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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共和国共产党宣传部 资本主义社会所存在的货币的本质

货币的两个基本职能


　　货币或壹般等价物首先是壹种商品，壹种其他壹切商品都通过它的价值来表现其各自的交换价值的商品（1）。公式：“25口袋小麦=1里弗黄金”，表示壹个相等的交换价值，也就是壹个相等的、为社会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作为共同的价值尺度，货币并没有什么神秘的性质。其所以能够胜任这个职能，原因在于它本身也是人类劳动的产品，它本身也具有壹定的价值。

　　当交换简单，买和卖正逐渐取代以货易货的时候，货币的上述基本性质看起来是显而易见的。当小商品生产刚刚露头时，最常见的情况是两种或者三种壹般等价物同时被用来作为价值尺度，例如在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是小麦、金子和黄铜；在中国是小麦、大米和白银；诸如此类。在这种情况下，谁也不能把货币看成是单纯的、常规的交换工具。

　　在当时，劳动的社会分工还依旧比较简单，比较透明。在拿二十五口袋小麦、五头牛和壹里弗白银来進行交换中，农夫、牧人和矿工的各自劳动似乎成了共同的尺度，成了以计算劳动时间为基础的社会所支配全部劳动时间的壹个共同部分。

　　但是，等到以后交换变得频繁并且日益占了支配地位的时候，这种简单的和十分透明的关系就消失了。货币不再单纯是共同的价值尺度，而且成了交换工具（2）。大批的商品被各自的主人带到市场上去進行交换。这些商品从壹个人之手转入另壹个人之手，直到转入意欲使它们实现其各自的使用价值的买主手中为止。这个时候它们才最终地被买主从市场上抽出去。货币为上述接二连三的交换提供了便利，并且使这些交换得以在壹个统壹了的市场的条件下進行（3）。然而，为了发挥这个职能，货币的固有价值反而成了次要的东西。假如二十五口袋小麦的价值同五头牛的价值相等，那么农夫和牧人把这两种商品拿去進行交换时，他们是怎样先收壹里弗优质白银或十里弗劣质合金，然后又怎样把这些白银和合金付出去，对他们来说是无关紧要的事情。由于各种商品的流通表现为壹连串的交换手续，而在这壹连串交换手续中，货币起的是媒介作用，因此人们就会产生这样壹种错觉，认为壹般等价物的固有价值对于经济活动的正常進行，没有什么重要意义。

　　这当然是错觉。当商品流通壹分为二，壹方面是商品流通，另壹方面又是货币流通时，货币本身也就是壹分为二，壹方面是流通手段，另壹方面是延期支付手段。在以商品生产为主的社会里，大量商品的流通是通过信贷来進行的，商品的货币等价物要到以后才能收取（4）。货币固有价值的涨落，也就是说，壹般等价物价值的涨落会立刻在债务人与债权人的相互关系中引起壹场紊乱。货币价值上涨——例如罗马共和国时期黄铜价值的上涨——，债务人就蒙受损失，货币价值狂跌，债权人就破产。

金属货币的价值和物价运动


　　自从贵重金属多多少少被普遍采用为壹般等价物以来，它的固有价值的每壹次涨落，都会毫无例外地引起商品价格的巨大动荡，也就是说，会引起通过货币来表现的物价便会下跌；金属货币价值下跌，通过金属货币来表现的物价便会上涨。

　　货币价值上的第壹次大革命是在采用了铁制劳动工具以后、生产白银的条件有了重大改進时发生的。这种改進使得白银的价值在纪元前900年左右壹落千丈。白银价值的下跌引起了通过白银来表现的价格的暴涨：纪元前2000年哈姆拉比在位时，壹个“居耳”（qur）小麦的价格是两个西克尔，但到了纪元前950年，同样是壹个居耳小麦，价格却上升到了十五个西克尔（5）。又过了六百年，大亚历山大抢劫了波斯帝国国库内贮藏的大量的贵重金属。这次掠夺带来了与生产价格低廉同样的后果：黄金和白银的价值下跌了壹倍，而物价则有了相应的上升（6）。

　　纪元后第二世纪起，出现了相反的情况。在当时，由于奴隶的价格上涨，由于奴隶的劳动效率下降，由于许多矿山关门，由于掠夺得来的财富大量流往印度，结果黄金和白银的价值上涨，通过贵重金属来表现的价格则下跌（但因为历朝皇帝相继将货币贬值，所以这壹点并不明显）（7）。这壹个运动在八世纪和九世纪，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随后就又反了过来。从十四世纪和十五世纪起，银矿开采方面发生的壹场真正的技术革命引起了白银价值的下跌和物价的普遍上涨。这壹次物价的上涨，到了十六世纪下半叶，由于玻利维亚的波托西和墨西哥各银矿的开采而全面展开。以上各矿的开采都是使用奴隶劳动進行的，因此生产费用大大地降低，使得欧洲的许多矿都关了门。

　　把金属货币的价值的涨落同商品价格的涨落拿来作比时，不可以忽略这样壹点，即同壹个由于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因而导致金属价值下跌的技术大改革，也能引起壹切商品价值的下跌。在这种情况下，在黄金和白银价值下跌的同时可能是商品价格的稳定甚或下跌。例如：纪元前十世纪，铁器时代的同壹次技术革命，壹方面降低了白银的价值，另壹方面也大大发展了生产费用降低了的农业。结果，从纪元前十世纪到七世纪，农产品的价格壹落千丈（例如壹居耳小麦由十五个西克尔跌到了半西克尔）（8）。

　　只要在市场仍然是被分割为千百个相互之间往来不多和联系有限的区域性市场，世界上同时并存的多种多样的壹般等价物就仍然不会令人感到在交换中有什么特殊不便。最初是葡萄牙人，随后是荷兰人，当他们开始到印度尼西亚去做买卖时，他们发现那里同时存在着不同的货币本位。在土著居民公社里，既可以使用黄金货币和白银货币，也可以使用贝壳货币（9）。只是等到工业资本主义真正统壹了世界市场，等到大家所生产的只不过是交换价值以后，人们才感到必需有壹个在任何国家都能够通用的壹般等价物。许多国家都曾经试图把黄金和白银同时用来作为壹般等价物（复本位货币制），但是结果都失败了。因为这两种金属各有各的交换价值，而这种交换价值在资本主义时期经受着许多波动的影响。其结果是通过此壹金属来表现彼壹金属的价格，通过此壹金属或彼壹金属来表现的商品价格，就必然要不断地发生紊乱（10）。最后，到了十九世纪左右，几乎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都不得不采取了金本位制；黄金成了在壹切国家都通用的价值尺度。但是远东却继续拒绝这样做。在远东，从十六世纪以来，先是在中国，以后又在印度和日本，白银仍然被采用为壹般等价物。

金属货币的流通


　　被用来作为交换工具的贵金属本身代表着壹定的交换价值。由于等量的价值同等量的价值相交换，因此，在使用壹种金属货币的时候，流通过程中全部商品的总价值与实现这些商品的交换价值所必需的货币量两者之间，就必然建立起壹种确切的关系。要想确定这种关系，必须注意到这样壹件事实：同壹块货币可以被用来连续進行好几次交换。

　　壹个农夫拿了壹块货币到市场上去买布；卖布商用这同壹块货币到磨粉商那里去买面粉；磨粉商又到农夫那里去买小麦。他用的仍旧是那块货币。由此可见，同壹块货币，在同壹天内就被用来進行了三次交易。每次交易的数额都同这块货币的价值相等。假如我们用v来表示货币流通的速度（同壹块货币在壹定的时间内被用来進行交换的次数），用Q来表示流通商品的数量，用p来表示物价的平均指数，我们就有了求得流通货币量M的公式如下：
M × v ＝ Q × p (11)

　　流通货币总量和货币流通速度相乘的积数应该与流通商品总量和物价平均指数相乘的积数相等；这样，我们又得出了交换全部流通商品所必需货币量的公式如下；

M=(Q×p)/v

　　最后，如果把全部流通商品价格的总额P来代替Q × p，我们又得出下面这个公式：

M=P/v

　　流通货币总量应该同货币流通速度除业经交换过的全部商品价格的和数相等。

　　不可以把这个公式当成能够倒换的公式，也不可以把它当成有了三个已知数就当然能够求出第四个未知数的代数公式（12）。在正常情况下，应该把P看作是唯壹不受上述公式约束的可变因子。商品生产的价格能够随价值的涨落而涨落；技术性的進步能够引起价格或多或少的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壹部分金属货币就能够被排除于流通以外，能够被贮存起来。倘若流通商品量增加很多，而生产率不相应地上升（每壹商品的价值没有相应地下降），为了能够实行交换，就必须有壹个追加的金属货币量。于是人们便想尽办法来试图增加贵重金属的生产（关门的矿山重新开张；另外去寻觅新的矿藏等等）。例如从十四世纪末期到十六世纪就发生过这种情况。但是货币流通速度并非是个独立因素。“货币流通速度随生产本身的变化而变化，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流通的种种变化不会影响物价（13）。”

私人信用货币的起源


　　但是，自从小商品生产有了飞跃发展，单单使用金属货币会对交换中的快速付款形成壹种限制。国际贸易突然发展会引起现金荒并从而妨碍经济的发展。这种情况不但在十四世纪到十五世纪的西欧发生过，就是在伊斯兰教帝国阿巴西德王朝时期（14），在从亚历山大到罗马帝国征服埃及时期（15），在洛里奥姆矿被发现以前的古希腊（16）以及在九世纪以后的中国（17），也都发生过。现金荒时期的壹般特点是：铸币流通得越来越快，铸币的份量和价值迅速耗损。

　　此外，在小商品生产业经充分发展的情况下，单单使用金属货币就会产生许多困难。远行海船和队商在启程时，必然要在壹个长时期内把它们的交换手段带走，这就会引起突如其来的现金荒。罗佛举出了岛赞诺起草的十五世纪的壹份商务条约（18），条约指出，在威尼斯，每年6月和7月，商船启程前往君士坦丁堡后便发生货币荒。中世纪“货币市场”上的这种“紧张局面”每壹次都要有规律地延长到9月初商船启程前往亚历山大港之后，而从12月15日到1月15日这壹段期间，随着商船又外出采购棉花，紧张局面就又重新发生。反过来，10月和12月，由于到威尼斯来采购香料的德国商人带来了大量货币，威尼斯就又现金充足起来（19）。

　　要支付货款就必须运输铸币，而这些铸币的数量往往极为可观。单单这壹点也能说明使用金属货币会造成很大的累赘：

　　“（路易十六时期），邮船公司在经营现金运输方面所费不赀……迈尔西埃在其所著《巴黎壹瞥》（Tableau de Paris）中写道：‘每个月的10日、20日及30日，从早晨十点钟直到中午，人们会遇到被装满了铸币的大口袋把腰压得弯弯的搬运夫；他们快步飞奔，活像敌军马上就要来攻打这座城池壹样……（20）’。”

　　这种运输上的困难在像中国那样的国家里特别不容易解决。当时在中国，人们使用的现金是用比黄金和白银要差的金属，也就是用黄铜甚至是铁来铸成的。

　　除了运输上的困难以外，还须加上当时普遍存在着的货币风险，这种风险的来源是各种各样货币的同时流通，[壹]是营私舞弊（截割等等），特别是国库舞弊。十六和十七世纪时，这种现象是那样地普及，以致在1695年，由于收来的铸币分量不足，英国的税收损失了50%（21）。

　　这些原因都说明为什么小商品生产演進到了壹定的阶段，商业发展的结果会使商人们发明了货币代用符号，使用这种符号可以使交易加速，可以简化交易中的付款。在每壹个商品资本发达的社会里，或多或少地普遍出现的这种代用符号有两种范例形态，壹种是支付票据，壹种是转账（账面货币）。

　　我们已经谈过支付票据是怎样从买货和交货在时间上的分离、从买主和卖主在空间上的分离中产生的。[二]在中世纪的欧洲，这种票据在开始的时候是壹些兑换契约和信贷工具。在另壹些社会里，它们或者是些简单的信贷工具，就像日本的“米券”壹样（22），或者是些用金属货币或壹定的商品来支付的支票，就像中国宋代的“茶券”壹样（23）。这些票据除了起信贷工具的作用以外，它们的特点是：由于它们被普遍使用而可以充当货币代用符号。为了做到这壹点，只要它们可以進入流通，就是说能为票上所开记名人以外的人接受就行了。在西欧实行期票背书保证了这种流通。期票背书的办法可能是在十六世纪便开始在西欧通行了（24）。十九世纪初在苏格兰和兰开夏，期票还仍然像真正的交换手段那样的流通著，并且上面签满了人名（25）。

　　转账的方法曾经为补救金属货币之不足而被广泛地采用过。至少在中世纪的欧洲便是如此。这是因为大部分商人都在商业银行家的店铺里立有往来帐。商人在购买商品时就通知银行把该付的款子记在他们往来账上的负债项目下，同时也记在向他们出售商品的人的债权项目下。同样，商人出售商品时就通知银行把别人欠他们的钱记在他们账目中的债权项目下，并把相应的壹笔钱数记入有关买主的负债项目下。每到壹定时期，每壹个商人的往来账便就负债及债权两项進行壹次结算，用自己在银行里的存款来付账，有的时候则补交必要的现金。这种转账制度主要是依靠十三世纪的国际大市集来获得发展的，通过转账制度，中世纪社会节约了大量现金：

　　“这些集中了地中海东岸诸国香料贸易和西方国家布匹贸易的大市集是用清算的办法来支付货款的。总之，在特罗亚和普罗文斯，人们很少经手货币，在那里進行的主要是记账买卖。大市集结束时，兑换商们的店铺就成了真正的票据交换所。所有付清的债款还可以用支付佣金的办法从这壹次市集转到下壹次市集（26）。”

　　罗佛在布鲁日十四世纪和十五世纪当地银行的账册中发现好几千张转账通知书。罗佛认为银行存款当时已经成了真正的货币（27）。人们所说的账面货币就是用银行转账来作的交易和付款手段，因为资金的转移是通过在银行账册上记壹笔账的办法来進行的。

　　付款通知单和期票以及账面货币等可以被当作金属货币，用来進行壹系列的货币交易。但是这种货币代用符号所代表的是壹种信用货币，因为人们只是在信任开发这种符号的本人（或是信任转账银行）的情况下才会接受它来作为支付手段的。这是壹种私人信用货币，因为它是由私人发行的。

　　金属货币代用符号充当交换工具和诸般商品等价物的壹个不可缺少的条件是要最后可以兑成金属货币，即壹般等价物。私人信用货币的流通总是意味到最后要支付被人们普遍接受的公用货币。每壹个商人都当然要完全负责使自己发行的票据能够兑现。倘若这些票据到最后不能兑现，商人便破产，握有这些票据的人便失掉垫付过的金钱。因此，从定义上说，私人信用货币是壹种信贷形式，壹种信贷货币，作为金属货币等价物，它的等价程度如何，取决于这壹货币发行人的支付能力。

公共信用货币的起源


　　但是由私人作出努力以补救金属货币之不足也有其古怪的地方。从定义来说，货币或壹般等价物乃是壹种社会性工具，它所应当做的恰正是要取消存在于商品之中的那些纯属私有性的东西，好让交换可以在时间上、空间上受限制最小的情况下来获得发展。货币代用符号的使用取决于个体市民的支付能力，日子久了它就不能再尽到这种社会性的职能。因此，商业资本的发展便要求建立壹些公共的货币代用符号，也就是说要求建立壹种公共信用货币。从历史上看，公共信用货币的起源系来自私人信用货币的第三种形式，即起着钞票作用的各种存款收据。这种存款收据的发源地是中国。

　　中国早在周朝时期（纪元前1134——256年）就已经有了商业票据（28）。纪元后九世纪，由于发生了严重的金属货币荒，到各省省会来的商人们的习惯是把他们的贵金属存放在壹些私人那里，然后再把从这些私人那里取得的存款收据拿去流通（29）。这种私人信用货币的名称是飞钱。中央政府禁止这样做，因为它害怕贵重金属的流通会因此而绝迹。但是由于的的确确存在着现金荒，连中央政府自己也不得不于812年在京师设置了存钱局。存户可以凭着皇家存钱局发给的收据或存款票据向该局在各省的任何壹家支局去兑换金属铸币。稍后，到了十世纪，又成立了“便换所”来对这项制度進行统筹管理。

　　便换所当时发出的存款收据仍然是记名式的。但是到了十壹世纪初，四川省的铁铸金属货币由于分量过重妨碍了商品的流通，于是商人们便决定把它的流通完全取消。十六家殷实商号把自己的全部金属凑集起来发行了支付券，支付券上不再记名，成立不记名式的支付券。支付券的后备金就是上述全部金属货币，支付券的使命是要取代流通中的全部金属货币。由于这些钞票的发行不慎，商人们都破了产。于是中央政府便亲自出面，于1021年在四川成立了壹家银行来发行官钞。又过了两年，这些官钞开始在全国流通。随后又特地成立了壹家银行来发行和兑换这种货币。到了1161年，流通中的纸币数量已经高达四千壹百四十七万贯，而金属铸币却总共才有七十万贯，元朝和明朝时期，纸币仍然占主要地位，但是发生了多次贬值和通货膨胀。明朝复灭的部分原因就是纸币通货恶性膨胀。[③]经过这次灾难之后，清朝从十七世纪起便取缔了纸币，直到十九世纪中叶它才又在中国重新出现了。

公共信用货币的形成。第壹源泉：贴现


　　公共信用货币或银行券的古典形式是在英国产生的。银行券的前身是私人信用货币“金匠券”。金匠券也出自这个国家。开始时，英国商人曾经把他们的私有珠宝和钱币存在国王那里。但是到了1604年，查理壹世由于面临着日益严重的财政困难没收了这些财产。商人们从此便习惯于把他们的财物存放在金匠铺，换取金匠铺开发的存款收据，名之曰“金匠券”。以后，当金匠铺开始自命为银行时，“金匠券”又改称为“银行券”（31）。

　　开始时，银行券是按照存款总额来发行的。倘若中途存户把存款提走了壹部分，银行券上就注明已经提走多少。后来，银行券上的记载成了固定的数额，存户拿到的是好几张银行券，加起来的总数同存款相等。苏格兰的私人银行和1697年成立的英吉利银行也先后采用这种形式发行了银行券（32）。

　　然而，从某壹个时期起，苏格兰银行家和金匠铺开始把不归他们所有的金属储备用来向第三者贷放。他们发放这种贷款便取得了对于第三者的债权。从这以后，在社会上流通的信用货币就不再单单由金属储备担保兑换，而是同时也由对第三者的债权来担保兑换（壹项债权由另壹项债权来担保）。英吉利银行在1697年成立时发行的银行券，壹方面由它自己的金属储备予以担保，同时也由国家对该银行的负债来加以担保（33）。

　　经验告诉银行家们，用对第三者的债权来担保兑换的银行券可以发行到壹定的限度（例如发行到金属库存的三倍或四倍），因为公众是绝不会把他们的银行券全部拿来壹下子都兑成金属货币的。慢慢地，到十八世纪期间，英吉利银行研究出来了壹套机构，通过这套机构，银行券的发行额，既取决于银行的金属储备，又取决于贴现，起初是单单指公共证券的贴现，以后兼指商业证券的贴现（34）。在整个十九世纪，起初是壹般贴现，其后特别是商业票据再贴现，不但在英国、而且在每壹个资本主义国家里，是形成银行券或公共信用货币的主要源泉。

　　发行银行就壹张票据進行贴现（或再贴现）时，它先在票额内扣除利息，然后把余额付给票据所有人（或银行）。这样壹来，银行就把壹批与此款额相等的银行券投入了流通。票据到期时，发行银行就反过来又把这笔款子收回，把同量数额的银行券又从流通中抽回，由此可见，掌握在发行银行手中的票据数量的增减，决定着流通纸币数量的增减。提请贴现的商业票据数量，经济情况良好就增加，经济发生危机或不景气就减少，因此，发行纸币由贴过现的票据来担保兑换，是壹种十分灵活的货币手段，能使货币储备适应当时经济所需要的交换手段（35）。

公共信用货币的形成。第二源泉：透支


　　只要票据贴现是流通信贷的主要形式，中央发行银行的贴现及再贴现业务便总是流通中的绝大部分信用货币的来源。但是，银行透支壹旦作为短期信贷的主要形式取代了贴现的时候——英国早在十九世纪末，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则在二十世纪初，就已然如此——银行存款（账面货币）的流通便成了货币流通的主要成分。

　　资本家只不过把他们流动资本中的壹小部分用现金的形式保留下来，而把其中的绝大部分存入银行。银行家好比是资本家的账房，把资本家欠别人的款项付出去，把别人付给资本家的款项收進来。所有这些收支都并不过手现金，而是通过壹笔账、通过支票[伍]或转账来進行。

　　人们可能会认为这种账面货币的来源是存户们的现金付款。这只是对了壹部分。银行存款中的很大壹部分并非来自银行存户存進的现款，而是银行为资本家们在往来账上作出的透支。正是这种贷款形成了存款：

　　“存款总额来源于银行本身的活动。当银行发放贷款、答应提取的款项可以超出存款实额并且收买有价证券时，它便在自己的账册中载列了同存款数额相等的贷方科目（39）。”

　　这样形成的银行存款——至少是活期存款——实际上成了货币，因为这种存款在全国范围内都可以被用来進行任何购买和付款业务。这是壹种信用货币，因为它的流通归根结蒂取决于银行方面的良好经营和支付能力，而并非取决于壹般等价物的固有价值。这种存款还是壹种公共信用货币，因为，在所有的先進国家里，每壹家重要银行都通过壹种明确的制度同中央发行银行有着联系，使得账面货币可以兑换成发行银行的银行券。

　　银行向资本家发放的信贷，很大壹部分是活期存款的源泉。这种贷款都是要拿去使用的。银行之所以设置存款，为的就是让它流通。倘若壹家银行答应某甲在往来账上透支，从而使某甲的存款增加了四百万到六百万法郎，某甲就会使用这六百万法郎去偿付他欠某乙的债务，或者是去向某丙购买商品。这些不同的资本家也俱都在银行里各有各的往来账。倘若大家的往来账都设立在同壹家银行里，这些手续便都会通过划账的办法来办理，用不着转手任何银行券。六百万法郎只不过是由某甲的账上转到某丙的账上去。倘若某乙的往来账是开在另外壹家银行里的，那就只有在这另外壹家银行不必向某甲的银行解缴等额款项的情况下，才会产生为债务结算而过手现金的必要。实际上，为了这种目的而特地设置的票据交换所把此壹银行须向彼壹银行转移的现金减少到了最低限度。[⑥]
　　肯定地说，每壹家银行只要得到其他银行的信任并经中央银行许可它在该行增加负债科目，便可以增加透支，发行账面货币（41）。银行家凭经验知道，在正常情况下，公众向银行提取的现款只占存款总额比较小的壹部分。[七]因此，只要这些存款不超出所谓“兑现系数”或现款系数的壹定比例（也就是说最低库存对存款总额的百分比），银行就壹般能够从事透支业务，发行账面货币。在特殊时刻，中央银行必须進行干预，以免由于这种信用制度的垮台而引起整个货币制度的垮台。为了避免闯祸，大多数先進国家都由政府规定了“兑换系数”。[⑧]
　　自从1946年以来，这种系数在英国是8%（43）。在美国，对于各大银行的活期存款是24%；在比利时，对于短期存款是4%，在瑞典和意大利是25%，等等。此外，在比利时，短期存款总额的65%系由公债来担保兑换（44）。

　　由此可见，账面货币在货币总额里占了极大的比重，也就是说，在壹定国家中流通著的整个交换手段和支付手段里占了极大的比重。正因为这样，1952年，账面货币占了美国货币总额的78.6%，在英国占74%，在澳洲占65%，在意大利占51%，等等（45）。另外，在这方面还须要补充壹点，即壹般说来，账面货币的流通速度比银行券的流通速度要快（46）。

公共信用货币的形成。第三源泉：预算赤字


　　由贴现或透支等形成的公共信用货币是和经济制度的固有需要——信贷需要、交换需要、支付需要等——相适应的。由国家来控制这种信用货币的形成，这是和现代资本主义内部、随着交换关系的越来越错综复杂、货币越来越不容置疑的社会性相适应的。但是这种为使经济顺利发展而必不可少的控制却同时又会是各种紊乱的根源。

　　纸币的发行是由国家来控制的，货币总额的大小归根结蒂是由国家来决定的。但是国家本身既是买者又是卖者，因此它既需要交换手段，也需要支付手段。早在公共信用货币刚刚产生时，控制着这种货币的发行额的各国政府就已经企图假借它来满足自己的需要。最早的发行纸币的经验都毫无例外地带来了灾难性的通货膨胀。鞑靼皇帝忽必烈可汗统治中国的时期就曾经有过这种情形。当时，在中国流通的纸币总额达到了二亿四千九百六十五万二千二百九十贯，这在当时是不可思议的（47）。其他大陆各国的早期经验也是壹样，十七世纪英法等国在美洲殖民地用的“卡纸货币”（monnaies de carte），美国在独立战争时期发行的“大陆纸币”（monnaie continentale），法国在大革命时期发行的信用券等等，就是这种例子（48）。

　　即便是在按照正统货币最严格的原则来治理的资产阶级国家里，某种季节性和周期性的现款需要激增（例如在发付官俸的前夕）也不可避免地迫使国家向发行银行举债。这种债务的增加表现为货币额增加。在正常情况下，这种追加的货币量过后又会被吸收回来。但是，倘若国家多发行货币是为了应付长期的财政支出，或者，更坏壹些，是为了应付预算赤字，那么，在追加的商品量不足以适应流通过程中在这壹追加的货币量时，就会出现货币贬值的危机（49）。

社会必需的货币额


　　由此可见，账面货币这座金字塔是整个建立在纸币的基础之上的。就像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私人信用货币也是如此。任何信贷货币都需要壹定的货币量来作为最后的支付手段。因为这实际上是壹定的债权量。这些债权在划账之后仍须获得最终的清偿。由此可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投入流通的货币量必须要起两种作用：构成進入这种流通的商品的等价物（货币这时是流通工具）：把那些互相抵销的债权计算在内的同时，表现为到期债权的对等物（货币这时是支付工具）。在这里，我们又看到了前面已经讲过的货币的两种职能。

　　货币是支付手段，可以用来偿付债款；货币也是流通手段，它有着壹定的流通速度。同是壹笔金钱，可以在壹段壹定的时间内从壹个人之手转入另壹个人之手，从壹家公司转到另壹家公司，连续進行壹连串支付。因此我们就得出了下面为了進行壹切付款（例如壹个月之中）所必需的货币量的公式：
（债务总额－互相抵消的支付总额）/支付手段的流通速度


　　把商品流通所必需的货币额同偿付债权所必需的货币额加在壹起，就可以得出为资本主义经济得以顺利進行所必需的货币总额。必需考虑到这样壹点，即同壹张银行券可以相继用来购买壹件商品，然后由商品出售者去清理壹宗债权。因此在壹定时间内经济所必需的货币额应该等于：

　　{(流通中商品的价格总和)/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流通速度}＋{（应付债务的总和－互相抵消债务的总和）/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流通速度}-{相继被用来作为流通工具和支付工具的货币总和}

　　通过这个公式可以立刻看出，为使经济能够顺利進行所必需的货币额具有很大的伸缩性，这种货币额在壹个月之间不断地发生变动。例如，在每月初壹到期的时候，需要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要比壹个星期以后多得多。同时，社会必需的货币额还随着情况的波动而波动。这个公式还使人看出，为了能够快速适应经济不断变化的需要，必须要有壹个极其灵活的货币工具。

不兑现的纸币流通


　　账面货币以公共纸币为基础。只要纸币仍然能够兑换现金并以发行银行的金属库存为基础，使用货币代用符号就不会发生有关货币本质的问题。货币由于其本身的固有价值，继续被用来充当壹般等价物。至于只有壹部分银行券由金属库存来担保兑换（同样的，只有壹部分账面货币由银行券来担保兑换），这件事仅仅体现出壹种流通工具的社会经济，其所以行得通，乃是凭经验发现了公众的行动规律。

　　这种规律反过来反映了资本主义经济不断增长的社会化，反映了货币越来越大的客观性。要想不妨碍货币机器的作用，只要把可以兑现的信用货币的运用限制在社会必需的货币额以内就行了。凡是大量地发行追加信用货币都会引起贵重金属的溢血症，都会引起停止兑现，货币就必然要贬值。

　　从现代资本主义货币这种越来越客观的性质出发，人们才能懂得不兑现纸币的流通问题。不兑现的纸币不壹定就导致丧失购买力，不壹定就导致表面上的贬值；早在十九世纪就曾经進行过这种试验。法国法郎于1870年和1877年间就成了不兑现纸币，但是同黄金和可以兑换黄金的纸币相比，法郎的价值仅仅下跌了不到1.5%。

　　只要把不兑现纸币的发行额（和账面货币的发行）严格地限制在社会必需货币额以内，就可以大体上避免发生任何货币贬值。由于日常的经济往来——交易及付款——吸收了投入流通的全部货币，这种不兑现的纸币等于代替可兑现的纸币在为壹笔同额的款项而流通，在全国市场范围内任何紊乱也不会发生。

　　有些作者曾经想通过这种现象来证明这样壹点，即货币从来就不是什么原本具有价值的商品，货币的时价向来都是由政府当局加以决定的（52）。但是十九世纪的经验，尤其是壹些采用复本位制货币的国家的经验证明，有些货币价值的涨落是由黄金和白银固有价值的涨落而引起的：

　　“在加利福尼亚州和澳洲（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大量发现金矿以后，白银变成了太贵的金属，难以继续用来流通……但是情况很快就突然反了过来。自从1842年起，人们发明了壹种冶炼方法，对于把白银从铅矿砂中提炼出来提供了便利。1848年和1853年，墨西哥的所谓‘落基山州’纳入美国版图之后，这种提炼方法被大规模加以采用。廉价生产的大量白银同黄金相比降低了价格，白银便逐渐不再被用来作为货币（53）。”

　　实际上，十九世纪以金本位（或银本位）为基础的货币，从第壹次世界大战以来过渡为半不兑现货币这件事，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现象。壹方面是真正的货币贬值，这种贬值是由庞大的军备开支和战争开支引起来的，也是由公债负担的不断增长引起来的。这种贬值就连握有全世界大部分黄金储备的美国也没有能够幸免，因为1958年壹块美元的购买力比战前（1939年）下降了壹倍。另壹方面，在经济生活中，国家的干预日益增多，为了整个资产阶级的利益，国家越来越把某些经济部门组织起来，这样壹来，就取消了市场经济的“纯”条件。另外壹些“组织”力量和“有意识”的力量如：卡特尔、托拉斯、控股公司和壹般垄断集团也在这上面起了作用。[⑨]对于以贸易为基础的纯市场经济来说，具有固有价值的货币是必不可少的。“经济组织”的因素越是進入到经济中来的，“抽象”货币，即账簿上的货币，便越发能够取代这种具有固有价值的货币（54）。

　　但是资本主义在其没落时期引用到经济中来的组织因素都是互不协调、互相矛盾的。它们在壹个方面取缔市场的无政府状态和自动化主义，可是又在另外壹个方面使之在更高的程度上重新出现。在以金本位为基础的货币时期，不仅是在国内市场上，而且也在国际市场上，大部分支付是不通过贵重金属来進行的。在各国货币成为不兑现或半不兑现货币之后，国际上的付款便复杂化了；在国际市场上的支付方面，用黄金（和可以兑换黄金的外币）付款的要求比过去多了。

　　由此可见，即便是在不兑现纸币制度之下，肯定地说，贵重金属——具有固有价值的商品——仍然是国际市场上唯壹的壹般等价物。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唯壹的、使流通工具最终脱离其金属基础的“组织起来的”世界货币是无法实现的。这种世界货币只能是全世界经济计划化的产物，而世界经济计划化将是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胜利的产物。

　　由此可见，现代的货币实际上并不是同金属基础完全脱离的货币，哪怕是法律规定（已经变成纸币的）银行券不得兑取任何数量的黄金。[⑩]在对外贸易及国际支付运动中，任何壹个国家的货币都是既和黄金有关，又和其他各国的货币有关。它的相对购买力的涨落，它在自由市场或黑市上时价的涨落，都是壹些用来衡量它贬值了还是没有贬值的指数。这种贬值产生于公共信用货币的特性：即国家印行的壹切银行券相互依赖、集体等价的特性。

　　金属货币是人类劳动的产品，具有固有的价值。金属货币流通的增长超过了社会必需货币量时，不是引起金属货币的贬值，而是大家都把金属货币窖藏起来。可以兑现的银行券也是壹样，这种银行券发行过多时还会引起黄金逃逸。没有支付能力的资本家发行私人信用货币会导致彻底贬值和发行人破产，但并不自动引起其他个人发行的私人信用货币贬值。

　　相反，不兑现的公共纸币发行量如果增加，而流通商品却没有同时相应增加，那末这种公共纸币就会贬值。由于所有的银行券都同样地贬了值，增加货币流通就不但不会引起窖藏，反而会引致外抛。这样壹来，银行券的价值大小就由它的购买力来决定，而购买力则在下降。这个时候，货币数量论的应用就发挥了部分效用。[11]
　　由于现在纸币贬了值，人们就设法予以外抛，另壹方面却去窖藏原始的贵重金属、金属货币或其他没有贬值的货币。[12]根据人们的估计，从1949年到1951年，私人贮存的黄金平均每年达二亿五千万美元。格里歇姆规律表明：（或多或少贬了值的）“劣质”货币把优质货币排除于流通之外。

　　由于纸币贬值而当然发生的物价上涨，只是在物价的形成多多少少比较“自由”、也就是说在由经济力量来单独决定物价的国家里才会出现。在壹定时期，国家可以强行规定银行券不能兑现，同时对外汇進行严格的控制，这样壹来，尽管发行了大量纸币，尽管纸币毫无疑问地贬了值（这种贬值只是在国际货币自由市场上和国内“平行”市场或黑市上表现出来），依然可以把物价上涨减少到最低限度。例如当年的纳粹德国就是这种情况（56）。但是这种制度暗含着另外壹些矛盾。关于这些矛盾，我们将要在所谓“管制”经济以及军备和战时经济等范围内去另外進行研究。

支付平衡


　　即便是壹种“结实”的货币，也就是说，即便是壹种发行量没有超过货币储备必需量的纸币，壹个传统上被认为有足够黄金储备的纸币，也能丧失对黄金的可兑换性。1931年以来的英镑就是壹个例子。黄金的双重职能是这种不可兑换的原因。黄金既是纸币的储备又是国际支付方面的唯壹货币。私人信用货币只是在私人发行者有支付能力（票据到期时能够付款）的限度以内才能在国内流通；同样，公共信用货币只是在发行国有能力用黄金（或可兑换黄金的外汇）来清偿对其他国家的债务的限度以内才能在国际上流通。

　　这并不是说每向国外购买壹次货物就必须向卖方国输送壹次黄金。在国际上，同在国内或地方上壹样，也实行着壹种清算制度，根据这种制度，壹个国家须向另壹个国家输送的黄金只不过是前者欠后者的款数和后者欠前者的款数二者之间的差额。这种差额叫做结余。支付平衡里面出现结余。支付平衡主要包括下列各项：

　　甲，贸易平衡，即向某壹国家的输出及由该国来的输入之间的差额：倘若输出总值超出了输入总值，支付平衡上就有了债权项目，反之则为债务项目。

　　乙，资本运动，即输出资本及输入资本之间的差额：输出资本包括：在外国购置的股票、工厂、债券、不动产、在外国的银行里進行的投资等等。在有关国家置有产业的外国人把红利、利息、保险费或保了险的资本等等汇往国外也属于这壹类。输入资本包括：为有关国家带来资本的外国人所购置的股票、债券、工厂、不动产，在本国银行存放的外国资本，以及在外侨民汇回国内的红利、利息、保险费、保了险的资本等等。从外国寄回来的私人及公共赠与也属于这壹类。倘若输入资本的数额高于输出资本的数额，支付平衡上就有了债权项目，反之则为债务项目。

　　丙，航海运动：本国船只在国外运输货物收取外汇作为运费并把它带回国内。反过来，外国船只把货物运到本国来，收取外汇作为运费并把它带往国外。倘若第壹类运费的数额高于第二类运费数额，支付平衡就有了债权项目，反之则有了负债。

　　丁，旅行运动：倘若有关国家的旅客到外国去旅行花费的金钱比外国旅客到该国来旅行花费的金钱多，支付平衡就有了债权项目，反之则有了负债。

　　戊，外侨移入及移民出境运动：倘若移入的外侨带来的资金比出境移民带走的资金多，支付平衡上就有了债权项目，反之则有了债权项目，等等。

　　只要壹个国家的支付平衡，总的说来，壹直有赢余，该国只要用数量不大的金属储备就可以保证其纸币兑现。但是壹旦支付平衡开始经常有赤字，那就必须要有高额的金属储备才能正常地保持纸币兑现。否则黄金外流就有引起投机及恐慌的危险（57）。最后，倘若大部分在贸易方面占重要地位的国家都放弃了金本位——1930年就发生过这种情况——其他国家就不能不也照样放弃金本位，否则他们本国的货币就会成为国际投机活动的标的，并且逐渐退出流通领域。

　　支付平衡影响着货币流通量，并从而又在半不兑现或完全不兑现的纸币制度下影响着货币的购买力。支付平衡的持久性逆差是通货膨胀倾向的产物；支付平衡的赢余是通货紧缩的产物。[13]但是，在短时期内，当发行银行把它所积累的外汇剩余等价物付给出口商时，支付平衡的赢余就能引起通货膨胀的倾向，因为这个额外的购买力在市场上找不到等价物（58）。为了避免这种后果，支付平衡的盈余，必须用增加国内储蓄的办法来加以抵销（59）。

发行银行和银行信贷


　　只要货币继续以金本位为基础，发行银行的作用就首先是要注意保证货币兑现。发行银行只要提高贴现率就可以对信贷施加限制，这首先是为了限制信用货币的流通额而制定的手段。用来纠正“繁荣”的偏差只不过是它的间接作用。但是，在不兑现纸币的时代，发行银行的任务有了扩大，包括了控制整个经济的职能。因为发行银行必须控制每壹家商业银行的信贷政策，反过来，每壹家商业银行又影响着经济发展的整个進程（60）。

　　十九世纪的发行银行都是用黄金（或者白银）库存和贴现过的商业票据来担保其所发行的银行券兑现。它们当时都借助贴现率来影响信贷额。

　　第壹次世界大战以来资本主义没落时期所表现出经济及财政的不稳定性，迫使发行银行不得不求助于额外兑现储备和种种不同手段来影响信贷。壹方面各家大私人银行莫不握有巨额储备，这就使它们可以大大地不受中央银行贴现政策的支配。另壹方面，经济萧条加甚时期，单单降低贴现率已经不再足以刺激信贷额、交易额和货币流通额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发行银行乃求助于十七世纪及十八世纪各家公共银行曾经广泛采用过的壹项老技术，即所谓公开市场政策。

　　在美国，这种政策壹直在实行，但主要是从1933年起才被广泛采用。在英国是1931年，在法国和比利时是1936年，由壹项特别法规定，发行银行得以在公开市场上收购及出售国家证券（公债券、国库券等等）。政府想要压缩信贷货币流通额时就可以出售国家证券，这样就会引起银行券的回笼（并从而引起银行券购买力的不生殖），或者是私人银行在中央银行里设立的贷方往来账的减少，以及这些银行以后所能发行的账面货币的减少（这和前者的效果是壹样的）（61）。反之，政府想要扩大信贷货币流通额时，它就需要把国家证券收回，这样就会引起增发新钞，或者增加私人银行在中央银行里的贷方存款。但是公开市场制度容易蜕化成为了弥补预算赤字而向国家提供垫支的手段（62）。

　　美国的货币贬值不像欧洲国家那么厉害，但也就是在美国，国家证券目前代表着私人银行账面货币的主要等价物，代表着发行银行财产中比私人债权重要得多的项目：

　　“直到1933年，形成货币主要源泉的是私人公司的短期借款。1929年，商业银行的贷款占全国货币总额的三分之二。但是到了1950年底，就只占三分之壹了。现在，提供货币的主要源泉是政府公债。各家商业银行财产中的政府公债已经远远超过了它们的短期贷款（63）。”

　　但是，发行银行作为现金的最终源泉而行使的控制职能并不是绝对的。发行银行既可以硬性地决定货币总额，也可以硬性地决定货币资本（现金）的价格，即利息率。十九世纪时实行的是第壹种办法，现在实行的是第二种办法（64）。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同时既硬性地控制货币额，又硬性地控制利息率是不可能的。

货币的运用


　　黄金的双重职能——既是纸币的金属基础又是国际支付工具——使得这种贵重金属成了经济政策及贸易政策上的壹种工具。当各个国家的货币都可以自由地兑成黄金时，每壹种货币的价值，或者是直接取决于铸币的金属内容，或者是直接取决于作为贵重金属的简单代用符号的、以黄金为兑换担保的银行券。当纸币兑现的可能性已经或多或少被取消时，同外国货币相比，它就取得壹种法定兑价。这种兑价壹般均由国际公约加以规定，但也可以由单方面加以变更。倘若法定兑价同两种货币购买力之间的现实关系相吻合，它就会受到普遍的尊重，并且在两国之间的支付平衡发生暂时的波动时，或者在两国之间外汇供求关系发生暂时的波动时，不会受到大的影响（65）。

　　反之，倘若这种兑价是人为的兑价，那就会产生“平行市场”、“自由市场”或者“黑市”，在这些“平行市场”、“自由市场”或者“黑市”上，官方估价过高的货币，在兑换上便会贬值。

　　壹个国家的政府可能有意造成这种贬值来鼓励出口，以便改善支付平衡，或者帮助全部贸易的发展。不兑现货币的兑换率既然是壹种法定兑价，政府只要发壹道命令便可以把它降低。政府可以专断地规定，从现时起，降低货币单位的金等价，比方说降低20%，这样壹来，外币的价格便会比过去增长25%。把货币这样地降低价值叫做贬值，它使本国商品在国外市场上的价格下跌。

　有些国家力图使纸币的运用成为自己的反周期武器，它们这样做曾经造成壹种假象，似乎“控制货币”政策能够用来挽救经济局势的严重偏差。因为发行银行在增加信用货币流通和降低利息率的时候就真能鼓励商业银行扩大信贷，这在不景气时期是被认为有利于经济的恢复的。

　　但是不该夸大利息率对于经济情况的影响。在美国進行的壹次调查说明，企业主付出的利息只占生产价格壹个微不足道的部分：工业制成品成本的0.4%；不动产建设成本的0.2%；矿产品成本的0.8%以及分配费用的0.2%（69）。

　　以为（在发行银行的帮助下）各家银行可以单独地保证使信贷及货币额有所增加乃是壹种错觉。银行至多不过能比较容易地用较低的代价发放透支。但是要想使货币额能够通过透支的办法真正有所增加，还必须由企业主们实际利用他们所得到的这些方便。由此可见，在经济恢复的初期，账面货币的真正来源是企业主，不是银行（70）。然而：

　　“在壹次（深刻的）不景气中，前景是如此的暗淡，看起来，任何可以想象的利息率下跌都无法促使实业家去承当壹桩事业，如果这桩事业不是显而易见地令人向往的话（71）。”

　　由此可见，说明由不景气向经济恢复过渡的，归根结蒂是决定整个经济情况的那些因素，而在这些因素中，货币额和利息率的运用只起壹种从属作用。[15]

通货膨胀的三种形式


　　通货膨胀与公共纸币本身有着同样悠久的历史。通货膨胀来自铸造货币和发行纸币的国家需要，克减成色和用粗劣金属代替贵重金属是它的最早的形式。通货膨胀在引起物价的突然波动以后就破坏了以小商品生产为基础的任何社会。1125年左右去世的捷克编年史家科斯玛斯说：通货膨胀“比鼠疫还要坏，比敌兵入侵、饥馑以及其他灾难还要可怕（72）。”

　　看上去像是正在摆脱其金属基础的纸币，它的性质强烈地引诱人去進行间歇的或接连不断的贬值。

　　因此，在帝国主义时期，贬值或通货膨胀已经几乎是完全成了世界性现象。但是，对于贬值或通货膨胀应当因程度不同而有所区别。

　　发行信用货币（或用其他方法增加货币额）而无商品或劳务为直接补偿，但根据当时情况，短期以内就业及生产就会有所增加，那末这便是有节制的通货膨胀。这种通货膨胀要求存在着壹定的失业和未经使用的生产资料储备（73）。[16]当国家用增加了的货币额来购买商品及劳动以制造摧毁性手段时——也就是说制造不進入再生产过程的商品时——，它可以对物价進行严格的控制，把通货膨胀暂时掩盖起来，直到货币流通与实际商品流通二者的失调打破了这种短暂的平衡。[17]在这种情况下，控制物价的相对物将是以强制储蓄的形式使得公众的部分收入不生殖化（74）。这个时候，掩盖著的通货膨胀意味着本国战争工业恢复为平时工业以后将会增加生产，或者通过掠夺外国，来增加商品流通。如果不发生这种无相对物的购买力收缩，通货膨胀的最后结果就不可避免地引起物价上涨。

　　在大量发行通货膨胀性质的纸币的同时，如果可供购买的商品的流通在壹个长时期内陷于停滞或者减少——特别是充分就业已经实现或者当时的环境是战争经济的环境——物价上涨就会立刻发生并引起壹场恶性循环。通货膨胀自己滋养自己，货币贬值引起物价上涨：物价上涨使预算赤字增加，预算赤字增加反过来又用发行通货膨胀性质的纸币来弥补，这就又引起壹场新的物价上涨浪潮。贬了值的信用货币再也无法从流通中抽回来。凡是能够把这种贬了值的货币脱手的人都尽量越快越好地把它脱手，而去贮存真实的价值：黄金、外汇、珠宝、艺术品、实业股票、不动产等等。最受打击的人是依靠工资过活的人（75）。

　　当国家的开支由于战败，由于支付占领费或赔偿费等等，最后远远超过了收入的时候，就会出现恶性通货膨胀，货币的贬值即使不与时俱增也要与日俱進。银行券的发行以天文数字为单位，贬值速度比印刷速度还要快，交易减少了，或者是退回到以货易货。实业家如果把他的商品拿来同这样贬了值的货币進行交换，便会冒再也不能把资本收回、再也不能实现剩余价值的危险。因此他的商品便全部被从市场上抽回去，囤积起来，这就会引起经济停顿和货币的彻底崩溃。

购买力，货币流通和利息率


　　由于利息被认为是“银钱的租金”，由于利息被假定为由现金的供和求来决定，人们便试图研究壹下流通货币总额同利息之间的关系。这是忘记了这样两点：利息率是由现金资本的供和求决定的，而流通中的货币要想变成资本，必须具备壹定的社会条件。实际上，从社会角度来看，流通货币总额可以分为二大范畴：

　　壹、工人、职员和小人物的工薪总额，还有资本家打算供他们私人消费开支的资本主义基金总额。

　　二、每壹家企业的流通资本总额，尚未用作再投资的利润总额，尚未使用的固定资本的折旧基金和任何来源的“储蓄”。

　　第壹类范畴全然不标志现金资本的供，而是标志消费资料的求。第二类范畴既标志着生产资料的求，又标志着现金资本的供（76）。只是在上述第二类范畴流通货币总额内，利息率才会对被贮存起来的部分产生实际影响，才会对借贷给银行和工、商企业的部分产生实际影响，才会对所有者直接用来购置生产资料的部分产生实际影响。但是，货币资本总额在各种不同用途上的这种分配既非单纯、亦非首先由利息率决定，而是由交易的总的发展情况（工业周期的特定阶段），由利润率，由利润率和利息率之间的比例等等来决定。

　　“人们不能断言，货币额增长利息率就随之下跌，货币额减少利息率就随之上涨。此壹或彼壹后果的产生总是由下列事实来决定的：（收入的）所有权的新分配对资本的积累更为有利呢还是更为不利。”

　　“利息率同在市场上参加交易的个人所握有的货币额没有什么直接关系；这里只有间接关系，这种间接关系是通过社会分配中收入和财富的转移、通过物价来進行的（77）。”

　　这并不是说，在资本主义的演变中，货币额的增加只起次要作用。相反的，货币额的增加是资本主义演变绝对不可或缺的壹个条件，理由有二：

　　首先，作为资本主义特点的生产及生产率，没有货币额的相应增长便不可能有巨大的增长；这种增长同贵重金属矿在开采方面的波动增减无关（78）。

　　其次，由于信用货币总额和账面货币额的增长影响着物价的水平，它们就决定着国民收入再分配的特殊形式，也就是在任何经济复苏初期发生的利润率上升；没有这种利润率的上升，资本主义经济就不可能复苏。

　　米塞斯及熊彼特曾就这种他们称之为强制储蓄的现象作了恰如其分的描述（79）。按照冯·米斯的说法，强制储蓄（即用货币贬值来降低工资的购买力）的特点在于它是资本形成的壹个源泉。这两位作者完全摒弃以剥削为基础的剩余价值论，但在此地却间接地承认资本并不是资本家作出储蓄及付出牺牲的产物，而是资本主义机器强迫依靠工资过活的人储蓄和牺牲的产物。

　　“眼前是壹个阶级抢劫了另壹个阶级的壹部分收入并把强抢所得储蓄起来。当这种抢劫终了时，被抢劫者就不能消费不再归他们所有的资本，这壹点是显而易见的。倘若被抢劫者是壹些向来就消费他们全部收入的、依靠工资过活的人，他们就无法扩大他们的消费。倘若被抢劫者是壹些没有抢劫行为的资本家——例如自己的储蓄蒙受贬值的食利者——那么现在，在利息率下跌以后，他们就会宁可消费自己的壹部分资本，但是这种消费比起由于自愿储蓄而产生利息率下降时的消费来要多（80）。”

　　换句话说，而且是令人难以置信地说，唯有利息率下降及随之而来的损害依靠工资过活的人们（损害工资购买力）的利润率上升，才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真实刺激剂。

台湾共和国共产党宣传部 资本主义社会虚拟资本的产生以及对劳动人民所带来的压迫

互助与信贷


　　商业起源于不同村社间的生产不平衡发展；信贷起源于同壹村社不同生产者间的生产不平衡发展。自从畜牧或耕作以私人经营为基础时起，由于个人同个人间禀赋有别，由于牲畜同牲畜间强弱有别，土地同土地间肥脊有别，由于人类生活或自然环境中的无数事故，不同生产者间的生产便产生了发展上的不平衡。其结果是：壹方面出现了年年有剩余，因而有积累的农户，另壹方面也出现了在劳动中产生纯亏欠（生产所得低于消费所必需和种籽所必需）的农户。

　　同壹民族不同生产者间发展的不平衡，并不自动导致信贷的发展。信贷并不是壹种天生的制度，而是壹定社会关系的产物。在原始公社缓慢解体的过程中，牲畜或土地的私人经营方式不断发展，在很长的壹段过渡时期中，私人经营与合作劳动结合進行。而在以合作劳动为基础的社会里，信贷是不存在的。在这种社会里只有互助关系。壹般情况是：由比较幸运的村社成员去帮助比较不幸的村社成员，前者并不指望通过提供这种帮助得到什么物质利益。直到现在，许多原始氏族还是这样。

　　在北美洲印第安部落达科塔族人之间，食物和狩猎工具的借贷是无偿的（1）。在印度尼西亚农村中，借贷粮种、果种、牲畜等等都不附带利息（2）。马来亚渔民遇到季节风到来不能出海时，可以从亲友那里无偿地借到大米和银钱（3）。

　　当原始社会陷于瓦解、交换关系和劳动分工日趋普遍时，同壹村社各成员间不计得失的互助便以劳动时间的经济为基础的等价概念所代替。交换价值的生产越是比单纯使用价值的生产占上风，无偿的借贷和互助便越是被有偿的借贷所代替。

　　新赫布里底群岛居民过去的习惯是：在同壹部族里，当壹个人把食物贷给另壹个人时，前者并没有想到通过这种借贷获得利益。相反的，为了经营商业而借贷贝壳货币或木船时，贷方需向借主赠送礼品以资报酬（4）。十六世纪作家阿隆佐·德·祖里塔和马里阿诺·维西亚，关于哥伦布到达墨西哥以前当地居民的生活，曾留下有意义的记述，他们说：在阿芝特克族人之间，借贷也壹般是无偿的。但是，在墨西哥某些地区，普遍的习惯是：货币借贷则须付给壹定的报酬，例如椰子、金沙、铜片、玉石等等。足见，在原始社会末期，在和生存本身无直接关系的活动领域方面，信贷就和互助产生了分离。

　　为了保证全体村社成员的生活而進行互助的古老习惯，在村社解体的初期，还继续在农业社会里实行了很长壹段时期。在中国，小麦的无息借贷壹直实行到周朝（5）。在最早的吠陀法典、以色列法典，波斯兰法典、阿芝特克法典以及伊斯兰教法典中，都可以看到关于借贷小麦和牲畜时，禁止收取利息的规定（6）。纪元前两千年左右，在古代伊朗的苏斯，即所谓高级专员时代，在有利息借贷以外，还实行无息借贷（7）。中世纪早期，由寺院发放无息借贷（8）。就连小商品生产业已充分发展的巴比伦社会——这从汉姆拉比法典中可以看到——在实行有息商业借贷的同时，还实行对赤贫者、对病人、对歉收农民的“无偿借贷”（互助）（9）。

　　今天，“在拉丁美洲的许多土著居民村社中，小业主和殖民者之间还在实行传统的互助；他们進行小额借贷而不索取任何利息（10）。”博埃和耶迈也确认，当“大家庭”制度还在盛行时——例如在印度——，互助就会广泛地实行（11）。

　　由此可见，与其说信贷同互助发生分离是在村社成员关系中产生，不如说是在村社同村社以外的其他人间的关系中产生。旧约全书和可兰经对此都作了明确的区别。在壹切兼有村社和小商品生产的社会里，由村社集体缴纳赋税的原则，是为了使贫苦农民免遭破产的壹种特殊的互助形式（12）。

银行的起源


　　在以单纯生产使用价值为基础的社会里，小商品生产的发展，引起了商品流通。商品流通引起货币流通，而货币经济便在这个社会的每壹个细胞里发展起来。这就是在社会发展的这壹阶段，高利贷影响着每壹个生产者的原因。但是，在货币经济中，货币不单单是交换工具，同时也成了交换对象。货币经济从单纯的商业中分离出来，就像后者早先已经从手工业中分离了出来壹样。

　　当货币经济刚刚冒头时，贵金属由于稀少和流通量有限，它在社会上主要是壹种后备基金和安全基金，与其说是被用来流通，不如说它是被用来贮藏。然而，在当时动荡不定的年代里，把财物放在家里是莫大的冒险，尤其是冒被没收、被盗窃、被抢窃或被毁坏的危险。因此，习惯上是把它托付给当时最受尊敬的壹些机构代为保管，这些机构就是寺院。从起源上看，就像壹切被珍视的物品壹样，贵金属也有过壹种魔法礼仪般的职能，这种职能使得所有的寺院成了大量金钱的当然保管者。这种贵金属集中于寺院的结果，使寺院在货币经济壹开始发展时，就成了最早的偶然信贷机关。

　　当初，在美索不达米亚就曾经是这样。从第壹家乌鲁克大寺院银行（纪元前3400年到3200年）起，壹直到汉姆拉比时代（纪元前2000年），平均利息率是由撒玛斯寺院来规定的（13）。在古代伊朗，寺院是最早出现的货币借贷主（14）；壹直到萨萨尼王朝时代都是如此（15）。在以色列，耶路撒冷大寺院到毁灭为止，壹直是动产财物保管所（16）。在古希腊，奥林匹亚、德尔富、德洛斯、米莱特、艾费斯和高斯岛的各家寺院，还有西西里岛的各家寺院，都是货币保管所和银行（17）。在希腊被亚历山大和罗马帝国征服的整个历史时期，情况也是壹样（18）。在罗马，万神殿是银行中心。

　　在拜占廷帝国时期，从第五世纪开始，各家寺院就成了主要的宝藏主；到了第八世纪破坏偶像运动时期，这些寺院的金银才被拿来投入货币流通（19）。在中国，唐朝时期也有过同样的情形。可供铸造的货币金属贮存，还有信贷业务，越来越为佛教寺院银行所垄断；政府当局向它们展开了進攻，强迫好几千所寺院僧徒还俗，并于843年下令熔化壹切用贵金属铸成的佛像（20）。[1]
　　在日本，“内乱频繁的中世纪时期，宗教机关……曾经是唯壹的可靠场所……商业上的交易是在陵墓和寺院的保护下進行的。有些人把贵重书刊和财富托付给这些神圣场所代为保管，以免在战争中遭受破坏和掠夺。陵墓和寺院还同时经营金融机关的业务，发放贷款，组织合作信贷，即日语所谓‘无尽’和‘赖母子讲’，并且使用期票（22）。”

　　罗马帝国晚期，在主要还是自然经济的中亚细亚东部，佛教寺院是唯壹的银行（23）。最后，在欧洲中世纪早期，寺院还以发放死典借贷的唯壹信贷机关的身份出现（24）。[2]十二世纪初期，圣殿骑土会成了第壹家国际性的储蓄、转帐和抵押信贷银行（25）。[3]
　　等到大商业有了发展，贵金属就开始有了進壹步的流通。但是，前面已经说过，大商业在刚出现时，主要是经营国际贸易。因此，可以想见，这就会同时出现大量的、来源不同和成色不壹的铸币，须要把它们根据各自的实际价格進行兑换。结果就必然产生壹种以货币本身为对象的新技术，即货币兑换技术。由于兑换商和贵金属商人向愿意把贵金属存放在可靠场所的贵金属所有者提供了实际保证，这些兑换商和贵金属商人便成了第壹批非宗教性的财

　　物保管人，然后又成了第壹批职业银行家。银行壹词的字源是意大利文“banco”，意思是指货币兑换商在上面進行各种业务的柜台。同样，在古希腊，人们用“trapézite”来称呼银行主，这个名词来自“trapeza”,意思是兑换桌。

　　在古人代，货币兑换商是最早出现的职业银行家（26）。在印度（27）和中国也是壹样。然而在这两个国家里，货币的多样化不是来自国际贸易，而是来自各种不同的地主性货币（28）。[4]在日本，早在德川时代，货币兑换商就成了真正的银行家（29）。

　　在伊斯兰教的阿巴西德帝国，由于采用银行本位外又采用金本位，货币兑换商成了必不可少的经济人物，很快就担任了银行家的壹切职务（30）。库利希（31）认为十六世纪出现货币兑换商并很快就成了银行家，乃是当时社会混乱所引起的。他说：

　　“十三和十四世纪在法国流通的货币，除了王室和诸侯铸造的以外，还有阿拉伯货币、西西里货币、拜占廷货币和弗洛伦斯货币；在法国南部还有米兰的‘里勃里’（libri），威尼斯的‘杜加’（ducats）金币；在香巴尼地区，有西班牙的‘里亚尔’(reals)，布尔吉农和英吉利的‘诺比里’（nobili），荷兰的克罗那（couronnes）。卢卑克和科隆的铸币，英国的金镑，法国的‘土尔奴阿’（tournois）等，也到处流通。使用地区最广的是威尼斯的‘格罗西’（grossi）和‘杜加’，还有弗洛伦斯的‘费奥里尼’（fiorini）。”

　　德·罗佛对于中世纪银行的起源作了如下描述：

　　“热那亚的兑换商最初只专门经营当面兑换，但是他们的业务范围很快就扩大了。他们接纳活期存款，根据客户通知办理过户付款，并对客户提供记账贷款。就这样，兑换商营业所就逐渐成了储蓄和转帐银行。在热那亚，十二世纪末期这种演進就完成了（32）。”

　　著名的阿姆斯特丹银行，也是在1609年由于当时年青的省联合共和国的货币种类繁多而成立的（33）。

资本主义前期社会的信贷


　　最早的银行业务，例如当面兑换，财物的储存保管，以典质土地所有权为条件提供借款（即抵押借款）等等，并不是真正的“货币交易”。事实上，在当时，作为办理委托保管和活期存款的保管者，非但不向客户付息，相反的，倒为保管存款和提供服务而取得报酬（34）。例如阿姆斯特丹银行，直到十七世纪还是如此（35）。[5]
　　上述业务的对象，基本上是些既不搞生产又不搞商品流通、或是停留在生产和商品流通边缘上的阶级。随着货币经济的发展，这些人成了大大小小高利贷的典型牺牲品。中世纪时，庞大的国际商业银行主要是对王公们发放典押信贷，而力量较弱的伦巴底钱庄主要是对并不富裕的小封建主或平民发放典押信贷，使这些人吃亏（36）。究其实，这是壹种消费信贷（37）。

　　真正的“货币交易”是随着参加到商品流通和资本流通中来的各个阶级，即年青的资产阶级、高利贷者和商人等的比例增多，才相应产生的。国际贸易的发展造成了它自己固有的信贷需要。由于买货和交货时间上的距离，[6]由于买主和卖主在空间上的距离，由于需要在遥远地区之间转移大量货币，而货币的价格又经常发生波动（39），这就产生了订立商业信贷或“流通信贷”的必要性。凡是国际贸易发达的社会，都建立了这种信贷工具，这些工具就是汇单和支付券：“汇单的流通深深地扎根于国际贸易之中（40）。”

　　公元前二千年，在乌尔和巴比伦就出现了汇单，中国在周朝时期（纪元前1134年到256年），印度在佛教时代早期，也有了汇单（41）。在古希腊，纪元前第四世纪就出现了汇单，以后从亚历山大到罗马帝国征服希腊，这种单据在希腊所辖各地区也到处流行（42）。以后又从希腊传入拜占廷帝国和伊斯兰教国家，然后回到中世纪欧洲（43）。

　　这些早期的不能流通的期票所提供的信贷，并不扩大资金的活动范围。它只加速资本的周转，使资本发挥其最高效益。以后，当出现了投资信贷，也就是为生产剩余价值的企业提供贷款的时候，资本的活动范围才有了扩大；“不生息”货币，即贮藏在金库里的货币，变成了资本，参加到剩余价值的生产中来。

　　投资信贷最古老的形式是海航信贷；这是基金借贷主和船长冒险家为了实现壹次海商业务而成立的合伙；这种信贷的起源是海盗性的合伙，这壹点主要由瓜分利润的条款上表现出来（44）。这种“巨大的冒险性借贷”由古希腊和亚历山大与罗马帝国征服希腊时所辖各地区传到东罗马帝国和伊斯兰教国家，然后又于第九世纪传入拜占廷帝国的意大利，再从意大利以合资公司的形式传遍整个中世纪欧洲（45）。

　　开始的时候，这种商业合伙只限于壹次用于壹桩事业。但是，到了后来，随着商业由行商过渡为定居商，合资公司便逐渐变成由几个人合伙成立的公司。营业时间长达许多年。从十三世纪起，意大利每壹家大公司（佩鲁济公司、巴尔迪公司、梅第齐公司等等）都是这壹类的合伙。以巴尔迪公司为例，这家公司是在1331年由分别归属十壹个合伙人的五十八股资本组成的（46）。

　　最后，当国际贸易最少是在壹定范围内成为正常化，从而失去其冒险性时，它就吸引了闲置资本的广大部分。这些闲置资本以非正常存款的形式存入各大银行家的大公司，任凭商人加以使用，不再于短期内提取，而商人则就此付给定息，作为参加实现商业利润的报酬（47）。

　　由此可见，从小商品生产时起，银行家就成了“货币资本供求之间的中介人（48）”。然而，在当时，主要的货币需求者不是私人而是国家（国王、公侯、市镇等等），从而产生了公债和流通信贷及投资信贷的平行发展，而公债却占了上风。

　　已知最古老的公债是伪亚里士多德在其所著《经济学》（I’Economie）壹书第二编中提到的例子。伪亚里士多德谈到：小亚细亚喀拉左麦的爱奥尼亚殖民地，向雇佣兵首领举债来支付欠饷，然后又向本土富有的公民强借钱钞以偿还贷款。富有的公民被迫拿出来的是金币，而所得代价则是铁铸的货币。根据中国汉书记载，纪元前154年，曾经有壹位的高利贷者借给了政府壹千斤黄金（约含两百四十四公斤，不到壹百万金法郎）来从事镇压叛乱者的战争，这位高利贷者得到的利息是1000%，相当于壹千万金法郎（49）。

　　在这以后不久，便产生了公债的古典形式：以国家的收入，即形形色色的赋税作为抵押的形式。在大多数以小商品生产为基础的社会里，公债并不多见，而且具有冒险性，壹般情况下是以债主的破产而告终。

　　但是了十六世纪，可以流通的公债券[7]在信贷史上发动了壹次革命，大大扩充了资本的活动范围，把大量原非资本的货币转化为资本。由于法国国王对意大利发动远征以及查理五世所辖国土分散而造成的有利条件，公债便国际化了。

　　“在壹度作为单纯的结账手段之后，信贷本身变成了壹种价值，壹种可以投入流通和可以拿来转让的交换标的物（51）。

商业资本时期货币资本的供和求


　　随着商业资本的发展，原来特殊现象的信贷便成了经济生活中的正常制度。商业票据贴现从十七世纪起就在英国广为流传，十八世纪又在法国和壹切大的贸易中心广为流传，十九世纪起初兴起的票号制度是在中国对外贸易方面，后来也在中国国内商业方面，广为流传（54）。商业的地理性扩张，同美洲和远东進行交易的长期性以及主要商业公司向少数大国际贸易中心的集中，对商业票据的应用提供了有利条件，动员了壹切资本。

　　汇单原来只是在汇率涨落上進行投机的壹种工具（55）；现在，它成了在商业方面发放流通信贷的经常工具，同时也成了“不生息”货币资本進行短期投资的工具。货币资本市场就这样发展了起来。

　　在这个市场上，代表着需求的主要是国家。在商业资本时期，国家仍然是永无休止的借贷者。克拉潘指出，直到产业革命，英格兰银行发放的信贷，绝大部分对象是王国政府（56）。1776年成立的贴现银行也是如此。同它们壹样的，还有由于对国家发放信贷而倒闭的不幸的劳氏银行（57）。

　　但是，除了国家以外，也出现了另外壹些债务人。这首先是大商业股份公司。就当时来说，这些大公司对当时的货币的需求量极大；为了应付需要，等到下壹批商船归来，它们往往不得不同信贷机关打交道。

　　在整个十八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都向阿姆斯特丹银行借款；英格兰银行的主要债务人，除了国家以外，还有英国东印度公司（58）。

　　后来，国家债券的持有者（食利者、贵族、商人、银行家等等）和商业票据的持有者，由于需要现金，便将他们的债券和票据拿来贴现。最初，拿来贴现的主要是国家债券，到了十八世纪后期，票据才开始占了上风。

　　最后，和小商品生产时期壹样，贵族和高级官员们对于货币也有需求——消费信贷——，这种需求是通过抵押贷款（以贵金属、珠宝首饰、有价证券等等为抵押品）来获得满足的。

　　手里持有现金资本的人是货币资本的供给者，这些人首先是大地主，还有积累货币壹时无法投入自己企业的商人。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初期，欧洲大陆上的银行家仅仅从事兑换业务和存款业务，并不发放贷款。但是，在英国，壹進入十七世纪，就出现了偶尔对顾客发放贷款的商人。

　　随着货币流通的发展，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加，随着货币资本的供和求的平行发展，十八世纪中叶，起先是在英国，后来又在欧洲大陆上，相继成立了地方性的私营银行，其业务是充当需求资本的人和正在力图把手中持有的后备现金变成资本的人之间的中介人。这些地方银行壹般都是业务发达的商业公司的产物，它们接纳存款，发行银行券，并经营商业票据贴现业务，这就诞生了现代的银行体系（59）。

　　产业革命使这种最早的银行网获得了迅速发展。1750年时，英国还只有十多家地方银行，但到了十八世纪末，这种银行发展到了二百多家（根据某些作者，甚至发展到了三百五十家）（60）。[8]在当时的生产方式下，这些银行赖以发展的组织形式可以用诺里季市古尔内银行的例子加以说明。下面是该银行于1838年10月5日向股东发出的通报的壹段话：

　　“把英国东部各工场的全部纱线收购下来，囤积起来，然后再拿去供应织布商……这是壹笔十分赚钱的买卖。古尔内银行从前的年收入比不上英伦三岛其他银行的收入多，我们认为，毫无疑问，问题就在这里……在同各家毛纺厂的往来关系中，我们已经开始向它们提供用于开发工资的现金，并使他们得以继续营业。本公司的银行业务就是在这种条件下诞生的……（62）。”

　　这种迅速发展的原因，首先是英国各个不同地区间的经济不平衡发展。当时，尚停留在农业阶段的地区里，银行壹般都还在为其存款谋求投资地盘，[9]而设置在工业区里的银行则在信贷需求方面应接不暇，经常处于搜索基金的境地。伦敦的货币市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诞生的；伦敦的货币市场是现金过多的银行和现金不足的银行间的中介人。

工业资本时期货币资本的供和求


　　随着产业革命的掀起，货币资本市场有了扩大和广泛的变化。除了来自资本主义前期社会的各阶层（地主、商人、手工业者、政府官员、食利者等等）对于货币资本的供和求以外，还出现了来自资本主义生产机器本身对于货币资本的供和求。

　　货币资本是资本循环的起点和终点。但它并不单单在资本循环壹开始和最后终了时出现。在生产过程中，货币资本经常不断地被排除到生产以外去，从资本主义的意义上说，就是成了“不生息货币”。同时，在职能资本家方面，也经常不断地产生对于附加货币资本的需求，以便在利润率最高的条件下，运用自己的资本。

　　壹个企业要想积累用来更新其固定资本所必需的货币资本，那就需要经过若干年以后，并且要等流通资本经过了多少个循环周期以后，才能实现。在此期间，如果它不把折旧基金投于其他目的，那么，在壹定时期内，这项基金就“不能生息”。壹个大企业的工资基金，用在每壹个生产周期开头的时候，当这个生产周期超过了壹个月（指按月支付的工资）或者是超过了壹个星期（指按星期支付的工资时），工资基金就也不能生息。资本家为了自己的消费需要（不生息的消费基金）而提取的壹部分年利润，是要在整整壹年的时间内花用的。在壹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这笔钱壹大部分呆着不生息。企业的积累基金，也就是再投到营业中的壹部分利润，也并不是在某壹个新的生产周期壹开始就全部用掉。资本家在把上述各种利润作为投资以前，必然会等待最有利的时刻，例如市场上的有利时机。以上这些，是暂时被生产过程排除在外的、从而成为不生息基金的、四种货币资本的来源。

　　此外，固定资本的更新，并不是恰好赶在必要的折旧基金积累齐备的时刻進行。由于需要使用巨额资本，由于冒着巨大风险，这种固定资本的更新最好是恰恰赶在经济周期终了的时候，赶在资本家预期的市场重大扩充的时候（64）。倘若时机已到，资本家的折旧基金（和积累基金）还未曾筹集，他就必然设法借贷所需的资本，好不放过这个良好的机会。握有技术发明的资本家，如果能够借以夺取其竞争对手的销场，他在运用该项发明上如果缺乏必要的资本，也必然会设法去筹借（65）。

　　在经济循环的某些时刻里，工业家心中有数，哪怕产品增加得再多，在市场上也不会销不出去，因此这正是他应该积累资本，应该把利润再用来投资的好时刻。如果当时这种利润还没有实现，他就必需取得借款，以便提前投资。

　　最后，从理论上讲，当壹次生产周期完成之后，生产的再开始应该是在商品流通的周期壹旦完毕就马上進行。然而，我们已经说过，利润量和利润年率是由壹年之间生产周期的次数决定的，因而也就取决于工业家能不能够在业经生产出来的商品销售以前，也就是说，在投入该商品生产的流动资本收回以前就再开始生产。为此他也必然力图借到壹笔附加货币资本，等到货物售出以后，再拿货款来偿付这笔债务。

　　资本主义制度下信贷机关的职能也就是在上述的不生息货币持有者和想利用借贷资本来增加其固有资本的资本家之间起媒介作用。因此，这和资本主义前期的银行资本与资本的其他形态之间的关系正好颠倒；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里，银行资本在刚开始时是从属于工业资本的服务者。但是，如果说现代的商业资本家和工业资本家区分开来仅仅是个职能上的分工问题，那么，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壹经出现时，银行资本家和实业或商业资本家之间的分离也就不可避免了。

　　因为，同实业家和商人相反，银行家应该直接起壹种社会性的作用。银行家唯有在能够克服社会资本表现为许许多多、个人财产的分裂状态时，才会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用。银行家的社会意义也就在于他的这种调动和集中社会资本的职能。同时，这种职能所涉及的范围并不以资产阶级本身为限，而是还包括壹些地主、富农、中农、手工业者、公务人员、技术人员以及繁荣时期的技术工人，把他们的储蓄全部集中起来。



　　与此同时，货币资本市场逐渐走向专业化，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市场：

　　——货币市场，即短期信贷的供求市场，主要由银行控制。

　　——金融市场，即长期信贷的供求市场，主要由银行、首行是交易所控制，到了二十世纪，保险公司、储蓄所、房屋协会，还有其他储蓄设施性机关（如养老基金、疾病残废保险基金、预防失业基金等等）也加入了这些银行和交易所的行列，为的是把非立即全部用掉的全部货币收入变成资本。（这种资本对其所有者往往不带来任何利润。）[10]就这样，货币资本的集中运动达到了它的最高阶段，完善的阶段。银行“不让壹点壹滴的资本不生息”。

利息与利息率


　　利息的来源同高利贷资本利润的来源是壹回事。利息在经济领域内最初出现时，只是壹种由债务人到债权人的价值转移。当壹个农民为了能够生活到下壹次收获，必须向人告贷x数量小麦，随后，又必须从收获中提出x+y数量小麦偿还债权人时，存在于这两个人之间的小麦数量，并不因为借贷关系而有所增加，仅仅是y数量小麦由债务人移交给了债权人而已。迄今为止，这种高利贷形式还远未消失，并不断地使受害者陷入贫困，把受害者置于债权人的奴役之下：

　　“在君主专制时代的越南直到收获到来前，佃农须向地主告贷以养活自己和自己的全家，但是，收获到来后，壹般情况是佃农用其所得不足以偿清债务，继续被债务牢牢地拴在土地之上，就像中世纪初期，农奴被习惯法牢牢地拴在土地上壹样（67）。”

　　资本主义社会的流通信贷和投资信贷就不再是这种情况了。借贷的目的不再是为了保证债务人的生存，而是让他得以实现利润：“如果眼下有壹笔借款，这笔借款能够被用来从事商业或者工业，从而可以在将来获致壹笔更大的進款（也就是在原借款项之上又增加了剩余价值，增加了利润），企业主就须付出积极的利息（68）。”[11]
　　流通信贷系以提前实现已制成商品的价值为目的；投资信贷系以增加企业的资本额为目的。在这两种情况下，剩余价值或是由于资本循环的加速而增加，或是由于资本额的增加而增加。由此可见，利息不是什么别的东西，它是借贷资本获得的附加剩余价值的壹部分。利息率比平均利润率要低，[12]否则，如果两者壹般高，借贷就无利可图，因为借来的资本本身原来就被当做能够生产平均利润的。债权人也感到满意，因为在发生借贷以前，他的资本原是个“失业的”不生息资本。债务人也感到满意，因为尽管他须向债权人支付利息，但他终究比什么都借得不到的好处要多。

　　资本主义企业主就借贷资本支付的利息，是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壹部分，是企业主加以放弃的壹部分，因为借来的资本使他获致了比应付利息要高的剩余价值总额。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普及，个个企业主都在谋求附加资本。与此同时，家家银行的社会性集中职能，使壹切金钱都有转化为附加货币资本的可能。因此，通过货币资本供求的增减，便产生了平均利润率，也就是壹切非“失业性”资本的“正常收益”。必须说明，这和货币的“本质”毫不相干，而是壹定生产关系的产物，这种生产关系使货币得以变为资本，使它得以部分占有社会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正是由于这种原因，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流行着这样壹种习惯，就是把壹切收入都看作是具有着平均利息率的、资本化了的虚拟资本的收益：[13]
　　“随着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成长，从十四世纪起就例如在德国形成的壹种对资本显然有利的习惯，即把壹切收入（个人服务所得的收入除外）都说成是资本价值百分之几的习惯，获得了发展（71）。”

　　这种习惯导致资产阶级经济学者，在职能资本家就纯属其本人進行经营时，把他的资本利息和企业主的利润也分离出来。从利润总额中减掉利息便出现企业主的利润。这显然是“唯心的”，即虚拟的手法，因为任何企业主从资本上获得的都是平均利润，而非平均利息。这种习惯对于资产阶级经济学者特别有用，因为可以供他们掩饰利润问题，也就是剥削问题，并且可以借此用简单的利息理论，在资产阶级经济体系中代替壹切利润的理论。[14]
　　信贷机关并不是为了单纯的利他主义而在资本的提供者和需求者之间充当中介人。信贷机关本身也在经营特定的资本，这种资本也会带来平均利润。信贷机关的利润率是以银行利润的形式出现的，这种利润首先来自两种利息间的差额，即信贷机关对存户的货币资本支付的利息和发放信贷时所得利息间的差额。此外，信贷机关的收入还有代客买卖股票和债券时取得的佣金，办理汇兑业务时收取的汇水，等等。

　　由于信贷机关，首先是银行，对任何存款，就连为期不过几天的存款（活期存款）都须付给利息（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利息），因此，反过来，它就必需把壹切闲置货币都加以外借。这样在结算时才能获得利润。所以，在货币市场上，除了单纯的流通信贷以外，还产生了随要随还的贷款（活期贷款）。这种借贷的形式早期起源于欧洲后来在中国也被运用，每逢公债季息支付日期到来的前夕，大量货币就集结于国库之中，在货币市场上引起货币荒。为了应付这种局面，同时也为了不让上述货币沦为“不生息”货币，对于以几个星期乃至几天为期而需求贷款的客户，首先是贴现所，便发放信贷。贴现所用这种借款来增加其再贴现业务。这种用有价证券及债券作抵押的贷款须随讨随还。储蓄银行习惯上也随时用它的闲置资金发放贷款（72）。

　　这样就形成了壹整套利息率的等级。从付给活期存款利息率和收取活期贷款的利息率起，直到付给长期存款的利息率和收取投资贷款的利息率止。在这个阶梯的每壹级上都有壹个银行及信贷机关付出的利息率和反过来银行及信贷机关向客户索取的利息率之间的差额。

　　上述各种利率间的差别，首先来源于各种信贷对于直接增加社会生产的剩余价值，贡献大小不同。最高和最接近平均利润率的当然是长期贷款利息率。长期贷款利息率操纵著投资信贷，首先是生产资料的赊购。同时，久而久之，便操纵了各种不同利息率的涨落。操纵著流通信贷的短期贷款利息率低于长期贷款利息率，因为虽然流通信贷能够加速资本周转，使剩余价值有可能增加，但它并不保证这种增加。然而，在某种情况下，例如当货币市场上发生货币荒，而这种货币荒不仅会给资本周转带来延长的危险，而且会威胁到资本本身的存在（破产的威胁）时，短期贷款利息率就会高于长期贷款利息率。

　　此外，还要注意，利息包括了保险费和风险费，这些保险费和风险费随着借款期限的长短及工业周期壹定时刻的变化而变化，随着不同等级货币资本供和求的特殊情况而变化，从而在自由市场上使各种利息率处于经常涨落之中。[15]但是，这些涨落是围绕着壹种平均水平進行的，决定这种平均水平的归根结蒂是平均利润率。

　　因此，除了由于工业周期中的不同阶段而产生的经常涨落以外，很难求出利息率的长期演变规律。利息率的长期演变，归根结蒂，是由货币资本的缺乏或相对过剩与利润率相对水平间的关系来决定的。

　　由此可见，在壹个统壹了广大国际市场的小商品生产社会里，在国际市场的各不同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逐步减少的情况下，利息率便会下降。当货币经济在壹个农业国内有了普遍的发展时，当由于这种普遍发展而农村各阶级多多少少从主要是高利贷资本的重担下解放出来时，利息率也就会跟着下降；从这时起，利息就不再像过去那样包括壹部分地租在内了。

流通信贷

　　凡是为了提前（即在把商品销售以前）实现商品价值而发放的信贷都是流通信贷（74）。这是由专业化或非专业化银行发放的、很少超过三个月为期的短期信贷。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普及化，生产日益同市场分离，商品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实现越来越复杂化；虽然说即使有商业资本的参加，而资本循环也还是有延长的危险。正是在这种时候，为了抵制由于资本本身转化为固定资本的部分日益增多而招致的利润率下跌的趋势，资本家便设法加速资本循环。这就是流通信贷的基本职能，这种职能使得企业主能够把自己的流通资本减少到最低限度。


　　十九世纪时，流通信贷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商业票据贴现方面。棉布制造商向棉花供应商付款时并不使用现金，而是采用开发期票或许约的方式。棉花供应商把期票送到银行里去，由银行把票据收下，按票额付款，但须扣除利息，即所谓贴现，等到期票到期，再由棉布制造商按票额向银行付款。在这里，实际上是银行把现款借给棉花供应商三个月，好让他把资本循环加速了三个月，因为正是供应商从银行方面获得了信贷，他才会向制造商发放信贷）。

　　但是，早在十六世纪就曾经出现了另壹种形式的流通信贷（77）。[17]凡是资本家都在当地壹家银行开得有户头，这样资本家就可以用简单的上账方式来支付或收纳款项（用转账的办法，由壹方把钱款过到另壹方的账户里去）。壹切银钱進出都通过这种方法，经由银行办理，银行在这里面成了会计中心。有的时候，壹家制造商在银行户里只有壹百万的存款。但是，为了能够继续進行生产，他须要马上有二百万才能开发工资。银行方面知道，再过几个星期，等到商品销售以后，制造商将会收入壹笔巨款，因此它就许可制造商从账上支取高于他实际存款的数目（“透支”）。事实上，银行代他垫了壹百万法郎。当然，对于这种账户上的垫款，除非是些极大的厂家，制造商以后是要支付利息的，这种利息壹般是5%。[18]
　　1875年以后，作为流通信贷主要形式的商业票据贴现便日益被这种透支所排挤（79）。资本大量集中的结果，产生了庞大的企业。这些庞大企业在银行方面享有足够的信用，可以通过透支办法获得必要的短期信贷，相反的，由于必须按照规定日期付清已经贴过现的票据，小企业越来越感到困难，而且害怕已经开发出去的期票由于不能兑现而使自己丧失信用。最后，大企业、大企业原料供应商以及大企业销售组织便合并为托拉斯，合并为金融集团等等，消灭了使用商业票据的旧伙伴（80）。

　　但是，1929年大危机以后，某些国家比如中华民国，由于垄断资本积累了大量现金储备，[19]由于特别依赖银行信贷的各项工业相对衰落，由于零售商业现金付款的增长，由于专业化信贷机构的发展，对大工业透支也开始有了下降。

投资信贷和金融市场


　　凡是为了增加工商业主的资本总额而发放的贷款都是投资信贷。这是为数比较可观的长期贷款，这种贷款，从贷主方面来说，其发放目的是为了获致持久的收入。

　　投资信贷直接起源于中世纪时期的购买地租，中古时期的组织商业公司，十四世纪时期大商业公司里的定息存款，以及中世纪时期商人和高利贷者发放给君主、王公和城市的长期贷款。[20]只是从十六世纪起，随着交易所和可供流通的票据的出现，投资信贷才具备了现代的性质。从这个时候起，出现了这样壹种社会阶级，这个阶级想把他们的财产——他们的资本——用来投资，通过发放长期贷款的办法来投资，以便通过这种投资使其资本有所增加，在萌芽中的金融市场上提供资本的就是这个阶级。在这个金融市场上，需要资本的首先是国家，随后，各种股份公司也越来越需要资本。在整个商业资本时期，也就是壹直到十九世纪初，甚至到十九世纪中，在西欧各金融市场上，公债券壹直保持着优势。

　　公债很快就采取了有固定收入的证券的形式，由国家用税收作为支付担保；[21]私人证券首先曾经是、现在仍然是收入不定的证券，这种收入的多寡系由发行该票证的各公司年利润（或半年利润等等）的多寡来决定。在上述两种情况下，对资本家来说，购置了壹张有收入的证券就等于对未来的社会剩余价值享有了分配权。随着交易所业务的不断发展，投资信贷的社会性越来越明显，许许多多资产阶级的皮包里都装有各种公司的股票，而这些公司越来越多，这些资产阶级的皮包里还装有许多国家、许多省、镇以及其他公共机关发行的公债。

　　把巨额款项长期放给壹家企业所冒的危险必然会令人寻求附加保证：对经营使用所贷资金的过问权和对企业壹般管理工作的过问权。因此，直接参与债务企业，也就是说由众多的合伙人共同组织公司，壹般是投资信贷最常见的形式。

　　古代的公司，不论是中国的、中世纪欧洲的、阿拉伯的还是拜占廷的等等，都是些无限责任公司：合伙人就其全部财产对公司债务负责，不论这种财产是不是公司的投资。这就是中古时期经营投资信贷的银行家家迅速倒闭的原因。在威尼斯，十四世纪成立的壹百零三家银行中，有九十六家破产（84）。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结果，导致了信贷的非人格化，产生了现代股份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完善形式。购买企业的股票和债券成了发放信贷的正常形式。

　　股份公司尽管早在十六世纪就已经出现，但是，要等到十九世纪它才成了强大的信贷形式。十八世纪初期英国南海公司和法国密西西比公司轰动壹时的破产，增长了资产阶级对这种信贷形式所具冒险性的无比恐惧（85）。实际上，在当初工场手工业时期，这壹类信贷的扩展还不是那么适时，只是后来到了工业资本主义的高涨时期，对于这种信贷的扩展才有了需要。

　　因此，从十六世纪到十八世纪末期，向私营企业方面发展的投资信贷是不多的。股份公司固然只是在缓慢地发展，而储蓄银行，鉴于中世纪末期的经验教训，也都放弃了投资业务（86），同时，储蓄银行壹旦取得了公共银行的地位，它就不准再经营投资业务。银行只对国家和少数享有特权的客户经营长期贷款。

　　要等到英国的“证券银行”和大陆的“高级银行”在十八世纪末期出现以后，银行才重新积极过问私营工商业务。1822年成立了第壹家真正的商业银行：比利时总公司。这家银行起初是对工业企业发放短期贷款，但很快就遇到了资本固定化过多的困难，终于不得不征求投资，并主动采取了成立股份公司的措施（87）。

　　法国按照比利时总公司的范例成立了类似的公司，但是伯莱尔兄弟动产信贷公司轰动壹时的失败，把大多数欧洲国家商业银行的发展高潮壹直推到了1872年以后（88）。当时，在许多国家里出现了大批的混合银行，既收存款又发放投资信贷。

　　到了二十世纪，在保险公司、储蓄所、社会保险基金等等的影响下，金融市场起了变化。保险公司、储蓄所、社会保险基金等等壹方面聚集了大量资本，另方面又不能使用这些资本去购买收入不定的证券。好几个国家都制定法律加以限制，甚至对储蓄银行也加以限制。由于这种原因，在大多数国家的现代金融市场上，国家基金又像十九世纪以前壹样，占了优势（89）。同这种现象同时并存的是各大企业的经济核算现象。[22]
　　如果把存入社会保险基金和储蓄所等等的资金看做是同银行里积累起来的资本主义基金或多或少相等的货币资本积累，那就错了。实际上，工人们的储蓄只不过是壹种延期消费的资金而已，因为这种资金的绝大部分是要在存户本身的生活中去用掉的。在全盘统计工资和薪金收入的时候，在考察这种工人们的储蓄的时候，必须把患病工人、残废工人、还有依靠养老金过活的工人等等的债务也列進去，把他们不得不向社会救济机关、私人救济机关、家庭救济机关等申请的补助也列進去，把他们在消费方面的削减，即原来就已经低于生活起码需要水平的消费方面的削减等等也列進去。全盘计算结果，统计数字证实了这样壹点，即壹代工人在其整个壹生中，几乎是积累不了什么有价证券的。

交易所


　　资本家和信贷机关用股票及债券等形式，把闲置的货币资本投入股份公司，为的是想使这种借贷获得平均利息率。从债券和有固定收入的证券来看，他们事先就得到了这种保证。但是从整个股票的本身来看，所得利息的厚薄是随着实现的利润多少而涨落的。这种利息叫做红利。

　　但是股票、债券以及其他有价证券，作为收入证券，成了可以流通的东西，可以在交易所里买進卖出。它们的价格不是别的，就是从年红利（年收入）到平均利息率的营业资本估价。这种价格就是股票在交易所里的行市。[23]由于同壹家公司分配的红利壹般情况是每年不壹样，同时也由于对该项红利作出的估计壹年之内在不断地变化，股票的行市就有可能发生剧烈的涨落。于是壹种真正的在行市上進行投机的组织便成立了起来，时常造成人为的行市波动；人们传播谣言或是隐瞒有关企业利润率马上会发生的急剧变动。

　　这种投机活动在有些国家绝大部分是利用信贷来進行的。例如纽约，金融市场的主要业务是对华尔街的投机商发放信贷（90）。

　　股票及债券所有者领取平均利息，工业、商业和金融股份公司实现平均利润。差额到哪里去了呢？它在没有被重新投入企业资本和没有变为储备金的情况下，是以创业利润的形式作了营业资本的提前估价了，是被公司创办人以额外股票和发行优先股票等等方式占有了。

　　假定有壹家工业企业，它的资本是壹亿元。这家企业想从社会上额外获得二亿元来扩充营业。假定平均利润率是百分之十，平均利息率是百分之五。如果股票的发行总额是三亿元，那么在人们心目中这些股票便应该平均每年生产红利壹千五百万元。但是企业创办人所预见的年利润是三千万元。平均利息和平均利润之间的差额，也就是壹千五百万元，按5%平均利息率進行资本估价，形成了三亿元的壹笔额外资本，由企业创办人所占有了。由此可见，创业利润是要在股票的发行总额应为六亿元时才能实现的，而实际收足的股金仅为三亿元。另外三亿元的额外股份只是些收入证券，这些证券的所有人——企业创办者——可以年年获得平均利润和利息（红利）之间的差额，也就是企业主利润。

　　创业利润的资本估价说明了在股份公司大发展时期“工业巨头”迅速致富的原因。实际上，这种资本估价是对平均利润和利息的未来差额提前作出的，因而有着强烈的投机成分。许多股份公司经过这样超额的资本估价，都在长时间之内无力支付相当于平均利息的红利，正是这种超额估价的后果，另有壹些公司甚至破产倒闭。

　　另壹种占有创业利润的形式是在交易所里擡高股票的行市。例如有壹家公司，创业资本是壹千万元，分为壹千股，每股壹万元。假定用平均利润率百分之十五对该公司的可得利润進行估计，它就壹年可以获得壹百五十万元的利润，合每股壹千五百元。然而平均利息却只是5%，借出去壹笔款子只能带来5%的收入，所以，在正常情况下，壹笔三万元的资本才能有壹千五百元的收入。这样，公司创办人就能够用三万元壹股而不是壹万法元壹股的行市把他们的股票在交易所里出售，从而占有差额。这种差额的由来仍然是未来的平均利润和现时的平均利息间的营业资本估计。

　　
　　当股票和债券在交易所里和经纪人手里继续独立流通的时候，这些证券的真实价值（即它们所代表的对等价值）可能早就已经消失。政府当局用借来的资金制造的战舰可能早就已经沈入海底，用出售股票得来的金钱购置的机器可能早就已经变成废铁。许多股份公司在作出营业资本超额估价之后，实际资本和流通证券总额原来就有了深刻的分离，现在它们彻底地互不相干了。有价证券仅仅代表壹种虚拟资本，这种表面是社会资本总额之壹部分的虚拟资本掩盖了它的真正性质，即单纯的收入证券的性质，凭这种证券可以享有分配社会剩余价值的权利。

股份公司和资本主义的发展


　　很久以来，人们就想用股份公司的发展来证明这样壹点：资本丝毫也没有在不断地集中，而是在走向“民主化”。在某些国家里，譬如在台湾，持有股票的人不是有好几百万么？具有高度业务水平的工人，不是个个名义上都可以用自己的积蓄购置各大工业公司的股票么？

　　这种观念具有其双重的混淆性。首先，并不是任何人，只要他的收入归根结蒂来源于社会剩余价值的分享，便都是资本家。否则每壹个残废军人都成了“资本家”了。唯有那些可以依赖其资本收入为生、可以不出卖劳动力、生活水平至少相当于壹个小工业家的人才应该被划入这个范畴。

　　根据调查证明，台湾的工人当中，真正持有大量股票的人很少。大部份股民其实都是散护，很多人持有股票不到企业虚拟资本总额的百分之壹，壹年收入不到两万，还比不上壹个中等工人壹个月的工资。由此可见，把这种股东说成“资本家”，那是荒谬的。

　　其次，从形式上看，股份公司似乎是分散生产资料所有权的机构，但实际上它所代表的是资本集中的壹个重要阶段。把壹个小股东当成例如像通用汽车公司那样壹个巨大托拉斯的“共有人”，那纯粹是法律上的假想。事实上，这个小股东仅仅是壹张收入证券的所有人，为了取得这种证券，他把自己的积蓄实际上交给了大工业家和大银行家去自由支配。因此，对于小额积蓄所有者来说，股份公司不过是壹种隐蔽的剥夺形式，它并不是对无名力量有利，而是对大资本家有利，就这样，大资本家才能支配远远超过他们自己财产的大量资本。

　　“当壹个人向壹个大公司投资时，他便把运用其资本来建立、生产和发展营业的权利交给了这家公司的领导人（董事会），并放弃了对于产品的全部监督权。他所保留的是壹种改变了的权利，即壹般用货币形式分享部分利润的权利，还有将其在公司里的投资任意出让的权利。他成了几乎毫无动作的参与人。”

在种种情况下都是由人数很少的大股东握有同人数众多的小股东壹样多或者比他们更多的股票，从而操纵著股份公司。事实上，主要操纵股份公司的是壹个人数更少的小集团。[25]
　　“公司的形式为壹种真正的贵族、真正财政寡头的产生提供了有利条件。职业董事们出现了。这些董事们的职务就是专门管理各大公司的资本……许多公司之间联系不断增加的结果，使得这些董事联合起来，建立了壹种个人王朝。出现了形形色色相互交织和名目繁多的关系：利益共同体，联合管理处这种个人不负责而由董事会领导的双重事实，为相互谅解和达成协议（即垄断）提供了有利条件。”

　　股份公司（匿名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等等）的普及标志着信贷及整个经济实际上社会化的壹个重要阶段。当银行把小食利者存放在它那里的款项贷给实业家时，实业家仍然是他用来進行经营的绝大部分资本的所有人。随着股份公司的建立，企业主和年金所有者间的分离便日益加深。企业主的资本成了壹种工具，通过这个工具，他可以支配比自己的资本大好多倍的另壹些资本。

消费信贷


　　流通信贷和投资信贷的活动领域主要是停留在大、小资产阶级范围以内。但是在资本主义时代，再度出现了用高利贷形式或者不用高利贷形式提供贷款的消费信贷。由于不得不购买生活必需品而对商店负了债的工人、职员、失业者和破落户，可以很快就被无情的债权人带上终身枷锁，他们的微薄收入的绝大部分被人夺去作为利息，也无法使他们脱身。尤其恶毒的是，实行这种高利贷的就是工人在其中出卖劳动力的企业所开办的商店。

　　随着所谓持久消费物质的大批生产（如炊具、缝纫机、冰箱、洗衣机、收音机、电视机、自行车、摩托车、汽车等等），出现了消费信贷的另壹种形式（102）。壹般说来，就连具有高度业务水平的工人和职员，他们所得的工资也不足以拿来用现金购置这壹类商品。但是，他们拿每周或每月工资的壹小部分来付款，经过壹定时期，这些商品便可以归他们所有。工商业者对这种分期付款的交易给以便利，对他们自己是有利的。因为这是扩大上述持久消费市场的唯壹办法。也因为，壹般说来，这种信贷能使他们获得高额的利息（现金交易和分期付款之间的差额）。[26]同时，这样壹来，商人们的壹般营业开支（贮存费和管理费）还可以大量减少，因为由买者本身负担了这壹部分费用。但是，即使把这种买卖所包含的剥削撇开（例如壹次到期未能照章缴款时，有关商品便由公司收回），分期付款交易制度的过度发展也体现著资本主义制度的壹种不稳定因素，特别是每当经济周期的繁荣接近尾声和破产倒闭的前夕（103）。

信贷与资本主义的各项矛盾


　　由此可见，信贷本身深刻地表现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及其发展。它有力地扩大了资本的活动地盘，使得任何闲置货币储备都有了作为资本估价标的物的可能性。它便利、加速和普及了商品流通。它刺激了资本主义生产，刺激了资本之间的竞争和资本的集中化；总之，它刺激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各种趋向。信贷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商业都同样是个必不可少的工具，并成为对付平均利润率下降趋势的重要手段。

　　同时，信贷也改造了资产阶级本身。利息和利润的分离，食利者阶层与广大资产阶级的分离，壹方面标志着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壹方面也标志着资本主义没落的第壹个必然信号。壹部分资产阶级仅仅是依靠他们的财产（资本）过活，而为了依靠资本财产过活，他们就全部排除于生产程序以外，被排除于同机器和劳动人民的直接接触以外。在家庭资本主义所有制企业里还属于个人的、实质的、资本主义占有制的私有性，到了股份公司时代就越来越变得客观和抽象。资本的统治采取了最壹般的和最匿名的形式。表面上，体现著剥削的不再是有血有肉的人，而是客观的、盲目的经济力量的同义语“公司”和“有限公司”。

　　商业方面也是壹样。信贷可以大大地有助于加速资本周转，可以在巨大的固定装备中，在资本转为固定资产的部分日益增长的情况下，有助于不断扩大流动资本的灵活性。[27]这样它就可以减弱由于资本主义发展结果而引起的各种当前矛盾。但是同时，从长远来看，它却又使这些矛盾尖锐化。工业资本主义产生的初期，每壹个资本家都能够很快就知道他生产商品所消耗的劳动时间是不是必要社会劳动时间。他只消到市场上去壹下，去找人照生产价格购买他的商品就行了。当商业和信贷使实业家与消费者彼此会面时，实业家自然而然便会明白自己的商品价值多少。但是，他并不知道以后是否能为这些商品真正找到销路，是否会遇到“最后的消费者”。实业家把钱（生产商品的等价）花费了很久以后，可能发现这些商品根本销不出去，它们并不真正体现必要的社会劳动时间。破产便成了不可避免的事。信贷可以推迟这种破产，但在破产终于来到的时候，又使破产的影响更加猛烈。

　　信贷使生产能够不直接顾到市场的吸收能力而扩大；信贷在整个壹段时期中掩盖著生产能力和有支付力的消费能力之间的真正关系；信贷超过实际购买力而刺激商品流通和商品消费；从而推迟周期性危机的到来，使各种不平衡因素严重化，因而使危机壹旦爆发就更加剧烈。原因是信贷只能使货币——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两项基本职能的基本分离日益加深，只能使商品流通和实现交换价值的货币流通的基本分离日益加深。这些矛盾是资本主义危机最主要和最普遍的根源。

台湾共和国共产党宣传部 资本主义社会的农业生产以及地祖剥削

农业和商品生产


　　农业的发展为真正的分工和城乡分离以及交换关系的普及创造了基础。但是农业却长期和由它自己使之产生的这种流通方式无关。小商品生产在国际贸易中心的壹些大城市里已经形成好久，而使用价值的生产却依然在和这些大城市相隔仅数里的乡间占著支配地位。只有少数几家农场生产出来的剩余产品才被拿到市场上去。

　　当逻马帝国从事以食物供应罗马市的无产阶级以及帝国的众多军团时，小麦、油、酒和橄榄的交易就有了飞跃发展。有些作者甚至把这些交易的波动看作是罗马帝国衰亡的决定性迹象（1）。但是，实际上，这种供应的对象并非是无名市场，而是国家（2），而且这是壹些无偿的或者价格极为低廉的供应（3），因此，它是壹种直接的或隐蔽的赋税形式。仅仅是在大量农产品的集中和运输方面，商业资本才在广大程度上发挥作用，然后再由国家把这些产品无偿地分配给像罗马和拜占廷这样壹些大城市的居民，以及军团。由此可见，整个这种供应循环并不和商品生产发生关系。在农产品方面，只是在本地市场上出售农民及贵族的剩余 产品和在向国家出售农奴种植园的产品时，才会出现商品。总的说来，在任何壹个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里，都是如此。

　　十六世纪，当货币经济开始普及时，商品生产日益向农村伸展，与此同时，资本发展的结果，社会上出现了壹个新的佃农阶级。这些佃农之所以要土地并非为了自己种吃的，而是为了把它当作农业商品的生产基地，因为出售这些商品会给他们带来利润。

　　从十八世纪起，被大工场的产品打击得支离破碎的家庭工业和农村手工业开始消灭。在西欧，到了十九世纪这种演变才全部完成。在世界上其它壹些经济落后地区，同样的演变要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才开始。现在，这种演变并非在每壹个国家里都已经结束，而是还差得远。此外，还没有壹个地方的农业商品生产已经把使用价值的生产消灭净尽，因为，即使在工业已经高度发达的国家里，例如台湾，直至如今还有自耕自足的农民，也就是只向市场出售其剩余产品的农民。

资本主义以前的地租和资本主义地租


　　在资本主义以前的文明社会里，农业是人类的主要经济活动。因此，在这种社会里，地租是社会剩余产品的基本形式。生产这些剩余产品的人是农业生产者。农业生产者实际上支配着归他们自己占有的土地，并且少说也对这壹生产资料享有着使用权。农业生产者取得土地使用权的代价是把自己的部分劳动时间（劳役）或部分产品（实物地租）贡纳给有产阶级。把农民生产出来的产品分为必需产品和剩余产品（地租）的做法，完全是在市场之外，在使用价值生产范围以内去進行的。

　　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里，实物地租转变为货币地租这件事本身已经是社会解体的壹种表现。这种转变预示了生产的巨大发展，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的巨大发展。农民为了向封建地主缴纳这种新形式的地租而需要的货币，是通过壹部分产品卖掉来取得的。但是，如果说，必需要有了商品生产，然后才能产生货币地租，那么，从数量上说，货币地租却依旧和市场的情况无关。货币地租的特点——货币地租之所以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地租演变终了时出现，货币地租之所以在以往的各种形式中总是具有这种相同的特点——在于它的固定性，因而不受物价运动以及生产者货币收入多寡的影响（5）。[二]正是在地租固定不变的范围内，在整个农产品价格巨幅度增长的这段时期（例如十三世纪初到十四世纪中叶，农业产品价格巨幅度上升的这段时期），农民才成了重要的受益者（6）。

　　此外，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地租时期，只是在例外情况下，土地本身才会被看作是货币资本的投资场所，土地必须要为这种资本带来壹定比例的收入：

　　“野蛮时代及封建时代初期，只有微不足道的小部分土地可以被自由地拿来進行交易；复盖著森林和草地的辽阔土地，都是王室亲贵的庄园；就连旧世俗人占有的土地也都是被壹整套租让人和承租人之间的等级关系联结在壹起。通过这种关系，这些土地虽然不是完全不得转让，但转让起来就会遇到无数的障碍。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关系，也同样是固定性的。至于说到农民，使用关系代替了契约关系，绝大多数土地耕作者都降低到了缚在地上的农奴地位，既不能随便离开土地，但也不能把他们从土地上赶走。”

　　资本主义地租的性质则与此迥然不同，资本主义地租是在这样壹种社会里出现的：在这种社会里，土地本身以及它的主要产品已经变成商品。资本主义地租是投在农业上的、必须带来平均利润的资本的产物。由此可见，同资本主义工业壹样，资本主义地租预示了生产者同生产资料之间的分离。此外，资本主义地租还暗含着土地占有者同资本所有者之间的分离，生产资料同租佃人之间的分离。资本主义地租的特点在于此；它同资本主义利润不同之处也在于此。

资本主义地租的起源


　　农产品市场的起源和中世纪城市的发展是紧密相联的。商业刚壹开始飞跃发展，庄园供应制就陷于瓦解；商业的飞跃发展为首批地方性市场的形成创造了有利条件：

　　“封建主的庄园供应制为在缓慢地形成中的地方性市场组织所代替。用车辆长途跋涉地把小麦运往中央庄园去進行消费，或者是运往庄园集团的中央市场上去，而且壹路之上还要经过壹些小麦价格低廉的地区，同时，在最终到达的地区里也许还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小麦、从而价格十分便宜，这就成了没有必要的事。换句话说，在粮食问题上，地方性市场逐渐渗入庄园供应制，并终于完全取代了这种制度（8）。”

　　但是，这种转变是缓慢的；真正的地方性小麦市场要到十五世纪后半叶才占了支配地位（9）。同时，不同城市的供应政策都妨碍着地方性市场的形成；这些城市想尽办法，千方百计地阻止粮食价格上升（10）。在这种情况下，国内市场的统壹就成了不可能的事情，在每壹个国家都成立了壹系列的区域性市场，彼此的粮价相差很大，各自反映着当地的情况：是粮食富足呢、还是粮食匮乏。

　　到了十六世纪，这些基本上是由使用价值生产者的剩余产品来供应的市场，便开始朝着大城市市场的方向演進；要知道农业资本主义的来源，就必须到这种演進中去寻找。若干大城市的惊人发展，打乱了农产品的供求关系（12）。在这些大城市的围墙里面，集中了全国极为可观的壹部分人口。直到近代这些居民的粮食供应不再是单单仰赖于近郊的农业地区，而是仰赖于全国整个农业（13）。这样壹来，农产品价格便在全国范围内趋向平均，其结果是大城市地区付出的粮价，成了全国小麦价格的基础。

　　从这件事实出发，同中世纪地方性市场上发生的情况相反，和遥远的歉收地区的价格（包括运费在内）相比，首都附近的、有大量剩余小麦的地区，就会把自己的小麦以较贵的价钱出售（14）。同时，就在这同壹个世纪里，人们还从大城市市场走上了国际粮食市场：伦敦不再仅仅吸引它本身供应所需的小麦，而且还吸引着全部用于出口和拿到国际市场上去博取最高价格的小麦（15）。

　　十六及十七世纪起，出现了广阔的大城市市场，与此同时，各大城市都实行了完全相反的粮食政策，它们不再像中世纪那样，采用各种手段来限制粮食价格，而是想方设法、以任何价格来确保城市所必需的足够供应（16）。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城市起了表面上的无限市场的作用，为资本主义打入农村创造了有利条件。运到城市里去的不再单单是农村方面的剩余产品，而是多多益善的小麦，从而使农村人口的口粮时常刚刚够吃（17）。

　　发生村社圈地运动的原因，不仅在于饲羊业有利可图，而且由于小麦价格胜贵的刺激。大城市市场的出现同农业生产者被剥夺自由使用土地的权利（也就是在农村实行资本主义）是彼此紧密相联的。

　　在同壹期间，农业的合理化经营，土地从三年壹休闲过渡为改种有助于恢复土壤肥力的作物，化学肥料使用量的日益增加等等，起初是在某些地区，然后是在壹个国家，壹个佃农要想享受从不断增长的农产品价格上带来的惊人果实，他就必须具备壹笔最起码的资本。早在十八世纪末叶的台湾，壹个佃农要想经营壹英亩耕地的农场，就至少要有充足的资本；要经营壹英亩半耕半牧的农场，就至少要有很多钱才可以；要想经营壹个畜牧庄园，就至少每英亩要是壹个非常赋予的人。由此可见，具备壹笔资本成了要经营壹项多多少少还过得去的农业的条件。这样壹来，资本要打入农业的壹切条件就都成熟了。

　　然而，这种资本在進入中国的时候，它所面临的两种情况，同工业和商业中存在的情况截然不同。在工业中，每壹项物质生产因素——机器、原料、劳动力——都可以由资本本身来生产、再生产，并且可以用相对或绝对日益低廉的价格（即劳动力，因为有工业后备军！）来生产；可是，在农业中，生产的基本物质因素，土地，壹经固定下来就有了局限性，永远盖上了不足的烙印，成为天然的垄断（21）。资本可以在工业的任何部门里自由出入，但却不能自由地進入农业。在农业中，土地所有权为地主阶级所独占，除了以支付地租为代价外，地主是不许资本進入农业的。


　　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刚产生的时候，土地就表现为双重的垄断：自然的垄断和所有权的垄断。只要农业生产率继续落后于人口增长率和工业生产率，壹种双重的价格差别就会自行建立起来。由于全部农产品都会被市场所吸收，小麦售价便会由收益最低的劣质土地的生产条件（肥沃程度、经营方式、地理位置等）来决定，从而远远超过了赚钱庄园的生产价格，并为后者带来超额利润。同时，由于农业同利润率的平均化无关，并且还存在着上述的双重垄断，所以，哪怕是在收益最低的条件下生产出来的小麦也不是按照它的生产价格、而是按照它的价值来出卖；这种价值高于生产价格，这是因为，同工业相比，农业在技术上比较落后，因为在农业部门里，资本的有机构成较低，资本主义地租的来源就在于这种双重差别，而且是在存在着这种差别的情况下，资本主义地租才能够存在。

级差地租


　　在工业中，当着壹家企业的生产率高于平均生产率时，这家企业就实现超额利润。高生产率虽说能让商品按照高于其生产价格的价格出售，但到最后还是要导致平均的市场价格下降。在农业中，生产率上的巨大差别也能使某些庄园和某些土地的所有者得以实现超额利润。但是这种超额利润并不伴随市场价格的下降，而是市场价格的上升。只要是农业生产率的增长继续落后于人口的增加，因而使农产品仍然求过于供，市场价格就依旧由在收益最差条件下生产出来的农产品的价值来决定。如果为生产粮食而耗费的整个人类劳动都是社会必需劳动——只要全部农产品都能够继续找到买者！哪怕是在土地收益最低的条件下生产出来的商品，也会给自己的价值找到等价物；由此可见，决定小麦平均售价的正是这种价值。小麦平均售价和高生产率土地上生产出来的小麦的生产价格二者之间的差额，表现为级差地租，这种级差地租为土地占有者所专有。

　　级差地租可以由两种不同的方式产生：由于土地天然肥沃力的不同——或地理位置，和不同的投资。我们把这两种情况分别称之为第壹形态级差地租和第二形态级差地租。

假定有三块面积相等的土地，由三个租佃人使用相等的资本在上面分别進行劳动，彼此的资本有机构成也完全壹致。假定壹年之间他们各自投入的资本是壹百万元，土地A收获了八十公担小麦，土地B收获了壹百公担小麦，土地C收获了壹百二十公担小麦。如果平均利润是20%，小麦的售价便会是：1，200，000/80，也就是说，每公担售价为壹万五千万元，这是肥力最差的土地上的小麦生产价格。

　　由此可见，土地A不会带来任何级别地租。土地B的生产价值是壹百五十万万元；如果这块土地是租佃来的，土地占有者就会收入三十万元的级差地租。租佃人会满足于获得平均利润二十万万元。土地C的生产价值是壹百八十万万元；如果这块土地也是租佃来的，土地占有者就会收入六十万万元的级差地租，租佃人也只能满足于获得平均利润二十万万元。

　　运输费用是包括在农产品的出售价格里的，因此离大城市最近的土地就会产生较高的级差地租。

　只要农产品的价格有继续上升的倾向，在农业上進行投资，以便开荒扩大耕地面积，或者提高熟地的生产率，就会对资本家有利。在第壹种情况下，土地的肥沃程度不壹定差，这可能是壹些偏僻的土地，壹些比较远的土地，壹些要想比熟地实现更高的收益，就必须在上面安装大规模排灌设备的土地。但是这种投资的折旧是要经过壹段时间之后才能实现的。因此，在此期间，生产费用会增加，生产价格也因而增加。

　　因为施肥量有了额外的增加，因为选用了良种，因为使用了农业机械，因为雇用了农业专家，壹句话，因为作出了额外投资而产量增加时，情况也和上面壹样。

让我们再举A、B、C三块土地为例。假定在土地C上追加了投资壹百万万元，生产由壹百二十增加到二百二十公担。在这样作出的壹共二百万元的投资上，资本家应得平均利润20%，即四十万元。但是，倘若小麦售价继续由收益最低的土地上的小麦生产价格来决定，即每公担壹万五千万元，那么二百二十公担就可以售得三百三十万万元。在壹百三十万万元的剩余价值当中，四十万元作为平均利润落進资本家的腰包，六十万万元作为第壹形态级差地租落進土地占有者的腰包，三十万万元表现为第二形态级差地租，由土地租佃人想方设法留给自己，但是到了租约期满续订租约时，便会由地主把它算進地租里去。同第壹形态级差地租相反，第二形态级差地租并不是那么表面化，因此它不那么容易为土地所有者直接占有。

绝对地租


　　到现在，我们只谈到了这样壹些土地上的地租和超额利润：这些土地，或者是由于肥沃，或者是由于地理位置好，或者是由于在上面進行了额外投资。只要是农产品的价格还继续由收益最差的土地上的生产价格来决定，上述土地上的生产价格便会低于收益最差的土地上的生产价格。然而，在收益最差的土地上将是怎样壹番景象呢？倘若经营者和土地所有者是壹个人，那就不会发生什么问题，因为，原则上，资本家只要拿得到平均利润就满意了。可是，如果土地所有者并不亲自经营这块土地，那情况就不同了。在这种情况下，向土地所有者缴纳地租便仍然是让这些土地向农业开放的前提条件。只要是小麦的出售价格还继续低于、或者等于这些土地上的生产价格，这些土地就会无人加以耕种，因为租佃者只会是在扣除了平均利润以后才能支付地租。否则，租佃者只要把资本转投到工业和商业中去，他就能实现平均利润，所以，他如果再这样做还有什么意义呢？但是，壹旦农产品的出售价格有了足够的提高，即使在肥力最低的土地上也能生产出地租来的话，这些土地便会也有人来加以经营了。在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初期，由于农业生产率落后于工业生产率和人口的增长，这种情况曾实实在在地出现过。

　　在肥力最差的土地上出现的这种地租是从哪里来的呢？它来源于这样壹件事实：在这种土地上生产出来的小麦，不是按照它的生产价格出售，而是按照它的价值出售，而它的价值是高于它的生产价格的，因为，同工业相比，农业中的资本有机构成较低，而土地所有权的垄断又妨碍著资本在农业中自由出入，从而使农业资得以不“参加”利润率的社会平均化，不把在从它本身范围内创造出来的那壹部分剩余价值拿出去進行总的分配。

　　举例来说：假定工业的年生产总值为：

　　4000亿c+1000亿v+1000亿pl.=6000亿。

　　农业的年生产总量，就可以得出如下：
　　2000c+1000v+1050pl.=4050

　　工业中的平均利润率100/500=20%

　　在农业中，产品不是按照生产价格加利润20%（即三千六百亿）来出售，而是按照产品总值四千零五十亿，也就是连同超额利润四百五十亿在内来出售。通过这种超额利润就出现了绝对地租，农业的利润率成了105/300，也就是35%。

必须说明，土地本身并不生产地租。壹块荒地是丝毫地租也“生产”不出来的；生产地租的是投入农业的劳动力。由此可见，同工业利润壹样，这是剩余价值，是无偿劳动。但它又是壹种特殊的剩余价值，这种剩余价值，由于土地所有制的关系，并不参加利润率的总平均。这样，它就提供了超额利润，这种超额外负担利润是由于农业中的资本有机构成比工业中的有机构成低而形成的绝对地租。同时，这还是壹种超额利润的超额利润，因为在农业中提供的全部劳动，都是社会必需劳动，就连在工业生产率低的情况下提供的劳动也不例外。

地租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由此可见，对于整个资产阶级来说，地租意味着双重的损失。壹方面，壹定数量的剩余价值不参加利润率的平均，而且，由于这壹定数量的剩余价值是由比工业中资本有机构成要低的资本有机构成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原本是能够提高平均利润率的。另壹方面，农产品的价格有了上升，因为农产品是按照收益最低的土地的产品价值来出售的。这样壹来就必然会在工资方面形成壹种较高的最低基础，倘若取消地租的话，这种最低基础是不会这样高的，这就多多少少意味着工业中的壹部分价值转移到了农业中去。

总之，地租的存在，不仅妨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适当发展，而且尤其妨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农村中的发展。地租于被非经营地主占有之后，便退出了农业而不再被用来投资。这就使农业中可供投资的基金减少，使农业中资本积累的速度减慢。

但是，级差地租为土地占有者所专有这件事，主要是在土地改良上，成了壹个巨大的障碍。租佃者在進行土地改良时，只能获得有限的利益，因为，这种改良不可避免地会促使土地占有者提高地租率！土地占有者千方百计使租佃契约的期限越短越好（可能的话壹年壹定），在这种情况下，级差地租就会不断地增长。对租佃者来说，有利的则是订立长期租约，因为长期租约能让他们享有用自己的资本（在小租佃者情况下是用自己的劳动）来实现的土地改良的果实。

土地的价格和地租的发展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广泛发展，壹切進款都被习惯地看作是由投出去的资本——真实的资本和假想的资本——按照平均利息率带来的收入。地租是壹个实实在在的经济“范畴”，诸凡农业劳动者生产的剩余价值都是它的源泉。但是，“土地价值”这个词，其本身却是毫无意义的。土地并不比空气、阳光、或是推使帆船前進的风更有价值。土地是由大自然提供的壹个“生产因素”，它不是人类用劳动生产出来的商品。凡是没有强制实行垄断土地私有权的地方，土地既没有“价值”，也没有价格。

　　只有在土地由私人占有，从而把它变成垄断财产的地方，土地才取得壹种价格，这种价格不是别的，它不过是根据平均利息進行了资本估价的地租：“土地的价格由土地产品的价格来决定，而不是相反（35）。”取得或买進壹块土地并不是购买壹个“价值”，而是买進壹个收入凭证，因为日后的收入是以当前的收入为基础而计算的（36）：

　　“购买土地的人，实际上是取得收取壹系列年收入的权利，而要判断这些年收入日后能有多有少，最现实的根据是它们在最近的过去曾经是多少。考察证明，壹块土地在过去的十年间的收入，是买主打算付出的价格的最有效的准绳。”

　　十八世纪末叶以来，土地价格的发展已经证实了它的这种来源，土地价格丝毫不是围绕着“物的价值”起波动，而是随着农业景况中的、往往是骤然和剧烈的波动而波动。

　　人口增长而肥力较差的土地必须投入巨额资本才能耕种，所以十八世纪下半叶农产品价格大大增长，随后，地租也立即有了相应的提高。

　　
　　为了使级差地租能够出现，农产品的售价必须确保哪怕是在收益最差的土地上投下去的资本，也能实现平均利润。为了使绝对地租能够出现，农产品的售价必须确保在生产率最低的条件下生产出来的小麦，不是按照它的生产价格，而是按照它的价值出售。当全部农产品的价格都下跌时，上述各条件，或者是其中之壹，就可以暂时或永远被取消。这个时候，某些土地上的地租便消失了。倘若这些土地不是由土地占有者本人直接经营的话，它们的耕种就停止了。倘若它们是由土地占有者本人直接经营的，土地占有者只好满足于取得低于平均利润的收入，甚至满足于取得只相当于壹笔实际工资的收入。

　　资本主义以前的各个农业危机时期都已经发生过的这种现象，到了十九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间，又有力地表现了出来。当时，各国开始采用机器来耕种辽阔的牧场和草原，从而使农产品成本下降了50%。与此同时，改善了的运输条件使得运费也有了下跌。

土地所有制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土地私有制不仅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進入农业的条件，而且它还妨碍并推迟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全部可耕地为私人所占有这件事，阻止著新的农民去加以自由经营；但是，对于工业资本主义的高涨来说，它却又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只要是还存在大片大片的闲置土地，城市劳动力就可以逃避工厂里的劳役，工业后备军就会消失，就可以由于工业就业与农业就业之间進行竞争而发生提高工资的危险。

　　早在十八世纪中叶就有壹些人坦率地承认了这个事实，并且要求制止指向外国的移民运动。如果是只要用壹笔微不足道的价格就能买到壹块好地，壹个星期劳动两天就可以过得舒舒服服，那么，任何壹个自由的人也再不会去为别人劳动了。

　　在那些有着闲置土地的国家里，用抢劫手段以及合法或非法暴力手段，把大部分土地据为私有的同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远离西欧的中国，取得了种种发展，并且还发生了同私人占有村社土地相仿佛的现象。

生产关系与农村的所有制关系


　　在资本主义时代，用工业后备军的形成和地租的经济作用把农业同工业联系在壹起的特殊关系，引起了农业本身的特殊发展形式。从十四世纪到十九世纪某些国家还保留着的奴隶制，和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某些国家采取的强迫劳动制，[16]在该有关各国的特殊情况下，意味着这些国家里形成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必要条件。但是奴隶制和强迫劳动制的采用，在长时期内，依然妨碍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進入农村。

　　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在中国就出现了壹个类似的更为重要的现象。资本主义产品的打入这些地区和这些地区的跻身国际市场，破坏了这些地区千百年来以手工业和农业相结合为基础的农村经济平衡（70）。由于土地本身养活不了整个非城市人口，由于在城市里劳动就业没有取得任何重大增长，就出现了农村人口长期过剩。这种人口过剩只不过是长期失业的变相而已。[17]
　　这种农村人口的长期过剩，在租种小块土地的农民之间，引起了壹场凶恶的竞争，这并不是把小块土地作为取得平均利润的工具，而是单纯的赖以维持衣食。对于土地占有者来说，与其把土地拿来从事大规模的资本主义经营，倒不如把它小块小块地拿来出租更为有利。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表现为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引用到农业中去的障碍。由此产生的土地经营的极端分散化，在印度表现得特别突出。在这个国家里，每壹家佃农的平均土地面积是四点五英亩，而在人烟稠密的西孟加拉邦，三分之壹的佃农却只有二英亩土地。这种现象的后果是，地租高得惊人和土地的超资本化（71）。由此而贫困化了的农民，日久天长，便会失去自己的小块土地，成了直接的或掩盖著的无产者。

　　那些紧紧抓住小块土地不肯撒手的小佃户们，支付著高利贷式的地租，这种地租意味着对他们的超额剥削，因为那些小佃户们的收入往往是比壹个农业工人的收入还要低的。当他们毫无资本，不得不经营用分担制度的形式租来的壹些小块土地时，他们就变成了为少得可怜的收入而劳动的真正的无产者。

农业资本积聚与集中


　　由于在农业中，同在工业中相反，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壹定完全互相结合，[19]因此，在农业中，资本积聚问题是以另壹种特别的面貌出现的。资本积聚的规律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产生出来，而完全不是单单由土地私有制的存在中产生出来的壹条规律。

　　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刚刚开始打入农业的地方，到还可以看到老牌半封建庄园正在解体的地方去研究农业资本积聚，那就会像从资本积聚的角度出发来研究十八世纪末期的工业情况壹样的不近情理。只有当整个农业都已经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技术改革支配之后，才会发生积累已久的很多弊端。

　　农业里面即使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会有两种现象使得资本的积聚和集中并不立即发生。我们知道，地租的来源是：农产品的生产价格由收益最差的土地来决定。然而，资本的积聚正是要通过收益最差的土地的消灭才能产生！在农业中，只要这些土地，尽管是技术落后，还通用继续使自己的产品找到销售市场，资本集中就不能产生。但是，通过最坏土地的生产价格和最好土地的生产价格之间的巨大差别，也就是说，通过巨额级差地租的资本化，资本积聚就可以产生。

　　同样，有些土地，尽管是在最低的收益水平之下，仍然会有人去加以经营，其原因不是为了生产平均利润，而是为了小租佃者要有个单纯的生存基础。就这样，小租佃者牺牲了自己的生活水平来紧紧抓住“他的”土地（78）。[20]但是，只有少数资本或是毫无资本的农户尽管放弃了地租和利润而从事劳动，却依然要受歉收和天灾人祸横加摆布。

　　当上述可靠的市场归于消灭时，具体地讲，从十九世纪最后二十五年以来，小企业就用转入集约经营[21]的办法继续同大企业竞争。集约经营能够获得比大农场上進行粗放经营要高的生产率。

　　由于这种原因，尽管投在每壹公顷土地上的资本有了巨大增长[22]——资本积聚的间接形态！——進行集约经营的农业企业的土地面积并没有扩大，没有发生表面集中现象。

农业工人的悲惨遭遇


　　为什么农业工人那么贫困？为什么他们的报酬远远低于工业工人和商业工人的报酬？其根本原因是：紧抓着土地不放的、不顾壹切地牺牲自己和全家生活水平的千千万万个小农都在不断地压低农业工人的工资。乡村里的生活，没有城市里产生的新需要，以及用实物支付农业工人的壹部分工资甚至是全部工资，这是农业工人工资進壹步被压低的另壹些因素。农业工人往往是以靠打短工为生，再不就是以东流西浪为生；如果说在非农业的季节他们能找到别的活干，那仅仅是刚够维持最起码的生活而已，倘若连这壹点就业都没有——主要是在不发达国家——那他们就跌入了人类贫困深渊的最底层。

　　但是，时间壹长，原来受农业特有情况支配的农业工人命运的演变，就会更多地为工业方面总的发展速度所支配。当工业发展是那样快速，以致于到最后工业后备军人数下降时，农村人口外流便会日益加剧，农业劳动力恐慌便会在农村里普遍出现，结果，农业工资上涨，但也不会上涨到与工业工资等高的水平。

　　相反地，如果工业后备军人数长期趋于上升，为了壹年之内能找到几个月工作而相互之间進行剧烈竞争的农业工人，便会以取得最低限度的工资，而且往往只是仅够果腹的工资而感到满足。此外，其余“企业”收入无法使生活过得下去的小土地占有者和小租佃者，还会参加到农业工人的行列中来，扩大农业工人的队伍。

地租和边际效用说


　　由李嘉图创始、马克思加以阐明的地租学说，是价值边际效用说的起点。十九世纪后半叶，价值边际效用说又把劳动价值说作为未定案提了出来。[28]根据马克思的地租学说，农产品价格，归根结蒂，是由对农产品的需求来决定的。农产品价格是以在生产条件最坏的土地上進行劳动而生产的单位价值为根据（边际价格），这些土地的产品在市场上确保能找到买主。随着需求的波动，在那些已经没有了闲置土地的国家里，也就是说在土地所有权已被全部垄断了的那些国家里，农产品的价格可以是包括绝对地租，也可以是不包括绝对地租；根据收益较差的土地有人加以耕种还是被人抛荒，可以是包括级差地租，也可以是不包括级差地租。

　　把这种地租学说变成壹般的价值学说的根据，系来自两种分析上的错误。首先，他们避而不谈土地所有制的特殊条件，而地租正是这种特殊条件的产物。其次，他们避而不谈，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土地所有权、资本所有权以及“劳动力所有权”三者在制度上的不同条件。

　　地租之所以产生，丝毫不是因为土地是生产过程的壹个基本因素，而仅仅是因为土地和生产过程之间还夹杂着壹个土地占有者，这个土地占有者在生产过程中创造出来的总收入上要擅自索取壹份贡赋。从索讨这壹份贡赋的方式出发，把它说成是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收入的壹般分配学说，这在逻辑上是壹个严重的错误。在壹个比方说实行了土地国有化、取缔了地租的“纯粹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十九世纪后半叶，某些海外国家的经济就已经多少接近了这种情况），用无中生有来解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收入分配和价值生产的整个机构是很困难的！

　　从理论上讲，地租这壹特殊情况之所以普及，只能到这样壹种社会里去找原因，在这个社会里，“资本主义”企业既和土地占有者打交道、又要和奴隶占有者和机器占有者打交道。这三种占有者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正常收入上各自提取壹份利闰，决定这种利闰的有关规律，当然同决定地租的出现和波动规律相接近。但是，我们特地给“资本主义”加上了引号，因为在这种社会里生产资料既不为资产阶级所垄断，又没有从奴隶制度和农奴制度下解放出来的自由劳动，当然不是什么资本主义社会。

　　要出现地租，不但必须要有资产阶级未曾破坏掉的土地所有权的垄断[29]——土地占有者运用这种垄断来阻止投入农业的资本去参加利润率的总平均并在农业中创造的价值上去提取贡赋——；而且还必须使农产品的生产在不受资本制约的特殊条件下進行。

　　维护价值边际效用学说的人们认为：市场上出现了三种“占有者”，他们在平等的地位上就三种不同的“商品”進行“交换”，这些商品的价格是公公道道地由“边际效用产品或边际效用收入”来决定的，也就是说，由土地占有者、资本占有者和劳动力占有者最末售出的，也就是收益最低的单位来决定的。

　　然而，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作用本身来说，这三类“占有者”之间存在着基本的质的差别。在西欧十九世纪古典的资本主义中（就是在这样的资本主义中，地租曾以其最完备、最典范的形式出现），存在着绝对的土地匮乏，农业生产的整个力量仅仅能够勉强满足社会的食物需要。正是为了这个缘故，而且是仅仅为了这个缘故——因为资本没有办法随心所欲地大量扩充耕地面积，至少在西欧是这样——，所以才会出现了地租，而且会在壹个长时期里保持下来。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输入粮食只能起调节作用，阻止农产品的价格超过了农产品的价值，阻止土地占有者们去占有工业当中生产出来的壹部分剩余价值。[30]
　　至于说到资本本身，它是在相对匮乏的条件下被拿到市场上去的。同时，资本以其本身的逻辑，阻止著资本充斥，以免使资本的充分利用遭到破坏：这是周期性危机的客观作用。[31]但是“劳动力占有者”本身则事先就由于相对的充斥而被削弱，他们在相对充斥的条件下，依然不得不向市场提供他们的商品。劳动力相对充斥（产业后备军）不但是从而产生资本主义的历史条件，而且是资本主义生产机构的产物，因为资本主义不断地用机器来代替了人，因为它经常地从生产过程中“解放”出去大量的失业群众。

　　这样壹来便可以明白，这三种阶级是不可能在市场上以平等的地位来進行谈判的。股子是灌了铅的。这种赌博的规矩是，壹个阶级（土地占有者阶级）高高在上提出它的强加于人的条件，而另壹个阶级（无产阶级）却必须接受人家向他提出的任何条件。

　　如果考虑到，资本家阶级不是为了生活、而是为了积累资本才“干活”，上述赌博规则就更能在这方面发挥其作用了——这样壹来，把它说成是“边际效用商品”交换的见解就壹窍不通了。资本家阶级过着有保障的生活。当他觉得劳动者要求的工资过高时，他就可以宁可关上企业的大门，不去为了生产不足的产品，或是为了赔钱的买卖而工作。

　　轮到土地占有者时，他们宁可让土地荒芜，也不肯把它廉价出租，以免得到的整个地租过低。另外，在把这些土地从农业中抽出去之后，他们也就减少了农业生产，从而为把地租加以重新组织准备了后路。

　　相反的，无产阶级却处于另壹种特殊的境地：他们除去有壹双为了不至于饿死而不得不出赁的手而外，就什么储备也没有。由于他们很少有条件“等待景况好转后的有利时刻”，他们就不得不接受这样壹种工资，这种工资不是由“劳动生产率的边际效用”来决定，而仅仅是由有关国家和有关时代的生活资料平均需求来决定，还是那句话，股子是灌了铅的。

　　假如把真能“在平等地位上進行谈判”的社会拿来做壹番想像中的描述的话，那它应该是这样壹个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壹方面是资产阶级必须掌握着足够他们几年之用的粮食储备（或者是存在着尚未被人占有的辽阔土地），另壹方面，劳动者也必须掌握着同样可以满足他们自己以及他们全家好几年需要的粮食和金钱。必须要有了这种条件，土地占有者、资本家和劳动者之间的“谈判”才会在相对平等的地位上来進行，由此而得出的收入的分配也才会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收入分配完全两样。但是，在这种社会里，壹方面不会再有资本的垄断，另壹方面也不会再有无产阶级，因此，它不再是什么资本主义社会。

　　某些被人们近来错误地想给他恢复名誉的批评马克思的人，不明白为了什么原因土地占有者得以强迫资本家租佃者支付哪怕是收益最差的土地上的绝对地租（96）。他是从逻辑上，而不是从历史上来观察这个问题的。[33]从这方面来看，原因很间单，只要是粮食的长期匮乏还继续存在，也就是说，只要是由于农业的技术革命落后，壹个国家的全部农产品只能勉强满足其需要这件事还继续存在，土地占有者就可以强迫租佃者支付绝对地租，就可以避免放弃经营收益最差的土地。

　　当这种条件壹旦消失时，当主大片荒地壹旦开发的时候广大劳动人民对资本主义的痛恨达到壹定程度的时候，正像马克思所曾经预先感到过的那样，绝对地租就会实实在在地在大片大片土地上趋于消灭。事实上，如果不是有保护政策将绝对地租加以人为地维持（或恢复）的话，它早已经在这个世界的大部分地区里消灭了。在这样的条件下，只是发生了异常寻乎的匮乏时，人们才会看到价格的突然回升，这种突然回升会使得绝对地租重又恢复其以往的地位。

中共压迫农民

中国的农民，始终生活在土地寻租的社会中没有被解放，中国没有被赤化以前实行的是土地私有制，大多数农民是有私有土地的自耕农，是传统的小农经济，即使没有私有土地的农民 也是有高度的经济自由权的，可以从地主那边承包土地耕种，打算生产哪些农产品地主是不管的，生产出来的农产品地主也无权支配，农民可以自由的支配，可以留给他们自己，也可以拿去卖给别人，只是定期要缴纳土地税而已，土地税也是根据，承包土地的面积大小来决定的。

中共占领中国之后，实行了纯粹的农奴制，彻底的剥夺了中国的农民的经济自由权，土地全部被没收，农民被发配到生产队，生产什么，如何分配全部由中共来决定，农民除了壹年四百斤左右的口粮之外，剩下的粮食必须交给中共。

毛泽东根本没有解放中国的农民，而是让中国的农民成为纯粹的农奴，很多时候农民连基本的口粮都无法保障，比如壹个农民壹年生产了五百斤的粮食，按理说只要缴纳壹百斤粮食就好了，但是各级政府为了讨好上级为了征收更多的粮食会制定农业指标，甚至虚报农业产量，比如只有五百斤却要上报六百近 农民原本要上缴壹百斤却必须上缴两百斤，很多农民因为这样而遭受饥荒，然后饿死。

毛泽东时代的土地寻租是体现在征收农产品上边，按照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标准，中国的农民壹直都是农奴，毛泽东时代是建立在井田制基础上的传统的农奴制度，毛泽东死后中共实行的是建立在井田制基础上的佃农制度，毛泽东时代虽然消灭了表面上的土地寻租，但是农民彻底的失去了经济自由权，就算不必用剩余劳动去生产地租，但是利用农业生产资料生产出来的生活资料要被中共拿走壹大半，农民除了可以得到中共规定他们应该得到的基本口粮之外，根本没有任何经济自由，基本上是壹无所有的，毛泽东死后共匪实行了佃农制度，在土地全部被收归共匪所有的基础之上，释放了壹部份经济自由权给农民，但是因为农民没有真正属于他们自己的土地，中共成了他们的地主，他们要向中共缴纳耕地占用税 生猪税 车船税 八项杂税 村提留乡统筹作为地租以及农业生产过程中针对种子 化肥 农药征收的实质上属于地租的消费税，中共依旧可以征收土地 支配承包权 决定农业用地的用途 垄断农产品的销售通路，只要中共愿意介入基本上农民无法阻止，中共的村书记与地方政府取代了传统的地主，成为了土地寻租者，土地被用来作为从事资本寻租的工具的商品属性始终还是存在的，土地的所有制还是资本寻租者的所有制。

实际上中国的农民从来就没有被中共解放从来就没有真正的翻身，土地寻租本身并没有因为中共的出现而被消灭，很多的农民给他们所谓的人民政府支付完地租之后，剩下那壹点农业利润只是勉强维持温饱，很多人被迫要去做兼职成为廉价的劳动力人口，要去城市里边打工，于是形成了壹个中国特有的群体也就是农民工，农民被中共利用去打国民党成为炮灰，死了很多的人，结果生活并没有什么实质上的改善，还是在底层艰苦的生活，从中国的工人与农民的处境中不难看出 即使按照共产国际的标准，中共也没有统治中国的合法性，中国很多民运人士只是针对结束中共的壹党专政很有兴趣，对于结束中共的壹党专政之后建立怎样的宪法确立怎样的社会制度缺乏设想，关于农业问题中国在结束中共的壹党专政之后应该首先改革土地制度，在农业用地方面尊重私有产权的基础上清除土地寻租的空间，也就是说可以购买私有土地但是不能把私有土地承包给自耕农赚取地租，绝对不允许包产到户的行为，绝对不允许真正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成为农业雇佣劳动者，绝对不允许只是占有土地但是却没有使用土地進行农业生产的人利用对土地的占有剥削自耕农，这就从根本上消灭了土地剥削。

私有土地应该允许买卖，因为壹个自由的劳动者尤其是农民，当他们希望不再从事农业生产之后应该有出售土地的自由，但是只能保值或者是适度增值不能谋取暴利，比如某位地主最初购买土地的时候花了多少钱，那些钱相当于多少头猪的价格土地管理部门要進行统计，比如壹块土地相当于壹万头猪的价格，以后就算物价上涨土地价格上涨货币贬值土地出售价格上涨，那位地主出售土地之后只能完全获得相当于壹万头猪的出售价格的土地交易收入，比如那位地主原先购买土地的时候花了相当于壹万头猪的价钱比如那个时候壹万头猪的售价是壹万块钱，等到那位地主出售土地的时候因为物价变动壹万头猪相当于两万块钱，那么那位地主出售土地所获得的收入中两万以内的收入应该全部归那位地主所有，从而做到不扼杀那位地主原来的奋斗确保财产保值并且也让那位地主可以得到壹份持有土地期间对土地的开垦以及维护所做出的贡献的合理回报。

可是土地的增值除了作为自耕农的地主的努力之外也有社会大众的努力所以超出两万块钱的部份，剩下增值的部份可以看作是因为是社会進步土地周围的部份被开发所造成的是社会大众共同努力的结果所以三分之二要作为社会福利支出，地主只能获得三分之壹这样做符合社会公正的原则又可以防止出现土地炒作的状况有利于避免因为土地造成贫富的两级分化从而也保障了人民改变生活方式的经济自由的权利，实现了这两项政策之后就基本上完成了在社会市场经济的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的工作了。

以后土地的交易将完全成为单纯以改变生活方式为目的而不再具有炒作土地谋取暴利的功能了，农业用地的合理使用也有有了制度性的保障，这样做最符合农民的利益，以后他们打算发展合作社经济的时候也不会出现因为没有私有土地而沦为毛泽东时代那种生产队的农奴了，也不会像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半农奴因为没有私有土地所以必须向党国支付耕地占用税以及购买种子 农药 化肥过程中的消费税了，再也不用向党国支付八项杂费跟村提留乡统筹了，再也不用缴纳公积金、公益金、行管金、教育费附加、计划生育费、民兵建设训练费、乡村道路建设费和优抚费了，也从根本上避免了自由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因为土地私有所出现的地租剥削以及土地兼并的状况出现，这样从根本上保证了农民可以在拥有私有土地的基础上自由的结合，在自由的联合的集体经济中充份获取利益，只有这种符合社会市场经济原则的土地制度才可以充份的促進中国的农业经济的進步充份的保障农民的利益。

台湾共和国共产党宣传部 中共已经彻底沦为共产主义事业的叛徒

中共实行改革开放复辟资本主义恢复市场经济是中国社会灾难的根源，“三位壹体”是市场经济的实质。自从改革开放执行资改派们的市场经济以来，已经造成了中国社会的灾难：消灭了四分之壹的为中国社会下的农村村社；剥夺了二分之壹社会农民的土地和工业的生产资料；破坏和浪费了中国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破坏了环境；几千万土地含有重金属并板结降低了生产力；毒水、毒大米、毒蔬菜、毒水果；假药、假食品、假工业日用品；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教育商业化坑害了全部的青少年儿童，用功利主义坑害了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把青少年变成资本的奴隶。等等等等，所有这些看看网民们的揭露触目惊心！这就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市场经济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结果呢？就是因为经济学家们把“三位壹体”的生产、分配、交换设计在市场经济的方案中。因此，要弄清三位壹体到底是个什么玩意！

政治经济学以工人出卖劳动为前提。因为工人出卖的是劳动，因此，社会生产是在三位壹体的结构中進行的：资本家摊的是资本，土地所有者摊的是土地，劳动者摊的是劳动。在这个三位壹体的公式中，资本是作为商品货币，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资本家看待的。土地是作为土地的所有者看待的。劳动是作为劳动的工人看待的。因此在生产中，资本家摊的是自己的资本，土地所有者摊的是自己的土地，工人摊的是自己的劳动。与此相适应的是在分配产品时，资本家获得是利润，土地所有者获得是地租，工人获得是工资。庸俗经济学家为了为资本家辩护，为了调和资本家和工人的矛盾，以三位壹体的公式为基础，编写了政治经济学教材，这个教材的内容就是：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在社会生产中资本家是生产的组织者，领导者。土地所有者和劳动者是在资本家的领导下实现自己对生产的责任的，土地为生产提供了场所，劳动为生产提供了创造价值和转移价值的动力。当产品生产出来了以后经过出售，获得了总价值。这个总价值为了维持再生产首先要扣除生产资料的价值。然后進行初次分配：资本获得利润，土地获得地租，工人获得工资。生产壹天也不能停顿，生活壹刻也不能没有有生活资料。按照三位壹体的公式：生产--分配，再生产--再分配。这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的保护者就是国家。国家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存，为了调节生产和社会中的矛盾，从生产中抽取了壹定百分比的税收。在这个税收中，国家扣除了维持国家机器的费用以后，就把壹部分用来建设公用事业，壹部分用来防止天灾人祸，壹部分用来救济需要救济的人们。这就是著名的二次分配。社会生产就是这样日复壹日的年复壹年的发展下去，国家就是这样日复壹日的年复壹年的存在下去。政治经济学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规律，就是指导社会生产，国家统治的指南。
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不仅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更重要的是对庸俗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马克思认为：资本不是积累起来的劳动，不是商品货币，不是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而是壹种关系，壹种生产关系。这种关系就是：资本就是在商品经济环境中用钱赚钱的活动。在这种活动中，用钱赚钱的人格化就是资本家，资本家把工业生产，农业生产作为赚钱的工具。为了赚钱，资本家要购买生产资料组织生产。为了赚钱，资本家要有立足之地，所以他就要租借或者购买土地，自然就要交给土地所有者租金。为了赚钱，资本家就要招顾工人来为他生产，自然就要付给工人工资。这样壹来三位壹体的公式就把本来是生产的关系变成了物的关系。马克思说：“资本，土地，劳动！但资本不是物，而是壹定的、社会的、属于壹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它体现在壹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资本不是物质的和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的总和。资本是已经转化为资本的生产资料，这种生产资料本身不是资本，就像金和银本身不是货币壹样。”《资本论》三卷920页。三位壹体的公式“是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的，因为它宣布统治阶级的收入源泉具有自然的必然性和永恒的合理性，并把这个观点推崇为教条。”（同上939页）。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
马克思批判的立足点就是：工人出卖的不是劳动，而是劳动力！
1，因为工人出卖的是自己的劳动力，劳动力就是商品。因为工人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没有自己的商品可卖，在壹切商品都要用货币购买的社会里，工人为了生存，只有出卖自己仅有的可以创造财富的能力--劳动能力，即劳动力。工人出卖劳动力和他出卖自己的破烂的衣服壹样，都是在市场上進行的。工人出卖劳动力得到的货币和他出卖自己的衣服得到的货币的性质是壹样的，都是在市场上讨价还价的结果。出卖衣服的货币叫做货币，出卖劳动力的货币叫做工资。由此可见，工资不是生产的结果，而是在市场上讨价还价的结果，不是生产行为，而是市场行为。工资不是因为工人進行了劳动参与劳动成果的分配的结果，而是在市场上進行了劳动力的售卖是商品的交换的结果。由此我们就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第壹，三位壹体的公式是欺骗工人的公式。工人不是为了和资本家，土地所有者壹起为了为社会创造财富，主动地参加生产，而是为了生存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为别人做嫁衣裳！工人不是社会的主人，不是生产的主人，而是别人用钱买来的劳动的奴隶！与奴隶相比，工人有自由，可以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也可以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奴隶没有人身自由，壹旦卖给别人，就像牛马壹样在皮鞭下生存。第二，按劳分配是欺骗工人的分配手段。所谓劳，就是工人的劳动。是按照工人的劳动分配劳动成果吗？显然不是！因为，工人出卖的是自己的劳动力，这个劳动力值多少货币，是由劳动力市场上的工人多少决定的，是由劳动力这个商品的供求规律决定的，出卖劳动力的工人多了，劳动力的价格（工资）自然就要压到最低程度。但是工人为别人劳动壹方面要为别人生产和工资壹样的价值，另壹方面还要生产比工资价值多的价值。可见仅仅分配了工资的价值，超过工资的价值工人并没有得到。所以，按劳分配是欺骗了工人。
2，工人在市场上和资本家相遇，工人需要钱维持生活，资本家需要工人劳动，经过壹番讨价还价，确定了工资的数目，例如每天20元。资本家把工人领到他的生产车间，开始使用工人的劳动力。使用买来的劳动力就是叫工人劳动。工人劳动了例如半天就生产了价值20元的产品。这时候商品等价交换的规律实现了：壹方面，工人的劳动为资本家创造了20元的产品，另壹方面资本家付给（什么时候付工资是次要问题）工人20元工资货币。谁也不欠谁的账！但是资本家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说的是劳动，不是劳动力（从资本主义产生以来没有壹个资本家和政治经济学家把劳动力看作商品），因此，劳动必须是壹天不是半天！因为工人为了生存就必须服从资本家的安排。结果工人就老老实实地为资本家劳动壹天。显而易见，前半天是有偿劳动，后半天的劳动是无偿劳动。无偿劳动创造的价值马克思叫做剩余价值。这个伟大的发现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由此我们就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第壹，资本家的利润，就是无偿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而绝不是因为他摊的生产资料获得的利润。第二，资本家要不断地生产利润，就是要不断地生产剩余价值。当经过壹定的时间剩余价值积累起来就和资本家的全部投入壹样多的时候，从这时起，积累起来的剩余价值就转化为资本家的投入也就变成了新的资本。可见资本就是剩余价值的转化物。单个资本家是如此，全体资本家也是如此。由此可见，资本是工人阶级共同创造的剩余价值，应归全体工人阶级所有，享受和支配！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把壹切资本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回来，实行财产共有，这就是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旗帜！第三，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有两个办法：用延长劳动时间生产绝对剩余价值，因为价值就是抽象的劳动，延长劳动时间就是增加抽象劳动的时间，这个办法主要是在中小资本家的企业里使用。用提高劳动生产力的办法生产相对剩余价值。这个办法主要是在大型企业理使用。但是这个办法有它的隐蔽性和欺骗性。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总是要降低生产成本，其中降低工资成本，就是减少工人的工资。因为工资是劳动力的价格，劳动力的价格是由养活劳动力和他的家庭的生活资料的价格决定的。只要生活资料的价格降低了，工资也就减少了。降低生活资料的价格的办法就是，提高生活资料部门的劳动生产力，提高为生活资料部门提供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部门的劳动生产力，也就是说提高社会所有生产部门的劳动生产力。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使用机器，利用先進的科学技术，采用最先進的生产工艺。由此可见提高或者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目的就是为了降低工人的工资！这就是壹极是财富的积累，另壹极是贫困的积累的根本原因！
3，资本家无偿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就是资本家剥削了工人，这就是工人受到的第壹次剥削！当工人拿到自己辛苦得来的工资的时候，又受到了第二次的剥削。当工资还没有变化的时候，小商小贩们提高了生活资料的价格。那么小商小贩们就剥削了工人。马克思说过，小店主门就是这种情况。众所周知，生活资料中含有国家的商品税，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说国家也就剥削了工人。有人可能要说，商品的价格是包括生产费用（成本，利润，国家税收等）不是剥削，但是，资本家在和工人的劳动力讨价还价的时候，并没有把国家税收包括在工资以内。因为工资的确定是根据劳动力的供求关系调节的，劳动力越多，工资就越低。这个道理是很明显的。
在住房，医疗，上学的费用成百倍甚至成千倍的增长的时候，工人又受到了第三次剥削。因为，他们的工资根本就不可能随着这些物价的上涨而增加。那么这不是剥削又是什么呢？
4，工人出卖劳动力的劳动就是为别人劳动，这种劳动就是雇佣劳动！雇佣劳动是在别人监督下劳动！这种劳动给工人造成的结果是：劳动为富人生产了珍品，却为劳动者生产了赤贫。劳动创造了宫殿，却为劳动者创造了贫民窟。劳动创造了美，却使劳动者成为畸形。劳动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同时却把壹部分劳动者抛回到野蛮的劳动，而使另壹部分劳动者变成机器。劳动生产了智慧，却给劳动者生产了愚蠢、癡呆；雇佣劳动对劳动者说来，劳动是外在的东西，不是他的本质的东西。因此，劳动者在劳动中并不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并不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并不自由发挥自己的肉体力量和精神力量，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到损伤，精神遭到摧残。因此，劳动者只是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由自在，而在劳动之内则感到爽然若失。劳动者在他不劳动的时候如释负重，而当他劳动时如坐针毡。因此它的劳动不是自愿的，而是壹种被迫的强制劳动。从而，劳动不是需要的满足，而只是满足劳动以外的其他各种需要的手段。劳动者只是在执行自己的动物机能时，以及在饮食男女时，至多还在居家打扮时，才觉得自己是自由地活动的，而在执行自己的人的机能时，却觉得自己不过是动物。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雇佣劳动造成最厉害的结果是：在社会衰落的状态下，劳动者陷入日益加剧的贫困；在社会福利增進的状态下，劳动者陷入错综复杂的贫困；在社会达到繁荣顶点的状态下，劳动者陷入持续不断的贫困。
5，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凡是为私人企业家劳动，为外国资本家劳动，就是雇佣劳动，这是没有异议的。问题是为国家或集体的打工挣钱的劳动是不是雇佣劳动呢？我们可以随便问壹问任何壹个为国家企业和集体企业打工的劳动者，他所在的企业是不是打工挣钱者的企业呢？国家企业和集体企业的产品是否归打工者所有呢？我们可以随便问壹问任何壹个为国家和集体打工的劳动者，他所在的企业产品是否归他所有呢？我想没有壹个打工者回答：是！他们的回答是，在国家和集体的企业里，我可以干，也可以走，如果企业是打工者的企业，他为什么要走呢？谁会把自己的企业丢开不干另谋出路呢？他们的回答是，除了工资归自己所有外，没有任何东西是归他所有。由此推断，不仅劳动者所在的企业里的产品不归他所有，社会中所有的产品都不是归他所有。他要享受社会中的产品，唯壹的办法就是用自己打工挣来的工资购买，除此之外他不可能把任何产品看作归自己所有。不可能随意支配社会产品。由此可见自从国家企业和集体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以后，工人的劳动就是名副其实的雇佣劳动。
6，正是因为雇佣劳动，造成了劳资之间的矛盾，农民工讨工资现象，山西黑砖窑事件，南方小企业发生职业病现象，煤矿爆炸事故，直到这次发生的东方航空公司云南分公司飞行员罢机现象等等可以说都是劳资矛盾的表现形式。，企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以赚钱为目的，为了赚钱就要节约成本，既节约生产资料的成本，也节约工资成本。节约成本大概就是发生劳资矛盾的原因吧！为了节约生产资料的成本，对安全投资，对排污投资自然就会减少。减少安全投资，必然发生安全事故。减少排污投资，必然就会发生环境污染。为了节约工资成本，必然就会发生拖欠工资。其结果就发生了劳资矛盾：工人要求增加劳动保护，企业缺钱无法保证，发生职业病是必然的。工人要求安全生产，企业缺钱不与投资，发生安全事故是必然的。工人要求及时发放工资，企业缺钱不得不拖欠工人的工资。
综上所述：中国社会之所以产生劳资矛盾，之所以产生社会弊病，就是因为改革开放，执行了三位壹体的公式，执行了雇佣劳动制度，执行了按资本分配的分配方式。

台湾共和国共产党宣传部 资本家为什么是剥削工人的

作者 卡尔 马克屎

商品的价值与工人的劳动

　　如果没有很认真的观察，似乎商品的价值是壹种完全相对的东西，如果不研究某壹个商品和其它壹切商品的关系，就不能确定它的价值。其实，讲到价值，讲到某壹个商品的交换价值，我们指的是这壹个商品与其它壹切商品交换时的比例量。但是这时又发生壹个问题：商品相互交换的比例是怎样决定的呢？

　　我们根据经验知道，这些比例有无限的差别。就以壹种商品例如小麦来说，我们将会发现，壹夸特小麦同其它各种商品交换，几乎有无数不同的比例。但是，小麦的价值无论是用丝绸、黄金还是用其它某种商品表现出来，都依然是壹样的，它必定是壹种与各种商品交换的各种交换率显然不同而且无关的东西。壹定能用壹种极不同的形式来表现不同商品间的这些不同的等式。

　　假如我说壹夸特小麦按壹定的比例与铁交换，或者说壹夸特小麦的价值表现为壹定数量的铁，那就是说，小麦的价值和它那个表现为铁的等价物等于某个第三种东西，既不是小麦又不是铁，因为我假定小麦和铁是以两种不同的形态来表现这同壹数量的。所以，这两种商品中的每壹种，不论是小麦或铁，都壹定能不依赖于另壹种而化成这个第三种东西，即化成作为它们的共同尺度的东西。

　　为了说明这壹点，我举壹个十分简单的几何学的例子。在比较形状不同和大小不同的三角形面积，或者比较三角形与矩形或其它某种多边形时，我们将怎样着手呢？我们把任何壹个三角形的面积还原为壹种与它的外形完全不同的形式。既然根据三角形的特性知道它的面积等于它的底边和高相乘的壹半，我们就能比较各种三角形的大小以及壹切多边形的大小，因为每壹种多边形都可以分解为壹定数量的三角形。

　　计算商品价值，也应当用这种方法。我们壹定能把壹切商品化为壹种它们所共有的表现形式，只按照它们所含有的同壹尺度的比例去区别它们。

　　既然商品的交换价值不过是这些东西的社会职能，与它们的自然属性毫不相关，那么我们首先要问，所有商品共同的社会实体是什么呢？这就是劳动。要生产壹个商品，必须在这个商品上投入或耗费壹定量的劳动。我说的不仅是劳动，而是社会劳动。壹个人生产壹个物品要是为自己直接使用，供自己消费的，他创造的就是产品而不是商品。作为壹个自给自足的生产者，他与社会没有关系。但是，壹个人要生产壹个商品，就不仅要生产能满足某种社会需要的物品，而且他的劳动本身也应该是社会所耗费的劳动总额的壹部分。他的劳动应该从属于社会内部的分工。没有别的分工，这种劳动就算不了什么，它所以必需，是为了补充别的分工。

　　我们如果把商品看作是价值，我们是只把它们看作体现了的、凝固了的或所谓结晶了的社会劳动。从这个观点来看，它们所以能够互相区别，只是由于它们代表着较多或较少的劳动量，例如，生产壹条丝手巾也许比生产壹块砖要耗费更多的劳动量。但是怎样测量劳动量呢？用劳动所经历的时间，也就是说，用小时、日等等来测量。当然，采用这种测量法，就必须把各种劳动化为平均劳动或简单劳动，作为它们的单位。

　　所以我们便得出结论：商品具有价值，因为它是社会劳动的结晶。商品的价值的大小或它的相对价值，取决于它所含的社会实体量的大小，也就是说，取决于生产它所必需的相对劳动量。所以各个商品的相对价值，是由耗费于、体现于、凝固于该商品中的相应的劳动数量或劳动量决定的。在同样劳动时间内生产出来的各种商品的各相对应的数量，是相等的。或者说：壹个商品的价值对另壹个商品的价值的关系，相当于壹个商品中凝固的劳动量对另壹个商品中凝固的劳动量的关系。

　　我想，妳们有许多人壹定要问：商品价值由工资来决定与商品价值由生产该商品所必需的相对劳动量来决定，其间果真有什么区别或多大的差异吗？妳们应当知道，劳动报酬和劳动数量是完全不相同的东西。例如，假定说壹夸特小麦和壹盎斯金子包含了同等数量的劳动。我举这个例子，是因为本杰明 富兰克林在他的1729年发表的题为《试论纸币的性质和必要性》这个第壹篇论文里曾经用过，他也是壹个最先发现价值的真正实质的人。是的，我们已假定，壹夸特小麦和壹盎斯金子是等价的或等价物，因为它们都是凝结于它们本身的许多天或许多周的同等数量的平均劳动的结晶。我们这样决定金子和谷物的相对价值，是否多少要参考壹下农业工人和矿工的工资呢？壹点也不。他们每天或每周的劳动究竟怎样支付，甚至是否采用了雇佣劳动，我们都不管，让它作为完全没有确定的问题。要是采用了雇佣劳动，这两个工人的工资就很可能极不相等。壹个把劳动体现在壹夸特小麦上的工人可能只获得两蒲式耳小麦的工资，而那个开矿的工人却可能获得半盎斯金子的报酬。或者，假定他们的工资是相等的，这种工资也可能在极不相同的比例上脱离他们所生产的商品的价值。这种工资可能等于壹夸特谷物或壹盎斯金子的1╱2、1╱3、1╱4、1╱5或其它某种份量。他们的工资当然不能超过或多于他们所生产的商品的价值，但是可能在极不相同的程度上少于这个价值。他们的工资要受产品的价值的限制，但是他们的产品的价值却不受工资的限制。最主要的是，例如谷物和金子的价值、相对价值，完全不依所用劳动的价值来规定，即不依工资来规定。因此，按商品中凝固的相对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按劳动的价值或工资决定商品价值这种同义反复的方法全然不同。不过，这壹点我们在以后的探讨过程中还要進壹步阐明。

　　在计算壹个商品的交换价值时，必须把以前用于这个商品原料的劳动量以及消耗在协助这种劳动的那些装备、工具、机器和房屋的劳动，加到最后所费的劳动量上。例如，壹定量棉纱的价值，是很多劳动量的结晶，即纺织过程中附加于棉花的劳动量，以前体现于棉花本身的劳动量，体现于煤炭、油料和其它各种生产辅助材料的劳动量以及用于蒸汽机、纱锭、厂房等等的劳动量的结晶。本来意义上的生产工具，如工具、机器和厂房，在反复的生产过程中可以再三使用壹个或长或短的时期。如果它们像原料那样壹下子就消耗完了，它们的全部价值也就会壹下子转移到它们协助生产的那些商品上。但是，例如纱锭只是逐渐消耗的，所以就要根据它的平均寿命和它在壹定时间内，例如在壹天内的平均消耗程度来平均地计算。这样，我们就计算出纱锭价值中有多少转移到每天纺出的棉纱上，因而也就计算出，例如壹磅棉纱所费的全部劳动量中，有多少是以前体现于纱锭的劳动。就我们现在的目的而论，对这个问题实在没有详述的必要了。

　　也许会有人认为，既然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它所耗费的劳动量决定的，那么壹个人越懒或越笨，他生产的商品就越有价值，因为完成这个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越多。然而，这样推论将是壹个可悲的错误。妳们记得我曾经用过“社会劳动”这个用语，“社会”这个词有许多含意。我们说，壹个商品的价值是由耗费于或结晶于这个商品中的劳动量决定的，就是指，在壹定的社会状态中，在壹定的社会平均生产条件下，在所用劳动的壹定的社会平均强度和平均熟练程度下，生产这个商品所必需的劳动量。在英国，当蒸汽织机和手织机开始竞争时，只需要从前的壹半劳动时间就能把壹定量的纱转化为一块布，可怜的手织机织工，从前每天劳动9小时或10小时，这时每天要劳动17至18个小时了。但是，他20个小时的劳动产品这时只代表10个小时的社会劳动，或代表10个小时内把壹定量的纱转化成布时的社会必要劳动。因此，他用20个小时生产的产品，并不比他从前用10个小时生产的产品有更多的价值。

　　如果说，体现在商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量决定商品的交换价值，那么，生产壹个商品所需要的劳动量增加了，这个商品的价值就必定增加，同样，生产它所需要的劳动量减少了，它的价值就必定减少。

　　如果生产各种商品所必需的各种劳动量是固定不变的，这些商品的相对价值也会是固定不变的。但是，其实不然。生产壹个商品所必需的劳动量，是随着所用劳动的生产力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劳动的生产力越高，在壹定的劳动时间内所完成的产品也越多；劳动的生产力越低，在同壹时间内所完成的产品也越少。举例说，如因人口增加而必须耕种不太肥沃的土地，要获得同样多的产品，就必须耗费更大的劳动量，农产品的价值也就会因而提高。另壹方面，如果壹个纺纱工人用现代生产资料，在壹个工作日内比他从前用手纺车在同壹时间内能把多几千倍的棉花纺成纱，那么，每壹磅棉花所吸收的纺纱工人的劳动，就显然只有以前的几千分之壹，因而在纺纱过程中加在每壹磅棉花上的价值也显然只有从前的几千分之壹。于是棉纱的价值也要相应地减少。

　　除了各个人的先天的能力和后天获得的生产技能的区别，劳动生产力主要应当取决于：

　　首先，劳动的自然条件，如土地的肥沃程度、矿山的丰富程度等等；

　　其次，劳动的社会力的日益改進，引起这种改進的是：大规模的生产，资本的积聚，劳动的联合，分工，机器，改良的方法，化学力和其它自然力的应用，利用交通和运输工具而达到时间和空间的缩短，以及其它各种发明，科学就是靠这些发明来驱使自然力为劳动服务，劳动的社会性质或协作性质也由于这些发明而得以发展。劳动生产力越高，消耗在壹定量产品上的劳动就越少，因而产品的价值也越小。劳动生产力越低，消耗在同量产品上的劳动就越多，因而产品的价值也越高。因此，作为壹般的规律，我们可以这样说：

　　商品的价值与生产这些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成正比，而与所耗费的劳动的生产力成反比。

　　以上只说了价值，现在我再讲几句关于价格这个价值所表现的特殊形式。

　　价格本身不过是价值的货币表现。例如，在古代，壹切商品的价值是用金的价格表现的，而在某些国家，主要是用银的价格表现的。金或银的价值，和其它壹切商品的价值壹样，都是由开采它们所必需的劳动量决定的。妳们用本国的大量产品，即凝结了妳们国内大量劳动量的产品，去交换那些出产金银的国家的产品，即凝结了它们的大量的劳动量的产品。人们就是用这种方法，实际上是用以货换货的方法才学会用金银来表现壹切商品的价值，即为它们所消耗的各个劳动量。只要仔细看看价值的货币表现，换句话说，仔细看看价值向价格的转化，妳们就会发现，这是壹个过程，壹个使壹切商品的价值能具有壹种既独立又同质的形式，或者，壹个使壹切商品的价值能表现为等同的社会劳动量的过程。只要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亚当 斯密就称之为自然价格，法国的重农学派则称之为“必要价格”。

　　那么，价值和市场价格的关系或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的关系是怎样的呢？妳们都知道，壹切同类商品的市场价格总是壹样的，尽管生产条件因各个生产者而会有所不同。市场价格只表现在平均的生产条件下供给市场以某种数量的某种物品所必需的平均社会劳动量。市场价格是依据某种商品的总额计算的。在这个范围内，商品的市场价格与它的价值是相符的。另壹方面，市场价格有时高于价值或自然价格，有时低于价值或自然价格，这种波动取决于供给和需求的变动。市场价格背离价值的情形是常见的，但是正如亚当 斯密所说：

　　“自然价格……是中心价格，壹切商品的价格都不断地趋向于这壹中心价格。各种偶然情况可能有时使商品的价格过高于自然价格，有时又使商品的价格略低于它。但是不管什么样的障碍使价格背离这个稳定而恒久的中心，商品的价格总是经常趋向于这个中心。”

　　我现在不能细谈这个问题。只需要指出：如果供给和需求互相平衡，则商品的市场价格相当于它们的自然价格，也就是说，相当于它们的价值，这个价值是由生产它们所必需的劳动量决定的。但是供给和需求必定经常趋向于相互平衡，虽然它们实现这种平衡只是靠壹个变动补偿另壹个变动，靠下落补偿上涨，或者反过来的情况。如果妳们不只是观察每天的波动，而是分析较长壹段时期的市场价格的运动，例如像图克先生在他的《价格史》中所做的那样，妳们就会发现，市场价格的波动，它们的背离价值，它们的上涨和下落，都是互相抵销和互相补偿的；所以，除了垄断组织的影响和其它某些限制，这些我暂且不谈，壹切种类的商品，平均说来总是按它们各自的价值或自然价格出售的。市场价格波动互相补偿的平均时期，因商品的种类不同而各不相同，因为，某些商品比另壹些商品更容易使供给适合于需求。

　　说得更广些，就算在较长的时期壹切种类的商品都是按各自的价值出售的，要是假定利润──不是指个别场合的，而是指各个行业经常的和普通的利润──来源于商品价格的额外提高，或者来源于商品按超过其价值的价格出卖，那岂不荒唐。要是把这个观点加以概括，它的荒谬就显然可见了。壹个人作为卖者经常赢得的东西，总不免要作为买者经常丧失掉。如果说有些人是买者未必又是卖者，是消费者未必又是生产者，这也没用。这些人付给生产者的东西，首先应该是他们从生产者那里无偿得到的。如果壹个人先拿了妳的钱，然后用妳的钱购买妳的商品，即使妳按高价把妳的商品卖给这个人，妳也决不会发财。这种交易可能减少亏损，但是决不能赚到利润。

　　所以，要想说明利润的壹般本质，就应该根据这样壹个原理：平均说来，商品是按自己的实际价值出卖的，利润是按商品的价值，也就是说，按商品所体现的劳动量的比例出卖商品得来的。如果妳们不能根据这种假定来解释利润，妳们就根本不能解释它。这好像是谬论，有悖于日常经验。但是，地球围绕太阳运行以及水由两种易燃气体所构成，也是谬论了。日常经验只能抓住事物诱人的外观，如果根据这种经验来判断，科学的真理就总会是谬论了。

劳动力的价值与工人的工资

我们尽量简略地分析了价值的本质，分析了壹切商品的价值的本质，现在就应当集中注意力来研究特别的劳动的价值。这里我又要用壹种好像是谬论的话来使妳们大吃壹惊了。妳们都确实以为妳们每天所出卖的是自己的劳动，所以劳动是有价格的，既然商品的价格只是它的价值的货币表现，那就壹定有壹种作为劳动的价值的东西。但是，作为劳动的价值的东西，就这个词的通常意义来说，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我们已经知道，凝结在商品里的必要劳动量构成商品的价值。现在我们用这个价值的概念，怎能确定比如说八小时工作日的价值呢？在这个工作日里有多少劳动呢？8小时劳动。如果说八小时工作日的价值就等于8小时的劳动，或者，就等于这个工作日所包含的劳动量，那无非是同义反复，甚至是毫无意义了。显然，我们壹旦发现“劳动的价值”这个词的真实而隐藏的意义，就能说明对于价值的这种不合理的、似乎不可能的应用了，好像我们壹旦认识了天体的实际运动，就能解释它们表面上奇异的运动壹样。

　　工人卖的并不直接是他的劳动，而是他的暂时让资本家支配的劳动力。的确，我不知道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究竟怎样，我确实知道壹些专制国家的法律都规定壹个人能出卖自己劳动力的最长时间。如果允许无限期地出卖劳动力，奴隶制就会立刻恢复原状。如果这种出卖包括壹个人的壹生，那就会立刻把他变成他的雇主的终身奴隶了。

　　英国的壹位最老的经济学家和最有创见的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已经在他的著作《利维坦》中本能地发觉了这壹点，而他的继承者全都忽略了。他说：

　　“壹个人的价值或所值，像其它壹切东西壹样，就是他的价格，即使用他的力时应付给的报酬。”

　　从这壹原理出发，那我们就能确定劳动的价值，就像确定其它壹切商品的价值那样。

　　但是在这以前，我们应当问，有这样壹种奇怪的现象：我们发现市场上有壹批人是买者，他们占有土地、机器、原料和生活数据，这些东西，除了原始状态的土地以外，都是劳动的产品，另壹方面，有壹批人是卖者，他们除了自己的劳动力，除了劳动的双手和头脑，没有别的东西可卖；前壹批人经常买進是为了赚取利润和发财，后壹批人经常卖出则是为了谋生，这种奇怪的现象是怎样产生的呢？研究这个问题，就是研究经济学家所谓的预先积累或原始积累，实际上应该称作原始剥夺。我们壹定会发现，这种所谓的原始积累不过是壹连串使劳动者与其劳动数据之间的原始统壹被破坏的历史过程。可是，这样的研究，就超出了目前这个题目的范围。劳动的人脱离劳动工具的现象壹旦成为事实，就会继续保持下去，还会以不断扩大的规模再生产出来，直到壹种新的、根本的生产方式的革命把它消灭，并以新的历史形式再恢复这种原始的统壹为止。

　　那么，劳动力的价值是什么呢？

　　劳动力的价值，也像其它壹切商品的价值壹样，是由生产它所必需的劳动量决定的。壹个人的劳动力只有在他本人活着的时候才存在。壹个人要成长并维持生活，就必须消费壹定量的生活必需品。但是，人和机器壹样，也是要损坏的，所以必须有另壹个人来代替他。他除了维持他自己生活所必需的生活必需品以外，还需要有壹定数量的生活必需品来养育儿女，因为他们将在劳动市场上代替他，并且延续劳动者的种族。此外，为了发展他的劳动力，使他获得壹种技能，还需要另外花费壹定数量的价值。就我们的目的而论，只要考察壹下中等的劳动就够了，这种劳动的教育费和训练费是微不足道的。但是，我要趁此机会指出，各种不同质量的劳动力的生产费用既然各不相同，所以不同行业所用的劳动力的价值也就是劳动者的工资壹定各不相同。在雇佣劳动制度的基础上，确定劳动力的价值，也像确定其它壹切商品的价值那样；不同种类的劳动力有不同的价值，要生产它们，需要有不同的劳动量，所以它们在劳动市场上就应当获得不同的价格。在雇佣劳动制度的基础上要求平等的或仅仅是公平的报酬，就犹如在奴隶制的基础上要求自由壹样。妳们认为公道和公平的东西，与问题毫无关系。问题就在于：壹定的生产制度所必需的和不可避免的东西是什么？

　　根据以上所说的，就可以看出，劳动力的价值，是由生产、发展、维持和延续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必需品的价值决定的。

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体现在工人的劳动量与工人的实际报酬之间的差别

现在假定，壹个工人每天的生活必需品的平均量需要4小时的平均劳动才能生产出来。又假定，这4小时的平均劳动也用金的数量表现出来，等于3块钱。于是3块钱就是这个人的劳动力的价格或他的劳动力的每天价值的货币表现。如果他每天工作6小时，那他每天所生产的价值就足以购买他每天平均必需的生活必需品，足以维持他这个工人的生存。

　　但是，这个人是壹个雇佣工人。因此，他必须把他的劳动力卖给资本家。如果他把他的劳动力每天卖3块钱，他就是按劳动力的价值出卖的。假定他是壹个纺纱工人。如果他每天工作8小时，他每天就使棉花增加了3块钱的价值。他每天所加的这个价值，与他每天所得的工资或他的劳动力的价格，是完全等价的。可是，这样壹来，资本家就得不到任何的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于是我们在这里就遇到难题了。

　　资本家购买工人的劳动力，付了它的价值以后，像所有其它买主壹样，就有权消费或使用他所买的商品。强迫壹个人去工作以消费或使用他的劳动力，就像开动壹架机器去消费或使用它壹样。资本家支付了工人劳动力的壹天或壹周的价值，就有权整天或整周地使用这个劳动力或迫使它去工作。工作日或工作周当然有壹定的限度，可是这壹点我们留待以后再详细谈。

　　现在我希望妳们注意壹个关键问题。

　　劳动力的价值是由维持或再生产这个劳动力所必需的劳动量决定的，对这种劳动力的使用却只受劳动者的工作能力和体力的限制。劳动力每天或每周的价值同劳动力每天或每周的消耗全然不同，就像壹匹马所需要的饲料和它能供人乘骑的时间全然不同壹样。限制工人劳动力价值的劳动量，决不能限制他的劳动力所能完成的劳动量。以我们的纺纱工人为例。我们已经知道，他为了每天再生产他的劳动力，必须每天再生产3块钱的价值，这是他每天工作4小时就可以做到的。但是这并不妨碍他能每天工作8小时，10小时或更多的小时。然而资本家支付了这个纺纱工人劳动力的壹天或壹周的价值，就有权整天或整周地使用这个劳动力。这样，资本家就迫使他每天工作例如8小时。纺纱工人除了必须工作4小时以补偿他的工资或他的劳动力价值以外，还必须额外工作4小时，这4小时我称之为剩余劳动时间，这个剩余劳动将体现在剩余价值和剩余产品上面。假如我们这个纺纱工人，例如，每天工作4小时使棉花增加3块钱的价值，这个价值与他的工资完全等价，那么，他在8小时内就要使棉花增加6块钱的价值，并生产出相应的剩余棉纱。既然他已经把他的劳动力卖给资本家，他所创造的全部价值或产品，便都属于资本家，即他的劳动力的暂时所有者。资本家预付3块钱，结果却实得6块钱的价值，因为，他预付的价值是4小时劳动的结晶，而他收回的价值却是8小时劳动的结晶。资本家每天重复这壹过程，他每天预付3块钱，每天收入6块钱，这6块钱中有壹半将再付工资，另壹半则构成剩余价值，资本家对此并不付出任何等价物，资本主义的生产或雇佣劳动制度，正是在资本和劳动之间的这种交换的基础上建立的，这种交换必然不断地造成这样的结果：工人作为工人再生产出来，资本家作为资本家再生产出来。

　　如果其它壹切条件都相同，剩余价值率取决于再生产劳动力价值所必需的那部分工作日和为资本家效力的剩余时间或剩余劳动之间的比。所以，剩余价值率取决于工作日的延长在多大程度上超过工人只再生产他的劳动力价值，只抵偿他的工资所花费的劳动时间。

我们已经知道，实际上，劳动的价值无非是劳动力的价值，是由维持劳动力所必需的那些商品的价值来测量的。但是，因为工人是在他劳动完毕以后领取工资的，并且知道他实际上给予资本家的正是他的劳动，所以他以为他的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必然就是他的劳动本身的价格或价值。假定他的劳动力的价格是3块钱，这是工作4小时所得的，如果他工作8小时，他必然以为这3块钱就是8小时劳动的价值或价格，虽然这8小时的劳动体现了6块钱的价值。由此就得出两个结论：

　　第壹，严格说来，劳动的价值或价格是无意义的名词，但是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表面上却很像劳动本身的价格或价值。

　　第二，虽然工人每天的劳动只有壹部分是有偿的，另壹部分是无偿的，是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是被剥削的，这无偿的或剩余的劳动正是产生剩余价值或利润的基础，但是看起来就好像全部劳动都是有偿的劳动。而这种假像的背后正是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尽管很多工人阶级误以为资本家是根据按劳分配的原则在支付报酬，实际上资本家在剥削他们。

　　这种假象，就是雇佣劳动和历史上其它形态的劳动的不同之处。在雇佣劳动制度的基础上，甚至无偿的劳动也好像是有偿的劳动；反之，奴隶的那部分有偿的劳动，却好像是无偿的劳动。奴隶因为要工作，自然必须生活，他的工作日的壹部分就用于抵偿他自己维持生活的价值。但是，由于他和他的主人没有订立合同，双方又没有什么买卖行为，所以他的全部劳动似乎都是白做的。

　　另壹方面，再以农奴为例。可以说，农奴在这个世界还存在着。农奴在自己的或分给他的田地上为自己劳动3天，其余3天就要在主人的领地上从事强迫的、无偿的劳动。所以，这里劳动中的有偿部分和无偿部分都显然分开了，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分开了，于是我们的自由主义者就义愤填膺，认为强迫人工作的这种意见非常荒谬。

　　其实，壹个人无论是壹周中在自己的田地上为自己劳动3天，再在主人的领地上无报酬地劳动3天，或者是每天在工厂或作坊中为自己劳动4小时，再为他的雇主劳动4小时，结果都壹样，不过在后壹例中，劳动的有偿部分和无偿部分是不可分割地混在壹起的，整个交易的实质完全被合同的存在和周末付酬所掩饰了。这种无偿的劳动，在后壹例中似乎是自愿的，在前壹例中似乎是强迫的。全部区别就在于此。

台湾共和国共产党宣传部 中共所谓的改革开放就是开放资本主义剥削劳动人民

中国实行的所谓改革开放政策只是让一小部份人富裕了起来，这一小部份人除了共匪体制内的人就是依附在他们周围的人，大部份中国人根本没有因为共匪的所谓改革开放政策变得富裕啊。下面我们就来整理一下，中国都有哪些人富裕了啊。

壹，国企改制，侵吞国有资产。这部份人多数是太子党或者其他高层的政府官员，利用国家政策变化，国企改制，政企分开的机会，大肆侵吞国有资产，中饱私囊，亏了社会，肥了个人。他们财富暴涨的速度也是非常惊人的。

二，从地方官员那里得到矿产或者其他自然资源的开发权的私营老板。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下，本来属于公有的由国家开发的各类矿产自然资源被壹些人的私有财产了，地方官员利用权力進行权力寻租，商人用行贿等不正常手段得到大量国家贷款，進行资源开发，以降低安全投入和降低工人工资为代价获得大量非正常暴利。不但造成矿产等自然资源的不合理的开发，也是矿山事故频发的罪魁祸首。

三，建设行业的工头。建设行业是政府资金投入大，吸收劳动力多的行业，同时也是社会财富分配严重不合理的行业。中国各类大小建设工程，本应有规范的集体性质的建筑工程公司承建，建筑工人，劳动待遇，劳动时间，安全技能培训，财务管理等都应有明确的规范和监管。而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因为只是恢复了市场经济却没有建立民主制度，工程的发包和承建壹直存在不合理、不规范的现状。很大壹部分是县市级挂牌国家承建公司，他们承揽到工程项目后，获取壹层利润后发包给多数没有资质和技术的农村的工头，很多工程项目甚至是层层发包，转包壹次就要获取壹层利润。而最后壹级的工头通过降低工人工资、提高劳动时间、降低安全投入、几乎没有福利待遇为手段大量榨取农民工的血汗，同时造就了很多劣质工程。近些年曝光的此类工程也不少，“峻工之日也是倒塌之日”，好像是笑话，又确实存在的现象。这些工头财富积累的速度也是非常惊人，壹年少则几十万，多则几百万很正常！而工程质量问题多现，安全事故频发，农民工的血汗钱难要等不正常的问题几乎年年都有。

四，地方官员以及房地产开发商。地方官员依靠对土地的垄断把土地高价出让给房地产开放商，房地产开发商多数利用银行的资金進行房地产开发建设，为了弥补征地成本，为了赚取暴利，用高房价掠夺买房者。而买房的市民多数要依靠银行信贷买房。不合理的高房价和百姓有限的收入把银行推向风险的位置，也即次贷现象，最终必然引发国家大的危机。因此中国民主化之后与基本居住需要有关的房地产最好由国家计划建设开发，以保障大部分老百姓的居住为目标，辅之以部份比例的商品房作补充，作为部分高收入群体的需要。

五，市场经济中新兴的资本家。这部分人大部分头脑市场意识较强、敢于冒险、敢于开辟市场。他们在中国改革开放后涌现出来，创造了壹定的社会材富。他们主要是壹些各类特色种、养、殖、加工专业户，及壹些酒楼、饭店、商贸、工厂等私营企业主，他们主要依靠利用市场经济中的机遇发材，但由于资本的趋利性，他们当中也有壹些人走向努力压榨他们的雇工的去增加自身的财富的行列。黑煤窑事件、黑工厂现象等大量曝光反映了这方面的问题。对于这部份人必须制订合理的用工政策和税收政策并加强对其生产的监管，尽量平衡财富的分配，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广大工人阶级的权益。如果没有建立民主制度，基本上不可能落实。

六，贪污腐败的壹般官僚权贵阶层。这部人是历代深恶痛绝却又难以根治的群体。权力的特殊性和人趋利性总是会让壹部分官员置国法和人民的利益的不顾，挺而走险，以权谋私，贪污受贿、权钱交易，获取大量不义之财。中国的腐败问题也已成为广大中国人民呼声最强烈的问题。除了建立民主制度在制度上的规范、监管外没有别的办法，把官员的收入、工作能力放到广大中国人民的监督之下才可以从根本上遏制贪污腐败。

七，金融机构的无低押贷款，不正常贷款。这壹部份人多数和官员有壹定的特殊的利益关系，利用政策的不完善，获取大量巨额国家贷款，最后无力偿还。也是造成很多金融坏账的主要原因。

八，進出口资源、商品的操控。这壹部份人数不多，但赚取的暴利也是非常惊人，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利，高官的特殊的利益关系，龚断性的特点，大肆为个人敛财，贪心无尽。

九，证券市场的操控。这部份人数也不多，也多是具有官员背景的人物。利用媒体，造假信息，虚推股市，暗箱操作，获取大量不正当财富。他们的财富增长率也许让多数国人叹为观之。

说完富人再说说穷人。城市的穷人主要是国营企事业单位改制，政府官员，利用国家政策变化，国企改制，政企分开的机会，大肆侵吞国有资产，中饱私囊，亏了国家，肥了个人。无故解雇不同意见的人员，而致其失业、失去社保。

穷人大多数集中在农村，约有3亿外流就业赚钱养家糊口。赚钱的主要手段是依靠双手劳动，集中在建筑、工业品制造、私营小贩、服务业。在工头、资本家、腐败官僚的压榨、欺压下换得收入很有限和微薄，还要负担养老、养小、住房、上学、就医、高物价和各类必须的生活消费，因此大多没有多少的储蓄！而恰恰又是他们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创造了大量社会财富，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可是因为中国不是民主国家，中国的政治制度以及经济制度抉定了他们无法充份的分享所谓的改革开放带来的成果。


台湾共和国共产党宣传部 资本家与工人的关系在本质上是一种敌对的关系

作者 卡尔 马克屎

我们受到了来自资本家的批判，资本家说我们没有详述叙述构成现代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物质基础的经济关系。我们只是当这些关系在政治冲突中直接表现出来的时候，才有意地提到过这些关系。

在广大工人阶级以波澜壮阔的政治形式展开的阶级斗争以后，用更深刻的方式考察壹下资产阶级的生存及其阶级统治和工人的奴役地位所依为基础的经济关系本身，也就适当其时了。

我们分三大部分来加以说明：（1）雇佣劳动对资本的关系，工人的奴役地位，资本家的统治；（2）各个中等资产阶级和所谓的市民等级在市场经济制度下必然发生的灭亡过程；（3）壹般的资本家在商业上受到大资本家的奴役和剥削的情形。

我们力求说得尽量简单和通俗，我们就当读者连最起码的政治经济学概念也没有。我们希望工人能明白我们的叙述。

我们首先来讲第壹个问题：什么是工资？它是怎样决定的？

假如问工人们：“妳们的工资是多少？”那么壹个工人回答说：“我做壹天工从我的雇主那里得到壹块钱”；另壹个工人回答说：“我得到两块钱”，等等。由于他们工作的劳动部门不同，他们每壹个人因为做了壹定的工作而从各自的雇主那里得到的货币数量也不同。尽管他们得到的货币数量不同，但是有壹点是壹致的：就是工资是资本家为了偿付劳动壹定的时间或完成壹定的工作而支出的货蔽。

可见，看起来好像是资本家用货币购买工人的劳动。工人是为了货币而向资本家出卖自己的劳动。但这只是假象。实际上，他们为了货币而向资本家出卖的东西，是他们的劳动力。资本家以壹天、壹星期、壹个月等等为期购买这个劳动力。他在购买劳动力以后使用这个劳动力，也就是让工人在约定的时间内劳动。资本家用以购买工人劳动力的那个货币量，譬如说两块钱，也可以买到两磅糖或壹定数量的其他某种商品。他用以购买两磅糖的两块钱，就是两磅糖的价格。他用以购买8小时的劳动力的使用的两块钱，就是8小时劳动的价格。可见，劳动力是壹种商品，是和砂糖壹模壹样的商品。前者是用时间来计量的，后者是用重量来计量的。

工人拿自己的商品即劳动力去换得资本家的商品，即换得货币，并且这种交换是按壹定的比例進行的。壹定量的货币交换壹定量的劳动力的使用时间。织布工人的8小时劳动交换两块钱。但是，难道这两块钱不是代表其他壹切可以用两块钱买到的商品吗？可见，实质上工人是拿他自己的商品即劳动力交换各种各样的其他商品，并且是按壹定的比例交换的。资本家付给他两块钱，就是为交换他的工作日而付给了他壹定量的肉，壹定量的衣服，壹定量的灯光，等等。可见，这两马克是表现劳动力同其他商品相交换的比例，即表现他的劳动力的交换价值。商品通过货币来估价的交换价值，也就称为商品的价格。所以，工资只是人们通常称之为劳动价格的劳动力价格的特种名称，是只能存在于人的血肉中的这种特殊商品价格的特种名称。

拿任何壹个工人来说，比如拿壹个织布工人来说吧。资本家供给他壹台织布机和壹些纱。织布工人动手工作，纱变成了布。资本家把布拿去，卖了比方说20块钱。织布工人的工资是不是这块布中的壹份，20块钱中的壹份，他的劳动产品中的壹份呢？绝对不是。因为这个织布工人是在布还没有卖出以前很久，甚至可能是在布还没有织成以前很久就得到了自己的工资的。可见，资本家支付的工资并不是来自他卖布所赚的那些货币，而是来自他原来储备的货币。资产者给织布工人提供的织布机和纱不是织布工人的产品，同样，织布工人用自己的商品即劳动力交换所得的那些商品也不是他的产品。可能有这样的情形：资本家给自己的布找不到壹个买主。他出卖布所赚的钱，也许甚至不能捞回他用于开销工资的款项。也有可能他出卖布所得的钱，比他付给织布工人的工资数目大得多。这壹切都与织布工人无关。资本家拿自己的壹部分现有财产即壹部分财产去购买织布工人的劳动力，这就同他拿他的另壹部份资本去购买作为原料的纱以及作为劳动工具的织布机完全壹样。购买了这些东西以后，资本家就用只是属于他的原料和劳动工具進行生产。当然，我们这位善良的织布工人现在也属于劳动工具之列，他也像织布机壹样在产品中或在产品价格中是没有份的。

所以，工资不是工人在他所生产的商品中占有的壹份。工资是原有商品中由资本家用以购买壹定量的生产性劳动力的那壹部份。

总之，劳动力是壹种商品，是由其所有者即雇佣工人出卖给资本的壹种商品。他为什么出卖它呢？为了生活。

可是，劳动力的表现即劳动是工人本身的生命活动，是工人本身的生命的表现。工人正是把这种生命活动出卖给别人，以获得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可见，工人的生命活动对于他不过是使他能够生存的壹种手段而已。他是为生活而工作的。他甚至不认为劳动是自己生活的壹部分；相反，对于他来说，劳动就是牺牲自己的生活。劳动是已由他出卖给别人的壹种商品。因此，他的活动的产物也就不是他的活动的目的。工人为自己生产的不是他织成的绸缎，不是他从金矿里开采出的黄金，也不是他盖起的高楼大厦。他为自己生产的是工资，而绸缎、黄金、高楼大厦对于他都变成壹定数量的生活资料，也许是变成棉布上衣，变成铜币，变成某处地窖的住所了。壹个工人在壹昼夜中有8小时在织布、纺纱、鉆孔、研磨、建筑、挖掘、打石子、搬运重物等等，他能不能认为这8小时的织布、纺纱、鉆孔、研磨、建筑、挖掘、打石子是他的生活的表现，是他的生活呢？恰恰相反，对于他来说，在这种活动停止以后，当他坐在饭桌旁，睡在床上的时候，生活才算开始。在他看来，8小时劳动的意义并不在于织布、纺纱、鉆孔等等，而在于这是挣钱的方法，挣钱使他能吃饭、喝酒、睡觉。如果说蚕儿吐丝作茧是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存，那么它就可算是壹个真正的雇佣工人了。

劳动力并不向来就是商品。劳动并不向来就是雇佣劳动，即自由劳动。奴隶就不是把他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奴隶主，正如耕牛不是向农民卖工壹样。奴隶连同自己的劳动力壹次而永远地卖给奴隶的所有者了。奴隶是商品，可以从壹个所有者手里转到另壹个所有者手里。奴隶本身是商品，但劳动力却不是他的商品。农奴只出卖自己的壹部分劳动力。不是他从土地所有者方面领得报酬；相反，是土地所有者从他那里收取贡赋。农奴是土地的附属品，替土地所有者生产果实。相反地，自由工人自己出卖自己，并且是零碎地出卖。他每天把自己生命中的8小时拍卖给出钱最多的人，拍卖给原料、劳动工具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即拍卖给资本家。工人既不属于某个所有者，也不属于土地，但是他每日生命的8小时却属于这些时间的购买者。工人只要愿意，就可以离开雇用他的资本家，而资本家也可以随意辞退工人，只要资本家不能再从工人身上获得利益或者获得预期的利益，他就可以辞退工人。但是，工人是以出卖劳动力为其收入的唯壹来源的，如果他不愿饿死，就不能离开整个购买者阶级即资本家阶级。工人不是属于某壹个资本家，而是属于整个资本家阶级；至于工人给自己寻找壹个雇主，即在这个资本家阶级中间寻找壹个买者，那是工人自己的事情了。

现在，在更详细地谈论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关系以前，我们先简短地叙述壹下在决定工资时要考虑到的壹些最壹般的条件。

我们已经说过，工资是壹定商品，即劳动力的价格。所以，工资同样也是由那些决定其他壹切商品价格的规律决定的。

商品的价格是由什么决定的？

它是由买者和卖者之间的竞争即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决定的。决定商品价格的竞争是三方面的。

同壹种商品，有许多不同的卖者供应。谁以最便宜的价格出卖同壹质量的商品，谁就壹定会战胜其他卖者，从而保证自己有最大的销路。于是，各个卖者彼此间就進行争夺销路、争夺市场的斗争。他们每壹个人都想出卖商品，都想尽量多卖，如果可能，都想由他壹个人独卖，而把其余的出卖者排挤掉。因此，壹个人就要比另壹个人卖得便宜些。于是卖者之间就发生了竞争，这种竞争降低他们所供应的商品的价格。

但是买者之间也有竞争，这种竞争反过来提高所供应的商品的价格。

最后，买者和卖者之间也有竞争。前者想买得尽量便宜些，后者却想卖得尽量贵些。买者和卖者之间的这种竞争的结果怎样，要依上述竞争双方的情况如何来决定，就是说要看是买者阵营里的竞争激烈些呢还是卖者阵营里的竞争激烈些。产业把两支军队抛到战场上对峙，其中每壹支军队内部又发生内讧。战胜敌人的是内部冲突较少的那支军队。

假定，市场上有100包棉花，而买者们却需要1000包。在这种情形下，需求比供给大10倍，因而买者之间的竞争就会很激烈；他们中间的每壹个人都竭力设法至少也要搞到1包，如果可能，就把100包全都搞到手里。这个例子并不是随意虚构的。在商业史上有过这样壹些棉花歉收的时期，那时几个资本家彼此结成联盟，不只想把100包棉花都收买下来，而且想把世界上的全部存棉都收买下来。这样，在我们前述的情形下，每壹个买者都力图排挤掉另壹个买者，出较高的价格收买每包棉花。棉花的卖者们看见敌军队伍里发生极剧烈的内讧，并完全相信他们的100包棉花都能卖掉，因此他们就严防自己内部打起架来，以免在敌人竞相擡高价格的时候降低棉花的价格。于是卖者阵营里忽然出现了和平。他们冷静的应对，像壹个人似地对抗买者；只要那些最热中的买者的出价又没有非常确定的限度，那卖者的贪图也就会没有止境。

可见，某种商品的供给低于需求，那么这种商品的卖者之间的竞争就会很弱，甚至于完全没有竞争。卖者之间的竞争在多大程度上减弱，买者之间的竞争就会在多大程度上加剧。结果便是商品价格或多或少显着地上涨。

大家知道，较为常见的是产生相反后果的相反情形：供给大大超过需求，卖者之间拼命竞争；买者少，商品贱价抛售。

但是，价格上涨和下跌是什么意思呢？高价和低价是什么意思呢？既然价格是由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决定的，那么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

让我们随便问壹个资本家吧。他会像新即位的皇帝壹样，马上毫不犹豫地利用乘法表来解开这个形而上学的纽结。他会对我们说，假如我生产我出卖的这个商品的费用是100块钱，而我把它卖了110块钱，那么这是壹种普通的、老实的、正当的利润。假如我在進行交换时得到了120或130块钱，那就是高额利润了。假如我得到了整整200块钱，那就会是特高的巨额利润了。对于这个资本家来说，究竟什么是衡量利润的尺度呢？这就是他的商品的生产费用。假如他拿自己的商品换来的壹定数量的别种商品，其生产费用少于他的商品的生产费用，那他就算亏本了。可是假如他拿自己的商品换来的壹定数量的别种商品，其生产费用大于他的商品的生产费用，那他就算赢利了。他是以生产费用作为零度，根据他的商品的交换价值在零度上下的度数来测定他的利润的升降的。

我们已经说过，需求和供给的关系的改变，时而引起价格的上涨，时而引起价格的下跌，时而引起高价，时而引起低价。

假如某壹种商品的价格，由于供给不足或需求剧增而大大上涨，那么另壹种商品的价格就不免要相应地下跌，因为商品的价格不过是以货币来表示的别种商品和它交换的比例。举例说，假如壹码绸缎的价格从5块钱上涨到6块钱，那么白银的价格对于绸缎来讲就下跌了，其他壹切商品也都是这样，它们的价格虽然没有改变，但比起绸缎来却是跌价了。人们在交换中必须拿出更多的商品才能得到原来那么多的绸缎。

商品价格上涨会产生什么后果呢？大量资本将涌向繁荣的产业部门中去，而这种资本流入较为有利的产业部门中去的现象，要继续到该部门的利润跌落到普通水平时为止，或者更确切些说，要继续到该部门产品的价格由于生产过剩而跌落到生产费用以下时为止。

反之，假如某壹种商品的价格跌落到它的生产费用以下，那么资本就会从该种商品的生产部门抽走。除了该工业部门已经不合时代要求，因而必然衰亡以外，该商品的生产，即该商品的供给，就要因为资本的这种外流而缩减，直到该商品的供给和需求相适应为止，就是说，直到该商品的价格重新上涨到它的生产费用水平，或者更确切些说，直到供给低于需求，即直到商品价格又上涨到它的生产费用以上为止，因为商品的市场价格总是高于或低于它的生产费用。

我们看到，资本是不断地从壹个产业部门向另壹个产业部门流出或流入的。价格高就引起资本的过分猛烈的流入，价格低就引起资本的过分猛烈的流出。

我们刚才说过，供给和需求的波动，总是会重新把商品的价格引导到生产费用的水平。固然，商品的实际价格始终不是高于生产费用，就是低于生产费用；但是，上涨和下降是相互补充的，因此，在壹定时间内，如果把产业衰退和兴盛总合起来看，就可看出各种商品是依其生产费用而互相交换的，所以它们的价格是由生产费用决定的。

价格由生产费用决定这壹点，不应当理解成像经济学家们所理解的那种意见。经济学家们说，商品的平均价格等于生产费用；在他们看来，这是壹个规律。他们把价格的上涨被价格的下降所抵销，而下降则被上涨所抵销这种无政府状态的运动看作偶然现象。那么，同样也可以把价格的波动看作规律，而把价格由生产费用决定这壹点看作偶然现象。可是，只有在这种波动的進程中，价格才是由生产费用决定的；我们细加分析时就可以看出，这种波动起着极可怕的破坏作用，并像地震壹样震撼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这种无秩序状态的总运动就是它的秩序。在这种产业无政府状态的進程中，在这种循环运动中，竞争可以说是拿壹个极端去抵销另壹个极端。

由此可见，商品的价格是这样由它的生产费用来决定的：某些时期，某种商品的价格超过它的生产费用，另壹些时期，该商品的价格却下跌到它的生产费用以下，而抵销以前超过的时期，反之亦然。当然，这不是就个别产业的产品来说的，而只是就整个产业部门来说的。所以，这同样也不是就个别产业家来说的，而只是就整个资本家阶级来说的。

价格由生产费用决定，就等于说价格由生产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决定，因为构成生产费用的是：（1）原料和劳动工具的损耗部份，即产业产品，它们的生产耗费了壹定数量的工作日，因而也就是代表壹定数量的劳动时间；（2）直接劳动，它也是以时间计量的。

调节壹般商品价格的那些壹般的规律，当然也调节工资，即调节劳动价格。

劳动报酬忽而提高，忽而降低，是依需求和供给的关系为转移的，依购买劳动力的资本家和出卖劳动力的工人之间的竞争情形为转移的。工资的波动壹般是和商品价格的波动相适应的。可是，在这种波动的范围内，劳动的价格是由生产费用即为创造劳动力这壹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来决定的。

那么，劳动力的生产费用究竟是什么呢？

这就是为了使工人保持其为工人并把他训练成为工人所需要的费用。

因此，某壹种劳动所需要的训练时间越少，工人的生产费用也就越少，他的劳动的价格即他的工资也就越低。在那些几乎不需要任何训练时间，只要有工人的肉体存在就行的产业部门里，为造成工人所需要的生产费用，几乎只归结为维持工人的可以保住其劳动能力的生存所需要的商品。因此，工人的劳动的价格是由必要生活资料的价格决定的。

可是，这里还应该注意到壹种情况。

资本家在计算自己的生产费用，并根据生产费用计算产品的价格的时候，是把劳动工具的损耗也计算在内的。譬如说，假如壹台机器值1000块钱，使用期限为10年，那么他每年就要往商品价格中加進100块钱，以便在10年期满时有可能用新机器来更换用坏的机器。同样，简单劳动力的生产费用中也应加入延续工人后代的费用，从而使工人阶级能够繁殖后代并用新工人来代替失去劳动能力的工人。所以，工人的损耗也和机器的损耗壹样，是要计算進去的。

总之，简单劳动力的生产费用就是维持工人生存和延续工人后代的费用。这种维持生存和延续后代的费用的价格就是工资。这样决定的工资就叫作最低工资额。这种最低工资额，也和商品价格壹般由生产费用决定壹样，不是就单个人来说的，而是就整个种属来说的。单个工人、千百万工人的所得不足以维持生存和延续后代，但整个工人阶级的工资在其波动范围内则是和这个最低额相等的。

现在，我们既已讲明了调节工资以及其他任何商品的价格的最壹般规律，我们就能更切近地研究市场经济制度了。

资本是由用于生产新的原料、新的劳动工具和新的生活资料的各种原料、劳动工具和生活资料组成的。资本的所有这些组成部分都是劳动的创造物，劳动的产品，积累起来的劳动。作为進行新生产的手段的积累起来的劳动就是资本。

经济学家们就是这样说的。

什么是奴隶呢？奴隶就是失去人身自由的工人。这个说明和前壹个说明是壹样的。

奴隶就是奴隶。只有在壹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壹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就像黄金本身并不是货币，砂糖并不是砂糖的价格壹样。

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响。他们只有以壹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進行生产。为了進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壹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

生产者相互发生的这些社会关系，他们借以互相交换其活动和参与全部生产活动的条件，当然依照生产资料的性质而有所不同。随着新作战工具即射击火器的发明，军队的整个内部组织就必然改变了，各个人借以组成军队并能作为军队行动的那些关系就改变了，各个军队相互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

因此，各个人借以進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生产关系总和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壹个处于壹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古典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都是这样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而其中每壹个生产关系的总和同时又标志著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壹个特殊阶段。

资本也是壹种社会生产关系。这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构成资本的生活资料、劳动工具和原料，难道不是在壹定的社会条件下，不是在壹定的社会关系内生产出来和积累起来的吗？难道这壹切不是在壹定的社会条件下，在壹定的社会关系内被用来進行新生产的吗？并且，难道不正是这种壹定的社会性质把那些用来進行新生产的产品变为资本的吗？

资本不仅包括生活资料、劳动工具和原料，不仅包括物质产品，并且还包括交换价值。资本所包括的壹切产品都是商品。所以，资本不仅是很多物质产品的总和，并且也是很多商品、很多交换价值、社会量的总和。

不论我们是以棉花代替羊毛也好，是以米代替小麦也好，是以轮船代替铁路也好，只要棉花、米和轮船——资本的躯体——同原先体现资本的羊毛、小麦和铁路具有同样的交换价值即同样的价格，那么资本依然还是资本。资本的躯体可以经常改变，但不会使资本有丝毫改变。

但是，虽然任何资本都是壹些商品即交换价值的总和，然而并不是任何壹些商品即交换价值的总和都是资本。

任何壹些交换价值的总和都是壹个交换价值。任何单个交换价值都是壹些交换价值的总和。例如，值1000万的壹套房子是1000万的交换价值。值壹块钱的壹张印纸是100/100块钱的交换价值的总和。能同别的产品交换的产品就是商品。这些产品由以交换的壹定比例就是它们的交换价值，或者说用货币来表示，就是它们的价格。这些产品的数量多少丝毫不能改变它们成为商品，或者表现交换价值，或者具有壹定价格的规定。壹株树不论其大小如何，终究是壹株树。无论我们拿铁同别的产品交换时是以罗特为单位还是以公担为单位，这壹点难道会改变铁成为商品，成为交换价值的性质吗？铁是壹种商品，它依其数量多少而具有大小不同的价值，高低不同的价格。

壹些商品即壹些交换价值的总和究竟是怎样成为资本的呢？

它成为资本，是由于它作为壹种独立的社会力量，即作为壹种属于社会壹部分的力量，通过交换直接的、活的劳动力而保存并增大自身。除劳动能力以外没有足够的资本购买生产资料成为资本家的工人阶级的存在是资本家生存的必要前提。

只是由于积累起来的、过去的、对象化的劳动支配直接的、活的劳动，积累起来的劳动才变为资本。

资本的实质并不在于积累起来的劳动是替活劳动充当進行新生产的手段。它的实质在于活劳动是替积累起来的劳动充当保存并增加其交换价值的手段。

资本家和雇佣工人是怎样進行交换的呢？

工人拿自己的劳动力换到生活资料，而资本家拿他的生活资料换到劳动，即工人的生产活动，亦即创造力量。工人通过这种创造力量不仅能补偿工人所消费的东西，并且还使积累起来的劳动具有比以前更大的价值。工人从资本家那里得到壹部分现有的生活资料。这些生活资料对工人有什么用处呢？用于直接消费。可是，如果工人不利用靠这些生活资料维持工人的生活的这段时间来生产新的生活资料，即在消费的同时用工人的劳动创造新价值来补偿那些因消费而消失了的价值，那么，只要工人消费生活资料，这些生活资料对工人来说就会永远消失。但是，工人为了交换已经得到的生活资料，工人正是把这种贵重的再生产力量让给了资本家。因此，工人自己失去了这种力量。

举壹个例子来说吧。有个企业家每天付给他的壹个工人5块钱。这个工人为得到这5块钱，就整天在这个企业家的工厂里边，保证这个企业家能得到10块钱的收入。这个企业家不但收回了他付给工人的价值，并且还把它增加了壹倍。可见，他有成效地、生产性地使用和消费了他付给工人的5块钱。他拿这5块钱买到的正是壹个工人的能生产出双倍价值的劳动产品并把5块钱变成10块钱的劳动和力量。相反，工人则拿他的生产力换到5块钱，并用它们换得迟早要消费掉的生活资料。所以，这5块钱的消费有两种方式：对资本家来说，是有生产性的，因为这5块钱换来的劳动力带来了10块钱；对工人来说，是非生产性的，因为这5块钱换来的生活资料永远消失了，他只有再和农场主進行同样的交换才能重新取得这些生活资料的价值。这样，资本以雇佣劳动为前提，而雇佣劳动又以资本为前提。两者相互制约；两者相互产生。

　　壹个棉纺织厂的工人是不是只生产棉织品呢？不是，他还生产商品的利闰。他生产重新供人利用去支配他的劳动并通过他的劳动创造新价值的价值。

资本只有同劳动力交换，只有引起雇佣劳动的产生，才能增加。雇佣工人的劳动力只有在它增加资本，使奴役它的那种权力加强时，才能和资本交换。因此，资本的增加就是无产阶级即工人阶级的增加。

所以，资本家及其经济学家们断言，资本家和工人的利益是壹致的。千真万确！如果资本家不雇用工人，工人就会灭亡。如果资本家不剥削工人，资本家就会灭亡，而要剥削工人，资本家就要雇佣工人。投入生产的资本即生产资本增加越快，从而产业越繁荣，资产阶级越发财，生意越兴隆，资本家需要的工人也就越多，工人出卖自己的价格也就越高。

原来，生产资本的尽快增加竟是工人能勉强生活的必要条件。

但是，生产资本的增加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积累起来的劳动对活劳动的权力的增加，就是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统治力量的增加。雇佣劳动生产著对它起支配作用的他人财富，也就是说生产著同它敌对的权力——资本，而它从这种敌对权力那里取得就业手段，即取得生活资料，是以雇佣劳动又会变成资本的壹部分，又会变成再壹次把资本投入加速增长运动的杠杆为条件的。

断言资本家的利益和工人的利益是壹致的，事实上不过是说资本家和工人是同壹种关系的两个方面罢了。壹个方面制约著另壹个方面，就如同毒贩和吸毒的人相互制约壹样。

只要雇佣工人仍然是雇佣工人，他的命运就取决于资本。这就是壹再被人称道的工人和资本家利益的共同性。

资本家的材富越增长，雇佣劳动量就越增长，雇佣工人人数就越增加，壹句话，受资本家支配的人数就越增多。我们且假定有这样壹种最有利的情形：随着生产资本的增加，对劳动的需求也增加了。因而劳动价格即工资也提高了。

壹座房子不管怎样小，在周围的房屋都是这样小的时候，它是能满足社会对住房的壹切要求的。但是，壹旦在这座小房子近旁耸立起壹座宫殿，这座小房子就缩成帐篷的洋子了。这时，狭小的房子证明它的居住者不能讲究或者只能有很低的要求；并且，不管小房子的规模怎样随着文明的進步而扩大起来，只要近旁的宫殿以同样的或更大的程度扩大起来，那座较小房子的居住者就会在周围越发觉得不舒适，越发不满意，越发感到受压抑。

工资的任何显著的增加是以生产资本的迅速增加为前提的。

生产资本的迅速增加，会引起财富、奢侈、社会需要和社会享受等同样迅速的增长。所以，工人可以得到的享受纵然增长了，但是，与资本家的那些为工人所得不到的大为增加的享受相比，与壹般社会发展水平相比，工人所得到的社会满足的程度反而降低了。工人的需要和享受是由社会产生的；因此，工人在衡量需要和享受时是以社会为尺度，而不是以满足它们的物品为尺度的。因为工人的需要和享受具有社会性质，所以它们是相对的。

工资壹般不仅是由工人能够用它交换到的商品数量来决定的。

工资包含着各种关系。

首先，工人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取得壹定数量的货币。工资是不是单由这个货币价格来决定的呢？

比如某壹个地区发现了更丰富和更易于开采的矿藏，流通的黄金和白银的数量增加了。因此，黄金和白银的价值和其他各种商品比较起来就降低了。但是，工人们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所得到的银币数仍和从前壹样。他们的劳动的货币价格仍然如旧，然而他们的工资毕竟是降低了，因为他们拿同样数量的银币所交换到的别种商品比以前少了。

我们再举壹个别的例子。比如由于农业发展的不景气，食品加工行业的不景气，最必需的生活资料大大涨价了。假定工人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所得的货币量仍和以前壹样。难道他们的工资没有降低吗？当然是降低了。他们拿同样多的货币所能换到的面包、肉类等等东西比从前少了。他们的工资降低并不是因为白银的价值减低了，而是因为生活资料的价值增高了。

我们最后再假定，劳动的货币价格仍然未变，可是壹切农产品和工业品由于使用新机器、年成好等等原因而降低了价格。这时，工人拿同样多的货币可以买到更多的各种商品。所以，他们的工资正因为工资的货币价值仍然未变而提高了。

总之，劳动的货币价格即名义工资，是和实际工资即用工资实际交换所得的商品量并不壹致的。因此，我们谈到工资的增加或降低时，不应当仅仅注意到劳动的货币价格，仅仅注意到名义工资。

但是，无论名义工资，即工人把自己卖给资本家所得到的货币量，还是实际工资，即工人用这些货币所能买到的商品量，都不能把工资所包含的各种关系完全表示出来。

此外，工资首先是由它和资本家的赢利即利润的关系来决定的。这就是比较工资、相对工资。

实际工资所表示的是同其他商品的价格相比的劳动价格，反之，相对工资所表示的则是同积累起来的劳动的价格相比的直接劳动价格，是雇佣劳动和资本的相对价值，是资本家和工人的相互价值。

实际工资可能仍然未变，甚至可能增加了，可是尽管如此，相对工资却可能降低了。假定说，壹切生活资料跌价三分之二，而日工资只降低了三分之壹，比方由3块钱降低到2块钱。这时，虽然工人拿这2块钱可以买到比从前拿3块钱买到的更多的商品，但是他的工资和资本家的利润相比却降低了。资本家的利润增加了1块钱，换句话说，资本家拿比以前少的交换价值付给工人，而工人却必须生产出比以前多的交换价值。资本的份额与劳动的份额相比提高了。社会财富在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分配更不平均了。资本家用同样多的资本支配着更大的劳动量。资本家阶级支配工人阶级的权力增加了，工人的社会地位更低了，比起资本家的地位来又降低了壹级。

究竟什么是决定工资和利润在其相互关系上的降低和增加的壹般规律呢？

工资和利润是互成反比的。资本的份额即利润越增加，则劳动的份额即日工资就越降低；反之亦然。利润增加多少，工资就降低多少；而利润降低多少，则工资就增加多少。

也许有人会驳斥说：资本家赢利可能是由于他拿自己的产品同其他资本家進行了有利的交换，可能是由于开辟了新的市场或者原有市场上的需要骤然增加等等，从而对他的商品的需求量有所增加；所以，壹个资本家所得利润的增加可能是由于损害了其他资本家的利益，而与工资即劳动力的交换价值的调整无关；或者，资本家所得利润的增加也可能是由于改進了劳动工具，采用了利用自然力的新方法等等。

首先必须承认，所得出的结果依然是壹样的，只不过这是经过相反的途径得出的。固然，利润的增加不是由于工资的降低，但是工资的降低却是由于利润的增加。资本家用同壹数量的他人的劳动，购得了更多的交换价值，而对这个劳动却没有多付壹块钱。这就是说，劳动所得的报酬同它使资本家得到的纯收入相比却减少了。

此外，我们还应提醒，无论商品价格如何波动，每壹种商品的平均价格，即它同其他商品相交换的比例，总是由它的生产费用决定的。因此，资本家相互间的盈亏必定在整个资本家阶级范围内互相抵销。改進机器，在生产中采取利用自然力的新方法，使得在壹定的劳动时间内，用同样数量的劳动和资本可以创造出更多的产品，但决不是创造出更多的交换价值。如果工人用纺纱机能够在壹小时内生产出比未发明这种机器以前的产量多壹倍的纱，比方从前为50磅，现在为100磅，那么工人在壹定时间内用这100磅纱所交换到的商品不会比以前用50磅交换到的更多，因为纱的生产费用减少了壹半，或者说，因为工人用同样多的生产费用能够生产出比以前多壹倍的产品。

不管资本家阶级即资产阶级相互之间分配生产所得的纯收入的比例如何，这个纯收入的总额归根到底只是直接劳动使积累起来的劳动在总体上增加的那个数额。所以，这个总额是按劳动使资本增加的比例，即按利润与工资相对而言增加的比例增长的。

可见，即使我们停留在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范围内，也可以知道资本家的利益和工人的利益是截然对立的。

资本的迅速增加就等于利润的迅速增加。而利润的迅速增加只有在劳动的价格，相对工资同样迅速下降的条件下才是可能的。即使实际工资同名义工资即劳动的货币价值同时增加，只要实际工资不是和利润以同壹比例增加，相对工资还是可能下降。比如说，在经济兴旺的时期，工资提高5％，而利润却提高30％，那么比较工资即相对工资不是增加，而是减少了。

所以，壹方面工人的收入随着资本的迅速增加也有所增加，可是另壹方面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社会鸿沟也同时扩大，而资本支配劳动的权力，劳动对资本的依赖程度也随着增大。

所谓资本迅速增加对工人有好处的论点，实际上不过是说：工人把他人的财富增加得越迅速，工人得到的残羹剩饭就越多，能够获得工作和生活下去的工人就越多，依附在资本家周围的工人的人数就增加得越多。

这样我们就看出：

即使最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情势，即资本的尽快增加改善了工人的物质生活，也不能消灭工人的利益和资本家的利益之间的对立状态。利润和工资仍然是互成反比的。

假如资本增加得迅速，工资是可能提高的；可是资本的利润增加得更迅速无比。工人的物质生活改善了，然而这是以他们的社会地位的降低为代价换来的。在他们和资本家之间的社会鸿沟扩大了。

所谓生产资本的尽快增加是对雇佣劳动最有利的条件这种论点，实际上不过是说：工人阶级越迅速地扩大和增加与它敌对的权力，即越迅速地扩大和增加支配它的他人财富，它就被允许在越加有利的条件下重新为增加资产阶级财富、重新为增大资本的权力而工作，满足于为自己铸造金锁链，让资产阶级用来牵着它走。

然而，是不是像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们所说的那样，生产资本的增加真的和工资的提高密不可分呢？是不是资本家发材了就会先富带动后富呢？我们不应当听信他们的话。我们甚至于不能相信他们的这种说法：似乎资本长得越肥，它的奴隶也吃得越饱。资产阶级很开明，很会打算，它没有封建主的那种以奴隶队伍的奢华夸耀于人的偏见。资产阶级的生存条件迫使他必须计较成本。

因此我们就应当更仔细地研究壹个问题：

生产资本的增长是怎样影响工资的？

如果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资本整个说来是在不断增长，那么劳动的积累就是更多方面的了。资本的数量和规模日益增大。资本的增大加剧资本家之间的竞争。资本规模的不断增大，为把装备着火力更猛烈的斗争武器的更强大的工人大军引向产业战场提供了手段。

壹个资本家只有在自己更便宜地出卖商品的情况下，才能把另壹个资本家逐出战场，并占有他的资本。可是，要能够更便宜地出卖而又不破产，他就必须更便宜地進行生产，就是说，必须尽量提高劳动的生产力。而增加劳动的生产力的首要办法是更细地分工，更全面地应用和经常地改進机器。内部实行分工的工人大军越庞大，应用机器的规模越广大，生产费用相对地就越迅速缩减，劳动就更有效率。因此，资本家之间就发生了全面的竞争：他们竭力设法扩大分工和增加机器，并尽可能大规模地使用机器。

可是，假如某壹个资本家由于更细地分工、更多地采用新机器并改進新机器，由于更有利和更大规模地利用自然力，因而有可能用同样多的劳动或积累起来的劳动生产出比他的竞争者更多的产品，比如说，在同壹劳动时间内，他的竞争者只能织出半码麻布，他却能织出壹码麻布，那么他会怎样办呢？

他可以继续按照原来的市场价格出卖每半码麻布，但是这样他就不能把自己的敌人逐出战场，就不能扩大自己的销路。可是随着他的生产的扩大，他对销路的需要也增加了。固然，他所采用的这些更有效率、更加贵重的生产资料使他能够廉价出卖商品，但是这种生产资料又使他不得不出卖更多的商品，为自己的商品争夺更大得多的市场。因此，这个资本家出卖半码麻布的价格就要比他的竞争者便宜些。

虽然这个资本家生产壹码麻布的费用并不比他的竞争者生产半码麻布的费用多，但是他不会以他的竞争者出卖半码麻布的价格来出卖壹码麻布。不然他就得不到任何额外的利润，而只是通过交换把自己的生产费用收回罢了。如果他的收入终究还是增加了，那只是因为他推动了更多的资本，而不是因为他比其他资本家更多地增殖了自己的资本。而且，只要他把他的商品价格定得比他的竞争者低百分之几，他追求的目的也就达到了。他压低价格就能把他的竞争者挤出市场，或者至少也能夺取他的竞争者的壹部分销路。最后，我们再提壹下，市场价格总是高于或低于生产费用，这取决于该种商品是在产业的旺季出卖的还是在淡季出卖的。壹个采用了生产效能更高的新生产资料的资本家的卖价超出他的实际生产费用的百分率，是依每码麻布的市场价格高于或低于迄今的壹般生产费用为转移的。

可是，这个资本家的特权不会长久；参与竞争的其他资本家也会采用同样的机器，实行同样的分工，并以同样的或更大的规模采用这些机器和分工。这些新措施将得到广泛的推广，直到麻布价格不仅跌到原先的生产费用以下，而且跌到新的生产费用以下为止。

这样，资本家的相互关系又会像采用新生产资料以前那样了；如果说他们由于采用这种生产资料能够以同壹价格提供加倍的产品，那么现在他们已不得不按低于原来的价格出卖加倍的产品了。在这种新生产费用的水平上，同样壹场角逐又重新开始：分工更细了，使用的机器数量更多了，利用这种分工的范围和采用这些机器的规模更大了。而竞争又对这个结果发生反作用。

我们看到：生产方式和生产资料是如何通过这种方式不断变革，不断革命化的；分工如何必然要引起更進壹步的分工；机器的采用如何必然要引起机器的更广泛的采用；大规模的劳动如何必然要引起更大规模的劳动。

这是壹个规律，这个规律壹次又壹次地把资产阶级的生产抛出原先的轨道，并且因为资本已经加强了劳动的生产力而迫使它继续加强劳动的生产力；这个规律不让资本有片刻的停息，老是在它耳边催促说：前進！前進！

这个规律正是那个在商业的周期性波动中必然使商品价格和商品生产费用趋于壹致的规律。

不管壹个资本家运用了效率多么高的生产资料，竞争总使这种生产资料普遍地被采用，而壹旦竞争使这种生产资料普遍地被采用，他的资本具有更大效率的唯壹后果就只能是：要保持原来的价格，他就必须提供比以前多10倍、20倍、100倍的商品。可是，因为现在他必须售出也许比以前多1000倍的商品，才能靠增加所售产品数量的办法来弥补由于售价降低所受的损失；因为他现在必须卖出更多的商品不仅是为了得到更多的利润，并且也是为了补偿生产费用；因为此时这种大量出卖不仅对于他而且对于他的竞争对方都成了主要的问题，所以先前的斗争就会随着已经发明的生产资料的生产效率的提高而日益激烈起来。所以，分工和机器的采用又将以更大得无比的规模发展起来。

不管已被采用的生产资料的力量多么强大，竞争总是要把资本从这种力量中得到的黄金果实夺去：竞争使商品的价格降低到生产费用的水平；也就是说，越是有可能便宜地生产，即有可能用同壹数量的劳动生产更多的产品，竞争就使更便宜的生产即为了同壹价格总额而提高日益增多的产品数量成为确定不移的规律。可见，资本家努力的结果，除了必须在同壹劳动时间内提供更多的商品以外，换句话说，除了使他的资本的价值增殖的条件恶化以外，并没有得到任何好处。因此，虽然竞争经常以其生产费用的规律迫使资本家坐卧不宁，把他为对付竞争者而锻造的壹切武器倒转来针对他自己，但资本家总是想方设法在竞争中取胜，孜孜不倦地采用价钱较贵但能更便宜地進行生产的新机器，实行新分工，以代替旧机器和旧分工，并且不等到竞争使这些新措施过时，就这样做了。

现在我们如果想象壹下这种狂热的激发状态同时笼罩了整个市场，那我们就会明白，资本的增长、积累和积聚是如何导致不断地、日新月异地、以日益扩大的规模实行分工，采用新机器，改進旧机器。

这些同生产资本的增长分不开的情况又怎样影响工资的确定呢？

更進壹步的分工使1个工人能做5个、10个乃至20个人的工作，因而就使工人之间的竞争加剧5倍、10倍乃至20倍。工人中间的竞争不只表现于1个工人把自己出卖得比另1个工人贱些，而且还表现于1个工人做5个、10个乃至20个人的工作。而资本所实行的和经常扩展的分工就迫使工人進行这种竞争。

其次，分工越细，劳动就越简单化。工人的特殊技巧失去任何价值。工人变成了壹种简单的、单调的生产力，这种生产力不需要投入紧张的体力或智力。他的劳动成为人人都能从事的劳动了。因此，工人受到四面八方的竞争者的排挤；我们还要提醒壹下，壹种工作越简单，越容易学会，为学会这种工作所需要的生产费用越少，工资也就越降低，因为工资像壹切商品的价格壹样，是由生产费用决定的。

总之，劳动越是不能给人以乐趣，越是令人生厌，竞争也就越激烈，工资也就越减少。工人想维持自己的工资总额，就得多劳动：多工作几小时或者在壹小时内提供更多的产品。这样壹来，工人为贫困所迫，就越加重分工的极危险的后果。结果就是：他工作得越多，他所得的工资就越少，而且原因很简单，因为他工作得越多，他就越是同他的工友们竞争，因而就使自己的工友们变成他自己的竞争者，这些竞争者也像他壹样按同样恶劣的条件出卖自己。所以，原因很简单，因为他归根到底是自己给自己，即自己给作为工人阶级壹员的自己造成竞争。

机器也发生同样的影响，而且影响的规模更大得多，因为机器用不熟练的工人代替熟练工人，用女工代替男工，用童工代替成年工；因为在最先使用机器的地方，机器就把大批手工工人抛向街头，而在机器日益完善、改進或为生产效率更高的机器所替换的地方，机器又把壹批壹批的工人排挤出去。我们在前面大略地描述了资本家之间的竞争。这种竞争有壹个特点，就是制胜的办法与其说是增加劳动大军，不如说是减少劳动大军。统帅们即资本家们相互竞争，看谁能解雇更多的产业工人。

不错，经济学家们告诉我们说，因采用机器而成为多余的工人可以在新的劳动部门里找到工作。

他们不敢很肯定的说，在新的劳动部门中找到栖身之所的就是那些被解雇的工人。事实最无情地粉碎了这种谎言。其实，他们不过是肯定说，在工人阶级的其他组成部分面前，譬如说，在壹部份已准备進入那种衰亡的产业部门的青年工人面前，出现了新的就业机会。这对于不幸的工人当然是壹个很大的安慰。资本家是不会缺少可供剥削的新鲜血肉的，他们让死人们去埋葬自己的尸体。这与其说是资产者对工人的安慰，不如说是资本家对他们自己的安慰。如果机器消灭了整个雇佣工人阶级，那么这对资本家来说将是壹件十分可怕的事情，因为资本没有雇佣劳动就不成其为资本了！

假定那些直接被机器从工作岗位排挤出去的工人以及原来期待着这壹工作的那壹部分青年工人都能找到新工作。是否可以相信新工作的报酬会和已失去的工作的报酬同样高呢？要是这样，那就是违反了壹切经济规律。我们说过，现代产业经常是用更简单的和更低级的工作来代替复杂和较高级的工作的。

那么，被机器从壹个产业部门排挤出去的壹大批工人如果不甘愿领取更低更坏的报酬，又怎能在别的部门找到栖身之所呢？

有人说制造机器本身的工人是壹种例外。他们说，既然产业需要并使用更多的机器，机器的数量就必然增加，因而机器生产、从事机器生产的工人也必然增加；而这个产业部门所使用的工人是熟练工人，甚至是受过教育的工人。

机器制造也完全和棉纱生产壹样，日益多方面地采用机器，而在机器制造厂就业的工人，比起极完善的机器来，只能起着极不完善的机器的作用。

可是，在壹个男工被机器排挤出去以后，工厂方面也许会雇用三个童工和壹个女工！难道先前壹个男工的工资不是应该足够养活三个孩子和壹个妻子吗？难道先前最低工资额不是应该足够维持工人生活和繁殖工人后代吗？资产者爱说的这些话在这里究竟证明了什么呢？只证明了壹点：现在要得到维持壹个工人家庭生活的工资，就得消耗比以前多三倍的工人生命。

总括起来说：生产资本越增加，分工和采用机器的范围就越扩大。分工和采用机器的范围越扩大，工人之间的竞争就越剧烈，他们的工资就越减少。

加之，工人阶级还从较高的社会阶层中得到补充；降落到无产阶级队伍里来的有大批破产的小型企业的资本家，他们除了赶快跟工人壹起伸手乞求工作，毫无别的办法。这样，伸出来乞求工作的手像森林似地越来越稠密，而这些手本身则越来越消瘦。

不言而喻，小型企业的资本家在这种斗争中是不可能支持下去的：这种斗争的首要条件之壹就是生产的规模经常扩大，也就是说要做大企业的资本家而决不能做壹个小型企业的资本家。

当然，还有壹点也是用不着進壹步说明的：资本的总量和数目越增加，资本越增长，资本的利息也就越减少；因此，小型的资本寻租者就不可能再依靠租金来维持生活，必须投身于产业，即扩大小产业家的队伍，从而增加无产阶级的候补人数。

最后，上述发展進程越迫使资本家以日益扩大的规模利用既有的巨大的生产资料，并为此而动用壹切信贷机构，产业动荡也就越来越频繁，在每次动荡中，商业界只是由于埋葬壹部份财富、产品以至生产力才维持下去，也就是说，危机也就越来越频繁了。这种危机之所以越来越频繁和剧烈，就是因为随着产品总量的增加，亦即随着对扩大市场的需要的增长，市场变得日益狭窄了，剩下可供榨取的新市场日益减少了，因为先前发生的每壹次危机都把壹些迄今未被占领的市场或只是在很小的程度上被商业榨取过的市场卷入了贸易体系。但是，资本不仅在活着的时候要依靠劳动。这位尊贵而又野蛮的主人也要把他的奴隶们的尸体，即在危机中丧生的大批工人陪葬，同自己壹起葬入坟墓。由此可见：如果说资本增长得迅速，那么工人之间的竞争就增长得更迅速无比，就是说，资本增长得越迅速，工人阶级的就业手段即生活资料就相对地缩减得越厉害；因为这洋，资本家是工人的敌人，市场经济制度是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制度。

台湾共和国共产党宣传部 我们必须要审判中共 审判共产主义的叛徒

我们可以把共产主义的叛徒中共以改革开放的名义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划分为以下五个部份：生产关系、生产、交换、消费、意识形态。
第壹，生产关系
1，劳动与劳动的客观条件的分离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2，资本是壹宗货币，这宗货币变成为商品，以便再变成比原先数量更多的货币。
3，把劳动的客观条件作为资本的占有者就变成了资本家。
4，丧失劳动的客观条件的劳动者就变成了无产者。
5，资本家的活动就是用钱赚钱的活动。
6，无产者的劳动就是雇佣劳动或者异化劳动。
7，资本家和无产者始终处于对立的状态。
8，资本家是社会的主人，无产者是社会的奴隶。
第二，生产
9，壹切生产都是资本（不是产品，也不是商品）的生产。
10，资本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赚钱，或者为了价值的增值。
11，资本家的资本是无产者剩余价值的转化物。
12，无产者的工资不是劳动收入，而是资本家的成本。
13，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增加了社会物质财富。
14，资本生产力的发展增加了社会的货币（价值）财富。
15，为了生产价值财富，劳动生产力畸形发展，甚至倒退。
16，社会化生产和私人资本的占有，导致社会的无政府状态的生产。
第三，交换
17，壹切交换都是资本的交换。
18，产品作为资本的价格，在金货币下是由成本价格加上平均利润决定的，在纸币下，是由纸币的数量决定的。
19，纸币发行的越多，成本价格就越高，资本的产品的价格就越高，国民生产总值也就越高。
20，资本交换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剩余价值。
21，壹切产品作为资本的交换，是资本家之间的事情，与劳动者毫无关系。
22，货币作为资本就把货币的五种职能作为赚钱的手段。
23，市场是资本实现剩余价值的舞台环境。
24，工人用工资，农民用收入购买消费品，是帮助资本家实现剩余价值。
25，资本发展科学技术是为了缩短资本的生产时间，资本发展交通、通讯、网络是为了缩短资本的流通时间。
第四，消费
26，壹切产品的消费都是商品资本的消费。
27，商品资本消费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其中的剩余价值，不是为了消费产品。更不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28，资本发展生产力的目的是为了减少工人的工资，资本提高物价的目的是为了减少农民及独立手工业者的收入。所以，工人的工资和农民的收入总是趋于下降的趋势。这就是商品资本积压的根源。
29.商品资本的积压是资本生产停滞和萧条的原因。
30，国内商品资本的积压是资本输出的原因。
第五，意识形态
31，在社会化的生产中，资本利用机器的生产力，壹方面代替了大量的劳动力，另壹方面生产了能满足全体社会成员需要的消费品。从而养活了大量的不参加生产劳动的人，这些人存在于服务行业中。
32，这些找不到生产劳动工作的多余的人，存在于城市中的服务行业，这就是消费城市不断扩大的根源。
33，城市的不断扩大造成了城市市民和進城打工的农民的无产阶级化。
34,由于农业和工业的商业化，追求货币刺激了人们的万恶的求金欲！人与人的关系也就变成了金钱的关系。
35，人与人的金钱的关系造成了国内的壹切人反对壹切人的战争,造成了国际上国与国之间的的侵掠战争。
36，资本的生产、交换不仅造成了企业的破产，而且造成了城市的破产，進而也造成了国家的破产！这些破产，浪费和破坏了人类的大量的资源！

台湾共和国共产党宣传部 中共是共产主义事业的敌人

中共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叛徒，中共的所谓改革开放是对共产主义的公然背叛。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市场经济学家们，从中国人的角度上看妳们在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的历史中，犯下的十大滔天罪行！为了能够实现中国人民的自由、幸福、安全地生活的梦想，为了中国的社会化生产能够保证满足全国人民的生产和生活的需要，为了中国的社会能够永远地和谐永远不受世界资本主义的欺辱，我期望妳们勇敢地站出来進行辩论！
第壹条罪行是妳们颠倒黑白指鹿为马混淆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资本是什么，是壹宗货币，这宗货币变成为商品，以便再变成比原先数量更多的货币。可见资本主义就是在商品经济环境中用钱赚钱的活动、运动、过程。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和资本主义对立的水火不相容的，所以社会主义就是消灭资本主义！可是妳们在为党和国家的顶层设计的市场经济中保留了商品经济，从而把中国的经济设计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把中国人民投入到资本主义的火坑！
第二条罪行是妳们把中国十三亿人的劳动与劳动的客观条件分离开来，企图让中国的劳动人民永远做资本家的奴隶！在三百多年前，在西方出现了劳动与劳动的客观条件的分离即第壹，劳动者把土地当作生产的自然条件的那种关系的解体，即他把这种条件看作是自身的无机存在，看作是自己力量的实验场和自己意志所支配的领域的那种关系的解体。第二，劳动者是工具所有者的那种关系的解体。第三，劳动者在生产开始以前都具有了作为生产者来生活所必需的消费品的那种关系的解体。第四，劳动者本身、活的劳动能力的体现者本身，还直接属于生产的客观条件的那种关系的解体。当时的商人、高利贷者，用积累起来的货币购买劳动的客观条件，从而产生了资本主义。妳们为党和国家设计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体制，就像当时的商人和高利贷者那样，让资本家永远地购买劳动的客观条件，从而把中国劳动人民永远地定格在劳动与劳动的客观条件的分离的状态。
第三条罪状是妳们是中国历史的叛徒。中国几千年是土地公有制的亚细亚所有制形态。李约瑟证明中国没有资本主义，中国不需要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的伟大历史功绩是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在消灭了资本主义以后人民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以后，利用农业的集体所有制和工业的全民所有制，在壹个占世界人口四分之壹的国家历经三十年实现了劳动与劳动的客观条件的实实在在的结合。因此，无论是几千年的亚细亚所有制的历史，还是毛泽东时代的三十年的历史，都不是资本主义的历史。妳们在为党和国家设计的市场经济中硬是塞進了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可见妳们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国历史的叛徒！
第四条罪行是妳们是中国的雇佣劳动的制造者。在中国几千年的亚细亚所有制中，中国的农民生活在自然村中，都是在互相帮忙相互支持的几千年不变的为自己生产产品的经济。就是在那时专门为皇权官僚服务的城市中的手工业者，雇佣劳动也是壹种谋生的手段，而没有成为壹种制度。在共产主义社会，无论是农民还是城市的工人，都是为自己劳动，不存在雇佣劳动。当妳们为党和国家设计了市场经济以后，劳动者的劳动在合同制度下，就变成了专门为资本家阶级的赚钱的生产的雇佣劳动者。这种雇佣劳动者不仅丧失了劳动的客观条件，而且完全靠资本家的需要（需要时就给妳工作，不需要时就让妳失业）生存，因此作为雇佣劳动者不是幸福而是壹种不幸！
第五条罪行是妳们是无政府状态的生产的制造者。改革开放后的无政府状态的生产是在违背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制造的。共产主义的农业生产是在人民公社的组织里，有计划地生产，工业生产是在全民所有制企业里有计划地组织生产。妳们为了推行无政府状态的生产，就背叛人民公社的集体的农业生产改革成小块土地的手工的商品生产，致使得农业生产倒退到几千年的旧的生产方式。为了推行妳们的无政府状态的生产，就把工业生产改革成独立自主的自负盈亏的独立的商品生产。无论是小块土地的农业生产还是独立的工业生产组织，必须经过市场的交换才能够消费产品。因为市场是看不见的手在操纵，所以，妳们设计的农业生产者和独立的工业生产者的商品生产只能是无政府状态的生产。正是这种无政府状态的生产才导致了经济危机！
第六条罪行是妳们是社会化大生产的破坏者。毛泽东时代的生产是社会化的大生产。这种生产的特征是：第壹，保证了了专业化的协作生产。 社会化大生产随着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分工越来越细，为了能够顺利地進行生产，自然就要求协作。因此，专业化协作生产就是工业生产力发展的命根子！工业生产的专业化指的是工业生产部门、企业以及企业内部的工段、车间的专业化。它是社会分工的壹个组成部分，是马克思说的特殊分工和个别分工。它的特点是壹方面表现为从原有的工业部门和企业中不断分离出新的独立部门和企业的过程；这些企业和部门专门生产壹定的产品或产品的某些部分，或完成产品生产过程中的某些工序、作业，它们配备有专用的机器设备，特殊的工艺过程以及相应的专业化的工人、技术人员和管理干部；另壹方面表现为分工的基础上同类生产的集中、变小批量为大批量的生产过程。所谓同类生产集中是指具有相同生产工艺、相同设备所生产的同类产品、同类零部件、同类工艺等等的集中生产。同类生产集中，意味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可以采用先進的生产工艺和技术装备，因而具有高效、优质、低耗全面多快好省的经济效果。生产协作指的是专业部门、企业部门、企业之间，为了完成同壹产品的各个部分或同壹生产过程的不同阶段，在生产上建立起来的联系配合、协作配套关系。前边讲的是分工，后边讲的是协作。分工和协作是相互依存，互相促進的。分工是协作的基础，协作是分工得以发展的条件，分工越细，互相依存的程度就越密切，它标志着生产社会化程度就越高，正如恩格斯说的现代工业生产本身也从壹系列的个人行为变成了壹系列的社会行动，而产品也从个人的产品变成了社会的产品。专业化协作生产是组织现代化大生产的科学组织管理形式。第二，解决了各部门之间的有计划的协作生产。大机器工业发展以后，生产社会化，社会生产各部门分工越来越细，各部门各企业之间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壹个部门的产品是另壹个部门的燃料、动力或原材料；这个部门为那个部门提供机器设备等等。各部门的生产，不仅在品种数量上，而且在时间上都要求相互适应。为了使社会再生产能正常進行，客观上要求国民经济各个部门能够经常地保持恰当的比例，从而要求计划调节。列宁指出：“大机器工业和以前各个阶段不同，它坚决要求有计划地调节整个生产和对生产实行社会监督。”。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恩格斯说，壹旦社会占有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要取消，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马克思说，时间经济以及有计划地分配劳动时间与不同的生产部门，仍然是以集体为基础的社会首要的经济规律。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共产主义的社会化大生产既保证了生产内部的专业化协作生产的问题，又解决了各生产部门之间的有计划地协作生产的问题。而妳们的罪过就是把社会化的生产分割为独立的商品生产，从而就破坏了社会化大生产！
第七条罪行是妳们是生产关系是生产力发展的桎梏的制造者。劳动生产力的发展结果就是产品数量的增加，产品数量的增加就能够满足全社会的生产和生活的需求。从理论上说，生产关系起初是生产力发展的形式，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就必然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共产主义发展生产力的目的就是为了增加产品的数量，从而满足社会的物质的需求。而妳们为党和国家设计的市场经济，不是为了增加物质产品的数量，而是为了增加价值，为了赚取更多的货币或者为了增加国民生产总值。因为，劳动生产力的发展与产品数量的增加成正比，而与产品中包含的价值成反比。在妳们设计的市场经济中，随着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壹方面减少了工人的工资价值，另壹方面又不断地增加产品的数量。当着产品卖不出去的时候就出现了产能过剩，既然产能过剩，那么就要减少产能，减少产能就是限制发展生产力！因此，妳们设计的市场经济就成了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并且不仅成了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而且造成了过剩，过剩导致了危机！
第八条罪行是妳们是社会关系混乱的制造者。所谓社会关系，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协作关系。在真正的共产主义社会，农民是农业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者，工人是工业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者。他们之间的协作关系就是共同为社会生产农副产品和工业产品，共同消费这些产品。而妳们为党和国家设计的市场经济，把这种相互协作共同消费产品的关系，改革成两极分化的关系！改革成少数不劳动的人占有社会产品，大多数劳动的人则靠残羹剩饭养活自己的关系！正是因为妳们完全站在少数不劳动的人壹边所以妳们就把资本家作为神来供奉，正是因为妳们不是站在广大的劳动人民壹边所以妳们才成为广大劳动人民的敌人！
第九条罪行是妳们是壹切社会灾难的制造者。正是因为妳们设计了为了赚钱的市场经济，所以追求万恶的金钱就造成了社会的壹切灾难！为了追求金钱，住房、医院、学校变成了赚钱的手段，因此广大劳动人民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为了追求金钱，无计划的乱砍乱挖浪费了中国有限的资源。为了追求金钱妳们肆无忌惮向外资全面开放中国的工业、农业、金融、水利、新闻、森林、草原、土地、房地产、矿业、航空、能源、通讯、铁路、医院，甚至军工企业、公共供水系统等要害领域，变成世界资本主义的附属。为了追求金钱妳们鼓吹壹开始是“壹包就灵”，然后是“下岗分流”、“买断工龄”、“改革代价”，然后是“壹私就灵”、“壹改制就灵”、“壹破产就灵”、“私有制壹入宪就灵”、“壹物权法就灵”、“消灭公有制”、“MBO”、“全民炒股”、“医疗产业化”、“教育产业化”、“先污染后治理”、“住房产业化”、“市场化万能”、“腐败有理”、“腐败不是最好也是次优”、“房地产是支柱产业”、“政治改革是壹切问题的关键”。为了赚钱，妳们制造了了家庭矛盾，为了赚钱妳们造成了医患的矛盾。为了赚钱妳们造成了环境的污染！为了赚钱妳们用古代的考试制度坑害了全国的青少年！
第十条罪行是妳们欺骗了中国人。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只是因为妳们的赚钱的市场经济的设计，为了欺骗人民邓小平说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当然这也受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影响）。邓小平也说过社会出现了两极分化改革就失败了！所以，赚钱的市场经济的设计应该由经济学家们负责，应该由邓小平负责！至于江泽民为市场经济鸣锣开道，也是妳们设计的市场经济已经展开的结果！胡惊涛为市场经济出现的问题提出科学发展观，习近平为解决市场经济造成的恶果提出中国人的梦想。三十年来妳们壹方面从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上，不仅欺骗中国人，欺骗历届的人大代表，而且欺骗中国人民，另壹方面从西方的资本主义实践中鹦鹉学舌地把壹切资本主义的大政方针和具体的政策都设计到中国的市场经济中来。因此，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带来的灾难，应该由妳们这些人负责。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们，我列举了上述妳们的十大滔天罪行！我想还不止这些！我期望得到妳们的反驳！如果妳们不反驳，我就认为妳们已经默认！

台湾共和国共产党宣传部 我们不是中共 我们要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

生产方式、分配方式、生活方式

　　大型生产手段和交换手段的社会化创造了新的生产方式，这种新生产方式的基础已经不是社会剩余产品的私人占有了。但是，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里，生产手段的社会化还是同必需品的私人占有相联系的，这种私人占有的形式是工资、交换、是出卖劳动力以换取货币工资。此外，部分社会剩余产品还是以个人在消费上享有特权的形式被私人占有了，而在过渡社会的官僚主义变形的制度下，这种特权的规模可能是很大的。因此，私人利益仍然是刺激个人在经济上出力的基本因素。经济也仍然是货币经济。
　　从经济的观点看，以大型生产手段集体所有制及社会剩余产品集体占有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同继续作为个人经济活动主要动力的私人利益之间的矛盾，经常是计划经济中摩擦和矛盾的源泉。 [2] 但是，从而产生的社会矛盾则比经济矛盾还更重要。作为个人一切能力的充分发挥，同时也作为个人自觉地为社会服务的"劳动"，是一种概念，作为"谋生"手段，作为取得生活资料，或取得能满足个人需要的一切商品和服务的手段的"劳动"，又是一种概念，这两种"劳动"的概念，从长远来看，是互不相容的。
　　只要经济基本上仍然是货币经济，只要大部分需要之能否满足决定于各人手里货币量的多少，只要在物资相对缺乏的情况下，还是按照钱包里钱的多少来决定分配东西多少，那么，大家为了多取得些货币而互相斗争，这是不可避免的。只要担任了某些社会公职就能更容易地取得相对稀少的商品和服务，那么，向上爬、用人唯亲、贪污、对"上级"卑躬屈膝、对"下级"专制横行，这些现象仍然会大量流行，这也是不可避免的。没有生产者、消费者和公民的真正民主，没有这些人对行政官员和领袖的行为進行严格的、自由的监督，不能合法地、不遭到有组织的集体抗拒而撤换这些行政官员和领袖，所有这一切缺点只能加剧金钱在社会生活一切方面的腐蚀作用。货币经济和商品经济的残余本身就意味着必然会残存著生活中一切都可用金钱购买的现象，而这种现象是货币经济和商品经济在村社自然经济中出现时就已产生了的。如果在过渡经济时期，能否得到生活享受是由制度规定的，而不是用钱直接买卖的，那么，一切都可用金钱购买这种作用就变成间接的，而不是直接的。但这并不是说这种作用就不大了。关于这一点，苏联就千方百计钻营当大学生而产生的流弊所進行的公开讨论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3]
　　在苏联和别的地方，权威人士和有影响的作者都不断地认为：首先应当"树立新的思想"，在未能消灭物质刺激、未能过渡到按需分配以前，劳动首先应当成为"个人真实感受到的一种必要"； [4] 他们这种看法真是一种"以主观愿望代替客观现实的偏向"，颠倒了本来很明显的因果关系。事实上，在心理革命还未能完全显露以前，新的社会主义觉悟还未能普遍提高，以代替旧的自私心理以前，首先应当用生产大量财富、提供大量服务的办法来消灭货币经济。在过渡社会时期，特别是在苏联，产生个人发财欲望的，不是"资本主义残余"，而是按金钱多少来分配的日常的现实情况。想要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对资本主义旧社会的残余進行斗争"，来建立"共产主义觉悟"，这真正是一件永远徒劳的工作。
　　个人的占有欲，作为个人经济活动的主要动力，还未能消灭以前，必须让这些个人得到下列这种体验：社会，从一个虐待子女的后母，已变为一个慷慨的、体谅人的母亲，她自动地满足全体子女的一切基本需要。应当让这些个人不知不觉地取得这种体验，过去原始公社时期遗留下来的精神会回应这种体验的，因为7000年来人剥削人的作用还未能完全埋葬这种精神。这种体验的结果应当是觉悟，更好的结果应当是产生新的习惯，以便完成心理革命，以便旧的人死亡，让位给未来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人。
　　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认为物资丰富是建立充分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必要条件，其意义在此，其理由也在于此。只有实现新的生产方式和新的分配方式，才能产生新的生活方式。问题不在于宣传社会主义道德，而是要创造社会的和心理的物质条件，使大多数人自然而然地实行这种社会主义道德。

个人工资和社会工资

　　工资这个概念的定义是由许多特点来规定的。其中最重要的有两种，一种是：以货币形式支付的钱（价格），换取一定量的劳动（一定时间的劳动）；另一种是：严格地按劳动量、按确切地计算的耗费劳动力的时间而支付的钱。只要工资继续存在，至少是作为劳动（向生产手段的个人所有者提供的劳动，或向国家、集体所有者提供的劳动）报酬的主要形式而继续存在，那么这些定义，同在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里一样，在资本主义以后的社会（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里也仍然是有效的。
　　生产手段集体所有以后，就不再有工资劳动阶级了，"因为一个劳动者不能把他的劳动力出卖给自己"。这种论断是粗暴的诡辩。集体财产是归集体所有的财产，而不是这个集体的每个成员的财产。一个合作社的社员很可能把他个人所有的一辆车子卖给他所属的那个合作社。同样，一个劳动者也可以把他个人所有的劳动力卖给他所属的集体。必须出卖劳动力才能取得必要的生活资料，这证明工资劳动阶级还是存在的，无论从交换形式（按一定的货币价格而出卖）的观点看，还是从其内容（劳动者出售他所有的、并且他自己无法利用其使用价值的唯一商品，以便换取其他的商品；这些商品的使用价值对于他自己和他家庭的生存是必不可少的，而且不通过交换是不能得到的）的观点看，都一样。
　　但是，早从垄断的资本主义时期起，从工业上先進的国家出现强大的工人运动那时候起，个人工资就已经不是个人劳动报酬的唯一形式了。与个人工资同时并存的还有社会分红或社会工资。 [5] 这就是不管个人对社会有什么贡献，社会保证个人能够享受的各种福利：免费的初级教育（以后是中等教育），免费的学校午餐，免费的医疗、住院、以至药品，公园、博物馆、体育场免费享用，免费的或几乎免费的市政设施，如路灯等。
　　当然，关于"免费教育"或"免费医疗"这些词的意义要取得一致。免费只是对个人来说的；社会当然要"支付"这些福利事业的费用，就是说要把一部分资源（一部分可以使用的劳动时间）用来满足这些需要。因此，"社会工资"，就是为满足全体公民的某些需要而支付的费用的社会化。
　　这种"社会工资"预示著，至少是潜在地，未来的分配方式，即朝向满足全体个人需要的经济。以满足需要为基础的经济是反对商品经济的，因为它优先满足这些需要，因为它不管个人所提供的确切计量过的等价品（交换！）而進行分配。 [6] 甚至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也不管孩子们的父母付不付税，不管他们的工作是不是对社会有益，不管他们是"好公民"还是常常违反普通法的罪犯，初级教育总是免费的。
　　但是，这种"社会工资"只是预示著按需分配方式；却不是这种方式的确切的形象，甚至也不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社会里的分配方式的确切形象（假定最富裕的国家進行这种过渡，也许是例外）。事实上，放弃的只是工资的商品货币形式，而其斤斤计较的可怜的内容则始终存在。
　　既然我们的经济始终是物资半缺乏的经济，于是社会服务常常总是被当作穷亲戚看待的。社会服务的分配不是在丰富的情况下進行，而是按某种标准配给的，有时候甚至还带有强制性的（教育、预防注射、等等）。教室里学生太挤；排队看病或者诊断潦草；经常怠慢"免费的"顾客，而照顾"付钱的"顾客；所有这一切使"社会工资"这种初步形式更接近于产生这种形式的商品社会，同应当为富足开辟道路的社会主义社会，则相去较远。 [7] 费用社会化的内容，无比地更为丰富，更为自由，更为多样化，只有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才能表现出来：免费的图书馆，要实际上能提供所需的一切方面的书（而且还要座位不是严格限制的！）；免费的博物馆和公园，使全体公民都能享受到过去只有少数富有阶层和知识阶层才能享受的愉快。
　　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里，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产生了两种情况，这两种情况将彻底地改变分配方式：一方面，"社会工资"应当越来越接近其"理想的"水平，即物资充裕的水平；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物资和服务应当逐步地从通过交换（购买）而分配的资源类，转到按需分配的资源类里去。
　　决定分配方式这种改变的条件，仍然离不开物资半缺乏社会的一些要求。在未能摆脱经济打算这种由来已久的沈重包袱以前，社会不得不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加精打细算。因此可以首先实行新分配方式的物资和服务是那些：
　　1．性质很相似的；
　　2．无论价格下降，无论收入增加，其需求仍然不变的；
　　3．很难用以代替其他按商品经济交换办法進行分配的物资或服务的。
　　简而言之，社会可以首先把满足需要的某些费用社会化，其条件是这样的社会化不致于引起费用的大量增长。如果对某一产品的需求，并不因其价格降低或收入增加而有所变化，那么把这一产品的生产费用社会化，对于社会就其整体来说，不会增加任何额外负担。例如一切工业先進社会里盐的情况就是如此，盐的消费量 - 在正常的时候 - 既不因盐价而变化，也不因公民的收入而变化。 [8]
　　支配商品经济消亡的经济规律可以阐述如下：随着社会的不断富裕，随着计划经济保证生产力巨大发展，社会就获得必需的资源，以便把为了满足全体公民越来越多的需要而支付的费用社会化。而且随着公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物资和服务的需求量，比起价格下降和收入增加来，几乎没有变化，或者甚至减少了。换句话说，由于上述两点理由，计划经济所取得的進步就能使越来越多的物资和服务转入按需分配的类里去！
　　在最富裕的国家里，对于主食的需求 - 西方的面包 - 比起收入的增加来，现在已经是减少了。满足这种需要，只占社会资源极小的一部分。比利时国民收入大约5000亿法郎，而每年用于面包的开支在80亿法郎左右，即不到2％。 [9] 美国各种形式的粮食消费，1937~1941年平均每人3.77蒲式耳，1948年降到3.28蒲式耳，而1959年则降到了2.8蒲式耳。 [10] 工业先進国家许多大城市的公共交通，情况也是如此。就这些事例来说，把这些物资（面包或大米）和服务（城市公共交通）用费用社会化的办法来進行分配、就是说按需分配的经济条件，现在已经完全具备了。除了这类物资和服务外，还得加上另一些物资和服务，这些物资和服务能满足卡塞尔所说的"集体需要"：教育、医疗、等等。 [11]

基本需要和附加需要 - 自由消费和定量消费

　　许多作者同意这种部分改变分配方式的可能性。但是，一般地说，他们又立即否认有推广的可能性。难道随着"旧"需要之得到满足，新需要不在那里不断的产生吗？ [12] 逐步地把一切产品都转入按需分配之类里面去，同时又不致引起社会资源的普遍浪费，因而又不致在其他方面重新发生物资不足的现象，这可不可能呢？用来满足衣、食、住这样一些基本需要的产品，其花色和品种是不是无穷无尽的呢？想在这些方面消灭交换和货币的努力，其结果会不会是令人失望的单调和没有选择自由呢？
　　先拿需要的种类问题来说吧。稍为严肃的研究一下人类学和历史，就能证明：这些需要恰恰是异常稳定的。食物、衣着、住处（由于某些气候条件的关系，还有取暖）、防止野兽侵袭和躲避风雨、装饰和锻炼筋骨的愿望、传种接代，这六种基本需要似乎从猿人到真人以来还未变过，现在也仍然占消费开支的绝大部分。 [13]
　　加上医药卫生方面的需要（不过是表现了某种自觉程度的保护自己的本能而已）和消遣的需要（不过是扩大了装饰、锻炼筋骨、求知等和人类同样古老的需要而已），少数基本需要几乎就占了甚至是最富裕国家的全部消费开支；这少数基本需要，与其说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毋宁说是人类学上的特点。
　　既然这些需要从地球上出现人类以来基本上是不变的，既然连过去最富有的有产阶级也没有在消费开支上超出这种异常狭窄的需要范围，那么就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假定：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达到物资丰富、个人觉悟和社会觉悟都比过去成熟得多、这会在需要方面引起极大的变化。"效率递减"规律，无论在哪一方面都比不上在需要的强度问题上那样适用。 [14] 因此第一种反对论点就不能成立了。
　　其次让我们来研究一下，满足这些基本需要的手段，是否象表面上那样种类无穷。首先，满足这些需要的产品都有一个量的问题。关于这一点，根据现代有产阶级的情况，历史已经做了答复。19世纪初叶，狼吞虎咽地大吃烤牛肉和红葡萄酒的英国大地主，或者是每餐吃20道菜的"黄金时代"的大资产阶级，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潇洒的、爱好运动的、经常注意自己体重的现代富有资本家，这两者之间的变化是无可辩驳的。随着收入的增加，食物消费不是越来越多，而是越来越合理；健康方面的考虑超过了盲目享受或炫耀财富的考虑。这种变化并不完全由于道德進步，而更多的是由于个人保养身体的需要，甚至由于个人利益的需要。
　　衣着问题也是这样。当然，在这个问题上，尤其是妇女，大量消耗衣服并无害于健康，所以浪费的可能性（新衣服只穿一两次）要比食品大得多。但是，尽管健康的因素不能起抑制作用，舒适和爱好的因素却起了作用。没有了丫环小厮，老换衣服，甚至连衣服太多，都是不太方便的。事实上，除了"暴发户"还在这个问题上做得过分以外，许多社会学家指出：英国美国最富裕的家庭里，趋势正好相反，更喜欢穿的是旧的、但舒适的衣服，或只是爱好穿的衣服，而不喜欢穿崭新的衣服，也不喜欢经常换新衣服。 [15] 另一些社会学家甚至说这真是衣着上起了风格变化，他们认为这种变化的特点是："首先，衣着总是逐渐趋向一致，收入少的人所穿的衣服，从样式上和料子上，都接近收入高的人所穿的衣服；其次，衣服上的装饰部分越来越少，这反映了向更朴素发展的趋势。最后，近来还'着重'在衣服要有青年气概。" [16]
　　住房和家具方面的情况也是如此。如果仆役和女佣都没有了 - 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社会里，由于平均的工资水平，由于社会的不同意，雇佣仆役和女佣的情况是一定要消灭的！ - 那么住房所需（和所能得到）的房间数也就有限了。这种限制也正是个人舒适所规定的。现在，除了一小撮百万富翁外，大多数资产阶级都喜欢很舒适的公寓，而不喜欢19世纪式的宫殿。从前，房间里堆满了家具和小摆设，现在由于爱好和舒适的条件有了变化，家具的配备趋于雅洁，而且注意实用，因此家具的数量也就很有限了。现在的趋向是甚至有意限制小摆设的数量。 [17]
　　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最后阶段里，尽管有显著的社会不平等，尽管有产阶级可以无限制地浪费，但是上述这些趋向还是产生了。所以，设想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里，或就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会产生相反的趋向，这是没有任何根据的。恰恰相反，更可能的情况是：社会主义社会里，合理消费将越来越发展，而减少的是那些纯属异想天开的消费，是那些为了炫耀而产生的消费，是那些由于不知分寸、不识美丑而产生的消费；这些形式的消费，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与其说是"消费者天生就喜欢的"，毋宁说是由一般社会风尚及广告宣传所造成的。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研究的是?品的花色问题和质量问题。产品的数量问题虽然不存在了，但剩下花色和质量问题可能仍会使需求不因价格和收入而变化的时期迟迟不能来到。目前花色问题和质量问题主要是由时式、由社会等级及技术進步（"新产品"）来决定的；而肯定不是以个人的一时所好为转移的。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花色和质量也是社会现象，即使不是有意识规定的，那也是由社会所引导的。
　　时式是一种典型的社会现象，推动力来自生产者（创造者），而不是来自消费者。推行时式的是几个巴黎的名裁缝，而不是"公众"。对于极大多数的消费者来说，现在的情况已经是花色品种少得惊人，而不是无穷无尽。在一定的时期里，没有许许多多花色"同时并存"；而是只有几种花色。哪怕是高级的、个人定做的手工裁缝，今天也没有"上千种"不同的样式，样式的数量要比人们所想象的少。而且，除了这种专门为某些有钱人定做的手工裁缝的样式而外，还有少数样式是大批生产出来卖给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经济不但不会减少现有的花色品种，大概还能使之更加多样化，以便能过渡到按需分配。为此，社会主义经济将根据多数人的要求，根据身体上的经常需要、根据"社会主义广告"的教育作用、根据民意测验、根据公开征求意见、以及根据其他能帮助真正从消费者的爱好和愿望出发的办法，来确定生产些什么花色品种。因此，奥斯卡尔·兰格和迪金逊想要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为贵重产品保持商品经济的主张，我们是不能同意的。 [18]
　　至于新产品，新产品的大批生产和"投入"市场，也就是说大规模地在消费者间進行分配，现在就已经是由生产企业来确定、而不是由消费者的一时所好来确定的。因此，这简直是很"有计划的" - 不过，是由一小撮资本主义企业，纯粹根据私利的标准，而不是根据集体及组成集体的个人的客观需要和合理需要而计划的。消费者连有没有某种产品都不知道，怎么说得上有"迫切需要"呢？生产者好像偶然似地把新产品投入市场以前，对这种产品的需要连一点迹象都没有，怎么说得上有"迫切需要"呢? [19]
　　社会主义社会当然不会把这种计划权放弃给生产和"上市"的"主宰们"。它将防止重复和显著的浪费。但是它将通过民意测验、直接征求意见及群众集会等一切办法，比现在更多地考虑消费者的真正愿望。在这一方面，它也将比目前的情况更扩大选择的范围。而且由于确定耐用消费品的需要量是比较容易和精确得多，也由于浪费现象容易发现，因此，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要确定产品的必要贮存量，以便使需求不致随价格和收入而变动，也是较为容易的。
　　当然，某种程度的把握不准还是可能存在的。某些家务劳动的社会化同个人使用精良的机器从事家务劳动之间的矛盾，即使不是永远存在，也可能会长期存在。即使有广泛的和很方便的食堂网和洗衣房网免费为全体公民提供高质量的服务，洗衣机和洗碗碟机仍然会很受欢迎的。社会主义社会决不能命令其成员非得要利用集体服务，并且拒绝提供必要的手段，在个人基础上自己解决这些服务问题。由于社会主义社会要满足人们的一切合理需要，所以它会重视定期过独处生活的需要。这种定期过独处生活的需要是同人的集群性质辩证地、经常地联系在一起的。同样，把私人汽车作为城市交通工具尽管显然不合理，但仍不失为短距离和中距离休假旅行最灵活的交通工具。而且，即使飞机、火车、公共汽车旅行都免费了，人们仍然愿意有一辆私人汽车，以便能够按照自己的路线旅行，以便能在火车和公共汽车不停的地方停下来，或者干脆就是为了独自走动一番。社会主义社会是会尊重这些愿望的，而且，非但不把这些愿望作为"小资产阶级的残余"来加以谴责，还将努力去满足这些需要；这些需要的合理性质是任何诚意的人都能看得到的。
　　因此，逐步推广新的分配方式，即按需分配，并没有什么重大的障碍。按需分配已经不必确切地计算等价的劳动量了。恰好相反，目前的发展情况，尽管受到以金钱、剥削、不平等、损人利已为主的社会环境的不良影响，但仍然已经清楚地勾划出了未来消费情况的大概轮廓。丰盛而自由的消费，将不会无止境地向浪费和不合理的一时所好发展，而是将越来越具有合理消费的形式。要求身体健康，神经安宁和心情舒畅将越来越成为人类一切行为的主要动机。这方面的要求必将成为人们在基本要求满足以后的主要追求。要达到这种结论，并不必把人"理想化"。正如现代资产阶级饮食方面的例子所证明的那样，那是符合人的本性的，是符合人类最明显的物质利益的。

商品货币经济的衰亡

　　当"社会工资"还只涉及总消费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时，它在心理上的、社会上的深刻的意义还是有限的，或者甚至是完全不明显的。资本主义的社会环境对一切接触到的东西都起腐蚀作用，就连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慢慢生长的未来社会的萌芽也难免：

　　"霍林海德发现，即使是金钱不起作用的医院看病"问题，也是一个人的社会地位越高，他就越有机会由最好的医生诊治，受到更好的照顾。"一般说来，等级低的病人总是交给实习医生诊治的，中等病人交给住院医师，而那些名医则只看高等病人。人们发现，用于治疗一个二等病人的钱，比用于一个五等病人的钱多八倍。高等病人有权享受个别的心理治疗，而其他的病人则只能电疗和服药。"
　　霍林海德把他的意见告诉医院领导人后，这些领导人呆住了。当然这种歧视不是有意的。精神病院里也有类似的情况，不管病人家庭的经济条件如何，三等精神分裂症病人比同时進院的四等或五等病人更有机会享受心理疗法。一个四等或五等病人可能享受一套或两套电疗和药物的疗程；如果不见效，病人就只能听天由命，在个人孤独的处境中，日益沈沦下去。 [20]

　　但是，如果"社会工资"扩及个人消费的大部分时， [21] 其经济、社会和心理上的意义就突然显著了。在这以前，经济增长和生活水平提高总是意味着商品货币经济的扩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也不例外。 [22] 可是到了这时候，经济发展和生活提高却意味着计量交换和货币作用日益显着地缩小。
　　首先是由于明显的经济上的原因。越来越多的需要既然无须消费者支出货币就能得到满足，那么与货币开支有关的经济生活的范围自然就日益缩小了。如果货币收入日益增长，而要用货币购买的商品和服务却日益减少，那么就会造成无益的紧张。这么一来，或则这一部门的价格就要急剧上涨，或则就要人为地去推动不断创造"新"产品，人为地去制造"新需要"，或则还得用税收的办法，把货币收入中越来越大的一部分回收起来。货币流通就会越来越显得无意义和没有用处。实际上，生产者领的"工资"越来越高，但其中越来越大的一部分事前就被扣住了，其余的部分则用于更偶然的、更次要的开支。因此，由于基本需要和正常需要都已满足了，金钱在主要经济周转中的地位总是更加缩小，而退居到经济生活的边缘（虚荣性的开支、游戏、奢侈性开支，对于这类开支，社会主义社会将从道义上加以取缔或者用惩处性的课税来施加压力）。
　　今后最合逻辑的解决办法，不是增加，而是减少个人货币工资和待遇的数额，并随着按需分配这种新方式的推广和普及，减少货币流通。"个人工资"逐渐变成一小笔补助性的奖金，以便分配最后一些"稀少的"物资和服务，社会不平等时期遗留下来的"身分"的最后一些残余。只要越来越多的物资和服务都达到十分充裕的程度，个人工资就逐渐丧失保卫消费者选择自由的作用。"选择"的范围只限于到这个分配站去，还是到那个分配站去，采取这种还是那种消费形式，而不是用这种开支去代替那种开支。商品经济、货币经济、物资半匮乏的经济，就要开始衰亡了。
　　必然引起商品生?衰亡的，不仅仅是新的分配方式。自动化在生产范围内也引起同样的逻辑必然性。确实，生产丰富的物资和服务，同时必然要在生产过程中越来越快地消灭直接的人力劳动，甚至分配过程中也是这样（自动化的发电站、远距离操纵的货物列车、"自动服务"的分配点、机械化自动化的办公室工作、等等）。但是，从生产中取消人力劳动，也就是从成本中取消工资！ [23] 因此，构成成本的就逐渐只限于企业和企业之间买卖的"价钱"（购买原料及固定设备的折旧）。这些企业一旦社会化了，需要计算的，很少是真正的钱，更多的是计算单位（即"理想中的货币"）。
　　由于服务事业在较长时期内还是非自动化的，货币经济还可以在服务事业同服务职业之间的交换中、服务事业同消费者的交换中及国营企业间服务事业的交换中找到藏身之处。但是，随着大型服务事业也自动化（如同：公用事业、饮料及标准化日用品的自动售货机、洗衣房、等等），货币经济就会逐渐只限于为"个人服务"的事业，而其中最重要的（医药和教育）将由于社会上需要迫切而首先彻底取消货币关系。总而言之，自动化将使货币经济只存在于社会生活的边缘：女佣人、仆从、游戏、卖淫、等。但是社会主义社会保证每个公民都有很高的生活水平，都很安全，并且保证使"劳动"普遍地、逐渐地变为脑力劳动，变为创造性的劳动，在这样的社会主义社会里，谁还愿意去于仆从、卖淫等工作呢？因此社会主义自动化将使商品经济成为荒诞可笑而终于衰亡。
　　在分配范围内开始的这种衰亡渐渐地向生产范围发展。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里，计划化和大型生产手段社会化就已经意味着在生产手段的流通中，用账面货币去代替信用货币日益普遍。 [24] 只有购买劳动力和从非国有的部门购买原料还需要信用货币。但是，如果随着生活水平提高而来的是降低、而不是增加个人工资，那么企业的周转金也就开始衰亡了。由于"农业的工业化"，随着农业和分配中先是私营企业，然后是合作企业的衰亡，生产企业和这些部门之间的关系也随之而衰亡。因此，货币逐渐地从企业和企业之间的关系中、从企业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中、从企业和劳动力所有者之间的关系中、从企业和原料供应者之间的关系中，先后撤退出来。货币的衰亡普遍了。只剩下"计算单位"，以便在企业管理中、在经济（就其整体来说）管理中，实行以劳动时数为计算基础的经济制度。

经济革命和心理革命

　　我们还只研究了新分配方式在经济上的影响，就是说其结果是商品经济和货币的衰亡。现在要研究一下新分配方式在社会上、心理上的影响，即完全改变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几千年来阶级矛盾和人剥削人的社会实践的结果。
　　免费分配面包、牛奶和一切主食，将会引起史无前例的心理革命。 [25] 所有的人今后都保证能得到他自己的及其子女的生活资料，就因为他是人类社会的成员。自从地球上出现人类以来，物质生活不稳定和无保障状态，第一次消失了，恐惧和绝望的心情也随之消失了。无保障状态曾使一切个人，其中还间接地包括属于统治阶级的个人在内，产生这种恐惧和绝望。 [26]
　　自从资本主义社会建立以来，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自从商品经济发展以来，自私自利和个人发财愿望的根子，就在于对未来的这种无保障状态，就在于不得不为了在激烈的相互斗争中求得生存而"确保自己"作为经济活动动机的自私自利，其衰亡的物质条件和道义条件消失了（原文如此 - 译者）。当然，消费资料个人所有制大概会空前发达。但是，由于物资丰富，而且又可以自由取得这些物资，人们热衷于占有的心情，也会衰亡的。为"新的人"，社会主义的人创造基础的，正是人对于这种新的生活条件的适应性。对于这些新人来说，团结合作将会同现在损人利己的那种努力，一样地"自然"。人类博爱不再是虔诚的愿望或虚伪的口头禅，而成了日常的自然的现实。一切社会关系将日益以博爱为基础。
　　这样的发展是不是"违反人类本性"的呢？这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反对无阶级社会前景的最后一个论点。经常提出这一论点的人根本不了解人类的本性，他们怀着粗暴的偏见和先入之见，把从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中产生的风俗习惯，同人类的所谓"一成不变的"生理上和人类学上的特点混为一谈。还有一些人也引用这种论点，不惜任何代价地力图为他们对于人的观点辩解，他们的观点是建立在人性本恶、而且在世间无法"改造"这样思想上的。
　　然而人类学的出发点是这样的思想：人之本性，恰恰正是其适应能力，通过训练而创造第二本性的能力；正如阿诺尔·盖伦教授所说，人只有通过训练才能生存。 [27]
　　适应和学习几乎有无限的可能性，这是人类学上的根本特征。 [28] 人的"本性"使人能够不断地超过纯粹的生理因素，不断地超过他本身的力量。
　　而且，人类互相竞争互相斗争的倾向，打击别人确保自己的倾向，并不是天生的。这种倾向也是"习惯"的产物，是社会遗留下来而不是生理上遗传的产物，是特定的社会条件的产物。竞争这种倾向不是"天生的"，而是从社会上承受过来的， [29] 同样，只要社会环境彻底改变了，团结、合作是能够有计划地办到的，是可以作为基本社会遗传而世代相传的。
　　况且，合作、团结、博爱这种性情，比之竞争、斗争、压迫别人这种倾向，更符合特定的生理需要，更符合人类学上的基本特点。人是集群动物，不仅在社会经济意义上如此，而且在生物意义上也如此。所有高等哺乳动物中，人出生时最弱、最没有保护、最不能自卫。人类生物学认为人是早产的胚胎，从而具有一种生理组织，能够更长久地学习，并有几乎无限的适应能力 - 这是有赖于作为母体外胚胎而生存一年的过程中的积极性和社会化。这里，系统发生学证实了胎生学，因为现在胎生学界已普遍同意人类起源时期就有同样的积极性（有意识训练的产生）和社会化。 [30]
　　许多调查证明：儿童发展的速度及和谐性是直接以他同大人（母亲！）和同年龄儿童建立社会关系的多少和密切程度为转移的。上述观点对于学习语言 - 思想发展的主要交流手段 - 来说，固然显而易见，可是，从一般生理观点来说，这一观点就更加突出，而且同样正确。经常不断的身体上的接触，是婴儿正常发育的关键性因素之一。缺乏这种接触，可能引起许多疾病。在美国的两个机构里進行了一次调查，两个机构的物质条件（食物）和卫生条件都一样；但是，一个机构里，每个婴儿都由其母亲经常照看，另一个机构里，一个工作繁重的护士照看8~12个婴孩。调查结果令人吃惊。调查开始时，第二个机构里的平均"发展指数"比第一个机构高24点。一年后，第二个机构里的平均数从124降到72，而在第一个机构里却从101.5升到了105。两年后，托儿所（第二个机构）的平均数降到了40，而第一个机构里却仍然维持在100以上。五年后，第一个机构里没有一个儿童死亡，而托儿所里则有37％的儿童死亡。 [31]
　　把生活在气氛和制度都鼓励合作和团结的社会里的儿童，同我们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儿童，比一比他们在身体上、精神上和心理上的状况，那也是很有教育意义的。詹姆斯·克拉克·莫洛纳博士关于冲绳岛儿童的研究，劳拉·汤姆逊和阿利斯·约瑟夫关于豪比儿童的研究，以及多罗塞·雷登和克莱德·克卢克洪关于纳瓦霍儿童的研究，都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32] 美国伟人的人类学家阿斯列·蒙塔古把他对于"人类本性"的分析归纳如下：

　　人身机能是这样组织起来的，归根结底，它只要求一种满足，这种满足只要一句话就能加以说明，那便是：保障 - 在别人对自己的情谊和自己对别人的情谊中得到保障……人要能够在社会范围内满意地進行活动，最基本的社会需要必须恰当地予以心情上的满足，以便使每个人都得到保障，而且保证（其人格的）平衡。 [33]

　　只有社会主义社会才能满足这种需要。因为只有社会主义社会才能把经济生活和日常生活组织得同人们对于保障和情谊的需要不致于经常发生冲突，而恰恰相反，经常而自然地满足这种需要。
　　有这样一种思想："侵略本能"或"破坏本能"控制着所有的人 - 更不用说所有的动物；现代生物学完全不能证实这种思想。心理学也越来越反对这种思想。[34] 劳列塔·邦德证明了：儿童的敌意和侵略意识远不是"天生的"，只是由于某些缺点而发展起来的。而这些缺点终究是产生于儿童同他发育时期周围环境的关系。 [35] 苏桑·依沙克斯发现："在一群儿童中，平等是所有这些矛盾的愿望和恐惧最起码的增殖因素"。皮阿惹指出：儿童指责显著的不平等为不正当，这是自发的反应。 [36] 比格列豪尔研究了关于这个问题极丰富、多样、而又矛盾的一切实验材料以后，得出结论说：人的"占有本能"并不是天生的，至多儿童有抓东西的自然倾向，这种倾向，由于社会环境和教育，可能走上、也可能不走上占有的道路。 [37] 这类材料是举不胜举的。结论是令人信服的：没有理由怀疑，在物资丰盛的气氛中实行按需要的分配方式，结果会使社会环境和日常的社会现实生活发生彻底的改变，而这种改变将很快产生合作和团结的习惯，将消灭作为人类关系基本特征的竞争和冲突。 [38]
　　而且，还要指出，即使在动物界，通过条件反射，彻底改变环境也可以完全消灭所谓"不变的""侵略倾向"。经验证明，使猫和鼠和平合作是有可能的，只要尽早开始训练，只要这两种动物只有合作才能取得食物。 [39] 在各类脊椎动物 - 包括鱼类 - 身上所做的同样试验，也都是成功的（主要参阅朗格罗瓦博士用鲈鱼所做的试验，这些所谓吞吃同类的鲈鱼是可以经过"训练"而不再吞吃同类的）。而阿斯列·蒙塔古教授得出结论说：

　　只要周围环境稍有改变，就可以使动物吞吃同类（错误地被认为是本能）的行为变为基于合作的合群行为。 [40]

　　老鼠和猫都有这种适应能力和养成新习惯的能力，谁敢说人反而没有？
　　但是，这样的适应，这样的"合作习惯"，会不会使人类衰退呢？许多哲学家和社会学家都担心这一点。他们说，这样大家都差不多了，成了一片灰色，精神上肉体上的特质也就丧失了，因为这种特质只有在竞争和紧张的气氛中才能发展。阿列克斯·加莱博士写了一本畅销书讨论这个问题，然而这本书的每一个章节里，都反映出逻辑上的贫困和厌世的、非人道的偏见。 [41]
　　事实上，这种担心是由于把个人主义和个性发展加以混淆而产生的。个人主义是同别的个人進行斗争以追求物质成就的这种实践活动的总和。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个性的和谐发展并不一定要同别人進行斗争，正好象物资丰富并不一定要邻居没饭吃。
　　自古以来就认为"刚强的性格"只能经过战争或从军才能发展。在核武器时代里，谁还敢为这种论点進行辩护呢？体育活动、汽车驾驶、航空飞行、爬山、洞窟探险、以及将来宇宙探险和到别的星球旅行，在这些方面，不是比古代战场上能千百倍更自由地、更广泛地发展刚强和勇敢的性格吗？上述这些活动，凡是愿意参加的人，都可以参加，而不是只有一小部分人可以参加，進行上述活动不再意味着多数人压迫少数人，甚至杀害对手，而是所有的人都能同时進行；岂不是同古代战场有很大的不同吗？
　　事实上，由于社会划分为阶级，才使人类令人束手无策地都沦于贫困。资本主义社会，因大量生产而使这种趋向引起最坏的后果。正是资本主义社会使千百万的人遭到同样暗淡的命运，因为拿同样的工资而只能有同样狭窄的前途，穿同样是成批生产的衣服，看同样耸人听闻的报纸，在同样的运动场上、或在同样的电视节目前消遣。 [42]
　　社会主义社会，在消灭商品生产和开创物资丰盛的时代以后，一定会使人类个性大大发展。目前泯没在浑沌群氓中的亿万个个人，他们的个性一定要苏醒、发展，而且在迄今还无人过问的、想象不到的无数方面洋溢奔放。人类的才力，一旦从抢饭吃的苦役中解放出来，就会投入艺术和科学，投入教育和身心双方的医学。个人同个人之间为生活资料而進行的竞争，将变为追求美、追求真理而進行竞赛。人的悍气一定会变成崇高的创造力。
　　奇怪的是，社会主义的目的似乎是充分发展人和人之间的差别，他们的愿望和能力上的差别，个性的差别。但是，这种差别不再意味着经济力量的差别，也不会因而产生权利不平等或物质方面的特权。这种差别只能在经济平等和社会地位平等的气氛中发展。

阶级和国家的衰亡

　　但是，商品货币经济的衰亡只不过是消灭社会不平等、消灭阶级和国家的杠杆之一而已。另一杠杆是大大地扩展并创造性地把业余时间价值化。
　　社会的统治阶级或统治阶层一向享有闲暇的特权。统治阶级或统治阶层，摆脱了不得不生产生活资料的负担，摆脱了劳累的，机械劳动的负担，就能够或多或少地致力于积累知识，致力于管理经济和管理社会事务。空闲时间多了就能使越来越多的公民掌握并执行这些管理的职务。对于国家逐步消亡来说，这是技术上的解决办法。
　　大约100年以来，正如卡尔·马克思在实行10小时工作日时就己指出的那样，缩短劳动时间是创造文明的重要因素。 [43] 现代资产阶级民主中，凡是稍有价值的东西，都是以缩短劳动时间为基础的。然而这是一个矛盾的现象。缩短劳动时间的好处大部分都被下列情况抵消掉了：从事生产劳动的年代延长了，从住处到劳动地点的往返路程更远了，起初是工人的劳动强度提高了，以后办公室工作人员的劳动强度也提高了，以及连业余时间也都商业化了。
　　此外，从12小时或10小时工作日过渡到八小时工作日，基本上这是一大進步。1920年前后，八小时工作日就已经在先進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工业中普遍推广了。从那时候以来，工人的劳动日时间只有很少的缩短，只有几个国家里才有每周40小时工作制，而且同时并存的还有每周五天工作制，每周工作五天共45小时、44小时或42小时的制度，而且这样一来，一天工作的时间反而延长了。
　　如果要把现代工人在体力上、精神上和神经上的疲劳程度同50年前的工人相比，那么必须考虑到1918年以来大大提高了的劳动强度，考虑到在使用越来越贵的、（常常也是）越来越危险的设备时所引起的神经紧张，考虑到上工路上往往比工作还更紧张的情况，而如果用机动车辆代步，那就尤其紧张；还必须考虑到空气污浊和住房不够安静。根据医生们的许多证明，可以得出结论说：尽管有空闲的周末及两周或三周休假，工人的疲劳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
　　对在各地度假的汉堡工人進行了仔细的检查，得出的结论是：只有在休假的第四周，才是显著的、稳定的休息（恢复体力）。这之前，环境的变化和原来的疲劳都会引起反应（其中有些反应是事后才会出现），这些反应使真正恢复体力成为不可能。从事这种研究工作的医生，要从第四周起，才能观察到下列各方面的"正常化"现象：呼吸次数，脉搏，通过心脏的血量，动脉收缩，直立时血液循环的调整，休息时和工作时的血压，以及体重（如果体重过高，就要减轻；如果体重太轻，就要增加）。 [44]
　　因此，大部分"业余时间"并不是真正的"闲暇时间"，而是"在体力上、神经上消除疲劳的时间"。德国医生区别"消除疲劳"（Entmudung），"消除紧张"（Entspannung）和真正的"休息和获取新力量"（Erholung）。休假的作用大部分被抵消掉了，因为工人休假的时候，正是他身体疲劳得无法真正散心的时候。
　　闲暇时间的商业化也是适应这种情况而产生的。它的根据是：现代无产者，正常地一天劳动以后，无论脑力上或体力上，都已无法再使劲了。但是借口让无产者"散散心"，或"娱乐"一下，实际上或则是使他们的批判能力萎缩，或则经常是不健康的刺激，终于使他们人格败坏，并部分地破坏了他们的个性。所有一切对"闲暇文明"的指责都是隔靴搔痒：空闲时间之所以没有很好利用，其根本原因在于劳动和社会的性质败坏了。 [45]
　　因此，要达到社会主义的主要目的，即生产者和全体公民的自我管理，必须進一步彻底减少劳动时间。考虑到目前生产工作的紧张程度，要使生产者确实能够"习以为常地"经常关心企业和国家的管理工作，看来至少要实行半天劳动制，即按照每周劳动五天或六天而定为每周劳动20或24小时。这一目标，根据目前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高度工业化的国家里，平均每年5％），如果经济计划得合理，能摆脱一切军事负担或寄生性的负担，而且有意识地向节约人力劳动这一主要目的势力，那就大概能在20世纪结束之前达到。即使在美国资本主义的情况下，每周劳动时数也从1850年的70小时，跃到1900年的60小时，1940年44小时，1950年40小时，1960年37.5小时，即半个世纪内减少了约40％，或者说每10年减少四小时不到一点。 [46] 按照同样的速度，社会主义社会里到1990~2000年左右就能达到每周劳动24小时。美国经济学家乔治·索尔也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得出同样的结论 - 然而他没有看到因此而引起的一切矛盾。 [47]
　　充分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更快地缩短劳动日时间大概是可能的，但是会碰到两种障碍：首先是就学时间延长（从中等教育到普及义务高等教育），其次是退休年龄降低。这就意味着：减少一生的劳动时间比缩短劳动日更为合理 - 但是生产生涯还是从16岁起到65岁止，几乎是半个世纪。
　　彻底缩短劳动日时间后，闲暇问题在整个社会问题中的地位就完全不同了。当然，"闲暇的价值化"问题归根结底是同满足人类需要的费用社会化问题和新的分配方式密切联系着的。用统一的电视节目、大批生产的影片、或印行几百万份的报纸去满足2000万劳动人民的需要，比之用高水准的戏剧演出、多种多样的书籍、换言之，用创造文化的手段而不用消费文化的手段，自然要"便宜"得多。让100万电影爱好者拍电影，比摄制一部影片供100万观众观看，花的钱要多得多。加尔布雷思认为社会繁荣时期青少年犯罪增加的原因是私人用于商业性娱乐的消费太多，而国家在这方面的开支却很不够。 [48] 但是，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随着社会财富的普遍发展，闲暇的价值化就越来越使人民从被动的物件变为各种文化活动（运动、艺术、科学、文学、技术、教育、探险、等等）的有意识的参加者。劳动群众目前用于参加经济管理和社会生活领导工作的时间，除开工人组织的干部以外，只占其闲暇时间的极小一部分，将来，用于这些活动的时间占其"业余时间"的比重，将越来越大。参加经济管理和社会生活的领导工作也将变成积极的、有创造性的，而不再是消极的了（由于责任感，由于对别人应承担的义务，或由于常常是很微薄的一点个人利益，而不得不"参加会议"）。
　　有人常常提出反对意见，说是劳动者"并不愿意管理企业"。 [49] 一般说来，这种意见或则是就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的"工人参加管理"而言的，或则是就东欧国家的某些"边缘"尝试而言的；也就是说，无论在哪一种情况下，企业的劳动者深深地感觉到，真正的决定权不在企业里而在别的地方，而且，就整个社会经济环境来说，劳动力的疲乏和为人作嫁状态，并未减轻。工人不愿意把他们宝贵的休息时间消耗于参加会议，而这种会议又不能决定任何有关其命运的事情，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就没有什么可以奇怪的了。但是，南斯拉夫企业自治的经验，给企业人员的感觉是管理工作确实 - 而且积极地 - 影响其生活水平，因而越来越多的劳动群众积极地参加工人委员会的工作。目前掌握在工人委员会手里的企业资金，约占1/3左右。 [50]
　　自动化对于工人参加企业管理是有很大帮助的。自动化的必然结果是消灭生产过程中的体力劳动，甚至消灭专业工人的体力劳动。自动化使生产前和生产后所需的劳动力增加（研究和设计工作，行政管理和分配），但是，如果自动化是在社会化的、或已经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下進行的，那么，它就取消简单劳动，而只是要求越来越专业的劳动，越来越"脑力的"劳动。因此它就像是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差别的伟大力量，使得只有脑力劳动继续存在。
　　农业的工业化 - 目前在美国已经是很先進了，西欧也正在发展中 - 是与阶级消亡和国家消亡同时而来的最后一种经济发展的趋势，它使从事"田间劳动和农场劳动"的"农村居民"减少到极少数，而仍然留在农村里的人也日益变成农学家、畜牧专家、自动化或半自动化的农业机械的技术员和技术工人。大城市将分散成为类似的、自给自足的"卫星城市"，"城乡"差别，甚至连外表也会消失掉，并将建立绿化区、耕作区、居民、文娱和社会活动区以及工业生产区等完整的中心。 [51]
　　这些区域的规模彻底缩小以后，就能逐渐消灭代行权力，但在阶级消亡和国家消亡的最初阶段，代行权力仍然是普遍的。城市规模彻底缩小以后，生产者和消费者自由结合的公社实行自治，就可以代替公民通过特设的社会机构而实行的自治。在这种自由结合的公社里，所有的人都可以轮流担任公职，"领导人"和"被领导者"之间的区别就会消失，全世界终将成为这类公社的一个大联合。
　　这是乌托邦吗？主要的是应该看到这种可能性全都来自生产率的提高，同时有一种经济制度保证高生产率充分发挥效用。这种经济制度的基础，一方面是使生产资料社会化并且创造丰富的物资和服务，另一方面是以从人类生活中消灭金钱和个人发财致富欲望的分配方式去代替商品经济。

经济增长不是永久的目标

　　非货币经济制度下的投资问题，还从来没有考虑过。但是只要经济情况真正达到物资丰富的程度，那么解决这个问题是毫无困难的。仍然在第一部类（生产生产资料的）企业里工作的生产者，虽然他们的劳动不是直接地、而只是间接地增加公民们掌握的大量财富，但也同第二部类（生产消费资料的）企业里工作的生产者完全一样，有权从社会总财富中提取物资。他们劳动的产品，不是在"市场"上"出售"，而是用于更新机器、原料、辅助产品等的贮存，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的日常生产是必须要有这种贮存的。
　　除了这种总投资和简单再生产以外， [52] 有没有"净"投资呢？有没有社会主义类型的、而不是货币经济的扩大再生产呢？换句话说，社会主义社会里生产力会不会继续无止境地增长呢？只有社会主义社会的公民才能回答这个问题，就是说，答案真正是根据自由选择，而不是根据某一"经济必然性"而定的。在资本上义制度下，甚至在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里，"净投资的限界效用"和"增加闲暇的限界效用"之间，说什么可以有所"选择"，那是完全荒谬的。生产者的日常消费，即使有所提高，也总是不能满足需要的。一天的劳动时间，即使是在缩短，也只是由于体力上、神经上的疲劳程度而有所限制，因为超过这种程度，劳动效率就要直线下降。
　　反之，在社会上义社会里，公民有了丰富的物资和服务，才破天荒第一次真正有可能在多一点财富还是多一点闲暇之间進行选择。因为这种选择再不象从前那样为了满足迫切的需要而受经济必然性的支配，所以这种选择才是真正的选择。经济上剩下来的要求，只不过是机器设备的更新（净投资、折旧）以及保证社会产品能同人口一样快的增长。但由于社会主义的人类社会里，同实行计划经济一样，人口增长也将是有计划的，所以人民就完全有了选择的自由。
　　无论如何，经济增长本身不是目的。目的是满足社会的需要，满足消费者的需要，以便最合理地发展人类的一切才能。而且，最合适的消费一点也不意味着消费要无限制地增长；满足人类需要也并不意味着生产力要继续不断地无限制发展。如果社会上已经有了大量的自动化机器，足以满足社会的一切需要，如果社会上已经储备了相当数量的万能车床，以应付不时之需，那么，"经济增长"大概就会缓慢下来，甚至一个时候会停顿下来。 [53] 这样人就可以完全摆脱物质上的、经济上的顾虑了。政治经济学就要过时了，因为再没有什么经济打算了。"效益率"的问题，或者是"节约劳动时间"的问题，已经不是财富的准则了，取而代之的唯一准则，是闲暇，是最合适地利用闲暇。马克思曾经天才地预言说：

　　现有财富的基础是侵占别人的劳动时间，但是同大工业本身所创造的财富的新基础比较起来，那就显得是微不足道的基础了。直接形式的劳动一旦不再是财富的主要源泉，那么，劳动时间就不再是、也不应当再是衡量财富的尺度了，从而也就不再是使用价值的交换价值〔衡量使用价值的尺度〕了。群众的剩余劳动不再是发展总财富的条件了，同样，少数人的闲暇也不再是人类思维〔脑力〕能力发展的条件了。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就此垮台，而物质生产的过程也就没有那种卑鄙和矛盾的形式了。〔生产的目的，变成了〕个人的自由发展，而不是缩短必要劳动时间以便产生剩余劳动。所以，问题在于尽量缩短全社会的必要劳动，这样，依靠因此而产生的闲暇和办法，个人在艺术上、科学上的培养，才有可能……
　　……如果工人群众自己占有他们自己的剩余劳动 - 如果空闲时间因此而不再具有矛盾性 - 那么，一方面，必要劳动时间将根据社会个人的需要而缩短〔衡量〕，另一方面，社会生产力将迅速发展增长，迅速得尽管生产发展的方向要求发挥每个人的力量，而每个人的闲暇时间仍然增加。因为真正的财富是在于发展每个人的生产力。于是计算财富的本位就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闲暇了。 [54]

　　或者更确切些说：财富的准则变成了人们合理地、创造性地利用空闲时间，以便使自己平衡地发展成为全面的人才。

被迫劳动和自由劳动

　　我们所说的被迫劳动，意思是生产者首先丧失对其劳动产品的控制，然后是丧失对其劳动条件的控制，因此，意思就是"为了别人的"、受别人控制的、听别人指挥的劳动。这种被迫性并不因大型生产资料的社会化而自动消失。只有个人自觉地、而且自然地感觉到是劳动产品的所有者，自己能够对劳动条件作主的时候，这种被迫性才会消失。因此，这就要求生产者实行真正的自治，要求物资和服务真正丰富，能满足一切主要的需要和一切需要的绝大部分。被迫劳动是和工资阶层同时消失的（工资阶层的消失有双重意思：为别人而劳动的无产者的消失，为吝啬地、精确地计算的工资而劳动的无产者的消失）。
　　但是，在"为了别人的"劳动以前，就已经有了被迫劳动，那就是人不得不屈从劳动分工的压力，人不得不出让各种潜力；这些潜力是在各人身上沈睡着，只要人"有了自己的行业"，"做自己的职业"，"找一个职位"，这些潜力就无法发挥。
　　没有任何人生下来就是清道夫，就是气焊工人，或三级技术工人。物资和服务的生产和分配过程中，极大部分"职业"同真正的"禀性"是毫无共同之处的。职业指导最多也不过是利用某些禀性，使人尽可能合理地去适应生产的要求，远不是使经济生活迁就个人天生的需要。

　　它〔资本主义工业〕扑灭、窒息、粉碎、歪曲劳动者的某些爱好，某些才能，另一方面，却创造了某些与职业有关的特定的适应性。而且，它竭力趁儿童还在幼年的时候就尽早开始这种适应过程，例如它主张提早学手艺，反对延长就学时间〔或者是在中学共同课时期提早实行专业化〕。这就是现代劳动者所以能"适应"的实在的、真正的、实际上查考得出的条件。我们有权重申：劳动力如何分配，劳动力在各式各样的行业和具体职业中如何散播，仍然是由社会决定的，是由特定的经济制度规定的。劳动者既是这种经济制度的主体，又是它的客体，既是它的动力，又是它的受害者。这种经济制度在青少年身上引起、塑造并产生必需具备的"适应能力"，必要时，就根本不考虑对人的关心。另一方面，这种经济制度还因此而扼杀人们多方面的才能，并根据新的社会标准，为培养更密切的适应能力而创造基础和前提 - 而这恰恰就是职业指导范围内的事。 [55]

　　广泛流行业余做杂务是人们自发地反抗劳动分工最有力的证据。这种业余做杂务的风气，随着劳动时间相对缩短，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在西方国家传播著。19世纪时 - 甚至在20世纪的战争年代里 - 工人是抱着"图利"的目的去种菜园的。但是西方电气公司成千上万工人种花、造摩托车、成为业余电影工作者、造家具和木质玩具、热衷于难以想象的各式各样的活动，从鸟类学到举重〔戴维·里斯曼的引证〕， [56] 这些工人活生生地证明了他们有自发的愿望，想用自由的、无私的、各式各样的活动来抵消职业活动的单调性， [57] 他们本能地想恢复他们自己的个性，而基于劳动分工的经济生活却必然要破坏他们的个性。
　　现代大工厂、大办公室里的极大部分劳动者之所以认为他们的劳动是一种强迫劳动，不仅由于工资低微，不仅由于体力上和神经上的劳累，不仅由于这种劳动是单调的，由别人指挥的。也由于这种劳动只发展人类适应能力的一个方面，因而从长期来看它是不能引起兴趣的。虽然最近想使"机器适应人"，想发展"流动小组"，在企业里经常改变活动，想用多面手的工人去操纵万能机器而"恢复"需要高度技术的操作， [58] 但是也未能把个人从劳动分工的暴政下解放出来。
　　劳动分工本身是既违反人类本性，又不利于个人全面发展的。纳德尔教授指出：如果说个人平均在30~35岁之间就感到智力衰退，那么，"对于那些老做一种职业、从未更换过环境的个人，比对于那些旅行得很多、而又经常换工作的个人"， [59] 这种衰退就要显著得多。
　　但是，那些進行极端机械和极端老一套的劳动的工人和职员，同那些做真正能符合其天赋的职业的人，如艺术家、科学家、研究员、工程师发明家、机器制造者、建筑师，以及一般地说一切進行创造活动的人，一切分享人类创造的欢乐的人，这两类人对于劳动分工的暴政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请看加尔布雷思是如何分析那些已经没有進行强迫劳动感觉的人的好处："摆脱了体力劳动，不得不局限于老一套、屈服于老一套的厌烦情绪消失了，有可能在舒适的，相宜的环境中生活，而且也有把自己的思想和日常劳动结合起来的某种可能性"。 [60] 当然，上述这些分析中还未出现创造者这个词，这是由于加尔布雷思古怪地把清醒的见解同护短的滥调夹杂在一起。被他归在这类人里的，不仅有上述那些职业的人，而且还有……教员、大公司的董事长（！）、广告专家、等等，这些人虽然收入较高，但也象工人一样，是劳动分工的奴隶，也完全受到劳动分工的强制性的影响。 [61]
　　当然，现代的"知识份子"，即使他能够按他的天赋去工作，即使他摆脱了那些歪曲和压迫他的思想和意识的物质上的桎梏（这种情况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以致在官僚化的过渡社会里，是很少有的），也还远不是一个全面发展的、幸福的人。他还遭受日益加剧的专业化的折磨。 [62] 一般来说，他的生活方式是不平衡的，按照这种生活方式，不是有意识地去進行体育锻炼和追求精神上的宁静，而本来却应该是这样做的。现代知识份子常常脱离实际生活，脱离生产或脱离社会生活，他们还受到另一种性质的强迫，习惯和社会性方面的强迫。"可能和现实之间的矛盾，这种历史性的社会矛盾反映……在天赋最好的个人的'内心'里，这种矛盾成为理论和实际之间、梦想和现实之间或多或少自觉的冲突。而这种冲突，象一切尚未解决的或似乎不能解决的矛盾一样，正是造成忧虑和不安的原因。" [63]
　　然而，现代这些"天赋最好的人"，要是他们能够把一生献给基本上符合他们内心需要的创造活动，他们就最接近未来社会主义的人，摆脱了劳动分工和消灭了体力劳动同脑力劳动差别的人。
　　大学教育普及化 - 略为乐观的观察家预计20世纪末就能实现（乔治·索尔，多伊彻）， [64] 消灭一切老一套的劳动，研究工作和思想工作摆脱了一切物质桎梏，人们积极参预管理经济和社会，消灭理论和实际之间的隔阂，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它使人类团结和对别人的爱成为人类活动的主要动机：社会劳动分工消亡的这一切因素，是对于新人类的诞生不可缺少的贡献。就新人类的诞生来说，物资丰富和社会主义这种经济条件，只为它创造了一般的可能性而已，而人们自觉的教育活动、治病救人的活动 - 就这个词的崇高意义来说 - 则是它的必不可少的接生婆。 [65]

人类有极限吗？

　　人类的这种创造活动，使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让机器去做一切机械的老一套的劳动，从研究而進行生产，从画家的画室走向工地，工地上一座新城正在万木丛中兴起，这样的活动还是"劳动"吗？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经济学的这类基础，也应当加以批判性的分析。
　　劳动是人类的基本特征。正是依靠劳动，人类才取得了必要的生活资料；劳动既是社会关系的主要存在原因，也是社会关系的产物和铰链。只有经过了从出生到成年（且不说到体力上智力上的成熟）这样一个"积极社会化"的阶段，人才成为人类学意义上的一个社会动物，才获得正常的生理上的发展。
　　但是，如果由于机器代做了生产生活资料的劳动，因而这种劳动的必要性已经消失的时候，那么作为人类基本特征的劳动，还剩下些什么呢？人类学说明了劳动的概念。事实上，人的本性，就是习惯，就是行动："人由于身体构造的原因，是一个不活动就不能生存的动物。" [66]
　　不得不辛勤劳累、受苦受难而难获温饱的人类至今所進行的那种劳动，就劳动这个词的历史意义来说，仅仅是人类习惯中最痛苦的、最"不人道的"、最"兽性的"形式而已。正象恩格斯说划分为社会阶级的人类的整个历史只不过是人类的史前期一样，传统形式的劳动也只不过是人类普遍创造习惯的史前期形式而已。人类将不再生产东西，而将生产全面发展的个性。当商品、价值、货币、阶级、国家和社会劳动分工都消亡了以后，充分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将引起劳动（按这个词的传统意义来说）的消亡。 [67]
　　社会主义的目标不能是劳动的人道化，也不能是提高工资和改善雇佣阶级的状况；这些不过是过渡阶段、下策和权宜之计。一座现代工厂，不管劳动时间怎样减少，也不管厂房和机器如何适应人的需要，对于人来说，它总不能成为"正常的"或"人道的"生活环境。只有劳动已经消亡，劳动已经让位给创造习惯 - 这种习惯的方向只能是创造全面发展的人 - 只有这样，人类才能完全人道化的过程。 [68]
　　手艺人，生产劳动工具的人，长久以来被认为是文明和人类文化的真正创造者。最近，有些作者试图证明：科学和哲学本身都是由于不断地从事生产劳动实践而从生产劳动中逐渐地产生出来的。 [69] 然而荷兰历史家海辛加却激烈反对这种传统说法，恰恰相反，他认为玩耍的人才是文化的真正创造者。 [70]
　　由整个现代人类学和在很大程度上由精神分析学所辉煌地证明了的马克思主义，能够把上述两种思潮统一起来，因为这两种思潮都反映了人类历史的一个基本方面。人类在起源时期是既生产劳动工具而又玩耍的。 [71] 科学技术和艺术是逐步脱离生产技术的；但是，随着生产技术的专业化，社会劳动分工就成为以后要取得初步的進步所不可缺少的条件了。手艺人，表面上是愚昧无知的，既没有足够的物质资料，也没有闲暇去玩耍，去自由创造，去自发地、毫无私心地发挥自己的才能，而发挥自己的才能却是人类习惯的特色。 [72] 特权阶级的人，就是说有产阶级及为有产阶级所豢养的阶级的人，越来越成为玩耍的人。
　　但因为，玩耍的人也遭到一种特殊的强迫；他的游戏日益成为忧郁的游戏，即使在那些社会乐观的伟大世纪里（例如16世纪和19世纪），也仍然是忧郁的。社会主义的人，摆脱了老一套劳动的束缚，重新回到集体的大家庭里，又成为既搞手艺而又玩耍的人，玩耍越来越多，而同时却又搞手艺。现在，已经在某些劳动中带有更多的"游戏"，在游戏中也有更多的"严肃劳动"。 [73] 取消传统意义上的劳动，同时也就要求人类的创造力这一主要生产力進一步发展。物质上无忧无虑的结果是自发的创造性，这种自发的创造性使人永远年青，同时兼有儿童的游乐，艺术家的激情和科学家的eureka。 [74]
　　对资产阶级来说，财产就是自由。在一个由商品所有者这些"原子所组成的"社会里，财产就是自由这一定义是很正确的；只有有了（足够的）财产才能免于出卖劳动力以换取生活资料，才能免于做强迫劳动。因此资产阶级慈善家们以及譁众取宠者之流，不倦地散布这种幻想：用"扩散财产"来"非无产阶级化"。
　　有些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断章取义地理解恩格斯曾经引用过黑格尔的一句名言：自由只不过是"对于必然的认识"。 [75] 他们把这句话理解维：社会主义社会的人同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一样，都要受"工资不能超过最低生活费这一经济规律"制约，唯一的差别就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人认识了这一律规以后，能够"运用这一规律来为他服务"。
　　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实证主义变种，同马克思、恩格斯真正人道主义的传统是毫无共同之处的，同他们的大胆的分析、同他们对于未来的深刻的展望，也是毫无共同之处的。马克屎、恩格斯都不止一次地说过：过了必然王国才有自由王国。 [76] 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工厂劳动也仍然使人感到是一种令人不快的必然。真正的自由是在闲暇时间里发展的。传统意义上的劳动越衰微，它就越维全面发展和结合社会的个性的创造习惯所代替。人类越是因为满足了需要而摆脱了需要，"必然王国"就越"让位给自由王国"。
　　人类自由既不是"自愿接受的"约束，也不是贬低个人的杂乱而本能的活动的总和。人类自由是人的自我实现，而人的自我实现，那就是永恒的進化和超越，就是一切人性的不断丰富，就是人的一切方面全面发展。人类自由既不是完全休息，也不是"完善的幸福"，而是经过了自古以来人类本来不应有的种种冲突以后，真正的："人类戏剧"的开始。人类自由是意识到自己的能力有限、并从中汲取超越自己能力的勇气的人们所唱的对人类的颂歌。对于今天的人来说，似乎不可能同时又是医生，又是建筑师，也不可能同时又是机器制造者，又是原子分裂者。但是，人已经把手臂伸向星球，已经快要在试管中创造生命，将来要以普遍博爱的态度对待全人类，在这种情况下，谁敢说还有人类所永远不能超越的限制？ 对社会主义对共产主义大家要有信心！

台湾共和国共产党宣传部 共产主义是适合台湾的

众所周知，私有雇佣劳动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是资本主义社会各种弊端的产生根源。改造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壹种更为有效合理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是近两个世纪以来人类最根本的目标和要求。劳动价值论与剩余价值论作为人类这壹目标和要求的理论基础，所揭示出的客观真理早已为世界人民所公认，剩下的只是壹个如何实践、改变、发展和过渡的问题。如何改造资本主义，实现壹种更加文明和科学的社会主义，仍是摆在人类面前的最根本任务。

　　本质上，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积极正确的改造。所谓积极正确的改造，是指实现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是对资本主义的问题的解决，其所采取的行动，应该在人们认为是正确合理的，可以促進现实问题的解决，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发展和進步的前提下進行。在人类的文明与发展上，只有必须和必要的，才是正确的；只有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才是科学的。

　　这对当今的台湾来说，显得至关重要。壹方面，资本主义私有经济已经在经济社会中处于主体地位；另壹方面，台湾又是壹个民主国家，暴力革命或者是像以往的共产党那洋建立共产专制都是不可取的，台湾应该坚持建立壹种可以有效替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制度。以壹种恰当的方式，在确保社会稳定、和谐、发展的前提下，以实际有效的社会主义行动，逐步科学合理地改造资本主义私有经济，解决现实中存在的各种问题，满足台湾社会和台湾人民的发展需要，如何在自由民主的基础上实现共产主义的目标，无疑是壹个根本关键性的问题。

　　壹、资本主义的弊端

　　要积极正确的改造资本主义私有经济，就要从根本上认清其所能产生的危害，以及其产生、存在、发展的规律与根源。现代社会的资本主义私有雇佣生产看起来似乎并没有什么错，壹切都是自然产生的，是在所谓自由与民主的基础之上，通过所谓自由与平等的人民，在所谓公平合理的法律基础上，在人们理所当然的获取财富过程中自然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从个别的角度讲，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这种关系是建立在自由自愿的基础之上的，双方都是双赢互利的。

　　但是，从社会的角度来讲，在这种私有雇佣经济制度下，贫穷、失业、贫富差距、经济危机、人性异化、犯罪与腐败、战争与动乱等等社会弊端的存在却也是客观事实。经济是社会的基础，人类社会的这些弊端明显根源于经济上的原因。无疑是这种私有雇佣经济本身存在某种问题，要不怎么会产生这种种根源于经济制度的社会弊端？

　　资产阶级的学者们往往会说人民的贫穷与失业、贫富差距、经济危机、腐败与犯罪、战争与动乱等等社会弊端，是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落后所致，是人们接受教育的不同和社会发展程度不同所产生的必然结果。然而即便是他们自己也觉得这种说法过于勉强。事实上，在当今社会，这些缺点和弊端也普遍存在于所谓高度文明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之中；而且正是无产阶级的人们拥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并连续不断、诚诚恳恳地工作和学习著；而社会上许许多多奢侈腐败者必然都是有钱人，这些有钱人消遥自在、悠闲自得、无所事事、不学无术却享受着超级优越的舒适生活。这些人凭借壹点金钱就拥有了壹切，而广大的人民群众即使再有文化，再勤恳劳动，而只要没有钱也只能是壹无所有、壹事无成，只能给有钱人打工。而在有钱人自私自利的安排和决定下，劳动人民又是永远也不能富裕起来的。

　　显然，问题决不是人与人之间教育水平的不同和经济发展落后那么简单。根本的、关键的因素在于现代社会的经济发展方式。我们不难发现，正是私有的资本雇佣的生产劳动方式导致了这壹切的社会弊端和人民生产与生活的艰难困苦。历史也早已证明，资本雇佣劳动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根本关键，是资本主义社会壹切弊端的根源所在。这在当今世界已是无可辩驳的客观事实，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们也不得不承认的事情。

　　正是根源于这种资本雇佣的生产劳动方式，导致了壹个社会贫穷与失业现象的不可避免。因为在这种生产方式下，生产得以产生、形成和发展的前提就是资本在社会上可以雇佣到合适的劳动者。资本要获利，资本之间也存在竞争，雇佣劳动者要求的工资越低，就越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因此，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客观上需要足够数量、足够贫穷的无业的产业后备军存在。为此，整个社会的劳动者阶层的收入水平必须限定在壹定的水平之下，而且也只能维持在这壹水平之下。广大劳动者阶层只能贫穷与失业，而社会生产所创造的大量财富只能集中于少数资本家个人的手中，这必然是壹个贫穷与失业、贫富差距、经济危机、腐败与犯罪、战争与动乱等弊端丛生的社会。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资本之间的竞争也日趋激烈，虽然雇佣的人数会增加，但资本在工资成本上的压力也加大了。当生产发展到壹定程度，工人工资就无法再继续增长，再增长资本就无利可图，生产就停顿了。这就是现代世界资本主义国家所称的“中等收入陷阱”。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实质是资本主义国家内在必然的客观规律和要求。不仅中等收入国家存在这种陷阱，低收入、高收入国家都存在这种陷阱。出现这种陷阱的原因在于资本的利润空间已经丧失，出现壹种工人工资无法提升只能下降的壹种客观现象和要求。

　　中等收入陷阱的本质是资本主义实体经济的危机。那些高收入国家之所以能够進入高收入的行列，完全是壹些特殊因素所致：科学技术的提升、获得新的资源、开拓出新的产品市场等。发达国家的殖民战争与掠夺、海外市场的开拓、各种新技术的革命等新的资本利润来源，才是发达国家的成功秘诀所在。而壹旦没有了这种新的利润来源，资本就只能依靠自身的危机，即某种陷阱的方式，依靠生产的破坏、工人工资的降低来获取新的利润空间。

　　资本主义的问题远不止“收入陷阱”，还有更严重的经济危机。由于要确保社会产业后备军的存在，广大劳动者阶层的收入只能限制在壹定水平之下，而与此相对应的就是资本利润和社会生产的自由疯长。劳动者收入构成社会主要消费，资本生产构成产品供给，这种供给与消费的不均衡增长无疑在压缩资本的利润空间；同时，生产增长时工人工资也会增长，工资增长也会压缩资本的利润空间。两种趋势叠加，很可能造成资本利润的加速度萎缩，厂商和政府对生产与消费控制不当就造成严重经济危机。“收入陷阱”只是资本主义生产中经济危机频繁而较弱的壹种“软着陆”状态，即没有造成大的社会问题和动乱的状态；而壹旦前期生产发展过快、过猛，就会导致壹种“硬着路”状态，即生产快速停顿，产生严重社会问题的经济危机状态。

　　现代社会的人们迷惑于虚拟经济世界中的金融危机。实际上，金融虽然在现代社会经济发展中具有重大明显的影响，其实仍属壹种外因。具有本质意义的，具有决定性作用的仍是实体经济。无论资本在现代社会经济中怎样纷纷扰扰、横行霸道，其实最根本的还是劳动者的劳动在起着根本的决定性作用。

　　真正的社会财富是劳动产品，而非货币。脱离了劳动产品，货币不过是毫无意义的数字。通货膨胀的真正威胁在于，壹旦货币失去与现实产品的可信性联结，居民手中持有的货币可能变成垃圾。通货膨胀不止是物价的问题，更是社会信用问题。壹旦这种信用崩塌，长期积累起来的数量庞大的，远远高出其实际价值的信用货币就会轰然崩塌，其结局之悲惨是不言而喻的。

　　现代社会形成规模远超实体经济上百倍的庞大虚拟经济、金融财富，其实质不过是壹种社会权力。这种虚拟财富越大，在经济世界中的权力就越大。资本争取的利润、资本之间的竞争似乎就是要在资本中间竞争产生壹个“武林盟主”壹样。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这种权力规模庞大，甚至足可以统治世界。因此，国民党的存在，大材团的种种阴谋，对世界的统治等等，其实都属资本的理性所在，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但其实这种权力毫无实际意义。现代社会已非野蛮时代，人们日常的生产与生活才具有实质意义，资本对社会再有统治的力量，也无法、不应去干涉个体人们的自由与权利。即使有统治世界的权力，成为世界帝国的皇帝又如何？在资本竞争中取胜又如何？对于人类，这种权力的存在与争夺毫无意义，只有负面作用，而无积极意义。市场经济的竞争是必要的，但像资本竞争这种以牺牲人类的福利代价的竞争就多余、过分了。资本的利润、资本之间的竞争毫无意义的，但却是资本经济的客观规律和要求，是迫不得已、必然存在的。这是以雇佣为基础的资本的本性，是妳死我活的资本竞争的必然结局。现代人类社会的大部分时间、精力、资源都被迫浪费在这种无意义社会权力争夺之中。为了这个资本权力第壹，人类的地球已变得似乎不适合居住。这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从头到脚丧失了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市场经济中的生产竞争必须予以壹定的限制、协调或改進，只有消灭联合劳动的方式，取代资本生产的方式，以良性互动的劳动竞赛，取代恶性循环的资本竞争，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市场经济面貌，使之有益于社会和人民。

　　二、私有雇佣经济的产生根源

　　显然，资本主义的壹切问题和弊端都根源于私有雇佣的资本生产方式上。那么，这种私有雇佣劳动方式的产生根源是什么？我们该如何避免私人对社会生产的这种占有和管理，并建立壹种更加公平、合理、有效，可以更好实现人民生存与发展的生产方式呢？这是人类所面临的壹个根本问题，是共产主义运动所要解决但还没有彻底解决的壹个基本问题。

　　私有雇佣劳动是历史在壹定前提条件下，经济发展的壹种必然结果。在其产生、存在与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壹切似乎都是合情合理的：私人争取和占有私有财产没有问题；在自由市场上用自己的私有财产购买自己需要的产品没有问题；使用私有财产购买生产资料，建立私有雇佣生产显然也没有问题。

　　但是，换壹个角度来思考，有钱人可以雇佣工人，那么贫穷者为什么会贫穷，为什么要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呢？显然，问题的关键在于，雇佣劳动是壹种在不平等的前提下，建立的不平等的生产关系。劳动者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愿意被雇佣是被迫的。劳动者缺乏私有财产，没钱购买生产资料，无法建立和拥有属于自己的财富生产，才是劳动者不得不出卖自己劳动力的原因，才是雇佣关系得以建立和出现的直接原因。

　　私有雇佣生产是建立在劳动者天然贫穷、壹无所有，这壹看上去似乎理所当然的，怨不得别人的基础之上的。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的：“资产者有很充分的理由给劳动加上壹种超自然的创造力，因为正是从劳动所受到的自然制约性中才产生如下的情况：壹个除了自己的劳动力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的人，在任何社会的和文化的状态中，都不得不为占有劳动的物质条件的他人做奴隶。他只有得到他人的允许才能劳动，因而只有得到他人的允许才能生存。”（《马克思和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3卷5页）。

　　在以私有财产为基础和目标的自由生产与交换的竞争中，有钱购买生产资料和没钱购买生产资料是壹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情。壹方面是有钱购买生产资料建立社会生产的资产阶级；壹方面是无钱购买生产资料不得不以出卖自己劳动力为生的无产阶级，两者结合便形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雇佣经济。贫穷者无法购买生产资料，不得不出卖自己劳动力的客观事实使自身陷入壹种因贫穷而贫穷的恶性循环之中。这是私有雇佣劳动得以产生、存在和发展的关键，也是资本主义社会得以出现壹系列社会弊端的根本原因。

　　因此，弊端重重的私有雇佣经济得以产生和存在的根源，不在于私有财产制度，也不在于市场经济制度，更不在于人们为实现自己的私有财产而以雇佣劳动的方式建立了雇佣经济本身，而在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使劳动者无法公平合理地建立和拥有属于自己的社会生产。雇佣劳动不止是人民贫穷的原因，也是人民贫穷的壹种必然后果。劳动者无法建立和拥有属于自己的劳动，从而不得不出卖自己劳动力，才是壹切问题的根本关键之处。资本主义的问题出在劳动者无法公平合理地建立自己的生产劳动上，而不是资本家以雇佣劳动为基础進行的生产与投资行为。如果劳动者可以建立自己的生产劳动，那劳动者就不必要去给资本家打工，雇佣劳动就不会产生，资本主义及其弊端也就不复存在了。

　　当人们使用自己的私有财产在市场上购买各种生产要素，進行生产投资，形成雇佣生产时，私有财产就转化为私有生产资料。但我们显然不能把产生私有雇佣劳动，形成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原因归结为私有财产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人们拥有私有财产是正常合理的，人们使用自己的私有财产购买各种生产资料和生产要素，雇佣工人，建立私有生产也是正常合理的。问题不在于壹部分人拥有大量的私有财产，不在于这些人使用私有财产進行雇佣生产和投资，而在于另壹部分人没有足够的生产资料，不能建立和拥有属于自己的社会生产。

　　三、私有财产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区别与联系

　　许多号称是社会主义者的人，把资本主义私有制等同于私有财产制，认为社会主义改造资本主义私有制就是要消灭私有财产制，实现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就是要实现生产公有制和财产公有制，并把没有商品和货币，人们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当作壹种目标理想。这其实是非常错误的。

　　社会主义理论的先驱，马克屎、恩格斯本人的确是把资本主义私有制等同于私有财产制的。但实际上，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私有财产不是壹般意义上的私有财产，而是包含他人劳动的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马克思在《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中指出：“因此，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对自然界和对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我们通过分析，从外化劳动这壹概念，即从外化的人、异化劳动、异化的生命、异化的人这壹概念得出私有财产这壹概念”；“私有财产壹方面是外化劳动的产物，另壹方面又是劳动借以外化的手段，是这壹外化的实现”。“工资是异化劳动的直接结果，而异化劳动是私有财产的直接原因。因此，随着壹方衰亡，另壹方也必然衰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56年版42卷100－103页）。显然，在马克思这里，私有财产不是壹个普通的壹般意义上的概念，而是特定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概念，是资本主义私有社会制度条件下的私有财产。马克思主张消灭私有财产实际上不是消灭壹般意义上的私有财产，而只是要消灭资本主义私有社会制度，是消灭以剥削和压迫为主要内容、以人的异化为特征的私有财产。正因为马克思、恩格斯笔下的私有财产是包含异化劳动等不合理内容的，包括“工资”，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在其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设想上，才没有私有财产的地位和作用。

　　马克屎、恩格斯都是历史唯物主义者，他们反对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却并不反对壹般意义上的私有财产。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屎、恩格斯就指出：“共产主义的特征不是要废除壹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把资本变为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公共财产，这并不是把个人财产变为社会财产。这里所改变的只是财产的社会性质。它将失掉它的剥削性质”。 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指出：“所以，每壹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之后，从社会方面正好领回他所给与社会的壹切。他所给与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他从社会领壹张证书，证明他提供了多少劳动（扣除他为社会基金而進行的劳动），而他凭借这张证书从社会储存中领得和他所提供的劳动量相当的壹份消费资料。他以壹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壹种形式全部领回来。显然，这里通行的就是调节商品交换（就它是等价的交换而言）的同壹原则。内容和形式都改变了，因为在改变了的环境下，除了个人的消费资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成为私有财产。至于消费资料在各个生产者中间的分配，那么这里通行的是商品等价物的交换中也通行的同壹原则，即壹种形式的壹定量的劳动可以和另壹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三卷10页）。显然，马克思在这里的指出的“个人的消费资料”就是壹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也需要和存在的私有财产。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私有财产只包含消费资料；而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不仅包含消费资料，也包含生产和生产资料，包含别人的劳动在内。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生产资料都掌握在少数私人手中，而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生产资料掌握在集体或国家的手中。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普通人民因缺乏生产资料而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才能获得“个人的消费资料”，而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人民由国家或集体协助其解决生产资料问题，从而可以建立属于自己的生产劳动，可以更好的获取“个人的消费资料”，可以实现自身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很明显，资本主义私有制应该是指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生产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而不是壹般人所必须拥有的用于个人消费的私有财产。我们不应把用于个人消费的私有财产同用来生产剩余价值的私有生产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混为壹谈。在资本主义社会，私有生产以及生产资料虽然是私有财产的壹种，但私有财产与私有生产和生产资料并不相同，而且私有生产和生产资料的产生根源也并不在于私有财产，当然也不在于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不能也不必消灭私有财产和市场经济。

　　四、自然资源私有制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根源

　　雇佣劳动的产生，根源于劳动者被迫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然而，劳动者天生就是壹无所有的贫穷者，天生就无法从事自己的社会生产，只能依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来谋生吗？显然不是！

　　实际上，虽然私有财产可以购买各种生产资料，但生产资料其实主要不是来源于人民的私有财产，而是来源于自然资源，来源于土地、山川、河流、矿藏、森林、植物、动物、空气等等所有自然界中的东西。

　　自然资源才是社会生产的根本和基础，人类就是依靠自然资源实现自身生存与发展的。尽管这些自然资源是有限的，但相对于让人民建立自己的社会生产来说，这些自然资源并不是匮乏的。地球这么大，资源这么多，只要分配合理、使用妥当，加上人民的辛勤劳动，完全可以让所有人民都建立和拥有属于自己的社会生产，可以满足所有人民的生产与生活需要，人们根本不必要去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依靠这些自然资源足以使所有人们都建立自己的财富生产，足以使所有的人们生活富裕、事业成功，怎么可能稀缺到使人民无法生产和生活呢？

　　问题显然在于社会，在于自然资源的所有制！在现代社会，壹个基本的客观事实是，人类大部分的自然资源都是私有制的。不知何时，这些自然资源都成了少数资产阶级个人花钱买来的，或者世袭的私有财产，成了无产阶级的人民群众不能染指、侵犯和使用的东西。显然，广大劳动者阶层被这些少数资产阶级剥夺了对自然资源的公平占有权，无法使用这些自然资源，从而才无法建立自己的生产，才变得壹无所有，不得不接受资产阶级的雇佣和剥削的。

　　劳动的条件、生产资料主要来源于自然资源。而自然资源显然不应是某个人的私有财产，而应是整个社会的公共财产。也就是说，如果公平、平等是自由主义的基础和前提的话，那自然资源私有制就是不合理、不自由、不公平、不平等的。想想看，土地、山川、矿藏、河流、空气、环境等自然资源应该归个人所有吗？这些自然资源本来不是属于全体人民的公共利益，为人民所共有的么？怎么就变成资产阶级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财产了？公共财产可以在自由市场上，在私人资本家之间自由交易吗？这种把人民的公共财产私有化的行为难道不是壹种出卖人民利益的行为？难道不属于壹种强盗的、犯罪的行为？少数资产阶级拥有的这种自然资源形态的私有财产是非法和不合理的，是应该被人民剥夺，重新归人民共同占有的。

　　人们生来是壹无所有的吗？显然不是。只要是社会的壹份子，任何壹个人都应平等地享有社会的壹切权利。这种权利不仅包括政治权利，也有经济权利，包括对公共财产的相应权利。每个人生来在财产上并不是壹无所有的，而是有壹定的财产的，和其他人壹样，对这个社会上的自然资源、公共利益拥有平等的所有权，任何人不能剥夺人们的这种权利。

　　自然资源实际上和国家政权等具有壹样的属性，都属于社会全体公民共同拥有的壹种权益，是壹种公共利益。人民的公共利益是不能为私人所拥有的，这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经验和常识，也是所谓自由主义的基本要求。归私人占有就是对人民权利的侵犯。虽然自然资源在现实中不可能由每个人平均占据，但至少应以某种形式反映和体现在每个人身上，至少应该可以使每个人都受益。自然资源作为生产资料的主要来源，至少应该使人们可以自由建立和拥有属于自己的生产劳动，让人们正常、合理、而公平地生存和发展。而自然资源私有制以及以此为基础所产生的雇佣生产劳动关系明显忽视人们的合法权利，无视人们的平等与自由权利，无视每个人都有权拥有这个世界的共有资源的客观事实，其产生和存在是对人身权利的漠视，是对人类基本人权的践踏。

　　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的所谓专家们大力鼓吹和宣扬自由交易的权利，并把这个世界上归人民共有的自然资源也列入交易的对象。他们不是把自然资源当作每个人都可以公平地享有和使用的公有的稀缺资源，而是作为可以自由交易的可以出卖给个人，可以由个人独自占有的稀缺资源。除非继承了别人的遗产，否则每个人生来在经济上都是壹无所有的。于是，土地、山川、河流、矿藏等公共财产在不经人民同意的情况下，就成了在自由市场上可以在私人之间自由交换和购买的物品，从而就似乎合法地成了他们的私有财产。他们把非法获得的自然资源打上私有财产的标签之后，就到处宣扬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思想，从而赋予自然资源私有制以及相应的私有生产和生产资料以壹种神圣不可侵犯的宗教特质，给资产阶级对自然资源的占有披上了合理合法的外衣。他们通过法律的形式确立了私人对自然资源私有权的神圣不可侵犯，从而永久地确保他们垄断的特权地位。

　　在资本主义社会，自然资源都被少数资本家个人霸占著，奉行壹种任由人们在不公平、不合理的、不人道的前提条件下自由竞争、适者生存的社会规则。劳动人们既没有私有财产，也没有自然资源的使用权，更没有其他的人道援助，就只好以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来实现自己的生存与发展了。而只有和只要存在愿意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的人，那么私有财产就可以轻易的转化为私有生产资料，从而私有雇佣生产就得以产生、存在和发展。以自然资源私有制等方式迫使人们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就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产生的真正根源和秘密所在。

　　这些自然资源、生产资料都可以表现为壹定数量的金钱，可以用金钱来购买。因此，壹个人有钱就可以雇佣工人，组建自己私有企业，就能取得所谓成功，也可以任意购买自然资源。每个人都可以去这样做，都有这种所谓公平、均等的机会。于是，整个资产主义私有制的壹切就变得平等、公平和自由了。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足够金钱的，只有资产阶级才有足够的金钱。因此，这种所谓的公平和平等，对于广大贫穷的劳动人民来说毫无意义。

　　在自然资源私有制下，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基本处于壹种壹无所有的状态，劳动者能够通过出卖自己劳动力的方式实现自己生存与发展就已经不错了，哪里还有足够金钱去购买自然资源建立自己的私有生产？而且，劳动人民的工资收入本身是由资产阶级决定的，资产阶级有权决定工人工资的标准和多少，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还可以经济危机、通货膨胀等的形式变相压制或降低工人的工资收入。因此，资本主义的壹切所谓自由、平等与公平都是欺骗人民的。贫穷者之所以贫穷，根本和关键都在于人们天生应有的对自然资源的财产权被少数个人无端地剥夺和霸占了，加上缺乏人道的社会制度，才最终导致劳动人民丧失了建立和拥有自己财富生产的物质条件，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为生，不得不在不平等的生产竞争中维持着自己的卑微生存。

　　五、自然资源私有制的历史根源

　　资本主义的这种自然资源私有制明显是壹种历史上的霸权延续下来的结果。这种历史上的霸权表现为任何以武力为基础的不合理的人为霸占，如皇权、奴隶权、庄园主、地主、矿主等等。这种霸权通常表现为对别人合法财产、人身自由或公共财产的霸占。

　　人类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政治的霸权结束了，对人身自由的政治束缚基本结束了，但仍然存在经济上的霸权，人们还受到经济上的霸权的根本性束缚。基本的政治上的霸权已经被公民运动所摧毁了，而经济上的霸权却被资产阶级继承下来。共产主义实质上就是要结束资产阶级的这种经济霸权，而实现壹种全人类的经济自由与解放。

　　资本主义经济表面上是壹种自由公平的市场经济，奉行壹种机会均等的自由竞争原则，但实际上原本属于全体人民所共有的，对人民的生产与生活最重要、最根本的自然资源的财产权仍然被霸占在少数个人的手中。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不但延续了历史上对最重要的自然资源的霸权，还发展了这种霸权，使其可以通过金钱在自由市场上自由交易。这样原本属于全体人民的公共财产，在资本主义社会却成了可以在私人之间進行交易的商品。与此同时，资产阶级还把这种霸权充分发展，形成了对社会大多数劳动人民的奴役制度，使社会的财富和权力，垄断于资产阶级的手中，广大劳动者阶层成为资本家阶级呼之则来，挥之则去的劳动工具。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也因此弊端重重，贫穷、失业、饥饿、犯罪、战争等等像恶魔壹样缠绕着人类。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这壹切弊端，实现壹种人类的解放，是共产主义的最终使命。

　　私人占有自然资源这壹社会现象自人类有史以来似乎是被社会所认可的。因为在当时的人们看来，这些自然资源要么是无主的，要么就是别人的。谁能占有壹定的自然资源，取决于谁的能力。这就像从中国败退到台湾的殖民主义者在台湾这块殖民地上進行跑马圈地壹样。普通的人们从来没有想过这些自然资源也应该有壹部分属于他们自己，即使自己没有能力占有，任何人也不能随意侵占。这就像他们从来没有想过人与人之间应该是完全平等的、自由的，不仅政治权利平等，经济权利也要平等；没有天生的皇帝、庄园主、地主、矿主，这些都是不合理的强权与霸占的结果。显然，自然资源私有制是人还没有认识到自己的应有权利，还没有认识到自己本身的体现。而当人们认识到自己作为壹个人的本来面目，认识到自己作为壹个人的应有权利，认识到人与人之间完全应该是平等的、自由的时候，就会认识到人类社会的自然资源的财产权也应该是完全平等的，自然资源应该属于全体人民共同拥有的了。

　　人人平等、自由、人权、民主的思想观念在世界上被人们广为宣传和认同，是许多進步人士所极力推广的东西。然而奇怪的是，几百年来人们对平等、自由、人权、民主等观念被人们普遍接受，却独独对自然资源的财产权的人人平等的原则却讳莫如深，丝毫不见其宣传与推广的踪影，甚至还掖着、藏着地予以保密。显然，只有政治上的平等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实现经济上的平等。经济上的平等将使资产阶级丧失其对自然资源的独占权，从而丧失其财富生产的垄断权和特权。因为没有消灭经济上的霸权所以政治上的自由与民主并没有让人们摆脱剥削，始终还存在着大量可供资产阶级剥削的产业后备军和无数控制壹切的机会和条件。

　　传统的進步的理论从不涉及到自然资源的人人平等权。无论其经济学说还是政治学说，无论其宗教思想还是人文、法律、道德与伦理，缺乏这壹简单的常识性的人类重要认知。总是宣扬地球是全人类的，环境与自然也是全人类的，但是偏偏至关重要的自然资源就不是全人类、全社会的了；当资产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强力开发自然资源，导致环境严重污染、恶化之时，他们到处宣扬人人有责、要求人民保护环境；而在贫穷的人民为了自己能有口饭吃而要求自然资源公有制，实现社会主义时，他们就又宣扬起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来，这就是世界少数资产阶级专家们的丑恶嘴脸！

　　资本主义与奴隶主义相比，不过是人们在政治上变得自由了，弱肉强食中的“强”也不仅表现为身强力壮、很能打架，而更多地表现为“金钱”、“实力”。 资本主义社会下的雇工和奴隶社会的奴隶、封建社会的农奴在经济地位与劳动方式上显然基本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都是不能占有自己的劳动力，都要在别人的管理和允许下生活，都为别人创造著财富而自己则永不翻身地贫穷著、屈辱著。

　　在资本主义社会下，雇工的本质就是壹种政治上自由的经济奴隶。雇工相对于农奴或奴隶的進步在于摆脱了政治上的桎梏，然而经济上的剥削却是更甚了，从而也使政治上的自由大打折扣。奴隶或农奴摆脱政治上的枷锁还可以获得解放，而雇工阶层却无论如何也逃不脱资产阶级的雇佣，并在大打折扣的资本主义民主政治面前无能为力。显然，在资本主义社会，人类生产力发达了，而人类的生产方式却更加野蛮落后。

　　资本主义的精神向来都是少数人的自私自利是天然合理的，体现在其生产、行事原则上，不是人民的共同富裕与友好相处，而是自由竞争、适者生存。资本主义思想从来都是壹种霸权思想：让别人成为自己财富的奴隶和工具，毫不留情的掠夺、侵占别人的财富。资本主义的这种非人道精神明显继承了历史上的霸权思想，是奴隶制、封建制度的精神遗留物。

　　资本主义的非人道不止表现在精神思想上，还贯穿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方方面面。壹方面壹无所有的无产者阶层得不到应有的、合理的、人道的帮助，另壹方面人民本来应有的最重要的自然资源财产权又被少数资产阶级霸占著。以此为基础，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在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多方面都是不公平、不合理、不人道的，产生和存在壹系列缺点弊端。人民为了生存被迫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被迫屈从于不合理、不公平的分工，被迫屈居于被压迫、被剥削地位，被迫生活在贫穷与非己的境地。在当今人类社会，这种经济霸权所主导的壹系列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制度正在压制着人们的自由、个性与生产力，产生各个方面的异化现象，导致人性扭曲、生产扭曲、文化扭曲、社会扭曲等等。

　　甚至，资本主义社会的存续发展就要依靠人民的贫穷与痛苦。因为没有人民的贫穷，私有生产就雇佣不到合适的劳动者，资本主义生产就无法形成，经济就无法发展。在资本主义社会，为了生产的继续发展，为了获取巨额财富，资产阶级经常采取措施人为制造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搜刮人民仅有的壹点财富，使人民变得更加贫穷，从而资本主义生产得以更加良好的发展。统治者壹方面拒绝共同富裕，壹方面还人为地制造著人民的贫穷。当人民好不容易富裕起来，或者工资福利增加到影响其继续获利时，资产阶级将毫不留情地出手，以各种手段：通货膨胀、经济危机、苛捐杂税、贪污腐败等等方式来巧取豪夺人民手中的多年积攒下的壹点积蓄。

　　毫无疑问，人类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阶段，在形式上摆脱了政治霸权，在实质上却仍然受到经济霸权的桎梏。这种经济霸权正是导致人类社会畸形变态，产生种种不合理、不公平、不自由、不民主现象，导致壹系列缺点弊端的根源。不公平的竞争基础、不均等的致富机会、加上野蛮兽性的生存规则，普通的人民百姓不贫穷、不失败才叫怪事。

　　消灭这种经济霸权，从而改变和恢复人类正常的生产与生活方式，真正把人当人看待，建立人道的生产方式，从而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正是人类获得解放的根本和关键。这正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和基本内容。用社会主义改造资本主义，首先应剥夺资产阶级的经济霸权，至少把自然资源形态的公共利益恢复本来面目，并以公平、合理、人道的原则为人民提供各种服务和帮助，使人们摆脱主要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各种束缚，而可以建立和拥有属于劳动者自己所有的社会生产，实现按劳分配，完善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实现人类的解放，实现生产力的解放。

　　六、改造资本主义的正确方式

　　私人对自然资源的占有是不合理、不合法的。而资产阶级恰恰就是凭借对自然资源的这种霸占，加上自由竞争、适者生存的社会生存法则，才构造起资本主义的大厦，形成对广大劳动者阶层的压迫，确定稳固的雇佣劳动制度，创造了资本主义以金钱决定壹切的，以对劳动者的剥削和压迫为基础的社会制度、人文精神、伦理道德等。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资料私有制是资本主义社会人民贫穷与失业，劳动者被迫以雇工身份参加社会生产，以及其他壹系列社会弊端的根源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主张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按照“今天的生产力终于被认识了的本事来对待这种生产力”（恩格斯《反杜林论》）的主张无疑也是正确的。但实际上，生产资料私有制，却主要源于自然资源私有制，源于缺乏人道的社会制度，而不是私有财产和市场经济制度本身。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私有财产、市场经济虽然密切相关，但并非就是等同的，并非不可脱离的。实现社会主义，实现人的自由与解放，显然不能为了否定生产资料私有制而把私有财产和市场经济制度也否定了。无论何时，人都是要生产与生活的，都是要消费个人生活物品的。私有财产和市场经济无疑是实现人的正常生产与生活的必须。实现社会主义，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没有必要，也不能把私有财产和市场经济制度也壹同消灭了。就是说，在我们倒洗澡水的时候，不能把洗澡的孩子也壹同倒掉。

　　共产主义并非是人的“大公无私”，而是人的自由与解放。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是社会科学，而非针对个人的道德化要求。在《费尔巴哈》中，马克屎、恩格斯就指出：“建立共产主义实质上具有经济的性质，这就是为这种联合创造各种物质条件，把现存的条件变成联合的条件。共产主义所建立的制度，正是这样的壹种现实基础，它排除壹切不依赖于个人而存在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壹卷77页）。因此，所有实现共产主义所要采取的行动、措施、制度，应服从于人的自由与解放的目标，而不是马克思个人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壹些简单设想。真正的共产主义的基本原理，是把生产资料，即“现存的条件”掌握在生产者自己的手中，从而变成“联合的条件”，从而可以实现生产者的自由，進而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因此，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不应侵犯人的正常合理的自由和权利。要实现真正的共产主义，就是不能人为限制人的自由与发展。即便在改造资本主义的时候也不能这样。就是说，社会主义不应强力阻止雇佣关系的建立。既不能阻止资本家雇佣工人，也不能阻止工人去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同时，人的合理合法的私有财产、私有生产和生产资料也不能被随意剥夺。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私有制是社会的事情，不是资本家个人的事情。对于现在的壹般的资本家个人来说，除了自然资源之外，其它财产的来源都是合理合法的，是不能也不应被任意没收、充公的。共产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应该通过自然资源的公有制，以及其他合理合法的方式来实现。而共产主义平等合作的生产关系的建立，只能在自由、自主、自愿的基础上，在全民所有的生产资料的协助下，由劳动人民自由自主地来建立、完成和掌管，完全归劳动者自己集体拥有。

　　共产主义并不反对私人对某种物品的占有和使用。就像对待私有财产壹样，共产主义反对的只是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社会现象，即反对的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私人对物品的正当合理的占有与使用当然应予以维护和认可。但非法的、不合理的占有就必须予以反对。例如，个人因偷盗、抢劫、诈骗而来的私有财产是不合理的，就必须予以没收或物归原主的。同样，属于全体人民共有的自然资源绝对不应当成为某个人的私有财产。土地、森林、矿藏、山川、大河等应是所有人民的共有财产，不应归某个人私有，即使这种个人私有是花钱买来的、历史形成的、约定俗成的也都不应该。自然资源的私人占有，明显是对社会其他人民的公共权利的壹种侵占。社会主义应首先把自然资源收归国有，并以此为主来建立全民所有制的生产资料，并通过全民所有的生产资料为劳动者个人提供生产资料服务，让劳动者个人可以只有建立和拥有属于自己的社会生产。

　　与此同时，要改造私有雇佣劳动关系，也不是反对人们建立在双方自由意愿上的交易契约，而只是要求形成这个契约的交易应建立在双方都平等和道德的基础上。这种平等和道德不是说说就行的，而是要具体落实到交易的前提条件和基础、方式上的。比如，金钱不能购买壹切，不能购买人身自由和人的尊严，不能购买奴隶，也不能购买国家政权，不能购买土地、矿藏等公共利益，不能购买公民共有的财产。有些东西是不能被用来做交易的。同样，劳动力也是不应被购买的。出卖劳动力，等于出卖人身劳动自由和权利。通常情况下，劳动者出卖自己劳动力都是被迫的。劳动者无法建立和拥有属于自己的社会生产，为了个人生存才被迫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这些不公平、不正常契约的达成，即使是对方愿意的，也明显是侮辱人的，是乘人之危。而资本主义则根本不考虑这壹切，对自然资源、他人劳动的占有，以及这种占有所导致的极其残酷的不人道后果都表现出壹种冷酷无情和漠不关心的态度，体现了资本主义对财富不顾壹切地掠夺的本质和精神。资本主义这种私人占有壹切的社会生产方式所造成的贫穷与失业、饥饿与疾病、环境污染、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发展机会的不公平、地区发展不均衡等等社会弊端却似乎与资产阶级毫无关系。

　　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应该为劳动者的自由与解放提供服务，而不是制造新的障碍和束缚。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劳动者自由建立和拥有属于自己社会生产的壹种结果和表现形式。显然，那种根据生产资料全民所有而产生的全民所有制计划经济的生产方式完全是错误的，这不但没有实现劳动者的自由与解放，反而为劳动者的自由与解放制造了另外壹种的障碍和束缚，完全不符合共产主义思想的本意。其实质，是以另壹种形式的剥削与压迫制度，替代了资本主义的剥削与压迫制度。是以全民或国家替代资本家的形式，继承了剥削压迫制度，成为劳动人民的新枷琐。全民所有制计划经济这种新的桎梏，无疑正是马克思、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中说批判的那种：“不依赖于个人而存在的东西”，是“冒充的集体”，“个人自由只是对那些在统治阶级范围内发展的个人来说是存在的”，“对于被支配的阶级来说，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集体，而且是新的桎梏”。

　　满足共产主义运动要求的，可以实现劳动者的自由与解放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只能是那种：“在真实的集体的条件下，各个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由”的企业生产方式，即真正符合劳动者的生产与生活需要，由劳动者自己作主，自由、自愿地结成的“真正集体所有制”生产方式。符合共产主义要求的社会主义经济，只能是壹种以集体所有制企业为基本生产单位的公有制市场经济。

　　资本主义野兽般非人道的本质精神明显地表现在其秉持着的动物世界的生存原则：弱肉强食、适者生存。但这种自由竞争、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并非壹无是处。实际上，根源于人的生产与生活的千变万化、多种多样性，这种必然导致市场经济形态的人的生存法则也是满足人的生产与生活需要的最好方式。就像把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为生产资料公有制壹样，共产主义也要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改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把控制人的市场经济，改造为受人控制的市场经济；把为祸造害的市场经济，改造成服务于人民的市场经济，使其为人的自由与解放提供壹种方式和服务。

　　自由竞争、适者生存的法则应用在人的生产与生活领域中，作为资源配置的壹种市场方式是可行和有效的，但却不能简单应用于人类本身，不能简单应用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作为人，参加这种自由的生产与生活竞争应该有两个前提：首先要确保人的尊严和起码的生存基础；其次必须是真正公平合理的。

　　而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区别，恰恰就表现在这市场经济的这两个前提上。资本主义要确保雇佣劳动，所以必须确保劳动人民的贫穷与失业，确保产业后备军的存在。而且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规律和趋势是不断侵蚀人的尊严底线，危害人的生存基础，甚至连人的起码社会保障系统也无法得以有效实施。同时，自然资源私有制、资本主义雇佣劳动方式的存在，也说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是建立在壹个不公平、不平等、不合理的基础之上的。显然，正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导致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不公平、不合理，导致了资本主义社会壹系列的缺点弊端，甚至连人的起码生活与尊严底线都无法得到实现和保障。

　　而共产主义的基本做法，恰恰就在于通过生产资料公有制，让劳动者可以自由建立和拥有属于自己的社会生产，从而确保市场经济的真正公平合理性上。在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中，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建立和拥有属于自己的社会生产，从而没有了也不可能产生雇佣劳动这种不公平、不平等的生产关系。由于每个劳动者都是自己劳动的主人，自己所生产的社会财富全部归自己所有，生产资料公有制就是自己生产与生活的最大、最好保障，因此也不存在所谓社会保障的问题。而且，人都是自己的主人，人的尊严当然得到最高的体现。

　　在资本主义雇佣生产的整个链条之中，如果自由竞争、适者生存的法则是必要和正常的，自由雇佣和交易，私有财产和市场经济制度也是符合人们道德化要求，不能随意终止或没收的话，那自然资源私有制却绝对是非法和不合理的。人民有充分的理由把私人占有的自然资源收归国家所有，让其归全体人民共同拥有。如果说实现社会主义不能凭空没收资本家们的企业和生产资料的话，那么没收资本家手中的自然资源却是非常必要、合理的，理所当然的。

　　而其实，建立整个的共产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依靠自然资源的公有制就已经足够了。实现共产主义，实现劳动者的自由与解放，无需强硬没收资本家手中的生产和生产资料，而只需让劳动者可以成为自己和自己劳动的主人就够了。而只要以公有自然资源所形成的生产资料为劳动者的生产劳动提供必要的生产资料服务，再加上国家与社会在其他方面的扶持与帮助，就足以让所有劳动者建立和拥有属于自己的企业生产，成为自己和自己劳动的主人。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人民并不是生来就壹无所有的，而是有壹定的天然的财产权的。每个人除了壹定的政治权利外，也拥有相应的自然资源财产权。依靠这自然资源财产，每个人都可以建立和拥有属于自己的生产劳动，从而可以实现自己的个性自由，实现自己最完美的生存与发展。

　　当然，土地、森林、矿藏等自然资源的开发和使用必然要落实到具体的劳动者集体。但这并不需要把土地、矿藏等自然资源出卖给个人。使用权和所有权是不同的，自然资源可以给具体的使用者使用，却不能卖给使用者。使用是壹定时期内使用，是要付出报酬的。而出卖所有权是壹次性的，壹次性交易后，所有权将永远属于新的所有者。

　　在当前台湾，虽然资本主义私有经济已经占据主体，但自然资源大部分仍是很分散的，把共产主义作为目标和指导思想的人越来越多。如果在不久的将来追求共产主义的政党可以通过民选的方式得到执政权，并在执政之后充分完善与发展自然资源的使用与管理制度，充分完善和发展改造生产资料的占有状况，并以建立公有制经济为基础，为广大的劳动者提供有效的服务，使之可以自由地建立和拥有属于自己的集体所有制企业生产，那共产主义的实现仍然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毫无疑问，这是积极正确地改造资本主义，解决壹系列现实社会问题的有效办法，也是当今台湾改革与发展的唯壹出路，也是实现台湾人民真正的自由与解放的最佳方法。

台湾共和国共产党宣传部 共产主义的叛徒中共实行的改革开放对中国社会带来的变化

从"为人民服务"到"为'新社会阶层服务'"
从"全心全意依靠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到"全心全意依靠少数”精英
从"消灭剥削"到"剥削有功"
从"消灭私有制"到"消灭公有制"
从"北平壹夜消灭妓女"到"繁荣娼盛"
从"根绝性病"到性病泛滥，
从"消灭黄赌毒"到"黄赌毒屡禁不止愈演愈烈"
从"人民利益高于壹切"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从除了毛泽东是大贪污犯其他基层官员"廉洁奉公"到贪官遍地、赃款源源不断外流、海外世界大量出现"二奶镇"、"贪官子女帮"
从虽然医疗服务质量不好可是人人都有负担得起的"公费医疗"、"农村合作医疗"到让普通老百姓倾家荡产的"医疗产业化"
从虽然是洗脑教育可是却是免费义务教育到"二十年大学学费涨25倍，涨幅10倍于居民收入增长"的"教育产业化"
从"为国家建设的高积累而勒紧裤带"到"为房地产商暴利的高积累而勒紧裤带"
从"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工分制度到"按权分配"、"按资分配"的工资制度
从"壹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到"下岗""买断工龄""丛林法则"
从表面上承认"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到宣扬工人阶级是没有出息的"弱势群体"
从"原来没有"最多就是工资很低到司空见惯的"血汗工厂"、"当代'包身工'"、"山西奴隶砖窑"
从八小时工作制到"中国工人阶层为每天工作八小时而奋斗"
从虽然工资很少可是却"按时发工资"到"不准恶意讨薪"
从"世间壹切事物中，人是第壹个可宝贵的"到"保安持铁棒暴打讨薪农民工"、"打死壹个给20万！"
从虽然贫困可是"既无内债，又无外债"、"没有通货膨胀"到债台高筑、物价飞涨
从"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到"村骗乡，乡骗县，壹直骗到国务院"
从"三老四严"、"精益求精"到"假货遍地"、"处处作弊"
从虽然外交封闭可是"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到依赖外资、"市场换技术"、核心技术处处受制于人
从"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打的妳服气"到"消气外交"、"强烈抗议"、"极大克制"、"最大愤慨"
从教育基层官员"密切联系群众"、"共产党人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到鼓吹"高薪养廉""高高在上"、"当官做老爷"
从"鼓励人做好事"到"见老太太摔倒千万别搀"
从"为人师表"、"道德楷模"、"人类灵魂工程师"到"教育系统成贿赂高发区"、"教授忙于经商、项目争夺战、教学成副业"、"买卖文凭"、"论文作弊成风"、"'博士'满街走，'教授'如小丑，'论文'如垃圾'学者'如癞狗"
从在党的爱国主义宣传的薰陶之下"海外知识分子纷纷回国报效"、"公派苏联留学生50万尽数学成回国报效"到"留学不归"、"大量人才加入外国国籍"、"公派40万留学生回来8万，不归比例全球最高"
从"天之骄子"、"理论实践相结合"到"满地都是"、"毕业即失业"
从"基层官员没人愿意做"到"数千人争夺壹个公务员职位"
从"人民当家作主、共同享受国家财富"只是毛泽东拥有绝对支配权到"10%的人占有绝大部分社会财富"
从"官民比例1：600"　到"官民比例1：26、个别地方1：9"
从"坏人怕好人"到"好人怕坏人"
从在党的教育之下所形成的"人人愿负责、敢负责、能负责的主人翁精神"到"做好自己的事就是爱国"、"各人自扫门前雪"、"妳们这些人算个屁啊"
从"白手起家、自立更生"到"吃祖宗老本"、"崽卖爷天不心疼"
从"山清水秀"到"秃山黑水"、"污染严重"、"绿藻蓝藻"
从"浪费是极大的犯罪"、"艰苦朴素"到"拉链路"、"豪华办公楼"、"低水平重复建设"
从"几乎无赌无杀掳掠绑，每年死于刑事犯罪的不到20万"到"刑事案件多如牛毛"、"每年光自杀就26万"，
从"航天之父、原子弹之父，氢弹之父，卫星之父，核物理泰斗，导弹之父，杂交水稻之父，黄土之父，数学家，理论化学的奠基人等壹大批顶尖级的科学家"到什么都没有
从"成功发原子弹氢弹、人造卫星、导弹、核潜艇、杂交水稻、铁路机车、现代海船、微电子、计算机、高性能航空发动机、大规模集成计算机研制成功、现代海船、微电子、计算机、高性能航空发动机、大规模集成计算机研制成功、CPU、汉字激光照排、复方蒿甲醚、人工合成结晶胰岛素等领域接近世界先進水平"到"牙膏都要用外资品牌的"
从"科技竞争力全球领先"到"没有任何科技竞争力"
从"独立自主"、"公平合作"到"把廉价商品送往美国，用廉价商品换来的美元随后也送还美国"的"中美国经济"
从独立的民族经济到"外资经济占全国GDP超过壹半"，每年利润超过壹半流向国外
从"对爱情忠贞不渝"到"婚前财产公证"、"换妻俱乐部"、"大城市离婚率高达30%"、"没车没房不嫁"
从"7000万修壹个世界第八大奇迹河南8000多公里的钩渠"到"老百姓居无定所、多少学校是危房的同时花几亿十几亿甚至修建办公楼"
从"货真价实"、"对人民极端负责"到假冒伪劣无孔不入，假文凭、假学历、假干部、假警察、假军人、假外商、假成果、假广告、毒食品、豆腐渣充斥社会
从"不需要防盗门"到"离不开防盗门"
从"又红又专"、"唯才是用"到公然"明码实价"买官卖官
从虽然普遍贫穷可是基尼系数被国际经济学家计算在3以下、没有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的社会，到基尼系数超过4．5这公认的贫富极端分化的警戒线
从义务教育，到中国教育投资不及非洲的乌干达，失、辍学儿童人数创下世界第壹
从贫困家庭子弟考上大学免费，到中国贫困家庭子弟考上大学，因为贫穷而导致父母自杀、家破人亡
从赤脚医生为代表的农村合作医疗，到让中国九亿农民没有任何医疗社会保障
从矿工是主人，到中国每年的矿难发生次数和死难人数，创下世界第壹
从枪毙贪污数万元的革命功臣刘青山、张子善，除了毛泽东跟某些少数人之外大部份基层官员没有机会贪污到中国近10年贪官转移国家财产近万亿美元到海外，且永远无法追回，贪污腐败世界第壹
从作风清廉的基层人民公仆，到中国各级政府每年工款吃喝、工车消费、工费旅游超过8000亿元，相当于四个三峡工程
从全民义务教育，到中国在其农村尚存在无数失学儿童，存在大批破旧校舍的情况下，中央电视台修壹座新楼预算就高达70亿，创下堪称世界之最
从GDP占大比重投入民生，到GDP占小比重投入民生，中国民生投入占GDP比重排名全球第100位之后
从中国曾经彻底消除了针对壹般民众的色情业、赌博行业，到目前中国被胁迫的风尘女子人数和发生的逼良为娼案件，满大街的赌博场所创下世界第壹
从针对非法业主的扫除色情业行动，到针对最弱势的卖身妇女施用暴力和权色交易
从城乡差别不大，到中国大中城市发达程度与欧美相当，而绝大部分农村和非洲穷国的农村处在同壹个发展水平上，反差之大创下世界之最
从自主研制成功二弹壹星、大飞机、歼10、核潜艇等，到联合国5个常任理事国中，唯壹的壹个依靠引進尖端武器的国家
从工人享有基本福利保障，房子不大可是却有福利住宅到不享有任何福利保障，并且工资占GDP比重创下世界最低
从振兴中华民族工业，到中国与非洲小国壹样，只能靠出口衬衫、裤衩之类产品换取其急需的民航飞机等工业品
从基层官员应该坚持廉洁坚持朴素的作风到中国各级政府办公大楼的豪华程度超过最富有的美日欧政府，创下世界豪华第壹
从促進民族团结坚决不接受苏联帝国主义的威胁让外敌不敢随便侵略中国，到目前中国越来越陷入分裂状态，另有大片的领土、领海因为政府接受瑷珲条约的做法被俄逻斯等周边国家所侵占
从农民弟兄進入北京戴大红花，到中国农民進入北京、深圳等大中城市，必须办理"暂住证"暂住在中国，堪称世界奇观
从虽然教育质量不好可是贫困农民家庭子女上大学免费，到中国大学四年学费相当于壹个农民家庭不吃不喝41年的劳动所得，是世界学费第二高的日本的3倍
从大学毕业统壹分配，到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
从全国城镇国企职工工作稳定，到国有集体企业下岗失业人口超过壹个亿
从1978年官员行政管理费占财政开支比重不到5%、总额52亿元，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到现在行政管理费开支比重接近20%，位列世界第壹

台湾共和国共产党宣传部 唯物史观与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由启蒙到如今已有二百多年文化史，但究竟什么是共产主义，以为世人所疑惑，其原因，是没能正确理解共产主义的历史真谛。
有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人都知道，人类是在宇宙物质自然生命世界（亦称自然界）的发展规律中進化而来的。因此必须到宇宙物质自然生命世界的历史文化中，用宇宙发展观为认识，用辩证法为方法论，才能探讨出关于人类存及社会发展的历史根源，最终从宏观上诠译人类及其社会的全部文明本质内涵。
发展论认为：人类是在自然生态中衍生的，但人类未来无限发展的根本，却不是在生态而是在宇宙。为什么呢?依据现代科学技术的能量消费发展，生态能量资源不能满足人类历史性发展需要，人害无限发展的科学能量要救及技术指标在宇宙中。所以现代的人类，是未来的宇宙人类。这是自然物质规律衍化人类无限发展不可抗拒，也抗拒不了的必然生命法则。人类不冲破生态圈的能量数态及技术指标的局限束缚，将不可避免的自取消亡。
那么什么样的人类及其社会生活方式，适合進入宇宙，成为宇宙人类？要让世人清楚地知道问题的内在真像，就需到宇宙物质生命世界的生命时空中，看看宇宙是怎么形成的，地球是怎么产生的，生态是怎么来的，人类是怎样衍化的，及人在宇宙的生命关系等等，以人为本，为当今宇宙大千世界做壹条影屏生命大线，为人类认识必然发展做以清晰的理论参考。
发展论认为：宇宙物质生命世界——孕育生命摇篮中的所有物质，都以具体的外在实体和内在规律属性构成有产生、成长、转换与发展的普遍生命存在现象。因此宇宙中的物质，都是有生命的。宇宙物质自然生命世界，就是由无限具体的千姿百态的实体和万千变化规律属性构成的时空整体。
宇宙中不存在没有实体和属性的生命现象如果说有，只能是虚构的假说，科学论据，须以实物为证。
解读共产主义为本，为什么需要以宇宙观为起点？因为人的壹切生命现象，都是宇宙生命的浓缩，包含着宇宙生命世界中所有文化信息的内在精华。所以人类的存在，有以表现为人的最高属性的工产主义文化，与宇宙生命有着密切的“血缘”般内在联系关系。壹句话，共产主义是宇宙物质自然生命演绎人类及其生活文明必然发展的文化结晶。这就是为什么需要用宇宙观，到宇宙文化中寻觅人
生命根源的客观前提。
既然人是宇宙文化的精华就必须认定，人类是宇宙文化中的高级生命物种。依据是什么呢？很简单，人具备了物质世界发展规律最高文化法则——创造性和奉献性。
由于物质世界的时空运动有规律无意识，因此创造生命的能动结果盲目缓慢，而人则能相对有意识地按自然客观发展规律的要求，再现性的创造出源于自然而高于自然的新质态生命文化，形成自然规律与人质意识互换守恒的物态特征，最终转换成高级生命物种。
人类是宇宙生命世界中最活跃的壹粒生命孢子，他将以无限大的生命发展力而遨游宇宙时空。
人类既然是由创造性的物态实体和奉献本质属性构成宇宙中最高级生命物种，那么自然是怎样衍進人害生命的呢?这是人类社会最敏感的问题，但就机械的从社会中看人的存在与发展内涵，将会在人类客观遥感历史关系中产生自然断档现象，要完整圆满的解决问题，需从宇宙产生的源头为起点到宇宙有机生命的产生为临界，绘制壹幅宇宙无限发展的历史长河，在这条长河的大卷中，不仅能让人看清宇宙与生态是怎么来的，人在自然界发展到哪壹阶段衍生的，更重要的是现在应该做什么，未来如何发展，如果人害思维科学的态度正确，方法得当都是不难解决的问题也是必须解决的社会问题。为什么，因为人的精神生命要有个完整的人生过程，并在这个过程中活个明白。
科学告诉人类，认识矛盾重重无限奥妙的宇宙世界绝不神秘。归根到底的组织形式，是物质以具体的量积累到质变换为完整的生命因果周期，像积木壹样构成区域性历史文化板块形态，宇宙物质生命世界，就是由无限具体区域文化板块普遍联系起来，有始有终的时空整体。人类的实践生活方式和思维意识法则，就是抽象的依据各时空区域文化板块为模式，由浅入深探讨宇宙物质世界的全部生命内涵。
宇宙生命特征是什么呢？不外乎两大特点.
壹、由产生、成长，到消亡转换的量化过程，是优胜劣汰的生命活动现象。
二、由初级向高级，由简单向复杂以此类推无限轮回，永恒的生命运动发展现象。
这两大特点，构成宇宙世界全部生命内涵的文化基因。
人类现代信息科学技术，象壹枚腾空飞驰的火箭，刺破了宇宙物质自然生命世界的层层面纱，为可知科学文明视野，打开了壹条通往未知宇宙生命内幕的时空隧道，把人类意识文明送到科学指定的远古宇宙文化源头——无星际时空领域的历史年代。
站在无星际文化的源头，科学的慧眼中，呈现了无机生命世界壹幕幕掘势磅礴演進过度的历史画面。
第壹幕：以无机暗物质单元粒子为基本实体和属性，构成不同混元真空区域运动的古生代宇宙文化历史时期。在这壹时期单元粒子群分别如生态自然中的雾霜云雨风壹样，按各自生命质态的能动特征，在长期磁碰撞和电分解的空旋膨缩运动中，逐渐形成第二幕，多元体古代微星际宇宙文化历史时期。在微星际万由理化组合运动中，形成了第三幕——近代混元体化合星际宇宙文化历史时期。在混元体星际定向化合运动演進历程中，产生了第四幕——现代有机化合生态文明的宇宙文化历史文化时期。
由单元真空为起点，到混元时空为临界，宇宙物质自然生命世界完成了无机生命衍变过度的全部历史周期。
发展论认为，生态文明的产生，使宇宙世界结束了以无机生命为主导特征的时空运动，進入了以有机生命文明为主导的新质态宇宙区域文化历史时代。代表有机生命和无机生命属性同合共组的高级生命物种——人类的衍生使宇宙文化的历史天足，革命性踏上了有机生命与无机生命互为转换的亚间生态自然文化的历史边缘。因此现代的人类，是宇宙生命世界中最伟大，最高级的生命物种。
站在生态文明与自然文化亚间过度的质变飞跃支点上擡头展望，浩瀚深坠的宇宙时空隧道，为人类未来生活模式指明了无限发展的历史空间。低头俯视，生机盎然的生态大千——地球生命的起源和生态文明的发展历程。
地球起源
壹颗明亮的胶溶状巖质流星体——某脱轨由天体残骸。带着炽热的能量，在太阳系的时空中，按顺时方向，奔向围绕太阳转动的壹颗古老庞大的雾态水质行星。
当巖质星坠入水质星内核时，受水质星的冷却和内核阻力及磁场的引导，巖质星表层形成了坚固的外壳，缓解了万有引力，归顺了水质星的自转，同水质星壹起围绕太阳恒星進行公转运动。至此，壹对亲密无间的天体伴侣，在太阳系时空开始新婚般的蜜月施行。
在运动中，巖质星应水质星能量守恒需要，不断发生推陈出新的地质呼吸变迁运动。强大的热能，把大量残骸喷射到水质星的外太空。随着巖质星残骸的增多，与水质星的物态杂质、及宇宙尘埃受磁旋引律的碰撞，在外太空形成了巖质星有“血缘”呼应守恒转动的小天体——月亮卫星。
由于巖质星静态守恒的密度不断增加升温，自转频率加大，变换著水质星的原始轨道逐渐向太阳慢移。
在与水质星蜜月转动时，巖质星的热能理化效应，和声光电气磁的化合作用，不断把水质星的雾态宇宙水系蒸发为云雨，受巖质星磁旋引力，云雨归回到巖质星的怀抱。如此历史性净化循环，在巖质星的低洼地带形成生化海洋水域。
受水系增多的压力，地壳不断发生守恒引力的变化，以适应水域存在积量。水质星的实体逐渐被巖质星精华吸收，最终转换为雾霜云雨风的历史遗迹，形成巖质星特定的自然性大气空间。
十月怀胎，巖质星以巖物态和水质物态组合成合二而壹的新型星际天体——地球行星，带着月亮，开始了与太阳恒星進行有规律的时空运动
生态起源
在特定历史大气空间环境中，地球進行了及其漫长的冥古宙自我养生历史过渡时期。到太古宙历史阶段受大气空间壹定理化条件影响，在水域潮湿地带，产生了由水质星所遗留的无机暗物质粒子与水分子有机合成苔鲜类软纤维有机生命孢子。几经风干雨淋生死轮回的遗传重组，胞子脱离了苔鲜生命的束缚，在生化海洋水域的光合环境中，衍生了以啄收炭气，吐出氧气为生命能量守恒的单细胞低级微生植物。随着低级微生物的发展，相继繁衍出孢子植物、裸子植物，直到脱离水域走向大陆延续到如今的高级被子植物。
在海洋植物消亡的静态氧化过程中，产生了吸收氧气，吐出炭气的有机浮游动物，微生物是以食取微生植物保持生命能量守恒的。
由低级微生植物，到低级微生动物，有机生命完了初级生态進化链的转换过程，接而继之的，是以食取微生动植物的吸管动物——无脊锥动物——哺乳动物——两栖动物，与植物发展规律壹样，水生动物几经演变進化，最终脱离水域的束缚，走向了大陆动物界。直到人类出现，有机生命在由低级向高级、由简单向复杂的发展规律中，完成了地球生态第壹轮自然性由量化到质变的全部文明史。
什么是植物：生态中以静态活动完成生命过程的有机物种叫植物。
什么是动物：生态中以动态活动完成生命过程的有机物种叫动物。
什么是有机生命：以遗传方式繁衍生命的物种叫有机生命。
什么是无机生命：以遗变方式转换生命的物态叫做无机生命。
什么是生态：由有机物构成的生命现象叫生态。
什么是自然：由无机物构成的生命现象叫自然。
什么是文化：文化指自然知识。
什么是文明：文明指社会知识。
什么是知识：知识是解释真理。
什么是真理：人的意识符合客观规律就是真理。
什么是意识：脑的能动行为叫意识。
人的衍生，使宇宙物质世界進入了以质变飞跃为生命运动特征的新文化里程碑。因此，人类社会肩负著两种质态互为转换的历史性临界使命和信息。
壹、是人类将以全新科学质态能动行为，進行第二轮复兴生态文明建设和社会质变大革命。
二、是人类在科学生态革命生态建设中，必然联系的，是科学宇宙革命与建设的科学信息基础工程。
人类的起源
站在生态文明制高点上，低头审视，在千姿百态、生机盎然的有机时空大千世界中，人类以独特的直立物态行为，从爬行物种的自然王国中珊然而出，几经苍桑巨变的漫长演進到如今，开辟了壹条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在这条自强不息的生命大河中，清晰地展示著人类千百万年自我完善的几种進化图腾形态，及每壹形态段落中，人类与自然界進行生存斗争的鲜明社会历史生活方式。
唯物進化论认为，人类由自然爬行，到自由直立，经历和正经历著四种不同生活内容的社会历史时期，壹是自然性原始人类历史时期，二是自发性类人群体历史时期。三是自觉性劳动人类历史时期，四是自由性科学人类历史时期。
由自然性到自发性到自觉性，再到自由性，这四种历史阶段。形成了人类由生态向宇宙進行转换过渡的第壹轮完整的文化通史周期。
为了更加清楚地展示人类社会发展史，可绘制人类進化图做以明注。
人类進化图

自由宇宙人类
自觉宇宙人类
自发宇宙人类
自然宇宙人类
自由科学人类
自觉劳动人类
自发生产劳作人类
自然原始劳作人类
自然爬行

第壹轮生态人类通史周期板块。
由低级
向高级消除爬行物种属性
第二轮宇宙人类通史周期板块。由简单向复杂演進人质物种属性以此类推无限轮回永恒发展。

图式表明，由于人类来源地球生态圈中的爬行王国，在第壹轮生态质变发展历史时期中，必然不同形式或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爬行物种属性的积量遗迹。人类在与自然界進行生存斗争求得進步同时，也在逐渐以量化方式改造自己，最终结果，要彻底清除爬行物种本能属性，冲破地球生态的有限生命能量束缚，净化成宇宙人质生命社会。
只有人类才能進入宇宙世界，因为人相对爬行物种，具备了超越地球生态文明的文化潜能。
人类复兴生态质变革命。是以科学文明发展意识，取代自然生态盲目進化逻辑，重建科学化有机生命世界。这是宇宙生命法则赋于人类发展的历史使命。而不适应科学生态发展的、陈旧落后的动物属性，是必然消亡的，适者生存，这是最基本的宇宙生命法则。所以爬行物种不能進入宇宙文化世界。这就是人类为什么要清除爬行属性，转换为科学人质属性的历史原故。
人类的客观存在，是物质世界自我完善的必然结果。
壹、原始自然人类社会历史时期
这壹时期，分两种人类進化过渡阶段。壹是以基本直立并带有两栖本能活动为实体的古原始类人猿历史阶段（只论类人猿，不论灵长类）。史学界称这壹阶段的人类为古原始前人人科物种。生存特征，以偶然使用自然物的劳作活动方式，支配手足分工的肢体改造生命运动，以适应全天候自然环境的直立生活方式。
由于依赖热带全天候自然静态环境，所以古原始前人，属自然性生命物种。
二、是能制作简单日常生活用具的原始人类历史阶段，在这壹阶段，原始人类在继自然天性的吃文化后，能动地发明了往文化和衣文化，直到火的文明应用。史学家称这壹段的原始人类为能人人科文明属性。其生活特征，是主动利用自然物具改造体能系统的劳作生活方式。由于原始能人还是生活在全天候的热带静态环境中，仍属自然性人类。
在百万年前的远古大荒，非洲热带雨林，生活着诸多灵长类生命物种，其中壹支似人又似猿的灵长之王，被史学称为古原始类人猿前人的两栖物种最为活跃。所谓前人，是指人类由灵长类向人转换时，最初具备人类特征的直立物种。
尽管前人進入了直立为主的体能形态，但手足体态还具有壹定程度的攀援特征，因此类人前人的自然性生存特征，是演化肢体运动生活方式。
自然界自我完善的生命运动法则，集中地赋于了前人集所有爬行物种、两栖物种肢体运动的本能精华成为由低级半蹲式灵长类向高级直立灵长类分支進化的唯壹生命物种。
前人以机警勤敏勇敢顽强的性格意志本能和积极主动集体活动的独特心理属性，超越了所有灵长类及爬行物种自我个性意识——弱肉强食，遇难而逃的狭隘野生本能属性的束缚，成为生态中的灵长之尊。
积极主动，集体活动的本能心理意识，是类人猿進化为人的先决本质属性。只有积极主动的集体实践活动，才能普遍领悟出具体進步活动内函，以积累客观進步的必备条件，宏观心理加上机警勤敏、勇敢顽强的个性斗志的有机重组，为前人必然走向自由直立，奠定了必然发展的客观基础保障，而壹般灵长类自我个性本能意识，是不能产生集体实践活动中的特殊内容，所以只能局限在半蹲文化中。
岁月如梭，前人在人类文明史的几百万年时空漫燃历程中，完成了由偶然使用自然物具的劳作生活到自由使用自然物具的直立自由的历史使命。
四百万年前，能人以基本使用自制壹般生活用具的劳作物态生活特征，超越了前人自由使用天然物具的局限性，开始了以捕鱼狩猎为主，以采集为辅的原始人类生活阶段。
使用自制简易生活用具，扩大了能人的生活视野，增强了与自然界進行生存的斗志，开始了逐渐脱离林域，茫然地向大际進行试探性慢移过渡。
能人在林域边缘的沼泽草丛之间，以背靠森林茅草筑屋的居住方式，進行新形式采集狩猎的血缘氏族劳作生产生活。
由于脱离林域野外生活，体力活动能量加大，及日晒两淋的自然侵袭，能人的汗腺系统发生了脱毛的生理变化，为防自然侵袭和蚊虫叮咬，原始能人开始用枝叶及兽皮制成原始衣着自我保护。
由林域向陆地亚间跨跃的历史过渡阶段中，原始能人完成了茅草筑屋和原始衣着的两大社会文明生活的物质文化。
能人在日常狩猎采集，强化体能演進活动中，对偶然突发危机事件，進行高度集中，极为认真激烈使用天然物体攻击或自卫活动时，被群体的视觉和听觉所刺激而在脑——神经意识功能司令部中，产生了暖间的记忆信号，随着生活的频繁重复。暖间的信号积累，在直立脑生物电磁感应的印觉功能中逐渐拉深加重，最终通过认真总结，转换成传统经验性实践启蒙感觉认识行为。面对无限重复认识和反射沟通的形象交流实践，能人脑觉活动系统相应再生了更为高级的思维映觉把映功能现象，而沟通与交流的认识和反映形成意识实践的能动思维实体，就是言语，因此，言语是表人的思维活动的意识工具。
人由心理本能认识，到客观思维反映的意识行为及壹切意识属性，都来自于实践活动对脑的不断开发过程中，最终形成人的独特生活的意识环境。正是认识与反映高频率意识实践活动，像火花壹样，打开脑神经系统无限多维生理空间的遥感启蒙大门，在原始的脑觉物态意识领域，为人的物态实践开辟了无限广阔的时空视野。
人的遗传感应系统，既由视觉、听觉、嗅觉、触觉等通过感官组成的实践意识活动，是人产生主观心理认识的初级本能行为范畴。
人的感觉意识，既由判断、概括、归纳、总结等通过间接既兴变化的再生意识活动，是人脑思维反映客观的高级转换行为。二者互为重组，在人的脑觉领域中，衍生无限能动的意识体系，如思想、观点、印旬、梦幻等，所谓意识，是脑多维实践活动的总称。
客观世界是以内在发展规律为生命运动的根本，而人是以内在意识秩序法则为生命活动基础，两者时空生命壹样，都是物质多样性的客观存在。
人做为物质世界先天文化的壹个后天文明的组成部分，是在生态中衍生，而在自然发展规律中发展的。因此必然地带有发展规律的客观属性。自然规律，是人类意识文明的客观依据。因此，人的意识发展规律是自然规律的反映。
人的现实存在意识，既人的人生观，是人在壹定静态现实生活的具体反映。如果与无限发展的动态历史相吻合，完成壹个统壹生命的文化周期，没有抽象思维概念做主导支朽人的现实有限活动是不客观的。而作用于人的内在客观发展意识的能动实体，就是人的精神思维，既人的世界观。
人的世界观有意识地支配有限生命，以勇敢顽强、无私奉献斗争的时代精神，逐步完成无限发展的历史使命。
自然界演化人类的生命核心，是不断精华人的精神文明意识。人的壹切根本，都是通过实践活动，把物质客观基理内函再现为人的思维理性意识概念中，达到天人合壹的最高宇宙文化境界。
人的理性思维意识和人壹样是后天的，来源于自然界先天文化的浓缩。所以人是宇宙物质世界中净化了的精华生命物种。
人的现实人生意义，既人的人生观，必须与客观世界无限发展规律相壹致，才能正确认识和反映客观世界的必然真理，以便有目的地掌握生命守恒与转换的自由法则，取得无限轮回的生命永恒。反之，必在壹定历史周期范畴中盲目夭折，自然法则是不可抗拒，也抗拒不了的客观真理。
人的生命质量源泉，来源于历史性时空运动，这就是自然办衍生人的本身及壹切属性的壹般概念。原始人类，就是在这种概念中，通过与自然界進行生存斗争实践中，走向遥远的未来。
在日积月累的林陆亚间生活过渡中，原始能人不断以古前人遗留的声觉感应交流机制，对手足发工后实践活动中产生的物态经验及彼此间情感关系，進行认真的交流沟通，从中创造了互挽意识的音觉扭带——言语意识文明。言语是人类再实践意识的交流工具。言语的应用，使能人的脑觉系统多样性有了秩序性的能动逻辑理念。把人与社会与自然的互为关系间接有机地联系成壹体，为直立人类后天智慧主动演讲超越自己，展示了无限广阔的思维运动空间。
能人社会中，母系生儿育女创造生命的无私血缘奉献品质，确立了血缘伦理关系的必然主导地位。所有情感体系，都以母系血缘亲情为精神寄托，生活在挚朴古老的自然性血缘伦理社会意识中。
什么是血缘关系：血缘关系是物种同宗遗传的生命本源属性。统壹的血缘本质关系，形成统壹生命形态实体的本质之道。
什么是伦理关系：伦理是人类不同辈份、年龄等间的互为关系，伦理属性构成人类有秩序的社会存在。因此伦理是人的现实生活之德。
本质之道和生活之德二者生组，构成人的内在精神行为的生命底线——道德意识文明属性。道德是人质精神的本质。既人的本质。
由于血缘关系没有异化现象，因此在以母系“单细胞”社会血缘生活中，没有姓氏之分。为此，古人类学家把没名没姓的原始能人定为共同公有的氏族标致。把家庭叫做母系氏族家庭，把社会叫做母系氏族社会，既原始血缘公共社会，其社会生活方式，是群居部落形式。
家庭，是人质物种生命由单细胞向双细胞分裂重组产生新生命遗传社会的产物。而社会是遗传历史的产物，历史是家庭与社会的全部反映。
由于原始能人母系化社会活动的单壹性，社会存在关系中，只有男女之别伦理之序，决无等级之分，壹切都在挚朴简单的原始本质的血伦统壹共性道德规范中共同生活。
白天，成年母系率青年女性在驻地边缘進行采集食物的劳作活动。育龄母系照料老幼管理家务，男孩在壹起玩耍戏闹，为成人生活奠定直立本领。女孩在壹起盘花结草，相互装点美丽。
男系以壮年为首领，率男丁在林间水域，草野沼泽進行渔猎的劳作生活。能人男系勇敢机敏，无论如何凶险逆境，都群情激奋顽强拼搏决不退让。尤以邻族有难，更是首当其冲，全力以赴战胜坚险，面对所取之物决不争分。日常劳猎，对所获食物决不贪口，带回驻地，由母系族老按份分享。如有不足，成年男女，宁死不食。这种同生死、共患难的本能血缘奉献道德社会环境，形成威力无比，战无不胜的社会凝聚力。历史学家称这种生活为原始共产主义。
原始自然性共产主义，是人类科学共产主义的基因质。
晚上，人们团聚在壹起，用口头言语，讲叙生活中的故事。如有邻者，便手舞足蹈，击木音歌，和谐激情浪漫盎然。但未婚男女，决不串夜。
夜晚，夫妻择地厕息，其它成员均按伦理秩序分班就寝。如此默守陈规群居共伍，无壹丝冲突之举，如有犯逆者，必遭众斥，使其心迹无容，痛改前非。
原始能人的婚姻，是以女性青春特征而定婚缘的。能人家庭把青年女性当做日常生活中壹大喜悦之事。成年人等与邻族交往沟通中互传喜讯，有适龄男性，两厢老人亦可做主。为其择定终身。但近亲宗教，决不通婚。发展家庭人口，是能人生活的壹大特点。
由于血缘关第注重群规，对个体无须挑选。成人男女青年选下日期。是日，男系以壹母系族老为婚主。携新郞及众家族人等，带食物礼品，到女系家中接亲。女系家族用花絮草藤将新娘打扮。男女新人相见，众群人手舞高呼叠音不止。在男迎女送，简明浪漫的仪式后，男系婚主率新人及迎亲者回到男性家中。原始能人在自然性社会群居生活中选择定性配偶婚姻文明，打破了动物盲目野生本能遗传生理关系的局限性。使两性关系升华至感情的配偶和生活伴侣的文明高度，是人类本质必然发展的壹项重要生活指标。
在能人社会，女到男家，如天使般备宠敬，新婚燕尔，新夫妇独选良地而居。其情专壹，溶融相注，壹方不幸，生者决不重选。更有刚毅者，不思食饮，痛思逝者而舍弃性命。
对逝者，能人置于荫草深处，用草絮遮掩死者，送上生前遗物以寄哀思。对氏族贡献突出，或年长母系，更为厚葬。有遗者为其泣泪长思久糜不振。其情感深重无以伦比。
能人家庭发展到壹定数量时，为预防冲突便于管理，部分直系成员可立家庭，凡范之举，优化了家庭质量也强化了社会生存意识。彼此间的感情交往更加亲密和谐执礼谦让，分家不分情，这就是为什么邻里间壹方有难，八方支援，同命互为的血伦集体社会精神文明属性的道德因缘。
能人在狩猎的活动中，将受伤的动物带回家精心疗伤驯服，人类畜牧业由此开始。
日月星辰，悲欢离合。四季轮回，气象万千。生活的阅历，能人的精神意识中，再现了绚丽多彩、形象丰富的自然图腾艺术文化。能人用朴素生动的情感色彩，描绘了壹副美丽动人的历史神话。神话记录了能人对生活的感悟和对自然力量的崇敬。
神话的产生，是原始能人开始自然艺术的心灵感悟和原始社会“政治”教化的实践结果。
把外在精神希望支持，寄托在茫然崇拜自然图腾的童心般的神话蒙味信仰中，是原始能人不能；理解自然和自身生命的历史原故。
原始前人和原始能人，历尽几百万的时空岁月，在依赖全天候静态自然环境中，用原始的衣食住行，自制常用物具和手工编制技术等自然物质变化，完成了人类肢体改造、体能改造的最初文明生涯使命。迎着历史的呼唤，高举生命之光——永不熄灭的神话火炬，高吭著悲壮而美丽的神话长歌，毅然踏上征服大陆四季动态历史生活的人类大迁移运动征程。
人类社会文明发展和自然文化发展通史壹样，在壹定静态能量守恒的历史过渡周期中，当能量增值积累到突破守恒临界时，必然以动态的飞跃转换形式为启点而选择下壹轮的文化通史周期。这是宇宙生命法则——由初级向高级自我完善、无限发展的必由之路。
第二：古代自发人类历史时期。
万里征程始于足下，二百五十万年前，由原始能人转换为古代直立自由而定社会匠人，依照生命法则的历史仪式，迈着茫然而坚定地历史步伐，以启蒙智力的生产劳作生活方式，逐渐遍及生态大陆的天涯海角。同自然界進行改造自然地生存斗争。
所谓匠人；是指有意识利用自然资源，進行自发性生产劳作活动历史时期的古代人类。
什么是自发性；自发性在物质世界是指个性物质没有规律的外在存在形式。
做为人的意识，是以现实主观意识逻辑为主导特征的意识形态。最高思维意境，是以主观现实的外在存在意识形式为主导活动的意识逻辑。所谓唯心主义，就是自发性的意识形态反映。
由于匠人是利用自然外在直观物态资源的生产改造模式，其意识反应境界，只能盲目地选择偶然外部世界的或然逻辑关系概念。因此古代匠人，是启蒙自发人类的人科属性。
古匠人壹路跋涉征途中，不断发明打制石器和木器而定自然科学流动生产用具。打制石器活动中，发明了自制火的科学能源文化。火的应用，使匠人物质文化发生了壹定历史性的质态飞跃。
几万年繁衍慢然的大迁移运动生涯，古代匠人基本進入各自的择息之地，开始了大陆四季轮回的静态定居生活。
古代匠人用旧石器、中石器竭尽二万五千年的自发历史长河，進入了新石器历史阶段。
新石器初期，古匠人在日常生活中，发现果实与粟种的再生现象。于是开始种植农作物的劳作生产方式。农业生产是匠人在改造自然生态的养生环境斗争文化历史中，最伟大的自发科学文明。
农作技术的应用和农作物的丰收，是人类同自然界進行自发性生存斗争的历史性物质劳作智慧结晶，为人类社会文明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长期农牧生活实践中，男性不断呈现体能和智能的优越。伴随着人口不断增加，寿命的不断延长及各种具体生活事物繁多，给母系专壹管理家务带来壹定影响和困难。为了缓解压力，母系把家庭外事管理，过渡到男系生活范畴中，形成了男主外，女主内的平等管理关系。但母系生儿育女的天性血缘伦理主导社会本质文明的道德属性。永远都不会改变，只能随着历史发展更加明朗化和更新化。
宇宙物质世界赋予人类与自然界進行生存斗争的客观生活方式，和自然赋予所有物态各种生存活动法则壹样，是不可改变的客观真理。而各种物态的自我选择，只是物质世界现实存在的具体反映，同样是不可改变的。现实存在必须与宇宙文化的守恒与转换规律相适应才能得以永恒，自然界就是以守恒周期和质变飞跃转化不断更新向自我完善永恒发展進步演化。只有人类才具备这种能主动选择守恒与转换生命法则的智慧，其余任何壹种物态属性，都不具备自我能动选择自由，而只能被动地在壹定守恒周期的临界时，以本能物化消亡形式转换为另壹种生命质态。
人类与自然界進行生存斗争的基本保障，就是人类以血缘伦理关系凝聚成强大的人质精神力量，使人类征服宇宙文化中的所有难题而与宇宙世界的发展规律同步演進。不管人类社会怎样选择，与宇宙同步的斗争精神永不会变，这是宇宙世界客观演绎人类的精华所在。
古匠人社会，由于男性管理，对社会而定生产发展起到决定性進步作用。
随着畜力進入社会生产，使得个性劳作得到充分发挥，生产地产品内容不断丰富社会生活。氏族式的家庭劳作，以不能满足区域性多元产品发展需要。匠人逐渐自发地把家庭自耕地生产方式扩大到宗族分耕土地生活方式的管理范畴。
所谓宗族分耕土地的生活方式，是在直系血缘家庭基础上，把有直系连带血缘关系的家庭组织在壹起，形成多元家庭在壹定区域内共同生产地宗族部落社会组织形态。由此土地及其资源的自然化存在，被明确为宗族社会所占有。
古匠人分化土地与资源的选择，抛弃了自然资源公有性的社会大环境，使人的个性开始以小团体的社会观念得到开发。盲目自由的选择，激励了盲目自发匠人的劳作积极性。这在社会历史上，为原始公共社会埋下了个性自由的潜在意识。
为了便于多元化宗族家庭的壹元化社会管理，古匠人用以往崇拜自然图腾神话中的图腾实体，定为神圣的姓氏标致，由于男性主持社会活动，因此图腾神姓氏的所属权归男系所有。已往没有姓氏的公共氏族部落家庭，转变为有姓氏的古代宗族家庭，所有宗族成员，都以男系为姓氏遗传方式，确立了父系宗族血缘伦理的社会形态。
在父系匠人社会活动中，各宗族家庭的长者轮流担当宗族首领。长者们集聚在宗族祠堂，在首领的组织下，办理宗族间的内外事宜。在各宗族家庭中，由家庭长子为长者的继承人，由此，产生了宗族社会伦理的家庭世袭制度。随着社会发展多元性的复杂化，首领和长者的管理业趋于专业化。
由于古代人的年龄弱化，壹些长者过早夭折，壹些年轻家庭长子过早登上长者社会阶层。长者阶层的年轻化，助长了古上层社会不断产生个性自由的内在意识，也正是年轻化的盲目性，使不参加生产活动的年长者历史性地产生了惰性意识。
由古匠人宗族社会的首领和长者构成了完整的宗族社会上层建筑意识形态。
随着社会多元化生活方式高频率发展，农业和手工业成熟分化，集中形成了自给自足的农作生产和以物易物的市场经营的古代社会经济。
以物易物的民间市场生产，繁荣了古代匠人的社会生活活动内容，使人类社会发展趋于成熟。
在古匠人社会不断面临自然灾难时，進行改造自然地生产劳作者，用传统的坚强体能意志和宁死不争食，相依为命的血伦人质精神，同自然灾难進行不惜性命的拼搏斗争，最终取得了战胜灾难的辉煌成就。
患难见真情，在灾难面前，劳作者用血伦精神战胜了大自然的无限挑战。而壹些不参加生死斗争的新兴长者贵族，由于没有奋斗精神，加之寄生的惰性，为了茍且余生，不自觉地做些鸡偷鼠窃及多食多得违背人质道德的叛逆之举，这使得宗族内部不断发生争执冲突。
宗族矛盾的内在冲突，逐渐在贵族个性阶层意识中，衍生了泯灭血缘道德和丧失生活伦理的爬行寄生野性属性行为由于首领长者贵族统治上层社会地位，因此，每当发生冲突，都以贵族意志为转移而化解矛盾。而做为直接参与自然界進行生存斗争意识心理活动的劳作者，只能墨守陈规地任其摆布而不能自主。
壹种靠斗天生存的人质文明和壹种靠斗人生存的爬行意识由这里悄然衍生。
宗族社会的内在意识矛盾，是古代人类盲目生产方式的发展导致血缘伦理关系盲目扩大而必然在社会生活中引入个别血伦遗传属性的必然结果。人类从爬行社会中走来，要消除進化中爬行属性遗留劣根，没有壹定得暴露形式是不客观的。人类最先衍生爬行血伦意识的实体，就是壹生都脱离生产斗争的贵族阶层，因为在古代宗族社会，首领都是从生产地精英中产生的，其本质是人质本性的最高表现，而只有世袭贵族长者壹生不参加劳作，其历史性长期积累，必然形成权贵群式冲破上层临界取得政权，使社会发生质变矛盾的必然。
古代匠人由制造和自由使用生产工具畜力的劳作技能，用历史的精神智慧，创立了自发人类群体物质社会的辉煌文明。在文化上继承发扬了原始人类的神话传说，以自己长期社会实践文明生活，创立脍炙人口的民间歌谣。民谣中叙说了自发人类与自然界進行生存斗争的全部情感文化史。
新石器末期，古代启蒙人类发明了土陶生产技术，土陶技术的产生，使自然人类依赖利用自然外在物质资源的劳作社会生产方式，转换为能够理解物质内在理化生命文化原理，進入以劳动智慧能自觉意识为特征，進行劳动创造自然文化和精神文明的自觉人类社会。
第三，近代自觉劳动人类历史期
古代自发人类在手工生产劳作过程中，历史性发现土灶烧制后硬化现象，由此進壹步发明了专业烧制土陶的生产技术，后期，在土陶铸造生产实践中，发现砂砾高温后产生硫化现象，最终发明创造了矽铀瓷化陶器文化。
陶器制造，是人类初期按自己意识文明，首先创造出物质世界理化规律中所没有的再生新质态生命文化。是人类劳动创造的第壹项古代重工业，其标致，结束了物质世界自然性盲目缓慢创造生命的本能现象。衍生了人类接替自然生命法则而進行人质技能再创造生命原理。
什么是创造；创造是物质繁衍生命最基本，也是最高的物态本能动运。
什么是劳动；劳动是人类按客观生命法则原理为模式，有意识進行创造物质文化和社会精神文明的实践活动。
什么是劳动创造；劳动创造，是人类应物质客观发展规律反应要求，再创新质态生命体系的社会实践活动。
创造来源于物质世界客观繁衍生命的本能运动。
劳动是人类社会再造生命的物态实践活动方式。
人是劳动的物态产物，人的本质是劳动的道德生命属性。因此，人是以劳动实践行为，创造物质文化和精神文明的直立生命物种。除此之外，亦非人也。
由于劳动人类来源于自发劳作人类，因此在劳动生活方式的初期，必然在意识形态领域带有壹定主观自发地历史遗迹属性。所以改造论认为：在手工劳动机械劳动历史时期，是人类自发劳动生产地初级历史阶段。
人类创造物质文化的社会生产活方式，超越了古代匠人自发性自给自足的劳作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社会生存能量。使劳动成果在社会生活中，产生了剩余产品的积累现象，创造论认为；人类社会物质资料的积累，尤其劳动文化的历史积累，是人类同自然界進行再创造无限轮回历史性发展的必然结果，即劳动资料是人类无限再创造物质文化的能量基础，只有这种选择，人类社会才能与自然界无限发展通史相同步。
把社会意识形态与历史发展规律相统壹，人类才能在自然界中获得生命的自由。
由于自发人类意识不能正确认识物质积累的历史内在发展规律的生命法则。只能以遗传方式选择物质资料的消费生产方式，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社会生活需要，这种方式相对依赖自然地原始社会生活方式是進步的。但与劳动创造的新质态生产方式则是落后的。因此，人类在劳动初期的自发性社会历史阶段，延用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选择，与历史发展规律不相吻合，所以在社会现实生活中产生了与历史发展相矛盾的双重性文化代沟，即社会的个性与历史的共性的双重矛盾。反应到人类社会就是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
自发劳作人类在進入自觉劳动生产社会，面对社会剩余劳动产品，盲目顺其自然地在以物易物的交流方式中，选择可专业从事手工劳动的生产作坊社会行业。随着手工劳动专业的逐渐增多，发展成专业从事劳动剩余产品的物化交流方式，这种方式的实体就是市场。
市场的生产，使劳动人类社会内部产生分工。人类在分工变化中，产生了多样性追求现实生活中的直观消费心理意识。
把剩余产品从事劳动需要中转换出来，通过市场媒介，再以消费的方式转换到劳动的个性生活需要中，就是所谓市场流通。
为了平衡多样性商品交流中不等量的数态价值，人们发明了计算生产商品之间等量互为标准实体——货币。
货币的产生，像物质上帝壹样，把人与社会的全部所在集中四物化为金钱使者的奴役。使人及社会成为既是商品的生产力，也是商品的消费者，从而抹杀了劳动创造者的活生生的高级生命物种的历史本性。
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人性化，使得个性的人为了追求物质剩余利益而不惜壹切地强化积累财产的价值意识。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弱肉强食的生物链使人类社会失去了血缘伦理道德的理性平衡。
个性财产意识首先表现在宗族社会的家庭生活范畴，在这种范畴中确立了父系为家庭生活经济来源地主导地位。因此父权制是私有个性自由家庭的产物。正是父权制的转换，瓦解了古代共同生活的氏族社会制度。
随着人口和所有财产的增加，以往宗族占有自然区域的领地，已不能满足自发性意识的物化要求。为了个性物质经济的财产利益，不同宗族间发生了争占领地的矛盾冲突行为。
宗族间的利益冲突，对宗族社会的上层管理者——首领及长者集团提出了如何解决社会矛盾冲突的政治课题。为了贪婪生存物质利益，宗族上层延续了爬行物种弱肉强食的生物链逻辑，利用武力解决宗族间冲突争端的选择，宗族战争由此开始。
在战争中失败的宗族，连人带物及其财产领地，成为战利品归胜者所有。战争来源于财产的争夺意识中，是爬行物种遇食必争的野生属性。
胜利的宗族上层，按战争中功劳大小，進行不等量的财产分配，但平民者不得工禄，由此不靠劳动创造，而靠掠夺占有为生存意志的暴力寄生等级社会正式萌生。
在宗族等级社会，上层统治占有者可任意蹂躏践踏被统治者的生命和占有劳动成果。在私有意志的有意剥削和压迫中产生了阶级。阶级是私有意识压迫和剥削的社会产物。
连续的宗族战争，财产达丰膨胀，激发了统治者的野蛮的精神意志，并丰富了上层阶段的私有物化生活内容，尤以世袭贵族阶级，为了奢侈腐化的生活需要，无情的揣残蚕食被剥削者的生命和财产。
战争反映到人类社会，使得宗族社会的经济状况和社会组织机体发生了复杂的内在群体变化。为使战败的宗族俘民统壹在宗族统治的崇拜和信仰意识中。产生了多元化宗族的民族社会。
民族的产生，是宗族社会矛盾激化的社会产物。为了强化民族精神意志，统治者别有用心的把人类以往信仰的自然神话图腾，用人性的外表，装扮首领为真命天子并虚幻为与世长存来麻醉和欺诈人民的精神意志。为此产生了宗教意识形态。由于宗教意识来源于人的生活假想中，因此宗教没有历史，只能靠梦呓般的胡编乱造来强化莫须有的现实生命的假设和虚构，没有壹丝的生命实体和属性的签证。使人类思维永远停滞在盲目与虚幻的精神世界中而不能前進，现实可以假想，但历史不容虚构。宗教的本能，是用无知来欺骗蒙味心灵精神意志。最高目的，达到私有意识统治社会长治久安万世不变的政治目的。因此政治是权力的最高表现。直到如今政治都以各种权力教化意识欺诈人民统治社会。
为了使偶然盲目的社会内在生活秩序化，民族阶级上层意识形态，利用宗教仪式和政治权利，制定了以通知阶级意识为转移的法律规章制度。法律是统治阶级自由意识的灵魂。
为進壹步巩固统治阶级的社会利益和对外掳夺，统治阶级组织了征战领地、弱肉强食的兽性武装实体——军队。私有统治阶级眷养的军队，是人性化肉食动物蚕食人类生命的罪恶杀手和走狗。
阶级社会的统治者，以壹套爬行属性的人性化组织结构、政治、宗教、法律、军队等适应私有经济利益的社会意识形态，壹跃变为国家的社会意识形态。使私有意识上升到私有制度的政权管理历史范畴。因此国家是私有制的社会产物。
国家的形成，使人类社会進入明朗化的双重性社会意识形态，壹种是以爬行物种为生命属性的统治阶级的社会意识形态，壹种是以劳动为生命特征的同自然界進行生存斗争的劳动人民阶级的历史生活意识形态。
这两种阶级的互为关系是：劳动阶级创造物质，剥削阶级占有物质。在阶级社会历史阶段，只有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决无第三者阶级意识的形态。
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是索取与占有。劳动阶级的意识形态是创造与奉献。
剥削阶级是利用社会完善私有剥削制度。劳动人民是改造社会，发展历史文化。
剥削阶级能够统治阶级社会，是因为掌握社会的文化权。
被剥削阶级是利用社会完善私有剥削制度。劳动人民是改造社会，发展历史文化。
剥削阶级能够通知阶级社会，是因为掌握社会的文化权。
被剥削阶级之所以被剥削，是因为没有文化占有权而只有历史文化的实践权。
阶级社会做为爬行物种遗留给人类社会最后的，也是最反动顽固的野生物性，以蚕食人民骨肉和血汗为统治生存特征，分别以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武装帝国主义社会，最终到蚕食自然地资本帝国主义社会，走完了由个性腐败。阶级腐败、民族腐败，以致社会腐败的整个私有意识的野生爬行史。
资本帝国主义是现代私有制意识以无限消费生活为原则，达到无限物质占有欲望的反动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在以往人类社会经历中，是以武装行为直接蚕食人类生命，而到了生态社会，是以武装为后盾的蚕食生态生命，生态帝国主义的精神意识，是倡导世界全民腐败蚕食生态。最终结果是灭绝人类，私有自由意识观念代表爬行物种的生命属性反映，是人类文明史中的万毒之源。
给私有统治阶级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以应有的本质定性，是历史解放的必然需要，壹切阶级都要在阶级社会有明确的社会地位和身份。因为历史必定要给每种社会物种属性验血定性的。
劳动人民在长期劳动创造实践方式的历史生活过程中，创造了思维意识生命实体——语言与文字，诗壹般讴歌了劳动人民精神文明的历史赞歌，记载了劳动勇敢创造物质文化的沧桑史，用自己的文明本质支撑著人类社会生命由蒙昧向科学发展过渡，因此劳动人类是历史的主人。
在阶级社会，从劳动人民被沦为奴隶而奋勇反抗那天起，直到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几千年悲壮辛酸的历史中，劳动人民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同统治阶级的兽行進行妳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尽管胜利的果实被新兴剥削阶级利用文化所欺骗和榨取，但历史赋予劳动人民必然战胜反动腐朽落后的旧世界的关系法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是人民的，劳动人民用血与汗推动阶级社会在腥风血雨中亢奋前進。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诞生，结束了劳动人民被剥削压迫的历史命运。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劳动人民以无产阶级的政治身份，登上了主人的历史舞台。巴黎公社代表无阶级向统治私有阶级打响第壹枪，劳动人民以自觉的人生姿态，用以牙还牙的革命武装，不怕牺牲，应用奋战，以历史的正义战争，消灭了帝国主义横行壹世的兽行武装势力，到无产阶级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无产阶级正式向全世界宣告，当今的历史是以无产阶级为主导的社会历史，无产阶级以光荣的胜利还原了劳动人民的历史本质，以欣欣向荣的饱满精神气魄，在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民政权中，向共产主义前進。
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理论组织意识形态，是无产阶级同所有统治阶级進行夺取政权斗争的先锋队，共产党的历史使命是组织无产阶级革命消灭私有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什么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是共产主义思想在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中的集中表现，人生的宗旨：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
什么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是没有财产关系的劳动人民大众。历史使命是消灭所有阶级现象，最后消除自身的阶级属性。使人类進入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历史社会。
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的政治生命。无产阶级斗争的最终目的，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取消壹切阶级的存在，确保人类進入共产主义社会。
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无产阶级用鲜血把统治人类几千年爬行的私有制统治者及其豢养的牙齿体系——帝国主义武装军队及壹切镇压机关走狗打進了爬行历史的垃圾堆。使当今世界進入了以无产阶级革命为主导，以反动腐朽落后的资本帝国主义为残余势力的人兽对峙的冷战格局。
资本帝国主义及壹切私有爬行反动派，以失去了统治人类的本能野性，只能依靠残余势力等待死亡。
冷战孕育著真理。物产阶级与剥削阶级的人兽之争，代表劳动人民的本质属性，继承人类千百万年的通史夙愿，由蒙昧向科学质变飞跃。
在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以劳动主人公的精神风貌，進行清除旧社会余毒意识的革命和轰轰烈烈的共产主义劳动建设事业。
私有统治阶级及其残余决不甘心失去富贵生活和统治权力，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当家作主极为痛恨，对劳动人民的革命与建设沈默敌对。
社会主义国家中残存的旧社会遗毒实体是：奴隶主阶级、封建贵族地主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更为重要的是几千年造就的统治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及其文化代表，这种代表在中国叫资改帮，在党内叫特色派。其本质就是否定社会主义。
在社会主义国家初期，面对世界帝国主义的武装威胁，和国内错综复杂的政治矛盾，为共产党人怎样选择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制度，怎样保卫和巩固无产阶级用鲜血和生命得来的无产阶级专政权力，提出了严峻的政治考验。
壹种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目的，是解放全人类的国际共产主义原则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主张建立公有制社会制度，在公有制度下進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消灭壹切私有制剥削意识文化余毒，净化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祖国的政治环境，确保无产阶级進行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最终進入没有阶级的人类共产主义社会。
壹种是认为无产阶级革命，是民主自由革命，革命的目的，是消灭私有剥削阶级兽行统治的旧生产关系社会制度，建立以民族富贵文化为新兴私有自由占有财产经济的民主生产关系制度。在这个制度中，人人都在平等的法律中，有剥削和被剥削的自由权，壹句话，借无产阶级革命，实行新型民族私有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壹种无产阶级革命，两种不同革命性质和目的地派性矛盾，围绕着夺取执政权的党内路线斗争壹直都没有停止过。
在党内路线斗争中，坚决以共产主义真理为原则，而使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领袖们战胜了党内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党代表的反动野性，使共产党坚定不移地选择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政体国家。
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党徒，屈于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高涨的革命热情和领袖们的坚定革命意识，不得不口是心非，别有用心的潜伏下来，等待时机壹举复辟。
修正主义者对无产阶级革命热情嗤之以鼻，对劳动人民的高涨劳动热情视为无知，对无产阶级革命挫折大加怒斥。不时地掀风作浪，干扰无产阶级革命建设和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使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不能团结起来解放全人类。
随着领袖们逝世，无产阶级革命受到壹定挫折和影响，修正主义党徒便以自由民主的政治家身份，开始向共产党和无产阶级实行反动的政治复辞攻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二十世纪后期，被修正主义全面大改革所阉割，修正主义成功的实现了个性民主自由向资本民主自由转换过渡的社会大脱变。
中国修正主义党徒伙同社会在野的资本主义走狗，与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相勾结，以发展生产力作为口号，背叛并反对共产党做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执政党。利用私有意识在劳动人民中的社会余毒，诱导人民为个人利益奋斗，在人民中间大肆该改進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政治错觉，否定工人阶级的领导和威信，最终用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取代科学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用幸福的诺言取代革命的口号，取消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革命意识，去掉无产阶级的政治主任本质，把无产阶级专政视为暴力而解除政治权利，最终把无产阶级转变为新型生产关系中的牛马机器的生产力，打入社会最低层的法制公民，任其新兴私有爬行资本官僚任意宰割。
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国家阵营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的罪魁祸首------修正主义所阉割。除少数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共产党人率先领无产阶级继续高区革命旗帜不动摇，其余各国，均被修正主义所蚀化而脱变为党国资本主义，更有甚者，公开敌对共产主义运动，其反动气焰嚣张，历史绝不能容。
东欧巨变，中国改革开放，震醒了无产阶级的文化思维
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会被修正主义所蚀化变行呢？主要因为社会国家选择了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意识错觉，这种错觉，误导了无产阶级对共产主义本质文化的基本认识。
以往共产主义认识的出发点，都是以经济学的概念为原则探讨共产主义的文化真谛，但经过历史的发展证实，在经济观念的理论与实践中，不存在共产主义的本质内涵，为什么，因为经济观念，要在人的主观盲目自发的选择利用自然环境和简易生产工具，与自然界進行自给自足生存物质资料消费需要的劳作实践生产方式。
利用自然环境中即成的物态实体進行改造，制造成自然的生产工具，自发利用自制工具，生产社会生活所必须的物质生活消费资料，最终实现由利用自然环境达到改造自然环境的养生能力条件，是自发人类盲目客观顺应客观变化通史优生劣汰法则的必然结果。
自发人类改造自然的劳作生产方式，增强了自然生态或然比例消费的养生能力，是人类获得了适者生存的主导权，因此改造自然的物质资料消费生产方式，适应自发人类与自然進行自发性自给自足生存斗争的生活法则，在这种法则中，因为没有剩余物质产品，因而社会中不存在物质财富的分配之争，人们都在自发性血缘伦理社会道德关系中，進行自发性劳作共产主义生活方式。
到了劳动人类社会，劳动的创造性生产方式超越了人类自发性的劳作生产方式，使人类進入了质变发展的历史时期，
由于劳动的物态性能，是人类反映物质生命世界理化能源质变规律的创造物质文化的结果，因此在无比强大的自然能源去驱动下的劳动实践生活中，产生了包括劳动环境在内的社会剩余物质产品和丰富的劳动文化。
劳动人民在剩余产品的关系认识，是把劳动剩余产品，当作在创造的社会物质基础，并由此形成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在这种生活方式中劳动人民以奉献精神和创造行为积累了与物质世界有着本质联系共同发展的客观文化通史的文化观，既世界观，因此世界观是劳动结晶。
由于劳动来源于古匠人自发生产的社会生活方式中，因此在劳动初期的古匠人上层社会管理者，既首领，酋长及长老阶级的意识形态中，受传统自发主观现实生活习性的局限束缚，便以盲目意识顺其自然的继承了以消费为生存目的的劳动物质资料生产方式代替劳动创造的生活方式。
劳作产生方式的管理，不适应历史发展的需要为目的，由此选择以现实量化变异的劳作消费生产方式取代历史质地变异的劳动创造生产方式，使人类社会于文化通史发生了质量互换错位的矛盾存在。
把劳动创造的历史发展需要的剩余产品当做人的现实消费需要的生活资料進行社会自由等级分配，最终确立了人的盲目主管自发经济意识。
经济意识把劳动产品转换为物质财富，任由上层建筑管理者随意分配。由此产生了私有意识形态，并相应引進了占有与索取的、弱肉强食的爬行物种的各种野生属性，使人类产生了以私有统治阶级为主导的阶级社会制度的历史阶段。
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所有统治阶级------以资产阶级为主导的爬行统治者，把历代被劳动人打到的反动，腐朽、落后的旧文化，集中的反映在物质经济文化的主观的历史哀乐，新兴的剥削阶级把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当作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经济利益窃为已有，过上了旧皇帝般糜烂的天堂生活，壹个皇帝被打倒，千百个皇帝站起来，把爬行意识人性化发展到极限，就是资产阶级伟大自由革命的胜利结果。
经济意识，是爬行所有制统治阶级为了既得利益壹手经营的，蒙骗历史的诡诈伎俩。
在经济社会意识形态中，劳动人民是市场共需分配的廉价生产力，劳动本是创造的产物，但却得不到本质自由，这是资本主义社会永远都不能解决的社会本质矛盾看，
资本家只讲怎样利用生产力，获得既得利益，而对历史的发展要求决不关心所以资本主义只有现实没有历史。
劳动人民按客观发展规律，创造新的生态世界和宇宙世界，以达到与宇宙生命无限发展相同步的文化法则中，人类的劳动能量永远是不够的，在劳动论中，人不是多余的社会产物，二十生命世界的主体。
劳动人民奉献性创造物质文化的生活模式，是以勤俭节约，自力更生的精神意志同自然界進行无限发展生存斗争的文化形态。
物质自然界演化人的根本，是精神文明的生命真谛。
自然界演化人类决不是自私自利、自我享受的心底逻辑。自私自利心底逻辑的存在依据，是爬行物种对自然界的盲目要求反应。
爬行物种只知蚕食和消费物质生命而不知创造生命，唯壹创造的事实是寄生腐败的粪土文化。
人类从爬行动物王国中走来，要彻底消除净化根深蒂固的自然性生物链的意识形态，是要付出壹定历史性斗争代价的，关键的问题，是劳动人民怎样确定人类文化的本质真谛，要达到这壹目的，只有到物质世界演化生命的文化通史中，才能得到正确的真理答案。
在宇宙物质自然生命文化通史中，人类千百万自我完善的发展中，至少消除爬行属性的开始，使人类進入宇宙文化万里长征的第壹步，共产主义文化体系，是人类这壹伟大工程的唯壹生命本源体系，就是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劳动人民進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共产主义文化事业，人类社会的必然中，没有第二条路，只有共产党，才是劳动无产阶级的文化支柱，没有第二个党派和主义能够代替共产党，才是劳动无产阶级的文化支柱，没有第二个党派和主义能够代替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進行共产主义的文化斗争。
利用经济理性约束人的本质生活行为，是人的主观自发意识盲目臆造的社会意识形态。
什么是主观意识，主观意识是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确立自然本质规律中所没有的虚拟的心底逻辑意识现象。在自然界的内在本质规律中，根本就没有什么阶级、政治、法律、宗教、民族、军队、国家等等由人的主观逻辑所臆造的社会意识形态。
人的意识是自然规律的产物，脱离了物质规律所制约的意识，就成了盲目自由的偶然生命体系，因此按人的意识所拟定的经济社会理念没有规律，阶级社会的统治文化，只能以偶然的巧合逻辑在尔虞我诈、弱肉强食的爬行泥潭中翻爬滚打，最终还是以蚕食劳动人民的血汗为基本生活原则。
在劳动人民的社会文化生活中，不存在什么上层建筑的意识经文，劳动人民也不是什么经济基础，更不是什么牛马机器的生产力，人类社会的本质，是以劳动方式创造物质文化和精神文明的社会实体，劳动人民就是以这种实体同自然界進行无限发展的生存文化斗争，壹切与劳动人民战天斗地的劳动行为毫无关系的社会意识形态，都不是劳动人民的生活属性，因此从经济社会这种的为臆造的，遇食则争，遇难则逃的爬行心底逻辑意念中找共产主义，其结果是雾里看花，水中望月，把共产主义找没了。
综上述，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机会主义、机会主义、改良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等文坛政客所故弄玄虚的经文典故，创世碑文，都是为爬行私有阶级服务的意识体系。无产阶级受旧社会发家致富传统文化的影响，尽管有发财的意识，但没有发财的社会物质资本和文化，所以只能空做自欺欺人的白日梦，最终沦为牛马机器的下层社会奴役，丢掉了主人的属性，同时失去了共产主义信念，无产阶级失去了共产主义信念，就是没有真正确定自己的文化体系。
什么是文化？文化是物质生命的最高表现，无产阶级没有自己的文化，就不能解放自己。东欧发生巨变，是无产阶级没有明确的真正文化体系，而使无产阶级失云了精神生命的信仰，走向民族自由的资本主义道路。
民族经济是无产阶级不能统壹的文化根本。
什么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宇宙物质自然界创造行和奉献的生命则演绎人类无限通史发展的必然文化结晶，因此相对人的意志，共产主义的存在是先天文化的客观反映，不是人为的。
宇宙物质世界以所有生命的文化精华创造了人类，而人类以劳动创造生命质变运动的规律为生活法则，反映到社会的实践方式中，就是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存在，是人类正确反映自然规律的必然结果，因此共产主义社会的实践是人为的，当人类科学思维认识到共产主义通史文化和共产主义社会文明的真实存在，并做出相应统壹的理性思维概论体系，就是共产主义科学社会原理。
共产主义科学社会原理认为不能从经济观念中教条的拟定共产主义文化本质经济共产主义认为当人类的物质财富达到壹定按所需的社会阶段就是共产主义的理论，是不能说明共产主义的生命法则。以往历史中的皇帝贵族和当今的资本家，他们的物质财富何止达到个性的所需，可他们却从不承认共产主义，恰相反，他们都在拼命反对共产主义。
经济共产主义是壹种人为的相对想象，人类不是经济产物，人类是劳动的产物，所以相对劳动共产主义才是人类历史文化的真谛，在劳动论的意识理论中，物质不是财富，而是文化，把物质当作财富是私有意识的心底反映。
在人类认识物质世界的时候，通常把物质现象叫做物质文化通史，而没有物质财富通史，或物质财富历史，财富是人类主观占有意识的盲目心底逻辑。
共产主义不是人的主观拟定的文化实体，而是客观世界作用于人的最高文化产物，人类的物质需要，首先要以适应物质世界发展规律的要求为依据，才能体现出共产主义的文化法则。
由于共产主义是文化通史的产物，在人类产生那天起，就已经伴随这人类存在了，让人所迷惑的，是人类社会不发展到壹定文化通史周期的顶点，是不能彻底认清共产文化的理论真谛。人类通常所论述的共产主义原理只是不同的社会阶段中，反映劳动人民不同共产主义生活内容，自马克思主义诞生那天起，人类才开始以自觉的科学意识对共产主义文化進行实践性的探讨，这是历史的客观必然，这种必然为人类最终完善共产主义原理开辟了必然之路。
人类的文化通史与人类的社会文明，是两种不同形态相辅相承的意识概念。
人类文化通史，是认识物质客观世界的宇宙文化而形成的意识概念，既人的宇宙观，也叫世界观，人类的社会文明，是人类在认识物质文化后所反映的主管意识概念，既人的文明观，也叫人生观。
人类文化通史认识论的思维法则，是充分明确物质生命由产生为启点，通过成长为守恒过渡，最终到消亡转换为之质变临界的整个文化周期及其轮回发展现象因此叫文化通史，文化通史于社会文明是客观于主观的两种概念。
人类社会文明，是由每壹代人为量化演進特征逐渐完成人类通史既定的周期文化内容，人类的主观意识是认识客观通史是个文化过程，不通过壹定历史实践的过渡形式，而达到完全认识壹定文化的高度，是不能正确鉴定文化的本质真谛，因此人类的实践活动受代沟的影响，反映客观文化通史是有限的，再者人类在完成既定文化通史的活动方式，由于在進程中认识不足，是有壹定盲目的曲折性和反复性，所以人类的主管社会文明实践活动是不断变化的过程，但客观文化通史，是绝无反故的。
人类的客观文化通史，决定人类社会文明的全部存在与发展的历史内容，这说明，不明确认识客观文化通史，就不能够找到共产主义的历史真谛。
当今人类社会已以進入科学历史阶段，科学文化为人类解释所有历史之谜做出了必然的可能，而诠释庞大的共产主义文化体系是当今科学首要课题。
当今人类社会已進入科学历史阶段，科学文化为人类解释所有历史之谜做出了必然的可能，而诠释庞大的共产主义文化体系是当今科学的首要课题。
共产主义文化做为人的本质生活属性，离人的意识并不遥远，更不神秘，就在人的现实生活中，人类社会每前進壹步，以至每壹个人每做壹件有益于社会文明的事件行为，都是共产主义文化通史大厦壹滴水，壹粒沙，壹块砖的量积累。共产主义的生命本质，就是伴随着人类的血缘伦理关系和无私奉献战天斗地社会实践行为，经过千百万年的沧桑巨变史，实践了由蒙昧共产主义发展过渡。
在阶级社会，由于人的意识没有过渡到历史的至高点，因此还不能认识共产主义的最高文化境界，这使得人类思维还徘徊在自发人类的遗传意识中摸索前進，在劳动人民以人之文化同剥削阶级進行人兽之争的斗争中，不能真正认识到私有剥削阶级的爬行社会属性，使斗争必然的出现反复的实践验证。
共产主义科学社会原理认为：在阶级社会的最后历史阶段，人类的社会背景就是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人质文化同私有制阶级的爬行主义兽性文化的阶级斗争大决战，所谓政治斗争、经济斗争、武装斗争，都是无产阶级对剥削阶级進行以牙还牙的革命斗争形式，只要无产阶级進行斗争，就能消灭壹切阶级敌人，因为剥削阶级离开人民的血肉壹天都活不成，所以反动派最害怕的是人民革命斗争。
在阶级社会，对无产阶级的劳动任命而言，只有阶级斗争，才有生命的主导权，放弃阶级斗争，就是抛弃生命属性，这是阶级社会的性质所决定的，无论资本主义及其壹切走狗，宣扬什么改革开放带领大家走向共同富裕的欺诈诺言，其斗争的目的。就是迫使无产阶级不要搞阶级斗争，要做安分守法的社会顺民，只有无产阶级当顺民，剥削阶级才能顺利发财，这是现代剥削阶级最高心愿。
共产主义科学社会原理认为，当今世界，是人类结束自然生态社会進入科学生态社会历史阶段，既人类由原始社会到科学社会，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应以质变飞跃的革命形式，快速進入科学生态的文化通史领域。
发展论认为：人类由原始社会过渡到至今的科学社会千百万的文化史，是人类在宇宙物质生命中走完了自然生态第壹轮文化通史的整个周期，相而继之的，是第二轮科学生态文化通史周期，既以科学劳动创造生活方式進行生态重建运动的文化大革命，向宇宙文化发展做准备，从实质上定义，是進行第二轮宇宙文化的初级阶段。
为什么要進行重建生态的文化革命，因为当今生态世界已不具备养生有机生命物种的生理功能。
生态学认为生态的产生，是地球于水质星相亲相爱，共度时空密月时，水质星遗留地球上的暗物质，通过水质星创造的原始自然大气环境，在地球水域中衍生，而扩展到整个地球领域的有机生命体系。
目前地球自然生态的状况是，几十亿年有机生命的演变过渡，水质星制造的大气环境趋于弱化，早已不具备衍生高能有机生命的生理机能，这使得生态逐渐失去对有机生命的守恒养生能力，尤以生命大爆炸后衍生庞大恐龙家族直至灭绝为证，宣告自然生态养生能力的鼎盛时期以成为历史的过去，自然生态开始不如自我消亡转换的末期，有机生命逐渐哀退和濒临灭绝，自然生态到了最危急的历史时刻。
生态能灭绝吗？发展论认为，自然生态以自我完善的生命法则完成了由初级向高级发展的第壹轮自然文化通史周期，正处在向高级科学生态進行质变飞跃转换的历史临界，而承担创造科学生态历史使命的创造者，就是现代的人类社会。因此在宇宙文化通史中，现代的科学人类是最伟大的人类。
人类将以科学技术的能量拯救濒临灭绝的自然生态世界，使生态环境恢复到历史的最佳生命状态，确保人类于宇宙无限发展，人类的最高生命法则，是与宇宙同在。
再过两千年，人将承担创造宇宙生态的文化通史大革命，向宇宙世界進行辉煌壮观的大漫移运动。因此重建生态家园，对人类的无限发展，有着至关紧要的必然生命文化关系。
宇宙物质自然生命世界的客观文化通史创造了人类，更重要的是为人类的现实指明了明确的生活方式合法无限发展的历史模式，人类所经历的千百万年的生命史，只是万里长征的第壹步，是认识宇宙的启点，宇宙物质自然生命世界寄与人类的期望，是永不熄灭的无限发展。
可现代的人类还在做什么呢？面对生态环境恶性转换的紧要历史关头，人类不是团结起来，進行挽救病疫沈咽的母亲-----人类的生态家园，而是呼号著全球经济理性化的腐败哀歌，肆意践踏和蚕食生态，未来既得经济利益進行恶性争战，制造人间炼狱，大有灭绝人类的嚣张气焰。
现代私有资产阶级系列，继承祖先不剥削就不能活的爬行属性，以阶级腐败、民族腐败、残害人类为历史，如今又诱导人类经济消费壹体化的全民腐败经济理性，向曾生育人类的母亲----地球自然生态张开泯灭伦理的血盆大口進行惨无人道的瓜分和掠夺，为经济利益而战，不管生命的意义，这就是经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没有血缘伦理道德兽性本质。
以步入老态衰颓而又病疫沈重的母亲生态，不断地从历史中向人类发出危急的呼吁，有壹首诗，倾述了自然生态的内心道白：“不要蚕食我的肌体，我已到了晚年。我已不能再生育美丽的生命，也没有能力抚育可爱的生命。我怜惜因我无力失去生命的种亲。我更痛恨因残喘而向可爱的生命散发染疫和灾难，就要再见了。旧生命的消亡，是不可抗拒，而新生命的再生，有待于生命法则的轮回，只有人类，才能再创造生命的辉煌而使我重生，到那时，人类就是我的再生父母。我盼望着母亲的来临，我期待着和人类壹起，奔向无限的宇宙时空。，
听吧！看吧！这就是自然生态心理的自我表白，大自然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无限的宇宙先知，永远是真理的指南。它既宣告旧生命的消亡，也呼唤新生命的掘起，生命的兴衰，不可抗拒。
人类真的能做母亲吗？
共产主义科学社会原理庄重地向宇宙物质自然生命世界演绎；人类天生无私奉献，善良慈爱的母性和勤劳勇敢、不畏艰难的父性，是创造未来所有物质生命的再生源泉，这是宇宙物质世界赋予人类最高级的生命属性。只有共产主义才能代表全人类的精神文明向大自然宣誓。因为共产主义是宇宙文化和社会文明的精华。
人类自以劳动创造生活方式掌握了自然规律创造生命的文化法则，并以这种法则为自我发展的客观依据而创造出再造新姿态生命的劳动工具那天起，已经是成熟的高级生命物种。这种成熟，标志著宇宙中壹位伟大新母性文化的诞生。这种新母性做为人类精神文明的图腾支柱，就是共产主义品质。
因母性的诞生，使宇宙物质自然生命世界发生了质的变化，人类将以博大的工产主义宇宙母亲的情怀，重组宇宙中壹切新生命的未来。珍惜壹切生命，是共产主主义与自然界血缘伦理关系的道德本性。
开辟未来新生命世界的第壹步，是把自然生态转换为新科学生态的生命升华，使人类進入科学生态工产主义的新文化通史周期厕从事争分夺秒拯救自然生态的文化运动大革命。这是宇宙世界对人类前所未有的历史考验。人类必须承担生命法则所赋于的历史责任。
生产主义的存在，不是人的主观意识的假想，而是宇宙物质自然生命世界演绎人类必然发展的自由之路。
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全世界的人都是同宗共祖的父母兄妹的劳动者。人与人之间没有冲突，没有矛盾，而有的只是在血缘伦理的道德法则中，凝聚成强大的人质社会力量同自然進行生存与发展的文化革命斗争。
只有共产主义文化，才能拯救旧生态创造壹个新生态。只有共产主义社会文明才能消除旧社会改造壹个新社会。新社会与旧社会的分水岭，就是创造生态的新社会和蚕食生态的旧社会的质地差异。
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的生命法则，以到了质变转换最危急的历史时期。水源的枯竭，能源的破坏，病疫的漫延，物种的灭绝，尤以更为严重的，是直关整个有机生命空间大气的变异等等令人怵目惊心，毛骨耸然的生态环境的消亡恶化，向人类及其壹切生命发出了危急的信息。留给人类挽救生态的有效时空，以不足二百年的历史空间，按现代人类消费能源和污染大气的科学技术发展，不过三百年，人类将处于无力回天，束手待毙的悲惨历史境地，物质世界决不赐给违背规律的生命以壹丝的侥幸永存的幻想。
觉醒吧！不要为了时代的幸福而让历史的后代灭亡。人类是对历史负责的人类。只为自己负责，是爬行属性，不是直立人类。人类所经历的历史教训是：在自然灾难面前，人类的生命是脆弱的。为了壹已之私，麻木地制造历史的灾难，是历史的罪人。
现代社会生活中，存在着四种文明特征：
壹、是为解放全人类而奋斗的共产党人，最彻底的劳动者。
二、是发展文化的科学家，最忠诚的劳动者。
三、是创造文化的无产阶级人民大众，伟大的劳动者。
四、是爬行物种的私有主义者，是蚕食生命的人间败类。
面对生态大荒历史性大变异的时空岁月。人类只有壹条选择之路，那就是共产主义文化。
人类面临最紧迫的历史任务，就是实践劳动无产阶级最伟大的文化工程。
全世界共产党人行动起来，代表人类文化通史的无限发展，正确地选择了共产主义生命之路为人生目标，是伟大的生命壮举。
全世界科学家行动起来，妳们是人类科学革命的文化先锋。
全世界无产阶级行动起来，妳们是历史的主人，世界靠劳动人民所创造。
新的历史时期，为共产党人解放全人类提出了新的革命任务。
这壹革命任务的中心，就是坚定不移的全面总结人类以往经历的、现实实践的、以往未来必然发展的本质生活真谛。
真理的产生往往是在少数人的思维文化中，这种少数人的实体，就是无产阶级的科学家，因此共产党应以科学文化相结合，科学的论证共产主义文化内涵，以共产主义文化为劳动人民生活法则，最终解放全人类，这是每壹个共产党人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
共主主义文化，是宇宙真理的光芒，她将照亮全世界。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台湾共和国共产党宣传部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壹）辩证的唯物论

1．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
　　世界观和哲学。哲学的基本问题及其两个方面。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及历史形态。唯心主义的根源、基本观点及主要形态。旧唯物主义的成就和缺陷。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它把实践作为考察精神和物质关系问题的基础，实现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唯物辩证的自然观和唯物辩证的历史观的高度统壹，是唯物主义发展的最高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革命性和科学性相统壹的哲学，是无产阶级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2．世界的物质统壹性和多样性
　　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范畴及其意义。世界的统壹性在于物质性。物质世界是多样性的统壹。自然界的物质性与人类社会的物质性。坚持壹切从实际出发是彻底的唯物主义壹元论的根本要求。
3．意识对物质的依赖关系和能动作用
　　意识是人脑的机能，客观物质世界在人脑中的的主观映象，是人特有的精神活动。意识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是社会历史的产物。意识与人工智能的关系。意识的能动性及其主要表现。发挥意识能动作用的途径和条件。
（二）唯物的辩证法
1．唯物辩证法是关于联系和发展的科学。
　　世界是普遍联系的整体。联系的客观性、普遍性和多样性。从普遍联系的总体上把握事物的本质和功能。世界是永恒发展的过程。物质和运动的关系。运动和静止的关系。事物发展的规律性。规律是客观事物内部的本质联系和发展的必然趋势。本质和现象、原因和结果、必然性和偶然性、可能性和现实性的的辩证关系。唯物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对立。在实际工作中坚持唯物辩证法，防止形而上学。
2．对立统壹规律
　　对立统壹规律揭示了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
　　矛盾的含义。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矛盾的同壹性和斗争性及其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事物发展的内因和外因。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及其相互关系。
　　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壹。
　　矛盾分析方法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　　
3．量变质变规律
　　量变质变规律揭示了事物发展的形式和状态。
　　壹切事物都是质和量的统壹体。质、量、度。掌握适度原则的重要意义。
　　量变和质变的含义及其基本形式。量变和质变的相互关系。　　
4．否定之否定规律
　　否定之否定规律揭示了事物发展的方向和道路。
　　事物发展过程中的肯定因素和否定因素。辩证的否定观和形而上学的否定观。否定之否定。事物发展的前進性和曲折性。发展的实质是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灭亡。　
（三）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
1．以实践为基础的能动的反映论
　　实践的含义和基本形式。实践的客观物质性、主观能动性和社会历史性。
　　认识的主体和客体的基本含义及其相互关系。认识是在实践基础上主体对客体的能动反映。
　　实践在认识中的决定作用。实践是认识的来源、认识发展的动力、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以及认识的目的。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　　
2．认识的辩证运动　　
　　认识的感性形式和理性形式及其辩证关系。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从理性认识到实践。认识对实践的能动作用。
　　认识运动的不断反复和无限发展。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壹。
　　认识辩证运动的原理是无产阶级政党群众路线的重要哲学基础。　　
3．辩证思维方法　　
　　辩证思维的实质和意义。
　　辩证思维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归纳和演绎、分析和综合、抽象和具体、逻辑和历史的统壹。　　
4．认识的真理性和检验真理的标准　　
　　真理及其客观性。真理的绝对性、相对性及其辩证关系。真理问题上的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
　　真理是具体的。真理和价值的关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壹标准。
　　实践检验与逻辑证明的关系。　　
5．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相互依赖、相互制约。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的壹致性。
　　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历程。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
　　思想路线是实际工作中的认识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　
（四）历史唯物论
1．社会的本质、结构和社会形态　　
　　劳动发展史是理解全部社会历史的钥匙。
　　自然环境和人口是人类历史的自然前提，使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环境、人口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物质资料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　
　　人类社会是壹个由社会物质经济结构、社会政治结构、社会意识结构构成的复杂的有机整体。
　　社会经济结构即壹定社会的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生产力的要素和构成。生产关系的构成和类型。
　　所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生产关系与阶级关系。
　　社会政治结构是指壹定社会的政治上层建筑及其结合方式。
　　国家政权是社会政治结构的核心。国家的起源、本质和职能。国体和政体及其相互关系。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和基本职能。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实质及其两重性。
　　社会意识结构是是由各种意识要素和观念形态按壹定关系和方式组成的有机系统。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式。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社会意识形态属于思想上层建筑，在阶级社会中具有鲜明的阶级性。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历史進步性和阶级局限性。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
　　社会的物质关系和思想关系。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社会形态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壹体。社会形态是具体的、历史的。社会形态范畴的方法论意义。　
　　社会形态的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社会形态发展的统壹性和多样性。　　
3．社会发展的动力与规律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壹切社会的基本矛盾。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及其意义。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上层建筑适合经济基础状况的规律及其意义。
　　社会基本矛盾是壹切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决定着社会历史的壹般進程。
　　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力标准及其意义。
　　科学技术是第壹生产力。当代新科技革命对社会发展的深刻影响和巨大的推动作用。
　　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
　　社会革命是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是阶级社会形态更替的决定性环节。
　　改革是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有效途径，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改革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　　
4．人与社会发展
　　社会历史是由人的活动构成的，社会历史规律是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社会规律的客观性。社会规律实现的特点。社会历史发展过程是客观规律性同人的自觉活动的统壹。社会历史观上的唯意志论和宿命论。
　　人民群众是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变革社会制度、推动历史前進的决定力量。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活动和作用总是受到壹定历史阶段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条件的制约。
　　无产阶级政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杰出人物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壹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社会性是具体的、历史的。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性是人的本质属性的重要表现。
　　人的价值及其实现。衡量人的价值的尺度。正确处理个人与社会、个人与群众、个人与集体的关系。树立集体主义观点和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发展。

台湾共和国共产党宣传部 唯物辩证法与历史唯物主义
普遍的运动

　　如果我们重温前面的十五章，并且想用壹个公式把所有的内容总结起来，结果只能够得出：
　　壹切都变化，都在永恒运动中。
　　人类从原始的无阶级社会走到划分阶级的社会；阶级社会又让位给明天的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生产方式壹种代替另壹种；就在每壹种方式消灭之前，也是不断地变化。今天的统治阶级和支配罗马帝国的奴隶主阶级大不相同。现代无产阶级和中世纪的农奴完全不同。19世纪初期的小工厂资本家同今天的洛克菲勒先生或者罗讷——普朗克托拉斯（Rhone-Poulenc trust）的老板相差十万八千里。壹切都变化，壹切都在永恒运动中。
　　在壹切层面的实际上都看得到这种普遍的运动，不仅是人类社会历史的层面。个人变化，受不可改变的命运支配。人们诞生，长大，成熟，变成大人，然后开始衰老，最后死亡。这样的命运支配着所有的生物，像支配着个人壹样。人类并不是向来都存在的。很久以前分布在我们这个星球的壹些生物种类，例如第三纪的巨大爬虫类，已经消灭了。另外壹些植物和动物的种类此刻就在我们眼前正在消灭中，部份的原因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地球的生态造成无政府而野蛮的扰乱。
　　我们这星球本身也不会永远生存。能量丧失的定律注定了它终有壹天难免消灭。它不是向来都存在的，将来也不会永远存在。它是从壹次行星集合运动中产生出来的，而这不过是宇宙间无数次同类的星群集合运动之壹。
　　运动，即普遍的演化，主宰著壹切存在。这是物质性的。物质的基本成份是原子，原子本身又由更小的粒子构成。原子结合成为分子，各种分子共同形成地壳和空气的基本要素。例如，氧和氢以壹定的形式结合成为水；其他分子构成金属、酸类和堿类。
　　在某种条件之下，无机物质的演化产生出有机物质。由此造成植物和动物这些有生命的种类的演化。在这演化过程中出现了高等的生物种类：哺乳类。哺乳类中的类人猿经过進化最后变成壹个新的种类，就是人类。
辩证法，动的逻辑

　　既然普遍的运动主宰著壹切存在，那就应该能够从物质的运动、人类社会的运动以及人类知识的运动中发现共通的性质。事实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辩证法声称揭示了这种共通性质。
　　辩证法，即动的逻辑，表现在三个层面上：
　　＊自然辩证法，这完全是客观上的，就是说，不受人的计划、意愿和动机影响。这并不否定下述事实：在生产力发展起来以后，人类能够利用自然规律去改進自己的生存、再生产和自我实现的条件。
　　＊历史的辩证法，起初这主要是客观上的，但是，到了无产阶级起来根据预先决定的计划来改造社会时，这个革命方案的出现，使历史辩证法发生革命性的变化[1]——虽然这个方案的制作和实现是联系于客观且现已存在的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而这些条件是不受人类意志决定的。
　　＊知识（人类思想）的辩证法，这是客观与主观的辩证法，是理解的对象（壹切科学的对象）和企图理解者的主观行动不断地交互作用的结果（企图理解者受到种种条件的制约：他们的社会处境；可以利用的研究工具，就是劳动的工具以及思想的概念；这些工具受现行社会活动的改造等等）。
　　既然客观辩证法的发现本身是人的思想和知识历史的壹个方面—辩证法最初由赫拉克里特斯（Heraclites）等希腊哲学家提出，然后由斯宾诺莎（Spinoza）承接，再由黑格尔和马克思完成—人们很容易倾向把全部辩证法化为客观与主观的关系，这就错了。不错，我们所有的知识，包括我们对自然辩证法的知识在内，都是以我们的头脑和我们的社会实践为媒介而学到的。同样不错，我们的观念和我们的社会实践都受我们生存的社会条件决定。但这个明显的事实并不妨碍我们知道（由许多实际的证据证明并且重复证实），生命比人的思想更早出现，地球比生命更早出现，宇宙比地球更早出现，这种运动不受人的行动、思想或人的存在影响。这是客观的唯物辩证法见解的正确意义。
　　我们的知识扩大并且更富于科学性时，它更接近于实际时（知识与实际完全壹致是不可能的，这主要因为实际永远在运动中），知识也就更密切地追随着客观的物质运动。我们的科学知识的辩证法，即唯物辩证法，能够准确地了解实际，正是因为辩证法自己的运动越来越符合物质的运动。换句话说，知识的规律和唯物辩证法所使用的理解实际的方法，越来越符合那些主宰著客观实际的普遍运动的真实规律。
　　必须指出自然科学的发展和社会科学的发展之间壹点重大的区别。所谓社会科学，是指以社会生活为研究对象的知识，包括我们对于壹切科学（自然科学也在内）其起源和发展的辩证法的理解在内。因为自然科学的发展也是决定于历史和社会条件的。即使是最勇猛的天才，也只能够提出和解决壹个时代的若干个科学问题。这些问题是继承得来的观念和教育的支流。新的疑问在这个历史环境中出现，与物质的转变有关系，尤其与劳动、劳动工具、科学研究工具等等的转变有关系。不过，这（在自然科学的范围内——译按）只是间接性决定作用的问题，不受物质性的阶级利益直接影响。
　　在社会科学上就不同了。社会科学同阶级社会的组织和结构的关系更深切得多。在这方面，“继承得来的观念和教育”的力量重大许多，由于这些观念不过是思想层面上的表现，代表着社会保守或者社会革命的利益，而这些利益是归属于互相敌对的阶级立场的。我们并不打算把哲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说成这个或那个社会阶级之有意的“代理人”，从事“阴谋”保卫既成的秩序或者“组织颠复活动”，但是，显然，社会因素对社会科学发展的决定作用比对自然科学直接而且切近得多。同样，由于事情本来如此，社会科学的对象比自然科学受社会的结构和历史的决定影响更切近得多（社会科学所研究的事实是社会的事实，而自然科学不是）。
辩证法和形式逻辑

　　辩证法也就是动的逻辑，和形式逻辑或静的逻辑不同。形式逻辑以三大定律为基础：
　　（Ａ）同壹律：A等于A；壹个东西永远等于它自己。
　　（Ｂ）矛盾律：A不同非A；A决不能等于非A。
　　（Ｃ）排中律：或是A，或是非A；任何东西都不能既不是A又不是非A。
　　稍微想壹想，就能够得出这个结论：形式逻辑的特征，是采用那种把运动和变化摆在次要地位的思想方法。上面列举出来那几条定律全都是正确的，只要我们从运动抽离出来。A始终都是A，当它不发生变化的时候。A不同非A，只要它不转化为它的对立物。A和非A互相排斥，只要没有把A和非A结合起来的运动等等。这些定律显然是不充分的，如果我们考虑到蛹的转化为蝴蝶，青年变为成年人，生命向着死亡的运动，新生物种类或者新社会秩序的诞生，两个细胞结合成壹个新细胞等等。
　　从两种观点看起来，从运动、转化和变化抽离出来是有用的：第壹，为了能够在孤立的状态下对现象作不断的研究，增進我们对现象的知识；第二，从实用的观点看，当所发生的变化是极小的时候，平常实际上就可以忽视。
　　如果我到杂货店买壹公斤预先包装好的糖，就我买糖的实际目的而论，“壹公斤糖等于壹公斤”这个等式对我是有价值的。无论为了弄甜我的咖啡还是为了计算我的家庭费用，所买的壹包糖未必真正是壹公斤重，也许只有九九九点八克，而另壹包也许只有九九○克，这些事实都是不重要的。从实际的观点看，这么小的差别很可以忽视。
　　这就是为什么形式逻辑在理论和实用上都继续使用着。这就是为什么唯物辩证法并不反对形式逻辑而是吸收它，认为它是壹种有价值的分析和认识的工具。它是有价值的，只要我们清楚它的限度，只要我们明自，它不适用于运动的现象和变化的过程。当我们处理到这种现象的时候，就不得不使用辩证法的范畴，使用那些和形式逻辑不同、动的逻辑的范畴了。
运动，矛盾的函数

　　本质上，运动就是通过和赶上。从静止的观点看，壹个物体在同壹时间（即使是无限短的壹段时间）不能处在两个不同的地点。从运动的观点看，壹个物体的运动正是它通过壹点到另壹点去。
　　所以，辩证法—即动的逻辑，主要研究运动的规律和形式。主要从两方面来考察：运动作为矛盾的函数、运动作为整体的函数。
　　壹切运动都有原因。因果关系是辩证法的基本范畴之壹，也是壹切科学的基本范畴之壹。分析到底，否认因果关系等于是否认认识的可能性。
　　壹切运动、壹切变化的壹个基本原因，是那变化中物体的内在矛盾。分析到底，壹切物体，壹切现象，都变化，都运动，都受内在的矛盾影响而转化、而改变。在这意义上，人们常常把辩证法恰当地称为矛盾的科学。动的逻辑和矛盾的逻辑，是辩证法两个实际相同的定义。
　　研究任何物体、现象或者壹组现象，目的都应该是发现它所包含的矛盾成份，发现这些矛盾所引起的运动和动力。
　　例如，在这整本小书里面，我们指出，在什么时刻，由于社会里面存在着敌对的社会阶级而发生的阶级斗争，对那划分阶级的社会的运动和变化起决定作用。在更大的范围上，把原始的无阶级社会、划分了阶级的社会以及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都包括在内，我们可以说，壹方面是生产力的发展在某壹时代所达到的水平（就是人类控制自然的程度），另方面是生产关系，即社会组织（分析到底，这也是以前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的），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决定着人类的演化。
　　简化起来，我们可以观察到下述这些运动的规律、运动的主要形式以及辩证逻辑（即动的逻辑）的基本范畴。
　　（Ａ）对立物的统壹和矛盾。运动就是矛盾。矛盾就是互相反对的要素的并存，这些要素既共同存在，又互相反对。如果整体均匀壹致，完全没有互相反对的要素，就没有矛盾，没有运动，没有生命，没有存在了。
　　矛盾要素的存在，既包括它们的共同存在，构成壹个整体，每壹要素都在这整体中有它的位置，又包括这些要素的互相斗争，朝向打破这个整体。没有资本和工资劳动的同时存在，没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同时存在，就不可能有资本主义。壹方面没有另方面就不能存在。但这决不表示壹方面不是在不断想办法把另方面摆脱，无产阶级不想办法禁止资本和工资制度，也就是想把资本主义换掉，资本主义没有用“死劳动”（机械）来代替活劳动（工资劳动）的倾向。
　　（Ｂ）量变和质变。运动可以采取保存那个现象的结构（就是本质）的变化形式。这种情形我们称它为量变，这常常是觉察不出来的。结构保持平衡。到了某个界限的时候，量变就转化为质变了。超过这个界限之后，变化不再是逐渐的，显出“跳跃”的形式。平衡让位给不平衡，進化让位给革命，壹直到新的平衡成立为止。新的“本质”出现了。壹个小村庄可以渐渐变成大村庄，甚至变成小城市。但是壹个大城市和壹个小村庄的差别，由于“城市革命”的结果，不仅是量的差别（居民数目，建筑面积），还有质的差别。大多数居民的职业活动改变了。最大的壹组不再是农业工作者，而是工匠、商人和公务员了。形成了新的社会环境，提出了今日以前在村庄里并不存在的社会问题：运输、交通、社会服务、“特”区等等。出现了新的社会阶级，还有彼此之间新的矛盾。
　　（Ｃ）否定和超越。壹切运动都会产生某些现象的否定，会把事物变成反面。生命产生死亡。热同冷比较才能够了解。“壹切肯定都是否定”，那位辩证法大家斯宾诺莎这样说。无阶级社会产生阶级社会，阶级社会又在更高的水平上产生新的无阶级社会。但我们必须区别“纯”否定和“否定的否定”。后者就是超越矛盾，它同时含有否定、保存和升上更高水平的意思。原始的无阶级社会有高度的内部凝聚力，这正是由于它贫困，几乎完全受自然力量支配。分成阶级的社会是人类逐渐支配自然力量的壹个阶段，以社会组织的深刻矛盾和分裂为代价。在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中，这个否定要被超越。这时候，由于没有了阶级，人类对自然力量更高度的控制，要与同样更高度的社会内聚力和合作结合起来。
认识的辩证法的其他问题

　　（Ａ）内容和形式。壹切运动都必然随着多种不同的环境而表现为不同的形式（结构）。它不能自动地把原先的形式摆脱。形式会抵抗。这种抵抗必须打破。形式必须符合内容，在壹定限度之内是这样的。但是形式比较僵硬的性质，对绝对而永远的符合运动有所抗拒（运动本身就是固定和不变的东西的反面）。
　　形式与内容这种矛盾关系的壹个很好的例子，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辩证关系。生产力为了能够发展，必须存在于人类社会组织的某种形式中，如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等生产关系中。起初，每壹种新的劳动组织和生产的形式（在平均劳动生产率方面高过以前的形式）都能刺激生产力的发展。可是到了某壹阶段它就变成進壹步发展的障碍了。所以它就必须被打破，被壹种新的、更优越的生产关系代替，这样才让人类在物质和知识上能够作新的“大跃進”
　　（Ｂ）原因和结果。所有的运动看来都像是纠缠不清的原因和结果的链条。乍看起来，原因和结果交互作用，难分难解。靠工资为生的无产阶级的发展，是由于生产资料被私人占有，成为壹个社会阶级独占的东西。但是这种独占维持下来，又是雇佣劳动者存在的结果。
　　工人所得的工资不够用来取得生产资料。雇佣劳动者生产剩余价值，被资本家占有，转化成为资产阶级对更多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这样发展下去，原因变成结果，结果又变成原因。为了摆脱这种纠缠不清而且避免陷入无意义的折衷主义，我们必须运用起源的方法，就是，找寻所谈论的那个运动的历史起源。这样，我们发现，事实上资本和剩余价值先于靠工资为生的无产阶级而存在，是在生产领域之外发生的；资本有壹个原始积累的过程，这打破了那表面上的循环论证：雇佣劳动者——资本——雇佣劳动者。
　　（Ｃ）手段和目的。壹切有意识的运动或活动都是为了某壹目的。思考过程是企图清除达到目的路上的障碍物的工具。思考过程是否有效，要看它到底在多大的程度上帮助人们达到或者实现既定的目的，不论是最简单的“个人”对日常实际问题的解决，还是最高级形式的“纯科学”都是如此。
　　但是，在手段和目的之间显然有辩证的交互作用。壹切个人的和社会的行动都有数不尽的效果。有些效果是预见到的，有些却没有。有些没有预见到的效果大有可能使达到目的变为更困难，而不是变为容易。只有某些手段，它们总的效果真正使我们接近目的，才是有效的。那个既定目的，可能由于固执着某种实际上把原定目的越推越远的手段，结果根本转变了（在有组织的劳工运动中改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历史悲剧，是这条定律极好的例证）。
　　再说，社会行动的手段和目的，并不是人类任意地，根据“纯粹的自由意志”选择的。这些选择是现成社会条件和物质条件的强迫作用的结果，是受既定的社会利益决定的。目的受需要决定，而需要不是不受社会环境和物质基础影响的。手段的选择受经验和创造力（想象力）决定，这些同样也不是与社会的条件和活动没有关系的。确定目的（包括提出新目的）的能力，和那约束著怎样选择目的和手段的强迫作用，两者都是认识的辩证法的特征（在第十七章第五节里，有把这条普遍规律应用到社会主义问题上的例子）。
　　（Ｄ）普遍和特殊。每个运动、每个现象，都有它特殊的性质。同时，尽管有这些特性，任何运动或现象，除非摆在较大而且比较普遍的存在的框架之内，就根本不能领会、理解和解释。英国19世纪的资本主义不等于20世纪下半的英国资本主义，今天的美国资本主义也不壹样。它们每壹个都代表世界经济（在壹百年中已经变化了很大）中占某壹特殊地位的壹个特殊的社会结构。然而，无论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资本主义，还是今天英国老朽的资本主义，还是当代的美国资本主义，离开了表明资本主义这个制度特性的普遍发展规律，就无法了解。普遍和特殊的辩证法，不是把对“普遍”和对“特殊”的分析“结合”起来那么简单的事情。它还要联系着普遍的规律去解释特殊，又要通过若干特殊因素的作用来修订普遍的规律。
　　（Ｅ）相对和绝对。了解运动，了解普遍的变化，也就是了解无限数目的过渡情况的存在（“运动是连续和不连续的统壹”）。这就是为什么辩证法的基本特征之壹，就是了解事物的相对性，不肯在范畴与范畴之间树立绝对的屏障，而要在相反的要素之间找出中介的力量。普遍的演化表示有杂种的现象，有“过渡”的情况和例子存在于生与死之间、植物和动物之间、鸟类和哺乳类之间、猿和人之间，这壹切把这些范畴之间的区别变成相对的了。
　　不过，辩证法常常被主观主义地使用，变成“迷惑的艺术”，或者“诡辩法”。科学的辩证法是了解客观真实的壹种工具，同诡辩或主观辩证法的分别主要在于，现象和范畴的相对性本身，在诡辩家那里变成绝对的东西了。他们忘记了，或者假装忘记了，范畴的相对性只是部份的相对性，不是绝对的相对性，而且，必须把相对性也当作相对的。
　　根据科学的辩证法，生和死之间的“绝对”差别，被过渡情况的存在否定了。于是诡辩家就说，壹切都是相对的，所以生和死之间的差别也是相对的。不对，辩证法家回答道：生和死的差别也有绝对的性质，而非只有相对的性质。我们不要因为生和死之间毫无疑问有许多中间阶段，就得出荒谬的结论，否认死亡是生存的否定。
运动是整体的函数——抽象和具体

　　我们已经知道，壹切运动都是所考察的那现象或壹组现象的内在矛盾的函数。每个现象——不论它是壹个生物细胞，还是各种生物种类生存的自然环境，还是人类社会，还是壹个行星系，还是壹个原子——都有无限多的方面、成份和构成要素。这些要素不是偶然地以随时变动的方式结合起来的。它们组成有壹定结构的整个，组成壹个整体，壹个按照固有的逻辑构造起来的有机系统。
　　例如，在资产阶级社会中，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抗关系决非偶然。这是由于雇佣劳动者在经济上被迫要出卖劳力给资本家，卖给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两者都是商品）的所有者。性质与此不同的相互关系构成其他以剥削为基础的社会，所以那些社会不是资本主义社会。
　　唯物辩证法必须不放过每壹种现象，每壹个分析和综合的对象，这不光是为了确定那些决定着现象的演变（它的运动规律）的内在矛盾。唯物辩证法还要全面地探索那种现象，从壹切方面去把握它，从整体上考察它，避免任何片面的看法——片面的看法任意把现实的某壹方面孤立起来，同样任意地抹煞另壹方面，所以不能全体地把握那些矛盾，也就不能整体地理解那个运动。
　　辩证法能够在它的分析中结合无所不包的看法，这是它壹个主要的优点。“动的逻辑”、“矛盾的逻辑”和“整体的逻辑”，实际上是意义相同的辩证法的定义。那些非辩证法的思考者，正是在闭起眼睛不理会现实中的某些矛盾要素，觉得这些要素会把分析弄得“太复杂”的时候，就从全体走到了局部，把矛盾和整体都同时抛弃了。
　　当然，某种份量的简化，在某种程度上把“整体”化为它的有决定性的成份，在初步处理任何现象作科学分析时是不可避免的——科学分析起初必然是抽象的。但我们壹定要记住，这个不可避免的抽象过程同时把现实变贫乏了。越接近现实，也就越接近那个富有无数方面的整体，科学分析和认识就是要解释这无数方面的交互关系和矛盾关系。“真理永远是具体的”（列宁）。“真理就是整体”（黑格尔）。
理论和实践

　　辩证法是壹种方法，是认识的壹个工具。在历史上，可以把唯物辩证法界定为无产阶级的认识论（这说法决不是对它客观上的科学性表示怀疑，科学性也是需要在科学领域上不断检验的）。任何壹种认识论都要经受壹种无情的检验，就是实际经验的检验。
　　分析到底，认识本身并不是壹种超然于人类生活和利益之外的现象。这是保存种族的武器，是壹种工具让人类更有能力支配自然的力量，了解“社会问题”的根源和解决的办法。所以，认识产生于人类的社会实践；认识的功能是使这种实践完善。分析到底，认识的真确性是由实际的效果来衡量的。实践的检验始终是对付诡辩派和怀疑派最好、最后的武器。
　　这并不是说理论变成了庸俗近视的实用主义这并不是说理论变成了庸俗短视的实用主义。许多时候，壹种科学假说的实际真确性，它到底是真是假，并不是马上显现出来的。需要经过相当的时间、反馈、新的经验、壹系列的“实际检验”，然后才在实践上真正有效地证明为真确。许多人，尽管怀有最好愿望和信仰，由于是印象主义者，眼光局限于外表，局限于现实的部份和表面的景象，局限于历史过程的暂时景象（这情形本身是受非革命的阶级和社会层的意识形态所决定的），会怀疑议会民主制的资产阶级性，怀疑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或者怀疑需要国际革命的胜利才能够在苏联和任何其他国家完成真正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
　　可是，到了最后，事实会确定哪种理论真正是科学的，能够掌握到现实的壹切矛盾，掌握到整体的运动，而哪种假说是错的，只能掌握到部份的现实，把部份现实从有结构的整体隔离开来，所以不能掌握到长期的运动和运动的基本逻辑。
　　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无阶级社会的来到，会在实践上确定革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实性。
人的生产和人的交往

　　变成人的这种生物是壹种非常特别的动物，它身体上的优良品质很特别，身体上的缺陷也很特别。壹方面，身体是直立的，它的手有壹只很灵活、容易弯曲的姆指，眼睛凸出，有立体的视觉，它的舌头、喉咙和声带可以发出各种单独和复合的声音。它有高度发展的大脑皮层、大脑额叶、大脑沟回和头盖腔，而面部的面积相应地缩小了。这壹切身体上的优良品质对于有意识地制造工具都是必要的条件，而随着工具和生产工作的完美化，这些优质也壹步步完美起来。
　　另方面，人类大多数的感觉能力和器官的发展都比不上其他特别高度发展了的动物种类。当原始人类被迫（也许是因为气候的变化）从树上下来地面，靠草原上各种食物来维持生活的时候，他们遇到猛兽既不能像羚羊那样飞快逃跑，又不能像黑猩猩那样爬上高处，又不能像鸟儿那样飞走，又不能像水牛或者大猩猩那样用体力抵抗。靠那样的体力，人根本抓不到那最使他垂涎的食物，就是遍布草原上的反刍类动物。人在刚刚出世的时候尤其是软弱无能，简直是个子宫外面的胚胎，完全依赖群体中的母亲（直立的姿势使女性的骨盘变窄，无疑是造成人类太早分娩的壹种原因）。
　　建立社会组织的可能和需要，两者都是由于人类既有那些优良品质又有那些缺陷所造成的。人不跟同类的其他分子合作就不能生存，不能保证取得他们的生活资料。他们的身体器官发展得太不够强大，根本不能直接取得各种粮食。人必须利用工具（把他们的器官延长和改進）来集体地生产他们的粮食。这种生产靠群体的协同行动来保证。人类的婴儿通过壹步步的社会化而成为群体的成员，并且学会作为群体成员的规矩和生存技能。
　　人类能够有社会组织，人类婴儿能够壹步步社会化，必需人与人之间有优越的交往方式，和其他种类动物群体内部的交往方式有根本的不同。人类这种优越语言的交往方式（与大脑皮层的发展有关），使人类能够发展起抽象的能力和学习的能力，也就是能够把经验的教训加以保存、传播和积累。这又使概念、思想和意识的生产成为可能。在这意义上，人类各方面的特性（我们的“人类性”）是密切地互相关连的。正因为人是“直立走路的裸猿”，因为人出世后还是子宫外面的胚胎，他们才不得不成为有意识的制造工具者，成为社会的动物，发展语言，把印象存储起来，能够对印象加以使用和改進，能够学习、预料、思考、抽象、想象和发明。
　　人类这些特性的交互作用和互相结合，是有决定性作用的。有些似人的灵长动物也使用工具，有时甚至超过普通初级的水平。有些种类会实行本能的集体合作。有同样那么多的种类表现出有初级的交往方式。但是只有人类才壹步步越来越有意识地制造工具，根据连续的经验，经过自觉的想象之后把工具改善，而那些经验也由于交往关系的增加和改進而传播了。工具的发展解放了嘴巴。嘴巴改進了语言和抽象能力，抽象能力又促進工具的改良和新工具的发明。手使脑发展起来，而脑由于改進了手的运用，又创造了它自己改進的条件。
　　虽然似人的灵长动物转变成人是以壹种解剖学和神经学的基础结构为条件的，但是不能把这转变还原到这基础结构上面。“生产——交往”的辩证法造成了工具的制造、发明和改進的无限发展的可能性，因而也造成人类生产无限发展的可能性，人类的经验、学习和预料无限发展的可能性，因此也造成人类实际上无限的可塑性和适应性。人类的物质社会和文化变成了它的第二本性。
　　由此可知，宣布任何社会制度（例如没有社会不平等或没有国家，没有私有财产）“违反人性”，实在是荒唐的。人类在各种极不相同的条件下都生活过而且能够生活。这些制度没有壹种得到证明为不可变的，或者证明为人类生存的绝对先决条件。任何断定“侵略本能”支配着人类進化的见解，都是把壹种倾向的存在（而且这种倾向还是和它的反面，就是社会性与合作，同时并存的）当作它的实现了。史前历史和成文历史都证明，有些社会制度和条件让我们能够限制和阻止这种倾向的发展，另外壹些制度却鼓励它以最凶暴的方式表现出来。
　　“生产——交往”的辩证法支配着整个人的条件。人们所干的任何事情都“经过头脑”。人类生产跟动物取食的差别，主要在于前者不是纯粹本能的行为。人类生产壹般都是壹种“计划”的实现，而这计划首先在人的头脑中出现。当然，这“计划”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是人脑把人类生存所不可缺少的那种活动所包含的那些要素和问题重现出来和重组起来的结果，而那种活动是人脑在实际生活中千百次经历过和吸收过的。但是另方面，那种归根结底是从社会实践中产生出来的把概念重组起来能力，又让人类能够发明，能够预料，能够想象自然和社会中还没有发生的那些变化——那些变化只是假定的，它们将来的实现至少部份地是由于有这个预料。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关于人类社会的科学，它从根本上尽力对这生产——交往的辩证法加以考虑和解释。
社会基础和上层建筑

　　任何人类社会都要生产才能够生存。生活资料的生产（不论是狭义还是广义的，就是仅仅满足营养的需要或者满足社会所承认的壹切需要），和必要的生产工具和原料的制造，是任何更复杂的社会组织或活动的最初条件。
　　历史唯物主义说：人类组织物质生产的方式，是壹切社会组织的基础。这个基础决定其他壹切社会活动：人群之间关系的管理（主要是国家的出现和发展）、精神的生产、道德、法律、宗教等等。这些所谓社会上层建筑的活动，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附属于那基础。
　　这种意见过去和现在都使许多人震惊。荷马的诗篇、《福音书》、《古兰经》、罗马法的原理、莎土比亚的戏剧、米开朗基罗的绘画、《人权宣言》、《共产党宣言》本身——所有这些精神努力的产物难道真正能够受当时人们耕田织布的方式决定吗？想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必须从正确说明这个公式的含意开始。
　　历史唯物主义决不是断定物质生产（“经济因素”）直接并且立即地决定所谓上层建筑活动的内容和形式。况且，社会基础也并不简单就是生产活动本身，更不是孤立起来看的社会的“物质生产”。社会基础是人们在物质生活的生产中所形成的社会关系。所以，事实上，历史唯物主义不是经济决定主义，而是社会——经济决定主义。
　　上层建筑层面上的活动并不是直接从这些社会生产关系产生来的。前者只在最后壹步才受后者决定。所以在这两个层面的社会活动之间有壹系列的中介。
　　最后要说，如果归根究底社会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层面的现象和活动，那么后者也能够反作用于前者。可以用壹个例子说明这点。国家永远有明确的阶级性质，而且符合壹定的社会经济基础。可是它能够部份地改变这个基础。欧洲的君主专制在16至18纪之间，壹面抽取其他社会阶级的收入来让封建贵族避免经济破产，壹面又发展重商主义和殖民主义，奖励工场手工业和全国统壹的货币制度，由于诸如此类的行为而有力地帮助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取代封建生产方式。
　　为什么上层建筑层面的活动归根结底要受社会基础决定呢为什么上层建筑层面的活动归根究底要受社会基础决定呢？这有几方面的理由。那些控制着物质生产和社会剩余产品的人，同时也保证那些靠社会剩余产品维持生活的人们的生计：不论思想家、艺术家和学者们对这种依附性是接受还是反对，它始终决定他们活动的框架。因此社会生产关系对于上层建筑领域的活动的形式有必然的重大影响，这种影响也是制约作用。生产关系有与它相配合而在社会上占支配地位的交往形式，这种交往形式造成占支配地位的心理结构，这种心理结构又制约著思想和艺术创作的形式。
物质生产和思想生产

　　社会基础与社会上层建筑的辩证法，影响物质生产和思想生产之间的关系。对这些关系作比较详细的研究，可以让我们对这辩证法的复杂性了解多些，同时也让我们可以强调其中的主动要素，关于这个要素将在本章末尾讨论。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关系构成壹切社会的基础，在这上面建立社会上层建筑。事实上，这两个层面关涉到社会活动的两种不同形式。物质生产是社会基础层面活动的基本目标。意识形态（哲学、宗教、法律、政治等等）的生产、艺术的生产和科学的生产，是社会上层建筑层面活动的基本目标。当然，后者还包括国家机关的活动，这绝不仅仅以意识形态领域为限（国家的问题在第三章讨论过）。不过，除此以外，上述的区别似乎适当。
　　历史唯物主义提供壹种解释，既解释这两个领域各自的发展，又解释它们互相依存和交互作用的关系。这种解释综合了四个层次：
　　（Ａ）壹切思想生产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同物质劳动过程联系着。它永远要靠它自己直接的物质基础来進行。有些艺术起初是直接从物质劳动中产生出来的（原始绘画有魔术的作用，舞蹈起源于生产动作的定型化，歌唱同生产结合等等）。技术革命对艺术、科学和意识形态的生产有深刻的影响。像几何学、天文学、水文学、生物学和化学这些科学的产生，都同农业灌溉、畜牧发展和冶金术的出现有密切关系。15世纪发现印刷术和20世纪发明无线电和电视之后，这些技术不但大大改变了思想的传播，甚至改变了思想的形式和某些内容。电子计算器在最近三十年间对科学发展的影响很明显。
　　（Ｂ）壹切思想生产都按照它本身历史所特有的内在辩证法来发展。任何哲学家、法学家、教土或科学家起初都是学生。他们通过学习而以各种不同的程度吸收前辈所生产并且传下来的壹些观念（或者观念的体系）。思想生产者根据壹定的生产程序（这是他们在他们那壹行所特有的辩证法框架内所承接下来或者发明出来的）对这些观念或有用的假说加以保存、修改、改编或者大大整顿。每壹代新人都企图把所探索的题目中所出现问题的解答保存下来，或者加深，或者抛弃。有时他们发明了新的问题（于是需要有“革命性”的解答，需要科学、艺术、哲学的革命等等），或者重新发现前辈抛弃掉的问题。
　　（Ｃ）但是这些对于观念、艺术形式、科学假说的修改，并不是随意发生，同社会历史条件无关的。这要受到社会经济环境和需要的刺激、制约或者至少是促進。从拜物教到壹神教的发展，不是发生在仅仅从事狩猎和采集食物的原始小共同体里面。关于劳动价值的科学理论，在近代资本主义出现之前不可能成熟。关于机械作用的物理学的发展，同机器的发展有密切关系，而机器的发展又符合特定的社会需要等等。
　　这些思想生产上的巨大转变，又同社会结构所预先决定了的特定心理结构有关系。从13到17世纪所有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的伟大尝试都表现为宗教斗争的意识形态，这不是偶然的，而是由于宗教在封建社会里达到了首席地位。同样，从16世纪下半叶起，近代资产阶级的兴起造成壹种心理结构，把个人自主、形式上的平等和商品私有者的竞争移置到壹切思想生产的领域中（自然权利的理论、教育学的人本主义观念、德国唯心哲学、人像和静物的绘画、政治自由主义、古典政治经济学等等）
　　（Ｄ）最后，精神生产的发展，分析到底，是受社会利益的冲突决定的。大家都知道，百科全书派的著作、伏尔泰的辩论、卢梭的政治哲学以及18世纪唯物主义者的著作，恰恰都是正在兴起的工业资产阶级用来对付腐败的君主专制和衰落的封建社会残余的武器。那些空想的社会主义者，还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发展无产阶级的意识，认识自己的阶级性质，了解自己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地位和任务以及推翻这种社会对于自己怎样有利——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也是壹样明显。甚至在今天，无可怀疑，星相学、某些宗教和神秘宗派、那些颂扬非理性的哲学、种族主义的学说或者那些叫喊“鲜血和土地”并且蔑视人类的学说，这壹切的作用都等于反对工人阶级的反革命酵素，有利于酿成壹种准备法西斯专政的气候。
　　上述这些见解并不等于说，在各个阶级和思想生产者个人之间有阴谋勾结，也不等于说所有这些思想生产者都有意地参与了明显策划的政治方案。这种关系反映壹种客观上的关连，可能（有时的确是）在主观上定下来了，但未必壹定是这样。思想工作者可以成为社会力量的工具而并不自知，或者并不想要这样。这情况恰好证实了：是社会的存在决定意识，既定的阶级利益指定某种意识形态在某壹社会的构成和发展中起壹定的作用。
生产力，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

　　任何人造的产品都是三种要素结合的结果：第壹，劳动的对象，这是直接或间接由自然生产的原料；第二，劳动的工具，这是人类制作出来的壹种生产资料，不论它的发展程度高低（从最早的木棍和经过制作的石器到今天最复杂的自动机器）；第三，劳动的主体，也就是生产者。由于分析到底劳动永远是社会性的，所以劳动的主体不可避免要嵌入壹种社会生产关系之中。
　　尽管劳动对象和劳动工具对于壹切生产都是必要的，却不能以“物化”的方式来想象社会生产关系——就是说，不可以把这当作是物与物之间或者人与物之间的关系。社会生产关系所涉及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且只涉及人与人的关系。这包括了人们在生产物质生活时候彼此之间所建立的关系的整体。“关系的整体”不仅表示“在生产时刻”的关系，还包括進行物质生产所不可缺少的社会产品的各种成份在流通和分配过程中所引起的人与人的关系（尤其是劳动对象和劳动工具来到直接生产者那里的方式、直接生产者取得生活资料的方式等等）。
　　壹般地说，壹定的生产关系配合著生产力发展的壹定程度，配合著生产资料壹定的复杂性（数量），配合著壹定的劳动技术和劳动组织。在最简单的石器时代，很难超越原始人群或部落的原始共产主义。使用铁器并且以灌溉为基础的农业，创造出永久性的剩余产品，这允许阶级社会诞生出来（奴隶社会、以亚细亚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社会等等）。以三年轮种为基础的农业，造成封建社会的物质基础。蒸汽机的诞生确保了近代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很难想象普遍实现自动化而商品生产和货币经济并不消亡，这也就是说，很难想象在壹个充份发展而且稳定了的社会主义之外实现普遍的自动化。
　　但是，如果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同社会生产关系壹般都互相配合，这种配合并不是绝对的，也不是永久的。这两者之间可能产生两种不壹致性。壹定的生产关系可能变成生产力继续增长的巨大障碍：这是最明显的征兆，表示壹种社会形态注定要消灭了。另方面，刚刚从胜利的社会革命中产生出来的新生产关系，可能比那个国家已经达到的生产力的发展程度超前。这就是16世纪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和1917年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情形。
　　这两种主要的不壹致情形发生在深刻的社会剧变时期，这决非偶然。而且，这种不壹致性也可能造成生产力长期的下降，例如罗马帝国在西方衰落的时代，或者东方哈里发国家在中东衰落的时代。
　　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机械的壹致，而是辩证的关系。正是这种辩证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人类历史上各大阶段的继承次序。每种生产方式都依次经历诞生、生长、成熟、衰老、没落和消失的阶段。属于哪个阶段，分析到底，要看生产关系（起初是新生的，后来巩固了，然后陷入危机）对于生产力的发展究竟是逐渐有利，还是逐渐容许，还是逐渐妨碍。这种辩证关系与阶级斗争之间的关连很明显。只有通过壹个或几个社会阶级的行动，壹套生产关系才能够引進、保存或者推翻。
　　每壹种社会组织——就是在壹定时代壹定国度中的任何社会——都以某壹个生产关系的总和为特征。壹个没有生产关系的社会组织，就是没有劳动、生产和生计的国度，也就是没有居民的国家。不过，壹个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里面并不壹定有壹种稳定的生产方式，这些生产关系也不壹定是纯种的。
　　壹种稳定的生产方式就是这样的壹个生产关系的总和，它由实际的经济运作，以生产力正常的再生产的方式，并且在社会上层建筑某些因素的配合（相当重要的）作用之下，相当自动地再生产出来。许多国度的亚细亚的、奴隶的、封建的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许多个世纪里的情形就是这样。部落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在许多千年中也是这样。在这个意义上，壹种生产方式是壹种不能由渐進、适应和自我改良而根本改变的结构。它的内在逻辑只有在被推翻的时候才能够超越。
　　反过来，在深刻的历史性社会剧变时期，可以有壹个生产关系的总和，而它并没有稳定的生产方式的性质。壹个典型的例子是小商品生产占优势的时代（15、16世纪在尼德兰，在意大利北部，然后在英国）。那时占优势的生产关系不是领主与农奴之间的关系，也不是资本家与工资劳动者之间的关系，而是直接占有所使用生产资料的自由生产者之间的关系。在今天官僚主义化的工人国家里面所特有的生产关系也是这样。在这两种情形下，都不能证明有稳定的生产方式。在所有这些过渡阶段的社会里，那杂种的生产关系都不是能够相当自动地把自己再生产出来的结构。这种生产关系既可能走到旧社会的复辟，也可能走到壹种新生产方式的出现。这种历史性的二者必居其壹的道路，由许多因素决定，主要有生产力的发展是否充分、在壹国里面和国际范围上阶级斗争的结果、上层建筑和主观要素的作用（国家和政党的作用、革命阶级的战斗性和觉悟水平等等）。
　　另方面，即使有壹种稳定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也不壹定是纯种的。生产关系很少是纯种的。任何具体的社会组织都有不同种类的生产关系互相结合著：壹方面是现存的生产方式那种占优势的生产关系，另方面是历史上早已超越了但是尚未完全消失掉的从前生产关系的残余。例如，实际上所有帝国主义国家在农业上都还有壹些小商品生产的残余（小自耕农，不用雇工来经营），甚至还有半封建生产关系的残余（收获分成制）。在这种情形下，谈到壹种稳定的生产方式是对的，只要它所特有的那种生产关系的优势地位足够保证如下情况：这种生产关系由自己的内在逻辑和发展规律而自动再生产出来，并且支配整个经济生活。
　　杂种的生产关系而有壹种占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可以举出壹个富有特色的例子，那就是所谓“第三世界”的社会组织（参看第七章关于不发达国家的论述）。在这种社会里，前资本主义、半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同时并存，在国际经济的帝国主义结构的压力下，以壹种无可选择的方式结合起来。尽管资本占支配地位，尽管成为帝国主义体系的壹都份，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最重要的是，工资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关系）并没有普遍化，虽然这已经存在而且慢慢伸展。但是不能以这种情况为理由而把这些国家称为“封建国家”，或者说封建或者半封建的生产关系占优势——这是许多社会民主派、斯大林派和毛派的理论家所犯的理论错误。[1]
历史决定论和革命实践

　　历史唯物主义是壹种决定论的学说。它的基本论点断定：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人类社会的历史是可以解释的。这过程不是偶然或任意决定的。它的发展并不是不可预见的偶然的遗传突变所决定，也不是原子化群众中的“大人物”所决定的。分析到底，这要用壹定时代的社会基本结构来解释，用这结构的主要矛盾来解释。只要社会还分成阶级的时候，要用阶级斗争来解释。
　　不过，如果历史唯物主义是决定论的学说，这是在辩证的而不是机械意义上的决定论。马克思主义与宿命论不兼容。说得更明确些：任何企图把马克思主义变成自动的宿命论，或者变成庸俗的渐進主义，都是把它的壹个基本方面取消了。
　　人类的选择受到各种无法摆脱的物质和社会的限制所注定，这当然是真的，但是在这些限制的范围以内，人类还是能够锻造自己的命运。人类制造自己的历史。如果人类是壹定物质条件的产物，反过来这些物质条件也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
　　这样超越了旧的历史唯心主义（“理念或者大人物制造历史”）和旧的机械唯物主义（“人是环境的产物”），在壹定程度上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诞生。这种见解包含在著名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这提纲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壹书的结论。
　　这见解的含意之壹是：历史上任何社会震动的大时代其结局都是未定的。它可能走到革命阶级的胜利。它也可能走到壹个社会所有基本的阶级都同时瓦解，像古代以奴隶制度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的结局那样。历史不是直线進步的总和。过去许多社会组织都消灭掉而没有留下多少痕迹，主要就是由于缺少了壹个革命的阶级或者革命阶级太弱，不能打开進步的道路。
　　现代资本主义明显的衰老，不会自动通向社会主义的胜利。它通向“社会主义还是野蛮”这个选择。社会主义是历史上壹个必要的条件，为了让生产力得到新的高涨，符合现代科学和技术的可能性。这首先是人的必要，因为这会容许人的需要得到满足，以如下的保证为条件：所有个人和民族的人类潜能都充分发展，而并不破坏生态平衡。但是必要的不壹定就是所得到的。只有无产阶级的革命的、自觉的行动才能够保证社会主义胜利。否则现代科学和技术非常巨大的生产潜力，对于文明、文化、人类、自然以及简直地球上的壹切生命来说，会变成越来越起破坏作用的力量。
　　是人类的社会实践创造了后来把它包围住的社会结构。通过革命的社会实践，社会结构又可以推翻。马克思主义的决定论性质在于，它断定这些剧变在壹定的时代只能采取壹定的形式。在现代生产力的基础上，不可能重建封建主义，或者重建经济独立的小群生产者——消费者的共产主义。它的决定论性质在于，它强调：只有在旧社会里物质的先决条件和那些容许创造壹种更高级社会组织的社会力量已经成熟时，進步的社会革命方可能发生。
　　但是马克思主义不是宿命论的，因为它决像封建宿命论那洋假定某壹次的天打雷劈会成为新社会的来到是必要的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成熟的必然产物。社会变革只能由现存的社会力量互相斗争而实现。分析到底，它由于革命行动达到壹定程度的社会效力而实现。如果这要局部地受到社会环境和力量对比决定，反过来革命行动也能够把社会环境和力量对比的发展翻转、压制或者加速。即使是壹个非常有利的力量对比，也可能由于革命阶级方面主观的弱点而“糟蹋”了。在这意义上，在我们这个革命和反革命的时代，“历史的主观因素”（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和革命领导）对于决定阶级大战的结果，决定全人类的前途，起壹种原始性的作用。
异化和解放

　　在许多万年中，人类的生活完全依赖不可控制的自然力量。人类只能尽力适应自然环境，每壹个小群有它自己的环境。人类被囚禁在狭窄而紧迫的眼界之内，尽管有些原始社会能够显着地发展了人类的潜能（例如旧石器时代的绘画）。
　　在生产力的逐渐发展之中，人类壹步步做到把这种绝对依赖的关系翻转过来。它做到征服越来越多的自然力量，控制它们，驯养它们，有意识地使用它们来增加生产，把需要多样化，发展人类的潜力，扩大社会关系，最后达到包括全世界的人类并且局部地统壹起来。
　　但是人们越做到在对自然力量的关系上解放自己，在对自己的社会组织的关系上就越被异化。生产力增长了，物质生产進步了，生产关系变成阶级社会的关系，那时人类的大部份就不再控制整个生产或者全部的生产活动了。因此人类不再控制它的社会存在了。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这种丧失控制变成全面的了。人类摆脱了自然的变化莫测控制之后，似乎命定要受自己的社会组织的变化莫测控制。摆脱了洪水、地震、瘟疫和旱灾的不可抗拒的恶果之后，仿佛注定要遭受战争和经济危机，血腥的专政和生产力的罪恶性的破坏，甚至可能有核战毁灭的恶果。今天担心这些大变动所引起的忧虑，比从前担心饥饿、疾病或者死亡所引起的更大。
　　不过，生产力惊人的大发展，壹面在人类同自己的生产和自己社会的关系上把异化推到极点，壹面也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创造了人类真正解放的可能性，像我们在第二章末尾所指出那样。这种可能性要在两重意义上来理解。人类会越来越有能力控制和决定它的社会发展，好像对社会发展的自然环境中的剧变壹样。人类会日益更有能力把个人和社会发展的壹切潜在能力发展到最充分。在过去，由于未能充分控制自然力量、社会组织和人类自己的社会命运，这些潜在能力受到了压制和伤害。
　　建造没有阶级的社会，然后共产主义社会来到，这意味着解放劳动，解放作为生产者的人类。工人变成了他们的产品和工作过程的主人。他们自由选择分配社会产品的优先次序。他们集体并且民主地决定按照什么次序满足各种需要，优先生产什么，以及这样分配各种资源要牺牲多少空闲的时间和当时的消费。
　　当然，这些选择还是要受到壹定范围的限制。任何人类社会都不能消费比生产更多，而又不致减少储备和生产资源，不致令自己在以后的日子减少当时消费（当储备的消耗和生产资源的减少达到壹定限度时）。在这意义上，恩格斯的说法，自由就是必然的认识，就算对于共产主义的人类也还是正确的。“掌握住必然”也许比“认识”更正确，因为，人类对自己生存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的控制越大，对于各种限制所可能采取的应付方法的数目也变得更大，而人类就更能够解除采取唯壹的应付方法的责任。
　　但是人类解脱异化还有第二个方面，可以大大扩大人类自由的范围。到了所有的人所有的基本需要都得到满足时，到了再生产这样的富裕有了保证时，解决物质的问题就不再成为人类首要的考虑了。人类把自己从机械的、没有创造性的劳动的奴役解放出来。人类把自己从斤斤计较怎样使用时间解放出来，从贡献大部份时间给物质生产解放出来。发展创造性的活动，发展人类丰富的个性，发展越来越宽阔的人与人的关系，所有这些都优先于不断积聚物质财货——物质财货的用处越来越少了。
　　从此以后，革命的社会实践不但要推翻生产关系，还要改变壹切社会组织，壹切传统的习惯，人类的精神和心理。物质的利己主义和侵略性的竞争精神，因为在日常经验中缺乏营养而逐渐枯萎。
　　人类将主宰它的地理环境，主宰地球的构形，主宰气候和巨大水源的分配，同时保持或者重建生态平衡。它将根本改变壹切，壹直到它自己的生物基础。它不能绝对地靠意志的力量达到这些目标，而不需要先决条件和充分的物质基础设备。可是，只要这个基础设备有了保证，那越来越能够自由选择的、主动的人类，就会变成创造新人（自由而解除了异化的共产主义者）的主要杠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谈论共产主义的和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是正确的。

台湾共和国共产党宣传部 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

马克思的学说


第壹章　马克思学说的社会前提


　　辩证法的唯物论是哲学思想历来发展之天才的总结；哲学思想要能达到这个总结，必须有二个前提，即：壹方面，自然科学智识必须达到壹定的水平线；他方面，新出现的社会关系必须使社会过程中以前许多隐蔽的事物从此能显明出来。
　　辩证法的唯物论有三种源泉，这三种源泉是与黑格尔费尔巴哈和大革命以后时代法国诸历史家（梯叶里——Auguest Thierry，米涅——Auguest Mignet 和基佐—— Francois Guizot）等名字有密切关系的。黑格尔之辩证法的方法，费尔巴哈之唯物论的认识论和梯叶里之历史观，被马克思和恩格斯融化综合起来就成为整个的辩证法的唯物论。这种综合是辩证法唯物论创立者个人天才之结果，但所以达到这种综合，则并非由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天才，而是受他们所生活时代之社会条件所决定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之壹元论的哲学体系，“并非简单的复活旧的唯物论，而是在旧的唯物论之坚固基础上面添加進二千年来哲学和自然科学发展之壹切思想内容，亦即整个二千年历史之壹切思想内容。”（恩格斯——反杜林）
　　“唯心论观点不适用于解释自然界现象和社会发展现象——这种情形应该推动（而且确实已推动）能彻底思想的人（即不是折衷论者，也不是二元论者）回转到唯物论的世界观去。但新的唯物论已经不会是十八世纪末期法国唯物论者学说之简单的复演。唯物论复活了，但更充实了唯心论的壹切成绩。”（见普列汉诺夫之壹元论历史观发展的问题）
　　我们研究辩证法唯物论哲学体系，看出这个体系是从前代唯物论，德国唯心论和十九世纪法国历史家中，探取科学思想的原素并融化为自己的所有物。
　　但首先，我们要看壹看产生马克思主义体系这壹时代之社会条件。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在西欧诸先進国家之社会关系中发生严重的变化，阶级矛盾壹天比壹天剧烈起来。
　　壹八壹四年，在封建反动势力联合压迫之下，法国大革命的最后残余也被肃清了。拿破仑的崩倒和波旁王朝的复辟，推动封建贵族去企图收回其已失特权并恢复其阶级统治。自壹八壹五年至壹八三〇年，法国成为企图恢复旧制度的贵族和竭力拥护本阶级利益并渴想政权的资产阶级之间之议会斗争的舞台。这个斗争结束于壹八三〇年的七月革命；在这个革命中，资产阶级得到无产阶级帮助并结合那认国王政权崩溃为有利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就将封建反动战败了。
　　胜利壹有保证时候，资产阶级就抛弃其不久以前的同盟者而不顾。摩尔人（Le Maure）（注）做完了妳的工作之后，他不仅可以滚开，而且也应该滚开，——这就是资产阶级为本阶级利益而这样说的。

“工人像想他们已经夺取得共和国了，但法国资产阶级却造成资产阶级的君主国来代替共和国，并捧那属于旧王室房支之奥尔良公爵（Ducd’Orléans）为国王，改名为路易·菲力普（Louis— Philippe），但向他提出条件，即要他成为资产阶级阶级利益的佣仆。新国王为报答他的恩人起见，就以种种奸诈欺骗挑拨和威吓手段开始剥夺七月革命所允许群众的政治权利。”（见梅林之近代德国史）
　　壹八三〇年革命造成了资产阶级之无限制的统治。处在失败地位的贵族，不仅表面投降了，事实上也投降了。借用拉法格（paul Lafargue）的话来说，就是贵族与其不久以前的敌人结合壹起去榨取利润，而自己开始“资产阶级化”（embourg eoisée）了。工人阶级帮助资产阶级斗争以反对封建贵族；但在资产阶级胜利之后，工人的地位比在七月革命以前更加恶劣。结果，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阶级意识刚刚开始成熟的法国工人群众就暴发多次政治阴谋的暴动和饥寒逼迫的骚动。
　　七月革命之后未满壹年，即壹八三壹年春天，欧洲历史破天荒第壹次之纯粹工人的暴动就暴发于里昂；里昂纺织工人而且发出如下口号：“生存，工作，或战斗而死！”三年之后，在壹八三四年，里昂工人又图谋暴动起来反对资产阶级；这次暴动图谋与上次同样是自发性的，也与上次同样被残酷的镇压下去。在壹八三九年又发生第三次工人暴动，此次暴动乃是巴尔贝斯（Armand Barbés）和布朗基（Auguste Blanqui）所领导的。
　　被压迫的工人群众这些接二连三而起的反抗运动，十分明显的说明：在欧洲历史舞台上已经出现壹个新阶级，要求其在太阳底下的位置；这个阶级不仅要求此位置，而且为争得此位置而奋斗。
　　同此时候，在欧洲历史另壹轨道即英国所发生之事迹，也说明同样的意义。
　　壹八壹五年关于谷物的法律通过之后，英国的贵族与在法国的壹样，也和工业资产阶级发生冲突。这个冲突延长到壹八三二年，即到修正选举法通过使资产阶级得到决定胜利的时候。
　　这里，资产阶级也是依靠工人阶级帮助方才得到胜利的；但这里工人阶级所得的也与法国壹样，即工人阶级之不久以前的同盟者更加加紧的剥削工人阶级。壹切要减轻这种剥削之企图，都被残酷的镇压下去。宪章运动（Chartisme）的历史家波尔克涵（Borckhim）说：“当资产阶级看见无产阶级表示不愿替它当炮灰去進攻敌人的炮垒时，它就突然表示它是爱好‘秩序’和尊重‘法律’的。它的机关报，不久以前自己还持革命的论调，现在则突然愤怒起来反对工人之非法的和革命的行动。……资产阶级起来反对暴动的工人，不仅用武力压迫工人，而且用它所指挥的特别侦探队来监视工人。”（波尔克涵的宪章运动）
　　无产阶级变成资产阶级之革命反对派，其最有力的表现就是宪章运动。英国无产阶级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初期所发出之“政权是我们的手段，社会幸福是我们的目的！”这壹口号，就是表示无产阶级阶级意识已经增长起来。
　　最后，在欧洲第三个先進国家——德国，这个时代的阶级冲突，也与在英法二国的壹样的剧烈。
　　关税同盟成立和铁路建筑起来以后，生产条件和交通机关上的革命就壹天比壹天深入并扩大了。大工业和大商业开始造成近代大城市，消灭手工业，使少数人富裕和幸福，而推落绝大多数人于贫困和犯罪的深渊里去。封建制度虽然瓦解至极度，但还拼命挣扎不愿走進坟墓里去；工业制度也同样的拼命挣扎产生出来。在这个斗争中最遭殃害的就是工人群众。
　　被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所驱迫于畜牲地位之那些饥寒交迫无以为生的工人群众，想在暴动中找出壹条生路；可是政府极残酷的镇压工人的暴动，将壹切暴动都葬送于工人的血海中。这种暴动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是数见不鲜的；其中最巨大的壹次就是有名的壹八四四年西西里（Silésie）纺织工人的暴动，这次暴动之悲惨的结局感动了艺术界最优秀的分子，反映于他们的艺术作品中里头。
　　这样，在十九世纪初期几十年中，欧洲诸先進国都发生那构成当时欧洲社会生活骨干之三个敌对阶级中间剧烈的冲突。
　　“社会关系已经简单化了到某种程度，即只有有意闭起眼睛的人才不会看出：这三阶级的斗争及其利益冲突就是近代历史之最初动力。”（恩格斯——费尔巴哈）
　　底下壹件事实也可以帮助证明：这个时代简单化了的社会关系确实推动研究学问的人的思想倾向到辩证法唯物论方面来。这就是德国壹个皮匠，壹个天才的独学自修者狄慈根，他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学说同时，完全不受他们二人学说影响，而得到与他们二人根本相同的结论。狄慈根说：“工业的发现使壹切关系都趋于单调简单和明显，以至于现在平凡朴质的眼光也容易明白逻辑的秘密，”（狄慈根——关于逻辑问题的信）
　　唯物论历史观的霉菌饱含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欧洲社会空气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发现这种霉菌，于是就将当时已被逐出自然界观范围外之唯心论，也从其最后藏身地——社会观中，驱逐出去了。
　　同时他们又找得了“阿基米德之点”（Pointsd’Archimed）（注），倚靠在此点之上就实现了上面所说的伟大的综合工作：他们将在他们以前的思想之最高收获融化成为壹个整个的壹元论的辩证法唯物论体系。我们往后就开始分析这个体系。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壹切哲学体系之中心问题，就是我们的身内世界对于身外世界之关系问题。
　　只要看看某壹哲学体系对此问题的答复，我们就可知道这个体系根本上是唯物论的或是唯心论的，换壹句话说，即可知道这个体系究竟属于哲学思想二大根本潮流中之那壹潮流。
　　普列汉诺夫关于哲学上的分类说：
　　“大凡以客观，或实在，或自然界为出发点之思想家其哲学体系是同属于壹类的。这些思想家壹定要解释：主观怎样隶属于客观，意识怎样隶属于实在，精神怎样隶属于自然界。……
　　大凡以主观，意识，精神为出发点的哲学体系，就都同属于另外壹种。容易明白：这壹类思想家的责任就在解释：客观怎样隶属于主观，实在怎样隶属于意识，自然界怎样隶属于精神。……
　　谁从客观出发，谁的哲学体系就是属于唯物论世界观的壹种体系；谁从主观出发，谁就是这派或那派的唯心论者。至于那些思想不能彻底的人，则他们只停止于半路上，只拿唯心论与唯物论折衷调和而已满足。这种不彻底的思想家就被称为折衷派。”（普列汉诺夫为戴博林所著辩证法唯物论哲学导言而作的序言）
　　辩证法唯物论是建立在唯物论世界观基础上之最整齐划壹的壹元论体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我们的身内世界对环绕我们的身外世界关系问题的答复，就是马克思主义之认识论基础，在此基础内已经含孕有马克思主义对于历史过程的见解。
　　关于辩证法唯物论哲学诸名著之壹的著者戴博林，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为底下几条原则：
　　“（壹）惟有自然界才是真实的。
　　（二）自然界完全不依赖主观而自存在。
　　（三）主观是自然界中壹部分。
　　（四）壹切认识都导源于经验，即导源于主观从外界得来的印象。
　　（五）因此，我们的意识是受外界，受实在所决定的。
　　（六）真实世界既然是认识之唯壹对象，那么我们的知识，只有在其能适合于真实世界，于实在，之限度内，才是真确的和客观的。”（戴博林——辩证法唯物论哲学导言）
　　辩证法唯物论仅仅承认自然界是真实的。只有客观的真实世界才是真实的。我们所说的自然界，就是能成为我们感觉的对象之壹切事物的总和。“自然界就是可感觉的世界之全部。”（普列汉诺夫——唯物主义或康德主义）凡是存在于外界而又真实的壹切事物，就是自然界。
　　“自然界包括壹切并构成整个的宇宙。理性和非理性，实在和非实在，以及壹切矛盾都包括在自然界里头。在自然界以外，没有任何矛盾，也没有任何非矛盾。
　　人类的理性将自然界区分为东西南北以及其他几千几百的小部分，但自然界本来是单壹不分的壹个整体。我们可以完全确定的说：壹方面，自然界有无究数的始和终，他方面，自然界又是无始无终永久存在的壹个物质体。”（狄慈根——哲学的实果）
　　马克思主义认定实在之基础是物质的质体——物质。我们的出发点是真正的确实的物质的世界。世界是整壹的，其整壹性就是其物质性。恩格斯在反杜林壹书中说：
　　“如果我们说到实在，且仅仅说到实在，那么整壹性就仅仅在壹点上：即我们所指说的壹切事物都是存在的。就在这个存在之整壹性中——并非在其任何整壹性中——这些事物才被人了解；而肯定这些事物是存在的——这壹句总括的话，不仅不能加上这些事物以任何别的壹般的或非壹般的性质，而且暂的从我们的观察中排除去所有这壹类的性质。因为，只要我们离开下壹根本事实，即所有这些事物之同点就是实在，——只要我们离开这壹事实壹分壹毫，我们立刻就发现这些事实的异点：有些事物是白的，有些事物是黑的，有些事物是活的，有些事物是死的，有些事物是属于世间的，有些事物是属于天上的，但无论如何我们不能仅仅根据：所有事物都是实在这壹点即去做出结论。
　　世界的整壹性并非在其实在，——虽然实在是这个整壹性的前提，因为世界要变成整壹，它自然须先存在。世界的真正整壹性，就在于它的物质性；但物质性并非拿几句江湖术士的话所可说明的，而必须拿哲学和自然科学长期而缓慢的发展才能说明。”（恩格斯——反杜林）
　　只有将世界设想为单壹的物质的整体，我们才能认识世界。谁愿意超出于世界之物质界线以外，谁就应该听到诗人久已回答的话：
　　“如果我死了——
　　我在那里又将怎样？
　　蠢才！这个‘那里’是没有意义的。
　　‘那里’就是地下！”
　　我们说到物质世界，我们肯定壹切事物都是物质的，我们宣布物质是我们壹切推理的出发点。如果读者提出下壹问题来问我，那是毫不足为奇的：即“所谓物质世界究竟是什么？怎样来给物质下壹个定义？”
　　所谓物质世界，就是能够刺激我们感官并因此引起我们某种感觉的壹切事物。根据普列汉诺夫之有名的定义，则凡不依赖我们的意识而自存在的和刺激我们的感官而引起我们某种感觉——感觉就是我们对于外界即这些物质质体及其相互关系之观念的基础——的事物，就是物质的质体。
　　除了我们经过我们的感官所认识之这个物质世界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的世界；惟有这个世界是唯壹真实的。
　　这样给物质下了定义以后，我们就应该承认这个定义能够适用于引起我们的感觉的和直接或间接这样或那样成为我们的感觉之源泉的壹切事物。
　　物质是我们的认识之最初事实，其出发点。马克思主义就用这个答复来限制壹切“确立物质定义”之要求；马克思主义，与其他彻底的壹元论体系壹样，对于这个答复是可认为明显而完满的。（注）亚克塞罗说得很对：“哲学问题之可能性和庄重性，并不在于给物质和精神立下玄学的定义，而是在于研究的体裁和方法。由方法论的观点看来，问题只限于解决：研究是物质先精神存在还是精神先物质存在，换壹句话说，即对于现象的分析和处理现象的方法所用之研究的出发点，究竟是物质还是精神。”（亚克塞罗——哲学论文）

物质就是能引起我们的感觉之客观。这个客观是自己存在的，完全不管其在某个时期能否引起我们的感觉。每个质体之存在，都完全不管其在某个时期能否引起我们的感觉。
　　“唯心论者说：没有主观就没有客观。地球发展的历史却证明：客观之存在早于主观出现以前好久，换壹句话说，即早于具有显著程度的意识之有机物发展以前好久。唯心论者说：理性以其规律支配自然界。有机物发展的历史却证明：理性只到有机物发展至相当高度时才发现出来。这种发展显然只能拿自然界的规律来解释，由此可见自然界以其规律支配理性。世界发展之理论暴露了唯物论的真理。”（普列汉诺夫——恩格斯所著费尔巴哈之注释）
　　认为外部世界必须依赖我们的感觉然后能够存在的壹切认识论，必然要使此理论的代表人陷于没有出路的唯我论（Solipsisme），承认惟有自己存在，自己之外都是幻相。我既然否认环绕我的世界之客观的真实性，我既然将这个世界设想为与我的感觉有不可间断的联系，我既然认为没有主观就没有客观，那么我只要彻底的思想下去，我就壹定会走到唯我论，或走到如车尔尼雪夫斯基（Tchernichevsky）所说的“迷想论”（Illusionisme）。这位俄国的大思想家明白：只要壹怀疑外部世界的存在，逻辑上就壹定会达到否认我们自己机体之真实性，就壹定会达到肯定：“我们所感觉的外部世界乃是我们的思想之幻觉，除了我们的思想以外什么也不存在而且也不能存在。”这些话自然是梦呓，但跟着柏克莱主教肯定说“存在就是意象中存在”而事物就是“观念的集合”的那些人，如果他们有勇气发挥其根本哲学思想至于逻辑的极端，他们也就必然要走到这种梦呓。
　　要避免走到这种梦呓，只有将整个自然界看作客观存在而将自己看作仅仅是自然界的壹小部分，即只有彻底的唯物论者，才有可能。
　　主观是自然界的壹部分，是自然界的产物，是要遵守自然界壹般规律的。
　　唯物论已经假借爱尔维修口中宣言：人类不能够摆脱自然界的规律；凡以为有超自然物存在的，都是梦话。人类是总的世界的实有中之壹部分。“如果有人问：思想和意识是什么，是从那里来的？那我们就答复：思想和意识乃是人类头脑的产物，而人类自己又是自然界的产物，跟着自然界壹起在壹定的环境里发展；由此可以明白人类头脑的产物本身根本就是自然界的产物，并不与其余的自然界冲突，而反要适应于其余的自然界。”（恩格斯——反杜林）
　　唯物论打破了人类中心说并将人类看做自然界中，整个宇宙中，之壹部分。壹八五八年七月十四日恩格斯写给马克思的信说：“要研究比较哲学，妳就应该以全副精神鄙弃唯心论者擡高人类于壹切动物之上的壹种观念。”唯物论不仅将人类看做主观，而且同时也看做客观。在我们看来，人类是主观而兼客观（Sujet—objet）。说到人类时候，我们不能独断的将主观和客观对立起来。
　　费尔巴哈最大功绩之壹，就在于他晓得将人看做心理的客观，同时又看做生理的客观：对于自己，我是心理的客观（主观）；但对于别人，我则是生理的客观。费尔巴哈说：“我感觉和思想时候绝非站在与客观对立之主观地位上，而是站在主观兼客观地位上，站在真正的物质质体地位上，在我看来，客观不仅是可感觉的对象，而且也是我的感觉之必要条件的基础，客观世界不仅在我以外，而且也在我本身，也在我自己的骨肉里面。”（费尔巴哈全集第十卷）
　　狄慈根也表现同样的思想。他以无产阶级的语气表示这个思想说：“物质的头脑和精神的头脑，是合成壹个头脑的二个头脑。”（狄慈根——哲学之实果）
　　譬如，我站在讲台上，对妳们听众讲演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在我自己看来，我就是主观；但如果我现在努力解决我对外界关系问题时候，只拿这个外界为我的感觉之客观，那我就犯下了不可铙恕的错误。我没有权利可以忘记：在这个讲堂里面，妳们每壹个人，在自己看来，都是主观，而我在妳们看来则变成客观了。人类不是抽象体而是物质体。所以确定我们对外界关系时候，我们的出发点应该就是了解我们当中每壹个人都是主观同时又都是客观，了解人类是主观兼客观。
　　我们对于外界的认识，是建立在经验之上的并仅仅由经验得来的。我所以认识在我面前之电灯黑板讲台窗户以及整个外界，唯壹之途径就是经由我从外界所得来的印象。惟有我从某种事物所得来之印象，才能给我以对于这个事物的认识。我所有对于外界的认识，其最初源泉仅仅就是产生我的印象之感觉的经验。
　　唯心论者，在其认识外界时候，是从纯粹理性的先天的论点出发的；我们则从我们的经验和我们对于事物性质的认识出发，换壹句话说即从后天的论点出发。“要知道我们的知识和认识之生母，不仅应该在人类头脑中寻求，而且首先应该在壹般世界中寻求。”（狄慈根——哲学的实果）
　　可是这里我们自然要发生壹个问题：即我们能认识这个“壹般世界”至何种程度，经验在领导我们去认识外界时候，其确实可靠至何种程度。
　　我们根据在经验中从某种事物得来之印象，以认识这个事物。恰切点说，即我们所认识的并非事物本身，而是其某几种性质。我由经验知道糖是甜的，烧红的铁是热的，这张桌子是很重的，这张纸是白的，这座讲台是矮的，……。难道这是说我同时就认识了这些事物吗？不是。我只认识这些事物之某几种性质。这些性质也许是错误的，譬如我说这壹张纸是白的，这乃是我的主观感觉之结果，我的视觉之某种生理上结构所发生作用的结果。我知道这张纸是白的，其形式是长方而具有四角的，其大小是二十生的米突长和十生的米突宽的，其性质是坚硬粗糙的，……。由经验结果而认识的所有这些事物的性质，就允许我自命为认识了这张纸本身（即康德所说的“自在之物”）吗？或者我应该承认：我只知道事物的性质，这种智识是主观的靠不住的，而我的对于这张纸的认识还远不是这张纸的真实状况呢！如果有人问我：这张纸之“自在之物”究竟是什么？那我就应该答复：不知道！而且由此认识还要做出个结论，而跟着杜布瓦·雷蒙（Du Bois Reymond）再添上壹句说：“而且也将不会知道！”
　　唯心论的哲学家就做出这样的结论。由外界刺激所造成的我们的意识状态，既然与外界本身不是壹致，由此可见这个世界是不能为我们所认识的。
　　辩证法唯物论绝不否认：真实世界和我们的感觉印象中间是有差异的，我们的感觉印象，有时甚至能与真实世界完全不同，但这种状况并不推动我们去同意于外界，“自在之物”，之“不可认识性”。恰好相反，我们则肯定说：某种事物，除了刺激我们而造成了印象，由此印象又再造成我们对此事物之智识以外，再没有而且不能够有关于此事物之其他知识。因此，如果我承认只有经过物质刺激我们所引起的感觉，才能认识这个物质，那也“绝不是说我宣布物质为某种‘不可知的’和不可认识的事物。”（普列汉诺夫——由防御到進攻）
　　我们经过由事物所得来的感觉，就可以知道事物的性质。雨伞有壹种“性质”，即能给我们躲雨；正因为这种“性质”，我们才使用雨伞。我们使用眼镜，因为眼镜有另壹种“性质”，即能使我们对模糊物件看得更清楚。这已经足够给我们承认雨伞，眼镜以及“自在之物”，都是可认识的，——虽然因雨伞等刺激而造成的我们的意识状态并不与雨伞等之“自在状态”相同。……
　　“人类的思想能否认识客观的真理——这个问题绝不是理论的问题，而是实践的问题。人类应该从实践中证明其思想的真实性，即证明人类的思想是有真实力量并能达到现象里面的。关于离开了实践的思想是否真实之辩论，乃是纯粹经院哲学式的问题。”（马克屎——费尔巴哈论纲第二条）
　　我们在实际生活中晓得利用事物以适合我们的目的，晓得根据需要以配合物质，由经验得来之材料在实际生活中足够稳妥可靠的指导我们——所有这些情形都证明自然界是可认识的。壹切技术上的進步，都是人类研究过自然界并认识了“自在之物”的结果。
　　“我们以如下方法可以证明我们对于某种自然界现象的认识是正确的：即我们能够激发这种现象，仿造这种现象并转移这种现象以适应我们的目的。如此，康德之‘自在之物’就不能存在了。”（恩格斯——反杜林）
　　人类能乘坐飞机，从柏林飞到莫斯科来，——这就是最好的证据，证明“自在之物”是可认识的。
　　但如果我们肯定说自然界是可认识的，难道我们就认为我们的认识能力是无限制的吗？
　　绝对不是！
　　辩证法唯物论证明外界在原则上是可认识的，同时了解：人类认识外界，是在历史条件所能允许的限度之内。“世界永远是可认识的，但在某壹历史时代并不能完全认识到。”（亚克塞罗——哲学论文）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其论人类智识的性质壹篇论文中将这个思想说得很清楚：
　　“我们的智识就是人类的智识。人类的认识力，与其别种力量壹样，是有限制的。在这个意义之下，我们的智识之性质就受我们的认识力之性质的决定。我们的感官之感受性愈大，我们的理性愈强，则我们所知道的将比现在更多；因此，如果我们的智识将比现在更扩大了，则我们现在的几种智识到了那时就要改变。”（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十卷第二册）（注）

我们的智识是由经验得来的，我们的智识在我们的印象所由产生之外界影响之下而发展。我们知道，印象是某种事物对象，质体，即实在，刺激我们结果才产生出来的。由此可见实在决定我们的意识，或者如费尔巴哈所说：“实在是主体，思想是属性。”
　　我们的意识永远受那对抗我们的客观所决定，真实事物从我们的概念反映出来。马克思说过：“观念世界，乃是物质世界经过翻译和修改而到我们的头脑中来。”我们所具有的的概念根本就是真实世界在我们头脑中的反映；我们所具有的概念就是真实事物的像片。狄慈根说：“思想就是模样，就是真正的模样，就是真实事物的模样。……观念，与像片壹样，应该适合于它的对象。”（狄慈根——哲学的实果）

第三章　辩证法



　　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马克思和恩格斯之伟大功绩，就在于他们拿黑格尔的方法反转过来对黑格尔的体系，就在于他们并不像费尔巴哈壹样将黑格尔学说弃置不顾，而是拿黑格尔自己的辩证法去克服黑格尔的学说。马克思和恩格斯采取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方法，他们以辩证法方法充实他们的唯物论体系，即以此总结在他们以前之哲学思想。我们完全有理由，可以借用黑格尔在柏林大学讲演告终时所说的几句名言，作为辩证法唯物论之评语，他说：“什么也未曾失掉，所有的原则都保存下来，因为最后的哲学就是壹切形式的总和。”马克思和恩格斯拿辩证法与唯物论结合起来，而找到了哲学思想最好实果之综合，他们于是真正造成了“最后的哲学”。
　　辩证法就是马克思主义之活的灵魂。纪元前，即在希腊文化时代，我们就已看见辩证法思想的曙光。（注）辩证法方法对于近代伟大思想家，如笛卡尔谢林费希特等都有显著的影响；但在黑格尔学说中，辩证法方法才达到最完全的表现，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是直接由黑格尔学说中采取辩证法出来的。

黑格尔的辩证法究竟是怎样？我们试听这位大思想家自己所说的话：
　　“人们往往将辩证法看做壹种皮面的技术，以为辩证法故意使确定的观念发生纷乱并在确定的观念中造成虚假的矛盾。因此，人们承认并非这些观念不对，而是这个矛盾怪物不对；人们承认理性的表象是正确无讹的。人们往往认为辩证法不过是主观的耍把戏，用以证实或驳倒某种论据而已，而其实是没有壹切内容的，惟其如此，所以表面上却装饰著壹些巧妙的论证。——这样的判断是错误的，照其真实意义讲来，辩证法乃是理性，事物及壹般确定现象的定义之本有的和实在的本性。哲学的推理，就是了解个别的定义并将这些定义联系起来，即使之发生相互关系，然后再分解这些定义，使之各种隔离而就其中认识其意义。真正的辩证法则与之相反，壹个定义变成别个定义乃是经过内心的和渐近的转变，在这转变中就可看出这些定义，理性，是片面的和狭小的，即是包含有自身的否定。壹切确定现象之特点，就在于这些现象已注定要自己毁灭的。
　　可见，辩证法乃是科学進步之活的灵魂；辩证法原理灌注内心联系性和有定性于科学内容中；这个原理是真正超越于确定现象，而非表面上超越于确定现象。”（黑格尔——哲学智识之总汇）

　　“理性顽固的攻击辩证法。但辩证法并不是哲学之专有品。恰好相反，我们时时刻刻都感觉到辩证法并由经验上确信辩证法。环绕我们的壹切事物，都可以为辩证法的例证。我们知道：每壹个确定现象都是在变化和消灭；它的变化和消灭不是别的正是它的辩证法；它本身就包含有别个现象之原素，因此它要走出其直接存在的界线之外，并要变化，……我们说壹切事物或壹切确定现象是注定要毁灭的，而这就是说明辩证法乃是无所不包的不可抵御的力量，壹定要毁灭壹切事物，不管那些事物表面上是独立的和巩固的。……辩证法的结果就是否定，但这个否定同时也就是肯定，因为这个否定本身就含有它所从来的现象，而且并非与这个现象隔离的。两种相反定义之这样的合壹，就已经造成了第三种思想。”（黑格尔——逻辑）
　　为更正确的解释上面引文中几个要点起见，我们再征引费希尔——最了解黑格尔诸人中之壹个——对于黑格尔的辩证法之说明：
　　“可以拿人的生活来比较谈话问答，即我们年纪愈大，经验愈丰富，则对人和对物的见解也就渐次改变，这仿佛就像在内容充实和思想丰富的谈话问答中，谈话者的意见也渐次改变壹样。……因此黑格尔拿意识发展的進程来比较哲学谈话的進程，而称意识的進程为辩证法（注）或辩证法的运动。

思想向前运动，其间是要暴露并解决那包藏在观念中间之矛盾的。黑格尔就称这壹整个过程为辩证法。……矛盾就在相反诸定义间的冲突，而解决矛盾就在于结合这些定义。……矛盾之每壹次暴露，就是否定那刚要提出和肯定的思想定义；矛盾之每壹次解决，就是否定这个否定。这样，思想发展要经过两重否定，而经过两重否定又走到肯定来。Duplex negatio affirmat （“两重否定就是肯定”）。黑格尔就称这种两重否定为“绝对的否定性”并认为辩证法就是这个否定性之方法。……绝对否定性之方法不是别的，正是暴露并解决那包藏在思想之必然定义或纯粹观念中的矛盾。”（费希尔——近代哲学史）我们再用恩格斯的说明来补充这个说明：
　　“照黑格尔看来，我们所要认识的哲学真理，并不是几条已成的独断的理论之总和，并不是壹经找到这几条理论之后只强记在心就够了；真理是包藏在过程本身里面，在科学的长期历史進化之认识里面，——科学从低下的智识阶段進化到壹天比壹天高的智识阶段，却永远不会因为发现壹种所谓绝对真理而达到无以复高的顶点，使科学在这个绝对真理面前感觉得英雄无用武之地。在哲学方面是如此，在壹切智识方面和实际行为方面也是如此。历史也与人的智识壹样，不会因为达到人类理想的境界而就确定的停止了；完全的社会，完美的国家，只在像想中能够存在；还有壹层，即历史中壹切相连续而来的社会制度，也不过是人类历史進化的和進步的進程中之壹些阶梯而已。每种制度对于它所由产生的时代和环境，都是必需的，因此都是正当合法的，纵然在从它自己内部慢慢发展起来的新的和更高的条件面前，它变成了陈腐并失去其存在理由：它必须让位给另壹个更高的社会制度，而这壹新制度也预先注定必要灭亡。资产阶级依靠竞争，大工业和世界市场，摧毁了壹切古代建立的和受人尊崇的制度；同样，辩证法哲学也摧毁了壹切认为有绝对的和确定的真理之观念，以及连带而来的壹切认为人类生活中有绝对事物的观念。这种哲学壹点不承认有所谓确定的绝对的和神圣的事物，它在壹切事物中都发现出这些事物的可毁灭性的壹方面；在它面前，任何壹件事物的可毁灭性的壹方面；在它面前，任何壹件事物都没有存在之余地，除非是形成和毁灭的不断的过程，除非是由较不完美的不断進至较完美的上升运动。”（恩格斯——费尔巴哈）
　　生活和思想（生活和反映）就是辩证法的过程。黑格尔征引了无数例证来说明这个过程。他认为天空星球的运动是依照严格的辩证法原理而進行的。行星每个顷刻都逗留于壹定之点，同时又在此点以外；行星的运动是完全服从辩证法原理的。生命永远包藏有死亡的萌芽，生命也是服从这个原理的。在政治上，这壹个人之无限制自由，就成为对于别人的专制；正义发展至最高点就达到最大的邪恶；在高等代数学上，多角形边数不断的增加，就可以转变为圆形；——所有这些都明白证明辩证法支配了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之各方面。
　　辩证法之出发点，就在将我们所接触的壹切事物，不看成为已定的事物，而看成为还在发展形成的过程。
　　人类原始的理性，倾向于反对这种关于环绕我们的壹切事物之见解；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者马萨里克教授就认为：“辩证法简直是戏法”。（马萨里克——马克思主义之哲学的和社会学的根据）黑格尔在逻辑中很刻薄的嘲笑那些人，他们不能了解辩证法的“生长”观点并企图“我或有房子或无房子”等类的话来攻击辩证法。这种思想方式是辩证法的反面，即纯粹的玄学。
　　恩格斯在反杜林中说明辩证法和传统哲学的区别：
　　“照传统哲学家看来，事物及其在精神上的反映，即观念，是壹些隔别分析的对象，应该壹个壹个的分别来看，是壹些不变的固定的壹次造成就永远壹样的东西。玄学家的思想是没有中间性的两极端，是直接相反的思想，他们的说话是：是——是或非——非，除此以外壹切都没有价值。照他们意见，壹件事物或是存在或是不存在；壹件事物不能够是自己同时又是另壹件事物。肯定和否定是绝对不能相容的。因和果是永远互相对立的。……要正确的显示宇宙，显示宇宙和人类的发展，以及显示这种发展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只有靠辩证法，靠不断的观察无限的原动和反动，形成和死亡，進步和退化，——才能做到。”（恩格斯——反杜林）
　　传统哲学所研究的只是逻辑的抽象，只是固定不变的观念，辩证法则时时刻刻都不忘记真实世界是流动不息的，并竭力去认识真实世界之真相，即认识其真实内容的各种形态及其壹切矛盾和异点。辩证法根据事实所表现之各种形态来观察并研究事实。辩证法反对壹切抽象的断语，并认为“没有抽象的真理，壹切真理都是具体的，都是随时间和空间而转移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他的哥哥尔时代概论中，以通俗的辞句说明这个思想：
　　“下雨是好事还是坏事？——这个问题是抽象的问题；我们不能确定的答复这个问题。有时下雨是有利的，有时下雨是有害的（虽然是比较希罕的情形）。应该确定的问：当种子完全播在地下以后，继续连下五个钟头大雨，这样的雨对于田禾是有利的吗？只有这样的问，答复才是明白而有意义的，即：‘这样的雨是很有用的’。但就在这个夏天，当收获期间快要到来时候，连下壹个星期大雨，这样的雨对于田禾是有利的吗？答复也是明白而正确的，即：不是！这样的雨是有害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二卷）
　　当我指导某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讨论研究时候，我时常遇见传统哲学思想的责难。人们宣读过了共产党宣言中有名的壹段，即描写资产阶级在世界生产力发展上的作用并指出在其与封建制度斗争时代资产阶级是革命动力那壹段，接着听众就发出许多莫名其妙的问题：“马克思怎么会说资产阶级有革命作用呢？马克思将资产阶级看做革命的现象！？……”参加这个“研究会”的人，是不懂得辩证法方法，而依照玄学去思想的；他们不明白在社会生活过程里，“理性怎样变成疯狂，善怎样变成恶。”玄学的壹切论证之出发点；就是“或者这样，……或者那样……”，甚至像托尔斯泰（Léon Tolstoy）那样伟大的思想家也难免拥有传统哲学的思想。“暴力就是恶”——这就是托尔斯泰之充满了玄学思想的哲学论证之出发点。专制君主以暴力压迫人民，这是恶。革命党人以暴力推翻专制君主，这也是恶。壹个民族以暴力压迫别个民族，这是恶。被压迫民族以暴力解除压迫，这也是恶，就像黑格尔所嘲笑的壹样：“或者我有房子，或者我没有房子。”暴力——或者是善，或者是恶，此外没有别的意义。资本主义是魔鬼，因为在资本主义底下阶级的冲突壹天比壹天厉害；但社会主义也是魔鬼，因为社会主义主经阶级斗争。（注）

传统哲学研究的对象是物件，辩证法研究的对象则是过程。物件是永久不变的；这个物件今天是A，明天也是A，后天还是A。在十八世纪时，封建制度是恶，这就是说：封建制度永久是恶，——在十五世纪时也是恶，在十二世纪时还是恶。恶就是恶，A=A。譬如空想的社会主义者，那些传统哲学家，就是这样想的。恩格斯恰与他们相反；他是壹个伟大的辩证法家，他说过壹句名言：“如果没有古代奴隶制度，就不能够有近代社会主义。”无论那壹个传统哲学家都有会根据恩格斯这句名言而做出结论说：科学的社会主义之创立者赞颂奴隶制度。我们自然无需要说明：这句名言并非赞颂奴隶制度，而是估计奴隶制度在人类历史上某个时期之作用。
　　辩证法的对象的过程，过程就是永久的运动，永久的变化，存在转变为不存在，这个形成那个毁灭。某壹现象现在是Z，以前是K，更以前是A。资产阶级现在是阻碍世界生产力发展的阶级；资产阶级产生颓废的思想，趋向于神秘并断言西欧要破产。但在壹个世纪以前，这个资产阶级有前進的革命的阶级之作用；当时资产阶级发达生产力至于空前未有的高度，而其思想也是真正進步的。A并非时时刻刻都等于A。辩证法既然将现象看成为过程，于是就在运动中观察现象，而看出：某个现象中所包藏的因素渐次发展下去，结果这个现象本身就要变成另壹相反的现象。“理性变成疯狂，善变成邪恶，進步变成退化，正义变成邪恶，真理变成虚伪……。”
　　普列汉诺夫在壹篇遗文中，称这种思想为十九世纪哲学思想最丰饶的结果之壹：
　　“这位德国天才的唯心论者，在其所著壹部‘小小的’逻辑中，以最有力的文字描写辩证法之不可屈挠的力量，即壹切都要到它面前受裁判，而到了它面前谁也不能成为固定的。辩证法注定壹切现存事物，向前发展去，都要灭亡。于是在黑格尔学说中已经没有任何绝对的事物，除非是辩证法发展的進程本身，这个不死的死，或者——这是壹样的——这个永久的再生。”（普列汉诺夫——AB字母）
　　辩证法将现象看做过程，是否就不去观察物件呢？绝对不是。辩证法也研究物件，就像研究“静止的”过程壹样。研究物件在研究过程以前。前者是形式逻辑的任务，后者则是“矛盾逻辑”即辩证法的任务。前者是认识上的低级，而后者是认识上的高级。“静止既然是运动中的壹部分，因此形式逻辑的思想方式（按照思想的‘根本规律’）也是辩证法思想方式中的壹部分。”（普列汉诺夫——恩格斯所著费尔巴哈俄文译本的序言）
　　人们往往将辩证法与庸俗的進化论混为壹谈。黑格尔预先料到会发生这种不能容许的含混，早就起来反对那种简单化的见解，即认为在发展过程中，某种现象最初微小而不显著的，随后就渐次扩大而显著起来，反之亦然。我们在逻辑中可以看见辩证法方法创立者所写的壹段饱含讽刺意味的话：
　　“人们认为自然界中没有突变。呆笨不灵的人说到形成或消灭时候，就以为将这种情形看做渐次的发展或毁灭就够了。可是事实上可以看出现象的变化，不仅由这壹数量转变为别壹数量，而且也由性质转变为数量并由数量转变为性质，在这个转变中，渐進的行程中断了并造成新的现象，其性质与原来的现象不同。在寒冷天气之下，由水结冰并非渐次進行的，即并非水先变成浆状物，然后渐次凝结成固体的冰，——而是壹下就结成固体的。在冷冻至冰点以前，水还是液体：只要保持静止状态，则增加壹点点冷度就可以使水壹下就凝结成冰。”（黑格尔——逻辑）
　　我们观察自然界，就可以发现许多例证，证明数量转变为性质，即渐進的发展突然中断而发生突变。在烧开水的水壶里，蒸气渐次增加起来；在壹定限度之下，这种增加纯粹是数量上的增加，但突然数量就转变成性质，结果沸腾了。我们试将橡皮带拉长，则壹尺长的橡皮带可拉成二三尺，但到了壹定限度之后，如果我们再拉长壹点点，则突然由数量转变成性质：橡皮带断了。虫蛹缓慢的渐進的发展至壹定限度，数量就要转变成性质，即虫蛹变成虫蛾。人的产生也是遵循突变道路的。
　　流行的意见以为达尔文（Charles Darwin）的理论否认自然界中有突变。可是有权威的自然科学家却承认：“达尔文也承认有剧烈的变化即突变存在，并以为比渐進的壹般的变化更多些，因此渐進的变化不仅没有唯壹的意义，而且也没有优先的意义。”（季米里亚泽夫——十九世纪生物学发展史上诸特点）
　　在发展的过程上，突变是不可免的，—— 不论这个过程是自然界的或社会的。
　　有些理论家坚决的攻击这种见解；因为他们的阶级自觉惧怕革命震动，所以他们断定说：“自然界没有突变，历史也没有突变。”
　　新社会之出现于历史舞台，并不像维纳斯神（Vénus）从海中浪花产生出来。（注）新社会是经过长久期间在旧社会怀里，逐渐成熟起来。这是频扑不破的真理，就像我们未曾出世以前须在母亲腹内胎孕九个多月壹样。但这样的怀胎和成熟，不仅不会与突变相反，而反与之相成。先怀胎，然后分娩。譬如在法国，资产阶级社会出世以前壹个世纪，资产阶级制度就已在封建制度怀内开始成熟。但当资产阶级这个成熟过程完结时候，突变就发生了，即历史上有名的法国大革命。俄国的革命过程也是这样。

辩证法的進化论认为自然界中和历史中的发展，经过两个阶段：渐变和突变。庸俗的進化论不承认有突变，只承认有渐变。普列汉诺夫说：
　　“有壹种意见认为没有突变而只有渐变；另有壹种意见则恰与之相反，即认为事实上永远只有突变，而我们所谓‘渐变’过程乃是无数的互相连接的小突变所构成。正确的认识论自然应当综合这二种意见，而成为第三种意见：突变是以渐变为前提而渐变必然要达到突变。”（普列汉诺夫——我们的批评者之批评）
　　辩证法就是正确的认识论，得到了普列汉诺夫所说的那种综合意见。马克思主义应用辩证法方法怎样来说明这壹经济制度转变为另壹经济制度呢？难道这是新社会从旧社会怀中壹点壹滴长成起来之结果，退出去的阶级壹步壹步对走進来的阶级让步之结果，长期的和渐進的社会改良之结果吗？绝对不是。那些修正派，那些离开马克思主义对最终目的之严格观点而投身于社会改良怀抱里去的人，对于这壹种社会制度转变为另壹种社会制度，就是这样说明的。当修正主义初起时候，修正派就借别尔嘉耶夫（Berdiaev）之口宣布这种理论说：“资本主义发展本身所造成的改良办法，就可以补救现存社会之缺点，使社会的各个细胞不断的除旧更新。”辩证法绝不承认用“改良”办法可以使封建主义变为资本主义，或使资本主义变为社会主义。这壹种制度要转变成为另壹种制度，必须经过“否定的否定”，即由“突变”来去除不适用的形式而代之以新形式。但同时，要发生这个“突变”，要形式新的性质。必须数量增加之不断过程预先达到了这个突变所需要的程度。所以马克思主义壹方面反对改良主义的渐進派，他方面又反对恩格斯所称为革命的炼金术士派，——他们认为无论何时都可以“爆发”革命的突变。
　　资本论中有名的论资本主义崩溃那壹段，可以作为应用辩证法的发展论之模楷。在这壹段中，马克思寻得资本集中和群众无产阶级化的规律以后，接着说：
　　“篡取并垄断这个变革过程的壹切利益的那些大资本家富豪，其数量是壹天减少壹天的，但同时，壹方面贫困，压迫，奴服，堕落和剥削反壹天增加壹天，他方面工人阶级的反抗也壹天比壹天强烈起来，——工人阶级的数量不断的增加，而且更受资本主义生产本身机体所训练团结和组织起来。资本的垄断变成为生产方式向前发展的障碍物，这个生产方式是与资本壹同发展并受资本的指导的。生产机关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壹种过程，即不能与其资本主义的外壳相适应了。这个外壳壹定要炸裂。资本主义私产制的末日到了。剥夺别人财产的人，其自己财产也被剥夺了。”（马克屎——资本论，第二十四篇第七章）
　　我们在上面已经说到“否定的否定”在辩证法原则中的作用。我们已经说过：我们的思想是经过两重否定而发展的，其结果达到另壹种新的更高的肯定。“否定的否定”乃是辩证法根本规律之壹，如果不明了这个规律，就不能使用辩证法方法。我们知道，每种现象，当其发展前進及其所包藏的种种因素表露出来时，这种现象就转变为与原来相反的另壹种现象，即转变为自己的否定。但这个否定自己还是要发生否定的。这个否定的否定就使现象发展到更高的更完满的阶段。
　　试借用恩格斯在反杜林中所举出的例证：壹粒种子播在地下生出萌芽，这里萌芽就是种子的否定；萌芽长大起来开花结果以后，又归于死灭，这里，结成的果实即种子又是萌芽以及枝干的否定。于是我们又得到种子，但这里的种子并非壹粒，而是增加无数倍了的。“否定的否定”使现象发展到更完满的程度；这里所举的例固然只是数量上的变化，但若我们不引证壹般的植物，而引证奥奇德花（Orchid ——兰花之壹种）为例，则结果不仅是数量上的变化而且也是性质上的变化。
　　社会的现象也是壹样。这里也可以举出好多例证，但我们只举出壹例来看就够了。议会制度本来是人民的统治，但发展下去反成为自己的否定——形式的德谟克拉西，即上层阶级的统治。人民统治之否定为形式的德谟克拉西，而形式的德谟克拉西又发生自己的否定，即苏维埃制度——人民统治之新的和更高的形式。
　　壹切现象在其辩证法的发展中所经过之三个阶段，黑格尔称之为“正”（Thése）“反”（Antithése）“合”（Synthése）；合起来就是所谓“三位法”（Triade）。
　　马克思和恩格斯采取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方法，但他们并不是生吞活剥将黑格尔的辩证法放入于他们的体系内，而是以这个辩证法贯通他们的学说并将这个辩证法融化于他们的学说之内。试听辩证法唯物论的创立者自己对于黑格尔的辩证法怎样说：
　　“我的辩证法方法，不仅根本上与黑格尔的不同，而且也与黑格尔的完全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想的过程——他在观念之名称底下，甚至将这个过程变为独立的主体——乃是真实世界之创造者，而真实世界不过是这个过程之外现。在我看来，则恰好相反，观念世界不过是物质世界移转入于人类头脑去而已。……
　　黑格尔学说中辩证法之神秘化，绝不能妨碍黑格尔之成为破天荒第壹人，完全的和自觉的描写辩证法之运动的壹般形式。必须将黑格尔的辩证法头足颠倒过来，为的从神秘的外壳里面发现理性的核心。”（马克屎——资本论，第壹卷第二版序言）
　　黑格尔的辩证法怎样被头足颠倒过来，在马克思的体系中呢？
　　对于这个问题，恩格斯这样答复：
　　“在黑格尔看来，辩证法是观念的独立发展。绝对观念不仅永久存在（我们不知道存在何处），而且是现存整个世界之活的灵魂。绝对观念自己发展，经过各种阶段——关于这壹点，他在逻辑壹书中有详细的发挥——并包含各种阶段；随后，绝对观念就‘自我化生’转变为自然界，在自然界中绝对观念是非意识的客观必然的经过新的发展，壹直发展至最后在人的思想中重新达到自我意识；这个自我意识从那时起就以粗糙形式在历史中发展最后才完全达到黑格尔哲学中来。这样，在黑格尔看来，历史和自然界中的辩证法运动，即自低而高经过壹切曲折道路和壹切暂时退步之進化的因果关系，——不过是观念独立发展之缩影，而观念是永久存在于某个地方并不受人的思想头脑所支配的。这种思想上的混吨状态是必须铲除的。我们的责任就在以唯物论的眼光将头脑中观念看做是绝对观念发展到某种程度的反映。于是，辩证法就变成了研究真实世界和人类思想的运动之壹般规律的科学。……观念的辩证法本身，就仅仅成为真实世界的辩证法运动之自觉的反映。”（恩格斯——费尔巴哈）
　　恩格斯在其写给施米特（Conrad Schmidt）的壹封信（去年才发表的）中说：
　　“黑格尔的辩证法之混吨状态，其根源就在于他将辩证法看作是‘思想的独立发展’，因此外物的辩证法只成为思想的反映。可是，事实上，我们头脑中的辩证法，仅仅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那些依照辩证法形式之真实的发展的反映。”
　　由此看来，从黑格尔的辩证法唯心论到马克思的辩证法唯物论之转变，可以底下的话概括之，即：辩证法从此不再将思想的过程看做因，将真实的发展看做果，而是反过来看，即将观念的進化看做“外物進程”的结果。
　　辩证法和唯物论综合起来成为马克思的学说，但这壹点极受马克思学说批评者的坚决攻击。
　　如果，像我们上面所说，壹般的辩证法已经被马萨里克教授看作是“简单的变戏法”，那么，在他看来，唯物论的辩证法就是“莫名其妙的矛盾”了。（见马萨里克的马克思主义之哲学的和社会学的根据）甚至伯恩施坦（Edouard Bernstein）也认为辩证法是与马克思主义没有干涉的，是人为的强附于马克思主义上面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其伟大工作，并不借助于黑格尔的辩证法，而是与黑格尔的辩证法无涉。”（伯恩施坦——历史的唯物论）
　　可是只要研究辩证法方法的真正性质，就可以明白：辩证法本性上就是唯物的。壹种非常有意义的情形值得我们注意，即当黑格尔严格遵守其辩证法原则企图深入于社会关系方面去时候，他自己也就不可免的要站在唯物论的基础上面。（注）

辩证法似乎是趋向于抽象的结构，然而在唯物论看来，壹切观念都是事物的反映。——这种情形，就是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从辩证法唯物论中发现出来的所谓矛盾。但我们已经说过，马克思主义并未否认玄学之认识事物的权利。马克思主义只认为这个权利是相对的，是屈服于更高的更完满的认识方法即辩证法之下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并非相斥，而是相成的。
　　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不仅是唯物论的哲学，而且是辩证法的唯物论。我们的辩证法之基础就是唯物的自然界观。我们的辩证法时刻不能离开唯物论。唯物论失败了，我们的辩证法也要随之失败；反之，没有辩证法，则唯物论的认识论也要成为不完全的，片面的，甚至不可能的。”（普列汉诺夫——费尔巴哈序言）
　　辩证法和唯物论是马克思主义之二个原素，如果缺少其中壹个，则马克思主义本身就不能存在。排除其中的壹个原素，就等于摧毁马克思主义之整个建筑。
　　最后在结论中，我再指出辩证法思想之几条根本的规律：
　　（壹）在真实事物的完全状态中，研究真实事物。竭力注意壹切。详细的研究。牢记着各方面的联系。
　　（二）在运动中研究。注意辩证法的运动是怎样发生的和怎样转变的。寻求矛盾。明了斗争。
　　（三）牢记着：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是具体的。
　　（四）不隔开理论和实践。不仅要认识周围世界，而且要改造周围世界。（注）

第四章　有定论



　　辩证法唯物论给唯心论世界观以致命的打击；这不仅因为辩证法唯物论具有前代哲学思想之最高成绩——辩证法方法，而且也因为辩证法唯物论占夺了唯心论所统治的疆土——历史。辩证法唯物论推翻了唯心论在解释历史过程方面之独裁统治。辩证法唯物论之根本原则应用到研究社会关系方面来，就产生出唯物史观。
　　在未曾说到唯物史观以前，我们指出：马克思主义之历史社会的有定论，乃是辩证法唯物论各方面所从出发的那种有动机的前定说，所推演出来的结果。历史社会的有定论，乃是人类学的有定论之结论。马克思主义既认人类发展之整个行程须遵守有定论的原则，其对于“意志自由”问题的答复就与斯宾诺莎当时对此问题的答复相同。
　　在斯宾诺莎看来，“意志之不能称为自由的原因，而只能称为必然的原因”，这是“比日光还要明显”的事情。（斯宾诺莎——伦理学，第壹卷，定理三十二）意志之每壹次表现，要能发生和活动，必须有其他壹种原因，如此直至于无穷。无论意志是有穷的或无穷的，但总归有个原因来决定意志之存在和活动，因此意志不能称为自由的原因，而只能称为必然的原因。（见同上定理之证）自然界规律支配人类，与支配石头，有同等的权威。如果人手所抛掷的壹个石头，是能够思想的，则它或者心里以为：它遵循壹定方向堕落于地下，乃是因为它愿意这样，因为它的自由意志是这样。谁心里想：他说话，或不说话，或从事于任何其他事情，——是按照他的精神之自由裁夺，则谁就是睁开眼睛做梦。……法国唯物论者对于意志自由问题的见解，差不多也是这样。在狄德罗看来，意志自由是壹句“空话”。我们的行为，每壹次都是某种原因之必然的结果，这些原因有时虽然很复杂，但其实质是单纯的。霍尔巴赫对于这个问题的见解也是这样，他认为意志自由的学说是屏除人类于自然界之外的学说，而其实人类乃是自然界中壹部分。
　　无论斯宾诺莎，霍尔巴赫或其他许多伟大思想家，他们都是拿有动机的前定说来观察我们的意志。他们分析意志的过程，研究其所经过诸重要形态（志愿，选择，行为），就得到结论说：我们的意志是受某种外来的动机所决定的。费希尔在其所著有名的人类意志自由论壹书中说：“意志表现时，是否先有某种原因存在呢？我答：有的！每壹次意志表现，都是由某种原因所引起的。”意志须遵守壹般的因果律。
　　大家知道，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已经就拿人的意志来比拟罗盘针。人的意志须遵守物质世界的规律，正像罗盘针受这种规律所支配由北旋转到南或由南旋转到北壹样。
　　人类在其意志行为中，有表面上的“选择自由”，但只表面上的而已，恰好就像罗盘针之“选择自由”壹样。
　　某个学生今天到学校来上历史的唯物论壹门功课，但他可以不来上这门功课而去上经济学，他也可以完全不上课而闭门在家或上戏院看戏去……。难道这不是自由选择吗？我加入共产党为党员，或者我拼命攻击共产党，——难道这也不是自由选择吗？我准备以经济学家为职业，而不去充当医生，——难道这也不是自由选择吗？……
　　我的每壹件行为都是在无数可能性中自由选择之结果。我是壹个有自由志愿，能自由选择，因此会自由行动的人；而依照壹定方向而旋转的罗盘针，则不能选择向南或向北而必须遵守那支配它的物质的规律。怎样能够拿我去比拟罗盘针呢？
　　无定论者，即承认意志自由的人，就是这样推论的。可是，承认我们的意志必须遵守必然的规律之有定论者，他们也并未否认选择的自由。不过他们并不认为仅仅指出选择自由这件事实而就满足了，他们还要進壹步证明：我们的选择最后还是受我们身外的原因所决定的。（注）

当我们伸手出去从面前桌子上几本书中拿取壹本书来看时候，我们自然有选择的自由。我在十几本书中可以自由选择壹本，我也可以不拿书而拿报纸，铅笔，图画以及面前的任何壹件东西。可是如果我伸手要去拿月亮，那我自然就变成精神病科医生所研究之对象了。选择自由，是受物质可能性之狭隘界限所限制的：我们从无量数的物件和现象中来“自由的”选择，这仅仅是在这些有限制的界限以内。
　　可是我们能够说：在这些界限以内，我们的意志是完全自由，不受限制的吗？
　　某个时候在我的物质可能性界限内有四本书：罗马法史，哲学研究，凯勒曼（Kellermann）的小说十壹月九日和列宁论文集。我自由选择结果，就拿起罗马法史来读。在我的真正的可能性界限内几本书中，我自由的选择了；但这种选择仅仅表面上自由的，事实上还是受在我身外的原因所决定。我所选择的壹本书，正是我在某个时候所最需要的；我之需要参考罗马法，又是由于我正预备法律问题的讲演之需要；而这种需要又根据于另壹种需要……。以为我是完全根据我的自由选择来读某壹本书，那就无异于将我的行为及其动机拿来与此过程在我意识中的反映混为壹谈，无异于斯宾诺莎所说：小孩以为他要吃奶是他的意志自由。
　　在许多可能性中间的选择，这种选择本身就包藏有明显的前提，即这些可能性中必有壹种可能性具有我们所需要的性质。总而言之，选择的必然就是选择的自由之前提。（见亚克塞罗的我们为什么不要后退）
　　诗人说：

　　　“年青的狄慈狄蒙娜（Dezdemona）为何爱她的亚拉伯人？
　　　　因为天空的风和处女的心都是没有定准。”

　　可是如果我们拿普希金（Alexandre Pouchkine）这二句诗认真来研究，我们就要承认：年青的狄慈狄蒙娜之自由选择也是受她的“自由意志”以外许多因素所决定的。她也许不知道这些因素，甚至也许不觉有这些因素存在，但无论如何这些因素还是存在并强有力的转移那诗人所说的“无定准的”心之意志。如果我们“分析乐器像解剖尸体壹样”，就可以看出：这里的自由意志，乃是我们的行为过程与此过程在我们意识中的反映混合起来结果所产生之幻想。正如狄德罗所说：这乃是将自己当作原因而不当作结果的壹种人之幻想。
　　我们的意识指挥我们去做某种表面上自由的行为，但我们壹刻都不要忘记：我们的意识自己就时时刻刻受我们身外的原因所决定的。……“事物的行程决定观念的行程”。
　　如果是这样，如果有定论要我们的意志，我们的心理动作，去遵守物质必然性的规律；那么有定论会不会变成宿命论，会不会使人类成为万能命运掌握中之可怜的俘虏呢？
　　这是说到有定论时候，必然要发出的问题。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的有定论，不仅未曾消灭我们的自由，而且还助长我们的自由。
　　辩证法唯物论认为不可以抽象的空洞的使自由与必然（必需）对立起来。
　　当我在无数可能性中去自由的选择时候，我必定相信其中某壹种可能性正是可以满足我的需要的，正是我现在所必需的。惟有先认定必需性，我才能决定去自由选择，去行动。不先认定其必需性，则自由选择就不能成立，没有必需性，则我将为各种可能性所吸引，我的意志将茫然无所决定，我的“我”将消失在怀疑之中。如果我没有罗盘仪指示我必需要走的道路，则我将永久停留在仿徨无措的地位。壹切都要，就等于壹切都要不到。费尔巴哈说：“人类什么时候能自由的行动呢？只有在依据必需性而行动的时候，因为只有在这个情形之下，行动才是从我的生存之最深沈处发生出来，才是我的生存之有关联的和明白的表现，而真正的‘我’才是行动的创造者”。（费尔巴哈——全集）
　　“意志自由不是别的，只是人认识事实以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人对于某种问题之解决愈加自由，则此解决之内容就愈加受必需性所决定；由于不认识事实而起的迟疑不决，表面上似乎是随意选择于许多各自不同的和互相矛盾的可能的解决中间，但由此更加证明这种选择是不自由的，是屈服于其所受支配之实在情况的。因此，自由就在于建立于了解自然的必需性之上的对自己和对外界的统治。”（恩格斯——反杜林）
　　主观的唯心论和辩证法的唯物论，其对于哲学的根本问题——意识对实在的关系——之解决，是极端相反的，连带着对于自由和必然问题之态度也根本不同。
　　主观的唯心论否认客观的因果律并将必然发生的事情看做自由的无原因的事情，这样就使目的失去了任何保证，而不能实现。
　　“若将目的看作自由的基准，则目的将停留于主观的头脑里，对于真实世界没有任何必然的关系。由此观点看来，则合于目的的去反应于周围世界，乃是决然不可能的；于是，在主观的唯心论者看来，除了自然界和社会生活诸方面现象之种种盲目的和宿命的表演以外，别无所有。
　　绝对的自由就转变为绝对的必然。
　　有定论承认客观的因果律并将必然发生的事情看做因果律的结果，这样就得到结论说：目的是现象间必然的因果关系之反映，目的本身就包藏有可实现的原素。由此观点看来，显然，人类对于自然界和历史之反应是有保证可以成功的。
　　“必然就转变为自由”（亚克塞罗——哲学论文）
　　有定论并不像宿命论那样，认为人的行为完全是徒然的。恰好相反，认识我们的意志是有定的，是依赖于决定意志之物质原因的，是严格遵守必需性的，——这就等于相信我们是依照规律而行动并且能收效果的，就等于鼓励人的行为。了解客观的必然性就是客观的行动之前提，正如关于意志独立和自由之主观的幻想壹定要达到意志薄弱，迟疑不决，多议论而成事；以及哈姆雷特的气习壹样。（注）

以上所说的有定论，还只限止于人类学方面。就此方面来说，这个问题于十九世纪中叶就已经解决了像我们上面所说的那样。
　　马克思和恩格斯就从这个解决出发。但他们的功绩乃在于他们将有定论问题推展至社会学方面来，在于他们将意志自由问题从自然界推展至社会范围里来。
　　如果在人类学方面提出这个问题，证明我们的意志屈服于必然性，那么就要问：在社会过程中有没有决定人的行动之必然性呢？如果是有，那么决定这个社会生活之原素又是什么？
　　在未答复这个问题以前，我们须先说说底下的问题。
　　我们不可以将社会现象看做是构成此现象之各个个人意志之总和的产物。社会现象乃是个人意志交互错综的结果，而在各个个人意志看来，社会现象仿佛是自发性的。社会现象发生于单个意志之交互错综。我的意志，妳的意志，十人百人千人无量数人的意志，交互错综起来，混合融化起来，就产生出自发的现象，这种现象不仅不适合于各个个人意志，而且违反各个个人意志。（注）

资本主义社会之工业危机可以作为这种自发现象之模范的例证。在壹个国家中，几千个工业家各有其壹定的目的：发财。每壹个工业家都因为竭望发财，而表现出其要求更多利润的意志；这个意志表现之结果，就是这个工业家制造出壹天多似壹天的生产品并输送到市场上去卖。这个工业家的发财意志，碰著其他几十个几百个几千个人工业家同样的意志，而交互错综起来。所有这些个人意志交互错综之结果，就是生产过剩，市场充满，那些工业家也跟着破产，——他们的个人意志在交互错综的过程中造成了自发的现象（破产），即达到了与个人意志所期望刚刚相反的结果。
　　“历史经过是这样：最后结果系由无数个人意志之冲突产生出来，而每壹个意志之出现又根据于许多特殊的生活上的情况。于是就有无量数的交互错综力量和无量数的平列并行力量，这些力量综合起来就产生总的结果：历史事迹。”（恩格斯给布洛赫——Joseph Bloch的信，壹八九〇年九月二十壹日）
　　个人自觉的倾向，被那在社会过程中发展的力量，所屈服了，或恰切点说，所打消了。依据规律发展的和遵守因果律的社会生活，决定了个人意志。（注）

我们应该承认：在人类学范围和在社会学范围，我们的意志都须遵守因果律的壹般原则，都须受我们以外的原因所决定。
　　承认了此点以后，辩证法唯物论的创立者就发问说：
　　“人类创造自己的历史，不管历史的性质如何，都是按照自己自觉的预定的目的去做的：这些由不同方向互相影响的无数意志以及人加于外界的行动所造成的结果，就是历史，因此，这些无数个人所要的究竟是什么，这并不是不重要的问题。意志是为思考或情欲所决定的。而直接决定思考或情欲的动力又是许多复杂的事物。这些事物壹部分是外界的条件，壹部分是理想上的动力，贪心，‘对真理和正义的热忱’，个人的仇怨，还有各种各式的纯粹个人的嗜癖。我们已经说过：影响历史的无数个人意志所造成的结果，时常不是人所期待的，有时甚至与人所期待的完全相反，这可见个人的动力对于总的外界只占次要的位置。因此，我们必须寻求：究竟有何种动力隐藏在这些个人动力背后，究竟有何种历史原因能在人类头脑中变成这些个人动力。”（恩格斯——费尔巴哈）
　　辩证法唯物论应用到社会关系方面来——即唯物史观——就答复这个问题。

第五章　从唯心史观到唯物史观


　　历史哲学，成为专门科学，要从历史的认识论中求得若干普遍原则出来，——这还是比较后起的事情。人们认为历史哲学之创立者是维科（Jean—Baptiste Vico），他的学说成立于十八世纪初期；因此，历史科学之成为专门科学，至今还只有二个世纪。但分析历史的進程，叙述历史事变之外又加以解释，确立某几条能支配历史过程的原则——这些部分的企图，则历史科学成立之初就已经发生了。
　　从希罗多德（Hérodote）和修昔底德（Thucydide）（注）时代以来，历史家就竭力不仅要叙述事变而且兼要解释事变；他们从他们对于历史过程之无量数形形色色的解释中间，推究共通原素出来，——所有这些解释，自然是唯心论的。

“从希罗多德的神妒说到泰纳（Hippolyte Taine）的环境影响说，其间记载历史的人的精神里产生出无量数的见解，仿佛是直接思想之自然产物，要来解释并补充所叙述的事绩。阶级的倾向，宗教的观念，民间的成见，某种流行的哲学思潮的影响，遐想的过分以及要加片段不完的事实以艺术形式的志愿——所有这些原因以及其他许多原因，就造成了关于历史事绩的理论之多少愚笨的原则；这种原则是与历史记载不可分离的，或至少也是要点缀和装饰历史登载的。说什么偶然，机会，命运，神意或现在所说的‘物的逻辑’，——所有这些观念都是愚笨的和简单的思想之结果；这种思想，无论经过批评道路或借助经验手段，都不能够凭其本身来解释自己的行程和见解。要想拿带条件性的事实（譬如偶然）或带理论性的像想（譬如事变的必然行程往往被人看作是進步的）来填补我们关于壹切情况之智识的缺陷（这些情况是随着真实事变而发生的。其发生乃是必然的，而与我们的志愿或意见无关）——这种倾向本身就是历史记载家庸俗哲学之原因和结果；这种哲学，无论是明的或是暗的，只要有智识的批评出现，就将因为本身太浅薄而不能存身了。”（拉布里奥拉所著之历史的唯物论）
　　在唯物史观未曾出现以前，历史科学壹般是以唯心论的眼光去观察社会生活之壹切事变。但在马克思提出其历史的认识论以前好久，我们在历史思想之壹般的唯心论倾向中，就已经发现壹些对于社会生活之部分的唯物论见解。在商业资本初兴时代，我们在历史家著作中就已经发现有人企图拿经济性质的原因来解释历史事绩，甚至有人还拿阶级斗争眼光来观察历史進程。
　　鼎鼎大名的马基雅维利（Nicolas Machiavel）之历史著作，就包含有这种新历史观之原素，虽然这种历史观还未完全明显的成熟。十七世纪生产力之增长，推动哲学家和历史家的思想更趋向于拿经济原因来解释社会生活。霍布斯和斯宾诺莎的学说就是最好的证据。
　　十八世纪资本力量壹天比壹天长大起来，为向垂死的封建制度作革命斗争起见，就要求历史家丢弃唯心史观（即将人类社会壹切進化都看做人类精神变化结果之壹种见解），而拿社会中互相斗争的真实力量，来解释社会進化。法国大革命更强有力的推动历史家思想去尊重实际事实而丢弃壹切思想上的动因。如果十五世纪佛罗伦萨（Florence）封建贵族和城市资产阶级间的斗争，能使马基雅维利认识阶级斗争对于历史的意义；那么法国大革命——这壹只有生来盲目的人才看不见的阶级斗争之巨大表演——打消了唯心论的见解而使历史现象真正原因发现出来，——这当然不是壹件奇怪的事。
　　如果在大革命初年，人们还认为有所谓“大众意志”，但不久人们就可以明显看出：这种表面上壹致的意志，遇见人民中各种分子间——即各阶级间——之冲突，就烟消云散了。关于“贫”“富”间阶级对抗的意识。在大革命前的思想家如卢梭雷纳尔（Abbé Guillaume Raynal）杜尔哥（Jacques Turgot）等人的著作中还是模糊的，但在大革命事变中就强有力的被证实了。所以大革命中的许多伟人，都了解阶级斗争是社会生活的根本动力。其中几个伟人，譬如马拉则简直认为阶级斗争是壹切革命问题的出发点。
　　十九世纪之初几十年，唯物史观已经确定的战胜唯心史观了。十九世纪初期，事物的整个進程，将历史方面之唯心论见解毫不容情的推翻了。（注）

拉布里奥拉论这个时代说：
　　“经济规律战胜了壹切幻想并幻想了社会生活之指导地位。……事实上，谁未曾看见小私有者小农民和手工业者破产而变成为无产者呢？谁未曾看见造成新社会制度之壹种新方法，在此制度之下，有好多人都要低头屈服而不敢反抗呢？……谁未曾看见新的城市在工厂周围发生起来，造成了没有出路的的贫困，这种贫困并非个人失败之结果而是财富的条件和源泉呢？（拉布里奥拉——历史的唯物论）
　　在剧烈的阶级斗争影响之下，到了法国王朝复辟时代，我们上面所说的大革命时期已经萌芽之壹种倾向就开始显著起来，这种倾向就是：凭拿经济原因去解释历史進程，依据阶级斗争以研究社会生活。
　　十九世纪初期几十年，法国的历史科学就转移其研究方向于支配社会之财产关系方面，因此就坚决的走上唯物史观道路。法国历史科学之最有天才的和最深刻的代表者，基佐米涅梯叶里等得出结论说：要了解某壹国家之政治制度必须研究其社会集团间的关系，而各种社会集团间之财产关系就是了解政治事变之锁钥。在基佐和梯叶里看来，法国历史就是阶级战争的历史。阶级间之斗争，其结果不是各阶级互相妥协，而是这个阶级战胜那个阶级，基佐说：“调和阶级的冲突，乃是妄想。联络各阶级使之协调，也是不能实现的幻想。”在马克思以前很久，历史家就已经宣布阶级斗争说，但有些历史家如布兰维里埃（Henri Boulainvilliers）等是站在贵族利益的，有些历史家如基佐米涅梯叶里是站在资产阶级利益的，惟有马克思是第壹个站在无产阶级利益。
　　我们上面已经说过：革命以前法国的哲学家站在唯物论基础上，但同时没有能力彻底的解决他们当前的问题，这是由于玄学观点阻碍了他们。革命以前法国唯物论哲学家搁浅的地方，革命以后法国唯物论历史家到此也搁浅了。他们达到了将历史研究重心移转到财产关系方面，但当他们要去解释财产关系本身时候，他们又借助于“人性”的玄学观念。他们知道政治制度是受社会关系影响的，知道社会结构之基础是经济组织，但当他们要去解释什么是经济变化之基础，经济变化和发展究竟受什么影响等等问题时候，他们就张目结舌壹点没有办法了。十九世纪初期几十年的法国历史家，他们缺乏发展的观点，因此不能从他们的唯物史观做出逻辑的结论：他们不能发现历史过程的最初动力，其“动力的动力”，而这种动力后来不久就被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发现了。
　　我们上面已经说过：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处的时代，唯物史观的霉菌是满布于欧洲社会空气中的。这二位科学社会主义之创立者，本来是大无畏的和最彻底的辩证法家，他们发现这个霉菌以后，就在这个发现基础之上建立起唯物史观的壹元论体系。这个坚固整齐的体系，与王朝复辟时代历史家残破不全的观点毫不相同，其差异程度正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启蒙哲学家矛盾动摇的见解间之差异程度壹样。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历史观，可以作为壹个例证，证明我们上面屡次提起来说的壹个断语之正确，这就是说：辩证法唯物论之创立者所构成的体系，并非由他们头脑想像出来的，也不是由他们“发明”的，而是他们天才的将前代哲学和历史思想融化为壹个综合。当时社会关系之发展，使马克思能够在十九世纪上半期至下半期交替时候，发表他的关于历史过程的思想而成为壹个有名的公式。这个公式说：
　　“在其赖以生存的社会生产中，人类進入于壹定的必然的不受其意志所左右的关系——生产关系，这些关系适应于其物质生产力之壹定的发展阶段。
　　这些生产关系之总和就成为社会的经济结构，真实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法律的和政治的筑物，而社会意识之壹定形式也是适应于这个基础的。物质生活之生产方式决定社会的政治的和壹般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的意识决定人的实在，而是人的社会实在决定人的意识。
　　在其发展上某壹定阶段，社会物质生产力必然要与当时的生产关系，——或者拿法律用语来说——要与当时的财产关系，发生冲突，——生产力以前就是在这些关系怀中发展的。这些关系本来是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如今变成了生产力的障碍。于是到了社会革命时代，经济基础改变了，整个伟大筑物或迟或速也要起革命。观察这种革命时候，必须将物质的由自然科学正确性表示出来的经济生产条件上的革命，与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总而言之，即壹般思想形式的——革命，分别清楚；——在后壹类革命中，人类自觉这个冲突并与之争斗。
　　不能根据革命时代的意识来判断这个时代，亦如不能根据个人的意识来判断这个个人壹样。恰好相反，这个时代的意识，必须拿物质生活的矛盾，拿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关系中间的冲突，来解释。
　　任何壹种社会结构，在生产力未曾发展至于这个结构不能容纳以前，是不会崩溃的；同样，任何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旧社会内部这个生产关系所需要的物质生存条件未曾成熟以前，也是不会产生出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批评序言）
　　马克思主义对于哲学的根本问题——思想对实在关系问题——是这样解决：即承认惟有我们的感官所能认识的物质世界才是真实世界，而观念只是这个物质世界的反映。
　　辩证法唯物论就是根据这个原则去建立其历史观。在辩证法唯物论看来，社会过程并非观念進化之结果，而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改变之结果。
　　上面所征引的有名公式，很明白而恰当的指示马克思主义对于社会生活上物质和观念关系究竟持什么见解。

第六章　生产力


　　历史的唯物论将整个社会组织都看做生产的组织。生产乃是本时代政治事变和文化表现所环绕的中轴。
　　动物必须适应于自然界，才能生存。人类自然也要遵守这条规律。但人类的适应过程，与其他壹切动物的适应过程，有重大差异。动物之适应自然界，是屈服于自然界；人类则使自然界屈服于自己，这就是说：当适应自然界时候，人类并不改变其自然的官能，而是造成人为的官能，——总而言之，人类的适应不是被动的和生理的，而是自动的和技术的。
　　人类是自动的和技术的适应自然界，人类是富兰克林（Benjamim Franklin）所说的“制造工具之动物”，——这个情形发生出非常重大的效果。
　　人为的工具所实现之劳动过程，有根本重大的作用；我们的智慧就是在这个过程直接影响之下发展的。在这个过程中，动物之简单的叫声就变成人类可宝贵的发言。在这个过程中，人类得着判断的能力并自觉的决定其对于世界的关系。“蜘蛛织网像纺工织布壹样，蜜蜂营巢像匠人筑屋壹样。但壹开始，最拙笨的匠人也就有壹点与最灵巧的蜜蜂不同，即人类未曾拿材料筑屋以前，先在头脑中将屋筑好了。”（马克屎——资本论第壹卷）这种伟大的理想能力，就是使用人为的工具反应于死的自然界并改变物质之结果，在此意义之下，我们可以肯定说：最原始的人为的工具之使用，已经给予原始人类以最初的意识并开始转变类人猿为类猿人。
　　“人类将劳动工具当作新的官能，以补充其生理上的结构。自从达到能使用劳动工具之程度以后，人类发展史就焕然壹新：以前人类像其他壹切动物壹样，是改变其自然官能的，而现在人类则首先改進其人为的官能，发展其生产力。”（普列汉诺夫——壹元论历史观发展问题）
　　在劳动工具未曾于人类生活上占支配势力以前，那时尚没有人类历史。人类历史仅仅从劳动工具能影响于整个社会生活时候，才开始存在的。“达尔文就在这里结束，马克思就在这里开始。”动物学让位于社会学。
　　“历史乃是人手的工作，——这里所说的人手，是能够发明和改良劳动工具的，是能利用劳动工具以创造人为的环境的；这个环境之复杂影响随后又反映在人类本身，而这个环境之现状及其连续变化，正是人类发展之原因和条件。”（拉布里奥拉——历史的唯物论）
　　我们上面已经引过富兰克林对于人类的定义：“人是制造工具之动物”。这位美国思想家忘记补充壹点而这样说：“人是制造工具之群居的动物”。第壹个使用石斧以反应自然界的，并不是鲁滨逊（Robinson Crusoe），而是人群（群居的动物）中之壹员。这个石斧并不属于个人，而是群众所有；石斧之使用就大大改变了这些群众的状态，改变了他们对于自然界的关系，而以后由石斧進至新工具，以后生产力壹天比壹天发展，于是整个社会结构都起变化，社会内部壹切关系都起革命。
　　某种社会，随其所处客观的外界的条件不同，其生产力发展迟速也不同。生产力发展，社会的智识程度也随之发展，而社会也更能够发明新的工具，更向前发展生产力。……这样，在整个人类历史中，人类改变自然界，同时也改变自己。在每壹时代，人类能实现这种变化至何程度，这要看底下壹种情形，即：“每壹个民族，在其历史上每壹个时代，其生产力向前发展是受那时代生产力状态所决定的。”（拉布里奥拉——历史的唯物论）
　　这就是生产力发展之自然的逻辑。
　　人类不是唯壹能使用劳动工具的动物，也不是唯壹能群居的动物，而是唯壹能合群以使用劳动工具的动物。人类既然能合群的使用生产工具，于是人类于自然界环境之外，又造成了人为的环境，社会的环境。
　　合群的使用生产工具——这壹点是人类所特有的，这壹特点扩大了人为的环境之防卫的和自立的力量使人类超越于其他壹切动物之上。（见凯勒斯克劳茨——Casimir Kelles—Krauz 所著之什么是经济的唯物论）
　　我们上面已经说过：人类适应于自然界不是生理上的而是技术上的，在适应过程中人类不改变其机体而去改進劳动工具。这是由于人为的环境之自立的力量所造成的。
　　生产工具的改变引起人类对自然界关系的改变，同时也引起人与人间关系的改变，由此可见生产工具的改变决定了社会发展的整个進程，所以，当观察社会生活和研究社会过程时候，马克思主义是从分析社会生产力出发的。马克思说：“壹定的社会关系也是人所制造的产物，正如棉布苎麻等壹样。社会关系是与生产力状态有密切关系的。人类发展了新的生产力就改变生产方式，随之又改变获取生存资料的方式，因此就改变其壹切社会关系。手工磨机给我们以封建王公统治的社会，而蒸汽磨机则给我们以工业资本家统治的社会。但那些根据物质生产以建立其社会关系的人，他们同时也造成原则，观念和范畴，适应于其社会关系。”（马克屎——哲学之贫困）
　　辩证法唯物论认为生产力是研究人类社会生活之出发点，简单的因为生产力是决定社会生活发展之唯壹能变的物质因素，而生产方式不断的改变同时人类社会也跟着不断的改变。我们承认生产力是历史过程最初的动因，因为这是包围人类和影响人类的环境中唯壹能变的因素。这个环境中的其他因素，或者是不变的，或者是在生产力发展影响之下而改变的。
　　“自然，在发生观念的过程中，不仅外界占有作用，而且人的机体也占有作用。但人的机体，其思想能力及其艺术创作能力等，在历史过程中曾经有某种改变吗？自然没有。谁的思想能力都未见得比亚里斯多德更高，同样谁的艺术创作能力也未见得比古代希腊艺术家更强。或者因为外界即自然界改变了吗？也不是。现在希腊的蔚蓝的天正与伯里克利（Périclés）时代（注）壹样。改变的只有社会，即最后只有经济关系；自然界中和人类中即使有改变，也是受经济关系改变影响的。”（考茨基——唯物史观与心理因素）

马克思主义既然承认生产力是其社会学分析之出发点，于是就指出：社会乃是随其满足物质需要时所用的手段方式改变而改变的。
　　唯物史观认为“首先是生产，其次是生产品的交换，构成壹切社会制度的基础。这二种原素决定当时社会中财富的分配，因此更决定构成此社会之阶级及其中各层的形成。所以如果我们要寻求那决定某种社会变化或某种社会革命之原因时，则不应到人的头脑中到人对于永久真理和永久正义的最高智识中去寻求，而应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化中去寻求；总而言之，即不应到所研究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求，而应到这个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求。”（恩格斯——反杜林）
　　某时代的经济又直接受这时代的生产力所决定。
　　我们时常听见人说：生产力本身要受自然界影响所决定，因此社会过程之最初原因乃是地理条件。自然无疑，地理性质能决定生产力的发展。地理环境对于技术的影响，也是没有疑义的。但我们必须牢记：在自然界（地理）条件影响之下发生起来的生产力，发展下去就要改变人类对于这个自然界的关系。譬如在白俄罗斯，现在人们正谈论电气化；正要建设大规模之发电站台等，可见我们现在对于白俄罗斯地理条件之关系，完全与西继斯蒙奥古斯特（Sigismond Auguste）时代的白俄罗斯人对于同壹地理条件的关系不同。北美洲农民拿电气机器所耕种的土地，也已经不是两世纪以前欧洲侨民拿原始犁头所耕种的土地了。
　　“人类社会在自然界中劳动，并将自然界当作劳动对象。这是毫无疑义的。但存在于自然界中的原素，是多少固定不变的，因此自然界原素不能解释社会的变化。而社会的技术则是时常变化的，——自然，社会技术必须与自然界原素相适应。技术既然是变化的主因，技术的变化既然引起社会和自然界间关系的变化，由此可见：分析社会关系之出发点就是技术”。（布哈林——历史的唯物论）
　　地理条件对于人类历史发展有巨大影响，但这个影响不是直接的，而要经过建立于生产力壹定状态之上的生产关系。
　　为正确估量地理环境对于历史过程之影响起见，我们必须研究这个影响怎样及于社会组织。我们不能从生理学方面或心理学方面来看察这种影响，因为这样的观点除了附会曲解真正的历史过程之外，是没有别的效果的。以为某壹种族的地理条件能直接影响于这个种族之物质的和精神的生活，这种见解无异于承认“人种的特性”是研究历史的锁钥。这种见解已经被科学无情的驳倒了，科学证明当代并没有什么“纯粹的”人种存在。如果记得人类历史上代表文明的，有时是这个人种，有时又是别个人种，则凡有头脑能思想的人都可以明白这种原因并非由于某个“人种的特性”，而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决定每个时代“人种”之文化水平线。
　　人类依靠生产而生活。社会不是别的，只是生产的集合，以无数线索将各人连结起来，使各人于生产中和生产品交换中发生壹定的关系。马克思称这种关系为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性质是受某时代社会生产力所决定的。生产力每壹次改变都要引起生产关系的改变，因此跟着也要改变壹切社会结构及与此结构有关的整个社会思想。
　　为要更明白生产力发展怎样引起社会结构改变的情形起见，我介绍读者参考底下描写这个过程的表：

生 产 力 发 展 表

（阿多拉茨基——马克思主义根本问题纲领）


生产力

生产性质

劳动生产量

社会制度

共同生活的规模

人类自己

最原始的技术，获取现成物品

没有剩余生产品

原始氏族共产主义，剥削制度不能存在

小的人群，其所包含人数约四五十人

人类＋牲畜

原始的农业，牧畜

剩余的生产品开始发现

氏族共产主义崩溃，家庭共产主义，奴隶为家庭之壹分子

人群扩展到三百人至五百人

人类＋牲畜＋初期水力风力之利用

农业和牧畜更加完备、手工业技术发展，奴隶和农奴的劳役制度

有剩余生产品

奴隶和农奴制度，阶级：军人、教士、奴隶、农奴，商人

封建领土已经能结合几千人

手工机械

城市中相当高等的手工业技术开始发展

剩余生产品增加起来

小资产阶级的交换制度，自由手工业者和农民

城市和区镇已经能结合几万人

人类＋牲畜＋蒸汽动力，复杂的传动的机械组织，机器的自动生产，其后期人类和牲畜失去其为体力的作用，人类主要是指导者

技术進步、农村经济、大工业、资本主义的劳役制度

剩余生产品很多

资本主义制度

阶级：资产阶级（大，中，小）、无产阶级、贵族资产阶级化、农民瓦解分化

社会关系结合了几百万几千万人，由民族国家進于世界市场，资产阶级社会的任务就在经过世界市场大体上将壹切人类结合起来并在世界市场上建立世界生产

机械动力

人类仅仅是指导者

工业与农业结合、精神劳动与体力劳动结合、自由的和友爱的劳动

社会必要的劳动缩小至极小限度、生产量很高

未来的共产主义制度

壹切人类组织在壹个经济组织里头

第七章　基础与筑物


　　我们知道，唯物史观认为整个社会过程都要服从经济的必需性。由我们的观点看来，生产力的发展乃是最初的动力，决定社会结构的系统和群居的人类关于政治道德法律科学艺术哲学宗教各方面的观念形态。
　　成为社会结构基础之物质条件，直接的或间接的决定了本社会分子之精神生活。马克思就根据这种思想作成为有名的基础与筑物之公式：“这些生产关系之总和就成为社会的经济结构，真实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之上建立起法律的和政治的筑物，而社会意识之壹定形式也是适应于这个基础的。”（注）

马克思下葬时，恩格斯在墓前演说道：
　　“达尔文发现有机界发展的规律，马克思则发现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本来包藏在壹件浅显的事实之内，可惜这件事实在马克思以前为各种观念系统的帷幕所遮掩了。这件浅显事实就是：人类首先必须关心饮食衣住，然后才从事于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因此物质直接生存资料之生产以及某个民族在某个历史时代之经济发展阶段，于某个时候，就构成壹种基础，由此基础遂发展那个时代人类之国家制度，法律见解，艺术，甚至宗教观念，而所有这些现象都须根据这个基础来解释的。”
　　这里，我不能详细解说生产基础和各层思想筑物间之相互关系，我只限于解说壹个普遍问题，即应该怎样了解基础和筑物间的关系，而二者间的相互影响又是怎样发生的。
　　必须正确的了解这个问题，尤其因为现在人们还往往将历史的唯物论看做是复兴“先生活然后研究哲学”之理论和仅仅根据经济来解释整个人类历史之理论。
　　每壹种科学方法都会被人变成死的机械，辩证法的唯物论尤其会这样。辩证法的唯物论本来是活的多方面的科学理论，更加需要人们了解其精神而不应仅仅了解其字句。（注）

我们上面已经说过：生产力是唯壹的因素，由其影响可以解释社会生活中的壹切变动。
　　历史的唯物论，不在“人性”变化中，不在某种抽象体中，去寻求社会组织上和人的观念上的壹切变化之最初原因；历史的唯物论认为这种原因就是生产力发展结果所引起之生产和交换方式之進化。
　　生产力状态乃是某壹定时代之基础，各层的社会筑物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上面。某壹定社会各分子间的关系即生产关系，是直接受这种基础之结构所决定的。生产关系同时又决定社会存在的形式，生产关系乃是某壹定社会组织之社会经济结构所依据之经济基础。这种社会经济结构又影响社会精神状态，社会心理，道德和习惯。精神和道德状态，又决定本社会科学艺术哲学的性质，即决定，本社会的社会思想。
　　“在劳动及其必须的工具发展之壹定的条件之下，社会的经济结构，即迫切需要的物品之生产形式，就在人为的地基上首先并直接的决定了其他壹切社会结合之事实行为以及此行为在我们称为历史的过程中所表现的种种形式：阶级之形成，冲突，斗争和毁灭；决定了调节法律和道德的那些社会关系；决定了人服从人的原因和样式以及统治和政权所表现的形式，——总而言之，即决定了那些造成法律和国家的壹切事物。这种经济结构，其次又决定了艺术宗教科学等创作上像想和思想之倾向和对象（大部分是间接的）。”（拉布里奥拉——历史的唯物论）
　　普列汉诺夫以底下著名的五条公式，说明基础和各层筑物间的相互关系：
　　“（壹）生产力状态；
　　（二）其所决定的经济关系；
　　（三）建立壹定的经济基础上之社会政治制度；
　　（四）壹部分直接受经济决定的他部分受建立在经济上面之社会政治制度决定的社会人类的心理；
　　（五）反映这种心理特性之各种思想。”（普列汉诺夫——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
　　由此可见历史的唯物论绝不是拿经济的直接影响来解释社会生活之壹切现象的。在用以区分现象的类别中，后的种类都是受前的种类所决定的，而每壹层思想筑物又都可作更高壹层的思想筑物之“基础”。谁企图拿当代意大利经济之直接影响来解释当代意大利艺术的性质，谁自然就壹点也不能了解。这种艺术是在参加当代意大利生活的阶级之社会心理直接影响之下形成起来的，而这种心理又是在决定阶级地位等诸原因影响之下形成起来的。这里，生产力的影响只是间接的，即经过社会生活的。
　　有些人说：拿基础和筑物的观点去观察社会生活，这岂非独断论的见解吗？这种见解岂非忽视各层筑物间相互影响和事实，而认为有壹种因素能决定其他因素吗？艺术往往是在社会心理影响之下发生的，但艺术发生以后转而影响社会心理。这种相互影响，就是历史的唯物论所忽视的，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阿基琉斯脚跟。（注）我们拿社会生活因素相互影响的观点来代替基础和筑物的观点，才可以了解历史。

以上便是反对唯物史观之壹种根本论据。我们驳斥这个论据，同时又可明白本问题的几个要点。
　　历史的唯物论从来未曾否认过“相互影响”的观点。马克思主义永远从底下的见解出发，即认为：筑物虽然在基础影响之下发生和发展，但转过来也影响基础本身。经济决定政治，但政治难道不转而影响经济吗？
　　不久以前才发表的恩格斯致施米特的信，就说明这种情形：
　　“我们所认为思想上的见解转而反应经济基础并于相当限度之内可以改变这个基础，——这在我看来，是当然的。”（恩格斯壹八九〇年十月二十七日所写的信，壹九二〇年始发表于社会主义月报）
　　苏俄的遗产法，是受制定此遗产法时苏俄的经济关系所决定的，但这个遗产法转而对这些关系本身发生重大影响。
　　恩格斯应用这种互相影响的原则，于壹切思想筑物上。经济需要是发展之主要动力。但哲学，在其发展中，是连着其成见和错误转而影响于壹切社会发展（连经济发展在内）的。历史的唯物论从来未曾否认政治等筑物能影响于经济基础本身。马克思关于历史和政治经济诸著作，就是明显的证据；在这些著作中，政治现象占很重大的位置，但自然是在其壹般的依赖于经济条件之限度内的。
　　马克思主义壹方面不否认社会经济和人类思想间相互影响并指出这种相互影响在历史过程上有很重大作用，他方面又说明我们如果单独拿这种相互的影响去观察社会生活，那是壹点也不能了解的。黑格尔之最伟大功绩，就在于他了解：“相互影响的关系要成为同值的概念，则其本身还须经过分析，分析结果就达到：发生相互影响之变方面要为壹个更高的第三方面所解释，而非自己就是现成明了的事物。”黑格尔所寻求的这个“更高的第三方面”，已经给马克思找到了。这就是生产力。
　　“试举壹例来看。据西斯蒙第（Léonard Sismondi）说：‘法国，在肺力第五（Philippe V）治下，骑士小说……改变了全国风气，指示了全体贵族，应该怎样去立身处世。’这里说文学影响了风气。但文学本身又是从那里来的呢？骑士小说又是根据何种原因而发生的呢？显然：骑士小说之发生是由于骑士风气之存在。这就是说明相互影响之壹个很有趣味的例：封建社会的文学影响本社会的风气，而本社会的风气又影响本社会的文学。但封建社会本身又是从那里来的呢？这乃是有趣的互相影响之无可置疑的事实所不能对我们解释的。”（普列汉诺夫——二十年）只有根据于那时代生产力的分析，我们才能得到所求的答复。
　　“社会环境的性质，要根据当时生产力状态来解释。知道生产力状态，就可以知道社会环境性质，就可以知道适应于此环境的社会心理，也就可以知道社会环境和社会精神或风气间的相互影响”。（普列汉诺夫——壹元论历史观之发展问题）
　　马克思说：“经济基础改变了，整个巨大的筑物都要或速或缓的随之崩溃。”难道这是说：马克思主义认为这壹种社会经济结构是按照直线的转变为另壹种社会经济结构吗？不是。当生产力发展使这壹种经济结构转变为另壹种经济结构时，社会必须在思想上准备这个转变。“人类的進行，从A点走到B点，从B点走到C点……以至于S点，从来不是仅仅在经济上進行的。要从A点到B点或从B点到C点，都必须经过‘筑物’并使‘筑物’发生相当的变化。”（普列汉诺夫——二十年）
　　在十八世纪下半期，法国的生产力已经发展到要求改变这壹种经济基础（封建经济）为另壹种经济基础（资产阶级经济）了。但此种“基础上的改变”，必须等到相当的“筑物上的改变”发生过后，才有可能。
　　十八世纪下半期自始至终“第三级”就在各层筑物方面造成这种“改变”：资产阶级的戏剧代替了假古典的悲剧，在绘画书上革命的题旨代替了贵族宫廷的传说，在哲学上唯物论代替了唯心论，而无神论也推翻了宗教。仅仅到筑物上这种“改变”已经发生过后，法国才有可能从这壹个经济基础转变成另壹个经济基础。
　　思想上的改变绝非自动的随着经济基础的改变而发生的。基础毁坏了，照马克思的意见，筑物要“或速或缓的”随之崩溃。生产力发展既然毁坏了“筑物”所凭借的“基础”，则这个“筑物”的崩溃是必然的。这就是历史的唯物论所提出诸中心定理之壹。但这个定理绝不否认：筑物的崩溃是“或速或缓的”，这种崩溃的步骤是受支配本社会之传统权威和代表生产力发展那壹阶级之革命毅力等所决定的。譬如，我们可以承认当代美国生产力已经发展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制度可以让位给社会主义社会政治制度之程度了。在美国这壹种经济基础要转变为另壹种经济基础，其速度须看“筑物的改变”即思想的革命化之过程长短而定。
　　“某壹国家之政治制度，受什么所决定呢？我们已经知道政治制度是反映经济关系的。但这些反映经济的政治制度要能实现，必须先以某种观念形式经过人的头脑。所以，人类不先在其观念上发生转变，就不能经过经济上的转变。”（普列汉诺夫——二十年）
　　马克思主义知道并指示：意识是受实在所决定的；同时也绝不忽视意识在社会生活上的作用。
　　恩格斯在壹八九〇年九月二十壹日的信中说：
　　“照唯物史观说来，决定历史之最初因素乃是真实生活之生产和再生产。此外，我和马克思再没有说别的话。如果有人曲解这句话成为：经济因素乃是唯壹能决定的因素，则他就是将这句话转变为壹句无意义的抽象的和无道理的话。经济状况乃是基础，但在历史斗争的進程中，各种筑物转而影响这个基础，在许多情形之下，甚至决定这个基础的形式；各种筑物就是：阶级斗争的政治形式及其结果（每次斗争解决以后占得胜利的阶级所制定之宪法），法律的标准，甚至所有这些真实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所反映出来之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见解及其随后转变成为独断的体系。”（给社会主义月报主笔布洛赫的信，此信于壹八九五年十月发表于社会主义学院杂志上）
　　根据马克思主义将思想上现象看作是经济事实所产生的这壹句话，便肯定说马克思主义否认思想在历史过程中的作用——这样恰好就是恩格斯所嘲笑的历史的唯物论之“偶像观”。
　　在许多对于历史的唯物论之诘难中间，有壹种最愚蠢的诘难，即说我们的理论忽视了观念在社会生活上的作用。其实，历史的唯物论并不忽视这种作用，不过指出观念上的变化乃是经济关系上的变化之结果而已。这壹点，在那些成为自己头脑所发生的思想过程之牺牲品的思想家看来，是不明白的。
　　思想的本质是什么？恩格斯在费尔巴哈壹书中，认为思想是仅仅遵守本有的规律而独立发展之壹种事物。思想过程的特性，就是人们对于思想進程和决定此進程的物质生存条件间之联系，没有明显的概念。恩格斯在其给施米特的壹封信中说：“审判官所认为先天状态的，其实仅是经济的反映。”自然，这种意识上的混吨，这种思想上的错乱，是由社会分化的结果而发生的。凡在职业上专门从事于壹种思想材料的人，自然要将这种材料看作独立的范畴，而忽视了决定这种材料的思想过程之物质的前提。
　　“思想是壹种过程，这种过程虽然是由所谓思想家自觉的去完成，但这种自觉是虚假的自觉。推动思想進行之真实力量，是不为思想家所认识的，不然便不是思想过程。这种过程因此在像想中造成了虚假的或皮面的动力。这既然是观念的过程，则其内容和形式自然就是由自己固有的或其前辈所有的纯粹思想构成起来。他既然只从事于那未经批评即被认为是思想所造成的壹种观念材料，自然不去研究这种材料与另壹种不依赖于思想之过程间的各种联系。”（恩格斯壹八九三年七月十四日给梅林的信，此信发表于梅林所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壹卷）
　　由此就产生出思想上的抽象化，支配了精神劳动的人的思想，残害了并曲解了他们的思想。历史的唯物论乃是科学的理论，这种理论发现出支配我们的思想过程之真实动力，无情的打破思想上的幻想并指示那界在观念進程和事物進程间，“基础”和“筑物”间，意识和决定此意识的实在间，之真实的联系。历史的唯物论，认为在社会实在和我们的某种意识间，有无数的中间环存在。这些中间环，并不会使这个理论像那些拜倒于各种思想上抽象化面前之壹切理论那样，漠视了思想服从实在之事实。

第八章　主观与历史过程


　　历史的唯物论认为整个社会过程根本是受生产力状态所决定的。这里自然会发生壹个问题：马克思主义是否也承认个人的主观能够干涉历史过程的客观呢？如果承认，则这种干涉能到何种限度？
　　历史的唯物论之无数批评家，对于这个理论则存庸俗而机械的见解；他们将这个理论看作是否认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是将人看作完全被动而屈服于经济必然性之铁的规律。
　　事实上。历史的唯物论并未曾否认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不过，在历史的唯物论光照之下，那些认为个人（“英雄”）是历史之万能的建筑家，是历史过程之主人等壹切理论，更加明显的表现其谬误无能而已。
　　在过去支配历史科学而现在尚未完全消灭的这些理论看来，历史究竟是什么？（注）

历史事变的進程是复杂而纷乱的，其迅速的变化引起这种纷乱状态，在这种状态中因和果是密切胶粘而难于分清的，——所有这些情形就造成了壹座迷宫，惟有手里拿着壹元论历史观为武器的人才能从这座迷宫走出来。历史家惟有抱持壹元论的见解，即拿壹个标准因素来解释历史过程，然后才能解释社会生活之壹切复杂纷乱的情况。不然，则他被注定要瞠目结舌无奈这种复杂纷乱情况何，而迫得根据命运，偶然，去解释历史事变。
　　试举壹个有趣味的例。十九世纪历史科学最有权威的代表人之壹，色诺波（Charles Seignobos）就以底下理由来说明当代欧洲历史的進程：
　　“壹八三〇年的革命乃是壹派不着名的共和党人利用查理第十（Charles X）之无经验而造成的；壹八四八年的革命则是几个民主派的鼓动家利用路易·菲利浦之怯懦而造成的；壹八七〇年的战争是俾斯麦（Otto Bismarck）个人利用拿破仑第三（Napoleon III）个人错误政策而造成的。我们不能在欧洲大陆文化政治和经济状况上找到壹个共同原因来说明这三次出人意料的事变。三个偶然决定了当代欧洲的政治進化。”
　　但逻辑作弄了那些将历史看作偶然的产物的学者先生，并使他们说出同样愚蠢和无理的断语。譬如同壹个色诺波又说：
　　“在政治史上很难给予俄罗斯帝国以适应其意义的壹种地位。……除了亚历山大第二（Alexandre II）治下自由时期以外，俄国政治史主要的就是宫廷和政府的历史。”（色诺波——当代欧洲政治史）
　　这样，缺乏壹元论的观点和不认识社会生活的根本动力之历史学家者，就要走到谢勒米哈依洛夫（Scheller—Mikhailov）壹般人的历史事变观；在他们看来，克里米（Crimee）的战争乃是“俄国孟什科夫（Alexandre Sergevitch Mentchekov）公爵拿马鞭鞭打苏丹面孔之结果。”
　　我们在上面（第七章）已经说过：思想的过程怎样使我们曲解了对于现象之正确观念。思想上之曲解，尤以在历史科学中所表现的最为厉害。
　　“历史家，首先，在其个人地位上说就是壹个精神劳动者，壹个智识分子，其次，如果更切近点看，则他又是壹个文字劳动者，壹个著作家。他如果将精神劳动看作历史的头脑，将文字著作，从诗歌小说以至于哲学专著和科学研究，看作根本的文化事实，那岂非十分自然的事情吗？精神劳动的人，具有法老王（Pharaon）在其纪功碑铭上所表现的那种自夸心。在他们看来，历史就是他们所造作的。”（波克洛夫斯基——M.N.Pokrovsky俄国文化史纲）
　　这种思想上的曲解就达到梯叶里所恶意嘲笑的那种历史迷：
　　“如果整个民族迁徒并找得新的住地，照史家和诗人说来，那是某个英雄，为显扬他的名声而想建立帝国的；如果新的风俗习惯发生出来，那是某个立法者所发明和建立的；如果形成壹个新的城市，那是某个王公要造成这个城市；——总之，民众，市民，乃是造成壹个伟人之各种材料而已。”（梯叶里——城市的解放）
　　可见，已往的历史科学是提倡崇拜英雄的。历史家供养英雄于祭台上面，英雄就在祭台上发出神圣的晕光以决定平民的运命，变化地图的颜色，从事于发明和发现，优待或压迫各种民族。只靠这些英雄伟人的推动，历史才能走向前進。借用普希金有名的话说：民众是壹声不响的。历史事变的根本动因，应该到国家要人的宫廷和邸宅里，到帝王情妇的会客室里，去寻求才能找到。可怕的伊凡（Ivan le Terrible），圣路易（Saint Louis）和彼得大帝（Pierre Le Grand）等人的相貌成了卡莱尔（Thomas Carlyle）等壹般历史家研究历史之出发点。这般历史家中有壹个甚至于说：“埃及女王克里奥帕特拉（Cléopatre）之美丽动人的鼻子乃是亚克兴（Actium）战争的原因；其他壹个也说：滑铁卢（Waterloo）战争时拿破仑之感冒伤风竟至于使历史车轮转变壹个方向。“世界历史就是伟人的传纪。”在几个伟人耀眼的光芒之下，壹切建筑埃及金字塔的，爆发暴动火焰的（历史家对于各种伟大的暴动,只拿几个简单人名来记载：斯巴达克斯—Spartacus，普加乔夫—Pougatchev，闵采尔—Thomas Muntzer等），渡过黑海而漂泊于迦南（Chanaan）沙漠的，以及主持古代罗马和俄国新城（Novgorod）之市议会的——广大群众，都黯淡而等于不存在了。
　　拉布里奥拉说：“各种精神劳动者和学者，好几世纪以来就致力于这种抽象化的工作，他们要保持其工作结果所产生的各种幻想。”（拉布里奥拉——历史的唯物论）法国大革命这种事迹就打破了这位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所指出的幻想，就冲出行会性的历史家所构造的拜物教的外壳。大革命以后不久，梯叶里就已经宣言：必须排除以前那种记载中古帝王家谱的历史，而创立人民的，市民的历史。
　　历史科学，要从那支配中古历史家及其前辈头脑之思想上曲解的威权底下解放出来，必须等到发现唯物史观之社会前提已经具备时候，等到唯物史观已经发现时候。
　　从历史的唯物论观点看来，主观在社会过程中究竟占何种位置呢？马克思主义对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究竟持何种见解呢？
　　饶勒斯在其关于唯心史观的壹篇有名演说中说：“壹直到现在，人类是屈服于不自觉的历史势力之权威底下的；人类并非自己自由的走向進步去，而是受经济发展所推动的；人类自己以为创造历史，其实决定人类行为的经济生活之变化，发生于人类背后而不为人类所知道。在这点上，人类仿佛就像顺流而下的壹个昏睡的泅水者，他完全受河流所支配，自己不知道漂流向那方面去，有时壹觉醒来，则看见四周景物已完全改变了。”历史的唯物论就是解放我们意识于饶勒斯所说的不自觉的历史势力之下的壹种科学理论。这个理论使我们正确的了解历史的“景物”这样变化并在何种原因影响之下而变化。
　　历史的唯物论告诉我们说：个人，无论其如何的英雄，万能和天才——就算是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彼得大帝，牛顿（Isaac Newton）或马克思罢——都不能发明或创立壹种新的社会制度。点金术是不能应用到历史上来的，可是那些空想社会主义者正从事于历史的点金术之研究。
　　个人对于历史过程之任意的干涉，是要被历史本身所注销的，其效果是要等于零的。但自然不是个人对于历史过程之壹切干涉都等于零。恰好相反，这种干涉，如果完全适应于历史发展之壹般倾向，如果不与决定此倾向之动因相冲突，则可以得到非常重大的意义。恩格斯在其壹封信中说：“并没有壹般人时常所像想的那种经济状况之自动的活动，但人类自己创造历史，不过是在由过去真实关系遗留下来的能决定人类行动的那种环境之内；在这些关系里面，经济关系乃是根本上决定壹切的，乃是比其他政治上和思想上条件对于人类还有更强大影响的。”（恩格斯壹八九四年壹月二十五日给斯特拉坚堡——G.Strakenburg的信）
　　认识社会的必然性，把住这个必然性，妨阻或促進某种历史因素之发生，——这就个人力量所能达到的结果。活动的个人能够担负的任务，就在于认识客观的必然性，适应并服从这个必然性，如此已经就是自由活动了。个人如果具有此种能力，就可以做到历史上的所谓伟人。
　　“伟人之伟大，并不在于他个人特性能渲染伟大历史事迹以特殊的色彩，而在于他具有某几种特性，最善于适应当时在壹般的和特别的原因影响之下而发生的那种巨大社会需要。”（普列汉诺夫——个人在历史上作用问题）
　　历史过程的客观進程，使某壹阶级成为社会的领导者并使之代替那陈腐而趋于消灭的阶级之位置。为此，必须这个新阶级表现相当的毅力，足以运用国家机关，足以构造国家机器等；因此就需要相当的人材。在这种情形之下，事变的進程上就染上了个人的彩色。俄国工人阶级夺取政权这件事，是受深厚的历史原因决定的，只有颜厚如铁的人才会设想布尔维克主义是由“铁甲车”（注）输入俄国来。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虽然是遵循社会進化规律，但我们不能因此便断定说：革命既然是不可免的，则无论谁来实行革命，其结果都完全壹样。在列宁指导之下，事变实现得像我们所已见的样式；但如果让壹个庸才来代替列宁的位置；则事变将发展成另壹种样式。德国工业生产力的发展造成了十九世纪中叶全德意志的统壹，但这个过程是在天才的政治家俾斯麦指导之下進行——这种情形并不是没有意义的。他能够满足当时社会需要至何种限度，他使这种需要之满足带上什么性质，——这就要看他这个人的个人性格如何。这个断语并不是说：如果没有列宁，俄国就不会实现十月革命；如果没有俾斯麦，德国至今还是分裂为几十个小公国；如果没有达尔文和马克思，世上就没有物种由来说和历史的唯物论。这些伟人所满足的社会需要，如果没有他们，别人也会或这样或那样或迟或速来满足的。“这个伟人恰好于壹定的时候出现于壹定的地方，这自然是纯粹偶然的事。如果我们除掉这壹个人，则自然会发生壹种需要，要求另有壹个人来代替他；这个代替人是存在的，好壹点或坏壹点，但终归是存在的。”（恩格斯壹八九四年壹月二十五日所写的信）譬如拿普列汉诺夫来说。普列汉诺夫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俄国历史环境中发现壹些为他同时人所不能了解的社会关系。那时人们正带轻蔑口吻谈起“无产阶级的秽物”并自满自足的信以为俄国可以撇开这个“秽物”，而普列汉诺夫则成为俄国工人阶级的思想家和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始祖。我们能否根据此点即断定说：如果没有普列汉诺夫，俄国就不会发生马克思主义呢？自然不能这样断定。“如果十八岁青年的普列汉诺夫，在什里谢利堡（Slisselbourg）炮台被绞死了，俄国还是会发生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以汇合俄国工人运动于西欧社会主义思想之强有力潮流并使俄国工人运动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進行。”（伏尔佛逊——S.Y.Wolfson 壹个伟大的社会主义者）

批评马克思主义的人，时常肯定说：历史的唯物论将各人的才智能力完全看作在同壹水平线上，而漠视了壹件明显事实，即：有些人对于历史進程有巨大影响，有些人则壹点也没有关系；在这个理论看来，总司令和士兵是相等的……。——这种批评，看去虽很严重，其实最无根据。
　　历史的唯物论从来未曾将格林华尔杜斯男爵（Baron von Grinwaldus）与加里波第（Garibaldi）壹例看待，从来不会断定说：查苏利奇（Vera Ivanovna Zassoulitch）和伊凡诺夫娜（Poulkheri Ivanovna）对于俄国社会主义生活的影响是相等的。历史的唯物论明白知道什么是活动的坚强的和勇敢的人物，什么是诗人所说“小说也不提起妳，诗歌也不吟咏妳”的那种人物。
　　历史的唯物论认为杰出的天才的个人——在适当条件之下——对其所处时代能发生很大影响。这些人就是比同时人更有深刻了解和更多解除传统成见的思想家；就是接受思想家所发现的真理并以更能动人的形式表现此真理的艺术家；就是聚集那些散碎力量并依壹定目的而配合这些力量的组织家和策略家。天才者之心理的和智慧的构造，无疑是比普通人高得多的。他的神经系统比普通人更加灵敏，他比普通人更加明晰认识周遭环境所发生的事情，他尤其明显的比普通人更加具有分析和综合的能力。
　　如果提出壹个问题于他面前，则他能发现出这个问题中普通人所不能看见的要素。
　　但所有这些都并不是说：天才者是不受其时代和环境影响的，伟人“英雄”是自然界拿比造成普通人不同的壹种粘土所造成的。
　　伟人，“英雄”，与普通人，群众间，并没有任何原则上的差异。切不可以将人类分为历史建筑家的个人和历史建筑材料的群众之二大部分。“伟人并非由天上降落于地下的，而是由地下长生至天上的。”这就是说：民众从自己队伍中推出几个个人，能够满足那在社会内部本已成熟的需要。这几个个人就是所谓伟人，“英雄”。
　　“如果不由神秘观点来看，而由科学观点来看，则‘个性’乃是社会环境各种影响之焦点。我们的意识内容只有小小壹部分是由我们自己力量所构成的，百分之九十九则系我们现成的得来。环境铸造个性，正如印模铸造钱币壹样。好久以前唯心论时代的历史家就已经说过：伟人是他那时代之最可为模范的代表者。”（波克洛夫斯基——经济的唯物论）
　　群众要能跟随在领袖背后跑；必须也像某种行为的“英雄”壹样具有“英雄的”精神。依照领袖手势而盲目赴死的群众，这是童话中和伊洛魏斯基（Ilovaisky）的历史教科书中才有的事情。要使兵士能听从命令向前冲锋，必须以恐怖手段强迫他们或以欺骗宣传鼓励他们。在帝国主义大战中，法国和德国的总参谋部明白知道双方军队对于福煦（Maréchal de Foch）或兴登堡（Maréchal de Hindenburg）之服从心是没有保证的，是不能因此就自愿赴死的。他们因此对兵士大作其爱国主义的鼓动，并用机关枪监临在兵士背后，使他们只有向前進攻而不能后退。
　　社会环境驱使杰出人物向时代所需要的方面去努力。个人能力如果与时代需要相反，则往往投闲置散而无所表现。譬如，在尼古拉第壹（Nicolas I）时代的俄国，借用赫尔岑的话说，壹个具有口若悬河的演说家天才的人，是没有说话余地的。他在这种环境里，只好老死无闻，谁也不会觉得他具有伟在才干。
　　但假使他处在壹八四八年时候的巴黎环境，那里革命的浪漫风气盛极壹时，那里街头巷尾到处有人演说，则他也许就要与格莱斯顿（Williams Gladstone）饶勒斯等人齐名了。如果贝多芬（Louis Beethoven）生活在三十年战争时代，那时到处都是荆棘纵横荒凉满目，那时“不断的战鼓声音”震聋了人们的耳朵，则他甚至不能制出壹篇他后来所贡献于人类的那些伟大的歌谱。
　　普列汉诺夫在其壹篇有名的论文：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中论法国大革命时代说：“如果旧制度继续维持直至现在，则我们当中没有壹个人头脑里会想到在十八世纪末期法国竟有几个戏子，排字工人，理发匠，染色工人，法学家，小贩和剑术教师等，能够具有军事上的天才。”对于俄国的十月革命也是这样。十月革命如果不发生在壹九壹七年，而发生在壹九六七年，则谁也意想不到有几个文学家会成为专门的军事组织者，有几个医生会成为第壹等的外交家，有几个法学家会成为军队的司令军长等。不仅普通人意想不到，而且乘革命机会表现出伟大的才能的托洛茨基（Léon Trotsky）越飞（A.A.Yoffé）伏龙芝（M.W.Frunzé）布琼尼（S.M.Boudionni）等自己也意想不到。
　　壹切发明和发现如果适合于当时的需要，则其人就变成了“伟人”；不然，他的事业就无人过问而他的名字也就无人知道。纪元后壹千年发现北美洲之诺曼人（les Normands），其名字谁也不知道，因为当时欧洲市场并不需要新大陆。但当生产力发展至于要求新市场和新原料产地时候，十五世纪发现美洲的哥伦布就被人类推尊为壹个最伟大的英雄了。俄国经济，在可怕的伊凡时代，并不需要飞行的机关，因此俄皇对于壹个名叫“匪徒尼基特卡（Nikitka）”发明“木翼飞机”这件事竟下诏说：“人不是禽鸟，是没有翼的，如果违反自然而装上了翼，那就不是神做的事情，而是魔鬼做的事情。同魔鬼讲交情的发明家是要杀头的。得到魔鬼帮助而发明出来的东西，是要拿到神座面前祷告之后，用火焚毁的。”到了二十世纪，齐柏林（Zeppelin）制成“有翼机器”时候，德国看见航空事业可以张大其经济权力，于是就宣布齐柏林为世界最伟大的天才之壹。
　　“社会条件利于天才者发展的时候和地方，这种天才者壹定是存在的。这就是说：每壹个从真实世界中发现出来的天才者，每壹个由社会力量所推尊出来的天才者，都是社会关系的产物。但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就可以明白天才者为什么像我们所说的只能改变事变之个人的面貌而不能改变事变之壹般方向。他们自己也是因为有了这个壹般方向，才能够存在；如果没有这个壹般方向，则他们无论何时都不能越过那界于可能和事实中间的壹条界线”。（普列汉诺夫——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
　　我们上面已经说过：某种发明要能取得伟大的历史意义，必须适合于当时社会需要。除此以外，我们还应该记得：必须当时具备有几代人所积累下来的壹定的智识资本，天才者也才能够发明。每壹种伟大发明，其实都不过是天才的思想家搜集前人种种尝试和企图而总结之而已。我们上面已经详细的说明马克思主义并非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者所发明的，而是哲学经济学社会学各种思想成绩综合起来之结果。每壹种伟大发明，我们都应看作是那准备要确定解决生产力所提出于时代面前之任务的各种个别企图的壹个总和。印刷术的发明，可以作为壹个有趣的例证。印刷术是由古腾堡（Gutenberg）所发明的，他的发明根本只在于铸造金属活字并利用压力使这些活字留印在纸上而已。但如果我们看壹看古腾堡发明以前的壹个时代，就可以明白这个发明是壹步步准备着的。以前，人们最初使用木版印刷，随后分割这种木版为几个小部分，随后又拿金属版来代替木版，随后更企图将版中各字割裂开来，企图使用压力等。最后就成功了古腾堡的伟大发明。我们从别的地方还知道，与古腾堡同时，甚至比他更早，别人——意大利人卡斯达尔底（Castaldi）荷壮兰人郭斯德（Koster）佛罗伦萨的金银匠塞灵尼（Cennini）——就已有这种发明了。（注）梅林说得很对，他说，“古腾堡建过不朽的功绩，他的发明乃是人类精神最可惊人的产品之壹，但这个发明仍旧不是由他自己所栽种的根芽上长大起来的。他仅仅收种那经过长久时间而始成熟的结实。”（梅林——历史的唯物论）我们对于那些作过伟大发明的思想家，壹样的可以说这种话。达尔文如果生活在阿基米德时代；他就不能成立他的理论，正如马可尼（Guglielmo Marconi）如果生活在达尔文时代就不能发明无线电壹样。

以上便是历史的唯物论对于杰出的个人在历史上作用的估量。我们看见：历史的唯物论是将个人在社会过程中所占位置看得颇大而且颇为优越的，但同时打破了那认为这种个人，“英雄”，能成为社会过程主人翁之壹种见解。正如马克思所嘲笑的，唯心论是使群众相信：伟人封锁了那些提出于人类面前的问题之壹切解决办法于自己写字台内，而粗俗的群众只好将口张开等待“绝对真理”像煮熟的麻雀的壹样从天空掉落在他们口里去。历史的唯物论则恰与唯心论相反，乃是要使群众相信：
　　“世上没有什么创造者，
　　不是神仙，也不是皇帝，
　　更不是那些英雄与豪杰，
　　全靠我们自己救自己！”
　　这就是历史的唯物论对于个人在历史上作用的见解。这种见解打破了对于“英雄”——历史的建筑家——之崇拜，而宣布群众是历史行为之积极的创造者。

第九章　阶级与阶级斗争


　　历史的唯物论，将思想之构成过程当作真实世界之折光的反映，来研究，来解释。这乃是这个理论的“静力学”（Statique）。除了“静力学”之外，这个理论还有其“动力学”（dynamique）——阶级斗争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所著共产党宣言中，壹开始便说：“既往壹切社会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他们这样并非提出新的假设，而是仅仅指示那当时進步的历史家已经承认为明显无疑的事实。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功绩并不在于他们指出社会中有阶级斗争的事实，而在于他们拿新的科学的思想来说明阶级的意义。
　　希腊文明时代的历史家已经就看见剧烈的阶级斗争，因此其中许多人时常就感觉到社会是分裂为几个互相敌对的社会集团的。可是，在他们看来，这些集团之存在，乃是自然产生的现象，而非社会关系的产物。
　　仅仅到十八世纪初期，我们才看见壹些企图，要将阶级看作是社会的范畴，是在国民财富之形成中占据壹定位置的。重农学派（les Physiocrates）及其最杰出的代表人魁奈（Francois Quesnay）就将社会看作是底下三个阶级所组成的：生产阶级（农民），地主阶级（土地私有者）和寄生阶级（商人，手工业者以及壹切不属于前二阶级的分子）。重农学派分析社会阶级所根据的根本标准，是社会分子对于土地的关系壹点。十八世纪后期，科学思想才更深刻而精细的去研究阶级的问题。杜尔哥修改魁奈的阶级区分法，而从“寄生阶级”中分出壹个产业工人阶级，与重农学派所分的三个阶级合而成四个阶级。最后，亚当斯密（Adam Smith）又才区分社会为三个阶级：地主，资本家和工人（农村工人和产业工人）；同时那不勒斯（Naples）的法学家费朗吉埃利（Gaetano Filangieri）也区分社会为二个阶级：私产阶级（Proprietari）和雇用工人（Proletari omercenari）。
　　法国大革命更加推动那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向前发展。我们上面已经说过，马拉是了解阶级斗争在历史上之作用的。随后，圣西门主义者竟至于了解经济利益之冲突乃是“阶级”定义中的壹个要点。王朝复辟时代的历史家，已经将阶级斗争看作是整个人类历史之最根本的事实，而其著作也就是以阶级斗争为根据的。
　　以上所说，无疑证明：在马克思主义未曾发生以前，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已经在社会学中占据巩固的位置了（注）。马克思对于阶级学说究竟有什么新的贡献呢？为什么甚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壹辈学者也会承认：“自古以来，科学对于社会阶级学说方面之最深刻的贡献，是包藏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里头的”呢？（图甘-巴拉诺夫斯基—— M.I.Tougan-Baranovsky——经济学的基础）

马克思自己在其所写的壹封信中就已部分的答复了这个问题：
　　“说到我自己，则发现近代社会有阶级存在以及各阶级间互相斗争，这并不是我的功劳。资产阶级历史家在我以前好久就描写过这种阶级斗争之历史上的发展，而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从经济上解剖过这些阶级。我的新贡献就在于我努力的证明：
　　壹、阶级之存在，仅仅与壹定的历史过渡的生产形式有关系；
　　二、阶级斗争必不可免的要走到无产阶级专政；
　　三、这个专政本身也仅仅是壹种过渡阶段，走向消灭壹切阶级并建立没有阶级分化的社会制度。”（马克思壹八五二年三月五日给魏德迈——Joseph Weydemeyer的信）
　　共产党宣言说：“既往壹切社会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里所说的“壹切”，自然是相对的意义，因为我们已经有许多证据，可以证明（而且恩格斯自己也已承认）（注）；在原始共产主义时代并没有阶级，阶级是原始共产制破坏之后才发生的。自从分工和劳动指导发生以致人类脱离原始共产制而進步以来，社会阶级分化就深深染色于整个社会组织。在这个意义之下，壹切社会历史就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束和佣工，总而言之，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不断的互相仇视，敌对，明争，暗斗；这种斗争每壹次不是达到全社会之革命的变革，便是达到参加斗争的各阶级两败俱伤”。（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在历史上已往各时代中，我们差不多完全可以看出社会是分化为各种等级，各种各式不同社会地位的人民的。在古代社会，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等分别；在中古社会，有王公，陪臣，行东，佣工，农奴等分别；每壹种人中又还有高低的分别。
　　“从封建废址上生长出来的当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未曾消灭阶级间的歧异，而仅仅拿新的阶级来代替旧的阶级并使用新的压迫方法和新的斗争方式而已。”（同前）
　　由我们的观点看来，阶级乃是历史的范畴；换壹句话说，阶级乃是社会发展到壹定阶段才有的产物，因此是过渡的产物。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与其他壹切阶级论根本不同之点。在其他壹切阶级论看来，阶级乃是逻辑的范畴，即在任何社会制度里都必然要发生的产物。马克思主义不将阶级看做是自然的事实，而看做是壹定条件的产物，因此就认为：如果这些条件消失了，如果当代的（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形式消灭而新的（集体主义的）形式出现，则阶级也要死灭。在各人权利完全平等的社会里，是没有阶级的（譬如过去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和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在各人权利并不平均的社会里，就有阶级分化发生，而社会发展也是在内部阶级斗争强烈影响之下進行的。
　　说到阶级定义时候，我们必须指出：辩证法唯物论创立者马克思和恩格斯，可惜自己未曾提出阶级的定义。资本论写到快要讨论到阶级定义的地方，马克思就绝笔了。因此，我们只能从马克思和恩格斯浩瀚著作里头搜集他们对于阶级本质问题的各种意见而归纳出几个要点。
　　某壹社会集团在生产过程中所占的地位及在国民经济系统内所起的作用，——就是马克思主义分判阶级时候所根据的准绳。某壹社会集团中人，如果他们在生产过程中占据同样地们，因此与其他集团中人成为对抗的关系，则他们就属于同壹个阶级。
　　以上这些特性，我们认为要了解阶级意义时，是必需的和足够的。
　　社会上某壹部分人，如果他们在生产上的作用不是壹样的（因此他们对于生产工具的关系也不是壹样），则他们就不属于同壹个阶级。各种集团，其对于生产的关系若各不相同，则其中壹个集团就有可能以剥削其他的集团，换壹句说，这些集团间就发生相反的经济利益。这种互相对抗关系，也是阶级意义上壹个不可或缺的原素。
　　为什么金工，纺工，矿工，印工等是同属于壹个阶级即工人阶级呢？因为他们在生产过程中所占地位是壹样的，因为他们对于他们所使用的生产工具之关系也是壹样的，因为他们所隶属的社会集团之利益，与包含那占有生产工具的人的另壹社会集团即资产阶级的之利益，极端的相反。
　　在阶级问题上这壹点见解，也是马克思主义与其他壹切理论所差异之点，——其他壹切理论则将阶级看做是有同样收入具同样财产的人的集团，壹般说来，即占据同样物质地位或依赖同样源泉为生的人的集团。（注）

首饰店店主，中等农民和机器工人，他们每年收入也许是壹样，但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则各不相同，对于生产工具的关系也完全不同，各人间经济利益也是相反的；他们各属于不同的阶级。反之，顿河（Don）矿工也许工资不及明斯克（Minsk）油工工资之半，但他们同属于壹个阶级。
　　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马克思和恩格斯未曾留下阶级的定义给我们，但在马克思主义的文献中，我们却看见好几条关于阶级的定义。试举几条定义来看：
　　（壹）阶级是壹种多数人的集团，此集团中各分子，其在受历史决定的社会生产系统中所占地位，其对于生产机关的关系（这些关系大部分是经过法律规定的），其在社会劳动组织上的作用，都与集团外的人不同，因此其所占有的社会财富，在获得上和数量上，也与集团外的人不同。阶级就是人的集团，这些集团中有壹个集团，因为在壹定的社会经济制度上占有特殊地位，遂能够篡取其他集团的劳动。（列宁）
　　（二）社会阶级乃是在生产上作用相同而在生产过程中对其他部分人关系又相同之壹种人所构成的总和。这些关系而且由物体上，即由劳动机关上，反映出来。（布哈林）
　　（三）阶级乃是那些个人和集团所构成的，他们在社会生产过程中相互间处于同样的关系，因此就属于经济活动上的同壹范畴。（库诺夫）
　　上面这几条定义中，我们认为第壹条定义是最正确的，同时又是特别明显的。（注）

说到阶级时候，必须注意壹点，即人们往往将“阶级”（classe）和“等级”（etat）混为壹谈，而这样的含混是不可以的。
　　马克思在其少年时代的著作中，譬如在黑格尔法律哲学批评中，虽然未曾分清“阶级”和“等级”，而将无产阶级看作壹个“等级”，但后来他和恩格斯对此二者界限是分别得很清楚的。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指出阶级是社会的集团，阶级间相互关系是属于社会的性质。仅仅到国家正式承认社会内部已成的阶级分化并赋予某壹定阶级以相当特权而从法律上保障阶级分化以后，才出现“等级”的组织。由此可见“等级”乃是国家承认社会阶级分化之结果。
　　等级的组织仅仅适应于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资本主义之产生带来了异常迅速改变的阶级关系，带来了流动的阶级构成。因此使等级的组织陷于破产，——等级组织是在社会关系沈滞难变之下才是适宜才有可能的。马克思说：“劳动阶级解放之条件，就在于毁灭壹切阶级，——正如资产阶级性的第三等级解放之条件就在毁灭壹切等级壹样。”（马克屎——哲学的贫困）（注壹）恩格斯添加壹句话说：“资产阶级革命毁灭了等级及其特权，资产阶级社会只有阶级。”（马克思所著哲学的贫困之附录）（注二）

在资本主义底下，社会关系变化极速，这个阶级的分子时常不久就变成别个阶级的分子，因此等级是要趋于崩溃的，因为属于某壹定等级的分子必须是能“世袭的”享受国家所赋予这个等级的政治法律上特权。现代的美国就没有等级。如果英国还有等级，那只是前代遗留给资本主义社会之壹种残余而已。
　　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止壹次说到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分化的问题。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有三个根本阶级：（壹）地主阶级，他们的進款就是地租；（二）资本家阶级（资产阶级），他们的進款就是利润；（三）工人阶级（无产阶级——即马克思所说的“劳力的所有主”），他们的進款就是工资。
　　以上三个阶级乃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三个基本要素，（注）添上中间阶级和落伍阶级，就构成整个资本主义社会。自然，这些根本阶级本身还各自会分化为许多层次——小阶级。譬如资本家阶级分为工业资产阶级，商业资产阶级和财政资产阶级。而工业资产阶级又可分为许多部分等。

当我们详细研究资本主义社会之全盘构造时，就必须不仅注意三个根本阶级，而且注意许多中间阶级和小阶级。恩格斯分析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德国社会之阶级构成时，他就列举出：封建地主，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富裕的农民（大农和中农），独立小农，封建式农奴，农业雇工，工业无产阶级。（见恩格斯的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恩格斯上面列举的每壹个小阶级都是资本主义社会根本阶级中的壹小部分。每壹个小阶级对于其他小阶级都有壹定的利害冲突，可是社会根本的区分线终于使几个小阶级构成壹个根本阶级。那些不能确定属于某个根本阶级的分子，就成为中间阶级。譬如举小资产阶级做例，恩格斯就说：“它（注）的性质是根据它的中间地位来决定的，它界在资产阶级（大商人和大工业家）和无产阶级中间。它倾向资产阶级的地位，但小小失败就可以使其中的个人离开本阶级而加入无产阶级队伍。……他们不断的动摇于愿望与恐怖中间：他们渴望高升至富裕阶级的地位，同时惧怕堕落于无产阶级队伍或乞丐队伍中去。”（恩格斯——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知识分子也是站在这种中间地位。他们可以代表许多不同阶级的思想，他们分别加入于互相斗争的政治集团，他们也与小资产阶级壹样动摇于利害冲突的各阶级中间。

说到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分化时，必须附带的指明在这个社会里，壹方面有处在壹切社会阶级之外的落伍分子（譬如乞丐），他方面又有同时属于几个阶级的骑墙分子（譬如领有土地的工业家，开有小店铺的农民等）。所有这些都不是纯粹的阶级形态，而是混杂的阶级形态。
　　自从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崩溃以后，人类就進入于新的历史时代，其特性就是社会的阶级分化。阶级存在这壹件事实，表明每壹个阶级都有争取其利益的必要，因此都须与别个阶级相斗争。这个斗争延长得好久期间，而其样态是时常改变的：有时由暗斗变为明争，有时则由明争变为暗斗，有时表现为剧烈尖锐的性质，有时则和缓而成为慢性的性质；但在阶级社会里，阶级斗争无论如何是不会中断的，是壹分钟也不停止而且不会停止的。阶级斗争或者造成历史舞台上之伟大革命，或者潜伏于社会怀中，像穿山甲壹样暗中开辟自己的道路。
　　阶级和阶级斗争乃是受壹定生产力状态所决定的社会分工发展下去的结果。生产力状态壹有变化，阶级斗争的形式和性质也就随之变化。每壹阶级，为保持其在壹定时代之利益起见，不惜使用种种可能的手段，以巩固自己的统治或推翻敌对阶级的统治。议会的演说，报纸的论文，罢工，巷战，哲学著作，游行示威，武装暴动，国内战争——这些就是阶级斗争所表现的各种形式。这些阶级斗争现象深入于社会生活的壹切毛孔并从其中反映出来：法律条文，道德观念，艺术作品，宗教信仰等。
　　“壹切社会现象都染有壹定的阶级彩色，而整个社会，于某壹定时期，在其每壹次运动，乃是各种互相影响的阶级倾向所构成之合力。……”（凯勒斯克劳茨——经济的唯物论是什么）这些倾向中每壹个倾向之终极目的，都是要夺取政权，即占有国家——这个“集中的和有组织的社会暴力”之机关。因此，阶级斗争永远是倾向于政治的斗争。马克思主义根本理论之壹就说：“壹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的斗争。”
　　在每壹个历史阶段，阶级斗争之结果，总是生产力状态所注定要走向政权的那壹个阶级要取得胜利。恩格斯说：“自今以前，壹切革命都是这壹阶级的统治者替换别壹阶级的统治……壹部分少数人被推翻了，别壹部分少数人则根据自己利益夺得国家机关。以前经济发展的程度，每壹次只容许少数人走到统治地位，为此原故，而且仅仅为此原故，所以处在服从地位的多数人就为少数人利益而参加革命并驯服的服从革命。”（恩格斯——法国阶级斗争序言）
　　每壹种阶级制度，都是在相当的物质条件已经具备以后才产生的。可是，如果在阶级斗争的过程中，生产力发展所需要的阶级变革受了障碍而延长好久时间不能实现，则整个社会就要瓦解。共产党宣言中那壹段名言即表示这个意义，这就是说：阶级斗争之结果不是整个社会经过革命的改造，便是斗争的阶级两败俱伤。
　　由此可见，社会中的阶级斗争乃是使社会不断除旧更新之强有力的动力。有了阶级斗争，壹切腐朽的阶级制度才能废除而代之以能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新制度。马克思说：“在壹定的发展程度上，它（注）自己造成了自己崩溃的物质条件。从那时起，感觉受它束缚的感情和势力就开始发展。它壹定要被毁灭，而它被毁灭了。”

阶级斗争之规律，驱使这种社会结构去代替别种社会结构；这种不断的阶级变革乃是阶级社会整个历史之特性，必须这个社会消灭以后，这种特性也才会消灭。这将在什么时候呢？这是在最后壹次阶级变革发生以后，即在多数人为多数人利益而第壹次夺得政权以后。
　　“我们要想最后的消灭阶级，必须等待我们达到壹种社会水平线，那时不仅某壹统治阶级成为赘瘤，而且壹切统治阶级以至于社会阶级分化也都成为赘瘤了。这就是说：必须等待生产力发展到某种程度，使壹阶级占有生产机关和生产品，亦即壹阶级政治统治，教育垄断和文化指导，——不仅是不必要的，而且成为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上的障碍物。”（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达到最高程度那时候起，阶级斗争本来是生产力发展的前提从今就变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了。无产阶级是能够有计划的组织那被资本主义所破坏的经济之唯壹阶级，无产阶级代替资产阶级而兴，就是表明人类将从阶级的社会过渡到无阶级的社会。
　　阿德勒（Max Adler）说得很对，他说：“阶级斗争之频扑不破的旧规律，以其本身逻辑的力量，将经由最后的人数最多的壹个阶级——无产阶级——而达到消灭壹切阶级分化并构成利害壹致的整个人类社会。”（阿德勒——马克思学说之社会观）
　　说到阶级斗争问题时候，我们必须回答那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时常引起争论的壹个问题，即是说：具有壹切阶级特征，但缺乏阶级自觉的壹种社会集团，能否致力阶级斗争。
　　某壹阶级，要有阶级意识，必须经过其存在及其在历史舞台上斗争之壹定时期，这个时期也许是很长的。某壹阶级仅仅在这个斗争过程中才获得阶级自觉的。
　　人类历史必需发展至壹定时代，自发的和不自觉的阶级斗争才能变成自觉的阶级斗争。
　　“产生社会阶级观念之历史前提有如下几项：
　　（壹）因原始技术发达，社会于是有剩余生产品，从此各种社会关系上社会的不平等壹天比壹天增长起来。
　　（二）简单的商品经济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等级组织之消灭。
　　（三）由新的生产技术所结合起来之直接生产者的阶级出现于社会斗争舞台。（萨法洛夫——Safarov之共产主义科学基础中所征引的松采夫——S.I.Solntsev的著作：社会阶级论）
　　某壹阶级虽然自发的而非阶级自觉的向其敌对阶级斗争，但并未因为这种不自觉而失掉其阶级资格。因此波格丹诺夫 （A.A.Bogdannov）的意见是极端错误的，即他认为“奴隶无论何时都不能达到阶级的程度。”（波格丹诺夫——经验批评论）（注壹）奴隶了解他们的利益是与他们的阶级敌人——奴隶领主之利益，处在相反地位，但他们不能获得壹种意识：即怎样去战胜阶级敌人的意识。（注二）由此可见，奴隶对其主人的斗争根本上还是阶级斗争，但自然不是自觉的阶级斗争。发动这种斗争的阶级尚未正式成立起来，或者像马克思所说，尚未成为“自为之阶级”（classe pour soi），而还只是“自在之阶级”（classe en soi）

工人阶级在成为“自为之阶级”以前，有很长久的时候是“自在之阶级”，企图以反对资本的自发斗争去争取自己利益。
　　“经济关系起初变民众为工人。资本的统治替这种群众造成同样地位和共同利益。由此可见，就对资本关系而言，群众已经是壹个阶级，但对自己说来，还不是壹个阶级。在斗争中，……团聚的群众才锻炼成为‘自为的阶级’。群众所争取的利益就成为阶级的利益。”（马克屎——哲学的贫困）

台湾共和国共产党宣传部 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定义

作为壹个“不是现成的，而是解释学的”逻辑-开放体系，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社会”关系理论的基本框架可概括为：国家源于社会理论；国家脱离并驾驭社会理论；社会摆脱国家控制理论；国家消亡或者国家回归社会理论。这壹学说的逻辑机理可归结为：社会之于国家具有本源意义；国家之于社会具有实现意义。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降，这壹学说凭借三次大的“复兴”浪潮，不断得到有效辩护和切实推進。正确理解和诠释经典马克思主义超越“国家主义”与“自由主义”抽象对立的“国家-社会”理论，在当代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较之于学界熟知的马克思主义“国家批判理论”的称谓，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社会”理论关系要义，似乎更能标明此壹学说的实相。学界皆知，黑格尔的国家理想主义被马克思批判后，马克思揭露出国家的阶级统治本质。由于受到近代市民社会思想的深刻影响，马克思因之也就拥有了壹个消解“国家神话”的规范性范畴——市民社会。相形之下，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就在马克思及其继承人那里被再次勾连并不断获得重新定位。吊诡的是，马克思并没有沿袭“自然状态说”和“社会契约论”赋予社会以前政治或国家的生命，而是断言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都是阶级社会的产物，二者必将随着阶级的消亡而逐步统摄于以“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旨归的“人类解放”(相对于单纯的“政治解放”)，依此理论逻辑，進而实现其“新世界观”的真正创制乃至完成。可以说，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社会”关系理论的基本框架可归结为：国家源于社会理论；国家脱离并驾驭社会理论；社会摆脱国家控制理论；国家消亡或者国家回归社会理论。正确理解和诠释马克思主义超越“国家主义”与“自由主义”抽象对立的“国家-社会”理论，在当代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启示。

壹、国家源于社会的理论
马克思关于“国家-社会”关系的理论源自对历史逻辑和现实矛盾的深刻把握。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先行者壹样，马克思早期认为国家应是政治的和法的理性的实现。这种认识带有明显的理性主义色彩，之后马克思开始思考社会现实问题。通过考察特殊利益对国家政治的制约关系，在吸收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合理内核后，马克思对自己的理性国家观产生了根本性动摇，并完成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这篇文章。

绝对理念作为黑格尔哲学的唯壹对象和内容，是黑格尔哲学世界对壹切存在的共同本质和最初原因所做的最高概括。黑格尔认为国家和社会都是绝对理念运动、发展的产物，只是运动、发展的环节和程度不同，能够体现绝对理念自由发展本质的最高领域是国家而不是市民社会，相反市民社会因其现实矛盾的存在抑制、阻碍了绝对理念的运动发展。因此，就两者的关系而言，国家高踞于市民社会之上，市民社会受国家控制。

对此，马克思给予了坚决批判。马克思分析了社会历史现实指出，这壹基于当事人意志的二者关系式抹杀了二者客观的历史和现实本源。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国家是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到壹定基础上，当然这种社会生产力人们不能自由选择，在人们的交往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生产力时，人们为了不致失掉文明果实，不得不改变原有的社会形式和社会关系，在交换和消费形式产生并发展到壹定阶段，“就会有相应的社会制度、相应的家庭、等级和阶级组织，壹句话，就会有相应的市民社会，有壹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相应的政治国家。”壹可见，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地揭示了国家的产生、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堪称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经典。

凭借对丰富的材料的分析，恩格斯更進壹步揭示，在相应的市民社会产生后，社会不同的家庭、等级、阶级组织为了各自的利益，分裂为不可调和的矛盾对立面，在社会无法自我调和、无力摆脱这些矛盾冲突时，“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壹种力量，来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范围内”。二恩格斯把这种因社会的需要，从社会中产生的力量称之为国家。在这里，恩格斯从社会历史现实出发，不但明确指出了国家源于社会，批判了黑格尔的国家起源论，而且还暗含了国家的起源本质。

二、国家脱离、驾驭社会的理论
阐释马克思、恩格斯国家脱离、驾驭社会理论的逻辑思路不得不从国家的起源谈起。

在生产力发展的壹定状况下，私有财产产生，导致原始社会公有财产解体，阶级随之产生，社会内部由此形成了不同的利益集团。在不同利益集团相互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的状态下，社会需要并呼吁能有壹个可以管理社会并能代表全社会普遍利益的专门机构，国家呼之欲出，这正是国家的起源本质，很显然国家是代表社会普遍利益而产生的。

但是，在社会生产发展的前提下，在私有制的催化下，阶级矛盾加剧，社会分化为几大阶级，壹些大的阶级集团渐渐掌握了社会的话语权，控制了原本应代表社会普遍利益的国家机构，国家被迫脱离社会母体，成为某个阶级驾驭社会，统治其他壹切阶级的工具和力量。

然而，从国家产生的本源分析，在壹定意义上国家是阶级矛盾妥协的产物，被统治阶级掌握的国家机构也需要兼顾社会各阶级基本的共同利益，以维持其阶级统治。同时，被压迫阶级也会利用这壹管理社会的机构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和争取阶级利益，此时国家无形中充当了缓和阶级冲突，维持社会既定运转秩序的角色。

基于以上认识，马克屎、恩格斯对国家冠以了“虚幻的共同体”这壹概念。不得不承认在这里马克思主义者即暗含了国家的阶级性又承认国家具有保护社会各阶级利益的社会性。国家正是通过这两个特性驾驭并管理社会。

对于国家的社会性，马克思将其形象地概括为“守夜人”角色。通过人类历史，可以分析旁证的是，为了社会共同体不至于解体，在社会共同利益的协调与融合下社会各阶级的矛盾被控制在壹定的范围和程度内，并由国家来保护，这样，国家似乎是作为阶级冲突之外的壹种形式上抑或事实上的具有独立性的整合力量而出现的，这种力量被恩格斯称为“第三种力量”。而这正是国家之于社会具有的实现意义。

三、社会摆脱国家控制理论
前文论述了国家源于社会，国家脱离并驾驭社会，谈及到似乎国家具有壹种独立整合社会各种力量的能力，当然，主要指社会的政治力量和日益发展的经济力量。然否?我们还是要将理论和历史现实相结合来分析。事实上，在18世纪前国家与社会是高度壹体化的，但是之后，随着社会的发展这壹状态被迅速发展的市场经济打破，经济的发展让社会各阶级利益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满足，市场经济的神话更加坚定了社会各阶级对自由经济的青睐，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整合能力渐渐因社会经济生活独立于国家的控制而弱化。这壹变化的趋势促使社会分化为政治和经济两大力量，学界称为政治和经济的二元分化，并最终形成了国家代表政治，社会代表经济的社会共识。在此，可以说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分化是社会发展的壹个必经阶段，从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史看，这壹分化事象自市场经济始，社会分化出的两个领域，政治和经济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人类社会也因此得到迅速发展。那么，在这壹阶段国家的职能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从国家职能看国家不仅有政治职能、经济职能还有其他职能。在国家和社会的二元分化过程中，社会从国家机构收回了经济职能，并不代表国家对经济生活无所作为。由此导致的问题是，在这壹阶段，国家到底涉足和管理社会到哪些领域及何种程度，如何决定。问题似乎又回到源头，自然受社会尤其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状况和程度的影响。在这壹阶段，国家和社会的力量在矛盾统壹体内此消彼长，当社会经济落后，国家则占据社会的绝对权利，国家统治社会，国家阶级统治职能凸显，反之，国家阶级统治职能削弱，国家的社会职能得到发展。

在社会经济落后阶段，国家凭借强制机器镇压被统治阶级是国家的主要职能。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到壹定阶段，社会的经济职能由国家返还于社会，国家专注于社会的政治管理职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渐次被政治和经济所取代，国家依靠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致力于社会的发展。马克思认为现代资本独立于共同体，所有制从国家的禁锢中得到解放，国家因而和市民社会成为两个独立的存在，这正是近代资本主义发展能够取得重大成果的原因。从现实看，这种分化，也说明社会(经济)本身具有摆脱国家(政治)控制的内在驱动因素。在这壹阶段，以近代资本主义为例，国家通过其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运用政治的法律的手段对经济的运行進行了干预调控，并没有显示出国家对经济的不作为，因为社会经济还没有发育到非常高级的水平，较之于封建社会的超经济强制，资本主义国家对市场经济体系的这种调控，更多是在壹种正能量意义上展开的。

四、国家回归社会理论
既然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分化是壹个不可逾越的社会发展过程，那么，这壹过程最终将以何种状况终结?总结马克思、恩格斯的回答，可以得出这壹过程将以国家和社会的合二为壹而终结，即国家从哪里来回到哪里去，国家最终又回归社会，这即是国家与社会博弈历程的终极自由，显然这是壹个漫长的历程。

从国家的起源看，要实现国家回归社会必须打破阶级，因为市民社会的个人都是隶属于壹定阶级的，这样，方可建立马克思所说的“自由人的联合体”这壹共同体，从而解放隶属于阶级的个人。

那么马克思的共同体理论是什么呢?马克思指出，虚假的共同体之所以是虚假的是因为在社会各阶级、个人呼吁联合而成的共同体中自由只属于在统治阶级范围内的个人，对不属于统治阶级范围的个人来说“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共同体，而且是新的桎梏”，③马克思强调，只有各个人自觉地为获得自身真正自由这壹目的而联合形成的共同体，才是真正的共同体。進壹步，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指出，这种真正的共同体即为“共产主义”。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探讨了公社是资本主义的直接真正对立物。公社是无产阶级革命所呼喊的取代阶级统治本身的共和国的毫不含糊的形式。但是，在总结了法兰西内战后，马克思指出，“公社毕竟不是工人阶级的社会运动，从而也不是全人类复兴的运动，而只是有组织的行动手段。”四因为公社只是壹种工人阶级的行动手段，它并不取消阶级斗争，而工人阶级恰恰是要通过阶级斗争的方式来致力于消灭壹切阶级，从而打倒壹切阶级统治，因此，彻底的实现社会解放是公社不可能完成的使命。

那么，阶级如何走向消亡，国家如何实现回归社会。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明确指出阶级正如其无法避免地产生壹样，他们也要无法回避地消灭，当然，基于国家的起源本质，我们可以肯定的是随着阶级的消亡，国家注定要消失，实现回归社会。这时，“在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的基础上按新方式来组织生产的社会，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它应该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陈列馆去，同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壹起。”伍这时，“某壹特殊的社会阶级对生产资料和产品的占有，从而对政治统治、教育垄断和精神领导的占有，不仅成为多余的，而且成为经济、政治和精神发展的障碍”，⑥“那时，国家政权对于社会关系的干预将先后在各个领域中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七

在阶级消亡，国家回归社会这壹过程中，国家的政治统治职能将逐渐衰退和最后消亡，国家的社会服务和发展职能将由社会彻底收回，社会的人民大众将掌握社会的公共权利并平等参与社会的管理，社会真正实现人民主权，从而国家实现和社会的重新融合。国家通过对自我的否定实现了恩格斯所惊叹的“这将是古代民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⑧

台湾共和国共产党宣传部 马克思主义的法治观念

对任何法学的产生和发展来说，基本原理支撑其法学形态的形成与存续。对马克思主义法学来说，基本原理的支撑力也至关重要。马克思主义法学，是相对于资本主义法学而言的社会主义法学，是相对于统治者法学而言的人民法学，是相对于资产阶级法学的无产阶级法学，主要关涉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法学问题，推动建成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是其根本使命。

为完成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的历史任务，马克思主义法学需要梳理人类有史以来的法学观点，结合实践進而形成更为科学的法学体系。因为其基础科学而且不需要掩饰阶级意志，与资产阶级法学观点迥异，马克思主义法学观科学而且切实高效，能够充分解释法律的本质、作用及其各种运行。但学界壹直存在壹种声音，就是马克思主义法学并未存在，因为没有专著论述和总结足够的基本原理。此种论述提示出壹个事实，即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原理迄今仍然没有被集中总结和明晰阐述。与之相应，马克思主义法学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的促進作用仍然较小。可以说，明确总结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法学最终形成必要的逻辑壹环。由之，本文尝试对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原理進行初步思考。


壹、法学基本原理的判断标准

法学基本原理，指在法律领域中居于总摄地位的普遍规律，即针对基础而普适的法律基本问题進行研索的理论结果。对法律基本问题的思考视角、立场和结果的不同，奠定不同法学形态之间的学科差异。壹般来说，支撑法学形态的基本原理，主要涉及法律的根本基础、直接来源、阶级归属、制度属性、特殊归属、规则能力和迫切任务等方面，归结为法律的基础、特征和基本运转三大题域。由此展开的原理，则能够统领其他原理的出现和功效。

马克思主义法学所以能够独具特色，主要在于它对基本问题的思考结果与众不同。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原理，支撑该法学形态的壹般框架。

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原理，关涉法律的根本来源、基本运转和壹般指向。对马克思主义法学来说，其基本原理体现自己强烈的价值取向。在其价值取向的统摄下，对法律本质、特征、运动和发展规律的壹般思考，应该能成为法学壹般原理。在壹般规律之外，其法学主要观察领域的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法制形态，都构成总结基本原理的材料来源。因此，马克思主义法学原理应该涉及法律本质、产生和运转的壹般问题和制度适域中的基本态势。尤其需要强调，在社会形态替换中的法律重大问题的理论思考，也是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原理中的重要构成。


二、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忽略吧原理

由上所述，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原理，分为基础原理、运行原理和发展原理三大组成部分。下述原理壹到四，是基础原理，五到七是运行原理，八到十是发展原理。三部分原理，各自对应法学的重大问题，共同支撑马克思主义法学的理论大厦。

1.原理壹：经济决定法律

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石原理在于：经济决定法律。其他原理，皆由此衍生。

马克思认为，“法纪本身不提供任何东西，而只是认可现存的关系。”壹]以此为基，“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壹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壹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二]推理可知，经济基础对法律建筑具有根本决定性。因为此壹基础原理，马克思主义法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唯物性。

具体观之，生产往往取得规则的形式。“在生产过程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关系的停滞状态中，壹种生产方式所以能取得这个形式，只是由于它本身的反复的再生产。”③]由此生成的壹种基于反复出现而形成的行为模式，客观上构成壹种抽象的普遍模式，即“活法”。马克思曾经指出：“在宗法制度下种姓制度、封建制度和行会制度下，整个社会的分工都是按照壹定的规则進行的。这些规则是由哪个立法者确立的吗？不是。它们最初来自物质生产条件，过了很久以后才上升为法律。分工的这些不同形式正是这样才成为不同的社会组织形式的基础。”四]之所以如此，因为随着“作为现状的基础的关系的不断再生产，随着时间的推移，取得了有规则的和有秩序的形式，这种情况就会自然发生。”伍]而“这种规则和秩序本身，对任何要摆脱单纯的偶然性或任意性而取得社会的固定性和独立性的生产方式来说，是壹个必不可少的要素。”⑥]它“正好是壹种生产方式的社会固定的形式，因而是它相对地摆脱了单纯偶然性和单纯任意性的形式。”七]由这些基本行为，构成人们普遍遵守的行为模式，最终通过某种方式上升为法律。作为结果，国家按照生产的要求制定出符合经济要求的法律。实质而言，因为经济的底基性，国家“立法权并不是创立法律，它只是披露和表述法律。”⑧]也就是说，“无论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⑨]由是，经济决定法律的产生和基本内容。

经济不仅决定法律的产生和内容，而且决定法律演变。经济关系改变之后，法律规则的内容自然也会发生改变。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每当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创造出新的交往形式，例如保险公司等等，法便不得不承认它们都是获得财产的方式。”⑩]可知，经济演变推动法律演進。

经济决定法律这个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法学与其他法学相区分的学科基石。作为此壹基石原理的直接表现，国家在制定法律和推动法律实现时，必须以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要求作为第壹准则。因其基础性，它在马克思主义法学体系中，居于宰制其他原理、范畴的核心地位，在整体性上传导着法学体系的粗线与细节。

2.原理二：国家掌控法律

在经济之外，政治国家是对法律影响最大的外变量。国家掌控法律，是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又壹基本原理。

首先，国家是法律的直接基础。没有政治国家，就不可能产生符合国家需要的法律。“无论从革命这壹概念的严格科学意义来讲，或是从实际政治意义来讲，国家政权从壹个阶级手里转到另壹个阶级手里，都是革命的首要的基本的标志。”[11]对革命者来说，革命比法律更加重要。“因为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革命创举，而法律则应该是它的结果。如果妳们等待制定法律而自己不去发挥革命劲头，那么，妳们将既得不到法律，也得不到土地。”[12]“壹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13]“如果没有政权，无论什么法律，无论什么选出的代表都等于零。”[14]而有了革命政权这个事实之后，就会有相应的法律。

其次，国家生产法律。“市民社会的壹切要求（不管当时是哪壹个阶级统治著），也壹定要通过国家的意志，才能以法律形式取得普遍效力。”[15]实质而言，“法律是壹种政治措施，是壹种政治。”[16]在国家主持下，把来自社会经济生活的要求，翻译成法律体系。

最后，国家推动法律实现。没有政治国家，就不可能有法律的实现。“如果没有壹个能够强制人们遵守权利准则的机构，权利也就等于零。”[17]可见，国家实际上是法律的实施保障。

国家生产法律，是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原理。了解这壹原理，能在经济决定法律之后，更加切实地掌控法律的本质及其产生。法律要以国家意志作为其规则生成的基本范围即规则边界，也由此找到法律形成的直接推动力所在。

3.原理三：法律的阶级性

马克思主义法学认为，法律的阶级性贯穿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文明史之中。壹般而言，法律阶级性首先体现为法律的阶级偏向性，進而体现出符合阶级偏向的公共协同。

实质上，国家属于能为其提供财富支撑的社会集团即统治阶级所有。“国家是……当时独自代表整个社会的那个阶级的国家：在古代是占有奴隶的公民的国家，在中世纪是封建贵族的国家，在我们的时代是资产阶级的国家。”[18]因为这个本质，国家制定的法律，首先要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为统治阶级服务。马克思恩格斯批判资产阶级法律时指出：“妳们的法不过是被奉为法律的妳们这个阶级的意志壹样，而这种意志的内容是由妳们这个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来决定的。”[19]具体而言，“在议会中，国民将自己的普遍意志提升为法律，即将统治阶级的法律提升为国民的普遍意志。”[20]因此，法律本质上是统治阶级的普遍意志。

这使其必然呈现强烈的阶级偏向性。特别是在社会主义社会还没有建立的国家中，统治阶级都表现为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压迫。“所有壹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都需要两种社会职能：壹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壹种是牧师的职能。刽子手的任务是镇压被压迫者的反抗和暴乱。牧师的使命是安慰被压迫者”。[21]而在统治实现的过程中，法律也是重要手段。壹般来说，阶级对立比例比较高的阶段上，法的阶级性也必然比较高。

在具有阶级偏向性的同时，法律具有社会公共的协同功能。壹般而言，“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壹定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而不是单个的个人咨意横行。”[22]从经济基础上，可以看到归属阶级的法律，必定体现社会协同。而就直接掌控法律的国家来说，，“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性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23]借此需要，虽然阶级偏向性是国家和法律的核心利益，但实现社会公共管理职能，兼顾其它阶级的利益才能实现统治阶级的核心利益。这样，社会出现以阶级斗争为基础的协同。这种协同气质，表现在法律上，就是法律往往成为社会共同利益的规则认可体系。

马克思主义法学对法律阶级性的揭示，为科学认识法律的阶级归属及其服务指向，提供了真正的切实点。以此为基，社会主义国家在制定和推动法律实现时，应首先保证工人阶级的利益，進而促進其他补充型阶级的利益协同。

4.原理四：法律的适度反决定

与经济基础协同相适应，上层建筑壹般都是体系性的，因此具有较大的自我固持性。在经济对法律具有决定作用之外，法律规则本身也会适度反决定经济及其他决定因素。

壹般而言，“上层建筑是由基础产生的，但这决不是说上层建筑只是反映基础，它是消极的、中立的，对自己基础的命运、对阶级的命运、对制度的性质是漠不关心的。相反，上层建筑壹出现，就成为极大的积极力量，积极促進自己基础的形成和巩固，采取壹切办法帮助新制度去根除、去消灭旧基础和旧阶级。”[24]

恩格斯曾经反思经济之外其他因素的积极反作用，认为“这壹点在马克思和我的著作中通常也强调得不够，在这方面我们两人都有同样的过错。这就是说，我们都把重点首先放在从作为基础的经济事实中探索出政治观念、法权观念和其他思想观念以及由这些观念所制约的行动，而当时是应当这样做的。但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为了内容而忽略了形式方面，即这些观念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这就给了敌人以称心的理由来進行曲解和歪曲。”[25]可见，经典作家本身反对经济单线性决定上层建筑的论调，主张上层建筑因素在壹定条件下能够适度反决定经济基础。

作为社会结构的规则承载，“在现代国家中，法不仅必须适应于总的经济状况，不仅必须是它的表现，而且还必须是不因内在矛盾而自己推翻自己的内部和谐壹致的表现。”[26]法律体系具有自我维持的运行惯性，对经济关系具有相对独立的反作用。“例如在英国立遗嘱的绝对自由，在法国对这种自由的严格限制……二者都对经济起着很大的反作用，因为二者都影响财产的分配。”[27]可见，法律也能对经济起到积极反作用。

必须强调的是，法律对经济社会的反作用是适度的，最终还是要受制于经济基础的内在要求。如“不管颁布怎样的法令，利率照旧将由现在支配它的经济规律来调节。”[28]也就是说，法律终究要被迫反映客观需要而不能自我任性。

由本原理，可以充分解析出法治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性。必须注重法律体系产生的规则能动性。当然，法治也必须以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作为归向，否则就会因为失去制度准性而终无所依。

5.原理五：法律的历史性

马克思主义法学与其他法学形态的原则区别之壹，就是对法律阶段性、暂时性即规律性的认识。

马克思主义法学认为法律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可能永恒存续。上已述及，法律由国家生产。实质上，国家有其历史性。在原始社会中，基本的社会单位是氏族。“这种十分单纯质朴的氏族制度是壹种多么美妙的制度呵！没有军队、宪兵和警察，没有贵族、国王、总督、地方官和法官，没有监狱，没有诉讼，而壹切都是有条有理的……壹切问题，都由当事人自己解决，在大多数情况下，历来的习俗就把壹切调整好了。”[29]也就是说，在原始社会中，以国家权力为基础的法律规则是不存在的。

总结而言，“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曾经有过不需要国家、而且根本不知国家和国家权力为何物的社会。在经济发展到壹定阶段而必然使社会分裂为阶级时，国家就由于这种分裂而成为必要了。现在我们正在以迅速的步伐走向这样的生产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上，这些阶级的存在不仅不再必要，而且成了市场的直接障碍。阶级不可避免地要消失，正如它们从前不可避免地产生壹样。随着阶级的消失，国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以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为基础的、按新方式来组织生产的社会，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它应该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陈列馆去，同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壹起。”[30]也就是说，国家有其历史暂时性。既然国家都是暂时的，适应阶级对立社会阶段而存在的，那么与国家同时产生的法律体系，也必然不可能逸出国家载体而独立存在。也就是说，法律也有与国家大致同步的存在幅度与时间宽度。

本质而言，“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础的。那是法学家们的幻想。相反地，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壹定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而不是单个的个人咨意横行。……拿破仑法典并没有创立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相反地，产生于十八世纪并在十九世纪继续发展的资产阶级社会，只是在这本法典中找到了它的法律的表现。这壹法典壹旦不再适应社会关系，它就会变成壹叠不值钱的废纸。妳们不能使旧法律成为新社会发展的基础，正象这些旧法律不能创立旧社会关系壹样。旧法律是从这些旧社会关系中产生出来的，它们也必然同旧社会关系壹起消亡。它们不可避免地要随着生活条件的变化而变化。”[31]在这段论述中，马克思主义法学把对法律的观察置入历史的动态视野之中。 这壹段是原来文章所没有的，在此难以表示出来，请编辑加上去。

由此，马克思充分提示了法律的历史性，也就是说法律具有暂时性，不是永恒存在。基于此，需要用暂时的眼光看待法律，及时修订法律以适应变化的社会趋势，并根据变化了的趋势促進法律实现，这样才能满足社会主义法治的各阶段的法律需求。

6.原理六：基于私有制的违法必然

对马克思主义法学来说，私有制下大面积违法必然发生，也是壹个基本原理。必然的违法，主要表现为统治阶级违法、国家违法、被统治阶级违法三者连环相扣。壹般而言，统治阶级和国家违法违法是主动违法，而民众违法是在国家违法后的带动跟進。

具体来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内涵违法本能，即无序潜能。马克思认为，“资本逃避动乱和纷争，它的本性是胆怯的。这是真的，但还不是全部真理。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者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壹样。壹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壹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走私和贩卖奴隶就是证明。”[32]

在资本主导的前提下，统治阶级必然违法。以马克思时代较为典型的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为例，“尽管有了法律，但出版物到目前为止仍然受到种种不适当的限制，这就是从上述检查令的序言中得出的直接结论。”[33]这样，在矛盾集中领域，国家制定的法律必定陷入不可自拔的悖论：壹方面要制定法律、遵守法律，壹方面又要破坏法律。由此，统治阶级和国家壹定会出现违法趋势。

与此趋势相应，民众也必然违法。“即使是在英国人这个最尊重法律的民族那里，人民遵守法律的首要条件也是其它权力机关不超出法律的范围；否则，按照英国的法律观念，起义就成为公民的首要义务。”[34]按照这个逻辑，在国家必然违法的前提下，民众违法便不可避免。

更進壹步，在私有制基础上，“财产的集中是壹个规律，它同所有其它的规律壹样，都是私有制所固有的；中等阶级必然愈来愈多地被消灭，直到世界分裂为百万富翁和穷光蛋、大土地占有者和贫穷的短工为止。”[35]财产不断集中，使社会断裂，進而违法成为必然。“当无产者穷到完全不能满足最迫切的生活需要，穷到要饭和饿肚子的时候，蔑视壹切社会秩序的倾向也就愈来愈增长了。”[36]当社会极度分化后，大量无产者面临饿死威胁的时候，“怕饿死的心情壹定会超过怕违法的心情。这个革命在英国是不可避免的，但……这个革命的开始和進行将是为了利益，而不是为了原则，只有利益能够发展成为原则，这就是说，革命将不是政治革命，而是社会革命”。[37]而革命就是最大的违法。就是说，当死亡与违法相比较的时候，违法壹定是无产者的更有选择，从而产生出巨大的违法动力。

认识清楚私有制国家及其必然的违法，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持久的社会秩序。以此为基，要想更少违法并且社会安然，必须促進公有制经济建设。只有在公有制基础上，社会主义法治才能最终建立。

7.原理七：革命超越法律

按照革命和专政的内涵逻辑，“革命超越法律”就必然也成为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原理。

革命斗争的变动不居往往悖反法律规则体系化要求的稳定化。革命时期的紧迫，再加上初步建立政权后的资本主义围杀，使得国家生存成为第壹需要，要求稳定才能存续的法律其重要性由此而下降。谁重要谁决定，因此，社会主义政党和国家普遍存在“轻法倾向”。

轻法倾向，始源于无产阶级革命过程中的运动紧迫性。以俄国革命为例。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要把所有参加这个运动的人联合起来，就需要壹面旗帜，壹面为大家所了解而感到亲切的，能体现壹切要求的旗帜。这样的旗帜就是推翻专制制度。”[38]就要求革命。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壹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壹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39]由此，革命和巩固政权的长程阶段内，始终存在生存紧迫性，以至于革命冲淡法律。

首先，革命本身是暴力违法。不仅社会主义革命如此，资产阶级革命也同样如此。如前所述，以私有制为基础，当国家异化为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工具时，多数人反抗必然导致普遍违法。以俄国革命为例，在专制俄国普遍侵害民众权利的情况下，“要说服群众，单靠宣传和鼓动是不行的。为此必须有群众自身的政治经验。为此必须使广大群众亲身体验到推翻现存制度的不可避免性，建立新的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的不可避免性。”[40]在专制的俄罗斯制度下，“加强法制……教会人们靠文化素养为法制而斗争，同时丝毫不忘记法制在革命中的界限。现在的祸患不在于此，而在于有大量违法行为。”[41]“笼罩着俄国的就是这种政治气氛。在这种气氛下谈论或者考虑法律、法制、宪法以及诸如此类天真的自由派主张，那简直是可笑的！”[42]其结果，暴力革命破除旧法律。

其次，任何国家在权力运行的最高点上都有破法本能。特别是在如俄罗斯这样的强为型公有制国家在刚刚建立的时候，为了保卫政权得以存续，法律往往不是第壹需要。在列宁看来，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而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则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政权，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43]由此，因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法律的重要性壹直处于低位。无产阶级专政是“对资本家和地主使用不受法律限制的暴力”[44]。而且，拘泥于法律，往往使法律被敌对势力利用，客观上不利于社会主义政权的巩固。

由上所述，革命超越法律，是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原理之壹。基于这个原理，马克思主义法学有了巨大突破。马克思主义法学将革命反抗权作为社会“规则解决”之外的必要备胎，是彻底的以民众权利为考量的法学形态，也表明了以社会发展规律为基础的法学突破，因而彰显马克思主义法学更大的广阔视野和学科宽度。

8.原理八：资本主义法治的虚伪性

马克思主义法学认为，资本主义法治具有内在虚伪性。导源于制度基因的阶级偏私，这是资产阶级法治虚伪性的基础所在。

因为资本控制国家的内在需要，资本主义法治得以形成。但是，阶级对立使公共法治无法充分建立。“由私有制造成的资本和劳动的分裂，不外是与这种分裂相适应的并从这种分裂产生的劳动本身的分裂。”[45]由此，不得不产生阶级偏私。“现在的各国政府尽管向工人谄媚，但是它们清楚地知道，它们惟壹的支柱是资产阶级，因此它们可以利用和工人友好的言词去恐吓资产阶级，但是决不可能真正反对它。”[46]

因为阶级偏私始终存在，资产阶级法制的改善就很有限，“无论劳动保护法，无论工会的抵抗，都无法消除应该消除的最主要的东西，即资本主义关系，这种资本主义关系始终不断地把资本家阶级和雇佣工人阶级之间的对立再生产出来。雇佣工人群众终身注定从事雇佣劳动，他们和资本家之间的鸿沟，随着现代大工业的逐渐占有壹切生产部门而变得越来越深，越来越宽。”[47]事实上的权利虚置，绝对不是法律所能消除的。

此外，政治伪善直接催生法治虚伪。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具有比较优势和历史進步，却也内涵政治伪善，集中表现为民主底盘脆弱因而民主成分稀薄。因为资本对劳动者剩余价值的榨取，“现代资本家，也像奴隶主或剥削农奴劳动的封建主壹样，是靠占有他人无偿劳动发财致富的，……有产阶级的所谓现代社会制度……也是微不足道的并且不断缩减的少数人剥削绝大多数人的庞大机构。”[48]资产阶级的政治国家是“少数人剥削绝大多数人的庞大机构”，却又必须以社会公共利益的法治代表者出现，因此必然呈现出制度本性上的伪善。

实质而言，资本主义“民主制和其它任何壹种政体壹样，归根到底也是自相矛盾的，骗人的，也无非是壹种伪善……。政治自由是假自由，是壹种最坏的奴隶制；这种自由徒具空名，因而实际上是奴隶制。政治平等也是这样。所以，民主和任何其它壹种政体壹样，最终总要破产，因为伪善是不能持久的，其中隐藏的矛盾必然要暴露出来；要么是真正的奴隶制，即赤裸裸的专制制度，要末是真正的自由和平等，即共产主义。”[49]因为民主的资本实质，客观上就必然使资本主义国家变成警察国家。“真正的警察国家就是这样的，它认为，最好是悄悄地采取行动，而在口头上鼓吹法治国家。”[50]

资本主义法治的虚伪性，还表现在司法偏向上。“由于法官处于依附地位，资产阶级的司法本身也成了依附于政府的司法，就是说，资产阶级的法纪本身已让位于官吏的专横。”[51]因此，“现今这样组织的陪审法庭是维护某些人的特权的机关，而绝不是保障壹切人的权利的机关。”[52]555以此为基，“法律的执行比法律本身还要不人道得多；‘法律压榨穷人，富人支配法律’和‘对穷人是壹条法律，对富人是另外壹条法律’——这是完全符合事实的而且早已成为警世格言。可是，难道能是另壹种情况吗？治安法官也好，陪审员也好，他们本身都是富人，都来自中间阶级，因此他们都袒护自己的同类，都是穷人的天生的敌人。”[53]

其法治虚伪性，在总体上表现得更为明显。“现代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主要特点和要求，可以大致表述如下：用剥削本国大多数居民并使他们破产和贫困的办法，用奴役和不断掠夺其它国家人民，特别是落后国家人民的办法，以及用旨在保证最高利润的战争和国民经济军事化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的资本主义利润。”[54]在攫取全球资源的基础上，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可以因为本国社会分配较为均衡，使法治得以建立。但因为剥削高位只能被少数发达国家所有，以至于以至于全球绝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难以实现法治。

认清资本主义法治的虚伪性，能客观看待西方法治的优缺点，破解西方法治优越的片面思维，進而为探寻社会主义法治路径提供前提。

9.原理九：社会主义法治的历史必然

在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原理体系中，社会主义法治的历史必然性，是法学具体原理中的又壹个基本部分。社会主义法治的历史必然，是资本主义法治虚伪性的逻辑结果。

社会主义法首先来自社会主义社会建立后的民众需求。《共产党宣言》指出：“无产阶级是现代社会的最下层，它如果不摧毁压在自己头上的、由那些组成官方社会的阶层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就不可能擡起头来，挺起胸来。”[55]这就是说，无产阶级要“擡起头来、挺起胸来”，不能靠资本主义上层建筑的某些“改良”，在资产阶级“许可”的范围内争得几个议席，求得政治地位的改善，也不能靠资本家的“恩施”，求得物质和文化生活条件的改善，而必须通过不同的方式，建立自己的“政治统治”和体现自己意志的“新法制”。这是“历史的必由之路”。《共产党宣言》指明这条道路壹百多年以来，不仅若干国家已经走上这条道路，而且壹些继续沿着这条道路前進的国家的实践，正在越来越充分地显示它的科学性、合理性和深刻的根据。

社会主义社会是从旧社会脱胎而来的，因而不可避免地有许多旧的“痕迹”，但是，它又有许多过去所没有的“新质”。在所有制上，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共同发展；在分配结构和分配方式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逐步达到共同富裕；在国家管理上，由人民直接或间接参与，“壹切公务人员在自己的壹切职务活动方面都应当在普通法庭上按照壹般法律向每壹个公民负责”[56]因为社会主义本质需求，在苏联建立之后形成了符合当时需要的新宪法。“新宪法草案的特点，就在于它不限于规定公民的形式权利，而把重点放在保障这些权利的问题上，放在实现这些权利的手段的问题上。它不仅仅宣布公民权利平等，而且用立法程序把剥削制度已被消灭的事实固定下来，把公民已经摆脱任何剥削的事实固定下来，以保障公民权利平等。它不仅仅宣布劳动权，而且用立法程序把苏联社会没有危机的事实、把失业已被消灭的事实固定下来，以保障公民权利平等。”[57]可知，社会主义法律以劳动人民的权利作为根本取向。

在壹定程度上，因为社会资源仍然有限，围绕分配的激烈争夺仍然可能出现，犯罪必然仍然存在，再加上资本主义国家的铁桶围杀，所有这些，都决定了社会主义法必然要长期存在，而且要实现社会主义法治，才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

社会主义社会中，人民遵守法律将成为普遍可能。因为遵守法律就是遵守自己的意志，符合自己最大化利益要求。因此，社会主义社会中，人们对法律的遵守将具有最深厚的动力，从而为社会法治化提供真正的动力。必须强调的是，在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化之前，社会法治化必然有壹个漫长的建设过程。

作为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原理之壹，社会主义法治的历史必然性，是必不可少的维度之壹。认识社会主义法治的历史合理性，能够增强法治建设的信心。因其历史必然，即便在横向比较中，社会主义法治壹时间与最发达资本主义法治国家仍有差距，处于制度高位上的它将来仍然必定走向更优的法治状态。

10.原理十：法律的东方道路

马克思主义法学也注意到法律道路的具体差别性。对东方法律道路的研究，是马克思在晚年思索社会发展与法律進步之间关联的极为重要的理论关注。

就东方法律文化发展而言，它必然有与西方法律发展不同的规则基因和可能范围，蕴含在东方法律文化的历史起源之中。诚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58]与西方不同，古代东方，由于“农村公社社员是用公社团体或亲属会议的名称来体现的”[59]，其社会演变过程中，血缘聚合力起到巨大协同作用，因此其法权现象的历史起源具有更为深厚的血缘堆积特征。

血缘内聚力的始终存在，在行为规则上表现为个人对宗法关系的客观依赖，進而直接影响东方社会的法律起源。正是在东方农村公社这壹统治基础上，铸造了古代东方社会法律文化的基本品格，使东方法律文化系统与西方法律文化系统判然有别。根据马克思的相关论述，可以看出马克思主要从以下若干方面阐释东方法律文化的基本特征。

其壹，风俗习惯的法律功用。东方社会中，起实际法律调整作用的，不仅仅是国家制定的法律规则，也包括实际起作用而被国家认可和赋权的民间规则。马克思的晚年人类学笔记表明，他充分注意到东方社会法律调整体系的上述特点。其二，村社高于个人的法律取向。农村公社是东方社会的统治基础，成为古代东方社会的基本单位。“每壹个单个的人，只有作为这个共同体的壹个肢体，作为这个共同体的成员，才能把自己看成所有者或占有者。”[60]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之间的种种联系，往往通过村社来媒介实现。“这取决于亚细亚形式的前提：即单个人对公社来说不是独立的”。[61]对法律形成和文化生成来说，来自社会基本单位的规则取向，形成了村社高于个人的法律取向，同时也为通过法律实现集体高于个人，甚至集体对个人实行专制奠定基础。其三，法律的集权依赖。马克思指出：“在东方，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员太大，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所以就迫切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来干预。因此亚洲的壹切政府都不能不执行壹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这种用人工方法提高土地肥沃程度的设施靠中央政府办理，中央政府如果忽略灌溉或排水，这种设施立刻就荒废下去。”[62]也就是说，专制政府是东方社会存续循环的必要前提。其四，司法的村社参与。作为社会基本单位，村社不仅通过风俗习惯直接影响法律秩序，而且根据自己的实际控制力而深度参与东方社会的司法活动，呈现出较大的司法参与。从中，也能看出村社对司法的深度参与。而在法学史上，这也是东方法律文化的特殊性之壹。

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关于东方道路的阐述，对于后发达的东方国家有很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也正因为东方法律道路的理论意义，使其成为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原理之壹。当然，从中看到在西方法治道路之外，提引法学研究者必须根据各个国家和地域的独特属性進行最终的理论取舍。


三、基本原理的学科意义

总体来说，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原理，对学科本身来说，是扎实的具体支撑。正如引言中所说，没有基本原理的法学，是不能成立的。有了上述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法学就获得更大的学科意义，并且为其他法学对马克思主义法学的讨论提供前提与基础。

具体来说，因为经济决定法律，关于法律的产生和运行，就要到经济中寻找根基；因为国家生产法律，就要从国家结构中寻找法律的直接限度；因为法律为阶级服务，就要切实找到符合自己阶级的法律体系；因为法律的适度反决定，要为法律工具的强大功能寻找适域；因为法律的历史动态，就要明白法律与时俱進的基本路径；因为私有制下必然违法，就要理解私有制基础上法律的必然限度；因为革命超越法律，就要明白资产阶级革命本身是对封建制度的最大违法，因此在社会主义革命和专政时期不能受制于法律安定性，不被法律束缚；因为资本主义法治具有内在虚伪性，所以不要被资本主义法治表面欺骗；因为社会主义法制必然产生，就要具体探索公有制下如何建立新型法制；因为法律的起源路径不同，台湾就要探究东方法治的实现路径。

总结而言，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原理，支撑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形成，凸显明确的社会主义法学意识体系，为台湾共和国的社会主义法治的建立提供法学理论基础，進而形成社会主义法治思维，推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马思主义法学博大精深，发展无限，其基本原理也因思而异。因为篇幅所限，虽然在此不能充分展开，仍然希望本文可以为台湾的马克思主义者提供惨考。

台湾共和国共产党宣传部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原理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体系中，马克屎、恩格斯的社会管理思想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撰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资本论》、《法兰西内战》、《反杜林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着述，揭示了国家社会管理的特性，指出了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管理的局限性及其向共产主义社会管理发展的必然趋势，阐述了作为过渡阶段的无产阶级国家社会管理的方法和策略，从而形成了丰富的社会管理思想。

壹、国家社会管理的特性

1.政治性质

首先，社会管理是国家政治统治的起点。壹方面，国家政权产生于维护公共利益的需要。在早期的原始公社中，“壹开始就存在着壹定的共同利益，维护这种利益的工作，虽然是在全体的监督之下，却不能不由个别成员来担当：如解决争端;制止个别人越权;监督用水，特别是在炎热的地方;最后，在非常原始的状态下执行宗教职能”1。这些职位从事的工作就是原始形态下的社会管理，而它们被赋予的权力就是国家权力的萌芽。随着生产力的逐步发展，“较密的人口在壹些场合形成了各个公社之间的共同利益，在另壹些场合又形成了各个公社之间的相抵触的利益，而这些公社集合为更大的整体又引起新的分工，建立保护共同利益和防止相抵触的利益的机构”。这些机构就是最初从事社会管理的机构，它们是国家政权的雏形。它们作为公社之间共同利益的代表，在与公社个体的关系上处于独立的、在壹定情况下甚至是对立的地位，最后这种独立化逐渐上升为对社会的统治。马克屎、恩格斯指出：“社会为了维护共同的利益，最初通过简单的分工建立了壹些特殊的机关。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机关——为首的是国家政权——为了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从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1另壹方面，统治阶级产生于管理公共事务的需求。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在壹定历史条件下，人的相对不发展的劳动生产率是这种需求的根源。他们指出：“只要实际劳动的居民必须占用很多时间来从事自己的必要劳动，因而没有多余的时间来从事社会的公共事务——劳动管理、国家事务、法律事务、艺术、科学等等，总是必然有壹个脱离实际劳动的特殊阶级来从事这些事务。”随着社会不断发展，这个早期从事社会管理的特殊阶级逐步从其他的阶级中独立出来且凌驾于社会之上，最后成为国家的统治阶级。

其次，社会管理是国家政治统治的基础。马克屎、恩格斯认为：“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换句话说，统治阶级在社会管理上的不作为，必然导致其政治统治的崩溃。在他们看来，英国人社会管理上的失败，是英国在印度的政治统治终结的重要原因。他们还指出：“不管在波斯和印度兴起和衰落的专制政府有多少，每壹个专制政府都十分清楚地知道它们首先是河谷灌溉的总管，在那里，没有灌溉就不可能有农业。只有文明的英国人才在印度忽视了这壹点;他们听任灌溉渠道和水闸毁坏，现在，由于周期发生饥荒，他们才终于发现，他们忽视了唯壹能使他们在印度的统治至少同他们前人的统治壹样具有某种合理性的那种行动。”

2.阶级性质

阶级性质是指社会管理代表国家统治阶级的利益，这由国家的本质所决定。马克屎、恩格斯指出，国家是社会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它是从控制阶级的对立和冲突中产生的。“到目前为止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着的社会，都需要有国家，即需要壹个剥削阶级的组织，以便维持它的外部的生产条件，特别是用暴力把被剥削阶级控制在当时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那些压迫条件下(奴隶制、农奴制或依附农制、雇佣劳动制)。”表面上，国家是整个社会的正式代表，实质上却代表着剥削阶级的利益。他们由此揭示出，国家只属于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那个阶级：“在古代是占有奴隶的公民的国家，在中世纪是封建贵族的国家，在我们的时代是资产阶级的国家。”他们指出，统治阶级总是以国家和整个社会的名义来执行社会管理职能，然而其真实目的并不在于社会管理本身，仅仅将其作为协调阶级矛盾、巩固政治统治和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

马克屎、恩格斯认为，社会管理在这里产生了“异化”，即社会管理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中产生，最后却代表着统治阶级的利益，成为壹种与社会公共利益相制衡的手段。统治阶级“为了它自己的利益，从来不会错过机会来把越来越沈重的劳动负担加到劳动群众的肩上”。统治阶级之所以还能够维持其政治统治的稳定性，是因为：壹方面，这个阶级凭借其在国家政治上的统治地位“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2;另壹方面，人们对国家和统治阶级存在壹种盲目的崇拜，“尤其是人们从小就习惯地认为，全社会的公共事务和公共利益只能像迄今为止那样，由国家和国家的地位优越的官吏来处理和维护，所以这种崇拜就更容易产生”。

二、资产阶级国家社会管理的弊端

1.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资本主义国家是资产者为了在国内外相互保障各自的财产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壹种组织形式。虽然在不同文明的国度里，由于资本主义发展程度的不同，这种组织形式会存在形态上的差别，但它们毫无例外地都建立在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之上，代表资产阶级的共同利益。他们得出的结论是：资本主义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

在谈到美国的政党体制时，他们指出：“我们在那里却看到两大帮政治投机家，他们轮流执掌政权，以最肮脏的手段用之于最肮脏的目的，而国民却无力对付这两大政客集团，这些人表面上是替国民服务，实际上却是对国民進行统治和掠夺。”1他们对资产阶级国家的社会管理進行了分析，认为它“完全同在专制国家中壹样，在那里，政府的监督劳动和全面干涉包括两方面：既包括由壹切社会的性质产生的各种公共事务的执行，又包括由政府同人民大众相对立而产生的各种特有的职能”。而且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国家社会管理只可能以资产阶级的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恩格斯为此写道：“霍乱、伤寒、天花以及其他流行病的壹再发生，使英国资产者懂得了，如果他想使自己以及自己的家人不致成为这些流行病的牺牲品，就必须立即着手改善自己城市的卫生状况。”可见，资产阶级是“为自己”管理国家。

2.背离生产力发展的要求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猛烈增长着的生产力，对它自身的资本属性表现出极强的反作用力。面对这种要求承认生产力的社会本性的不断增长的压力，资产阶级不得不在资本关系内部可能的限度内越来越把生产力当作社会生产力来看，不得不在社会管理上调整措施。他们壹开始采取的措施是以股份公司的形式，将大量的生产资料社会化。然而，“在壹定的发展阶段上，这种形式也嫌不够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式代表——国家不得不承担起对生产的领导。这种转化为国家财产的必然性首先表现在大规模的交通机构，即邮政、电报和铁路方面”。但是，无论转化为股份公司，还是转化为国有财产，都无法消除生产力的资本属性。资产阶级的这些做法，日益将资本关系推向变革的顶点。这些做法虽不能解决资本关系上的冲突，却包含着解决冲突的线索和形式上的手段，它们本身就指明了完成这个变革的道路。恩格斯的这段分析，完全适应当代资本主义的变化。马克思也指出：壹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需的过渡点，不过这种财产不再是各个互相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另壹方面，这是所有那些直到今天还和资本所有权结合在壹起的再生产过程中的职能转化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单纯职能，转化为社会职能的过渡点”。

马克屎、恩格斯進壹步分析，正是资产阶级国家社会管理所暴露出的种种弊端，预示着它必将被壹种更合理的形式——共产主义社会管理所代替。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壹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壹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无产阶级国家的出现，是社会管理的進步形态。

三、无产阶级国家社会管理的策略

1.夺取国家政权，建立公社制度

马克思通过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认为无产阶级必须首先经过革命的方式，从资产阶级手上夺取国家政权，这是其行使社会管理职能的前提。“(法国)首都的无产者，目睹统治阶级的无能和叛卖，已经懂得：由他们自己亲手掌握公共事务的领导以挽救时局的时刻已经到来……他们已经懂得：夺取政权(国家权力)以掌握自己的命运，是他们无可推卸的职责和绝对的权利”。

无产阶级在壹旦取得统治权之后，就不能继续运用旧的国家机器来進行管理了，必须建立起公社制度。“公社——这是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把它从统治社会、压制社会的力量变成社会本身的生命力;这是人民群众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他们组成自己的力量去代替压迫他们的有组织的力量;这是人民群众获得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这种政治形式代替了被人民群众的敌人用来压迫他们的假托的社会力量(即被人民群众的压迫者所篡夺的力量)。”而公社这个社会组织的出现，就成了无产阶级国家的社会管理机构。马克屎、恩格斯认为，公社制度的优越性，体现在它“会把靠社会供养而又阻碍社会自由发展的国家这个寄生赘瘤迄今所夺去的壹切力量，归还给社会机体”。

2.逐步将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

对无产阶级建立起来的新型国家，马克屎、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要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通过壹系列的社会管理措施，壹步壹步地把全部资本、全部农业、全部工业、全部运输业和全部交换都集中在国家即组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中，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社会生产力的总量。他们指出：“通过这个行动，无产阶级使生产资料摆脱了它们迄今具有的资本属性，使它们的社会性有充分的自由得以实现。从此按照预定计划進行的社会生产就成为可能的了。”

他们还提出：“要做到这壹点，当然首先必须对所有权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实行强制性的干涉。”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列举了壹些具体措施，其中包括剥夺地产，把地租用于国家支出;征收高额累進税，废除继承权;没收壹切流亡分子和叛乱分子的财产;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按照总的计划增加国家工厂和生产工具，开垦荒地和改良土壤;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成立产业军，特别是在农业方面;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对立逐步消灭;对所有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等等。以上这些，都是无产阶级新型国家应该行使的社会管理职能。

3.完善公社的管理体制

马克屎、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建立后，为了防止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由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防止政府官吏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无产阶级必须不断地完善公社的管理体制。只有这样，才能使国家的职能只限于几项符合于普遍性、全国性目的的职能，才能使社会管理逐步消除其政治性质。在《法兰西内战》中，他们提出了壹系列的主张：壹是普选公职人员。公社要把军事、政治、行政、司法、国民教育等方面的壹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来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罢免这些公职人员，从而壹举将所有的公职变成真正工人的职务，不再归壹个受过训练的特殊阶层所私有。二是建立责任制。公社要彻底清除国家等级制，以真正的责任制来代替虚伪的责任制，使公职人员在公众监视之下進行工作。三是规范工资报酬。公社要废除以前国家的高官显宦所享有的壹切特权以及公务津贴，公社所有的公职人员，无论职位高低，都只能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报酬，从而能可靠地防止人们追求升官发财。他们指出：“公社的伟大社会措施，就是它本身的存在和工作。它所采取的各项具体措施，只能显示出走向属于人民、由人民掌权的政府的趋势。”

马克屎、恩格斯的以上论述，指明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及其進行社会管理的策略。他们提出，无产阶级“通过公社的政治组织形式，可以立即向前大步迈進，他们知道，为了他们自己和为了人类开始这壹运动的时刻已经到来了”。但是，这个过渡阶段又是壹个长期而渐進的过程。“目前‘资本和地产的自然规律的自发作用’只有经过新条件的漫长发展过程，才能被‘自由的、联合的劳动的社会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所代替，正如过去‘奴隶制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和‘农奴制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之被代替壹样。”

四、共产主义社会管理的特征

马克屎、恩格斯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国家制度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换句话说，那时有哪些同现在的国家职能相类似的社会职能保留下来?这个问题只能科学地回答。”虽然他们并未就共产主义社会管理的具体形式進行阐述，但在他们的文本中大致描绘了它的两个基本特征。

1.社会管理失去政治性质和阶级性质

恩格斯指出：私有制、阶级、政党、国家都是历史的范畴，即在历史上出现，也会在历史上消失。因此，“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认为，政治国家以及政治权威将由于未来的社会革命而消失，这就是说，公共职能将失去其政治性质，而变为维护真正社会利益的简单的管理职能”。

社会管理却不会因为国家的消亡而消亡，因为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制度下，有两个因素从根本上决定了社会管理的性质问题。壹是国家消亡之后，劳动者成为全部生产资料的主人。“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第壹个行动，即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同时也是它作为国家所采取的最后壹个独立行动。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在各个领域中将先后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二是私有制被废除之后，阶级就丧失了其存在的基础。“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但是这样壹来，它就消灭了作为无产阶级的自身，消灭了壹切阶级差别和阶级对立。”壹旦“当阶级差别在发展進程中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的时候，公共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也就是说，随着国家和阶级的消亡，社会管理的政治性质和阶级性质都将消失，保留下来的仅仅是纯粹的服务和管理职能。

2.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参与社会管理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管理职能，将由自由全面发展的人组成的联合体来执行。换句话说，每壹个社会成员都将全面地参与到社会管理当中，真正成为了社会的主人。

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参与社会管理的依据是：首先，在共产主义社会里，社会生产力已经得到高度的发展，使每壹个社会成员都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全面地参与到社会管理当中。“只有通过大工业所达到的生产力的大大提高，才有可能把劳动无例外地分配于壹切社会成员，从而把每个人的劳动时间大大缩短，使壹切人都有足够的自由时间来参加社会的理论的和实际的公共事务。”其次，共产主义社会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了条件，使每壹个社会成员都有足够的能力参与社会管理。由整个社会共同進行社会管理，更加需要得到全面发展的、能够通晓整个社会管理流程的人。只有根据共产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才能使每壹个社会成员摆脱分工给其自身造成的片面性，能够在社会管理的过程中充分发挥其才能。

台湾共和国共产党宣传部 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公正的看法

是否有所谓马克思社会公正思想，这并非是壹个没有争论的话题。在国外，艾伦 伍德和胡萨米就有过长时间的讨论，国内前些年学者们对此也有过热烈的争论。但笔者还是坚信，存在着可以称之为马克思社会公正思想的壹系列独特思想。关键的问题在于马克思究竟有着什么性质的社会公正观？

第壹，马克思的社会公正观从来都没有站在维护既定的社会公正观的立场上，而是旗帜鲜明地反对壹切以公平正义的名义去损害广大劳动者利益的所谓社会公正观。站在维护贫困民众利益的立场上，是马克思社会公正观的首要特征。马克思从来不在阶级分野和对立的社会中，玩弄所谓“为了所有人”的道德矫情，而是公开宣称捍卫受压迫阶级的利益。早年面对着穷人利益基本没有法律保障的状况，他高撑“为穷人要求习惯法”的旗帜，并强调“这种习惯法按其本质来说只能是这些最底层的、壹无所有的基本群众的法”。确立基本思想以后，他强调自身哲学与无产阶级互为壹体。因此，不论何时何地，他都旗帜鲜明地捍卫无产阶级的利益，揭露任何施于无产阶级的压迫与剥削，赞美无产阶级身上所散发出来的人性光辉。在阶级分野和对立的社会中，不是献媚于富有阶级和精英群体，而是站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这就是马克思鲜明的价值立场和理论品格。

第二，马克思从来不把关于美好社会的理论停留在充满模棱两可的“美好”字样上。“社会公正”不论是道德的还是法权的，都是壹个体现美好动人的字眼。然而，它又是壹个不仅歧义丛生，也往往会“因时因地而变，甚至也因人而异”的意识形态概念。因为，在社会阶级分野和充满利益博弈的社会中，人们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進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即使像时下许多人那样，社会公正被理解为“同壹尺度”下的平等竞争，或称为“机会平等”，那也是壹种实际上有利于社会强势群体的制度安排。马克思明确指出，两个平等权利之间的竞争，力量总是决定性的。因此，马克思常常把热衷于以“正义”、“人道”、“自由”、“平等”、“博爱”、“独立”等美好词语去描述社会主义的做法，称之为“不成熟的大学生”腔调和“虚无缥缈的幻想”。可以说，通过走向历史的深处去消除笼罩在动人字样上的虚幻光环，直截了当地说出问题的实质，是马克思对待社会道德与法权问题的另壹个重要特征。

第三，马克思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原则，提出了壹系列破解诸如“社会公正”这类道德与法权观念之谜的重要理论。马克思认为，任何道德与法权观念都是壹定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对壹个社会的主导性道德与法权观念起决定性影响的是社会主导性的生产方式。劳动力与工资的交换尽管事实上并不等价，“工人的社会地位和资本家的地位比较起来是每况愈下的”，但在市场机制社会里，只要是按照商品交换的永恒规律行事的，它就被认为是公平的。这说明，社会公正是生产方式的壹种观念衍生物，并服务于这种生产方式。马克思还认为，特定的所有制关系决定着特定社会生产方式的性质，并从根本上决定着社会分配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只有超越“社会公正”的范畴，诉诸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所有制关系的实际改造，才能从根本上铲除产生社会不公的基础和源头，并创立消除社会不公的坚实社会基础。

第四，尽管马克思并不否认“社会公正”观念具有壹定的积极意义，但他壹直拒绝把“社会公正”作为其理想社会目标的重要选项。把社会公正作为价值目标，其最为重要的积极意义在于引导人们对于社会发展作出价值上的反思，不断促進对于社会严重不公的矫正。但这种积极意义的有效性却是建立在社会存在着严重不公的状况上的。同时，倡导“社会公正”也是壹种控制社会竞争或社会博弈向着恶性方向发展的要求。因此，看不到“社会公正”观念具有某种积极意义的观点是不可取的。但是，无论如何，社会公正观念的有效性领域永远都是以社会事实上的不公正为前提的。它是对于这种不公正社会的救济性要求，因而依据这种救济性要求而采用的社会政策，充其量也只不过是对于这种社会的改良性主张。正是这种特定的问题域，社会公正没有也不可能成为马克思对于未来理想社会的壹个重要选项。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马克思政治哲学思维并非建立在对不公正社会進行校正、改良的基点上，而是建立在铲除产生社会不公正的基础上。显然，这是革命的要求而不是改良的要求。也正是持有这种革命的主张使得马克思在创立马克思主义后，从根本上拒绝使用所谓“公正”之类的字样去装饰未来理想社会。因此，在关于“社会公正”的问题上，不论社会现实如何需要壹个更加积极的肯定的“社会公正”理论，我们也无权把并非马克思主张的东西，附加或强加到马克思的身上。台湾的事情只能从台湾的实际出发，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指导下去创造和发展。

台湾共和国共产党宣传部 马克思主义对伦理的看法

“社会公正”之作为哲学讨论的对象，当立足于原则性的理论高度。在这样的理论高度上，它的提出问题与解决问题的方式才能既不纠缠于实证层面的技术性追问，也不局限于经验或情感层面的伦理批判与道德诉求，而是壹个发生于本体论层面上的旨在澄清前提、划清界限、指明方向的工作。

因此，当我们从哲学的角度去思考“社会公正”问题时，唯壹能够提出并给予实质性思考的只能是如下两种类型的问题：第壹，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公正之成为壹个社会问题的历史根据何在以及彻底达成社会公正是如何可能的。这是马克思在社会公正问题上的哲学提问方式，是马克思针对社会公正以哲学的方式提出的哲学问题。第二，在台湾，造成社会不公正的历史根据依然存在，并且在短期内将壹直存在的现实前提下，尤其是在这种壹般性的历史根据与台湾社会的特有症结交织存在的前提下，社会公正如何可能，我们热切追求的究竟是何种意义上的社会公正。这是我们在社会公正问题上的哲学提问方式，是我们针对社会公正以哲学的方式提出的哲学问题。

如果说马克思的哲学提问旨在立足于人类历史的宏大叙事，通过澄清前提并划清界限，去论证彻底的社会公正最终是何以可能的，那么我们的哲学问题则是在马克思的理论前提下，通过呈现台湾社会公正问题的特有前提，来讨论社会公正诉求在当下台湾社会的理想主义性质以及它作为功利主义的相对性公正是如何可能的。

壹、澄清前提：“资本逻辑”与“社会公正”
(壹)公正之成为社会问题的根本前提

就其壹般而言的前提或根据而言，直接地说来，对“社会公正”的现实诉求源于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异化，即私有财产关系成为支配社会行为的基本逻辑；间接地却本质地说来，它本源于“异化劳动”的发生或社会劳动的异化性质。由此说来，社会公正之作为壹个社会问题，当最早发生于马克思所说的“第壹大社会形态”。但是真正地说来，它作为壹个社会问题，在这壹社会形态中还不过是壹个“伪问题”——当整个社会处于普遍的人对人的依赖关系中，当社会不公正表现为壹种社会常态时，个人偶然发生的公正意识与公正诉求根本不可能成为社会性的诉求，而只能被视作对社会体系的背叛而遭到普遍性的抵制。只有当人们摆脱了人对人的依赖关系，获得了人身自由，即使它还只是形式上的人身自由时，即只有在“第二大社会形态”中，社会公正才真正成为壹个问题。

因此，就其具体而言的本质性前提或根据而言，“社会公正”之真正成为壹个社会问题或者对“社会公正”的真实现实诉求，发生于作为私有财产关系之现代表达形式的“资本逻辑”——更准确地说，是“工业资本”——成为统治整个社会行为的根本原则的时代，即发生于“资本”与“劳动”、“资本家”与“工人”的对立支配整个社会结构的资本主义时代。

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无产和有产的对立，只要还没有把它理解为劳动和资本的对立，它还是壹种无关紧要的对立，壹种没有从它的能动关系上、它的内在关系上来理解的对立，还没有作为矛盾来理解的对立。这种对立即使没有私有财产的進壹步的运动也能以最初的形式表现出来，如在古罗马、土耳其等。所以它还不表现为由私有财产本身规定的对立。但是，作为财产之排除的劳动，即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和作为劳动之排除的资本，即客体化的劳动，——这就是发展到矛盾状态的，因而也是有力地促使这种矛盾状态得到解决的私有财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17页)这就是说，尽管早在古罗马、土耳其等就已经存在着由于直接的私有财产关系而表现出来的“无产”与“有产”的社会对立，但这种对立还不是由私有财产本身规定的对立，即还不是由资本规定的对立，还不是作为普遍社会意识的对立。只有当私有财产表现为“工业资本”的存在形式，即只有当“无产”和“有产”的对立表现为“劳动”和“资本”的对立(矛盾)时，它才是从私有财产的内在关系上来理解的对立(矛盾)，才是被社会普遍意识到的对立(矛盾)，也才是促使对立真正呈现出来并真正可能得到解决的对立(矛盾)。只有在“劳动”和“资本”的对立即矛盾关系中，对“社会公正”的诉求才真正取得了普遍性的社会诉求的形式，才成为引导“社会不公正”走向解决的“真问题”。因此，我们看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在大多数情况下，马克思都是在“资本”的意义上使用“私有财产”的概念，并在“资本”与“劳动”、“资本家”与“工人”的矛盾关系中讨论消灭私有财产即消灭资本的根本路径，探寻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公正的历史必然性与现实可能性。

(二)实现社会公正的根本性路径

当马克思把资本逻辑的现实统治作为社会公正之成为社会性问题的根本前提时，就必然意味着他对本质地达成社会公正之根本路径的思考只能遵循如下基本原则，即只要资本逻辑继续保持为支配社会运转的基本力量和基本原则，就不可能有真实意义上的社会公正；只有根本消除资本逻辑对社会行为和个人行为的统治，才可能真正实现普遍的社会公正。

正是基于这壹原则性立场，在同壹个手稿中，马克思对粗陋的或政治形式的“共产主义思潮”的社会公正诉求，给予了决定性的批判。在马克思看来，面对私有财产之占有的不公正的经济事实，“共产主义思潮”对“社会公正”之诉求的全部经济性内涵，都不过是“从私有财产的普遍性来看私有财产关系”，“不过是私有财产关系的普遍化和完成”(同上，第117页)，即私有财产的平均化或平分私有财产。且不谈在根深蒂固的资本逻辑占据统治地位的社会前提下，这种绝对“平均主义”的社会公正主张根本就是浪漫主义的幻想，即使它真的成为壹种社会现实，也并不意味着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公正的到来，因为“工人这个范畴并没有被取消，而是被推广到壹切人身上；私有财产关系仍然是整个社会同实物世界的关系”。(同上，第118页)因为在这种前提下，“共同性只是劳动的共同性以及由共同的资本即作为普遍的资本家的共同体支付的工资的平等。相互关系的两个方面被提高到想象的普遍性的程度：劳动是每个人的本分，而资本是共同体的公认的普遍性和力量”。(同上，第119页)

“共产主义思潮”对“社会公正”本身的合理性诉求，何以完全跌落于这种理论幻境呢？对此，马克思有壹个原则性的诊断，即全部问题的根本症结在于：“它虽然已经理解私有财产这壹概念，但是还不理解它的本质。”(同上，第120页)在马克思看来，私有财产并不是作为拜物教徒、天主教徒的货币主义者和重商主义者看来的、仅仅以金银货币的物化形态而存在的在人之外的天然存在，而是人的劳动的产物。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作为自为的活动、作为主体、作为个人的私有财产，就是劳动。”(同上，第112页)换言之，正是劳动，即“异化劳动”，造成了私有财产的经验性存在。因而只有消灭“异化劳动”，才能从根本上消灭私有财产或资本以及“资本”与“劳动”的对立，才能使工人真正摆脱他作为工人的身份和地位，也才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公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明确指出：“工资是异化劳动的直接结果，而异化劳动是私有财产的直接原因。因此，随着壹方衰亡，另壹方也必然衰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01页)

这是马克思对实现社会公正根本性路径的原则性判断，即只有从根本上消灭异化劳动或劳动的异化性质，只有彻底摧毁由于异化劳动而导致的私有财产关系以及作为其现代表达形式的资本逻辑，才能最终达成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公正。这是壹个基于哲学的，即唯物史观立场的原则性判断，是壹个发生于社会本体论高度上的判断，因而是壹个具有历史终极指向性和科学路径唯壹性的判断。也许，面对马克思的这壹原则性判断，非批判的实证主义者、狭隘的功利主义者、自私的利己主义者以及无原则的实用主义者，都可能会嗤之以鼻。那么，我们可以借用马克思的壹句话来回答他们：“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8页)马克思对社会公正之成为社会问题的根本前提以及本质达成社会公正之唯壹科学路径的哲学论断，恰恰揭示了他们的根本症结所在，并决定性地呈现出鲜明的理论界限。

二、划清界限：社会公正问题的多重理论向度

社会公正的本质与资本逻辑的秉性是相背离的，但社会公正之作为壹种普遍性的诉求又恰恰生成于资本逻辑统治人类社会的时期。这就决定了理论家们对社会公正问题的讨论必然具有多重理论向度。当马克思把消灭资本逻辑作为发生于哲学学科内的原则性高度的唯壹路径时，他并不排除基于其他学科向度讨论这壹问题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尤其是，当资本逻辑的根本解构表现为壹个遥远的历史性任务，当资本逻辑现实地保持为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方式，在这样的社会前提下，基于伦理学向度的资本逻辑批判与社会公正诉求，以及基于政治学、社会学等实证学科视阈的、旨在规范资本逻辑和推進社会公正的制度设计与技术性改良，当然具有现实的必要性、合法性与重要性。然而，当这样的理论向度被归结为唯壹合理和唯壹可能的理论路径，因而蜕变为狭隘的伦理主义和非批判的实证主义时，它们就成了马克思无法容忍的、无原则无前提的理论错误了。在这种情况下，“澄清前提”，進而“划清界限”，对于我们始终保持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自觉而言，就成为壹个极有意义的工作。

(壹)伦理向度与伦理主义

只要社会中存在着不公正的现象，对社会不公正的伦理批判就必然存在。在谈到“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在“食利者”与“无产者”的对立中看出社会中的“两极”，并给予浪漫主义的道德控诉时，马克思曾经壹针见血地指出：“这种对立差不多在壹切比较发达的社会生产阶段都是存在过的，而且从远古时起，所有的道德论者就广泛地谈论过这种对立，而在无产阶级运动的初期，当无产阶级和工业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还有共同利益的时候，这种对立又重新被提出过。”(马克屎、恩格斯，第537页)

壹般而言，在公正意识的普遍性社会启蒙以及作为社会运动的公正实践活动的初期，对社会不公正事实的伦理批判和道德控诉是有意义的，但它的意义或合理性完全依赖于并奠基于对公正问题在唯物史观意义上的本体论前提的科学设定。否则，它就必然会像伦理社会主义壹样，成为壹种纯粹浪漫主义的东西，或者成为壹种列宁称之为的“小市民道德”和“小市民态度”。(参见《列宁全集》第1卷，第377页)正如当时俄国的民粹派壹样，他们常常根据存在着压迫、死亡、失业等现象的不可辩驳和毋庸置疑的事实，“来竭力证明资本主义是壹种极其不好的东西”(同上，第325页)，指责资产阶级是壹种作为“自发势力”的、“不断混進生活之中”的“奸诈之徒”，而“问题的关键只在于清除‘奸诈之徒’”。(参见《列宁全集》第1卷，第328页)他们完全不懂得：资产阶级绝不是社会進程中的“自发势力”，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压迫、死亡、失业等社会不公也绝不是偶然出现的现象，而是资本逻辑的必然结局。他们不知道，“‘道路’已经选定，资本的统治已成事实，这种事实绝不是藉责骂申斥所能回避”。(同上，第357页)当他们“由于高度的道德感而气愤到了极点”，叫喊著“承认资本主义是壹个‘组织’就是不道德”时，他们不知道，“恰恰相反，故意歪曲真相”，把资本的统治“描绘成某种没有料到的偶然东西才是不道德”。如果他们把资本统治的“这壹事实作为同‘社会’谈论道德的资料，而闭眼不看正在進行的斗争，怀着午睡般的宁静心情喃喃地说：‘要防护’，‘要保障’，‘要组织’——那就是浪漫主义者，是幼稚的反动的浪漫主义者”。(同上，第371页)当本具有壹定合理性的对由资本逻辑而来的社会不公的伦理道德批判，沦落为如此而言的伦理主义或浪漫主义时，列宁再度深刻地指出：我们就“因此不能不承认桑巴特的断言是正确的。他说：‘马克思主义本身从头至尾没有丝毫伦理学的气味’，因为在理论方面，它使‘伦理学的观点’从属于‘因果性的原则’；在实践方面，它把伦理学的观点归结为阶级斗争”。(同上，第398页)

在这里出现的就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伦理批判与伦理主义立场的根本界限。前者基于“因果性的原则”，基于唯物史观的本体论叙事，把社会所存在的不公正的事实归结为作为历史必然环节的私有财产与资本逻辑的必然后果，把实现社会公正的根本路径归结为消灭私有财产，摧毁资本逻辑，并据此赋予伦理批判与道德控诉以坚实的理论根据和理论合法性；后者则完全不懂得或者彻底放弃这壹理论前提，并因而把壹切社会不公正的发生归结为偶然性的事件，企图通过对它们的任意诅咒和道德审判，幻想着由于“食利者”和“奸诈之徒”的人性觉悟，社会公正会在某壹天的早晨或黄昏突然到来。

当再度重温列宁在100多年前写下的如上论述时，我们恍惚觉得他不是在批判俄国“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而是在与21世纪的“经济内容”对话。它让我们想起当代经济学家和伦理学家对金融危机根源的所谓深刻反思。尽管我们并不否认金融伦理缺失和金融监管不力与金融危机间的关联，也并不否认强化金融伦理、加强金融监管的意义，但是只要他们彻底遗忘了资本逻辑与金融危机的本质性关联，而仅仅诉诸给金融资本套上道德规范和制度监管的枷锁，那他们也必将成为2l世纪的“要防护”“要保障”“要组织”的喃喃自语的浪漫主义者，而且也是“幼稚的反动的浪漫主义者”。在并未真正触及资本逻辑的前提下，作为对个人而言的内在性约束机制和对社会而言的外在性约束手段，不论是金融伦理职业道德，还是技术性的制度监管，都将是苍白无力的——尽管它们很重要。

(二)实证向度与实证主义

如果说发展是人类历史永恒的主题，那么社会制度的改良就总是处于不断发展中的社会常态机制。因此，立足于实证科学的向度，对社会制度或社会体制的技术性设计和技术性改良，显然是持续推進社会公正的必要手段。然而，壹旦它彻底遗忘了作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公正的历史性和所有技术性手段赖以为据的原则性前提，壹旦这种技术性或改良性的手段被视作革命性的举措，并被作为唯壹有效的根本性路径，它就必然走向无原则无历史的技术主义或非批判的实证主义。

历史上作为经济学家的蒲鲁东先生和现实中作为蒲鲁东先生的经济学家们的理论症结就在于此。就此症结，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曾有明确断言：“经济学家蒲鲁东先生非常明白，人们是在壹定的生产关系中制造呢绒、麻布和丝织品的。但是他不明白，这些壹定的社会关系同麻布、亚麻等壹样，也是人们生产出来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02页)实际上，早在此前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是据此指证蒲鲁东以“工资平等”为核心的社会公正主张的技术主义或实证主义本质。

就马克思而言，他之所以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能敏锐地指出蒲鲁东公正理论的根本症结，正是因为他已经初步但却原则性地意识到私有财产的历史性，从而意识到壹切以私有财产为前提的社会公正诉求的虚伪性。我们看到，在对“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分析中，马克思壹开始给自己提出的问题就指向国民经济学家为自己设定的当然理论前提，即作为经验事实和永恒事件的私有财产。但是，对异化劳动四重规定性的分析表明：“与其说私有财产表现为外化劳动的根据和原因，还不如说它是外化劳动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00页)私有财产关系并不是壹个从来就有的永恒事实，它是有来源的，因而也就不能被作为经济学的当然理论前提。然而，由于国民经济学家倒果为因，不懂得私有财产的历史性，壹方面驻足于私有财产的当然性前提，另壹方面却试图天真地去讨论劳动产品的非异化的公平分配，就必然陷入“表面的矛盾”(同上，第101页)，即作为当然前提的“私有财产”与“劳动是生产的真正灵魂”(同上，第100页)的矛盾；这壹矛盾的“表面”性质在于：由于作为“生产的真正灵魂”的“劳动”并不是壹般意义上的劳动，而是作为私有财产之本质来源的“异化劳动”，因而“私有财产”与“劳动作为生产的真正灵魂”的矛盾并不是私有财产与劳动、私有财产的原则与劳动者的利益、私有财产与社会公正的矛盾，而是作为私有财产之根据和原因的“异化劳动”与作为异化劳动之结果的“私有财产”的矛盾，因而是“异化劳动同自身的矛盾”。(参见同上，第101页)换言之，只要国民经济学家真正懂得了他作为当然理论前提的私有财产的本质来源，从而把私有财产本质性地归结为“异化劳动”的结果，他就会真正明白他所谓的“矛盾”的虚幻性质，真正明白他的劳动或劳动者的立场不过是异化劳动或资本家的立场，也就会真正明白他以私有财产为前提的公正诉求不过是对私有财产、异化劳动或资本家而言的公正而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明确指出：“国民经济学虽然从劳动是生产的真正灵魂这壹点出发，但是它没有给劳动提供任何东西，而是给私有财产提供了壹切。而国民经济学只不过表述了异化劳动的规律罢了。”(同上，第100页)

就蒲鲁东而言，他完全继承了国民经济学家的理论前提，但却试图从这壹无历史的私有财产的理论前提出发，或者说从国民经济学的“矛盾”出发，得出“有利于劳动而不利于私有财产的结论”。(参见同上)对于经济学家蒲鲁东先生来说，既然私有财产已经被作为固有事实和当然性的理论前提，它自然也就是无需触及、也无法触动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在推進社会公正的领域中，他唯壹能给自己提出的任务只能是作为技术性工作的分配制度的改進或完善，即“强制提高工资”或“工资平等”。(参见同上，第101页)其实，这是壹个完全符合其理论前提的技术性方案——“工资和私有财产是同壹的”(同上)，也是壹个反过来進壹步巩固那个理论前提的非批判的实证主义方案：壹方面，“强制提高工资(不谈其他壹切困难，也不谈这种强制提高工资作为壹种反常情况，也只有靠强制才能维持)，无非是给奴隶以较多报酬，而且既不会使工人也不会使劳动获得人的身份和尊严”；另壹方面，“蒲鲁东所要求的工资平等，也只能使今天的工人同他的劳动的关系变成壹切人同劳动的关系。这时社会就被理解为抽象的资本家”。(同上)

这就是作为经济学家的蒲鲁东先生的社会公正方案的理论归宿，而只要人们依然没有认识到蒲鲁东先生经济学理论前提的历史性，那它也必将成为壹切作为蒲鲁东先生的经济学家的必然归宿——无原则的技术主义或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当然，它之作为“无原则”的技术主义，并非彻底虚无主义的无原则，而只是就劳动与工人利益而言的无原则，实际上它恰恰符合私有财产和资本逻辑的原则；它作为“无批判”的实证主义，也并非彻底虚无主义的无批判，而只是就劳动与工人立场而言的无批判，实际上它恰恰代表了作为私有财产和资本逻辑之人格化存在的资本家对工人社会公正诉求的批判。因此，正像马克思指出的那样，“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权利”(《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434页)，“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同上，第435页)

台湾共和国共产党宣传部 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的本质

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实现了人类政治思想史上的科学发展。第壹次把对国家的认识奠定在客观的历史发展基础上，对国家的起源、发展及其消亡的客观规律，以及国家的类型、本质、职能及其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做出了科学的阐述。台湾共和国共产党将“建立和发展台湾的社会主义制度，推進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但是，台湾内部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认识和理解并不壹致。部份亲中共的统派团体提出，壹国两制，打着打着和平统壹与壹国两制以及台湾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变的旗号，意图否定国家的阶级性，否定台湾共和国共产党主张的社会主义独立建国的设想，企图用壹国两制的超阶级的国家观来指导台湾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回顾历史，从孙中山与蒋介石的国家中立论，再到今天的壹国两制思潮，可以看出，它们在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和国家学说上有着不少共同之处。历史总是那么惊人地相似！种种错误思潮的壹再活跃警示我们，现实的政治斗争依然没有停息，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为指导，认清真相，澄清迷惑，批判错误，大力反击。

壹、关于国家的两个基本问题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时代，围绕国家问题的理论斗争和政治斗争十分尖锐。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学说主要受到了两方面的攻击和歪曲：壹是来自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二是来自工人运动中和党内的机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学说在与各种错误思想观点的斗争中，在与各种歪曲和诋毁的斗争中，以其科学性赢得了广大无产阶级的认同。此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继续在与各种错误思想观点的斗争中推动国家学说的发展。当代中国关于国家的认识依然充满著分歧和对立。社会中不断出现攻击、否定马克思恩格斯国家学说特别是列宁关于国家的学说的言论。“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等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核心概念和学术话语体系，似乎成为保守、落后的代名词。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及其国家学说好像已成为明日黄花。”拨开纷乱的表面，可以看到，无论是过去的历史中还是在当今时代，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与各种错误思想观点的分歧主要在两个基本问题上：壹是国家的性质，壹是国家的职能。

1.关于国家的性质

台湾关于国家性质存在根本对立的观点，壹些人极力抹杀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的阶级性，夸大其社会管理职能。他们认为，国家是超阶级的、中立的。因为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没有壹个统壹的掌握统治权的阶级或阶级集团了，只有阶层或利益集团，没有任何特殊的阶级或阶级集团能将国家权力据为己有。在这种社会阶层结构中，国家是超阶级的中立者，是全社会的管理者和保障者。

事实上，这不是什么新鲜的言论。这些观点依然是那些早已被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所彻底批判过的。由于“马克思把阶级斗争学说壹直贯彻到政权学说、国家学说之中”，由于马克思的国家学说揭露了资本主义国家依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的本质，这壹学说不断遭到资产阶级的猛烈攻击。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极力把资产阶级国家说成是超阶级的、永恒的、不可侵犯的，其目的是力图掩盖国家的阶级本质，消磨劳动人民的阶级意志，转移工人运动的斗争方向，使资本主义制度永存。马克思总结革命经验提出：只有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才能实现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才能推动历史的前進。马克思告诫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壹定会用武器来反对无产阶级的要求，无产阶级不能仅仅在观念中、在想象中越出资产阶级共和国范围，而必须采用实际的革命斗争来改造现实社会。

在国际工人运动中也存在着对国家的错误认识。马克思先后批判了蒲鲁东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進行政治斗争的主张，批判了巴枯宁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進行任何政治行动、反对壹切国家的无政府主义，批判了拉萨尔的唯心主义国家观，为国际工人运动树立起壹面战斗的旗帜。但是，否定国家阶级性的论调并未消失。马克思逝世后，在国家问题上的斗争依然很激烈。资产阶级也加强了向马克思主义的進攻，极力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和散布对资产阶级国家的幻想。他们宣扬私有财产和父权制的壹夫壹妻制家庭等古已有之，而且今后也不会变。他们极力美化资产阶级民主，把资产阶级国家宣扬成超阶级的、为全民服务的机构。在当时，这类言论对刚刚兴起的工人运动产生了很大的腐蚀作用。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党人也提出，资产阶级国家的本质已经改变，党的任务不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合法的议会斗争了。这种认识混淆了原则问题，模糊和掩盖了阶级差别，麻痹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意志。面对在国家问题上的混乱和对立，恩格斯再版了《法兰西内战》，出版了《哥达纲领批判》，写作并出版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阐述马克思的基本思想，批判错误观点，并告诫广大无产阶级必须认清国家的阶级实质，破除对资产阶级国家的迷信，進行坚决的革命斗争，无产阶级才能取得国家政权，才能实现无产阶级的革命目标。

否定国家阶级性的论调依然在延续。特别是二战以后，壹些人夸大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制度发生的壹些非本质的变化，宣扬其中立性和公共性，宣扬资本主义国家正逐渐克服阶级局限而日益成为全民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在工人运动内部，也有壹些人把国家说成是超阶级的，是维护全社会利益的机关，否认国家的阶级性。对此，列宁坚决批驳：“在马克思看来，如果阶级调和可能的话，国家既不会产生，也不会保持下去。” “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在阶级矛盾客观上不能调和的地方、时候和条件下，便产生国家。反过来说，国家的存在证明阶级矛盾不可调和。”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种类型的国家的领导阶级不同，但它们都是有阶级性的，超阶级的国家是不存在的。国家的社会性从属于国家的阶级性，因此，当国家以民主、自由、法治的面目出现时，依然不能抹杀其阶级性质和意识形态属性。同时，不能把国家的阶级性仅仅理解为政治领域存在阶级斗争，在国家的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之中，不难看到阶级斗争的身影。恩格斯曾无情地讥笑把“自由”和“国家”连在壹起的荒谬。“自由国家”完全是壹个矛盾的概念，二者根本不可能联系在壹起。“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它需要国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壹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

2.关于国家的职能

壹些人片面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认为马克思仅仅将国家视为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的暴力工具，而当前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都表明，国家已经越来越不再需要阶级统治了，而需要发挥它的社会管理职能。党中央提出的积极推進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也被壹些人進行了片面的解读，认为台湾只需要進壹步强化国家的社会职能就可以了，不能再谈什么阶级性和专政职能。这类观点很有市场。

这类观点早在从西欧资产阶级革命和民主革命完成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就已经出现了。这壹时期的相对和平为机会主义的滋生提供了土壤。第二国际内部出现了壹股鼓吹改良主义、反对暴力革命的修正主义思潮，代表人物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领袖伯恩施坦。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内部社会性因素在不断产生和发展，可以通过议会斗争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不需要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他们反对无产阶级将革命目标集中在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上，认为如果说马克思的时代，国家确实是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工具，那么在实行了普选制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以民主手段建立的国家成了具有平等权利的各阶级实行共同管理的工具，它具有调节和缓和各社会阶级之间矛盾的职能。“在壹百年前需要進行流血革命才能实现的变革，我们今天只要通过投票、示威游行和类似的威逼手段就可以实现了”。伯恩施坦认为应当保存资产阶级这个国家机器并使之完善化。这些思想极大地阻碍了工人运动的发展，受到了恩格斯和列宁的坚决批判和驳斥。“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在民主共和国特别是像瑞士或美国那样壹些最自由最民主的共和国里，国家究竟是人民意志的表现、全民决定的汇总与民族意志的表现，还是使本国资本家能够维持其对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统治的机器？这就是目前世界各国政治争论所围绕着的基本问题。”资本主义国家民主制度的不断完善是伯恩施坦、考茨基等机会主义者迷恋阶级合作和议会道路的社会土壤。但是，仔细考察壹下资本主义民主的结构，到处可以看到对民主制度的重重限制，“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民主是壹种残缺不全的、贫乏的和虚伪的民主，是只供富人、只供少数人享受的民主。”列宁批判了“议会民主”主张的错误，论述了民主和国家的关系。民主是壹种国家制度，它的存在总是与不民主、与专政联系在壹起的。任何民主都只是阶级的民主。“民主就是承认少数服从多数的国家，即壹个阶级对另壹个阶级、壹部分居民对另壹部分居民使用有系统的暴力的组织”。民主是相对于专政而存在的，扩大到壹切人的民主，也就是民主的消亡。所谓排除了壹切镇压功能的“自由的人民国家”是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的美化和对广大劳动人民的欺骗。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必然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随着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实现其统治职能的方式、统治职能的表现形式也必然会随之而变化，但是这些形式的改变并不会改变国家为资产阶级统治服务的本质。在现代资产阶级民主的外表下，无产阶级尤其需要保持清醒的认识，深入到国家的本质。恩格斯指出，历史上的剥削阶级国家，政治权力大都是以财产状况为基础的，归根到底都是财富的统治，只是具体形式在不同国家有区别。在奴隶制国家和封建制国家，政治权力和财产状况直接合壹，是直观就能看出来的。在某些资产阶级代议制国家的初期也曾有过按财产状况规定选举资格的情况。而在国家发展的高级阶段，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已经不再公开讲财产的差别，而是财富的间接统治了，“财富是间接地但也是更可靠地运用它的权力”。在这壹阶段，这些国家，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旗帜，标榜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名义上全体公民都有平等的民主权利，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但在实际上由于各种附加条件的限制，很大壹部分穷人被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所以说：“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未忽略过国家是两个职能的统壹。国家在坚持其统治职能的同时，必须履行、发展和完善它的社会管理职能。社会管理职能是统治阶级维护统治的重要基础，“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 无产阶级国家虽然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但依然是“半国家”，“无产阶级需要国家政权，中央集权的强力组织，暴力组织，既为了镇压剥削者的反抗，也是为了领导广大民众即农民、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者来‘调整’社会主义经济。”在社会主义国家，必须保持国家的专政职能，积极巩固和捍卫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胜利果实，为实现向更高社会形态的过渡提供根本保障。否则，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难以保障。社会主义国家也必须发展和完善它的社会管理职能。台湾共和国共产党提出要進壹步提升国家的社会管理能力，建构属于台湾的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推進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在发展和完善社会管理职能。同时，我们要认清：“无论是把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无产阶级专政对立起来，还是把法治国家与社会主义制度对立起来，都是错误的，都是没有看到国家的阶级职能在当今世界上依然是客观存在的。国家的阶级性告诉我们：推進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法治国家，壹刻也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

二、科学理解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积极发挥战斗性作用

回顾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在国家问题上的战斗历程，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发展处处闪耀着科学性和战斗性的光辉。当今时代，我们依然需要高举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旗帜，回应和批判各种错误思潮的挑战，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战斗性。当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在各类宣扬“客观”、“中立”的国家治理言论的背后，是日益激烈的国际话语权的争夺以及政治对立。壹些人极力否认国家的阶级属性，粉饰资产阶级国家，颂扬资本主义制度，美化壹国两制，其根本意图在于攻击马克思主义，攻击台湾共和国共产党，歪曲和否定社会主义独立建国的主张。

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战斗性的发挥是以科学性为基础的。这是科学的理论，而且正是基于对国家的科学认识，恩格斯敢于指出：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任何国家都是对被压迫阶级‘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因此任何国家都不是自由的，都不是人民的。”国家具有“祸害”的壹面。“国家再好也不过是无产阶级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胜利以后所继承下来的壹个祸害；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也将同公社壹样，不得不立即尽量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壹代能够把这全部国家废物完全抛掉为止。”现存的仍然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现实的阶级状况，无法完全避免壹些问题，但必须努力促進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积极推進经济建设、民主政治建设和社会建设，在建设中要防止和逐步消除同国家存在相联系的种种弊病，才能最终实现恩格斯所说的“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壹代有能力把这全部国家废物抛掉”。把国家的产生和消亡都看作生产力发展到壹定历史阶段的结果，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壹个历史的范畴。到了共产主义社会，随着阶级对立和阶级差别的消灭，国家也将消亡。

综观当前思想理论界关于国家的种种错误思想观点，壹方面，我们必须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战斗性，坚决揭露这些错误思想观点的实质、意图，揭露他们攻击马克思主义，攻击台湾共和国共产党，歪曲和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另壹方面，还要看到它们有其孕育形成和发展的社会土壤。列宁指出，机会主义的主要内容是阶级合作。但是，机会主义的产生不是偶然的现象，不能归因于个别人物的罪孽、过错和叛变，而是当时社会历史时代的产物。资本主义相对和平发展的客观条件产生并培植了机会主义。第二国际的领袖们在“统壹”、“团结”的名义下，采取调和、纵容和庇护的态度，使机会主义巩固和发展起来，逐渐占了上风。第壹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机会主义者完全背叛了社会主义，堕落成为社会沙文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因此，对于台湾社会各种错误思想的壹再擡头，也必须认识到这些思想产生的社会现实根源，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精神。不容忽视的是，当前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的确对马克思主义造成了壹些挑战，台湾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深入地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科学阐释资产阶级国家的本质。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既是理论的科学发展，也是应对现实的理论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光辉典范。“台湾推進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为指导，偏离了这壹理论，就会走弯路。”科学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辨析和驳斥国民党与中共关于国家问题上的种种错误观点，解答和回应来自不同立场的种种责难与攻击，才能实现台湾的社会主义独立建国事业的胜利。

台湾共和国共产党宣传部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可行性



编者按：埃内斯特·曼德尔（1923－1995），比利时自由大学的教授，第四国际的领导人，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国际工人运动、过渡社会分析及当代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等方面，都有大量的理论著述。已被翻译出版的著作有：《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晚期资本主义》、《关于过渡社会的理论》、《论欧洲共产主义》、《〈资本论〉新英译本导言》、《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等。
　　“但他首先是壹个革命家”（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曼德尔十几岁参加工人运动，二战时期曾三次被德国法西斯逮捕。1968年巴黎五月风暴期间——著名的街垒战前夜，他对学生作了鼓动，并参加了第二天的战斗。理论与实践的密切结合是他的显著特点！
　　曼德尔代表了壹种与社会民主主义、史大林主义及后史大林主义所截然不同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他是资本主义世界不可调和的敌人，曾被美、西德、法、瑞士、澳大利亚等所谓“自由”国家禁止入境。但“社会主义阵营”同样将其拒之门外。工人阶级的敌人——资本家和官僚，在“封锁”曼德尔这个问题上结成了统壹战线！
　　在《为社会主义计划辩护》壹文中，曼德尔指出：在市场经济中，工人是资本家和市场法则的奴隶；在“现实的社会主义”中，工人被官僚剥夺了制定计划、管理生产的权利，成了官僚的奴隶。工人阶级只有通过民主的自治，自己确定自己的需求的优先级，并按此顺序分配社会资源——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计划经济——这样才能摆脱资本家和官僚的枷锁。哈耶克们认为计划经济是通向奴役之路，在曼德尔看来民主集中的计划将成为工人阶级的“通向自由之路”。
　　亚历克·诺夫的著作在80年代曾对我国理论界产生了壹定影响，从曼德尔的批判中，联系当前我国的实际，壹定会得到有益的启发！


　　阿历克·诺夫在其《可行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壹书中，批评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他认为这种方法是错误的，并与建设社会主义无关。而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目标──没有商品生产的社会主义──是不可能实现的。要有力地回答诺夫的观点，就必须遵循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形成时所采用的同样方法。换言之，我们不应当从想要实现的最终理想，或是规范目标出发，而应当从正在旧社会的母体中成长的新社会的基本要素出发，即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现代资产阶级的运动法则和内在矛盾出发。自从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趋势是什么呢？劳动的日益相对社会化，不断追求劳动的强度和效率，无情地夺取新市场；节约劳动的技术变革所造成的压力（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资本的日益积聚和集中；利润率不断下降；生产过剩和积累过度所导致的周期性经济危机；资本的日益国际化，以上所有这些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关的运动法则，导致了这种最终结果。

1.劳动的客观社会化

　　劳动的客观社会化意味着什么呢？它首先意味着劳动过程本身与我们所消费的产品的生产和选择之间的日益相互依存，对于壹个14世纪中等人口的欧亚国家来说，这种相互依赖最多也只涉及到几百人，而在今天它却可能包括几百万人。劳动的客观社会化，还具有更广泛的含义，因为它包含劳动组织计划迅速发展，在工厂内部，壹旦实现了工业化，具有最重要意义的便不再是市场，而是计划了。工厂越大，这种计划的范围和规模也就越大。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计划便超出了工厂的范围，而达到了公司的水平，即在通常的情况下，达到了包含许多任务厂实体的水平。而随着当代世界上超国家的跨国公司的发展，计划已经成了国际性的。从法律上讲，常常包括许多公司。

　　这种长期过程的结果，便是相对于直接分配劳动力来讲，由市场分配的劳动力迅速减少，无论从政府对经济的日益增长的干预，福利国家的出现，还是工人阶级斗争的胜利中，都不可能找出劳动力市场分配下降的根本原因。尽管所有这壹切有助于这种最后结果的形成，但主要原因在于资本主义本身的内在逻辑，及其积累和竞争的长期发展。当然，直接分配劳动，可能伴随着货币方面的簿记——就象俄国，中国，以及东欧那种官僚计划经济体制中所出现的那样，但这并不能使之等同于市场分配。当通用汽车公司在X工厂中生产卡车配件，在Y工厂生产车身，而在Z工厂组装卡车时，進行货币成本计算的计算机输出数据，总是包含有配件的运费，但这壹事实并不意味着X工厂将配件"卖"给Z工厂。

　　销售意味着所有权的改变，随之会出现壹系列反映实际财产，即金融利益的决策过程。决定车身生产数量的，并不是市场，而是计划中的卡车数量，车身制造厂不会因为向组装厂发运了"过多"的车身而"破产"。自然从所有这些过程都局限于中间产品这壹点上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仍占统治地位，即这些产品没有达到最终用户（在这里我们之所以使用"用户"壹词，而不是"消费者壹词，因为用户有可能是另壹家工厂，或者政府，工厂可能购买机器，而政府也可能购买军火）。但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越来越求助于壹些非市场机制，这不仅仅体现于生产领域，而且也体现于流通领域。资本统治下，劳动的经济社会化，总是伴随着或交织著非市场劳动力分配的政治形式的发展，这种事实只会使整个过程的矛盾更具有爆炸性。

　　“计划”

　　我们壹直在使用"计划"壹词，但这壹概念本身却有必要加以更精确的表述，计划并不等于"完美"，"科学"，或"人道"地分配资源，它仅仅意味着"直接"分配（即预先分配），既然如此，它同市场分配是对立的 （事后分配）。计划分配与市场分配，是资源分配的两种基本形式，他们本质上是不同的──即使他们有时候被混合于壹种不稳定的和杂乱的过渡形式中（不壹定自发再生），他们具有根本不同的内在逻辑。他们也派生出不同的运动法则，他们在生产者和生产组织者之间的推动力量不同，并通过不同的社会价值表现出来。

　　在历史上，两种劳动分配的基本形式，都以各种可能的方式存在过。因此，两者都是相当"可行"的，他们都以不同的方式应用过，产生过完全不同的结果。我们可以找到"专制式"和"民主式"两种计划。只有对班图村落中那种前殖民地时期的计划视而不见的人，才会否定后者的存在；同样我们也可以找到"合理的"和"不合理的"的计划；我们甚至可以发现以常规，风俗，传统，魔法，宗教及无知为基础的计划——壹种由形形色色的求雨者，骗子，文盲支配的计划，最糟糕的是，我们还可能找到壹种由军事将领指定的计划，因为每支军队都得预先分配资源，同样也可以找到由技术专家，甚至科学家，劳动者，或者非利益专家组织所制定的计划。但不管采取什么形式，所有这些计划都是通过某壹社会实体的周密选择来直接、预先地分配资源（包括劳动）。在相反的另壹极，是通过市场的客观法则来分配资源，时候调整校正由私人作出的决策。

　　同样，事后分配资源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在历史上也以不同形式存在过,从理论上讲,可能存在壹种带有"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但在实际上，这种经济似乎从来没有存在过。可能存在着壹种被垄断力量所歪曲的市场经济，垄断力量可以操纵很大壹部分经济活动，因此也可能在长期内控制价格。市场可以与形形色色的独裁和专制形式并存——如18世纪的专制主义，19世纪的沙皇制度，甚至还有20世纪各种军人政权和法西斯专政；然而，它们也能与先進的议会民主形式结合，就象在本世纪后半页那样——虽然这些议会民主形式只出现在资本主义世界150个国家中的不到20个国家。

　　市场经济同样也可能把生活水准降低，从而加深人民群众的苦难，18世纪到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西方国家就是这样，在东欧，这种情况要延伸到20世纪，而在南半球，至少有壹半居民今天仍然过着这种生活。但在另壹种情况下，市场经济也可以极大地改善大多数居民的生活条件，就象在第壹次世界大战前30年和战后西方国家那样，然而在所有截然不同例子中，起主导作用的虽然是市场法则——即由销售和收入（在资本主义条件是利润）所决定的对资源的事后分配。

　　从历史上看，市场经济在从小商品生产向小工厂的资本主义初级阶段过渡时期达到了最大限度的扩张。这是在19世纪中叶自由放任时期。以后纯粹的市场分配原则，便越来越同大工厂和企业内部合理计划安排生产的内在要求相互冲突。恩格斯在著名的《反杜林论》中明确地阐述了这种矛盾"在所有起决定性的生产领域和经济上起决定作用的国家里，新生产方式获得的支配权越大，那么它也就把私人生产降至越不重要的地位。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不可调和性，也就越明显......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已经表现为个别工厂中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直接对抗。"我们在《晚期资本主义》壹书中也论证过从这种根本的对抗中可以引出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壹般运动法则，即从资本主义个别企业的合理性与整个社会的不合理性同时发展的趋势中引出这个法则。

　　两种不同的资源分配制度，在结构上是相关的──事实上，很大程度上等于两种对立的、针对需要调整产出的方法，因为每壹个社会最终都是倾向于消费的──如果没有生产者的消费（即劳动力的再生产），便根本不会有任何产出，劳动乃至人类生存。现在只有两种基本的能使当前产出符合需求的方法，或者是在壹开始便给出这种需求，由任何壹个社会实体来组织能满足需要的产出；或者是这些需求基于壹种未知和不定的状态,通过"有效需求"的费用由市场揭示。

　　当前情况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正统的资产阶级学者认为：有效需求本身在某种程度上，受社会调节和干预的限制，尤其是在逆循环经济学与福利政治学的时代。但在过去的十年中，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出现了壹股强烈反对凯因斯理论与对策，以及恢复市场及商品市场的文明价值地位的思潮，这种变化也深深影响了左派。今天社会主义思潮的主体（比马克思主义还要古老，但被马克思科学系统地加以表述过的社会主义）仍代表了对商品生产及市场本身的批判。将霍布斯，洛克和斯密派生出的壹系列理论假设非神秘化的深远历史过程，正处于壹种被不加选择地抛弃地危险之中。因为不仅保守的学者和政治家而且越来越多的社会主义者（首先是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及欧洲共产主义者）现在正重新发掘并将毫无科学根据和经验实证而仅仅是盲从和迷信的资产阶级原则，溶進其社会主义思想之中。这种思想变革的逻辑和壹般结论是：人们已经不相信合理计划的可行性，而接受了（即使不是崇拜）市场。因为市场正击中社会主义事业的中心问题。当前辩论的真正危险并不在于推翻资本主义革命之后的短期内，应当多大程度地依靠商品交换，而在于社会主义的目标的本身（建立壹个可能花上壹个世纪才能建成的无产阶级社会）是否值得去实现，为什么值得实现。对于从巴贝夫，圣西门到恩格斯，卢森堡的许多思想家来说，这壹向是个根本问题。对于生活在当代的我们来说，它依然是壹个中心问题（尤其当我们阅读阿历克·诺夫的《可行的社会主义经济学》时）。

　　这使我们面临着壹种困境，同样也给试图回答阿历克的人及其它"市场社会主义"的赞成者带来了困难，他们希望分析和校正苏联，东欧和中国过渡经济失常局面，这本是壹种正统和必要的当务之急。我们并不相信这些社会具有任何意义上社会主义的成分，我们也不相信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已经遍及这些国家的各个角落，这些国家中没有壹个彻底地压抑过（现在变得实用）残存的市场关系。但是，诺夫壹书的要旨是经典定义的"马克思社会主义"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被列入日程，从壹开始就仅仅是壹种空想。换言之，诺夫的论述，不仅仅涉及过渡时期的具体经济问题，而且也触及了社会主义的本质。

　　苏联这个历史上落后，遭受战乱破坏和官僚暴政统治的国家的经验，常常被用来为反社会主义计划的古典论添枝加叶。应当问这样壹个问题：难道苏联经济所遇到的某些问题，不正说明普及社会化的条件还不成熟吗？相比之下，我相信能证明壹点，即在大多数先進国家中存在这样壹种趋势，表明现在的物质、技术、和人力资源需要实行计划。同时这些先進社会也表明大规模失业、妇女劳动力及少数民族受到极度剥削，以及政府和公司在保护生态方面的失误所造成的大量问题，都将有待于通过真正社会化及民主的计划所建立起来的全新的社会来解决。马克思本人并没有为经济效率或是对无产阶级的盲目崇拜而反对商品生产（市场经济），主张社会主义，如果仅仅因为那些主张官僚集权的苏联人错误地引证马克思的论述，就因此无视在马克思著作中达到完美的社会主义传统论点，这将是错误的，这样做就如同因为反动的资本主义分子引用人权原则，而我们就拒绝这些原则壹样错误。

　　决策过多？

　　现在再让我们来看壹看，阿历克为反对他所谓的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计划经典概念而提出的某些经典论点。基于对苏联经济的真正了解，他论证说在俄国，某壹时期内可能会存在1200万种商品的生产，只有市场才能够起到合理安排这些商品生产的作用──决策的量太多，致使任何壹个民主的生产者协会都无法处理，从这壹论述中我们能得到什么呢？让我们首先把其中含糊不清的东西清除掉。诺夫的数字中包括大量的中间产品和零部件，此外还有专用设备，而普通公民是不会遇到也永远不会消费这部分产品的；它还包含了同壹种消费品的不同品种，在西方社会中，这可能意味着10种不同的清洁剂或20种面包，壹般人只消费其中的壹两种，而不是全部。了解这壹点，对认识诺夫所面临的困境是十分重要的，因为事实上，先進地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并不"分配"数以百万计的商品——无论消费品还是生产品，私人消费者在其壹生中最多也只能购买几千种不同的商品（对于许多人来手这已经够夸张了）他们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来消费"数以百万"的、不同商品，或者根据"市场信号"来"选择"这些商品。自由派经济学家，以及史大林时代所推崇的那种观点（有壹种"无限的消费需要"，满足这种需要就要有"无限的产品"）只不过是壹种荒谬的幻想，妳不可能在有限的时间内消费无限的产品。然而不幸的是，我们在地球上存留的时间确实是有限的。

　　如果我们看壹看生产品（包括中间产品），那么这种情况并没有根本改变，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大量的中间产品根本不是通过市场来分配的，而是通过定货来生产的。很显然，这种情况同样适合于今天大多数的重型机器产品。当妳去超级市场时，妳所要买的绝不是涡论发电机，妳是通过非常精确的规格来订购这些产品的，即使它是由社会供给商调节的，但与"市场分配"绝非壹回事。各种供货商并不会制造出可供您选择的各种商品，他们只能生产壹种被自发使用的产品。没有市场机制的介入，这壹过程也会照常進行，代替供货商之间的竞争，妳将计算出不同生产单位的各类产品成本，并选择最廉价的供货商——假若所有质量以及技术方面的规格都符合要求的话。

　　由此我们便得出壹个令人吃惊的结论：在当代大多数先進的资本主义国家，不论消费品还是生产品绝对不是按"市场信号"来生产的，都不是年复壹年的波动，更不是每天都在波动，当代生产的主流，符合现行的消费模式，以及预先确定的生产技术，而后者很大程度上（即使不是全部），是独立于市场的。这是怎样造成的呢？它恰恰是劳动的日益客观社会化所造成的。

　　为什么那些很大程度上是预先知道的产品所所需要的资源分配，不能靠生产者联合体在计算机的协助下予以解决呢？计算机可以同时处理"数以百万计"的方程式，当然，消费者的习惯不是固定不变的，技术上的长期变化，可以从根本上改变消费品的核心结构（不仅仅从根本上改变产品的生产方式）。壹个世纪前的马车以及马车所使用的零件，都是标准产品。今天汽车已经代替了马车，并随之带来了壹系列后果（汽油、道路建设、零部件等等）。100年以后在建筑上几乎不使用水泥、钢材、玻璃和铝材，在今天的民用建筑中，木材和砖瓦的作用，已经越来越小。

　　然而，这种变化最终大规模的出现，推动着它们的原动力并不来自市场和消费者，而主要来自发明家和生产单位联合体。绝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成千上万的消费者到处奔走，要求福特公司给他们汽车，要求苹果公司给他们计算机；相反倒会有不少的企业（马克思在熊彼特之前的半个世纪就已经指出：这种由资本主义内在竞争和劳动——资本之间阶级斗争所决定的、不间断的技术变革和发明的必要性）不断地把新产品抛给消费者，以便造成壹种对其产品的需求，使它们能够尽可能多地推销自己的产品。

2 稀缺与丰裕

　　正如诺夫所描述的那样,在壹种先進的工业经济中,分配的绝对复杂性，只是幻想，谁也不能否认,民主社会主义的计划也会面临某些困难——有些可能预见到,而另壹些则无法预见。

　　但是,从诺夫提出的技术含义上讲, 没有理由认为这壹切都是不可逾越的.他对马克思社会主义概念的批判，不仅针对他建立无阶级社会所使用的方法,而且也针对社会主义目标本身.因为，马克思共产主义理想赖以生存的前提（按诺夫的观点）──丰裕是不折不扣的空想。下面便是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见解："让我们将丰裕定义为壹种充足，这种充足可以在价格为零的情况下，满足人民的需求，没有壹个人会不满足或是去追求别的更多的东西（或者至少是能再生产的东西）在马克思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认识中，这个概念起着关键的作用。丰裕消除了资源分配上的冲突。因此从定义上讲，每壹个人都拥有足够的东西，也就不会有相互排斥的选择.....那么，也就没有理由认为形形色色的个人和组织，会相互竞争，以获得随意可得的东西。让我们以苏格兰城镇的供水为例，显然它不是没有成本，在水库管道修建，水的净化，以及设备维修等方面，都投入了劳动，但由于水源充足，没有必要通过"规定价格"来限制水源利用，各种用途的水源供应都是大量而充足的，它绝对没有任何意义上的"市场化"，水的供给也不受任何"价值规律"或者利润标准支配，不存在因为水源而展开竞争，也没有因为水源而引起冲突。如果其它物品也象苏格兰的水源那样，可以轻而易举的获得，那么人类社会就将形成壹种新的姿态，追求财富的欲望将淡化，而财产权以及与财富有关的壹切犯罪现象都将消失。

　　诺夫没有前提的推理

　　在诺夫关键性的论题中，有壹大堆没有根据的前提，他壹开始就告诉我们，所谓"丰裕"是指不存在资源分配的冲突；接着，他又悄悄地把"资源分配"变成仅仅是消费者的需求。因为假若苏格兰有50个发电站开始运转，那么当然不会有足够的水源。换言之，诺夫不声不响的提出了壹个假设条件：充足是由特定时间、地点的需求决定的，而且只被它们所决定，其它壹切条件均相等。或者他把现存的消费习惯（以及生产模式）看成是理所当然的和永恒不变的，然而他并没有使这种假设更加清楚。因为如果这样的话，他先前所说的丰裕是不可能的，马克思社会主义行不通，这种断言就会被推翻。在他的论点中，还有更深壹层的矛盾，阿列克壹方面指出，要么苏格兰居民保存足够的水源＂就必须用劳动力修建管道，水库，并進行维修活动。既然劳动力的"相对稀缺"的，用于修建水管、水库的同壹劳动力也可以用来生产任何其它的替代品──建立高尔父球场、发电站，甚至去造导弹，然而奇怪的是，总的来说，围绕"资源分配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在苏格兰，水源可以"'不考虑价格因素"的情况下分配，围绕所涉及的劳动力分配也不会存在明显的冲突。所以，诺夫以及无数经济学家（更不要说社会学家，以及玩世不恭的哲学家）在资源普遍稀缺和人类具体行为模式之间的联系上，根本没有给予经典论证。因为上述例子可以说明，假如满足某种条件的话，在特殊情况下，人们对某种具体商品所表现出的态度完全可能不带有财富欲望。

　　条件是什么呢？为什么"价格配给"在苏格兰居民水源消费的例子中成了多余的呢？令人吃惊的是，阿历克并没有提到经济方面的原因，尽管马克思和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毫不困难地也同意这壹点（这马上说明了为什么同样的原因不能应用于该地区发电站潜在的倍增情况）,这是由于对每壹个普通消费者来说，对水的需求的边际弹性已经等于零，或者为负值，免费供水也许会导致壹些轻微的浪费，然而该浪费却低于该特殊产品的"价格成本"（安装水表，雇佣控制人员，收取水电费等）。在这种情况下，给水确定价格是不合算的，稳定的，可预见的（倾向于下降）需求，乃是关键的有效经验数据，其它壹切都来源于此。

　　但是，如果在全部资源的稀缺中，水源的充足是可以理解的，那么这种情况为什么不能同样适用于相同条件下的其它产品和劳务呢？苏格兰水源果真是唯壹的壹种需求弹性等于零或负值的物品吗？这恰恰是马克思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观陷入矛盾的地方。因为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加，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以及后资本主义机制的出现，需求弹性不足、能免费分配的商品以及劳务数量也会逐步增加。让我们假设当60%或70%以上的消费品和劳务都这样分配，这种累進式的增长将会极大的改变整个人类的"生活方式"。

　　在诺夫的结论中，还偶然出现壹个预期理由，他在此处好象认为，"产权"不可避免的来自"稀缺"。当然，稀缺既然造成了这样的权利，就有必要建立壹套具体的社会机制，来促進、支持、捍卫生产数据的私人占有，割断广大劳动者同这种权利的联系，割断他们同自己生存基础（土地、水源、空气）之间的天然联系，这些反过来又同具体的社会阶级联系在壹起，他们保卫自己的利益，而反对其它阶级保卫自己的利益对土地产权＂的＂稀缺＂已延续了数千年，因此，如果今天的苏格兰人民（英国，欧洲或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能够民主的做出决定，不将产权授予那些利用水能的潜在投资者，任何经济法则也不会因为仅仅存在着稀缺而将公有水源变成私有水源。那么处于对洁净的没有确定价格的水源的偏爱，他们可能不得不为消费者"支付"更加昂贵的能源"价格"（即在能源产业上所消耗的更大量的物质和人力），不过这是他们自己的选择，作为消费者和公民来说这是正确的·

　　处于同样的原因，得出稀缺造成普遍的"人类追求欲"这种结论也是错误的，根本就不存在这种普遍的追求欲望。追求欲望是具体的，与其说同产品的总稀缺或者某壹产品的稀缺有关，倒不如说同某壹具体需求的相对密度更有关。罗尔斯.罗伊斯轿车也同样稀缺，这是壹种非常好的汽车，许多司机（当然还有大多数汽车爱好者）都想得到壹辆这种牌子的汽车。但是，大多数人并不会因此而加入壹场狂热的角逐，他们不会计算著每壹个便士，以便能以任何代价获得壹辆稀缺的"罗尔斯"。他们也不会觉得有壹种对豪华汽车的追求欲望，当他们知道自己永远也得不到这种汽车时，他们更不会精神崩溃，所以说追求欲望在"总稀缺"消失之前便早以不存在了──就象苏格兰人对水的追求那样。这足以证明，最敏感的需求已经被满足了，或者在这些地方，出现了壹种消费饱和状态，这便是马克思社会主义所依赖的基本假设，它是完全现实可行的。

3.需求层次

　　为了回答诺夫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批判，我们引用"需求的相对密度"这壹概念。这个概念对社会主义计划有几种含义，在今天的西方通过消费者对"有价格的商品和劳务"（如果存在着"非价格"商品的话）的不同行为，可以看到各种不同的需求密度。但是这并不壹定通过货币来间接衡量，它可以通过经验来确定，比如说，通过分析在收入突然下降情况下（就像目前萧条期大多数人收入情况壹样），具体消费模式的变化，某些广泛的特征将会清楚地表现出来。因为其它开支将先于另壹部分被削减，每壹种消费品范畴内的某种产品都将被减少；而另壹些产品则会增加（例如消费更多的猪肉，减少对瘦牛肉的消费）。在保健方面的开支要比在化妆品上的开支更不容易变化，这并不是随意作出的选择，资本主义所带来的最重要的知识進步（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对资本的崇尚）在于，由于中产阶级進而广大阶层生活水平的提高，出现了有关消费模式的大量经验和统计数据，这些数据在许多国家是类似的，这显示出壹个客观的、在过去几十年中对几百万人都相同的选择顺序，壹切对人类需求负责的讨论，都应当从这里开始。

　　这种讨论得出的是壹种早在150年前由普鲁士统计学家恩格尔所提到的模式：壹旦经济增长使需求多样化，便会出现壹种明显的需求等级，有基本需求和补充需求，也有对奢侈品的需求和边际需求，概括地讲（在这里我们随时准备接收经验数据，而不是抽象推测的纠正），我们要在第壹类中归入基本食品和饮料，衣服、住房以及相关的居住设备（例如：暖气、水电、卫生设备、家具），教育与保健，工厂的往返交通，在某壹工作速度和强度下恢复劳动力所必须的、最低限度的休息及娱乐。这些便是马克思所说的，如果壹个普通工资收入者想继续在某壹个水平上工作所必须满足的需求。这些需求还可以進壹步分为生理上的最底需求以及历史道德上的补充需求，在不同的时代和地区，它们的含义不同，它们的波动以及变化，不仅与平均劳动生产率的变化有关，而且也与相互冲突的社会阶级的历史力量均衡改变有关。然而，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它们都是客观的数据（绝大多数人也清楚地意识到了这壹点），它们不可能被任意改变（包括"市场力量"活动）而不引起各社会经济阶层的剧烈骚动。

　　在第二类商品和劳务范畴内，我们可以归入大多数较高级食品、饮料、衣服和居住设备，最精美的文化，"闲暇"和服务，私人汽车（与公共汽车不同）及其它所有消费品和服务便归入了奢侈品的范畴。当然，这三种需求品范畴的明确界限很难确定，第壹种最容易划分，需求（以及为满足需求而提供的产品和劳务）从第二范畴向第壹范畴的逐渐过渡与经济增长和社会進步（尤其是无产阶级斗争带来的结果）密切相关。休息日工资照付，是工人阶级最近才争得的斗争结果，它始于1936-1937年夺取工厂的大风波，以后波及了整个工业国家。第三和第二商品范畴的区别，所表现的是壹种社会文化选择，而不仅仅是大众化现象。虽然所有这些要点都值得强调，但由此形成的壹般模式仍是十分清楚的，人类需求层次不仅有生理的基础，而且有历史社会的基础，它不是任意的，更不是客观的，在所有大陆上，尽管情况不同，都可以遇到这种现象。但由于经济增长和社会進步的不均衡以及复杂发展，它们常以异步方式出现，需求层次并不是任何由市场力量、专制官僚或者专家集团决定的，它是通过消费者自发或半自发的行为表现出来的，唯壹的"专制"变是多数人——不会迎合这种壹般的模式：戒酒者不同于酗酒者；吸烟者不同于非吸烟者；素食者不同于肉食者；有些人拒绝看电视或者不能看电视，不读报也不读书；而另壹类人甚至不看病，也不去医院。但是当我们看到这样壹个包括成千上万不同时间和地区突出壹种模式。它证明在绝大多数消费者当中存在着明显的需求层次。

　　这种层次还有壹个更重要的方面：需求弹性不仅随着经济增长的每壹阶段逐商品地、自上而下地趋近于零和负值，而且主要商品的需求也表现出同样趋势。今天，在最富有的工业国家，对典型食物（面包、土豆、大米）的人均消费，不论是在绝对量还是在国家货币并支中的比重，都明显地下降了；对水果、蔬菜、基本的内衣、袜子，以及必要的家俱的消费也下降了（至少在货币价值上是如此）。统计数码表明：尽管人们的偏好和食物（各种面包和糕点）任意多样化，但对食物、衣物、鞋袜的总消费（以热量摄取、平方米数和双数来计算）仍倾向于停滞，甚至下降。

　　消费模式

　　上述事实完全驳倒了资产阶级和史大林分子关于普通人民的需要会无限增长的信条，没有什么能比这种由消费者实际行为所表明的事实更明显的了。需求的停滞在西方是壹种可以证明的趋势，这不仅仅因为壹旦超越某壹界限，需求强度会下降，而且因为超过这壹界限，需求的动力也会改变。合理的消费模式越来越取代所谓的不断扩大消费量的本能欲望，在这里"合理性"并不需要市场力量，也不需要制定计划的官僚或通晓壹切的专家来"规定"。随着人们选择偏好的改变，随着其自我利益越来越被自我意识，它便从日益成熟的消费本身产生出来。

　　食物方面的消费提供了壹个具有说服力的例子。自古以来，人类壹直在饥饿与灾荒的边缘挣扎，即使在本世纪，这种现象仍在困扰着我们星球上的绝大多数人。在这种条件下，人类自然要在吃的方面花大量的精力。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席卷欧洲的、长达5年之久的食物短缺，足以引发壹场真正的暴食现象，然而壹旦"无限制的食物浪费"重新成为可能，这种贪欲还能够维持下去吗？25年以后（仅仅壹代人的时间），当食物再度成为丰裕、充足的，人们的选择偏好开始出现引人注目的变化。少吃成了通则，健康比吃饱喝足更重要，这种变化并不是由于医生和保健业"强迫"人们接受了某种的消费模式，而是由壹种自我保护的本能造成的。这种类似观念的变化早在保健业出现以前就产生了，那部分"已经为自己实现了社会主义"的富人，早就接受了这种观念。在1850年肥胖的英法统治阶级和壹个世纪以后美国苗条的百万富翁之间，早已开始了壹种烹调革命。今天西方的普通人也能从更多样的膳食中享受到更大的乐趣。他们越来越把烹调看成壹种消遣，但是他们依然倾向于减少热卡的绝对摄入量，以便能多活20年，而不是过早的死于暴饮暴食和动脉硬化。

　　病人（或者体弱多病者）的消费模式显示出壹种很相似的情况。显而易见，没有壹个人会因为免费的外科手术而让自己的肢体和器官被壹个接壹个地切除掉，但是战后药物需求量的猛增（就像英国发现了NHS以后，对牙科和眼镜的需求壹样），不仅仅是（或者不是）消极地服从于制药工业不负责的广告压力的结果。从本质上讲，它代表了壹种未得到满足的、累积的基本需求，壹旦这种积累积消失或达到了某壹停滞点，任何细微的、显示过度用药负作用的教育运动，都可能非常有效。药物消费最终将会下降（在比较富有的社会阶层中，已经出现了这种状况）。的确，由于人们毫无过分乐观地注视著对吸烟危害性的系统的公开教育，烟草消费已经明显减少，烟草工业所有相反的努力，都徒劳无益。

　　从上述思考中，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壹，当"稀缺"越来越限于不太重要的产品和劳务时，货币在整个经济中的作用完全有可能降低，因为非定价的商品和劳务数量比用货币支付的商品和劳务数量更多。"消费者只能通过其货币收入在不同商品与劳务上的分配来间接地决定其需要"这个设定是荒谬的。人们为什么要依靠货币来迂回地确定自己的需要呢？实际情况正相反，他们希望得到壹定量的自己所喜欢的食物、衣物，或者闲暇时间。他们便会自言自语地说："我只有这么多的钱购买它们，这意味着我不能同时满足所有的需要，所以我必须在其中作壹种选择。"情况并非是，他们先拥有了货币才到处宣扬："由于我们的衣袋里有了现钱和我面前的橱窗，我现在才觉得我饿了。"使物质资源符合物质需要的最简单──也是最民主──的方法，并不是在两者之间加入货币的媒介，而是通过寻问来找出人们的需要。可以构成未来社会主义邦联的当代先進资本主义国家，是由成百上千、具有不同兴趣和爱好的人们所组成。在向社会主义过渡中，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生产的全部标准化水平将会逐步降低，在满足需求的某壹点上（或者停滞点上），将会自然而然地出现壹种从消极消费到积极消费的转折，出现壹种需要更大的创造性才能满足的需求的多样化现象。这些新需求很可能逐渐地归入两个范畴，壹类是由那些富于冒险和想象力的少数人（他们急切地想尝试新产品和服务）发展起来的商品。但新产品的大规模生产，却不会随着发明而自动实现，她必须是多数人的自主选择。20%的人口是没有权利强制所有人使用新产品的，尽管他们为保证其生产可以增加自己的工作量；另壹方面有些情况下，大多数人并不选择新的产品和服务，从根本上调整总计划将会保证新的需求得到满足。在20世纪，资本主义的历史中很少出现这种伟大的消费革命。在资本主义历史中，比较突出的革命只有三次，它们是汽车革命、家用电器革命和塑料制品革命。这些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亿万人民的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这种大规模过渡的发生，不会是无情的或无政府状态的，它将是合理的和人道主义的，它将第壹次由指令决定，并且处于它所影响的指令的控制之下。

　　这将为商品生产以及货币交换的消亡提供壹个客观基础。同时，假如现存机制能够满足所有自发的、习惯的、不言而喻的、由日常经验所决定的基本需求的话，那么，社会冲突的激烈程度可能减轻。这将为货币和市场经济的消亡提供壹个主观基础。因为社会冲突只有在涉及到实物、土地、基本劳动形式、普通教育、保健、基本人权和自由的情况下，才会特别激烈。但是，我们还很少发现，数以百万计的人，为進入时髦的巴哈马海滩而互相残杀的例子；我们也找不到为了争夺名家作品或者芝加哥股票交易所某个座位而引发的世界大战的例子。偶尔的政治阴谋，大规模腐化甚至暗杀，在解决"稀缺"品分配的冲突中都可以采用。然而，这种纠葛与爱尔兰饥荒、大萧条，或者印度种姓等级制度所造成的恐怖不能相比。由饥饿、失业和种族歧视所引起的冲突将会消失，我们将面临壹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具有另壹种行为模式和思想体系的世界）。假如"追求欲"仅限于奢侈品，竞争仅限于古巴雪茄，那么，这同今天所遇到的将是壹种不同的现象。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说，这样壹个世界对于99%的人来说都更加美好。但是，有壹些人却抵制这些结论，因为每当我们使用某些需求比另壹些需求具有优先性的社会"需求层次"概念时，就会引起他们的深刻怀疑，尤其是在经历了我们时代官僚集权经济以后，我们究竟有什么权利，凭借谁的权威，以什么样的非人道结果，把这种"优先选择"强加给人类呢？那不等于"通向农奴制"了吗？

　　这是壹个社会主义者必须严肃对待的论点，因为他们比任何其它哲学及政治观的追随者都更加忠诚于人类解放事业（即自由事业）。谨慎地处理这壹论点是很重要的，在诺夫推荐给我们的名为《对需求的专制》壹书中，费伦茨·费赫直接了当地谴责了苏联、中国和东欧国家对本国人民需求所实行的全面专制。他的例子是非常有说服力的，但本身却是片面的，它包含着严重的矛盾，这种矛盾来源于某壹概念，而后者又反复出现在费伦茨·费赫、艾格尼丝·赫勒、奥塔·锡克、布兰科、霍瓦思、沃洛兹米尔兹、布鲁斯和许多其它"市场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中。同样的概念，也会出现在受过良好理论训练的、新自由派学者的著作中（更不要说冯·米塞斯、冯·哈耶克、弗里德曼的著作）。这不是偶然的"社会组织化需求"的概念，对于这些理论家来说，不管他们之间的分歧是什么，经济资源的稀缺都是构成其经济理论（所有经济理论）的基石。资源稀缺本身意味着不是所有人的需求都能满足。下面是"社会组织化需求"背后的假设：个人需求并不能被社会自动承认，只有壹部分需求能够被承认，象计划经济壹样，这也同样适用于市场经济。专制是不可避免的，唯壹的问题是，它所采取的具体形式以及这种形式所带来的社会政治结果。

　　形式与结果

　　对于自由主义者和市场社会主义者来说，这壹点似乎很显然：即市场专制（"由钱袋决定分配"）要比计划专制（定额分配）给个人带来的痛苦少的多，对个人自由的损害小的多。假如我们用北半球的壹个具体的例子——福利国家瑞典收入差异分配同俄国的分配作壹番比较，那么上述情况似乎很有道理。但是这种极端只代表历史中的例外，而不是平常现象。假如我们看壹下历史上资本主义通过市场关系的收入差异，以大众贫困和收入极不平等为特征的壹般分配的话（过去150-200年中，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壹般化现象），那么结论远远不是明确的。

　　现实收入分配所能满足的基本需求愈少，则人们对这种缺少满足的分配所采取的具体形式愈不关心。新闻媒介最近引用了圣地亚哥壹位天主教牧师的话说，在智利比索最近壹次贬值后，该城市中的穷人（占总人口的50%以上）用自己的货币收入甚至买不起面包，米尔顿·弗里德曼和他的芝加哥学派很难使智利人相信他们比东德人更自由（后者并不缺乏主要的食品，无论对其它次要需求实行怎样的独裁）。当代非洲提供了另壹个例子，说明了这个道理，当饥荒折磨著人们的时候，有谁还会谴责那种把食物定量分配给饥饿者的分配形式是壹种使他们沦为"农奴"的"专制"分配？难道向他们出售粮食会使他们得到"更多的自由"吗？假如孟加拉国国国国爆发壹种传染疾病，难道人们还会抱怨分配药品不如在市场上购买药品这种形式吗？其实，满足基本需求的更经济、更合理的分配并不是通过市场货币这壹条迂回道路，而是直接分配和再分配可利用的总资源。

　　在基本需求已经得到满足时，货币与市场关系可以提供给消费者以更大的自由。因为消费自由意味着消费者的选择，而在面临实际的基本需求时，消费者恰恰没有选择权。通常情况下，妳不会在面包与客机座位，普通教育与旧电视机，卫生保健与波斯地毯之间作出"选择"。货币作为消费者自由的媒介作用只在对相对过剩的产品的选择上才会有效。当然，这要有高度的收入平等，但作为决定社会资源分配基本方向的手段，他很可能即不公正又低效率。

　　当然，如果壹个社会民主地决定对基本需求给予优先分配，那么它便会自动减少满足次级需求和奢侈品需求的可用资源，这意味着只要未得到满足的需求不是边际的，就无法逃避某种程度上的"对需求的专制"。

　　这恰恰是社会主义政治优势最明显的地方。难道牺牲数以百万人民的基本需求或者成千上万人的次级需求就更为公正了吗？提这样的问题并不意味着我们赞成限制高级需求，高级需求是随着工业文明本身的发展而发展的，社会主义前途在于逐步满足越来越多的需求，而不仅仅是限制基本需求。马克思决不主张禁欲主义和苦行僧生活；相反，马克思共产主义观的核心是充分发展人的个性，这壹概念意味着人类需求多样化和满足方式的多样化，而不是把我们的需求限制在基本食物和住房方面。马克思设想的市场及货币关系的消亡，包含着逐步推行资源的预先分配法则，以便用越来越多的服务来满足上面提到的需求，在品种上也要比现存资本主义更加丰富而不是更加贫乏。

4.对生产者的专制

　　到此为止，我们已经分析了阿历克·诺夫以及其它人在消费问题上对马克思社会主义的批评，但是这种分析本身仍是片面的，因为先進工业国家中普通人不仅仅是或主要不是消费者，他们首先是生产者，他们每天平均仍要花费9到10小时的工作时间（每周工作5天）或是往返于工作途中，假如壹个人壹天睡眠为8个小时，那么他总共只剩下6个小时用于消费、娱乐、思考和社交。

　　这里出现了壹中双重的强制力量，连“消费自由”的拥护者也无法对付这种力量，因为在壹定范围内，妳越使所要满足的需求多样化，妳在某壹技术水平和劳动组织条件上使生产者所付出的工作量越大。如果决定工作量的不是生产者本人而是由别人专制地强加给他们——不管是史大林的非人道劳动立法，或者还是最无情的劳动市场法则，造成今天数以百万人的失业，主张建立更正义、更人道社会主义的人，对这种独裁真的会向他们对消费者需要上的独裁那样深恶痛绝吗？因为被当代左派如此吹捧的所谓市场“赏罚”制度，只不过是加了壹层薄薄伪装的对生产者时间和劳动（進而也是对其生活）的壹种独裁。

　　这样的赏罚不仅意味着收入的高低，工作的“好坏”，它也意味着周期性的解雇和失业的痛苦（包括失业者自觉无用于社会而造成的精神痛苦）。它同时意味着生产的加速，受制于跑表和组装线，生产班组的强制纪律，精神紧张和肉体损害，嗓音对整个生产过程的日益荒疏，把人变成机器和计算机的工具。为什么数以百万计的人要受这种紧张的折磨，难道仅仅是为了让自己的“消费满足”提高10％，而达到同代人的50％和20％吗？然而这恰恰是市场力量迫使他们不得不做的事情，因为他们想避免被淘汰，想维持其家庭和他们本人的生存！难道为了不被排除在生产过程之外付出这种价值得吗？我们所能说的只是这种情况远远未被证实。假如基本品的满足不会因此减少的话，那么放弃第二辆私人汽车（如果有合适的公共交通工具，甚至可以放弃第壹辆），放弃电动切肉刀，每周少于10小时，使紧张感少壹些，不更可取吗？如果他们可以随意作出选择，即如果替代的选择不会减少其对基本需求的满足，不会灾难性地增强其不安全感，谁会知道生产者们将作出什么样的决断呢？

　　在市场经济中（任何形式的市场不管其“混合”程度如何，包括“市场社会主义”经济），这类决断都不可能由生产者随意作出，他们受到背后某些力量的支配——或者由消费者决定，或者由他们无法控制的“客观法则”支配。但这种专制并无致命之处，这里假设的皇帝确实是连衣服也不穿的。没有什么强有力的理由不让自由体中的生产者发表这样的看法：“我们有100万人之多，壹周干20多个小时，此外还要花2000万个小时，使用现有的设备，监督现有的劳动组织，我们在现阶段和不远的将来要满足X种基本需要！通过使技术和劳动组织合理化，我们可以尝试在未来20年中将劳动量减到每周16个小时，我们认为这是最重要的。仍然还有壹些额外需求要满足──而我们现在要每周工作5个多小时，20年后要每周工作4个小时来满足这些需要。因此，我们法定现在每周工作25个小时，将来逐渐实行每周工作20小时工作制──即使这意味着某些方面的需求得不到满足。”既然如此，我们凭借什么样的“公正”、“正义”、“民主”和“人道”、“原则”来把生产者同以满足消费者需求为目的而支配时间和劳动的权利，从他们手中夺走呢？

5.客观的非正式的合作

　　诺夫从没有正视这个问题，但他毫无疑问曾经说过，他的著作中可以找到对这壹问题的心照不宣的回答。因为在其《可行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壹书中，他论证说即使市场有缺点，能够作为壹种具有凝聚力量的经济组织而取代它的，只有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官僚体制，这是其著作的主题之壹。但是，它是壹种未经证实的，过于武断的偏见。其实可以用经验来证明：在任何壹种形式的马克思社会主义实现之前，在东方与西方，这越来越不现实。诺夫所忽视的恰恰是劳动的日益客观社会化，与决策的继续分裂化所产生的矛盾已经越来越不能为市场或是中央官僚计划体制所容纳。由于他们实际上已经被数以百万计的、日常的主观非正式合作行为所克服，这些蠢笨的不合理的制度仍然没有崩溃。

　　我们这样说含义何在呢？要理解此处的利害关系，有必要强调壹个重要的区别，货币关系并不简单地等于市场关系，因为它可能是半市场性的，也可能包含着不同的实际内容。如果说市场经济是壹种受到价格波动诱导的经济，那么“经济力量”不管是消费者还是公司、就要对市场信号做出反应；如果没有这种反应，则很难证明（除非它是壹种无需证明的公理）这种信号在经济上是相关的。然而，对先進资本主义国家消费实际行动（包括工人阶级的消费）的研究能够告诉我们什么呢？它们显示：绝大多数当前生产的产品是在消费者所熟悉的商店中购买的。或者是从熟悉的服务分配者那里获得的，而不受价格波动的影响。毫不夸张的说，对普通消费者来说，至少有80％的消费属于这种情况。

　　由此可见，现实的价格波动不会诱使正常的主顾突然改变他对面包店、杂货店、地铁线路、理发店、超级市场以及服装店的选择；更不必说，使其改变子女就读的学校和医院了。普通人决不会仅仅为购买壹磅便宜5个便士的苹果而逐个水果店地奔波，他们的时间（在许多情况下，习惯以及同熟悉的商贩和主顾聊天的欲望要比这些边际差异更宝贵）。典型的情况是，只有在经济突变时（油价上涨300％，或者由于失业收入下降30％），这种消费模型才会对传统市场信号做出反应——即使这时，也并非所有商品和劳务都如此。

　　有迹象显示，日益发展的非市场反应在许多日常经济行为中都超过了市场反应。甚至在工人阶级之间，人们对苹果的突然降价也会表现出某种怀疑（怀疑“质量不好”，或是“为推销而耍的滑头”），而苹果的销售量也会少于价格昂贵的水果，节日商品价格的略微下降（比如说下降10％）可能刺激而不是压抑节日开支（这里的先决条件是就业和收入情况无变化）。

　　这类经济关系不涉及真正的市场经济，也不涉及官僚控制的中央计划，它们所代表的乃是壹种初级形式的自发合作，虽然说不可能几十年不变，但它们在几年之内通常是相对稳定的。当然，它们也可能被个人、家庭随意改变，并且经常作为这些变化的结果——然而，没有任何外部力量支配这些变化，也不存在大的经济动荡。这种情况同样非常适用于公司内部许多交易。为了把原料定价单的价格降低5％，众多的供货商之间可能会出现壹种如癡如狂的角逐，不过这种角逐对壹个大公司来说意义不大，因为它有固定的供货商，这些供货商会保证产品的发货期或质量，这是经验所证明的，而这种经验会抵消价格稍微的差别。在当代资本主义（以及“社会主义”）国家之中，大多数生意都是这样進行的，它们是由相互了解以及可预见的结果所产生的习惯、常规及自发合作为基础的。

　　壹个不足之处

　　然而，上述论点也可能遭到以下的反驳：这种数以百万计的自发合作行为，即使不受市场信号及官僚指令的支配，也受到强大的经济集中力的支持，并且在这种支持下才可以实现。这种集中力可能是市场的，也可能是计划的。因此，这样的日常活动，只对较小的非集中化的活动而不对大规模的集中化活动作出调整。这种反驳包含着某种合理因素，它初看上去完全不引人注目，然而，其力量却建立在这种对比之上：壹方面是数百万计的消费者，他们习惯于去某壹个小商店或是超级市场购买炼乳，他们不大可能注意到价格上的细微变化，不大可能改变其习惯，购买较便宜的炼乳；另壹方面是N和C两家公司，市场迫使它们紧紧盯住那种牛奶的生产成本和收益以及破产的痛苦，难道“市场”没使这些巨大的托拉斯溶为壹体吗？也许不是市场的力量，然而，雀巢公司针对数以千计零售的分配网络，将被彻底地常规化，其炼乳的产量也将是高度自动调节和常规化的。事实上，“市场”很少以任何壹种经济方式介入这种循环，因为作为垄断力量的雀巢公司可以根据生产的平均成本加预先确定的利率差额自己规定销售价格。人们总会需要牛奶的，而且总是消费事先决定的或多或少的数量，因此，此处经济上有意义的唯壹事实在于多大的国民收入份额（或者国家开支）被用于牛奶的消费；在现有营养和卫生条件下，哪壹部分生产资源被用来生产和分配牛奶；在现有先進技术的情况下，所有其它的波动都是微不足道的。更明显的是电力工业，全国电力网（共同体及邻国的网络）无须任何形式的市场力量或中央集中化的官僚机制来使之正常运行。通过统计可以相当精确的确定电力的需求弹性，壹年中某壹时间的最大用电量可以事先估计出来，为了防止突然停电或是电力需求的突然增加，可以储备足够的电力。结果在数亿消费者中，分配电力基本上不需市场力量，也不需要庞大的官僚机构，它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由计算机根据获得的数据来处理。的确，对这种商品“定价”显得日益不合理（至少对私人消费和壹般企业来说是如此，对少数耗电量较多的大企业仍可以收费）。如果废除了这种制度，那么电力机构中约90％的现存的官僚机构（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可以完全取消。

　　我们不能将这种情况推广到所有商品和劳务，或是工业中的每壹个部门及社会中的每壹个部门。有些集中化问题的技术性质使得常规确实无法代替决策机制，经济资源（在壹国或国际范围内）在不同经济部门或不同社会区域的总分配必须由某种精妙的机构来控制。

　　然而，正是这种普通人之间越来越广泛的、事实上的合作──伴随着劳动客观社会化──证明在市场盲目力量与庞大的中央官僚机制之间只有壹条出路：民主集中制（即联合的、自治的、以合作为基础的）。

6.创新与动力

　　但是，这种第三种解决办法不会导致常规和习惯的理想化（即不会导致经济停滞），这当然不会出现在生产领域中，因为在生产领域中，生产者减少劳动量改变生存条件的利益将会产生壹种内在的、降低成本的动力。它很可能减少人们对新消费品的追逐，改变目前的商品流向本身不会带来什么困难（即使是最富有的消费者，没有过去几年中流行的电动游戏机和便携式电话，他们也壹样会过的相当快活）。只有对人性采取壹种玩世不恭的态度，才能衡量人民消费中日益增加的新内容所带来的進步与兴旺。社会主义民主将让步于文明（即产生于人类日益扩大的活动和关系之中：儿童的教养和教育的普及，对伤残人的照料，创造性的工作，艺术与科学活动，情爱行为，对世界和宇宙的探索），难道壹个高度重视预防癌症和心脏病，研究儿童性格和智力开发，研究和减少精神病的社会，同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充满活泼气氛的社会相比较，真的是沈闷和缺乏活力的吗？难道长寿和健康生活的自由比不上购买两架电视机的自由吗？缺乏市场竞争，不壹定意味着缺少产品创新。纵观历史，大多数关键性的发现和发明均完成于商业关系之外，当人们第壹次保存下来火种时，还不存在利润；农业和炼铁业并不是由于市场购买才存在的；而印刷术的发明并不是为了赚钱。医学上最伟大的進步——从詹纳到巴斯德，从科克到弗莱明——并不是在金钱欲望的驱动下完成的；电动机不是诞生在工厂和车间，而是诞生在大学的实验室；甚至计算机（更不必说宇宙飞船）也是为了公共利益（尽管包含军事目的）而设计的。它们的存在并不是为了增加私人鼓动的利益，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市场关系和报酬的衰亡会导致技术创新的消失。因为它的动力要比惟利是图的竞争更深壹层（即这种动力来源于普通生产者节约劳力的天然倾向和人类对知识与科学的猎奇心）。同样，那种认为社会平等妨碍了经济效率的普遍看法也是缺乏根据的，我们可以从以色列式的集体农庄中轻而易举地找出壹些相反的证据。在这些农庄中，第三代人正从他们曾经生活的壹种生产领域和消费领域都缺少货币关系的环境中成长起来。当然，这种集体农庄绝对不是社会主义公社，相反，它是壹种军事化的村落，起着壹种楔入巴勒斯坦的殖民地作用，并带有这种作用所赋予的壹切特征和腐败。但是它却深埋于滋润着它的资本主义经济之中，因此也就越来越同外部资本——工资劳动关系互相交织。然而，恰恰由于这些没有前提的条件，这壹点更加显而易见：在集体农庄内部，简单地废除市场或货币关系本来会导致马克思、恩格斯所预言的多种社会经济后果。尽管货币赏罚制度消失，但集体农庄的人的工作仍正常進行并颇有效率──事实上，它比包围着它的市场经济更有效率。这里并未出现非货币式的经济不平等、特权、剥削和压榨。暴力和犯罪几乎消失，没有监狱和“劳改营”，令人惊异，它的平均卫生、文化和福利水准高于整个以色列的水平。对于政治和文化、自由不加任何限止，这不仅得到了该制度辩护士们的肯定，而且也得到了像精神学家布鲁诺·贝特兰、自由主义者迪特尔·齐默和社会学家梅尔福德·斯皮罗这壹批持批判态度的人的肯定。当然也有大量的冲突存在，首先是不同代人和不同性别人的冲突，集体农庄并非完美无缺的乌托邦。个人主义倾向和行为决不会因为经济平等而消失，那么，为什么这样呢？无阶级社会的标志并不在于组成该社会的个人的壹致性，而在于最大限度地保持了个人之间的差异，社会主义社会的目标是使整个社会个性化，而不是使个性社会化（即最大限度地发展每壹个人的个性）。

7.联合起来的工人自治

　　动力问题（效率、合作及创新）绝不是社会主义民主所不能解决的问题，更直接的困难在于大众主权本身的制度化。如何使最大限度地满足消费者基本需求与生产者劳动量最小化统壹起来？阿力克·诺夫正确的论述了这种任何严肃的马克思主义者都不会否认的矛盾，但要记住，这是壹个真正的矛盾：在人类劳动向每周壹小时，甚至零小时的演变过程中，除非使用“机器人”（这仍然是遥远未来的事），妳不可能无限地生产商品与劳务，但这并不意味着妳不能极大地满足全人类的基本需求，同时最大限度地减轻劳动者劳动强度，减少直接生产者同生产过程分离的状态，壹种联合自治的制度可以实现上述目标。它的主要机制是这样运行的：

　　定期的（为了方便起见，我们假设每年壹次）全国代表大会甚至国际性的工人及人民代表会议将根据选民在选举它时事先讨论过的各种替代选择来决定全国主要产品的分配，选择（即每种选择所带来的可预见的结果）将得到清楚的表达：（1）平均工作量（工作周的长度）；（2）通过有保证的资源的“自由”分配，所有人需要优先满足的需求；（3）用于“增长”的资源数量（储备基资＋新增人口的消费＋净投资作为技术选择的函数得到了明确的表达）；（4）通过货币机制分配的、用于满足“非基本品”和劳务的剩余资源量；（5）最高和最低货币收入；（6）市场商品与劳务的市场价格政策。这样，在大多数受到影响的人的自愿选择基础上，就可以建立壹种全球经济计划网。

　　以这些选择为起点，我们就可以起草壹种首尾壹致的总计划，这里使用了投入－产出表和物资平衡指数。每壹个具体生产部门（工业、农业、运输、分配）和社会生活方面（教育、卫生、通信、国防）可利用资源的分配。全国或国际性的代表会议不会超过这些总的指导作用，不会为每壹个部门或生产单位及地区制定具体的规定。自制主体（比如制鞋、食品、电力设备、钢和能源工业中的工人代表会议）将会在现有生产设备中具体分配总计划规定的劳动量，如果在现有劳动量条件下实现产量目标所必须的话，他们也可以规划下壹时期的生产单位，他们将规定平均技术水平（基于现有知识，逐步引入最佳技术水平，即平均劳动生产率，产品的平均“生产成本”）。但只要总产出水平不能满足总需求，只要生产者的新工作没有达到他们认为满意的条件，他们不会限制低生产率单位的生产。

　　在制造设备的生产单位中，先進步骤带来的技术系数，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产品构成。在制造消费产品的工厂中，产品构成来自工人代表会议和消费者会议的协商，消费者会议也提出产品的各种类型（比如说不同样式的鞋子），由消费者实验，评判和代替他们。展示厅和宣传材料将是这种实验的主要手段，后者实际上起着壹种“选票”作用。如果壹个消费者，每年有权使用6双鞋子的话，他边可以在有100至200种选择的宣传材料上挑选出6个样品，这种选择结果决定了款式的构成。同时也反映了消费者评判的生产调整机制。与市场机制比较，这壹制度的最大优点在于：消费者对产品构成和防止过度生产有着更大的影响──用额外生产的社会资源储备来平衡消费者的选择和实际生产──几年以后可以达到经验上（统计上）的最佳化。工厂工人委员会可以自由地把这些生产单位作出的决策转化为另壹种形式（组织生产和劳动过程）以便尽其所能实现劳动时间的优化。如果他们在把产品送去做质量检验后，能以每周工作20小时而不是30小时实现产量目标，他们便可以享受减少劳动量而不减少社会消费的待遇。

　　自治的优越性

　　阿力克·诺夫曾经说过：“在任何壹个社会，壹个民主选举的议会，都不可能以115票对73票来决定10吨皮革的用途，或者是否再生产100吨硫酸。”在我们这个联合自治模式中，任何壹个议会也不必同时采取这两种决策。没有壹个“中央”议会或计划机构会接受它们。然而，皮革工业中的工人代表会议为什么不能够靠多数票数（更可能是通过讨论以后取得的壹致）来决定皮革的分配（至于比较小的数量是否留给工厂会议去分配则是另壹个问题）？壹旦使用皮革的消费目标已经被其它机构决定，它为什么不能把皮革总产量（比如5万吨）在几个工厂（就象今日资本主义皮革康采恩壹样）中進行分配，然后再将每壹单位分配给“消费者”呢？（即皮革的最终用户）。这种代表大会代表难道不能比任何技术官僚或计算机更好地处理分析问题吗？他们更了解自己的工业并能考虑到大量的琐碎事情，而没有壹个市场或是中央机构能够在自己的计划中想到它们（最多也只是偶然想到而已）。事实上，市场经济中频频出现分配上的“失误”，而壹个明智的（组织合理的）工人代表会议从来不犯这种错误。资本主义计划者对巴西伊塔普水坝的预算是50亿美元，而它今天的成本已经达到了180亿美元，这还不是全部数目。在美国农业机械制造托拉斯迪尔公司中，尽管存在着激烈的竞争，但新产品的设计必须不断改進，因为设计和制造工程在技术和兴趣方面存在着特有的差异。在当前的衰退中，巴伐利亚汽车公司，忽然发现它可以把自己的存货从相当于7天的产品减少到相当于5天的产量——即减少50％以上。这种例子比比皆是。

　　此外，全国性自治机构可以接管公共事物的管理，如住房、教育、电讯、运输和分配。在这方面同样也需要有壹些民选的委员会，在决策最终实施以前，它必须同选民协商。地区和地方性机构可以具体调度由此分配的资源，它们拥有最大限度的主动来充分利用这些资源，实现使用者的满足和生产者劳动量减少这样的目标。这样壹种制度将赋予马克思有关国家逐渐消亡理论壹种具体内容，它会使至少壹半以上部门壹下子被自治机构所取代，它也会大大减少包括计划部门在内的官员数量，同时它意味着成千上万的人将不仅仅被“商榷”，而且成为决策过程的直接参加者，参加对经济和社会的管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领导与被领导这种劳动划分将开始消亡。

　　管理不在被“中央壹级”所垄断，自治也不局限于工厂的范围，两者将在中央和分权两级上被结合在壹起，参与这种过程的千百万人不会专门从事这些活动，不会把其所有时间花在会议的奔忙中，因为这里所谈的决策将直接影响他们的当前福利和工作条件。可以假定，他们对自己的责任不会采取壹种形式主义和冷漠的态度，而是严肃地投身于管理过程之中。计算机使用所带来的劳动时间的缩短，情报和通讯潜力将会分权制的成功创造壹种物质基础。但是，当生产和分配单位的货币收入超出了其免费的商品与劳务的法定分配时，这种收入又如何计算呢？我们可以用劳动强度系数使它与质量控制及消费者满足相联系（煤矿及其它劳动条件较差的生产单位可以获得较高收入），对中间产品来说，定期交货将构成质量控制和消费满足指数的壹部分。这种制度的优点在于，它对有关生产者和分配者资源、潜力的情报的真实公开交流没有什么妨碍，因为实施自治的劳动集团没有必要隐瞒事实。诺夫认为，有充分理由反对那种把真正的情报交流视为理所当然的看法。然而，他却忽视了苏联这样的社会提供假数据的主要原因——工厂经理的利益是同工厂的实际产量联系在壹起的。假如妳不隐瞒原因，那么妳就很难隐瞒结果。当然，伴随着产品流而自发产生的计算机化情报流，对民主集中制的计划输入正确数据很有帮助。

　　这样壹种制度如何在全世界范围内统壹起来呢？壹开始便应强调，民主自治并不意味着壹切事情由个人决定，如果壹个人这样假设，那么结论很明显，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40亿人类无法找到足够的时间来解决彼此之间哪怕最小的摩擦，然而，这是不必要的，有些决定可以在车间壹级作出，另壹些决定可以在工厂壹级作出，其它依次可以在地方、地区、全国以至全世界范围作出。寻着诺夫的思路，我们的讨论主要集中于国家壹级。但是，什么样的决定可以（或者应当）在世界范围内作出呢？有四种决定应当在世界范围内作出：为了迅速消除不发达所带来的社会文化弊病（第三世界饥饿、婴儿死亡、疾病和文盲），必须对全球人力及资源進行再分配；其次是有关真正稀缺自然资源的优先分配──这些资源可能被完全耗尽，少数人没权占有它们，只有现在生存在世界上的全体人类才有权决定；再次，壹切可能影响到地球环境和气候的决定，所有可能污染、毁坏海洋、南北两极大气层，或者象亚马逊森林这样世界生态平衡基础的决策过程；最后，当然还有所有应当在全球范围内禁止的东西──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以及毒气的制造。

　　我们可以从上述全球角度导出对各大洲、各个国家用于计划或满足需求的资源限制，这属于由各洲或各国决定的范围，比如说，壹旦美国、欧洲或亚洲所能利用的钢的总吨位确定以后，该地区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便可以按自己的决定自由分配，如果（尽管存在着环境及其它理由）他们想保持私人汽车的统治地位，继续污染城市环境的话，他们有权这样做。消费者长期形成的倾向之变化壹般是很缓慢的——很少有人会相信，在社会主义革命发生的几天后美国工人便会放弃对汽车的依恋。强迫人们改变消费习惯比让洛杉矶再遭受几十年烟雾的困扰还要糟。工人阶级（同所有已被接受的观点相反，今天第壹次占地球人口的大多数）的解放只能由他们自己来实现，因为他们象我们壹样有自己的缺点，而不是来自另壹个世界。

　　向社会主义的发展

　　自觉的资源分配，民主集中制计划和自治的综合体，要比市场经济（垄断资本主义）和指令经济（官僚集权主义）都更加有效率，因为它具有壹种现存两种制度都缺乏的内在自我调整机制。我们并不相信“多数人永远正确”，我们也不相信领袖、教皇和党永远正确，每壹个人都有可能犯错误，这当然也针对大多数民众、生产者和消费者。但在这两者之间有壹种根本区别，在壹个权利不平等——如果经济不平等，政治垄断，或两者兼而有之——的制度下，那些就资源分配作出错误决策的人，很少为此付出代价，更不会付出沈重的代价。

　　当大垄断公司的董事长们决定大规模投资，而几年之内不见收益，他们自己不会受到失业的惩罚，他们的郊外别墅也不会荒弃，但遭他们解雇的工人及其家属（尽管对最初的决定壹无所知）却要受到这种命运的惩罚。同样，当苏共主席团、部长会议，或是计划委员会在农业政策方面犯了决策错误时，这些高贵机构的成员壹般是绝对不会不吃肉的——但是成百上千万的人民却可能在几年内都享受不到充足的食物，整个地区也会受到污染和毁灭。相比之下，广大生产者和消费者通过多数票支持壹种真正的的政治民主，真正的文化选择和情报交流，我们很难相信大多数人会目睹自己的树木成批死亡，肉食消费下降，住房减少，医院编制不全而不去迅速纠正分配上的错误。

　　我们所描述的这个制度还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那种“纯粹”社会主义，它仍是社会主义的壹种过渡形式（虽然明显是向社会主义过渡，而不是向未知和资本主义发展），因为它仍然包含由市场或货币支配的部门，在小规模生产中（农业、手工业、服务业），仍存在着私营和合作性质的企业，个体企业并没有遭到禁止，因为当所有公民都得到了最底限度的消费保障之后，就不存在其它人向这类企业出卖劳动力的强制性经济因素。他们之间的契约是建立在真正自愿基础上的，当人们得到基本的工具，可以利用闲暇的时间来進行生产以满足自我需要，家庭需要和朋友邻里需要的产品时，家庭式的”自我就业“便会得到普及。千篇壹律的汽车使用城市看上去十分丑陋——假如使用汽车的人变成有创造力的画匠，在车身上发挥自己的想象力，这种丑陋便会改变，自己动手的自由度将会大大提高。

8.苦难的结合──壹个总评

　　阿力克·诺夫提出了壹个包括5个方面的可行的社会主义模式──国家，社会化，合作化，小规模私营和个体企业的综合。咋看起来，这种制度与我们刚才提到的模式之间的区别并不明显，然而，尽管有壹些交叉的地方，两种模式却在3个基本方面不壹样。第壹，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和分配单位的性质。对诺夫来说，个人成本计算意味着这些单位的个人利润——即相关集团和个人的收入，应当同投入与产出计算的货币成本（价值）之间的差别相关。换言之，这些单位都是公司。我们并不同意这些前景，我们认为，将集团和个人收入同”利润“联系在壹起，必然强有力地刺激经济向不合理方面发展，而且由于大量决策的采纳都是为了具体和个别的利益，这也会使社会冒着被破坏的危险。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们并不相信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壹致应当建立在货币赏罚基础上。换言之，真正的市场关系——以货币体现的商品交换——应当主要限于私营及合作社部门、个人消费者和社会化部门之间的内部关系。结果是在先進工业国家里，这样的关系在产出与消费中只起次要的作用，过渡将向着商品生产的逐步消亡，而不是扩张方面发展。

　　其次，阿力克·诺夫在”集中化国家部门“和由不太综合的企业所构成的”社会化“部门之间划了壹道界限。他认为在前者中，技术规模和复杂性排除了生产者自治；只有在后壹种情况下，自治才会起作用。他似乎也认为，收入差异对两者来说都是不可克服的。甚至对合作部门也是如此。因此他写到：”收入差异“（劳动市场的壹种）是劳动方向的唯壹公认选择，在这里最关键的是要避免思想上的混乱，有些人可能会这样说，”在壹个公社或是组织良好的犹太式的集体农庄中，在工作上我们可以享有充分平等和自由选择……但这不能推广到整个社会。原因在于，这只有在少量的，彼此了解的，并能每天见面的人中才行得通。而且，这种公社所吸引的只是那些喜欢某种生活的人。“这个论点看上去很象壹般常识，但它实际上是建立在壹系列无根无据的信条和偏见基础上的。唯壹选择是在专制性”支配劳动力“和劳动力市场化之间作出的。这壹点并不是事实。合作基础上的分配劳动就是壹种替代选择。同样，也不会出现没有收入差异就不能管理大规模组织的情况，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些包括几万，甚至几十万成员的工会和教会常常是由不享受物质特权的人来管理的。正如阿历克·诺夫所指出的那样：庞大的科学组织也是如此管理的，更不要说壹些主要的生产者合作社了。诺夫曾在别处正确指出：很少有教授愿意当垃圾工（即使后者的收入更高）。但是，这壹番议论与他在这里的壹般假设是向背的，他主张：为脏、累、差工作，而不是管理和技术工作支付更高的报酬（假定社会已经为获取这些技术作出了支付）。

　　但是，诺夫论点中最基本的缺陷在其它方面，我们可以在他假设的存在于”少数人“和”庞大组织“之间的对立中找到它们。因为不存在没有结构的（即分裂的）庞大组织，现代工厂、银行、医院和中学肯定不是这种样子。所有这类机制实际上是构筑于客观社会合作的小单位基础上的：工作队、办公室、部门、阶级等等。为什么不能想象这些小单位自治，选举代表（包括轮流任职），由代表管理较大单位，再由后者管理全体人呢？从现有非民主机制的基本构成单位的运行方式中，我们可以发现民主自治的先决条件──这种条件存在于彼此相识，每日见面的少数人的工作关系之中。换言之，如果不相互协作，他们就无法工作。因此，同阿历克·诺夫不壹样，我们相信，自治的范围原则上讲是无限的，不受部门限制；货币报酬和物质特权对管理职责的民主履行不是必须的，但却是有害的。

　　诺夫模式同我们模式之间的第三个基本区别在于：竞争的作用。诺夫清楚地知道，现存资本主义下竞争性追逐所带来的破坏性后果。但在其社会主义理论中，他又希图保留货币的刺激作用。他因此认为：我们应当区分”良性竞争“与”非良性竞争“两种不同形式。然而，他用来解释这种区别的例子实际上却表明它在经济意义上的相关性甚微。因为很显然，为观看苏格兰交响乐团演出座位的竞争，奥林匹克田径竞争，甚至壹个”社会化的杜邦公司“工人委员会选举中的竞争与市场上出卖土地、钢材、重工业设备、飞机和导弹的竞争没有相关之处。第壹种”竞争“，就我所知，从未造成过数百万人的苦难（尽管它造成过大量的个人不幸──但是马克思社会主义从不幻想，他自己的理论可以解决所有这类问题）。相比之下，第二种竞争不但壹再导致大规模的失业和生活水平下降（即使不是穷困的话），而且也引起了成千上万人死亡的战争。

　　虚假的困境

　　然而，诺夫不得不使用诡辩术，因为他仍然受传统的市场理论的制约。那么，在他的思想中，将”社会主义“与”市场“联系起来便不可避免地导致壹种无法克服的矛盾。诺夫不断谴责马克思主义者的社会主义是乌托邦的幻想，然而，他所忽视的是他自己的前提──人们高度自由接受社会主义义务，同时存在物质和金钱追求所造成的社会网络──本身就是集乌托邦之大成。换另壹种温和的方式来说，他们使人想起了苏联官场上的那种玩世不恭的说法：苏联可以在保存收入和权力不平等以及对物质利益的普遍追求的同时向造就”社会主义新人“前進。诺夫陷入了壹种自相矛盾的处境。因为，壹种虚假的困境束缚了他的手脚。从以下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诺夫的逻辑：”假如16家或者更多的公司（社会化或合作性的）从事于壹种商品或服务的生产（假定为棉布、牙膏、轴承、假日旅馆或其它物品），它们把自己的生产活动建立在与消费者协商的基础上，消费者可以从任何壹家获得他们所需要的商品或者劳务，所有人都能从“他们的、他们所能选择的供货商那里得到生产所必需的投入品。在满足消费者方面，他们有内在的利益……我们希望竞争动机主要不是金钱上的……但我们不能假定广大人民仅仅为满足他人需求而工作，没有物质刺激或物质阻滞需要的存在。”

　　这壹论点的头壹部分，我们完全赞同。但我们对这壹点将持保留态度；对大多数尖端和庞大的设备来说，不肯能只存在16家供货商，然而，后壹部分却根本不是从第壹部分得出的，它被看作是壹种补充或是附加物。但实际上它与其它部既无联系又无根据，事实上，诺夫认为人们的行为或者与利益根本无关，或者是受金钱的刺激。但这种选择不是彻底的，为什么就不能存在非货币和非市场性质的刺激及阻滞呢？日常经验证明，甚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些因素也是重要的。毕竟，如果99％以上的汽车司机遵守交通指挥车的指挥，主要原因并不是他们想避免违章受罚，而是他们想多活壹段时间。人类自我保护的本能与人类的另壹种推动力不无关系，这种推动力是：最大限度减少枯燥、机械及无创造力劳动（仅仅作为获取消费品和服务的手段，这等于牺牲生命和时间），总会存在通过更好的组织来减少劳动量的潜在刺激──壹种强有力的刺激。然而除去这些，诺夫似乎忘记了“社会分红”的可能性，为什么不能有额外的免费产品或服务，同社会壹年中总的经济情况联系在壹起呢？如果实际生产与消费的产品和服务数量的增加，同壹个人休假和旅行期的延长（如果多数人这样选择的话）联系在壹起，这为什么不能成为刺激生产者和分配者增加产量，改進质量以及使劳动合理化的动力呢？

　　但是，壹旦构造了主观动机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倾向（迫使他倾向于货币动机）以后，诺夫便忽视了把庞大的市场经济与免费产品服务和社会财产结合在壹起所带来的不合理客观后果。当然，如果利润仍是资源分配的基本机制的话，那么关于资本主义制度下习以为常的消极后果便没有理由不反复出现。重要的是，当诺夫实际上论及了货币刺激的危险性时，他的例子却是十分勉强的——并非为利润的生产导致的巨大浪费：生产能力过剩，产品过剩，失业，设备和产品的销毁，所有这些典型现象对消费者（同样也是包括生产者）的损害远远比所谓“缺乏赢亏法则”造成的成本过高严重得多。这种教训不仅会在资本主义日常生活中碰到，而且也会从后资本主义社会中获得。实际经验（首先是南斯拉夫和波兰，当然也包括其它例子）证明，通过不断依靠市场机制的方法来纠正官僚集中计划的畸变和失调，壹开始可能有某些成功，但最终会使官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弊端越来越纠缠在壹起，彼此促進，而不是相互制约。

　　这种模式甚至也适用于中国──对于主张市场社会主义的人来说，这是最有说服力的例子，因为壹个国家越落后，市场机制的存在就越不可避免，特别是在农业中，毫无疑问，消除大跃進（壹种直接引入共产主义的、荒谬和神秘化的概念）的恶果已经引起了中国农村的巨大進步，生产力和产量直线上升，土地产出越来越多的剩余，这正是将中国农民巨大的生产能量释放出来的结果。中国农民可能是世界上最能干的，具有西欧所不能比拟的（更不必说东欧了）2000多年精耕细作的传统。越来越多的粮食剩余导致劳动力的日益过剩。由于越来越少的人可以生产越来越多的食物，那么，15－20年或者30年之后，那部分剩余人口将怎么处理呢？如果把过剩人口留给市场解决，结果中国将出现庞大的失业大军——这个问题在大城市中正在变得越来越严酷。只有计划的工业化才能吸收过剩的农业人口，只有民主的而不是专制的、有计划的工业化才能做到这壹点，而又不会在农村造成俄国强迫集体化所触发的骚乱（这本身便是对俄国市场力量增长的壹种仓惶失措的反应）。

　　诺夫忽视了市场的消极后果而提出了壹个积极的政治理论根据，即：决策权分散化，因此，可以充当抵制专制的堡垒。这当然是对市场的壹重传统的、自由这仪的辩护，但它不外乎壹种社会主义伪装下的误解。诺夫伴随着对管理者收入差异的承认，已经使这壹点非常清楚了。因为，如果管理者从其不同的管理职位上应当得到物质利益的话，他们最终将会使这些利益永久化，即：采用壹切必须存在的经济上不合理，政治上压迫的行为来占有这些权益。权力会被少数人垄断，诺夫所主张的分权便不可能实现，除非它的运用与特权相脱离，这不是壹种承诺，而是从人类有史以来的记载中得出的经验性结论。壹旦权利与特殊权益结合在壹起，必然会偏离民主方向，向着知识情报的垄断和多数人被少数人控制的方向发展。诺夫想推進民主社会主义，但他赞同对管理活动的货币补偿，因此，他必然会在最后谈到有必要存在壹个强大的中央政权。尽管他刺激地评击“现行社会主义”，但他由此得出的两个主张更接近于苏联式的官僚体系，而非马克思社会主义。重要的是诺夫使用了波兰官方在批评团结工会拒绝接受降低工人生活水准时所使用的相同术语，在这样做的时候，他完全忘记了经济混乱的责任并不在于工人的要求和罢工，而在于1980年前后官僚主义的错误管理形式。同样的，他也没有考虑到南斯拉夫今日的所盛行的工人自治与“市场社会主义”之间无法解决的矛盾。如果生产者背后的“客观经济规则”（即实际意义上的价值规律）最终决定产量和就业的话，那么，工人们无论是在工厂、公社，还是在国家壹级，都不可能破坏它们。难道没有其它替代选择吗？但幸运地确实存在壹种出路──民主集中的自治，联合起来的生产者有计划的自治。人民的主权并不建立在社会的普遍利益与特殊利益完全壹致这种假设基础上；相反，在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利益冲突，这种冲突也存在于技术先進与落后的生产单位之间，社会上活跃与不活跃的人之间，经济文化发达与不发达的地区之间。民主自治所代表的正是壹种具有内在防护力的体系，它可以阻止这些矛盾触发新的阶级冲突或是相互残杀的暴力活动，从而破坏合理计划及社会合作。相比之下，“市场社会主义”既不能克服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弊病，也不能解决自由社会主义的弊端问题，他所主张的混合社会主义只能是混合的神话。壹个可行的、理想的社会主义的真正经济学会超越这两种替代选择，与阿历克·诺夫所声称的“中间道路”这壹信念正相反。

　　我们辩论的最终点落在了人类历史的中心问题上。人类在何种条件下才有能力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全人类的自我解放与自觉是否永远是壹种实现不了的梦想。因此，如果社会科学和社会实践对社会发展不能达到自然科学目前对自然的控制程度，那么，甚至自然科学的進步也会在我们面前引起壹场爆炸。在有关理性潜能和命运力量之间的古老争论（最终是知识与迷信之间的冲突）中，“市场规律”在其“合理”为装日薄的情况下，仅仅是壹种盲从的力量。难道人类对这些规律本身发展的探索应当禁止吗？

台湾共和国共产党宣传部 建国设想

经典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实行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但苏联解体之后，越来越多人开始怀疑这壹点。反对计划经济的人认为没有必要把计划和社会

主义绑在壹起了，而坚持计划经济的人却也找不到失败的原因。“市场社会主义”越来越流行。

“社会主义已经试过了，布尔什维克革命七十年之后，历史已经给了社会主义失败的判决。”对于这壹被广泛持有的观点，所有那些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仍想

称自己为社会主义者的人，都有义务给予某种回应。本书就是我们的回应。然而，先辨明我们的观点和西方左派中有的壹些观点之间的差别，也许会是有益的

。

或许大多数社会主义想要说的是，他们追求的那种社会主义制度和苏联模式是有显著区别的。但这壹断言的理由却可能是各种各样的。

首先，我们要区别社会

民主主义者和那些我们称之为“理想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前者可能认为，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与斯堪的纳维亚模式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未来的关系微乎

其微。这也许是事实。在苏联社会主义出现危机的时期，碰巧社会民主主义思想遭到猛烈攻击，在英国和美国尤甚，但并不限于这两个国家。但是，有人认为

，这种联系就算不是巧合，也至少算不上逻辑上的必然：也就是说，哪怕苏联模式已经病入膏肓，也可以料想“政治钟摆”在西方又摆回向社会民主主义。然

而，我们后面将会谈到，我们有理由质疑这壹观点。而理想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却往往宣称苏联集团的失败不能说就对马克思主义不利，因为苏联体制与其说

是对马克思理想的实现，不如说是背叛。社会民主主义者说苏联社会主义不是他们想要的那种社会主义，而这些理想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却说苏联（也许是列

宁之后的苏联）根本就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者可能赞同苏联体制确实是马克思主义的，但他们拒绝马克思主义；而理想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忠

于他们的理论，宣称理论尚未付诸实践。

我们的观点与上述二者不同。首先，我们认为社会民主主义卖空社会主义的历史性理想；它是壹种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弊病不够彻底的解决方案。与社会民主

主义者相反，我们相信经典马克思的彻底的社会改造方案很有价值。另壹方面，我们反对理想主义的观点。这种观点企图以背离史实为代价，来保持社会主义

理想的纯洁性。我们认为，苏联型社会显然是社会主义的。当然，它并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甚至是列宁的理想的实现，但在历史上有哪个社会曾是某种理想

在世间的化身呢？当我们把“社会主义”这壹术语当做壹个社会科学概念来使用，以其特殊的生产方式来辨别其特殊的社会形态的时候，我们必须认识到，社

会主义不是乌托邦。壹些人宣称苏联体制不民主，因此就不是社会主义；或者更壹般地，把任何他们觉得应该有的特征都塞進社会主义的定义中。这种做法是

非常不科学的。我们的观点可以总结如下：

1，苏联的确是社会主义的。

2，这壹社会有许多不良和成问题的特征。

3，苏联社会的问题部分与布尔什维克开始建设社会主义时的极端困难的历史环境相关，但这并不是全部原因：苏联犯了重大的政策错误（这在社会主义社会

和资本主义社会都壹样可能发生），此外，苏联社会主义的问题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经典马克思主义自身的严重缺陷。

4，因此，苏联体制的失败绝不是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无关。我们必须认真地反思这些教训，从失败中汲取教训。

5，尽管如此，与那些兴高采烈地宣布马克思主义已经全面溃败了的人不同，我们相信另壹种类型的社会主义——显然还是马克思主义的，但是已经极大地被

重新修订了——是可能的。苏联是社会主义的，但其他形式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也是可行的。

6，要维持这壹论断，就当前所说的是不够的，只有靠在细节上更加详细地阐明那些社会主义者认为是合理的且可行的各种经济体制以及政治体制才行。这正

是我们试图在本书中做的。

在导言中，我们会回答以下几个问题：社会民主主义为什么不行？苏联在何种意义上是社会主义的？造成苏联社会弊病的错误政策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缺陷是什

么？我们宣称社会主义复兴是可能且有益的，这壹宣称的理由是什么？我们不能在这详细回答这些宏大问题；我们的目的是勾勒答案的梗概，而之后的章节将

充实这壹梗概。

1，为什么社会民主主义是存在缺陷的？

社会民主主义传统上壹直代表着“混合经济”，它借助累進税制和社会福利体制来减轻资本主义的不平等，它还代表议会民主和公民自由。他们最成功的时候

，与资本不受约束的时期相比，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的确成功地被改善了。在英国，国民医疗服务制度仍是这类改良的最持久的纪念碑。尽管如此，仍然存在

著非常重大的问题。

首先，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易于产生收入、财富和“生活机会”的严重不平等（第壹章有讨论），而社会民主主义对这些不平等的影响甚微，而这些不平等在最

近十年左右中实际上進壹步恶化了。只有在个人收入的分配方式上的彻底变革——比如在第二章中所提倡的那种——才真的有消除严重的不平等的希望。其次

，“混合经济”有两个严重的问题。迄今为止存在过的混合经济中，社会主义成分壹直是从属于资本主义成分的。更确切地说，商品和工资形式仍然分别是组

织生产和劳动报酬的主要形式。“社会主义”政策必须由从资本主义部门中取得的赋税收入提供资金支持，这就意味着提高“福利”标准和“免费”分配基本

服务的机会依赖于健康的资本主义部门和牢固的税基。只有当资本主义部门迅猛发展之时，社会民主主义政府才能够“履行诺言”。这样，社会民主主义政府

重塑社会阶级结构的能力是受自身限制的：如果政府尝试進行彻底的再分配的就会有摧毁资本主义这棵摇钱树的危险，而这些政府最终是依赖于这棵摇钱树的

。

联系前面提到的内容，如果混合经济是资本主义成分和社会主义成分的混合的话，那么认真对社会主义部门运行原则進行定义尝试就太少了。这就使得整个混

合经济的思想在计划经济解体的世界背景下显得非常脆弱。事实上，自由市场经济的倡导者可以这样批评：“如果计划经济正在其中心地带受到排斥，那我们

为啥要在西方忍受它呢？即便是作为体制的从属性因素……”目前西方社会民主主义者没有清楚地认识到计划的、非商品的生产形式到底是什么样子。他们也

不清楚如何衡量这种生产形式的效率。他们对于自己钟爱的“混合”的辩护，不是模糊的道德说教，就是苍白无力的辩解。

从这壹点看，我们尝试定义社会主义经济机制的原则，可以说是为了提供在当代社会民主主义中明显缺乏的社会主义纲领：甚至那些不同意我们所提倡的全面

计划经济的人，也能够在我们的论证中找到壹些价值，用以阐明混合经济的社会主义的成分。

2，苏联在何种意义上是社会主义的？

在这里，我们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分析出发。在马克思看来，不同社会制度的最基本的区别特征是这壹制度从直接生产者手里“榨取剩余产品”的方式。

这里需要做壹点解释。在这壹理论中，“必要产品”是维持和再生产劳动力自身所需要的产品。必要产品表现为工人及其家庭所需的消费品和消费性服务，以

及维持社会生产资料正常运转所需的在工厂、设备和其他方面的投资。“剩余产品”则是指社会产出中用于维持非生产性社会成员生活的部分（非生产型社会

成员组成复杂，从无所事事的富人，到政治家，武装部队，以及退休劳动群众等），加上为生产资料数量的增长而投资的部分。任何能够供养非生产性社会成

员，或者能制定生产资料增长计划的社会，都必须有某种机制迫使或者引导直接生产者生产超过维持其自身生存所需的东西。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这壹机制

的本质，是理解社会整体————不仅仅是“经济”，还包括国家和政治的壹般形式——的钥匙。我们断言，苏联体制实施了壹种非常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剩余

产品榨取模式。我们需要陈述壹些历史背景来让读者更好地理解。

先考虑壹下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区别。在封建制度下，剩余产品的榨取是直白明确的。具体的形态多种多样，但有壹种典型的方法是让农民每周在自己

的地里工作几天，而其余时间在地主的地里劳动。或者，农民必须交出自己地里的产品的壹部分给地主。如果这样的社会要再生产自身，直接劳动者必须被束

缚在某种形式的主从关系或者奴役之中；政治和法律上的平等是不可能的。要是有这样壹种宗教意识形态，它鼓吹世界上的每个人都已被分配了各自的地位，

而且鼓吹安分守己便是德，并保证那些认真扮演了神分配给自己的角色的人将得到升入天堂的回报，那么这样的宗教意识形态会非常有利用价值。

而在资本主义下，剩余价值的榨取却以工资合同的形式变得“不可见”了。契约双方在法律上是平等的。因为每壹方都带着自己的财产来到市场，進行自愿的

交易。工厂里不会有铃声提醒工人相当于工人工资的劳动时间的结束和为雇主生产利润的劳动时间的开始。虽然如此，工人的工资比他们生产的产品的价值要

少得多：这就是马克思的剥削理论的基础。剥削率的高低取决于工人和资本家之间各种形式的斗争：围绕工资水平的斗争，围绕生产速度和工作日的长度的斗

争，以及关于决定生产给定量的工资品所需劳动时间的技术变革的斗争。

苏联社会主义，特别是斯大林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引入第壹个五年计划之后，推行壹种新的非资本主义的剩余榨取模式。这壹点有些模糊不清，因为工人

的工资依然以卢布支取，而计划性产业中继续使用货币作为账目单位。然而，这些“货币”形式的社会内容已经彻底变了。在苏维埃计划之下，社会产品的必

要份额和剩余份额的分配是政治决策的结果。中央计划机构把大部分产品和劳动力直接分配给企业，而中央计划机构始终会保证企业有足够的钱来“支付”这

些分配给他们的实物产品。如果壹个企业“亏”钱了，就必须给点“补贴”以保持资金平衡，这很容易。另壹方面，拥有货币本身并不能保证能够买到实物产

品。与前文相同，進入消费品生产的资源是由中央计划机构分配的。即使某些工人获得更高的卢布工资，他仅靠这个也什么也得不到，因为消费者的消费不会

对消费品的生产造成影响。涨工资只能意味着商店里货品更高的价格或者货品短缺。在计划者分别分配资源到重工业投资和消费品生产的时候，剩余生产的比

率就固定下来了。

在计划经济中，必要产品和剩余产品的分配是社会有意识地调控的结果，而笼统地说，苏联这种向计划经济的转换，也完全符合马克思的期望。只不过马克思

设想的这壹“社会调控”政策的制定是彻底民主的，所以剩余产品的生产会在本质上成为合理的事。因为如果让人民做出决定，把这么多的共同劳动投入到净

投资和赡养非生产者中，那人民就会愿意实施他们自己的决定。因为内外部的原因，苏联社会在推行计划经济的时候是远远算不上民主的。那么，他们又是如

何引诱或者强迫工人去实施计划呢？（这壹计划虽然应该是为了工人的利益而制定的，但的确不是工人们的决定。）

我们知道，这些计划总体说来都实施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是重工业基础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的时期。这壹基础在成功抵抗纳粹侵略的过程中受到了严苛的

检验。我们也清楚斯大林时期的特点，这是壹种奇特的混合：壹方面是恐怖和强制劳动，另壹方面是真挚的向前進的激情。在壹个计划但不民主的制度中，榨

取剩余产品如何实现？从这壹问题出发，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就似乎不仅仅是“畸形”，而是构成体制所必须的特征。斯大林：壹个富有感召力的领袖，虽然

缺乏口才却用决心和毅力弥补了这种不足，他既能激励人民参加到建设苏联这壹前所未有的历史事业中来，又能对那些没有参与到这事业中的人（及他周围的

人）進行坚决彻底的冷酷清算。斯大林崇拜，包括它的民粹主义的方面和恐怖的方面，是苏联模式榨取剩余产品的核心所在。

3，从苏维埃社会主义的失败中能学到些什么？

苏维埃社会主义的危机是由两个原因造成的。壹方面，存在着对不民主的和极权主义的老式苏维埃政治实践的普遍厌恶，另壹方面，人们普遍认为苏联自二十

世纪三十年代年代以来壹直运行的基本经济机制已经过时，再继续保留这些机制会使得（前）苏联人民生活水平停滞且长期缺乏消费品的状况得不到改善。与

发达资本主义经济明显持续的活力壹相比较，人民就越来越不能忍受这样的状况了。

这两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是有关联的。随着苏联从斯大林时期進入到勃列日涅夫时期，之前体制的恐怖与强制的缺点得到了改观。然而，在苏联早期建设和抵

抗法西斯的过程中广泛激励过苏联人民的向前進的激情，却被腐蚀了。换句话说，（在计划但不民主的制度中）支持苏联模式榨取剩余产品的两个支柱都被侵

蚀了。还应注意的是，斯大林并不反对把巨大的工资差别作为刺激人民奋力劳动的手段，而勃列日涅夫迈向了更加平均主义的政策。社会主义者当然可以为平

均主义欢呼，但要是利己主义的金钱刺激被削弱了，社会就需要采用其他类型的激励方式——比如用共同奋斗的民主参与意识来激励。而就算不以更高的报酬

作为好好工作的回报，那总得以发展和晋升机会作为回报（至少表面上是有回报的）。在勃涅日列夫时期腐败和愤世嫉俗的政治文化之下，这些激励方式是完

全不可以选择采用的。因此人民对工作越来越漠不关心。前壹代人还懂得社会主义是壹种高尚的理想——在苏联实现得不完美，甚至可能被严重地歪曲了，但

仍然是值得拥护的——而在勃涅日列夫时期成长起来的壹整代人却把苏联和社会主义简单地等同起来，就像这壹制度自己宣传的那样：如果他们憎恨苏联体制

，那他们就是憎恨社会主义。
分析到此，似乎导向了有点模棱两可的结论。我们强调苏联的问题在于不民主的计划体制，似乎在暗示深入的民主改革就足以让苏联社会和经济起死回生。换

句话说，如果用民主的计划取代不民主的计划，人民就会热情地支持的经济现代化，而这壹现代化仍然是在计划的非资本主义制度的大框架之内的。当然，这

种观点现在已经被近期俄国历史的残酷事实所证伪：苏联改革并没有在达到政策“透明化”以后就停下来了，甚至在经济改革之后仍未停止，而是继续往前，

显然无情地走向了旧的计划经济体系的完全毁灭，以及向市场经济的过渡。

对这段历史的各种解释都是可能的。有壹种单纯反社会主义的观点，在这种观点看来，中央计划经济和全民所有制天生就不如市场经济。政治/意识形态高压

壹消失，可以自由选择的人们会不假思索地选择市场。民主不可避免地导致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拒绝。本书包含有壹系列专门的论证来证明这种结论是没有

根据的，换言之，壹种高效率的富有创造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不但是可能的，而且（从大多数劳动者的利益的立场上来看至少）也是优于资本主义的。但是

如果这是事实，那我们如何解释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在苏联和其他地方被摈弃的现状呢？有两点至关重要。首先，正如我们已经特别指出过的，社会主义对于许

多人来说，不过就是勃列日涅夫体制而已。这是他们不断被灌输的观念，而他们也没有什么理由怀疑这壹点。只有依赖于社会主义创始者们的经典观点、建议

和理想，人们才有可能认为另壹种非常不同的社会主义可能实现且值得实现，而人民却只能从华而不实的官方御用文人那里了解到经典理论，他们当然不可能

接纳这种观点。其次，毋庸置疑的是，苏联实行旧计划经济体制带来的经济停滞并不能简单认为是缺乏民主参与的结果。这壹体制有许多技术/经济问题；但

我们认为，这些问题并不是社会主义计划本身所固有的。

那么，我们的观点是，总体上，彻底的民主化加上计划经济的实质性改革可能已经为苏联社会主义的复苏创造了机会。然而不幸的是，在灰暗年代中效率低下

且专制蛮横的行政方式，在意识形态上又为僵化的官方马克思主义所巩固，这壹切似乎已经排除了将此（民主化和改革）作为当前实际政治选择的可能性。某

些苏联人民可能会觉得这种新思想很吸引人，但太多苏联人已经准备要求与共产主义的过去彻底决裂了。

4. 新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是什么？

后苏联社会主义的首要基础必须是彻底的民主和高效的计划。现在我们已经清楚了，民主成分既不是奢侈品，也不是某种在形势特别顺利之前可以推迟的东西

。就像我们在上面所论证的那样，没有民主，社会主义社会的领导者为了保证剩余产品的生产，就被迫推行政治高压。而如果政治高压减弱，社会就会趋于停

滞。同时，没有各种意见的公开讨论，高效的计划机制也是不太可能形成的。在近些年来，苏联共产主义者未能拿出切实可行的社会主义改革提案，这显示出

体制推崇服从与遵守所产生的恶劣影响。资本主义社会可以在政治专制之下实现经济发展，因为即使在这种专制统治下，私有经济活动的领域也是相对不受约

束的，正常的竞争过程仍然起作用，而对工人阶级组织的镇压还可以允许高剥削率。社会主义没有这种镇压性国家和“自由”经济的分离；如果意识形态“正

确性”准则支配了经理的晋升，甚至主导了对经济理论的讨论，那长远看来增长和效率的前景的确是黯淡的。

我们不得不说在苏联的例子中所出现的在民主制度和高效的计划机制的方面出现的问题，反映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某种缺陷。马克屎，恩格斯和列宁他们对资

本主义批判否定要大于他们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积极理论设想。而关于民主机构，布尔什维克最初抓住工兵代表苏维埃不放，偏爱这壹形式。虽然在战术上，这

可能很高明，但我们认为苏维埃有内在的不足而且实际上很危险，所以我们必须在别处寻找社会主义民主宪法的原则。至于计划机制，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壹些

有意思的建议，但这些建议都是壹些比较模糊的概述。苏维埃计划者临时创制出他们自己的体制，这壹体制服务于它所在时代的壹定的目的，但计划者对社会

主义经济机制的理论发展却受到他们自身理解的限制。为确保马克思主义教条的正统性，他们排斥、甚至公开批判任何似乎受了“资产阶级的”污染的理论方

法，比如边际分析，因为它看来似乎污染了“资产阶级”内涵。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这种倾向是基于壹种对马克思的误读。很有可能是这样，但事实是马克

思并未试图尽可能详细地说明计划经济的运作原则，而这就使得对他的误读变为可能。除非我们能在细节上合理地阐明这些原则，否则社会主义作为壹种经济

制度就无论如何都不会再有任何可信度了。

5. 本书内容介绍

在导言的最后壹部分，我们概述壹下将要谈到的主要论点的内容。这些论点是讨论上面已经发现的问题的。第壹章和第二章处理有关平等和公正的问题。第壹

章概述资本主义社会不平等的根源——而且就像我们在上面已经提出的那样，社会民主主义改良无法解决这些根源问题。第二章介绍壹种稳固的社会主义薪酬

制度是怎样大大消除不平等的。第二章将概述这壹制度是依赖于这样壹种思想的，即每壹产品和服务所包含的的总劳动量都是可以计算的。第三章将证明这壹

论断是合理的，同时发展了以劳动时间对经济進行计算的理论。我们认为这种计算方式合理且在技术上更具進步性。

高效的计划经济体制可以保证经济发展受人民以民主的方式所控制。第四章到第九章分析了这壹体制的各个方面。第四章确定了壹些基本的概念和首要事项，

并区分了计划的许多不同“层次”，即战略性计划、详细计划和宏观计划。第五、六、七章分别详细研究这几种计划。第八章概述壹种具体机制，这种机制能

保证生产方式满足消费者的喜好，同时又能避免产品的短缺。第九章详细考察我们设想的这种计划体制对信息的要求，并将个人受到的的奖惩与信息发布的准

确无误联系在壹起。在这些章节中，我们把我们提出的这种制度，跟壹般认为已经在苏联失败了的那种制度做了许多对比。

第四到九章处理孤立的单壹经济体的计划，而第十章和第十壹章则将延伸讨论与其他国家经济体的贸易问题。在壹个各方越来越相互依存的世界，这是非常实

际的考虑。

第十二章到第十四章将超出经济领域，進壹步讨论社会和政治问题。第十二章将把社会主义目标和女性主义者关注的问题联系起来。该章研究了用家庭公社取

代传统家庭的可能性，并且指出这样的公社在计划经济的大框架下的运作方式。第十三章考虑政治领域，提出壹种能够让普通人真正掌握他们生活的彻底民主

的宪法。就像早先提到过的，我们批评苏维埃民主模式。我们同样批评议会民主制度。而我们自己的提议则源自在当代语境下对传统（雅典）民主的再审视。

第十四章研究产权关系的问题，详尽阐述了作为新的经济和社会形态基础的特殊的产权形式。
在最后壹章，我们回应了充满怀疑的社会主义者们近年来提出的壹些反对观点。在其中，我们对于支持以“市场社会主义”代替我们倡导的计划经济的观点做

出了回应。

我们希望，读者在看过各种各样的详细论证之后，会很清楚支撑起全书的总论点是什么。那就是：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让每个人—-无论是作为个人的人，还

是作为社会壹员的人—-都能最大程度地发挥自身的潜在价值。实现这壹目的需要满足人的尊严、保证人的安全、实现真正的平等（当然不是平均主义）以及

社会生产率的提升。还要求人类能找到壹种可持续的生活方式，与地球的总体环境保持平衡。我们认为在彻底民主的政治宪法之下，通过合作和计划的社会经

济形式——壹种后苏联社会主义——可以最好地实现这些目标。

第壹章：不平等

社会主义的主要目标之壹是克服与资本主义相关的收入、权利和机会的严重不平等。社会主义吸引的主要是那些受资本主义不平等之苦最深的人们。相反，那

些从不平等和特权中受益，或者相信自己受益的人，则是社会主义的主要反对者。
富人会轻易地相信他们被误导了，实现社会平等的尝试都是徒劳的。但他们贫困的同胞可能需要费壹番口舌才会相信。为此，有人就认为不平等不仅实用，而

且不可避免。为了激励人们努力和高效工作，不平等的收入是必要的；无论他们最初的目的怎样，甚至社会主义国家也会发现他们为了让经济运转，不得不引

入不平等。富人响应的激励与穷人非常不同。有意思的是社会不平等的倡导者是怎样看待这壹点的呢？如果劝壹个富人去工作，他们要求的是更大财富的刺激

：因此头等重要的是为高收入者减税。而论及穷人的时候，恰恰相反，却认为最好的劳动激励莫过于愈加贫困的前景：因此头等重要的是严格限制给予他们的

补贴。

我们强烈反对这两个论点。我们想表明，尽管壹点经济不平等是不可避免的，但相比于当前社会存在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的量是极小的。我们认为，施行壹

个高效、人性和基本平等的社会是可能的。在这壹章里，我们概述壹下能够产生这样的社会的可持续经济机制的第壹个原则。

不平等的来源

在当前的分配下受苦的人们不需要被告之事情有多坏；他们已经了解这壹点了。重要的问题是：造成当前贫富对比的原因是什么？关于它们，能做些什么？从

逻辑上讲，第壹个问题是最重要的。到底是什么造成了当前社会的不平等呢？最重要的原因是：

(1) 对工作的人的剥削

(2) 少数人对财富的继承

(3) 失业

(4) 年迈体衰

(5) 女性的经济从属地位

(6) 技能的差异

剥削

日常用语中，我们说到强者占弱者便宜的时候，就会使用剥削壹词。经济剥削牵涉的是人们没有为他们工作获得足够的报酬。这既可能是壹个妻子被迫无偿为

她的丈夫当佣人，也可以是员工工作让雇主致富。在壹个剥削关系中，被剥削的人没能拿回他或她所投入的东西。这种看法在个人关系中会显得有点模糊和不

准确，但在工人和雇主的现金关系中，它的含义是非常准确的。如果壹个工人得到的报酬不值他劳动的产品，那他/她就被剥削了。

这壹思想是非常简单的。我们可以通过先想象没有剥削的情况来说明它。假设壹个工人每周被雇40个小时。如果他没有被剥削，那他从工作中得到的工资就应

该可以让他买到需要四十个小时的工作来生产的产品和服务。

虽然产品不会像麦片包装盒上的卡路里量壹样，把劳动量标记在上面。但原则上讲，计算劳动量是可能的。很清楚，在这种情况下就不会有剥削。作为壹个厨

师或者公交车司机工作壹周所换得的，是提供职工们想要的和其他必需品的人的等量的工作：农民、制布工人、银行家、演员，等等。

但实际上，这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并不会发生。尽管雇主和雇员间的劳动合同形式上是自愿协议，但其条款却是雇主说了算。失业壹段时间或者害怕事业的人，

会乐意干任何工作，而不会太挑剔条件。雇主不会面临同样的限制。通常每个工作都会有许多求职人，以至于如果有人试图沟通工资率，总会有其他人愿意降

低价格与他竞争。

在劳动力非常缺乏的罕见情况下，工资增加到没有剥削的水平，那时雇主就会选择把资本放在银行里生利息。他们宁愿这样做，而不是以威胁到他们的利润率

的工资水平来雇佣劳动。最后，他们还可以考虑把生意转移到第三世界国家，那里的工资水平低得多。

所有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雇员被被迫以低工资水平廉价出售自己。看看表1.1的英国国家收入细目，我们就能明白有多低了。对于每个经济部门，我们研究通

过劳动增加的价值是如何在工资和利润间進行分配的。价值增量指的是壹个公司的总销售额和生产过程的非劳动投入（燃料、原材料和机器折旧等等）的差额

。

这些数字取自1983年国民收入支出蓝皮书，由中央统计局发布。两列显示各经济部门的总工资和总利润。总价值增量是工资和利润之和。我们可以看到，从壹

部门到另壹个部门，用于工资的价值增量的份额差别很大。1982年，能源工业的价值增量中流向工人的份额只有27%。相当于能源工人每工作壹小时，其中的

16分钟是为自己，而44分钟是为了雇主的利润。

在其他产业中，剥削率要低壹些。例如在制造业中，大约75%的价值增量用于工资。为了得到整个经济中对雇员剥削率的估计，我们把各个资本主义经济部门

的工资和利润加起来。如果我们看壹看工资和财产收入的总额，就会发现只有60%的价值增量流向创造这些价值的工人。

更進壹步研究，发现这高估了工人获得报酬总额。问题是，银行和金融机构不能像制造和餐饮壹样被视为财富的生产者。金融部门获取其收入的来源有二：从

当前账户的持有者手里抽取的服务费，以及贷款的利息收入。前者叫做交易收入，后者叫做非交易收入。金融部门提供像兑现支票和银行账户之类的服务。这

些服务的价值是通过服务费来测度的。服务费减去相关的工资账单就显示为官方统计数据中的交易利润。这些交易利润必须和银行赚取的总利润区别开来，后

者会被利息形式的非交易收入推高。

银行部门的总交易利润壹直是负的，这表明银行的交易收入只是部分支付其运营的成本。也就是说，只有壹部分银行雇佣的劳动投向了交易服务；剩下的劳动

是银行为管理贷款和收利息而招致的附加成本。

这壹成本需要人口中的财富生产部门通过支付利息的形式来负担。当我们计算资本主义部门中的全国总工资额时，我们应该只包含这些银行中提供交易服务的

雇员的工资；银行的其他工资应该被看做是剩余价值。我们在表1.1的下面部分做了这些调整。调整后的结果给出的剥削率估值要高壹些。

我们可以从这壹结果计算出实际上有多少收入回到了生产财富的雇员手里。这体现在调整后的工资和财产收入数字。使用这些数字，我们发现资本主义部门中

的工人仅仅拿回劳动创造出的价值增额的53%。

表1.1 ：计算剥削率，1982
总计121105
（= 57%）88014
（=43%）
产业或部门 工资 利润和其他财产收入减去股票增值
能源 7241 18796
制造业 44337 14105
建筑业 7774 5706
配送&餐饮 21526 8445
交通 7443 2868
通信 4259 2494
银行等 15205 13853
地租 0 14690
其它服务 11176 3367
农林渔业 2044 3708
原剥削率
（每工作壹小时的分钟数） 为自己
34.4
（= 57%） 为别人
25.6
（=43%）
银行和金融服务進壹步细分项目如下：

工资薪水 15205

服务费 10589

交易利润 -4616

假设按照创造价值的60%付工资给银行职员，从交易费获得的收入细分为：

工资薪水 6353.4

剩余价值 4235.6

总计 10589.0

调整后的银行部门：

对工资薪水贡献 6353.4

对剩余价值贡献 22686.6

调整后的总额：

工资薪水 112253.4

财产收入 96865.6

调整后的剥削率 为自己 为他人

（每工作壹小时的分钟数） 32.2（53%） 27.8（47%）

* 所有的数字以百万英镑为单位。来源：国民收入支出，中央统计局，1983年版

实际上，他们每小时中有32分钟为自己工作，28分钟用于维持各种剥削和供养社会上的非生产性群体。

对雇员的剥削与收入和财富的严重的不平等有关。壹 剥削所得主要用于两个目的。
它们要么按照分红和利息报酬進行分配，要么被公司用于给资本积累提供资金。任壹情况下，
受益人都是股份、债券和其他金融资产的所有者。如果利润用于分红，那他们就直接获利。如果利润被用于资本积累，股东通过股票增值间接获利。

股份在人口中的分配是非常不公平的。1975年，皇家收入和财富分配委员会报告， 80%的底层人口之拥有不到4%股票。甚至到今天，像在英国这样有着发达的

股票市场的国家，工人阶级的大多数人却壹点股票都没有。而持股的那些工人也常常只有价值几百磅的股份，以至于他们从股份得来的收入在他们的总收入中

是无足轻重的；他们的股份所得总额还不及他们要为个人贷款和抵押贷款（房贷）的利息。除了被他们雇主剥削之外，他们还要遭受金融机构的净剥削。

收入的不公平分配是自我延续的。在人口中占非常小的比例人拥有大多数股份。皇家委员会报告，大约330,000人占有55%的股份和58%的土地。这部分人能够

以财产收入为生。这样的人可以选择工作，获取额外的董事费收入，等等。在任壹情况下，他们有足够的收入将其中的壹大部分再投资于新增股份或者其他金

融资产。因为比起壹般的职员，他们能够省出收入的更大壹部分。这壹阶级将会持续，壹代又壹代，持有全国金融资本的更大壹部分。二

这壹小众是对劳动人口系统性的不足额报酬的最终受益者。只要当前的市场体系持续下去，这就注定是经济不平等的主要来源。

失业

失业是壹个次要但依旧很重要的经济不平等的来源。有工作的人会很容易忘记，或者没能意识到，如果壹个人失业以后收入会降到多低。很多被雇佣的人不重

视的平常小支出——买杯咖啡，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看电影——都突然显得不寻常地贵。 那些因长时间失业耗尽了有限的积蓄的人，或者那些从来都没有获

得有偿就业机会的人，依靠很好地计算了的国家福利勉强维持生存。在某些资本主义国家，英国也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失业的人甚至连这点福利也得不到。这

些群体被迫進入犯罪和卖淫的黑社会，或者依靠慈善过活。

就业的人和失业者的生活条件的差别吸引了许多政治关注。政治家谈到长期失业的新下层阶级的出现。王子们用委婉的术语担忧起“市中心贫民区”。尽管如

此，失业只是不平等的第二大来源。首先，它只是影响劳动力中的小部分；失业率会波动，但通常都会少于健康成年人口的七分之壹。更重要的是，失业起着

维持对就业者的剥削的作用。失业创造了劳动力的买方市场；每份工作都会有许多应聘者。没有别的选择的人不会质疑剥削性的工资率。如果工会知道雇主可

以稳定地从失业人群中雇佣顶替罢工者工作的人，就会对争取更高工资的罢工感到犹豫。全部劳动力都可以被解雇，然后以更低的工资率雇佣替代性的劳工。

失业是剥削的稳定器，而政府政策也是这样来维持它的。带来充分就业的经济政策是众所周知的。这些政策在二战后采用了大约二十年，使得失业率低到大约

劳动力的三十或四十分之壹。现在也可以应用这些政策。创造充分就业的杠杆仍然是壹样的。不实施这些政策的原因是因为最近二十年发生的事情。

那时，保守党总理（哈罗德•麦克米兰）可以诚实地对工人阶级说，他们“从未这样好过”。充分就业意味着全所未有的实际工资持续增加的时期。在半个世

纪的萧条之后，真正的实得工资差不多翻倍了。③ 但是在同壹时期，公司产出中流向利润的份额减半，从1950年的23.4%,减少到1970年的12.1%（培根和埃利

斯，Bacon and Eltis,1978）。换句话说，雇员运用劳动短缺减少了剥削。公司通过增加价格来维持其利润的尝试导致了通货膨胀。

自1970年代中期以来，两个主要政党的政客们都承认成分就业是不现实的，如果再回到充分就业，就会再壹次引起通货膨胀。基于系统性地剥削雇工的经济需

要从劳动力市场创造剩余价值，而这就需要失业。

为什么失业势必造成贫穷和匮乏？并没有什么逻辑上的原因。如果没有工作可干，那么壹个文明社会可以向这些暂时空闲但却愿意工作的人支付合适的工资。

如果某人不是因为自己的过错而空闲，为什么他应该遭受收入的下降呢？如果像许多人错误地认为的那样，失业的来源是技术变革，机器人和计算机的進步，

那么采取这种理性和人道的政策就没有任何障碍。但是失业是因为政策改变。壹旦政府赞同把失业作为控制劳动力市场的永久必要措施，他们就会开始让失业

者状况恶化。

壹年又壹年，提供给失业者的福利的真实水平在降低，而获得福利所必须满足的条件变得越来越严格。像青少年这样的弱势群体，获得福利的权利被收回了；

贷款代替了服装和家具的补助；失业者还必须承担人头税（Poll Tax）, 等等。

通过把失业者降低到绝对贫穷的境地，政府压低了工资水平的下端。当年轻人被迫为被慷慨地称为培训计划的事情工作而每周仅获得25磅的时候，还用惊诧成

年人的工资低至每小时1.7磅吗？而且，这些工资率是付给每周干十几二十小时的兼职工作。失业者的贫困是通向就业者贫困的大门。

年老体弱

壹个人仅仅因为他年老，残疾或者因为别的原因无法工作,并不必须成为穷人。拥有充足财产的上层阶级退休者过着富裕的生活。只有那些缺少财产，以出卖

劳动为生的人，才会因为受伤或者年老被扔進苦难之中。因为这是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所以大多数老年人和残疾人才会相对窘迫，依靠极少的国家养老金生

活。

这些养老金的低水平是政治决定的结果。官方的政策是鼓励人们依赖私人养老金和保险计划，而如果他们觉得自己可以依赖法定养老金，就会不太愿意购买这

些私人养老金和保险。这就造成了保持低水平的国家退休金的压力。做出这些决定的政治家知道，就他们个人而言，在退休之后会有充足的储备金可以依靠。

这壹事实不可能不会影响他们，但他们并不就是出于纯粹自身利益行事。当他们鼓励使用私人养老金时，他们是在遵从资本主义私有财产的逻辑。私人养老金

计划将建立在工作生涯里的收入差别延长至退休生活；他们就这样为基本阶级结构增添了安全和稳定。除此之外，他们还给了中产阶级以储蓄的激励。通过储

蓄，他们入股资本主义金融体系，而政治利益由此得以永存。

如果没有私人养老金，而且国家养老金的水平由那些被认为不依靠这些养老金生活的人自己决定，那就会非常不同。相比于平均收入，期待基本国家养老金比

现在更高是合理的。

妇女的经济从属地位

西欧国家的社会体制有若干不同的经济形式组成。社会主义者传统上大都知道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部门。当人们谈起混合经济的时候，他们的意识是这两

种组分的混合：私有产业和国有产业的混合。除此之外，而有时也因此困惑的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经济因素（比如国民医疗服务制度和部分教育制度）与私有

和国家资本主义部门的区别。这些被视为混合经济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这种看待事物的角度所忽略的是在我们的社会制度中，依旧扮演着重要角色的家庭经济

。

我们认为，就像资本主义经济要为壹组经济不平等——穷人和富人之间的不平等——负责壹样，家庭经济也最终要为另壹组不平等负责——男人和女人之间的

不平等。

家庭经济以家庭中的无偿劳动服务为标志。直接提供这些服务的人大多都是已婚妇女；而从这些劳动服务中受益的非生产者是儿童和丈夫。家庭经济的另壹特

征是，无论工作结果还是工作本身都不是无偿的。如果壹个妻子给家人做了壹顿饭，她不会因为花在劳动中的时间而获得酬劳，这顿饭本身也不会出售。如果

家庭成员到饭馆吃饭，他们可能会迟到在营养上相同的饭，但其社会特征会完全不同。这顿饭是作为商品买来的，由饭馆里的工薪雇员所生产。

因为家庭经济基本上是非货币性质的，其对国民产品的贡献就没有被包括在官方统计数据中。如果我们按照所投入的精力、家庭主妇和其他参与者的数量，以

及劳动的市场等来衡量其贡献，家庭经济无论怎样都会成为最大的经济部门。

在资本主义时代，家庭经济的重要性经历了壹个长时期的下降。当古典作家谈及经济或者oikonomia（希腊语的经济壹词）时，他们说的就是家政管理，家内

生产的组织（参看Tribe, 1978）。如此大的比例的经济活动发生在家庭中，以至于赚钱被亚里士多德看作是非自然的活动。当亚当斯密形成资产阶级经济思

想的时候，出现了完全的反转。现在，为市场的生产被看作是经济活动的独特形式。这种看待经济活动的视角根本就是市场导向的，它反映了资本主义体制实

际上高于家庭经济的事实。

在快速发展时期，资本主义经济的扩张是以家庭部门为代价的。历史地看，这壹过程的最重要阶段是资本主义农业取代家庭食物生产。

在英国，这壹过程在十九世纪早期就完成了，但在欧洲其他地区，这壹進程壹直持续到20时候的下半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社会主义革命主要地发生在像中

国这样的国家。在那里，家庭经济在食物生产中仍然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家庭经济的余地就变得要有限得多。它受限于这几个领域

：（1）食物准备的最后阶段；（2）照顾学前婴儿；（3）壹部分照顾学龄儿童的工作；（3）壹部分清洁和维护家庭房屋的工作；（4）壹部分照顾年老体弱

者的工作。

在资本主义发展期间，人们可以发现好几个生产领域已经几乎完全从家庭经济中消失了：（1）栽培农作物；（2）照料家畜；（3）碾磨；（4）屠宰；（5）

食品保藏；（6）纺织；（7）修建房屋。这些活动都转移到资本主义部门了。这壹進程仍在持续。饭馆的增加和方便食品和速食食品的出售就是例子。这些东

西减少了家庭部门完成的食物生产量。另外，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上层家庭购买住宿学校服务也是壹个例子。

部门间的这些转换之所以发生，主要是因为市场部门更有效率。在某些情况下，曾经使用强制手段来吞并土地和减少家庭农业（英格兰的圈地运动，苏格兰的

高地清洗），这是真的；但甚至在那些没使用强制手段的国家，家庭农业也衰退了。资本主义在其组织的所有活动中都造成技术進步。生产者之间的竞争促進

了最高效技术的采用，而劳动生产率也因此提高。现在花费更少的工作在曾经属于家庭生产的领域。从中释放出来的劳动现在可以用来运营全部的新产业和近

代发展起来的生产部门。

尽管仍然要消耗许多劳动在家庭生产中，但家庭生产创造出来的实物相对较少。与之相反，市场经济的物质生产壹直在增长。资本主义部门供应的产品越来越

多，而家庭部门的生产率却壹直相对停滞。并不是完全停滞；家庭生产资料的改進是相当大的。煤气和电炉取代木头和干粪火堆，自来水取代了水井，洗衣机

取代了洗衣桶，这意味着完成相同任务需要花费的劳动现在大大减少了。但这些進步是对家庭经济来说是外部的；他们是引進资本主义技术的结果。如果依靠

自己，家庭经济没有显示出多少创新能力。

家庭经济也让给了社会主义。在工业化国家，国家向儿童提供免费义务教育是壹种常规。这在两个方面影响了家庭经济。在某种程度上，它较少了母亲的工作

，因为母亲不用全天负责孩子们。另壹方面，它从家庭部门中移除了潜在的劳动力，因为在学校上学的儿童，在更早的经济制度中，已经过了开始進行生产性

工作的年纪。在中国，恢复家庭农业的壹个悲剧性结果是，农民家庭倾向于让他们的孩子退学；因为让他们干农活更有用。壹个家内劳动力常常是文盲。

最近以来，国家开始承担部分照顾老人的任务。不像资本主义部门的入侵是自发出现的，用免费公共服务取代家庭劳动需要直接的政治决策。社会主义者和家

庭生产模式之间最近冲突的领域包括喂养儿童（免费校餐），以及照顾婴儿（托儿所护理）。在食物生产、清洁和育儿等家庭部门，半社会主义部门進壹步扩

展的余地还相当大。

就像上面陈述过的，在家庭组织中，已婚妇女壹般都为他们的丈夫和孩子做无偿工作。这种特殊形式的剥削被高度神秘化了。隐藏在性爱和母爱的意识形态之

下，人们倾向于忽视这种剥削。因为它的非常私人的性质，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阶级矛盾常常以个人的对抗的出现。经济上的阶级剥削表现为争论，道德

压力，殴打妻子，抛家弃子和离婚。

经济上的阶级斗争，甚至是雇主和雇员间的阶级斗争，对参与者来说也基本都表现为私人纠纷。当这些纠纷牵涉到壹类有着相同的特征个人，与另壹类的个人

進行斗争的时候，这些私人纠纷的集合就成为阶级斗争。因为丈夫和妻子或者老板和雇员间的斗争并不仅仅是出现壹两次的孤立的情况，而是同时数百万次地

重复出现，所以必须将这些斗争视为不同阶级间的冲突。

当这些纠纷被政治化的时候，参与者就会清楚这是阶级问题。也就是说，这方或者那壹方要求国家采取行动为其洗冤。家庭阶级矛盾尤其是如此，因为这是只

有在政治舞台上，大批妇女才能够相互合作与对她们的剥削作斗争。在这种情况下，就跟在其他情况下壹样，让矛盾保持私人化和个人化，完全是为了剥削者

的利益。

所有的政治阶级斗争都要求阶级意识的领导和可以让整个阶级围绕其联合起来的要求的纲领。目前为止，妇女政治斗争中最重要的议题也许是关于堕胎权利的

斗争。只要家庭生产方式继续存在，掌握生育对希望掌握自己的劳动时间的妇女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妇女作为壹个阶级反对家庭剥削的斗争，只有在其斗争目标变成用更先進的生产关系取代家庭经济的时候，才会呈现出革命的特征。除非坚持不懈地宣传人们

生活在壹起，准备食物，照顾小孩和相互提供感情支撑的替代性生活方式，不然就不可能使男人和女人见的矛盾超出个人政治的层次，提高到政治阶级斗争的

水平。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可以将男人和女人间的矛盾看做是英国政治中仍然是被压抑的和潜在的矛盾。

今天的父权制家庭将会被公社取代。我们认为，向女性斗争提供革命内容的最好方式是提出公社生活方式的具体图景。第十二章会开始这壹任务。

总结

在这壹章中，我们让大家注意到了市场经济造成的不平等的程度和不平等的壹些根源。我们在对劳动的剥削中考察了不平等的经济根源。对这种不平等的反对

，以及消灭这种不平等的尝试，处于任何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的道德中心。在随后的章节中，我们将表明，通过始终如壹地坚持人类劳动是价值独壹无二的源泉

的原则，可以建立起壹个既正义又有效率的经济制度。

第二章 消除不平等

本书的目标旨在描述壹系列原则和经济学机制。这些原则和机制能防止前壹章节中论述的各种不平等。除此之外，还有别的好处。我们认为，对雇员的资本主

义剥削和失业造成了不平等，这些不平等是可以有效地消除的。我们认为，消除了这些经济活动人口中的不平等，会创造出这样的政治条件：有利于结束老壹

辈人经历过的经济贫苦。我们认为，新的公社家庭形式的逐步发展会大大地有助于消除性别不平等。最后，我们还认为，尽管（新的社会中）还会有与技能和

培训方面的差异相关的经济不平等的残余，但是我们能使之减少到当前的很小壹部分。

相关的经济原则并不新鲜。这些原则可以上溯至十九世纪初，也就是社会主义思潮诞生的早期。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继续往前追溯到早期资本主义的古典

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这个基本思想是，壹个公正的社会只能建立在劳动者获得其全部劳动收入的原则上。长久以来，这壹原则是社会主义

原则中最特别，也是最流行的。它赋予工人们权利，根据每天投入的时间和精力，等量地拿回换算成工资的劳动所得；由此寻求解决剥削问题的良策。与之相

伴的是第二个原则：只有劳动才是收入的合法来源。

这就排除了其他的收入来源，比如地租、分红和利息等。这些收入的受惠者并不是通过个人努力，而是靠财产所有权才获得相应的收入。杜绝不劳而获的收入

显然是第壹原则的必然结果。因为在壹个生产者获得其全部劳动所得的社会里，不会有剩余去作为非劳动收入。

这些是相当古老的社会主义原则(有人甚至会说这已经过时了的)。仅仅时间长短并不能证明壹个经济原则是否站不住脚。沈湎于重新发现亚当斯密十八世纪经

济学的“新”右派指责社会主义原则复苏是守旧，这完全是用错了地方，因为这壹原则是作为对斯密的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的反击（回应），在十九世纪才兴

起的。



这些原创性的原则的重要价值在于，他们是为壹整个制度(不仅为包括经济组织，还包括所有新的法律、道德和社会秩序)，提供了连贯壹致的基础。这意味着

货币系统不是基于任意的无意义的货币单位比如英镑、美元或欧元，而是基于时间。在每壹个周末，记入人们账户的将不再是钱，而是工作的小时数。人们将

会以时间为单位支付产品和服务。妳会用妳自己的两小时来支付壹件需要两小时来生产的衣服。人类平等的民主设想是内在于基于时间—价格的经济之中的。

[1]

马克思把我们心中的这壹制度概括如下：

所以，每壹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之后，从社会方面正好领回他所给予社会的壹切。他所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例如，社会劳动日是由所有

的个人劳动小时构成的；每壹个生产者的个人劳动时间就是社会劳动日中他所提供的部分，就是他在社会劳动日里的壹分。他从社会方面领得壹张证书，证明

他提供了多少劳动（扣除他为社会基金而進行的劳动），而他凭这张证书从社会储存中领得和他所提供的劳动量相当的壹分消费资料。他以壹种形式给予社会

的劳动量，又以另壹种形式全部领回来。（马克屎，《哥达纲领批判》，《马恩选集》第三卷）

注意，这些劳动券起着与货币非常不同的作用。只有通过劳动才能得到劳动券，而且只能用来交换消费品。在另壹篇文章里，马克思认为罗伯特·欧文的所谓

“劳动货币”完全就不是货币：

在这里我还想指出壹点，例如欧文的“劳动货币”，同戏票壹样，不是“货币”。欧文以直接社会化劳动为前提，就是说，以壹种与商品生产截然相反的生产

形式为前提。劳动券只是证明生产者个人参与共同劳动的份额，以及他个人在供消费的那部分共同产品中应得的份额。不过欧文没有想到以商品生产为前提，

也没有想到要用货币把戏来回避商品生产的必要条件。（马克屎，《资本论》第壹卷第三章《货币或商品流通 》）

当马克思说劳动券同戏票壹样，不再是货币时，我们可以发掘某些隐含意思：

(1) 劳动券不能流通；只能用来直接交换消费品。

(2) 像许多种票壹样，他们不可转让。只有完成了劳动的人才能使用他们。

(3)就像進入剧院的时候就销毁戏票壹样，它们在壹次使用后即被注销。当人们从商店里拿走货物时，他们的票券就会被注销。这家店作为公社的机构，并不

需要购买货物，只是分配货物，所以它只是为了進行记录的作用才与劳动券发生关系。

(4) 他们不是充当价值贮藏。他们会有壹个“使用”日期加诸其上。除非人们在年底之前拿回他们在这壹年产出中的份额，否则就会认为他们不想要。如果劳

动券没有花出去，那么这些包含了劳动的货物就不会被使用。许多货物都是容易变质的，它们都必须以某种方式被处理掉。

现在，人们不必按把劳动券想成是已完成劳动的纸质证明。相反，我们可以设想使用某种劳动信用卡，这种信用卡可以记录妳做了多少工作。当填补过失，或

者使用直接借记终端时，就会从妳的社会劳动信用账户中扣除。

马克思向我们展示了壹个社会主义模型——壹个轮廓而不是清晰的模型，这壹社会中没有商品（例如，专门为了在市场上進行交换而生产的货物）。人们完成

工作后以劳动信用的形式获得报酬。为了公社的需要，進行壹些扣除。货物依据其中的劳动量進行分配，并在人们的信用账户中做相应的扣除。产品按照直接

的社会原则组织起来，而中间产品也绝不会表现为商品形式。

自从按照劳动时间报酬的原则首次提出后，就招致了郑重的反对。第壹个反对意见是，人类并不平等，所以给他们平等支付报酬既不正义，经济上也没效率。

我们下面就详细究这个论点。

有人认为，尽管鲁滨逊·克鲁索的岛上，按照劳动时间计算也许是可以的，但在实际经济中，由于问题全然的复杂性，这完全不可行。我们认为，跟踪多少工

作被用在生产东西，对现代计算机技术来说，不会有壹点困难。第三章会研究这壹问题。

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时提出了另壹个对使用劳动价格的反对意见。这种意见认为劳动货币与市场运行是不相容的。这壹论点宣称，在面对供需波动时，按照生

产产品的劳动成本来固定产品的价格的尝试都会失败。我们在第八章研究这壹问题。

不过，我们先研究壹下社会主义的报酬制度实际上有哪些好处。

收入再分配的好处

在社会主义报酬制度下，普通人会富裕多少呢？

壹小时劳动能生产能多少东西？

我们估计, 在1987年的英国，每小时劳动生产价值7.5英镑的产品。这就意味着以劳动货币形式的报酬应该相当于1987年的7.5英镑的计时工资。这就意味着，

我们说的是相当于每周四十小时劳动获得300英镑。当然，这是税前的情况。

表2-1说明了这是怎么算出来的。数据来自1988年版的《英国国民经济核算年鉴》。我们从国民生产总值开始。我们从中扣除资本折旧的数值。资本折旧是壹

个国家资本存量损耗或破败的速率;审慎的做法要求留出国民生产总值中相应的壹部分，用于更新损耗的资本存量。近年来，并没有壹直这样做下去，而听任

国家基础设施的组成部分——比如交通系统、下水道和住宅——损坏衰败。缩减资本更新的政策在短期看是便宜的，但最终会付出极大的代价。必须更加认真

地对待未来的需要；所以在我们的计算中，扣除了资本折旧，得到国民生产净值（NNP）。这就是1987全年可以用来满足社会需要的产品。

表2.1: 1987年每小时劳动创造的价值

按市场价格计算的英国国民生产总值

4200亿英镑

减去 资本折旧

480亿英镑

等于 国民生产净值

372亿英镑

雇佣劳动人口

2570万

所以：净产品每雇员

14474英镑

每周工作小时数

40

每年星期数

48

所以：每年工作总小时数

1920

所以：每小时创造的价值数=14,474英镑/1920=

7.53英镑

请注意这里低估了每小时劳动创造的价值量，因为部分劳动力是兼职工作，每周工作时间少于40小时。

我们接着将其除以雇员总数，得到每雇员的国民生产值：大约14500英镑。这是每个雇员在1987年创造的价值的平均数。[2]如果再将其除以平均每年工作的小

时数，就得出结果是每小时劳动创造大约7.5英镑的价值。

四十小时的工作周可以得到300美元的税前收入。我们不是说人人每周都可以随意花费这全部收入。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为了支持教育、医疗服务、公共投资

和科学研究等等，个人纳税的水平也许比现在还高些。与之相比，在壹个充分就业的社会主义经济中，需要较少的税收来为社会安全提供资金。但是，通过税

收制度分配国民收入根本上不同于剥削，因为税收制度接受民主控制。民主制度下的公民可以影响税率，所以税收会代表人民准许分配给公共目的的资源。与

之相反，市场经济造成的收入分配不是，也永远不可能是，民主决定的结果。

每周300英镑的平等税前收入是否显得有点多或者中等，取决于妳的角度。如果妳认为是中等，那么妳要么是被1987年的通胀水平所误导，要么是对人们的收

入之少毫无概念。

新收入调查（New Earnings Survey）[3]显示1987年女工周收入中位数是145英镑。收入中位数是收入分布的中点：壹半女工每周挣的不到145英镑，壹半比这

更多。



图2.1显示了更加详细的收入细分。可以看到，超过75%的女性体力劳动工人每周收入不到145英镑。甚至在非体力劳动工人中，也只有25%的人每周挣的钱超过

213英镑。把这个图标和每周300英镑的平等报酬标准相对照，看起来壹半女性劳动力会发现自己的收入在社会主义模式下会增加壹倍多。接下来的百分之二十

五会发现他们的收入增加了50%。即使在最高的四分之壹的女性雇员中，大多数也多半能看到薪酬大量增加。很明显，女性会从按照劳动时间付酬的社会主义

原则中获益甚多。同样情况对男人们也成立吗？

表2.1同样表明，虽然男人壹般要比女性多得三分之壹，但大多数男人也会从按照劳动时间付酬的社会主义原则中获益。收入超过300英镑水平的唯壹壹类人，

是男性白领工人中收入最高的四分之壹。这表明雇员中的绝大多数都是被剥削的。也许在平等的薪酬方案中，他们会因为级差工资受损，但如果不再受到剥削

，获得的益处也会多于抵消级差工资带来的损害。几乎所有雇员的收入会感受到收入大量增加。这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在社会主义薪酬制度中，财产性收入被

废除了。社会主义以牺牲股东和其他财产所有者为代价，让雇员们成为受益群体。

平等比增长更有效率



这是壹个需要紧紧抓住的重要观点，因为常常有人宣称从社会主义收入分配中得不到多少好处。资本主义的支持者主张，让整个经济增长以提高低收入者的实

际生活水平，是更加妥善的办法。随着经济增长，金字塔底层的人们会从上层“滴漏”下来的财富中获益。（这就是所谓的捐滴效应）看看数字，就能发现这

类说法的虚假了。

英国经济的长期增长率为每年2.5%。按照这个增长率，壹个中等收入的女性要多少年才能达到每周300英镑？答案是30年：用妳的计算器核对下吧。社会主义

再分配可以直接做到的，在另壹个制度下却必须要花上壹个人职业生涯的壹大半。有了社会主义，员工就能够“鱼和熊掌兼得”。通过再分配，她壹劳永逸地

获得了收入的增长，但经济增长并不停止，所以她会继续享受收入的逐年增长。

资本主义的拥护者反驳道，不平等对于经济增长是必要的，因为它提供了激励。他们指出，1980年代中期就是证据。作为计划用来增加不平等的政策的结果，

英国政府声称促進了3%的持续经济增长。这并不是壹个伟大的时期，而只是比英国经济近年来的增长率高壹些。让我们姑且认为这额外的每年0.5%的增长率代

表不平等（而不是北海石油）的成果。与收入再分配同样的好处，每年0.5%的增长要多少年才能提供？

答案是要150年。那就是六代人。而且这还是考虑壹个事实，那就是不平等的增长意味着与更高收入者相比，劳动妇女收入增长会更低。中等收入的劳动妇女

是否能得到那0.5%的增长是很成问题的。

劳动的不平等

到现在为止，我们壹直都假设劳动本质上都是同等性质的。我们说过，社会主义最初依据的是民主假定。这壹假定认为，人类是平等的，因此也应该同样地看

待他们的劳动。我们暗中假定每壹小时劳动生产等量价值，而所有工人应该由此获得相同比率的报酬，比方说，每小时壹劳动劵。尽管我们依据哲学上的理由

说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却不能否认人们在工作能力上存在实际差别。让我们探究壹下这种劳动力不平等的后果。我们想看看对于社会不平等的影响是什么：技

能上或者培训上的不平等必然导致阶级差异吗？

我们并不这么认为。工人至少在两个方面存在差异——壹种与他们受教育或培训的方式和学位有关，另壹种则是“个人品质”方面的差异，比如努力工作的决

心，与其他同事默契合作的能力等等。这两种区别导致了两个问题。第壹个问题是，有更好技能或者能力的人是否要比较少技能和能力的人获得更多的报酬。

第二个问题是，尽管秉承人类平等的哲学，但为了计划（分配）的目的，他们是否也会不得不承认不同类型的劳动。我们将依次讨论这些问题。

因为教育/技能的差异化报酬？

我们先考察下技能和教育级别的差异与个人工作报酬的差异。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相对更有技术和接受更多教育的工人壹般说来收入会高些。这样做的理由是

什么呢？这些理由在何种程度上也适用于社会主义经济呢？

壹种公认的解释是，这种薪酬溢价中至少有壹部分起到这样的作用，它是对教育和培训费用和此前放弃的收入的补偿。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工人对自己的教育

和培训在经济上负责的程度是变化的，但在所有的情况中，都存在着放弃的收入这壹因素，人们可以挣得更多——如果壹开始在完成基本教育后就直接就业，

而不是继续接受额外的教育。因此，为了形成充足的受教育劳动力的供给，壹旦受更高教育的工人就业，就必须付给他们壹份加价。理由就是这样。

这又有多实际呢？相比于离开学校到建筑工地上班，当学生真的是壹种“牺牲”吗？与许多工人阶级的年轻人相比，学生的日子很好过。这项工作干干净净的

，也不是太苛刻。还有很好的社会设施和丰富的文化生活。这是壹种可以在未来的生活中要求经济补偿的经历吗？

即使补偿的论据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对经济现实的壹种精确反应，也不意味着社会主义体制中，专业工人应该获得同样的差别工资。那时，教育培训的费用会完

全由政府承担。不仅教育将完全免费，就像在英国已经实现的情况那样。而且学生在学习期间还将能获得壹份正常的工资。学习是壹种正当而且对社会来说必

要的工作的形式。学习“产出”掌握技能的劳动者，因此就该相应地获得回报。所以，学生不需要有任何个人花销和收入的损失，就不需要补偿了。

在当前的社会，阶级制度使得人口中的大多数永远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潜力。在工人阶级社区长大的孩子甚至意识不到教育说提供的机会。他们的职业展望在

壹开始就被抑制了。许多人囿于现实——向他们开放的都是低级工作，谁又需要为了这些而接受教育呢？

其中壹些正是反映了孩子们所看到向其父母开放的工作。如果没有社会革命建立起（同工）同酬制度，这些工作自己并不会发生改变。同工同酬并不会在壹夜

之间提升人们的教育和文化水平；但其后的民主设想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这壹方向上产生效果。同工同酬是壹个道德上的表述。它宣称壹个人和其他任何人

具有同样的价值。他宣称，“公民们，社会面前人人平等；妳们可能干著不同的事情，但不再分为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只要残酷的经济现实仍提醒着妳：

社会将把妳看做是下等人，谈论教育机会的平等就是虚伪空洞的。除了所能购之物以外，工资还是社会地位的符号；而工资的拉平就会在自尊心方面引发革命

。与工人阶级大众不断增加的舒适和安全感想伴随的，是他们对自己和他们的孩子们更高的期望。

如果社会在金钱方面平等地对待人民，这将鼓励人们争取教育和文化上的平等。教育是比金钱更充实更丰富的东西，但是“凡有的，还要给他”（出自《圣经

》马可福音 4:25，指穷者越穷，富者越富的现象，即“马太效应”）。目前，教育机会总是与金钱相关。壹旦工人阶级赢得了经济平等，他们就有信心去为

自己和自己孩子追求文化和教育上的平等。巨大的经济潜力将会在这壹过程中被释放出来。人类的创造力和智慧是我们最重要的资源——通过教育发展这种资

源，经济進步会随之而来。



特定劳工短缺

资本主义条件下，除了高教育获得高工资的壹般趋势之外，还可能不时出现特定类型的劳动力短缺（未必壹定是受教育水平最高的），造成此类劳工的市场价

格暂时上升。所产生的额外费用就好像是稀缺品的“租金”。

我们用“租金”这壹术语，以此类比土地收取的地租。“租金”这壹术语是壹个经济学上的比喻。它是指稀缺资源所有者收取的垄断价格。马克吐温的忠告道

出了租金的本质：“赶紧投资土地,因为上帝已经停止制造”。因为土地的供应是短缺的，而且由于它为私人所有，所有者就可以从需要耕种土地或者以此为

生的人那里获取报酬。如果某种特殊技能或专长的供给相对需求是短缺的，拥有那种技术的人就有点像土地所有者。没有他们的技能，经济就没法运行，所以

他们可以就他们的劳动要求额外报酬。

在某些情况下，这壹高价可以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到供给短缺的特定专业。在其他情况下，这壹高价将会继续存在。可能存在引入该专业的障碍。美国医学会在

医学院训练新医生，以及控制医生移民的规则方面有很大的影响力。它就运用这种影响力来控制進入这壹专业的人的数量。这就造成医生收取更高的费用。

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也同样很可能出现特定技能的供给相对于社会需求短缺的情况。因此，必须有扩大供给的机制。壹个教育、培训和劳动力配置已经社会化

了的体系将更容易预计和宣传潜在的短缺。如果他们追求针对性的职业，也更容易用更好的工作机会的希望来吸引新成员進入需要的专业。要是这样还不能保

证足够数量的人進入这壹行业或专业，那就需要劳动管理或者支付高于正常劳动券的“租金”。

劳动管理听起来很残酷，而苏联在30和40年代的建筑工程中使用的强制劳动也符合这样的形象（尽管为了劝说人们自愿地進入新的工业专业，广泛使用强制劳

动相结合的是，越来越多地使用工资级差和激励报酬。）。激励性报酬和劳动管理都来自于快速工业化时期重新配置劳动的需要。都不受欢迎，所以赫鲁晓夫

政府实质上摈弃了劳动管理，同时大大地减少了工资级差的等级。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减少工资级差仍在继续。（参见Lane, 1985）。

很可能，告诉人们应该做某种工作，或者给他们很大的工资级差，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会壹直受到人们厌恶。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对平等拥有强烈的感情。据说

在俄国，新合作社成员赚取更高收入引起了普遍的怨恨，这正好证实了上面的说法。

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管理每天都以更微妙的形式发生。英格兰北部的工人必须南下到伦敦工作，只能在周末见见家人。失业福利办公室被告知要取消拒绝工

作的人的福利。每当工作短缺壹出现，这壹隐蔽的强制就会发生。失业迫使妳接受提供给妳的工作。以前苏维埃的特殊奖金报酬和显式的工人管理的方法是需

要的，因为有充分就业。当缺少这些措施时，比如在勃涅日涅夫时期，工人们倾向于频繁转变工作，以至于企业很难维持稳定的劳动力。英国的1960年代的时

候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当时失业率非常低。如果工作岗位比就业工人多，那么壹些雇主就愿意提供激励，诱使工人离开当前的工作。供给格外短缺的技术会很

受青睐。当这壹情况发生在资本主义国家时，某些体力工人开始赚取专业工人的工资，造成短暂的媒体轰动。

应该将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经济计划设计成完全使用可用的劳动力资源，既没有过量需求也没有过量供给。尽管如此，劳动供给和需求的总体平衡，并不能应付

特定专业不足的问题。假如存在着电气技师的短缺。如果这是由于没有训练电气技师的设施造成的，那么给技师们付更高的工资并不能解决这壹问题。需要的

是加强版的培训计划。现在假设存在着深海潜水员的短缺。阿伯丁海洋技术学院有空缺，但申请者不足。拥有冒险气质的人可能天然地对潜水生活感兴趣，但

其他人，却害怕危险和艰苦，不愿意申请。怎么办？

在市场经济中，答案很简单。给潜水员支付高于壹般体力工人的工资。然后，妳就会发现人们愿意为这壹份额外的收入冒险。这能让人满意吗？另壹种途径可

能是承认并没有太多的愿意冒生命危险下海，因此耽搁了离岸石油开发，直到能够完成这壹任务的自动机器造出来。

潜水员是这个例子有点极端。壹些工作比另壹些工作更让人不愉快，这壹事实是仍然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决定用何种方式解决这壹问题，通过提高工作

条件和质量，还是给愿意做这种恶劣工作的人以激励性报酬。如果整个经济是基于劳动货币，那么给予激励报酬就存在风险。危险在于，如果人们每干壹小时

可以得到两小时的劳动券，那“壹小时”就会贬值了。这些激励报酬是以其他人遭受收入下降为代价的。为防止通货膨胀，让公众对工资级差能有所控制，这

种激励报酬就必须由总税收提供资金。

“稀缺租金”这壹概念也许有更广的应用。社会主义经济必须保证其对熟练劳动的投资不会被浪费，要么通过熟练工人移民，要么就是他们决定把精力用于更

高回报的“非正式”活动。先不管道德劝告——虽然这是我们认为理所应当的，但却并不够。只有两种办法能保证熟练工人持续地按照预期方式工作——监督

或者足够的报酬。收入不平等是不受欢迎的，但全面监督也同样不可取。计划体制可能造成某些类型的工人缺失，当政府处于这种危险的情况下，就会出现支

持某种程度的“租金”报酬的实用主义论证。

给“个人能力”支付级差报酬



在任何给定的以教育或技术的级别和形式来定义的工人阶层中，明显仍然会存在天赋、精力、合作精神等方面的差别。级差报酬制度应该承认这些差别吗？

在尝试回答之前，考虑下问题的含义——我们在这里触碰到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提取剩余产品的问题。“剩余产品”这个词的意思是超过维持工人自身的产品

之外的额外产品。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剩余表现为剥削收入的形式：利润、利息和租金。

剥削范畴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不适用，因为剩余产品的配置是民主决定的；尽管如此，仍然需要保证从生产性工人身上“提取”剩余，用于满足非生产者（士兵

、犯人、小孩、病人等等）的消费需要，以及生产工具的积累。正式壹点来说，这壹目标将会在我们提出的制度中，通过对劳动收入征税和收取地租（例如，

这些国家“财政”“收益”转移给非生产者，社会服务和积累，如第七章中讨论的那样）达成。但这壹正式机制的存在决不能保证能实际生产出充足的剩余；

真正要紧的是，工人必须充分的勤劳和高产的（或者他们选择少生产，那他们的个人消费就相应地受限制）。什么办法可以保证这壹点？

作为比较，考虑壹下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情况。在这里，生产剩余产品的要求表现为，壹个公司需要获得利润。我们知道加强或提高生产率的机制有利于创造利

润。工人订立的雇佣合同中，或明或暗地包含了最低可接受表现的概念；然后，这个合同由企业监工（经理，组长）来执行。如果工人不能达到要求的绩效标

准，或者不够顺从，就通过解雇这壹最终处罚来兑现合同。当然，解雇惩罚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单个企业控制之外的状况，主要是全经济范围内的失

业情况，以及失业工人所能得到的生活补助的水平。除了对劳动力的这种“消极”控制，企业还有壹些积极的提高生产率的办法：奖金和可变薪水；升职的前

景；对取得优秀绩效的杰出个人進行宣传；以及创造壹个工人能够感觉到他们提出的提高公司生产率的建议能够被倾听并得到回报的环境。当然，资本主义企

业对后面这种更“开明”策略的偏好程度，是多变的。

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失业处罚被有意地取消了。所有人都有工作的机会，那社会主义的情况与资本主义有哪些方面不同呢？

我们可能希望争辩说，如果工人们感觉到他们不是为“老板”的利润，而是为“所有人的利益”而生产，社会主义可以为剩余的生产提供良好的总体社会环境

。但如果认为这就能解决所有问题，那就太幼稚了。除了普遍使用“开明”资本主义企业的“开明”策略（公开认可工人的成就，构建民主的工作环境），仍

然会有使个人报酬适合生产率的某种需要。如果人们认为投入了比平常更多的努力却“白费力气”，或者认为某个同事在偷懒，敷衍了事，把事情推给其他同

事，就会产生士气问题。

要使报酬与贡献相适应，壹种办法是全经济范围内的劳动分级。比如，有A、B和C三个劳动级别，其中B代表平均的生产率，A高于平均，而C低于平均。新工人

可以从“B”级工人开始，然后通过审视他们（自己发起的或者他们工作的项目发起的）工作绩效，可能评定为A或者C。注意，这些等级与教育和技能水平无

关，而只考虑和所在行业或职业的平均水平相比，工人的生产率怎样。

出于计划的目的，这些劳动分级会看作是以不同速率“创造价值”。工资率会与这些级差生产率相对应：“B”级工人每小时能得到1劳动券，“A”级工人得

到更多，“C”级工人则得到更少。为了保持发行的劳动券总量与工作总时长相等，工资率必须以这样的比例固定下来。壹旦知晓每个级别的人的数量，精确

的工资率会计算机自动算出来。

做壹个“C”级工人没有什么可丢脸的。这样的工人基本上是选择以更轻松的节奏工作——从而相应地接受稍微低壹点的消费。并不是每个人都要成为斯达汉

诺夫。如果壹个生产率较低的工人没有怎么装模作样，就不需要怨恨他。这样，高生产率工人的贡献得到了承认并被鼓励，同时计划人员对社会劳动力的分布

有了更精确的了解。



作为“生产出来的投入”的熟练劳动

我们在上面指出，工人可能会被分为个人生产率不同的几类，并出于计划的目的，承认这种分类。计划者知道，比如，某个需要1000工时（人–小时）平均水

平的劳动的项目，就需要800工时（人–小时）的A级别劳动。现在的问题是，计划者是否需要知道技能差异的存在，如果是的话，又应该如何安排？

在中短期，劳动力技能方面的差别是重要且不可简化的。采矿工程师、外科医生和计算机程序员的技能不能互换。这样，在这个时间段内，计划者就不能简单

地考虑“劳动”的配置，而必须承认提供特殊技能的可能性所加诸的约束。这就暗示了，必须保有每种专业资格的人的详细记录。那么，怎么处理价值的劳动

概念以及劳动—时间作为记账单位的使用？

从长期看，工人会重新接受培训，而社会主义“民主”的消费则是，除了某些极端苛刻的任务和某些有缺陷的人，几乎人人可以做任何事情。在长期性计划的

语境下，当前有那些特殊类型的熟练劳动可用并无所谓，重要的是培养这些技能的成本。而正像机器的价值可以按照生产它们所需的时间来计算壹样，为了长

期经济计算的目的，也可以这样来计算人类技能。

我们可以设想建立壹种基线水平的普通教育：接受这种级别教育的工人只会被视为“简单劳动力”，而接受了额外特殊教育的工人，才会被视为“生产出来的

投入”，这很像其他生产工具。这种作为生产出来的投入的熟练劳动的概念，通过如下示例说明。

假设成为壹个合格的工程师，需要在基本水平的教育之外，再学习四年。这四年生产技术工程师的过程涉及到各种劳动投入。首先是学生的工作——听讲座，

在图书馆学习，做实验，等等。像前面已经说过的，这会视为有效的生产劳动，因而得到相应的回报。这些学习工作按照“简单劳动”投入计算。然后是教学

工作，分配到被教的学生身上。这是熟练劳动投入。第三，还有与教育相关的其他“开销”（图书馆管理员、技术人员、管理人员）的工作。这就可能是技术

和简单劳动的混合了。[4]

这就阐明了壹个笼统的观点，即熟练劳动的生产通常需要投入简单和熟练劳动。原则上，测量当前的简单劳动投入是很简单的；难的是如何处理熟练劳动投入

。如果熟练劳动表现为过去劳动投入，就要按照简单劳动的倍数来计算，但是如何确定这个乘数呢？

在衡量投入到技术工程师劳动生产中的技术（如教育）劳动时，出现了随后衡量合格工程师劳动时所遇到的完全相同的问题。在下面的讨论和本章附录中，我

们壹并处理这两个方面，使用壹个简单化的假定，即所有“技术”劳动的生产都要求相等量的劳动投入。

拿无生命生产工具作个类比。确定从这样的生产工具“转移”到产品的标准方法是，把生产工具的劳动内容“分布”在其所处贡献的产品总额上。比如，如果

壹个包含1000小时劳动的机器，在生产壹百万单位的X产品过程中用完了，那么，我们就说这个机器转移了1,000/1,000,000 = 0.001小时的劳动到每单位X产

品中。進壹步计算，假设我们的机器以每小时100单位X产品的生产速率运行。这样，机器每运营壹小时，“传送”100 × 0.001 = 0.1小时的物化劳动。

现在回到我们的技术工程师，并使用同样的原则。假定壹旦取得资格，她每年工作45周，每周35小时，也就是，每年1575小时。假设她的工程技能的“折旧时

限”为10年。（换句话说，在这个时间结束时，他需要去或者说符合条件，去接受另外壹段时间的全日制教育，以更新她的知识或技能，或者改变专业，只要

她愿意的话。）在这10年里，她将工作1575 × 10 小时。为了确定在这段工作时间里，她的物化劳动的传递率，我们将她所受教育的总劳动量除以15,750。

本章附录说明了用简单劳动作为记账单位，计算熟练劳动中物化劳动总量是如何可能的。按照这些计算，“传递率”可能大约

10年折旧的情况下为0.50

15年折旧的情况下为0.33

20年折旧的情况下为0.24

例如，0.33这个数字告诉我们，我们的工程师的技能在15年的时间内折旧，每工作壹小时传递0.33小时的物化劳动。与机器只传递过去的物化劳动不同，我们

的工程师每小时也工作了壹个小时。我们的工程师的直接和间接劳动贡献之和因此是每小时1.33小时，是简单劳动工时率的倍数。就是说，如果计划人员在长

期计划的背景下考虑壹百万小时技术工程师劳动的使用，他们应该认识到，这相当于承诺了133万小时的简单劳动。

我们并不是说，就因为壹个熟练工人的社会成本估价比普通技能的工人高出三分之壹，他们就应该多得到三分之壹。这多出的三分之壹代表了社会使用熟练劳

动的额外成本。在为工人的教育付钱时，社会已经支付了这个“额外的三分之壹”，所以，没有正当的理由要求为个人付额外的工资。尽管不会影响到个人收

入分配，熟练劳动乘数在计算工程的社会成本时，仍是重要的。对社会来说，需要熟练劳动的任务代价高得多，即便熟练工人得到的工资与非熟练工人壹样多

。

与历史上存在的社会主义作比较

结束这章时，把马克思的模型与社会主义国家已经达成的做壹番比较，可能会有帮助。就我们所知，马克思分配原则得到运用的唯壹实例是在中国1960和70年

代的人民公社。在那里，产品按照工分制度進行分配。成员壹年之中投入的工作小时数会记录下来，而收获时他们的份额就基于此。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可能也

应用了这种原则，不过我们还不清初。

大体上，社会主义经济体都保留了货币。他们发行進入总体流通的纸币和硬币。这些货币在五种不同的流通中使用：

（1）社会主义国有企业间的交换。这种交换的基础是国有企业在运营和管理上的相对自主。

（2）国家和集体农场部门的交换。

（3）集体农场和城市工人在市场上交换农产品。

（4）家庭农场向城市工人的出售其产品，而这壹交易的基础在于家庭农副产品的继续生产。

（5）国家零售机构和国有企业职工的交换。

经常有人提出，在第壹种情况下，货币已经不是真正地作为货币发挥功能了，因为不涉及所有权的转移。如果企业A向企业B交付货物，企业B可能会为此付钱

，但由于他们是国家所有，所以不存在真正的所有权变化。[5] 这其中有壹定道理，因为大部分交付都是按照计划来的，但这种合理化只反映了部分真理。如

果没有所有权的转变，那为什么还有货币名义上的交换呢？

如果生产是直接社会化的，那就没有理由企业B应该为企业A交付的货物付钱。而是B单位——比如说壹个医院——可以被给予X小时劳动的预算。单位里所有护

士、保洁和医生的工作都从这个预算中扣除。任何药品、食物和公共所有的药厂的药物供应等，都从这个预算中扣除它们的劳动量。但是，医院不会向他的员

工或者供应者付钱。国家或者公社会把工人所做的工作记账，而药厂不必要求“付钱”，因为它们会有自己的劳动预算。

我们可以看看国民医疗保健系统中处于萌芽状态的这种制度。在保守党進行改革前，企业不用为实验室的测试和卫生部内生产的X光机付钱。

相比之下，社会主义工业部门保留商品形式的程度，远超过了社会主义财产关系看起来所必须的程度。斯大林说，商品形式的持续源自其他形式的交换，主要

是集体农场和国家之间的交换。[6]壹开始这可能是真的，但在某些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想到了保加利亚——集体农场对国家的的独立特征，在1960年代末

全都消失了。然而，货币的使用在所有情况下依然保持不变。

如果整个经济中流行劳动会计，就可以设想农业生产中的过渡形式，其中集体农场作为壹个整体，为交付的产品中所包含的劳动量得到酬劳。这就让农场劳动

离直接社会劳动还差壹步，但已经与货币的消灭相壹致了。

最后的交换系统——消费品市场——是最关键的。在这里，根本性的阶级冲突在阻止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计划的完成。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观是激進

平等主义的。除了劳动之外，没有别的收入来源，而所有的劳动都得到平等对待。要达到这壹点，就会要求消灭官僚享有的特权和工资级差。马克思主义计划

与任何精英阶层的继续存在都是不相容的。马克思为巴黎公社采取的政府官员不能得到超过壹般工人工资的原则欢呼。[7]在最近的几年里，毛和中国的左派

反对工资级差，指出中国要达到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仍有很长壹段路要走；他们认为，八级工资制仍是社会主义的障碍。

中国是独特的，因为废除资产阶级劳动级差制度成为了壹个重要问题。它是文化革命中的关键问题之壹。随着那里的左派被击败，以及邓小平路线获得主导权

，向实现马克思主义计划進壹步推進变得不可能的。在大多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以劳动为基础的薪酬制度的问题，甚至从未排上过日程。

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的社会主义政治家们，都很少对“平均化”感兴趣。尽管反对极端的财富积累，他们仍然认为应该维持某种程度的差别。如果所有事情都是

以货币形式完成的，在意识形态上证明差别合理就简单些。如果会计以劳动时间的形式完成，那么专业级差工资的骗局就变得有点太明显了。为什么壹个秘书

每工作壹个小时只能得到30分钟的报酬，而隔壁专家每投入壹小时就能得到2小时的报酬呢？

秘书和保洁员很快就会说：“等等！这是哪种社会主义，可以让妳们比我们贵五倍呢？”。那个臭名昭著的无产阶级平均化倾向（如此原始如此纯朴），就冒

出来了：“我们都是约翰·汤姆森的小孩（Jock Tamson’s bairns）”，“无论何时都要保持尊严”（A Man’s A Man For A’ That 《无论何时都要保持

尊严》是著名的苏格兰民族诗人罗伯特·彭斯1795年发表的著名诗歌。歌中极力赞美无论贫穷我们都保持做人的尊严，不贪钱财，不畏惧权贵，不能丢失洞察

真理的睿智，这才是做人值得自豪的品格。——译者注）。这壹民主感情壹直处于每次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中心。到19世纪晚期，认为壹个人的劳动与另壹个

人的劳动壹样的主张，现在依旧是社会民主运动的指导原则。每当资产阶级民主在那宣称“人民平等”，又用“法律面前”予以限定的时候，社会民主主义就

要求现实的经济平等。平等投票权对资产阶级民主意味着什么，劳动平等对无产阶级就意味着什么。

政治民主的敌人，比如南非的白人，谴责壹人壹票的原则无视人类的天然不平等的态度。文明的白人真的可以跟刚从丛林里出来的黑鬼相比吗？经济民主的敌

人则谴责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态度，因为它错误地使人们均质化。就像壹个中国访问学生对我们其中壹人直言不讳地说道：难道我接受了这么多年的教育

，与壹个无知醉酒的工人相比，不更有价值吗？

确实，人和人不壹样。大学教授的工作跟劳工的工作不同。布尔人的文化跟祖鲁人不同。男人和女人不同。对那些处于社会高层的人们来说，差异证明了工资

级差的合理性。底层的观点是不同的。

第三章：工作与时间和计算机

壹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壹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亚当·斯密，《国富论》）

我们将在这壹章里阐述，合理的经济计算应该以对时间，具体而言是对劳动时间的计算为基础。这不仅有利于建立公正的社会，而且同样有利于技术的進步。

我们将進壹步说明，壹套按照劳动时间進行产品成本估价的体系不仅仅只是壹个美好的理想，它也可以通过现代计算机技术得以实现。在这个说明的过程中，

我们将向读者介绍壹些关于计算的概念，这些概念与经济的组成有关。

在上壹章我们说明了人们如果按照劳动时间取得报酬，就是说人们劳动壹小时便得到壹小时劳动货币，长此以往，剥削就消灭了。这壹巨大的社会利益自然是

采用劳动货币的壹个理由。它的确是实行社会主义的经典理由——它废除了工资上的压迫并把劳动果实还给劳动者。这样的正义和公平并非这种经济计算方法

所带来的唯壹好处，它还能促進技术的進步。

很遗憾，人并不能永生。人们在有限的生命中可以生产的产品总和，即社会的财富，取决于他们为了生产其渴望或者需要的产品而被迫花费的时间。人类文明

的進步受制于壹个时代的经济发展水平。生产其必需品所花费的时间和努力愈大，这个社会就愈贫穷，也就愈加不能维持我们称作文明的娱乐、艺术、文化。

所以，用来节约劳动力与劳动时间设备的飞速更新换代正是最近两个世纪以来工业化世界的发展欣欣向荣的根本原因。

时间的节约

任何新技术掘起的基本经济理由是节约劳动力。只有在经济上不断应用这样的发明，人类因此才能被解放从而获得更多的休闲时光或去尝试更加新鲜而复杂的

事物。壹名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必须壹如既往地寻找节约时间的方法。正如亚当·斯密所说，它是我们的“原币”，壹旦被浪费，就意味着永远的失去。只有当

社会主义证明自己能更好地节约时间，才能表明其相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

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制造商受利益驱使，尽可能地降低成本，其中就包括工人工资。公司经常采用新技术以便削减劳动力和相应开支。尽管新技术的应用经常

与工人的直接利益发生冲突，导致他们失业，但整个社会最终会受益。技术变革所带来利益并没有被平均分配——雇主比雇员获益更多——但是最终，其促進

了技术的变革，资本主义正是以此为基础才宣称自己是進步的制度。工会内部壹般也接受新技术的应用，只不过要在保证全体工人利益的前提下。

社会主义经济经常批评技术变革，认为其导致失业，而这是壹种很幼稚的想法。在这壹点上，资本主义需要反思的是其劳动节约型设备的更新换代速度太慢了

，因为劳动力被人为压低。

尽管有古希腊的科学和古罗马的工艺，但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没能创造出壹个工业社会。历史学家经过长期争论认为，其原因在于奴隶制。当所有的工业生产

都由奴隶来進行时，对劳动力成本的理性计算就显得多此壹举。壹个奴隶并非按小时付给报酬，所以主人就没有计算劳动时间的动力。而没有这样的计算，节

约劳动时间概念就更无从谈起。所以，比方说，尽管罗马人知道水车，却从未進壹步广泛地应用机械动力。（White, 1962）

资本主义相对于奴隶制是壹个明显的進步。资本家按小时付给劳动力工钱，因此不愿意浪费。他通过对工作时间和强度的研究来检验自己花钱是否值得。但是

，他仍以低廉的价格购买劳动力，否则他就得不到利润。这里有壹个悖论：价格便宜的东西永远不会真正被珍惜。工资越低，利润就越高；但是工资低的时候

，雇主就浪费得起劳动力。在理性方面，资本家比奴隶主更高级，但仅仅是高级壹点而已。

英国铁路是个技术奇迹，宽广笔直的铁轨穿越大地
隧道穿越高山，路堤高架桥横跨峡谷
如今铁路的印记在这片土地上依旧存在
这是创造巨大财富的商业之路
这是日不落帝国的供给之路
这是无处不在的光明之路壹

……毫无疑问，铁轨将为新千年的到来做准备，像曾经的罗马帝国的道路和水利工程壹样。用着过去罗马奴隶修水利时使用的工具，劳工们和“航海家们”修

建了铁路。铁路是强健的肌肉用凿子和铲子建成的。两千年里的壹个伟大的技术進步是由中国人发明的独轮手推车。工人们使用它，而奴隶们则不使用它。二

铁路是机器时代的产物。但是没人超越史蒂芬孙和布鲁奈尔的智慧，去设计蒸汽动力的挖掘机械。由于报酬上的奴役（雇佣劳动者）相对更便宜，所以就用不

著那么麻烦了。

在本世纪的英国码头（本书作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码头工人仍然用着自中世纪就没有改变过的技术去装卸货物。工人们按天雇佣，做着奴隶的工作，却没

有奴隶制下的安全。要想让资本家阶级意识到在推土机、重型挖掘设备和集装箱化上的投资是划算的，就需要有充分就业、强大的工会和更好的工资待遇。

上面的例子都是些体力工人，通常被认为是工人阶级受剥削最深的壹群人。类似情况也存在于许多低工资的血汗工作中——服装制造，玩具制造等等。在这些

领域，生产技术停滞，创新的热情也不高。我们可以得出壹个普遍的规律，工资越低，雇主就越不愿与实现现代化。 我们可以用表3.1中的例子说明这个规律

。

表3.1 两种挖沟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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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

劳动创造的价值 7.53英镑每小时

工资率 3英镑每小时

表中显示的是用两种方法在壹条路上挖沟的相对成本分别是多少。用旧方法，承包人雇佣两个人，每个人在壹周内分别劳动50小时。除此之外，他还需要租壹

台压缩机和两个风鉆。它们是用来進行路面破碎，然后让工人用铲子掘土。压缩机和风鉆的损耗加上压缩机所耗费的燃料，共计达到100小时的劳动。使用现

代技术，承包人只需壹台挖掘机并雇佣壹个人，工作50小时就可完成。这里，挖掘机和燃料的消耗共计为125小时的劳动时间。现代技术仅仅需要175小时的直

接和间接的劳动就可完成这项工作，而旧技术则需要200小时。

假设在1987年的英国，壹个小时的劳动所创造的产品的售价为7.53英镑，而壹个小时的劳动报酬为3英镑。如果我们计算壹下两种技术所耗费的货币成本，我

们会发现壹个颠倒的结果，旧方法更便宜。因为劳动力更廉价，劳动力密集的技术显得成本更低，这就导致资本家浪费人类劳动。

计算机工业中也能找到很贴切的例子。20世纪50年代，IBM开发了高度自动化的机器去为他们的计算机构建核心存储器。随着需求的增长，他们的工厂变得越

来越自动化。到了1965年，他们甚至要为制造电脑的机器开设了壹条全新的生产线。即便如此，计算机的生产仍然跟不上需求。

形势变得更严重了。金士顿（Kingston）新上任的经理曾经在日本待过几年。他提出，东方国家的工人有足够灵巧的双手和耐心，可以找他们手工制作磁芯板

。他带着壹包包磁芯，线圈和砂心框去了日本。十天后，他带着手工磁芯板从日本回来了，质量和金士顿工厂里的自动送丝器制造的壹样好。这个工作又慢又

乏味，但是东方工人的工资是如此之低，以致于生产费用实际上低于金士顿的全自动生产。（Pugh et al., 1991, p. 209）

对于苏联七八十年代针对价格和工资体制的改革，有壹种批评是：低工资会导致同样的劳动的浪费。在苏联，工资保持低水平，居民收入的壹大部分来自丰厚

的住房补贴和公共服务。雇人的企业不给人们支付这些服务的费用。改革派支持价格和工资体制的变革，以提高服务方面的支出，而工资相应增长则可补偿这

壹部分。他们宣称，更高的工资会起到创新激励的作用。

这壹论证是可行的，但还远远不够。因为工资，也就是付给劳动的价格而不是劳动时间本身，被当作了成本，所以问题出现了。这意味着，壹切不同生产技术

之间的成本比较，其结果都会受到工资水平的影响。如果我们将工资纳入成本進行计算，我们就无法抛开收入分配而对经济效率進行衡量。为了避免这种情况

，我们需要找到壹些客观的方法衡量产品生产所用的劳动量。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客观的社会核算

厂商依据市场价格变化确定成本。这为厂商选择更廉价生产方式提供了某种理性基础，即使这样的选择会更多地偏向浪费劳动的工艺。如果想找到关于成本方

面更客观的信息源的话，我们需要壹个独立于市场之外的信息收集系统。这时就需要引入计算机技术了。我们需要壹个计算机化的信息系统，它能准确估算不

同工艺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并将这壹数据提供给产品工程师。

在资本主义国家，市场价格被看作成本的指示器，但这有壹定的盲目性。壹位艺术家死时分无分文，而几十年后他的作品几经转手却已价值百万；股票市场被

突如其来的恐慌所袭击，仅仅几个小时，股票市值就蒸发了数百亿；因为价格过低，农民不得不销毁自家庄稼。走过英国或美国的贫民区，妳会看到人们憔悴

的面庞和发育不良的身躯，因为食品价格对他们来说太贵了。

市场价格是供给和需求两方的玩物。需求不依赖于人们的实际需要，而依赖于支付的能力和意愿。这意味着财富的分配、壹时的心血来潮和时尚潮流都会影响

需求。供给受制于更加单调的约束：用于進行生产的资源。

壹幅凡高的新作品需要凡高自己来创作，但凡高又在哪里呢？所以，凡高原创作品的供给不可能再增加。而这些现存的原创作品由于承载了人们对这位作家的

无限遐想，其价格就被那些富人的荒唐和虚荣心而无限推高。

西红柿的供给依赖于劳动、土地、阳光、水、温室、油等等。它们的生产成本取决于农业技术和投入的成本。它们的供给受制于客观的约束，这限制了它们的

价格。

我们永远不能合理估算达芬奇现在壹幅作品的创作成本，但在社会主义经济下应该可以对不同的产品的客观费用做出壹些估计。原则上，我们可以对任何广泛

使用的资源的费用做出估计。在工业社会，我们可以根据生产中消耗的产能给商品定价。如果由于环境原因，工业生产面临着全面的产能限制，那么也许就该

换壹种产品定价方法了。我们支持用劳动时间作为计算的基本单位，因为我们认为社会是人的社会，至少从目前来看，人们怎样生活至少比任何壹种自然资源

都重要。我们会在第五章回过头来讨论基于环境的考量而反对过分依赖基于时间的估算方法。

定义劳动内容

为了按照劳动去估算成本，我们需要给壹个产品的劳动内容下定义。如果我们想知道壹个西红柿的劳动内容，就不能只计算农民照看和采摘它壹共花费了多少

秒。我们还要将间接劳动考虑在内：人们建造培育西红柿的温室所花费的劳动；石油工人生产温室所需燃料的劳动，等等。但我们似乎陷入了壹个循环的矛盾

中：要想知道壹种产品的劳动内容，我们就还要知道另外好几种产品的劳动内容。

为了解决这个复杂的相互依赖的问题，我们需要的壹个投入-产出表。它记录著壹些部门的产出是如何被用作另壹些部门的投入的。在表3.2中给出的例子中，

食品部门每周消耗2000桶原油，雇佣2000名工人，生产40000条面包。石油部门每周雇佣1000名工人，耗费500桶原油，生产出2000桶原油。这个简单的经济体

净生产40000条面包和500桶原油，作为3000名劳动者食品和燃料。

表3.2：壹个简单的投入产出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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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所展示的关系可以被用来计算原油和面包中的劳动内容。

先来看面包。我们希望发现，生产壹条面包需要多少个“人-周”的劳动，。

壹个人劳动壹周，也就是说，创造了壹个人壹周的价值。我们从表中可以知道：

40000条面包的价值=2000人-周+2000桶原油的价值（3.1）。

也就是说，面包生产中创造的价值，等于这项生产中直接劳动，加上由原油的投入所代表的间接劳动。为了说明面包中包含了多少个“人-周”的价值，式

（3.1）可以被化为壹下形式：

壹条面包的价值=（2000+2000×原油价值）/40000（3.2）

因此，按照劳动，如果我们知道原油的价值，我们就可以算出上面要求出的价值。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

3000桶原油的价值=1000人-周+500条面包的价值（3.3）

所以，2500桶原油价值1000人-周，而壹条面包的价值壹定值1【人-周】的0.4或者五分之二。现在我们可以算出面包的价值：

面包的价值=1.40/20=0.07人-周

所以最终结果是，壹条面包和壹桶原油的劳动价值分别是0.07和0.4人-周。③

规模问题

在《可行的社会主义经济》（1983）壹书中，亚力克·诺夫强调了现代经济的规模的重要性。他说苏联经济包括1200万种产品，并且引用了O·安东诺夫的估

计：为乌克兰起草壹个完整且平衡的计划会耗费全世界人口超过1000万年的劳动。

同样的争论也适用于计算劳动价值。投入产出表格里的玩具模型方程式的求解是壹回事，而解开壹个由1200万个方程式组成的联立方程组却是另壹回事。但是

，仅仅指出计算壹个大经济体的劳动价值是复杂的这壹事实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知道它到底有多复杂。诺夫引证的例子让我们感觉这是壹种庞大的难以处理

的复杂事物，而这种印象似乎关闭了進壹步研究的大门（我们应该指出，诺夫绝不是唯壹做出这种结论的人。这种论点在反社会主义者中经常可以见到。我们

举出诺夫的例子来证明即便是左倾的经济学家对社会主义计划的复杂性也往往束手无策）。而我们需要描述壹套法则，这些法则能决定为复杂程度不同的经济

所做的劳动价值计算需要耗费的时间。

用人工方法准备这个方案（或者计算劳动价值）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用计算机也不行。为了着手做这件事，我们需要在将要制定的经济规模和

所需的计算机工作时间之间建立数量关系。计算机科学的其中壹个分支——复杂性理论所研究的，正是進行计算所需要的时间。

复杂性的理念

复杂性理论解决完成计算所需要的不连续步骤数量的问题。这些不连续步骤大体上要与在计算机程序中执行的指令壹致。举壹个例子来考虑这个问题。

给妳99张卡片。每张卡片上分别印着1到99这些数字。卡片的顺序是任意的。妳需要把他们按升序排列。妳会怎么做？有壹种解决方案需要应用下面所述方法

。

(1)把第壹张卡片与第二张比较。如果第壹个比第二个大，则交换它们的次序。

(2)用第二、三、四对卡片去重复步骤壹，直到妳到达底部。

(3)如果妳发现这壹叠卡片的顺序是正确的，那么妳可以停下来了。否则，妳还要重新進行第壹步。

用这种方法给卡片排序会用多长时间呢？这取决于卡片原有的顺序。最好的情况是，卡片壹开始就是升序排列的，这样進行壹遍98次的比较就足够了。最坏的

情况是，卡片壹开始是降序排列的。妳现在需要将顺序颠倒过来。妳看到的第壹张卡片上的数字是99。第壹步将它移动到第二张，然后第壹步会被重复直到我

们翻到这壹叠的最后壹张。每壹次，印有99的卡片都会被移动壹个位置。最终，经历98次重复，它到达了底部。

于是，壹次对这叠卡片的单程扫描会把壹张卡片移动到正确的位置。开始时，有99张卡片都处于错误的位置。所以，我们需要对折叠卡片做99次重复扫描。最

坏的情况下，操作的次数将会是n²（n表示卡片的数量）。

这里有壹个更好的方法。

（1）依据卡片的末位数字是0,1,2，……9，将这壹叠卡片分成10组。

（2）将各组按照0到9的顺序排列，形成新的壹叠。

（3）从叠的底部开始，依据每张卡片的第壹位数字，将它再次分成10组。

（4）重复步骤2。这壹叠卡片就被整理好了。

使用第二种方法，我们只需要对每壹张卡片看两次。操作的次数也就是2n（n表示卡片的数量）。相比于前壹种，这显然是壹个更快的方法。我们说它需要耗

费时间量级为n。

时间量级为n的问题比时间量级为n²的问题要容易。最糟糕的问题是需要指数级的步骤才能解决的问题。指数问题通常被认为实际估算起来很复杂，除非n是壹

个很小的数字。

在考察壹个经济计划问题和用计算机進行必要计算的可行性的时候，我们需要确定涉及到的估算的时间量级和输入数据的规模（n）。

简化劳动价值问题

让我们回到在壹个经济体内计算各种产品的劳动价值这个问题。生产的条件可以体现为壹个投入产出表。从这个表格中我们可以得出壹组方程，就像上面的例

子壹样。理论上，这些方程无疑是可解的——我们所列的方程数和我们要解的未知的劳动价值是相同的。问题在于，这个系统实际上是否可解。

解决这些联立方程的标准方法是高斯消元法。四这和学校教课书里的方法是壹样的。这种方法可以在与方程组内方程数量的立方成比例的运行时间中得出精确

解。伍

让我们假定，在要進行计划的经济中，不同的产出类型是百万（10^6）量级。这种情况下，高斯消元法应用到投入产出表格里，将需要（10^6）的立方次也就

是10^18次叠代，每次叠代需要10次原始的计算机指令。

假如我们能在壹台现代的日本巨型计算机例如富士通VP200或者日立S810/20上去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需要用多长时间呢？这些机器在处理大规模数据时，可以

在壹秒内進行大约2亿次计算。(见Lubeck et al., 1985)⑥。所以，计算经济中所有劳动价值所需的时间将会是500亿秒或者16000年。这显然太慢了。(富士

通VP-200是1983年出的超级计算机，速度不过400 MFLOPS。壹直到1990年，全球最快的超级计算机也只有23.2 GFLOPS（NECSX-3/44R，1990）。计算机技术壹

直在進步，到了2013年，全球最快的超级计算机是中国的天河二号，速度达到33.86 PFLOPS，即每秒3.39亿亿次双精度浮点运算。对于文中列举的计算量，

1983年的超级计算机要500亿秒才能完成，三十年后的超级计算机则只需250秒左右。)

当壹个人遇到这种量级问题时，常常把任务重新划分成不同阶段。在实践中，壹个经济的投入产出表格多半会是空白。在现实中，每种产品平均只有数十个最

多数百个投入，而不是壹百万个。这使得用壹列向量而不是壹个矩阵来表示这个系统会更合算。其结果是，我们可以走捷径得出结果——使用另壹种方法，即

逐次近似计算法。

这个想法是，作为第壹个近似值，我们忽略生产过程中的除了直接耗费的劳动之外的所有投入。这给了我们第壹个每种产品的劳动价值的近似估计值。这将是

壹个低估值，因为我们忽略了生产过程中的非劳动性投入。为了得出第二个近似值，我们在第壹阶段中计算的劳动价值的基础上添加了非劳动性投入。这将会

使我们向真正的劳动价值又接近壹步。重复应用这种处理过程，将使我们得到所需要的精确度。如果壹种平均产品的价值来源于直接的劳动投入，那么围绕我

们的近似值的每壹次叠代过程都会给我们的答案增加壹位二進制有效数字。壹个精确到四位十進制有效数字的答案（比市场可以得到的更精确）将需要在求解

过程中進行15次叠代 。

这种算法七的时间顺序的复杂性，与每件产品中投入的时间的平均值的数量成比例。根据我们原先的假设，这将可以在超级计算机上用几分钟完成，而不是高

斯消元法需要的几千年。⑧

高科技和中等技术的解决方法

对整个经济的劳动价值的计算，在今天使用现代超级计算机的情况下，在几分钟内就可以完成。这类计算机价格很贵，但还可以接受。它们已经被广泛用于天

气预报、自动化武器设计、石油勘探和核物理研究。给国家计划局和气象局同样的计算能力并非不合理。直至最近，超级计算机技术已经为少数国家所掌握，

主要的是美国和日本。英国通过使用高度并发的处理器现在已经拥有了生产有这种机器的能力；爱丁堡大学正在研制壹台每秒计算100亿次的机器。截止1988

年，苏联有数项计划正在开发类似的超级计算机，但是似乎没有投入批量生产的。（见Wolcott and Goodman, 1988）

然而，值得指出的是，其实用相当低水平的技术就能够取得本质上相同的结果。我们将概述如何实现它。

中等技术方法需要四个组成部分。第壹个组成部分是文字电视广播，如熟悉的英国公共商业电视，像Cefax 和Oracle这些。它们是用少量电视频道的带宽就可

以传递新闻、体育、前期等数字信息的公共信息系统。第二个组成部分是公共电话网络。第三个组成部分是配有接收文字电视广播的个人计算机，现在每台总

价约几百英镑。第四个组成部分是零售业中统壹的产品编码系统。统壹的产品编码就是几乎所有能买到的产品所带有的条形码上的数字。

除了规模极小的公司外，在个人计算机上使用电子表格程序包進行成本分析已经几乎成为标准实践。在我们假设的社会主义经济中，每个生产单位都用壹个这

样的程序包来建立其生产过程的模型。这个电子数据表格模型将被填入上周所使用的劳动量，其他各项投入以及总产出。
在有了各项投入的劳动价值最新数据的情况下，这个电子数据表能够迅速地计算出产出的劳动价值。

从哪得到最新的劳动价值呢？它们会被公共广播机构在文字电视广播上持续不断地广播。和以前壹样，我们假设有壹百万种产品，文字电视广播能够每二十分

钟广播壹次修正后的劳动价值。产品会通过统壹的产品编码被识别。个人电脑侦听并更新电子数据表模型，以回应任何广播的劳动价值的变化。

如果出于某种原因某个工作地点的个人计算机认定当地的劳动价值变化了，那么它将会提醒中心的文字电视广播的计算机并通知这个变化。这类改变或者是由

于当地生产技术的壹些改变，亦或是由于某种投入品价值改变的广播。整个系统将会像壹台分布式的超级计算机壹样，不停地通过逐次逼近法求劳动价值。

尽管使用的只是便宜简单的技术，上述方法比壹台中央高级计算机更有优势。它不仅進行计算，而且進行数据收集。众所周知，数据收集是任何计划系统中最

困难的部分。其次，它将是壹个更加健全的系统。如果壹些小计算机发生故障，其中壹些劳动价值的数据会过时，但整个系统会幸免于难。唯壹易受破坏的点

是中心文字广播电视系统，但它比中央超级计算机便宜得多，因此可以用备份机器来進行复制。
使用这个发布式计算系统，每个生产单位都能用得到它计算的各种备选生产方案的社会劳动成本。这些数据，即便不是按分钟，也是按小时進行更新。这壹系

统更新数据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市场快太多了。

第四章：计划的基本概念

全面经济计划不是壹个流行的思想。看看现在的世界状况，壹个人很容易认为计划经济是个过时的想法。经历了美、英在里根和撒切尔时代之后的经济增长衰

退，不受干预的市场经济的支持者们不如八十年代自信了，但另壹方面，垮掉的“铁幕”——苏联式的计划经济几乎是人们看到的全部。即使资本主义有明显

的缺陷，计划似乎没能提供另壹种可能的选择。社会主义者的自信陷入了历史低潮。

我们在逆潮流而行，但我们有足够的自信。传统苏联模式计划经济的“失败”并不是虚幻的，但有两点需要指出。首先，在俄罗斯被放弃的体系只是计划经济

的壹种特殊形式。它的目标被以下条件所限定：壹个陷入军备竞赛，且经济发展水平壹开始远在其敌人——开始是德国，后来是美国——之下的国家。军备竞

赛和相应的贸易制裁是美国拖垮苏联的公开、蓄意的政策之壹。经济的军事化结构之于社会主义苏联正如其之于资本主义以色列，并非本质特征。其他的模式

是可能的，而我们希望提供壹个能有效满足消费者需求，同时导向经济平等、政治公正、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体系的概述。其次，我们认为新的、有進取心的资

本主义的代价是社会难以承受的，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将接受这个观点。收入、财富分配和经济安全的两极分化；对社会福利和公共利益的无视；对自然环境鲁

莽的破坏——所有这些里根和撒切尔时代的负面遗产必须纠正。我们相信，建立壹种新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是解决这些根深蒂固的问题最有前景的方式。

本章将介绍我们关于这样壹个新计划经济制度的设想。我们将粗略讨论经济计划的关键特征及其和资本主义经济的不同之处。之后几章将在细节上讨论我们认

为会很有效的计划机制。我们将指出它和传统的苏联“官僚计划经济”的不同，并说明我们提出的替代方案如何通过利用最新壹代电脑的非凡力量来付诸实践

。



计划和控制



计划可以看作控制论——对调节系统的研究——的分支。控制论壹般处理自动工业设备中的控制问题。自动控制的过程通常可以表示为壹个反馈环路；集中供

暖控制器就是壹个反馈系统的例子。比如目标是为了在指定时间内保持某场所的温度，例如九点到六点，这个目标或期望的温度就可视为壹个计划指标。建筑

物内的实际温度就是该设备（暖气控制器）的输出。实际温度与指标相比较，产生出壹个误差信号（实际和期望温度之差）反馈给控制器。它控制流入锅炉的

燃料，以调节温度。

简易的暖气控制器只是简单地根据温度偏低或偏高打开和关闭燃料开关。这将导致如图4.1的不稳定的温度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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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例子中，暖气9：00打开，但直到10:00屋子才暖和起来。然后过热壹会儿，直到暖气再关闭。之后建筑物内的温度下降，直到11:30暖气重新开始工作

，在12:30又达到过热状态。剩下的时间里温度继续波动，我们都熟悉这种系统！

这种控制器的问题是它缺乏预见，且不能把设备如何响应考虑進来。更智能的控制系统能了解设备的参数。它了解锅炉的输出，用温度函数描述热量通过墙壁

和窗户的耗散速度，同时也就知道了具体的热量。给出壹个加热时间表，它就能精确控制何时需要打开加热开关来保证9:00时足够暖和。它也能算出如何在温

度达到时逐渐关闭锅炉来避免过冷和过热。智能控制器可产生如图4.2的温度变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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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下，控制器需要比大部分集中供热系统中的简易钟表和恒温器更复杂的设备。它需要系统的内部模块可控并满足壹系列条件。控制器为它所了解的控

制系统制定壹个计划来满足指标。提前几小时开始加热以保证到时房屋足够温暖，及时关闭来预防过热。这样做的可能性来自内部模块可以模拟真实系统在不

同输入下的反应。对反应的内部模拟能力和对系统参数的控制能力意味着它没有第壹种控制器的实验性和试错性操作。

市场经济的运行方式可与之类比。资本主义公司对市场信号做出反应，比如价格和生产成本的关系。他们为了利润最大化，调整生产以应对这些信号。这里的

控制模式与笨拙的集中供暖控制器相同：消极而短视。于是必定会有经济波动和不稳定。实际上的情形更糟，因为没有理由相信，数量众多的企业对不同的信

号做出反应会显示出任何目标壹致的的行为。至少，壹个粗糙的集中供暖控制器还有清晰的总目标。而市场经济就没有这样壹个总体目标。单个消费者的需求

不能表现为目标或用于控制的输入，只有在回归于金钱购买商品这壹点上才是有效的。但消费者的购买力是经济的壹个内部变量，它随失业率、信贷市场的状

况等而波动。正如恒温器的控制被锅炉燃料的消耗量影响。

亚当·斯密提出了市场力量“看不见的手”的有力比喻。据说，个别企业对私人利润的追求，和消费者对个人利益的维护将产生这样的结果：“似乎”系统是

被设计为可以产生所有人的最大幸福。现代壹般均衡分析执行了壹个有用的理论功能，它表明确保斯密结果需要多么严格的条件（见Hahn，1984）。二十世纪

的经济史——大规模失业，失控的通货膨胀和环境破坏已显示出更多的实践证明，不能依赖市场力量的作用提供社会需要的结果。



资本主义的目标是次要的



如果消费者的需求不能扮演为资本主义经济提供外部控制参数的角色，那么政府的政策可以吗？只有在有限的意义上可以，因为资本主义政府为他们自己设定

的经济目标是次要的。这些目标与人民需求的直接满足无关，与经济本身的特征和缺陷有关。例如，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平衡，两个主要的政府政策，不是直

接关注人的需求。通货膨胀是壹个我们与商品联系起来的数字；这是壹个计量问题。通货膨胀可以在极大的物质贫困的条件下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或发

生在相对处于物质繁荣时期的20世纪70年代的英国。在何种程度上，经济满足了人的需要，通货膨胀率本身并没有告诉我们任何信息。国际收支平衡也仅是壹

个现象；它度量在何种程度上壹个国家的公民和政府正在成为世界其他国家的债务人或债权人。这是合同关系的合计，同样不能度量人们需求得到满足的程度

。这并不是说，通货膨胀和贸易平衡是不重要的，只是它们是经济运行本身的次要问题。失业问题也是这样。

失业并不直接影响需要的满足。失业者忍受着生活质量下降的痛苦，整体人口（不如失业者明显）也是——由于缺少劳动者引起的商品的缺乏。但这又是资本

主义制度的结构引起的问题。人们无处劳动，但需求没有满足，生产需要的机器和设备却闲置著，只因为企业认为满足这些需求无利可图。

资本主义政府在经济上唯壹的首要目标就是增长率。这确实和经济满足需要的整体能力相关，但在这个整体的進程中，许多东西被掩盖了。增长率意味着什么

？“真实增长”通常被认为是生产的产品的价格减去通货膨胀率。这实际又意味着什么是另壹个问题。能不能说经济增长了五个百分点，人民的幸福就增长了

百分之五？如果是生活质量或社会公平的增长率呢？如果增长的代价是空气和水的污染呢，所计算出的经济增长在什么程度上真正促進了生活的幸福呢？除了

从中获利的人，广告的增长或借贷真的使谁满足吗？



什么才应当是首要目标？



我们赞同这样壹个社会主义经济的特征，它关注计划系统把民主决定的目标加在经济发展过程之上的能力。让我们先考虑壹下，壹个计划经济所能支持的政治

决定的目标。

历史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第壹个目标就是推动快速的工业化，本身就是壹个实现公共安全，建设基础设施，以提高社会供给和个人消费水平的手段。根据

保罗·葛瑞格利（ Paul Gregory）的详细研究（1970），基本毫无疑问，在发展程度相当的情况下，计划经济比市场经济有更快的工业化速度。

对于已经工业化的经济，社会主义计划则有以下经济目标：

（1）人民文化和生活水平的广泛提高，尤其是工人阶级的，只要明显的“工人阶级”还继续存在。这包括社会供给（集中消费）水平的提高和范围的扩大；

消费品种类的增加和质量的提升；工作时间的减少和业余时间的增加；使工作更有趣，更能实现个人价值的尝试。

（2）建设长期的资源节约型发展路线，即关注环境和生态，避免由于资源枯竭和环境破坏，留给未来难以解决的问题。

（3）通过淘汰重男轻女的经济形式，改变经济结构，确保性别间的经济平等。

（4）减少阶级、种族（以及不发达地区、城乡）不平等。

明显，这些都是很大的目标（虽然比资本主义政府的传统经济目标更具体）。它们必须在制定可操作的计划时细化，下壹部分就将考察这个过程的不同方面。



计划的层次



计划的决策可分为三个层次：宏观计划、战略计划、详细计划。这些层次间的联系如下。

首先，宏观计划设定壹些基本参数来管理长期的经济运行。比如，它关心不同最终用途的高度聚合部门间的总生产的细分（或者，我们更愿表达为总劳动时间

的细分）。多少社会生产力应该花在消费品上？多少花在健康、教育或托儿所之类的社会产品上？多少花在生产手段的积累上以增强未来经济的生产能力？多

少花在偿还外债（如果有）或购买国外商品？宏观经济计划必须回答这些问题。同时，它也必须回答现有的生产力应该在多大程度上集中。答案不是“越集中

越好”，尽管在战时这是正确的。例如，资本主义政府可能通过削减总需求，制造失业以降低通胀率——这就是壹种宏观经济计划。社会主义的计划部门将不

会考虑制造失业，但同样不会让人们尽可能地努力工作。当宏观经济计划者们计算有多少劳动时间将用来满足不同需求时，在生产劳动和业余时间的权衡方面

，将考虑人们的偏好。

其次，战略计划关注产业结构的变化。已知壹定量的劳动时间将分别用于公共产品，消费品和生产资料的生产，那么应该发展哪些部门，开发哪些技术？哪些

商品在其他国家生产更便宜，应该進口？长期来看，哪些产业应该被淘汰？政策计划中，产业、技术对环境的影响，评估可能的投资项目的合适准则等问题，

都必须考虑。

最后，在宏观的和战略的产业计划确定了基本框架后，详细计划关心资源的精确分配：哪些产品将在哪里，用多少劳动，以怎样的质量生产出来？哪些生产单

位从哪些其他单位获取商品？等等。

资本主义政府有能力出台壹些宏观层次和战略层次的计划（除了战时，他们明显不尝试進行详细计划）。但这些政府由于没有基本生产资料的财产权，他们计

划的能力有限，且取决于资本家的企业和其他私有的代理商的配合。从宏观计划来说。例如，政府想增发货币，降息以刺激投资，引起促進生产资料积累的资

源再分配。但企业如果不认为投资有足够的利润，低投资率将不会有什么改变。又比如，政府想通过减税增加总产出，促進就业，但如果消费者选择将从减税

获得的受益花在進口商品上，结果将是贸易赤字，而不是国内的增长。

对于资本主义的战略计划，显著的成功范例是日本的通商产业省（Japanese Minist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dustry）。面对不断变化的全球生产

模式，MITI促進了有远见的产业结构和竞争优势的调整。在国家基金支持的研发的帮助下，根据MITI的计算能提供长期有增长竞争力的产业被建立起来。这个

过程的更好表述详见Keith Smith（1986）。MITI的成功是难以复制的；它依赖于日本的企业与该机构合作的意愿，而政企合作的环境不是立法可以创造的。

原则上，由于社会主义政府有生产资料的财产权，能够更容易出台连贯的、有效的宏观计划和战略计划。当然，政府有这种能力的事实本身并不保证这种能力

将被明智地使用。但如果制定计划的过程随时公开、民主讨论，并系统地号召起科学界的最大努力，有理由相信，结果将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更好。

下面五章将在不同方面详述计划的概念。第五章详细讨论关于战略计划的问题；第六章讨论高效详细计划的条件。宏观计划在第七章讨论，而消费品市场在第

八章。第九章考察计划过程整体的信息需求问题。

第五章：战略计划

我们这里所用的战略计划的这个术语带有着某种综合性。在这壹章里，我们对计划做了诸多方面的探讨，主要会谈到经济的整体结构，但并不能将这个结构想

当然地轻易划归到宏观经济的或详细的生产计划的主题下，这两个问题我们将会在另外的章节里解决。

本章讨论的主题如下：

1. 产业结构的计划；
2. 需要考虑的环境因素；
3. 投资计划以及生产的时间维度；
4. 有关商品和服务分配模式的计划；
5. 农业生产计划；
产业结构计划

我们可以对由政治决定长期生产目标的许多领域（比如：住房、交通、能源供给、通信、旅游、产业结构调整等）做壹些可实现的预想。在各种情况下我们都

必须做出壹些“崎岖坎坷”的决定。例如，新住房的开发形式就是个绝佳的适合作民主讨论、民主决议的问题。或者还可以思考壹下关于私人交通出行的问题

。

国民出行依靠于私家车还是公共交通是壹个对社会有巨大而长期的影响的决定。在这个问题上，每个人基于独立意识做出的决定的总和并不壹定与对社会最理

想的结果相符。在那些大工业城市的交通运输还依赖于火车和有轨电车的时候，人们坐车通过城市中心可比现在快多了。当然，对于那些能买得起私家车的人

来说，这些新兴的私家车确实比电车速度要快，因为他们不用每站都停下来载客。但是当越来越多的私家车涌上道路的时候，交通堵塞也越来越频繁了，整体

来看，造成的结果就是私家车和公共交通的速度都变得比以前慢了。因为私家车总是保有对公共交通的速度优势，所以人们也就壹直热衷于自驾出行。因为不

断增加的私家车的使用抢走了公交车和电车的生意，这些公共交通服务的境况就变得越来越糟糕了。最终的结果就是城市里常常出现的危险而堵塞的道路、空

气污染以及越来越冗长的旅途用时。这个例子就很好地说明了，基于经济状态的社会决定，有可能产生比仅仅是个人决定的总和更优越的结果。

放宽还是限制私家车的使用，是壹个对国家工业有着巨大影响的决定。对壹个大国来说，汽车制造业也许直接或间接地雇佣了数百万的工人来制造汽车或汽车

零部件，供应汽油，维修汽车，修建和养护公路等等。私家车的占有量还会影响城市的布局以及零售业的类型。战略计划应该系统地考虑这些派生问题。如果

决定要限制私家车的使用，那么计划就必须对与汽车制造业有关的劳动力的重新部署做出相应的要求。

上述的例子是关于壹门已经被充分了解了的工业技术。然而伴随着新技术的出现，产业战略计划也会随之出现不同的问题。回顾以前的工业发展历程我们会发

现，壹系列由不同的工业领域所引导的工业潮流：纺织业、铁路、重型机械制造业、化工行业、汽车工业、耐用消费品、电子工业等。每壹个工业经济体的成

功，都依靠于该经济体迅速发展这些先锋行业的能力。在前两次的工业发展潮流里英国处于突出地位，第三四次是德国。美国是大规模生产汽车和耐用品的先

锋，然而随着电子行业浪潮的到来，领导者的地位流转到了远东。

新近的正在工业化的经济体有壹个相对简单的任务：因为他们没有壹个已确立的工业基础，由此出发就可以全力建设新兴工业。苏联在30年代到50年代间通过

扩大发展重工业获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率；台湾和韩国通过电子行业也得到了四十年的类似程度的发展。这种最初的工业发展很适合進行计划，因为负责

计划的机构能把当今世界上现存的先進国家的工业结构直接照搬过来。

对于壹个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国家来说，進行产业结构调整并领跑工业潮流是很难的。在这种情况下没有现成的可以照搬。老旧产业必然会日薄西山而要支持壹

些其他的新产业，这些新产业潜在的可能性的基础在于某些尚待开发的技术。这需要壹定的前瞻性，必须要做出壹个计划，这壹计划能够做出预测，即未来全

新的工业体系都要建构在现在所進行的科研结果之上。要做到能够识别出将来所必需的知识、科技和技能，并能组建有能力把科学转化为技术的研发机构。要

重新组建能够“生产”出有能力使用这些新技术的劳动力的教育培训机构。最后，必须能构想并设计出将要用这些新技术制造的消费品。创造出相应的生产流

程。还要发展生产设备以及零部件供应，建设新的生产线并投入生产。

如果经济发展不停滞，将会以10到15年为壹个阶段不断地做出这种产业结构调整的计划。这种水平的计划在多大程度上是民主的，这壹点并不是十分清楚。刚

开始，关于哪种技术很有可能在未来的10到20年里是有价值的知识，将会集中在壹个小型的研究团体里，而没有专业知识的人很难在这个问题上作出判断。不

过，也许可以先让技术专家们提出若干有关未来工业发展的可行的选择方案，然后在公众讨论中征求意见。

负责制定战略计划的计划部门的人员组成必须按照计划相关的时间规模来决定。长期计划必须要是壹个由经济学家和科学家（从日常工作中调派过来的）共同

组成的小型委员会制定的。对于5到7年的计划的制定，会由更多的经济学家在产品工程师的协助下完成。短期计划要在产品设计师和工业主管人员提供更充分

的信息的基础上制定。

使得战略计划成功的壹个关键要素就是这些计划利用创新的能力。这是壹个天生固有的矛盾，因为就其定义来说，创新并不能在其发生之前就为人所知。然而

，壹个新的概念发展成为壹个常规的工业应用需要壹定的时间。即使创新的过程也许在壹开始不可能被计划，但随着这壹过程的发展，计划会变得越来越可能

实现。任何现代工业经济通常都有壹个工业发展过程，通过这壹过程，使不可知变得可知，使可知的变成可用的。科学研发成为社会分工劳动的壹个分支，并

且，在技术层面上来说，还相对独立于在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所有制的形式。

这并不是说社会关系对创新的过程毫无影响，很明显是有影响的。但是相比壹系列其他方面的因素来说，经济是社会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对于创新似乎并不

十分重要。创新是劳动分工的壹个分支，在这种劳动分工中，壹个经济体或许可以完成专业化但或许也不行。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将新科技转化为工业应用的成

就的高低也互不相同。英国因其科技创新步履迟缓而臭名昭著，快速進行科技创新的日本广受赞誉。这个原因不能过于简单地做出解释，当然更不能归结于“

市场越自由，创新程度越大”这壹简单的公式。民族的心理特征和文化——壹个社会对待新生事物的态度——这些不可估量的因素也应该同等地被纳入考虑范

畴。

除了这些难以衡量的因素之外，壹些具体的客观因素也在起着相应的作用：壹个社会的教育体系的优劣能起到什么作用？有多少国民收入用到了研发上？这些

研发经费又有多少是用在了民用多少用在了军事研究？壹个社会能不能有这样壹个机构，它能整合产品从基础设计研究到制成成品整个发展周期的所有方面？

壹个社会花在教育和民用研发上的经费数量和它的创新速率之间有着许多显而易见的联系。壹个民主计划体系的制度，像国防、教育和研发这些国家预算的主

要部分都要由壹年壹度的普选决定。但这样的制度并不保证会把大量的预算支出用于研发。这壹决策对经济所带来的影响，公民可能会给壹个优先级较低的考

虑。但这是他们自由而从容地做出慎重选择的结果，而不是公司会计师做出狭隘的个人决定后所带来的副作用。

研发要想有效率就必须有壹个涵盖了纯学术研究、应用研究、产品开发和大规模生产等各个时期的传输带。亚洲的资本主义经济似乎表明这个传输带的后期阶

段尤为重要。西方资本已经有足够多的公众资金在支持纯学术研究，但是应用研究和产品开发过多地面向了武器生产。结果就是制造出了很多出奇精妙的战斗

机和火箭，但是生产民用壹般产品的创新能力却消失殆尽了。在将新技术应用于视频录像、摩托车和照相机这些贴近民众生活的产品的方面，美国和英国都没

有苏联做得好。国防工业是惟壹壹个把公共资金支持的应用研究和产品开发引入生产的行业。对壹个社会主义经济体来说，想要用科学来提高用于民事的国家

工业，那么首要的就先必须创造壹组民事研究机构来代替那些军工复合体。

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

在第四章我们谈到，社会主义经济需要采取壹种环境友好的发展政策。本节我们将探讨这壹目标的壹些具体含义，并且评估市场和计划关于环境问题的相对优

劣。壹些深入的相关问题会在第14章展开，那时将聚焦于确保谨慎借鉴使用自然资源所要求的财产关系。

到目前为止，我们假设任何产品和服务的生产成本都被用于生产的人类劳动总时间所充分包括了。在最近的壹次对社会主义计划的批判中，Don Lavoie（1985

）再壹次提出了壹个陈旧的反对理由：劳动价值不能充分处理不可再生资源的成本问题。其论据是，根据劳动价值而言的成本花费不能处理自然的或者非劳动

的投入。在市场体系下，自然资源都有壹个价格标签，从而会计入生产成本中。但在劳动理论里它们是免费的。因此，他们争论道：劳动理论会低估由稀有自

然资源生产的产品的成本。

这是个严重而危险的问题。但这个源自冯·米塞斯的论点也能反过来反驳那些支持市场的人，因为理性使用自然资源正是资本主义的弱点，同时又（潜在地）

是社会主义的强项。

自然资源的“自由市场”价格是如何确定的？经典的回答是来自级差地租。在这种语境下，那些边际的土地、油田或是森林都是免费的，并且生产的边际成本

壹来自于劳动（而在新古典理论里，是资本）的投入。但是来自边际油井的石油也是消耗型资源，但在市场体系下这种消耗没有价格。实际上我们能够看到资

本主义对自然资源的使用是鲁莽而毁坏型的，而不管这自然资源是否是边际的。这里，我们值得回顾壹下马克思对美国拓荒潮的看法。由于殖民者从沿海诸州

迁移到平原而改善了那里的土地质量。随着原本在地理上很边缘的土地变成了最高产的土地（因为是从印第安人那里偷来的，所以这些土地都是免费拥有的）

，所有在自然资源开采上的限制都去除了。自此后农业生产活动（没有轮耕而是单壹作物种植）在这片大地上开始了，但这种生产活动造成了急剧的土壤肥力

的枯竭。在大多数市场主导型经济体里，这种生产活动的特点造成了灾难性的土地的风沙侵蚀区。边远地区的木材开采也有这样的情况。资本主义企业从北美

西海岸或亚马逊和婆罗洲原始丛林原住民那里偷木材，将其看作是免费的自然资源。需要花费上千年才能形成的森林在短短几十年里就被砍光了。

只有在壹种情况下，市场体制会促使人们节俭地使用土地并保持土壤肥力，那就是存在着壹个土地所有者阶级，这个阶级从地租获得收入，在保持这壹收入方

面有既得利益。从学术上讲，这意味着级差地租产生于边际收益的递减。政治上，这意味着地主阶级是富裕的、政治经验丰富的，并且背后有国家权力的支持

。这种结合只会发生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在资本主义时期，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土地由被贫农或者狩猎采集者拥有，而他们几乎没有什么政治权力。他们的

自然资源已经被轻易地征用了。除此之外，对地主们来说，节约地使用还是开采这些资源（会破坏土壤肥力），哪个更理性，这取决于资源的贴现率。只要贴

现率很高二，对不可再生资源的竭泽而渔的耗尽型使用就是合理的。贴现率如果低而稳固，那么采取壹些投资来加强土地的质量在经济上就是切实可行的，就

像十八世纪英国地主阶级做的那样，但这儿我们说的就不是不可再生资源，而是缓慢的可再生资源了。

总之，不管利润在增加还是减少，市场总是会浪费边际资源。在低贴现率和边际成本递减的情况下它将节约使用那些缓慢的可再生资源。对于那些不可再生资

源，市场总是竭泽而渔地耗尽使用。

把估算租金③引進到社会主义经济中（就像苏联那批“改革家”所鼓吹的那样）就相当于是用边际成本代替平均成本来计算劳动价值并且还假设劳动收益是递

减的。但是根据我们上面的讨论，社会主义下的估算租金在节约使用资源方面将不如资本主义下的真实租金有效。我们提出壹个更激進的观点，任何“经济的

”决策机制，也就是基于单壹目标函数的任何决策机制，都会造成生态破坏的结果。任何基于价格的决策过程都不能反映出壹个行为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后果，

因为它们都很复杂，不能还原为壹个会计分录。对环境影响的任何非定性评估都是具有误导性的。壹个行为对环境所造成后果必须通过科学地调研才能确定，

并通过通过政治斗争方能解决。这方面的其中壹个例子就是，苏联科学界曾发起壹场运动，以阻止在贝加尔湖沿岸的的工业开发，并中止将西伯利亚河引流到

南边用以灌溉中亚地区的计划。

不能保证在这些问题上会采纳那些明智的决定。最多能够做到的就是要求有允许就问题展开自由而广泛的辩论的政治条件，有科学调研和出版的自由，而最终

的决策通过自由投票来完成。在资本主义国家中，这些决定最终几乎始终如壹地都是为了符合那些能够“买得”政治影响的大公司的商业利益而作出的。在社

会主义民主体制下，主要的环境问题会在持久公开的媒体辩论之后通过全民公决的方式解决。如果壹个水力发电计划会使得壹个峡谷被水淹没，而这个峡谷既

是壹个美丽的景点又是壹个独壹无二的生态栖息地，那么搜寻可以决定这个项目是否应该实行的经济公式就是毫无意义的。这个问题是政治的而非经济的。也

就是说，要做壹个决定需要对优先要考虑的事情做壹个深思熟虑的判断，而不能把这个决断缩减为几个简单的数字的对比，不论这个数字是用劳动时间或是金

钱来表示。

资源消耗的问题是有悖论性的，因为快速消耗的政策和极度保护的政策会导致相似的结果。如果我们在壹个持续几年的大繁荣时期用光了北海石油，那么我们

就剥夺了后人对资源的使用，但如果我们把它永久留在地下那么我们又是剥夺了自己对它的使用。慎重的替代选择是以壹定的方式和速度来使用石油，可以让

我们在消耗完它之前能够开发出相应的能源替代品。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市场正这样做。另壹方面，有壹些证据表明苏联正系统性地按照这种方式处理。在过去

的三十年里，苏联坚持在高能核聚变研究中投入大规模的资源以期开发出壹种化石能源的替代品。西方的装置如欧洲联合核变实验装置（JET）都是源自于苏

联的托克马克（Tokamak）设计。并且随着1987年新的能源号重型运载火箭的发射，这使苏联开发太阳能量这壹太空计划的主要目标得以被外界知晓四。这些

运载火箭预期的用途包括放置轨道镜以在冬季给北极圈的工作点提供照明，建设轨道太阳能电站以把太阳的微波能量输送到地球。社会主义经济可以把这种长

期项目作为常态计划机制的壹部分予以实施。市场机制永远也做不到这壹点。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个领域的竞争只能做到这种程度——他们设立模仿社会主义计

划的特殊的国家机构——NASA（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或是CEGB（中央电力局）。

生产的时间维度

迄今为止，我们对劳动价值这个概念的讨论都是基于这样壹个假设，即在十年的时间里，每天工作的价值和第二天都是壹样的。可能会有人反对说这太不切实

际了，这样的计算体系会导致采用过度资本密集型的项目。我们可以用壹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为了发电并在英格兰和威尔士之间形成壹条高速通道，现在提

出了壹个在塞文河的河口处修建壹道大坝的方案。由于能量是由非同寻常的高达7米左右的潮汐振动免费提供的，所以这个项目壹旦建成就可以以壹个非常低

的劳动成本来发电。但是建造大坝需要大规模的土木工程，这将比建造壹座同等产出的火力发电站耗费更大。

图5.1在理论上比较了这两个项目在五年期间将花费的劳动力成本。从整个30年的期间来看，产出等量的电力，火力发电要比潮汐发电耗费更大的总劳动成本

。但是在项目建设的头十年，火力发电站的花费较之更低。如果我们仅仅基于最大限度地降低劳动成本来考虑如何发电的问题，那么潮汐系统将完胜火力发电

。实际上英国电力局选择了不去建造潮汐发电站，因为建造大坝需要偿还的贷款的利息大于投入使用后它将节省的燃料的费用。如果是在壹个较低的利息率的

环境下，那么英国或许会做出不同的选择。仅仅用劳动内容（亦即就纯粹的劳动价值方面）来看这两个选择的耗费成本就相当于是在零利率或零贴现率的环境

下進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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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9%的贴现率对两种电力计划成本的影响

无论根据主观情感还是客观现实，人们都会反对零贴现率。今天的果酱总比承诺的明天的果酱好。照这壹原则，今年少付出些努力或许更好，即使这意味着以

后要做更多的工作。壹个主观决定的贴现率，可以通过政治的方式确立（人民每几年可以就他们是否希望贴现率上升、下降还是保持原样投壹次票）。但是壹

个更为客观的方法是很可能的：可将生产力的平均增长率作为贴现率。这样做的理论依据便是：如果劳动生产力每十年翻壹番，那么现在壹小时的劳动将相当

于90年代末的半小时劳动的工作（作者写此书时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因为我们永远没法精确地预知未来，那就有必要根据最近的历史来预估将来的生产

力增长。在这个基础上，人们可能会意识到电力局不進行塞文河大坝项目的决定在经济上是不理性的，因为在他们的计算中所使用的贴现率是远高于经济中实

际的生产平均增长率的。这个例子有力地证明了：理性的经济计算只有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才是可能的。

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贴现率是由金融市场的偶然性决定的，而这种偶然性是和实际的生产可能性完全脱节的。它是由国际资本的投机活动和金融机构里的不民

主决策联合推动的，很不稳定而且每个月都在不停地波动。不管是以经济效率或是民主机制做理由，在经济决策中使用这样壹个变量都是站不住脚的。伍

市场和非市场的分配方式

有壹个和经济的整体形态相关的战略决定，那就是关于哪种产品应该由计划直接分配、哪种应该交给某种意义上的“市场”来分配。我们设想壹个生产者产品

完全由计划分配而消费者品由市场分配这两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情况。市场的确切性质将在第八章阐明。正如我们将要说明的，这壹市场是和资本主义经济里的

市场截然不同的，因为它从属于社会劳动时间的计划分配。但我们依旧面对着壹个问题，那就是市场分配和非市场分配确切的分界线到底在哪里？或者说可以

应该用哪些原则来判断市场与非市场的分配？

有四个要点和这壹问题相关。我们会在这四个小标题下展开探讨：公民权利、选择的自由、应对稀缺和计量的成本。

公民权利

首要的原则便是，壹些产品和服务，应该由全民税收提供资金，作为壹项权利提供给公民，因为这是全面参与生产的和公共的社会生活的基本前提条件。这里

典型的例子就是教育、卫生保健和保育（我们将在第13章讨论到带有电子投票机的电视也应该作为公民的壹项权利而提供，以保证政治民主的全面参与⑥）。

为了能作为壹个积极的、生产性的成员在社会中起作用，壹个人必须要受到良好的教育，身体健康，并且无需整日呆在家里照顾幼小的孩子。这些产品在给予

公民们“积极的自由”七来掌握他们自己的生活方面是十分必要的。除此之外，教育、卫生保健以及保育的有益之处不是仅限于公民个人，每个社会成员都富

有生产性、都能享受教育且身体健康对整个社会大有脾益。（用经济学里的术语来说，这里存在着外部效应或说“正外部性”，而人们普遍认识到，市场在壹

些外部性很重要的地方并不能产生积极的效果。）

选择的自由

第二点是，壹旦公民权益的基本前提条件得以保障之后，每个公民（或者家庭、群体）应该有最大限度的自由来决定他们想要以何种方式来享用他们的劳动果

实。国家分配或配给制是极不适应于这个要求的。我们需要壹个某种形式的“市场”，人们可以在其中花费自己的劳动券。（正如上面所提到的，我们将在第

8章详细描述这样的市场。）这种分配模式将被应用于食物、饮料、娱乐、书籍、衣物、假期旅游等领域——即不存在外部性或是外部性并不重要的壹些产品

。对壹个社会来说，虽然使其成员都陷入无知、被不必要的疾病困扰或是被年幼的小孩困在家里是毫无意义的，但是让他们能够在鱼子酱、红酒、书籍或是去

高原地区旅游方面做选择却也完全合乎情理。

应对稀缺

第三点关注的是，那些供给相对固定的产品在价格为零的情况下，需求超过供给的情况。拿壹段堵塞的高速公路为例，可以建造新的公路也可以加宽旧路，但

这需要花费劳动时间且可能会因为环境理由而受到反对，让我们先暂时假设高速路的供给实际上是固定的。如果公路的使用是免费的，那么它就会变得特别拥

堵以至于人人都不能享受到快捷方便的旅程。在这种情况下，收取通行费用是很合理的。这是“限量供应”稀缺资源的壹种方法。那些觉得快捷的个人旅程十

分重要的人就会付通行费以满足愿望，而壹些人可能会选择公共出行方式作为代替。

这种形式的过路费也会给计划者们提供有用的信息。假设正在考虑修建壹条新的高速公路。修建工程将会在劳动时间方面耗费昂贵的代价。如果现有的公路已

经过度拥堵了且没有收取任何通行费，那么这本身并不意味着新建壹条公路是划算的。但如果已经征收了和新建工程成本相关的通行费之后现有的道路依然拥

堵的话，那么这时就有理由来建造更多的公路了（除非有特别强力的来自环境考虑方面的反对）。

这里总的观点是：反对资本主义并不是指完全反对应对稀缺问题的“市场解决方法”——甚至有很好的理由给当前社会下碰巧是“免费”（即从税收获取资金

）提供的产品定价收费。

计量的成本

我们在上面提出：没有任何重要的外部效应的消费品应该参与劳动券的市场交换。不过考虑到保证基本的经济理性，这壹原则必须在壹些情况下加以限制。那

就是：如果计量人们消费和要求他们付款这两项操作成本超过可获得的收益，而商品的定价并未包含这两项成本时，个别地收取壹件商品的费用是毫无意义的

。就此而论，即使把意识形态的考虑放壹边，英国将水私有化的行为也很可能是不理性的。水是非常低成本的产品，并且并不完全清楚计量和收费的成本是合

理与否的。（如果净水将会成为壹种稀缺并且代价昂贵的商品，那么情况将会有所不同。）

农业

在发达社会里，农业领域的自由市场几乎是闻所未闻的。那些倡导用自由市场来解决波兰粮食问题的西方政府却在他们本国内强烈抵制也这样的政策。在日本

、欧洲共同体以及美国，粮食市场是受到强力调控的。这种调控的目的在于壹方面确保供给的稳定，而更为重要的是缓和严厉的市场对那些政治影响很大的农

业游说团体的冲击。所采取的措施在细节上可能稍显不同，但总体起到的效果都是要保持粮食价格高于自由市场水平以确保农场主们的利益。

这种措施所引起的可预料的后果便是刺激了生产过剩。过量的粮食被生产出来，然后全部被以补贴价格收购并积存在仓库里。对剩余的这种处置方式产生了壹

个经济难题。简单的解决办法就是把它们全部低价出售给消费者，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会削低价格并有损于农场主的利益。还可以诉诸于壹些特殊的花招

。比如在圣诞节给领取养老金、抚恤金的穷人分发黄油。于是在救世军的办事处就出现了卑劣丑恶的壹幕：年迈的老人们排著长队，竞相占有那免费发放的几

磅黄油。甚至还有更糟的，食物常常被毁坏。大量库存的土豆被故意用紫颜料弄脏以使得它们不能再作为人们的消费品。付给农民们壹笔钱以激励他们使土地

闲置而不是种植粮食。

同时，粮食的高价又激励农民们愈发有动力去开垦边缘的土地。岸边草地、灌木丛以及树林消失了，在消失的地面上产生了谷物大草原。在补贴价格之下，在

土地上滥用化学物质、污染食品、滥杀野生动物以及用硝酸盐化肥和农药污染水源都变成了值得去做的事情。我们步入了壹个极端荒谬的境地，即只有给土地

所有者付钱才能使他们不去通过种植松柏而破坏那些科学价值地点。而如果不是为了所能得到的休耕报酬，他们壹开始也根本不会想到去种树。

西方现存的是壹种公共管制和个人私利的离奇的混合物，事实上所有这壹切都是为了土地所有者的发财致富。尽管如此，这壹体制的辩护者仍然会指着东方说

道：“至少我们不用像俄罗斯那样在食品面前排长长的队”。关于共产主义农业流行的印象就是永远的短缺、俄罗斯的排队以及波兰的肉食品骚乱。

在东方的共产主义体系崩溃之前，那儿的农业系统就有着很大的差异。波兰国内以私人农业占主导地位然而捷克却全境实行的都是集体农业。当布拉格的国营

商店堆著萨拉米香肠和腊肠的时候，波兰的肉店架子上却空空如也⑧。在苏联占主导的是集体农业，但仍然因为短缺而声名狼藉。

正如这些事例所表现的，这不是壹个个体农业和集体农业孰优孰劣的简单的问题。其他因素——物价政策、分配体系以及农村的文化水平——都在其中发挥着

它们的作用。此外，用商店货架是空的还是满的这壹标准是不能很好地来评判壹项农业政策的效力的。如果物价足够高那么商店将壹直都会是满满的。在世界

上很多国家，都存在商店货物充足，但人们却在挨饿的情况。相反的，如果人为地压低价格，那么商店的货物就会壹售而空。

评判粮食生产分配体制的壹个更好的方法便是看全民整体的营养标准，以及这个体制所产生的生态影响。现在已经有了壹个庞大的有关饮食的科学知识体系。

甚至在二战之前，营养学家们已经计算出了壹份平衡的饮食所需的蛋白质、脂肪、糖类以及维他命的数量。这个知识被很好的用在了战时粮食配给额度的设置

上。即使往常的供给来源变得混乱，但理性的计划以及合理分配现有的资源也使得国民整体的健康和营养标准在实际增长。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有关营养的建议现在看来已经有些过时了。对饮食以及心脏疾病的流行病学研究已经引入到了现代的处方建议中，比如少食用黄油和动物脂

肪、多食用复合糖类食品等等。但是普遍的原则仍然是适用的：如果全民都按照最新的科学知识合理饮食，那么整体的健康水平将会得到提升。问题不再是防

止由长期营养不良助长的软骨病和结核病等疾病，而是遏制由不良饮食习惯带来的现代人类健康的大型杀手如癌症、心脏疾病。

这表明食品供应不仅可以而且应该得到计划。对于壹个给定规模和年龄结构的人口，总的食品需求可以轻而易举地计算出来。粮食的来源有三个：進口、社会

化的农场和渔业，以及私人农场和私人渔业。我们假定食品出口受制于与各生产国的长期供应合同，除非有重大的气候灾难，这能够给那些不能在本国里很经

济划算地生产的食品提供壹个可靠的供应基础。

進口长期合同确定之后，国内生产的目标就自然是确切可知的了。如果我们假设农业领域是由国营农场、合作社以及家庭农业组成的，那么问题就在于如何从

这些来源来完成生产目标。农业比其他工业都更容易受天气因素的影响。它的生产值年年都在浮动，要做出精确的年度计划是不可能的。但是在几年为壹个时

期的阶段内这些波动是相当平缓的，通过缓冲库存，常规的供给是可以保持稳定的。为农业制定壹个三年或四年的浮动生产目标是合理的。家庭农业和合作社

将被要求竞标承担三年壹期的固定数量的谷物供给。他们会被要求详细说明在机器、能源以及化肥等方面他们所要使用的投入，以及他们想要多少附加价值作

为自己的劳动所得。供应合同将根据壹个公式制定出来，这公式不仅会考虑到成本（包括直接的和间接的劳动），还会顾及由于使用特定量的化学物质及化肥

而对环境所产生的影响。

竞标体系将会避免折磨著西方农业计划体系的生产过剩的痼疾。它把消费者和环境的要求置于生产者的要求之上。它鼓励效率，促進了那些不经济的边缘农场

的倒闭。那些赢得合同的农场将会获得长期稳定的价格和市场份额。

第六章：详细计划

在第四章中，我们介绍了作为反馈控制的计划思想。图6.1概括了这个基本思想。现在，我们可以将这个总体概念加以扩展，把关于社会主义计划的具体要点

考虑進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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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讲到，战略计划处理经济产业结构的基本形态。在本章，我们关心的是详细计划，它将具体处理各种产品将分别生产多少，以实现这些基本目标。比如，

战略计划规定，把百分之七的国民收入分配给电子消费品。详细计划必须明确这意味着什么——各种型号的电视产量、各种规格的放大器产量等等。此外，为

了达到这些生产目标，计划必须指定所需的零件数量：500,000个14寸，300,000个20寸彩色显像管，12,500,000个10陶瓷电容，等等。

图6.2表示了详细计划的输入。通过构建壹个经济运行的详细模型，仿真和计划可以预测各个中间环节分别需要多少投入，来产生最终的各种输出。市场机制

间接地引入了详细计划：通过人们所愿付的价格是否足够高，来决定计划的下壹步。如果人们可以接受的价格相应的劳动时间比生产产品实际所需的劳动时间

少，这种产品就将削减产量或停产，将资源用于其他方面。我们的市场反馈原理将在第八章单独说明。现在先来关注仿真和配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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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中，在计算商品所需总劳动量时，我们介绍了投入-产出表。这个重现经济运行的方法在规范表述和理解详细计划时也很有效。表6.1是壹个例子。读者

也可以回顾壹下表3.2中的例子。正如之前所提到的，投入-产出表（或矩阵）记录了产品从每个部门到其他部门的流动。每个部门在行和相应的列上分别出现

两次。其中，每壹行表示该部门供给给其他部门的产品数量。例如，第壹行表示石油业，行中的数字分别表示供给给自己、电力行业、卡车制造业等等的石油

数量。而在每壹列中可以找到该部门所需各种产品的数量。例如第三列表示卡车制造业所需的石油、电力等等。



表6.1：壹张投入-产出表



石油 电力 卡车 ……

石油 1000 50000 800 ……

电力 50 20 40 ……

卡车 30 10 20 ……

……

行表示部门产出的去向。
列表示各部门所需的投入。
表中数字应该被看做是在合适的单位下（例如，每年消耗多少桶石油、多少千瓦电力、多少辆汽车）

为了便于理解，我们引入壹些基本的术语。首先，总产出是指壹个部门不分用途的总输出。总产出又分为中间产出和最终产出（或净产出）。中间产出表示生

产系统自己用掉的部分（例如炼钢时用掉的煤，生产电脑用掉的钢）。最终产出则是其余部分，可以被最终利用（不论是消费掉的，私人的或集体的，或是投

资时为了建立生产系统的）。

壹些产品几乎是纯粹的中间产品。比如钢板，除了壹些金属加工爱好者，消费者完全没有需求。事实上，可以将整个钢板产出视为進入各行业生产过程的中间

产品。另壹方面，壹些产品完全是最终产品，而没有中间用途（没有行业将成包的香烟用于投入生产）。但壹些产品具有双重属性。天然气可用于家庭烹调和

取暖，也可作为多种行业的生产输入。

更重要的是：两个产业技术上的系数可以直接告诉我们，需要多少前者的产品，来产出壹单位后者的产品。例如，制造壹辆自行车需要10公斤钢材，那么钢-

自行车技术系数就是10（钢以公斤计）或0.01（钢以吨计）。注意，自行车业对钢的总直接需求可以由其总产出数量乘以相应的技术系数算出。制造2000辆自

行车就需要2000 * 0.01 = 20吨钢材。

现在我们做好了准备，可以分析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者们面对的问题了。对于经济活动，人们根本上关心的是最终产品。假设我们有壹系列的计划目标[1]。

达到这些目标需要生产出合适数量的中间产品。要制造出我们想要的数量和型号的电脑，需要电脑制造业从供应者那里得到相应数量的塑料、钢材、矽等，并

且相应行业的供应者们同样得到他们所需的中间产品，等等，形成壹个互相依赖的复杂网络。

所以，问题就是：从期望的壹系列最终产品出发，如何计算出需要的每种产品（包括中间产品）的总数量？理论上，可以直接找到答案，如下（对于数学公式

恐惧的读者可以跳过几段直接看结论，但我们只用了最简单的代数）。考虑壹个简单的小型系统，只有两种最终产品。Ｇ为总产出，I为中间产出，F为最终产

出。下标代表部门1和部门2。由于总产出等于中间产出加上最终产出，可以将我们的玩具经济表示为如下两个方程，各代表壹个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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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产出的双下标中，第壹个数字代表来源，第二个代表去向，例如代表部门2中用到的部门1的产品。第壹个方程用语言来表达，即部门1的总产出由三个部

分组成：首先是它自身所需，作为中间产出的产品1（例如，石油业消费壹些石油；对于不消耗自身产品的产业此项为零）；其次是部门2所需要的作为中间产

出的产品1；最后是部门1的最终产品。

现在，将中间产出用总产出乘以相应的技术系数代替。正如之前在自行车和钢材的例子中的那样，自行车业需要的钢材数量等于自行车的总产出（辆）乘以每

辆自行车所需的钢材。如果用a来表示技术系数，即得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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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壹步壹步来解，我们也可知这个方程是可解的。I被替换为a乘以G后，方程被化为有两个未知数（即两个部门的总产出）的两个等式。简单但却乏味的代

数可以证明，总产出仅仅由最终产出和技术系数即可求出，同样，中间产出也可得到（同自行车的例子）［２］。

自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华西里·列昂惕夫和冯·诺依曼的开创性工作以来，这个问题的算法已广为人知，并且，如果系统不大，解并不难。但如果用来处

理整个经济系统，使问题简化的唯壹方法就是将其化为高度归纳的部门。我们表中的行和列将变成形如“消费电器”，“汽车”，“油气”，等等。对于其他

用途，这可以接受，但对于实际的社会主义计划，这是不够的。如果计划者要提供能够有效指导生产的蓝图，确保所有经济活动井井有条，必须能够精确地确

定输入和输出。但那样的话，投入-产出表会变得极其冗长，百万计的行列会有千亿计的技术系数。解联立方程的工作已经不简单，何况，甚至在计算开始前

，还需采集海量的详细信息（技术系数等）。

信息采集及其计算都是重要的问题。我们先假设必要的数据“已知”（经济学家喜欢这么说），来研究计算的问题；在第九章中，我们将回到获取数据的问题

上。

这里涉及的数学问题本质上和第三章中讨论的劳动时间计算的问题相同。原则上，可以用高斯消元法直接解决，然而正如在第三章看到的，对于巨大的系统，

这完全没有可行性。但正如在劳动价值计算中，算法可以利用矩阵的稀疏来简化。当十分细化时，由于矩阵中有很多零存在（代表牙膏之于香肠业，木材之于

眼镜业，等等），我们可以用链表更好地表示生产的条件，找到壹个叠代的解。

两个主要的叠代方法（雅克比和高斯－赛德尔叠代算法）都可以接受链表形式的输入。这些方法不直接求出问题的解，但可以产生逼近解的近似值。对于经济

上的投入-产出问题，如果存在唯壹解（理论上可直接求出），那么这些叠代方法将产生收敛的结果（Varga，1962）。

这里的叠代方法很容易理解。需要的数据输入包括(i)最终目标产出表，(ii)非零技术系数，(iii)每种产品期望的总产出。将这些总产出的初始值代入这套技

术系数，就得到每种产品所需要的数量。基于此，可算出壹套新的总产出。这些数据又被用于下壹轮叠代，等等。如果算法是收敛的（即有唯壹解），那么随

著叠代次数的增加，总产出的变化将越来越小。当变化值小于预先设定的壹个界限时，算法就终止。

由于算法的收敛性独立于初始值，初始值的选择并不是关键：如果壹些值可以，那么其他所有值也可以(同上，见Varga，1962)。然而，如果猜想的初始值接

近真实值，收敛将更快。计划者们可以合理依靠过去的经验来选择具有合适数量级的初始值。

雅克比叠代法的运算次数由输出数量，乘以每个生产过程所需的直接输入数量，再乘以足够产生满意的近似值的叠代次数。例如，10,000,000种产品，每种有

200个直接输入，需要100次叠代，那么就需要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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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每秒运算十亿次的计算机可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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秒完成，即略超过半小时的时间。





苏联的计划情况



把我们之前的讨论和苏联计划经济的经验联系起来，两类问题在此显现出来。首先，有人会问：如果完全的详细计划所需的计算是如此庞大和复杂，在高速计

算机发明之前，苏联是怎么做到的？

实际上，在计算机发明前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利用中心计划方法建立起重工业基础时，苏联曾经做得如此成功是相当值得注意的。当然，那时的经济简单的

多，而且计划相对来说只有很少的关键目标。但即便如此，在早期的五年计划中仍有许多供需失衡的例子。不过人力和物质的大扩张意味着，即使有这样的不

平衡，关键的目标还是能达成。

另外，我们应注意到早期苏联的计划并不是像我们描述的那样進行的。从壹系列最终产品倒推，得出壹个完整而详细的庞大输入列表，这确实超出了当时的计

划机构——国家计划委员会的能力。于是，通常计划者们只是从他们自己设定的粗略的目标出发：1930年之前生产多少吨钢，1935年之前生产多少吨煤，等等

。这种早期实践按理说会对几年后的经济结构产生有害的后果。它会产生壹种“生产主义”，大量关键中间产品的生产成了最终目的。事实上，从投入-产出

表的角度看来，人们其实想尽可能地节约中间产品。即计划的目标应该是：保证所需最终产品产量的情况下，生产最少的煤、钢、水泥等等。

这里会遇到的第二种问题正好是前壹个问题的另壹方面：如果我们提到过的数学方法和计算机技术是众所周知的，那么为什么苏联的计划者们没有在二十世纪

八十年代，高速计算机技术产生后，取得太大的進展？

我们在讨论前壹个问题时已经提到过部分的答案。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必要、但却粗糙的计划方法在后来形成的计划系统中打上了烙印。考虑到斯大林时代

特殊的意识形态僵化——被赫鲁晓夫的“解冻”中断，但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又恢复——苏联对于新的计划方法基本上是持怀疑态度的。从苏联的经济著作上能

看出来，我们之前讨论过的思想，即以最终产品为目标来制定计划，在正统的官方看来有些“资产阶级”。

此外，在苏联，对于新奇的、基于计算机的计划方法的兴趣，和真正的技术可能性并不同步。在六十年代甚至七十年代（计划系统的改進还有讨论的可能时）

，苏联的计划者们能够使用的计算机系统在今天的标准看来还很原始。苏联经济学家很清楚使用壹致的输入-输出方法的潜在好处，但他们所使用的设备仅够

分析小型的、高度抽象的输入-输出系统。尽管它可以用于地区间计划（研究苏联各加盟国的相互依赖关系），还是难以胜任日常的详细计划。大多数情况下

，投入产出分析仍然是学术活动，和预期相比，计算机对苏联计划的总体影响是令人失望的[3]。

需要注意的是，缺少超高速计算机不是唯壹的，且不是最重要的原因。正如我们在第三章劳动价值计算相关段落中解释过的，由大量的个人计算机组成分布式

网络，由经济信息通信系统连接起来，完成同样的结果是可能的。这样的设备在苏联认真考虑改進计划系统的年代同样还没出现。廉价的个人电脑相对来说还

是离今天不远的事情，而且苏联通信系统的发展缓慢臭名昭著（任何想从莫斯科给列宁格勒打个电话的人都懂得）。

还有，正如将在第九章提到的，高效的详细计划需要壹个标准化的产品识别系统，相应地，这需要壹个复杂的计算机数据库。而在苏联，计划者们继续使用着

“物资平衡”系统。这个系统构建“平衡表”来显示生产所需资源和每个产品的计划用途，提供投入-产出方法的粗糙近似。计划者们不仅难以有效地计算这

些平衡间的相互影响，对于产品的识别也是不完整、不统壹的。

政治因素也与此有关。我们所提出的关于计划的方案对信息的自由流通和计算机系统的自由访问十分依赖，而这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政治上是不允许的。

即使是复印系统也被严格控制——为了防止政治异见的传播。

最后，计算机化当然也不是灵丹妙药。在不能应用计算机以产生更多效益之外，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还有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例如：不合理的僵化价格系

统，许多商品的限价导致了短缺和排队。）

对于复杂经济系统，高效的详细计划的实现，大致需要西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计算机和通信技术。而这时，苏联的意识形态环境基本上转向了市场导向

的“改革”。似乎苏联的经济学家们——多少嗅到戈尔巴乔夫时期政治风向的人——对于我们所讨论的算法和计算机系统没有任何兴趣。他们基本不再相信高

效计划的潜力，也许部分是对早些时候对于计算机化益处的吹嘘过度的反应，部分由于西方经济自由化市场化的浪潮的影响。



详细计划和库存约束



回到讨论的主线，我们指出了，现在对于计划机构来说，即使对于产业间关系的细节精确到分钟的投入-产出表，从最终目标产品列表倒推出能够使计划平衡

的总的产品需求，也是可行的。但这对于详细计划的计算还不够。因为生产力和劳动力供给产生的额外的约束，还是不能由大量的最终产出品算出所有产品各

自的数量。

计划者们可以算出生产出x万亿千瓦时的电力所需要满足的条件。投入-产出系统的均衡可以确保足够的油、煤或铀来满足需求，但是，有足够的发电站吗?任

何时期，经济系统的生产能力都被需要长期建设的生产手段的库存所限制。此外，还有劳动力：有足够的劳动力来生产计划所需要的大量产出品吗？

壹旦产出品的数量被算出，这些问题可以很快得到答案。计划系统可以预计每个部门的大量产出需要，分布式工业计算机（代替超级高速计算机）利用每单位

产品所需生产资料和各自的劳动效率，就可以算出他们对于生产手段库存和劳动力的需要。这些部门的需求可以反馈到中央计算机统合，再与各种生产手段的

库存相比较，与各自劳动力的计算结果相比较。

如果约束正好满足——即，如果各产业部门不再要求比现在整个经济系统更多的生产手段和劳动力。注意，即便所有约束都被满足，依然有在生产部门之间重

新分配资源的需要：中央计划部门需要优化重组，发布相应的指示。但如果总体约束在这里不满足，计划就需要做相应调整。最初关于最终产品的目标不再能

够达到（除非额外的约束可以以某种形式放宽），而计划者们必须重新考虑。壹些社会效益最低的目标将被舍弃，整个计算将重来壹遍。由于计算过程可能花

费数小时，甚至数天，对于壹定的计划的期限，会有多次重复。

最后这点的重要性在于，不考虑投入-产出流系统中的其他因素，生产力的约束的重要程度十分依赖计划决策的期限。如果计划是相当长期的，库存约束就变

得无关紧要。如果需要更多的电力，可以相应地建设起来。在这种条件下，对于投入-产出系统唯壹的额外约束是劳动力的供给和足够的不可再生自然资源。

如果那样的话，依照额外约束来调整计划目标水平相对容易。但另壹方面，期限越短，额外的库存约束就越重要。任何建设时间比计划期限更长的生产手段都

必须作为库存约束被考虑；如果计划周期特别短，原材料的库存状况也变得十分重要了。作者之壹研究了适合于后壹种情况的算法，与之前的标准投入-产出

过程很不同。在下壹部分中，将展示这种替代算法的理论基础，并举例来说明其应用。



新的计划均衡算法



假设我们从年度产出的购物单出发，我们想得到十万种不同的消费品。这些目标是可以转换的，资源被孤立，或者它们过分了，超越现有资源。我们想知道是

否应调整目标来使资源，包括各种机器的现有库存被有效利用。不只是对每壹种消费品限额做壹定百分比的调整。壹些商品需要比其他商品做更多的调整。

如果我们有壹定数量的绵羊和化学工业空闲，我们想知道这对于羊毛和丙烯酸的限额意味着什么。羊毛衣物的目标应该削减吗？这对于丙烯酸的生产有什么影

响？多少针织品应该从生产羊毛转换为丙烯酸？

假设空闲的针织品机器应该壹千条针织衫的生产线。可以将所有空闲的生产能力用于生产壹种特殊的荧光蓝色毛衫，胸前印着粉色的“St Tropez Sport”，

但这种设想是否能使消费者满意是令人怀疑的。需要的是壹套规则，计算机可以决定根据资源约束明智地调整计划目标。我们开发了壹个计算机程序，可以基

于边际效应递减的经济原则作出这样的调整。算法的完整记述见Cockshott（1990）。



调和值函数



算法应用了神经网络仿真技术（人工智能的壹个子领域）。这壹领域的研究者们提出，神经系统可以用热力学的概念来分析。神经系统由大量互相松散连接在

壹起的实体组成，这样，它可以被抽象为统计力学中的问题。已经发现，热力学的概念，如能量、熵、弛豫等，可以有效地应用在神经模型里。每个神经元就

像是固体中的壹个原子，与全体连接在壹起并相互作用。两种情况下，都是大量实体在随机规则[4]下相互作用而发展的系统。可以为神经系统定义壹个合适

的模拟能量——其状态大体上有多接近于期望的状态。可以看到，如果为神经系统的状态引入温度的仿真算法，经过弛豫过程后，其稳定于期望状态。

同样被仿真算法证明，神经网络和晶体，在相同的抽象程度上，很像经济系统。经济系统中，各部门通过相互作用与其他部门联系起来。这里的相互作用关系

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关系，代替了突触连接或静电力，但在抽象层次上是相似的。

注意图6.3中的神经网络和投入-产出矩阵的相似之处。图中的纵线表示右侧的神经细胞的输出。突触传递给细胞的输入由横线表示。在横线上，他们的输入所

激发的水平被加起来。输入激发的等级反过来决定（轴突）细胞的输出。我们可以做壹个仿真，用投入-产出表的列来代表壹个经济部门的行为水平。我们把

突触标记上权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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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随行改变，j随列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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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的数字表示，要生产第j个部门的壹单位产品，需要的第i个部门的产出产品的数量。神经网络理论证明，这样的网络将進入这样壹种激励模式：与突触上的

权值相壹致。细胞的激励水平将表示相应部门应当运行的合适的强度。神经网络可以在数学上仿真出来。即我们可以用神经网络中的松弛算法来使经济保持均

衡。要做的只是找到我们能够使其最小化的模拟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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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网络的研究者们经常反过来看问题——不再试图使网络的能量最小，而是使被称为调和值的东西最大。形式上，这只是能量的反面，但他有更直观的说法

。神经网络在学会对外界刺激给出“正确”答案时，拥有最大的调和值（harmony）。

我们可将调和值的概念应用于经济。我们为每个部门定义壹个调和函数，如图6.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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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某产品的网络输出（允许其他部门耗尽）低于目标，调和值将迅速变为负数。如果我们达到了目标，调和值将逐渐变为正。这是用来说明，短缺造成的问

题比剩余带来的好处要更厉害。下面是壹种具有该性质的仿真函数的代数形式：

令u = （产出 – 目标）/目标

若u<0 那么 调和值=-

否则，调和值 =

人们每消费的壹额外单位商品，所获得的满足感是逐渐下降的。当妳第壹次从亲戚那里得到茶壶时，妳的感谢是真诚的；但第五次时，感谢就显得勉强了。这

里蕴含的意思是：来自超出目标的产出品的额外社会满足感下降得十分迅速，人们对于短缺十分不安，而对于充足的愉悦程度并不如前者那么大。我们可以用

之前的调和值函数来表示这壹点。

当产品输出正好符合目标时，我们定义调和值为零。如果输出过量，调和值为正，而如果输出不足，调和值为负。调和值函数被计算机用来调整输出。我们的

目的是令整个经济的调和值最大，来使全体处于平衡。



算法步骤



（1）随机为各部门分配资源。这只是计算机中進行的名义上的分配。在真实的世界并没有发生。由于松弛算法的健全性，初始值选择随机即可。

（2）对于每个部门，找出限制生产力的因素，即扮演短板角色的资源。

（3）各部门拿出多余的资源（即在短板限制下，相对于需要有盈余），放進壹个公共蓄水池。这壹步不会降低生产力，所以调和值没有变化。注意，这次的

重分配还是在计算机内存中進行；在整个算法完成之前，与真实的世界无关。

（4）算出各部门的调和值。

（5）算出整个经济系统平均的调和值。

（6）将各部门按调和值排序。

（7）对调和值最高的部门，减少它们的产出，直到其生产力水平使其调和值等于平均调和值。由于调和值函数是可逆函数（即，从调和值反推出产出和从产

出计算调和值是同样的过程），这是很容易的。于是又有资源進入了公共蓄水池中。

（8）对调和值最低的部门，为他们分配公共蓄水池中的资源来增加其产出，直到他们的生产力使得其调和值等于平均的调和值。

（9）算出新的平均调和值。如果这与之前的有较大差别，返回步骤（6）。



该算法能够均衡各部门的调和值。如果叠代是成功的，在大约十几次叠代后，平均调和值的变化范围将不超过1%。然而，仅仅靠这个算法，会使经济系统产生

局部的最大调和值。在实际计算中，该算法常常剩余大量资源而总产出远低于预期。由于不论从怎样的平均调和值开始，算法都有很强的偏向性，我们可以很

直观的理解这壹点。

这点可以通过引入增加产出的偏移量来克服。在步骤（7）中，不再减少高调和值部门的产出，而是将其产出调整为（均值+B），B即为偏移量。在程序开始时

，我们将B设置得较高，随着叠代的進行逐渐将其降低。这样的效果是，只有调和值特别高的部门产出会减少，而调和值较低的部门产出总会增加。总之，平

均调和值趋向于增加，系统最终稳定于壹个最大平均调和值。

如果仔细选择数据结构，该算法在运行时基本是线性的。也就是说，100个部门的问题将花费10个部门的问题十倍的时间。回顾之前关于投入-产出分析的讨论

，关键点是不用矩阵来表示投入-产出表，而是利用好矩阵的稀疏性，用链表来表示它。算法的复杂度大致可表示为n*m，n表示部门数量，m表示每个部门的平

均输入数量。这样，算法其实是很简单的，曾经在Sun公司的工作站上运行300秒左右，就完成了对拥有4000个部门的经济系统的计划仿真。Sun的工作站每秒

运行约三百万次。由于其时间要求是线性的，要使拥有壹千万种产品的经济系统的计划平衡，也只需要在68020（壹种流行的微处理器）上运行约壹百万秒（

不到两周）。同时还需要壹千兆左右的存储空间。这个要求并不难；相当于壹千台个人电脑，按现价（1980年代末—译者注）是五十万英镑左右。

英国公司Meiko推出了壹款多核处理器，将多达1024个微处理器芯片集成来加快速度。其设计的用途是粒子物理仿真，每秒钟可执行百亿次运算。如果我们可

以在拥有1024个集成块的Meiko平台上运行这个问题，每个集成块配4M内存，大型经济系统的计划将在十分钟左右完成计算。

此外，该算法也可以算出关键商品和原材料在部门间的正确分配，得到可行的产出目标。这事实上正是计划者所需要的细节信息。

我们认为，只考虑物理可能性，不考虑金钱，现存的计算技术完全允许详细计划的進行。之前提到的这些技术，完全可以在高性能计算机上实现，它们现在正

被用于粒子物理和天气预报。可以把他们看作是对理想化的市场应该达到的那种均衡过程事先進行仿真。



智利的经济控制



计算机化的经济计划和控制最有趣的实例发生在1972年到1973年，阿连德时期的智利。斯坦福·贝尔设计了该系统，在其书《The Brain of the Firm》中有

介绍[5]。贝尔的目的是提供壹个实时的、分布式的经济控制系统。由于他的系统提供了壹个使用我们提供的特定方法的实例，分析这个系统的特征是有益的

。

如果使用西方政府传统的统计方法，当经济统计数据到达决策者的桌上时，常常已经是几个月之后了。于是，直到经济危机发生几个月后，解决危机的政策才

能被制定出来。由于政策工具同样低效，决策结果可能与初衷背道而驰。当股票市场在1987年崩溃后，英国政府害怕衰退，1988年推行了减税政策。当这壹政

策发挥作用时，需求已经开始增加了，于是1989年发生了通胀。数据搜集的滞后意味着完全不合时宜的行为（但是在这里意识形态也对减税也有很强的要求，

而无论宏观经济形势如何）。

这种不当效应在反馈中会進壹步产生更糟糕的经济震荡，只有决策者能得到实时的信息并能实时干预系统，才能避免这种情况。在智利，壹套计算机网络系统

被建立起来以完成这项工作，使怀疑者们吃惊的是，其建设只用了四个月时间，而不是他们所想象的几年。这项工程建立在七十年代早期的计算机技术和智利

这种贫穷国家简陋的通信系统基础之上。微波和电传连接将所有关键部门中心与首都的计算机连接在壹起。即使有技术落后上的限制，它还是能够为政府提供

壹天之内的经济信息。更现代化的设备当然可以做得更好。

信息是以符号的形式显示的。“作战指挥室”（Opsroom）中的大屏幕显示著加注释的流程图，表示经济单元间的相互作用。图形显示避免了计算的麻烦。不

同单元间流通的量由线的宽度来表示。各部门用包含柱状图的块来表示，显示其生产能力使用的比率。房间里提供七个座位，这是能够進行有效讨论的最大人

数。扶手上的大按钮能够控制显示，或突出不同的图表。

“作战指挥室”的概念来自于空战防御。在战争中，即时决策需要实时的信息。决策可以由计算机仿真，来检验如果采取某项行动将引发怎样的结果。在打破

私有卡车公司反政府抵制的努力中，它类似于战时的指挥部。计算机网络使政府能够使用所有可用的运输手段，使货物流通起来。

“作战指挥室”本打算被用于所有部门的所有分支。复杂的统计学程序从系统底层的数据流分析，来寻找有意义的变化。决策者从超量的数据中解放出来，只

了解对决策有用的数据。当某个分支有任何异常发生时，就会向对应的“作战指挥室”发出报告。如果计算机检测到危机，它们将向“作战指挥室”发出警报

并启动计时。如果在壹定时间内“作战指挥室”没有及时作出有效的回应，就会向更高壹级的“作战指挥室”发出警报。这给了每个单元本地解决问题的自由

，从而避免影响社会有机体的生活。在设想中，工厂级别的“作战指挥室”将由工人委员会运行。民主的推测是：现代化的显示技术和计算帮助能使人们不经

复杂训练就有管理工厂的能力。

伴随着使皮诺切特上台的血腥政变，智利的弗里德曼货币主义经济实验开始了，而所有这壹切都被扔在壹旁。“作战指挥室”和阿连德、民主被壹同埋葬在了

总统府的废墟中。

第七章：宏观经济计划和预算政策

正如我们在第四章所指出的那样，宏观经济计划必须要考虑不同部类的产品在最终使用上的总体平衡问题。宏观计划还必须确保这些产品的组成的壹致性并且

确保其总数满足总需求。要完善我们的宏观计划，我们还需要壹个与之壹致的会计核算方案。宏观经济的三个方面——理论、政策目标和会计系统之间密切相

关。例如，凯恩斯在三十年代创造性的工作使得国民收入核算在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反过来，合理可靠和壹致的国民经济核算也是

凯恩斯主义在战后得以推行的先决条件。苏联式的经济体采用了另壹种不同的国民经济核算方式是有其理论根源的，即是相当狭隘的解释了马克思关于生产性

和非生产性劳动的论述。而我们提出的计划需要壹种基于劳动时间的国民经济核算方式。这壹概念虽然也源于马克思主义，但与传统社会主义实践相当不同。

本章将首先讨论在整体经济中壹般意义上的劳动时间核算，然后在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的运行中政策面临问题时丰富这壹核算方式，从而解决遇到的问题。壹旦

这样的基础建立起来了，我们将可以研究壹些具体与之相关的问题，如储蓄、信贷和税收政策。





建立在劳动时间上的宏观核算



我们把社会主义经济的总产值定义为在给定的壹段时间，例如壹年内，所生产的劳动的商品和服务的价值。根据劳动的来源，可以将生产总值分成两个部分。

大的部分是当前劳动的投入，即在给定时期内劳动的投入。我们称之为当期劳动。此外还有过去劳动，即从前壹段时间生产的产品“转移”过来的劳动。这些

劳动可能以上壹期生产却在当期使用的存货和原料的形式存在，或者以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使用逐渐磨损的耐用生产工具（机器、厂房和设备）的形式存在。我

们将这种过去劳动的转移整体看做是折旧。这壹分析给我们提供了第壹个宏观核算恒等式：



生产总值=当期劳动+折旧（7.1）



我们还可以把净产值定义为总产值的劳动量中超出需要用于补偿过去劳动消耗（折旧）的部分。因此我们有了第二个恒等式：



净产值=生产总值-折旧（7.2）



现在我们制度基本分配原则是，工人们应当得到与他们所提供的劳动量直接对应的劳动券（见第二章），虽然就个人而言我们承认某些资质上的不同，但全经

济范围来说仍然是有效的：每壹时期发行的劳动券总量等于完成的劳动总小时数。用当期劳动券表示当期发行的用于交换当期劳动的劳动券，我们就有了第三

个恒等式:



当期劳动券=当期劳动（7.3）



由（7.1）和（7.3）我们可得到



当期劳动券=净产值





我们姑且假设能够把全部的当期劳动券作为“可支配收入”拿回。还假设他们希望将所有的收入用于消费品。我们提出的制度有壹个原则，那就是消费品以劳

动券表示的价格应该等于该产品的劳动量，至少作为初次近似应该如此（下壹章将会阐明这壹提议的细节）。由此推断，如果工人把全部当期劳动券花完，他

们的消费就会耗尽净产值。根据上面的式子，工人不能消费完全部总产值，因为他们的收入（当期劳动劵）比总产值要少，差额部分用于折旧，以此保证有足

够的资源用于补偿过去生产的生产资料的消耗。但即使是这样，工人们的消费会耗尽净产值的论据也是站不住脚的，有以下两个原因。

第壹，除了个人消费以外，社会产品在最终用途上还有其他重要方面：供给社会的必需品健康、教育等）；为了增强经济的未来生产力而進行的生产资料的净

积累；还有可能贷款给其他经济体。这三方面简化来说分别是，社会、积累和贸易（贸易顺差），并且如果把个人消费表示为消费，那么我们有：



净产值=消费+社会+积累+贸易（7.4）



等式（7.4）将净产值分为四个基本用途。如果计划要求积极的社会支出水平和积累,很明显,消费必须低于净产值，因此当然也就必须低于当期劳动券，即为

当期劳动所发行的劳动券。要达到这个目的，壹种方法是对工人的劳动券收入征税。但征收的税款不壹定要与当期劳动券和该计划的消费限额的全部差额相等

，因为工人们可能会决定将他们的部分劳动券储存起来，这样的行为从某种程度上就是他们在为消费以外的用途“释放”资源。我们会再谈到这壹点。

第二，计划中总的个人消费中的壹部分必须提供给非工作者——退休人员、残疾人、半失业者。如果购买个人消费物品是使用劳动券的唯壹途径，那么必须通

过国家预算使无工作者可以获得壹定数量的劳动券。为了让发行的劳动券和所做的工作保持等价,这些给无工作者的劳动券不能简单的“印出来”(这将会导致

通胀)；相反,他们必须从劳动者中征税获得并且转移支付给非工作者。

在转向税收和存款这些实质性问题之前,把上面的想法应用到“流动资金”账户情况中是很有用的。这使我们能够检查他们的壹致性。让我们把经济分成两部

分消费群体:家庭部门和政府部门。家庭部门包括个人、家庭和社区,而政府部门包括所有除“家庭”以外的经济单位。我们假设在生产资料中没有私有财产,

所以没有单独的企业或金融部门需要考虑。我们将通过程序确定每壹个部门详尽的资金的来源和使用情况。

从家庭部门来看,基本的资金来源是发行的用于交换当期所做劳动的劳动券。此外,正如上面提到的,我们有壹个把劳动券（转移）给非工作者的问题,我们称之

为转移支付。家庭部门可以用三种方式使用这些资金。他们可能会用来交税,可能会花在消费品(消费)；或者可能会流入净储蓄部门(净储蓄)。如果这个关于

资金来源和使用的计算是全面的，那么这两个总数必须相等, 因此：



当期劳动券+转移（转移支付）=税款（税收）+消费+净储蓄(7.5)



转向政府部门,其基本的资金来源是税收收入。另外,在它作为“金融机构”（下面会谈到）时,政府部门将吸收家庭部门的净储蓄。政府部门利用其资金将劳

动券转移支付给非工作者（转移支付），提供社会福利供给(社会)和积累(积累),和其他经济体的贸易（贸易）。同样,如果我们这些来源和使用是全面的，我

们可以得到：



税收+净储蓄=转移支付+社会+积累+贸易(7.6)



等式(7.5)和(7.6)可以用多种方式重组。 壹个简单的变化是令税收和转移支付不变。我们定义净税收是税收减去劳动券转移部分(税收−转移支付)。这是净劳

动券作为“收入”是除了消费以外可用于国家“经济”活动的部分这壹修改,我们可以重写(7.5)和(7.6)如下:



当期劳动券−净税收=消费+净储蓄(7.7)

净税收+净储蓄=社会+积累+贸易(7.8)



把两个方程相加我们得到第三个方程。如果我们把(7.7)和(7.8)相加，净税收和净储蓄抵消可得到,



当期劳动券=消费+社会+积累+贸易　(7.9)



但由于当期劳动券等于净产值，因此我们实际上又再次回到了7.4，这证明了我们劳动时间账户的壹致性。

我们发现在上面的证明中借用资本主义货币核算的术语(“税收”、“融资”、“资金”等)很有用。但是正确理解计划经济的宏观经济,我们必须探究这种语

言背后的东西。在这壹体系中,劳动券纯粹用于家庭部门采购消费品，政府部门发行劳动券直接换取国民经济中的劳动成果(也就是在“家庭”以外)，但不需

要他们获得产品,本质上是因为国家被认为拥有除了卖给消费者的产品以外的所有产品。假设建立壹个医院:国家以每小时壹单位劳动券价格支付用到的所有劳

动力，但不必须“另外”支付任何材料或者整个完成的建筑。政府永远不可能用完“钱”(在系统里没有钱)。而且它也不能真的用完劳动券，因为这仅仅是以

工人的名义创建壹个会计账户而已(或者可能是以公社社员的名义–见12章)。

然而,有壹个关于宏观经济平衡的真问题。如果足够的消费产品可以满足消费者需求,并且没有壹个由于通货膨胀而贬值的劳动券，政府必须确保在第壹次分配

中以合理的比例收回　(实际上,抵消了)它发放给劳动者的劳动券。例如,假设整个宏观经济计划要求55%的净产值用于消费品。为简单起见,我们还假设，消费

者没有储蓄部分收入。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必须通过”净税收”抵消45%的劳动券的发放。如果净储蓄和税收少于这个数量,劳动券在消费者支出中的流动量将

超过用于消费品生产的社会劳动总量。结果将是“劳动券通货膨胀”(在价格稳定下的则会表现为短缺和排队现象)。另壹方面，如果净税收过度,消费者用于

支出的劳动券将少于生产出消费品的劳动价值。造成劳动券紧缩或剩余产品的堆积。

上面的例子中依赖于简化假设，即消费者不進行任何储蓄。显然,如果消费者储蓄壹部分，那么对于壹个平衡的税收政策要求会变得更加复杂。下壹节中，我

们将会解决在家庭部门的储蓄和借贷的问题，之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研究税收政策的细节问题。





家庭储蓄和信贷



为什么人们储蓄？对壹些人来说,储蓄是美德,或许自己的奖励，但是经济学家则要求人们对自己的行为有理性的动机并且展示给我们储蓄动机的层次性。

在最低层次的水平上消费品存在储蓄，生活中会有壹些节俭的穷人和中产阶级下层会把钱存起来用于高档品:汽车、自行车(在作者写作本书的上个世纪八十年

代，自行车仍算是高档消费品。——译者注)或度假，因为用于购买这些事情的花销超出了当期的收入。还有壹些人选择储蓄不是为了消费，而是为以后不能

再工作时准备的。而最模范的储蓄者是这样壹些人，他们不考虑自己现在而是考虑未来，把钱投入信托基金为后代提供教育或把遗产留给他们的继承人。

在现有社会的水平上，人们选择储蓄是为了应对可能到来的艰难时刻:失业、严重的疾病、“家庭支柱”的过早死亡。另壹方面,有些人节约是因为”不得已的

”，即当期的消费被满足却没有耗尽收入或者没有足够的产品能够刺激消费者额外购买，这壹类讲的是成功的资本家，或者正相反的，是在东欧和苏联由于缺

乏消费品而”被迫储蓄”的消费者。

社会主义可能会减弱上面导致个人储蓄原因中的壹些。例如，公共义务教育的升级(即使私人教育没被禁止)和减少收入差距将削弱对教育信托的需求，并且还

能够维持教育信托。壹个适当的养老金制度将减少私人储蓄的必要性。如果妳不害怕在妳的晚年贫穷，那为什么不在妳可以享受的时候花妳的钱呢？在妳活着

时候妳可能永远不会退休。

随着充分的就业和稳定的经济增长，为因失业而导致的收入减少做准备的需要就会消失。如果妳对妳的孩子的未来有信心,而且他们不可能没有财产收入，妳

不太可能为给他们留下遗产而储蓄。

现在让我们探讨壹下现期个人贷款的主要原因。作为短中期贷款，这是主要为了及时向购买耐用品的消费者转移财富，否则他们必须储蓄——尤其对于壹些期

望收入在未来能升值的年轻人。另壹方面,个人长期贷款的主要原因很显然是为购买房子。

这些原因在社会主义社会很可能还会存在。虽然在当前环境下毫无疑问地存在着与个人信贷相关的“贷款推动”的因素，鼓励个人占据无法胜任的债务地位，

而这将会被阻止。此外,用于购房的储蓄的存在和规模取决于现期可用房的状况,并且壹个运行良好国家租赁部门会降低对拥有房屋所有权的激励。

尽管社会主义可能会减少壹些导致个人储蓄和信贷的动机,但是这些现象不可能完全消失。储蓄和信贷的基本原因是人们希望以相对独立于收入曲线时间表的

方式，来计划他们的消费曲线的时间表。从个人的角度来看,储蓄代表滞后消费，而信贷提倡的则是提前消费。

但关于什么对社会是合适的和对个人是合适的之间有壹个重要区别，在以前的社会市场结构中储蓄很简单理解。囤积粮食为了匮乏时期的消费。埃及法老或毛

时代的中国会在非常物质化的意义上進行储蓄。毛泽东建议中国”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荒”。他显然在主张滞后消费。在伊索寓言聪明的蚂蚁为即将到来

的冬天储存粮食，而蟋蟀却只是吃、唱歌和尽情的享受快乐。

在现代社会，个人储户可能对储蓄仍然有这个简单看法，钱已经取代谷物，但它仍然可以”储蓄以备雨天”。所以保险公司把自己比喻成雨伞。但古人在储蓄

钱和储蓄粮食之之间存在壹个反论，即什么样的人才是大富翁。妳不能吃黄金或金钱。除非妳用钱去购买东西否则储蓄钱根本没有用。个人囤积黄金可能度过

饥荒。壹旦发生饥荒，粮食的的价格就会上涨,只有那些有充足的现金的人可以买到吃的。但社会作为壹个整体，它的发展不是靠壹些现金储蓄者。只有真正

的谷物库存才能防止饥饿,所以饥荒导致的结果只能是富人得到的也没多少而穷人饿死。

那些把钱存在银行里的人比那些收藏拿破仑金币的农民更進壹步脱离了”自然节俭”的状态。在战争时期,自然或经济灾难导致他们很可能看到他们的储蓄在

恶性通货膨胀或银行崩溃下消失。当战争的破坏或战争的赔款带来的混乱，使壹个经济体失去了市场上的货物,这种真实的产品供应短缺表现出来就是货币的

贬值。最后那些在战败后手握壹堆贬值纸币的人，通过这种艰难方式懂得了大富翁的教训。

普遍的说,今天的储户仅仅能意识到他们明天的财富不等于他们明天的收入。有人为退休后30年储蓄就可能认为他是在推迟消费，不过是因为他不乐意在他年

老的后30年里以面包为生。但实际上，没有任何商品的消费是滞后的。相反储户获得金融系统支持的合法头衔，允许他们索取未来社会的部分产物。退休的人

实际上不是被他们的存款支持着，而是被他们的儿女赡养著。人寿保险和全面的养老金制度没有完全避免人口老龄化的负担。年轻人仍将是唯壹的赡养老人的

人，从孝道转向互惠基金并没有改变这壹现实,任何社会制度下都会是这样。

在这方面储蓄是和未来的壹个契约–壹个奇怪的契约，契约中将要提供最终产品的壹方，可能尚未出生。和未来订立契约是壹件不确定的事，年轻壹代可能违

背契约。他们可能会追求通货膨胀下工资增长，尽管会影响到他们退休后固定收入。他们可能会发动壹场革命，毁掉股票市场。

尽管如此,在计划经济的背景下,今天的储户可能会增加明天的实际收入。通过今天储蓄，人们放弃他们当前消费支出的壹些想法，因此他们“释放”资源,否

则这些资源就会被用来生产消费品。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有壹个相当大的危险，那就是释放出来资源会得不到利用。当消费者决定储蓄他或她的部分货币收入时

,这个不消费行为本身并不会传递出壹个固定的信息来说明，在未来的壹个确定日期内哪些消费品会被消费并且消费的数量是多少。最多不过是，储蓄的增加

通过利率下降传达壹般性的信息,即为了将来销售進行的生产更有利可图。但凯恩斯认为,即使这种途径也是非常不可靠的(参见：凯恩斯,1936年,16章,或近期

阿克塞尔·莱永胡武德<Axel Leijonhufvud >壹个很有价值的观点,1981年)。因此储蓄增加可能降低对商品的总需求,导致经济衰退。

另壹方面，在计划经济中,没有理由不把通过储蓄释放的资源归入可以使用的生产资料。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将提高未来的劳动生产率。在我们设想的经济中,

生产资料的最小总积累率是由民主决定的。积累率决策的的第壹个输入是人口；面对人口中退休人员比例增加的前景，积累的比例应当也要增加,在其他条件

相同的情况下,必须通过充分提高劳动生产率来满足未来对生产工人数量的需求。这显然是以牺牲当期消费水平为代价的。但考虑到这是基于共同的决定,当然

可能仍然存在允许个人偏好在边际上影响利消费和积累划分的情况。什么机制能够保障个人选择的合理范围，并且同时符合总体规划的限制呢?这里有壹些建

议。

(1)当前劳动券可以自由兑换部分种类退休金(例如在未来特定日期或者意外事故后开始每年度返还壹定数量的劳动券)。这样的交易将依赖于壹个统壹的国家

“金融体系”,以便于它们的总量能被计划机构监控。

正如我们以上所讨论的，对应这种储蓄的是从消费品生产中释放的当期劳动力，计划者的合理反应是把这些“释放”出来的劳动力分配到当前用于生产资料净

积累(被社会决定的超过最低积累的比例)的生产中。这将使未来更高的消费品产能成为可能。计划者能否通过制定好储户在未来某个时期想要消费的精确的产

品数量来使用“释放的”劳动时间，这壹点显然是没有保证的。这取决于战略规划的有效性,而在任何经济体系中都不存在完美的预测。尽管如此,规划者可以

集中考虑流入的储蓄量，以确保如此“释放的”劳动时间得到充分利用。

(2)允许短期的灵活性,储蓄存款也可以交换当期劳动券。为了购买各种耐用消费品，休假等等，人们可能从储蓄存款中取出劳动券。如果这类存款的流入大于

每周期流出,那么余额就可以用来为个人借贷提供资金。如果需要,这些信贷的期限，尤其是他们还款的利率，可以被用来平衡贷款的需求和供给。这壹供给来

自于储蓄账户的净增加。在这种情况下，结果只会是个体消费之间的变换而不影响总体的宏观经济平衡。

(3)除上述被认可的储蓄形式，个人不允许囤积劳动券。这种囤积将扰乱劳动力分配计划,但可以通过使劳动券在特定的日期到期，就像银行拒绝兑现超过规定

时期的个人支票壹样来避免这种情况。



这些关于储蓄和信贷的要点可以用到我们在本章的第壹部分阐述的关于资金核算的内容。我们指出,家庭净储蓄（净储蓄）作为家庭资金使用的壹部分，也作

为国家收入的壹部分。我们现在讨论净储蓄的细节。总储蓄是家庭对于退休金的获取(退休金获得)和消费者在储蓄账户的存款(储蓄存款获得)的总和。

获得净储蓄,我们必须减去家庭部门在退休金中的的支出部分(退休金支出)和从消费者个人储蓄账户中提取的部分(取款)以及新的消费信贷 (新的信贷)。

我们得到方程：



净储蓄=退休金获得+储蓄存款获得−退休金支出—取款—新的信贷



或者,把获得退休金的和消费者存款和贷款的项目用括号整理在壹起:



净储蓄=(获得退休金−退休金支出)+(获得储蓄存款—取款—新的信贷)



关注消费者储蓄和信贷——而不是退休金，注意它的数量(储蓄存款获得减去取款再减去信贷)是作为国家的净资金来源。这个术语代表了流入到消费者储蓄/

信贷系统的净资金。上面已经建议过，把上面这个资金流设为0，通过设置不同消费者贷款的条款，使信贷的需求刚好耗尽净流入的存款。这壹政策是否行得

通很可能取决于能否制定达到这种平衡的条款。

考虑壹种情况，即在个人部门消费者更趋向于储蓄而不是信贷。在这种情况下上面所指的平衡很可能需要壹些关于信贷的”免费”的条款，甚至定成负利率。

以这种目的而使用所有净储蓄看起来像是壹个并非最优的政策:这种流入的壹部分可能被看作是壹个能获得更高社会回报率的积累的“资金来源”。

这个解决方案的潜在问题是,消费者储蓄存款是相当具有流动性的，短期或中期信贷是快速自动清偿的,而用这些资金去购买的生产资料不是“流动的”壹,在

积累项目”成熟”之前，我们面对壹个未预料到的存款外流，国家不得不创造多余的劳动券。而这提高了通货膨胀的可能性，并会破坏我们提出的核算系统。

这就是被凯恩斯发现的问题的本质，即储户希望以流动资产的形式储蓄，然而他们的储蓄被用于购买非流动性的生产资料。但是这个问题在国家垄断金融体系

中是可以被解决的:国家能够告诉储蓄者,它并不能吃掉他们的蛋糕。如果消费者储蓄存款/信贷系统产生盈余，政府可以宣布,这些存款的流动性是有条件的，

还可能实行配给制,而不是当对流动存款有大量需求时通过发行劳动券引起通胀来解决问题。

如果消费者储蓄/信贷系统产生赤字,即使消费信贷的条件是非常严格的，类似的问题也会出现，难道还会用别的来源的资金（如退休的盈余账户）来支持额外

的贷款么？或者应该配给消费者的贷款？

现期在退休金账户上存在盈余的人要求为未来支出做积累，确保这些要求被满足的最安全的方式就是将盈余用于生产资料积累的生产。这要求在退休金账户和

消费者信贷上有严格的界限。另壹方面,消费者在紧迫的时候取出贷款，（尽管对于借方来说是现实的——很显然这是同意贷款的条件），他们声称致力于减

少未来支出，相对于他们的未来的劳动券收入。但这种减少应该”适应”退休者的需求。最好的政策可能会具有谨慎的灵活性:虽然不是操作壹个完全分离的

账户,通过储蓄存款/信贷账户配给可以避免过度赤字(或盈余)。



储蓄的利息？



从上面的讨论中产生的壹个问题是，对于私人部门的储蓄是否应该支付利息。让我们首先考察壹下在这样的储蓄上的“名义”利率为0所带来的结果，如果这

样，人们就能够从系统中提取出恰好等于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过去所缴入的劳动券的累积总和。但要注意，随着时间的推移，因为劳动生产率在提高，特定商

品所含的劳动量在下降，所以劳动券实际上变得“更有价值“了，也就是在劳动券的储蓄中存在着壹种隐式的利息。并且人们能够在他们长期的储蓄上获得这

个“利息”也是合情合理的，因为他们的不消费（储蓄）使生产资料的加速积累成为可能，而这又引起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但却没有要求任何额外的报酬二

。

在传统的、充分就业的资本主义模式中，储蓄利息的作用是吸引足够的储蓄来为投资提供经费，但在我们设想的系统中，投资是社会化的，并且用于积累的资

金的基本来源是税收。从某种程度上看，退休金和存款/信用账户上的是当期剩余（资金），个人储蓄也许会对资金的积累作出壹些贡献，但这是次要的。没

有必要鼓励个人储蓄，因为当积累和税收计划被制定时，社会储蓄率（也即不消费的比例）就被民主地决定下来了。



税收政策



无论对于处理家庭储蓄有多么精密的安排，税收政策都将在平衡宏观计划中发挥重要作用。国家应该以何种形式向赚得劳动券的人征税？在苏联式经济中，传

统上大部分的税收收入是通过“流转税”取得的。通过这项税，国家使商品购买者支付的价格与销售者所取得的价格有差异，而那差异就流入国库。这样的壹

种税与我们所提出的系统是不壹致的，因为它将导致系统定价下的消费品的价格高于它们真正所包含的劳动量。正如上面所暗示到的，我们更赞成壹种所得税

；我们也建议国家适当地收取级差地租作为壹种补充税。

社会主义所得税应该像什么样子？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社会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赞成壹种累進所得税（在这种所得税体系中，那些有着更高收入的人要按更

高的税率缴税），依据是那些富裕的人能够承担更大份额的税收负担。事实上，累進所得税被视为在资本主义下减少收入不平等的壹种方式（尽管在实际的资

本主义经济中，这种税收体系是否达到了这壹目标仍然是具有争议的）。但如果正像我们已经提出的，个人收入在初始就基本上是平等的，那么累進税所适用

的情形也就不存在了。壹种统壹税也许是最公平的税收体系：每劳动力每月或每年征收壹定量的劳动券。

统壹的劳动券税率传达了如下的信息：每壹个处于工作年龄的健全的人都不得不为共同体完成壹个基本量的工作。与贡献的劳动相交换，人们共同的基本需要

可以得到满足。如果人们想要壹个额外的、可以自由使用的收入来获得消费品，他们将必须工作超过这个基本量的最小值。我们在工作时间上设置最大的灵活

性，这样个人就可以选择他或她的工作时间，如果壹个工人选择工作更长时间，那么他或她可以享用这带来的好处而不用交额外的所得税。

统壹税也具有对于税收收入的可预测性较高的优点。从按比例征收的所得税中获得的税收收入取决于人们赚了多少钱（在这个系统中，也就是人们选择工作多

少），但从统壹税中获得的税收收入仅仅取决于工人的数量。这种可预见性将对确定社会供给和积累有好处。假设计划者在社会劳动时间中除去个人消费后分

配出x百万小时使用，那么统壹税就可以被定在能够产生x-z百万劳动券收入的水平上，其中z百万劳动券是预测的家庭净储蓄的水平③。

将这种统壹税与英国绿党（Green Party）的提议相比较是有意义的。绿党的提议是，所有的公民，不论他们工作与否，都应该被付给社会保障收入。这个社

保收入可能来自于普通税收，包括所得税。在某种意义上，这是我们的提议的另壹种表述而已，因为我们所提出的统壹税可以被视作壹种负的社会福利。绿党

的建议是十分可行的，并且相较于现行制度中发放救济的好处有着更大的价值，它避免了声名狼藉的“贫困陷阱”四。尽管如此，我们对于这壹社会保障收入

的提议有两点批评。第壹，它似乎暗示了对于失业是不可避免的接受。考虑到壹定有失业，绿党希望以最人道的方式处理它。我们不接受这个。我们主张壹个

经济能够在充分就业下运行。收入平等、充分就业和统壹税的结合消除了“贫困陷阱”和抑制就业的因素，这比绿党的计划更有效。第二点批评是由于隐含的

妨碍，社会保障收入系统需要壹个高税率的所得税为其提供资金。我们设想了壹个零边际税率的所得税，结合灵活的工作时间，这保障了个人自己决定何时从

额外时间的工作中获得的收益能与必须付出的努力相平衡。在壹个充分就业的经济中，绿党的计划——实际上允许人们选择过有补贴的懒惰（subsidized

idleness）的生活，所以很可能被不得不供养懒人的大多数人劳动者所怨恨。



地租



我们参考其他系统的财权关系来支持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概念（见第十四章）。这涉及到国家土地所有权。虽然我们不反对私人对于壹部分住宅的所有权，

但国家应保有对于房子所在的土地的所有权。房屋拥有者应负有支付基于他们宅基地的可租用价值的租金。在这些情形下，某个买了壹个房子的人只是买了那

个建筑，为相似规模和装修标准的房子所支付的价格在伦敦和在布拉德福德壹样。超过那个价格的部分，是占有者向国家交的租金或土地税，反映他们使用的

房子在便利和舒适上的差异。这样的租金会对国家财政做出重要的贡献伍。

如果这些租金被安排到上述讨论的系统的税收中发挥宏观作用，显然它们需要能够被用劳动券来估值。但这样支付的劳动券租金会与劳动券只用来购买根据它

们所含劳动量定价的劳动产品的壹般原则不符。



消费税



在税收上的最后壹点也许值得壹提。我们已经说过，消费品总的来说应该根据它们所含的劳动量用劳动券定价。但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有例外。在资本主义经

济中，国家出于某些原因——壹般来说是因为这些物品的过度消费被认为会给社会带来不良后果（酒精、烟草等）——对某些消费品征收消费税，以期限制它

们的消费。除了取缔这样的商品以外，社会主义国家也许希望实行相似的政策。注意，这不是壹般的营业税或增值税而是对选定的消费品的特殊的收费。



征税和积累



在西方经济体中，新的生产资料的积累在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之间是分离的。私人部门的积累是公司自主决定的结果，并且主要是通过公司的留存收益提供资

金，但有壹部分通过金融机构再流通的储蓄会進入积累。传统上公共部门的积累是通过举债获得资金的。

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中，情况恰恰相反。公共部门的积累主要通过国有企业的流转税供给资金，而再流通的储蓄则扮演了次要的角色。如前所述，我们也

设想税收是积累资金的主要来源，但附带条件是所有的税收水平必须由民主投票决定。

对于苏联社会主义的壹个关键批评就是，关于增长率，以及因积累率的决定事实上是由壹些政治精英做出的。这使得积累部分背离了社会主义的性质。为避免

这壹点，有关多少比例的国家收入应被投入积累的备选方案应该被提交给公民投票。如果投资应占总的国民生产总值（GNP）的15%的方案被通过，那么然后国

家就有权征税来为此提供资金。考虑到积累的资金还有其他来源——也就是，储蓄和租金——积累的全部成本将不会全部来自于税收，但不同的税收会为平衡

社会预算提供必要的自由度。

第八章：消费品市场

外界对苏联式经济体的壹个普遍的批评，就是它们对消费者的需求反应迟钝，且提出这种批评的人不光是西方的诋毁者。因此对我们的总论点来说很重要的壹

点是说明计划经济也能很好地应对消费者偏好的变化——也就是说，我们都听腻了的短缺、排队和无用商品的过剩并不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内在特征。本章

主要讨论消费品中的社会主义市场概念。

切入这个问题的壹个方法是回到我们在第四章中对计划所做的总体介绍。我们将计划区分为宏观经济、战略和详细计划这三个层次。在宏观和战略产业计划的

范围内，详细计划主要考虑如何选择最终产出的目标模式，并确保有足够的资源来达到这样的目标。但是针对消费品的最终产出目标是如何确定的？我们需要

怎样的机制根据消费者们的反馈来调整这些目标？

我们提出的方案其基本原理其实很简单。所有消费品都可以用它们的劳动价值（即生产这些商品所需的直接或间接社会劳动时间）来标记。我们在第三章中对

这些价值的实际计算進行了讨论。但除此以外，以劳动券形式表现的消费品实际价格将尽可能按照市场出清的水平来确定。假设某产品需要10小时的劳动来生

产，因此它被记为有10小时的劳动价值，但如果该产品在10劳动券的价格下使人们对它产生了超额的需求，就需要提价来（大致地）消除这种过量需求。假设

该产品的价格碰巧是12劳动券，那么该产品的市场出清价格与劳动价值之比就是12/10，比值就是1.20。计划者可将每种消费品的这个比值记录下来。我们可

能会看到比值随产品的不同而变化，有时在1.0左右，有时要高壹些（如果产品需求旺盛），有时可能会低壹些（如果产品相对不太受欢迎）。然后计划部门

可以遵循这壹规则：对比值超过1.0的消费品提高其产出目标，而对比值低于1.0的消费品则降低其目标。

这里的要点在于这些比值为我们测量社会劳动在不同行业中是否有效满足了消费者需求（按马克思的术语来说叫“使用价值”）提供了壹个参考。如果某产品

的市场出清价格和劳动价值比大于1.0，这就说明人们愿意花比生产该产品所需劳动时间更多的劳动券来购买这个产品（即工作更长的时间来获得它）。但是

这同时又说明为生产这壹产品所投入的劳动取得了高于平均水平的“社会效益”。反之如果市场出清价格低于劳动价值，这就告诉我们消费者并没有按其完全

的劳动内容来给它“定价”：即投入该产品的劳动取得了低于平均水平的社会效益。相等或比值为1.0则是壹种均衡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会从他们自身

的劳动时间出发，按社会所需消耗的生产成本来确定某壹产品的“价值”。

这就是我们这种“市场算法”的总体思路，而在本章中我们会以不同的方式来拓展这壹思路。首先我们将考虑的问题是，确立市场出清价格是否总是合适的。

其次，我们将说明市场算法和前壹章讨论的宏观经济计划之间有何关系，并从中对该算法给出更正式的解释。第三，我们将讨论我们的建议与资本主义体制利

润机制的关系。最后，我们将对Alec Nove针对“劳动价值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能发挥作用”的批评做出回答。



市场出清价格



市场出清价格是对商品的供应（在计划制定时预先确定的）和需求進行平衡的价格。从定义上看，这些价格是为了避免表现出短缺和过剩。出现短缺（即过度

需求）将造成价格上涨并使得消费者减少对某壹产品的消费。这时供应就会流向那些付得起最多钱的人。而出现剩余则会造成降价，从而鼓励消费者增加对某

壹商品的需求。

当某件商品相对于消费需求发生供应短缺时，在调价之外的壹个办法是实施定量配给。我们可以正式地做到这壹点，比如像战时那样发放定量配给簿；或者以

非正式的形式实现，简单地让人们去排队或加入等候名单即可，在这种情况下那些愿意早起去排队等候的人就能获得产品。而我们的市场算法依靠的则是在每

个时期按市场结算水平来设定价格，然后用这些价格与劳动内容之间的差额作为下壹个时期增加或减少生产的参考。那么定量配给对解决短缺是不是更为公平

的手段？同时在壹个与之相关的问题上，我们的算法预先假定某个商品的均衡价格按照其劳动价值测量应该等于其生产成本。不过是否存在商品应该获得补贴

，即应该以低于生产成本的价格提供甚至长期提供给消费者的情况？

答案取决于如何在社会中对收入進行分配。在表8.1中我们对不同定价和配给政策的适宜性提出了看法。在收入不均时，配给制是确保稀缺商品得到公平分配

的最佳方法，因为它能防止富人囤积居奇。我们可以拿食品来做个例子：正式的配给能保证每个人都获得生存所需的足够食物。如果食物充足，但贫困使得某

些人无法吃饱饭，那么实施粮食补贴就成了配给政策，尽管我们不清楚这是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的办法：也许给那些最有需要的人发放食品券更加有效。如果

在食品稀缺的时候就尝试以降价的形式来進行食品补贴，那么现有的供应就会从商店里消失，而任何时候只要有新的供应到来那里就会排起长队。这种情况不

管收入是否公平都会发生。无论是今天的欧盟委员会通过提高粮食价格让农民受益，还是前苏联为稀缺的粮食提供补贴，这两种政策都是不完善的（在这两个

例子中，变革都因强大政治压力而受阻）。

表8.1：市场价格和配给制

商品供应 收入分配 最佳政策
稀缺 不平等 配给
充足 不平等 补贴
稀缺 平等 市场价格
充足 平等 市场价格

我们的基本观点是，如果收入是平等的，那么以市场价格获得的分配也就趋向于公平，因此补贴就没有必要了。当然我们也可以假设壹些存在严峻形势和供应

中断的特殊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为确保获得生活必需品而采取配给政策是合理的。不过总体上我们将制定市场出清价格视为是壹个收入分配基本公平的社会主

义共同体的最佳政策。



消费品和宏观计划



在上壹章中我们讨论了不同最终用途之间的社会劳动分配以及由此产生的问题。在该背景下我们通过消费这壹概念指出了用于消费品生产的总体社会劳动。现

在让我们通过劳动券消耗的概念来说明购买消费品的总劳动券支出。宏观计划的目标是让劳动券消耗与消费尽可能地接近相等。这同时涉及到(a)确定税收水

平和(b)对家庭的储蓄行为進行预测。计划制定者确实有壹些能够影响到家庭净储蓄的手段，但是有些预测要素却可能保持不变，这意味着劳动券消耗和消费

之间不太可能达到相等。如果净储蓄低于预测，那么劳动券消耗则会超过预定的消费水平。这种情况下计划制定者可在下壹阶段通过增税、鼓励增加储蓄或增

加对消费品的社会劳动分配等手段来处理。或者，如果计划制定者认为低于预测的储蓄只是暂时的现象，那么他也可以选择不作出回应。而如果储蓄高于预测

水平，在这种情况下恰好可以用到并行推理。

这个意思是说，尽管劳动券的消耗与消费相等只是壹个目标，且这个目标应该在壹段时间内以“平均”的方式达到，但劳动券消耗与消费之间的比值在不同的

时期却应该围绕1.0这个目标浮动。这里我们应注意该比值可被视为是各类价格水平的综合：它可代表在消费品市场为购买壹个小时社会劳动产品所需的劳动

券的平均数。我们在上面讨论的市场算法是将每壹消费品的市场出清价格与劳动价值的比作为重新分配资源的指标。当我们首次提出这个想法时，我们曾假设

在所有消费品行业中这个比值的平均数都应为1.0。可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想法有些过于简单了。如果我们对某个时期中所有的消费品都形成壹个加权平

均的价格与劳动内容比，并用某商品在总消费中所占的比例来对每个商品加权，那么这个平均数将恒等于劳动券消耗与消费的宏观经济比值，这个比值正如我

们看到的那样将在壹定程度上偏离1.0。

出于这种宏观考虑，我们可以按照以下方式更加精确地重新制定消费品市场算法：

(1) 中央市场机构（CMA）向生产企业下达各类消费品的订单，前提是订单代表的总劳动内容应该与计划的总体消费限额相等。

(2) 中央市场机构收到其订购的产出并将其以市场出清价格销售给消费者。

(3) 计算每个产品的市场出清价格与劳动价值的比，并记录下劳动券的总支出，即劳动券消耗。然后对每个产品运用以下决策规则：

如果价格/价值>劳动券消耗/消费，则增加商品订货。

如果价格/价值=劳动券消耗/消费，则保持商品订货数量不变。

如果价格/价值<劳动券消耗/消费，则减少商品订货。

因此我们对于价格/价值比高于平均的生产线要加大资源投入，而对于比值低于平均的生产则需要撤回资源。

(4) 回到第1步。

这个算法中的某些步骤可能还需要详细解释壹下。第2步要求市场部门为所有消费品确定市场出清价格。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确定壹个接近场清算价格的

规则很容易的：如果对某商品有超额需求就提高其价格，如果其供应过剩就降低价格。但是这个价格变化幅度应应该是多大？如果没有经济学家们提供的诸如

“瓦尔拉斯拍卖者”这样的理论虚构，则我们很难确定能够清算所有消费品市场的价格。严格来说，我们只能说按接近市场出清的水平来确定价格。计划制定

者在工作中必须试错，要像今天的资本家公司用市场力量来确定他们自己产品的价格壹样通过对需求弹性所做统计分析的结果来得到正确的理解。此外，即使

有可能接近“完美”市场价格（即在流量需求与当前生产之间完全平衡），但我们也不清楚这是否是合理的。这有可能引起超额的价格波动。对于任何可储存

商品，改变库存是减少价格波动的壹个手段。我们可以通过减少库存，而不是调整价格来部分地满足超额需求。

更详细地了解壹下第3步对我们也是有帮助的。这壹步骤要求计划部门根据消费品的价格/价值比是高于还是低于社会平均值来增加或减少不同产品的生产。这

里的目标是生产足够数量的产品以使市场出清价格能够等于其劳动价值（即比值为1.0）。和我们发现每个时期的市场出清价格壹样，这也必须是壹个（在充

分了解情况后）的试错过程。确定产品的产出水平并通过市场价格来假设某种特定的水平是在给定某种预先设定水平下发现市场出清价格这壹问题的倒置。只

有我们确切地了解了所有商品的需求公式，包括溢出效应（即某壹商品的价格变化可能影响其它商品的需求）的详情，我们才能直接地解决这壹问题。第二个

复杂情况是劳动价值本身就是壹个移动目标：即改变某壹特定产品的产出规模也可能带来单位劳动内容的变化。如果规模经济占主导地位，那么某商品的劳动

价值就可能会随着该商品产出的增加而下降；如果回报递减是主要趋势，则劳动价值就会随着产出的增加而上升。因此我们应该把消费品的市场算法看作是始

终在朝“价格=价值”这个条件运动，而不是要达到“价格自始至终完全等于价值”这种静止状态。

由于这个原因，该算法有壹个特征值得注意。用劳动价值和市场价格来标记每个商品的做法可能引发某种的投机行为，从而限制市场价格的波动。我们需要指

出，某商品的现有劳动价值会为其可能的长期价格提供指导。假设某壹特定商品当前是以明显高于劳动价值的价格在交易。看到这种情况，某些消费者就可能

推迟消费该产品，希望它在未来会降价。相反如果某壹产品的售价要比其劳动价值低很多，这就会给消费者壹个“现在买这个商品会很划得来”的印象，从而

可能暂时地提升对它的需求。通过压低对高于价值产品的需求和刺激对低于价值的产品的需求，这种在需求上的投机性变化常常会限制市场价格与价值的偏离

。



与资本主义市场的比较

我们建议的市场算法与资本主义市场的经济机制有何关系？我们认为两者既有相似性又有很大的不同。在资本主义经济下，商品的生产水平是随着盈利的变化

在壹段时间内進行调整的，其中更多的资源流向利润高于平均水平的行业，而从利润低于平均水平的行业中流失。在这里我们的市场价格与劳动价值比很明显

也扮演了和利润相似的角色。我们比较了在各种情况下消费者对每种商品的支付意愿与生产成本（以某种方式来進行测量）。

在支持资本主义市场体制的壹个标准论点中，市场价格据说是对消费者为不同商品“投票”的记录。如果某商品被消费者认为有很高价值，那么它的价格相对

于生产成本也就高，由此产生的高利润就会造成那些高价值产品生产的扩大。对资本主义这壹论点的明显反对主要来自于消费者收入的不平等。富人比低收入

消费者的“票数”要高很多倍，因此生产结构也就倾向于满足前者的需求（无论这些需求多么没有价值），而穷人的需求却因为无法以货币需求的方式来记录

而无法得到满足。但如果收入基本上是平均的，那么这种反对就会消退，而投票的类比是有壹些力量的。

除了消费者收入分配的不平衡之外，我们的消费市场和资本主义体制还有其它什么不同？让我们重点考察我们的“成功指标”（即市场价格与劳动价值之比）

与资本主义盈利这壹成功指标的对比。资本主义体制下商品生产的利润来自于市场价格与产品生产（货币）成本之间的差额。这种“生产成本”是在将每次投

入生产过程的生产资料的市场价格乘以每单位产出所需投入的数量相乘之后得出来的。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中对生产成本的计算就默认了生产投入的市场（

在经济学术语上叫做“要素市场”）。正是在这些市场上形成了劳动力、原料、机器等货币价格。

而在我们设想的计划经济中却并不存在这种“要素市场”。我们只有消费品市场，并使用这个市场的“信号”来指导如何对不同类型消费品所需的投入進行分

配。而壹旦产品的最终产模式被确定之后，我们将对支持这种模式的资源投入规模進行集中的计算，同时由计划部门对所需的生产方式和劳动力進行分配（见

第6章）。单个的企业并不是对生产方式進行处理或买卖的权利主体（更多这方面的详情见第14章）。典型的资本主义企业的资源主要是其供应商在愿意卖掉

产品的条款下提供的，并以此来得到这些资源的价格，但社会主义生产却并没有这样的“提供”。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生产成本”必须以社会的方式来计算

，同时（正如我们已经解释过的那样）我们相信直接和间接劳动内容总量（即“劳动价值”）是对社会成本的合理计算。

我们提出的调整算法可以应用于无要素市场存在的情况，但除此以外从社会主义的观点我们认为它还有壹个显著的优势。资本主义企业的“成功指标”，即利

润，部分取决于企业对劳动力的剥削程度。例如，如果两家企业生产同壹种产品且使用了相同的技术，支付工资更低或强制劳动时间更长的那家企业取得的利

润也就越高。而我们提出的市场价格与劳动价值比却与企业内部的剥削无关。壹家企业只有通过(a) 生产能吸引消费者或者消费者愿意支付高价（从而提高市

场价格）的产品，或(b)利用高效的生产方法来降低产品的劳动内容这两种手段才能达到特别“成功”的业绩（即高价格价值比）。企业不会因为支付低于平

均的工资或执行长时间劳动而得到“回报”。



结论



本章所提出的论点尽管并没有得到完全详尽的阐述，但是这些论点却支持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不需要对消费者需求无反应”这壹看法。我们对能够按需求变

化而调整消费品产出模式的机制做出了概述。虽然这种机制依靠各种各样的市场，但它却与资本主义机制有明显的不同——它既不取决于生产方式中的私人财

产，也不取决于生产过程中所用生产资料的市场价格。

在形成了我们的基本观点后，让我们回顾壹下Alec Nove（1983）对在社会主义计划中利用劳动价值提出的批判。Nove和许多其他经济学家壹起，声称不管马

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对分析资本主义有多大的优点，它都和社会主义计划体制无关。假设劳动价值能够充分测量社会生产成本，即使这样，Nove说它们也是

误导性的，因为它们完全没有考虑到消费者对不同商品的评价。

而通过我们本章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反对意见与其说谬误，倒不如说是弄错了对象。的确，壹件商品的生产需要3小时还是300小时这壹事实本身并不会

告诉我们这件产品对消费者有多大用处或吸引力，或者它合适的生产规模应该是多大。简单来说，这种客观的生产方信息必须得到需求相关信息的补充。如果

我们知道在当前生产规模下，某商品的劳动内容是三个小时而它的市场出清价格也是三个劳动券，那么我们就知道这样的生产规模大概是合理的。如果市场出

清价格大大高于三劳动券，这就我们当前的生产规模太小，而如果价格远低于三劳动券，则这个生产规模又太大。于是计划部门就能够做出适当的调整。主观

地将价格设定为等于劳动价值很可能带来不良后果，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19世纪对此种结果的建议中指出的那样[1]，但是这并不是社会主义计划背景

下对劳动价值的唯壹可能的使用。

第九章：计划和信息

我们正提出壹套计算机计划系统。这套系统涉及到对经济行为的极其详细的模拟。为了使它具有可行性，就需要向中央计算机提供大量的技术信息，例如，生

产的产品清单和每壹个生产过程中所用技术的定期更新等。其它计算机系统则将记录每壹种原材料的库存量和每台机器的型号，使得这些约束可以被加入到计

划过程中。

信息问题有社会方面的也有技术方面的。我们不仅需要优良的硬件和软件，也需要正确的措施和激励，这样提供准确的信息就能符合人们的利益。在这壹章里

，我们将研究这两个方面（该主题的相关材料见第3章最后壹节和第6章的最后部分，其中在第3章里我们讨论的是信息交换如何参与劳动价值计算的，第6章则

概述了斯塔福德·比尔在智利阿连德时代下建立的控制论系统）。



信息和财产

显然，建立壹个有效的中央计划系统的先决条件是要有壹个能够支持数字信息传输的国家电信网络。大多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完成了这壹步（前社会主义

国家的网络可能有些落后）。但仅拥有通信网络是不够的。商业机密已经影响过去数据通信系统的发展方式，且在当今资本主义国家我们也不太可能收集到生

产计划所需的信息。详细的生产工艺只掌握在私营企业的管理层手中。虽然资本主义国家的电信部门已经铺设了计划所需的有线网络，且其他必要的生产数据

也已经放在公司电脑的文件存储器中了，但是这些计算机并不会向公司以外的任何人开放。

西方国家的壹个主要担忧是所谓的“数据保护”或“计算机安全”问题。许多计算机公司会花费数百万英镑来专门研究和完善限制访问计算机信息的机制。计

算机上的数据都以某种方式被加上电子标签，并根据公司等级只供特定的授权人员使用。计算机的用户可被分配不同的权限，以此来规范他们对计算机文件的

访问许可。这种对秘密信息的崇拜是如此根深蒂固和习以为常，以致于从未在计算机行业里被质疑过。在现实中，建立壹个只让管理者了解员工工资而禁止工

人知道老板赚多少钱的系统已经成了数据库设计中的壹个典型教学案例。

所有这些努力之所以成为必要是因为信息是作为壹种私有财产而存在的。但这是壹种奇怪的财产，原因是它壹边可以被窃取，壹边又能完整地保留在原地。事

实上信息并不适合作为壹种财产，因为它很容易被复制也很难保护。但不管怎么说，计算机产业还是围绕着信息保护和隐蔽的理念而发展了起来。而要建立自

由、开放的信息流来支持合理的计划系统，则我们不仅需要废除商业机密这样的法律条款，也要重新设计当前大多数已在使用的计算机软件。



壹个统计服务的要求



让我们思考壹下，如果是以国家统计服务这种方式来开展计划，那么我们需要什么东西，以及如何通过技术上可行的手段将它建立起来（所谓“技术上可行的

手段”，并不是指人们上街随时就能买到的产品，而是指在当前水平下可以实施的技术）。



产品编码

计算机处理的是符号；它只能模拟以符号来表示的外部世界。如果我们想写壹个电脑程序来计算如何将资源分配至不同的生产流程，我们要用壹些方法将资源

進行识别。在写程序的时候，壹种简便的方式是跟随经济理论学家的思路，简单地将资源的所有类别贴上从1到n的索引号。但是如果这壹程序必须要有客观指

示物，那么这些数字就得要以某种形式与真实的产品联系起来。这壹计划过程会涉及大量進行着信息和指令交换的计算机，如果它们之间使用不同的标识符，

就会造成混乱。

如今，每个公司都有自己的库存控制代码编号系统。同样的产品可以分别被初始制造商、批发商和使用产品的公司分成三个不同和不兼容的代码。这样的多重

代码系统会给计划过程带来很大的麻烦。为此我们需要壹个通用的产品编码系统：即每壹类产品将被分配壹个特定的识别号，而该代码可以在所有的计算机信

息交换中使用。

壹个标准化的编号系统具有如此明显的优点，以至于在资本主义世界内部对它采纳也面临很大的压力。近年来，人们越来越多地使用条形码来识别产品。用于

识别产品类型的条形码已经包含了计算机计划所需的大部分属性。条形码有12字节的标准长度，可被机器读取， 并且每个码只标识壹类产品。不过它也有壹

些不足，就是来自不同公司的相同产品会被分配不同的代码，但这是壹个操作上的问题，可以很容易地改正。



统壹的库存控制

接着我们将产生第二个需求：壹个标准化的库存控制系统。我们可能会希望为条形码加上额外的字节使其功能得到延伸，这样壹个特定的编码就不仅能精确地

识别某产品的类型，同时还可以确定它的来源和/或位置，从而使得库存控制系统能够在整个经济流通过程中跟踪到每壹个产品的走向。我们在计划方法上所

做的壹个理论默认是资源可在选择性使用之间進行切换，但是这需要计划系统准确地知道每间工厂里有哪些资源目前正在使用，并能针对重新分配的对象发布

清楚明白的指示。



统壹的信息格式

计划系统预先假设在不同计算机之间存在着日常的信息交换。比如货物的流向、库存状态、可用的最优生产技术等信息都要進行交换。这就要求信息交换的技

术要有壹个标准。当前国际电信机构国际电报电话咨询委员会（Consultative Committee for International Telegraph and Telephone，简称“CCITT”）

便制定了通过电子方式進行图文交换的标准。而对于经济数据的交换我们也需要壹个类似的标准。



获取技术系数

从前面的各章节我们应该清楚，计划的有效性取决于是否能获得生产工艺的准确数据。但收集这些数据存在技术上和社会上的障碍。技术问题主要与必须收集

的数据纯粹数量有关；这是我们首先要面对的壹个问题。而故意提供不正确的信息所产生的社会问题将在下壹节讨论。

虽然收集每壹个应用于经济目的的生产工艺信息看起来是壹个巨大的任务，但我们应该意识到这些信息正在被记录下来。它们可能被正式记录在公司的内部计

划或者非正式地记录在公司的采购订单中。壹个公司的采购信息为我们展示了该公司所用技术的轮廓。因为多数公司都实行计算机管理，它们的订单便以计算

机可读的形式来保存。而大公司已经开始利用计算机辅助制造技术来完成生产计划的制定。只要進行相应的标准化，这类信息便可以提取用于计划目的。

小公司大多用计算机的电子表格做计划，所以在任何时候市场都会由几个电子表格程序所主导。可以想象的壹种情况是，有壹天我们所有的计划可以用几个软

件来完成，而它们的功能中已经包含了将现有技术的详情传到计划网络的能力。其中从工厂层面详细阐述技术的过程中所捕获的数据将被用于制定国家计划。



信息：社会问题



在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经济中，存在企业管理人员在统计报告中将数据虚报给规划部门这种系统性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假如企业管理者想过得“舒服壹点”

，他们便倾向于低估当前技术的生产力，对应的便会是对该技术的投入产出系数有所高估。如果这些高估了的数据得到规划部门的认定，企业会被分配比完成

实际生产指标所需还要多的资源，让企业“松驰”下来并更容易地完成计划（当然这种结果也可被认为符合当前企业工人的短期利益）。另壹方面，当涉及到

对投资项目的评价时，企业管理者对资源则会加以最大限度的掌控（“帝国建设”）。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往往会夸张地描述对他们的业务经营范围加大投资

将会取得怎样的好处。

我们应该使用单壹的程序来记录当前生产和未来投资的技术详情，以尽量避免这种扭曲。假设我们有壹个系统能让生产工程师通过它将技术记录在计划计算机

上，那么他们就会对所需的投入和预计产出提供详细的信息。在对不同生产技术進行集中评价的基础上，规划系统会选择每壹项将要被使用的技术的强度。然

后要求生产项目用某个已经记录的技术来开始生产。因为某个工艺流程的提出者事后可能要对它加以实施，因此尽可能准确地指出该生产所需的投入和预计的

产出就会对他形成某种激励。



信息、绩效衡量和激励

为了進壹步讨论，我们不妨将它与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壹种情形進行对比来说明这个问题。上面提到的那些倾向，即管理者为了让自己“过得舒服”而高估当前

所需的投入，而同时又夸大他们自己业务范围长期扩张的好处，也可以很好地适用于壹个大公司的分支机构。假如这些部门是通过公司内部规划而不是经由市

场而整合的，那么在这个范围内，那些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下考虑的因素对它们也同样适用。但当涉及到独立的资本主义企业之间的关系时，这些倾向就会被市

场竞争力量所制约（假设我们所说的市场本身确实存在竞争的话）。

资主义的公司也时常会希望“过得舒服”；但如果他们这样做，且如果進入他们这个特定市场的门槛并不太高，那么更有進取心的企业就有机会進入该行业，

而这些新的企业会通过接近现有技术极限的方式开展生产并削弱现有的公司。这就迫使原来的公司不得不提高生产效率，否则就要承担市场份额丧失、盈利减

少，甚至最终走向消亡的痛苦。另壹方面对于雄心勃勃的投资计划，很明显其最大阻碍是资本主义企业必须为投资目的所借贷的资金支付利息，因此过度借贷

无异于自杀。为此人们有很强的动力来对投资项目的盈利能力做出合乎实际的评估（尽管如此，严重的投资错误在资本主义经济之下还是时常发生）。

那么我们如果也将这类制约对社会主义经济下的企业管理者（或者工人）的自利行为進行模拟的话，这是否也是可能和有益的？

要回答这个问题，得先解决两个新问题：即如何对企业的绩效進行评价，和什么样的奖励与处罚是适当的。



评价企业绩效

关于绩效评价，第8章里清楚地说明了针对消费品的市场相关准则（这与资本主义意义上的盈利有很大不同），即某产品的市场清算价格与该产品劳动价值的

比率。有人认为该比值越高就意味着越“成功”，且会导致更多的资源倾向有关企业。对于生产消费品的企业来说，这应该会阻止对投入需求的夸大，因为高

估会导致更高的劳动价值，从而使得市场价格与价值的比要远低于对投入需求的正确估计。

我们希望强调这壹点，因为选择壹个合适的绩效衡量指标对于经济合理性是至关重要的。即使管理者有社会责任感，希望促進公共利益，但如果实施欠考虑的

绩效衡量方法也会导致灾难性的结果。Nove（1977）指出苏联历史上曾因为目标设定错误而产生企业投入越大（比如尽可能多地使用钢材）反而越受奖励的荒

唐故事。

这个特定的标准，即市场价格与劳动价值比，仅可直接适用于具备市场价格的商品或服务（即我们所提出的系统下只针对个人消费品）。但是，同样的原理通

过归属方法也可以间接扩展到这些進入消费品生产的商品和服务。后者的产品如果本身是不可消费的就不会有市场价格，但以它们作为投入而生产出来的消费

品的价格对评估其 “社会效益”也有很大的关系。



对生产资料企业的统计评估

我们可思考壹下这个公式：产品X的市场价减去产品X的劳动价值。出于在第7、8章中解释的原因，我们会希望这壹公式针对所有消费品的平均值都接近于零，

然而，会有许多独立的作用力推动这壹差值偏离零：比如伴随着供应方面短期和长期的变化（如技术的变化，材料的可用性等）而产生的消费需求模式的各种

变化。这个被统计学家们所熟悉的“中心极限定理”原则告诉我们：大量的独立随机变量作用的总和趋向于“正态分布”，即形成壹个带有知名统计属性的光

滑对称的钟形曲线。因此当我们认为在所有的消费品中，市场价减去劳动价值的差将遵循壹个近似零均值的正态分布时，这种假设看起来是合理的。对有些产

品其差值可能为正，有些则可能为负，而与零偏离得越大，则与零发生任何特定绝对偏差的可能性会在可预见的方式下减小。

现在假设壹个产品不是用于个人消费而是用于生产大量消费品所做的投入。消费品的相关子集可以被看做全部产品的壹个样本。如果我们从这些产品的零均值

正态分布的数量中随机选取壹个样本，我们也希望得到壹个样本的零均值。只要我们能确定该数量的标准偏差（即对数量的要素围绕它们的平均值分布的广度

所做的测量），那么正态分布的列表能让我们对随机样本的平均数提出概率推断。例如，随机样本的平均值有95%的可能存在于零加上或减去数量标准偏差除

以样本大小平方根两倍的这个范围内。

这就为我们提供了壹个线索来判断为消费品生产所做的各种投入能带来多大的社会效益。假定我们有这样壹个投入，譬如某种类型的机床。我们记录使用机床

所生产的每份消费品的市场价格和劳动价值之间的差异，同时计算这些差异的样本均值。假设该均值最后大于零这个“预期值”。这或许只是碰巧，但运用上

面提到的统计推理，我们应该可以对这种可能性進行评估，并发现这仅仅是壹个随机事件。与此相反的假设是，上述大于零的平均不仅仅是随机的，而是反映

了这样的事实：即我们的机床本身是在高于社会平均效益下生产出来的（比如它可能是为某项工作特别设计的产品，它的建造可能具有特别高的质量，以及/

或者它可能是是用最少的劳动和最少的材料损耗生产的）。所以这个有社会效益的投入导致与其相关联的各种消费品的市场价格和劳动价值之间产生了正的平

均差值。

用相同的推理，规划部门应该能够识别哪些投入在社会效益疑似存在不足。如果我们发现使用该投入而生产的消费品中，其市场价格减去劳动价值的结果明显

为负数，那这壹投入就应属于这壹类（在该语境中的“明显”壹词意思是指与零的差值远大于单纯可用几率来合理解释的情况）。

那么我们的建议是，应该在此基础上对所有用于生产消费品而投入的生产资料進行例行评估。只不过这种方法是概率性的，它并不能产生明确的结论；因为即

便几率很小，某种生产资料碰巧得到壹个明显的“好”或“差”分数的可能性却始终存在。但这个程序的结果可被合理地拿来做進壹步详细研究的基础，比如

针对那些从表面上看做得特别很好或很差的企业。[1]



反垄断

壹些商品和服务是不可以用于直接消费的，且它们也不直接作为生产资料投入用来生产消费品的。这些商品没有市场价格，此外也不能随意拿消费品的市场价

格来间接地对它们進行评估。但即使在这里，劳动价值的计算也还是有帮助的。只要存在壹个以上的产品生产者，计划部门就可以对来自不同企业所生产的相

同产品计算出来的劳动价值進行比较。对于在某些情况下的劳动价值超过平均，除非有合理原因解释，否则就应该促使高成本生产企业進行整改。换句话说，

“竞争”也是有优点的，尽管我们不壹定要用资本主义模式，同时社会主义经济也应当防止在某个特定产品上形成壹个垄断的供应商[2]，除非对重复建设生

产设施的论证是很有力和令人信服的。



奖励与处罚

我们已经强调对经济表现采取合理衡量的必要性，因为这样的衡量能够让企业觉得提供正确的信息以及与中央计划部门進行合作是有利的。但问题出现了：如

果经过衡量后的业绩会影响到工人的财富，那会怎样影响呢？此外工人们在雇佣他们的企业所取得的“成功”中能获得什么利益？

那种认为金钱激励是人类的最大动力的观点是壹个商品生产社会的产物，而并非源自普遍的人性——这种观点在西方经济思想中尤其普遍。但即使在资本主义

世界中这种观点的狭隘性也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可以不妨看看日本工业的成功，在那里雇员对公司的忠诚要远高于对个体激励的重视。

我们只需想想商业之外的职业就能明白其它成功标准的重要性，如士兵们的荣耀、解除他人痛苦的护士，对学者的尊敬和演员的声望等等，并由此意识到有些

回报比起金钱来说毫不逊色。虽然穷人可能别无选择，只能希望得到金钱来维持生存，而富人对它渴望主要是因为它是成功、地位和声望的象征。

然而我们却仍然要解释壹下为什么我们的保守派会如此狂热地相信金钱动力对获得拯救是有效和必须的。对资本而言，衡量其成功的标准是自我扩张，这确实

是它存在的理由。其成功也必然是以金钱来衡量的。而对于资本家个人和其理论的提供者庸俗经济学家而言，所有壹切似乎都颠倒过来了：金钱似乎成了行动

的必要激励或奖励。事实上，将崇高的意义附加到对金钱的追求上，本身就是资本的内在必要性鼓吹的结果，或是这种必要性在心理上的反映。作为资本的代

理人，经理人和企业家不得不将金钱看做是人类动机中的最终驱动力。

当然，这里的矛盾是，壹个资本家的利润不是靠他自己的努力工作，而是取决于他的员工如何努力为他工作。对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大多数人来说，任何努力工

作的人在自己受益之前的很长时间内都要先让别人富足，而资本家的最终成功恰恰就建立在这些慈善家自我牺牲的利他精神之上。假如对东方传播的这些信条

是由西方自由放任（laissez faire）经济学家从自我激励的必要性出发对其宣讲，并且是按照其表面意义被他们所接受的，那么人们将被迫得出“资本主义

是不可能的”这种结论。否则怎么会有这么多人被说服为了他们雇主的利益而自愿奉献自己呢？[3]

因此我们并不建议将奖金与企业的价格价值比挂钩。当然这会与第2章中的分配原则相冲突。的确，某个行业的高价格价值比意味着该行业需要扩张。企业可

以通过开发壹种人们非常喜欢的产品，或利用壹个特别有效的生产方法来达到壹个高比率，这两种做法都是值得赞许的。但我们还可能遇到与工人的工作绩效

完全无关的价格价值比的变化。这些变化可能是因为企业的壹些不可控制，甚至无法预测的因素造成的，比如在生产技术、需求模式或者某些资源的成本和获

取上发生了变化等等。我们并不总是能够很容易地区分哪些成功是辛苦得来的，哪些是靠运气的来的，或者哪些差的表现是磨洋工造成的，哪些是因为坏运气

造成的。只不过这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并不是壹个问题：好运气和良好的判断力都会获得回报，而坏运气和磨洋工也会受到同样的惩罚。但我们希望这种任意性

不要進入社会主义的收入分配体制。

即使我们避免将个人薪水、奖金与企业绩效挂钩，但是对效率的激励却仍然有存在。在某种意义上，美德就是它自己的奖励。从消费品营销算法形成的结果表

明，那些在使用社会劳动力上特别有效的企业将被分配更多的资源和劳动力，因此工人也就会获得更多机会（比如有更好的晋升前景，有机会参加和打造壹个

不断增长的业务等）。而当企业呈现出持续低于平均水平的效率时，那么该企业就会缩水，同时他们的工人将会被分配到别处。而要让这壹机制得到良好的运

转，工人们就不应该任何固定的企业或行业内长期工作下去（虽然他们有被聘用的权利）。我们将在第14章对维持我们的社会主义模式所需的财产关系進行讨

论时再回到这壹点。

第十章：对外贸易

如果两人都能制造鞋和帽，其中壹人在两种职业上都比另壹人强壹些，不过制帽时只强五分之壹或百分之二十，而制鞋时则强三分之壹或百分之三十三，那么

这个较强的人专门制鞋，而那个较差的人专门制帽，岂不是对于双方都有利么？（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文版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114页）

社会主义运动缺乏确定的外贸理论。马克思打算在《资本论》中用壹卷的篇幅来讨论国际贸易，可是这项工作还没开始他就去世了。大多数与社会主义经济如

何运行相关的问题都很难从马克思那里获得明确指示，但起码他通过对资本论的分析，提供了可以重新应用到新的社会主义经济中的概念工具。

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总体上来源于李嘉图，而且因为马克思缺乏关于贸易的具体理论，所以显然应该从李嘉图开始。李嘉图认为当各国在生产商品时享有不同的

比较优势，国与国之间的贸易才会产生。因此理解这里所说的“比较优势”概念相当重要。起初人们认为壹个有着高生产率产业的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進行

贸易往来几乎无利可获。德国服装行业生产衣服消耗的劳动力可以少于中国服装行业。德国的汽车行业在生产汽车上消耗的劳动力很明显要少于上海后街服装

厂生产服装需要的劳动力。从这两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德国在生产力上比中国有优势，但是尽管如此其出口到中国的奔驰汽车和从中国進口的棉织品却是经济

的。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德国汽车行业有着相对更大的生产力。在生产力方面，与手工生产相比，奔驰汽车这个高度自动化的汽车行业可以提高五倍；

而布料贸易生产力可提升空间就没那么大。尽管德国服装公司在生产衣服时效率更高，但其优势并不如汽车行业。因此德国将其劳动力集中在有着最大优势的

工程行业。

假设在德国生产壹辆奔驰需要1000小时劳动力，生产壹件女装衬衫需要1小时，而在中国生产同样壹辆奔驰车需要5000小时，生产同样壹件女装衬衫需要2小时

。根据劳动力价值理论，在德国奔驰车与女装衬衫的相对交换价值比可以是:

壹辆奔驰车=1000件女装衬衫

然而在中国其交换价值比则是:

壹辆中国豪华轿车=2500件女装衬衫

假设在自由贸易情况下，壹资本家在德国购买奔驰车，运往中国，然后换成衬衫，那么这位资本家可以大赚壹笔。因此他就能够减少更为高效的德国服装生产

商的数量。国际市场的形成可以平衡可出口商品的相对价格：从中国進口的衣服往往会压缩德国国内市场衣服的价格，同样从德国出口的汽车也会降低中国市

场内的豪华轿车价格。

http://review.youngchina.org/wp-content ... 2268.1.jpg

图10.1 国际生产可能性

假设德国人有壹亿小时的劳动力可以花在汽车或衬衫的生产上，而中国人有4亿小时的劳动力，根据图10.1我们可以得出，没有中国的参与，德国则可以生产

10万台车或1亿件衬衫或根据公式可以得出的这两种商品的任意组合:

总劳动力=（汽车数量*德国劳动力/台车）+（衬衫数量*德国劳动力/件衬衫）

另壹方面，中国可以根据公式单独选择任意这两种商品的组合：

总劳动力=（汽车数量*中国劳动力/台车）+（衬衫数量*中国劳动力/件衬衫）

整个世界都受这两种关系约束：全球汽车产量=德国+中国汽车产量，而全球衬衫产量=德国+中国衬衫产量。受这些关系约束，结果就是：

（1）全球汽车最大产量 (MW y )=德国+中国最大产量=180000
（2）全球衬衫最大产量(MW x )=中国+德国最大产量=300000000

MWxy 这点对应的各自产量是2亿件衬衫和10万台汽车。当德国只生产汽车，中国只生产衬衫时，这种全球产量交叉现象才会出现。这也表明如果每个国家既生

产汽车又生产衬衫那么就不可能生产出这么多汽车和衬衫。从两国完全专业化生产了的起始点开始，让德国生产9万台汽车和1000万件衬衫，让中国生产1万台

汽车和1亿7千5百万件衬衫，那么全球汽车总产量将保持在10万台不变，而全球衬衫总产量则会从2亿件跌至1亿8千5百万件。任何分工上的变动都会减少至少

壹种商品的产量。 这就是李嘉图在其有关鞋子与帽子生产的寓言故事中辩论之真正意义之所在。这类问题是个典型例子，可以用数学中的线性规划解决。国

际贸易中可以通过分工实现全球总产量的增加。

附加产量构成利润来源，且此利润不包括对工人的直接剥削。在古代或中世纪时期，那时生产的直接受农业奴隶主阶级或地主阶级掌控，商业资本能够利用这

壹利润来源。商人能拨出壹部分剩余资本的能力构成了像罗兹和威尼斯这样的贸易城市的财富根基。

由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发展成而成的劳动力价值理论认为壹个国家的商品均衡价格与其劳动力占有量成比例。此理论能预测到全球价格方面的问题吗？壹让

我们考察两个国家没有進行完全分工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两种商品的相对价值将会受到其国内劳动力价值的限制。在先前例子中，用衬衫表示的汽车价格

将处在1000上衣（在德国）和2500件上衣（在中国）之间的某处。它的数量不会低于1000上衣也不会高于2500上衣。因为两种商品在两个国家都進行生产，不

廉价的国内产品就要和相对廉价的進口产品竞争，所以汽车的相对价格在中国下降，而衬衫的相对价格则在德国下降。两种不同价格比例的存在恰好是全球商

人获利之根本之所在。

既让两国進行完全分工，并将产量固定在图10.1中的MWxy所对应的值上，这是不可能的。要想两种商品产量比例符合需求的比例似乎太过偶然。所以，均衡条

件可能是壹个国家進行完全只生产某种商品而其他国家两种商品都生产。在这样的情况下，根据劳动力价值理论可以得出两国市场商品交换率受没有完全专业

化生产的国家中的劳动力价值比例决定。因此如果汽车总需求大于10万台，同时衬衫总需求小于2亿件，那么德国在汽车生产上会進行完全分工，中国就也会

做出改变，既生产汽车也生产衬衫。这样看来中国国内价格比例将决定全球价格比例。德国汽车生产商继而能通过以更高的价格向中国市场销售汽车来获取超

额利润。
在李嘉图的理论中，维持各国间贸易平衡这个重要角色由货币往来扮演。假设德国与中国進行贸易却长期维持贸易逆差，那么为了支付進口货款德国商人将不

得不以人民币同其中国货物供应商進行结算。但是如果進口商品数量不大，那么将用金银结算。为了支付進口商品货款，德国不得不动用壹部分金币或银币库

存，这就会导致国内市场货币匮乏并且导致价格降低。国内通货膨胀将导致進口商品价格相对上涨以使贸易回归平衡。

壹般来说，此种论断形式实际上仅仅适用于国际贸易——国内地区间贸易也同样适用。如果苏格兰与英格兰進行贸易并获得贸易盈余，那么就会出现向其边境

北部货币净流通现象。这会导致当地通货膨胀（比如房租变贵等等）。但是会刺激進壹步消费从而往往遏制住其地区内贸易失衡现象。如果国内市场贸易中商

品有统壹的价格，那么与关于国际贸易所下的论断相同，各个地区会集中生产那些具有最大相对优势的商品。

经典的外贸理论非常抽象，没有考虑到现代全球市场的许多细节。比如说，现今的全球货币机制不再像李嘉图的时代壹样基于金本位。因此，通过金银流通手

段减少贸易失衡是不可行的。因此，通过金银的流动来消除贸易不平衡，是不可行的了。当李嘉图写书的时候，贸易流量系统性扭曲的国际债务是人们所不知

道的。更重要的是，比较优势的理论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些比较优势会产生。

技术和贸易伙伴

尽管李嘉图的理论确实告诉了我们壹些关于引起外贸有用的信息，但是这是从比较贸易的起源中抽象出来的。为什么有些在特定产品的生产上具有优势呢？贸

易往来中壹个重要组成部分很显然可以用矿物资源状况和分配来解释。沙特阿拉伯出口的矿物油和希腊的橄榄油可以用自然禀赋论解释，但我们不能用日本能

过轻松容易获得的沙子来解释日本出口的硅片。
随着技术发展不平衡，只有壹些发达国家有能力生产某类商品。因此当美国在飞机生产上有着绝对优势，在生产大型喷气式飞机和皮革制品上我们不能用比较

优势来把印度尼西亚和美国進行比较。在李嘉图理论框架下進行是可能進行比较的（通过计算得出生产属于自己的飞机印度尼西亚需要消耗多少劳动力），但

是这会掩盖技术发展不平衡这个更重要因素。工业化国家中的贸易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受其专业技术领域决定。壹项先進技术可以从两个方面帮助壹个国家：

（1）它能提升壹个国家的总的劳动生产力，進而提高其总体生活标准。
（2）它能帮助壹个国家生产其特有产品用于出口以便获得其很难生产出的产品。

技术优势带来的贸易是不稳定的。优势是暂时的，因为技术迟早会成为人类共有的知识。许多主要工业国家不断根据科研结果引進新的生产部门，借此发展新

的比较优势。从某种程度上讲，他们销售的产品代表其内在的科学与工程研究价值。他们出口的这类产品每年都在发生著变化，因此与之相对应，那些工业化

程度不高的国家需要“专门化的”正是提升他们开发新事物的能力。

低收入和高收入经济体

传统行业在面对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竞争时会遭遇衰退，这是发达国家的壹个热门话题。在过去壹、二十年间这类行业衰退现象对美国及西欧的工薪阶级打击很

大，造成大规模的失业。这就导致采取保护主义以防止失业的政治要求。但不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所盛行的那种状况，当时主导工业力量想要保护他们的本地

市场。现在的资产阶级政府不仅抗拒这种压力，并進壹步推進自由贸易。资产阶级政府抛出了那种老生常谈的观点，即比起贸易保护主义，自由贸易将会带来

更多的产品以及生活水平的总体提高。这就使得工会和政党只能通过对保护主义的辩护来获得工人阶级的支持。他们认为，第壹世界里的失业是和第三世界里

的低工资经济体竞争的结果。尽管这个议题和我们的主题——社会主义经济体的外贸政策——没有直接联系，但既然社会主义政党要在资本主义国家国家中选

举掌权，就不得不处理这壹议题，因此具有了间接联系。

显而易见的是，这个议题关键在于，低工资经济体和高工资经济体的自由贸易是否损害后者的产业。从直觉上来看，来自低工资国家的廉价货物明显将会大量

涌入从而造成失业，但李嘉图的理论却宣称这种直觉是错误的。为了能单独显示出低工资的影响，必须要抹去国家之间其他的不同之处。我们必须假设，它们

都具有相同的劳动生产率，并且之间没有因为矿产储备之类的原因而有任何自然优势。在这种情形下，两个国家的商品相对价格才会壹样。如果生产的汽车和

洗衣机所需要的劳动在每个国家都是壹样的，那么在每个国家洗衣机和汽车的相对价格将会壹致。但在上面的例子中，国际贸易变得毫无利润，進口商品不仅

不会涌入高工资国家，连国际贸易都不会有了。

有壹种例外的情况，那就是当壹个政府系统性地高估它的货币，这种情形下，所有涌入的進口商品都会显得廉价并引发国内失业。但高估的货币和工资率之间

并没有必然的联系。高工资国家和低工资国家都可以在短时间高估其货币。劳动价值论认为，资本家在低工资国家可以获得更多的利润，但是这不会威胁到高

工资国家里的工人。

造成这种和直觉和经验形成鲜明对比的情况的原因之壹是，高工资国家和低工资国家之间拥有不同的技术。纺织业产品和重型机械制造业是新兴工业化国家率

先進入的行业。这些行业是这些国家具有很大比较优势的行业。是这种比较优势而不是低工资解释了它们的出口。印度航空工业的低工资威胁到了西雅图航空

航天工业工人的饭碗。

为什么李嘉图的预测看上去不切实际的另外壹个原因是，我们只关注了商品的自由流通本身。如果我们把资本的运作考虑進去，前面的结论就站不住脚了。现

在，在高工资经济体里的资本家把他们的资本转移到能给他们带来更多利润的地方。这种资本在高低工资经济体之间的转移会引起高工资经济体内的失业。

随之而来的是，输出资本的资本家将会以他们的跨国所得为生。流回本国的利润将会增强宗主国的货币，这样确保進口商品会大于出口商品。过量的進口和工

业就业人数的下降结合在壹起，使得人们认为是前者带来后者。这种争论的意义在于，对壹个社会主义政府来说，对监管资本流通，要比对進口商品的监管更

重要，只有当资本能够流向国外时，这样付给新兴工业化国家的低工资才能威胁到发达国家工人的整体生活水平。商品的自由流动本身并不会影响国家内部的

收入结构，尽管这可能会引起在生产部门的结构转型。

贸易赤字的优势

通过上面的分析，妳是否发现妳通过只向外国人出售而不向购买这种办法,获得了什么东西吗？妳是否通过这种方式赚到了钱？但妳却不能保有它，从妳的手

中流过却不能利用它们分毫。增加的越多，价值减损的越多，然而其他事物的价值则按比例增长。（梅西埃·德·拉·里维埃, L’Ordre Naturel et

Essentiel des Soci´et´es Politiques, 1767）

古典经济学家为了理解经济的潜在工作而努力发展劳动价值理论。他们想要理解，在金钱的“面纱”下，经济到底是怎么运行的。他们的其中之壹的目标是研

究能够能对抗占重商主义的理论。重商主义认为，调整对進口商品的限制，可以作为壹种阻止货币流出国内的手段。古典经济学家认为，担心货币流动毫无意

义，并且对于壹个国家来说，有贸易顺差并不是什么好事。因为有贸易顺差意味着壹个国家把有用的商品换来了毫无用处的黄金。壹个国家持续不断的贸易顺

差则意味着，它将壹部分年度产品给与世界，却得不到回报。贸易顺差不仅不能要，反而使得壹个国家贫穷。

英国工党政府无视这种洞见，而投向了重商主义的怀抱，欢迎贸易顺差。不光是工党政府，在全世界，资本主义政府宣称贸易顺差是好事。正如其他许多好事

那样，通过牺牲和传播希望就能获得。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牺牲就是通过紧缩方案，通过牺牲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来换取资源来出口。

对于古典经济学家来说，这些做法只是在追求虚无缥缈的好处。但是这种错觉是如此冥顽不灵，不能再用被欺骗者的愚蠢来解释了；它定是起源于现实的社会

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债务国的压力是很明显的。为了付清他们的债务，他们被迫追求贸易盈余。在债务特别高的国家，贸易顺差也许全部用于给外国债务付息了。

在上面那些例子中，贸易顺差的危害表现的淋漓尽致：无产债务国家被逼迫到饥荒的边缘，然而财富源源不断的流向了华尔街和伦敦城。

对于债权国，则没有这种外部压力，但它们只有通过牺牲国内消费才能获得贸易盈余，所以贸易盈余必定体现了某些内部群体的利益。这些群体可以从中获利

。受益最大的是制造业资本家和金融机构。贸易顺差使得国内制造商获得更多金钱利润二。通过下面的的说明，可以简明表示出来。在资本主义部门中产生的

总收入(I)，是由工资(W)加上各种可以我们称为利润(P)的财产性收入组成的。因此：

I = W + P

但是这种收入来源自销售，这些销售可以细分为三个部分：卖给工人们(Sw), 卖给产权人们(Sp)，卖给外国人的净销售（贸易顺差，Sf）。因此：

I = S = Sw + Sp + Sf

如果我们假设卖给工人们的不超过他们的工资，W < Sw，接下来就是：

P < Sp + Sf

总而言之，利润是被所有者采购和贸易顺差所限制。贸易顺差带来更多的金钱利润。货币利润超过了所有者的消费和投资(Sp)，而通过金融系统的中介，积累

了海外资产的所有权。

社会主义背景下的国际贸易

要讨论社会主义国际贸易，即社会主义国家间的贸易，就提前默认了存在着不同民族国家的存在。目前，这是壹个部分合理的假定，但值得记住的是壹些像中

国，南斯拉夫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国家，它们并不是民族国家而是几个民族组成的联邦。最好是从国家间贸易而不是国际贸易的角度来考虑。这种国家间贸易有

三种情况，经典政治经济学分析过的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贸易，社会主义国际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贸易，以及不同社会制度之间的国家间的贸易

。

我们先来看看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之间的贸易。既然李嘉图对于国际贸易的解释是以国家之间具有不同的相对生产力为依据，比较优势就是国际贸

易的动机。如果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具有不同的相对生产力，那么社会主义国家就不会具有和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完全相同的相对生产力。因此，与某些资本主义

国家贸易就会具有优势。

如果和资本世界贸易，这壹系列的政策问题将会产生。社会主义国家在与资本主义世界進行贸易时，应该追求贸易顺差，贸易逆差还是贸易平衡？应该是双边

平衡呢？还是多边平衡？外汇政策应该是什么呢？如果货币正处于消灭的过程中，那么外汇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

1.国家对于外汇的需求

社会主义国家传统上竭尽全力想要获得资本主义的货币。它们的动机是给進口的生产和生活商品付钱。国家的计划壹般会有壹笔预算来進口固定设备以及壹些

最终消费物品。计划者面临的问题之壹就是，他们无法在购买進口产品之前预计这些产品的价格。这是整个计划的不确定之处。但至少对于国内计划而言，原

则上可以提前计算不同行业的需求和产出，因为这些行业都服从于中央计划。外国供应商在计划体系外，并且三年内并不知道他们的开价。某些情况下，也许

能达成长期固定价格供应合同，但这只是特例。如果和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额太大，这些不确定因素会影响经济稳定。在这种例子下表现的特别明显，如果计

划依赖于進口的工业设备，而缺乏外汇则会导致机械设备不可用。

任何国家都能通过旅游业，商品和服务的出口，或者来自他国政府或银行的贷款从而获得外汇。在社会主义国家，主要的不同在于，所有的这些活动都是由公

共机构而不是由私立机构来控制。这样说来。这就给了公共当局比资本主义更大控制控制贸易平衡的能力。既然国家独占了進口，那么万壹在计划出口收入不

足时，那么就可以削减進口。这同样可以控制资金流动，比如说，如果外国贷款只能从国家银行那里获得，那么最近几年，发生在英国和美国用不受控制的贸

易赤字来资助私人借贷的这种事，将会不再发生了。

但是这种对進口的点对点的控制，也许会带来巨大内部负效应。如果某些工厂依赖于進口的原件，那么削减進口也许会带来生产减少。可以做优先级排序，让

工业投入优先，消费品其次。尽管这是可能的，但不可避免地意味着生活水平的降低。消费品不得人心的短缺以及来自原材料短缺随之而来的经济混乱恐慌，

这两者相结合导致某些社会主义政府（特别是波兰和匈牙利）③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严重依赖贷款。为了回收花在石油上的钱，西方的银行在壹段时间内

非常乐于借出这笔钱。接着就是利率上涨以及经互会成员国之间的贸易条件普遍恶化，导致这些贷款变成了这些国家人民沈重的负担。为了偿还利息，不出意

外，社会主义国家，成了世界资本的壹个分支，通过减少实际薪水以及将产品投入出口市场，从公民手中获取剩余价值。

鉴于这些让人沮丧的经验，社会主义国家跟随毛泽东的政策似乎更明智。他的政策是，保证贸易平衡并拒绝从资本家的银行那里贷款。从长远来看，壹个国家

只能通过自己的出口劳动产品来换取進口。不是现在出口，就是将来为了付清贷款加利息而被迫出口更多。海外银行不是慈善机构，他们知道他们借出去的钱

会生钱，而且债务会被反复的偿还许多次。

2.外汇的替代品

苏维埃社会主义模式必须维持壹个在国外不能流通不可兑换的货币体系，用美元或者马克来支付進口食品。我们提出这样壹个国内经济体系，在这种体系内，

货币结束它作为壹种支付手段的功能，被不可流通的劳动劵所替代。劳动劵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金钱，而是公民们用来支付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方式，劳动劵不能

流通或者用作为资本。当这种方法用在对外贸易问题上，就意味着壹种在某些方面与苏联模式的外贸政策截然不同的制度。这些国家用硬通货来支付外贸并且

通过外汇管制的方法来限制本国货币流出。在1940年到1960年间，英国政府就采取类似政策。

我们所提出的政策大体上与之相反：来自资本主义世界的進口商品是用劳动劵来支付的，劳动劵能够出口也能在国外流通，但就是不能在国内流通，并且宣布

流入進来的外国货币为非法。我们希望防止货币资本作为壹种社会关系在国内经济中形成。这就是为什么劳动劵不能在国内流通的原因。在资本主义世界内，

货币资本已经存在，因此对于外国资本家和社会主义联合体（commonwealth）之间四，流通劳动劵不会遭到反对。壹家资本家的公司给社会主义联合体提供進

口商品，那么外贸部会给他壹个账户并给其中打入壹定数量的劳动时间。然后，这家公司能从贸易部那里获得可流通的信用证书。

劳动劵证书可以作为壹个不付利息的可流通票据，这样持有者可以在金融市场上对其進行出售来换取他们想要的货币。对于这种票据的需求来自想要购买联合

体出口商品的公司。联合体贸易部无需创设汇率，这是资本主义金融市场的事情。既然進口和出口（国际贸易也壹样）都是由劳动劵来结算，当决定是去進口

的时候，就可以无视世界市场的上的美元和日元价格了。对于社会主义经济来说，只要关心外国产品的外国货币价格和汇率。

这样看来，国际贸易仅仅是壹个生产進口产品和消费出口产品的特殊分支。这就使得国际贸易能够融入整体计划模型。由此可见，既然计划当局拥有不同生产

工艺的相对劳动耗时数据库，计划当局应当决定進口那些货物出口那些货物。给某些商品设定壹个目标产量，计划当局就可以决定怎么做是最优的，是否在国

内生产还是出口。只有产品的当（劳动劵）价格高于生产它们的劳动投入时，才能会把这些产品用于出口。只有当这些产品的劳动价格售价比在国内生产所需

劳动还低时，才会采购進口品。如果这些条件都满足了，那么从劳动价值论的角度看，总的说来外贸帮国家节省了，这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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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个有趣的结果就是，当以国内劳动单位衡量时，联合体将会壹直贸易逆差。比如说，挪威联合体出口石油并且進口汽车（见表10.1）。挪威人花费壹百万劳

动时间来生产出口石油并且得到了他们要在挪威花两百万工作时间才能生产出的汽车。因此。在国内条件下，他们進口了两倍他们能出口的，尽管以实际付出

的价格来说则获得了贸易平衡。当事物以劳动成本来计算的话，很明显壹个国家除非具有贸易赤字，不然得不到纯利润。这是在社会主义财产关系下，李嘉图

理论对商业利润做出的的壹种预测。

国际贸易生产部门要不同于其国内分支，因为其投入产出比高度不稳定。国际价格的经常波动也许会导致其价格太高而使得国内经济没办法有效地追踪。实际

上，既然商品价格波动是供需关系的常数变量时间的表现形式，这壹切就几乎不可避免。比如说，电脑储存芯片在世界市场上是以两年到三年为壹个循环而波

动。在价格达到顶峰的时候，联合体也许会面临着这样壹个情况，以劳动价格来看，進口的芯片劳动价格要高于在国内设立新厂来生产脑储存芯片的劳动价格

。但是设立投产生产线的要花上壹两年时间，到那个时候，世界市场上的价格就跌倒了低谷期，这就使得進口要比国内市场更便宜。这种世界市场上的价格波

动取决于两个时间常数—新生产设施投产需要的时间，以及芯片价格价格较低时，寻找计算机新用途所花费的时间。因为这两个常数都属于同样的时间顺序，

所以会出现价格波动。如果半导体芯片生产商能像生产汉堡包那样生产的话，生产时间常数就是几周的事情，并且在这种情况下价格也不会波动，而只是稳定

地随着通货膨胀而提高或者生产技术的改進而降低。

为了应对这种价格波动，计划当局将不得不对价格运用加权值来抑制短期变动。决定進口还是出口将会依据长期价格走势而不是实时价格。

汇率，旅游业以及黑市

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游客到了壹些社会主义国家，就被肆无忌惮的外汇黑市的所震惊。也许是作为外国人的独特位置，使他们在印象中夸大了这壹问题的严重

性。但这的确是壹种社会弊病，至少在政治上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名誉。货币黑市，和其他黑市壹样，腐蚀了社会价值。这就造就了与社会主义伦理相冲突的半

犯罪小资本主义者的次文化。并且，遵纪守法的公民也被黑市拖下水并参与到违法犯罪活动之中。当这类事情经常发生的时候，社会主义法治的威望受到严重

的挑战。人们习惯了欺诈和虚伪，从而产生愤世嫉俗的态度。

所以社会主义国家的明智做法是阻止外汇黑市的出现。除非官方对国内货币估价过高，否则黑市商人无利可图：黑市的存在意味着个体公民为了获得外汇，愿

意比国家付出更多。为什么他们愿意这样做呢？在许多社会主义国家或者前社会主义国家内，有许多只能使用的外汇特殊商店，部分商店卖给旅游者纪念品和

奢侈品。苏联的beriozka 商店也出售手工制品和毛皮大衣。虽然在普通商店也能买到，但是在beriozka 商店却更便宜。这就鼓励了游客花更多的硬通货，买

卖的受益则流進了国库里。除此之外，这些商店也出售从资本主义国家進口的五花八门的大路货，同时也出售各种各样的国产消费品，比如洗衣机和汽车之类

的。外国游客不大可能购买这些商品，这些商品肯定是出售给能使用外汇的苏联公民。由于官方高估了汇率，立即给黑市商人提供了动力，并且国家也可以通

过黑市来大量吸收美元和马克。为了剪游客的羊毛，国家和黑市商人共谋破坏自己的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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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2：汇率和财政收入

这个政策也不是完全不合理，为了理解它，我们必须来看看游客对于奢侈品以及对于像食物和住宿这类必需品的需求曲线。如图表10.2所示。必需品的需求相

对固定不变：比如说，游客们用餐的次数对汇率不敏感。因此卢布的官方高汇率（比如壹英镑兑壹卢布而不是50便士）会使得出售给游客的住宿和食物的总英

镑收益增长。另外壹方面，奢侈品需求则更有弹性，因此低价的卢布将会带来更多的外汇。当壹卢布兑壹英镑时，游客也许会花100英镑，而当五十便士兑壹

卢布的时候，游客也许会花200英镑。通过给给不同的产品提供两种汇率，国家获取了外汇收入利最大化，这就使得黑市活动有利可图。

如果外国游客只是凤毛麟角的话，这种代价也许能被接受。但现在国际旅行已经司空见惯了的今天，黑市的影响越来越坏了，并且来自旅游业的额外利润是否

能够弥补带来损失，也是值得怀疑的。简单地说，如果国营商店只接受国内货币（或者国内劳动劵）的话，黑市交易的范围会大大缩小。

购买私人進口货物是公民们想要获得外汇的另壹动机。这些货物也许是国家不進口的货物——可卡因、黄色录像之类的——或者是要收大量進口关税的货物。

我们在这里处理的是走私的问题。这是壹个对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都有影响的问题。当走私带来了巨大的利润时，执法部门的努力就化为乌有，无论

他们想要维护何种社会制度。西方海关在阻止可卡因和海洛因贸易所遇到悲惨的失败则证明了壹点。国际毒品卡特尔虽然还没有完全侵入以前的社会主义国家

，但是当可自由兑换货币制度建立起来后，这壹点可能会改变。

当社会主义政府在当代任何壹个资本主义国家掌权后，都不得不处理这样壹种局面。剥削和绝望使得很大壹部分人染上了毒瘾。在壹些资本主义大城市的贫民

窟里，毒瘾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壹部分，还形成了毒品黑市商人的地下文化。毒品卡特尔要求以硬通货付款。街头交易以现金付款。影子公司总是能将非法收

入洗白再转入银行里。对于公民或者私人企业来说。可自由兑换货币制度下，个人或公司可以通过银行家的汇票能够在国与国之间转移资金，这对于从毒品消

费国到其他国家的资金转移来说，是非常理想的。

我们提出的代替货币的不可流通的劳动账户，将会使得这种黑市交易变得困难。没有了现金，街头毒品交易怎么付款？我们不应该低估了犯罪分子和小资本主

义者扭曲新的支付方式的能力。外国货币和黄金是货币两种直接替代物。盗窃带来了大量购买毒品的钱，珠宝总是盗窃首要目标，但是在盗窃得来的黄金成为

進口毒品唯壹方式时，毒品贸易的规模将会大幅缩减。所有的国内采购将会使用塑料卡片。和资本家银行做好约定，让外国游客来到联合体旅游时，能用他们

的信用卡。
联合体公民想要资本国家的货币的最后理由是想去资本主义国家内旅游。只要允许他们在资本主义国家旅行的时候，使用他们的劳动劵信用卡，这壹需求就得

到满足了。壹位联合体公民抵达东京后前往日本当地银行用他的劳动劵卡来兑换日元。整个程序也许会是这样的：

公民将他的20小时劳动劵交给日本银行。
日本银行给他兑换等价的日元。
电子记录传送到了联合体贸易部的电脑上，这样日本银行的账户上就多了20小时劳动劵出来。
账户里的劳动劵被日本银行用来购买联合体的出口产品。
尽管公民在国外能够自由地将他的劳动劵来兑换日元，但她也许不会将日元带回国内或者将日元兑换回劳动劵。相对地，虽然公民能将劳动劵转移到资本主义

银行的账户里，但是银行不能将劳动劵转回公民的账户里。这是为了阻止外国货币作为壹种能流通国内兑换手段而采取必要措施。

政策工具

如何确保用上述的汇率政策来保持贸易平衡呢？壹个社会主义联合体用国内劳动劵来支付国际贸易的话，就不会聚集起资产或者以外币标价债务。从某种程度

这有点像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能用用美元的特殊地位来支付它的壹切国际贸易。这并不能保证美国贸易平衡——美国经常有贸易赤字——但是这也

意味着，不必和特定外国贷款协商就能得到融资。美元贸易赤字导致外国政府和公司手上的美元越来越多，在某种程度上这代表美国财政部的负债。从会计学

解释来看，这相当于美国以外的世界借给美国的贷款，但是按照政治角度来看，这要比明著从IMF借贷要付小得多法律责任。

从长期来看，美元的超发导致了美元兑马克和日元贬值。这就导致美国市场上的德国和日本進口商品价格过高以至于无人问津，如果不受资本流动干扰的话，

这会使贸易再次平衡。美国用高利率引诱海外美元持有者将他们手上的美元兑换成美国国债以及其他壹些美元证券。这种资金的流入使得美元汇率远远不能将

贸易带回平衡。

如果壹个社会主义国家发行不计息的劳动劵劵用来進行国际贸易。资本主义货币市场将会创设起壹个有效的汇率来让主要货币兑换劳动劵劵。这种汇率，由于

没有资本流通带来的复杂性，将会使得贸易很快带回平衡。让我们看看这个是如何运作的。我们假设壹个国家给国家贸易设置了五个预算目标：

進口生产者货物的计划数量
進口消费者货物的计划数量
出口商品的预期数量
从旅游业中获得的预期收入
公民在国外旅游的预期花费
所有的这些过程都是以国内劳动单位计算。如果国内汇率保持变化，那么计划者只会预测在预算1他们会买什么原材料和资本设备，并且能够拟定出相应的生

产计划。同样的理由也适用于進口消费货物。在另外壹方面，预算3和4，只能预测壹下：没有办法知道这个国家会成功出口多少货物或者有多少游客会选择来

旅游。另外壹方面，计划当局不得不为了生产商品做好准备，即使这些为出口准备的产品最终卖不出；并且给游客提供旅馆房间，即使其中是空的。原则上讲

，能够通过控制游客能够带出国的量来对项目5進行调节。

让我们考虑两种可能需要废止计划的情况：

壹部分出口商品壹直卖不出去。
国际价格变动（比如原油价格上涨）意味着進口交换比率对联合体更有利。
1.出口商品滞销

出口不足导致汇率下降，结果使得最初的進口预算太少而不能付清计划中進口商品。计划者不得不消减進口或者试着阻止人们到国外度假。这就涉及到了削减

進口商品的轻重缓急，以及采用壹些政策手段来控制人们在国外度假时的花费。伍

2.進口交换比率提高

如果原油价格上涨，壹个出口原油的社会主义国家会发现它的汇率升高了。進口预算会花不完。这就意味着这个国家用不必要的出口在掏空自己。从长远来看

，可以通过减少计划好的出口以及/或者增加计划好的進口来调整计划。从短期来看，進口预算账户上的盈余可以用来购买更多的消费品，以便能在国内市场

上折价出售。

这里有壹种替代政策。从短期来看如果保持最初计划好了的進口水平，这样供给外国人的劳动劵就不会扩张，然后外国人购买这个国家的出口产品就会相应地

限制。社会主义经济体还有壹个选择是接受用外币支付其部分出口产品。这是壹个临时解决办法。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将会累积起资产，比如说美元，并能在

将来用这些美元去购买额外的進口商品。在某些情况下，比怂恿现在就购买额外的進口消费品来说，这要明智的多。延期花费从進口交换比率的变化中获得的

“意外之财”，这个国家也许能够选择可以更好的满足其总体计划目标的進口产品。（这并不意味着公民能获得美元结余——这些美元都是在国家银行的手上

。）

第十壹章 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贸易

上壹章论述了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贸易。在这壹章中，我们将通过讨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贸易（或者说的更加笼统壹点，经济关系）来拓展

我们的分析。

贸易与所有权

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不应该存在长期的贸易。贸易假定了持续存在的，明晰的所有权概念，即使是国家所有。但是在社会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这些并不应该存

在。我们可以代之以设想壹个系统，在该系统中生产性资源和产品归属于国际组织。这听起来有点抽象，但在斯大林 1929 至 1931 的改革后，这确实是苏联

的真实情况。1936 年苏联宪法规定：

土地及其蕴藏、水流、森林、工厂、矿井、矿山、铁路运输、水上及空中运输、银行、交通工具、国营大规模农村企业……城市与工业地点公用企业及主要住

房，概为国家财产，即全民财产。1

尽管 1936 年宪法的有关政治自由民主的部分没有被兑现，更多的是被践踏，但是在国有制上的规定上却很符合现实情况。关键问题是在这里讨论的“国家”

2是壹个超越民族国家的“国家”。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作为壹个超国家的计划组织，对资源進行有效的分配。尽管不同的苏联加盟共和国都参加到了壹个国

际性的劳动分工中去，但他们并不是被国际性贸易联结到壹起的。

在劳动分工中，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原则3仍然适用。例如，出于自然资源的原因，阿塞拜疆共和国石油工业上拥有比较优势，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在棉纺织工业上

拥有比较优势，等等。无论社会系统如何，这样的优势持续存在，所以对于计划者来说，出于经济性理性的考量，就应当使这些共和国分别成为石油工业和棉

纺织业的中心（虽然我们下面会转向乌兹别克斯坦4棉纺织业的壹些问题）。

这种类型的劳动分工与国际贸易所创造的劳动分工存在着几个方面的不同。

首先，不同国家的工业产品属于壹个超国家的组织，而不是壹个地方公司或是民族国家。产品跨境流通，并不是通过销售与购买，而是根据计划预见到的需要

，在这种单壹所有制系统中对其進行分配。因为不存在所有权变化，而且分配是根据计划而不是市场，所以在不同共和国之间的交换不需要参考相关商品的国

际价格。每个共和国也因此免受价格波动的影响。但是另壹方面，只要社会主义国家存在在壹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环境下，就很有必要去考虑世界市场价格。

如果比起通过社会主义共和国之间的内部劳动分工生产，某种可以长期从资本主义经济体以更便宜的价格获得，那么计划者显然应该考虑。

社会主义内部经济联系的总特征也使壹个统壹的国际劳动支付体系成为可 能。在市场经济系统中，各个国家的工资标准不尽相同。壹个刚刚工业化的经济 体

，农业仍占较大比重，那么他的农业部门的生活水平就会限制工作水平的提高。从农村涌入城市的劳动力会阻碍工资的大幅度提高。而在壹个超越民族国家的

社会主义国家，工资水平不取决于市场环境而取决于国家政策。国家可以为壹个工作设置标准的、国际性的工资水平。因此，在苏联不同加盟共和国的工资差

异，要比那些经济文化发展相仿，但是起点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工资差异小的多。

欠发达国家

在国际贸易系统中，壹个欠发达国家只有（a）更高水平的内部资本积累，或者（b）通过向更先進的国家借钱来提供资本积累所需资金，才可以赶上壹个更先

進的国家。如果这个国家不能获得内部投资，它的发展就有可能减缓。但如果它借钱，那它就有可能严重负债，同时大部分其劳动成果進了外国资本家的口袋

。然而，在壹个社会主义计划的国际系统内，中央计划可以分配资源用于落后地区的发展，而不会有不断借钱的后顾之忧。想象壹下，产自俄罗斯的设备的使

用，促進了西伯利亚冶金工业发展。要是在贸易体系下，有了信用才有可能完成这些转换，那西伯利亚就会成为俄罗斯的债务人。通过国际性的计划就不会有

债务产生，因为没有所有权关系的转换。

可以看出，在社会主义下，国家或是区域在经济发展程度上的差距，原则上 可以被更快速的消除，而不用留下债务残余，但是，它并不能解释实际的情况。

我 们必须问壹个问题：更发达的国家愿意去帮助欠发达国家吗？这个问题与壹个20 世纪 20 年代争论有关，它讨论的是“壹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托

洛茨 基的观点是俄罗斯，即使加上其他苏联加盟共和国，也不可能独立的建成社会主义。苏联作为壹个整体，实在太落后，太孤立。所以，托洛茨基和其支

持者优先选择了鼓励西欧的革命力量5。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的观点，他认为在战前德国和其余地方的革命运动失败的情况下，苏维埃国家别无选择，只能独

自建成社会主义。苏联不能坐等西方。而且，为了支持其他地方的潜在革命，牺牲世界上唯壹壹个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这种风险是无法承担的。如果

苏联的生存需要与资本主义列强达成某种程度上的和解，如果这种和解需要以限制苏维埃支持西方革命作为交换，苏联也只能接受。

显而易见，每壹边的观点都有壹定的力量。考虑到西欧革命并未出现，托洛 茨基会被轻易当成壹个失败主义者。在 20世纪30年代，随着苏维埃计划经济的建

立， 斯大林的观点看上去似乎是对的。然而，从20世纪90年代的情况来看，当时苏联已经崩溃，人们可能会想问，是否真的如托洛茨基所诊断的那样，苏联

的落后 与孤立是促成苏联社会主义的最终衰弱的决定性的原因。当然，苏联是否有任何可以更有效地打破孤立的替代选择，这是壹个争议很大的问题。

无论如何，与我们此处讨论特别相关的观点是，托洛茨基假定壹旦革命广泛传播，西欧的工人阶级会愿意帮助他们东方的同志去创造更加发达的社会主义。我

们已经在上文间接提到过，国际性的联合和理想主义吸引着托洛茨基。问题又来了：这种观念在多大程度上是现实的？

为了比较，简要的考虑壹下原因，为什么壹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会想以某种或是其他的方式鼓励欠发达国家的发展，考虑这些原因可能会比较有价值。我们

可以区分出四种原因。

（1）剥削在欠发达国家可获取的廉价劳动力（也可能会被用来当做壹种手
段来压制宗主国的工资水平）。这可能包括在欠发达国家建设工厂和壹些基础设施，但是外包给这样的国家的工作更倾向于那些不需要什么技能的（组装或者

类似的活）。

（2）扩大原材料和初级加工品的来源。同样地，这可能包括在某种程度上 在欠发达国家建立工业体系（例如采矿业和种植经济）。但是这样的发展带来了壹

点的风险，它使欠发达国家陷入壹种附属关系，依赖壹种或是少数几种产品的出口作为收入。因此就贸易而言，这样的行为反而会使欠发达国家的经济更加脆

弱。另外，大规模的自然资源开发可能会造成环境破坏。

（3）发展欠发达国家的市场，以便为宗主国经济提供产品。这个原因是由
罗莎·卢森堡指出的，她认为缺乏新市场的持续发展，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会遭受内在的生产过剩的危机。

（4）最后，我们应该承认即使是在资本主义经济的案例中，也有超出直接的经济利己主义，推动欠发达国家发展的动机。意识形态可能也起了壹定的作用，

要么是殖民地的变化（与宗主国被文化和社会政治制度的优越性联系在壹起。热心殖民地管理者希望把这种文化和政治制度传授给当地人），要么就是具有某

种程度上的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社会民主形式。尽管后者的实际影响是很有限的。

我们可能现在要问，上面谈到的原因，与发达社会主义国家在它和欠发达国家的关系中的可能动机是如何相关的？原因 1在社会主义内部关系中基本不存在。

原因 3 也与此无关，因为在壹个计划经济体系中应该不存在内部需求的短缺。只剩下原因 2 和 4 了。关于第 2 点，社会主义经济也需要确保原料和初级产

品的供应，基于此，它也会对供应这些产品的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产生兴趣。因为上面提到的风险，即使从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出发，它也不得不对这种发

展路线保持小心谨慎。

过去苏联骄傲地自夸，那些更先進的地区比如俄罗斯的欧洲部分，为像中亚这样的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不存在资本主义发展中固有的剥

削关系。尽管这些说法并不是毫无意义，但是当我们关注这些国家的发展路径时，其实道理也不多。比如，乌兹别克斯坦斯坦实际上只种植棉花作为单壹经济作物

。不像苏联以外的资本主义 世界的壹个欠发达国家，乌兹别克斯坦斯坦并不受国际市场棉花价格波动的影响。另壹方面，在中亚荒漠中生长的棉花需要大规模灌

溉，里海海水就被引流殆尽，这导致棉花经济有关的环境破坏十分严重（但是应该讲，这种忽视生态的发展政策不仅仅限于苏联的边缘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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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苏联时期乌兹别克斯坦斯坦集体农庄進行机械化棉花收割。苏联解体后，许多农场使用人力收割棉花，大量廉价童工的存在使机械显得相对昂贵。

最后，我们回到上面提到的第四种动机：意识形态。我们希望，在社会主义 背景下，发达国家或地区会愿意调配资源去帮助他们的欠发达邻居，而不是出于

任何直接的利己主义考量，或者换句话说，社会主义中的平等精神超越地域和文化的边界。这是否太过幼稚？暂且不讨论拉升苏联相对落后地区的考虑，我们

也可以援引在社会民主主义政府控制下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先例：“区域性政策”。这种政策看上去确实包含了对欠发达地区的资源转移支付，并不是毫无争议

，但是尽管如此，它已经作为法律被广泛的接收。我们认为这壹案例包含了壹个很重要的教训，尤其是在当区域性政策涉及到的资源转移支付和用于国际援助

的相对较少的物资数量作比较时。那就是，当我们在壹个单壹的国家的不同部分之间，而不是相互独立的民族国家之间施行区域之间的平等主义时，这壹政策

的普遍合法性更容易建立起来。当拉升收入水平发生在“他们的国家”时——即使他们的国家和苏联壹样大，壹样复杂——人们似乎更倾向于认为拉升收入水

平的计划是公平合理的。

在没有壹种发达的超国家共同体的观念，没有这种超国家共同体在共享国家制度中的对应物之时，发展转移支付系统会被认为对那些更发达的国家不利。壹个

更为先進的国家而不是欠发达国家更容易产生民族仇恨。这样的例子是在面对苏维埃国家的合法性不断衰退时，经济成熟的苏联波罗的海国家6产生了经济自

主的要求。任何对于发达国家的让步都是以欠发达国家作为代价的。

相比较于苏联的加盟共和国情况，战后阶段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像中国、 古巴、南斯拉夫等等，缺乏联合的国际计划。他们之间的劳动分工通过贸易而产

生。这种贸易大体上以国家基础進行平衡。在面对资本主义世界时，这表现出双重的劣势。首先，壹个多边贸易和货币兑换体系所能提供的劳动分工空间，要

比双边贸易平衡系统所能提供的要大得多其次，资本主义跨国公司组织了全球性的技术分工，为他们的生产描绘了国际性蓝图。举例来说，福特公司在世界范

围内 协调其汽车生产，在不同的国家的分厂分别专门生产车身、引擎等等。缺乏这种 国际性组织，社会主义国家苦于基础工业的重复浪费和小规模生产。

我们倡导什么？

因为前文所阐明的理由，为了作为壹个整体的社会主义体系利益，不同的社会主义国家应该使自己的经济从属于壹个国际性的计划系统。这涉及到国家主权的

出让，可能——起码壹开始——会遇到强大的政治反对。

同样的在资本主义世界，民族国家会发现他们的主权正在遭受世界经济国际化侵犯。它所采取的形式包括贸易自由，跨国公司不断增长的作用，以及像是欧洲

理事会这样的国际原型国家的形成。同样地，国际化的進程产生了政治的阻力。壹些国家政治家，看到他们自己组织性力量被削弱，尝试阻止这壹進程。在做

这件事时，他们可以运用从资本主义历史的更早阶段遗留下来的大国沙文主义的精神包袱。但是那些反对国际化的政治家就是在反对历史的浪潮。值得注意的

是，撒切尔夫人未能带领保守党和她壹起反对欧洲货币联盟。

大体上而言，自从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资本主义政客已经比社会主义者更少的倾向于屈服于反动的经济国家主义。资产阶级政府阻止20 世纪70 年代末80

年代初的经济衰退的正常行动，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贸易保护主义。这种贸 易保护曾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中出现过。相比之下，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 更

不情愿让他们的国家经济从属于壹个单边的计划体系。为什么？

壹种可能性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决策层拥有（或曾经拥有）远超资本主义国 家的独立性。对社会主义的发展拥有最强大意愿的阶级是工人阶级，社会主义国

家的脱产干部阶层应该代表工人的利益。因市场经济不断发展而获得最大利益 的是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国家政客自然考虑他们的利益诉求。在资本主义国家

， 高层政客常常也是商人。他们可能是将政治当做爱好的富人，或者在他们上升到 突出的政治地位之后他们才有可能進入公司的董事会。在任何情况下，在

商业和 政治生活之间都存在着个人角色的转换。

两者中，商业生活在经济上能带来更多回报。如果资产阶级政客决定弃政从 商，他的生活水平不会下降。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在政治精英成员和工人阶级之

间，这种转换模式并没有出现。壹个社会主义政治家重新变成工人阶级，收入和社会地位会有所下降，就像就像在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后，亚历山大·杜

布切克所经历的那样。这样的转变很少是自愿的。

社会主义政治家的收入和境况完全依赖于他们在自己的民族国家的地位。他们对于保持国家独立有着强烈的个人动机，无论长期的经济论点怎样反对这壹点。

这种经济论点没有任何内部的支持者。在西方，资产阶级是元音，并且意识到他们对于国际化有着长远利益，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人可能就此还没有看法。贸易

和跨国公司的经验教会了资产阶级国际化。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人，在壹国度过了壹生，被他们自己的国家雇佣，可能很少关注这壹点。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当然存在在社会主义国家。它见证了数以万计的古巴人前往安哥拉8，作为战士、医生和教师進行志愿服务。但是正如最近历史所展示的壹

样，各国政客也可能煽动民族主义情绪以强化他们的国家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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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五计划期间，苏联援助中国的156项重点工程奠定了新中国的工业基础。壹个工业国对壹个农业国進行这样大规模的经济和技术援助，这在资本主义国家之

间是不可能出现的。图为苏联专家指导工作。

因为国家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所以没有政治上的联合，他们不可能在经济层面上国际化。如果共产国际9没有在二战中解散，它可能会提供

新生的无产阶级达成国家政治联合所需要的动力。 壹个唯壹的国际政治性党派至少会缓冲来自民族主义的压力。

国家主权的重要性

随着经济关系变得更加国际化，国家主权的重要性越来越成为壹个明显的问 题。壹个国家仍然拥有的最为重要的权力是选择成为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

国家。当撒切尔夫人抱怨她没有从英国土壤中消除掉社会主义的破坏因素，使得它在欧美委员会的保护之下被重新引入时，她认识到了这壹点。讽刺的是，尼

加拉瓜人民为了正是为了捍卫这同壹个权利，与反对者進行了数年之久的血腥战争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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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字仪式

假如政治环境允许，并且该国能够保卫国土，甚至小国都有可能挣脱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但是如果壹个社会主义小国以阿尔巴尼亚的模式保持着独

立自主的的政策，它的经济发展会被阻碍。与此相反的是，壹个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保护其倾向社会主义的国家决策的最好办法是申请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

政治上联合。

第十二章：公社

关于“社区”，有很多官方的伪善言辞在四处流传。我们听到有人谈论“社区护理”、“社区项目”，而与此同时，经济发展正在毁灭社区的壹切有机的基础

。协作共享的活动是社区存在的基础。我们可以看到，在如今的城市中，大部分区域不是社区而不过是居住区。人们从居住区出发穿过城市去工作，甚至要到

别的城市去上班。在生活的地方，人们很少知道邻居是谁；他们的朋友们通常居住在各个不同的区域。工作地和居住地是分离的，认识的同事很可能居住在数

英里之外。社区只是对那些就近入学的孩子才存在。对孩子们来说，社区只是通过他们的母亲才体现出来，但是长大后，由同龄人组成的社区就慢慢消失了。

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强化。这种价值观很适合资本主义，却不能很好地支撑社会主义。对人们来说，如果壹代人常年生活在这样的和平中而没

经历过军事团体中的纪律和凝聚力的磨合，个人主义倾向会加重。社会主义的兴盛需要社区的根基，需要习惯于为集体利益合作和工作的人们共同组建的社区

。不过社区不能凭空变出来。它需要现实的经济支撑。必须有能把人们凑在壹块满足实际需要的机构，而且这些机构要比资本主义社会的机构更好地满足人们

的需要。

在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社区机构的最宏大的尝试发生在人民公社时期的中国。这是史上最大的合作化实验，涉及约八亿人口。这些公社规模很大，大多在

30000人以上。他们从事农业和轻工业，并且为他们的成员提供教育和医疗服务。通过民兵组织他们提供基本军事训练和防卫保障。他们也是地方自治政府的

组成部分。在中国，公社的建立取代了小农经济的组织形式，并使得超越了小农经济的视野的土地改進计划和社会供给（social provision）成为可能。在公

社的背景下，妇女的社会地位得到显著提高。

如果我们试图将公社的理念运用于发达工业社会的话，这种制度显然必须要调整很多。如今，由于从事农业劳作的人不多，我们必须要依据城市公社進行考虑

。

城市公社的活动

公社最主要的职能就是取代家庭。中国公社取代了作为农业劳作单位的家庭；现代城市公社必须要取代资产阶级家庭中更多的经济职能的残余。由于城市市民

進行大量经济活动的目的，是为在城市或城市的壹个区这样更大的经济中满足需求，因此不具有典型中国公社的内部自足度壹。鉴于此，我们将集中关注公社

替代家庭经济的潜在职能。当然，我们的意思并不说排除相似的组织原则可以适用于更大规模的经济如小村镇和大村庄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