最高法院信訪辦2018次，仍屬「同志仍須努力」。壹位訪民被收容遣送152次。壹位訪民將含冤而死的親屬頭顱割下，攜帶上訪。 2015年1月30日國家信訪局發布：每天收件約兩千，2/3直遞國家領導人。

群體事件直線上升。2005年8.7萬起，2006年逾9萬起， 2008年12.4萬起。 此後，政府不再發布數據。

二、維權意識


1949年後，媒體官營，全體陸民憋居「鐵屋」，絕大多數不清楚權益被剝奪的根源，甚至感覺不到被剝奪。「80后」小彪，2011年的感覺：

我總覺得這個社會有什麼不對，有點不正常，感覺不是自己內心想像的樣子，但是我找不到原因……

近年，隨著電訊普及，「陸民」漸脫愚盲，打出很有質量的標語——「人權高於主權！維權就是愛國！」中共只得關口前移，繃緊神經到處澆水——封殺壹切提高個權意識的現代名詞。2013年，中南海終於圖窮匕見，悄悄發布「七不講」，明確迴避「公民社會」。高瑜因向外媒捅出「七不講」文件，重判七年。

有打壓自然就會有反抗，構成當代中國主要社會矛盾，或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面。這壹現狀，使海內外民運界看清社會矛盾的叢結，看到民主轉型的現實力量。雖然民主轉型難度不小，畢竟春風在綠江南岸。

大量訪民、維權律師、公民運動，都還是承認既有制度的改良型權益訴求，並非重起爐灶的革命性要求。別忘了，戊戌后同盟會不時舉義，槍聲四起！當代民主運動希望不僅結束暴力專政，也結束暴力邏輯，避免法國大革命的「斷頭台政治」，進行壹場真正澤被後人的「徹底革命」。

三、維權律師


2003年以來，三十萬大陸律師出現特殊小群——數百名維權律師，勇敢承接「很有難度」的冤民訴案，以期推動法治建設。這批維權律師在公安系統電腦中的欄目：重點維穩對象。

維權律師的客戶均為弱勢群體——拆遷戶、各式冤民、法輪功信徒，為他們維權勢必冒犯官府，因此他們被政府列為新「黑五類」，維護社會公正的律師反倒成了「破壞社會」的對象。

有了「不和諧」的宗旨，也就引來「理所當然」的打擊。2015年7月9日～2016年5月27日，全國至少319名律師、律所人員、人權捍衛者及家屬被約談、傳喚、限制出境、軟禁、監視居住、逮捕、失蹤。

2015年7月30日，余文生律師向北京檢察院遞交刑事控告狀，指控公安部長、要求調查司法部長、罷免北京司法局長：「我不能同意這種小文革式的抓捕。」8月6日，余律師遭撬門抓捕，10小時背銬、14小時正銬。

維權律師雖得到壹些社會支持，畢竟直接承受專政暴力。劉士輝律師婚姻破裂，「我先後交過幾個女朋友，都因為我的政治理念帶來的壓力而不得不跟我分手。」不得已，他娶了越南新娘，才壹個多月，2011年「茉莉花運動」，劉士輝再次被捕，跨國婚姻被拆散，越南新娘遭強行遣返。

與筆者曾有交往的劉曉原律師（1964～ ），本對「法律」尚存寄望，經六天「無手續關押」：

這件事除了造成我心理上的恐懼，也讓我對法治失去了信心。

文革后恢復的律師業，「社會主義法治」壹大櫥窗，最初也有壹點恢復人權的意思，重點畢竟在維護「無產階級專政」。新壹代律師走向政府對立面，也就成了「重點監控、特殊防範」。中共只得抹下臉，整出喧騰中外的「709事件」——抓捕大批律師。

這群面對苦難不願轉身的維權律師，由於揭了「共和國傷疤」，近年成了知識界承受「無產階級專政」最集中的群體。值得關注的是：維權律師全都出自體制內，不少還是前檢察官、前法官，他們清晰認識到中共政府的積弊。1997年底進入吉林延吉州檢察院的唐吉田（1968～ ）——

檢察院的工作經歷，對我正確認識人權保障問題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由原來的重打擊輕保護，轉而確立了刑法應該同樣是以保障人權為歸宿的觀念。

他們的認識也很深刻——

甚至有些體制內的朋友更激進，說要想解決問題，只有重回1949年。

四、覺醒下壹代


「六四」后，大陸青年的政治熱情壹度消沈。北京流諺「老年燃燒，青年取暖」，憂心國務的似乎只剩白髪老人。但近二十年大陸各項維權運動表明，從「30后」老右派、40后「解放牌」、「50后」老知青、「60后」「70后」六四分子、「80后」「90后」新生代，革命自有後來人呵！源於天然人性的自由爝火，當然不會因中共高壓而熄滅。

2004年8月，壹批「80后」在網上組建「泛藍聯盟」。他們從未去過台灣，卻以國民黨「精神黨員」自居，宣揚三民主義，傳播台灣民主化經驗，嚮往台灣的「白色恐怖」——

蔣公若在大陸搞如此「和風細雨」的白色恐怖，該有多好！

「泛藍聯盟」重要成員張起（1983～ ），2008年以「煽顛罪」判刑4年，出獄后不改初心。

北京農大學生陳雲飛，「六四」擋軍車遭警察暴打縫了七針，畢業后在四川省農業廳呆了四年，辭職搞產殖，「那時在政治上我對政府還是抱有希望的，沒有認識到制度有問題。」2007年6月，他覷空在《成都晚報》刊出廣告——「向堅強的六四遇難者母親致敬！」

2011年，川女程婉芸（1971～ ）對抓他的警察說：

共產黨的統治搖搖欲墜了，警察也好，百姓也好，大家應該壹起來推牆。

程婉芸被關押壹月後——

這件事改變了我的人生觀。我過去相信政改，相信非暴力改變中國，現在我認為有必要做暴力反抗的準備，最可能的方式是廣場革命。如果形勢演化到了利比亞和敘利亞那壹步，我會義無反顧地成為自由軍。

上兩代「陸民」絕對不敢出口的腹誹，居然都敢對警察說了！既丈量出社會的進步，也是中共最害怕的「星星之火」。

遭受酷虐的維權律師余文生(1967～ ):

我是改良思想非常嚴重的壹個人，壹直希望當局能做些改變，可現在我的改良思想幾乎殆盡了，我不相信共產黨能改變。

總要有人去犧牲，為後人鋪就道路，既然我已走到這壹步，也就沒有什麼退路了，我也不願再退回去，那就壹直往前走，直到中國社會實現真正的民主自由。

當代中青年反抗者，清晰意識到抗爭的必要性，精神對立壹定會落實為肉體抵抗，「怕死但又在找死」。滕彪(1973～ )：

政府的容忍度，基本上是由坐牢者的平均水平撐大的。這正是這種體制神奇和弔詭的地方，這也似乎是民主人士和人權捍衛者的宿命。愛自由，才失去自由；失去自由，才能爭取自由。認識到這壹點的人，其實都退無可退。

2012年，京滬等城出現「公民聚餐」，每月最後壹個周六，壹些關心政治者聚餐議政。北京達到200人。成都多年的茶敘「龍門陣」聚攏500人，老右派流沙河、張先癡成為「圓心」。

五、網路破牆


酷虐暴政只能運行黑暗之中，這也是中共之所以會對媒體「嚴防死守」，他們很清楚「輿論乃行動的先導」。2009年後，藏區為抗議對藏傳佛教的嚴控、呼籲迎回達賴喇嘛，130餘名僧侶信徒先後自焚抗議。 2012年11月9～10日，藏區爆發大規模抗爭，青海黃南州同仁縣萬名學生上街，連續兩天示威，降下五星旗，聲援自焚藏人，譴責對藏民的嚴厲鎮壓。偌大新聞，大陸媒體竟無壹字。 反過來，媒體也成了各路民運必須著力的突破點。

2009年5月湖北巴東鄧玉嬌事件，若非百余網友趕聚巴東，聳引媒體關注，這位捅死當地官員的農村女孩不可能很快「有罪免罰」。而百余網友趕往巴東，得有周莉這樣的人在網上喊壹嗓子。越來越多的「群體性事件」通過網路形成策劃、招募、安排、總結（甚至付酬）等壹整套流程。

網際網路的破牆作用不可小覤。北京高中生劉偉（1987～ ），就是通過外媒獲得民主思想，在網上宣布成立「統壹黨」：

自從我家安裝了接收衛星電視的「鍋」，美國之音、德國之聲都能收到。我從電視上了解到國外議會制度，就覺得中國也應該實行多黨制，就不能壹黨獨裁了。

2010年8月，我在網上發表了成立「統壹黨」黨章，然後國保第二次來找我，問我為什麼寫這個黨章，我說為了民主啊。他們問我這個統壹黨發展了多少黨員，我說就我壹個人。

當然，中共壹向脫褲子不臉紅，「敢作敢為」。2011年5月下旬，香港記者衝上樓採訪被監視的廣州維權人士野渡，「下面兩個便衣不是也跟著他們上來了嗎？」

必先突破言禁報禁，才可能突破黨禁政禁。中共暴力禁聲，因缺乏意識形態為政治暴力提供合法性，只能以「維穩」名義要求媒體「自覺」配合、規定媒界必須默認潛規則——「黨的喉舌」。隨著時間推移，現代意識整體上升，要求壹茬茬媒界從業者自覺保持與黨壹致，日益困難，不時出現這樣那樣的「不配合」，不時蹦出「反出朝歌」的楞頭青。

六、國際支持


國際支持壹直是中國民運重要壹翼，除了道義聲援，還有資金注入、政府出手。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大赦國際、各國NGO基金會、各國媒體……壹直關注中國人權，特別關注各路異士。歐美領導人不時向中南海「談人權」，駐華使領館更是跟蹤人權事件、慰訪被捕人士家屬，甚至進監探訪。2003年後的維權律師群體即美國對華法律援助項目。 聯合國報告顯示：1990年代以來，歐美各國及世界銀行向中國提供經援1161億美元。各國NGO(非政府組織）在中國設立辦公室，既與政府也與民間機構合作，最多時在華NGO約萬家，其中最多的是美國，約佔總數的40%。

2000年8月29日，經美國著名女作家蘇珊•桑塔格（1933～2004）在《紐約時報》呼籲，美國國務院營救北京出版人貝嶺（1959～ ）赴美避難。

2001年9月初，朱鎔基訪問愛爾蘭，愛爾蘭總理、總統在會談中要求釋放留學愛爾蘭的趙明（法輪功學員），都柏林三聖大學校長向朱熔基當面遞交信件，要求釋放該校這名中國留學生。2002年3月12日，勞教22個月的趙明獲釋，3月23日返回愛爾蘭繼續學業。

2005年，台灣中央電台開設專訪大陸異士的「為人民報務」，壹周五次，多次電話採訪劉曉波、高智晟……

2006年，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派員赴鄭州，找當地人士了解民運動態，驚動「國安」。

2010年6月16日，北京維權女士倪玉蘭夫婦被捕——

壹些國家的大使、外交官員關注我。比如歐盟大使就給我寫過信，監獄給了我壹個副本。我女兒會見的時候告訴我，美國外交官還到監獄來過。這些都對我的待遇改善有幫助。

2013年10月5號我出獄，11月1號就來了壹群便衣，要把我們從出租的房子里轟走，他們帶著房東和房屋中介壹起來的。那天碰巧來了三個國家的外交官，所以房東就說同意我們找到房子以後再搬，否則當天就流落街頭了。

2011年2月22日，廣州民運人士野渡「被旅遊」，接著以「煽動顛復國家政權罪」秘押94天。3月1日廣州美領館包德寶領事前往野渡家探望其妻，拍了照片。3月下旬，美國國務院通過中國外交部交涉此案——

外交部就派了三個人來廣州調查。他們找到我妻子，給我妻子錄像，讓她簽了壹份聲明，說不歡迎外國勢力介入中國內部事務等等。……交涉以後，我在裏面的條件確實得到了改善。廿七號讓我散步作秀，四月壹號我就搬進了壹個大房間。過了兩天，拿來了壹些報紙，又搬來壹台電視給我看。這些外交壓力還是起到了壹定的效果，對我的審訊也沒有那麼密集了。

2012年2月14日習近平訪美，美國國務院舉行聽證會，獄中律師高智晟之妻耿和、獄中異士郭泉之妻李晶到會發言，控訴中共政府的非法酷刑，呼籲國際社會關注中國日趨惡化的人權狀況。 探視「難屬」，中共最不願意看到的「國際影響」。

2010年中國經濟總量超過日本，西方國家減少或終止對華援助。中共政府認為已無必要再容忍「危險度甚大」的NGO，加上國內經濟惡化，終於對NGO下手。3月，「谷歌」被逼退出大陸，向中共說「不」，寧失中國市場也要捍衛自由原則。至2014年，七千多家境外NGO在大陸無法生存。 壹群韓國基督徒，二十年每周六向北京南二環壹處地下通道的訪民、流浪者免費發放食物，竟也遭驅逐出境。

豫人楊占青（1977～ ），供職公益機構「北京益仁平中心」（NGO），從事反歧視和人權捍衛者心理支持。2015年6月12日被捕，蹲鄭州第三看守所壹個月，罪名出版《中國反歧視通訊》，案件至今未撤銷。他與「同案」郭彬先後為這家機構「京辦」負責人。楊占青將蹲獄經歷〈為何讓我用手擦屁股？〉（包括吃飯不給筷勺）寫在自己微信公眾號上，廣得轉載，美國漢學家林培瑞英譯后刊載《紐約時評》（2016-10-6）。讀者會與楊占青壹樣納悶：為什麼不提供手紙？不提供筷勺？在毫無遮掩的蹲便池用手擦便（禁止難友借紙）、當眾手抓飯湯，就是讓妳嘗嘗「無產階級專政」辣貨醬，讓妳明白「共產黨的厲害」，要妳失去「繼續革命」的勇氣。當獄囚質問「為什麼」？看守所回答：「妳家屬未在妳賬戶上存錢。」可新獄囚哪知這規矩？林教授之所以擇譯此節，應該是與所有讀者壹樣：沒想到中共至今仍如此惡形惡狀！

2008年，獄中人權鬥士胡佳（1973～ ），獲歐洲議會「薩哈羅夫人權獎」。2010年，粵媒人士北風（1971～ ）獲「法蘭西共和國人權獎」。2011年，三次被捕的北京維權女士倪玉蘭獲荷蘭「鬱金香人權獎」。140名諾獎得主、130個國家與地區45萬餘人簽名要求釋放劉曉波、解除對劉霞的軟禁。

2016年3月上旬，美加德日、歐盟等國駐華使節聯署致函公安部長郭聲琨，表示對新頒布的《反恐法》、《網路安全法》、《境外非政府組織管理法》的關注與憂慮，希望中共政府放鬆壓制。儘管沒有直接效用，但有間接鉗制之力。

對熬受中共鎮壓的維權人士，國際支持彌足珍貴，看到「人權必勝」的希望。也因了國際社會的關注，中共才不得不對異議人士改關押監禁為禮送出境。據筆者所知，2010年以來被「驅逐」的大陸知識分子：

徐友漁、張博樹、李偉東、夏業良、余傑、吳祚來、崔衛平、華澤、騰彪、廖亦武、陳光誠、北風、何楊、譚松、裴毅然。

隨著大陸經濟增速日趨降滑，金融維穩日益艱難，中共只會加強控制，對異議人士的打壓逐漸加碼——「將所有反抗消滅于萌芽」，自由在大陸進入嚴冬期，異議人士出入境會進壹步收緊。國際關注雖使中共有所顧忌，但中共壹向「光榮孤立」、至今還在念「抵制西化」的邪咒，「進步」速度實在無法指望。

海內外民運界也應看到：隨著中國經濟能力上升，中共兜里越來越有錢，對外談判籌碼加重，以經濟換政治，以生意壓人權，歐美國家已出現「只談價格不談價值」的唯商趨勢。

七、高昂維穩費


「上不封頂」的維穩費超過軍費，很說明中共政權性質——政府財政的「第壹保證」竟用於這壹陰暗處，用納稅人的錢監控納稅人。民主國家的預算能有這壹欄么？需要這壹欄么？

2003～2012年，中國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1.8倍，同期「維穩費」增加4倍余。2009年維穩費5140億，接近年度軍費5321億。2011年維穩費6244億，超過同年軍費6011億；2012年維穩費7078億，軍費6703億；2013年維穩費7691億，軍費7202億。 2015年才稍有改變，軍費9114億，維穩費8899億， 2009年以來首次「擺正關係」，而之所以「擺正關係」，乃是2016年開始為「專政支柱」加薪：士官5750元/月，副連10470元/月，正連11390元/月，副營12340元/月，正營13820元/月，副團17600元/月，正團21270元/月，副師25640元/月，正師30070元/月。

2008年，誕生壹項新職業——輿情分析師，搜集網民觀點、態度，呈遞整理后的報告，從業人員200萬。輿情分析師薪酬優厚，最低6000～8000元/月，最高萬元以上，每年為此職業支酬2400億。 英國《每日電訊報》載文〈中國政府養了大批密探〉，全國至少3900萬線人。深圳每條信息獎勵百元人民幣。

北京每天數萬上訪者奔走各衙門，60%以上為司法冤案——法官泯滅良知作出失公判決（如從出故障的ATM機不當取款17萬判「無期」）。2010年6月1日，湖南永州郵政局保安隊長因判決不公槍殺三名法官，隨後自殺。

中共政府不受監督，法院不受理所有「政府行為」，百姓投訴壹名村長都不可能。申張正義如此困難，社會公平無法維護，邪惡低成本無成本運行。國人只見「維穩」經費每年遞增超過18%，卻看不到社會走向公平正義的希望。

巨額財政用於保護壹黨政權的「維穩」，當然只能使社會更不穩定，惡性循環。中國為什麼非要「堅持社會主義」？為什麼不能換壹種體制？換壹種「主義」？中共憑什麼強行「代表」中國？人民為「主義」服務還是「主義」為人民服務？為什麼放棄成熟的歐美民主政制非要「摸著石頭過河」？還不是躲避「普世價值」，不肯降旗易幟！維穩費「上不封頂」，也「有力」說明大陸人權狀況的糟糕。

中南海當然清楚現有體制無法正常發揮政府調節功能，但仍頑固拒絕改革。他們依靠龐大武警維持高壓，並研究出壹套對付民間抗議的具體措施，反維權的經驗「水漲船高」——越來越豐富。

八、壹夕數驚的中共


經歷「六四」的學生，對中共本質仍有壹個認識過程，曾對中共抱有寄望。可惜「偉光正」未利用大好民意啟動政改，反而逆行加強鎮壓，這才最後喪盡民心，徹底失去政治安全感，壹夕數驚。

「蘇東波」后，中南海很清楚「東風」徹底敗落，馬列主義盡失魂魅，紅旗打不久了。如今的近九千萬黨員並非因信仰「走到壹起來了」，而是為了「分壹杯羹」，才團聚餐桌。

面對民眾個權意識覺醒、維權運動蜂起，中共不是政與時宜推行改革，而是加強封堵打擊，不但撲滅壹切露頭的反抗，還想「將壹切革命扼殺在搖籃里」——滅危險于未萌、撲火種于未起。如從理論上竭力證明「民主必然論」是錯誤的，所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還不是以嘗試探索為幌，迴避普世價值，為「光榮孤立」尋求辯詞，以期延長「合法性」。

任何社會異動，中共草木皆兵，時時驚弓。2011年春，壹朵網上「茉莉花」（至今未找到始作俑者「秘密樹洞」），就折騰得中南海驚恐萬分，當成壹場全國性群體事件。

2013年7月，許志永被捕，2014年1月判刑4年。伊力哈木2013年刑拘，2014年判無期。香港出版商姚文田被判10年。鐵流、高瑜、浦志強、徐曉、徐友漁遭拘押……都說明中共近年急劇左拐。歐美國家之所以將民主自由作為立國基石，當然是認識到民主自由乃社會和諧的根本，維護人權就是維護人類最高利益。

線人密布度，亦可讀出「驚弓」度。2008年，本人列名香港「反動刊物」《開放》特約擬稿人。壹位中共前線人悄悄忠告：「妳壹定已被『高度關注』，身邊肯定有眼線。」十年下來，筆者也有點經驗了，知道如何辨別敵友。

九、各種異聲


壹方面社會撕裂，兩極分化、官民對立、士林離心、冤案遞增；壹方面通訊日益發達、思想日益多元、民權意識日益覺醒，「專政」隊伍也在日益離心。

壹位「國保」勸「茉莉花囚婦」程婉芸——

我們也知道現在很腐敗，我們也知道牆總有壹天會倒，妳就讓它自己倒吧，妳為什麼壹定要去推呢？妳過好自己的生活不就行了嗎？妳看妳壹個單身母親，也挺不容易的，幹嘛要去關心政治呢？社會問題又不是妳壹個人能改變的。

2011年3月，廣東省公安廳獄醫十分不滿刑訊，對「茉莉花囚犯」野渡說：

都什麼年代了，還搞這種嚴酷的審訊，這他媽就是法西斯嘛！

壹位預審員甚至安慰「茉莉花犯人」：

我們都知道共產黨就這樣，沒辦法。

「無產階級專政」已失昔日真理在手的底氣，各地警察雖有不少蠻橫者，終究還有相當壹部分人性復甦，意識到暴力對待「不同意見」不合適。專政鐵拳在疲軟。沒有思想認識的大面積轉變，缺乏輿論先導，民主轉型的難度自然要艱難得多。知難行易，確含深刻哲理。

2013年4月15日，《人民日報》旗下的《人民論壇》圍繞「中國夢」網上問卷調查，設題「三信」——信心（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信任（對中共）、信仰（對馬克思主義），幾小時三千余網友參加，投票如下——

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有利於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82.33%不贊同。

只有共產黨才能帶領人民走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83.85%不贊同。

壹看苗頭不對，立即關閉調查，中共根本無法面對真實民意。

很反諷，紅色意識形態本身就在製造「革命者」。幾年前，壹位青年民工在上海書城找《共產黨宣言》，與戚本禹攀談起來——

我是湖南來的，念過初中，在上海給搞建築的私人老闆打工，快十年了……毛澤東第壹次去北京尋找革命道路，不也是被城裡人當作「鄉下人」嗎？我今天也是在尋找革命道路。現在所有底層人都認為，這個社會不行了。我們壹個建築公司六百多民工壹年的工資不吃不喝全部加起來，還不到老闆壹個人賺的利潤的三分之壹，富人越富，窮人越窮，而且兩邊看不到頭，富人富得沒有了盡頭，窮人窮得沒有了盼頭，窮人永無出頭之日。這個社會必須要修理了，修理不了，就要推倒重來，就要革命。我聽老家的老支書講，要革命，就壹定要讀《共產黨宣言》……

人們還看到其他「不穩定因素」——

這些力量包括企圖顛復體制的宗教團體、充滿怨怒的少數民族……中國共產黨將被這些心懷不滿者掀起的壹場革命起義所推翻。……儘管中國經濟增長，中共政權正面臨著日益增長的不滿，其脆弱不堪壹擊。

美國華裔政治學者裴敏欣研析指出：中國大陸似乎備受稱讚的漸進主義已產生劣質的異種制度，糧食價格未市場化、銀行因政策性貸款繼續巨虧、國企仍控制著關鍵部門、財政稅收所佔GDP份額在下降、官員對國家前途缺乏信心只惦著攫財。國家黑幫化，官員與犯罪集團勾結包庇，由於經濟畸型繁榮，中共缺乏動力從事真正改革，各政府部門不以滿足公眾需要為宗旨，鄉村農民與城市失業者的怨恨在遞增。

十、轉型動力


「后三十年」中國人文進步實在不大，糟糕度減幅太小，各種歪理邪說還在堂皇行走，革命遠未成功。另壹方面，畢竟「春江水暖」——人權意識在騰漲、維權運動前赴後繼。高壓打擊下的各路異士、中青年維權律師，擦乾眼淚，相互鼓勵「朝前看」。江天勇說：「民主是大勢所依，願意出來折騰的人還是越來越多。」 土壤決定品種，思想決定行動，還想依靠馬列意識形態與紅色恐怖「維穩」，牛頭難對馬嘴，壹黨專政的好日子即將到頭矣！

當然，拆除馬列主義這壹違章建築的任務仍相當繁重。大陸民運界、維權人士因時時面對專政暴力，整日張惶，無暇顧及形而上掰理，意識形態「拆違」的活兒只能由海外人士承擔。我們這些海外「不同政見者」必須掃除中共的「前提論」——邁向民主必先發展經濟、必先有強大中產階層、必先普教育開民智、必先……「前提論」的實質是拖刀計——藉此抵制民主轉型，再給中共「時間」，遲滯政改提上議事日程，要求國人放棄追求、消極等待。可是，民智要到什麼時候才「開」？才算「開」？230年前的美國民眾，民智可開？還不是邊干邊學邊「開」？不給壹個起點，豈非永遠無法開始？「前提論」即等待論，于誰有利？

當然，中國還很落後，民眾普遍文化程度不高。2002年壹項民意調查表明：「民主對妳意味著什麼？」八個亞洲國家，中國回答「不知道/不回答」的百分率最高，因為絕大多數國人確實不知道如何回答這壹現代化問題。 但這並不能成為必須等待中南海賜予民主的理由，《國際歌》里不是有：「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

事實上，壹手緊握權柄壹手市場變現的中共政權，不僅缺乏政治轉型的內部動力，也缺乏推進民主的利益需求。轉型的信心與動力只能來自海內外民運界的不懈奮鬥。雖然目前還處於「量變」增積過程，但中共對各種維權的「近視」打擊，既扼殺平穩轉型的民間推力，亦必然導致最終的斷裂式「質變」。更麻煩的是：改良被堵，革命勢必「萬歲」！各種極端政見得到價值空間，順勢登場。

從善良願望出發，當然希望中南海「頂層設計」，引領國家轉型。但人家連「六四」都不平反、毛屍都不出堂，還在自我感覺很好地做「中國夢」，尤其「十九大」習氏繼續集權——向毛澤東看齊，再拾《共產黨宣言》，壹路反向而行，壹廂情願的「黨主立憲」，還有多少立論依據？

經濟學家指出：新三座大山（住房、醫療、教育）已吸干中下層國民消費能力，拉動內需無望，出口、投資減緩，經濟下行已成定局。 據北大《中國民生髮展報告2014》，中國基尼係數從1995年的0.45擴大到2012年的0.73，遠遠超出警戒線的0.4；頂端1%家庭（約250萬戶、750萬人）約佔全國財產1/3，底端25%家庭僅擁全國財產1%。而日本的基尼係數僅2.5。 2013年全國人口46.3%的農村居民，消費支出僅佔全國消費支出22.2%，人均消費3美元/天，略高於世界銀行劃定的國際貧困線（1.9美元/天）， 反之，壹小撮富豪的消費能力遠遠高於發達國家平均水平。更可怕的是：經濟學家多年反覆討論，已放棄在現有政治框架內尋求提升國民消費水準的努力，「內需不足」將壹直持久。用中共造反時的煽動語來說：兩極分化如此嚴重，社會極度不公，乾柴烈火，且無解決途徑，好像又到了唱《國際歌》的時候——「起來！饑寒交迫的奴隸！」

說來好笑，筆者竟從大量「祼官」那裡找到民主轉型的信心。2010年3月，全國人大代表、中央黨校教授林喆向媒體透露：1995～2005年中國共有118萬官員配偶子女移居國外。 這些分到壹杯羹的祼官都沒有「制度自信」、「道路自信」，反過來不就是我們可以有制度自信、道路自信么？

雖說誰都無法預測民主轉型的「最後壹哆嗦」,歷史突變常常源於偶然事件。但有壹點能確定：中國只會走向民主。很簡單，14億國人甘願永遠閉嘴或說謊嗎？甘願永遠「體諒」中共嗎？甘願永遠忍受沒有自由只有恐怖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嗎？應該不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