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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曾节明

2018年8月27日，“天安社”成员刘海龙驾宝马与骑电动自行车者于海明发生碰撞，刘海龙竟下车对于拳打脚踢，并拿出刀砍向对方，于海明愤怒反击，反将刘海龙捅死。
事发后，江苏昆山警方明显在上级压力下，壹百八十度地改变了企图严惩于海明地态度，戏剧性地宣布于海明行为属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
但同时，中共当局彻底否认刘海龙与黑社会有关。而讽刺的是： 刘海龙死前仅五个月，还曾获得中共昆山警方颁发的“见义勇为”奖，而这个见义勇为的“义士”生前劣迹斑斑，因刑事犯罪至少五次被抓，坐牢刑期超过十年。

中共当局无论是上级，还是昆山当局，都拼命否认刘海龙的黑社会身份？因为壹旦承认刘海龙的黑社会身份，中共与流氓黑社会的上下级关系，中共政权以黑社会治国的邪恶面目，就会曝光于天下了。



中共利用黑社会维护统治，是“改革开放”的必然产物，八十年代邓小平在有关香港黑社会问题上就指示：“黑社会也有爱国的”，中共开始笼络香港黑社会，打压香港民主势力，为己服务；胡温时期，中共在全国疯搞以血腥强拆、强征为标志的房地产大跃進，各色流氓黑社会，全面充当了“强拆”、“强征”的流氓打手，这标志著中共以黑社会治国的全面登场。

中共以黑社会治国，其实是意识形态破产后的必然产物。在共产党的那壹套越来越没人信的情况下，只能越来越多地诉诸蛮不讲理的暴力镇压，而有些太过赤裸的“脏活”，由军警直接出面太难看，于是只能由“爱国的”黑社会出面。
因为军警大部分来自良民，虽然可以利益驱动于壹时，但是要让军警经常干连文盲都瞒不住的事情，军警的士气就会很低落，这对中共就是致命的危险。
由黑社会“维稳”，既容易推脱罪责，又可以在事情闹大时，抓几个替罪的编外人士，以平民愤，甚至收欺世盗名之功。
由于共产党的脑残意识形态，越来越蒙不住人，所以政权，就愈来愈需要暴力镇压来维持，但是镇压若全靠军警，不仅有损士气，费用也太高，而部分地依靠“爱国”黑社会，则可以节省大笔维稳开支，因为黑社会依靠对百姓商家放贷、收取“保护费”等盘剥为生，无须中共发工资，真正实现了“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其实，“爱国”黑社会的角色，其实就和中共监狱看守所中的牢头狱霸壹样，同属中共的编外下级。中共警方壹贯通过牢头狱霸，实现维稳整人之目的，尤其是而每当牢头狱霸“过火”激出事端时，又装模作样地发起“严打”牢头狱霸地整治行动，斩几个倒霉鬼祭旗，但是，牢头狱霸的角色决不可少，中共警方就是牢头狱霸的后台，这就是“牢头狱霸”现象“屡禁不止”的根本原因。
与“爱国”黑社会壹样，牢头狱霸靠盘剥同囚犯人为生，并不需要中共发工资。


“天安社”名义上多次被取缔，却始终强势存在，证明了它的牢头狱霸属性：在中国连独立的黑社会都不可能有，只有“爱国”的黑社会。
“天安社”纹身男刘海龙，在狱中是牢头狱霸，出来后也是中共国这个大监狱的牢头狱霸，他很势利也很卑鄙，通过与中共达成壹种“孝敬”与“听话”的默契，来换取对弱势大众的作威作福特权。
象刘海龙这样的“爱国”好汉也很可怜：别看“强拆”、“强征”、殴打访民的事，他事事当先，威风八面，有若常山赵子龙附体。当“事情闹大”时，就会被党老大的“龙哥”无情抛出来替罪，只能象死狗壹样地趴在地上，双手握拳，浸透的血衣凝结成黑色。

夏俊峰和于海明正当防卫的壹死壹生天壤结局，其实是注定了的：夏俊峰杀的是公务员城管，属“自己人”；于海明杀的是黑社会天安社，属编外人，性质是不同的。
这也反映出：在中共眼中，“爱国”黑社会不过是可以利用的编外野狗而已，它们就这么可怜。

于海明之没事，许多人乐观地以为这是舆论压力地结果，这实在是谬以千里。试问：若事涉统治利益，中共何尝向舆论压力让过步？夏俊峰案的舆论压力大不大？夏俊峰照样枪毙。象刘海龙遭反杀这样轰动全国的大案之处理，没有习近平的指示是不可能的。习近平抛弃刘海龙的选择，是中共的常规选择，而不是什么進步。


昆山警方突然变得“文明”的唯壹原因，是习近平要“整治”壹下牢头狱霸，以“打黑”的面目，向着毛共式的极权社会倒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