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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邓嗣源

“劳苦大众翻身解放、当家作主”，作为壹种口号，曾经激励过壹代代的青年；作为壹种假象，已被事实无情地揭穿；作为壹种信念，已在很多人心中演灭。

但是，种种问题总还牵绕在人们的心头，难道，劳苦大众不该“翻身解放”？劳苦大众不应“当家作主”？难道，劳苦之命运不可改变？弱者之屈辱无法扭转？

我们身处分化的社会，却又必须结合成为整体；我们身处竞争的社会，却又必须互相帮助合作；怎样才能使分化而竞争的社会趋向有序和谐？如何才能让弱肉强食得到有效的遏制，让处于弱势者维护其做人的尊严？

近二、三百年，经历过壹场又壹场的充满腥风血雨的革命，1789到1794年、1848年、1871年、1917年、1911到1949年，1966到1976年，等等等等，难道这是社会成员之间无谓的互相杀戮？它们给人类带来的重大而宝贵的教训是什么？

本文试图从社会分化的角度，探究现代民主的意义。现代民主，指的是自洛克以后的三百多年来生长、成熟起来的那种民主，跟古代希腊的民主除了名称以外少有相同之处。

壹，社会的分化

社会成员在其拥有的财富、地位、名声、权力等等方面是有差异的（以下简称为差异），把这些差异按高低粗略地分出若干等级，相应地把社会成员分为若干阶层、阶级，从分化的角度来观察、分析、研究社会，这就是“社会的分化”所指的意义。

在自古以来留下的文字中，人们可以无数次地看到有关社会分化现象的论说，以下所举，仅九牛壹毛而已：

儒家的孔子、孟子、荀子，把人分为上下、尊卑、贵贱、智愚；君子、小人；劳心者、劳力者；仕者、耕者，等等。

孔子曰：“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又道：“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论语》）

荀子说：“人何以能群？曰：分。”（《王制篇》）又道：“故先王案为之制礼义而分之也，使有贵贱之等，长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荣辱篇》）所谓“分”即指社会成员的分化。

到了近代、现代，社会分化现象仍然存在。

卢梭写道：“如果我们用壹种冷静的、客观的眼光来看人类社会的话，它首先显示出来的似乎只是强者的暴力和弱者的受压迫；于是我们的心灵对某壹部分人的冷酷无情愤懑不平，而对另壹部分人的愚昧无知则不免表示惋惜。”（《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指社会成员分化为强者和弱者、富人和穷人。

马克思说：“到目前为止的壹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共产党宣言》）指社会成员分化为阶级。

意大利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帕累托认为，人民可以分为两个阶层：壹是低等阶层，即精英以外的阶层，二是高级阶层即精英阶层。

现在人们描述社会分化的现象时所用的词语，常常有：精英与大众（或庸众），强者与弱者，富人与穷人，上流社会、中产阶级、底层社会，等等。

从过去看到现在，再预见将来，恐怕人们都会认同以下结论：社会分化现象永远存在。之所以得出这个结论，壹方面是因为，社会分化作为壹种事实，从过去到现在都存在着；另壹方面是因为，人们从道理上认识到，社会分化现象在将来也无法消除。这些道理，至少可以分以下几点来加以说明：

壹，每个社会成员都谋求更多更高的财富、地位、名声、权力等等，这是人的本性，就像人要吃要睡那样无法消除，也可理解为这是人类谋求生存和发展的本性，如今，也是得到广泛认同的“天赋人权”。

二，谋求生存和发展必须获取所需资源，包括自然及社会的、或物质及精神的，但这些资源永远是有限的，甚至是稀缺的，因此，社会成员谋求生存和发展的努力必定导致竞争（伴随以合作），肯定或认同“天赋人权”，也就肯定或认同“天赋竞争之权”；

三，竞争（伴随以合作）的壹种途径，通过积极付出（勤劳和智慧）参与竞争（伴随以合作），以获取所需资源，可以称之为良性竞争，这是每个人自身与外界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

四，竞争（伴随以合作）还有壹种途径，采用暴力、欺骗等侵害他人的手段参与竞争（伴随以合作），以获取所需资源，可以称之为恶性竞争，这也是个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

五，不管是良性还是恶性的竞争途径，都是个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这个过程的结果及结果的累积，必然导致每个人获取的资源有所不同，也就决定了每个人所拥有的财富、地位、名声、权力等等有所差异。由于每个人天生的生理、心理特质，诸如体质、外貌、胆量大小、意志强弱、智力高低、承受痛苦困难的能力、积极進取的活力等等都不同，且每个人所处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都不同，那么必然的，每个人与其所处环境的相互作用之结果也都不同。由此，每个人必然都是独特的，任何二人终有差异，世界上永远找不到两个相同的个体。每个人谋求生存和发展的起点、途径、过程及其结果都不可能相同。

以上这些理由，使人们认识到，社会成员之间的差异、竞争（伴随以合作）导致的社会分化现象是永远存在的。说到差异，还应该补充说，这是生命的本质，就如平衡壹样；差异能使基因有所变化以更适于生存，差异能让植物开花结果，让动物繁殖；差异是自然的属性，人为可以在程度上改变它，以趋于人们认为是适度的平衡，但不能消除它；谁宣称“消除差异”，必定将制造出更极端的差异，来掩盖或压制原有的差异，以制造出“消除差异”的假象。

本文沿用帕累托的方法，把社会成员分为两个阶层，其壹称之为精英强者，其二称之为大众弱者。

社会分化作为壹个事实是无法消除的，同样，社会分化造成的资源不平等占有状态，作为壹个事实始终存在着；这种状态就是：就社会总体而言，少数的精英强者总是拥有大多数的财富，而多数的大众弱者总是拥有少数的财富。在这方面，帕累托的研究成果，令人信服。帕累托观察、分析了不少国家的财产分布情况，例如，在1906年意大利的20%的人口拥有80%的财产，帕累托研究这种状态后得出的结论是：“同壹个分配的公式适用于壹切社会”，“在英国、爱尔兰、德国、意大利甚至秘鲁这些经济条件不同的国家中，效果差不多是壹致的。”这壹状态，也可以这样来表述：总是少数精英强者占据优势，而大众弱者总是处于劣势。在二十世纪，有些国家的统治者曾经竭力标榜“劳苦大众翻身解放、当家作主”，而大量事实的暴露终于使人们看清楚，在这些国家中，少数精英强者占据优势、大众弱者处于劣势的事实，不但始终存在着，而且这种状态愈来愈趋于极端，严重阻碍著社会的進步。

尽管以上所说的现象始终存在、无法消除，但是这不等于说，对社会的多数人而言，劳苦之命运永远不可改变，弱者之屈辱永远无法扭转。

二，社会分化与社会矛盾

社会成员之间存有差异而造成分化现象，对社会产生的影响既有好的壹面又有不好的壹面。

人们通过勤劳和智慧而得来的成果，特别是创造性的成果，不但给社会带来更多的物质及精神资源；而且通过交换，也使创造者本人得到来自社会的更多回报。社会成员之间的差异，激励人们去参与这类活动，从而推动了人类文明的進步。所谓文明的進步，是指这样壹种趋向，即使愈来愈多的人更能够实施其谋求生存及发展的权利，使愈来愈多的人享受到更好的生活质量。在相宜条件下，差异、竞争、社会分化可成为推动社会進步的动力。

但社会分化又必然造成众多社会矛盾，这些矛盾都可能被激化，特别是总有些人采用不正当的手段侵害他人的行为，将使矛盾加剧为激烈的冲突，如果得不到妥善处理，就导致社会的动乱或战乱，造成社会的变革或崩溃。虽然差异、竞争、分化、矛盾等等是无法消除的，但人类的勤劳和智慧，在推动社会文明進步的同时，还在不断努力探索理念和办法，即怎样才能使这些社会矛盾得以缓和、避免激化以及实现良性竞争的理念和办法。

社会分化导致的社会矛盾比较复杂，马克斯.韦伯以及社会学的冲突理论学者，对此早已有大量论述。本文只是从两大阶层（精英强者和大众弱者）这种观察的角度来讨论这些社会矛盾，着重在对社会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以下三个方面：其壹，即精英强者与大众弱者两个阶层之间的矛盾；其二则是精英强者之间的矛盾；其三，是以上这两大矛盾的交叉。

先说两个阶层之间的矛盾。大众弱者对精英强者可能会抱有钦羨或敬仰的态度，精英强者可能对大众弱者抱有同情或扶助的态度，由此二者之间形成良善的关系。精英强者对大众弱者的歧视、侵害和欺压，则引起大众弱者的不满、仇恨和抗争，由此形成二者之间的矛盾关系。矛盾可能激化，并导致暴力冲突。这类冲突虽然也可能表现得激烈甚至残酷，但其结果，壹般来说总是暂时平息。原因有多种，其主要原因，壹是，这类大众弱者的抗争涉及的范围和目标，大都局限于某个狭窄的地区，仅仅以改善自我生活状况为目标，如果没有很好的组织、策动、谋划，不会形成跨地区的联合行动，也不会提升到以社会改造或政治变革为目标的运动，抗争的力度和持久性都有限。二是，精英强者占有足够的资源来对付这类抗争，当精英强者利用掌握的政府权力时，尤其是这样，他们可以竭尽威逼利诱之能事，他们有足够的金钱收买打手和写手，他们在使用暴力及稍作让步之间显得游刃有余。不过，虽然壹般说来这类抗争的结果是暂时平息，但只要精英强者对大众弱者的歧视、侵害和欺压没有得到有效遏制，这类抗争会持续不断地发生，并发展到更多地区、涉及更多人口，由于连锁和累积的效应，力度和持久性都将强化。如精英强者被迫作出某些让步，矛盾可能趋于缓和，如矛盾继续趋向激化，并且跟精英强者之间的矛盾发生交叉，这时就可能导致社会性的大动荡，对社会的演变产生重大影响。

精英强者之间的矛盾，譬如在官场、商场、名利场等领域争权夺利的矛盾和冲突，壹般情况下涉及的地区或人员不多，争夺的目标也局限于某个领域，多数情况下，以妥协、让步或通过仲裁、壹方认栽等为其结果，虽然有时也可能表现出妳死我活般激烈，但对于整个社会的影响不大。当精英强者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以争夺最高权力为目标，冲突各方都利用大众弱者来壮大力量时，将形成矛盾交叉的局面，牵连到全国很多的地区及人口，这就可能导致社会性的大动荡，对社会的演变产生重大影响。

所谓上述两大矛盾的交叉，其最主要和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壹部分精英强者借助和利用大众弱者的力量，与另壹部分精英强者争权夺利，或者说双方都借助和利用大众弱者来争权夺利。这时，参与矛盾冲突的对阵情况是，以某些精英强者带领着壹群大众弱者为壹方，以另壹些精英强者带领着另壹群大众弱者为另壹方；这里面，既有双方阵营中精英强者之间的矛盾，又有大众弱者与对方阵营的精英强者之间的矛盾,呈现出两大矛盾交叉的状态。当这种阵势的矛盾冲突以最高权力为争夺目标时，波及到广大地区及人口，就造成了社会性的大动荡，对社会的演变产生重大影响。在这样壹种阵势的矛盾冲突中，各方的精英强者为了借助和利用大众弱者的力量，除了采取暴力和欺骗等手段外，都会推出各自的思想、理论，進行思想鼓动。在野的壹方，往往以谋求公平、正义为旗帜（还如：替天行道），利用并煽动大众弱者对在朝精英强者的不满和仇恨；在朝的壹方则以保卫国家利益、家乡或家族利益为名义，利用大众弱者的愚忠和盲从。没有大众弱者的参与，精英强者之间这类争权夺利无法展开；没有大众弱者日益频繁而激烈的抗争，这类对阵的态势也无法形成。進而言之，引起社会大动荡、大演变的矛盾冲突，必定会呈现出社会矛盾交叉的状况。

人们可以发现，运用“交叉”的视角和方法来观察、分析社会矛盾及冲突，将能更为令人信服地解释人类社会演变的历史，或者说，由此而得到的认识将更符合有关历史记载中的事实。熟悉中国历史的人们，从流传至今的大量文字中看到，那里记载着大量的事件，描述著社会成员之间有组织的互相杀戮，这些事件往往在双方（或起初是多方，后演变为双方）阵营之间展开，每壹方都由少数精英强者带领着壹大群大众弱者，双方争夺的目标是最高权力，在整个事件中，大量生命、财产（主要是大众弱者）遭到毁灭，同时也导致社会的重大演变。这些历史记载描述的状况，正是社会矛盾交叉呈现的状况。当然，从这些记载中也可看到，这类事件并没有改变如下事实：总是少数精英强者占有优势，而大众弱者总是处于劣势。

由此，应该说，马克思关于历史就是壹个阶级推翻另壹个阶级的历史之说法，不符合记载的历史事实。因为，在历史记载的事实中，争斗的双方都有不同阶层的社会成员参与，单从表面现象来看就可以发现，那些在争斗中面对面相互拼杀的，正是处于大众弱者同壹阶层的成员；而争斗的结果，既没有改变精英强者与大众弱者两阶层的分化状况，也没有改变精英强者占优势、大众弱者处于劣势的状况。也应该说，帕累托关于历史就是“贵族”（精英强者）继往开来的历史之说法，也是片面的；因为，没有大众弱者对精英强者的抗争，就无法形成巨大的可以跟当权精英强者对抗的力量，在野的精英强者也就无法借用和利用这股力量，没有大众弱者的参与，他们无法去担当“继往开来”的事业，没有大众弱者，精英强者无法书写历史。

创造历史的是“人民”，这“人民”包括精英强者和大众弱者，这“人民”是分化了的社会成员，分化的“人民”在永不停息的竞争（伴随以合作）中造成种种矛盾及其交叉，上演出历史的壹幕壹幕，当这些矛盾加剧并激化，而且演变成争夺最高权力的冲突时，就导致社会的大动荡或大变革，即所谓天下大乱。

三，两种类型的理论

人与人的差异和竞争，社会的分化与矛盾冲突，伴随着无数血泪和苦难，构成了人类社会演变的重要方面。成千上万个生命被毁于壹旦，辉煌的文明成果被付之壹炬，这类惨烈的灾祸，在历史上曾经壹现再现，有时会连绵百年甚至更久。人类的理性从不停顿地思考着，怎样处理社会的分化和矛盾？怎样才能使社会矛盾得以缓和、避免激化，怎样才能让竞争纳入和平的良性的轨道？

理性，使人们的思考在以下这壹点上得到共识：社会成员必须联合起来，制定公共的规则（法律），用公共的力量来保证规则的实施，只要大多数人能遵循规则，将使社会成员的公共生活及相互竞争处于有序和可控的状态，将能避免社会矛盾的激化。这壹共识也可表述为：建立壹种制定法律及执行法律的框架，或称之为“政治体制”。但问题是，该制定怎样的规则（法律）？由谁来制定规则（法律）？由谁来掌握并行使公共的力量？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们对这些问题有着不同的思考和回答，随着历史的演進和文明的发展，人类的理性逐步成熟，出现过若干彼此相异的理论。

本文先举出两种类型的理论，简略地着重讨论壹下，它们在处理由差异、竞争、分化而产生的社会矛盾这壹方面有何异同。

第壹种类型，就如，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儒家理论。

孔子的理想，就是要恢复周朝制度下的那种社会，其政治制度是天子统治下的等级制，思想道德则以忠孝为本，强调“正名”，社会成员分成等级，个个安守并忠于本分，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臣对君要忠，子对父要孝，谁破坏这个规矩，就绳之以法、弑之其身。孔子认为，周朝的后期，天下大乱，原因就在于，诸侯要夺天子的权和利，大夫要夺诸侯的权和利，小人要夺君子的权和利。所以必须严格实施周朝的道德法规及其制度，使“乱臣贼子惧”。

说“乱臣贼子惧”这话的，是同样身处于天下大乱之年代的孟子，他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又道：“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滕文公章句下》），他要继承孔子的思想，立志以统壹天下为任。他说道：“不以仁政，不能奔驰天下”（《离娄章句上》）。所谓“仁政”，简而言之就是“耕者九壹、仕者世禄”（《梁惠王章句下》）。孟子把社会成员分为两大等级：“仕者”或“君子”或“劳心者”为壹个阶层，“耕者”或“野人”或“劳力者”为另壹阶层。二者的关系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或者说：“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滕文公章句上》）。所谓“仕者世禄”即指王公大臣“世卿世禄”，世代相传。孟子还仿照周朝的模式提出爵禄的具体等级，王公分为五等（天子、公、侯、伯、子与男），朝廷分为六等（君、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各等级所得俸禄，均有相应规定。所谓“耕者九壹”，即按“井”字状把壹里见方的土地壹分为九，八户耕者各得其壹为“私田”，剩下壹份为“公田”，公田的产出供作王公仕者的俸禄，八户合力先种好公田，名曰“先公后私”。如此壹来，“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滕文公章句上》），庶民耕者不饥不寒，王公仕者世卿世禄，两个阶层各守本分，二者相安无事，世代相传，天下太平！这就是孟子继承孔子的理想所要建立的社会制度。为了维护这种制度，必须建立君父的绝对权威，确保忠孝为本的礼法制度，孟子认为，无君无父，是禽兽，属乱臣贼子。有人说，孟子的《仁政》之核心是“仁爱”，即“爱民”，其实，孟子所说的“民”就是指“耕者”或“野人”或“劳力者”，是为了保证王公大臣的俸禄，世世代代在田间劳苦耕作的被奴役者。

荀子继承、发扬孔子思想，并作出详尽的论述。社会、国家何以组成？天下何以大乱？道德、法规、制度何以产生？天下何以奔驰？荀子壹壹作出回答，他说：“人何以能群？曰分”（《王制篇》）。这里的“群”即指组成社会、国家，“分”即指社会分化，荀子认为，“分”是组成稳定的社会、国家的必要条件。关于“分”的原理及其实施办法，在荀子的多篇著作中都有论述，这里仅举三段文字。他在《富国篇》中写道：“无君以制臣，无上以制下，天下害生纵欲，欲恶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则必争也。……离居不相待则穷；群而无分则争。穷者，患也；争者，祸也。救患除祸，则莫若明分使群矣。”在《王制篇》中写道：“分均则不偏，执(势)齐则不壹，众齐则不使。”（意思是，资源就那么多，要均匀分配，不可能普遍实行；势均力敌，相互对峙，不可能达到统壹，成为壹个整体；人人平等，没有等级差别，谁都不听谁，无法驾驭和统治）。他接着写道：“执位(即等级)齐，而欲恶同，物不能淡(足够)，则必争。争则必乱，乱则穷也。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贫、富、贵、贱之等，足以相兼临者，是养天下之本也。”在《礼论篇》中写道：“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从这几段文字中，可看出以下几层意思：壹是，所谓“分”，就是指分出君臣，分出上下，分出富贫，分出贵贱，等等；不但分出等级，而且“足以相兼临”（“兼临”即制约的意思），即“君以制臣，上以制下”，壹级制约壹级，下级顺服上级。只有这样才能组成稳定的社会和国家，否则天下大乱。二是，乱是由竞争造成的，竞争有其根源，即“人生而有欲”、“欲多”或“纵欲”，但“物寡”或“物不能淡”。用现今的话说，就是人人都谋求生存和发展，但供以满足的资源却是有限甚至稀缺，不可避免要相互争夺，争则乱。三，要解决乱的问题，必须从根源着手，节制“欲多”或“纵欲”，对人的欲求“度量分界”，换言之，必须将社会成员谋求生存和发展的权利按大小高低划分界线，再具体地说，就是将社会成员谋求财富、名声、地位和权力的欲求，按大小高低划分界线、形成等级，分出富、贫、贵、贱，要求每个社会成员坚守等级界线，不得超越。节制了人的欲求，也就可以把争夺、冲突及其混乱控制在有限的范围内。由此，形成壹种人人遵循的社会秩序，于是天下太平。四，如何才能让每个人都坚守等级界线呢？办法是“足以相兼临”，即君制臣，上制下，上壹等级制约下壹等级，下壹等级顺服上壹等级，那个人要想超越等级界线，要想造反，即当乱臣贼子处之，必绳之以法、弑之其身。从荀子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到，他的确继承并发展了孔子创建的儒家理论。

由上可知，儒家理论是如何处理社会的分化和矛盾的？就是建立起壹种制定法律及执行法律的框架，建立起壹种政治体制，这壹框架、这壹政体就是专制统治与等级制。等级制是指：对社会成员谋求生存和发展的权利，按大小高低划出界线分成等级，有的等级维持温饱，有的等级可发财或升官发财，有的等级是王公贵族，等级制的尖端是君主皇帝，他拥有制定、执行法律的最高权力。专制统治是指：由壹个皇帝（壹个领袖）、壹个朝廷、壹统思想（壹个主义）实施集中的专断的统治。具体地说，就是以君制臣，以上制下，决不容许“反制”，君主皇帝的最高权力、地位以及上级的权力、地位不容竞争、不容挑战、不容反对，谁造反，千刀万剐。这壹框架、这壹政体必须配置以忠孝为本的思想道德体系，不容“争鸣”、不容挑战、不容反对，谁若反对，人人喊打。按照儒家理论所设计的以等级制为骨架的专制政治体制，其实质是，只允许少数精英强者拥有特权，保证他们实施谋取财富、权力、地位、名声的权利，同时剥夺或遏制其它阶层社会成员谋取财富、权力、地位、名声的权利；其理论依据是：人之“欲多”或“纵欲”,与“物寡”或“物不能淡”产生不可克服的矛盾，这决定了人与人之间必然要相互竞争，只有对人的欲求“度量分界”，才能控制竞争，维护稳定的社会和国家。至于什么样的人应该划在什么样的等级，儒家理论也作出大量论证，那又是另壹个大题目，本文难以涉及。

第二种类型，就如，由卢梭开创，经由马克思加以“科学化”、又经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发展”、后人称之为“马列主义”的那种理论。

马列主义虽然对卢梭有所批判，但却继承并发展了卢梭思想的主要方面。本文不可能对卢梭和马列主义的理论作更多的论述，仅仅围绕如何处理社会分化和矛盾的问题列举它们的相通之处。譬如，卢梭指出，人类社会的历史“显示出来的似乎只是强者的暴力和弱者的受压迫”，指出社会成员分化为强者与弱者，并声称要清除强者所建立的政治制度，为全体人民谋幸福；马列主义指出：“到目前为止的壹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指出社会成员分化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把强者与弱者的对立修改为阶级的对立，并声称要推翻剥削阶级所建立的政治制度，为全体人民谋幸福。又譬如，卢梭提出，要建立消除社会分化、实现人人平等的社会，那是美好的社会；马列主义提出，要建立消灭阶级、消灭差别的共产主义社会，那是美好的社会。再譬如，卢梭提出，要剥夺每个人的“绝对生存”，每个社会成员必须把自己的财产和壹切权利上交给国家，归国家所有，再由国家按“生存需要”分配给每个人，不允许发财致富；马列主义提出，要剥夺私有财产，实行公有制，个人的生活资料由国家分配，大致保持均等水平，杜绝壹切谋求更高水平的观念和企图，发财致富的思想和行为是剥削阶级的思想和行为，属批判和取缔之列。再譬如，卢梭宣称，“公意”体现了人民“全体壹致”的意志，代表了人民的最大利益和全体的最大幸福；马列主义宣称，共产主义体现了全体人民（也是世界人民）争取解放、平等和正义的共同意志，代表了人民根本的、长远的利益。卢梭把“公意”说成是永远不变的、普遍的、至高无上的理性存在；马列主义自诩为正确反映社会的客观规律，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唯壹真理。还譬如，卢梭提出，要确立“公意”的绝对权威，谁反对，就对他采取迫使的手段，包括流放、驱逐、判刑、处死；马列主义提出，要确立共产主义（马列主义）的绝对权威，谁反对，谁就是反革命、“修正主义”，按敌人处置，实施无产阶级专政，包括流放、驱逐、判刑、处死。还譬如，卢梭指出，为了实现“公意”的绝对统治地位，只有依靠壹个人物即“立法者”，这是洞察并把握“公意”的、神明般的、非凡的、具有最高智慧的人物；马列主义指出，为了实现共产主义，只有依靠由伟大的马列主义者作为领袖的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在卢梭的壹个领袖、壹个主义后面再加上壹个政党。卢梭虽然禁止党派，但稍有政治经验的人都懂得，他所设计的政治体制单靠壹个“立法者”是万万撑不住的，必须有壹批人，去执行“迫使”的手段，去从事灌输“公意”的事宜，去收取、管理上交的财产，去分配生活资料，等等，这些人当然是那些崇拜和忠于“公意”的人，否则这个政治共同体壹天也无法维持；而马列主义则把忠于共产主义的人组成为壹个政党。

从以上列举的卢梭和马列主义的相通之处，可以看出，之所以把它们看作为同壹类型的理论，是因为在如何处理社会分化和矛盾的问题上有其共同的特点，其壹，主张消除社会分化，消除差异，这正好与第壹种类型理论针锋相对，后者主张把社会分化固定下来。其二，主张把社会成员谋求生存、发展的权利限制在大致均等的水平，用平等来遏制竞争；这也跟第壹种类型理论针锋相对，后者认为，应该把把社会成员谋求生存、发展的权利按大小高低加以区分、划成等级固定下来，从而控制竞争，避免社会矛盾的激化。其三，即主张由壹个领袖、壹个主义、壹个政党实施集中的专断的统治；在这壹点上，却与第壹种类型理论有相同之处，后者主张由壹个皇帝、壹个朝廷、壹统思想实施集中的专断的统治。

由上可见，两种类型的理论，在如何处理社会分化和矛盾的问题上，其观点和思路是正好相反的，但是，它们所设计的制定法律及执行法律的框架，即它们所设计的政治体制，却在本质上是相同的。这是为什么？值得人们去深思，而且由此我们将取得壹个重大发现。

这壹重大发现是：两种类型理论的观点和思路表面上看来针锋相对，实质上却有相同之处：它们都主张要实施剥夺和压制，而且它们要剥夺、压制的是同壹种东西，那就是：人的谋求生存和发展的权利。第壹类型理论要剥夺和压制的，是大众弱者的这壹权利，只允许大众弱者实现其谋求生存的权利（甚至这壹权利也无法实现），不允许实现其谋求发展的权利，却保护少数人谋求发展的权利，即谋求发财、做官、富贵荣禄的权利。第二类型理论要剥夺和压制的，是所有人（剥夺者除外）的发展权利，即所有人谋求更多更高的财产、名声、地位、权力的权利。该理论的宗旨是要建立没有分化、没有差异的美好社会，为此，首先要剥夺剥削阶级的壹切财产和权利，并压制其“妄想复辟”的思想和行为；与此同时，被“解放”了的非剥削阶级，他们终于可以实现谋求发展的权利（不仅仅是生存的权利），可以谋求更多的财产、地位、名声、权力等等，这种思想和行为壹旦滋长开来并逐步得逞，将产生连锁反应，形成恢复差异和分化的社会趋势，这等于宣告该理论的破产。所以，第二种类型理论由于其自身的逻辑，为了确保社会成员生存条件的均等状况，必然要剥夺和压制每个社会成员（剥夺者除外）谋求发展的权利，即谋求更多财产、名声、地位、权力的权利，也就是要杜绝壹切谋求超越平均水平的观念和企图。

由此可见，按第二种类型理论的主张，所要剥夺和压制的对象，远远多于第壹种类型理论；为了时刻不断地实施这种剥夺和压制所建立的专制统治，必须比第壹种类型理论更加严厉、更加强硬、更加彻底。同样，由此还可以推知，当第二类型理论主张的平等状态不再保持或不再存在时，则它与第壹类型理论的差别就缩小以至不再有差别，二者就殊途同归了，这就解释了当今中国出现的如下现象：在共产党号召并实现了“少数人富起来”的时候，共产党就开始从儒家思想体系寻找维护统治的精神支柱。

四，历史的经验教训

以上两种理论已经失去了昔日的光辉，按两种理论建立起来的专制政体，也已经度过了全盛时期，而吸取社会演变的历史经验教训逐步发展起来的第三种类型理论，却愈来愈得人心，成为世界潮流，那就是现代民主的理论。

现代民主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吸取了社会演变的历史经验教训，其中包括了对上述两种理论的实践结果的观察、思考。所谓“实践结果”就是指专制政体逐渐衰落的事实，不管是君主专制政体还是共产党专制政体都趋于衰落的事实。所谓“观察和思考”就是反思它们趋于衰落的原因。对此，本文不可能全面论述，仅仅就如何处理社会分化和矛盾这个问题，从某壹角度作些反思。

按上述两种理论建立起来的专制政体趋于衰落的事实，历史已经告诉人们，这里无需赘述。它们衰落的原因有多个方面，其主要原因之壹，是它们不能妥善处理社会的分化和矛盾，不但无法缓和、反而激化这些矛盾。这对于第壹种类型理论及君主专制政体而言，壹般说来人们容易理解，那种政体把社会分化加以固化和强化，维护少数精英强者谋求生存和发展的权利，剥夺、压制大众弱者谋求生存和发展的权利，必然导致大众弱者的抗争，压制和抗争相互激化，某些精英强者利用抗争的力量去争夺最高权力，等等，在这种社会状态下，社会矛盾当然无法缓和，激化的条件始终存在，社会的动乱、战乱难以避免。这壹类型理论及建立的政体不得人心，是现代人容易理解的。但是，第二类型理论有着极大的欺骗性，至今仍有不少人还看不透它；这些人的脑子里还装着很多似是而非的观念，这些观念也正是该理论持有者用来为自己套上光环，并用来灌输给人们的，所以，也正是需要我们進行反思的内容。

反思之壹：人的“绝对生存”是可以剥夺的吗？

什么是“绝对生存”？这是卢梭所用之词，他写道：“最善于使人非自然化的、最能抽除人的绝对生存并把自我转移到共同体之中的社会制度，才是最好的社会制度。”他还写道：“良好的社会制度是善于改变人性的制度，它剥夺人的绝对生命，赋予他以相对关系的生命。”（《爱弥儿》第壹卷）

卢梭把“个别意志”称之为“绝对的、天然独立的生存”（《社会契约论》第壹卷第八章）所以卢梭说的剥夺“绝对生存”，就是指剥夺人的“个别意志”。为什么要加以剥夺？他说，因为“个别意志”不断地在反对“公共意志”，或者说，个别利益不断地在反对公共利益，这“将会造成政治共同体的毁灭”（《社会契约论》第壹卷第八章及第三卷第十章），也就是说，将导致卢梭要创建的以“公意”为绝对权威的社会走向毁灭。

在马列主义者那里，要剥夺的东西换成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或“自我意志”；追求发财和名利的思想和行为，都是“万恶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之表现，之所以是“万恶的”，是因为据说那是人类壹切罪恶的根源，是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不但要剥夺个人主义和自我意志，而且要批倒批臭，否则，劳动人民将“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共产主义事业将毁于壹旦。在中国，特别在“文革”期间，做得最彻底，口号是“狠斗私字壹闪念”。

第二类型所要剥夺和压制的，不管是“个别意志”还是“个人主义”，实际上，就是每个人谋求自我保存和自我发展的意志，与此相对应的，也就是谋求生存和发展的权利。卢梭的这句话说的很对：即“个别意志”是“绝对的、天然独立的生存”。这是千真万确的，个别意志的存在是绝对的，没有条件的，不可能被扑灭；它是天然的，是人的天然本性，不可能被剥夺；它是独立的，不可能是等同划壹的。每个人从出生的那壹刻就开始拥有并显现出这种意志，只有死亡才能剥夺这种意志。每壹个人身上所有的细胞、肌肉、骨胳、神经、血管、器官，这壹切，每时每刻都在为张扬这壹意志、为实现这壹权利而努力工作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就产生了“天赋意志”或“天赋人权”的概念。所谓“天赋”就是指，它既不是人为可以产生、也不是人为可以剥夺。对于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的不同个人而言，这壹意志和权利实现的状况是不同的，每个人的起点、过程及结果是不同的，不过，这指的是每个人实现人权的状况，而就每个人拥有这壹意志和权利而言，是“天赋”的且是共同的。如今中国有些“著名学者”及其跟随者，声称“人权”是随不同的时代和社会而有所变化的，要否定“天赋人权”这壹概念，只能表明他们实在是不懂得这壹概念的涵义。

每个人都力图保存自己所拥有的物质的、精神的生命，每个人都力图发展自己物质的、精神的生命，这包括身躯、财富、劳动成果、自由、尊严、喜好、偏好、想法、思想、名声、荣誉、地位、权力等。所谓发展，就是指在原来拥有的基础上力图实现更多更好的物质及精神的生命。人的这种意志和权利是无法剥夺的，是不可压制的，任何人要想剥夺和压制他人的这种意志和权利，必定会遭遇抗争。

每个人所要追求的这壹切，必需占有资源，包括自然的和社会的资源，物质的和精神的资源。而这些资源总是有限的，甚至是稀缺的，于是，“天赋意志”、“天赋人权”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竞争。竞争的方式，归纳起来就是两种：壹种是，按照公认的规则，在公正、平等的环境下，凭着勤劳和智慧的付出而获得资源，这是良性的竞争方式，之所以是良性的，是因为这种方式并不剥夺或压制参与竞争的各方的权利，能得到绝大多数人的认同或默认，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及文明的進步。另壹种是，用不正当手段剥夺他人的权利，剥夺他人的劳动成果，侵害他人以获取资源，这是恶性的竞争方式，必将激化矛盾冲突，导致残酷斗争。共产党人所使用的就是这种恶性的竞争方式，他们之所以要剥夺他人的意志和权利，目的只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意志和权利，他们之所以要压制他人的发展，目的只是为了保证自己的发展，不可能有其它的目的，更不可能是为了被剥夺、被压制者的意志和权利。共产党人主张剥夺，偏偏不剥夺自己；他们在剥夺个别意志、个人主义的时候，正是在实施著自己的意志和权利；他们在批判谋求发财、名利、权力的思想和行为的时候，自己正好身居高位，手握绝对权力，名利双收，动用国家财产，享受比他人高过几十倍、几百倍的生活水准；他们将持有不同思想和政见者划作敌人无情打击的时候，正好把自己的思想装饰成“唯壹的”真理，把自己打扮成真理的化身；他们从不放松地对财富、名声、地位和权力的谋求，从不懈怠自我保存和自我发展的努力。共产党人口口声声说为了“劳苦大众翻身解放、当家作主”，实际上，他们是要利用劳苦大众抗争的力量，去“自我发展”，夺取最高权力；当地主资本家被打倒以后，他们就“发展”成为远比地主资本家更有权力、更有势力、更有财力、更有地位的壹伙人；当地主资本家被剥夺以后，他们就开始剥夺劳苦大众，剥夺所有百姓自我发展的意志和权利。共产党人与所有普通人壹样，怀有自我保存和自我发展的意志，所不同的是他们图谋通过恶性竞争的方式来实现他们的自我意志，他们创造的、向他人灌输的理论，什么共产主义，什么人人平等的美好社会，什么解放全人类，只是用来欺骗劳苦大众的诱饵，也是作为剥夺和压制他人的借口，当然也是用来掩盖他们自我意志的烟幕。

由上可见，第二类型理论跟第壹类型理论壹样，主张剥夺和压制天赋人权，而且更为极端，所以，它们都遭到了同样的命运。人们可以从中得到壹条重大的历史的经验教训：天赋人权不可剥夺，凡是主张剥夺天赋人权的政治理论及其政治体制，必定导致对抗和冲突，导致社会矛盾的激化和交叉，导致社会的动乱、战乱和衰败。要建立和谐、稳定的社会，必须建立这样的壹种政治体制：能够切实维护每个社会成员的人权，即自我保存、自我发展的权利，也包括自由竞争的权利；能够切实维护良性竞争的规则；这种体制所要制止的，是侵害他人的行为，是剥夺、压制他人的行为，是恶性竞争的方式。

反思之二：社会分化现象是可以消除的吗？

第二类型理论告诉人们，消除社会分化、消除差异、消灭阶级、人人平等的社会,是实现了真正的公平和正义的社会，因而是最美好的社会。果真如此？事实是什么？事实是，持该理论者即共产党所统治的国家里，无壹例外地出现了壹个特权阶层，壹个由共产党高官组成的特权阶层。这壹事实，似乎现今的人们都看清楚了，但很多人以为，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官员比较清廉，官民之间比较平等，这种说法与事实不符。笔者曾亲历很多实情，这里举出壹件：六十年代笔者曾去过上海警备区付司令员的家（但在门口被卫兵挡住），在淮海中路西端的壹幢带花园的洋楼。他家的保姆是我妹妹的奶妈，来电要我去看她，就在大门外谈了壹会儿。据她说，东家有勤务兵，分管警卫、开车、后勤、厨房、保健、日常杂务等，她是专门做点心的。如此的生活水平，连当年的房主资本家也比不上。同样在那年代，我访问过壹位曹姓女学生的家，她父母在菜场工作，家住长宁路西端壹条弄堂口，搭建的不满十平方米的小房内，挤着她壹家三代七口人。其实，这种人与人之间有着极大差距的状况，在当时中国的各个城市普遍存在。

由共产党高官组成的这个特权阶层，他们对其管辖的百姓拥有生杀大权，他们的实际生活水平比百姓平均水平高出几十倍乃至几百倍，他们对百姓的思想、道德、信仰及文化生活拥有控制权。历史上任何壹个社会里，都没有出现过上述这样壹个阶层，其成员可以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道德、实际生活等各个领域里，都占有绝对性的特殊权威，共产党统治下的社会所出现的分化是有史以来最极端的分化。这些事实，令人信服地揭露出该理论的欺骗性；这些事实，也告诉人们，人的差异、社会的分化是不可能消除的。喋喋不休宣称要消灭阶级和分化的共产党人，自己制造了新的分化。谁要消除社会分化，必须制造出更极端的分化。

就“人人平等”这句话而言，不可泛泛而谈，必须有所指，所谓“人人生来平等”，即指天赋人权人人平等；天赋人权不得侵害、不可剥夺，在这壹点上必须实现人人平等。但是，每个人实现其权利的状况，即起点、过程及结果都不同，有差异，在这壹点上不可能实现人人平等。因为每个人的先天性条件不可能相同，后天所处的环境不可能相同，所以每个人谋求生存和发展的状况不可能相同，每个人所得到的财富、名声、地位、权力不可能等同。就“不平等现象”而言，也不能泛泛而谈，不能壹概采取否定态度，必须区分不同情况，有些“不平等”的现象是合理的。试问，壹个积极付出勤劳和智慧的人，跟壹个懒于付出勤劳和智慧的人，他们应该得到同样的回报，获取相等的资源吗？谁都会回答：不应该！这是不公平的！那么，假若懒于付出的人要求得到同样的甚至更多的回报，获取同样的甚至更多的资源，如何才能达到目的？必须用强迫的手段，用剥夺的办法，用恶性竞争的方式。所以，问题不在于差异或不平等本身，而在于是什么造成了差异和不平等，壹种是正常的良性的竞争造成的结果，另壹种是恶性竞争造成的结果，这两者必须区分清楚。

这就是说，以下两个方面都应该加以维护：壹方面，等同地维护每个人谋求自我保存、自我发展的权利，另壹方面，维护每个人通过良性竞争获得的不等同的结果。前者，说“等同”，是指“自我发展”的权利的“等同”，只要是人，不管男女、种族、贫富、智愚、强弱，都同样拥有这权利，并同样得到维护，不容剥夺，不可压制。后者，说“不等同”，不管是谁，所获得的更多更高的财产、名声、地位、权力，只要是良性竞争的结果，都同样得到维护，不容剥夺，不可压制。这“等同”与那“不等同”二者之间是相壹致的，有着必然的联系。“等同”的自我发展的权利，通过良性竞争予以实现，必然得到“不等同”的结果。如果每个人的发展结果是等同的，就无所谓个人发展，也不可能是个人发展的结果，只能是外界的力量即其它人为的力量之结果；由壹部分人剥夺、压制其他人的权利，而标榜得到人人平等的结果，那是骗人的谎话，那其实就是恶性竞争。

第二类型理论所主张的，正是这种恶性竞争。他们标榜的人人平等，就是要使每个人的发展达到均等的状况，那就必须剥夺和压制壹切谋求高于均等水平的意志和权利。只要有剥夺和压制，就必须有剥夺者、压制者，以及被剥夺者、被压制者，这就是恶性竞争，这两种人之间的关系必定不平等，社会的分化现象必定日益加剧。制造出如此极端的分化和不平等，致使社会矛盾激化、冲突加剧，导致人民的普遍不满，正是第二类型理论及其政体的必然结果。

由此，人们得到又壹条重大的历史经验教训：对于宣称要消除差异、消除分化、实现人人平等的理论，必须识破它的欺骗性，必须严加警惕，壹些极端坚持该理论的人，其目的是企图用恶性竞争的方式剥夺他人以实现他们自我发展、争夺天下的雄心。要建立和谐、稳定的社会，必须建立这样的壹种政治体制：这壹政治体制，不但必须能够平等地维护人权，同时能够维护通过良性竞争获得的不等同的结果，包括财产、名声、地位、权力等等。

反思之三：社会分化造成的矛盾是无法调和的吗？

第二类型理论告诉人们，人类社会的历史，是强者和弱者对立和斗争的历史，是阶级之间对立和斗争的历史，由社会分化所造成的社会矛盾是无法调和的，只有消除社会分化才能消除对立和斗争，才能实现和谐稳定的美好社会。既然无法调和，那就只有用暴力、强制的办法来解决问题，用更严厉的对立来遏制对立，用更残酷的斗争来遏制斗争，这种理论不能使社会趋向和谐与稳定。

个人的差异和社会的分化，必然导致人与人的对立和斗争，这是人类社会无可回避的现实，因为，天赋人权，也即意味着天赋予人参与竞争的权利，有竞争就会有对立和斗争。历史的教训使人们认识到，社会的分化既不能固化或强化，又不能消除；对立与斗争既无法消除，又不能加以强制性的遏制。剩下来，只有壹条道路：良性竞争，调和矛盾。

然而，在人类社会的历史记载中，充满了人间的丑恶、争斗与罪祸，使得不少名人学者有依据有理由支持专制政治体制，主张树立绝对权威，以此来遏制丑恶、争斗与罪祸。霍布士把人类的自然状态描绘成“战争状态”，然后提出专制政治理论，卢梭继而把社会状态描绘成“战争状态”，然后提出专制政治理论，就是这些名人学者的代表人物。洛克则与他们相反，他的学说，引导人们按另壹条思路去想问题：人类组成社会、国家并设立政府，应该而且可以通过和平的协商的方式来实现，社会矛盾应该而且可以调和，良性竞争应该而且可以维护。洛克为论证这种“和平的协商的方式”，从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提出了充分的依据。洛克的论述开辟了壹条道路，沿着这条路，现代民主开始成长、成熟，并且如今已经成为世界潮流。

洛克的论述中的很多观点，至今仍然是现代民主的重要观念，这里讨论其中与本文有关的几点：

壹是，组成社会和国家的成员，是平等的、自由的、独立的个人；个人与个人之间，财产不均等、利益不相同、意见有分歧，不但存在差异，存在竞争，存在矛盾，而且存在相互侵害的现象，社会和国家就是由这样的个人联合起来结合而成的。这种观念，把组成社会的每个个体，既看成是“等同”的，又看作为“不等同”的，就“平等的、自由的、独立的个人”而言，每个人是等同的，就财产、利益、意见等而言，每个人是有差异的。这种观念，把“天赋人权”与“实现人权的实际状况”，加以区分，不能因为人们实现其人权的状况不等同，而否定人人平等地拥有人权，主张把人分为固定的等级，这是第壹种类型理论的观点；也不能因为天赋权利人人平等，而否定人们实现其人权的不等同状况，把每个人改造成为财产均等、意志统壹、思想划壹的个体，这是第二种类型理论的观点。

二是，关于平等、自由、独立的观念，平等不是指没有差异，而是指，在以下方面人人生而平等：人人皆有自我保存、自我发展的意志和权利；在不侵害他人的前提下人人皆可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去参与竞争，以求生存和发展，亦即人人皆自由；人人皆有独立之人格，人人皆有个人之尊严。“生而平等”的意思，即这是“天赋”的，是自然给予的，是人的本性所在，是不可剥夺、不可压制、不可侵害的，否则必然引起抗争。在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下，自我保存、自我发展的意志，使每个人都成为具有独特身心的个体，所谓“自我保存、自我发展”，实际上就是“保存”这种独特性并“发展”这种独特性，世界上不可能存在两个完全相同的个体，每个人都具有独立人格，这也是自然的结果，所有企图抹杀、否定、压制、歧视人的独立人格，必然招致抗争。

三是，由平等的观念，引伸出正义和仁爱的观念：人是有理性而且遵从理性的，人们运用理性得出壹点共识，即不得侵害他人。每个人都会懂得：因为天赋人权人人平等，任何人没有任何理由侵害他人，自己也同样不得侵害他人；他人不得用强制的方式索取于自己，自己也不得用强制的方式索取于他人；自己欲求他人的善待，就必须善待他人，等等。不得侵害他人及善待他人的观念，使人们愿意承担维护正义和仁爱的义务。

四是，人类历史中有很多事实说明，虽然人与人之间有差异、有竞争，但只要坚持不得侵害他人的原则，可以出于自愿、同意、默认，通过协商的和平的途径，建立有序的共同生活。社会矛盾激化的原因，不在于人人都谋求发展，不在于差异和竞争，而在于侵害他人的恶性竞争，在于侵害他人以牟取利益而造成的差异。第壹及第二两种类型的理论的共同点，就是错误地认为社会矛盾激化的根源，在于差异和竞争，他们主张剥夺壹些人或所有人（剥夺者除外）谋求自我发展的权利，以此控制竞争或消除差异和竞争。实际上，差异和竞争的存在，对于人类社会的進步有重要作用，问题是如何建设和平的、良性的竞争环境，这类建设的实践，从来没有停止过。货币的出现和流通，是最有说服力的事实之壹。使用货币進行交换，使有些人可以积累和增加私有财产，使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和竞争趋于扩大，但是，货币却不但能在任何地域以内、而且在不同地域之间和平地流通开来，这表明，货币得到了广泛的认可，这只有在人们的自愿、同意或默认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货币的出现和流通，把每个人的生产、消费活动联结起来，构架成大范围的共同的经济活动，这表明，在还没有出现法律的情况下，尽管存在着差异和竞争，但是人们已经能够建立起共同的经济生活的公共规则。究其原因，是货币的使用和流通，建立在不侵害他人的良性竞争的基础上。

五是，在政治生活中，在组成政治共同体的过程中，在建立国家、政府以及制定法律的过程中，虽然个别成员之间财产不均等、利益不相同、意见有分歧，但也可以通过协商的和平的途径联合起来结合成为壹个整体，那就是在平等的基础上，按照多数原则达成壹致遵循的决定的这种途径。多数原则，是自然的、理性的、得到最广泛认同的原则。组成共同体的首要条件是，必须确定壹致遵循的共同规则（法律）及执行规则的权威机构。但是由于成员间的分歧，使得全体壹致同意的情况无法实现，只能在多种意见中选择壹种意见，作为全体壹致遵循的意见。根据哪些因素来选择？根据持某种意见者的强弱？贫富？智愚？性别？种族？地位？名声？权力？这些统统都不能作为选择的依据，因为这些因素正是导致分歧的因素，不可能导致共同遵循。既然每个人作为共同体的壹员是平等的，每个人对于作出决定有同等的权利，“每壹票”都是等同的，那么，只有根据持某种意见的人数（票数）作为选择的唯壹依据。在处理公共事务的活动中，每个人发表意见和坚持意见的权利是等同的，每个人对于作出决定有同等的权力，那么，对作出决定具有影响力的只能是人数，在几种意见中选择壹种意见作为决定的时候，只有同意的人数之多少作为依据。多数原则的运用，能够体现和保证每个成员的“平等、自由、独立”，是在有差异、有分歧、有竞争的人群中，排除侵害他人的因素而达成壹致的、和平而有效的途径。

在接受历史的教训后，人类找到了缓和社会矛盾，创设良性竞争环境的努力方向，这就是由洛克开创的现代民主潮流的方向。

五，关于政治平等

平等，这个字眼，很多人以为它意味着公正。在竞争中处于劣势的大众弱者，对平等的向往十分强烈；某些思想家，把平等升华为美好的理想，什么“大同”，什么“共产”，以图博得英名流芳百世；在野的、雄心勃勃的精英强者，把平等作为口号，煽动、利用大众弱者，使之成为其争夺权力的筹码或炮灰。平等，似乎具有相当大的号召力，可是，人类社会需要的是什么样的平等？是卢梭式的平等？是共产主义的平等？对这种“平等”人们已经领教过了，为了实现这种“平等”，人类承受了何等巨大的灾难，那已经是有目共睹的事实；那些共产主义的信徒们，终于露出真实面目，而表现为赤裸裸的弱肉强食的先锋份子，也已经是有目共睹的事实。那么，还要不要平等？是否应该放弃对平等的追求？应该要求处于劣势的大众弱者永远忍受屈辱？应该让占尽优势的精英强者永远毫无顾忌地弱肉强食？难道由于恶性竞争造成的不平等也不要消除？不！当然不！我们永远也不能停止对平等的追求，虽然我们不能追求在财产、名声、地位、权力等方面的平等，但我们要追求维护天赋权利的平等，是制止侵害人权的平等，是平等维护每个人谋求生存和发展的权利，而且，只有这种平等，才会得到普遍认同。

那么，这种平等如何才能实现？靠什么力量来维护人权？靠什么力量来制止侵害人权？靠壹个人或少数人的力量？当然不是，当然应该依靠所有社会成员聚成的公共力量，靠所有社会成员联合起来结成整体的力量，只有整体的力量才能维护每个人的天赋权利。这就需要政治，需要建立国家、设立政府、制定并执行法律，等等。这里就涉及到壹个根本的问题，即人权与政治的关系，平等地维护天赋权利与平等地拥有政治权利的关系。

政治的目的是平等地维护人权，人类社会之所以产生政治、之所以需要政治，就是为了平等地维护人权；人类社会之所以要建立国家、设立政府、制定并执行法律，之所以要進行这类称之为政治的活动，就是为了制止侵害人权以平等地维护人权。这壹点，正是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以后逐步形成的现代民主理论的基本出发点。

什么是政治？壹般而言，是指在同壹疆域内共同生活的人们所从事的壹种共同活动，是促進共同生活有序化的活动，或者说，是共同努力促使共同生活趋向有序的活动。为什么要促進有序？因为存在无序的现象，有序与无序，就好比治和乱。个人的差异、社会的分化、矛盾和竞争等等始终存在，互相争执、互相争斗、互相侵害等混乱现象时有发生，当矛盾激化而造成社会性的混乱、战乱，将给共同生活着的人们带来灾祸，使人们陷于无法谋求生存和发展的境地。为了遏制无序的状况，维持有序的共同生活环境，人们共同行动起来，把全体成员的力量汇聚而成公共力量，联合起来，把全体成员组织成为整体，让人们的行动和力量朝着壹致方向，运用这整体的力量遏制混乱，这就是有序的过程，包括制定壹套共同遵循的规则，建立壹个共同服从的权威机构，授权该机构运用公共力量维护规则的执行等等，或者说，建立国家、设立政府、制定法律、执行法律等等，这些也就是称作为政治的共同活动。

第壹类型理论认为，无序或乱的根源是“争”，人人都想发展，但所需资源有限，无法平均分配，于是必有竞争，“争则乱”，为了遏制乱，就必须对人的欲求“度量分界”，分成等级，用强制的措施维持等级，用强制的措施按等级的高低分配资源，从而把“争”控制在“有序”的范围以内，有关国家、政府、法律等等的活动，就是建立和实施这种强制措施的政治活动。

第二类型理论认为，无序或乱的根源是社会分化，正是因为人被分为等级，才导致“争”，如果人人能得到均等的资源，也就不存在“争”了，为了制止无序、维护有序，就必须用强制的措施均等地分配资源，消除等级、阶级、差异、分化，有关国家、政府、法律等等的活动，就是建立和实施这种强制措施的政治活动。

由洛克开创的现代民主理论认为，无序或乱的根源不是竞争，而是恶性竞争；无序或乱的根源也不是差异和分化，差异和分化是自然的无法消除的现象，无序或乱的根源在于通过恶性竞争造成的差异和分化。企图使差异和分化固定下来，强制地划分等级并按等级分配资源，必定要剥夺、压制大众弱者的天赋权利；企图消除差异和分化，强制地均等分配资源，必定要剥夺、压制所有人（剥夺者除外）的天赋权利，二者的共同点就是侵害人权；凡侵害人权者，其目的，只能是、仅仅是企图通过恶性竞争来谋求自身的发展，不可能是为了被侵害者的利益；无论是为了“奔驰天下”，还是为了“劳苦大众翻身解放、当家作主”，只要是侵害人权，都是恶性竞争，而恶性竞争恰恰是无序或乱的根源；第壹、第二类型理论及其设计的政体之所以不得人心而日趋衰落，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所以，政治不是目的，有序化也不是目的，政治及有序化的目的，是平等地维护每个社会成员的天赋权利，制止侵害人权，维护良性竞争，制止恶性竞争，并且维护每个人在良性竞争中所得到的物质及精神资源。只有洛克开创的理论、即现代民主的理论，才说准了、还原了政治的本原：为什么要建立国家、设立政府、制定和执行法律？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每个人的力量汇聚成为整体的力量，只有这种整体的力量，才能有效地维护人权，制止侵害人权的行为，才能维护公平的、和平的、良性的竞争，建设有序的共同生活。

当了解了政治的起源、目的、功能等等以后，就可以理解政治平等的重要意义，既然每个人的天赋权利只能通过政治这种共同活动才能得到维护，那么，必须保证每个人能够平等地参与政治活动，即必须保证政治权利平等，才能平等地维护天赋权利。第壹、第二类型理论，用政治不平等来维持“有序”和“稳定”，现代民主理论则用政治平等来实现有序和稳定，因为只有政治平等才能平等维护人权，只有平等维护人权才能达到真正意义上的有序和稳定。政治平等对大众弱者来说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大众弱者在竞争中已经处于弱势，更容易受到他人的侵害，特别是难于抵御精英强者对他们的侵害，平等的政治权利，是他们为了保护自己而唯壹可以依靠的权利，只有依靠并运用政治权利，他们才能与精英强者平起平坐，争取并维护自己的权益，反之，如果政治权利不平等，则大众弱者就不可能真正“翻身解放”，不可能平等地维护天赋权利。

平等的政治权利，也就是平等地参与政治活动的权利，那么，政治活动包括有哪些环节？包括收集信息、发表意见、讨论、争论、协商、作出决定等等，所以，参与政治的权利包括以下方面：知情权，发言权，组织或参与传播媒介发表意见的权利，赞成和反对权，组织集会、游行以表示赞成和反对的权利，组建或参加社团党派的权利，参与选举（选与被选）的权利，投票权，等等。本文将着重在以下两个方面讨论有关政治权利的问题，实际上，政治活动可以归纳为两个主要方面或两个阶段，即参与意见及参与决定，所以也可以说，政治权利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壹是，每个人都有参与意见的权利，即在政治活动中提出和维护自己的利益及其意见的权利。这里说的“意见”主要是指，对于建立国家、设立政府、制定和执行法律等等事宜的意见，当然也包括对其它公共事务的意见；不论他是穷是富、是智是愚、名声大小、地位高低，不论他是百万富翁是清洁工人、是学术大师是半文盲者、是总统是农民，不论他们有多大差异，但在参与意见方面的权利是平等的，这也就是“言论权”或“言论自由”权。任何人用任何理由剥夺或压制他人这壹权利，就是侵害人权，侵害政治权利。

二是，每个人都有参与决定的权利。所有政治活动到最后都必须作出决定，作出全体成员壹致遵循的决定，不作出决定等于没有达到目的，活动无效，如果难以作出决定或长期不作出决定，将导致无序状态。不论穷富、智愚、名声、地位、权力，每个人参与决定的权利是平等的。

但是，这里有些非常实际而又必须解决的问题，也是任何社会的政治所必须解决的问题：壹个国家的人民有千千万万，从参与意见到参与决定的过程，也就是从千百万人的意见到按壹种意见作出决定的过程，这壹过程如何实现？更准确地说，是如何有序地实现？壹个国家的事务以及公共事务，就像有句话说的“日理万机”般繁忙，是不是件件都得通过上述过程来作出决定？在壹个有着亿万人共同生活的国家里，既要平等地维护每个人的政治权利、即在政治活动中的参与意见及参与决定的权利，又必须有序地作出决定并及时处理繁忙事务，如何是好？以上问题，涉及很多方面，是政治学的庞大课题，这里仅仅简单讨论壹下有关政治党派的作用问题。

让亿万人参与意见，最后要按壹种意见作出决定，这壹过程如何实现？如何有序地实现？人们壹般会这样设想，这壹有序的过程，必须能够把每个人的原始想法和意见，经历壹个从混乱到分明，从模糊到清晰，从分散到集中的过程，经历壹个类似于筛选、过滤、萃取、整理的过程，在作出决定以前，还要经过争论、协商、成文、修改、确定文本、投票。

对这壹过程，可以作更具体的描述：在对公共事务、国家事务参与意见的过程中，起初，虽然人们都怀着各自的、不同的想法和意见，但大多数人的表现，壹般是倾听他人发表意见。这有各种原因，或因为自己的想法不清晰、不明确、理由不足，或因为不知如何表达、摇摆不定、怯于表达、怯于争议。当他们听到某人发表的意见方案，觉得正好说出了自己想说却说不出或说不清的心里话，就会表示赞同，并由衷地对那个人产生敬佩的情绪；与此同时，也会对某些人发表的意见表示反对。在群体中，总有少数人在知识、能力、胆量等方面高于壹般人，能敢于并善于提出意见方案，经过多次反复讨论，他们之中的几个表现更为出色，不同程度地赢得人们的赞同、信任和拥戴。人是有差异的，人是会比较的，通过比较，必定会从差异中瘁取出更好、更强、更优秀的那部分。就象所有形形色色的比赛壹样，最后终会决出冠军、亚军、季军等等。类似这样壹种现象及其过程，在人类群体活动中普遍存在。只要参与过共同活动的人，都会有类似的经验感受，比如在班会、学生会、社会团体、专业协会、体育运动会等群体活动中的经验感受。这是壹个从分散到集中的过程，经过反复比较，分散的意见逐步集中为若干意见，意见分散的人们逐步集中形成若干派别，每个派别都有主创及领头的人物，其余的人则在观点上甚至行动上都愿意跟从他（们）。

由上可以看到，壹方面，通过这壹过程，持相近、相似的意见者，很自然地成为同盟者，也很自然地涌现出领袖和骨干人物，与此同时也就产生了能够集中反映他们意见的某种“主义”；另壹方面，通过这壹过程，利益有不同、意见有分歧的人们，为了克服来自不同利益和意见的阻力，也需要寻求支持、同盟和联合以参与竞争。就这样，在联合和竞争中，“主义”、领袖应运而生；“主义”就是某个群体的共同理念、信念或信仰，领袖就是某个群体共同拥戴的权威；以此为条件，该群体的成员就组成壹个党派。于是，各种不同利益和意见之间的竞争，演变为党派之间的竞争，各党派在拥有相当“人数”的基础上，以组织好的集体的力量去争取更多的“人数”，争取在作出决定时得到更多的支持者（选票）。

政治活动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竞争，政治竞争归根到底是争夺支持者的竞争。第二类型理论设计的政治体制，由壹个主义、壹个领袖、壹个政党实施集中而专断的统治，采用剥夺和压制的手段排除竞争对手，采用暴力和欺骗的手段争夺支持者，那是恶性竞争。现代民主的理论设计的政治体制，让每个人平等参与，在自愿及不侵害他人的前提下，与他人联合、组成社团党派，在各党派之间平等地展开竞争，以争夺支持者，这是和平的、良性的政治竞争。

政治党派所起的作用就是，在千百万人平等参与的政治活动中，让分散的意见逐步集中起来，让分散的力量逐步汇聚起来，让分散的人员逐步组织起来，然后，通过各党派之间的竞争，争夺支持者，汇聚而形成“多数”，最后，按多数原则对国家的、公共的事务作出决定。千百万个“平等、自由、独立”的社会成员，正是通过政党的形式，将个体的力量汇聚成若干群体的力量，再从若干群体的力量汇聚成整体的力量，这是壹个既有竞争又是有序的过程，这是壹个由平等参与（分散）到共同决定（集中）的过程，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所以，在千百万人平等地共同参与的政治活动中，出现若干政党、若干领袖、若干主义的现象是自然的、正常的，也是必要的，无法避免的。如不然，让个人单独地执持粗糙单薄、未加精炼的“意见”，互不通气、孤掌独鸣地参与政治活动，岂不等于让他淹没在千百万人发出的嘈声之中？岂不等于造就壹个遍地散沙、混乱不堪、力量无法汇聚、出现权力真空这样的局面，等着让独裁者、野心家们来收拾？由此，我们应该非常坚定地坚持这壹观念：要维护每个社会成员平等的政治权利，就必须维护每个人在自愿的、不侵害他人的前提下，与他人联合、组成社团党派的权利，或简单称之“结社权”。

共产党发明了壹种叫做“民主集中制”的制度，把政治活动中的两个方面或两个阶段割裂开来，即把参与意见和参与决定割裂开来，规定百姓只有参与意见的权利（而且要在“集中”的指导下），美其名为“民主”，同时剥夺百姓参与决定的权利，把决定权牢牢地“集中”在自己的手中。民主政治的活动必定包括参与意见和参与决定两个方面，剥离出“参与决定”的“民主”是伪民主；民主政治的活动必定包括从分散到集中的两个阶段，剥离出“集中”的“民主”是假民主。民主只与专制相对，集中只与分散相对，哪有民主与集中相对之理？共产党自以为把民主和集中两个词凑合起来，是壹种高明的辩证法，其实是可笑的杜撰。不过，人们终究看清了他们的真实目的，即剥夺和压制人们平等参与政治活动的权利，实施专制统治的目的。

本文试图从社会分化的角度，探究现代民主的意义，至此，在本文将要结束之时，让我们对以上论述作壹简单回顾，：

现代民主理论认为，组成社会和国家的成员，是平等的、自由的、独立的个人；个人与个人之间，财产不均等、利益不相同、意见有分歧，不但存在差异，存在竞争，存在矛盾，而且存在相互侵害的现象，社会和国家就是由这样的个人联合起来结合而成的。

现代民主理论认为，个人的差异、社会的分化、社会矛盾等等，是无法消除的现象，如若处理不妥，矛盾被激化，将导致无序、混乱、战乱、灾祸；找到无序及混乱的根源就找到了妥善处理的办法；这根源在于：对天赋人权的侵害，采用恶性竞争即侵害他人的手段获取所需资源；建设有序的共同生活的办法，建立和谐稳定的社会、国家的办法，在于平等地维护每个人的天赋权利，即谋求生存和发展的权利；在于建立并维护良性竞争的环境；在于维护在良性竞争中获取的资源；制止侵害他人及恶性竞争，剥夺由恶性竞争获取的资源。

现代民主理论认为，谋求生存和发展的权利，是天赋于每个人的权利，神圣不可侵犯；天赋权利也就是天赋竞争（良性竞争）之权利；政治的起源、目的和功能，就是平等地维护人权，维护由良性竞争获取的并非人人均等的资源；也只有通过政治活动，才能保护人们不受侵害，才能平等地维护人权；但是，只有让每个人平等地参与政治活动，即实现政治平等，才能接近这壹政治的目的，政治平等是现代民主理论的核心概念之壹；如若剥夺和压制人们平等参与政治的权利，政治就会变成侵害人权及恶性竞争的工具。

现代民主理论认为，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是基本的政治权利，平等地维护每个人的言论权和结社权，是实现政治平等即民主化的基本条件，这也就是民主化的起点，凡是不能满足这壹条件的政治活动，都称不上民主化。称为民主的政治活动，必定让每个人平等地参与，既参与意见又参与决定；但这种由千百万人共同参与的过程，如何有序地進行，并达到按壹种意见作出决定的结果？必须依仗政治党派的作用，即：让分散的意见逐步集中起来，让分散的力量逐步汇聚起来，让分散的人员逐步组织起来，然后，通过各党派之间的竞争，争夺支持者，汇聚而形成“多数”，最后，按多数原则对国家的、公共的事务作出决定，要求全体成员共同遵循，从而把千百万人联合成壹个整体。每个人平等参与政治活动的权利，只有通过党派的形成才能真正地实现，没有各党派之间的平等竞争，就没有任何个人平等的政治权利；没有党派的组织，任何个人参与政治活动就像大海中的壹叶扁舟，听凭风浪的袭击和侵吞。

社会成员分化为精英强者和大众弱者，这是人类社会不可避免的现实，大众弱者遭受欺凌的现象也是难以避免的现象，大众弱者的不满和抗争也同样是难以避免的现象，精英强者利用、借助大众弱者的不满和抗争来争权夺利的条件始终存在。可见，要建设和谐而稳定的国家和社会，关键在于缓和社会矛盾，重点在于切实维护政治平等，特别是维护易受侵害的大众弱者的政治权利，使他们有可能通过言论和结社、投票等政治权利，为不满和抗争找到合理的解决途径；在避免矛盾激化的同时，也大大减低了精英强者利用这种不满和抗争的可能性。由此看来，民主不是壹劳永逸的，民主不可能有终点，因为社会分化及其矛盾始终存在，恶性竞争、侵害他人的企图和行为始终存在，以维护人权、制止侵害为目的的民主政治活动，永远会面临挑战。

“劳苦大众翻身解放、当家作主”，作为壹种口号，曾经激励过壹代代的青年；作为壹种假象，已被事实无情地揭穿；作为壹种信念，已在很多人心中演灭。但是，劳苦大众之命运是可以改变的，弱者之屈辱是可以扭转的，只要争取到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的条件，争取到平等的政治权利，通过政治活动来维护自己的天赋权利，那就有可能凭着勤劳和智慧谋求发展，改变命运，有尊严地跟千百万人共同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