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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季鹏

言而无信的又壹个版本 对民族资产阶级“反友为敌”



壹、毛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打击、抛弃蓄谋已久

直至今天，中共的有关史书和宣传仍然坚称：毛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中期推行的“三大改造”运动在总体上讲仍是正确的、必要的，只不过步伐迈得太快了壹点、太急了壹点。

所谓“三大改造”是指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把它们从原来的个体、私营经济全部“改造”成半国有的“公私合营”和集体所有的合作社经济，纳入国家控制的计划经济体系之内。这是毛正式抛弃其“新民主主义社会”模式的关键性步骤。在采取这壹步骤之前，毛已经制服了党内维护“新民主主义秩序”的代表人物刘少奇等人，党内已经没有了反对势力，在社会上更不可能有反对“共产党领导”、“反对社会主义”的声音。而且，在正式推行“三大改造”之前，毛已经发动了“粮食统购统销” 和农业的互助合作运动，以及针对资本家的“三反”、“五反”运动。农民和“资产阶级”已经领略了毛的厉害，早已被整得成了惊弓之鸟，服服帖帖，所以，三大改造在推行中几乎没有遇到什么阻力。

关于农业的互助合作运动及其后的“人民公社化”运动，我们将放在另外的篇章论述；手工业改造鉴于其涉及的面较窄，问题不大，我们也暂且放过不论。这里主要考察毛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因为这是直接关系到所谓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阶级”、“两条道路”谁战胜谁的大问题。

本来，不管是在延安时代、国共内战年代、乃至建国前夕召开的全国政协会议上，毛都反复明确了中共“革命成功”后要实行“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包括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其基本点就保护私有制，在壹定范围内发展资本主义，明确了進行社会主义改造是遥远的将来——十五或二十年以后的事。这些写進了1949年起临时宪法作用的政协《共同纲领》。在1950年6月23日政协壹届二次会议的闭幕词中，毛还信誓旦旦地说：“只要人们在革命战争中，在革命的土地制度改革中有了贡献，等到将来实行私营工业国有化和农业社会化的时候，（这种时候还在很远的将来)人民是不会忘记他们的。”

这个“新民主主义社会”不但是毛亲自提出来的，也是中共全党的共识，党中央的正式决议。所以，没有人怀疑它的权威性。也因为此，连共产党的二号人物刘少奇也大讲特讲这个“新民主主义”。1949年春他去天津调查、处理因工商企业关门、工人失业引起的社会问题时，就重申中共的新民主主义政策方针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是不变的，也就是要保护私有制，继续发展资本主义。为了鼓励工商业者恢复营业并扩大经营，打消资本家害怕担“剥削”之名而不敢开工的顾虑，刘故意说：“工人的痛苦就是失业，就是怕没有人剥削，所以有剥削比没有人剥削要好。”这个说法也许有点耸人听闻，但实际上乃是对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通俗阐释。可是刘回到北京后，却受到了毛的批评，这是毛对刘不满、怀疑之始。也是毛表露对自己的“新民主义”的动摇和背叛之始。

接下来壹段时间，中共虽然在表面上仍然维持“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提法，但在实际上毛却已经在做抛弃这个“主义”的准备工作。最典型的表现是，刘少奇在1950年7月批评山西省委在发展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中的“左”的倾向时，毛却对刘“反批评”。接下来，毛在同年9月亲自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正式拉开了提前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大幕，加快了“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

毛对“资产阶级政党”的“背叛”就更早了。还在1947年国共内战正酣的时候，毛就在党内通报了他关于取得全国政权之后，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民主党派将成为主要敌人的思想，并明确提出要从打击其右翼领导人入手，揭露其“反动性”，然后逐步抛弃他们的策略。（参见《炎黄春秋》2008年第7期李锐的文章：《毛泽东与反右派斗争》）再其后在向斯大林提出的中共建国蓝图中，毛又提出了在未来的政权中，只留共产党壹党专政，将其他党派（资产阶级政党）通通赶出历史舞台的设想。

建国后毛对“资产阶级”的“反友为敌”的具体步骤，首先表现在“镇反”问题上双方的“裂痕”。

毛主义的基本特点就是通过暴力专政实行恐怖统治，在民众中推行分化瓦解、分而治之的血腥阶级斗争，建国初期的“镇压反革命”（镇反）运动就是毛展现其暴君本色的重要显示之壹。在各种巧言令色的词语装饰下，毛实行的“镇反”其实是残忍的、大规模的“杀人立威”的恐怖镇压。镇反中杀戮的绝大多数是没有任何“现行反革命”行为的所谓“历史反革命分子”，其中大部分是向中共投诚、“起义”的国民党军政人员。这与杀害“俘虏”没有什么两样。镇反运动的残忍、野蛮引起了暂时尚未轮到自己头上的“资产阶级”及民主党派人士的震惊不安，他们在不同场合表达了这种不安和不满，于是引起了毛的警觉。毛壹面公开批判这些“反的言论”，壹方面暗中策划对这些人的打击报复。现在我们看到的片言只语只是毛的这壹罪恶活动的冰山壹角，九牛壹毛。例如，1951年1月17日毛在壹则指示中杀气腾腾地说：

“在湘西二十壹个县杀了壹批匪首、恶霸、特务，准备在今年由地方再杀壹批。我以为这个处置是很必要的。.....所谓打得稳，就是要注意策略。打得稳，就是不要错杀。打得狠，就是坚决地杀掉壹切该杀的反动分子（不应该杀者，当然不杀）。只要我们不杀错，资产阶级虽有叫唤，也就不怕他们叫唤。”（见《毛选》5卷第42页）

这后面的“资产阶级叫唤”，主要是指民主党派中的壹些人士的略有微词，毛素来将民主党派作为“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其中如黄炎培就是这方面的代表。黄炎培想真诚地发挥起“互相监督” 的职能，对自“镇反”、“土改”、“统购统销”以来的各项运动，都反映了某些情况，提出了－些意见。毛对此已不能容忍。从毛上面这壹句话中，也就可以看出，毛已经开始将“资产阶级”和“民主党派”当作“潜在”的敌人看待了，他们其后遭到清算是不可避免的。

又壹则事例是多年之后的1958年8月中共八届二次会议上，毛发表了“我们要超过秦始皇100倍”的著名讲话，毛的原话是：

“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460个儒。我们坑了4万6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壹些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妳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100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壹贯承认，可惜的是，妳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

由此可见，毛与民主党派和“资产阶级”在镇反问题上的分歧是严重的。

除了在镇反上的“分歧”，与土改大概也有关。毛说“民族资产阶级是与土地问题密切联系的”，也就是说，民族资产阶级与土改中要打倒和消灭的地主、富农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事实上有很多工商业者后来都被划为“工商地主”。在土改初期，毛不想牵动资产阶级，因为怕打击面太宽，失去民心，也决定暂时不动富农，“为了稳定民族资产阶级起见，暂时不动半封建的富农似较妥当的。”但绝不是真的不动富农，而是先收拾了地主，“待几年之后再动他们”。（参见《毛选》5卷《征询对待富农策略问题的意见》）在这里，毛是把富农与“民族资产阶级”相提并论的，待到收拾富农之时，也就要收拾“民族资产阶级”了。事实上，毛并没有“待几年之后”再去“动”富农，而是在土改后期就清算他们了，因而同时也就要清算“民族资产阶级”了。

毛对资产阶级、工商业者的打击起始于1951年末的“三反”和稍后的“五反”运动，比打击农民的“统购统销”还要早，可见其对“资产阶级”進行打击报复的急不可待。



二、消灭工商业者的前哨战：“三反”、“五反”运动



“三反”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起始于1951年11月下旬。它缘自毛看到高岗在东北的壹份“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深入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后的启发，决定把这壹运动推向全国。1951年11月20日，毛将高岗这份报告批转给全国各地。1951年12月1 日，毛又以中共中央名义下发了《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三反运动正式开锣。

名曰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最后壹条“反官僚主义”只是帮衬，实际上只是抓经济犯罪），其对象当然是毛的各级权力机关和共产党干部，因为他们是当权者，只有他们才能搞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但毛的重点不在党内，他先从党内入手，而后把目标迅速转移到工商界和“资产阶级政党”。

就像毛搞其他任何运动壹样，他要先抓“典型”，以“典型引路”。很快，他所想要的典型材料源源不断地送上到他的案头，这使他龙心大悦，更坚信自己英明伟大，料事如神。

华北局第壹书记薄壹波、第二书记刘澜涛送来的报告使他兴奋又难以平静，报告称，河北天津地委现任书记刘青山和前任书记张子善有严重贪污、挪用公款和浪费的犯罪事实，总计贪污挪用金额达200亿元（旧币，相当于1955年币改以后的200万元），这在当时是特大贪污犯了（后来统壹规定，贪污壹亿元即后来的壹万元及以上者为大贪污犯，俗称“大老虎”；五千万至壹亿元者为中等贪污犯。为“中老虎”；二千至五千万以下者为“小老虎”。凡“大老虎”要判处死刑）。毛决定以刘青山、张子善为典型，推动全国的三反运动。

刘、张二人都是“红小鬼”出身，是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的老党员、老革命，是毛的“革命功臣”。毛决定处决这二人以儆戒全党，据说有人为刘、张二人求情，说看在他们对革命有功的份上，可否不判死刑？毛说：正因为他们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下决心处死......毛進壹步说：“全国可能需要枪毙壹万至几万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还制定了壹个包括贪污或私用公款壹亿元以上在内的六条处死标准。根据毛的指示，刘青山、张子善案件交由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作出处理意见（毛已经决定的事，却叫“讨论”,中共的集体领导已经沦为毛的御用工具了），然后交法院宣判。法院自然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自此，这种由党委（常委）定案、法院宣判执行就成为各种政治运动处理重要案犯的模式。



处决刘、张二人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和震动，毛趁热打铁，日夜不停地给各地党、政、军机关发电报，责令它们迅速上报其所辖地区、系统和单位的“打虎预算”，即自报计划捕捉“老虎”的数字。毛在以中央名义下发的《关于限期向中央报告“打虎”预算和县区乡开展三反运动的电报》中称：

“至今尚未作出‘打虎’预算的，限电到三日内作出此项预计，报告中央。并须准备随时追加预算，随时报告中央。”

从中可见毛急不可待要“大杀壹批、大抓壹批”的心情。毛像壹只怪兽，张开他那无底洞似的血盆大口，急切地等待各地将猎物送入其内，而且多多益善。不过此次他采取由各地自报“预算”的办法，而不是如其他对敌运动中硬性下达杀人指标的办法，似乎是壹个“進步”。后来，大多数地区都没有完成原来在高压下的“预算”。

但是，如果以为毛把三反运动仅仅限制在共产党内就大错特错了。按照毛的逻辑，他的干部本来都是“好的”、纯洁的“无产阶级”队伍，只因坐了江山以后，资产阶级出于自身的利益和“颠复”无产阶级专政的罪恶目的，用“糖衣炮弹”向他们猖狂進攻，干部中的壹些“意志薄弱”者经不起金钱、物质拉拢和“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诱惑，被拉下水，成了贪污受贿或其他各类“蜕化、变质”的罪犯。因此，根子仍然在“资产阶级” 那里。

为此，毛在清算他的队伍中的贪污分子的同时，迅速把矛头转向“资产阶级”，发起更加了强大的攻势。

毛对资产阶级的攻势主要在两个方面、两条战线：壹是对作为资产阶级“政治代表”的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人士進行打击、清算；二是以“五反”为名，对广大工商业者進行直接迫害。

为了将“资产阶级”搞倒、搞臭，毛在他的干部队伍中开展了普遍清査资产阶级思想运动。毛亲自拟定了壹个叫做《关于干部交待和资产阶级关系的指示》，指示要求，所有干部都要交待自己与资产阶级的社会关系、经济关系和思想关系。前两项关系犹有“迹”可循，唯这虚无缥缈的“思想关系”难倒了不少人，于是，只好把自己的壹切错误、壹切不符合“党和人民利益的行为”乃至“罪恶”，都归咎于资产阶级思想“作怪”，或者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腐蚀所致。人们都在挖空心思寻找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行为。下面是发生在壹位民主党派高级干部身上的壹件小事，可以从“小”见大，壹窥当年这些人员在政治运动的高压下诚惶诚恐的可怜相。

陈其援是民革的中央常委，时任内务部副部长。陈其援虽任共产党的高官，但很清楚自己的“身份”，他知道，无数归顺、投降共产党的国民党的军政官员，都被当局以“反革命”罪名从肉体上消灭了，或者被判重刑劳改，最轻的也是“戴帽”管制劳动。他之所以受到礼遇，并任以高官，全仗自己曾经是有影响的国民党高官、特别是有“民革”这块“民主党派”牌子庇护。所以他丝毫不敢懈怠、放纵自己，而是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为共产党办事，不敢对新政权有任何不敬的言行。但是在运动中，人人都要检查交待自己的问题或罪错，不但要检查交待历史上的问题（这比较好办），还要交待“现行”的东西，这就不大好办了。因为现实中，他确实没有什么“反动言行”可交待，除了笼统的、随大流式的思想检讨和自我批判以外，要联系实际，言之有物坦白交待自己的“问题”，还真不容易。

终于，陈挖出了自己的壹件“原则性”的错误，事情是这样的：



某天，陈其援有暂时用不着的1000万元人民币（相当于1955年币制改革后的1000元），他便拿去人民银行的营业网点去存款。可巧那天是星期天，人民银行关门不营业。那时只有人民银行壹家国有银行，陈无法，便转而叫秘书把这笔款存進了壹家公私合营的金城银行。

陈其援后来想起来，觉得自己的做法有问题，他检讨道：当时由于觉悟不高，未曾介意。通过运动学习，他认识到这是壹种原则性的政治错误，它表明自己对私营银行的信任超过了对国家银行的信任，间接地提高了私营银行的声誉，有利于资产阶级对党和人民猖狂進攻，增加了私营银行对国营银行流通资金的比重，无异于削弱了国家银行的领导力量......。

鉴于认识到事件的严重性，陈其援将事情经过和检讨亲自呈送到中共中央书记处负责人彭真的手中，并请彭代为转呈周恩来总理。同时，又将事件经过和检讨报告内务部部长谢觉哉（中共党员），并恳切地表示：自己将在内务部机关大会上作公开检讨，听候审查处理。

有壹句成语，叫做“惊弓之鸟”，用这个成语来形容陈其援这次检查检讨的动机和心态大概是贴切的，看来，这位国民党的将军这时已经“胆小如鼠”了。不过，也不能不佩服他“上纲上线”的能力，可见当时的他，已经久经政治运动的磨练，对“检查”、“检讨”已经有相当的“水平”了。

还要附带说明壹点的是，陈在检讨中所说的那家金城银行，不但已经公私合营了，而且，其总行已经归并入人民银行总行，本质上已经不存在“私人银行”的问题了。身为中央政府副部长的陈其援对这壹点应该是清楚的。

其实陈其援并不是三反运动的打击重点，运动重点是工商业者的行业组织“工商界联合会”（工商联）及其“政治代表”：中国民主建国会。运动之初，具体负责领导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的三反五反运动的中共中央统战部秉承毛的意旨，提出了“火烧工商联、打劫民建会！”的响亮口号，单从这个痞气加霸气十足口号的就可以认定它是出自昔年的湖南痞子，今日的红色暴君毛泽东之手，或为毛所审定。因为除毛之外，其他中央领导人都不会有此种风格和气魄。

由于毛共当局的刻意封锁和隐瞒，今天我们已经很难获得当时运动的具体情况和资料，包括“火烧工商联、打劫民建会”的具体情况。只是从有关著作和文章中偶尔获知其壹鳞半爪，故只能概而言之或作管窥蠡测了。

1951年12月1日， “三反”运动正式开场后，首先在各级政府机关展开，因为它本属于政府机关内部运动，但鉴于清查出的问题（主要是官员贪污、受贿）牵涉到民间工商业者，毛决定将三反扩大为全社会的群众运动，1952年1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立即限期发动群众开展“三反”斗争的指示》。第二天，即1月5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在“三反”斗争中惩办犯法的私人工商业者和坚决击退资产阶级猖狂進攻的指示》。同壹天，，周恩来在全国政协第三十四次常委会上作《三反运动与民族资产阶级》的报告正式将“民族资产阶级”列为运动对象。这表明，三反运动的重心已转至打击私营工商业者，即毛所谓的民族资产阶级。1952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光从这个指示的标题就可以看到毛那杀气腾腾、急不可待的狰狞面目，长期以来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忍让”所积累的仇恨终于爆发出来，原来披了十几年的对“民族资产阶级”“友善”的外衣，声称资产阶级是工人、农民的“同盟军”（即共产党的同盟者）的伪装终于撕了下来。几个月后的1952年6月6日，毛又正式宣布：“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之为中产阶级（见《毛选》第五卷第65页）。”亦即完成了将民族资产阶级由“友”变“敌”的转变。

所谓的“五反”是指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表面地看，当局打击这五种“犯罪行为”是无可厚非的，是履行壹个政府的正常职能。这毫不奇怪，毛发动的每项政治运动都“师出有名”，有非常正当、冠冕堂皇的理由，而且总是冠以“打退ＸＸＸ猖狂進攻”的字样，似乎是在受到对方的欺负、压迫的情况下不得已的反击，人家已经猖狂進攻了，妳不反击行吗？所以显得事出无奈，有礼有据。

不过凡是亲身经历建国后毛式运动的人都知道实际情况是怎么回事。毛玩弄这种两面三刀的斗争是无与伦比的，炉火纯青的，很难找到恰当的词句来形容、比喻这种厚颜无耻、阴险狡诈、穷凶极恶的行为；也许有壹个比较温和的比喻能道其壹二，那就叫做“好话说尽，坏事做绝”。不过，仅用“坏事”壹词来比喻毛式运动，仍然太显得太温和了，但是妳找不到更恰当的词汇了。从延安整风的反对主观主义的学风、宗派主义的党风、党八股式的文风；到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 再到社会的“民主改革”，再到这次的“三反”、“五反”，哪壹次毛都是“光明正大”的，都是为了救国救党救民、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作出的“自卫反击”。但是只要剥开这些画皮，深入其中了解壹些真相，妳就会看到它是那么卑鄙无耻，那么颠倒黑白，那么残忍血腥！妳就会为那种空前的黑幕所震颤！为那种血腥暴虐而愤怒！同时也为被恶魔捉弄得失去了灵魂的人们而悲哀。　　

这次的“三反”、“五反”亦是如此。壹开始毛就表现了他急不可耐的心情，他撕去了长久以来的伪装，在为开展运动拟定的“指示”标题中就使用了“惩办犯法的私人工商业者和坚决击退资产阶级猖狂進攻”这种杀气腾腾的字眼，也因此，在运动壹开始时就喊出了“火烧工商联、打劫民建会”这种土匪式的口号。

可惜当年“火烧”、“打劫”民主党派和工商界上层的具体情况已不为人知（至少笔者没有这方面的材料），上面提到的陈其援的“检讨”只是运动的壹个侧面，－个小小插曲。另壹位 “民主人士”施复亮的遭遇也许能反映运动实质的壹部分。施复亮是中国民主建国会副主席，民建会的创始人之壹，国家劳动部副部长。当时的劳动部长是李立三。李立三曾任中共壹把手，推行过着名的“左倾冒险主义”“立三路线”，受到过毛泽东的清算。中共建国后，他原任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但据说在总工会主席任上又犯了右的错误，“表现了社会民主党的倾向”。刚刚接受党内批判，并被撤销了总工会主席职务，转而调任劳动部长（降职使用）。惊魂未定的李部长到了新的工作岗位自然是宁左勿右，碰上了三反、五反运动，又见毛提出“打劫民建会”的口号，就毫不客气拿施复亮开刀了。劳动部连续召开全体干部大会，批判施的“代表资方利益”，接着又令其交待历史上的“叛变共产党”，鼓吹走“中间道路”的“罪行”。可怜的施副部长这时已经变成落水狗、焦头烂额，陷入四面楚歌的灭顶之灾。

应该说，清算施其亮的“反共罪行” 倒并非全是空穴来风。施复亮原名施存统，是创立中共的发起人之壹，中共早期的活动家。曾于1922年任共青团首任书记，后又任多个重要职务。可是在1927年却公开脱离了共产党。说起个中缘由，却与壹段不足为外人道、难以启齿的“风流”亊有关。原来施存统的夫人王壹之是个美人，当年号称 “中共之花”。壹次，在共产国际任职的张太雷以俄文翻译身份回国来到上海，施存统邀其至家中吃饭招待，不料张太雷见了王壹之便动了歪念，设计诱奸了王，不久二人更公开同居，让施存统又愤又羞，急火攻心，居然导致双目失明。然而张是“国际”的人，“国际”认为只要张工作表现好,其私生活中共无权干涉。施存统状告无门，壹气之下，脱离了共产党。至其另觅得伴侣结婚，施之双目又复明亮。因而改名“施复亮”云。

但是，离开中共的施复亮并未受到国民党方面的重视与重用。几经磨砺，施选择了脱离囯、共，走“第三条道路”。抗战中，国民党推行宪政民主，当时活跃于中国政坛的壹批知识分子包括施复亮摩拳擦掌，试图在中国政坛中另辟蹊径，占据壹席之地，1941年成立了“中国政团同盟”。后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民盟）。1945年10月，中国民主同盟在重庆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会上壹致认为，当前是实现中国民主的“千载壹时的机会”，发誓要为实现这壹目标而奋斗。会后，壹批新的政党、团体由民盟中分离出来，形成了日后众多的中国民主党派，其中就包括施复亮为发起人之壹的中国民主建国会。

当时民建会的政治纲领跟其他民主党派基本壹致，即在国共两党之外寻求“第三条道路”，做中国政治的“中间派”。民建成立后就明确宣布自己的政治主张和目标为“同心协力建设壹个富强康乐自由的民主国家。”声称：“我们没有偏左偏右的成见。”主张“拿苏联的经济民主来充实英美的政治民主”，“创造中国型的民主”。

然而，这些民主党派要向执政的国民党“争民主”，国民党就成了他们的对立面，在这壹点上他们也自然地与共产党站到了壹边，也就成了中共的统战对象。当时的中共也把反对国民党“壹党专政”喊得震天响，向民主党派频送秋波。民主党派也意识到共产党的军事实力的重要性，两股势力终于结成了事实上的“同盟”，自此，中国的“民主党派”与中共走上共同反对国民党的道路，特别在中共搞垮国民党的“第二条战线”上，民盟等民主党派立有大功焉。

但是，这些民主党派既是独立党派，其政纲自然不可能与中共合壹，施复亮作为民建会重要创始人和宣传家，在政治上仍然坚持他的“中间路线”立场。1947年3、4月，施在当时的《时与文》周刊上接连发表了三篇鼓吹“中间道路”的文章，它们的标题分别是《中间派的政治路线》、《中间派的地位和作用》、《中间路线与挽救时局》。光从这些标题就可见施是中间路线的狂热鼓吹者。施强调民主党派应该有独立于国共两党之外的政治主张，他还断言“政协路线”是“今天中国最可能为多数人所拥护的政治路线”。

当时，施有充分的言论自由，中共对他的这些言论也无权干预，作为“中间派”，它们曾经是国共双方争取拉拢的对象。但后来，民盟、民建等与国民党关系急剧恶化。到了1947年10月，国民党当局终于宣布民盟、民建等为“非法团体”，明令予以取缔。之后，民盟等党派领导人不得不宣布“自动解放”。最终，这些党派不得已只好抛弃自已的“中间路线“，投靠到中共旗下。

施复亮也跟着转向，背叛了此前自己的政治路线和理想，表示完全拥护中共的“革命路线”，并在《观察》杂志上著文作自我批判。

应该说，投靠中共后施复亮基本上就壹心壹意跟共产党走，老老实实扮演毛共要他扮演的角色。因为如此，他没有像仍然想独树壹帜的张东荪那样去坐班房，而是被任为劳动部副部长。

施的情状在众多民主党派头头中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他们曾为共产党出过力，立过“功”，但是也有“把柄”握在中共手中。毛共建国后，他们中多数被安排在中央或地方政府或政协、人大中任职，虽说有职无权，但他们己经知足了，只想安安稳稳做个闲官或者充当“政治花瓶”。他们以为毛不会再跟他们“算历史旧账”了。

哪知，他们最躭心的亊情仍然发生了，毛共终于跟他们算历史旧账了，这次三反、五反运动中施复亮被告知“老账、新帐”壹起算，这让他陷入无穷的痛苦和恐惧之中。他除了在本单位劳动部检查、检讨，被广大革命群众“火烧”、“打劫”之外，中共宣传部主板的《学习》杂志和中共控制的报纸也连篇累牍发表揭露他当年反对共产党、倡导走“第三条道路”的文章。于是，到处是愤怒的声讨声和恶毒的咒骂声，施复亮及其民建的同事顿时成了过街老鼠，惶惶不可终日。

在四面楚歌、八方围剿的态势下，施复亮唯壹能做的就是老老实实接受“火烧”、“打劫”，低头认罪，痛改前非，只能狠狠地给自己搧嘴巴、泼污水。幸好，共产党此时只是要将他们批倒批臭，并不想要他们的命。施及其他民主党派人士只好感恩载德，对毛和中共大唱赞歌，同时心领神会：从今后只能老老实实，夹起尾巴做人，否则随时有被专政的可能……。

在风头稍为过去之后，施在民建中央常委会上作了题为《重新检讨民建会的性质、任务和主体》的长篇发言，主要是说，应该接受运动的教训，民建再也不能充当“资产阶级代表”了，“应该努力争取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彻底放弃任何企图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思想和行动。”

不想，施这种真心实言却招来毛泽东的痛批！毛在看了施复亮的发言稿之后，批了“完全错误、壹塌糊涂！”八个大字。毛的意思很明确：留下妳这个民建会，让妳施某人在政府里当个副部长，目的就是要妳充当资产阶级的代表，充当工人阶级和共产党斗争的“靶子”。妳如果不干，要妳何用？没有了资产阶级及其代表，这“阶级斗争”如何开展？难道妳想要共产党搞“阶级斗争熄灭论”吗？……

鉴于“不再当资产阶级代表”并非施复亮个人的想法，而是遭“火烧”、“打劫” 之后工商界和民主党派人士的普遍想法和要求，毛决定找民建会主席、民盟第壹副主席黄炎培谈话。黄炎培当时是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算是全国工商界和“资产阶级”的最高代表。

提起毛和黄炎培的关系，也有些渊源 ，不能不交待壹二。二人最主要的接触是1945年7月黄炎培和其他几名国民参政员访问延安时他与毛那段有名的关于“历史周期律”的“窑洞对”，两人谈得颇为投机。当时黄是国民参政员，著名社会活动家；毛是在野党领袖，地位没有高下之分。毛对黄十分尊敬、客气，彼此以朋友相称。也因了这层关系，中共建国后毛给了黄炎培较高的职位。而黄炎培便误以为毛是个不忘故旧、“礼贤下士”之明君，所以在任职后恪尽职守地工作，还忠实地履行他作为民主党派与共产党“肝胆相照，相互监督” 的职能，对于建国后毛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中的问题，基层的意见和要求，黄都敢于反映；特别对于农民生活苦、缺粮、负担太重，他婉言劝谏。毛表面上给黄面子，没有当面斥责。但是，这位新上任的“皇上”对于这位昔日诤友，已经在内心极其反感了，嫌他“得意忘形”了，故决定要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假以颜色，让他清醒－点，老实壹点。这就是后来毛不无得意地说：“黄炎培，得意得不得了，整了他壹下” 的缘由。

此时的黄炎培经过“三反”、“五反”的“火烧”、“打劫”，已经惶惶不可终日，显得萎糜不振， 萌生退意了。毛对此感到很满意。但他却不想让黄这时撂担子，因为黄还有利用价值，还应继续扮演资产阶级代表的角色。

1952年3月15日来毛约黄炎培谈话。这次谈话的目的，是要他和民建会放下“包袱”，继续充当资产阶级代表。所以，对黄显得宽容、温和。毛首先告诉黄：有人不承认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其实，代表资产阶级有什么不好？资产阶级的存在，是《共同纲领》规定的。毛在这里没有说出他的潜台词是：如何没有资产阶级的存在，妳这个副总理和民建会也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了。

接着毛谈起民建历史上提倡走“中间路线”的问题，使黄心惊胆战。毛却说“倒不必讳言”。但又说那也是很自然的事，民建、民盟、民革不走，也有人会提出来要走。毛宽宏大度表示不究既往，黄只有“谢主隆恩”了。

然后切入主题，毛说目前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还占很大比重，有些大资本家、大工业家很重要，但要根据国家的需要，逐步改造他们。这中间当然需要资产阶级代表的民主党派的配合，协助政府做他们工作。民建会还有存在的必要并且大有可为，希望黄继续领导好民建会，充当政府与资本家的桥梁云云。

整个所谓约谈，实际上是黄炎培在听训。不过在当时全国工商业者被“五反”整得鸡飞狗跳、无数人被迫自杀或被关進监狱的大背景下，毛的这番话还是被认为是“皇恩浩荡”，是濒死中的救命稻草。黄炎培回去后赶紧传达、贯彻，据说，大多数工商者听到毛的话感到“深受教育”，对毛的英明伟大感佩莫名，故资产阶级们在五反后又逐渐恢复了生产经营。而民建会也恢复了“生机”……。

黄炎培对毛的这次谈话不知真的感想如何，但他后来没有撂担子，仍然积极、诚恳地“为共产党”工作，但也没有如章伯钧、罗隆基那样仍然有野心、出风头。却不知为何，在几年后的反右派运动中，黄炎培壹家就有6人被打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受到专政。黄炎培本人“幸而” 在1965年文革前夕死去，但黄家仍有两人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文革中，毛彻底撕下了伪装，什么民主党派、工商联，见鬼去吧，都被壹扫而光，通通扫進了历史的垃圾堆。

总的说，这次三反五反，毛对民主党派和工商界的上层人士，还算是“客气” ，还把他们作为统战对象。壹般工商业者就就没有这种幸运了，他们成了毛的运动打击对象，阶级敌人。



在毛的五反通知的“限期”、“坚决、彻底”、“开展大规模的五反斗争”的严令之下，全国立即风声鹤唳、陷入壹片白色恐怖之中。

毛泽东亲自坐镇指挥，他先放出恶言：“这是壹场恶战！”“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然后具体部署： “必须注意利用矛盾、实行分化、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策略，在斗争中迅速形成‘五反统壹战线’。.....只要形成了这个统壹战线，那些罪大恶极的反动资本家就会陷入孤立，国家就能很有理由给他们以各种必要的惩处，例如逮捕、徒刑、枪决、没收、罚款等等。”

按照他不知从何处得来的调查结果，他规定：

“五反目标下划分私人工商户的类型，应分守法的、基本守法的、半守法半违法的、严重违法的和完全违法的五类。就大城市来说，前三类约占90%左右，后二类约占百分之十左右。”接着進壹步说：按北京的工商户（包括独立的手工业户及家庭商业户，不包括摊贩）中，“守法的约占百分之十左右，基本守法的约占百分之六十左右，半守法半违法的约占百分之二十五左右，违法户约占百分之四左右，完全违法户约占百分之壹左右。” 也即百分之五是重点打击对象。

（见《毛选》第五卷第54、55、56页）

为什么重点只打击百分之五呢？除了它是“绝对少数”以外，主要是，当时比较上规模、比较有“油水”的资本家也就只占全体工商户的5%左右。从后来的实际操作看，运动重点打击的也都是那些“上档次”的大、中型工商户，在这壹点上，毛是很讲究“实效”的。

为了迅速使运动進入高潮，挑起全民对资产阶级的讨伐，毛发出要抓住资产阶级的“小辫子”的指示。“小辫子”者，资产阶级违法的“把柄”也。毛要求抓“典型”, 很快, 各地揪出了大批典型。

王康年是上海抓到的壹个“奸商”典型。王康年，浙江杭州人，1924年生。经营小百货起家，后来转经营药业，开设大康药房。据熟悉王的人评价，王为人正派，注重信誉，在同行和顾客中有很好的口碑，生意逐渐做大。1951年韩战期间，志愿军某部军需官到大康药房订购药品及医疗器械三亿多元(合新币三万多元), 要求赊账。但此前，军方已从大康药房赊账提走五亿多元药品，迄未偿债。王康年表示自己店小资金无法周转，不能再赊。军官壹听火冒三丈，当时志愿军被称为“最可爱的人”， 凡事有求必应，军需官自视高人壹等，对王壹顿训斥，便扬长而去。其后该军需官又两次登门要货，遭到王的拒绝。于是偾怒的军需官转告地方干部。地方干部找到王，王诉以实情，地方干部便转而要求王为志愿军捐款购飞机、大炮。（当时正开展捐献运动）王因已陷入困境，无钱可捐，没有响应。当局又记下了这笔账。

第二年（1952年），五反运动初起，王康年立即成为首批斗争对象，罪名是“偷、漏税”，“ 骗取国家银行贷歀”，“ 套购外汇” 。王喊冤，不惜以死表明清白，自杀未遂，被认为对抗运动，被公安局逮捕。

王被收监后，上海的党报《解放日报》连篇发表《奸商王康年罪行》，又登刊检举材料，谓王“大量骗取国家资财”、 骗取贷款11亿元，向志愿军“卖假药”， 坑害“最可爱的人” 等等。 故事越编越离奇，罪恶越编越大。于是发动“读者来信”，要求对王处以极刑。

但是经公安局调查后，上述“罪行” 均无确凿证据，而且王的药店不制药，卖假药也查无实据。无奈，当局只好将王作为“未决犯”继续关押。

过了壹段时间，毛觉得运动的力度不够，发出了“壹定要在运动中杀几个做样扳，用来教育群众” 的内部指示。于是，上海市人民法院于1953年3月对王康年宣判，称其“证据确凿，罪名成立”， 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王被处决后，其妻服毒自杀。大康药房由政府没收接管，原在店工作的王康年之兄王康庆被划为“坏分子”， 赶出药房，交群众管制劳动。

处死王康年后，上海商界立即掀起了为志愿军捐献飞机大炮的热潮，共计捐款六千多亿人民币，折合飞机404架。

还有－个“典型”的是茅台酒的老扳。1935年红军“四渡赤水” 经过茅台镇时，犒劳红军用的就是茅台镇荣和酒厂的酒，这是壹家老字号名厂，1945年毛去重庆谈判时也是喝的这家酒厂的酒，毛对此酒甚感兴趣。1949年毛共定都北京，荣和酒被指定为开国第壹宴用酒。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中，当地政府要求荣和和另外两家成义、恒兴酒厂合并为国营茅台酒厂。然而荣和老扳王氏拒绝合并。当局便为其冠上“土匪” 罪名，立即逮捕枪毙，酒厂没收冲公。

于是，各地报纸连篇累牍发表揭露奸商罪行的的报道，壹批批“五毒俱全”、“罪大恶极” 的奸商人头落地……，毛终于露出了笑容。

毛泽东的过人本领就在于，他总能在那些冠冕堂皇文字的掩护下，实施他那些弥天大的谎言和最肮脏的阴谋。这“五毒”也是如此。譬如偷税漏税，这种情况倒是较常见的。但五反中的反偷税漏税，并不限于在毛政权下的偷、漏税行为，而是壹直要逆查追溯至国民党时期，甚至北洋军伐时期、晚清时期..... 试想，这种“检查交待”如何能“过关”？ 又如“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生意人或生产厂家为了迎合市场，或者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自然要搜集相关信息，打听行情，那时的市场和行情都由国家垄断著，要打听免不了在适合时机问问某些政府官员或国有企业干部，这就触犯了“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天条”。再如行贿，中共建政之初，立即以其武力为后盾，强势介入社会生活，控制了经济活动的方方面面。民营和私有经济要想在市场中生存，免不了要与政府官员和公有经济干部打交道，而那时的毛共干部特别是负责干部，多为部队军官转业，正挟其胜利者的骄气不可壹世，对私人企业和工商业者总是壹副居高临下、盛气凌人的咨态。私企人员与他们打交道，除了低声下气，有时不得不给对方壹点好处（当时行贿壹般只是请吃顿饭或送壹点烟酒而已）。偏偏这些干部权力极大工资待遇却很低，有的还拿着“供给制”，在几乎没有监督机制的情况下接受壹点好处，原也在情理之中。可是毛及其政府完全无视其本身制度性的缺陷，却壹味认定是“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资产阶级的猖狂進攻”。把罪过全部推到“资产阶级”身上，又何其谬、何其毒也！

至于偷工减料、盗窃国家财产罪，所谓盗窃，其实主要是指其以“高价”卖给政府或国营企业产品，或以“低价”购得国营和公有企业的物资，或以正当手续获取国家银行贷款。这种做法本属正常的商业行为，可这时也成了犯罪。

所以，只要当局将妳列入运动重点打击的黑名单，要整妳的罪状易如反掌，哪怕妳浑身是嘴最也说不清楚，而且根本不容妳自辩。妳只有老老实实等待“收拾”。壹般的程序是：先要妳自查、坦白交代，结果当然“不老实”；于是再查、再批斗，直至关押，刑讯逼讯。如此反复，有的人受不了，便走“自我了断”、“自绝于人民” 之路。有的顽强壹些，被迫交待出了令对方满意的数字，但临到“退赃”或交罚款时，却拿不出现款或者其他财物，最终仍难免 “畏罪自杀”。

所以，在这场运动中，自杀者远远多于经过法院处死的死刑犯。这除了因为难以承受煎熬之苦和对前途彻底绝望之外，还有壹个原因，就是当时人们按传统观念，认为“人死债灭”，只要自己壹死，所有的“欠债”也就自然终止了，这样还能给妻儿留下壹条活路，否则，“家破”、人也亡了，最终什么也不能留下。所以，自杀被当作“最佳选择”。

在上海，人们给自杀者起了壹名不失幽默的名称：“降落伞部队”。因为当时的自杀者多采取跳楼自尽的方式。有人不解地问：为什么采取如此残忍惨痛的方式结束生命，跳進黄浦江不是“好”些吗？后来才知道，跳黄浦江被水冲走了，中共不见尸不认账，还指其逃亡去了香港，家属就更加受罪了。所以只能出此跳楼“下策”。当时中共的上海市长陈毅每天到办公室的第壹件事、第壹句话就是问秘书：昨天又有多少“空降部队”？

五反中有多少人自杀、多少人被杀？迄未见到权威的官方数字，也许这是壹笔永远的糊涂账。据当时参与三反、五反的民盟秘书长、后去了香港的周鲸文先生估计，这两场运动中，自杀者有二、三十万人。（见张戎《毛传》第288页）

三反、五反如此热衷于追赃、罚款，使人质疑毛发动这场运动的真正意图，笔者终于透过毛自己的片言只语，捕捉到了他发动这场运动起因的蛛丝马迹。在《毛选》第五卷第66页，有壹篇题为《团结起来，划清敌我界限》的文章，那是1952年8月4日毛在政协第壹届常委会第38次会议上讲话的要点，其前段说到：

“朝鲜战争的局势，去年七月以后定下来了。但国内的财政经济状况，能不能稳下来，那时还没有把握。.....收入少，支出多，这是个问题。因此，中共中央在去年九月开了壹次会，提出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十月，我又在政协第壹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提出增产节约。在增产节约运动中，揭发出相当严重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问题。到十二月开展了‘三反’运动，接着又开展了‘五反’运动。现在‘三反’‘五反’运动胜利结束，问题完全清楚了，天下大定。”

这最后半句，应改为“问题完全解决了，天下大定。”这样文理才贯通。否则，“问题完全清楚了，天下大定”不合逻辑。毛说的时候也许使用的是“完全解决了。”但在收進毛选时，觉得太过显露，太直白了，原来发动那两场残酷的大运动，死了那么多人，就是为的敛财！为了解决政府收支平衡问题。这在读者和后人看来，未免不可思议、太残忍、也太卑鄙了。所以改为“完全清楚了”。岂不知这样壹来反而欲盖弥彰，因为接下来他说出了“天下大定”的原因，就是解决了收支平衡问题：

“去年抗美援朝的费用，和国内建设的费用大体相等，壹半壹半。今年不同，战争费用估计只用去年的壹半。”“‘三反’‘五反’清理出来的钱，可以打壹年半。” 这三反、五反两场运动搜刮得来的钱，就可以支持壹年半朝鲜战争，这是何等划算的买卖！至于死去二、三十万人，也可以节省壹大笔“费用”，这就变成“壹箭双雕”了。真是太好了，太妙了！现在不打仗了，得来的钱，“就可以完全用在国内建设上。”

毛对外公开宣称他是靠“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渡过难关，但是靠加班加点、剥夺职工休息和健康得来的那点“增产节约”出来的钱，实际上远远弥补不了因运动造成的损失，为了搞这两场运动，从中央到地方，把从亊经济建设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关在屋子里几个月，让业务陷于停顿，这损失有多大？因为搞运动，社会经济生活几乎停顿，损失有多大？据毛政府的简报说，在东北，生产降低了壹半。天津向中央汇报说： “自三反以来，内外交流、城乡交流停滞，对天津经济已发生重大影响。批发商业成交较前减少壹半；银行不贷款，银根很紧；私人不买货，也无心卖货；工业生产开始下降；税收显著减少。壹部分直接受到影响的劳动人民已在叫苦。”

毛得到的真正好处，只有从这两场运动中“追赃”、“罚款”、“ 没收”得来的钱财。靠打家劫舍起家的毛，总不忘用自己的老法子：用暴力去抢夺。在毛看来，这是最快、最管用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正所谓“干不如偷，偷不如抢”。果然，运动壹起来，财源就滚滚而来了。

上面主要是对这两项运动的宏观概述。为了弥补不足，在本章的附录中再为读者讲壹个比较完整的民营企业和企业家被改造的故事，算是在微观层面上对运动的透视。



三、对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三反、五反其实只是毛对工商业者改造的前哨战，它尚未触及对私营工商业者所有制改造这个根本命题。不过，通过这个“前哨战”，全国的工商业者已经充分领教了毛和共产党的厉害了。所以，在下壹个真正的歼灭战役、即对工商业者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几乎没有遇到什么阻力就完成了。

对工商业者的社会主义改造顺利進行的另壹个原因是当时的大背景、大形势，即是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推动。自1955年5月起，毛泽东推翻了原定用三个五年计划完农业合作化的计划，改为每年“化”三分之壹，用三年时间完成。在执行中又不断层层加码，结果到当年12月，全国已有60%农户加入了农业合作社。亿万农民在毛政权的政治高压和暴力胁迫之下，经过惨痛的较量之后，不得不顺从地“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些农民是怎样“志愿”加入合作社的，我们放在有关专门的章节中叙述，这里只说受到农业合作化超乎寻常地快速完成的影响，对工商业者改造 造成高压态势。而这是毛的有意安排，还在是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毛向他的中央委员们解释了为什么不在农业合作化之前消灭资产阶级的原因，他说：

“同资产阶级的联盟（毛在后文说明：这种联盟是暂时的）有什么好处呢？我们可以得到更多的工业品来换得农产品。十月革命后有壹个时期，列宁就打这个主意。因为国家没有工业品去交换，农民就不拿粮食出来，单用票子去买他不干，所以列宁打算让无产阶级国家和国家资本主义结成联盟，为的是增加工业品来对付农村中的自发势力。我们现在搞壹个同资产阶级的联盟，暂时不没收资本主义企业，对它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也是为了搞到更多的工业品去满足农民的需要，以便改变农民对于粮食甚至壹些别的工业原料的惜售行为。这是利用同资产阶级的联盟，来克服农民的惜售。同时，我们依靠同农业的联盟，取得粮食和工业原料去制约资产阶级。资本家没有原料，国家有原料。他们要原料，就得把工业品拿来卖给国家，就得搞国家资本主义。他们不干，我们就不给原料，横直卡死了。这就把资产阶级要搞自由市场、自由取得原料，自由销售工业品这壹条资本主义道路制住了，并且在政治上使资产阶级孤立起来。”

毛这段话有壹点其实是不真实的，就是毛并不是完全拿工业品去和农民交换，而是“半抢半买”，即利用国家垄断的低价强迫农民把粮食和工业原料等“卖”给国家；另壹方面，又用压低的价格向资本主义私营企业收购工业品（定购包销），再以高价卖给农民。毛就是以这种方式与农民和资本家“结盟”。

总之，毛在五反之后毛给了工商业者几年“茍延残喘”的时间，决不是他对资产阶级“仁慈”，更不是他不想消灭民族资产阶级，而是他认为时机未到。现在农民和农业问题解决了，“解决” 资产阶级了的时机成熟了。



1955年10月29日，毛泽东邀请以陈叔通为首的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到中南海叙谈，正式敲响对工商业者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锣鼓。毛在谈话中强调说：“社会主义是大势所趋”。要工商业者“认清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的命运。”这句话的潜台词是：如果妳们不掌握自己的命运，主动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共产党就将决定妳们的命运！在满含杀机的同时，毛又给壹点诱饵：“资本主义只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就有前途。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将对接受改造的工商界人士给以政治上的工作上的适当安排，经济上实行‘赎买’政策。”

参加叙谈的都是工商界的头面人物，属于与毛政府“合作”得较好的那壹类人。他们很清楚，工商业者没有任何选择，三反、五反的惨烈景象记忆犹新，对毛的厉害早已心领神会、胆战心惊了。何况，现在亿万农民都已乖乖就范，接受了“社会主义改造”，工业原料和商业渠道己完全掌握在国家手里，工商业者还有什么能耐敢与政府对抗、敢说半个“不”字呢！其实他们心里更清楚的是：从本质上讲，他们与地主、富农同属“剥削阶级”，现在“地主富农”早已作为“万恶”的阶级敌人不但被剥夺了壹切财产，有的还从肉体上消灭了，幸存的沦为永远的奴隶、贱民；同为剥削者的资本家，还有什么资格与共产党谈条件？这个悲惨的“样板”摆在那里，“资产阶级” 己经不寒而栗。如今共产党对自己总算宽大为怀，对他们的“剥削所得”还实行“赎买”（ 即在壹定时期内按资本额付给资本家象征性的“定息”，文革时被取消并遭到清算）。这比起地主、富农来，己经是“天恩浩荡”了，他们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难道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谈话以后，工商界就密锣紧鼓地主动大造社会主义改造的舆论。11月1日，全国工商联执委会召开会议，作出积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决定，还发表《告全国工商界书》，号召全国工商界积极响应毛的号召，主动走社会主义道路。各地迅速、热烈地响应，掀起了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热潮。

与此同时，毛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后经讨论、修改，在1956年2月24日政治局会议上成为决议。这个决议秉承毛的运动模式，对工商界的现状進行了“分类”，煞有介事地说：



“在资产阶级队伍中，除了有百分之几（可能有百分之五左右）是属于具有严重情况的反革命分子或者其他坏分子以外，壹般地存在着進步的、中间的和落后的这样三个部分......这三部分之间的比例大约是这样：比较進步的分子，约占百分之二十左右；处在中间状态的即所谓‘随大流’的分子，约占百分之六十左右；落后分子（包括顽固分子）约占百分之二十左右。我们在这方面的任务是......”

后来的读者和历史学家或许以为，毛这种对“敌情”的估计大概是出自下面上报的调查材料，这其实是天大的笑话。毛的这种“运动比例法”既不是壹种调查、推算，也不是壹种对敌情的估计，而是毛的壹种政策策略，即是说，各地在运动中必须按照这种比例划分、组织敌、我、友队伍，落实依靠、团结、打击的比例。有时还把打击的任务進壹步细化，比如关、管、杀的比例或绝对数指标。壹般地说，这种指标必须超额完成，即“宁左勿右”。否则，各级运动的实际领导人便可能被指为“右倾”，“敌情观念淡薄”，甚至本身有被认定为隐藏的“阶级异己分子”的危险。所以，任何运动在执行中总是越往下越左，打击的面和力度不断加码。这其实正是毛所希望的效果，因为在由毛亲口的指示和中共中央正式文件中不好说得太锋芒毕露，各级执行者从经验中得知“宁左勿右”能讨得“上面”的欢心，于是变成上下之间的壹种默契。

但是这壹次在对工商业者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却有些例外，后来据中共的宣传称，在这场伟大的、铲除几千年私有制根子的斗争中，没有流血，毛原来准备那5%实际上抓了多少、杀了多少虽不得而知，但是肯定没有三反、五反时的恐怖血腥。这也可算是毛式运动的壹个奇迹了。

出现这种奇迹，壹个重要的原因是毛在运动决策时没有将与资产阶级的关系定性为“敌我” 关系，这等于给了资产阶级“保护伞”，对方也就获得了主动配合运动的资格他。毛说：

“对于资产阶级，我们则是在同他们联合的过程中，用赎买的办法逐步改变他们的所有制，同时又逐步地教育和改造他们本身，不剥夺他们的选举权，以便充分地利用他们的能力来为国家服务。”（前《决议》）

这是因为过去长时间中共都宣传它与民族资产阶级是“盟友”，壹下子“反口”影响不好，而且资产阶级终究不同于地主阶级，它有壹定国际影响，对它网开壹面，在国际上有利于改善自己的形象。更重要的是，几年前的三反、五反已经给了资产阶级足够的教训了，可杀、可抓的早己抓了、杀了。

造成这壹“不流血” 或流血不多的奇迹的另壹方面的原因是，作为惊弓之鸟的资产阶级此次表现得非常主动，非常顺从，非常“配合”。 因为资产阶级们非常清楚，他们被“共产”只是迟早的事，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了。唯壹盼望的是毛能够对他们温和壹点，人道壹点，不要再现五反时的场景。

不过从另壹角度考察，这些工商业者们中的绝大多数此时为形势所逼，也确实有了“被改造”、被公私合营的愿望。这话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其实，只要是身处其境者就不难理解：自五反运动之后，这些私营工商业主就在战战兢兢地过日子，在政治上，他们已经成为另类，成为不公开的“敌人”，被改造的对象；再是工会的兴起，工会成了压在私营工商业者心头上的壹块大石头，共产党通过支持工会，假工会之手对资本家和工商业主進行打压、刁难，使私营企业中的工人、职员成为企业的“内奸”，私营业主只要稍有壹点对政府不满的言行，或令企业员工不满意的地方，他们就向工会报告，工会就向政府举报。而工人已被钦定为“领导阶级”，政治地位远在老板之上，所以，他们端着老扳的饭碗，却要“监督” 老扳、对老板实行“改造”。老板们还得按《工会法》的规定每月从工资总额中拨给工会壹定的比例的经费，且不得干涉其用途。这种情况下，这个老板好当吗？谁还愿当这个老扳呢。

还有，这时（1955年）绝大部分私营工商业者（90%）都已经采取了由国家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的经营方式，这跟公私合营已经没有多大的区别了。也有壹部分私营工厂率先進行了公私合营，合营后的私方代表担任企业的领导副职，成了吃皇粮的“国家干部”， 似乎政治地位陡然提高了。这些，也增加了公私合营对私营业主的吸引力。总之壹句话，很多工商业者已经“盼望”改造了。

毛泽东宣布对私营工商业主采取“和平赎买”的政策。这对于大多数私营业主来说，也算是个“利好”消息。虽然“赎买”只是给予业主们以象征性的补偿，但比起对其他“剥削阶级”来，算是“宽大无边”了。

基于上述各个方面的考虑，工商业者们对这社会主义改造作出热烈的响应是完全合符情理的。

首先带头响应的是全国最大的城市、工商业者最集中的上海。1955年11月以后，上海便出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的“热潮”。资本家还有所创新，他们采取了敲锣打鼓、张灯结彩，向当局报喜的方式，把这场本来具有血腥味的“运动”变成壹场闹剧、喜剧。这样壹来，毛当局也就不得不把这场社会主义改造的“阶级斗争” 变得温和壹点了。

继上海之后，北京、天津、武汉、广州等大城市纷纷跟進，全国的城市都出现了浩浩荡荡的报喜队伍敲锣打鼓、鞭炮齐鸣的场面，壹连多日，所有城市都沈浸在锣鼓喧天、烟雾弥漫的“喜庆”之中。

当然，不能完全掩盖壹些“杂音”，也有资本家在背后说：“1949年为什么不讲总路线？那时讲，人都跑了，现在讲出来，谁都没有办法。”“自动走吧，何必让人家用鞭子赶呢。”这可能是很多人的心里话，真实心态。但同时也说明了中国资产阶级的短视和缺乏政治头脑，因为共产党要“共产”，消灭资产阶级，是它从来不回避的问题，在它建党时的纲领以及党的名称都明白无误地告诉了这壹点。只是后来毛泽东为拉拢资产阶级，才拼凑出壹个“新民主主义”，但也只是说他的革命成功后暂时不搞社会主义，把消灭资产阶级和私有制推迟15年或20年，但是15年或20年之后仍然要“共产”、要消灭资产阶级的！何况，共产党自称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在它的统治下，资产阶级会有好日子过吗？可是，资本家们就是不能稍许把眼光放远壹点，只看到暂时不搞社会主义，就欣喜若狂地要留下来，还梦想在共产党的统治下发家致富，继续其资产阶级生活。所以，在五反中被消灭的那些资本家，和在其后的运动中、特别是在文革中被清算、专政的那些幸存者，其实是咎由自取。（和乡间那些土地主不同，地主多数无法逃去国外生活，而资本家中很多人都有去香港或海外生活的能力）。

在大城市的带动下，全国中小城市以及县以下城镇也迅速掀起了私人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不过半年，即到1956年的上半年，这场铲除几千年私有制主要根据地的伟大运动就胜利完成了。

与此同时，对手工业者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农业合作化运动均告基本完成，也就是说，1956年，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大地上，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中国已经基本上進入了“社会主义” 了。在这片大好形势下，在1956年9月召开了中共“八大” 。在八大的政治报告和决议中，就自豪地宣称：“我们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就是要变革资产阶级所有制，变革产生资本主义的根源的小私有制。现在这种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就表明，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起来了。”关于中国国内的主要矛盾的提法，也变成了“先進的生产关系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或者“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不能满足这种需要的现实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可惜的是，毛和中共高兴得太早了，有点“胜利冲昏了头脑”。因为不久，这种“先進生产关系”就表现出它的“落后性”甚至“反动性”来。比如，改造完成后，原来的私营工商企业员工300万人（据1958年8月统计，其中业主53万人，雇佣职工250万人）以及500多万手工业者全都成了拿固定工资、吃国家大锅饭的国家干部和工人，原来的“纳税者”成了“财政包养”人员。更为严重的是，成为吃大锅饭和铁饭碗之后，他们再也没有了原来在私企时的积极性了，“大锅饭，养懒汉”的客观规律悄悄地发生作用，劳动生产率降低了，大家都不愿多干活，没有人愿意埋头苦干、却与少干、甚至不干的人领同样的报酬；新成立的多层级的管理机构增添了大量管理人员，管理成本大大提升；服务行业的服务态度、服务水平急剧下降，私企人员成了国家干部和国家领导阶级（工人阶级）后，感觉自己成了“国家主人”，他们与顾客的关系颠倒了过来，过去对顾客笑脸相迎，甚至低头哈腰，现在则变成爱理不搭，顾客则必须刻意笑脸相求，才能得到“服务”；商品质量急剧下滑，传统的名优特产品逐渐难觅踪影，因为产品包销，工资固定，没有人再愿意为树品牌而加工加料，没有人为竞争而绞尽脑汁。即使如最普通的食品包子，也逐步“馒头化”了，过去“壹口见肉”，现在很难找到馅心在哪里。最令老百姓不满的还是，过去到处都见的零售的商业网点，无处不在的手工业摊点，现在却很难寻觅了；走村串户的游商没有了，店铺也像机关学校壹样“朝九晚五”按时上下班。据统计，1953年全国有商业网点430多万个，1956年“社改”后减少至210万个，1957年再减至41.3万个，不及原来的十分之壹。何况它们的营业时间还缩短了。

1956年对工商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负面效果，后来被1958年开始的“大跃進”灾难所掩盖，例如其后出现的几乎所有的日用品都要凭票、证限量供应的现象，有些并不是农业减产造成的，而是公有制下吃大锅饭养懒汉的制度造成的。这种情况在大跃進之后的六十、七十年代才被人们逐步认识。所以，我们应该对中共曾经长期宣传的“先進的生产关系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论调加以严肃批判，因它本来就是壹个伪命题，壹个谎言和骗局，世上绝对不可能存在不促使生产力发展、还使社会经济生活全面倒退的“先進生产关系”。

从这壹角度来说，毛所谓的“三大改造” 彻底失败了。中共到邓小平当政才把毛的壹套再颠倒过来。到今天，更是被彻底抛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