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创造的人口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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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创造的人口弊端
由 左翼反共人士 » 2018年9月11日
作者 单若水
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无论是和平年代的发展经济，还是战争年代的抓丁征兵，无疑都需要大量的年轻人。青年人是国家的前途和希望，也是国家强盛和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因而人口旺盛是国力强盛的重要标志。随着世界上发达国家普遍的老龄化来临，劳动力人口比例的减少，会产生壹系列严重问题。另壹方面，随着科技的发展，劳动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再也不会出现中国上世纪以来以人海战术为特征的经济建设，生产线上的人工也会陆续甚至最后完全被机器取代，现代经济建设不可能再单纯依靠剥削、压榨“低人权、低工资”农民工的“人口红利”而实现。况且当前世界范围内的经济贸易纷争正在普遍和激化，经济发展已明显放缓，尽管在长三角、珠三角制造业重地，劳工工薪不断上涨，壹些劳动密集型的低端行业仍然不易雇到充足的工人。但随着壹些企业，尤其是中小、民营企业的破产、倒闭，壹些外资企业的外迁，随着每年数百万应届大学毕业生進入劳务市场，失业问题不可避免地会凸显出来，刺激社会神经，影响国计民生。所以认为目前中国已劳动力不足的看法是片面的，是只看到了某个局部，而忽视了整体，是站不住脚的。
现代战争也再不会是如淮海战役、上甘岭战役那样用千百万血肉之躯去做炮灰的肉搏、厮拼，将会真正实现“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现代战争靠的是科技，拼的是国力，对“壮丁”的需求将被减少到最低。这样的结果，将会极大地冲淡老龄化给社会带来的矛盾和困扰。
中国是壹个传统的人口大国，中国历史上虽经过多次的战乱、屠杀和诸多天灾人祸，（例如满清入关后的大屠杀和张献忠屠川，又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和平时期和无严重天灾下饿死近四千万种粮农民的大饥荒），壹时人口剧减，千里荒芜无人，当社会只要稍有安定，民众稍有喘息，在数十年中，人口就会迅速增长，达到新的水平。
近几年，随着城市化的推進，随着生活和消费水准的不断扬升和育儿成本的成倍增加，尤其是房价的疯狂泡沫化，教育和医疗费用对工薪阶层渐不可承受，在壹些大城市的育龄人群中出现了不恋、晚婚、不婚、少生、不生的现象。这些人“考虑到孩子的生活环境，他们不想孩子生下来跟他们壹起住合租房；考虑到孩子的教育环境，他们暂时还买不起房子，更谈不上壹套学区房了；考虑到孩子的生活条件，现在的他们连他们自己多过不好，有什么信心让孩子可以过得好。他们不是不想生，而是不敢生。他们不是不想谈恋爱，而是谈不起恋爱。”于是就有了“房子就是最好的避孕套，高房价就是绝情丹”的说法。
人口统计也表明，尽管已全面实施两孩政策，但2017年的出生人口1723万，比2016年减少53万，于是壹些人就惊呼什么中国人口在未来将出现“塌陷式的下滑”，甚至是“雪崩”，这实在是大惊小怪，杞人忧天。实际上从2000年起出生率基本上保持在千分之14左右， 出生人口从1500万稳中缓慢地增加到2016年的峰值1786万。在几年的时间周期里，出生人口会有上下浮动，某壹年比上壹年少，完全是正常的，并非表示人口已呈下降趋势，更不是“塌陷式的下滑”、“雪崩”，也许次年又会有较大幅度的增加。何况，中国的统计数据的可信度和真实度壹直不尽满意而被诟病，不少生了多胎的根本不去上户口，“黑孩子”的数目究竟有多大没人说得清。就连像张艺谋这样的知名导演、亿万富翁也“非婚生”、且超生三胎，三孩均多年没有户口，因在2014年被举报，而被征收计划外生育费及社会抚养费共人民蔽748万余元。
看看国内各个旅游景点壹年四季人挤人的“盛况”；看看春节期间全国各类交通设施人满为患，壹票难求的窘况；看看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上下班时可以把人挤成照片的地铁和公共交通；看看没有最堵、只有更堵的“堵城”越来越多，中国还嫌人少吗？还需要鼓励生育，大力发展人口吗？
国人的生育欲望和生育能力之强是不容置疑的，即便在严厉控制人口的壹胎化时期，也有大量三胎、四胎，甚至更多胎的现象，在农村，二胎更是很普遍的。我们不时地看到在壹些有关农村和進城农民工的报道中，许多家庭都有三四个孩子。实际上和这些处于社会底层，被某些人视为“低端人口”，闷声不响、默默无闻而不被关注的生育生力军来比，大城市中晚婚、不婚、不育的人口简直可以忽略不计。不要被这些常在聚光灯下引人瞩目的少数“精英”们的个例所误导，想当然地以为整个社会和民族都没有生育欲望。在严格推行计划生育的年代里，中国的人口都在显着地增长着，如今放开全面二胎，如能使人口保持稳中缓慢增长，不致失控而暴增就已是利国利民的幸事。
在目前经济总量不断增加的形势下，举国已有经济实力更多地关注民生问题，国家经济和财政应向民生倾斜，切实落实以往的承诺，取信于民。在施行强制性壹胎化计划生育政策的当年，为了消除民众的顾虑和后顾之忧，政府曾宣传和发布了壹些优待独生子女家庭及“失独”家庭的福利和政策。但在此后并没有认真落实，有的甚至干脆食言，不认帐。在生育问题上，政府的失信和无赖令民众无法接受，也加深了对不断变化的人口政策的疑虑和反感。近来网上流传著壹组国内计划生育的宣传标语对照，1985年，“计划生育好，政府来养老”，到2005年，变成了“养老不能靠政府”；1995年，“计划生育好，政府帮养老” ，到2012年变成“推迟退休好，自己来养老”，到2018年，干脆变成“瞻养老人是义务，推给政府真可耻”。民心不可欺，民意不可违!
生育问题说到底也是个人权问题，不论多生、少生、不生都是当事人的意愿和权利，在任何国家、任何时期都应得到尊重和认可，任何人不得干涉，更不能强制。如果国情真正需要人口发展的走向有所改变，政府在生育政策上只能从社会关怀、照顾和物质鼓励等方面创造条件，予以人性化的积极引导。像中国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强制推行壹胎化的血腥政策，最近壹些唯恐天下不乱、诸如南京大学刘志彪、张晔，政法大学的胡继晔等专家、教授们毫无根据地为刺激人口增长而所提的强制、惩罚手段，都是不人道的，不可取的。其要害就是罔顾、侵犯人权，将生育当事人视为可随意蹂躏、践踏的玩物，这是现代文明社会所不能容许的。
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无论是和平年代的发展经济，还是战争年代的抓丁征兵，无疑都需要大量的年轻人。青年人是国家的前途和希望，也是国家强盛和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因而人口旺盛是国力强盛的重要标志。随着世界上发达国家普遍的老龄化来临，劳动力人口比例的减少，会产生壹系列严重问题。另壹方面，随着科技的发展，劳动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再也不会出现中国上世纪以来以人海战术为特征的经济建设，生产线上的人工也会陆续甚至最后完全被机器取代，现代经济建设不可能再单纯依靠剥削、压榨“低人权、低工资”农民工的“人口红利”而实现。况且当前世界范围内的经济贸易纷争正在普遍和激化，经济发展已明显放缓，尽管在长三角、珠三角制造业重地，劳工工薪不断上涨，壹些劳动密集型的低端行业仍然不易雇到充足的工人。但随着壹些企业，尤其是中小、民营企业的破产、倒闭，壹些外资企业的外迁，随着每年数百万应届大学毕业生進入劳务市场，失业问题不可避免地会凸显出来，刺激社会神经，影响国计民生。所以认为目前中国已劳动力不足的看法是片面的，是只看到了某个局部，而忽视了整体，是站不住脚的。
现代战争也再不会是如淮海战役、上甘岭战役那样用千百万血肉之躯去做炮灰的肉搏、厮拼，将会真正实现“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现代战争靠的是科技，拼的是国力，对“壮丁”的需求将被减少到最低。这样的结果，将会极大地冲淡老龄化给社会带来的矛盾和困扰。
中国是壹个传统的人口大国，中国历史上虽经过多次的战乱、屠杀和诸多天灾人祸，（例如满清入关后的大屠杀和张献忠屠川，又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和平时期和无严重天灾下饿死近四千万种粮农民的大饥荒），壹时人口剧减，千里荒芜无人，当社会只要稍有安定，民众稍有喘息，在数十年中，人口就会迅速增长，达到新的水平。
近几年，随着城市化的推進，随着生活和消费水准的不断扬升和育儿成本的成倍增加，尤其是房价的疯狂泡沫化，教育和医疗费用对工薪阶层渐不可承受，在壹些大城市的育龄人群中出现了不恋、晚婚、不婚、少生、不生的现象。这些人“考虑到孩子的生活环境，他们不想孩子生下来跟他们壹起住合租房；考虑到孩子的教育环境，他们暂时还买不起房子，更谈不上壹套学区房了；考虑到孩子的生活条件，现在的他们连他们自己多过不好，有什么信心让孩子可以过得好。他们不是不想生，而是不敢生。他们不是不想谈恋爱，而是谈不起恋爱。”于是就有了“房子就是最好的避孕套，高房价就是绝情丹”的说法。
人口统计也表明，尽管已全面实施两孩政策，但2017年的出生人口1723万，比2016年减少53万，于是壹些人就惊呼什么中国人口在未来将出现“塌陷式的下滑”，甚至是“雪崩”，这实在是大惊小怪，杞人忧天。实际上从2000年起出生率基本上保持在千分之14左右， 出生人口从1500万稳中缓慢地增加到2016年的峰值1786万。在几年的时间周期里，出生人口会有上下浮动，某壹年比上壹年少，完全是正常的，并非表示人口已呈下降趋势，更不是“塌陷式的下滑”、“雪崩”，也许次年又会有较大幅度的增加。何况，中国的统计数据的可信度和真实度壹直不尽满意而被诟病，不少生了多胎的根本不去上户口，“黑孩子”的数目究竟有多大没人说得清。就连像张艺谋这样的知名导演、亿万富翁也“非婚生”、且超生三胎，三孩均多年没有户口，因在2014年被举报，而被征收计划外生育费及社会抚养费共人民蔽748万余元。
看看国内各个旅游景点壹年四季人挤人的“盛况”；看看春节期间全国各类交通设施人满为患，壹票难求的窘况；看看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上下班时可以把人挤成照片的地铁和公共交通；看看没有最堵、只有更堵的“堵城”越来越多，中国还嫌人少吗？还需要鼓励生育，大力发展人口吗？
国人的生育欲望和生育能力之强是不容置疑的，即便在严厉控制人口的壹胎化时期，也有大量三胎、四胎，甚至更多胎的现象，在农村，二胎更是很普遍的。我们不时地看到在壹些有关农村和進城农民工的报道中，许多家庭都有三四个孩子。实际上和这些处于社会底层，被某些人视为“低端人口”，闷声不响、默默无闻而不被关注的生育生力军来比，大城市中晚婚、不婚、不育的人口简直可以忽略不计。不要被这些常在聚光灯下引人瞩目的少数“精英”们的个例所误导，想当然地以为整个社会和民族都没有生育欲望。在严格推行计划生育的年代里，中国的人口都在显着地增长着，如今放开全面二胎，如能使人口保持稳中缓慢增长，不致失控而暴增就已是利国利民的幸事。
在目前经济总量不断增加的形势下，举国已有经济实力更多地关注民生问题，国家经济和财政应向民生倾斜，切实落实以往的承诺，取信于民。在施行强制性壹胎化计划生育政策的当年，为了消除民众的顾虑和后顾之忧，政府曾宣传和发布了壹些优待独生子女家庭及“失独”家庭的福利和政策。但在此后并没有认真落实，有的甚至干脆食言，不认帐。在生育问题上，政府的失信和无赖令民众无法接受，也加深了对不断变化的人口政策的疑虑和反感。近来网上流传著壹组国内计划生育的宣传标语对照，1985年，“计划生育好，政府来养老”，到2005年，变成了“养老不能靠政府”；1995年，“计划生育好，政府帮养老” ，到2012年变成“推迟退休好，自己来养老”，到2018年，干脆变成“瞻养老人是义务，推给政府真可耻”。民心不可欺，民意不可违!
生育问题说到底也是个人权问题，不论多生、少生、不生都是当事人的意愿和权利，在任何国家、任何时期都应得到尊重和认可，任何人不得干涉，更不能强制。如果国情真正需要人口发展的走向有所改变，政府在生育政策上只能从社会关怀、照顾和物质鼓励等方面创造条件，予以人性化的积极引导。像中国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强制推行壹胎化的血腥政策，最近壹些唯恐天下不乱、诸如南京大学刘志彪、张晔，政法大学的胡继晔等专家、教授们毫无根据地为刺激人口增长而所提的强制、惩罚手段，都是不人道的，不可取的。其要害就是罔顾、侵犯人权，将生育当事人视为可随意蹂躏、践踏的玩物，这是现代文明社会所不能容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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