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的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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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的积极意义
由 左翼反共人士 » 2018年8月30日
作者 罗慰年
人可以靠理性和真理来治理。所以我们的第壹个目标是向他开放壹切通往真理的道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有效的道路便是新闻自由。
—— 杰斐逊，《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人
2018年两会，修宪取消国家主席限期和国家主席、副主席等壹干最高领导人的出炉，想不到被红蓝斗的壹个白眼轻易盖过。有人称新闻发布会上梁相宜对张慧君的白眼是“天使的神眼”，并以《天使的神眼》为题作诗壹首：
曾经的她，/像壹只多变的喜鹊，/以首席记者的角色，/多次在大会鸣放出美言。
曾经的她，/像壹个期待临幸的妃子，/终于壹朝被圣上握住了小手，/触电的感觉，不可描述。
然而，壹个白眼？/不！壹个天使的神眼，/将这只喜鹊击落。/网络瞬间让她网落！
如今的她，/变成撸起裙子加油干的丑小鸭，/成为世人皆知的优秀妓者。
台下的表演，台上的作秀，/看似天衣无缝的配合，被偶然的白眼，/不，天使的神眼，/让世人透视了。
这是上帝的杰作，/天使的神眼！
《天使的神眼》用诗歌的方式，表述中国两会的最本质的问题：谎言政治和虚假新闻。它提供了观察中国问题的壹个最真实的视角—天使的视角，这就是，以如同上帝公正和天使纯真的眼光，审视中国严重的谎言政治和假外媒和虚假新闻的真实现象。
中国的新闻，在缺乏宪政民主制约的政治环境中被严重扭曲；于此同时，中国的现实政治在缺乏新闻自由监督的背景下，也被严重扭曲。政治与新闻的双扭曲，互为因果；政治扭曲了新闻，新闻扭曲了政治。 扭曲是当下中国政治和新闻的基本特征。 于是，壹个国家面对谎言政治和虚假新闻的哈哈镜，国家认知也被彻底扭曲。在壹个扭曲的社会，没有什么是真的。假作真时真亦假。
壹个国家，必须有新闻自由，才能威慑官员，使得政府官员不作恶；才能制约政府，使得政府必须惩罚作恶的官员。2012年10月25日，美国《纽约时报》以发表该报驻上海首席记者张大卫(David Barboza)关于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家族20年积累了27亿美元巨额财富的事件。随后，《纽约时报》网站在中国遭到封锁，所有相关报道遭到了查禁。《纽约时报》驻中国记者不延长签证。2013年4月15日，这篇报道获得2013年度普利策新闻奖的国际报道奖。 这种政府官员公然作恶，并滥用国家法律掩饰恶行，在壹个新闻自由的国家难以发生。即使发生，作恶者也会承担相应后果。
壹个国家，只有在新闻自由的条件下，政治、经济和文化以及社会心理状况的真实面貌才能比较客观被展示出来。没有新闻自由，就没有真相；新闻自由的自由度多大，真相的真实度就多大。没有真相，社会的真实面貌就永远云山雾罩；看不清社会真相，社会管理就处在混吨状态。中国社会阶层严重分化，严重对立的固化不平衡的事实，就永远被掩盖在社会认知的偏见之中。
《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人杰斐逊在1804年的壹封信件中指出：“人可以靠理性和真理来治理。所以我们的第壹个目标是向他开放壹切通往真理的道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有效的道路便是新闻自由。”
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壹党制国家。从美国多党制的现实，壹些人批评中国的壹党制下的固化不平衡社会的社会矛盾，把焦点集中在缺乏新闻自由。记者无国界组织公布的2013年180个国家新闻自由度排名中，中国位列第175。2017年，全球被关押的记者总人数达到262人的历史新高。土耳其是监禁记者人数最多的国家（73人），中国排在第二位（41人）。
遗憾的是，即使在美国这样的国家，新闻自由也可能遭到具有极端思维的掌握权力的人破坏。美国总统川普频繁地在壹切场合攻击CNN和纽约时报的”假新闻”。纽约时报的发行人A G. Sulzberger与川普進行了会谈，讨论所谓假新闻泛滥的问题。Sulzberger说：虽然川普说的“假新闻”并不真实甚至有害，把记者贴上人民公敌的标签给记者带来潜在的生命危险，是对美国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价值观的侵蚀。“我不介意妳批评纽时，但妳对整个新闻界的攻击对整个国家是有害的、甚至是危险的。” 因为，没有新闻自由，就没有美国真实的、真正的宪政。川普不仅在攻击新闻媒体，而且在破坏美国宪政的基础—新闻自由。
2018年1月，总部设在美国纽约的保护记者委员会（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CPJ）以调侃方式为压制新闻自由的国家领导人“评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被该组织评为在严控媒体方面最严厉的领导人，美国总统川普则获颁“破坏全球新闻自由整体成就”奖。川普获奖，是回应他对美国新闻媒体的抨击，同时敦促美国领导人不能继续忽视对中国等国家新闻自由的关注。 从美国新闻自由的现实，人们批评中国政府对媒体和因特网的审查和控制。用横向对比的眼光看国家，我们看到的是问题重重；用发展的眼光看国家，对于中国目前的问题，会有更深刻的历史视角。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在《普世价值的民主》（Democracy as a Universal Value）把中国1959-1962大饥荒灾难归因为“缺乏媒体自由”。他通过观察历史，得出壹个重要结论：“在恐怖的世界饥荒史上，从来没有任何壹个具有媒体相对自由的独立民主国家发生过严重饥荒。”假如有自由媒体，那么饥饿从开始就会被报道和注意，民选政府会迫于公众压力而采取各种措施，从而避免发展成饥荒和灾难。
缺乏媒体和新闻自由也使得大饥荒的过程、成因和结果不能广为认识。目前，关于大饥荒的书才11种。它们是：《大饥荒》（冯客）《大饥荒口述实录》（牛牛）《大劫难：1959-1962年四川荥经大饥荒纪实》（童梓平、吴阿宁）《大跃進—大饥荒：历史和比较视野下的史实和思辨》（宋永毅、丁抒编）《中国的大饥荒》（彭尼•凯恩）、《墓碑》（杨继绳）《大饥荒：1959－1961年的中国人口》（曹树基）《圣殿：1959-1961信阳大饥荒沈思录》（张向持）《信阳事件》（乔培华）《寻找大饥荒幸存者》（依娃）和《麦苗青菜花黄：大饥荒川西纪事》（东夫）。
新闻自由的功用当然不限于某种事件通过新闻传播被关注上。极权国家从来不缺乏获得真实信息的渠道和手段。问题不在于真实的新闻是否能否通达到最高决策者，而在于极权社会必须通过信息的扭曲掩盖政权的决策失误，也就是说，他们是故意利用新闻不自由作为统治手段，至于这种统治手段是否给政权带来长远的危害，并不在当权者考虑之中。
新闻管制是极权国家管理社会的有效手段。在苏联，苏维埃政权成立后，最早公布的法令是1917年的11月9号公布《新闻出版法》。列宁认为，现在有人反对苏维埃政权，好多报纸都反对我们，我们必须采取措施。对报刊的处理包括罚款，将当事人驱逐出境等等。到1921年就变成军事监督，属于军事检查。所有的报刊都要检查，是不是泄露国家机密，泄露军事机密。
在中国，新闻管制甚至到了连壹些隐晦的意见表达也不允许的地步。2017年底，在中国壹脱口秀节目《恶毒梁欢秀》上，壹名男子坐在舞台上，缓缓道出2017年最烂新闻，幼儿园虐童事件、杭州保姆纵火案、教科书式老赖、江歌案、大火灾以及由此引发的清查出租屋行动。这名男子随后说出这样壹段话：“第壹名，2017年7月13日，在这壹天，是北京申奥成功16周年，这条新闻最烂的是，好多人根本不知道这天发生了什么。” 说完后，男子走下舞台，留下壹张空凳。这个脱口秀暗示2017年7月13日，被中国当局以“煽动颠复政权罪”判处11年监禁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在关押期间因罹患癌症去世。2012年诺奖委员会为他举行的颁奖仪式上，由于他在狱中无法亲自领奖，主办方特地设置壹张空椅子。从此，“空椅子”成为刘晓波的象征。这期视频上线后不久就立即下架。
没有新闻自由，固化不平衡社会内部发生的壹切问题，都被掩盖，小问题变成大问题，大问题变成灾难。没有新闻自由的国家，走在壹条通往社会矛盾积累的“堰塞湖”不能疏通的灾难之路上。这也是朝代社会和极权社会必然走向瓦解的重要原因。中国壹向没有真正的言论自由，在19大后，改开后人民获得的非常有限的“言论自由”遭到前所未有的钳制。84岁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2018年8月1日晚在家中接受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访问，评论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出访的非洲”大撒币”外交”，他的观点无非是“中国有大量穷困人口…我们有必要去国外大撒币，充阔佬吗？”在节目直播时，被8名公安硬闯家门带走，过程被节目直播，孙文广喊了壹句”我有我的言论自由！”后，话筒就此挂掉。主持人无奈地对观众说：“大家听到实况了吧，这就是中国目前的人权状况。”
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是文明社会的共同的准则。2016年7月7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访问北京时表示，繁荣的公民社会和自由的媒体是中国发展的核心。全世界都在期待中国给予人民完整的发言权，让中国人民能在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和中国的经济发展相辅相成。环境活动人士和维权律师等“是社会進步和经济目标的催化剂”，他们和自由独立的媒体配合，能加强政府问责，帮助政府不断進步，提升政府在人民眼中的地位。
践行新闻自由才能推动新闻自由。新闻自由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每壹个公民用公民社会的标准行动践行的结果。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说：“在谎言遍地的时代，讲真话就是革命的行动！” 公民社会的标准之壹，就是言论自由和讲真话。米奇尼克也说：“（公民社会）它建立在后极权制度的行动哲学上面。为什么是后极权的？因为权力仍然是全面控制的，但是社会已经不再是，社会已经是反对极权的，它在反抗和创建自己独立的机构，其结果导向壹个我们称之为公民社会的某种东西，即托克维尔意义上的公民社会。这就是我们试图做的：建立公民社会。” 公民社会，建立在讲真话的基础上。公民社会的行动哲学是形成这种社会的基本要求。
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评论前苏联时说：“在我们国家，谎言已不仅属于道德问题，而是国家的支柱。”谎言是极权主义国家的政治基础，真话是瓦解极权主义社会的利器。沈勇平说，“极权体制下，民众的权利被剥夺，成为无权者。无权者的权力，就是说真话。”如果说极权主义国家是用谎言堆集的壹座雪山，真话就是让雪山崩溃的小雪球。正如哈维尔所说：“没有任何人能够预测壹个随意形成的小雪球有朝壹日居然会引发雪崩。” 真话汇集形成的雪球，如果足够大，必然引发极权主义制度雪崩。
人可以靠理性和真理来治理。所以我们的第壹个目标是向他开放壹切通往真理的道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有效的道路便是新闻自由。
—— 杰斐逊，《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人
2018年两会，修宪取消国家主席限期和国家主席、副主席等壹干最高领导人的出炉，想不到被红蓝斗的壹个白眼轻易盖过。有人称新闻发布会上梁相宜对张慧君的白眼是“天使的神眼”，并以《天使的神眼》为题作诗壹首：
曾经的她，/像壹只多变的喜鹊，/以首席记者的角色，/多次在大会鸣放出美言。
曾经的她，/像壹个期待临幸的妃子，/终于壹朝被圣上握住了小手，/触电的感觉，不可描述。
然而，壹个白眼？/不！壹个天使的神眼，/将这只喜鹊击落。/网络瞬间让她网落！
如今的她，/变成撸起裙子加油干的丑小鸭，/成为世人皆知的优秀妓者。
台下的表演，台上的作秀，/看似天衣无缝的配合，被偶然的白眼，/不，天使的神眼，/让世人透视了。
这是上帝的杰作，/天使的神眼！
《天使的神眼》用诗歌的方式，表述中国两会的最本质的问题：谎言政治和虚假新闻。它提供了观察中国问题的壹个最真实的视角—天使的视角，这就是，以如同上帝公正和天使纯真的眼光，审视中国严重的谎言政治和假外媒和虚假新闻的真实现象。
中国的新闻，在缺乏宪政民主制约的政治环境中被严重扭曲；于此同时，中国的现实政治在缺乏新闻自由监督的背景下，也被严重扭曲。政治与新闻的双扭曲，互为因果；政治扭曲了新闻，新闻扭曲了政治。 扭曲是当下中国政治和新闻的基本特征。 于是，壹个国家面对谎言政治和虚假新闻的哈哈镜，国家认知也被彻底扭曲。在壹个扭曲的社会，没有什么是真的。假作真时真亦假。
壹个国家，必须有新闻自由，才能威慑官员，使得政府官员不作恶；才能制约政府，使得政府必须惩罚作恶的官员。2012年10月25日，美国《纽约时报》以发表该报驻上海首席记者张大卫(David Barboza)关于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家族20年积累了27亿美元巨额财富的事件。随后，《纽约时报》网站在中国遭到封锁，所有相关报道遭到了查禁。《纽约时报》驻中国记者不延长签证。2013年4月15日，这篇报道获得2013年度普利策新闻奖的国际报道奖。 这种政府官员公然作恶，并滥用国家法律掩饰恶行，在壹个新闻自由的国家难以发生。即使发生，作恶者也会承担相应后果。
壹个国家，只有在新闻自由的条件下，政治、经济和文化以及社会心理状况的真实面貌才能比较客观被展示出来。没有新闻自由，就没有真相；新闻自由的自由度多大，真相的真实度就多大。没有真相，社会的真实面貌就永远云山雾罩；看不清社会真相，社会管理就处在混吨状态。中国社会阶层严重分化，严重对立的固化不平衡的事实，就永远被掩盖在社会认知的偏见之中。
《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人杰斐逊在1804年的壹封信件中指出：“人可以靠理性和真理来治理。所以我们的第壹个目标是向他开放壹切通往真理的道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有效的道路便是新闻自由。”
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壹党制国家。从美国多党制的现实，壹些人批评中国的壹党制下的固化不平衡社会的社会矛盾，把焦点集中在缺乏新闻自由。记者无国界组织公布的2013年180个国家新闻自由度排名中，中国位列第175。2017年，全球被关押的记者总人数达到262人的历史新高。土耳其是监禁记者人数最多的国家（73人），中国排在第二位（41人）。
遗憾的是，即使在美国这样的国家，新闻自由也可能遭到具有极端思维的掌握权力的人破坏。美国总统川普频繁地在壹切场合攻击CNN和纽约时报的”假新闻”。纽约时报的发行人A G. Sulzberger与川普進行了会谈，讨论所谓假新闻泛滥的问题。Sulzberger说：虽然川普说的“假新闻”并不真实甚至有害，把记者贴上人民公敌的标签给记者带来潜在的生命危险，是对美国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价值观的侵蚀。“我不介意妳批评纽时，但妳对整个新闻界的攻击对整个国家是有害的、甚至是危险的。” 因为，没有新闻自由，就没有美国真实的、真正的宪政。川普不仅在攻击新闻媒体，而且在破坏美国宪政的基础—新闻自由。
2018年1月，总部设在美国纽约的保护记者委员会（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CPJ）以调侃方式为压制新闻自由的国家领导人“评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被该组织评为在严控媒体方面最严厉的领导人，美国总统川普则获颁“破坏全球新闻自由整体成就”奖。川普获奖，是回应他对美国新闻媒体的抨击，同时敦促美国领导人不能继续忽视对中国等国家新闻自由的关注。 从美国新闻自由的现实，人们批评中国政府对媒体和因特网的审查和控制。用横向对比的眼光看国家，我们看到的是问题重重；用发展的眼光看国家，对于中国目前的问题，会有更深刻的历史视角。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在《普世价值的民主》（Democracy as a Universal Value）把中国1959-1962大饥荒灾难归因为“缺乏媒体自由”。他通过观察历史，得出壹个重要结论：“在恐怖的世界饥荒史上，从来没有任何壹个具有媒体相对自由的独立民主国家发生过严重饥荒。”假如有自由媒体，那么饥饿从开始就会被报道和注意，民选政府会迫于公众压力而采取各种措施，从而避免发展成饥荒和灾难。
缺乏媒体和新闻自由也使得大饥荒的过程、成因和结果不能广为认识。目前，关于大饥荒的书才11种。它们是：《大饥荒》（冯客）《大饥荒口述实录》（牛牛）《大劫难：1959-1962年四川荥经大饥荒纪实》（童梓平、吴阿宁）《大跃進—大饥荒：历史和比较视野下的史实和思辨》（宋永毅、丁抒编）《中国的大饥荒》（彭尼•凯恩）、《墓碑》（杨继绳）《大饥荒：1959－1961年的中国人口》（曹树基）《圣殿：1959-1961信阳大饥荒沈思录》（张向持）《信阳事件》（乔培华）《寻找大饥荒幸存者》（依娃）和《麦苗青菜花黄：大饥荒川西纪事》（东夫）。
新闻自由的功用当然不限于某种事件通过新闻传播被关注上。极权国家从来不缺乏获得真实信息的渠道和手段。问题不在于真实的新闻是否能否通达到最高决策者，而在于极权社会必须通过信息的扭曲掩盖政权的决策失误，也就是说，他们是故意利用新闻不自由作为统治手段，至于这种统治手段是否给政权带来长远的危害，并不在当权者考虑之中。
新闻管制是极权国家管理社会的有效手段。在苏联，苏维埃政权成立后，最早公布的法令是1917年的11月9号公布《新闻出版法》。列宁认为，现在有人反对苏维埃政权，好多报纸都反对我们，我们必须采取措施。对报刊的处理包括罚款，将当事人驱逐出境等等。到1921年就变成军事监督，属于军事检查。所有的报刊都要检查，是不是泄露国家机密，泄露军事机密。
在中国，新闻管制甚至到了连壹些隐晦的意见表达也不允许的地步。2017年底，在中国壹脱口秀节目《恶毒梁欢秀》上，壹名男子坐在舞台上，缓缓道出2017年最烂新闻，幼儿园虐童事件、杭州保姆纵火案、教科书式老赖、江歌案、大火灾以及由此引发的清查出租屋行动。这名男子随后说出这样壹段话：“第壹名，2017年7月13日，在这壹天，是北京申奥成功16周年，这条新闻最烂的是，好多人根本不知道这天发生了什么。” 说完后，男子走下舞台，留下壹张空凳。这个脱口秀暗示2017年7月13日，被中国当局以“煽动颠复政权罪”判处11年监禁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在关押期间因罹患癌症去世。2012年诺奖委员会为他举行的颁奖仪式上，由于他在狱中无法亲自领奖，主办方特地设置壹张空椅子。从此，“空椅子”成为刘晓波的象征。这期视频上线后不久就立即下架。
没有新闻自由，固化不平衡社会内部发生的壹切问题，都被掩盖，小问题变成大问题，大问题变成灾难。没有新闻自由的国家，走在壹条通往社会矛盾积累的“堰塞湖”不能疏通的灾难之路上。这也是朝代社会和极权社会必然走向瓦解的重要原因。中国壹向没有真正的言论自由，在19大后，改开后人民获得的非常有限的“言论自由”遭到前所未有的钳制。84岁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2018年8月1日晚在家中接受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访问，评论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出访的非洲”大撒币”外交”，他的观点无非是“中国有大量穷困人口…我们有必要去国外大撒币，充阔佬吗？”在节目直播时，被8名公安硬闯家门带走，过程被节目直播，孙文广喊了壹句”我有我的言论自由！”后，话筒就此挂掉。主持人无奈地对观众说：“大家听到实况了吧，这就是中国目前的人权状况。”
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是文明社会的共同的准则。2016年7月7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访问北京时表示，繁荣的公民社会和自由的媒体是中国发展的核心。全世界都在期待中国给予人民完整的发言权，让中国人民能在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和中国的经济发展相辅相成。环境活动人士和维权律师等“是社会進步和经济目标的催化剂”，他们和自由独立的媒体配合，能加强政府问责，帮助政府不断進步，提升政府在人民眼中的地位。
践行新闻自由才能推动新闻自由。新闻自由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每壹个公民用公民社会的标准行动践行的结果。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说：“在谎言遍地的时代，讲真话就是革命的行动！” 公民社会的标准之壹，就是言论自由和讲真话。米奇尼克也说：“（公民社会）它建立在后极权制度的行动哲学上面。为什么是后极权的？因为权力仍然是全面控制的，但是社会已经不再是，社会已经是反对极权的，它在反抗和创建自己独立的机构，其结果导向壹个我们称之为公民社会的某种东西，即托克维尔意义上的公民社会。这就是我们试图做的：建立公民社会。” 公民社会，建立在讲真话的基础上。公民社会的行动哲学是形成这种社会的基本要求。
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评论前苏联时说：“在我们国家，谎言已不仅属于道德问题，而是国家的支柱。”谎言是极权主义国家的政治基础，真话是瓦解极权主义社会的利器。沈勇平说，“极权体制下，民众的权利被剥夺，成为无权者。无权者的权力，就是说真话。”如果说极权主义国家是用谎言堆集的壹座雪山，真话就是让雪山崩溃的小雪球。正如哈维尔所说：“没有任何人能够预测壹个随意形成的小雪球有朝壹日居然会引发雪崩。” 真话汇集形成的雪球，如果足够大，必然引发极权主义制度雪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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