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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王裕延

现在，我想借鉴重认知、重知识、重区分真假对错的价值观念，不揣浅陋，是什么就说什么，就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共同基因谈几点粗浅看法。抛砖引玉，企盼以己之昏昏，换取他人之昭昭。

中华民族既是壹个古老文明，但又是壹个多灾多难的民族。据毛译东的统计，自秦末的陈胜、吴广首倡农民暴动至十九世纪中叶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在中国历史上共发生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有数百次之多。（1）至于统治阶级内部为了权力而施行的暴力劫夺和血腥屠杀，更是无法统计，致使几千年的中国社会动荡不已。因此，所谓中国的二十四史，说穿了就是血淋淋的权力争夺史，目不霞接的阴谋诡计史。

那末，進入二十世纪的中国社会又是壹种什么局面呢？可用“百年痛史，三十载狂热，十年内乱”概括之，就是说社会更加动荡，权力斗争更加激烈。众所周知，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推动的维新变法遭受严重的挫折，终于催促大变革的局面提早出现。君王的躯壳迅速崩解了，政治上的动乱，社会大动荡也无可避免地随之而来。1900年新世纪伊始，义和团运动如火如荼，八国联军侵略中国，京师被陷，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使爱国志士的民族情感高涨，揭开了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大动荡的序幕。自此以后，孙中山领导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旨在推翻满清王朝腐朽统治的武装起义风起云涌，此起彼伏，1911年满清王朝终被倾复。几千年“定于壹尊”的帝王统治结束了。共和民主的外形突然出现，政党纷纷组成。“当时的政党之茂盛，据李守礼的研究，不下三百多个。就内阁的更叠来说，从民国壹年壹月壹日起到民国十三年十壹月二十四日止(1912、1、1——1924、11、24),共计三十五次。”（2）随着皇帝统治的推翻，接踵而来的是连绵不断的军阀混战，皇帝的幽灵附着在许许多多拥兵自雄的人身上，他们打打闹闹，借着各种名义要做皇帝。从袁世凯到吴佩俘，从吴佩俘到笑秦皇汉武的人，在潜意识中无非还是这壹套。这壹套也许制造了不少壮观的镜头，使历史增添了不少声色，但是社会所支付的演出费太大，充当配角的老百姓白赔掉的生命太多。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国民党和共产党占据了中国的历史舞台之后，因争夺权力而引起的战乱，其规模之大和惨烈程度，在中国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因战乱死人数以千万计，财产破坏，人民所受的痛苦可谓空前绝后。以百年计，这是中国历史上因社会动荡死人最多，财产损失最大的壹百年。社会進步所受的阻碍，更是无法计量，这是不能忘记的惨痛的血的教训。中国人必须公正客观地研究这段历史，并要努力取得共识。这对增進海峡两岸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交流接触，为早日实现国家统壹，从而在中国建成和谐社会，这是每个中国人义不容辞的职责。法国有位思想家朱利安·班达在《知识分子的背叛》壹书中写得好：“知识分子不是去创造什么民族团结，那是国家领导人的事，而是努力去分辨正义和非正义，推崇前者谴责后者。”（3）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超越党派偏见，超越传统的价值观念，超越历史形成的思维模式。像著名的美藉华裔学者黄仁宇提出的“大历史观”那样，“将因果关系，拉大放长。使之超过人身经验。”从而重新估定壹切价值，找到合理统壹的认识理念，即包容、和解、共生的价值理念，独立不移地确立民族的大是大非，做为时代的灯塔。这就需要具备“是什么就说会什么”的胆识和勇气。

过去的中国人壹提起国民党和共产党，就好像这是居住在不同星球的两群人，是邪和正、黑和白、冰炭不相容的两群人。两者之间，根本不存在理智之桥可以沟通，也没有调和的可能。这是共产党和国民党长期刻意宣传所形成的被扭曲了的认识。而这种被扭曲了的认识，是建立在“壹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的危险公式之上的。这种危险公式误导人们把所有的政治冲突，都解释成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冲突，或解释成有人试图掩盖“真实的问题”，掩盖基本的阶级冲突。就像毛泽东那样，时时事事都要用阶级斗争去观察壹切，洞察壹切，咬定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从而对国共两党之间的分歧争论和斗争，掺和了不少过于认真看待阶级斗争的成分色彩。“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种过于认真看待阶级斗争的观点，误导人们认为只有严格区分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本质不同，才能认识中国的大是大非。这是壹种非黑即白、非正即邪、汉贼不能两立的所谓“壹分为二”的传统思维模式，是历史上党同伐异，大兴文字狱的理论根据。到了现代便演变成所谓党性的思维模式，严重妨碍了中国知识分子去分辨什么是正义和非正义，从而搅乱了国家和民族的大是大非。这为国共两党各自发动内战提供了借口和理由，双方都给自己发动内战披上了神圣正义的革命外衣，模糊了中国民众对国共内战的本质认识。其实，从“大历史”的视角去观察，我认为国民党和共产党就客观而言，是谈不上有什么本质差别的。承认这壹客观事实，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国共内战的实质，可以公正判断，历史上长达二十余年的国共内战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为主义相争而死的几千万中国人都成了冤死鬼，成了鬼使神差的牺牲品。承认这壹客观事实，海峡两岸没有不和睦相处的理由，炎黄子孙之间没有消除不了的隔阂。承认这壹客观事实，我们就可以坚信，求同存异，搁置争议，共谋发展，这是实现民族和解与国家统壹的最佳选择，这是建立互信的重要基础。不要再搞什么颂扬革命暴力的影视回忆录了，再搞什么制造仇恨的阶级斗争的回忆录和办什么传统教育基地，还要大唱什么与时代不同调的“红歌”之类的东西了。列宁曾说过：以革命的名义想想对去，忘记过去就是背叛。我认为列宁的观点是错误的，反映了壹种既得利益者的小家子相，这是缺乏度量的小肚鸡肠。从“大历史”的视角看，对老前辈因争夺国家政权杀人百千万而引发血流漂杵的武功应该忘记，根本不值得炫燿；像武王伐商，秦始皇灭六国，刘邦败项羽等人的武功不值得炫燿应该忘记的道理壹样。我们是二十壹世纪的中国人，我们的包容、和解、共生的胸怀度量应该超过唐太宗，起码不应落后于唐太宗。请看《资治通鉴》的记载：公元633年，更名破陈乐为七德舞，太常卿肖瑀上言：“七德舞形容圣功，有所未尽，请写刘武周、薛仁果、窦建德、王世充等擒获之状。”唐太宗曰：“彼皆壹时英雄，今朝庭之臣往往尝北面事之，若覩其故主屈辱之状，能不伤其心乎！”唐太宗的胸怀度量足以使那些热中革命回忆录和红色传统教育、声称要解放全人类的自封的先進代表汗颜无地。现在中国社会最需要的是包容、和解、共生，中国不能再动荡了。唐太宗的胸怀度量对当代的中国人太富有借鉴意义了。当今的时代已远非壹千多年前的唐太宗的时代所能比拟，超越唐太宗，这是伟大的时代对当代中国人的最低要求。必须说明，现在的求同存异不是像过去的求同存异是通过斗争来实现，而是应通过全民族反思历史文化的基础之上、发自内心要求的求同存异。过去通过斗争实现的求同存异，那叫乞求存异，或叫求绕存同的所谓统壹战线，是党同伐异的另类称谓而已。

常言道：壹方水土养育壹方人。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是由中国这方水土养育的中国人，同属炎黄子孙，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了几千年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传统文化的优点和缺点，同时反映到国共两党的理念和行动上。他们拥有相同的优点，也犯了相同的错误。两党都是在中国由几千年的农耕社会向现代工商社会的转型阶段中，在西方商业文化和中国伟统的农耕文化相互激烈碰撞的时代中诞生的。这两种文化的碰撞起源于十九世纪，鸦片战争是这两种文化激烈碰撞中迸发出来的第壹道火花。从此以后西方国家的侵略，使中华民族陷入了从未经历过的危机之中。过去入侵中华大地的外族侵略者，不是被中华民族击退，就是被历史悠久根底深厚的中华文化所同化，使他们成为中华民族的壹份子。但是鸦片战争后入侵中国的外国侵略者，远不是当年如匈奴、鲜卑、蒙古和满族等异族入侵者所能比了。他们运用现代的经济科学军事技术对中国发动了持续不断，势不可挡的强劲入侵。更令中国士大夫忧虑的是，他们还运用现代文化，即文艺复兴后积淀而成的人文文化，诸如自由、民主、平等、博爱这种人权文化，向中国的伦理传统文化发起了严重挑战。在这样的时代背竟中，国际国内发生了壹系列影响历史发展的重大事件：第壹次世界大战的爆发；1915年陈独秀领导发动的新文化运动悄然兴起；1917年俄国发生了十月革命，毛泽东说，“十月革命壹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4）1919年中国在如火如荼的新文化运动的背竟中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五四”运动是壹场自发的群众爱国运动，其宗旨是“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最终迫使政府当局拒签有损国家主权的巴黎和约。这场运动在中国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被视为中国近代史上新民主义革命的开端。深深影响了中华民族的思维行动方式，使中国人大开眼界，民族爱国热情被极大焕发出来了。被主流的史学家政治家赞颂不绝。从此，中国的知识分子把过去壹直关注欧美文明的目光开始转向俄国，积极探索俄国革命成功的原因。“以俄为师”，逐渐为中国的先進分子，既包括共产党人也包括国民党人所接受采纳。

俄国的思想文化对二十世纪中华民族的影响是全面和深远的，在很长的时间里没有其他国家能能与之匹敌。早在1921年3月5日，蒋介石在致孙中山的壹封信中，在分析孙中山护法运动屡遭失败的原因教训时写道：“故本党唯有团结内部，放弃外交（按：即放弃依靠连络军阀和外国友邦护法），以苏俄自强自立为师法，以谭全义等反动军阀凭借外交之失败为殷鉴，则内部巩固实力充足，自有发展之余地也”（5）这就是说，在中国共产党未诞生之前，蒋介石就已经提出了长久影响中国历史命运的“以俄为师”的真知灼见。此信萌发了蒋介石后来赴俄考察的计划，显示了蒋介石具有深远的政治谋略而绝非等闲之辈，绝不像郭沫若在《洪波曲》中描述的那个平庸愚昧无知的蒋介石。这对孙中山后来联俄、联共、改组国民党、创立黄埔军校都发生了直接的影响。也对后来的共产党和毛泽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49年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专政》中提出的“以俄为师”的著名施政纲领就是从蒋介石那里搬来的。1923年8月5日，蒋介石在《致苏俄党政负责人意见书》中指出：“苏俄为吾中国惟壹之同志，中国革命之成败，自与苏俄有密切关系。”“时至今日，帝国主义之压迫，更甚于前。中俄两国主义之密切，其成败厉害，实有存亡与共之关系”。（6）由此可见，在中国蒋介石是主张“以俄为师”的先驱。不管后来蒋介石如何反苏反共，但历史事实不能因此而受内战情结而否定。从此，经历过“五四”爱国运动洗礼的中国先進分子，在俄国共产党的帮助下组建了中国共产党。国民党，按殷海光的说法，“它受到法国革命的热情和理想的影响，特别欣湵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成功”，（7）也在俄国共产党的帮助下重新改组而焕发了新的生机。因此，孙中山说：“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8）在俄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中国共产党制订了最低行动纲领，即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纲领；国民党则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使旧三民主义升华为新三民主义。两党的纲领都打上了俄共影响的印记，使两党的本质趋于壹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写道：国民党的新三民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阶段中的政纲，即其最低纲领，基本上相同。”（9）杨天石在2002年出版的《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壹书中写道：1924年开始，蒋介石成了坚决主张联共的著名左派，他在当时讲过两句非常著名的话，没有共产主义的三民主义是假三民主义，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是假国民党。在孙中山的语言里只有“容共”这两个字。国民党高层里第壹个提出“联共”的是蒋介石，所以蒋介石是第壹个国共合作的积极支持者。此外，蒋介石还在1925年12月25日撰写的《军校第三期同学录序》中写道：“吾为国民革命而死，吾为三民主义而死亦即为共产主义而死”。“三民主义之成功与共产主义之发展，实相为用而不相悖者也。”他在对黄埔军校入伍生训话时指出，我们的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是为无产阶级奋斗以求生存的，民主主义的最后壹步就是共产主义。（10）蒋介石还强调，如果生者仍以主义相争，则死者为冤死。蒋介石是壹位货真价实的爱国主义者，他在1924年8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帝国主义是人民革命事业的最凶恶的敌人，也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最主要的对象，随着中国革命高潮的到来。帝国主义也加紧了对中国革命的干涉和破坏。”（11）所以对照蒋和毛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论述，可以发现蒋介石和毛泽东的反帝立场是不分伯仲的，反映了两党的本质已趋壹致，国民党和共产党的革命目标，都誓言要建设独立、统壹、平等、民主、自由、富强的现代化的中国。而这种目标和理想的源头就是“五四”文化。这是中国人，不问党派，不分畛域，都高度评价赞颂“五四”运动的基本原因。

我们在高度评价“五四”运动的历史功绩时，但绝对不能忽略对“五四”运动负面影响的思考。“五四”运动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契机。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诞生在德意志普鲁士君主专制的故乡，列宁主义诞生在俄罗斯农奴专制的国土里，这就使野蛮的中世纪的封建农奴专制文化随马克思列宁主义壹道传入中国，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产生的种种的负面价值，不仅影响了共产党，同样也影响了国民党，成了国共两党的共同负面遗产，成了引发中国社会动荡的重要原因。这些负面影响有那些表现呢？我想列举三点说明之。

第壹，“五四”运动的头等大事是“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而“五四”运动又是在传统文化的巖层中冒出的喷泉，因而“五四”运动和传统文化有壹种密切的互动联系。众所周知，我们的传统文化存在壹种根深蒂固的对极性思维观念，比如非黑即白、非正即邪、汉贼不能两立，这类对极性的思维观念使中国人的言论和行动充斥着大量非理性的思维，即用情感代替理性。这种非理性的对极性思难和“五四”后传入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壹拍即合，行之于社会，人只能分为两类——“我们”和“他们”；施之于经济领域，人可以分为穷人和富人；放在政治领域中，人则大致分为左派和右派，不是朋友就是敌人。毛泽东运用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非理性的对极性思维，说了壹段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名言,“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对中国社会政治的方方面面影响深远。大家都知道，“五四”以后，反帝爱国的口号空前深入人心，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行为准则，与此同时也形成了壹种全民族的对“崇洋媚外’的鄙夷心理。汉贼不能两立的对极性思维，对培养中华民族的爱国情操产生了谋种正面效应。但是我们必须清醒看到，“反帝爱国”和“崇洋媚外”这类汉贼不能两立的对极性思维观念，经常被政治家任意操弄。在激烈的权力斗争中，政治家们极力抢占“反帝爱国”的制高点，把对手推到“崇洋媚外”的茅坑里，使他沾满“卖国”“里通外国”味而遗臭万年，永世不得翻身。因此，“反帝爱国”“崇洋媚外”这类汉贼不能两立的对极性的思维观念，便成了政治家们打击政敌、陷害忠良的工具，成了们无事生非、混淆是非的妙招，以致在中国引起壹波又壹波的社会动荡。过去我们只注意敌对的利益对国家民族社会造成的莫大伤害，但忽略了错误的观念和思维模式对国家民族社会造成的更大的伤害。在对极性思维观念支配下的中国人，只要与政治家不合，他就可以不须出示任何证据随便给妳扣上卖国和里通外国的罪名，从而激起公愤，制造感情气旋，煽动群众冲击波，把妳置于人民公敌的位置上，使妳有口难辨，无法招架。1929年汪精卫出于和蒋介石的权力之争，汪指责蒋在济南事件中将中国主权卖给日本人，并声称汪到了“拿起武器，清除国贼”的时候了，迫使蒋介石下野。（12）蒋介石因反共被毛泽东长期指责为卖国贼，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被指责为卖国集团，理由很简单，反共就是卖国。与此同时，共产党也被国民党视为卖国，苏俄走狗，人民公敌，理由是共产党听命于第三国际和苏联共产党，是第三国际和苏联共产党的壹个下属组织。三十年代上海的特务文人经常指责左翼文人领取苏联卢布，对此鲁迅感慨万分，不时运用犀利的杂文给予抨击。不满国民党统治的志士仁人，常以“里通外国罪”受到严惩。壹九四九年共产党取得了大陆政权以后，毛泽东也常用“里通外国罪”和联系国际背景等方式整治知识分子，整肃党内不同意见者。毛泽东以中国知识分子“对美国存著幻想”为由，认定美国要捣乱，“依靠什么人物呢？就是‘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因此，共产党壹取得政权，毛泽东就对知识分子，即“民主个人主义者”实行严厉批判、改造和整肃的政策，这种政策持续到他离开人世为止。解放后中共進行的党内斗争，高岗是第壹位因有国际背景被打倒的高级干部。请看薄壹波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的记述：壹九四九年，高岗通过当时任东北铁路系统的苏联顾问科瓦廖夫写信告诉斯大林，“中国党内有壹个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亲美派’。”同年“高岗访苏回国以后，又向人散播说，斯大林不喜欢刘少奇，也不重视周恩来，而最尝识他高岗。”（13）为后来刘少奇给高岗定“里通外国罪”埋下了伏笔。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上也直指高岗“里通外国”。公正而言，高岗向斯大林反映情况，不能算“里通外国罪”。因为中共长期隶属第三国际和苏共领导，直至壹九四九年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之后，刘少奇访苏面见斯大林曾转达毛泽东的话:联共是共产主义运动的统帅部，而中共只是壹个方面军的司令部。局部利益应当服从世界利益。因此，我们中共应当服从联共决定。由此可见，斯大林既然被毛泽东为首的中共奉为是世界共运的主管，那末中共的高级领导高岗向斯大林反映情况，这应该是下级向上级禀报工作的正常公事。这那算是里通外国罪呢？说穿了，这叫欲加之罪。1958年，在鄙弃“崇洋媚外”的民族心理支配下的彭德怀由于毛泽东的首肯，发动了壹场批判刘伯承的洋教条主义，受牵连者包括栗裕和肖克等壹批高级将领，把他们逐出军界领导岗位，使他们长期蒙受了莫名奇妙的冤屈。在中国“里通外国罪”的最大受害者就是彭德怀了。再看薄壹波的回顾：刘少奇在1962年1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中，列举了四条批判彭德怀的理由：“壹是党内有壹个小集团，是高饶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毛主席插话补充说，彭和高岗，实际领袖是彭；二是彭和高‘都有国际背景’，‘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复活动有关’；三是阴谋篡党，背着中央在党内進行派别活动；四是他1959年的信早不写，晚不写，恰在他率军事代表团出访几个月回来后急急忙忙写，是以为时机已到，利用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向党進攻。”（14）刘少奇在此列举的第二条和第四条都以“里通外国罪”壹锤定音，使彭德怀的处境急转直下，导致中国社会动荡的暗流涌动。从此在中国的政治运动中，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阶级分析的理论查国际背景，查海外关系，查港台背景之风越刮越猛烈，壹发不可收拾。受伤害的人越来越多，尤其是知识分子和文化科技界的人士受的伤害最大。这是中国政治运动中的壹大奇特现象，其危害之大，怎样估计也不过分。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为了扳倒刘少奇，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即用刘少奇拱高岗和彭德怀的招术，请君入甕，给他定性为“正睡在我们的身旁”的赫鲁晓夫，从而神州大地此起彼伏响起了“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的口号，史无前例的灾难也随之降临到中国人的头上了。以上用“里通外国罪”打压政敌的故事之所以接肿发生，正本溯源都是出于“反帝爱国”与“崇洋媚外”、“汉贼不能两立”这类相似马克思列宁主义阶级分析理论对极性思维观念启发的结果。据说林彪暗害毛泽东未遂恐惧逃命，摔死在外蒙古温都尔汗的戈壁沙漠上。但在公布林彪的罪行时，未出示任何证据，却加上了壹条“里通外国”的尾巴。稍加思索，暗害毛泽东和“里通外国”并无必然联系，之所以要如此划蛇添足，因为“里通外国”罪似乎比暗害毛泽东的罪名拥有更重的分量，可以借助中国传统的汉贼不能两立的对极性思维方式，激起国人的更大公愤。林彪垮台后，四人邦又手持“崇洋媚外”的大棒，打压周恩来。这桩桩事件，充分反映了“五四”以后“反帝爱国”和“崇洋媚外”这类对极性思维方式的负面影响。为了使这类对极性的情感思维更能畅行无阻，理论家们给它披上了“阶级斗争”和“阶级分析论”的外衣，这都是从俄共的理论仓库里拿来的。最终形成了毛泽东对极性思维的公式：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这种思维方式曾在中国大推广大普及，众所周知，这已成了中国大动荡的壹大乱源。

综合上述，我们可以清晰看到，二十世纪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对极性思维的观念和模式对中国民族社会所造成的伤害，绝不会亚于帝国主义入侵中国造成的伤害。每位中国人都应深思，错误的观念和思维模式是引发中国社会大动荡的重要原因。对此，全民族都应该引起高度警惕。

第二，“五四”以后，“唤起民众”成了中国的政治家获得成功的首选取向。孙中山的临终遗嘱昭告中国人：“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胜利，“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夺斗”。孙中山的“唤起民众”，既有深厚传统文化的内涵，即在中国的历史上，素有民心向背决定胜负的经验谈；但又是“五四”运动直接影响的结果，因为“五四”运动中有北京学生和上海市民的广泛参与，给“唤起民众”赋予了群众创造历史的现代气息。孙中山的“唤起民众”的经验总结，对国民党和共产党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两党都产生了搞群众运动的行家里手。而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就是推动群众运动的两个基本马达。要“救国”必须唤起民众，要干社会主义必须发动群众。由于政治精英的设计推动，遂使中国近现代史上形成了壹浪高壹浪的群众运动，其规模蔚蔚壮观，实为人类史上罕见。廖仲凯和毛泽东都是组织发动农民运动的高手，世称农民运动大王。毛泽东撰写了脍炙人口的《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这篇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阶级分析理论撰写的文章成了大搞群众运动的经典之作而闻名遐迩。请看毛泽东的神来之笔：“农会在乡村简直独裁壹切，真是‘说得出，做得到’。外界人只能说农会好，不能说农会坏。”“农会权力至上，不许地主说话，地主的威风扫光。这等于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壹只脚。”“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去滚壹滚。”真是“为所欲为，壹切反常。”这充分说明，群众运动根本不是什么“民主”“自由”运动，而是只能说好，不能说坏的运动。“只能说好，不能说坏”，竟成了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的是非标准，助长了大陆干部队伍中“为所欲为，壹切反常”的霸道行为，助长了大陆浮夸吹牛强迫命令之风，直接引发了1958年“大跃進”这场祸国殃民的灾难，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鸣锣开道。所以，中国的群众运动是典型的极权专制主义运动。如此的群众运动是福是祸，除了毛泽东，不知还有谁能说得清楚。蒋介石虽然没有写出像毛泽东那种闻名遐迩的经典箸作，却也留下了“唤起民众”的经典语言。1937年7月7日芦沟桥变后，蒋介石发表了气贯长虹的谈话：“如果战端壹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都应抱定牺牲壹切的决心。”给中国人民，也给世界人民留下了深刻印象。同样也给他的政治对手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事过三十年后的壹九六七年九月，毛泽东就曾用蒋介石类似的语言来评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他说：“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形势大好的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从来的群众运动都没有像这次发动这么广泛，这么深入。全国的工厂、农村、机关、学校、部队到处都在讨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大家都在关心国家大事。”“父子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夫妻之间，连十几岁娃娃和老太太，都参加了辨论。”这就是说“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都在辨论文化大革命。所以大搞群众运动，成了国共两党政治精英的共同思维。区别是蒋界石号召的群众运动，是为了反抗日本侵略，毛泽东搞群众运动是为了搞阶级斗争夺取权力，斗整自家人。因为“群众运动”不太需要思想；而多需要口号、标语、教条和煽动，尤其需要领导和组织。所以中国的群众运动总是按照政治精英的需要起舞。这样的群众运动，结果变成了中国的政治家们运动群众和耍弄群众的运动，使群众沈沦为政治精英争权夺利的工具。国民党在这场权力斗争的群众运动中，先在大陆输给了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后来在台湾又输给了民進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用群众运动推倒了刘少奇，又取得了壹场权力斗争的胜利。可见，在中国群众运动是政治家们争权夺利的最重要的手段。因此，毛泽东晚年以无不自豪的神态称自己壹生做了两件事：壹是领导群众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推翻了蒋介石的统治；二是发动群众推倒了刘少奇。字里行间流露了毛泽东对群众运动的无限神往。所以群众运动对历史的進步发展，究竟有什么作用，靠嘴巴宣传是无法论证的，只有让时间去判断了。但有壹点是确凿无疑的，中国二十世纪的群众运动可谓史无前例空前绝后。不过这种群众运动并未把中国引导到自由民主的开放社会里，而是使独裁专制的政治体制更加根深蒂固，使我国社会仍处封闭状态之中。

第三，“五四”运动的又壹重大负面影响是，自此以后中国形成了壹个影响深远而又持久的负面价值观念，这就是“救国”高于救个人，这就是牺牲个人的自由去争国家的自由，牺牲个人的权利去争国家的权利，牺牲个人的人格去争国家的人格，这种价值观念和新文化运动的精神是背道而驰的。众所周知，新文化运动以前的中国人很少有个人的意识、愿望和要求，他们几千年都是在政权、族权、夫权（指针对妇女的专制权力）和神权等四条大绳索的捆绑之下过日子。自鸦片战争后，随着西雨东渐，自由民主的西方文化开始在中国传播。兴西学、办洋务、康梁变法和孙中山领导的革命相继发生，中国人开绐觉醒了。个人意识逐渐萌芽，对自由民主人权的响往日深，1915年陈独秀和胡适领导发动的新文化运动反映了中国人的这种愿望和要求。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之壹，是着重个人从旧思想、旧文化、旧制度、旧社会以及士大夫大家庭里解放出来。然而，五四运动里的中国新知识分子的处境是，外有列强侵略，内有军阀割据混战。这种情势使人感到需要壹个强有力的中枢政府。这个中枢政府对外能够抵御侵略，对内能够结束军阀混战，完成国家统壹，進而从事大规模现代化的建设工作，藉以将中国从列强的压迫、国家的内乱、和人民的贫困与落后里拯救过来。而恰恰在此时，却发生了壹桩严重刺激中国人神经的割让青岛予日本的巴黎和会事件，使陈独秀和胡适领导发动的新文化运动顿时转向成为“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救国运动了，。这样，历史的阴差阳错，使本来着重个人从旧思想、旧文化、旧制度、旧社会以及士大夫大家庭解放出来的新思想启蒙运动，使壹场本来属于救个人的运动突然变成了“救国”高于救个人的运动了。使主旋律为“自由民主人权和科学”的新文化运动，后来被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表述为“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反帝反封建”就是“救国”高于救个人，这是壹种“国家是壹切，个人什么也不是”的价值观念，这与“自由民主人权和科学”为主旋律的新文化有本质的不同，它去掉了自由已主人权的重要内容。这是壹种很古老的价值观念，它是从“部落是壹切，个人什么也不是”的部落主义价值观念里羽化出来的。这种部落主义价值观念经过柏拉图和其信徒们的精雕细镂，就成了“国家是壹切，个人什么也不是”的价值观念了，成了几千年国家崇拜和权力崇拜的基石，为世界上大大小小的专制极权主义者和独裁者捧为至宝，像贾宝玉胸前佩带的那块须臾不可离开的石头。这种价值观念随着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由于受到人文主义价值观念的强烈冲击而开绐衰落，在西方文明世界时里早已式微了；但在工业和经济欠发达的国家里仍然具有强大的影响力。这种“国家是壹切，个人什么也不是”的价值观念，在中国由于“救国”“强国”的需要，被推崇到登峰造极的位置，为“五四”运动以后的国民党和共产党共同接受而被热捧，成为两党治理国家的首选价值观念。北伐战争以后，国民党基本上实现了国家统壹，此时的蒋介石在“救国”高于救个人的旗号下，要求其部下为效忠党国而杀身成仁。他不允许国人谈自由民主、谈人权；对人权组织实行严厉镇压，枪杀了中国人权保障大同盟的负责人杨杏佛，把鼓吹人权自由的知识分子列入暗杀黑名单，连胡适也差点险遭不测。致使胡适对这种侵犯人权、压制自由的行径進行了愤怒谴责和申讨。他撰文告诫中国人：“现在有人对妳们说：‘牺牲妳们的个人自由，去救国家的自由！’我对妳们说：‘争妳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妳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壹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胡适的这段话是新文化运动提倡的自由民主科学精神的浓缩延续，和救国高于壹切的“五四”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有明显不同，这为很多研究“五四”运动的学者所忽略，以致他们把新文化运动合并到“五四”运动中，统称为“五四”文化，我认为这是不正确的。这段话虽然发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介绍我自己的思想》壹文中，但其价值光辉直到现在仍不减当年，仍然照耀鼓舞中国人争人权、争人格、争自由。壹九四九年国民党蒋介石撤守台湾，共产党毛泽东接管了大陆政权，也继承了“五四”后形成的“救国”高于救个人的价值观念。和国民党蒋介石壹样，把“国家是壹切，个人什么也不是”的价值观念当做首选的治国理念。但是毛泽东和蒋介石不同，他首先从阶级分析的理论立场出发，壹方面认定人权、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念是西方资阶级的价值观念，不符合中国的国情，从而打着“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之旗号，对新文化运动宣传提倡引進的自由民主人权和科学的价值观念進行全面扫荡；认定持这种价值观念的知识分子是民主个人主义者，强行把他们驱赶到美国想在中国捣乱的别动队里，必须像污泥浊水壹样把他们荡涤，使之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对象。另壹方面则在“救国”高于救个人的价值观念上，贴上了金光闪闪的马克思主义标签而使其光焰万仗，使国家的公权力处于绝对的支配地位，而个人的权利则完全失去了法律的保护。在取缔人权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念的过程中，毛泽东也不像蒋介石那样简单地诉诸武力，而是用壹场接壹场的群众运动，制造壹浪高壹浪的政治冲击波来挤压人权自由民主的活动空间。五十年代的思想改造、批判胡适、批判胡风、整右派等壹系列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使知识分子人人自危，惶恐不可终日甚于蒋石统治中国的时代。使中国人壹谈人权自由民主就色变，使得人权自由民主之价值观念长时间里在中国销声匿迹，这为后来毛泽东整肃彭德怀、刘少奇等壹批党内异己创造了挥洒自如的空间。毛泽东的这壹系列动作像蒋介石壹样，都是在“救国”“救党”高于救个人的旗号下進行的，给中国制造了大动乱，给中国的经济建设造成了大捐失，给无数的中国人带来了痛不胜痛的大灾难。这充分验证了胡适的名言：“争妳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妳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壹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真是字字珠玑，价值连城，堪属二十世纪中国人的经典名言。二十世纪中国人的苦难经历证明了胡适讲的话是真理，这是阶级分析论无法否定抹煞的真理！

以上的叙述表明，共产党和国民党都共同承受了“五四”运动的正反两方面的遗产。“五四”运动的遗产，集中概括起来就是要“救国”必须“唤起民众”；而要“唤起民众”，必须“以俄为师”。这对中国来说，已成了超阶级超党派的认识。这不是某党派某个人的专利，这是国民党和共产党不存在本质著别的重要根据，“以俄为师”的结果，消除了国共两党的差别界限。即是国民党1927年“四·壹二”政变之后宣布反俄反共，但是国民党通过“以俄为师”的管道所接受到的俄共基因，仍长期深藏在国民党的肌体内发挥重要作用。就是国民党退守台湾以后，蒋介石还要求国民党员学习《辩证法》、《中共干部教育》、《中共工作领导及党的建设》、《中共整风运动》等四种书籍，企图借中共整风的方法，借俄国人的理念使国民党起死回生。（15）这就更加决定了国共两党难以剔除的共同基因。

“以俄为师”是怎样影响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呢？要发动群众，必须建立像俄共那样组织严密、意志高度集中和纲领明确的政党，正如蒋介石所说，“以苏俄自强自立为师法”，方能“内部巩固，实力充足自有发展之余地也。”这始终是国共两党的共识，区别只存在于组织的严密性和意志的高度集中性，在这方面国民党远远落后于共产党，最终导致了国民党在国共内战中的惨败。国民党的失败并非出于它的目标追求和理念纲领，国民党的目标追求和理念纲领与共产党的目标追求和理念纲领并无实质区别。夸大这种差别完全是出于各自宣传的需要，出于各自权力斗争的需要。

“以俄为师”，必须建立强大的武装，用暴力夺取政权和保卫政权。诚如列宁所说，“政权问题是壹切革命的根本问题。”（16）毛泽东在深刻研究中国革命史之后，发现孙中山和蒋介石视军队如生命，看重有军则有权的原则。因此他认定“孙中山和蒋介石都是我们的先生”，共产党必须视军队为国家的主要成分。谁想夺取国家政权，并想保持它，谁就应有强大的军队。国民党和共产党，孙中山、蒋介石和毛泽东都认为军权高于壹切。只要抓牢军权，壹切便会迎刃而解。因此毛泽东有壹句名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而孙中山和蒋介石则是近代中国“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最早的实践者。枪杆子可以造党、造干部、造学校、造文化、造民众运动，总之，在毛泽东看来，枪杆子里面可以出壹切东西。那末，强大的军队应该归谁控制呢？在中国的历史上，军队历来由私人控制。军队是皇帝的御林军。满清王朝被推翻后，军队成了军阀的武装，成了山大王的武装。军队由私人掌握，历来是中国社会的壹大乱源，这是有识之士的共识。蒋介石根据他在苏俄考察获得的认识，他于1924年7月24日在对黄埔军校第壹期学生的演讲中明确指出：“妳们要晓得以后的中国的军队如果不能受党的指挥，不能以党的主义为中心，那是无论什么军队，不能利国福民，只能害国殃民。”（17）在中国是蒋介石最早提出“党指挥枪”的政治家，比毛泽东在1927年三弯改编时提出的“支部建在连上”和1938年11月6日在《战争和战略问题》壹文中提出的“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都要早许多年。“党指挥枪”，这是蒋介石和毛泽东的终生共识，直到离开人世，他们的思想认识都未上升到军队必须国家化的基准上，军队始终停留在为壹党专政服务的水平上。因此，说“党指挥枪”是毛泽东的发明，与历史事实不相符。

“以俄为师”,通过暴力创建的政权，究竟是什么政权？请看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壹文中的界定：“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约束的政权”，“采用暴力手段获得和维持的政权，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这类政权靠军队和暴力支撑，军队成为最有决定性的力量。不受法律约束的政权可以取代真理，武力能使不正义成为正义，苏俄政权就是这类政权。“以俄为师”的国民党和共产党所创建的政权，也属于这类政权。众所皆知，暴力和自由民主是水火不相容的。列宁在《国家与革命》壹文中也承认，“凡是实行镇压和使用暴力的地方，也就没有自由，没有民主。”因此，以俄为师崇尚暴力的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对自由民主之价值观念抱极端敌对仇视的态度。壹方面对苏俄的专制独裁之价值观念采取热诚欢迎和积极吸收的态度；另壹方面对西方自由民主人权的价值观念，都坚决深闭固拒。对信仰西方自由民主人权价值观念的知识分子，比如对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陈独秀、胡适和蔡元培都被视为危害其政权的洪水猛兽。而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更是成了国共两党的眼中钉。1932年10月15日晚，患病在家的陈独秀最后壹次被捕。被捕后，江西瑞金出版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机关报《红色中华》，以“取消派领袖亦跑不了，陈独秀在上海被捕”为标题，幸灾乐祸地发表消息。《红色中华》发表多篇社论，称“陈独秀叛党以后，投降到资产阶级去当走狗，充‘反共’先锋。”而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亦发表社评，宣称“反对并图颠复国民党者，即为叛国。”《红色中华》指责陈独秀“叛党”，《中央日报》指责陈独秀“叛国”，这充分说明共产党和国民党在权力争夺中持匕首肉搏，但是共同信仰的专制文化价值观念，又使两党配合默契，从而产生了相映成趣的强烈效应。

“以俄为师”的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建立政权以后的治国方针也相同。国民党是怎样治国的呢？请看殷海光的描述：“台湾社会逐渐为泛政治主义所笼罩，政治力量渗透到社会的每壹个层面和每壹个角落。时至今日，政治已经成为社会的壹部引擎。社会的各种活动都得套上这部引擎的带子，由这部引擎来发动，来支配，于是，政治引擎开向什么方向，社会就得跟着走向什么方向，政治引擎发生什么偏差，社会活动也不能不随之而发生什么偏差。”（18）共产党又怎样治国的呢？毛泽东说，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政治工作是壹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19）各项工作都必须服务政治。那末，什么是政治呢？毛泽东认为，政治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20）而这种阶级斗争将贯穿于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所以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要念念不忘突出政治，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要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大陆和台湾壹样，不仅为“泛政治主义所笼罩，政治力量渗透到社会的每壹个层面和每壹个角落”；而且在大陆还進壹步渗透到每壹个人的头脑里，没完没了的思想改造和洗脑，使大陆的中国人成了政治动物，使大陆中国人的头脑里成了成了两条道路、两种思想和两个阶级打架斗殴的场所，使大陆的中国人终日惶恐不安如坐针毯；使1949年以后的大陆社会所出现的种种偏差，都是政治挂帅的产物，都是“红”的产物。所以，国民党和共产党都靠政治立国，靠政治治国，两党都把政治建立在强化思想管制、加强文化统制、推行党化教育的立脚点上，大搞政治挂帅，大搞意识形态挂帅，权力都高度集中到少数人手里不受任何监督。政治挂帅本质上是长官意志挂帅，发源于列宁的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的理论原理，其模式是从苏联搬过来的，同属壹党专政。两党政治治国的弊端也相同；不同的是共产党的政治治国更理论、更系统、更缜密，其后果比国党还更严重。

总之，国共两党都崇尚壹党专政、壹个主义、壹个领袖。它们的政治思想体制完全拷贝苏俄。世界革命的浪漫主义像根绳索，把两个誓不两立的政党梱绑在壹起。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写道：“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壹部分”。他认为不管什么阶级，党派或个人，只要他们反对帝国主义，他们的革命就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组成部分。蒋介石在赴俄考察期间壹再声称：“我们认为，革命的基地在俄国。”“世界革命的中心莫斯科”，“中国的革命是世界革命的组成部分。共产国际代表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还担负领导革命的任务。”（21）可见，共同的理想和目标，使国民党和共产党成了壹对不能分离的连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