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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王裕延

現在，我想借鑒重認知、重知識、重區分真假對錯的價值觀念，不揣淺陋，是什麼就說什麼，就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的共同基因談幾點粗淺看法。拋磚引玉，企盼以己之昏昏，換取他人之昭昭。

中華民族既是壹個古老文明，但又是壹個多災多難的民族。據毛譯東的統計，自秦末的陳勝、吳廣首倡農民暴動至十九世紀中葉洪秀全領導的太平天國起義，在中國歷史上共發生大大小小的農民起義有數百次之多。（1）至於統治階級內部為了權力而施行的暴力劫奪和血腥屠殺，更是無法統計，致使幾千年的中國社會動蕩不已。因此，所謂中國的二十四史，說穿了就是血淋淋的權力爭奪史，目不霞接的陰謀詭計史。

那末，進入二十世紀的中國社會又是壹種什麼局面呢？可用「百年痛史，三十載狂熱，十年內亂」概括之，就是說社會更加動蕩，權力鬥爭更加激烈。眾所周知，1898年康有為、梁啟超推動的維新變法遭受嚴重的挫折，終於催促大變革的局面提早出現。君王的軀殼迅速崩解了，政治上的動亂，社會大動蕩也無可避免地隨之而來。1900年新世紀伊始，義和團運動如火如荼，八國聯軍侵略中國，京師被陷，割地賠款，喪權辱國，使愛國志士的民族情感高漲，揭開了二十世紀中國社會大動蕩的序幕。自此以後，孫中山領導的驅逐韃虜，恢復中華，旨在推翻滿清王朝腐朽統治的武裝起義風起雲湧，此起彼伏，1911年滿清王朝終被傾複。幾千年「定於壹尊」的帝王統治結束了。共和民主的外形突然出現，政黨紛紛組成。「當時的政黨之茂盛，據李守禮的研究，不下三百多個。就內閣的更疊來說，從民國壹年壹月壹日起到民國十三年十壹月二十四日止(1912、1、1——1924、11、24),共計三十五次。」（2）隨著皇帝統治的推翻，接踵而來的是連綿不斷的軍閥混戰，皇帝的幽靈附著在許許多多擁兵自雄的人身上，他們打打鬧鬧，藉著各種名義要做皇帝。從袁世凱到吳佩俘，從吳佩俘到笑秦皇漢武的人，在潛意識中無非還是這壹套。這壹套也許製造了不少壯觀的鏡頭，使歷史增添了不少聲色，但是社會所支付的演出費太大，充當配角的老百姓白賠掉的生命太多。至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國民黨和共產黨佔據了中國的歷史舞台之後，因爭奪權力而引起的戰亂，其規模之大和慘烈程度，在中國歷史上是沒有先例的。因戰亂死人數以千萬計，財產破壞，人民所受的痛苦可謂空前絕後。以百年計，這是中國歷史上因社會動蕩死人最多，財產損失最大的壹百年。社會進步所受的阻礙，更是無法計量，這是不能忘記的慘痛的血的教訓。中國人必須公正客觀地研究這段歷史，並要努力取得共識。這對增進海峽兩岸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交流接觸，為早日實現國家統壹，從而在中國建成和諧社會，這是每個中國人義不容辭的職責。法國有位思想家朱利安·班達在《知識分子的背叛》壹書中寫得好：「知識分子不是去創造什麼民族團結，那是國家領導人的事，而是努力去分辨正義和非正義，推崇前者譴責後者。」（3）這就要求我們必須超越黨派偏見，超越傳統的價值觀念，超越歷史形成的思維模式。像著名的美藉華裔學者黃仁宇提出的「大歷史觀」那樣，「將因果關係，拉大放長。使之超過人身經驗。」從而重新估定壹切價值，找到合理統壹的認識理念，即包容、和解、共生的價值理念，獨立不移地確立民族的大是大非，做為時代的燈塔。這就需要具備「是什麼就說會什麼」的膽識和勇氣。

過去的中國人壹提起國民黨和共產黨，就好像這是居住在不同星球的兩群人，是邪和正、黑和白、冰炭不相容的兩群人。兩者之間，根本不存在理智之橋可以溝通，也沒有調和的可能。這是共產黨和國民黨長期刻意宣傳所形成的被扭曲了的認識。而這種被扭曲了的認識，是建立在「壹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的危險公式之上的。這種危險公式誤導人們把所有的政治衝突，都解釋成剝削者和被剝削者之間的衝突，或解釋成有人試圖掩蓋「真實的問題」，掩蓋基本的階級衝突。就像毛澤東那樣，時時事事都要用階級鬥爭去觀察壹切，洞察壹切，咬定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從而對國共兩黨之間的分歧爭論和鬥爭，摻和了不少過於認真看待階級鬥爭的成分色彩。「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這種過於認真看待階級鬥爭的觀點，誤導人們認為只有嚴格區分共產黨和國民黨的本質不同，才能認識中國的大是大非。這是壹種非黑即白、非正即邪、漢賊不能兩立的所謂「壹分為二」的傳統思維模式，是歷史上黨同伐異，大興文字獄的理論根據。到了現代便演變成所謂黨性的思維模式，嚴重妨礙了中國知識分子去分辨什麼是正義和非正義，從而攪亂了國家和民族的大是大非。這為國共兩黨各自發動內戰提供了借口和理由，雙方都給自己發動內戰披上了神聖正義的革命外衣，模糊了中國民眾對國共內戰的本質認識。其實，從「大歷史」的視角去觀察，我認為國民黨和共產黨就客觀而言，是談不上有什麼本質差別的。承認這壹客觀事實，我們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國共內戰的實質，可以公正判斷，歷史上長達二十余年的國共內戰本來是可以避免的，為主義相爭而死的幾千萬中國人都成了冤死鬼，成了鬼使神差的犧牲品。承認這壹客觀事實，海峽兩岸沒有不和睦相處的理由，炎黃子孫之間沒有消除不了的隔閡。承認這壹客觀事實，我們就可以堅信，求同存異，擱置爭議，共謀發展，這是實現民族和解與國家統壹的最佳選擇，這是建立互信的重要基礎。不要再搞什麼頌揚革命暴力的影視回憶錄了，再搞什麼製造仇恨的階級鬥爭的回憶錄和辦什麼傳統教育基地，還要大唱什麼與時代不同調的「紅歌」之類的東西了。列寧曾說過：以革命的名義想想對去，忘記過去就是背叛。我認為列寧的觀點是錯誤的，反映了壹種既得利益者的小家子相，這是缺乏度量的小肚雞腸。從「大歷史」的視角看，對老前輩因爭奪國家政權殺人百千萬而引發血流漂杵的武功應該忘記，根本不值得炫燿；像武王伐商，秦始皇滅六國，劉邦敗項羽等人的武功不值得炫燿應該忘記的道理壹樣。我們是二十壹世紀的中國人，我們的包容、和解、共生的胸懷度量應該超過唐太宗，起碼不應落後于唐太宗。請看《資治通鑒》的記載：公元633年，更名破陳樂為七德舞，太常卿肖瑀上言：「七德舞形容聖功，有所未盡，請寫劉武周、薛仁果、竇建德、王世充等擒獲之狀。」唐太宗曰：「彼皆壹時英雄，今朝庭之臣往往嘗北面事之，若覩其故主屈辱之狀，能不傷其心乎！」唐太宗的胸懷度量足以使那些熱中革命回憶錄和紅色傳統教育、聲稱要解放全人類的自封的先進代表汗顏無地。現在中國社會最需要的是包容、和解、共生，中國不能再動蕩了。唐太宗的胸懷度量對當代的中國人太富有借鑒意義了。當今的時代已遠非壹千多年前的唐太宗的時代所能比擬，超越唐太宗，這是偉大的時代對當代中國人的最低要求。必須說明，現在的求同存異不是像過去的求同存異是通過鬥爭來實現，而是應通過全民族反思歷史文化的基礎之上、發自內心要求的求同存異。過去通過鬥爭實現的求同存異，那叫乞求存異，或叫求繞存同的所謂統壹戰線，是黨同伐異的另類稱謂而已。

常言道：壹方水土養育壹方人。國民黨和共產黨都是由中國這方水土養育的中國人，同屬炎黃子孫，都自覺或不自覺地接受了幾千年中國傳統文化的熏陶。傳統文化的優點和缺點，同時反映到國共兩黨的理念和行動上。他們擁有相同的優點，也犯了相同的錯誤。兩黨都是在中國由幾千年的農耕社會向現代工商社會的轉型階段中，在西方商業文化和中國偉統的農耕文化相互激烈碰撞的時代中誕生的。這兩種文化的碰撞起源於十九世紀，鴉片戰爭是這兩種文化激烈碰撞中迸發出來的第壹道火花。從此以後西方國家的侵略，使中華民族陷入了從未經歷過的危機之中。過去入侵中華大地的外族侵略者，不是被中華民族擊退，就是被歷史悠久根底深厚的中華文化所同化，使他們成為中華民族的壹份子。但是鴉片戰爭后入侵中國的外國侵略者，遠不是當年如匈奴、鮮卑、蒙古和滿族等異族入侵者所能比了。他們運用現代的經濟科學軍事技術對中國發動了持續不斷，勢不可擋的強勁入侵。更令中國士大夫憂慮的是，他們還運用現代文化，即文藝復興后積淀而成的人文文化，諸如自由、民主、平等、博愛這種人權文化，向中國的倫理傳統文化發起了嚴重挑戰。在這樣的時代背竟中，國際國內發生了壹系列影響歷史發展的重大事件：第壹次世界大戰的爆發；1915年陳獨秀領導發動的新文化運動悄然興起；1917年俄國發生了十月革命，毛澤東說，「十月革命壹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4）1919年中國在如火如荼的新文化運動的背竟中爆發了「五四」愛國運動。「五四」運動是壹場自發的群眾愛國運動，其宗旨是「外爭國權，內懲國賊」，最終迫使政府當局拒簽有損國家主權的巴黎和約。這場運動在中國歷史上是史無前例的，被視為中國近代史上新民主義革命的開端。深深影響了中華民族的思維行動方式，使中國人大開眼界，民族愛國熱情被極大煥發出來了。被主流的史學家政治家讚頌不絕。從此，中國的知識分子把過去壹直關注歐美文明的目光開始轉向俄國，積極探索俄國革命成功的原因。「以俄為師」，逐漸為中國的先進分子，既包括共產黨人也包括國民黨人所接受採納。

俄國的思想文化對二十世紀中華民族的影響是全面和深遠的，在很長的時間里沒有其他國家能能與之匹敵。早在1921年3月5日，蔣介石在致孫中山的壹封信中，在分析孫中山護法運動屢遭失敗的原因教訓時寫道：「故本黨唯有團結內部，放棄外交（按：即放棄依靠連絡軍閥和外國友邦護法），以蘇俄自強自立為師法，以譚全義等反動軍閥憑藉外交之失敗為殷鑒，則內部鞏固實力充足，自有發展之餘地也」（5）這就是說，在中國共產黨未誕生之前，蔣介石就已經提出了長久影響中國歷史命運的「以俄為師」的真知灼見。此信萌發了蔣介石後來赴俄考察的計劃，顯示了蔣介石具有深遠的政治謀略而絕非等閑之輩，絕不像郭沫若在《洪波曲》中描述的那個平庸愚昧無知的蔣介石。這對孫中山後來聯俄、聯共、改組國民黨、創立黃埔軍校都發生了直接的影響。也對後來的共產黨和毛澤東產生了深遠的影響，1949年毛澤東在《論人民民專政》中提出的「以俄為師」的著名施政綱領就是從蔣介石那裡搬來的。1923年8月5日，蔣介石在《致蘇俄黨政負責人意見書》中指出：「蘇俄為吾中國惟壹之同志，中國革命之成敗，自與蘇俄有密切關係。」「時至今日，帝國主義之壓迫，更甚於前。中俄兩國主義之密切，其成敗厲害，實有存亡與共之關係」。（6）由此可見，在中國蔣介石是主張「以俄為師」的先驅。不管後來蔣介石如何反蘇反共，但歷史事實不能因此而受內戰情結而否定。從此，經歷過「五四」愛國運動洗禮的中國先進分子，在俄國共產黨的幫助下組建了中國共產黨。國民黨，按殷海光的說法，「它受到法國革命的熱情和理想的影響，特別欣湵俄國布爾什維克革命的成功」，（7）也在俄國共產黨的幫助下重新改組而煥發了新的生機。因此，孫中山說：「我黨今後之革命非以俄為師，斷無成就。」（8）在俄國共產黨的幫助下，中國共產黨制訂了最低行動綱領，即新民主主義的革命綱領；國民黨則重新解釋了三民主義，使舊三民主義升華為新三民主義。兩黨的綱領都打上了俄共影響的印記，使兩黨的本質趨於壹致。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寫道：國民黨的新三民主義「和中國共產黨的民主革命階段中的政綱，即其最低綱領，基本上相同。」（9）楊天石在2002年出版的《蔣氏秘檔與蔣介石真相》壹書中寫道：1924年開始，蔣介石成了堅決主張聯共的著名左派，他在當時講過兩句非常著名的話，沒有共產主義的三民主義是假三民主義，沒有共產黨人參加的國民黨是假國民黨。在孫中山的語言里只有「容共」這兩個字。國民黨高層里第壹個提出「聯共」的是蔣介石，所以蔣介石是第壹個國共合作的積極支持者。此外，蔣介石還在1925年12月25日撰寫的《軍校第三期同學錄序》中寫道：「吾為國民革命而死，吾為三民主義而死亦即為共產主義而死」。「三民主義之成功與共產主義之發展，實相為用而不相悖者也。」他在對黃埔軍校入伍生訓話時指出，我們的三民主義和共產主義都是為無產階級奮鬥以求生存的，民主主義的最後壹步就是共產主義。（10）蔣介石還強調，如果生者仍以主義相爭，則死者為冤死。蔣介石是壹位貨真價實的愛國主義者，他在1924年8月9日的日記中寫道：「帝國主義是人民革命事業的最兇惡的敵人，也是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最主要的對象，隨著中國革命高潮的到來。帝國主義也加緊了對中國革命的干涉和破壞。」（11）所以對照蔣和毛對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論述，可以發現蔣介石和毛澤東的反帝立場是不分伯仲的，反映了兩黨的本質已趨壹致，國民黨和共產黨的革命目標，都誓言要建設獨立、統壹、平等、民主、自由、富強的現代化的中國。而這種目標和理想的源頭就是「五四」文化。這是中國人，不問黨派，不分畛域，都高度評價讚頌「五四」運動的基本原因。

我們在高度評價「五四」運動的歷史功績時，但絕對不能忽略對「五四」運動負面影響的思考。「五四」運動為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提供了契機。眾所周知，馬克思主義誕生在德意志普魯士君主專制的故鄉，列寧主義誕生在俄羅斯農奴專制的國土裡，這就使野蠻的中世紀的封建農奴專制文化隨馬克思列寧主義壹道傳入中國，和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產生的種種的負麵價值，不僅影響了共產黨，同樣也影響了國民黨，成了國共兩黨的共同負面遺產，成了引發中國社會動蕩的重要原因。這些負面影響有那些表現呢？我想列舉三點說明之。

第壹，「五四」運動的頭等大事是「外爭國權，內懲國賊」。而「五四」運動又是在傳統文化的巖層中冒出的噴泉，因而「五四」運動和傳統文化有壹種密切的互動聯繫。眾所周知，我們的傳統文化存在壹種根深蒂固的對極性思維觀念，比如非黑即白、非正即邪、漢賊不能兩立，這類對極性的思維觀念使中國人的言論和行動充斥著大量非理性的思維，即用情感代替理性。這種非理性的對極性思難和「五四」後傳入中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壹拍即合，行之於社會，人只能分為兩類——「我們」和「他們」；施之於經濟領域，人可以分為窮人和富人；放在政治領域中，人則大致分為左派和右派，不是朋友就是敵人。毛澤東運用這種具有中國特色的非理性的對極性思維，說了壹段中國人耳熟能詳的名言,「誰是我們的朋友，誰是我們的敵人，這是革命的首要問題。」對中國社會政治的方方面面影響深遠。大家都知道，「五四」以後，反帝愛國的口號空前深入人心，已經成為中華民族的行為準則，與此同時也形成了壹種全民族的對「崇洋媚外』的鄙夷心理。漢賊不能兩立的對極性思維，對培養中華民族的愛國情操產生了謀種正面效應。但是我們必須清醒看到，「反帝愛國」和「崇洋媚外」這類漢賊不能兩立的對極性思維觀念，經常被政治家任意操弄。在激烈的權力鬥爭中，政治家們極力搶佔「反帝愛國」的制高點，把對手推到「崇洋媚外」的茅坑裡，使他沾滿「賣國」「裡通外國」味而遺臭萬年，永世不得翻身。因此，「反帝愛國」「崇洋媚外」這類漢賊不能兩立的對極性的思維觀念，便成了政治家們打擊政敵、陷害忠良的工具，成了們無事生非、混淆是非的妙招，以致在中國引起壹波又壹波的社會動蕩。過去我們只注意敵對的利益對國家民族社會造成的莫大傷害，但忽略了錯誤的觀念和思維模式對國家民族社會造成的更大的傷害。在對極性思維觀念支配下的中國人，只要與政治家不合，他就可以不須出示任何證據隨便給妳扣上賣國和裡通外國的罪名，從而激起公憤，製造感情氣旋，煽動群眾衝擊波，把妳置於人民公敵的位置上，使妳有口難辨，無法招架。1929年汪精衛出於和蔣介石的權力之爭，汪指責蔣在濟南事件中將中國主權賣給日本人，並聲稱汪到了「拿起武器，清除國賊」的時候了，迫使蔣介石下野。（12）蔣介石因反共被毛澤東長期指責為賣國賊，帝國主義的走狗，國民黨被指責為賣國集團，理由很簡單，反共就是賣國。與此同時，共產黨也被國民黨視為賣國，蘇俄走狗，人民公敵，理由是共產黨聽命于第三國際和蘇聯共產黨，是第三國際和蘇聯共產黨的壹個下屬組織。三十年代上海的特務文人經常指責左翼文人領取蘇聯盧布，對此魯迅感慨萬分，不時運用犀利的雜文給予抨擊。不滿國民黨統治的志士仁人，常以「裡通外國罪」受到嚴懲。壹九四九年共產黨取得了大陸政權以後，毛澤東也常用「裡通外國罪」和聯繫國際背景等方式整治知識分子，整肅黨內不同意見者。毛澤東以中國知識分子「對美國存著幻想」為由，認定美國要搗亂，「依靠什麼人物呢？就是『民主個人主義』的擁護者。」因此，共產黨壹取得政權，毛澤東就對知識分子，即「民主個人主義者」實行嚴厲批判、改造和整肅的政策，這種政策持續到他離開人世為止。解放后中共進行的黨內鬥爭，高崗是第壹位因有國際背景被打倒的高級幹部。請看薄壹波的《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的記述：壹九四九年，高崗通過當時任東北鐵路系統的蘇聯顧問科瓦廖夫寫信告訴斯大林，「中國黨內有壹個以劉少奇為代表的『親美派』。」同年「高崗訪蘇回國以後，又向人散播說，斯大林不喜歡劉少奇，也不重視周恩來，而最嘗識他高崗。」（13）為後來劉少奇給高崗定「裡通外國罪」埋下了伏筆。毛澤東在八屆二中全會上也直指高崗「裡通外國」。公正而言，高崗向斯大林反映情況，不能算「裡通外國罪」。因為中共長期隸屬第三國際和蘇共領導，直至壹九四九年共產黨奪取全國政權之後，劉少奇訪蘇面見斯大林曾轉達毛澤東的話:聯共是共產主義運動的統帥部，而中共只是壹個方面軍的司令部。局部利益應當服從世界利益。因此，我們中共應當服從聯共決定。由此可見，斯大林既然被毛澤東為首的中共奉為是世界共運的主管，那末中共的高級領導高崗向斯大林反映情況，這應該是下級向上級稟報工作的正常公事。這那算是裡通外國罪呢？說穿了，這叫欲加之罪。1958年，在鄙棄「崇洋媚外」的民族心理支配下的彭德懷由於毛澤東的首肯，發動了壹場批判劉伯承的洋教條主義，受牽連者包括栗裕和肖克等壹批高級將領，把他們逐出軍界領導崗位，使他們長期蒙受了莫名奇妙的冤屈。在中國「裡通外國罪」的最大受害者就是彭德懷了。再看薄壹波的回顧：劉少奇在1962年1月召開的「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中，列舉了四條批判彭德懷的理由：「壹是黨內有壹個小集團，是高饒反黨集團的主要成員。毛主席插話補充說，彭和高崗，實際領袖是彭；二是彭和高『都有國際背景』，『同某些外國人在中國搞顛復活動有關』；三是陰謀篡黨，背著中央在黨內進行派別活動；四是他1959年的信早不寫，晚不寫，恰在他率軍事代表團出訪幾個月回來后急急忙忙寫，是以為時機已到，利用工作中的缺點錯誤向黨進攻。」（14）劉少奇在此列舉的第二條和第四條都以「裡通外國罪」壹錘定音，使彭德懷的處境急轉直下，導致中國社會動蕩的暗流涌動。從此在中國的政治運動中，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階級分析的理論查國際背景，查海外關係，查港台背景之風越刮越猛烈，壹發不可收拾。受傷害的人越來越多，尤其是知識分子和文化科技界的人士受的傷害最大。這是中國政治運動中的壹大奇特現象，其危害之大，怎樣估計也不過分。文化大革命期間毛澤東為了扳倒劉少奇，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即用劉少奇拱高崗和彭德懷的招術，請君入甕，給他定性為「正睡在我們的身旁」的赫魯曉夫，從而神州大地此起彼伏響起了「打倒中國的赫魯曉夫」的口號，史無前例的災難也隨之降臨到中國人的頭上了。以上用「裡通外國罪」打壓政敵的故事之所以接腫發生，正本溯源都是出於「反帝愛國」與「崇洋媚外」、「漢賊不能兩立」這類相似馬克思列寧主義階級分析理論對極性思維觀念啟發的結果。據說林彪暗害毛澤東未遂恐懼逃命，摔死在外蒙古溫都爾汗的戈壁沙漠上。但在公布林彪的罪行時，未出示任何證據，卻加上了壹條「裡通外國」的尾巴。稍加思索，暗害毛澤東和「裡通外國」並無必然聯繫，之所以要如此划蛇添足，因為「裡通外國」罪似乎比暗害毛澤東的罪名擁有更重的分量，可以藉助中國傳統的漢賊不能兩立的對極性思維方式，激起國人的更大公憤。林彪垮台後，四人邦又手持「崇洋媚外」的大棒，打壓周恩來。這樁樁事件，充分反映了「五四」以後「反帝愛國」和「崇洋媚外」這類對極性思維方式的負面影響。為了使這類對極性的情感思維更能暢行無阻，理論家們給它披上了「階級鬥爭」和「階級分析論」的外衣，這都是從俄共的理論倉庫里拿來的。最終形成了毛澤東對極性思維的公式：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這種思維方式曾在中國大推廣大普及，眾所周知，這已成了中國大動蕩的壹大亂源。

綜合上述，我們可以清晰看到，二十世紀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的對極性思維的觀念和模式對中國民族社會所造成的傷害，絕不會亞於帝國主義入侵中國造成的傷害。每位中國人都應深思，錯誤的觀念和思維模式是引發中國社會大動蕩的重要原因。對此，全民族都應該引起高度警惕。

第二，「五四」以後，「喚起民眾」成了中國的政治家獲得成功的首選取向。孫中山的臨終遺囑昭告中國人：「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勝利，「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奪鬥」。孫中山的「喚起民眾」，既有深厚傳統文化的內涵，即在中國的歷史上，素有民心向背決定勝負的經驗談；但又是「五四」運動直接影響的結果，因為「五四」運動中有北京學生和上海市民的廣泛參与，給「喚起民眾」賦予了群眾創造歷史的現代氣息。孫中山的「喚起民眾」的經驗總結，對國民黨和共產黨都產生了深遠影響，兩黨都產生了搞群眾運動的行家裡手。而愛國主義和社會主義就是推動群眾運動的兩個基本馬達。要「救國」必須喚起民眾，要干社會主義必鬚髮動群眾。由於政治精英的設計推動，遂使中國近現代史上形成了壹浪高壹浪的群眾運動，其規模蔚蔚壯觀，實為人類史上罕見。廖仲凱和毛澤東都是組織發動農民運動的高手，世稱農民運動大王。毛澤東撰寫了膾炙人口的《湖南農民運動的考察報告》，這篇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階級分析理論撰寫的文章成了大搞群眾運動的經典之作而聞名遐邇。請看毛澤東的神來之筆：「農會在鄉村簡直獨裁壹切，真是『說得出，做得到』。外界人只能說農會好，不能說農會壞。」「農會權力至上，不許地主說話，地主的威風掃光。這等於將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壹只腳。」「土豪劣紳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去滾壹滾。」真是「為所欲為，壹切反常。」這充分說明，群眾運動根本不是什麼「民主」「自由」運動，而是只能說好，不能說壞的運動。「只能說好，不能說壞」，竟成了1949年以後中國大陸的是非標準，助長了大陸幹部隊伍中「為所欲為，壹切反常」的霸道行為，助長了大陸浮夸吹牛強迫命令之風，直接引發了1958年「大躍進」這場禍國殃民的災難，還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鳴鑼開道。所以，中國的群眾運動是典型的極權專制主義運動。如此的群眾運動是福是禍，除了毛澤東，不知還有誰能說得清楚。蔣介石雖然沒有寫出像毛澤東那種聞名遐邇的經典箸作，卻也留下了「喚起民眾」的經典語言。1937年7月7日蘆溝橋變后，蔣介石發表了氣貫長虹的談話：「如果戰端壹開，那就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都應抱定犧牲壹切的決心。」給中國人民，也給世界人民留下了深刻印象。同樣也給他的政治對手毛澤東留下了深刻印象。事過三十年後的壹九六七年九月，毛澤東就曾用蔣介石類似的語言來評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形勢。他說：「全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形勢大好，不是小好。」「形勢大好的標誌是人民群眾充分發動起來了。從來的群眾運動都沒有像這次發動這麼廣泛，這麼深入。全國的工廠、農村、機關、學校、部隊到處都在討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問題，大家都在關心國家大事。」「父子之間、兄弟姐妹之間、夫妻之間，連十幾歲娃娃和老太太，都參加了辨論。」這就是說「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都在辨論文化大革命。所以大搞群眾運動，成了國共兩黨政治精英的共同思維。區別是蔣界石號召的群眾運動，是為了反抗日本侵略，毛澤東搞群眾運動是為了搞階級鬥爭奪取權力，斗整自家人。因為「群眾運動」不太需要思想；而多需要口號、標語、教條和煽動，尤其需要領導和組織。所以中國的群眾運動總是按照政治精英的需要起舞。這樣的群眾運動，結果變成了中國的政治家們運動群眾和耍弄群眾的運動，使群眾沈淪為政治精英爭權奪利的工具。國民黨在這場權力鬥爭的群眾運動中，先在大陸輸給了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後來在台灣又輸給了民進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期間，毛澤東用群眾運動推倒了劉少奇，又取得了壹場權力鬥爭的勝利。可見，在中國群眾運動是政治家們爭權奪利的最重要的手段。因此，毛澤東晚年以無不自豪的神態稱自己壹生做了兩件事：壹是領導群眾打敗了日本帝國主義、推翻了蔣介石的統治；二是發動群眾推倒了劉少奇。字裡行間流露了毛澤東對群眾運動的無限神往。所以群眾運動對歷史的進步發展，究竟有什麼作用，靠嘴巴宣傳是無法論證的，只有讓時間去判斷了。但有壹點是確鑿無疑的，中國二十世紀的群眾運動可謂史無前例空前絕後。不過這種群眾運動並未把中國引導到自由民主的開放社會裡，而是使獨裁專制的政治體制更加根深蒂固，使我國社會仍處封閉狀態之中。

第三，「五四」運動的又壹重大負面影響是，自此以後中國形成了壹個影響深遠而又持久的負麵價值觀念，這就是「救國」高於救個人，這就是犧牲個人的自由去爭國家的自由，犧牲個人的權利去爭國家的權利，犧牲個人的人格去爭國家的人格，這種價值觀念和新文化運動的精神是背道而馳的。眾所周知，新文化運動以前的中國人很少有個人的意識、願望和要求，他們幾千年都是在政權、族權、夫權（指針對婦女的專制權力）和神權等四條大繩索的捆綁之下過日子。自鴉片戰爭后，隨著西雨東漸，自由民主的西方文化開始在中國傳播。興西學、辦洋務、康梁變法和孫中山領導的革命相繼發生，中國人開紿覺醒了。個人意識逐漸萌芽，對自由民主人權的響往日深，1915年陳獨秀和胡適領導發動的新文化運動反映了中國人的這種願望和要求。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內容之壹，是著重個人從舊思想、舊文化、舊制度、舊社會以及士大夫大家庭里解放出來。然而，五四運動里的中國新知識分子的處境是，外有列強侵略，內有軍閥割據混戰。這種情勢使人感到需要壹個強有力的中樞政府。這個中樞政府對外能夠抵禦侵略，對內能夠結束軍閥混戰，完成國家統壹，進而從事大規模現代化的建設工作，藉以將中國從列強的壓迫、國家的內亂、和人民的貧困與落後里拯救過來。而恰恰在此時，卻發生了壹樁嚴重刺激中國人神經的割讓青島予日本的巴黎和會事件，使陳獨秀和胡適領導發動的新文化運動頓時轉向成為「外爭國權，內懲國賊」的救國運動了，。這樣，歷史的陰差陽錯，使本來著重個人從舊思想、舊文化、舊制度、舊社會以及士大夫大家庭解放出來的新思想啟蒙運動，使壹場本來屬於救個人的運動突然變成了「救國」高於救個人的運動了。使主旋律為「自由民主人權和科學」的新文化運動，後來被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表述為「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中華民族的新文化」。「反帝反封建」就是「救國」高於救個人，這是壹種「國家是壹切，個人什麼也不是」的價值觀念，這與「自由民主人權和科學」為主旋律的新文化有本質的不同，它去掉了自由已主人權的重要內容。這是壹種很古老的價值觀念，它是從「部落是壹切，個人什麼也不是」的部落主義價值觀念里羽化出來的。這種部落主義價值觀念經過柏拉圖和其信徒們的精雕細鏤，就成了「國家是壹切，個人什麼也不是」的價值觀念了，成了幾千年國家崇拜和權力崇拜的基石，為世界上大大小小的專制極權主義者和獨裁者捧為至寶，像賈寶玉胸前佩帶的那塊須臾不可離開的石頭。這種價值觀念隨著文藝復興運動的興起，由於受到人文主義價值觀念的強烈衝擊而開紿衰落，在西方文明世界時里早已式微了；但在工業和經濟欠發達的國家裡仍然具有強大的影響力。這種「國家是壹切，個人什麼也不是」的價值觀念，在中國由於「救國」「強國」的需要，被推崇到登峰造極的位置，為「五四」運動以後的國民黨和共產黨共同接受而被熱捧，成為兩黨治理國家的首選價值觀念。北伐戰爭以後，國民黨基本上實現了國家統壹，此時的蔣介石在「救國」高於救個人的旗號下，要求其部下為效忠黨國而殺身成仁。他不允許國人談自由民主、談人權；對人權組織實行嚴厲鎮壓，槍殺了中國人權保障大同盟的負責人楊杏佛，把鼓吹人權自由的知識分子列入暗殺黑名單，連胡適也差點險遭不測。致使胡適對這種侵犯人權、壓制自由的行徑進行了憤怒譴責和申討。他撰文告誡中國人：「現在有人對妳們說：『犧牲妳們的個人自由，去救國家的自由！』我對妳們說：『爭妳們個人的自由，便是為國家爭自由！爭妳們自己的人格，便是為國家爭人格！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壹群奴才建造得起來的！』」胡適的這段話是新文化運動提倡的自由民主科學精神的濃縮延續，和救國高於壹切的「五四」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有明顯不同，這為很多研究「五四」運動的學者所忽略，以致他們把新文化運動合併到「五四」運動中，統稱為「五四」文化，我認為這是不正確的。這段話雖然發自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介紹我自己的思想》壹文中，但其價值光輝直到現在仍不減當年，仍然照耀鼓舞中國人爭人權、爭人格、爭自由。壹九四九年國民黨蔣介石撤守台灣，共產黨毛澤東接管了大陸政權，也繼承了「五四」后形成的「救國」高於救個人的價值觀念。和國民黨蔣介石壹樣，把「國家是壹切，個人什麼也不是」的價值觀念當做首選的治國理念。但是毛澤東和蔣介石不同，他首先從階級分析的理論立場出發，壹方面認定人權、自由、民主的價值觀念是西方資階級的價值觀念，不符合中國的國情，從而打著「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中華民族的新文化」之旗號，對新文化運動宣傳提倡引進的自由民主人權和科學的價值觀念進行全面掃蕩；認定持這種價值觀念的知識分子是民主個人主義者，強行把他們驅趕到美國想在中國搗亂的別動隊里，必須像污泥濁水壹樣把他們蕩滌，使之成為無產階級專政的重要對象。另壹方面則在「救國」高於救個人的價值觀念上，貼上了金光閃閃的馬克思主義標籤而使其光焰萬仗，使國家的公權力處於絕對的支配地位，而個人的權利則完全失去了法律的保護。在取締人權自由民主的價值觀念的過程中，毛澤東也不像蔣介石那樣簡單地訴諸武力，而是用壹場接壹場的群眾運動，製造壹浪高壹浪的政治衝擊波來擠壓人權自由民主的活動空間。五十年代的思想改造、批判胡適、批判胡風、整右派等壹系列大大小小的政治運動，使知識分子人人自危，惶恐不可終日甚於蔣石統治中國的時代。使中國人壹談人權自由民主就色變，使得人權自由民主之價值觀念長時間里在中國銷聲匿跡，這為後來毛澤東整肅彭德懷、劉少奇等壹批黨內異己創造了揮灑自如的空間。毛澤東的這壹系列動作像蔣介石壹樣，都是在「救國」「救黨」高於救個人的旗號下進行的，給中國製造了大動亂，給中國的經濟建設造成了大捐失，給無數的中國人帶來了痛不勝痛的大災難。這充分驗證了胡適的名言：「爭妳們個人的自由，便是為國家爭自由！爭妳們自己的人格，便是為國家爭人格！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壹群奴才建造得起來的！」真是字字珠璣，價值連城，堪屬二十世紀中國人的經典名言。二十世紀中國人的苦難經歷證明了胡適講的話是真理，這是階級分析論無法否定抹煞的真理！

以上的敘述表明，共產黨和國民黨都共同承受了「五四」運動的正反兩方面的遺產。「五四」運動的遺產，集中概括起來就是要「救國」必須「喚起民眾」；而要「喚起民眾」，必須「以俄為師」。這對中國來說，已成了超階級超黨派的認識。這不是某黨派某個人的專利，這是國民黨和共產黨不存在本質著別的重要根據，「以俄為師」的結果，消除了國共兩黨的差別界限。即是國民黨1927年「四·壹二」政變之後宣布反俄反共，但是國民黨通過「以俄為師」的管道所接受到的俄共基因，仍長期深藏在國民黨的肌體內發揮重要作用。就是國民黨退守台灣以後，蔣介石還要求國民黨員學習《辯證法》、《中共幹部教育》、《中共工作領導及黨的建設》、《中共整風運動》等四種書籍，企圖借中共整風的方法，借俄國人的理念使國民黨起死回生。（15）這就更加決定了國共兩黨難以剔除的共同基因。

「以俄為師」是怎樣影響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呢？要發動群眾，必須建立像俄共那樣組織嚴密、意志高度集中和綱領明確的政黨，正如蔣介石所說，「以蘇俄自強自立為師法」，方能「內部鞏固，實力充足自有發展之餘地也。」這始終是國共兩黨的共識，區別只存在於組織的嚴密性和意志的高度集中性，在這方面國民黨遠遠落後于共產黨，最終導致了國民黨在國共內戰中的慘敗。國民黨的失敗並非出於它的目標追求和理念綱領，國民黨的目標追求和理念綱領與共產黨的目標追求和理念綱領並無實質區別。誇大這種差別完全是出於各自宣傳的需要，出於各自權力鬥爭的需要。

「以俄為師」，必須建立強大的武裝，用暴力奪取政權和保衛政權。誠如列寧所說，「政權問題是壹切革命的根本問題。」（16）毛澤東在深刻研究中國革命史之後，發現孫中山和蔣介石視軍隊如生命，看重有軍則有權的原則。因此他認定「孫中山和蔣介石都是我們的先生」，共產黨必須視軍隊為國家的主要成分。誰想奪取國家政權，並想保持它，誰就應有強大的軍隊。國民黨和共產黨，孫中山、蔣介石和毛澤東都認為軍權高於壹切。只要抓牢軍權，壹切便會迎刃而解。因此毛澤東有壹句名言「槍杆子裏面出政權」。而孫中山和蔣介石則是近代中國「槍杆子裏面出政權」的最早的實踐者。槍杆子可以造黨、造幹部、造學校、造文化、造民眾運動，總之，在毛澤東看來，槍杆子裏面可以出壹切東西。那末，強大的軍隊應該歸誰控制呢？在中國的歷史上，軍隊歷來由私人控制。軍隊是皇帝的御林軍。滿清王朝被推翻后，軍隊成了軍閥的武裝，成了山大王的武裝。軍隊由私人掌握，歷來是中國社會的壹大亂源，這是有識之士的共識。蔣介石根據他在蘇俄考察獲得的認識，他於1924年7月24日在對黃埔軍校第壹期學生的演講中明確指出：「妳們要曉得以後的中國的軍隊如果不能受黨的指揮，不能以黨的主義為中心，那是無論什麼軍隊，不能利國福民，只能害國殃民。」（17）在中國是蔣介石最早提出「黨指揮槍」的政治家，比毛澤東在1927年三彎改編時提出的「支部建在連上」和1938年11月6日在《戰爭和戰略問題》壹文中提出的「我們的原則是黨指揮槍，而決不容許槍指揮黨」都要早許多年。「黨指揮槍」，這是蔣介石和毛澤東的終生共識，直到離開人世，他們的思想認識都未上升到軍隊必須國家化的基準上，軍隊始終停留在為壹黨專政服務的水平上。因此，說「黨指揮槍」是毛澤東的發明，與歷史事實不相符。

「以俄為師」,通過暴力創建的政權，究竟是什麼政權？請看列寧在《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壹文中的界定：「專政是直接憑藉暴力而不受任何約束的政權」，「採用暴力手段獲得和維持的政權，是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政權。」這類政權靠軍隊和暴力支撐，軍隊成為最有決定性的力量。不受法律約束的政權可以取代真理，武力能使不正義成為正義，蘇俄政權就是這類政權。「以俄為師」的國民黨和共產黨所創建的政權，也屬於這類政權。眾所皆知，暴力和自由民主是水火不相容的。列寧在《國家與革命》壹文中也承認，「凡是實行鎮壓和使用暴力的地方，也就沒有自由，沒有民主。」因此，以俄為師崇尚暴力的中國國民黨和共產黨，都對自由民主之價值觀念抱極端敵對仇視的態度。壹方面對蘇俄的專制獨裁之價值觀念採取熱誠歡迎和積極吸收的態度；另壹方面對西方自由民主人權的價值觀念，都堅決深閉固拒。對信仰西方自由民主人權價值觀念的知識分子，比如對中國新文化運動的先驅陳獨秀、胡適和蔡元培都被視為危害其政權的洪水猛獸。而新文化運動的旗手陳獨秀，更是成了國共兩黨的眼中釘。1932年10月15日晚，患病在家的陳獨秀最後壹次被捕。被捕后，江西瑞金出版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機關報《紅色中華》，以「取消派領袖亦跑不了，陳獨秀在上海被捕」為標題，幸災樂禍地發表消息。《紅色中華》發表多篇社論，稱「陳獨秀叛黨以後，投降到資產階級去當走狗，充『反共』先鋒。」而國民黨的《中央日報》亦發表社評，宣稱「反對並圖顛復國民黨者，即為叛國。」《紅色中華》指責陳獨秀「叛黨」，《中央日報》指責陳獨秀「叛國」，這充分說明共產黨和國民黨在權力爭奪中持匕首肉搏，但是共同信仰的專制文化價值觀念，又使兩黨配合默契，從而產生了相映成趣的強烈效應。

「以俄為師」的國民黨和共產黨，在建立政權以後的治國方針也相同。國民黨是怎樣治國的呢？請看殷海光的描述：「台灣社會逐漸為泛政治主義所籠罩，政治力量滲透到社會的每壹個層面和每壹個角落。時至今日，政治已經成為社會的壹部引擎。社會的各種活動都得套上這部引擎的帶子，由這部引擎來發動，來支配，於是，政治引擎開向什麼方向，社會就得跟著走向什麼方向，政治引擎發生什麼偏差，社會活動也不能不隨之而發生什麼偏差。」（18）共產黨又怎樣治國的呢？毛澤東說，政治是統帥，是靈魂，「政治工作是壹切經濟工作的生命線」，（19）各項工作都必須服務政治。那末，什麼是政治呢？毛澤東認為，政治是「階級對階級的鬥爭」。（20）而這種階級鬥爭將貫穿于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所以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要念念不忘突出政治，要念念不忘階級鬥爭，要念念不忘無產階級專政。大陸和台灣壹樣，不僅為「泛政治主義所籠罩，政治力量滲透到社會的每壹個層面和每壹個角落」；而且在大陸還進壹步滲透到每壹個人的頭腦里，沒完沒了的思想改造和洗腦，使大陸的中國人成了政治動物，使大陸中國人的頭腦里成了成了兩條道路、兩種思想和兩個階級打架鬥毆的場所，使大陸的中國人終日惶恐不安如坐針毯；使1949年以後的大陸社會所出現的種種偏差，都是政治挂帥的產物，都是「紅」的產物。所以，國民黨和共產黨都靠政治立國，靠政治治國，兩黨都把政治建立在強化思想管制、加強文化統制、推行黨化教育的立腳點上，大搞政治挂帥，大搞意識形態挂帥，權力都高度集中到少數人手裡不受任何監督。政治挂帥本質上是長官意志挂帥，發源於列寧的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的理論原理，其模式是從蘇聯搬過來的，同屬壹黨專政。兩黨政治治國的弊端也相同；不同的是共產黨的政治治國更理論、更系統、更縝密，其後果比國黨還更嚴重。

總之，國共兩黨都崇尚壹黨專政、壹個主義、壹個領袖。它們的政治思想體制完全拷貝蘇俄。世界革命的浪漫主義像根繩索，把兩個誓不兩立的政黨梱綁在壹起。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寫道：「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壹部分」。他認為不管什麼階級，黨派或個人，只要他們反對帝國主義，他們的革命就是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組成部分。蔣介石在赴俄考察期間壹再聲稱：「我們認為，革命的基地在俄國。」「世界革命的中心莫斯科」，「中國的革命是世界革命的組成部分。共產國際代表全世界無產階級的利益，還擔負領導革命的任務。」（21）可見，共同的理想和目標，使國民黨和共產黨成了壹對不能分離的連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