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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劼

无论是胡耀邦还是赵紫阳，他们和邓小平的共同点既在于结束阶级斗争，致力国民经济，又在于共同维护党天下的政治体制。他们的思维方式很难突破共产党人的局限，更不消说还带有毛时代留下的历史阴影。党内民主派的致命弱点在于：其壹，他们要的只是党内民主，并非是两党制或者多党制的民主政治；其二，他们头脑中的民主只是抽象的理念，或者说类似于平等、博爱那样的理性精神，而不是可以诉诸操作的政治程序；其三，他们对于商业文明虽然并不反对，却又茫然无知，就像他们对于西方的价值体系，只认同马克思主义，不知道还有更加广阔的人文世界和更加深邃的人文传统。 非常有意思的是，党内民主派的这种弱点，同样是党外知识精英所短。无论是在思想解放运动中拔了头筹的郭罗基，还是声称民主不能指望恩赐、只能靠自己争取的方励之，其人文根底几乎都没有超过青年马克思的人文框架，就像周扬、王若水只能在马克思主义的范畴里谈论人道主义。党内民主派和知识精英对于民主这种极其粗浅的共识，极大地影响了后来发生的“六四”学生运动，致使整个学潮把民主只当作口号，茫然于民主是壹种 什么样的操作程序，茫然于民主的操作程序理当如何实现。

民主与其说是壹种理念，不如说是壹种政治操作的程序。就民主政治的历史而言，民主大都通过自上而下的和平改革实现，很少经由暴力革命达成。因此，说民主是要争取的，犯了 两个常识性的错误。其壹、民主不是像共产主义乌托邦那样，是壹个通过奋斗去获得的什么成果，而是壹个经由各方政治势力折中协商、自然而然妥协成的政治运作程序；其二、争取民主的说法，由于把民主当作壹种理念，很容易流于毫无操作性可言的空洞无物，还不如为自己争取壹张选票来得切实。当所有的民众都要求壹张属于自己的选票时，那么即便不提民主壹词，民主也已经在其中了。要求壹张选票的诉求，不是把民主当作理念，而是让民主成为可以操作的程序。政治游戏的奥妙，不在于理念的如何美好，而在于游戏规则的切实改变。倘若1989年的中国人知道民主其实是政治操作的程序、而不只是壹种理念，知道民主的程序在历史上通常是经由改革而“恩赐”的，而不是通过造反有理争取到的，那么那年的历史進程就会很不壹样。

假设胡耀邦和赵紫阳的最高权力构架没有跟邓小平发生冲突，更没有被包括邓小平在内的号称中顾委的元老权贵集团给灭掉，演進到后来，会自然而然地形成党内民主派和商业文明派的互相冲突和彼此制衡。党内民主派的优势在于道德标高，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的标高有成为商业文明批判者的趋势；在诸如平等、博爱、如何关注弱势群体、如何关注失业人群之类的问题上，与商业文明派分道扬镳。党内民主派的这种政治走向，既有类于欧洲的社会民主党，又跟同治中兴时的清廷清流势力相近。同样可以对照的是，以赵紫阳为代表的商业文明派，会越来越接近同治中兴时代的曾国藩、李鸿章们。务实者治国也同时致富，务虚者忧国忧民之际，以两袖清风的道德优势，成为指手划脚的批评者。彼此互相制约，形成壹种实做和言说的平衡。倘若没有邓小平的存在，赵紫阳和胡耀邦、商业文明派和党内民主派，很可能会发展出如此壹派有类于同治中兴式的政治局势。可叹的是，中国人连这样的中兴气象都没能享受到。其中的戏剧性，又可归结为：成也小平，败也小平。

应该承认的是，邓小平虽然具有独裁品性，但并非毛泽东专制百分之百的继承者。邓小平至少从三个方面，试图走出毛式专制的历史阴影。其壹、不让子女和家人染指政治权力；其二、倡导退休制度，废除终身制；其三、强调集体领导，终止家长制从而杜绝“家天下”的可能。邓小平与党内民主派尤其胡耀邦的壹个很大不同在于，从来不从理念上思考问题，而是擅长于从程序上着手操作。当邓小平告诉胡耀邦他所设想的退休计划时，绝对不是在像毛泽东那样演戏，而是坦诚，而是信任。不善言辞的邓小平只是忘了同时告诉胡耀邦，这样的政治设想只能诉诸只做不说。比起深谙政治操作之道的邓小平，胡耀邦天真得几近孩童。

渴望党内民主、并且行事也有民主作风的胡耀邦，由于缺乏民主乃是程序自然生成的政治常识，由于不懂政治、尤其是中国政治通常只能做不能说的奥妙，手舞足蹈地把邓小平的退休设想四处传播。同时，在接受壹个跟他壹样天真的境外记者的采访当口，又稀里糊涂地透露自己和元老集团某公的南辕北辙。倘若是两个性情中人私底下的谈天说地，这场采访无疑相当生动，并且童趣横生。无奈这番无心快语传到元老集团诸权贵的耳朵里，却成了听者有意，不仅成为胡耀帮犯上的把柄，而且给胡耀邦的政治生涯连同邓小平的退休计划，双双造成致命的后果。仅就新闻而言，无疑极具爆炸性；但政治人物的任何不慎，都会酿成难以挽回的意外事故。邓小平退休计划首先要触犯的就是元老集团的权势，胡耀邦只消有点政治斗争常识，就会避之惟恐不及。在媒体跟前的如此口无遮拦，与其说是泄露了不该泄露的机密，不如说是暴露了自己是个政治上的糊涂虫。在中国这么个具有几千年专制历史的国家，最高权力的任何动静，全都敏感得有如政治地震，并且还会造成牵壹发动全身的不测后果。能做不能说的事情壹旦诉诸言说，那么设计得再周到，也不得不放弃从而不得不流产。仅就个人的人格而言，胡耀邦无疑是个人情味十足的政治领袖。但问题在于，历史不是由人格创造的。

邓小平设想的退休计划，用民主政治的标准衡量可以说平淡无奇；但置于中国几千年的专制历史，置于毛泽东帝王式终身专制的前车之鉴，置于如何启动党内民主的操作程序，无疑是个举足重轻的政治举措，再从现实的政治利益上考量，这个退休计划显然会触动壹大群党 内官僚尤其是元老集团的切身利益。基于观念的争执，最后都可以找出理由存疑；但来自利益的纷争，是无论如何不可能调和的。民主，倘若仅仅是壹个理念，人人都可以高歌入云。但民主壹旦触动当权者利益，谁也不肯相让。即便是很高兴邓小平退休的胡耀邦，壹旦面对共产党要不要退休的尖锐课题，也很难像接受邓小平退休那样乐意。毛泽东的“家天下”被否定之后，共产党的“党天下”已然成为党内各派、各个利益集团的共识：无论请谁退休，也不能请共产党退休。

赵紫阳也同样不愿让共产党退休。80年代后期，知识界和半官方的智囊们曾大力宣扬新权威主义。不管这个主义是否把最后的目标定为实现民主，也不管这个主义的现实针对性是否在于请老权威邓小平退休、让新权威赵紫阳登基，其用意也在于继续维护“党天下”。在“六四”20周年纪念前夕出版的赵紫阳秘密谈话录音中，赵紫阳为自己、为“六四”学生运动所作的最大辩护是：没有人想推翻共产党。学生没有这个意思，知识分子也没有这个意思，他赵紫阳本人当然更不存有这个念头。赵紫阳没有说错。举国上下，整个学生运动连同卷入的知识分子乃至平民百姓，都把这场席卷全国震惊世界的学潮，自觉或不自觉地置于认同“党天下”的共识底下。这与其说是悲剧，不如说是喜剧。

虽说邓小平的政治人格接近蒋介石，其政治能力却有如袁世凯。邓小平与毛泽东、孙中山等造反有理之徒的根本区别在于，不喜欢依靠群众运动推动历史前進。邓小平取缔大鸣大放大字报，可以说是害怕群众运动，也可以说是对自己充满信心。邓小平理解的党内民主无非是：退休制度，集体领导，轮流上台。这可能是邓小平重建“党天下”的基本构想。邓小平相信自己能够做到这壹步。这壹步无论就党内民主而言，还是就中国政治民主化進程而言，都应该算是稳妥的、 踏实的、低成本、高效率的。因为不要说普通民众，即便是自以为最精英的知识分子，都还不曾弄明白民主究竟是怎么回事。不要说80年代的中国民众和中国知识分子，即便到了2001年，中国人依然茫然于民主到底是什么。他们对美国乘客面临恐怖分子劫持飞机时投票表决是否反抗，大为惊讶：民主，原来是这么回事！ 平心而论，庞大的人口基数加上低劣的人文基础，邓小平以“党天下”为前提所跨出的这壹步，似乎并不算太小。

问题在于，历史的脉膊从来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且不说太多的偶然因素，就以汹涌不已的人文思潮而言，“党天下”的历史合理性也正默默地遭受着越来越强烈的质疑。因为民主政治，在中国依然算是开创，但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里，早已成为世界潮流。许多共产党国家，都在不约而同地被这股潮流推向民主政体。

1984年10月的国庆游行队伍里，学生向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礼的邓小平打出了“小平，您好！”的横幅。遗憾的是，邓小平只看到对他赞许的民意，没看到这声招呼背后的潜台词：赶快管管学校里那些不学无术的领导，改改陈腐的教育体制吧！80年代的中国大学生，处在壹种前所未有的张力之中：壹方面是社会的天之骄子，壹方面是校园里的低等贱民；壹方面接受着壹 波又壹波的思想解放冲击，壹方面忍受着从衣食住行到知识习得再到思想自由的重重压抑。其时的大学党委书记，基本上沿袭毛时代的人事方针和治校模式，清壹色的大老粗，党委领导壹切。难得轮到个把知识分子当权，只消稍有改進，便成为改革开放的明星，匡亚明、方励之等名流，就是这样斩露头角的。至于学校机构，更是臃肿不堪。不要说学生怨声载道，就连80年代毕业留校的青年教师，都被校园里的生存环境（比如筒子楼）和陈腐制度（比如职称评定）压迫得怒气冲天。80年代的莘莘学子，因此成了最具革命性的壹个族群，致使80年代的中国高等学府，不知不觉地变成引发社会震荡的火药桶。

及至学生运动爆发，高高在上的邓小平却只知道使劲压下去，根本不明白，根子并不在于学生要跟他邓小平过不去， 而是被学校压得受不了。解压的关键，与其说在于权力最高层是否实施政治改革，不如说在于学校当局能否平息学生的怨恨和怒气。受了沈重压抑的学生，没头没脑地把气撒向街头，撒到广场上，不管找到什么借口，都会兴冲冲地拉起游行队伍。因为只有走向社会，才能恢复他们天之骄子的尊严；被堵在学校里，只能永远感受没完没了的屈辱。1919年的“五四”学运，起因于政府丧权辱国的外交失败。80年代的学生运动却是缘自学生在学校里过于压抑，哪怕没有借口，也要找出借口上街游行。1986年的上海学运，起因不过是学生和纠察在公众场合发生了冲突。这样的冲突，在校园里曾经发生过无数次；这样的冲突，引发出学生在校园里遭受种种屈辱的记忆。学生运动的这种起因，邓小平不知道，学生也不会说。学生需要在政治上文化上提升自己游行动机的品位，不愿降低到不过是因为自己在校园里受气。邓小平则是壹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把历次学生运动，全都等同于当年的红卫兵运动，从而动辄站到学生的对立面，成为凶神恶煞。从某种意义上说，邓小平和学生运动的过节，其实是壹场无焦点冲突。学生和邓小平在要不要民主问题上发生冲突的说法，乃是事后的追加。事实上，彼此谁都说不清楚什么才是民主。壹个只做不说，壹个只说不做。邓小平永远也说不清楚，他的努力其实就是在迈向民主，只是以他的方式，以他认为最适合中国的方式。学生只知道民主是个叫起来十分响亮的口号，并不懂得民主程序应当如何操作。学生更不知道，民主不啻是政治制度，同时也是生活方式。上街争取民主，远不如在日常生活中习得民主更加意味深长：哪怕壹起反抗歹徒，也需要投票表决通过。

倘若学生运动和邓小平之间，纯粹是彼此间的误解和误读，那么并非是个无解的历史死结。问题在于在两者之间尚有各种冲突，各种利益纠葛，错综复杂地搅作壹团。其中，尤以元老权贵集团与邓小平、与胡耀邦、与赵紫阳之间的妳死我活，最为醒目。

以中顾委名义凌驾于最高权力形式之上的元老权贵集团，既代表各自的家族利益，又代表邓小平时代的党内既得利益官僚。这类集团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无数次，每次都代表了最腐败最反动最凶残的壹方。邓小平在放手让儿女致富之际，还得考虑考虑对国家应负的责任；这些元老权贵基于纵容自己家人谋取权力、掠夺财富的考量，在权争中全然聚焦于自身的利益得失，根本不在乎有无道德操守，有无党纪国法。他们本能地痛恨以胡耀邦为首的党内民主派。因为这些人物过于清廉，从而对照出元老权贵们的形象太不堪。他们可以容忍赵紫阳的致富经济，但前提是首先让他们的子女富起来。他们施压于邓小平，不让他以退休名义，把整个元老权贵集团壹古脑地拖下政治舞台。就此而言，胡耀邦的失言，实在是既大意又轻率。胡耀邦或许以为，大家都是革命同志、革命战友，并且全都受过毛泽东专制的迫害，没有什么不可以商量的。胡耀邦倘若抱有如此天真的善意，那么真是大错特错。且不说他人，即便是当初被他从囚笼里平反出来的山西革命老醋，壹旦事关切身利益，根本不念旧恩旧情，照样落井下石，无情打击。

权贵集团的重拳出击胡耀邦，在邓小平应该是挥泪斩马谡。不管怎么说，被泄露的退休计划触犯了全体权贵的利益，那也是壹种众怒难犯。邓小平不得不做壹下壹百八十度转身的政治体操。这在毛泽东是得心应手的事情，可以做得天衣无缝，诸如打高岗、反右派，但在邓小平却做得笨手笨脚，竟然找了个纵容学生运动的借口，罢免胡耀邦的总书记职务。胡耀邦对学生运动的温和姿态，不过是重复了当年北洋政府善待“五四”学运的方式，并且同样诉诸爱国的名义，邓小平却硬是将胡耀邦与学生运动捆绑到壹起。让胡耀邦与学生运动共進退，邓小平由此埋下了1989年学生运动的伏笔。

不管事后如何申辩，赵紫阳面对胡耀邦的下台，心情复杂微妙。赵紫阳的经世之道，有类于晚清的洋务大臣李鸿章：报效国家的同时，并不拒绝香车宝马，那根高尔夫球杆挥得比谁都来劲。因此赵家公子随着邓家儿女有样学样地步入官商行列，对于赵紫阳来说，并不突兀，只是与胡耀邦的自甘清贫对照起来，有些难堪而已。再说，胡耀邦在政治上的天真，正好又是赵紫阳的有所不为。其实，不要说在朝的当权者和肉食者，即便是按旁观者的眼光来看，天真的胡耀邦在共产党这个诡异透顶的官场是否胜任也确实成问题。但这对赵紫阳来说，却无法如此旁观。道理非常简单：唇亡齿寒。而且殷鉴不远，华国锋粉碎四人帮、接着又被他人驱逐出局。长于以商业文明头脑治国的赵紫阳，面对变幻莫测的政治，显然不像是个行家。当年曾国藩面对左宗棠咄咄逼人的挑战，远甚于赵紫阳捉襟于胡耀邦的对照，却能够如如不动，始终不与左氏计较。倘若曾国藩处在赵紫阳面临胡耀邦被罢免的境地，很可能会在邓小平面前长跪不起：您老人家把我也壹起拿下吧。这在政治上叫做同進共退，在攻略上叫做以柔克刚。遗憾的是，赵紫阳于此所作所为，正好相反。早在1984年，赵紫阳就背着胡耀邦给邓小平以及元老集团写信，对胡耀邦有所微词，更不用说及至胡耀邦落难之际，赵紫阳惟有跟着落井下石。赵紫阳不仅不懂得什么叫做唇亡齿寒，而且也不懂得什么叫做以柔克刚。邓小平的政治人格壹向以至刚著称，偏偏朝中没有壹个至柔可加克之。赵紫阳做不到，胡耀邦就更不用说了。

元老集团的还击，不止在于除去胡耀邦，同时又放出代表他们利益的李鹏，顶入赵紫阳转任总书记之后留下的总理空缺。去胡入李，不只是胡耀邦的悲剧，也对赵紫阳构成极大威胁，更是邓小平权力布局的滑铁卢。李鹏者，周恩来夫妇的养子也。这厮继承了周恩来什么都不是的品性，却丝毫没有周恩来什么都是的本事。李鹏入阁，重启共产 党白癡治国的祸患；而赵紫阳的转任总书记，则有如狗逮耗子、猫看门壹般的错位。赵紫阳是个长于治国的重臣，并非是个具有力挽狂澜气魄和雄才大略心胸的政治伟人。在“八九”学运所激起的权力角逐中，赵紫阳的作为仅仅是守住了道德底线，无论于改变政治格局，还是于创造划时代的历史篇章，全都乏善可陈。至于赵紫阳手下的幕僚，可谓鱼龙混杂：既有“六四”后身陷囹圄、矢志不移的铁骨铮铮之士，又有在海外坑蒙拐骗、吃喝嫖赌的鸡鸣狗盗之徒。手下跟班的良莠不齐，多多少少折射出赵紫阳作为壹个政治人物的复杂性。

胡耀邦猝死引起汹涌的学潮，没有人感到意外。邓小平早在两年前就把胡耀邦的名字和学生运动拴到壹起，学生闻讯无动于衷才是天大的怪事。风乍起，吹皱壹池春水。权力高层人人如临深渊，没有壹个不在为即将到来的权力变局提心吊胆。这场权争的关键，在于开明派和保守派双方谁能占领邓小平这个制高点。倘若说，邓小平象征著权力顶峰，那么赵紫阳和李鹏的拼搏则在于抢占邓小平。这本当是场壹目了然的龟兔赛跑。也即是说，无论从哪方面看，赵紫阳都应该是兔子，而李鹏应该是乌龟。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居然是李鹏胜出——不仅争取到了邓小平，还先发制人地把学生运动定性为动乱。作为兔子的赵紫阳在干什么？在金日成的宫殿里睡大觉。

赵紫阳在当初设想沿海经济发展战略时，确实胸怀大志。赵紫阳在1989年面对着壹场关系到国家命运的学潮时，却耍了官场小聪明。作为壹国之主，不管是名义上的，还是实质性的，壹旦面临天灾人变，断断乎没有按照日程表出访的道理。有“牛仔“之称的小布什，在历届美国总统行列中并不算是个高智商人物，但他也懂得，国中壹发生飓风之灾，马上取消既定的出访。发生在1989年中国的那场学潮，举世瞩目，哪怕是放到整个人类历史上，也算得上壹场政治飓风，赵紫阳竟然有空如期出访朝鲜，从而因为这场无关紧要的出访，丧失了不该丧失的先机。

身处权争中心的赵紫阳不会不知道，元老集团除去胡耀邦之后，马上着手下壹步的倒赵步骤。赵紫阳非常清楚，就算没有1989年的学生运动，他的政治地位也已岌岌可危。元老权贵先是借口电视片《河殇》发难，接着又由李鹏伙同姚依林出面挑衅。面对元老权贵的步步進逼，邓小平顶住压力，壹再表示：总书记不能换，非但不能换，还要继续做下去。按照赵紫阳本人的回忆，邓小平始终坚持要让赵紫阳至少担任两届总书记的职位。鉴于这样的局面，赵紫阳的政治方针理当十分明确地始终与邓小平站在壹起，進则同進，退则同退。尤其在学运甫起之际，赵紫阳的全部精力，理当聚焦于学生运动和邓小平之间的沟通和理解。然而，赵紫阳却玩弄了壹下官场上的雕虫小技，竟然在关键时刻出访朝鲜，从而把学生运动推给李鹏。赵紫阳在回忆录中有关此举的解释，是相当无力的。就算赵紫阳以此想让那个低能儿出洋相，也应该考虑到人家会不会乘机利用这个空档，争取到邓小平发话。

1989年的赵紫阳，不管事后如何解释，从客观上说，确实处在最为关键的历史位置上。这年的赵紫阳，有两个选择，或者化解冲突，或者出奇制胜。前者是以柔克刚，通过各种渠道，尤其是通过邓家儿女，在邓小平和学生之间做足沟通，以求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个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首先，邓小平本人始终不愿意听凭元老权贵将赵紫阳排除出局。邓小平对学生运动确实是有偏见的，但对赵紫阳却是相当信任的。赵紫阳在自己的回忆录里也坦承邓小平对他的信任。其次，即便邓小平发话，形成了四•二六社论，并不等于完全无可挽回。邓小平的心态是矛盾的，既发了话，又对李鹏把他推到前面十分恼怒。赵紫阳倘若利用邓小平对李鹏的这种不满，将李鹏置于死地，并非完全没有希望。再说，邓小平的儿女在赵紫阳回来后发表“五四”讲话之际，还特意打电话希望赵紫阳在讲话中添加邓小平关怀青年人的意思。赵紫阳本当抓住这个时机，疏通邓家儿女，给邓小平壹个转弯子的机会。因为邓小平再不喜欢学运，但毕竟是个务实之人。倘若赵紫阳能够平息学运，邓小平乐得顺水推舟。但赵紫阳却没有这么做。

赵紫阳的另壹个选择乃是，狭路相逢勇者胜——破釜沈舟、背水壹战。前壹个选择是以继续维护“党天下”为前提，哪怕牺牲自己的政治前途，也要找出和平解决的途径。古代的贤明君王，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会向对方自首：请拿我壹人治罪，放过所有的臣民。就算赵紫阳没有这种气度，还可以继续争取邓小平。不管邓小平对学生运动有多深的偏见，不管邓小平是否听信谗言、对他赵紫阳已然不满，也要把身段放到最柔软的程度。这不仅为国家的前途，也为千百万学生和百姓的安危而忍辱负重。至于后壹个选择，当然是抱定玉石俱焚的决心，扮演后来叶利钦在苏联解体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此举虽然风险巨大，但无论胜负如何，全都功德无量。倘若赵紫阳的目光不是聚焦于官场上的纷争，而是能够投向风起云涌的民心民意，再审视壹下可以争取到的各种力量，放手壹搏，并非完全没有胜算。遗憾的只是，赵紫阳连想都没有想过这样的念头。

1989年的这场学生运动，无意间动员起来的社会力量，盛况空前。这场全然自发的运动本身，规模之大，前所未有。如此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其理性、其温和、其秩序井然，历数“五四”以来的所有学生运动，也是前所未见。当年只是壹群北大学生闹事，就又是烧楼，又是打人。如今全国各地学生通通上街，都不见有任何暴力事件发生。如此组织良好、温文尔雅的学生运动，赢得了空前的响应。举国上下，从来没有这么齐心协力地支持壹个由学生仔发动的群众运动。在学府里备受欺压的大学生，壹下子成了全社会的宠儿，成了最可爱最受欢迎的人。

当年毛泽东发动文革，用尽心机，使尽花招，也没有得到如此真心实意的拥戴。赵紫阳只消壹个转身，振臂壹呼，不费吹灰之力，便可拥有火山喷发壹般的群众资源。过去是毛泽东费尽心机地想要得到如此壹场运动，此刻是全社会被动员起来的亿万民众，热切地盼望着出现壹位领袖，带领他们创造壹个全新的时代。如此炽热的民意，同时也影响到党政军各级实权人物。从后来的军队抗命，可以看出军队并非是邓小平及其元老集团的御林军。至于当时各个省市的地方大员，更是只作壁上观，不行压制。江泽民在上海不过是给《世界经济导报》施加了壹点压力，马上转身连连自嘲，说自己弄不清楚上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此时此刻，全国上下，都在期待赵紫阳有所表示。令人遗憾的是，千呼万唤，赵紫阳偏偏不肯站出来。遥想当年，光绪皇帝，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尚且敢作敢为。可叹今朝，堂堂壹国之主赵紫阳，半世人生，历经风浪，却瞻前顾后，畏首畏尾。

赵紫阳被官场权争所困的头脑里，可能连壹秒种都不曾闪现过：登高壹呼，背水壹战。在党性和民意之间，赵紫阳本能地选择党性，或者说奴性。由此顺理成章地，在茍全和担当之间，赵紫阳又本能地选择了茍全。以柔克刚，需要忍辱负重。茍全却只消把责任轻轻推开，便可全身而退。纵观赵紫阳在“八九”学运期间的全部作为，壹以贯之：不愿负责。赵紫阳比邓小平害怕学生运动还要害怕有所承担。赵紫阳先是把责任悄悄地推给李鹏，等到李鹏及其元老集团伙同邓小平把学运定性为动乱之后，赵紫阳又把责任推给邓小平。赵紫阳向到访的戈尔巴乔夫透露邓小平垂帘听政与其说是泄密，不如说是卸责。赵紫阳甩动高尔夫球杆的手臂很有力量，可是担当历史命运的肩膀，却十分脆弱。

当赵紫阳把责任推给李鹏时，李鹏以白癡式的无知无畏，成为学生运动的凶恶死敌。当赵紫阳把责任卸给邓小平之后，邓小平当仁不让地决定戒严。从推卸责任的角度来说，赵紫阳与其说是失败了，不如说是成功了。他在回忆录音里谈及5月17日到邓家开会，被告知邓小平和元老集团决定戒严云云，不过是在指证罪责，并非因此有所愧疚。以赵紫阳的智商，竟然还斗不过白癡般的李鹏，这无论从哪个角度，都是匪夷所思的。赵紫阳只消稍许有壹点勇气，有壹点责任感，就能找到许多办法，让整个事件至少不朝最坏的结局发展。但赵紫阳首先考虑的是如何让自己撤出，从而让全家安然无恙。赵紫阳最后跑到天安门广场向学生告别，可说是如释重负。在壹个非常需要领袖的历史关头，站在领袖位置上的人却开了小差，而且开得非常漂亮，开得中国人民根本看不懂。对赵紫阳来说，他想要全身而退的目的，完全达到了：罪责由邓小平来负，鲜血由学生和平民百姓来流。就赵紫阳和李鹏的权争来说，赵紫阳失败了；但就由谁承担责任而言，赵紫阳成功了。邓小平壹身污血，赵紫阳干净得壹尘不染。这可真是叫做：進壹步，风险重重；退壹步，海阔天空，外加高风亮节。生意人的头脑，果然盘算精明。

赵紫阳的成功卸责生动地表明了：什么都没做的人，才是最道德的人。赵紫阳此后只消牢牢地守住自己的道德优势，便可成为继胡耀邦之后的又壹个良心标高。赵紫阳确实做到了，致使中国人民只看见赵紫阳的道德操守，根本不管壹个最应该负责的人有没有履行职责。中国人民有时候对领袖的要求很高，比如面对以挨枪子的代价拿回壹个亿的李鸿章；有时候又对领袖的要求很低，只消人家在道义上表示壹下就被感动得热泪盈眶。显然，赵紫阳本人深谙其中奥妙，在事后的跟人谈话和回忆录音里，没有壹句谈及自己为何不肯有所担当，没有壹个字流露因为自己不肯承担而导致“六四”血案的内疚。赵紫阳想要向世人说明的只是：邓小平及其元老集团强加给他的罪名，如何地不成立。其实，这样的罪名成立不成立，跟承担了“六四”血案的学生和平民百姓又有什么关系呢？被杀害的学生和平民根本不知道这种罪名，活着的承担者又根本不把由屠夫强加的罪名当回事。赵紫阳唠叨的学生运动如何不想推翻共产党，不过是在向党表示清白；无论是当年的学生还是将来的民众，都不会有兴趣聆听。赵紫阳根本就没有反省过，他曾让举国上下的学生以及数亿民众对他的期望完全落空，他曾错失壹次把中国带入现代民主政治空间的历史机会。赵紫阳甚至都没想过，假如他当时抛开与邓小平之间的恩恩怨怨，挺身而出，忍辱负重壹下的话，本来至少是可以避免流血的。赵紫阳却只为自己抱不平，只为自己怨声载道。这也许是生意人头脑天然具有的局限性。

在赵紫阳与李鹏及其元老集团的对决中，争取邓小平是关键。在学生运动及其站在学生后面的千百万民众与邓小平及其元老集团的对峙中，赵紫阳能否有所担当是关键。赵紫阳壹旦隐身退避，那么学运和民众的命运，也就只能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邓小平对知识分子的蔑视，对学生运动的仇恨，整个元老权贵和既得利益集团对要求清查官倒、惩治腐败的民众的深恶痛绝，通通经由机枪扫射和坦克碾压，获得了痛痛快快的发泄。当年的北洋政府面对“五四”学生运动，被打了人，被烧了楼，照样低声下气，大事化小，小事化了。1989年的中国学生，不仅不要求共产党下台，而且还禁止任何人喊出这样的口号，甚至将挑战暴君的三位平民押送公安局，理性到不可思议的地步，温和到难以想像的程度，结果换来的却是机枪加坦克的血腥镇压。早知如此，北什么伐，战什么争？袁世凯再不济，袁氏身后的北洋政府再无能，也不至于反动到这种地步。孙中山的战争毁掉了什么，共产党的革命又带来了什么，1989年的屠杀，解说得清清楚楚。

与血腥镇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民众空前的众志成城。整个民族的精神面貌、心理状态、道德水准，在那些个日日夜夜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净化。这个从来没有真正欢笑过的民族，在那些日子里，开怀而笑。就连男女老少的眼神和表情，都跟往昔大不壹样。不再是委琐的、可怜的、东张西望的；而是开朗的、祥和的、从容不迫的。习惯于互相仇恨的中国人，壹下子变得友爱无比。不止是游行的学生感觉到了什么叫做尊严，所有的民众，都在那些日子里体验了有尊严的时刻。中国人从来没有如此充实过，如此自豪过。鲁迅嘲笑过的国民性，在那些日子里荡然无存。可以说，此乃中华民族有史以来的最大奇迹。

但反过来说，敢对这样的民众开枪，也算是壹大奇观。无论什么样的政府，面对这样的民众，就算在利益考量上不能接受，也难以悍然屠杀。因为这是与整个民族为敌，向整个民族开枪，并且杀死的不仅是无辜的平民，而且更是这个民族的灵魂。壹个民族的灵魂，通常见诸这个民族的伟大作品，比如莎士比亚的戏剧之于盎克鲁撒克逊民族，曹雪芹的《红楼梦》之于中华民族；很少有机会通过壹个非常的历史事件，见诸整个民族的民意民情。当年北洋政府为什么不向“五四”学生开枪，因为他们看出学生运动含有民意在其中。以邓小平及其元老权贵的文化根底，莎士比亚戏剧和《红楼梦》自然无缘相识，就算见识过也看不懂，但他们难道连北洋政府的榜样都学不了？倘若连北洋政府的人文水平都及不上，那当年还闹什么革命呢？满清入主中原之后，还知道学习汉人文化。共产党执政之后，怎么连起码的常识都丧失殆尽？

“六四”开枪，打掉了共产党革命的历史合理性，打掉了共产党执政的文化根基和民意基础，“人民军队”的谎言从此完全戳穿。从巴黎公社开始的共产主义运动，也因为“六四”血案而告终结（随后发生的苏东波并非偶然，而是顺理成章）。共产党闹革命时的烈士鲜血因此全部白流。也许是本能地感觉到了这样的后果，即便在共产党内部，也有不少人坚决反对开枪屠城。其实，那些元老权贵未必不明白，这毕竟是在作孽——血案过后，壹个个躲得远远的，颇有君子远庖厨的不沾血腥。邓小平最后独自壹个，出来接见屠城部队。身高与镇压巴黎公社的梯也尔差不多的邓小平，在由壹群政治侏儒组成的元老集团里，却鹤立鸡群。在政治赌桌上，所谓赢家，有时不过就是敢于担当的同义词。

赵紫阳面对的权贵集团，看上去张牙舞爪，实际上只有邓小平才是劲敌。邓小平接见屠城部队的亮相，与其说在庆祝胜利，不如说在承担失败。不仅是共产党的失败，也是邓小平的失败：作为人权恶棍的邓小平，枪杀了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将来的史学家论及这段历史及其邓小平，最公允的论断也只能如是：他虽然向学生开了枪，毕竟主导了八九十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或者他虽然主导了八九十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但毕竟屠杀了学生和无辜平民。1989年的邓小平，以壹介屠夫形象，扮演了壹个悲剧人物。正如袁世凯壹世英名，毁于称帝喜剧；邓小平改革开放，折于“六四”血案。

就政治博弈而言，“六四”的屠城，其实也是邓小平与邓小平的自相残杀。先是人权恶棍击败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然后是总设计师通过南巡讲话向人权恶棍扳回壹城。经过这两个回合，邓小平算是对重建和维护“党天下”，履行了鞠躬尽瘁的义务。倘若说，当初胡耀邦倒台后，元老权贵推出李鹏实施白癡治国，邓小平还只是打脱门牙和血吞；那么“六四”除掉赵紫阳，换上江泽民，邓小平却实在难以下咽。结果，邓小平错上加错地隔代指定江泽民以后的接班人。倘若说退休制是向党内民主進了壹步，那么指定接班人却又朝后退了半步。“六四”后的邓小平，有如林彪事件之后的毛泽东，已然迟暮。好在他还能走动，走了个南巡，向元老集团发难。只是今非昔比，邓小平早已失去了胡赵时代的权威。南巡讲话只争得了继续改革开放的朝政方针，在权力布局上也只是增加了壹个朱镕基。邓小平属意的李瑞环，始终无法取江泽民而代之。江泽民以韦小宝式的油滑，在邓小平面前把个身段做到软得不能再软的地步，终于保住摇摇欲坠的权位。由此可以想见，假如1989年赵紫阳为了学生和民众，也能够在邓小平面前以柔克刚壹下，结局将会是如何的不同。

在共产党的革命史上，毛泽东以消极抗战拯救过共产党。在共产党的执政史上，邓小平以“六四”血祭，完成了“党天下”的重建和维护，给了共产党壹张当政末班车的车票。至于当政者持着这张车票能够乘到哪壹站，唯有天知地知共产党知老百姓知。中国的老百姓有如壹川河水，被愚弄的时候很混浊，但壹旦警醒，又会像1989年那阵子壹样地清澄明亮。关键在于，中国的知识精英，有没有本事把这条被“六四”开枪弄得混浊不堪的河流，重新变得清澈如初。如初不是如共产党当政之初，应该是如清末民初。更为遥远的，是如商周之交之初，如《山海经》之初。

邓小平以后的中国，与慈禧太后归西后的清朝末年，不无相像。专制集权在日渐壹日地式微，半梦半醒的改革开放朝政，比满清的新政还要有气无力。清末民初，尚有壹派欣欣向荣。邓小平之后，整个国家呈现出的，是壹幅人欲横流的末世图景。举国上下，没有人活得有尊严，没有人生存得有安全感。处在权力顶峰的人君，有如坐在火山顶上。权贵们壹面沈缅于骄奢淫逸，壹面对民众的怨恨充满忧虑。整个社会有如撞上冰山的沈船，不知什么时候，纸醉金迷的良辰美景，会突然烟消云散。而在这巨变发生之前，又像是眼下的壹切被什么魔法停格了壹般。想要变革不知从何变起，想要造反又不知从哪里着手。甚至刻意讨好官府的混混们，都不知道自己的拍马溜须究竟拍在了臀部，还是拍上了马蹄。壹会儿说不，壹会儿含泪；壹会儿牛皮哄哄要崛起，壹会儿假装不高兴。如此的语无伦次，折射出朝廷已然步入老年癡呆。所幸的是，国际环境倒是空前有利。外患重重的年代，壹去不复返。只是国运虽好，国家却依然匍伏在日暮途穷的专制集权底下。

清末民初的变局，其实是对商周之交的历史回应。当年历史是如何从诸候联盟变成中央集权的，此刻正在重新变回去。基于时间和空间的旋转性，历史的循环是很容易的，壹如河水打个旋涡。不要以为人类从洞穴时代進化到日新月异的电子时代之后，再也退不回去了。只消壹场原子战争，就可以让人类重新回到洞穴里。历史说漫长很漫长，说短暂又很短暂。既然昨天是从诸候联盟壹步误入中央集权的，难道明天就不可能从中央集权走向民主联邦？毛氏“家天下”说倒就倒，邓氏重建的“党天下”难道真会世代相传？1989年春夏之交的中国，没能实现民主，却已经闻到了自由的芬芳。而自由，乃是民主政治必不可少的人文前提。能够将民主作为政治程序而操作自如的，必定是具有独立人格、能够自由思想的人们。乐观也罢，悲观也罢，历史的这壹页，早晚要翻过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