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對民營企業的官僚計劃經濟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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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對民營企業的官僚計劃經濟改造
由 左翼反共人士 » 2018年8月11日
作者 季鵬
言而無信的又壹個版本 對民族資產階級「反友為敵」
壹、毛對「民族資產階級」的打擊、拋棄蓄謀已久
直至今天，中共的有關史書和宣傳仍然堅稱：毛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初、中期推行的「三大改造」運動在總體上講仍是正確的、必要的，只不過步伐邁得太快了壹點、太急了壹點。
所謂「三大改造」是指國家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即把它們從原來的個體、私營經濟全部「改造」成半國有的「公私合營」和集體所有的合作社經濟，納入國家控制的計劃經濟體系之內。這是毛正式拋棄其「新民主主義社會」模式的關鍵性步驟。在採取這壹步驟之前，毛已經制服了黨內維護「新民主主義秩序」的代表人物劉少奇等人，黨內已經沒有了反對勢力，在社會上更不可能有反對「共產黨領導」、「反對社會主義」的聲音。而且，在正式推行「三大改造」之前，毛已經發動了「糧食統購統銷」 和農業的互助合作運動，以及針對資本家的「三反」、「五反」運動。農民和「資產階級」已經領略了毛的厲害，早已被整得成了驚弓之鳥，服服帖帖，所以，三大改造在推行中幾乎沒有遇到什麼阻力。
關於農業的互助合作運動及其後的「人民公社化」運動，我們將放在另外的篇章論述；手工業改造鑒於其涉及的面較窄，問題不大，我們也暫且放過不論。這裏主要考察毛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因為這是直接關係到所謂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個階級」、「兩條道路」誰戰勝誰的大問題。
本來，不管是在延安時代、國共內戰年代、乃至建國前夕召開的全國政協會議上，毛都反覆明確了中共「革命成功」后要實行「新民主主義」的社會制度，包括新民主主義的政治、經濟、文化政策，其基本點就保護私有制，在壹定範圍內發展資本主義，明確了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是遙遠的將來——十五或二十年以後的事。這些寫進了1949年起臨時憲法作用的政協《共同綱領》。在1950年6月23日政協壹屆二次會議的閉幕詞中，毛還信誓旦旦地說：「只要人們在革命戰爭中，在革命的土地制度改革中有了貢獻，等到將來實行私營工業國有化和農業社會化的時候，（這種時候還在很遠的將來)人民是不會忘記他們的。」
這個「新民主主義社會」不但是毛親自提出來的，也是中共全黨的共識，黨中央的正式決議。所以，沒有人懷疑它的權威性。也因為此，連共產黨的二號人物劉少奇也大講特講這個「新民主主義」。1949年春他去天津調查、處理因工商企業關門、工人失業引起的社會問題時，就重申中共的新民主主義政策方針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是不變的，也就是要保護私有制，繼續發展資本主義。為了鼓勵工商業者恢復營業並擴大經營，打消資本家害怕擔「剝削」之名而不敢開工的顧慮，劉故意說：「工人的痛苦就是失業，就是怕沒有人剝削，所以有剝削比沒有人剝削要好。」這個說法也許有點聳人聽聞，但實際上乃是對新民主主義經濟的通俗闡釋。可是劉回到北京后，卻受到了毛的批評，這是毛對劉不滿、懷疑之始。也是毛表露對自己的「新民主義」的動搖和背叛之始。
接下來壹段時間，中共雖然在表面上仍然維持「建設新民主主義社會」的提法，但在實際上毛卻已經在做拋棄這個「主義」的準備工作。最典型的表現是，劉少奇在1950年7月批評山西省委在發展農業互助合作運動中的「左」的傾向時，毛卻對劉「反批評」。接下來，毛在同年9月親自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關於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草案）》，正式拉開了提前對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大幕，加快了「社會主義改造」的步伐。
毛對「資產階級政黨」的「背叛」就更早了。還在1947年國共內戰正酣的時候，毛就在黨內通報了他關於取得全國政權之後，資產階級及其「政治代表」民主黨派將成為主要敵人的思想，並明確提出要從打擊其右翼領導人入手，揭露其「反動性」，然後逐步拋棄他們的策略。（參見《炎黃春秋》2008年第7期李銳的文章：《毛澤東與反右派鬥爭》）再其後在向斯大林提出的中共建國藍圖中，毛又提出了在未來的政權中，只留共產黨壹黨專政，將其他黨派（資產階級政黨）通通趕出歷史舞台的設想。
建國后毛對「資產階級」的「反友為敵」的具體步驟，首先表現在「鎮反」問題上雙方的「裂痕」。
毛主義的基本特點就是通過暴力專政實行恐怖統治，在民眾中推行分化瓦解、分而治之的血腥階級鬥爭，建國初期的「鎮壓反革命」（鎮反）運動就是毛展現其暴君本色的重要顯示之壹。在各種巧言令色的詞語裝飾下，毛實行的「鎮反」其實是殘忍的、大規模的「殺人立威」的恐怖鎮壓。鎮反中殺戮的絕大多數是沒有任何「現行反革命」行為的所謂「歷史反革命分子」，其中大部分是向中共投誠、「起義」的國民黨軍政人員。這與殺害「俘虜」沒有什麼兩樣。鎮反運動的殘忍、野蠻引起了暫時尚未輪到自己頭上的「資產階級」及民主黨派人士的震驚不安，他們在不同場合表達了這種不安和不滿，於是引起了毛的警覺。毛壹面公開批判這些「反的言論」，壹方面暗中策劃對這些人的打擊報復。現在我們看到的片言隻語只是毛的這壹罪惡活動的冰山壹角，九牛壹毛。例如，1951年1月17日毛在壹則指示中殺氣騰騰地說：
「在湘西二十壹個縣殺了壹批匪首、惡霸、特務，準備在今年由地方再殺壹批。我以為這個處置是很必要的。.....所謂打得穩，就是要注意策略。打得穩，就是不要錯殺。打得狠，就是堅決地殺掉壹切該殺的反動分子（不應該殺者，當然不殺）。只要我們不殺錯，資產階級雖有叫喚，也就不怕他們叫喚。」（見《毛選》5卷第42頁）
這後面的「資產階級叫喚」，主要是指民主黨派中的壹些人士的略有微詞，毛素來將民主黨派作為「資產階級」的代言人，其中如黃炎培就是這方面的代表。黃炎培想真誠地發揮起「互相監督」 的職能，對自「鎮反」、「土改」、「統購統銷」以來的各項運動，都反映了某些情況，提出了－些意見。毛對此已不能容忍。從毛上面這壹句話中，也就可以看出，毛已經開始將「資產階級」和「民主黨派」當作「潛在」的敵人看待了，他們其後遭到清算是不可避免的。
又壹則事例是多年之後的1958年8月中共八屆二次會議上，毛髮表了「我們要超過秦始皇100倍」的著名講話，毛的原話是：
「秦始皇算什麼？他只坑了460個儒。我們坑了4萬6千個儒。我們鎮反還沒有殺掉壹些反革命的知識分子嗎？我與民主人士辯論過，妳罵我們是秦始皇，不對，我們超過秦始皇100倍。罵我們是秦始皇，是獨裁者，我們壹貫承認，可惜的是，妳們說得不夠，往往要我們加以補充。」
由此可見，毛與民主黨派和「資產階級」在鎮反問題上的分歧是嚴重的。
除了在鎮反上的「分歧」，與土改大概也有關。毛說「民族資產階級是與土地問題密切聯繫的」，也就是說，民族資產階級與土改中要打倒和消滅的地主、富農是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的。事實上有很多工商業者後來都被划為「工商地主」。在土改初期，毛不想牽動資產階級，因為怕打擊面太寬，失去民心，也決定暫時不動富農，「為了穩定民族資產階級起見，暫時不動半封建的富農似較妥當的。」但絕不是真的不動富農，而是先收拾了地主，「待幾年之後再動他們」。（參見《毛選》5卷《徵詢對待富農策略問題的意見》）在這裏，毛是把富農與「民族資產階級」相提並論的，待到收拾富農之時，也就要收拾「民族資產階級」了。事實上，毛並沒有「待幾年之後」再去「動」富農，而是在土改後期就清算他們了，因而同時也就要清算「民族資產階級」了。
毛對資產階級、工商業者的打擊起始於1951年末的「三反」和稍後的「五反」運動，比打擊農民的「統購統銷」還要早，可見其對「資產階級」進行打擊報復的急不可待。
二、消滅工商業者的前哨戰：「三反」、「五反」運動
「三反」即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起始於1951年11月下旬。它緣自毛看到高崗在東北的壹份「關於開展增產節約運動，深入開展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鬥爭」的報告后的啟發，決定把這壹運動推向全國。1951年11月20日，毛將高崗這份報告批轉給全國各地。1951年12月1 日，毛又以中共中央名義下發了《關於實行精兵簡政，增產節約，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和反對官僚主義的決定》，三反運動正式開鑼。
名曰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最後壹條「反官僚主義」只是幫襯，實際上只是抓經濟犯罪），其對象當然是毛的各級權力機關和共產黨幹部，因為他們是當權者，只有他們才能搞貪污、浪費和官僚主義。但毛的重點不在黨內，他先從黨內入手，而後把目標迅速轉移到工商界和「資產階級政黨」。
就像毛搞其他任何運動壹樣，他要先抓「典型」，以「典型引路」。很快，他所想要的典型材料源源不斷地送上到他的案頭，這使他龍心大悅，更堅信自己英明偉大，料事如神。
華北局第壹書記薄壹波、第二書記劉瀾濤送來的報告使他興奮又難以平靜，報告稱，河北天津地委現任書記劉青山和前任書記張子善有嚴重貪污、挪用公款和浪費的犯罪事實，總計貪污挪用金額達200億元（舊幣，相當於1955年幣改以後的200萬元），這在當時是特大貪污犯了（後來統壹規定，貪污壹億元即後來的壹萬元及以上者為大貪污犯，俗稱「大老虎」；五千萬至壹億元者為中等貪污犯。為「中老虎」；二千至五千萬以下者為「小老虎」。凡「大老虎」要判處死刑）。毛決定以劉青山、張子善為典型，推動全國的三反運動。
劉、張二人都是「紅小鬼」出身，是經歷了血與火的考驗的老黨員、老革命，是毛的「革命功臣」。毛決定處決這二人以儆戒全黨，據說有人為劉、張二人求情，說看在他們對革命有功的份上，可否不判死刑？毛說：正因為他們地位高、功勞大，影響大，所以才下決心處死......毛進壹步說：「全國可能需要槍斃壹萬至幾萬貪污犯才能解決問題。」還制定了壹個包括貪污或私用公款壹億元以上在內的六條處死標準。根據毛的指示，劉青山、張子善案件交由中共中央書記處「討論」，作出處理意見（毛已經決定的事，卻叫「討論」,中共的集體領導已經淪為毛的御用工具了），然後交法院宣判。法院自然是判處死刑立即執行。自此，這種由黨委（常委）定案、法院宣判執行就成為各種政治運動處理重要案犯的模式。
處決劉、張二人在全國引起了強烈反響和震動，毛趁熱打鐵，日夜不停地給各地黨、政、軍機關發電報，責令它們迅速上報其所轄地區、系統和單位的「打虎預算」，即自報計劃捕捉「老虎」的數字。毛在以中央名義下發的《關於限期向中央報告「打虎」預算和縣區鄉開展三反運動的電報》中稱：
「至今尚未作出『打虎』預算的，限電到三日內作出此項預計，報告中央。並須準備隨時追加預算，隨時報告中央。」
從中可見毛急不可待要「大殺壹批、大抓壹批」的心情。毛像壹只怪獸，張開他那無底洞似的血盆大口，急切地等待各地將獵物送入其內，而且多多益善。不過此次他採取由各地自報「預算」的辦法，而不是如其他對敵運動中硬性下達殺人指標的辦法，似乎是壹個「進步」。後來，大多數地區都沒有完成原來在高壓下的「預算」。
但是，如果以為毛把三反運動僅僅限制在共產黨內就大錯特錯了。按照毛的邏輯，他的幹部本來都是「好的」、純潔的「無產階級」隊伍，只因坐了江山以後，資產階級出於自身的利益和「顛復」無產階級專政的罪惡目的，用「糖衣炮彈」向他們猖狂進攻，幹部中的壹些「意志薄弱」者經不起金錢、物質拉攏和「腐朽的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誘惑，被拉下水，成了貪污受賄或其他各類「蛻化、變質」的罪犯。因此，根子仍然在「資產階級」 那裡。
為此，毛在清算他的隊伍中的貪污分子的同時，迅速把矛頭轉向「資產階級」，發起更加了強大的攻勢。
毛對資產階級的攻勢主要在兩個方面、兩條戰線：壹是對作為資產階級「政治代表」的各民主黨派和工商聯人士進行打擊、清算；二是以「五反」為名，對廣大工商業者進行直接迫害。
為了將「資產階級」搞倒、搞臭，毛在他的幹部隊伍中開展了普遍清査資產階級思想運動。毛親自擬定了壹個叫做《關於幹部交待和資產階級關係的指示》，指示要求，所有幹部都要交待自己與資產階級的社會關係、經濟關係和思想關係。前兩項關係猶有「跡」可循，唯這虛無縹緲的「思想關係」難倒了不少人，於是，只好把自己的壹切錯誤、壹切不符合「黨和人民利益的行為」乃至「罪惡」，都歸咎於資產階級思想「作怪」，或者受了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腐蝕所致。人們都在挖空心思尋找自己的資產階級思想、行為。下面是發生在壹位民主黨派高級幹部身上的壹件小事，可以從「小」見大，壹窺當年這些人員在政治運動的高壓下誠惶誠恐的可憐相。
陳其援是民革的中央常委，時任內務部副部長。陳其援雖任共產黨的高官，但很清楚自己的「身份」，他知道，無數歸順、投降共產黨的國民黨的軍政官員，都被當局以「反革命」罪名從肉體上消滅了，或者被判重刑勞改，最輕的也是「戴帽」管制勞動。他之所以受到禮遇，並任以高官，全仗自己曾經是有影響的國民黨高官、特別是有「民革」這塊「民主黨派」牌子庇護。所以他絲毫不敢懈怠、放縱自己，而是兢兢業業、勤勤懇懇為共產黨辦事，不敢對新政權有任何不敬的言行。但是在運動中，人人都要檢查交待自己的問題或罪錯，不但要檢查交待歷史上的問題（這比較好辦），還要交待「現行」的東西，這就不大好辦了。因為現實中，他確實沒有什麼「反動言行」可交待，除了籠統的、隨大流式的思想檢討和自我批判以外，要聯繫實際，言之有物坦白交待自己的「問題」，還真不容易。
終於，陳挖出了自己的壹件「原則性」的錯誤，事情是這樣的：
某天，陳其援有暫時用不著的1000萬元人民幣（相當於1955年幣制改革后的1000元），他便拿去人民銀行的營業網點去存款。可巧那天是星期天，人民銀行關門不營業。那時只有人民銀行壹家國有銀行，陳無法，便轉而叫秘書把這筆款存進了壹家公私合營的金城銀行。
陳其援後來想起來，覺得自己的做法有問題，他檢討道：當時由於覺悟不高，未曾介意。通過運動學習，他認識到這是壹種原則性的政治錯誤，它表明自己對私營銀行的信任超過了對國家銀行的信任，間接地提高了私營銀行的聲譽，有利於資產階級對黨和人民猖狂進攻，增加了私營銀行對國營銀行流通資金的比重，無異於削弱了國家銀行的領導力量......。
鑒於認識到事件的嚴重性，陳其援將事情經過和檢討親自呈送到中共中央書記處負責人彭真的手中，並請彭代為轉呈周恩來總理。同時，又將事件經過和檢討報告內務部部長謝覺哉（中共黨員），並懇切地表示：自己將在內務部機關大會上作公開檢討，聽候審查處理。
有壹句成語，叫做「驚弓之鳥」，用這個成語來形容陳其援這次檢查檢討的動機和心態大概是貼切的，看來，這位國民黨的將軍這時已經「膽小如鼠」了。不過，也不能不佩服他「上綱上線」的能力，可見當時的他，已經久經政治運動的磨練，對「檢查」、「檢討」已經有相當的「水平」了。
還要附帶說明壹點的是，陳在檢討中所說的那家金城銀行，不但已經公私合營了，而且，其總行已經歸併入人民銀行總行，本質上已經不存在「私人銀行」的問題了。身為中央政府副部長的陳其援對這壹點應該是清楚的。
其實陳其援並不是三反運動的打擊重點，運動重點是工商業者的行業組織「工商界聯合會」（工商聯）及其「政治代表」：中國民主建國會。運動之初，具體負責領導各民主黨派和工商聯的三反五反運動的中共中央統戰部秉承毛的意旨，提出了「火燒工商聯、打劫民建會！」的響亮口號，單從這個痞氣加霸氣十足口號的就可以認定它是出自昔年的湖南痞子，今日的紅色暴君毛澤東之手，或為毛所審定。因為除毛之外，其他中央領導人都不會有此種風格和氣魄。
由於毛共當局的刻意封鎖和隱瞞，今天我們已經很難獲得當時運動的具體情況和資料，包括「火燒工商聯、打劫民建會」的具體情況。只是從有關著作和文章中偶爾獲知其壹鱗半爪，故只能概而言之或作管窺蠡測了。
1951年12月1日， 「三反」運動正式開場后，首先在各級政府機關展開，因為它本屬於政府機關內部運動，但鑒於清查出的問題（主要是官員貪污、受賄）牽涉到民間工商業者，毛決定將三反擴大為全社會的群眾運動，1952年1月4日，中共中央發出《立即限期發動群眾開展「三反」鬥爭的指示》。第二天，即1月5日，中共中央又發出《關於在「三反」鬥爭中懲辦犯法的私人工商業者和堅決擊退資產階級猖狂進攻的指示》。同壹天，，周恩來在全國政協第三十四次常委會上作《三反運動與民族資產階級》的報告正式將「民族資產階級」列為運動對象。這表明，三反運動的重心已轉至打擊私營工商業者，即毛所謂的民族資產階級。1952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又發出《關於在城市中限期展開大規模的堅決徹底的「五反」鬥爭的指示》。光從這個指示的標題就可以看到毛那殺氣騰騰、急不可待的猙獰面目，長期以來對「民族資產階級」的「忍讓」所積累的仇恨終於爆發出來，原來披了十幾年的對「民族資產階級」「友善」的外衣，聲稱資產階級是工人、農民的「同盟軍」（即共產黨的同盟者）的偽裝終於撕了下來。幾個月後的1952年6月6日，毛又正式宣布：「在打倒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以後，中國內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故不應再將民族資產階級稱之為中產階級（見《毛選》第五卷第65頁）。」亦即完成了將民族資產階級由「友」變「敵」的轉變。
所謂的「五反」是指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竊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表面地看，當局打擊這五種「犯罪行為」是無可厚非的，是履行壹個政府的正常職能。這毫不奇怪，毛髮動的每項政治運動都「師出有名」，有非常正當、冠冕堂皇的理由，而且總是冠以「打退ＸＸＸ猖狂進攻」的字樣，似乎是在受到對方的欺負、壓迫的情況下不得已的反擊，人家已經猖狂進攻了，妳不反擊行嗎？所以顯得事出無奈，有禮有據。
不過凡是親身經歷建國后毛式運動的人都知道實際情況是怎麼回事。毛玩弄這種兩面三刀的鬥爭是無與倫比的，爐火純青的，很難找到恰當的詞句來形容、比喻這種厚顏無恥、陰險狡詐、窮凶極惡的行為；也許有壹個比較溫和的比喻能道其壹二，那就叫做「好話說盡，壞事做絕」。不過，僅用「壞事」壹詞來比喻毛式運動，仍然太顯得太溫和了，但是妳找不到更恰當的詞彙了。從延安整風的反對主觀主義的學風、宗派主義的黨風、黨八股式的文風；到實現「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 再到社會的「民主改革」，再到這次的「三反」、「五反」，哪壹次毛都是「光明正大」的，都是為了救國救黨救民、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作出的「自衛反擊」。但是只要剝開這些畫皮，深入其中了解壹些真相，妳就會看到它是那麼卑鄙無恥，那麼顛倒黑白，那麼殘忍血腥！妳就會為那種空前的黑幕所震顫！為那種血腥暴虐而憤怒！同時也為被惡魔捉弄得失去了靈魂的人們而悲哀。
這次的「三反」、「五反」亦是如此。壹開始毛就表現了他急不可耐的心情，他撕去了長久以來的偽裝，在為開展運動擬定的「指示」標題中就使用了「懲辦犯法的私人工商業者和堅決擊退資產階級猖狂進攻」這種殺氣騰騰的字眼，也因此，在運動壹開始時就喊出了「火燒工商聯、打劫民建會」這種土匪式的口號。
可惜當年「火燒」、「打劫」民主黨派和工商界上層的具體情況已不為人知（至少筆者沒有這方面的材料），上面提到的陳其援的「檢討」只是運動的壹個側面，－個小小插曲。另壹位 「民主人士」施復亮的遭遇也許能反映運動實質的壹部分。施復亮是中國民主建國會副主席，民建會的創始人之壹，國家勞動部副部長。當時的勞動部長是李立三。李立三曾任中共壹把手，推行過著名的「左傾冒險主義」「立三路線」，受到過毛澤東的清算。中共建國后，他原任中華全國總工會主席，但據說在總工會主席任上又犯了右的錯誤，「表現了社會民主黨的傾向」。剛剛接受黨內批判，並被撤銷了總工會主席職務，轉而調任勞動部長（降職使用）。驚魂未定的李部長到了新的工作崗位自然是寧左勿右，碰上了三反、五反運動，又見毛提出「打劫民建會」的口號，就毫不客氣拿施復亮開刀了。勞動部連續召開全體幹部大會，批判施的「代表資方利益」，接著又令其交待歷史上的「叛變共產黨」，鼓吹走「中間道路」的「罪行」。可憐的施副部長這時已經變成落水狗、焦頭爛額，陷入四面楚歌的滅頂之災。
應該說，清算施其亮的「反共罪行」 倒並非全是空穴來風。施復亮原名施存統，是創立中共的發起人之壹，中共早期的活動家。曾於1922年任共青團首任書記，后又任多個重要職務。可是在1927年卻公開脫離了共產黨。說起個中緣由，卻與壹段不足為外人道、難以啟齒的「風流」亊有關。原來施存統的夫人王壹之是個美人，當年號稱 「中共之花」。壹次，在共產國際任職的張太雷以俄文翻譯身份回國來到上海，施存統邀其至家中吃飯招待，不料張太雷見了王壹之便動了歪念，設計誘姦了王，不久二人更公開同居，讓施存統又憤又羞，急火攻心，居然導致雙目失明。然而張是「國際」的人，「國際」認為只要張工作表現好,其私生活中共無權干涉。施存統狀告無門，壹氣之下，脫離了共產黨。至其另覓得伴侶結婚，施之雙目又復明亮。因而改名「施復亮」雲。
但是，離開中共的施復亮並未受到國民黨方面的重視與重用。幾經磨礪，施選擇了脫離囯、共，走「第三條道路」。抗戰中，國民黨推行憲政民主，當時活躍于中國政壇的壹批知識分子包括施復亮摩拳擦掌，試圖在中國政壇中另闢蹊徑，佔據壹席之地，1941年成立了「中國政團同盟」。后改組為中國民主同盟（民盟）。1945年10月，中國民主同盟在重慶召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會上壹致認為，當前是實現中國民主的「千載壹時的機會」，發誓要為實現這壹目標而奮鬥。會後，壹批新的政黨、團體由民盟中分離出來，形成了日後眾多的中國民主黨派，其中就包括施復亮為發起人之壹的中國民主建國會。
當時民建會的政治綱領跟其他民主黨派基本壹致，即在國共兩黨之外尋求「第三條道路」，做中國政治的「中間派」。民建成立后就明確宣布自己的政治主張和目標為「同心協力建設壹個富強康樂自由的民主國家。」聲稱：「我們沒有偏左偏右的成見。」主張「拿蘇聯的經濟民主來充實英美的政治民主」，「創造中國型的民主」。
然而，這些民主黨派要向執政的國民黨「爭民主」，國民黨就成了他們的對立面，在這壹點上他們也自然地與共產黨站到了壹邊，也就成了中共的統戰對象。當時的中共也把反對國民黨「壹黨專政」喊得震天響，向民主黨派頻送秋波。民主黨派也意識到共產黨的軍事實力的重要性，兩股勢力終於結成了事實上的「同盟」，自此，中國的「民主黨派」與中共走上共同反對國民黨的道路，特別在中共搞垮國民黨的「第二條戰線」上，民盟等民主黨派立有大功焉。
但是，這些民主黨派既是獨立黨派，其政綱自然不可能與中共合壹，施復亮作為民建會重要創始人和宣傳家，在政治上仍然堅持他的「中間路線」立場。1947年3、4月，施在當時的《時與文》周刊上接連發表了三篇鼓吹「中間道路」的文章，它們的標題分別是《中間派的政治路線》、《中間派的地位和作用》、《中間路線與挽救時局》。光從這些標題就可見施是中間路線的狂熱鼓吹者。施強調民主黨派應該有獨立於國共兩黨之外的政治主張，他還斷言「政協路線」是「今天中國最可能為多數人所擁護的政治路線」。
當時，施有充分的言論自由，中共對他的這些言論也無權干預，作為「中間派」，它們曾經是國共雙方爭取拉攏的對象。但後來，民盟、民建等與國民黨關係急劇惡化。到了1947年10月，國民黨當局終於宣布民盟、民建等為「非法團體」，明令予以取締。之後，民盟等黨派領導人不得不宣布「自動解放」。最終，這些黨派不得已只好拋棄自已的「中間路線「，投靠到中共旗下。
施復亮也跟著轉向，背叛了此前自己的政治路線和理想，表示完全擁護中共的「革命路線」，並在《觀察》雜誌上著文作自我批判。
應該說，投靠中共后施復亮基本上就壹心壹意跟共產黨走，老老實實扮演毛共要他扮演的角色。因為如此，他沒有像仍然想獨樹壹幟的張東蓀那樣去坐班房，而是被任為勞動部副部長。
施的情狀在眾多民主黨派頭頭中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他們曾為共產黨出過力，立過「功」，但是也有「把柄」握在中共手中。毛共建國后，他們中多數被安排在中央或地方政府或政協、人大中任職，雖說有職無權，但他們己經知足了，只想安安穩穩做個閑官或者充當「政治花瓶」。他們以為毛不會再跟他們「算歷史舊賬」了。
哪知，他們最躭心的亊情仍然發生了，毛共終於跟他們算歷史舊賬了，這次三反、五反運動中施復亮被告知「老賬、新帳」壹起算，這讓他陷入無窮的痛苦和恐懼之中。他除了在本單位勞動部檢查、檢討，被廣大革命群眾「火燒」、「打劫」之外，中共宣傳部主板的《學習》雜誌和中共控制的報紙也連篇累牘發表揭露他當年反對共產黨、倡導走「第三條道路」的文章。於是，到處是憤怒的聲討聲和惡毒的咒罵聲，施復亮及其民建的同事頓時成了過街老鼠，惶惶不可終日。
在四面楚歌、八方圍剿的態勢下，施復亮唯壹能做的就是老老實實接受「火燒」、「打劫」，低頭認罪，痛改前非，只能狠狠地給自己搧嘴巴、潑污水。幸好，共產黨此時只是要將他們批倒批臭，並不想要他們的命。施及其他民主黨派人士只好感恩載德，對毛和中共大唱讚歌，同時心領神會：從今後只能老老實實，夾起尾巴做人，否則隨時有被專政的可能……。
在風頭稍為過去之後，施在民建中央常委會上作了題為《重新檢討民建會的性質、任務和主體》的長篇發言，主要是說，應該接受運動的教訓，民建再也不能充當「資產階級代表」了，「應該努力爭取站在工人階級的立場」，「徹底放棄任何企圖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思想和行動。」
不想，施這種真心實言卻招來毛澤東的痛批！毛在看了施復亮的發言稿之後，批了「完全錯誤、壹塌糊塗！」八個大字。毛的意思很明確：留下妳這個民建會，讓妳施某人在政府里當個副部長，目的就是要妳充當資產階級的代表，充當工人階級和共產黨鬥爭的「靶子」。妳如果不幹，要妳何用？沒有了資產階級及其代表，這「階級鬥爭」如何開展？難道妳想要共產黨搞「階級鬥爭熄滅論」嗎？……
鑒於「不再當資產階級代表」並非施復亮個人的想法，而是遭「火燒」、「打劫」 之後工商界和民主黨派人士的普遍想法和要求，毛決定找民建會主席、民盟第壹副主席黃炎培談話。黃炎培當時是政務院副總理兼輕工業部部長，算是全國工商界和「資產階級」的最高代表。
提起毛和黃炎培的關係，也有些淵源 ，不能不交待壹二。二人最主要的接觸是1945年7月黃炎培和其他幾名國民參政員訪問延安時他與毛那段有名的關於「歷史周期律」的「窯洞對」，兩人談得頗為投機。當時黃是國民參政員，著名社會活動家；毛是在野黨領袖，地位沒有高下之分。毛對黃十分尊敬、客氣，彼此以朋友相稱。也因了這層關係，中共建國后毛給了黃炎培較高的職位。而黃炎培便誤以為毛是個不忘故舊、「禮賢下士」之明君，所以在任職后恪盡職守地工作，還忠實地履行他作為民主黨派與共產黨「肝膽相照，相互監督」 的職能，對於建國后毛髮動的歷次政治運動中的問題，基層的意見和要求，黃都敢於反映；特別對於農民生活苦、缺糧、負擔太重，他婉言勸諫。毛表面上給黃面子，沒有當面斥責。但是，這位新上任的「皇上」對於這位昔日諍友，已經在內心極其反感了，嫌他「得意忘形」了，故決定要在「三反」、「五反」運動中假以顏色，讓他清醒－點，老實壹點。這就是後來毛不無得意地說：「黃炎培，得意得不得了，整了他壹下」 的緣由。
此時的黃炎培經過「三反」、「五反」的「火燒」、「打劫」，已經惶惶不可終日，顯得萎糜不振， 萌生退意了。毛對此感到很滿意。但他卻不想讓黃這時撂擔子，因為黃還有利用價值，還應繼續扮演資產階級代表的角色。
1952年3月15日來毛約黃炎培談話。這次談話的目的，是要他和民建會放下「包袱」，繼續充當資產階級代表。所以，對黃顯得寬容、溫和。毛首先告訴黃：有人不承認自己代表資產階級，其實，代表資產階級有什麼不好？資產階級的存在，是《共同綱領》規定的。毛在這裏沒有說出他的潛台詞是：如何沒有資產階級的存在，妳這個副總理和民建會也就沒有存在的理由了。
接著毛談起民建歷史上提倡走「中間路線」的問題，使黃心驚膽戰。毛卻說「倒不必諱言」。但又說那也是很自然的事，民建、民盟、民革不走，也有人會提出來要走。毛寬宏大度表示不究既往，黃只有「謝主隆恩」了。
然後切入主題，毛說目前私人資本主義經濟還佔很大比重，有些大資本家、大工業家很重要，但要根據國家的需要，逐步改造他們。這中間當然需要資產階級代表的民主黨派的配合，協助政府做他們工作。民建會還有存在的必要並且大有可為，希望黃繼續領導好民建會，充當政府與資本家的橋樑云云。
整個所謂約談，實際上是黃炎培在聽訓。不過在當時全國工商業者被「五反」整得雞飛狗跳、無數人被迫自殺或被關進監獄的大背景下，毛的這番話還是被認為是「皇恩浩蕩」，是瀕死中的救命稻草。黃炎培回去后趕緊傳達、貫徹，據說，大多數工商者聽到毛的話感到「深受教育」，對毛的英明偉大感佩莫名，故資產階級們在五反后又逐漸恢復了生產經營。而民建會也恢復了「生機」……。
黃炎培對毛的這次談話不知真的感想如何，但他後來沒有撂擔子，仍然積極、誠懇地「為共產黨」工作，但也沒有如章伯鈞、羅隆基那樣仍然有野心、出風頭。卻不知為何，在幾年後的反右派運動中，黃炎培壹家就有6人被打成「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受到專政。黃炎培本人「幸而」 在1965年文革前夕死去，但黃家仍有兩人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文革中，毛徹底撕下了偽裝，什麼民主黨派、工商聯，見鬼去吧，都被壹掃而光，通通掃進了歷史的垃圾堆。
總的說，這次三反五反，毛對民主黨派和工商界的上層人士，還算是「客氣」 ，還把他們作為統戰對象。壹般工商業者就就沒有這種幸運了，他們成了毛的運動打擊對象，階級敵人。
在毛的五反通知的「限期」、「堅決、徹底」、「開展大規模的五反鬥爭」的嚴令之下，全國立即風聲鶴唳、陷入壹片白色恐怖之中。
毛澤東親自坐鎮指揮，他先放出惡言：「這是壹場惡戰！」「不獲全勝，絕不收兵」！
然後具體部署： 「必須注意利用矛盾、實行分化、團結多數、孤立少數的策略，在鬥爭中迅速形成『五反統壹戰線』。.....只要形成了這個統壹戰線，那些罪大惡極的反動資本家就會陷入孤立，國家就能很有理由給他們以各種必要的懲處，例如逮捕、徒刑、槍決、沒收、罰款等等。」
按照他不知從何處得來的調查結果，他規定：
「五反目標下劃分私人工商戶的類型，應分守法的、基本守法的、半守法半違法的、嚴重違法的和完全違法的五類。就大城市來說，前三類約佔90%左右，后二類約佔百分之十左右。」接著進壹步說：按北京的工商戶（包括獨立的手工業戶及家庭商業戶，不包括攤販）中，「守法的約佔百分之十左右，基本守法的約佔百分之六十左右，半守法半違法的約佔百分之二十五左右，違法戶約佔百分之四左右，完全違法戶約佔百分之壹左右。」 也即百分之五是重點打擊對象。
（見《毛選》第五卷第54、55、56頁）
為什麼重點只打擊百分之五呢？除了它是「絕對少數」以外，主要是，當時比較上規模、比較有「油水」的資本家也就只佔全體工商戶的5%左右。從後來的實際操作看，運動重點打擊的也都是那些「上檔次」的大、中型工商戶，在這壹點上，毛是很講究「實效」的。
為了迅速使運動進入高潮，挑起全民對資產階級的討伐，毛髮出要抓住資產階級的「小辮子」的指示。「小辮子」者，資產階級違法的「把柄」也。毛要求抓「典型」, 很快, 各地揪出了大批典型。
王康年是上海抓到的壹個「奸商」典型。王康年，浙江杭州人，1924年生。經營小百貨起家，後來轉經營葯業，開設大康藥房。據熟悉王的人評價，王為人正派，注重信譽，在同行和顧客中有很好的口碑，生意逐漸做大。1951年韓戰期間，志願軍某部軍需官到大康藥房訂購藥品及醫療器械三億多元(合新幣三萬多元), 要求賒賬。但此前，軍方已從大康藥房賒賬提走五億多元藥品，迄未償債。王康年表示自己店小資金無法周轉，不能再賒。軍官壹聽火冒三丈，當時志願軍被稱為「最可愛的人」， 凡事有求必應，軍需官自視高人壹等，對王壹頓訓斥，便揚長而去。其後該軍需官又兩次登門要貨，遭到王的拒絕。於是僨怒的軍需官轉告地方幹部。地方幹部找到王，王訴以實情，地方幹部便轉而要求王為志願軍捐款購飛機、大炮。（當時正開展捐獻運動）王因已陷入困境，無錢可捐，沒有響應。當局又記下了這筆賬。
第二年（1952年），五反運動初起，王康年立即成為首批鬥爭對象，罪名是「偷、漏稅」，「 騙取國家銀行貸歀」，「 套購外匯」 。王喊冤，不惜以死表明清白，自殺未遂，被認為對抗運動，被公安局逮捕。
王被收監后，上海的黨報《解放日報》連篇發表《奸商王康年罪行》，又登刊檢舉材料，謂王「大量騙取國家資財」、 騙取貸款11億元，向志願軍「賣假藥」， 坑害「最可愛的人」 等等。 故事越編越離奇，罪惡越編越大。於是發動「讀者來信」，要求對王處以極刑。
但是經公安局調查后，上述「罪行」 均無確鑿證據，而且王的藥店不製藥，賣假藥也查無實據。無奈，當局只好將王作為「未決犯」繼續關押。
過了壹段時間，毛覺得運動的力度不夠，發出了「壹定要在運動中殺幾個做樣扳，用來教育群眾」 的內部指示。於是，上海市人民法院於1953年3月對王康年宣判，稱其「證據確鑿，罪名成立」， 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王被處決后，其妻服毒自殺。大康藥房由政府沒收接管，原在店工作的王康年之兄王康慶被划為「壞分子」， 趕出藥房，交群眾管制勞動。
處死王康年後，上海商界立即掀起了為志願軍捐獻飛機大炮的熱潮，共計捐款六千多億人民幣，摺合飛機404架。
還有－個「典型」的是茅台酒的老扳。1935年紅軍「四渡赤水」 經過茅台鎮時，犒勞紅軍用的就是茅台鎮榮和酒廠的酒，這是壹家老字號名廠，1945年毛去重慶談判時也是喝的這家酒廠的酒，毛對此酒甚感興趣。1949年毛共定都北京，榮和酒被指定為開國第壹宴用酒。1952年三反、五反運動中，當地政府要求榮和和另外兩家成義、恆興酒廠合併為國營茅台酒廠。然而榮和老扳王氏拒絕合併。當局便為其冠上「土匪」 罪名，立即逮捕槍斃，酒廠沒收沖公。
於是，各地報紙連篇累牘發表揭露奸商罪行的的報道，壹批批「五毒俱全」、「罪大惡極」 的奸商人頭落地……，毛終於露出了笑容。
毛澤東的過人本領就在於，他總能在那些冠冕堂皇文字的掩護下，實施他那些彌天大的謊言和最骯髒的陰謀。這「五毒」也是如此。譬如偷稅漏稅，這種情況倒是較常見的。但五反中的反偷稅漏稅，並不限於在毛政權下的偷、漏稅行為，而是壹直要逆查追溯至國民黨時期，甚至北洋軍伐時期、晚清時期..... 試想，這種「檢查交待」如何能「過關」？ 又如「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生意人或生產廠家為了迎合市場，或者適應國家建設的需要，自然要搜集相關信息，打聽行情，那時的市場和行情都由國家壟斷著，要打聽免不了在適合時機問問某些政府官員或國有企業幹部，這就觸犯了「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的「天條」。再如行賄，中共建政之初，立即以其武力為後盾，強勢介入社會生活，控制了經濟活動的方方面面。民營和私有經濟要想在市場中生存，免不了要與政府官員和公有經濟幹部打交道，而那時的毛共幹部特別是負責幹部，多為部隊軍官轉業，正挾其勝利者的驕氣不可壹世，對私人企業和工商業者總是壹副居高臨下、盛氣凌人的咨態。私企人員與他們打交道，除了低聲下氣，有時不得不給對方壹點好處（當時行賄壹般只是請吃頓飯或送壹點煙酒而已）。偏偏這些幹部權力極大工資待遇卻很低，有的還拿著「供給制」，在幾乎沒有監督機制的情況下接受壹點好處，原也在情理之中。可是毛及其政府完全無視其本身制度性的缺陷，卻壹味認定是「資產階級的糖衣炮彈」，「資產階級的猖狂進攻」。把罪過全部推到「資產階級」身上，又何其謬、何其毒也！
至於偷工減料、盜竊國家財產罪，所謂盜竊，其實主要是指其以「高價」賣給政府或國營企業產品，或以「低價」購得國營和公有企業的物資，或以正當手續獲取國家銀行貸款。這種做法本屬正常的商業行為，可這時也成了犯罪。
所以，只要當局將妳列入運動重點打擊的黑名單，要整妳的罪狀易如反掌，哪怕妳渾身是嘴最也說不清楚，而且根本不容妳自辯。妳只有老老實實等待「收拾」。壹般的程序是：先要妳自查、坦白交代，結果當然「不老實」；於是再查、再批鬥，直至關押，刑訊逼訊。如此反覆，有的人受不了，便走「自我了斷」、「自絕於人民」 之路。有的頑強壹些，被迫交待出了令對方滿意的數字，但臨到「退贓」或交罰款時，卻拿不出現款或者其他財物，最終仍難免 「畏罪自殺」。
所以，在這場運動中，自殺者遠遠多於經過法院處死的死刑犯。這除了因為難以承受煎熬之苦和對前途徹底絕望之外，還有壹個原因，就是當時人們按傳統觀念，認為「人死債滅」，只要自己壹死，所有的「欠債」也就自然終止了，這樣還能給妻兒留下壹條活路，否則，「家破」、人也亡了，最終什麼也不能留下。所以，自殺被當作「最佳選擇」。
在上海，人們給自殺者起了壹名不失幽默的名稱：「降落傘部隊」。因為當時的自殺者多採取跳樓自盡的方式。有人不解地問：為什麼採取如此殘忍慘痛的方式結束生命，跳進黃浦江不是「好」些嗎？後來才知道，跳黃浦江被水沖走了，中共不見屍不認賬，還指其逃亡去了香港，家屬就更加受罪了。所以只能出此跳樓「下策」。當時中共的上海市長陳毅每天到辦公室的第壹件事、第壹句話就是問秘書：昨天又有多少「空降部隊」？
五反中有多少人自殺、多少人被殺？迄未見到權威的官方數字，也許這是壹筆永遠的糊塗賬。據當時參与三反、五反的民盟秘書長、後去了香港的周鯨文先生估計，這兩場運動中，自殺者有二、三十萬人。（見張戎《毛傳》第288頁）
三反、五反如此熱衷於追贓、罰款，使人質疑毛髮動這場運動的真正意圖，筆者終於透過毛自己的片言隻語，捕捉到了他發動這場運動起因的蛛絲馬跡。在《毛選》第五卷第66頁，有壹篇題為《團結起來，劃清敵我界限》的文章，那是1952年8月4日毛在政協第壹屆常委會第38次會議上講話的要點，其前段說到：
「朝鮮戰爭的局勢，去年七月以後定下來了。但國內的財政經濟狀況，能不能穩下來，那時還沒有把握。.....收入少，支出多，這是個問題。因此，中共中央在去年九月開了壹次會，提出增加生產，厲行節約。十月，我又在政協第壹屆全國委員會第三次會議上，提出增產節約。在增產節約運動中，揭發出相當嚴重的貪污、浪費、官僚主義的問題。到十二月開展了『三反』運動，接著又開展了『五反』運動。現在『三反』『五反』運動勝利結束，問題完全清楚了，天下大定。」
這最後半句，應改為「問題完全解決了，天下大定。」這樣文理才貫通。否則，「問題完全清楚了，天下大定」不合邏輯。毛說的時候也許使用的是「完全解決了。」但在收進毛選時，覺得太過顯露，太直白了，原來發動那兩場殘酷的大運動，死了那麼多人，就是為的斂財！為了解決政府收支平衡問題。這在讀者和後人看來，未免不可思議、太殘忍、也太卑鄙了。所以改為「完全清楚了」。豈不知這樣壹來反而欲蓋彌彰，因為接下來他說出了「天下大定」的原因，就是解決了收支平衡問題：
「去年抗美援朝的費用，和國內建設的費用大體相等，壹半壹半。今年不同，戰爭費用估計只用去年的壹半。」「『三反』『五反』清理出來的錢，可以打壹年半。」 這三反、五反兩場運動搜颳得來的錢，就可以支持壹年半朝鮮戰爭，這是何等划算的買賣！至於死去二、三十萬人，也可以節省壹大筆「費用」，這就變成「壹箭雙鵰」了。真是太好了，太妙了！現在不打仗了，得來的錢，「就可以完全用在國內建設上。」
毛對外公開宣稱他是靠「開展增產節約運動」渡過難關，但是靠加班加點、剝奪職工休息和健康得來的那點「增產節約」出來的錢，實際上遠遠彌補不了因運動造成的損失，為了搞這兩場運動，從中央到地方，把從亊經濟建設的管理人員、技術人員關在屋子裡幾個月，讓業務陷於停頓，這損失有多大？因為搞運動，社會經濟生活幾乎停頓，損失有多大？據毛政府的簡報說，在東北，生產降低了壹半。天津向中央彙報說： 「自三反以來，內外交流、城鄉交流停滯，對天津經濟已發生重大影響。批發商業成交較前減少壹半；銀行不貸款，銀根很緊；私人不買貨，也無心賣貨；工業生產開始下降；稅收顯著減少。壹部分直接受到影響的勞動人民已在叫苦。」
毛得到的真正好處，只有從這兩場運動中「追贓」、「罰款」、「 沒收」得來的錢財。靠打家劫舍起家的毛，總不忘用自己的老法子：用暴力去搶奪。在毛看來，這是最快、最管用的解決問題的辦法。正所謂「干不如偷，偷不如搶」。果然，運動壹起來，財源就滾滾而來了。
上面主要是對這兩項運動的宏觀概述。為了彌補不足，在本章的附錄中再為讀者講壹個比較完整的民營企業和企業家被改造的故事，算是在微觀層面上對運動的透視。
三、對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三反、五反其實只是毛對工商業者改造的前哨戰，它尚未觸及對私營工商業者所有制改造這個根本命題。不過，通過這個「前哨戰」，全國的工商業者已經充分領教了毛和共產黨的厲害了。所以，在下壹個真正的殲滅戰役、即對工商業者的社會主義改造中，幾乎沒有遇到什麼阻力就完成了。
對工商業者的社會主義改造順利進行的另壹個原因是當時的大背景、大形勢，即是農業合作化運動的推動。自1955年5月起，毛澤東推翻了原定用三個五年計劃完農業合作化的計劃，改為每年「化」三分之壹，用三年時間完成。在執行中又不斷層層加碼，結果到當年12月，全國已有60%農戶加入了農業合作社。億萬農民在毛政權的政治高壓和暴力脅迫之下，經過慘痛的較量之後，不得不順從地「走社會主義道路」。這些農民是怎樣「志願」加入合作社的，我們放在有關專門的章節中敘述，這裏只說受到農業合作化超乎尋常地快速完成的影響，對工商業者改造 造成高壓態勢。而這是毛的有意安排，還在是在中共七屆六中全會上，毛向他的中央委員們解釋了為什麼不在農業合作化之前消滅資產階級的原因，他說：
「同資產階級的聯盟（毛在後文說明：這種聯盟是暫時的）有什麼好處呢？我們可以得到更多的工業品來換得農產品。十月革命後有壹個時期，列寧就打這個主意。因為國家沒有工業品去交換，農民就不拿糧食出來，單用票子去買他不幹，所以列寧打算讓無產階級國家和國家資本主義結成聯盟，為的是增加工業品來對付農村中的自發勢力。我們現在搞壹個同資產階級的聯盟，暫時不沒收資本主義企業，對它採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針，也是為了搞到更多的工業品去滿足農民的需要，以便改變農民對於糧食甚至壹些別的工業原料的惜售行為。這是利用同資產階級的聯盟，來克服農民的惜售。同時，我們依靠同農業的聯盟，取得糧食和工業原料去制約資產階級。資本家沒有原料，國家有原料。他們要原料，就得把工業品拿來賣給國家，就得搞國家資本主義。他們不幹，我們就不給原料，橫直卡死了。這就把資產階級要搞自由市場、自由取得原料，自由銷售工業品這壹條資本主義道路制住了，並且在政治上使資產階級孤立起來。」
毛這段話有壹點其實是不真實的，就是毛並不是完全拿工業品去和農民交換，而是「半搶半買」，即利用國家壟斷的低價強迫農民把糧食和工業原料等「賣」給國家；另壹方面，又用壓低的價格向資本主義私營企業收購工業品（定購包銷），再以高價賣給農民。毛就是以這種方式與農民和資本家「結盟」。
總之，毛在五反之後毛給了工商業者幾年「茍延殘喘」的時間，決不是他對資產階級「仁慈」，更不是他不想消滅民族資產階級，而是他認為時機未到。現在農民和農業問題解決了，「解決」 資產階級了的時機成熟了。
1955年10月29日，毛澤東邀請以陳叔通為首的全國工商聯執行委員到中南海敘談，正式敲響對工商業者的社會主義改造的鑼鼓。毛在談話中強調說：「社會主義是大勢所趨」。要工商業者「認清社會發展規律，掌握自己的命運。」這句話的潛台詞是：如果妳們不掌握自己的命運，主動接受社會主義改造，共產黨就將決定妳們的命運！在滿含殺機的同時，毛又給壹點誘餌：「資本主義只要接受社會主義改造，就有前途。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將對接受改造的工商界人士給以政治上的工作上的適當安排，經濟上實行『贖買』政策。」
參加敘談的都是工商界的頭面人物，屬於與毛政府「合作」得較好的那壹類人。他們很清楚，工商業者沒有任何選擇，三反、五反的慘烈景象記憶猶新，對毛的厲害早已心領神會、膽戰心驚了。何況，現在億萬農民都已乖乖就範，接受了「社會主義改造」，工業原料和商業渠道己完全掌握在國家手裡，工商業者還有什麼能耐敢與政府對抗、敢說半個「不」字呢！其實他們心裏更清楚的是：從本質上講，他們與地主、富農同屬「剝削階級」，現在「地主富農」早已作為「萬惡」的階級敵人不但被剝奪了壹切財產，有的還從肉體上消滅了，倖存的淪為永遠的奴隸、賤民；同為剝削者的資本家，還有什麼資格與共產黨談條件？這個悲慘的「樣板」擺在那裡，「資產階級」 己經不寒而慄。如今共產黨對自己總算寬大為懷，對他們的「剝削所得」還實行「贖買」（ 即在壹定時期內按資本額付給資本家象徵性的「定息」，文革時被取消並遭到清算）。這比起地主、富農來，己經是「天恩浩蕩」了，他們還有什麼可猶豫的呢！難道要「敬酒不吃吃罰酒」？
談話以後，工商界就密鑼緊鼓地主動大造社會主義改造的輿論。11月1日，全國工商聯執委會召開會議，作出積極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決定，還發表《告全國工商界書》，號召全國工商界積極響應毛的號召，主動走社會主義道路。各地迅速、熱烈地響應，掀起了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熱潮。
與此同時，毛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關於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問題的決議》（草案），后經討論、修改，在1956年2月24日政治局會議上成為決議。這個決議秉承毛的運動模式，對工商界的現狀進行了「分類」，煞有介事地說：
「在資產階級隊伍中，除了有百分之幾（可能有百分之五左右）是屬於具有嚴重情況的反革命分子或者其他壞分子以外，壹般地存在著進步的、中間的和落後的這樣三個部分......這三部分之間的比例大約是這樣：比較進步的分子，約佔百分之二十左右；處在中間狀態的即所謂『隨大流』的分子，約佔百分之六十左右；落後分子（包括頑固分子）約佔百分之二十左右。我們在這方面的任務是......」
後來的讀者和歷史學家或許以為，毛這種對「敵情」的估計大概是出自下面上報的調查材料，這其實是天大的笑話。毛的這種「運動比例法」既不是壹種調查、推算，也不是壹種對敵情的估計，而是毛的壹種政策策略，即是說，各地在運動中必須按照這種比例劃分、組織敵、我、友隊伍，落實依靠、團結、打擊的比例。有時還把打擊的任務進壹步細化，比如關、管、殺的比例或絕對數指標。壹般地說，這種指標必須超額完成，即「寧左勿右」。否則，各級運動的實際領導人便可能被指為「右傾」，「敵情觀念淡薄」，甚至本身有被認定為隱藏的「階級異己分子」的危險。所以，任何運動在執行中總是越往下越左，打擊的面和力度不斷加碼。這其實正是毛所希望的效果，因為在由毛親口的指示和中共中央正式文件中不好說得太鋒芒畢露，各級執行者從經驗中得知「寧左勿右」能討得「上面」的歡心，於是變成上下之間的壹種默契。
但是這壹次在對工商業者的社會主義改造中卻有些例外，後來據中共的宣傳稱，在這場偉大的、剷除幾千年私有制根子的鬥爭中，沒有流血，毛原來準備那5%實際上抓了多少、殺了多少雖不得而知，但是肯定沒有三反、五反時的恐怖血腥。這也可算是毛式運動的壹個奇迹了。
出現這種奇迹，壹個重要的原因是毛在運動決策時沒有將與資產階級的關係定性為「敵我」 關係，這等於給了資產階級「保護傘」，對方也就獲得了主動配合運動的資格他。毛說：
「對於資產階級，我們則是在同他們聯合的過程中，用贖買的辦法逐步改變他們的所有制，同時又逐步地教育和改造他們本身，不剝奪他們的選舉權，以便充分地利用他們的能力來為國家服務。」（前《決議》）
這是因為過去長時間中共都宣傳它與民族資產階級是「盟友」，壹下子「反口」影響不好，而且資產階級終究不同於地主階級，它有壹定國際影響，對它網開壹面，在國際上有利於改善自己的形象。更重要的是，幾年前的三反、五反已經給了資產階級足夠的教訓了，可殺、可抓的早己抓了、殺了。
造成這壹「不流血」 或流血不多的奇迹的另壹方面的原因是，作為驚弓之鳥的資產階級此次表現得非常主動，非常順從，非常「配合」。 因為資產階級們非常清楚，他們被「共產」只是遲早的事，已經沒有選擇的餘地了。唯壹盼望的是毛能夠對他們溫和壹點，人道壹點，不要再現五反時的場景。
不過從另壹角度考察，這些工商業者們中的絕大多數此時為形勢所逼，也確實有了「被改造」、被公私合營的願望。這話聽起來有點不可思議，其實，只要是身處其境者就不難理解：自五反運動之後，這些私營工商業主就在戰戰兢兢地過日子，在政治上，他們已經成為另類，成為不公開的「敵人」，被改造的對象；再是工會的興起，工會成了壓在私營工商業者心頭上的壹塊大石頭，共產黨通過支持工會，假工會之手對資本家和工商業主進行打壓、刁難，使私營企業中的工人、職員成為企業的「內奸」，私營業主只要稍有壹點對政府不滿的言行，或令企業員工不滿意的地方，他們就向工會報告，工會就向政府舉報。而工人已被欽定為「領導階級」，政治地位遠在老闆之上，所以，他們端著老扳的飯碗，卻要「監督」 老扳、對老闆實行「改造」。老闆們還得按《工會法》的規定每月從工資總額中撥給工會壹定的比例的經費，且不得干涉其用途。這種情況下，這個老闆好當嗎？誰還願當這個老扳呢。
還有，這時（1955年）絕大部分私營工商業者（90%）都已經採取了由國家加工訂貨、統購包銷的經營方式，這跟公私合營已經沒有多大的區別了。也有壹部分私營工廠率先進行了公私合營，合營后的私方代表擔任企業的領導副職，成了吃皇糧的「國家幹部」， 似乎政治地位陡然提高了。這些，也增加了公私合營對私營業主的吸引力。總之壹句話，很多工商業者已經「盼望」改造了。
毛澤東宣布對私營工商業主採取「和平贖買」的政策。這對於大多數私營業主來說，也算是個「利好」消息。雖然「贖買」只是給予業主們以象徵性的補償，但比起對其他「剝削階級」來，算是「寬大無邊」了。
基於上述各個方面的考慮，工商業者們對這社會主義改造作出熱烈的響應是完全合符情理的。
首先帶頭響應的是全國最大的城市、工商業者最集中的上海。1955年11月以後，上海便出現了全行業公私合營的「熱潮」。資本家還有所創新，他們採取了敲鑼打鼓、張燈結綵，向當局報喜的方式，把這場本來具有血腥味的「運動」變成壹場鬧劇、喜劇。這樣壹來，毛當局也就不得不把這場社會主義改造的「階級鬥爭」 變得溫和壹點了。
繼上海之後，北京、天津、武漢、廣州等大城市紛紛跟進，全國的城市都出現了浩浩蕩蕩的報喜隊伍敲鑼打鼓、鞭炮齊鳴的場面，壹連多日，所有城市都沈浸在鑼鼓喧天、煙霧瀰漫的「喜慶」之中。
當然，不能完全掩蓋壹些「雜音」，也有資本家在背後說：「1949年為什麼不講總路線？那時講，人都跑了，現在講出來，誰都沒有辦法。」「自動走吧，何必讓人家用鞭子趕呢。」這可能是很多人的心裡話，真實心態。但同時也說明了中國資產階級的短視和缺乏政治頭腦，因為共產黨要「共產」，消滅資產階級，是它從來不迴避的問題，在它建黨時的綱領以及黨的名稱都明白無誤地告訴了這壹點。只是後來毛澤東為拉攏資產階級，才拼湊出壹個「新民主主義」，但也只是說他的革命成功后暫時不搞社會主義，把消滅資產階級和私有制推遲15年或20年，但是15年或20年之後仍然要「共產」、要消滅資產階級的！何況，共產黨自稱是工人階級的政黨，在它的統治下，資產階級會有好日子過嗎？可是，資本家們就是不能稍許把眼光放遠壹點，只看到暫時不搞社會主義，就欣喜若狂地要留下來，還夢想在共產黨的統治下發家致富，繼續其資產階級生活。所以，在五反中被消滅的那些資本家，和在其後的運動中、特別是在文革中被清算、專政的那些倖存者，其實是咎由自取。（和鄉間那些土地主不同，地主多數無法逃去國外生活，而資本家中很多人都有去香港或海外生活的能力）。
在大城市的帶動下，全國中小城市以及縣以下城鎮也迅速掀起了私人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高潮。不過半年，即到1956年的上半年，這場剷除幾千年私有制主要根據地的偉大運動就勝利完成了。
與此同時，對手工業者的社會主義改造和農業合作化運動均告基本完成，也就是說，1956年，在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中國大地上，社會主義改造已經基本完成，中國已經基本上進入了「社會主義」 了。在這片大好形勢下，在1956年9月召開了中共「八大」 。在八大的政治報告和決議中，就自豪地宣稱：「我們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就是要變革資產階級所有制，變革產生資本主義的根源的小私有制。現在這種社會主義改造已經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這就表明，我國的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已經基本解決，幾千年來的階級剝削制度的歷史已經基本結束，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在我國已經基本建立起來了。」關於中國國內的主要矛盾的提法，也變成了「先進的生產關係同落後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或者「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與不能滿足這種需要的現實生產力之間的矛盾。」
可惜的是，毛和中共高興得太早了，有點「勝利沖昏了頭腦」。因為不久，這種「先進生產關係」就表現出它的「落後性」甚至「反動性」來。比如，改造完成後，原來的私營工商企業員工300萬人（據1958年8月統計，其中業主53萬人，雇傭職工250萬人）以及500多萬手工業者全都成了拿固定工資、吃國家大鍋飯的國家幹部和工人，原來的「納稅者」成了「財政包養」人員。更為嚴重的是，成為吃大鍋飯和鐵飯碗之後，他們再也沒有了原來在私企時的積極性了，「大鍋飯，養懶漢」的客觀規律悄悄地發生作用，勞動生產率降低了，大家都不願多幹活，沒有人願意埋頭苦幹、卻與少干、甚至不幹的人領同樣的報酬；新成立的多層級的管理機構增添了大量管理人員，管理成本大大提升；服務行業的服務態度、服務水平急劇下降，私企人員成了國家幹部和國家領導階級（工人階級）后，感覺自己成了「國家主人」，他們與顧客的關係顛倒了過來，過去對顧客笑臉相迎，甚至低頭哈腰，現在則變成愛理不搭，顧客則必須刻意笑臉相求，才能得到「服務」；商品質量急劇下滑，傳統的名優特產品逐漸難覓蹤影，因為產品包銷，工資固定，沒有人再願意為樹品牌而加工加料，沒有人為競爭而絞盡腦汁。即使如最普通的食品包子，也逐步「饅頭化」了，過去「壹口見肉」，現在很難找到餡心在哪裡。最令老百姓不滿的還是，過去到處都見的零售的商業網點，無處不在的手工業攤點，現在卻很難尋覓了；走村串戶的游商沒有了，店鋪也像機關學校壹樣「朝九晚五」按時上下班。據統計，1953年全國有商業網點430多萬個，1956年「社改」后減少至210萬個，1957年再減至41.3萬個，不及原來的十分之壹。何況它們的營業時間還縮短了。
1956年對工商業、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負面效果，後來被1958年開始的「大躍進」災難所掩蓋，例如其後出現的幾乎所有的日用品都要憑票、證限量供應的現象，有些並不是農業減產造成的，而是公有制下吃大鍋飯養懶漢的制度造成的。這種情況在大躍進之後的六十、七十年代才被人們逐步認識。所以，我們應該對中共曾經長期宣傳的「先進的生產關係同落後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的論調加以嚴肅批判，因它本來就是壹個偽命題，壹個謊言和騙局，世上絕對不可能存在不促使生產力發展、還使社會經濟生活全面倒退的「先進生產關係」。
從這壹角度來說，毛所謂的「三大改造」 徹底失敗了。中共到鄧小平當政才把毛的壹套再顛倒過來。到今天，更是被徹底拋棄了。
言而無信的又壹個版本 對民族資產階級「反友為敵」
壹、毛對「民族資產階級」的打擊、拋棄蓄謀已久
直至今天，中共的有關史書和宣傳仍然堅稱：毛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初、中期推行的「三大改造」運動在總體上講仍是正確的、必要的，只不過步伐邁得太快了壹點、太急了壹點。
所謂「三大改造」是指國家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即把它們從原來的個體、私營經濟全部「改造」成半國有的「公私合營」和集體所有的合作社經濟，納入國家控制的計劃經濟體系之內。這是毛正式拋棄其「新民主主義社會」模式的關鍵性步驟。在採取這壹步驟之前，毛已經制服了黨內維護「新民主主義秩序」的代表人物劉少奇等人，黨內已經沒有了反對勢力，在社會上更不可能有反對「共產黨領導」、「反對社會主義」的聲音。而且，在正式推行「三大改造」之前，毛已經發動了「糧食統購統銷」 和農業的互助合作運動，以及針對資本家的「三反」、「五反」運動。農民和「資產階級」已經領略了毛的厲害，早已被整得成了驚弓之鳥，服服帖帖，所以，三大改造在推行中幾乎沒有遇到什麼阻力。
關於農業的互助合作運動及其後的「人民公社化」運動，我們將放在另外的篇章論述；手工業改造鑒於其涉及的面較窄，問題不大，我們也暫且放過不論。這裏主要考察毛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因為這是直接關係到所謂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個階級」、「兩條道路」誰戰勝誰的大問題。
本來，不管是在延安時代、國共內戰年代、乃至建國前夕召開的全國政協會議上，毛都反覆明確了中共「革命成功」后要實行「新民主主義」的社會制度，包括新民主主義的政治、經濟、文化政策，其基本點就保護私有制，在壹定範圍內發展資本主義，明確了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是遙遠的將來——十五或二十年以後的事。這些寫進了1949年起臨時憲法作用的政協《共同綱領》。在1950年6月23日政協壹屆二次會議的閉幕詞中，毛還信誓旦旦地說：「只要人們在革命戰爭中，在革命的土地制度改革中有了貢獻，等到將來實行私營工業國有化和農業社會化的時候，（這種時候還在很遠的將來)人民是不會忘記他們的。」
這個「新民主主義社會」不但是毛親自提出來的，也是中共全黨的共識，黨中央的正式決議。所以，沒有人懷疑它的權威性。也因為此，連共產黨的二號人物劉少奇也大講特講這個「新民主主義」。1949年春他去天津調查、處理因工商企業關門、工人失業引起的社會問題時，就重申中共的新民主主義政策方針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是不變的，也就是要保護私有制，繼續發展資本主義。為了鼓勵工商業者恢復營業並擴大經營，打消資本家害怕擔「剝削」之名而不敢開工的顧慮，劉故意說：「工人的痛苦就是失業，就是怕沒有人剝削，所以有剝削比沒有人剝削要好。」這個說法也許有點聳人聽聞，但實際上乃是對新民主主義經濟的通俗闡釋。可是劉回到北京后，卻受到了毛的批評，這是毛對劉不滿、懷疑之始。也是毛表露對自己的「新民主義」的動搖和背叛之始。
接下來壹段時間，中共雖然在表面上仍然維持「建設新民主主義社會」的提法，但在實際上毛卻已經在做拋棄這個「主義」的準備工作。最典型的表現是，劉少奇在1950年7月批評山西省委在發展農業互助合作運動中的「左」的傾向時，毛卻對劉「反批評」。接下來，毛在同年9月親自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關於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草案）》，正式拉開了提前對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大幕，加快了「社會主義改造」的步伐。
毛對「資產階級政黨」的「背叛」就更早了。還在1947年國共內戰正酣的時候，毛就在黨內通報了他關於取得全國政權之後，資產階級及其「政治代表」民主黨派將成為主要敵人的思想，並明確提出要從打擊其右翼領導人入手，揭露其「反動性」，然後逐步拋棄他們的策略。（參見《炎黃春秋》2008年第7期李銳的文章：《毛澤東與反右派鬥爭》）再其後在向斯大林提出的中共建國藍圖中，毛又提出了在未來的政權中，只留共產黨壹黨專政，將其他黨派（資產階級政黨）通通趕出歷史舞台的設想。
建國后毛對「資產階級」的「反友為敵」的具體步驟，首先表現在「鎮反」問題上雙方的「裂痕」。
毛主義的基本特點就是通過暴力專政實行恐怖統治，在民眾中推行分化瓦解、分而治之的血腥階級鬥爭，建國初期的「鎮壓反革命」（鎮反）運動就是毛展現其暴君本色的重要顯示之壹。在各種巧言令色的詞語裝飾下，毛實行的「鎮反」其實是殘忍的、大規模的「殺人立威」的恐怖鎮壓。鎮反中殺戮的絕大多數是沒有任何「現行反革命」行為的所謂「歷史反革命分子」，其中大部分是向中共投誠、「起義」的國民黨軍政人員。這與殺害「俘虜」沒有什麼兩樣。鎮反運動的殘忍、野蠻引起了暫時尚未輪到自己頭上的「資產階級」及民主黨派人士的震驚不安，他們在不同場合表達了這種不安和不滿，於是引起了毛的警覺。毛壹面公開批判這些「反的言論」，壹方面暗中策劃對這些人的打擊報復。現在我們看到的片言隻語只是毛的這壹罪惡活動的冰山壹角，九牛壹毛。例如，1951年1月17日毛在壹則指示中殺氣騰騰地說：
「在湘西二十壹個縣殺了壹批匪首、惡霸、特務，準備在今年由地方再殺壹批。我以為這個處置是很必要的。.....所謂打得穩，就是要注意策略。打得穩，就是不要錯殺。打得狠，就是堅決地殺掉壹切該殺的反動分子（不應該殺者，當然不殺）。只要我們不殺錯，資產階級雖有叫喚，也就不怕他們叫喚。」（見《毛選》5卷第42頁）
這後面的「資產階級叫喚」，主要是指民主黨派中的壹些人士的略有微詞，毛素來將民主黨派作為「資產階級」的代言人，其中如黃炎培就是這方面的代表。黃炎培想真誠地發揮起「互相監督」 的職能，對自「鎮反」、「土改」、「統購統銷」以來的各項運動，都反映了某些情況，提出了－些意見。毛對此已不能容忍。從毛上面這壹句話中，也就可以看出，毛已經開始將「資產階級」和「民主黨派」當作「潛在」的敵人看待了，他們其後遭到清算是不可避免的。
又壹則事例是多年之後的1958年8月中共八屆二次會議上，毛髮表了「我們要超過秦始皇100倍」的著名講話，毛的原話是：
「秦始皇算什麼？他只坑了460個儒。我們坑了4萬6千個儒。我們鎮反還沒有殺掉壹些反革命的知識分子嗎？我與民主人士辯論過，妳罵我們是秦始皇，不對，我們超過秦始皇100倍。罵我們是秦始皇，是獨裁者，我們壹貫承認，可惜的是，妳們說得不夠，往往要我們加以補充。」
由此可見，毛與民主黨派和「資產階級」在鎮反問題上的分歧是嚴重的。
除了在鎮反上的「分歧」，與土改大概也有關。毛說「民族資產階級是與土地問題密切聯繫的」，也就是說，民族資產階級與土改中要打倒和消滅的地主、富農是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的。事實上有很多工商業者後來都被划為「工商地主」。在土改初期，毛不想牽動資產階級，因為怕打擊面太寬，失去民心，也決定暫時不動富農，「為了穩定民族資產階級起見，暫時不動半封建的富農似較妥當的。」但絕不是真的不動富農，而是先收拾了地主，「待幾年之後再動他們」。（參見《毛選》5卷《徵詢對待富農策略問題的意見》）在這裏，毛是把富農與「民族資產階級」相提並論的，待到收拾富農之時，也就要收拾「民族資產階級」了。事實上，毛並沒有「待幾年之後」再去「動」富農，而是在土改後期就清算他們了，因而同時也就要清算「民族資產階級」了。
毛對資產階級、工商業者的打擊起始於1951年末的「三反」和稍後的「五反」運動，比打擊農民的「統購統銷」還要早，可見其對「資產階級」進行打擊報復的急不可待。
二、消滅工商業者的前哨戰：「三反」、「五反」運動
「三反」即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起始於1951年11月下旬。它緣自毛看到高崗在東北的壹份「關於開展增產節約運動，深入開展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鬥爭」的報告后的啟發，決定把這壹運動推向全國。1951年11月20日，毛將高崗這份報告批轉給全國各地。1951年12月1 日，毛又以中共中央名義下發了《關於實行精兵簡政，增產節約，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和反對官僚主義的決定》，三反運動正式開鑼。
名曰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最後壹條「反官僚主義」只是幫襯，實際上只是抓經濟犯罪），其對象當然是毛的各級權力機關和共產黨幹部，因為他們是當權者，只有他們才能搞貪污、浪費和官僚主義。但毛的重點不在黨內，他先從黨內入手，而後把目標迅速轉移到工商界和「資產階級政黨」。
就像毛搞其他任何運動壹樣，他要先抓「典型」，以「典型引路」。很快，他所想要的典型材料源源不斷地送上到他的案頭，這使他龍心大悅，更堅信自己英明偉大，料事如神。
華北局第壹書記薄壹波、第二書記劉瀾濤送來的報告使他興奮又難以平靜，報告稱，河北天津地委現任書記劉青山和前任書記張子善有嚴重貪污、挪用公款和浪費的犯罪事實，總計貪污挪用金額達200億元（舊幣，相當於1955年幣改以後的200萬元），這在當時是特大貪污犯了（後來統壹規定，貪污壹億元即後來的壹萬元及以上者為大貪污犯，俗稱「大老虎」；五千萬至壹億元者為中等貪污犯。為「中老虎」；二千至五千萬以下者為「小老虎」。凡「大老虎」要判處死刑）。毛決定以劉青山、張子善為典型，推動全國的三反運動。
劉、張二人都是「紅小鬼」出身，是經歷了血與火的考驗的老黨員、老革命，是毛的「革命功臣」。毛決定處決這二人以儆戒全黨，據說有人為劉、張二人求情，說看在他們對革命有功的份上，可否不判死刑？毛說：正因為他們地位高、功勞大，影響大，所以才下決心處死......毛進壹步說：「全國可能需要槍斃壹萬至幾萬貪污犯才能解決問題。」還制定了壹個包括貪污或私用公款壹億元以上在內的六條處死標準。根據毛的指示，劉青山、張子善案件交由中共中央書記處「討論」，作出處理意見（毛已經決定的事，卻叫「討論」,中共的集體領導已經淪為毛的御用工具了），然後交法院宣判。法院自然是判處死刑立即執行。自此，這種由黨委（常委）定案、法院宣判執行就成為各種政治運動處理重要案犯的模式。
處決劉、張二人在全國引起了強烈反響和震動，毛趁熱打鐵，日夜不停地給各地黨、政、軍機關發電報，責令它們迅速上報其所轄地區、系統和單位的「打虎預算」，即自報計劃捕捉「老虎」的數字。毛在以中央名義下發的《關於限期向中央報告「打虎」預算和縣區鄉開展三反運動的電報》中稱：
「至今尚未作出『打虎』預算的，限電到三日內作出此項預計，報告中央。並須準備隨時追加預算，隨時報告中央。」
從中可見毛急不可待要「大殺壹批、大抓壹批」的心情。毛像壹只怪獸，張開他那無底洞似的血盆大口，急切地等待各地將獵物送入其內，而且多多益善。不過此次他採取由各地自報「預算」的辦法，而不是如其他對敵運動中硬性下達殺人指標的辦法，似乎是壹個「進步」。後來，大多數地區都沒有完成原來在高壓下的「預算」。
但是，如果以為毛把三反運動僅僅限制在共產黨內就大錯特錯了。按照毛的邏輯，他的幹部本來都是「好的」、純潔的「無產階級」隊伍，只因坐了江山以後，資產階級出於自身的利益和「顛復」無產階級專政的罪惡目的，用「糖衣炮彈」向他們猖狂進攻，幹部中的壹些「意志薄弱」者經不起金錢、物質拉攏和「腐朽的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誘惑，被拉下水，成了貪污受賄或其他各類「蛻化、變質」的罪犯。因此，根子仍然在「資產階級」 那裡。
為此，毛在清算他的隊伍中的貪污分子的同時，迅速把矛頭轉向「資產階級」，發起更加了強大的攻勢。
毛對資產階級的攻勢主要在兩個方面、兩條戰線：壹是對作為資產階級「政治代表」的各民主黨派和工商聯人士進行打擊、清算；二是以「五反」為名，對廣大工商業者進行直接迫害。
為了將「資產階級」搞倒、搞臭，毛在他的幹部隊伍中開展了普遍清査資產階級思想運動。毛親自擬定了壹個叫做《關於幹部交待和資產階級關係的指示》，指示要求，所有幹部都要交待自己與資產階級的社會關係、經濟關係和思想關係。前兩項關係猶有「跡」可循，唯這虛無縹緲的「思想關係」難倒了不少人，於是，只好把自己的壹切錯誤、壹切不符合「黨和人民利益的行為」乃至「罪惡」，都歸咎於資產階級思想「作怪」，或者受了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腐蝕所致。人們都在挖空心思尋找自己的資產階級思想、行為。下面是發生在壹位民主黨派高級幹部身上的壹件小事，可以從「小」見大，壹窺當年這些人員在政治運動的高壓下誠惶誠恐的可憐相。
陳其援是民革的中央常委，時任內務部副部長。陳其援雖任共產黨的高官，但很清楚自己的「身份」，他知道，無數歸順、投降共產黨的國民黨的軍政官員，都被當局以「反革命」罪名從肉體上消滅了，或者被判重刑勞改，最輕的也是「戴帽」管制勞動。他之所以受到禮遇，並任以高官，全仗自己曾經是有影響的國民黨高官、特別是有「民革」這塊「民主黨派」牌子庇護。所以他絲毫不敢懈怠、放縱自己，而是兢兢業業、勤勤懇懇為共產黨辦事，不敢對新政權有任何不敬的言行。但是在運動中，人人都要檢查交待自己的問題或罪錯，不但要檢查交待歷史上的問題（這比較好辦），還要交待「現行」的東西，這就不大好辦了。因為現實中，他確實沒有什麼「反動言行」可交待，除了籠統的、隨大流式的思想檢討和自我批判以外，要聯繫實際，言之有物坦白交待自己的「問題」，還真不容易。
終於，陳挖出了自己的壹件「原則性」的錯誤，事情是這樣的：
某天，陳其援有暫時用不著的1000萬元人民幣（相當於1955年幣制改革后的1000元），他便拿去人民銀行的營業網點去存款。可巧那天是星期天，人民銀行關門不營業。那時只有人民銀行壹家國有銀行，陳無法，便轉而叫秘書把這筆款存進了壹家公私合營的金城銀行。
陳其援後來想起來，覺得自己的做法有問題，他檢討道：當時由於覺悟不高，未曾介意。通過運動學習，他認識到這是壹種原則性的政治錯誤，它表明自己對私營銀行的信任超過了對國家銀行的信任，間接地提高了私營銀行的聲譽，有利於資產階級對黨和人民猖狂進攻，增加了私營銀行對國營銀行流通資金的比重，無異於削弱了國家銀行的領導力量......。
鑒於認識到事件的嚴重性，陳其援將事情經過和檢討親自呈送到中共中央書記處負責人彭真的手中，並請彭代為轉呈周恩來總理。同時，又將事件經過和檢討報告內務部部長謝覺哉（中共黨員），並懇切地表示：自己將在內務部機關大會上作公開檢討，聽候審查處理。
有壹句成語，叫做「驚弓之鳥」，用這個成語來形容陳其援這次檢查檢討的動機和心態大概是貼切的，看來，這位國民黨的將軍這時已經「膽小如鼠」了。不過，也不能不佩服他「上綱上線」的能力，可見當時的他，已經久經政治運動的磨練，對「檢查」、「檢討」已經有相當的「水平」了。
還要附帶說明壹點的是，陳在檢討中所說的那家金城銀行，不但已經公私合營了，而且，其總行已經歸併入人民銀行總行，本質上已經不存在「私人銀行」的問題了。身為中央政府副部長的陳其援對這壹點應該是清楚的。
其實陳其援並不是三反運動的打擊重點，運動重點是工商業者的行業組織「工商界聯合會」（工商聯）及其「政治代表」：中國民主建國會。運動之初，具體負責領導各民主黨派和工商聯的三反五反運動的中共中央統戰部秉承毛的意旨，提出了「火燒工商聯、打劫民建會！」的響亮口號，單從這個痞氣加霸氣十足口號的就可以認定它是出自昔年的湖南痞子，今日的紅色暴君毛澤東之手，或為毛所審定。因為除毛之外，其他中央領導人都不會有此種風格和氣魄。
由於毛共當局的刻意封鎖和隱瞞，今天我們已經很難獲得當時運動的具體情況和資料，包括「火燒工商聯、打劫民建會」的具體情況。只是從有關著作和文章中偶爾獲知其壹鱗半爪，故只能概而言之或作管窺蠡測了。
1951年12月1日， 「三反」運動正式開場后，首先在各級政府機關展開，因為它本屬於政府機關內部運動，但鑒於清查出的問題（主要是官員貪污、受賄）牽涉到民間工商業者，毛決定將三反擴大為全社會的群眾運動，1952年1月4日，中共中央發出《立即限期發動群眾開展「三反」鬥爭的指示》。第二天，即1月5日，中共中央又發出《關於在「三反」鬥爭中懲辦犯法的私人工商業者和堅決擊退資產階級猖狂進攻的指示》。同壹天，，周恩來在全國政協第三十四次常委會上作《三反運動與民族資產階級》的報告正式將「民族資產階級」列為運動對象。這表明，三反運動的重心已轉至打擊私營工商業者，即毛所謂的民族資產階級。1952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又發出《關於在城市中限期展開大規模的堅決徹底的「五反」鬥爭的指示》。光從這個指示的標題就可以看到毛那殺氣騰騰、急不可待的猙獰面目，長期以來對「民族資產階級」的「忍讓」所積累的仇恨終於爆發出來，原來披了十幾年的對「民族資產階級」「友善」的外衣，聲稱資產階級是工人、農民的「同盟軍」（即共產黨的同盟者）的偽裝終於撕了下來。幾個月後的1952年6月6日，毛又正式宣布：「在打倒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以後，中國內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故不應再將民族資產階級稱之為中產階級（見《毛選》第五卷第65頁）。」亦即完成了將民族資產階級由「友」變「敵」的轉變。
所謂的「五反」是指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竊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表面地看，當局打擊這五種「犯罪行為」是無可厚非的，是履行壹個政府的正常職能。這毫不奇怪，毛髮動的每項政治運動都「師出有名」，有非常正當、冠冕堂皇的理由，而且總是冠以「打退ＸＸＸ猖狂進攻」的字樣，似乎是在受到對方的欺負、壓迫的情況下不得已的反擊，人家已經猖狂進攻了，妳不反擊行嗎？所以顯得事出無奈，有禮有據。
不過凡是親身經歷建國后毛式運動的人都知道實際情況是怎麼回事。毛玩弄這種兩面三刀的鬥爭是無與倫比的，爐火純青的，很難找到恰當的詞句來形容、比喻這種厚顏無恥、陰險狡詐、窮凶極惡的行為；也許有壹個比較溫和的比喻能道其壹二，那就叫做「好話說盡，壞事做絕」。不過，僅用「壞事」壹詞來比喻毛式運動，仍然太顯得太溫和了，但是妳找不到更恰當的詞彙了。從延安整風的反對主觀主義的學風、宗派主義的黨風、黨八股式的文風；到實現「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 再到社會的「民主改革」，再到這次的「三反」、「五反」，哪壹次毛都是「光明正大」的，都是為了救國救黨救民、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作出的「自衛反擊」。但是只要剝開這些畫皮，深入其中了解壹些真相，妳就會看到它是那麼卑鄙無恥，那麼顛倒黑白，那麼殘忍血腥！妳就會為那種空前的黑幕所震顫！為那種血腥暴虐而憤怒！同時也為被惡魔捉弄得失去了靈魂的人們而悲哀。
這次的「三反」、「五反」亦是如此。壹開始毛就表現了他急不可耐的心情，他撕去了長久以來的偽裝，在為開展運動擬定的「指示」標題中就使用了「懲辦犯法的私人工商業者和堅決擊退資產階級猖狂進攻」這種殺氣騰騰的字眼，也因此，在運動壹開始時就喊出了「火燒工商聯、打劫民建會」這種土匪式的口號。
可惜當年「火燒」、「打劫」民主黨派和工商界上層的具體情況已不為人知（至少筆者沒有這方面的材料），上面提到的陳其援的「檢討」只是運動的壹個側面，－個小小插曲。另壹位 「民主人士」施復亮的遭遇也許能反映運動實質的壹部分。施復亮是中國民主建國會副主席，民建會的創始人之壹，國家勞動部副部長。當時的勞動部長是李立三。李立三曾任中共壹把手，推行過著名的「左傾冒險主義」「立三路線」，受到過毛澤東的清算。中共建國后，他原任中華全國總工會主席，但據說在總工會主席任上又犯了右的錯誤，「表現了社會民主黨的傾向」。剛剛接受黨內批判，並被撤銷了總工會主席職務，轉而調任勞動部長（降職使用）。驚魂未定的李部長到了新的工作崗位自然是寧左勿右，碰上了三反、五反運動，又見毛提出「打劫民建會」的口號，就毫不客氣拿施復亮開刀了。勞動部連續召開全體幹部大會，批判施的「代表資方利益」，接著又令其交待歷史上的「叛變共產黨」，鼓吹走「中間道路」的「罪行」。可憐的施副部長這時已經變成落水狗、焦頭爛額，陷入四面楚歌的滅頂之災。
應該說，清算施其亮的「反共罪行」 倒並非全是空穴來風。施復亮原名施存統，是創立中共的發起人之壹，中共早期的活動家。曾於1922年任共青團首任書記，后又任多個重要職務。可是在1927年卻公開脫離了共產黨。說起個中緣由，卻與壹段不足為外人道、難以啟齒的「風流」亊有關。原來施存統的夫人王壹之是個美人，當年號稱 「中共之花」。壹次，在共產國際任職的張太雷以俄文翻譯身份回國來到上海，施存統邀其至家中吃飯招待，不料張太雷見了王壹之便動了歪念，設計誘姦了王，不久二人更公開同居，讓施存統又憤又羞，急火攻心，居然導致雙目失明。然而張是「國際」的人，「國際」認為只要張工作表現好,其私生活中共無權干涉。施存統狀告無門，壹氣之下，脫離了共產黨。至其另覓得伴侶結婚，施之雙目又復明亮。因而改名「施復亮」雲。
但是，離開中共的施復亮並未受到國民黨方面的重視與重用。幾經磨礪，施選擇了脫離囯、共，走「第三條道路」。抗戰中，國民黨推行憲政民主，當時活躍于中國政壇的壹批知識分子包括施復亮摩拳擦掌，試圖在中國政壇中另闢蹊徑，佔據壹席之地，1941年成立了「中國政團同盟」。后改組為中國民主同盟（民盟）。1945年10月，中國民主同盟在重慶召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會上壹致認為，當前是實現中國民主的「千載壹時的機會」，發誓要為實現這壹目標而奮鬥。會後，壹批新的政黨、團體由民盟中分離出來，形成了日後眾多的中國民主黨派，其中就包括施復亮為發起人之壹的中國民主建國會。
當時民建會的政治綱領跟其他民主黨派基本壹致，即在國共兩黨之外尋求「第三條道路」，做中國政治的「中間派」。民建成立后就明確宣布自己的政治主張和目標為「同心協力建設壹個富強康樂自由的民主國家。」聲稱：「我們沒有偏左偏右的成見。」主張「拿蘇聯的經濟民主來充實英美的政治民主」，「創造中國型的民主」。
然而，這些民主黨派要向執政的國民黨「爭民主」，國民黨就成了他們的對立面，在這壹點上他們也自然地與共產黨站到了壹邊，也就成了中共的統戰對象。當時的中共也把反對國民黨「壹黨專政」喊得震天響，向民主黨派頻送秋波。民主黨派也意識到共產黨的軍事實力的重要性，兩股勢力終於結成了事實上的「同盟」，自此，中國的「民主黨派」與中共走上共同反對國民黨的道路，特別在中共搞垮國民黨的「第二條戰線」上，民盟等民主黨派立有大功焉。
但是，這些民主黨派既是獨立黨派，其政綱自然不可能與中共合壹，施復亮作為民建會重要創始人和宣傳家，在政治上仍然堅持他的「中間路線」立場。1947年3、4月，施在當時的《時與文》周刊上接連發表了三篇鼓吹「中間道路」的文章，它們的標題分別是《中間派的政治路線》、《中間派的地位和作用》、《中間路線與挽救時局》。光從這些標題就可見施是中間路線的狂熱鼓吹者。施強調民主黨派應該有獨立於國共兩黨之外的政治主張，他還斷言「政協路線」是「今天中國最可能為多數人所擁護的政治路線」。
當時，施有充分的言論自由，中共對他的這些言論也無權干預，作為「中間派」，它們曾經是國共雙方爭取拉攏的對象。但後來，民盟、民建等與國民黨關係急劇惡化。到了1947年10月，國民黨當局終於宣布民盟、民建等為「非法團體」，明令予以取締。之後，民盟等黨派領導人不得不宣布「自動解放」。最終，這些黨派不得已只好拋棄自已的「中間路線「，投靠到中共旗下。
施復亮也跟著轉向，背叛了此前自己的政治路線和理想，表示完全擁護中共的「革命路線」，並在《觀察》雜誌上著文作自我批判。
應該說，投靠中共后施復亮基本上就壹心壹意跟共產黨走，老老實實扮演毛共要他扮演的角色。因為如此，他沒有像仍然想獨樹壹幟的張東蓀那樣去坐班房，而是被任為勞動部副部長。
施的情狀在眾多民主黨派頭頭中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他們曾為共產黨出過力，立過「功」，但是也有「把柄」握在中共手中。毛共建國后，他們中多數被安排在中央或地方政府或政協、人大中任職，雖說有職無權，但他們己經知足了，只想安安穩穩做個閑官或者充當「政治花瓶」。他們以為毛不會再跟他們「算歷史舊賬」了。
哪知，他們最躭心的亊情仍然發生了，毛共終於跟他們算歷史舊賬了，這次三反、五反運動中施復亮被告知「老賬、新帳」壹起算，這讓他陷入無窮的痛苦和恐懼之中。他除了在本單位勞動部檢查、檢討，被廣大革命群眾「火燒」、「打劫」之外，中共宣傳部主板的《學習》雜誌和中共控制的報紙也連篇累牘發表揭露他當年反對共產黨、倡導走「第三條道路」的文章。於是，到處是憤怒的聲討聲和惡毒的咒罵聲，施復亮及其民建的同事頓時成了過街老鼠，惶惶不可終日。
在四面楚歌、八方圍剿的態勢下，施復亮唯壹能做的就是老老實實接受「火燒」、「打劫」，低頭認罪，痛改前非，只能狠狠地給自己搧嘴巴、潑污水。幸好，共產黨此時只是要將他們批倒批臭，並不想要他們的命。施及其他民主黨派人士只好感恩載德，對毛和中共大唱讚歌，同時心領神會：從今後只能老老實實，夾起尾巴做人，否則隨時有被專政的可能……。
在風頭稍為過去之後，施在民建中央常委會上作了題為《重新檢討民建會的性質、任務和主體》的長篇發言，主要是說，應該接受運動的教訓，民建再也不能充當「資產階級代表」了，「應該努力爭取站在工人階級的立場」，「徹底放棄任何企圖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思想和行動。」
不想，施這種真心實言卻招來毛澤東的痛批！毛在看了施復亮的發言稿之後，批了「完全錯誤、壹塌糊塗！」八個大字。毛的意思很明確：留下妳這個民建會，讓妳施某人在政府里當個副部長，目的就是要妳充當資產階級的代表，充當工人階級和共產黨鬥爭的「靶子」。妳如果不幹，要妳何用？沒有了資產階級及其代表，這「階級鬥爭」如何開展？難道妳想要共產黨搞「階級鬥爭熄滅論」嗎？……
鑒於「不再當資產階級代表」並非施復亮個人的想法，而是遭「火燒」、「打劫」 之後工商界和民主黨派人士的普遍想法和要求，毛決定找民建會主席、民盟第壹副主席黃炎培談話。黃炎培當時是政務院副總理兼輕工業部部長，算是全國工商界和「資產階級」的最高代表。
提起毛和黃炎培的關係，也有些淵源 ，不能不交待壹二。二人最主要的接觸是1945年7月黃炎培和其他幾名國民參政員訪問延安時他與毛那段有名的關於「歷史周期律」的「窯洞對」，兩人談得頗為投機。當時黃是國民參政員，著名社會活動家；毛是在野黨領袖，地位沒有高下之分。毛對黃十分尊敬、客氣，彼此以朋友相稱。也因了這層關係，中共建國后毛給了黃炎培較高的職位。而黃炎培便誤以為毛是個不忘故舊、「禮賢下士」之明君，所以在任職后恪盡職守地工作，還忠實地履行他作為民主黨派與共產黨「肝膽相照，相互監督」 的職能，對於建國后毛髮動的歷次政治運動中的問題，基層的意見和要求，黃都敢於反映；特別對於農民生活苦、缺糧、負擔太重，他婉言勸諫。毛表面上給黃面子，沒有當面斥責。但是，這位新上任的「皇上」對於這位昔日諍友，已經在內心極其反感了，嫌他「得意忘形」了，故決定要在「三反」、「五反」運動中假以顏色，讓他清醒－點，老實壹點。這就是後來毛不無得意地說：「黃炎培，得意得不得了，整了他壹下」 的緣由。
此時的黃炎培經過「三反」、「五反」的「火燒」、「打劫」，已經惶惶不可終日，顯得萎糜不振， 萌生退意了。毛對此感到很滿意。但他卻不想讓黃這時撂擔子，因為黃還有利用價值，還應繼續扮演資產階級代表的角色。
1952年3月15日來毛約黃炎培談話。這次談話的目的，是要他和民建會放下「包袱」，繼續充當資產階級代表。所以，對黃顯得寬容、溫和。毛首先告訴黃：有人不承認自己代表資產階級，其實，代表資產階級有什麼不好？資產階級的存在，是《共同綱領》規定的。毛在這裏沒有說出他的潛台詞是：如何沒有資產階級的存在，妳這個副總理和民建會也就沒有存在的理由了。
接著毛談起民建歷史上提倡走「中間路線」的問題，使黃心驚膽戰。毛卻說「倒不必諱言」。但又說那也是很自然的事，民建、民盟、民革不走，也有人會提出來要走。毛寬宏大度表示不究既往，黃只有「謝主隆恩」了。
然後切入主題，毛說目前私人資本主義經濟還佔很大比重，有些大資本家、大工業家很重要，但要根據國家的需要，逐步改造他們。這中間當然需要資產階級代表的民主黨派的配合，協助政府做他們工作。民建會還有存在的必要並且大有可為，希望黃繼續領導好民建會，充當政府與資本家的橋樑云云。
整個所謂約談，實際上是黃炎培在聽訓。不過在當時全國工商業者被「五反」整得雞飛狗跳、無數人被迫自殺或被關進監獄的大背景下，毛的這番話還是被認為是「皇恩浩蕩」，是瀕死中的救命稻草。黃炎培回去后趕緊傳達、貫徹，據說，大多數工商者聽到毛的話感到「深受教育」，對毛的英明偉大感佩莫名，故資產階級們在五反后又逐漸恢復了生產經營。而民建會也恢復了「生機」……。
黃炎培對毛的這次談話不知真的感想如何，但他後來沒有撂擔子，仍然積極、誠懇地「為共產黨」工作，但也沒有如章伯鈞、羅隆基那樣仍然有野心、出風頭。卻不知為何，在幾年後的反右派運動中，黃炎培壹家就有6人被打成「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受到專政。黃炎培本人「幸而」 在1965年文革前夕死去，但黃家仍有兩人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文革中，毛徹底撕下了偽裝，什麼民主黨派、工商聯，見鬼去吧，都被壹掃而光，通通掃進了歷史的垃圾堆。
總的說，這次三反五反，毛對民主黨派和工商界的上層人士，還算是「客氣」 ，還把他們作為統戰對象。壹般工商業者就就沒有這種幸運了，他們成了毛的運動打擊對象，階級敵人。
在毛的五反通知的「限期」、「堅決、徹底」、「開展大規模的五反鬥爭」的嚴令之下，全國立即風聲鶴唳、陷入壹片白色恐怖之中。
毛澤東親自坐鎮指揮，他先放出惡言：「這是壹場惡戰！」「不獲全勝，絕不收兵」！
然後具體部署： 「必須注意利用矛盾、實行分化、團結多數、孤立少數的策略，在鬥爭中迅速形成『五反統壹戰線』。.....只要形成了這個統壹戰線，那些罪大惡極的反動資本家就會陷入孤立，國家就能很有理由給他們以各種必要的懲處，例如逮捕、徒刑、槍決、沒收、罰款等等。」
按照他不知從何處得來的調查結果，他規定：
「五反目標下劃分私人工商戶的類型，應分守法的、基本守法的、半守法半違法的、嚴重違法的和完全違法的五類。就大城市來說，前三類約佔90%左右，后二類約佔百分之十左右。」接著進壹步說：按北京的工商戶（包括獨立的手工業戶及家庭商業戶，不包括攤販）中，「守法的約佔百分之十左右，基本守法的約佔百分之六十左右，半守法半違法的約佔百分之二十五左右，違法戶約佔百分之四左右，完全違法戶約佔百分之壹左右。」 也即百分之五是重點打擊對象。
（見《毛選》第五卷第54、55、56頁）
為什麼重點只打擊百分之五呢？除了它是「絕對少數」以外，主要是，當時比較上規模、比較有「油水」的資本家也就只佔全體工商戶的5%左右。從後來的實際操作看，運動重點打擊的也都是那些「上檔次」的大、中型工商戶，在這壹點上，毛是很講究「實效」的。
為了迅速使運動進入高潮，挑起全民對資產階級的討伐，毛髮出要抓住資產階級的「小辮子」的指示。「小辮子」者，資產階級違法的「把柄」也。毛要求抓「典型」, 很快, 各地揪出了大批典型。
王康年是上海抓到的壹個「奸商」典型。王康年，浙江杭州人，1924年生。經營小百貨起家，後來轉經營葯業，開設大康藥房。據熟悉王的人評價，王為人正派，注重信譽，在同行和顧客中有很好的口碑，生意逐漸做大。1951年韓戰期間，志願軍某部軍需官到大康藥房訂購藥品及醫療器械三億多元(合新幣三萬多元), 要求賒賬。但此前，軍方已從大康藥房賒賬提走五億多元藥品，迄未償債。王康年表示自己店小資金無法周轉，不能再賒。軍官壹聽火冒三丈，當時志願軍被稱為「最可愛的人」， 凡事有求必應，軍需官自視高人壹等，對王壹頓訓斥，便揚長而去。其後該軍需官又兩次登門要貨，遭到王的拒絕。於是僨怒的軍需官轉告地方幹部。地方幹部找到王，王訴以實情，地方幹部便轉而要求王為志願軍捐款購飛機、大炮。（當時正開展捐獻運動）王因已陷入困境，無錢可捐，沒有響應。當局又記下了這筆賬。
第二年（1952年），五反運動初起，王康年立即成為首批鬥爭對象，罪名是「偷、漏稅」，「 騙取國家銀行貸歀」，「 套購外匯」 。王喊冤，不惜以死表明清白，自殺未遂，被認為對抗運動，被公安局逮捕。
王被收監后，上海的黨報《解放日報》連篇發表《奸商王康年罪行》，又登刊檢舉材料，謂王「大量騙取國家資財」、 騙取貸款11億元，向志願軍「賣假藥」， 坑害「最可愛的人」 等等。 故事越編越離奇，罪惡越編越大。於是發動「讀者來信」，要求對王處以極刑。
但是經公安局調查后，上述「罪行」 均無確鑿證據，而且王的藥店不製藥，賣假藥也查無實據。無奈，當局只好將王作為「未決犯」繼續關押。
過了壹段時間，毛覺得運動的力度不夠，發出了「壹定要在運動中殺幾個做樣扳，用來教育群眾」 的內部指示。於是，上海市人民法院於1953年3月對王康年宣判，稱其「證據確鑿，罪名成立」， 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王被處決后，其妻服毒自殺。大康藥房由政府沒收接管，原在店工作的王康年之兄王康慶被划為「壞分子」， 趕出藥房，交群眾管制勞動。
處死王康年後，上海商界立即掀起了為志願軍捐獻飛機大炮的熱潮，共計捐款六千多億人民幣，摺合飛機404架。
還有－個「典型」的是茅台酒的老扳。1935年紅軍「四渡赤水」 經過茅台鎮時，犒勞紅軍用的就是茅台鎮榮和酒廠的酒，這是壹家老字號名廠，1945年毛去重慶談判時也是喝的這家酒廠的酒，毛對此酒甚感興趣。1949年毛共定都北京，榮和酒被指定為開國第壹宴用酒。1952年三反、五反運動中，當地政府要求榮和和另外兩家成義、恆興酒廠合併為國營茅台酒廠。然而榮和老扳王氏拒絕合併。當局便為其冠上「土匪」 罪名，立即逮捕槍斃，酒廠沒收沖公。
於是，各地報紙連篇累牘發表揭露奸商罪行的的報道，壹批批「五毒俱全」、「罪大惡極」 的奸商人頭落地……，毛終於露出了笑容。
毛澤東的過人本領就在於，他總能在那些冠冕堂皇文字的掩護下，實施他那些彌天大的謊言和最骯髒的陰謀。這「五毒」也是如此。譬如偷稅漏稅，這種情況倒是較常見的。但五反中的反偷稅漏稅，並不限於在毛政權下的偷、漏稅行為，而是壹直要逆查追溯至國民黨時期，甚至北洋軍伐時期、晚清時期..... 試想，這種「檢查交待」如何能「過關」？ 又如「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生意人或生產廠家為了迎合市場，或者適應國家建設的需要，自然要搜集相關信息，打聽行情，那時的市場和行情都由國家壟斷著，要打聽免不了在適合時機問問某些政府官員或國有企業幹部，這就觸犯了「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的「天條」。再如行賄，中共建政之初，立即以其武力為後盾，強勢介入社會生活，控制了經濟活動的方方面面。民營和私有經濟要想在市場中生存，免不了要與政府官員和公有經濟幹部打交道，而那時的毛共幹部特別是負責幹部，多為部隊軍官轉業，正挾其勝利者的驕氣不可壹世，對私人企業和工商業者總是壹副居高臨下、盛氣凌人的咨態。私企人員與他們打交道，除了低聲下氣，有時不得不給對方壹點好處（當時行賄壹般只是請吃頓飯或送壹點煙酒而已）。偏偏這些幹部權力極大工資待遇卻很低，有的還拿著「供給制」，在幾乎沒有監督機制的情況下接受壹點好處，原也在情理之中。可是毛及其政府完全無視其本身制度性的缺陷，卻壹味認定是「資產階級的糖衣炮彈」，「資產階級的猖狂進攻」。把罪過全部推到「資產階級」身上，又何其謬、何其毒也！
至於偷工減料、盜竊國家財產罪，所謂盜竊，其實主要是指其以「高價」賣給政府或國營企業產品，或以「低價」購得國營和公有企業的物資，或以正當手續獲取國家銀行貸款。這種做法本屬正常的商業行為，可這時也成了犯罪。
所以，只要當局將妳列入運動重點打擊的黑名單，要整妳的罪狀易如反掌，哪怕妳渾身是嘴最也說不清楚，而且根本不容妳自辯。妳只有老老實實等待「收拾」。壹般的程序是：先要妳自查、坦白交代，結果當然「不老實」；於是再查、再批鬥，直至關押，刑訊逼訊。如此反覆，有的人受不了，便走「自我了斷」、「自絕於人民」 之路。有的頑強壹些，被迫交待出了令對方滿意的數字，但臨到「退贓」或交罰款時，卻拿不出現款或者其他財物，最終仍難免 「畏罪自殺」。
所以，在這場運動中，自殺者遠遠多於經過法院處死的死刑犯。這除了因為難以承受煎熬之苦和對前途徹底絕望之外，還有壹個原因，就是當時人們按傳統觀念，認為「人死債滅」，只要自己壹死，所有的「欠債」也就自然終止了，這樣還能給妻兒留下壹條活路，否則，「家破」、人也亡了，最終什麼也不能留下。所以，自殺被當作「最佳選擇」。
在上海，人們給自殺者起了壹名不失幽默的名稱：「降落傘部隊」。因為當時的自殺者多採取跳樓自盡的方式。有人不解地問：為什麼採取如此殘忍慘痛的方式結束生命，跳進黃浦江不是「好」些嗎？後來才知道，跳黃浦江被水沖走了，中共不見屍不認賬，還指其逃亡去了香港，家屬就更加受罪了。所以只能出此跳樓「下策」。當時中共的上海市長陳毅每天到辦公室的第壹件事、第壹句話就是問秘書：昨天又有多少「空降部隊」？
五反中有多少人自殺、多少人被殺？迄未見到權威的官方數字，也許這是壹筆永遠的糊塗賬。據當時參与三反、五反的民盟秘書長、後去了香港的周鯨文先生估計，這兩場運動中，自殺者有二、三十萬人。（見張戎《毛傳》第288頁）
三反、五反如此熱衷於追贓、罰款，使人質疑毛髮動這場運動的真正意圖，筆者終於透過毛自己的片言隻語，捕捉到了他發動這場運動起因的蛛絲馬跡。在《毛選》第五卷第66頁，有壹篇題為《團結起來，劃清敵我界限》的文章，那是1952年8月4日毛在政協第壹屆常委會第38次會議上講話的要點，其前段說到：
「朝鮮戰爭的局勢，去年七月以後定下來了。但國內的財政經濟狀況，能不能穩下來，那時還沒有把握。.....收入少，支出多，這是個問題。因此，中共中央在去年九月開了壹次會，提出增加生產，厲行節約。十月，我又在政協第壹屆全國委員會第三次會議上，提出增產節約。在增產節約運動中，揭發出相當嚴重的貪污、浪費、官僚主義的問題。到十二月開展了『三反』運動，接著又開展了『五反』運動。現在『三反』『五反』運動勝利結束，問題完全清楚了，天下大定。」
這最後半句，應改為「問題完全解決了，天下大定。」這樣文理才貫通。否則，「問題完全清楚了，天下大定」不合邏輯。毛說的時候也許使用的是「完全解決了。」但在收進毛選時，覺得太過顯露，太直白了，原來發動那兩場殘酷的大運動，死了那麼多人，就是為的斂財！為了解決政府收支平衡問題。這在讀者和後人看來，未免不可思議、太殘忍、也太卑鄙了。所以改為「完全清楚了」。豈不知這樣壹來反而欲蓋彌彰，因為接下來他說出了「天下大定」的原因，就是解決了收支平衡問題：
「去年抗美援朝的費用，和國內建設的費用大體相等，壹半壹半。今年不同，戰爭費用估計只用去年的壹半。」「『三反』『五反』清理出來的錢，可以打壹年半。」 這三反、五反兩場運動搜颳得來的錢，就可以支持壹年半朝鮮戰爭，這是何等划算的買賣！至於死去二、三十萬人，也可以節省壹大筆「費用」，這就變成「壹箭雙鵰」了。真是太好了，太妙了！現在不打仗了，得來的錢，「就可以完全用在國內建設上。」
毛對外公開宣稱他是靠「開展增產節約運動」渡過難關，但是靠加班加點、剝奪職工休息和健康得來的那點「增產節約」出來的錢，實際上遠遠彌補不了因運動造成的損失，為了搞這兩場運動，從中央到地方，把從亊經濟建設的管理人員、技術人員關在屋子裡幾個月，讓業務陷於停頓，這損失有多大？因為搞運動，社會經濟生活幾乎停頓，損失有多大？據毛政府的簡報說，在東北，生產降低了壹半。天津向中央彙報說： 「自三反以來，內外交流、城鄉交流停滯，對天津經濟已發生重大影響。批發商業成交較前減少壹半；銀行不貸款，銀根很緊；私人不買貨，也無心賣貨；工業生產開始下降；稅收顯著減少。壹部分直接受到影響的勞動人民已在叫苦。」
毛得到的真正好處，只有從這兩場運動中「追贓」、「罰款」、「 沒收」得來的錢財。靠打家劫舍起家的毛，總不忘用自己的老法子：用暴力去搶奪。在毛看來，這是最快、最管用的解決問題的辦法。正所謂「干不如偷，偷不如搶」。果然，運動壹起來，財源就滾滾而來了。
上面主要是對這兩項運動的宏觀概述。為了彌補不足，在本章的附錄中再為讀者講壹個比較完整的民營企業和企業家被改造的故事，算是在微觀層面上對運動的透視。
三、對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三反、五反其實只是毛對工商業者改造的前哨戰，它尚未觸及對私營工商業者所有制改造這個根本命題。不過，通過這個「前哨戰」，全國的工商業者已經充分領教了毛和共產黨的厲害了。所以，在下壹個真正的殲滅戰役、即對工商業者的社會主義改造中，幾乎沒有遇到什麼阻力就完成了。
對工商業者的社會主義改造順利進行的另壹個原因是當時的大背景、大形勢，即是農業合作化運動的推動。自1955年5月起，毛澤東推翻了原定用三個五年計劃完農業合作化的計劃，改為每年「化」三分之壹，用三年時間完成。在執行中又不斷層層加碼，結果到當年12月，全國已有60%農戶加入了農業合作社。億萬農民在毛政權的政治高壓和暴力脅迫之下，經過慘痛的較量之後，不得不順從地「走社會主義道路」。這些農民是怎樣「志願」加入合作社的，我們放在有關專門的章節中敘述，這裏只說受到農業合作化超乎尋常地快速完成的影響，對工商業者改造 造成高壓態勢。而這是毛的有意安排，還在是在中共七屆六中全會上，毛向他的中央委員們解釋了為什麼不在農業合作化之前消滅資產階級的原因，他說：
「同資產階級的聯盟（毛在後文說明：這種聯盟是暫時的）有什麼好處呢？我們可以得到更多的工業品來換得農產品。十月革命後有壹個時期，列寧就打這個主意。因為國家沒有工業品去交換，農民就不拿糧食出來，單用票子去買他不幹，所以列寧打算讓無產階級國家和國家資本主義結成聯盟，為的是增加工業品來對付農村中的自發勢力。我們現在搞壹個同資產階級的聯盟，暫時不沒收資本主義企業，對它採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針，也是為了搞到更多的工業品去滿足農民的需要，以便改變農民對於糧食甚至壹些別的工業原料的惜售行為。這是利用同資產階級的聯盟，來克服農民的惜售。同時，我們依靠同農業的聯盟，取得糧食和工業原料去制約資產階級。資本家沒有原料，國家有原料。他們要原料，就得把工業品拿來賣給國家，就得搞國家資本主義。他們不幹，我們就不給原料，橫直卡死了。這就把資產階級要搞自由市場、自由取得原料，自由銷售工業品這壹條資本主義道路制住了，並且在政治上使資產階級孤立起來。」
毛這段話有壹點其實是不真實的，就是毛並不是完全拿工業品去和農民交換，而是「半搶半買」，即利用國家壟斷的低價強迫農民把糧食和工業原料等「賣」給國家；另壹方面，又用壓低的價格向資本主義私營企業收購工業品（定購包銷），再以高價賣給農民。毛就是以這種方式與農民和資本家「結盟」。
總之，毛在五反之後毛給了工商業者幾年「茍延殘喘」的時間，決不是他對資產階級「仁慈」，更不是他不想消滅民族資產階級，而是他認為時機未到。現在農民和農業問題解決了，「解決」 資產階級了的時機成熟了。
1955年10月29日，毛澤東邀請以陳叔通為首的全國工商聯執行委員到中南海敘談，正式敲響對工商業者的社會主義改造的鑼鼓。毛在談話中強調說：「社會主義是大勢所趨」。要工商業者「認清社會發展規律，掌握自己的命運。」這句話的潛台詞是：如果妳們不掌握自己的命運，主動接受社會主義改造，共產黨就將決定妳們的命運！在滿含殺機的同時，毛又給壹點誘餌：「資本主義只要接受社會主義改造，就有前途。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將對接受改造的工商界人士給以政治上的工作上的適當安排，經濟上實行『贖買』政策。」
參加敘談的都是工商界的頭面人物，屬於與毛政府「合作」得較好的那壹類人。他們很清楚，工商業者沒有任何選擇，三反、五反的慘烈景象記憶猶新，對毛的厲害早已心領神會、膽戰心驚了。何況，現在億萬農民都已乖乖就範，接受了「社會主義改造」，工業原料和商業渠道己完全掌握在國家手裡，工商業者還有什麼能耐敢與政府對抗、敢說半個「不」字呢！其實他們心裏更清楚的是：從本質上講，他們與地主、富農同屬「剝削階級」，現在「地主富農」早已作為「萬惡」的階級敵人不但被剝奪了壹切財產，有的還從肉體上消滅了，倖存的淪為永遠的奴隸、賤民；同為剝削者的資本家，還有什麼資格與共產黨談條件？這個悲慘的「樣板」擺在那裡，「資產階級」 己經不寒而慄。如今共產黨對自己總算寬大為懷，對他們的「剝削所得」還實行「贖買」（ 即在壹定時期內按資本額付給資本家象徵性的「定息」，文革時被取消並遭到清算）。這比起地主、富農來，己經是「天恩浩蕩」了，他們還有什麼可猶豫的呢！難道要「敬酒不吃吃罰酒」？
談話以後，工商界就密鑼緊鼓地主動大造社會主義改造的輿論。11月1日，全國工商聯執委會召開會議，作出積極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決定，還發表《告全國工商界書》，號召全國工商界積極響應毛的號召，主動走社會主義道路。各地迅速、熱烈地響應，掀起了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熱潮。
與此同時，毛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關於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問題的決議》（草案），后經討論、修改，在1956年2月24日政治局會議上成為決議。這個決議秉承毛的運動模式，對工商界的現狀進行了「分類」，煞有介事地說：
「在資產階級隊伍中，除了有百分之幾（可能有百分之五左右）是屬於具有嚴重情況的反革命分子或者其他壞分子以外，壹般地存在著進步的、中間的和落後的這樣三個部分......這三部分之間的比例大約是這樣：比較進步的分子，約佔百分之二十左右；處在中間狀態的即所謂『隨大流』的分子，約佔百分之六十左右；落後分子（包括頑固分子）約佔百分之二十左右。我們在這方面的任務是......」
後來的讀者和歷史學家或許以為，毛這種對「敵情」的估計大概是出自下面上報的調查材料，這其實是天大的笑話。毛的這種「運動比例法」既不是壹種調查、推算，也不是壹種對敵情的估計，而是毛的壹種政策策略，即是說，各地在運動中必須按照這種比例劃分、組織敵、我、友隊伍，落實依靠、團結、打擊的比例。有時還把打擊的任務進壹步細化，比如關、管、殺的比例或絕對數指標。壹般地說，這種指標必須超額完成，即「寧左勿右」。否則，各級運動的實際領導人便可能被指為「右傾」，「敵情觀念淡薄」，甚至本身有被認定為隱藏的「階級異己分子」的危險。所以，任何運動在執行中總是越往下越左，打擊的面和力度不斷加碼。這其實正是毛所希望的效果，因為在由毛親口的指示和中共中央正式文件中不好說得太鋒芒畢露，各級執行者從經驗中得知「寧左勿右」能討得「上面」的歡心，於是變成上下之間的壹種默契。
但是這壹次在對工商業者的社會主義改造中卻有些例外，後來據中共的宣傳稱，在這場偉大的、剷除幾千年私有制根子的鬥爭中，沒有流血，毛原來準備那5%實際上抓了多少、殺了多少雖不得而知，但是肯定沒有三反、五反時的恐怖血腥。這也可算是毛式運動的壹個奇迹了。
出現這種奇迹，壹個重要的原因是毛在運動決策時沒有將與資產階級的關係定性為「敵我」 關係，這等於給了資產階級「保護傘」，對方也就獲得了主動配合運動的資格他。毛說：
「對於資產階級，我們則是在同他們聯合的過程中，用贖買的辦法逐步改變他們的所有制，同時又逐步地教育和改造他們本身，不剝奪他們的選舉權，以便充分地利用他們的能力來為國家服務。」（前《決議》）
這是因為過去長時間中共都宣傳它與民族資產階級是「盟友」，壹下子「反口」影響不好，而且資產階級終究不同於地主階級，它有壹定國際影響，對它網開壹面，在國際上有利於改善自己的形象。更重要的是，幾年前的三反、五反已經給了資產階級足夠的教訓了，可殺、可抓的早己抓了、殺了。
造成這壹「不流血」 或流血不多的奇迹的另壹方面的原因是，作為驚弓之鳥的資產階級此次表現得非常主動，非常順從，非常「配合」。 因為資產階級們非常清楚，他們被「共產」只是遲早的事，已經沒有選擇的餘地了。唯壹盼望的是毛能夠對他們溫和壹點，人道壹點，不要再現五反時的場景。
不過從另壹角度考察，這些工商業者們中的絕大多數此時為形勢所逼，也確實有了「被改造」、被公私合營的願望。這話聽起來有點不可思議，其實，只要是身處其境者就不難理解：自五反運動之後，這些私營工商業主就在戰戰兢兢地過日子，在政治上，他們已經成為另類，成為不公開的「敵人」，被改造的對象；再是工會的興起，工會成了壓在私營工商業者心頭上的壹塊大石頭，共產黨通過支持工會，假工會之手對資本家和工商業主進行打壓、刁難，使私營企業中的工人、職員成為企業的「內奸」，私營業主只要稍有壹點對政府不滿的言行，或令企業員工不滿意的地方，他們就向工會報告，工會就向政府舉報。而工人已被欽定為「領導階級」，政治地位遠在老闆之上，所以，他們端著老扳的飯碗，卻要「監督」 老扳、對老闆實行「改造」。老闆們還得按《工會法》的規定每月從工資總額中撥給工會壹定的比例的經費，且不得干涉其用途。這種情況下，這個老闆好當嗎？誰還願當這個老扳呢。
還有，這時（1955年）絕大部分私營工商業者（90%）都已經採取了由國家加工訂貨、統購包銷的經營方式，這跟公私合營已經沒有多大的區別了。也有壹部分私營工廠率先進行了公私合營，合營后的私方代表擔任企業的領導副職，成了吃皇糧的「國家幹部」， 似乎政治地位陡然提高了。這些，也增加了公私合營對私營業主的吸引力。總之壹句話，很多工商業者已經「盼望」改造了。
毛澤東宣布對私營工商業主採取「和平贖買」的政策。這對於大多數私營業主來說，也算是個「利好」消息。雖然「贖買」只是給予業主們以象徵性的補償，但比起對其他「剝削階級」來，算是「寬大無邊」了。
基於上述各個方面的考慮，工商業者們對這社會主義改造作出熱烈的響應是完全合符情理的。
首先帶頭響應的是全國最大的城市、工商業者最集中的上海。1955年11月以後，上海便出現了全行業公私合營的「熱潮」。資本家還有所創新，他們採取了敲鑼打鼓、張燈結綵，向當局報喜的方式，把這場本來具有血腥味的「運動」變成壹場鬧劇、喜劇。這樣壹來，毛當局也就不得不把這場社會主義改造的「階級鬥爭」 變得溫和壹點了。
繼上海之後，北京、天津、武漢、廣州等大城市紛紛跟進，全國的城市都出現了浩浩蕩蕩的報喜隊伍敲鑼打鼓、鞭炮齊鳴的場面，壹連多日，所有城市都沈浸在鑼鼓喧天、煙霧瀰漫的「喜慶」之中。
當然，不能完全掩蓋壹些「雜音」，也有資本家在背後說：「1949年為什麼不講總路線？那時講，人都跑了，現在講出來，誰都沒有辦法。」「自動走吧，何必讓人家用鞭子趕呢。」這可能是很多人的心裡話，真實心態。但同時也說明了中國資產階級的短視和缺乏政治頭腦，因為共產黨要「共產」，消滅資產階級，是它從來不迴避的問題，在它建黨時的綱領以及黨的名稱都明白無誤地告訴了這壹點。只是後來毛澤東為拉攏資產階級，才拼湊出壹個「新民主主義」，但也只是說他的革命成功后暫時不搞社會主義，把消滅資產階級和私有制推遲15年或20年，但是15年或20年之後仍然要「共產」、要消滅資產階級的！何況，共產黨自稱是工人階級的政黨，在它的統治下，資產階級會有好日子過嗎？可是，資本家們就是不能稍許把眼光放遠壹點，只看到暫時不搞社會主義，就欣喜若狂地要留下來，還夢想在共產黨的統治下發家致富，繼續其資產階級生活。所以，在五反中被消滅的那些資本家，和在其後的運動中、特別是在文革中被清算、專政的那些倖存者，其實是咎由自取。（和鄉間那些土地主不同，地主多數無法逃去國外生活，而資本家中很多人都有去香港或海外生活的能力）。
在大城市的帶動下，全國中小城市以及縣以下城鎮也迅速掀起了私人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高潮。不過半年，即到1956年的上半年，這場剷除幾千年私有制主要根據地的偉大運動就勝利完成了。
與此同時，對手工業者的社會主義改造和農業合作化運動均告基本完成，也就是說，1956年，在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中國大地上，社會主義改造已經基本完成，中國已經基本上進入了「社會主義」 了。在這片大好形勢下，在1956年9月召開了中共「八大」 。在八大的政治報告和決議中，就自豪地宣稱：「我們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就是要變革資產階級所有制，變革產生資本主義的根源的小私有制。現在這種社會主義改造已經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這就表明，我國的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已經基本解決，幾千年來的階級剝削制度的歷史已經基本結束，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在我國已經基本建立起來了。」關於中國國內的主要矛盾的提法，也變成了「先進的生產關係同落後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或者「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與不能滿足這種需要的現實生產力之間的矛盾。」
可惜的是，毛和中共高興得太早了，有點「勝利沖昏了頭腦」。因為不久，這種「先進生產關係」就表現出它的「落後性」甚至「反動性」來。比如，改造完成後，原來的私營工商企業員工300萬人（據1958年8月統計，其中業主53萬人，雇傭職工250萬人）以及500多萬手工業者全都成了拿固定工資、吃國家大鍋飯的國家幹部和工人，原來的「納稅者」成了「財政包養」人員。更為嚴重的是，成為吃大鍋飯和鐵飯碗之後，他們再也沒有了原來在私企時的積極性了，「大鍋飯，養懶漢」的客觀規律悄悄地發生作用，勞動生產率降低了，大家都不願多幹活，沒有人願意埋頭苦幹、卻與少干、甚至不幹的人領同樣的報酬；新成立的多層級的管理機構增添了大量管理人員，管理成本大大提升；服務行業的服務態度、服務水平急劇下降，私企人員成了國家幹部和國家領導階級（工人階級）后，感覺自己成了「國家主人」，他們與顧客的關係顛倒了過來，過去對顧客笑臉相迎，甚至低頭哈腰，現在則變成愛理不搭，顧客則必須刻意笑臉相求，才能得到「服務」；商品質量急劇下滑，傳統的名優特產品逐漸難覓蹤影，因為產品包銷，工資固定，沒有人再願意為樹品牌而加工加料，沒有人為競爭而絞盡腦汁。即使如最普通的食品包子，也逐步「饅頭化」了，過去「壹口見肉」，現在很難找到餡心在哪裡。最令老百姓不滿的還是，過去到處都見的零售的商業網點，無處不在的手工業攤點，現在卻很難尋覓了；走村串戶的游商沒有了，店鋪也像機關學校壹樣「朝九晚五」按時上下班。據統計，1953年全國有商業網點430多萬個，1956年「社改」后減少至210萬個，1957年再減至41.3萬個，不及原來的十分之壹。何況它們的營業時間還縮短了。
1956年對工商業、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負面效果，後來被1958年開始的「大躍進」災難所掩蓋，例如其後出現的幾乎所有的日用品都要憑票、證限量供應的現象，有些並不是農業減產造成的，而是公有制下吃大鍋飯養懶漢的制度造成的。這種情況在大躍進之後的六十、七十年代才被人們逐步認識。所以，我們應該對中共曾經長期宣傳的「先進的生產關係同落後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的論調加以嚴肅批判，因它本來就是壹個偽命題，壹個謊言和騙局，世上絕對不可能存在不促使生產力發展、還使社會經濟生活全面倒退的「先進生產關係」。
從這壹角度來說，毛所謂的「三大改造」 徹底失敗了。中共到鄧小平當政才把毛的壹套再顛倒過來。到今天，更是被徹底拋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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