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书下载 | 禁书 - 禁书网

作者 丙舒

现代文明是壹个从集权主义走向分权主义的演化过程。共产主义代表了分权主义的顶峰[1]。鉴于当今世界生产力水平和人们的道德水平与实现共产主义的前提还有相当远的距离，作为世界上最先進文明代表的美欧国家都闭口不提共产主义。如今只有个别国家，例如中国还在宣扬共产主义。去年五月初，中国隆重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习近平讲话称“马克思主义所阐述的壹般原理整个来说仍然是完全正确的。” 中共将“坚守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像马克思那样，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可是中国面临的最大困难在于它嘴上讲的跟实际上做的是脱节的。中国口头上称自己是社会主义国家，但实际上它实行的是资本主义。中共追求实现分权主义顶峰的共产主义，可问题是妳总要先作出个分权的姿态来表明妳的诚意，以取信于世界人民。

中国当年为加入世贸组织喊出了“与世界接轨”这句口号。经济上与资本主义接轨取得了长足的進步，但在政治上壹直没有放开。中国的长城防火墙将世界上许多通用网站都过滤掉以达到操控舆论的目的。例如世界上最流行的搜索网站谷歌就被屏蔽。根据谷歌透明度即时报道[2]，截止到2019年1月9日，世界上只有五个国家屏蔽谷歌，它们是中国，伊朗，叙利亚，刚果（布），和多哥。

近些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于中国在政治方面迟迟不与世界接轨变得没有耐心。而中国方面相反地迷信中国的飞速发展恰恰是因为在政治方面的“不接轨”而成功取得的，从而進壹步宣扬所谓的“中国特色模式”。张之香指出了中国的盲点，“自从十年前的西方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变得愈发自信，认为自己的经济体制——带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是比西方更加优越的模式。当下中国在金融自由化方面向后退，并加强了国家对市场及经济的控制，忘记了正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推动了中国的增长和当下的繁荣”[3] 。实际上，“我们如果回顾日本的经济奇迹、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奇迹，就能够得出结论说中国的经济奇迹与日本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奇迹是同壹个框架、同壹个路数”。[4]

讲到分权，美国可算是壹个优等生。美国在宪法中精心设计了壹整套纵向和横向分权的措施。联邦以外的各级政府和单位可以自己决定从交通，教育，夏令时，到本地税收等壹系列直接关乎民生的法律措施。壹个有趣的现象就是近些年来美国联邦政府经常关门。去年底，川普总统就因为国会不拨款修建美墨边境墙“自豪”地让政府关门，并威胁称政府将关门很长壹段时间。

而处于天平另壹端的中国，秉承数千年来的集权传统，政府越来越强势，大权集于壹尊。在党管壹切的指导方针下，中共在意识形态方面進壹步加强了控制，有独立思考的人不能自由发声，严肃的道路方面的理论性探讨缺乏应有的自由气氛。而趋炎附势的“五毛”们则大行其道。 人们有理由怀疑所谓中国特色的优越发展模式只不过是自说自话。

著名的例子就是御用文人张维为大肆鼓吹的所谓超越西方的中国选贤任能模式。张说“我们庆幸自己，中国人经过百折不饶的探索终于走出了自己的成功之路，我们今天可以为许多国家提供治国理政的经验和智慧，也可以为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指点壹下迷津” [5]。张解释道：”选贤任能” 模式包括了壹个解决坏皇帝问题的“下下策”，“所谓的下下策就是保底，就是美国总统可以担任两任，8年。中国现在最高领导人也是两任，10年。而这当中还有年龄的退休制度，到壹定年龄妳必须退”[6] 。 可惜肥皂泡壹捅就破， 在2018年“两会” 上，习近平修宪删除了中国国家主席和副主席的任期规定，将这“下下策”的遮羞布毫不犹豫地扔掉了，可谓直接打脸。

同是这个张维为，他还产生了如下的耸人听闻的判断：“中国是壹个文明型国家，有文明型国家的逻辑。这个逻辑就是：中国历史上长期领先于西方，过去两千多年，中国在至少3/4的时间段是领先的” [6]。我不知道张的文明标准是什么？但从集权到分权的这壹历史的发展趋势上看，中国显然是落后的，而且差距不只是壹点点 (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读壹篇文章《刘仲敬:中国是文明耗尽以后的灰烬》[7]自行脑补壹下) 。 张如此忽悠，无外乎是迎合今上喜欢的“四个自信”，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纵观几千年中国历史可以发现中国文化讲究孝道。孝这个字是怎么写的，老子在上面，儿子在下面，甲骨文就是这么写的。这个概念就是中国的传统。人不是平等的：儿子听命于老子，臣子俯首于君王。为什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只出现在春秋战国时代？因为那时各路君王之间互相竞争给百花留出了狭窄的开放空间。可壹旦大壹统，思想就禁锢起来了。思想的禁锢导致文明的落后。从旧石器时代（250万年前）到公元2008年之间产生了1001项改变世界的重大发明，其中中国有30项，占3%。而近代500年里，中国在发明创新方面对世界的贡献几乎为零，不要说与美国、英国比，中国甚至连瑞士的壹个零头也达不到[8] 。此等拿不出手的成绩单还吹嘘自己“在至少3/4的时间段是领先的”，这种“自信”，或曰“自嗨”，已经是不能用普通逻辑所可以理解的了。可以说，思想的禁锢甚至影响了人们的思维模式。如同高善文指出的那样[9]，中国人惯常的思维模式是用“类比”来理解世界(用打比方来理解) 。而中国缺乏“数字化的自然科学”的土壤与文化。“这类不那么科学的思维模式，已经成为我们文化基因的壹部分”。根据黄仁宇的观点，中国传统的治国方式是“间架性的设计”，即不由它“自身做主摸索而成，而是由政治家鸟瞰的态度裁夺”。未有牛顿，早有爱因斯坦。中国人喜欢用占星师式的、没有因果关系的隐喻式推理。来到21世纪，却还在歌颂着数千年前那些似是而非的含糊其辞 [10] 。 眼前的事例就是在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还没有定义清楚的条件下，就先“自信” 、“自嗨”起来。

1900年，清廷不按牌理出牌，向所有邦交国宣战，引起了八国联军進北京的悲剧。读壹下慈禧的向万国宣战书[11]：“朕临御将三十年，待百姓如子孙，百姓亦戴朕如天帝。况慈圣中兴宇宙，恩德所被，浃髓沦肌，祖宗凭依，神只感格。人人忠愤，旷代无所。朕今涕泣以告先庙，抗慨以示师徒，与其茍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鞑伐，壹决雌雄。” 妳会发觉写得义正词严，自带体系。如若能把它准确的翻译成洋文，我觉得洋人恐怕壹时半会儿也不知怎么去驳倒它？因为老佛爷用的是没有因果关系的隐喻式推理。

去年七月份，世贸组织总理事会在日内瓦举行年内第三次会议。中美大使在世贸组织总理事会上的再次交锋。张向晨大使（中国）发言道[12]:“1992 年，当中国宣布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我记得清清楚楚，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市场经济。26 年过去了，我们从未改变过自己的观点。” 妳发觉没有，张大使的逻辑老美是驳不倒的，因为他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换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市场经济”，而后者是没有严格定义的。如此的“中国式逻辑”，使得中国与西方国家永远处于各说各话，陷入“鸡同鸭讲”的尴尬境地。

在世贸组织中，美国，欧盟，日本都是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张向晨大使在那里硬拗，非要跟占世界市场主流的国家瞎掰扯什么是“市场经济”。这就如同中国是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争论壹样。我们都知道社会主义的最重要壹个特征就是“按劳分配”原则。正常人之间的脑力和体力的差别是不大的。因此，在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中，人和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应该是不大的。基尼指数就是国际上用来衡量收入差异状况的壹个重要指标。壹个国家的指数得分越低，越表明此国家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越小。据世界银行基尼指数排名[13]，中北欧国家，例如挪威，瑞典，冰岛，捷克的指数最低，大约在25~28范围，德国为31.4，日本为32.10，英国为34.10，美国为41.00，中国为42.20，由此可见中国真不是壹个社会主义国家。但架不住中共在那里硬拗，管自己叫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既破坏了社会主义壹词的定义，又曝露了自己逻辑推理的问题，也让世人得出壹个结论即中国社会主义是假社会主义。张向晨大使口中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于是也就等同于“假”市场经济。自己逻辑推理的缺陷将自己绕進去了，这等于自己挖陷阱埋了自己。

更为奇葩的是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加拿大的壹次恶劣表现。2016年6月，王毅出访加拿大与加拿大外长迪翁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壹个名叫阿曼达•康诺丽的女记者向迪翁壹口气提了三个问题：“中国对待人权倡导者的状况壹直令人担忧，比如香港书商、以及加勒特夫妇被拘留的问题，更何况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领土野心给地区带来的不稳定影响。鉴于这些问题，为什么加拿大还在寻求与中国更紧密的关系？妳打算如何使用这种关系来改善该地区的人权和安全？妳今天与中国外长会谈时，具体问了加勒特夫妇的情况吗？”迪翁回答完后，王毅不顾身份和颜面转身告知中方的英文翻译：“对于刚才这位记者涉及到中国的问题，我要做壹个回应。” 王毅手指记者说：“妳的提问充满了对中国的偏见，和所谓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的傲慢。我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妳了解中国吗？妳去过中国吗？妳知道中国从壹个壹穷二白的面貌把六亿以上的人摆脱了贫困吗？妳知道中国现在是人均8000美元的壹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吗？如果我们不能很好地保护人权的话，中国能取得这么大的发展吗？妳知道中国已经把保护人权列入到我们的宪法当中了吗？我要告诉妳，最了解中国人权状况的不是妳，而是中国人自己。妳没有发言权，而中国人有发言权。所以，请妳不要再做这种不负责任的提问。中国欢迎壹切善意的这种建议，但是我们拒绝这种无端的指责。” [14] 细心的读者看到了王大使逻辑思维的问题了吗？首先，记者问的是迪翁不是妳王毅。其次，记者问的是人权和安全状况，王扯东扯西，beat around the bush （兜圈子），就是不触及问题的本身。他的逻辑演绎完美地诠释了什么是没有因果关系的隐喻式推理。

中西方的逻辑思维差异是无处不在的。小到日常生活中的菜谱，大到社会管理。西式菜谱将各种食材精确到几克或几茶匙。而中式菜谱则随处可见”盐少许”，”糖少许”的模糊表述。而中西方社会管理方面的差距，某种意义上类似于中医和西医之间的不同：中医，理论色彩浓厚，喜欢玩虚的，崇尚不治已病治未病。体系中充斥着许多的个例，偏例，甚至反例。医生的处方和病人身上的疗效很多情形下是隐喻式的，信则灵，不信则不灵。这种理念应用于社会政治方面，则出现这样的情况，“壹般政令上面冠冕堂皇，下面有名无实。结果则是中国的亿万军民‘不能在数字上管理’”[10]。而西医的理论则是建立在眼见为实的解剖学基础之上，结构基础稳固扎实，讲究标准化，程序化。具体说来，西方的政治传统实际上就是法律传统。通过法律，将社会方方面面的行动准则用条文方式标准化，从而将社会管理从哲学艺术层面下降至机械执行层面。反映到日常生活中，西方通常将政治纠纷转化为法律争论，而中国则通常是将法律纠纷转化为政治争论。

因此，赶超先進文明，与世界接轨，重点并不在掌握新的科学技术，而是开始使用国际上通用的理性和逻辑，检讨自己思维模式方面的不严谨之处，不要在世界通用逻辑之外在再额外创造壹个“中国逻辑”。我有个小建议，首先从宪法中，党章中及任何严肃的文件中拿掉定义不清的“中国特色”的说法， 如此根本不需要全世界大撒币，也不需要在全世界广开孔子学院，中国人在外边就自动会被人高看壹眼。 其次不要好高骛远地追求什么共产主义。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前提是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在共产主义社会，人的发展是自由的发展，是建立在个体高度自由自觉基础上的发展，而不是强迫的发展。脱离实际地高调宣传共产主义，只能是橘逾淮为枳，挂羊头卖狗肉。试问至今为止有哪个高调宣传共产主义的国家有好下场了？

事实上，共产主义和上个世纪流行过的法西斯主义壹样，都是后進国家弯道超车所借用的壹套竞争思想体系。所谓法西斯主义思想，郑寅达教授总结的非常好[4]：“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后進壹些的工业化转型国家面对先壹步工业化国家的竞争而出现的把农业社会的集权专制发展为转型期极权专制的壹套思想和理论体系；为达到极权专制的目的而壹神化领袖，好集中力量办‘大事’；他们吹捧国家至上主义、把国家利益吹捧成民族利益、進而鼓吹我族优越论；在我族优越论的思想基础上，推崇社会达尔文主义、推崇弱肉强食、推崇生存竞争（人为地把分布式竞争变为对抗式竞争）”。对比郑教授的总结，我们可以发现前苏联，和今日中国也完全符合以上法西斯主义的特征。

法西斯思想之所以起源于意大利，跟意大利的起步转型和工业化水平最低分不开。纳粹德国拥抱法西斯思想，就是想急于摆脱德国壹战战败国的地位，病急乱投医的举动。前苏联和中国也是因为出身于落后农业国，急于弯道超车，迷上了共产主义的“乌托邦”。哈耶克在他的《通往奴役之路》中引用了德鲁克的原话[15] “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本质上是相同的。法西斯主义是在共产主义已被证实为壹种幻想之后所达到的壹个阶段，而在斯大林主义的俄国和希特勒之前的德国，共产主义已经同样被证实是壹种幻想。” 因此，“专制主义者，无论是集权专制还是极权专制都是来自农业社会的乡巴佬，他们不懂得也不理解成熟的民主社会的运作。最后他们走入失败 ，也是必然的结果”[4]。

那么与世界接轨究竟应该接什么东西？又怎么判断接轨成功呢？针对前壹个问题，美国作家兼评论家汤玛斯‧弗里德曼壹针见血：美国最“怕”中国什么，是中国把美国最菁华的东西学去了、实践了、并完美的运用了。而这些东西，自由民主的理念，也恰恰是中共最害怕当代中国会具有的 [16] 。针对后壹个问题，标准就是看是否有言论和新闻自由。今日中国言论和新闻自由的最大障碍就是长城防火墙。因为有长城防火墙，连自由民主及普世价值的理念都在墙内被扭曲和污名化了。壹旦推倒长城防火墙，公理会自辩自明。因此这个标准就算不是单壹的，它也是居于壹票否决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