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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刘自立

西方国家并非没有专制传统，西方国家的民主化也是经历了漫长的意识形态斗争才完成的，所以应该对中国的民主化有信心，不应该因为中国有专制传统就认为中国永远无法民主化。

“海耶克通过从亚当.斯密，大卫.休谟，亚当.佛格森(Adam Ferguson)，到伯纳德.孟德维尔(Bernard Mandeville)的历史追溯，探索到上述观念的渊源：众人之恶，造就公共之善。”（陈奎德《海耶克传》）这个关于善恶和个人，公共（社会）关系说，是近代哲人对于自由主义时期社会政治生活的壹种关照。但是这个关照的更加久远的说法，却要追溯到古代希腊和以色列历史。因为关于善恶的起源和定位，无论按照雅典主义还是按照耶路撒冷主义，道德本体都是由道德先验论决定而非由自由主义无神论决定之。于是逻辑上说，私人的公共空间必须是在两个前提下得以存在的。壹是，这个空间可以依赖上天神祗和上帝赖以维持壹种是非善恶，而不是由人本主义和后验主义说了算；二是，如果上天是恶神，上帝是魔鬼，那么，这个先验靠山自然也就崩塌了。于是我们看到，希腊神话说的壹种神话靠谱说或者神祗依赖说，虽然依然存在于希罗多德的文本中——他关于历史和预言相辅相成的说法，往往体现在对于德尔菲和阿波罗庙堂中的女祭司有关——……换个说法，天作孽是不是可活，这是壹个问题。

关乎于此的说法是，首先，希腊神祗是要死的，会死的，他们是善恶兼顾的，是神拟人抑或人拟神的。就像我们所说的道成肉身，何以为道，何以为肉身，这同样是壹个问题（虽然上帝，凯撒根本还是有间性存在的；如果他们是两座山永不建立关系，还要上帝作甚？何况道可道，没有时空那个限制而肉体是要向死而生的）。是为三，如果神是要死的，向死而生的，善恶兼顾的，命运作弄的（就像阿伽门农，就像俄狄浦斯，就像雅典娜，就像忒休斯……），那么，依赖天作孽犹可为，人作孽不可活的古训，至少对于希腊神学是不适用的。于是，私人之恶造就之公共之善，就要靠壹神教基督教之上帝，上天之无与伦比之完美，至善和全能（笔者总是把这个全能和极权主义之全能有意无意做个比较，难道不可以吗？……），于是天作孽犹可为——不管是他要妳杀子献祭也好，炸平索多玛和蛾摩拉，拯救或者敉平耶路撒冷也罢……于是，私人之恶，众人之恶，作为人类之恶，都变成上帝之善之对比物——而不同于希腊价值之命运化之人，之神同构之，趋同之。于是有两三个结论可以商榷——

壹是，神圣之恶，造就世俗之善——也就是希腊诸神造就雅典民主（这是壹个非常难解的课题：忒休斯是神，他创造了贵族民主议会制度——民主是神话吗？还是人话？忒休斯是谁？人，神？上帝？凯撒？）

二，神圣之善，造就世俗之善——也就是基督教壹神造就约瑟夫斯说的神治国——上帝要在地上建立帐幕——他最终要创造新耶路撒冷——他要天堂，也要大地？

三，就是回归到自由主义无神论之众人之恶造就公共之善。

妳看，这壹种逻辑的人话抑或神话是不是很有趣呢？

其实自第三个公共之善开始，我们得出这样壹些结论。天神开创的上帝和人伦之间的法律关系，可以直接造就人类历史的命运之说，也就是希腊历史之说——这个说法虽然逐步后退至所谓希腊神话后时代——就像我们人类现在要進入后人类时代，似乎是壹个涵义。笔者“独创”噱谑之历史轨迹0——1——2——3——N之说，就是寻着希腊多神论，君士坦丁大帝和尤西比乌斯规定之壹神论——到文艺复兴提倡之人文主义，视为历史轨迹之1，之2——以后就是伪基督来临，视为20世纪极权主义或者说包含着蛮荒资本主义之文明资本主义。因为极权主义是资本主义化内（三权分立，法治市场，自由文化），和化外资本主义（也就是卢森堡，阿伦特所谓对于主流资本主义之南橘北织之无法律，无文化，无社会，无人本之类似上帝全能主义的黑暗之心所在）——至于后人类主义，就是资本主义铺垫和序文其中之数据主义，智能主义和科技主义——也就是超越资本主义之人类改换机器智能之末人时代之主义——这个末人时代，现在从川普等人开始视为民主主义和人权主义为敝屣为起始。这是N时代到来的信号。这个时期出现的民主潮流的倒退是必然现象。

但是这不是今日主题。今日主题是无论是希腊古史还是罗马古史乃至其他，都有壹个神祗后退乃至消隐之历史。也就是说，希腊神祗时期，人神时期逐步让位于人，让位于所谓人类英雄之时期。这个时期，人们看不见在帕提农神庙和阿庇安大道上再有耶稣和彼得，更无忒休斯和雅典娜（她是正义审判的化身）。于是神圣如何之课题业已转化为人文主义课题，也就是2之课题（虽然很二，呵呵。）这个课题让我们看到的是神圣之善，之恶，转化为人类之善，之恶——虽然人们还是在说着性本善，性本恶之话题。但是业已无关紧要。主要的是，希腊时代城邦自治的某类决定论开始主导自由主义。这个自由主义是由城邦经济政治文化和司法决定的。按照亚当斯密和后来沿袭之福泽谕吉的说法，自由主义之自治城主义的生产物——没有自治主义就没有自由主义。

于是，在此逻辑推导之下，希腊千把个自治城邦，含波斯人和后来罗马人亚历山大皇帝许诺的自治市，他们构成了真正之公共之善。于是，这个公共之善通过波利比奥主义走向罗马，走向马基雅维利和圭恰迪尼所分析所叙述之意大利诸多自治市，如斯福尔扎之米兰，美迪齐之佛罗伦萨，加之威尼斯等等。这个神圣罗马之自治元件，正是构成后来十八世纪主权国家之细胞。这些人体之公共，之私有，正是现代民主国家之内脏，之外廓。所谓雅典之小不是大民主，不是现代民主之蠢笨说法，真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个大民主，大国民主，世界民主，他们的元件，细胞乃至灵魂就是自治和自由，就是雅典，就是佛罗伦萨。而自由是不论大小的。（马基雅维利所谓的君主论和人民论——见其论李维，君主国和共和国之同壹论，正是借鉴与之。因为佛罗伦萨的人民是被赋予权利权力于君主之前之人民——而君主则被监督制衡抨击于其之人民旗手之际——这是君主被纳入共和之本义。）

于是我们可以進入主题。

希腊神话是壹种被希腊护教者严重诋毁和诟病的先验论和神话说。这里的意思就是，希腊护教者们，他们生活在罗马建制初道，正在享受和服膺历史学家波里比奥所谓之，罗马建制正在也可以，且，必须从希腊混合政体发展而来，延续而置。波氏反对罗马无由论，就是因为他认可了罗马政体之核心是从雅典混合政治和希腊混合政治而来，而继之，而发展。这里延伸出来的趣味课题是，雅典政治之内化之民主和外化之帝国，二者相继相辅——而罗马之共和，之帝国亦为如此。究其原因是，民主与帝国，民主与共和，本来就是壹种就像专制和民主本来就含有血缘关系壹样（这个血缘关系说是由法国政治家基佐代为定义的）。换言之，雅典文化和文明表现如荷马史诗，就是在雅典时期之庇西特拉图治下完成的。（这里简单引述关于此人此时期之资料——其实这也是希罗多德关照的政治和文化现象）——

（维基资料/下同）他的国内政策是竭力增進雅典城邦的统壹和尊严。庇西特拉图为了改進雅典的供水状况，曾敷设壹条输水管道。他整顿和美化市场，在伊利苏斯河畔兴建壹座奥林匹亚宙斯神庙。在农村地区，庇西特拉图给小农发放农具和贷款，并建立巡回审判制度，对农村地区的诉讼案件就地审理和判决。

在其统治期间，庇西特拉图不仅贯彻执行梭伦立法，而且还采取了壹系列有利于工商业者和小农的政策和措施：1.对农民实行低息贷款，把土地税定为收获的1/10或1/12。2.设立农村巡回法庭，现场办公，及时处理农民诉讼，削弱贵族对地方司法的专断和干扰。3.扩展雅典工商业，建造大批商船和战舰。在小亚细亚西北部建立殖民地，以控制黑海的商路和贸易。4.進行大规模的雅典市政工程建设，将雅典变成希腊最繁荣的城市。5.重视雅典文化事业，出资组织节日庆典，请文人墨客到雅典创作交流，《荷马史诗》的整理工作就是在此时的雅典進行的。

在庇西特拉图统治期间，氏族贵族的权力受到進壹步的削弱，工商业者和农民提高了政治和经济地位，雅典变得更加繁荣强盛。所以亚里士多德说：“庇西特拉图的僭主政治有如黄金时代”。庇西特拉图以独裁的形式推進了民主的進程。

这些叙述还未归还正题。这里所说的私人之恶（众人之恶）造就公共之善，是因为罗马虽然表面上归还和沿顺了希腊混合体制，但是却在罗马，在梵蒂冈发生了天翻地复的事情。这个变端就是生活在罗马共和国之希腊人，他们包含著名的摩西法典呵护者斐洛，哲学家俄利根，乃及著作《致希腊人》之塔提安（含此著之作者阿萨纳格拉，提阿菲罗和赫马），他们严重抨击希腊价值，含其神话，人物和道德。他们说出壹个事实，也就是，自柏拉图以降，希腊多神教也已在道德和法理，政治与哲学诸多层面牵位于壹神教也就是基督教（天主教）。这里牵涉到康士坦丁大帝和她的御用哲学家尤西比乌斯等人把政治宗教化和把宗教政治化之企图——

值325年第壹次尼西亚公会议之时，优西比乌已享盛名。他并不是壹个天生的领袖或者思想家，但他是个博学而又收到皇帝青睐的作家，在与会的300多人中崭露头角。他在会议开始时，宣读会议祝辞。会议中，他坐在君士坦丁大帝旁边。

于是我们看到，尤西比乌斯对于亚流主流派之致命打压和对于三位壹体之“政治解说”。这是自后的结果，自前，就是我们所说之希腊护教者们的抨击希腊价值的观点之展示。（见上文《纲要》““神是人类中最无耻最淫猥的；他们偷窃，通奸并相互欺诈”。这种思想的主线则出现在柏拉图的《共和》和《法律》中。”）这里我们除去上述哲人护教之外，当然还会提到菲罗和约瑟夫斯。因为这两个人是希腊价值最为严重的批判者。尤其是约瑟夫斯，他作为犹太人，犹太史，犹太战争史的几乎是第壹作者，她的言论对于正统基督教把希腊价值定位为异教徒产生了关键作用——而斐洛之摩西和法典辩护和叙述文字，同样起到了为希伯莱价值鼓盆击掌之效。关于斐洛和约瑟夫斯，坊间中译本也已上市，可以壹供览析。

那么，我们先说斐洛——

斐洛‧尤迪厄斯(Philo Judeaus)亦称亚历山大里亚的斐洛(约公元前25年～40年或45年)，是生于亚历山大城的犹太哲学家和政治家。斐洛第壹个尝试将宗教信仰与哲学理性相结合，故在哲学史和宗教史上有独特地位，更被视为希腊化时期犹太教哲学的代表人物和基督教神学的先驱。他的哲学对犹太教和及后的基督教发展有极深远影响。

斐洛与耶稣是同时代的人物。斐洛的母语是希腊语，运用的是希腊语的《圣经》（七十士译本）。斐洛认为《圣经》的希伯来语经卷（即旧约）与当时的希腊哲学是和谐壹致，故致力于使犹太教的信仰哲学化。他主张用揣测寓意的方法去解释《圣经》。

斐洛主要受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新毕达哥拉斯主义、犬儒学派和斯多噶哲学等的哲学思想影响，他特别推崇柏拉图的学说。斐洛认为人无法理解上帝，上帝是超乎壹切界限的，只能知道上帝是存在。既然不能理解神，自然便不可能用任何名字称呼上帝。斐洛认为神对世界的作用须通过“逻各斯”，作为上帝与人之间的中介。斐洛主张人除了血肉躯体外，还有壹个不死的灵魂。而灵魂的死只不过壹种比喻说法，灵魂是不死的。由于运用柏拉图的哲学思想，这为新柏拉图主义的思想模式和理论提供了基础蓝图。斐洛对早期的基督教教父们，如俄利根，影响是显然易见的。虽然斐洛不是基督徒，但因其哲学促成了早期基督教的希腊化，故此作家恩格斯在著作《布鲁诺·鲍威尔和早期基督教》中，更称斐洛为“基督教真正的父亲”。

除其哲学影响外，斐洛在40年曾代表犹太人建议罗马皇帝改变对犹太人的政策，在犹太人中是有较大影响力的人物。

那么，约瑟夫斯？——

约瑟夫斯可能首创了“神治国”这个名词。他提及壹种独特的政府，他写道：“有些人民把至高的政治权力授予君王，有些授予寡头统治，还有些则授予民众。可是，赐律法给我们的人［摩西］，却没有受这些政治体制所吸引，相反，他所制定的政府形式可以称为——如果容许我自创壹个词语的话——‘神治国’，国家的壹切主权和权柄都操在上帝手中。”《驳斥阿比安》

他的第四部著作是合共两卷的申辩文，名为《驳斥阿比安》（Against Apion），于公元97年完成（壹般缩写为CA）。这部书反驳壹些错误的报导，替犹太人辩解。

这里提到关键的两点，壹点是她的神治国，壹点是他反对希腊人阿比安——

其实约瑟夫斯关于辩护与之之内涵试图说明犹太历史远古丰盛和高明于希腊之。

“那么它怎么可能不是壹个荒谬的东西，因为希腊人如此自豪，并且冒昧地成为唯壹熟悉古代的人，并且已经以准确的方式传达了早期的真实记录？

难道那些无法从希腊作家自己那里收集到的人，他们在写作的时候，他们在任何好的基础上知之甚少？ 而是从他们自己的猜想中写下他们的历史。

因此，他们在自己的书中相互制约，以达到目的; 并不以我们对同壹事物最矛盾的说法为耻。

我应该把时间花在壹个小目的上，如果我应该假装向希腊人传授他们比我更熟悉的知识，那么Hellanicus（——赫拉尼库斯，前490年－前405年。古希腊编年史家之壹。）和Acusilaus（——阿库西拉乌斯(阿哥斯)，约活动于公元前500年前后。他的《谱系》的三部书中所讲述的均为史诗英雄。）之间关于他们的谱系之间有什么很大的分歧：Acusilaus纠正Hesiod（赫西俄德——略）的次数有多少：埃弗罗斯(——埃福罗斯（Ἔφορος，Ephoros或 Ephoros，约前400–前330年，著有 Ἱστορ ίαι（Historiai，《历史》），今仅存片断）。

“…… 修昔底德本人被指责为有些人写作虚假的东西：虽然他似乎给了我们关于他自己时代事务的最新历史。

“……Draco（德拉古——古希腊政治家，立法者。他曾统治雅典。）还活着，但在暴君（应译，僭主）Pisistratus（庇特拉图）之前壹点点。

”至于说庇西特拉图是不是暴君，前面已经谈到。在此我们延伸阅读关于另外壹种希腊批判之文，也就是《致希腊书》中关于希腊茍简丑陋和错误的解释和叙述。

什么是基督教希腊精神？何以汤因比所谓向基督教注入希腊精神？而希腊精神与希腊制度又成了壹具枯骨？这是此番话题的本质。在《希腊精神》壹书中，汤因比壹如既往地将视野从所谓西方中心论移绎至真正的东方，也就是印度，中国抑或远东其他地域，而在此之前，也许只有希罗多德可以与之媲美，他的视角也涉及现今中东以东之区域；乃至有人从人类学角度看待他的希腊史。而兰克，也许是将日耳曼人和拉丁人历史進行记叙、融合之重要者（见其《拉丁与日耳曼民族史》），却在他的世界历史中唯独不见中国，而和他几乎写作同壹题材的圭恰迪尼，他的意大利史当然也不会提及远东更多的事例而对于波斯避之唯恐不及。而汤因比的希腊精神究为何物，是壹个饶有趣味的话题。在他看来，希腊精神业已波及不单是兴都科什山以东，而且直接提及印度孔雀王朝之旃陀罗笈多乃及大乘佛教之龙树都是所谓的“希腊世界印度区域”的壹种希腊哲学之演变。他说，孔雀实践了壹种印度建立以前的与斯多亚和伊壁鸠鲁哲学相对应的印度哲学。而为了转移对自身的救助，“佛陀自己觉悟后，克制了四十年没有从现实進入涅槃”。（而龙树活跃在当时的贵霜帝国，“正是从贵霜帝国开始，大乘佛教传到了印度之外。”）他又说，“基督教的吸引力中融化了每壹种与之竞争的宗教的魅力。基督教的上帝正是犹太教和祆教那个唯壹的真神（OneTrueGod）”.至于东正教的圣母也在不失时机地等待她的莅临，“人母玛利亚也在准备着，等待时机替代伊西斯和西布莉，成为上帝的伟大母亲。”在前面壹些章节，汤因比说，“公元前175年左右，希腊精神与犹太精神相遇是希腊史上独特的壹个事件。当罗马颠复了希腊世界的其他军事力量后，‘被俘虏的希腊人已经吸引了征服他们的野蛮人，并且把文明引入拉丁人的乡村。’但是获胜的希腊人没能吸引被俘虏的耶路撒冷，他们试图以自己理解的方式将文明引入犹太人的乡村时，却被犹太人愤怒地拒绝了。最终，受挫的希腊人同不愿意妥协的犹太人达成协议，接受了壹种犹太狂热的希腊化版本。希腊精神与犹太教之间狂风暴雨般的遭遇和最终的融合产生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这两种犹太-希腊式宗教，如今全人类有壹半人信仰。”

这个说明，只说明了壹般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1，希腊精神可以转移到基督教甚至伊斯兰教，这种转移是以希腊精神为其核心的，而犹太人接受之，必然转化之，异化之和融合之。2，这个希腊精神没有转化成为天主教吗？没有转化成为罗马正宗教旨吗？这是下面我们会论及的话题，这个话题带出了希腊精神和罗马化之间的紧张关系。3，希腊精神何以转移到近东和远东，远离罗马而去呢？4，因为罗马业已鹰占鹰穴，并无转环余地。5，这就是以后我们所谓君士坦丁堡乃及其东方发生的对峙和迥异于西之处。这个说明，也包含在汤因比的言谈中，“当时，‘希腊人’壹词的含义已经在讲希腊语的基督徒口中发生了改变。希腊人在繁荣时期把人类划分为‘希腊人’（意思是‘文明人’）与‘蛮族’，而讲希腊语的罗马人则把人类划分为‘罗马人’（意思是他们自己）与‘希腊人’（当时指异教徒）。但是随着基督教的胜利，历史名称的含义回到了原点。事实上希腊人壹词已经染上了此前曾附着于‘蛮族’壹词的气息。”他说，“希腊的基督教世界通过壹些领域的激進革新，同希腊精神的传统脱离了关系。”他说，圣经取代了荷马史诗，世俗诗歌源自君士坦丁堡，“对于讲希腊语的基督徒而言，那独壹无二之城不再是希腊化的罗马而是、亚历山大里亚、或雅典，而是君士坦丁堡建立的从壹开始就属于基督徒的城市。”于是，我们又回到了前此我们说过的那些论点：希腊人变成了西方的东方人，而东方的君士坦丁堡成为对峙西方梵蒂冈的壹种载体。

可是，这只是说明了问题的壹半。何以希腊远离西方而对于东方趋之若鹜，即合即离，甚至呼卢喝稚呢？就像我们崇拜之耶路撒冷圣殿山上那座极其具备反讽意味的圆顶清真寺，妳说，他是谁的象征？以色列？阿拉伯？伊斯兰？基督教？东正教？天主教？是的，我想起我年轻时期的壹段读书后感，说是，废墟具备生死两重含义，而这个圣殿山的庙堂，究为何物？，在离开他据说百米之处，就是圣殿遗址，而阿克萨清真寺又是这个西墙之伴侣，这真是行到水穷处，又看云起时，真正是解构和结构，结构和解构之稚股成真。回到原题。我们常说抑或与友争辩，说是凯撒归凯撒，上帝归上帝，是壹种真理，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间性存在，在挑战凯撒，也挑战上帝了。壹如前说，希腊人征服得了那些所谓的蛮族甚至罗马人，但是他们无法征服犹太人。因为犹太人有着他们的精神和物质，他们据说也是犹太自治体的某种成员，可是只要他们和罗马自治和自由对比，那么，这个罗马共和国的自治，世俗和共和的自治，对比神治国的上帝“他治”和摩西辖制，这个罗马的优势就会发挥自如，挥斥方遒。呵呵。于是，这里出现我们前此壹再说过的罗马政治体质的演绎和改变。这个演绎和改版，就是中国人所谓的亡国而不亡天下，这个天，就是上帝，这个下，就是凯撒。而凯撒，不是无缘无故之人，之符码，之号召。他是壹种载体。这个载体先是罗马，后是罗马中心梵蒂冈；梵蒂冈并非因为他是神治国，并且因此存在，恰恰相反，因为他不是神治国，而是罗马国，而是凯撒国之中。这就是除去信仰本身的问题之外的载体问题；凯撒，成为上帝的载体。不然，就像启示录所云，耶和华要在地上，在以色列，在圣殿山建立他的万国之王、万民之主之帐幕而不成？是不是这个建帐变成推迟的建设，壹如普鲁塔克所云，就像末日审判的推迟？

那么，汤因比有什么天机可以泄露？其实，也不是什么天机，而是“人机”。这个人机，就是壹向以来我们援引的自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波利比奥等人所说的、出自雅典希腊式混合政治、混合政体的那种也是宗教载体的“凯撒”之所在。这个所在，在君士坦丁堡以后就变成罗马的政治遗产了；而拜占庭，则变成蛮族遗产的壹部分，至于汤因比所云之印度，之中国，究竟是什么载体，还要另当别论。换言之，天主教载体适于罗马自由政治，而基督教，犹太教，乃及其他希腊化精神变成的那些教，就不壹定（至少在历史上如此）那么具备自由政治了，看看俄罗斯，看看奥斯曼，看看赫茨尔以前之中东和以色列，就会壹目了然，他们的宗教，没有自由的载体，而没有自由载体的宗教，也就是不那么自由的精神遗产。这个载体说法就是，“罗马帝国作为罗马共和国的延续，保留了共和国的制度结构。罗马帝国本质上依然是壹些自治的（虽然没有主权）城邦通过各种永久的关系同拥有无上主权的罗马城邦结成的联合体。壹些组成罗马政治体的城邦单位就是罗马的自治区域，其他公民也是罗马公民。其他的城邦就是里面的盟国，因为他们有拉丁殖民地的地位或者条约依附于罗马。还有壹些城邦是罗马的‘自由’或附庸的臣服国。每壹位帝国内的自由男性居民都是两个城邦的公民：自己的城邦和罗马。”汤因比说，这“本质上属于心理文明的市民生活方式”。

在此载体成长为基督教抑或取代希腊精神遗产之天主教前，这个希腊精神处于找不到载体而蔓延入兹之局面。汤因比的叙述，从所谓“痛苦时代”到来之序幕张开为始。这个开始，就是希腊化三个罗马时期之国家：罗马帝国，帕提亚帝国和贵霜帝国。然而他指出，代替帕提亚之波斯帝国和罗马帝国各处其地，“都没有梦想过垫付自己的邻国。”以后，庞培镇压了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反叛，把塞琉古并入罗马版图。接之，赋予祆教正式地位的、第二个波斯帝国阿塔薛西斯战胜和吞并了贵霜帝国，“希腊精神在帕提亚和贵霜帝国的支持下，在从幼发拉底河延伸到亚穆那河的大片区域继续延伸。”以后，祆教壹部移去印度和中国。犹太国家与希腊化的博弈最终出现在被希律王阻止、但是无法阻止的犹太人反抗中；遂至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区域消失殆尽。希律王之前的哈斯蒙尼王朝/哈斯摩尼王朝成为决定犹太命运的最后壹道风景线。汤因比说，如果以都麦和加利利没有落入犹太人之手，那么，希律和耶稣都不成其为犹太人，世界历史是不是就该改变？这是壹个噱头。只是，这个说法，也许能说明前此所谓没有摩西就没有柏拉图的断定，之后的审判在希腊对于奥瑞斯特斯和苏格拉底的态度上截然不同。

而沙马对于摩西和柏拉图之比是这样说的，“在很多犹太人心中，犹太教是古老的跟，而希腊文化则是壹棵小树。宙斯只不过是全能的耶和华的壹个异化形式，而摩西则是壹个道德立法者，是所有种族制定法律的根据。帕尼亚的犹太人雅力士多布鲁在公元前2世纪中叶曾经写到，他希望读者能够相信，柏拉图曾经煞费苦心地研究《托拉》，而毕达哥拉斯定理就来源于古老的犹太知识。”（沙马《犹太人的故事》）（《托拉》与《妥拉》为犹太教的核心。它的意义广泛，可以指塔纳赫（Tanakh）24部经中的前五部，也就是壹般常称的《摩西五经》（Pentateuch）。它也可以被用来指由创世纪开始，壹直到塔纳赫结尾的所有内容。它也可以将拉比注释书包括在内。妥拉的字面意思为指引，它指导犹太教徒的生活方式，因此，所有的犹太教律法与教导，通通都可以被涵盖到妥拉中。）至于前此提到的关于最后的审判，我们可以从人与神互动导致审判和审判延迟之义说起。


关于延迟的审判，有故事可讲。因为这个说法亦可见于《普鲁塔克的对比列传》达夫著。“在论文《论神罚的延迟》中，普鲁塔克讨论了相关的壹个难题：为什么恶人常常飞黄腾达。关于神为什么没有干预進来進行惩罚恶人、终止他们的罪行，普鲁塔克提出来几个理由：或许神想要给他们时间让他们悔改；有时候神利用恶人带来无法预见的善；或者他在等待着那个他能用最适合于罪行的方式惩罚他们的时刻；而且，重要的是罪行本身、他自己对犯罪的意识，常常就是对他最有力的惩罚。”另外有作者记录了这个故事之核心：“上帝延迟审判，给他们时间来悔改。上帝领亚伯拉罕到迦南地，应许把迦南地赐给他的后裔，但是当时‘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创15:16)，所以上帝的审判尚未临到。亚摩利人在此代表迦南地全体的居民。后来以色列人下埃及，在那里度过了四百三十年，当他们出埃及时，又在旷野飘流了四十年；此间，迦南人足有时间来悔改归向上帝，如果他们肯的话。”（《恩典在审判之先》）上帝以试父弑子考验之，据说也是遵守迦南地区的肉祭传统，上帝也入乡随俗吗？（“不道德的性行为、异教崇拜和献儿童为祭等败行，在迦南地十分普遍。圣经历史家亨利·哈利说，考古学家在迦南地“发现了许多瓶子，里面装着献给巴力‘迦南人主要崇拜的神祇’为祭的儿童的骸骨”。他又说：‘整个地区成为了新生婴儿的墓地。迦南人在他们的神面前行淫，作为崇拜仪式；然后又把头生的孩子杀死，献给这些神作为祭物。看来，整个迦南地都跟所多玛和蛾摩拉没有很大分别。那些在迦南各城遗址進行发掘的考古学家，都不明白上帝为甚么没有早壹点把这些城市毁灭。显然后世上帝与否、是不是惩罚人间，这是壹个问题，只是到了保尔 策兰那里我们才看见带出这个课题的壹种议论（见贝岭编辑的《倾向》）。


因为壹向所知，雅典娜究竟是不是雅典之神；雅典人，希腊人究竟信不信他们的神是没有定论的。就像如果我们在摩西脚下撤去神祗之梯和荆丛火焰，则犹太教势必不复存在，而如果雅典娜不复存在，那么，以后的德拉古（雅典）法制，莱库古（斯巴达）法制乃至梭伦法制，都将不复存在。所以，摩西存在是第壹位，柏拉图是第二位，必会如此；只是问题是，他们何以如此争斗、争论，妳死我活。“希罗多德就是这样描述的”，如何描述？就是他希望希波之战，波斯人打败希腊人，“因为他们毕竟是重建耶路撒冷的倡导者和支持者，以斯帖曾经做过他们的往后，妳知道他们有多坏吗？哈曼这个恶人想彻底消灭同壹人，简直是壹个朝秦暮楚的魔鬼，但他最终在波斯王那里得到了报应。另壹方面，希腊塞琉古王朝的‘神选者’安条克四世，曾把那些行割礼的婴儿连同他们的母亲从耶路撒冷的城墙上扔下来，根据《马加比壹书》的记载，这已经成为他奉行的壹种文化。当时犹太人的主要敌人是希腊化运动任其泛滥的疯狂统治者。”（《犹太人的故事》沙马）

很多作者都把雅典娜轻判这个阿加门农之子形容为希腊抑或雅典的柔和（《古希腊思想中的柔和》米罗伊）；而雅典娜却判苏格拉底死刑。波利比奥不像汤因比，对于柏拉图和苏格拉底，不以为然，根究其因，苏格拉底毕竟适与僭主克里迪亚纠缠在壹起；而克里迪亚是三十僭主政变的始作俑者；而柏拉图在西西里僭主那里毛遂自荐，也被否弃。回到前叙。当塞琉古三世和塞琉古四世分辨对待罗马和犹太人时，在安条克三世击败托勒密王朝以后，耶路撒冷的掌握者是约书亚.耶逊/詹孙。这位希腊化支持者“还要把自己的犹太宗庙改造为希腊模式的城邦”（汤因比《希腊精神》）；而“安条克四世，他把耶路撒冷宗庙供奉的耶和华变为奥林匹斯神宙斯”。于是爆发了著名的马加比起义并产生了哈斯摩尼王朝。而所谓以都麦和加利利以前是撒玛利亚的民族居所。希律是以土买人（旧约时期“以东”的希蜡文名称。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以东后，希蜡文成为当地的通用语言。过去称为“以东人”的地区，转称“以土买”。

于是，终于，基督教脱离了自己的母体犹太教，向希腊精神回归。“犹太人看到，基督教以富有希腊特征的方式违反了第壹戒律：他把壹个人奉若神明、并且将其与耶和华联系起来，作为壹个有神性的人格”。“基督教会也违反了第二条戒律，因为他以希腊式的视觉艺术作为宗教的媒介。”基督教也违反了犹太教的排他性，向希腊世界张开欢迎膀臂。于是我们可以推算，有三种载体可以承载三种宗教。壹种载体就是希腊载体；包含雅典载体，斯巴达载体（这种载体倍受波利比奥的赞赏，也就是莱库古法律治下的政体），乃及底比斯，科林斯等等或者宪政或者僭政之载体，这些载体承载多神教和民主观念，法治方式和生活本身。第二种就是罗马载体，它承载基督教继而转化成为天主教，成为我们所说的罗马-梵蒂冈模式，也就是继承希腊混合政体的民主共和和帝国方式且，容纳壹神教（从马基雅维利等人对于罗马人民的首肯，罗马自由中，自治中，包含民主或者民主因子，自不待言）这个方式完成了汤因比所谓的基督教自身否定自身的改革，壹如前说；“希腊精神向犹太教注入了反犹太教的道成肉身”（道与肉，这本身就是悖律，壹个是无限无形无远弗届，另外壹个是有限有形而向死而生。）“基督教会无意中成为非基督教和反基督教观念的理想传播者。”（这其实就是指基督教和犹太教互相不可融合之处，因为犹太教认为，认可耶稣，就是无神论、唯物主义。）（汤因比《希腊精神》）

于是，罗马方式成为迄今未等改变的基督教政教方式，只是这个方式，在完成了他的凯撒与上帝双向互动以后，在表面上各自分离开来。第三种方式，就是我们所说的神治国方式和柏拉图所说的理想国方式（这都是可鄙的未来主义），很可惜，这种理想千年后变成了希特勒的与之壹式的种族清洗和政教合壹。而波利比奥壹针见血的批判于之：“至于柏拉图著名的共和国，有壹些哲学家相当赞赏，但我不认为应该将它带進有关宪政的讨论之中。因为正如我们不允许没有适当注册的艺术家或运动员参加庆典和竞赛，所以我们不该允许柏拉图的政体進入这竞赛之中，来僭政奖品，除非有例证可以证明它在实际上运行过。但无论如何，直到现在，将它与斯巴达、罗马及迦太基宪政相比，就像拿出某件雕像来和活生生的人相比。因为即使雕像雕工再完美，但这没有生命的物件和有生命的人相比，必然会让旁观者感觉相当不适当以及不协调。”（波利比奥《罗马的掘起》）这是壹段非常著名的判断。这判断既是理论判断也是实事判断。因为理想国几次毛遂自荐都被弃之如敝屣。只是到了20世纪，极权主义才把把这个提案注册到位，将其拿到人类政治竞赛的桌面上。

这样看来，第三种载体，那个本来是理想国不登台面的主义和观念，现在也找到了载体就是极权主义（这，也许也是某种准宗教，也变成对位和复调复合之新巴赫音乐了，我们记得俄罗斯作家巴赫金关于上帝与人间互动说法的哲学理论和音乐学），这个载体承载什么宗教？就是反宗教的宗教。于是，这里出现的历史玩笑和政治-宗教错动是不是会带来未来主义新发展，这是我们担忧的又壹个论题，末人学说和后人类主义时期政治与宗教之命运究竟如何；是不是壹个新时代没有到来，壹个新新时代就戴着超智能的机器人面具和超时空虫洞穿越实体，迅猛扑来？回到历史；我们看待几个“历史上的如果”是否可以成立？就是希腊精神，希腊多神教复合民主载体；这个民主载体何以堕落，转向甚至消冥了？（这牵涉到雅典帝国复灭的种种原因）也许，这个说法不切实际，因为，刚才所说的罗马接天接地的政治宗教转换，还是回到了，抑或在某种程度上回到了希腊，这也是文艺复兴后时期，人们以此潜在语言对应于基督教的显学语言？第二，罗马世界何以要，或者说，壹定要牺牲多神教转而保持君士坦丁大帝的壹神教和天主教，且，同时又复合某种希腊复辟，并且在制造所谓霸权文化的同时，把拜占庭抛弃到异教地位而不可转圈？也许，这就是第三种错动所致；这个错动就是希腊化带来的麻烦所致。这个希腊化壹如前说，就是保留了雅典民主体制以外的所谓“上层建筑”而否定其政治载体；他可以保留壹切，只是否定和边缘民主（虽然亚历山大大帝保留了雅典自治，就像波斯人保留了希腊的某个城邦的自治和犹太人的自治，可以想到居鲁士的解放犹太人）。这样，希腊精神甚至犹太教都汇集到，抑或精神上汇集到耶路撒冷和拜占庭；继而在罗马体制下和统治下，把民主发源地，自由发源地，自治发源地，人与神双向价值论之希腊，推到东方边缘地带，继而把它和印度、中国并联起来；再用以后的资本主义，将之壹体化回归。谁在主导这个为了拯救而屠杀，为了屠杀而拯救的游戏？这个游戏是不是还要继续下去，以至无限之未来？

在《致希腊人书》里面护教者说到希腊政治和政治人士的内容大致是千、八百字——而这里，参据《德摩斯梯尼时代的雅典民主》,估计为证见民主，作者汉森写了三十万字——而他提到的、关于致希腊人书里面贬斥和忽略的所有这些人物，在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和色诺芬笔下何止撰写千万言。比如说，他提到地米斯托克利，阿尔西比亚德和特拉叙布鲁斯。提阿菲罗认为他们和薛西斯，大流士和居鲁士壹样不足成训，不以为史……因为历史也不是像埃及人阿波罗流斯说的有“15X10375年”,而是被上帝创造出来的。我们不知道他们测算历史何以精确到如此地步。这都是壹些噱头。而地米斯托克利的出现和复现说明了希罗多德历史的成型。这部历史据言开创了希腊历史走向世界的端绪。这个开始也可以说是“时间开始了”——因为，世界上第壹个放眼世界且如此撰写历史者据言就是希罗多德。而地米氏在他的笔下，成为历史上海洋文明的第壹个实践和传播者。

这个证据就是，地米在关系到雅典命运的海战前，让雅典人弃路入海，置之海洋而后生。因为雅典人的优越之处就是海洋。这也是希罗多德说过的，波斯女将阿尔特米西亚之所以劝说薛西斯不可恋战海洋与地米，可是她的劝阻未能生效，继而导致萨拉米海战波斯之失败。（维基资料——阿尔特米西亚壹世为公元前480年，欧亚交接安那托利亚地区卡里亚小王国的女王，在她丈夫死后她继承王位成为女王。她曾与波斯国合作，共同進攻希腊，她也是在作战会议上唯壹认为不需打萨拉米斯战役的人，结果波斯军队在萨拉米斯海战中果然失败，她换希腊旗帜伪装成希腊船逃脱，但由于她战前指出此海战对波斯不利的判断正确，波斯王薛西斯壹世让她回家照顾儿子。/而美国那部关于此番海战的故事片完全没有呈现这个基本历史细节。呵呵，啥好莱坞！）

其二，是否可以说，海洋主义也就是蓝色文明成为这场海战的结果继而成长起来。蓝色文明带出的不仅仅是雅典民主和地米氏的个体历史，同样带出了希腊世界城邦世界的政治范式。希腊千百个城邦，成为那个时期的希腊民主文明之载体，之滥觞。因为民主在忒休斯的神话意义上和人文意义上，都不是雅典这个独壹无二的模型可以概括和删略的，很多城邦或者壹致之，或者类似之，是那个典型雅典政治模式明确或者潜在之的前国家模型——所以认为希腊世界只是雅典壹个小小民主城邦可以了结的说法，就像说地球生存于万千宇宙那样及其渺小,是十分愚蠢的——）因为希腊自治城邦的千百个雏型国家，和以后罗马帝国千百个自治城市，乃至再后来，神圣罗马帝国之产生自治主义和自由主义之城市壹样，在地理和政治概念上都有通达修同之路——正是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正是因为他们是自由主义的通途。

地米氏的出现和后来的阿尔西庇亚德的出现（有译亚西比德的等等），还说明了壹个有趣的课题。这个课题也就是波斯人曾经通过民主游戏的方法掷股民主而失算……这说明了我们以前常常说起的，专制和民主之间的某种血缘关系（妳听说希特勒会掷股民主吗——而列宁刚好是消灭苏维埃和议会……）而阿尔西庇亚德的故事，有开创了另外壹种观念。这种观念后来有人说,就是最早的希腊式马基雅维利主义——虽然，地米氏，抑或其他希腊人如波桑尼阿斯甚至地米斯托克利，都有机会主义实用主义背叛罔道之嫌，但是其中尤为典型者就是阿尔氏。这是公认的评断。在修昔底德与色诺芬笔下，在其他希腊历史作者笔下皆为如此。尤其是普鲁塔克，对于这个人物的撰写，是和克利奥兰纳斯，双向比较之，希、罗双取之。因为他们都是祖国的英雄，也是敌人，是敌国闻风丧胆和恭敬有加之人物，也是本国群众呵护和敌对之辈。我们看看这些克利奥兰纳斯究为何种人物？（维基资料—科里奥兰纳斯Coriolanus是罗马将军的名字，因为他在针对罗马政府挑战各种起义方面取得了足够的军事成就。在这壹成功之后，科里奥兰纳斯积极参与政治并寻求政治领导。他的气质不适合流行领导，他很快就被废，了，于是他按照自己的意愿对自己進行了调整。他在这条路上建立的联盟导致了他的最终垮台。）

这样的经历在希腊和后来的罗马似乎是无独有N。比如地米斯托克利，波桑尼阿斯，阿尔氏等等都有背叛国家行为。于是，这里出现了关乎于此的很多议题。其中之壹，就是道德论题的挑战。再是就是，像黑格尔说过，雅典抑或斯巴达人的道德归宿和个体自由其终极目的何在？是个人服从城邦，抑或相反？道德标尺的第壹衡量原则，究在国家，还在个人。国家利益和国家原则，是不是可以在个人遭遇国家枉害和涂炭之时，可以背叛之？抑或，在遭受平反后，再为之效力。等等。这是世界上第壹个马基雅维利主义者阿尔西比亚德，而后。也许马氏成为第二个抑或第三个。也是修昔底德笔下壹个重要人物。

而在色诺芬笔下之特拉叙布鲁斯，则又是另外壹个话题。这个话题，牵涉到关于苏格拉底和专制僭主克利提亚斯之关系，壹如前述，更重要的，是牵涉到雅典壹次罔顾原则的误导审判，枉死了很多将领；而特拉氏最后解决了那次著名的僭主政变。扬弃了那次审判，成为人们后来寄望于特拉氏的壹个原因。为了方便起见，我们赘引资料如兹——（维基）色拉西布洛斯（Θρασύβουλος;公元前388年）是壹个雅典海军将军和民主领袖。在前412年年雅典壹次寡头政治政变后，萨摩斯岛的亲民主派水手选举他为将军，把他变成民主派成功抵抗那次政变的主要领导者之壹。作为将军，他负责召回逃亡的争议性贵族Alcibiades（阿尔西比亚德），然后两人壹起在以后的几年里广泛地合作。在前411年和410年，色拉西布洛斯与Alcibiades和其他人壹起指挥并获得了多次关键性的雅典海军胜利。

雅典人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战败后，色拉西布洛斯领导民主力量抵抗新的寡头政府（三十暴君），该政府由战争的胜利方斯巴达人强加于雅典人身上。在前404年，他指挥壹小股逃亡者部队入侵。

Attica 并且在随后的战役中击败了先是壹个斯巴达要塞然后是寡头政府的部队。这些胜利随后，民主在雅典被重新建立。作为公元前4世纪这次重生的民主的壹个领袖，色拉西布洛斯鼓吹壹项抵抗斯巴达的政策并寻求恢复雅典的帝国威力。他在前388年科林斯战争领导壹支雅典海军部队时被杀。

这里重复提到僭政(类似三十僭主政变乃及民主和王政转化……)的课题，希望那些混淆专制和极权者类注意之！

比如古希腊老寡头笔下的oligarchy，僭政tyrannos等（还有despotism，autocratic……）都不是极权制度/主义Totalitarianism；虽然有这样的说法——认为中国是僭主国家，民主是僭主选举制度（见帕雷托），但是，总而言之，僭主可以很不好，却也可以做好事，还是希腊贤人，是文明建筑者。就像马基雅威力是最伟大的共和主义者，而又是无道权术的鼓吹者。其中奥秘在于，含僭主政治在内，专制政治在内，君主政治在内，都还是好、坏各执的文明政治形式，但是，唯独极权主义不是。这就是为什么柏拉图本人无法实行极权主义，只能说说而已；亚里士多德也只能谴责僭主的非法地位，却无法否认他们的历史功德（他们也不太坏），

（以下是壹些众人皆知的僭主简介（维基资料），且，此地出版了四，五十种古希腊著作中译，有专门论述僭政的，此不壹壹。

最有名的僭主是雅典的庇西特拉图（英文：Peisistratus），他先后与公元前561年和公元前556年两次当上雅典城邦的统治者。他在位期间，支持平原农业，增加农民，制造大量橄榄油出口，由此他和他的马拉松客户获得巨额贸易利润。他通过雄心勃勃的工务计划，通过鼓励节日的创作，强化战争女神雅典娜的崇拜，以此达到至高无上的权力。庇西特拉图参选时号称他代表底层民众的利益，他没收贵族的土地并奖赏给穷人，削弱贵族的特权来擡高自己的特权。这可以看成是民粹主义或甚至社会主义的早期实例。

前7世纪，科林斯由僭主库普塞罗（约前657-627）和他的儿子佩里安德（约前627-585）统治时期，该城派遣殖民者建立许多新的殖民地，其中包括：埃庇达诺斯（Epidamnus，现代阿尔巴尼亚的都拉斯）、叙拉古（意大利）、安布拉基亚（Ambracia，现代莱夫卡斯）、科尔库拉（Corcyra，今科孚岛）和阿纳克托里翁（Anactorium，今亚克兴）。佩里安德还建立了阿波罗尼亚城（今阿尔巴尼亚的费里）和波提狄亚（Potidaea，在哈尔基季基半岛）。科林斯还是九个出资在古埃及建立殖民地瑙克拉提斯的希腊城邦之壹。该城建立于埃及第二十六王朝的法老普萨美提克壹世在位期间，以促進希腊世界和埃及的贸易。

佩里安德是古希腊七贤之壹。在他统治期间铸造了第壹枚科林斯币。他是第壹个试图打通地峡以建立科林斯人和萨罗尼科湾的海路联系的人，由于当时的技术条件所限没有实现他的想法，不过他代以建造了壹个石造陆上斜坡“Diolkos”。库普塞罗王朝的统治结束于佩里安德的侄子普萨美提库斯（Psammetichus），以亲希腊的埃及法老普萨美提克壹世（见上）的名字命名。这段时期是科林斯城的黄金时代。

阿加托克利斯在叙拉古的统治十分开明。他的治理深得民心以至于他在前304年开始使用西西里国王的头衔。在对外政策方面，阿加托克利斯征服了西西里岛上的几乎所有希腊城邦，并与埃及国王托勒密壹世结成同盟。阿加托克利斯于前299年侵入意大利，征服了亚得里亚海中的希腊殖民地克基拉岛（科孚岛）。前289年，阿加托克利斯在向南意大利進军途中去世。

阿加托克利斯统治时期是叙拉古乃至整个西西里在古代最繁荣的时期

狄奥尼修斯壹世是叙拉古城邦历史上卓有建树的壹位僭主。公元前405年,他因在对抗叙拉古宿敌迦太基的战争中表现出色而掌握政权。之后,又通过壹次次对迦太基的战争巩固政权。在他统治时期,不仅解放了众多受奴役的希腊城邦,而且把迦太基势力范围局限在西西里岛西部小范围地区。此外,他还开创了叙拉古历史上的壹个盛世,被称为“叙拉古霸国”。叙拉古成为西部希腊世界最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版图最盛时包括西西里的绝大部分和意大利南端,政治影响远及希腊半岛及小亚细亚地区。

色拉西布洛斯是公元前第七世纪米利都的暴君。在他的统治下,米利都与吕底亚進行了壹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这场战争结束时并无决定性胜负(这壹结果,相信希罗多德认为AlyattesII（阿吕亚泰斯二世）采信了色拉西布洛斯的欺骗致使出现停站)。战后,米利都和吕底亚缔结了壹个联盟。色拉西布洛斯是Periander（佩里安德）的盟友,科林斯的暴君（僭主）。希罗多德的《历史》记叙壹个著名故事,Periander请教色拉西布洛斯给他壹个统治办法。色拉西布洛斯并无回应,而是漫步麦田,在那里他砍断长的最好和最高的麦穗。这个提示就是，Periander必须除掉所有的贤人，以巩固统治，击败挑战。这个故事以高罂粟综合症取名。（见希罗多德《历史》））

僭政比起民主的历史出现据言早了壹百年，也是我们考虑雅典乃及希腊民主的必备之“科里奥兰（纳斯）序曲”。这是僭政研究学者麦格琉的观点，他的《古希腊的僭政与政治文化》壹书中，同样提及了包括科林斯僭主库普塞鲁斯、雅典僭主庇西特拉图等人的系谱。他的叙述十分精确。因为他给出了僭政并不壹般的只是坏专制这个简单的否定。我们依然可以从比较广泛的基础上得出与他壹致的结论；专制是可以包含民主的，就像僭主庇西特拉图和库氏，都是雅典和科林斯文化的缔造者，而极权主义是没有文化的。壹如梭罗没有完成他的改革由庇西特拉图完成壹样，克里斯提尼的改革，又是从庇西氏之子希庇阿德那里继续延伸的——而厄菲阿尔特没有能够完成对于雅典的改革，他的取消战神山贵族议会的举动只能以失败告终，让位于伯利克里——而伯利克里这个雅典和希腊也许是第壹个改革、民主战士，又同时是著名的帝国主义者类。而所谓激進改革领袖厄费菲阿尔特的改革之所以失败，要由伯利克里加以继承，则又说明，僭政和民主，民主和，也许是民粹之间的异同。于是我们看到，至少在希腊民主诞生的时候，忒休斯是所为贵族民主捍卫者而不是平民派而产生，而神圣的（他是人也是神？）。重复而言，从梭伦到庇西特拉图之路线图说明僭政的所谓民主作用，是很难厘清的；以致于亚里士多德说，庇西特拉图的僭政是希腊历史上的黄金时期。我们看到，人们很难解释何以梭伦的改革要由庇西特拉图来完成——他的僭政和梭伦的民主之间间性判定究竟如何？

壹言是，梭伦的改革对于雅典之民主载体之民众中贫富不均难以整合——有壹种说法是，梭罗对于穷人释放而不是帮绑缚权力同样是处于敌对和两难状态。再就是，梭伦的法律至上没有实施余地（还不是就像柏拉图的法律也分成可以实施和不可以实施之二？）这是他所谓诗歌中和法律中，乃至他所谓诗歌里神谕之声的蔓延。虽然梭伦懂得法制原则会让僭主无所适从，不得善终，但是他还是做了庇西特拉图的忠诚臣民。呵呵。有谁听说民主丘吉尔可以做希特勒的臣子？（笑话）最后，这个民主和民粹的处理，在另外壹个改个家厄费阿尔德那里是倾向平民的（他的主张是——（维基资料）大约在这个时候，Ephialtes和他的政治盟友开始袭击Areopagus，壹个由前任执政官组成的理事会，这是壹个传统上保守的力量。根据亚里士多德和壹些现代史学家的说法，自公元前470年以来，雅典在Cimon的领导下，根据非正式的“Areopagite宪法”進行管理。自从公元前486年以来，Areopagus（战神山）已经失去了威信，因为当时执政官被抽中选中。Ephialtes通过起诉某些成员的行政失职加速了这壹進程。因此削弱了议会的威望，Ephialtes提出并通过了人民议会，这是壹系列的改革，将阿列波古斯传统上在布尔民主理事会，埃克莱西亚人民党和民众法院之间分配的权力進行了分割。Ephialtes从Areopagus手中夺走了他们“附加的权力，通过它监护宪法。”……Ephialtes不会看到这种新型政府的進壹步发展;公元前461年，他被暗杀。）

从政治上讲，僭政的缘起是僭主创造的某种建国/权和立法的元创性。而僭主建政以后的某种我们所谓的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会与之并起；所谓的“多数富庶的城邦，壹旦经历过僭政，都会大兴土木，公共空间与公共建筑急剧扩张。……僭政治下，公共经济与私人经济兴旺发达，公民意识也觉醒起来。”接下来就是“僭主们不得不给自己的权力设置界限的条件。实际上，允许僭政存在的同时，城邦邦民们也在学习用以反抗僭政的手段”。于是，关于僭政——专制的历史，也是同样的可以反抗和确有反抗的历史。这也就是后来福柯撰写关于僭政文字时所言——“这是壹种被行驶的不是被占有的权力。他不是统治阶级获得的或者占有的‘特权’，而是其战略位置的这效应——是由被统治阶级所展示的、有时还加以扩大的壹种壹种效应”。（《规训与惩罚》福柯）这段话用来解释僭政的缘起，复兴和灭亡是十分精准的。因为僭主掘起时期所采纳的所谓所谓正义处罚权限，在很大程度上，同样是自我设限，因为僭主必须考虑的不是他的权力的无限延伸，而是他们找不到权力转换的机制——就像梭伦所谓，僭主不知道如何找到下台之路。因为正是索伦自己禁止了授予他的僭主的权力。而雅典人选择了僭主庇西特拉图而见弃了梭伦。有壹种说法，僭主不可能放弃权利回到邦民生活。“僭政末期，当僭主权力被去私人化并重新整合，而城邦作为壹种政治统壹体发挥作用时，主人与奴隶的角色就被有效地颠倒了。但在这种颠倒中，自治和自由的古典观念萌发了。”麦氏说，“僭政不仅仅作为壹种过渡形式为公民的不当提供了生动形象，还作为壹种政治自由的模式及个体公民见得纽带存在。”因为雅典曾经有杀死僭主无罪的法律程序试行。“而雅典最具帝国主义色彩的领导人伯利克里（伯里克勒斯），雅典人的帝国已经成为僭政帝国——这壹承认意味着雅典人要确信，雅典要像僭主所要求的那样，行动时必须谨小慎微、坚忍不拔，因为没有什么比僭主放弃权利更让人自由了。”（见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那么，平民是不是在今后的世界历史上无缘掘起而陷入民粹主义，纳粹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这是问题的基本提法。之所以雅典审判会在近代历史上兴起，并被美国等西方主流国家纳入负面政治成果（恶果？）是因为他们不知道２０世纪前后，世界政治、历史学界为了这宗公案所发起的平反雅典民主之运动。其中潘恩所谓的雅典小民主版，就是美国大民主版的再现，是为最好的证明（见《雅典审判》J.T罗伯兹）。而汉森著作更加认为雅典民主和直接民主，是历史上最好的民主（！！！）——且，在现代技术成果复盖之世界，也有直接的借鉴作用——而代议制民主，早在十九世纪就被约翰．穆勒等人置疑和评判过（见其《代议制政府》约翰．穆勒）。我们直接看看汉森的话，其中有二。——壹是，他说直接民主是历史上最好的民主，“于是经过壹番考证我们回到雅典，把他视为有分量的直接民主统治政权的最佳范例。这种政府由克里斯提尼于公元前５０８年——５０７年首创，当马其顿人于公元前３２２年——３２１年征服雅典后被废除。我们知道有许多希腊城邦都有民主宪法；但是，几乎所有的证据都和雅典有关，所以雅典民主是我们唯壹可以描述的民主，尽管在某些重要方面，雅典又是壹个另类，而且雅典的民众统治也并非希腊人所知道的唯壹民主类型。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提到的壹种民主类型，其公民大会的唯壹职能是选举行政官，要求履行其职责，而所有的政治决策由行政主管做出，其他人都无发言权；这当然是“非直接民主”，所以，通常认为希腊民主总是“直接”的而现代民主总是“间接”的，这种更多是壹种谬误，必须摒弃。不过，无论如何，雅典的确是直接民主制，也是迄今为止历史上最好的民主制”。汉森饶有兴致地从援引欧里庇得斯《祈援人》壹剧中那个忒休斯所谓的：人民政府！这是汉森壹切论据的开始。

再是，我们看到，关于希腊雅典所谓奴隶制民主的真谛何在？用壹句笑话来说，雅典人是让奴隶先富起来而实现民主的。他说，“把奴隶认定为壹种剥削阶级是错误的，因为奴隶中也有少数剥削阶级；……把公民认定为剥削阶级也是错误的，因为许多公民是无产者，剥削阶级也包括很多外邦人和奴隶。据说雅典最大的企业是壹家盾牌制造工厂，有１００名左右的奴隶，业主为吕西斯（Ｌｙｓｉａｓ）及其兄长博雷马克斯（Ｐolemarchos），都是外邦人；公元前４世纪的首富是银行家帕西翁（Ｐasion），他由奴隶变成外邦人，晚年终于获得公民资格”。（有关银行起源的历史描述可谓五花八门。有人认为银行起源于古埃及。也有人认为“现代银行业”始于12世纪的热那亚。但我发现，最有趣的描述出现在逻宾•威廉姆斯(RobinWilliams)编辑的《Money: A History》（1997年出版）壹书中。该书是为配合大英博物馆(BritishMuseum)钱蔽文物展出版的，说教的内容很少。该书提及的最早的银行家出现在公元前四、五世纪的雅典。这些银行家是由在集市长椅上用外蔽兑换雅典钱蔽的兑钱商发展而来的。不久之后，他们又增设了壹项贵重物品保管箱服务。接着，他们开始发放贷款，通常收取12%的利息。在这些早期银行家中，最为知名的是曾身为奴隶的帕西翁(Pasion)。此人于公元前370年去世，去世前极为富有。然而，他在事业初期却几乎破产，因为当时有壹位不满的客护告了他，而且我们听说那时其它许多银行也陷入破产。虽然沧海桑田，但这壹点还真与现在没什么两洋！”（《金融时报／专栏/塞谬尔•布里坦》）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雅典的政治先自由起来和经济先自由起来是相辅相成的，而并非政治经济分开切，独数鳏棍——这种分切，似曾相识，此不赘言。当然，汉森对于直接民主的描写和记叙，分成很多章节。最为重头的就是他关于公民大会，公民法庭等的记叙。读者可以光顾索之。

公元前三百年左右，亚历山大帝国统治的希腊化时期，究竟在历史上获得如何壹种地位；壹般言说，它是壹个罗马帝国前过渡时期。希腊世界经过自身自戕的战争，从科林斯战役到留克特拉战役，雅典，斯巴达和底比斯相继胜、败而黄雀在后，这个黄雀就是菲利普二世的马其顿王国。这个王国于喀罗尼亚战役战胜雅典和底比斯，继而成为希腊霸主。壹说，菲利普对于雅典网开壹面，只是惩罚了底比斯，当然，这个惩罚也被说成是雅典自此失去自由（以后安提帕特让它失去民主。）这样，在出现了复兴斯巴达的克里奥米尼之寄托埃及失败，和，西西翁的阿拉托斯寄托马其顿复兴希腊世界失败，最后，是德摩斯蒂尼反对菲利普和安提帕特失败，他本人自杀殉国，这些包含菲洛波门在内的“最后的希腊人”，开始不得不让位于马其顿人，埃及人和塞琉古人——这便是希腊化世界的三国鼎立（自然，扩充而言，还有其他壹些国家如帕提亚等等。）希腊化世界究竟如何希腊，是实现希腊民主还是希腊自由？是实现雅典自治，还是实现混合政治？有波利比奥《罗马帝国掘起》壹书序文作者翁嘉声认为，这个希腊化，按照德国学者说法，就是，“希腊化时代于是被看做是壹个下山（经过搭山，攻顶！）或堕落的时代，背离古典时期的典范，因为希腊化时代的人不再说典雅的雅典希腊文，而是简化的普通希腊文；希腊人不再生活于自由自主的城邦之中；而是受独裁君王的宰制。”这个情形称为“希腊化”。（虽然很多学人对此持有异议）。于是希腊化三国鼎立之局面就此形成，那就是托勒密埃及，安提柯马其顿和塞琉西叙利亚三王国。

可是，这个这个泛泛的三国演义之判定其实并不完整，其中，犹太化或者说犹太人对此的抵制（时间要晚些时候）方兴未艾，此起彼伏;而“希腊化”丑化者塞琉古的安条克四世以对犹太人实施暴行着称于世。他把大屠杀HOLOCAUST这个词及其杀戮行为推向后世，让纳粹于20世纪继续人类大屠杀——壹种说法是，这个词意味着犹太人整体炙烤牲畜之含义，并以牺牲之火拯救圣殿——又，“这个词出希伯来语OLAH，意思是‘向上’，暗指整只动物燔祭时的烟‘向上’飘往上帝”。(《耶路撒冷三千年》西门．蒙蒂菲奥里）而后来，犹太家族马加比“和他们的敌人壹样希腊化，他们使用希腊语和希伯来语名字，他们开始和希腊暴君壹样残暴行事。”

所谓“犹太化”最为着名的象征，是亚历山大大帝造访耶路撒冷圣殿——这个圣殿当然是第二圣殿——而在这个圣殿被希律王复建和罗马将军提多捣毁之间，圣殿的前途正如耶稣曾经预言的，它必然倾复。亚历山大的到访和前此耶稣到访之，形成对比，十分有趣而深刻——“耶稣来到圣殿是很久以前的事情：大约在两千年前，神子耶稣在世间传法，因为信奉者越来越多而触怒了当时的犹太教势力，从而被犹太教所仇视，壹些犹太教上层人物想要抓住耶稣并杀害他。这时耶稣却返回了犹太教的圣地—–耶路撒冷(Jerusalem)。耶稣此时已经预见到自己将要被坏人钉死在十字架上，以及这之后犹太民族将要因此而承受的苦难。

在耶路撒冷，耶稣和门徒们壹起游览了耶路撒冷圣殿。当耶稣和门徒们壹起走出耶路撒冷圣殿时，门徒们还在回味着圣殿的金碧辉煌。

……门徒看到圣殿美丽的大理石和雄伟的建筑，非常激动。有壹个门徒对他说，‘夫子，请看。这是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

然而耶稣却说：‘妳看见这大殿宇吗？将来在这里没有壹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耶稣又预言了圣殿被毁灭的时间：‘妳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就可知道他成荒场的日子近了；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城里的应当出来，在乡下的不要進城，因为这是报应的日子’；‘因为将有大灾难降在这地方，也有震怒临到这百姓；他们要倒在刀下，又被掳到各国去’。”

此其壹注意，耶稣说，圣殿将壹石不留地倾复；二，耶稣对于圣殿变成市场也曾经怒不可遏。略。

而亚历山大，据说，也造访过圣殿，虽然这个传说有人以为牵强附会，不可采信。但是我们还是给出壹些资料，以正视听。这里是网络上的说法——

约莫在公元70年，历史学家弗拉维奥・约瑟夫斯写道，就在征服泰尔和围困加沙之后，亚历山大拜访了耶路撒冷。在经过这座城市的大门的时，他见到了希伯来大祭司，公正者西门还有其他许多祭司与人民。

亚历山大始终都对他所拜访过的每壹个地方的风俗民情相当尊重，所以他主动下马迎接犹太祭司。亚历山大的将军帕曼纽告诉他说，士兵不会乐见于他居然把会见祭司摆在第壹位。亚历山大随即答道，他会见的并不是祭司，而是祭司所代表的上帝。正如约瑟夫斯写说：

“当他这么答复完帕曼纽后，他向大祭司伸出了右手，祭司与他壹同随行，亚历山大就这么進城了。当来走進神殿后，他依照大祭司的指示向上帝進行献祭，他对待大祭司和祭司的态度也无可挑剔。在他看见被递到他面前的《但以理书》明确记载着将会有壹位希蜡人摧毁波斯帝国后，他深信自己就是那个天选之人。”

亚历山大的名字被纳入了犹太人群体的系谱之中，他也因此获得了神圣的地位。还有，希蜡单词“Synagogue”（犹太会堂）的起源其实就可以追溯到亚历山大解放那些犹太教堂的时候。壹年壹度在耶路撒冷举行的希伯来大会也被称作“Synitrins”，来自于希蜡单词Συνέδριο。”（而《犹太人的故事》作者沙马认为此传不可居信。他认为约瑟夫斯的根据不足……。）这里我们掌握普鲁塔克关于亚历山大大帝帝王化倾向的描述。说明希腊化在壹个核心问题是是反对希腊民主和希腊自由的；虽然很多为之辩护者另有说法，认为亚历山大推广了希腊文明——而这次抽取核心的文明推广上，我们也保留支持这壹观点；只是这个文明就和古往今来很多文明壹样，是壹种异化的文明。而这个异化，被说成是黑格尔式的从世界史的异化走向基督教文明……那么，普鲁塔克如何言兹，在他看来，亚历山大后裔者战争和他们的帝王化形象，几乎和雅典复亡的帝国-联盟中间的斗争壹样令人厌恶（民主-联盟=帝国是三位壹体的自由元素和不自由元素；在卡根等人的关于雅典帝国倾复的分析中，他们和萨拜因有叙述和分析上的壹致性——也有人提到修昔底德陷阱（《雅典帝国的复亡》是卡根的著作：罗伯特·卡根——“当涉及国家惠利，查明威胁，界定挑战，制定并实施外交与防御政策时，美国和欧洲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方式，总结起来，就正如卡根先生所写的，已经成为名言的‘美国人来自火星而欧洲人来自金星。”这是这位雅典出生者的近来名言。呵呵。……）；普鲁塔克说，“希腊国王们被刻画成这壹个群体——他们追求的是普鲁塔克有时称为‘虚假荣誉’的东西：过分的荣誉，它通常由不情愿的民众所给予。他把亚历山大的继任者们穿上国王的服装、做出国王的仪态比作悲剧演员穿上皇室戏服。普鲁塔克对希腊化时期国王们接受神圣荣誉称号和光辉头衔尤其持批评态度。在《论心灵的平静》中，他把某些国王的这种妄自尊大的倾向用作反对不满的警告：他解释道，人们总是把自己和自己之上的人作比较；因此国王们把他们自己与神相比较，几乎希望他们能够制造雷鸣闪电（比较《致壹位无知的统治者》）”。（达夫《普鲁塔克的对比列传》）

这两个传说说明的问题是，希腊化和犹太化之间的战斗，博弈和融合。虽然融合更多地让位于战斗。于是，如何看待希腊时期的雅典民主及其他，如何看待耶路撒冷的基督及其他，成为问题的核心。我们知道，亚历山大的希腊化语焉不详，只是安提帕特消灭了雅典的民主，确为事实。（“亚历山大大帝逝世后，新任帝国摄政佩尔狄卡斯让安提帕特继续控制希腊，但随着亚历山大逝世，安提帕特面临雅典、埃托利亚和色萨利的反叛，爆发拉米亚战争，而南方的希腊城邦也试图争取他们的独立性。在前322年安提帕特在克拉特鲁斯的帮助下，于克兰农战役击破叛军。因雅典参予叛乱的关系，安提帕特强迫雅典实行寡头政治，并要求雅典交出狄摩西尼（德摩斯梯尼），而狄摩西尼为免于落入马其顿人手中而自杀。”）（维基资料）

这是壹个严重的事实和信号，因为这个雅典之消灭成为希腊化反对希腊价值核心的所在。自此，希腊人转移到亚历山大的希腊之后时期——这个希腊之后，又转变成为罗马——成为拜占庭——而拜占庭自此成为西方的东方和东方的前哨——真正的东方是在印度，是在中国（此番议论也许疆域过大，打住。）拜占庭何意？它的定义十分有趣。因为壹个希腊人拜占斯发现了壹个“盲城”迦克墩/卡尔斯顿，而这个盲城之边就是拜占庭。于是，这个曾经的波斯帝国，这个曾经的被希腊雅典人和斯巴达人占领之地，转换为希腊化时期之希腊人、希腊化和犹太人、犹太化的交集之地（虽然犹太人大部生活在亚历山大城……）。但是，拜占庭人口的百分之七、八十是希腊人。这样，这个后来的东正教、东罗马和最后的伊斯坦布尔，这个历史轨迹，就把西方、真正的西方从西方拉扯出局了；希腊人和希腊化成为某种意义上的东方之地。这是很有趣的现象。这才是希腊化真正的含义。

而耶路撒冷，则是被神殿毁灭者提多和后来的尼禄，哈德良，图拉真（115年，希腊－犹太裔之间的冲突在犹太行省演变为严重的犹太人骚乱，并逐渐蔓延到了有庞大犹太社群居住的埃及、昔兰尼加以及塞浦路斯。图拉真被迫从两河流域回师镇压骚乱，并任命养子哈德良为安息战争的总指挥/维基资料）等等之为希腊化鼓噪和毁灭犹太之集大成者，成为历史上对于犹太人大屠杀的开局。这是后来天主教和犹太教分道扬镳的开始；壹直到十字军和水晶之夜（为此，两千年后的梵蒂冈为此道歉。见后。）我们知道，天主教前身之保罗，之彼得之所以骨殖建殿，成为西方天主教多伯禄（保罗）圣彼得教堂之系列，而恰恰没有任何耶和华大教堂，耶稣大教堂，原因不示自明。因为基督教被西方化了，而拜占庭和雅典或者说雅典之后，业已变成西方之东方的拜占庭了。这样，整个西方文化政治宗教霸权，自然建筑在罗马，在梵蒂冈，在耶路撒冷之西。换言之，基督教-天主教转变和扬弃了基督教-犹太教——而拜占庭，扬弃了雅典。最为严格和严重的说法就是，正乃希腊化本身，否定了雅典民主的核心价值而走向壹路并不明确的君主文明（请注意，我们并不否认其君主统治，亚历山大统治，甚至，后来的西方学者称其为正面帝国主义之体制，之统治，也是文明历史的壹个环节。这壹点我们并不否认。我们否认的就是亚历山大希腊化的核心价值：消灭雅典民主——虽然他给与雅典自治——确是西方真正政治文明民主的败坏者——而天主教转移自基督教和犹太教，也是壹种难解的异化现象学。这个现象学的初衷，就是给基督教注入“人”的原则吗？——这条轨迹壹直发展到神圣罗马时期之文艺复兴。）

于是，接之的问题就是，针对人文主义，希腊主义——“人是万物的尺”之希腊化说法，基督教也好，天主教也罢，他们面临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究竟应该何属何归？这是壹个问题。人类既然创造了希腊多神主义和民主主义，那么，基督教和柏拉图加之亚历山大，何以将其壹举改变为壹神教和愿景、现实皆为政教合壹之极权，之专制——同时，而这个柏拉图主义，又延伸了所有宗教和哲学话题的延续和永无答案（所知即无知——苏格拉底）；正是所谓，不适合题，永处分题——而这正是西方政治哲学高妙之处，解构之结构，结构之解构——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合题是庸俗败坏的历史和上帝之死。……这些课题非常难缠，廓清之，理还乱。简而言之，是不是回到希腊，哲学、宗教问题就会解释和解决，这本身就是壹个问题。按照希腊精神转化为基督教精神的历史演义，我们看到只有汤因比有着关乎于此的独到见解。他的观点是，壹，希腊化时期基督教取代希腊精神的历史转变，是以基督教自身反对自身而得以完成的——这个观点惊世骇俗；也就是说，基督教反对犹太教原教旨主义，而注入了他所谓的希腊精神（虽然，他认为希腊业成壹具枯骨……），才使基督教得以转变了人们不接受犹太教的局面。此为壹；

二，希腊精神本身转变成为基督教的过程，是希腊枯骨业已无法复活的证据，因为希腊化时期，虽然有有着百年历史的哈蒙尼斯王朝对于希腊化的抵制，却因为他的非政权化和非建制化，而最终偃旗息鼓——他的代表约瑟大众也变成钱谦益那样的所谓二臣……在那个版图上，托勒密王朝，塞琉古王朝，马其顿王朝乃至帕特亚王朝，都已丧失了雅典民主的建制和核心观念，成为亚历山大终结雅典民主的余绪。

三，基督教转变成为天主教是因为天主教既反对了犹太教，也反对了希腊化。这个罗马社会何以掘起和上升到世界顶点，不是因为他简单继承了希腊化和犹太化，不是他简单转变了两希价值论，而是因为他成为变相的犹太教和基督教——而波利比奥关于反对罗马是疯狂的说法，只是证明了罗马对于希腊政治的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因为罗马混合政治的前身就是希腊帝国之壹千个城邦。

四，罗马非希腊化和非基督化的自身反对，自身异化和自身悖论，还表明了他们对于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而非犹太教的改变。这个改变就是以尤西比乌斯代表的反对当时主流派亚流、亚那他修等的三位不是壹体之犹太教说法。这个政治的决定,说明了天主教的政治决定论和政治最后解决。

五，关乎到柏拉图主义“壹”主义在希腊护教者口中书下的论据，他们认为没有摩西就没有柏拉图。严格而论，护教者其实是在维护壹种让哲学让位于宗教的说法（——这说法也是汤因比认识的，哲学如果不提到宗教，他势必影响式微，偃旗息鼓……我们从哲学本体论叙述之柏拉图到蒯因所谓“词与物”是壹对原罪之说明，说明，柏拉图千年哲学知识产生了他的千年注脚——也就说，哲学让位的说法，和哲学史本身，本体论失败，让位于现象学和实证论，有很大关系……）。柏拉图复核了壹神教，是坊间不二的说法。

六，于是，柏拉图悖论，理念与实体幻觉（雅典民主抑或希腊机制，价值和民俗的背弃于理想国，成为后世极权主义操作的壹个模式——虽然柏拉图未能试行壹天他的极权主义）中间，成为后世哲学悖论的延续：

这个延续是，没有摩西是不是就没有柏拉图？

这个延续是，康德经验和超验之间间性何存，如何体现，如何论证的悖论。

这个延续是，上帝最后审判和对着这个审判的最后上诉是不是存在，合法和操作如何？

这个延续是，上帝壹神教和希腊人是万物尺度之间的上帝凯撒说——如果二者离间，孤立，无助，凯撒上帝都会归于虚无。

这个延续是，圭恰迪尼说，即便遵循上帝的旨意行为也是无济于事……

这个延续是，无数的历史死结和循环并非黑格尔说的二次出现，而是N次出现。

我们看到哈斯蒙尼王朝和马加比壹书二书之间对于罗马毫无能力的反抗。我们看到，为了基督教价值犹太人和犹太教被数典忘祖地千万杀戮（从哈德良到希特勒）。我们看到，在历史玩笑中，雅典，诸城邦和后来托勒密，塞琉古，马其顿甚至帕提亚诸国之间，业已缺失了雅典民主这个当时并非主流的建制和精神，但是，世界上的雅典变成罗马，变成神圣罗马和拿破仑帝国之间的混合政治和僭主政治操作，依然最后给了耶路撒冷壹个复归的位置——但是无论是赫茨尔，本－古里安，梅厄夫人还是其他人，她们不再对西方政要谈及这些十字军杀戮的往事而是谈及更加古老的往事——因为壹个新的、构和无神论、共产党，资本主义体系以及后人类意识形态的命运体，业已形成，且，开始了其自副格尔（Fugger）和梅迪齐家族开始发迹，兴旺和完成的资本主义史——这个历史的原则就是：恶的就是善的（GEED IS GOOD。）

关于犹太人建国和他们的所谓“政治权力究竟是能够维护虔诚还是会伤害虔诚。当然，这样的争论在两千年之后，仍然没有从犹太人生活中消失。时至今日，这种争论已经变成了政治和<托拉>之间的冲突。犹太教需要国家保护，但以色列人的宗教确实在从埃及国王手中逃出来之后形成的，并且是在没有国家的情况下在<应许之地>建立起来的。哈斯蒙尼人自认继承了大卫家族的血统，而这与其他借口壹样，成为千古难题。”（《犹太人的故事》西门.沙马）这是围绕亚太国家和让他人民的建制和信仰派生的饶有趣味的论题。显然，犹太人实在被驱逐出埃及后产生的基督教信仰——十诫是在没有国家建制的流离山林中派生的律法——而约书亚要求日月停转的日子，似乎还在不久之前——他们是在如何壹种天地中接受了这个基督教法制的无国家状态呢？虽然，所罗门和大卫国乃几后来的士巴女王和再后来的、两千年以后的以色列国家都违背了这个应许之地的建制，无国家的建制。（而梅厄夫人在6０年代会见肯尼迪的时候曾经告知，巴比伦人，亚述人都消失了，唯独犹太人继续存在，为了他们不至消灭，所以以色列必须存在；云云《我的壹生—梅厄夫人自传》。而后，她接着见到了戴高乐——她说，当戴高乐看见她以后，人们就像红海分开壹样为戴高乐见到她而让出了道路……；虽然戴高乐认为，那时，如果阿、以战争色列首先开战，那么，世界就要毁灭——是的，梅厄说，以色列和世界都没有毁灭，而且以色列成了胜利者。）所以，做出壹个奇怪的判断是，犹太教是无国家，无国界，有种族的宗教，这个惯例，至少今天必须破除。

正式从哈斯蒙尼王朝开始，这种建制中的所谓制衡系统就开始运营了；这个系统就是以色列国家祭司和国王之间的制衡，战争和博弈。有三种情形出现，1，是国王-祭司制衡，2，国王代替祭司抑或任命之，把以色列的婆罗门变成刹帝利，于是就是类似中国周礼以后代替周易的国王辖制祭司的儒教文化滥觞；3，就是双向之间的争斗和无序。如果说希律王最后消灭了这种制衡，那么，犹太国的腐恶和复灭就是注定要完成这个政教合壹的死结——这个死结是不是哲学王统治死结的翻版呢？我们看到，这个犹太国从摩西开始的对于人类的奴役，正好和希腊雅典的人格尊严和国家民主相悖而在。这个民主的先驱，壹度被说成是暴民民粹及其他。我们说过，文明的政治形态和政治形态的文明，在极权主义产生和实践之前，民主的伴侣可以是王朝，可以是僭主（专制），可以是教皇和皇帝（神圣罗马帝国）——而历代公民的革命论题，却是以基佐早就说过的，是壹种回到教皇，皇帝，商人，僧侣和平民创制的普世价值为追求为原则的——换言之，任何革命本身并不创造新的价值。而这种革命保守论的根据就是无论是在犹太国还是在雅典国，人们早就发明或者发现了无论是法制的，政治的抑或宗教的普世价值。而在这个普世价值中，专制——民主（自由）——法治的转换是游刃有余的，充分成熟的。所以，犹太教缺失的那种后来叫做政教分离主义的实践，只是失衡了，失败了，却不是没有尝试的（而理想国在整个希腊，波斯，罗马都壹天也没有尝试过，这是人类睿智的表现。）

有朋友说，政教分离和凯撒上帝分开的说法，也属于普世价值之原则。这个说法循规蹈矩，并无过错，问题的提法就是，当凯撒干预上帝和上帝干预以色列，索多玛，蛾摩拉的时候，他们如何分开。我们看看沙马的说法，“尽管耶利米这样的先知会把国王的失败甚至圣殿的被毁——巴比伦人的全部灭绝行动——称为完美地遵循了上帝的计划，但这并未使权力与信仰的壹致性问题变得更简单。”又说，“《圣经》的主体部分显然是在国家权力最薄弱的期由壹代壹代人写就的。”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当时，无论是东方文明还是西方文明，都认同这样壹个常理：如果没有强大的帝国实力作保证，精神王国是很难有什么成就的。”（同上）这就是凯撒保护上帝的世俗说词；这个说词还可以反向论证，如果没有精神的王国，任何国家的国家体制如果是无神论的，它必然就是专制极权主义。这是壹个铁证。问题究竟何在？其实，这问题的答案也就是无答案。我们看到，当教皇保罗二世在天主教犯下荼毒人类罪行这两千年后所作出的道歉和忏悔——

最近（2000年）天主教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准备发表声明，为由过去到现在天主教会曾经犯下的罪过道歉，包括十字军东征、异端裁判所、对其他基督徒的宗教战争、和对纳粹屠杀犹太人的漠视……。

我虽然是基督教徒，但是对教宗的道德勇气却十分佩服，也希望他真诚的道歉，能够为千多年来的历史伤口缝上第壹针。年少时，我的想法很不壹洋，基督教的英文是Protestant ，直译是“抗议者”，正式的译名是“抗逻宗”，即是对抗逻马天主教的宗派。伽理略案、十字军东征、异端裁判所……，都是用来证明天主教不可信的证据，天主教越坏，便显得基督教越好。

后来自己年行渐长，我开始发现，对很多未接受基督的人来说，天主教和基督教都是壹洋人，伽理略案、十字军东征、异端裁判所……，并非有损天主教、有助基督教，而是对两者都有影响，甚至乎涂污基督的形像！当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在北爱尔兰互相火拼时，人家不会去分析那壹方较为对，他们只是认为双方都是壹丘之貉！

教宗公开悔罪并非首次，在壹九九二年，教宗承认当年教会迫害科学家伽理略是壹项错误，伽理略案发生在十六世纪，伽理略继承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的理论，认为地球不是宇宙中心，太阳并非围绕地球转动，相反是地球绕着太阳转。可是当时天主教会认为这是违背圣经的思想，强迫他放弃地球绕日说。科学界很早已经证明伽理略是对，天主教在几乎四百年后才为伽理略翻案，未免有点迟，然而，迟翻案总比永不悔改好。

这壹次教宗的声明，虽然也是壹个迟来的道歉，然而在规模和意义上，这壹次比起为伽理略翻案还要大，上次只是为壹个案件认错，现今却是为了由古至今的错误道歉；伽理略案代表了宗教和科学的冲突，但是十字军东征、异端裁判所……等代表了天主教徒与几乎所有非天主教徒的冲突。

以十字军东征为例，在名义上，十字军东征的目的，是援助受到回教徒威胁的东正教大本营君士但丁堡，及从回教徒手上抢回圣城耶路撒冷。可是，在几次战争中十字军却屠杀犹太教徒，最荒谬的事情，是有壹次十字军竟然抢掠君士但丁堡、屠杀东正教徒。由十壹至十三世纪的十字军东征，种下了天主教徒与回教徒、犹太教徒、东正教徒的仇恨。

异端裁判所不但代表了天主教徒与基督教徒、天主教徒与其他持不同信仰者的冲突，也代表了天主教里面的矛盾，很多被异端裁判的受害者，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在百几年至几百年后，不少“异端”被教廷封为圣人。

这壹个迟来的道歉，似乎是天主教向基督教徒、回教徒、犹太教徒、东正教徒、被错判为“异端”的天主教徒……等的忏悔。

但是以色列大拉比刘梅尔拒绝他的道歉——

以色列大拉比刘梅尔﹙Meir Lau﹚指出天主教对于纳粹屠杀犹太人的态度，实在“令人失望”，在纳粹时代，当时教宗庇护十二世﹙Pius XII﹚没有谴责希特勒政权，刘梅尔说：“﹙这壹次声明﹚没有为过去低调的宣言加上什么新意，当年庇护十二世站在受害者的血上而不发壹言，天主教却对此只字不提，那么更正过去的罪恶是没有可能。”

这是众所周知的情形。我们看到，犹太人集体在无论是罗马人，阿拉伯人还是波斯人治理下的从耶路撒冷的逃亡，弥散，死亡之历史——而耶城，成为几乎是死亡之地的象征符号。那么，犹太人究竟如何在他们“散点透视”做法上融入和挑战（应战）主流资本主义世界呢？沙马认为，约瑟夫斯是罗马人的降臣——就像我们知道的明清之间之二臣榜上的钱谦益，洪承畴等人；但是，约瑟夫斯的确是论证他们犹太人历史之第壹人。自此，犹太人只好默认了天主教对于他们宗教的复盖和霸道（那个英文词汇叫做文化霸权主义——文化霸权（意大利语：Egemonia culturale，英语：Cultural hegemony）也称为文化领导权、领导权，是意大利政治学、新马克思主义学者安东尼奥·葛兰西所提出的哲学和社会学理论。它指的是：壹个社会阶层可以通过操纵社会文化（信仰、解释、认知、价值观等），支配或统治整个多元文化社会；统治阶级的世界观会被强制作为唯壹的社会规范，并被认为是有利于全社会的普遍有效的思想，但实际上只有统治阶级受益。）其中，这条词含还说，葛兰西在二十世纪初期，见到十月革命的成功，以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并未发生如马克思所预期的发生革命，因此提出了文化霸权的概念来作進壹步的探讨，希望能够对资本主义社会作更深入的了解，并依此来订立更有效的革命方针。

自此，我们可以托出系列的马克思主义犹太教为“另类中心论”。这个另类中心就是犹太人秉承其教以抵制主流话语权之壹种做法。我们看到，有作者做过归纳，那些犹太布尔什维克，究为何许人也？王康说，同样，由于卡尔·马克思（Karl Marx，1818年生于普鲁士莱茵省特里尔市）纯正的犹太血统，由于俄国革命浓重的犹太背景：俄国革命之父普列汉诺夫的夫人罗莎莉（Rosalie）是虔诚的犹太妇女，俄国革命无可争辩的领袖列宁拥有八分之壹的犹太血统，苏联红军缔造者托洛茨基和十月革命著名领导人斯维尔德洛夫（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季诺维也夫（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加米涅夫（莫斯科苏维埃主席）、捷尔仁斯基（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李维诺夫（外交人民委员部委员）、乌里茨基（彼得格勒肃反委员会主席）······都是犹太人，由于罗莎·卢森堡、梅叶勒夫娜·海尔夫曼、安娜·库莉赫芙、贝拉·库恩、库特·艾斯纳等名震欧洲的犹太男女革命家惊人的承受力和殉道者般的牺牲精神，在整个二十世纪成为中国和全球激進主义革命精神源泉的历史运动和世界思潮，曾壹度被称为“犹太共产主义”、“犹太国际主义”和“犹太布尔什维主义”。（《惟有太息，惟有沈吟，惟有祈祷》）

但是在另外壹个向度，有另外壹种做法。犹太人转向主流体制和文化，并且融入之，杰出之（虽然梅厄她们命名是：犹太社会主义复国主义——见《梅厄传》。）这些著名的犹太人之业绩和愿景，给人壹个背弃犹太人文化和宗教原教旨而转向西方主流之举之印象，也就是转向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和人文。他们是缺了犹太人的原则吗？他们是“乌头马角终相救”吗？我们看到蒙特维奥利家族，罗斯柴尔德家族，甚至迪斯累利和很多融入之人，之家族；这些人无法突围于那个文化霸权和梵蒂冈之桎梏，但是他们依然是西方文明的壹种异果。我们看到，（维基资料）摩西·蒙蒂菲奥里（Moses Haim Montefiore）爵士（1784年10月24日 – 1885年7月28日）是壹位英国银行家、慈善家和伦敦治安官。他出生于意大利的英国犹太人家庭，曾捐赠大笔资金，以促進黎凡特的犹太社区的工业，商业，经济发展，教育和健康，包括在1860年创建的第壹个犹太新定居点平安居所。

作为英国犹太人代表、领袖，他在1841-42年与英国驻大马士革领事查尔斯·亨利·丘吉尔的通信被视为原始犹太复国主义兴起的关键事件。

我们看到，纳坦·迈尔·罗斯柴尔德，德国犹太裔金融家，迈尔·阿姆谢尔·罗斯柴尔德之子，生于法兰克福，为罗斯柴尔德金融帝国的创始人之壹，执掌家族在英国的业务，晚年在伦敦逝世。

我们看到，迪斯累利，英国保守党政治家、作家和贵族，曾两次担任首相……迪斯雷利壹家是经营生意的意大利塞法迪犹太人。迪斯雷利的祖父母、曾祖父母都生于意大利。迪斯雷利的祖父本杰明（Benjamin）在1748年离开威尼斯，迁居英国。迪斯雷利后来为自己的家世加上了浪漫色彩，称自己的父系祖先是西班牙和威尼斯的显赫人物。

我们回到那个原本的课题，什么是基督教希腊精神——何以汤因比所谓向基督教注入希腊精神——而希腊精神（也许包含其体制）又成了壹具枯骨？这是此番话题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