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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丙舒

現代文明是壹個從集權主義走向分權主義的演化過程。共產主義代表了分權主義的頂峰[1]。鑒於當今世界生產力水平和人們的道德水平與實現共產主義的前提還有相當遠的距離，作為世界上最先進文明代表的美歐國家都閉口不提共產主義。如今只有個別國家，例如中國還在宣揚共產主義。去年五月初，中國隆重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習近平講話稱「馬克思主義所闡述的壹般原理整個來說仍然是完全正確的。」 中共將「堅守共產黨人的理想信念，像馬克思那樣，為共產主義奮鬥終身。」 可是中國面臨的最大困難在於它嘴上講的跟實際上做的是脫節的。中國口頭上稱自己是社會主義國家，但實際上它實行的是資本主義。中共追求實現分權主義頂峰的共產主義，可問題是妳總要先作出個分權的姿態來表明妳的誠意，以取信於世界人民。

中國當年為加入世貿組織喊出了「與世界接軌」這句口號。經濟上與資本主義接軌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在政治上壹直沒有放開。中國的長城防火牆將世界上許多通用網站都過濾掉以達到操控輿論的目的。例如世界上最流行的搜索網站谷歌就被屏蔽。根據谷歌透明度即時報道[2]，截止到2019年1月9日，世界上只有五個國家屏蔽谷歌，它們是中國，伊朗，敘利亞，剛果（布），和多哥。

近些年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於中國在政治方面遲遲不與世界接軌變得沒有耐心。而中國方面相反地迷信中國的飛速發展恰恰是因為在政治方面的「不接軌」而成功取得的，從而進壹步宣揚所謂的「中國特色模式」。張之香指出了中國的盲點，「自從十年前的西方金融危機以來，中國變得愈發自信，認為自己的經濟體制——帶有中國特色的發展——是比西方更加優越的模式。當下中國在金融自由化方面向後退，並加強了國家對市場及經濟的控制，忘記了正是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推動了中國的增長和當下的繁榮」[3] 。實際上，「我們如果回顧日本的經濟奇迹、亞洲四小龍的經濟奇迹，就能夠得出結論說中國的經濟奇迹與日本亞洲四小龍的經濟奇迹是同壹個框架、同壹個路數」。[4]

講到分權，美國可算是壹個優等生。美國在憲法中精心設計了壹整套縱向和橫向分權的措施。聯邦以外的各級政府和單位可以自己決定從交通，教育，夏令時，到本地稅收等壹系列直接關乎民生的法律措施。壹個有趣的現象就是近些年來美國聯邦政府經常關門。去年底，川普總統就因為國會不撥款修建美墨邊境牆「自豪」地讓政府關門，並威脅稱政府將關門很長壹段時間。

而處於天平另壹端的中國，秉承數千年來的集權傳統，政府越來越強勢，大權集於壹尊。在黨管壹切的指導方針下，中共在意識形態方面進壹步加強了控制，有獨立思考的人不能自由發聲，嚴肅的道路方面的理論性探討缺乏應有的自由氣氛。而趨炎附勢的「五毛」們則大行其道。 人們有理由懷疑所謂中國特色的優越發展模式只不過是自說自話。

著名的例子就是御用文人張維為大肆鼓吹的所謂超越西方的中國選賢任能模式。張說「我們慶幸自己，中國人經過百折不饒的探索終於走出了自己的成功之路，我們今天可以為許多國家提供治國理政的經驗和智慧，也可以為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國家指點壹下迷津」 [5]。張解釋道：」選賢任能」 模式包括了壹個解決壞皇帝問題的「下下策」，「所謂的下下策就是保底，就是美國總統可以擔任兩任，8年。中國現在最高領導人也是兩任，10年。而這當中還有年齡的退休制度，到壹定年齡妳必須退」[6] 。 可惜肥皂泡壹捅就破， 在2018年「兩會」 上，習近平修憲刪除了中國國家主席和副主席的任期規定，將這「下下策」的遮羞布毫不猶豫地扔掉了，可謂直接打臉。

同是這個張維為，他還產生了如下的聳人聽聞的判斷：「中國是壹個文明型國家，有文明型國家的邏輯。這個邏輯就是：中國歷史上長期領先於西方，過去兩千多年，中國在至少3/4的時間段是領先的」 [6]。我不知道張的文明標準是什麼？但從集權到分權的這壹歷史的發展趨勢上看，中國顯然是落後的，而且差距不只是壹點點 (感興趣的讀者可以讀壹篇文章《劉仲敬:中國是文明耗盡以後的灰燼》[7]自行腦補壹下) 。 張如此忽悠，無外乎是迎合今上喜歡的「四個自信」，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縱觀幾千年中國歷史可以發現中國文化講究孝道。孝這個字是怎麼寫的，老子在上面，兒子在下面，甲骨文就是這麼寫的。這個概念就是中國的傳統。人不是平等的：兒子聽命于老子，臣子俯首于君王。為什麼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只出現在春秋戰國時代？因為那時各路君王之間互相競爭給百花留出了狹窄的開放空間。可壹旦大壹統，思想就禁錮起來了。思想的禁錮導致文明的落後。從舊石器時代（250萬年前）到公元2008年之間產生了1001項改變世界的重大發明，其中中國有30項，佔3%。而近代500年裡，中國在發明創新方面對世界的貢獻幾乎為零，不要說與美國、英國比，中國甚至連瑞士的壹個零頭也達不到[8] 。此等拿不出手的成績單還吹噓自己「在至少3/4的時間段是領先的」，這種「自信」，或曰「自嗨」，已經是不能用普通邏輯所可以理解的了。可以說，思想的禁錮甚至影響了人們的思維模式。如同高善文指出的那樣[9]，中國人慣常的思維模式是用「類比」來理解世界(用打比方來理解) 。而中國缺乏「數字化的自然科學」的土壤與文化。「這類不那麼科學的思維模式，已經成為我們文化基因的壹部分」。根據黃仁宇的觀點，中國傳統的治國方式是「間架性的設計」，即不由它「自身做主摸索而成，而是由政治家鳥瞰的態度裁奪」。未有牛頓，早有愛因斯坦。中國人喜歡用占星師式的、沒有因果關係的隱喻式推理。來到21世紀，卻還在歌頌著數千年前那些似是而非的含糊其辭 [10] 。 眼前的事例就是在什麼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還沒有定義清楚的條件下，就先「自信」 、「自嗨」起來。

1900年，清廷不按牌理出牌，向所有邦交國宣戰，引起了八國聯軍進北京的悲劇。讀壹下慈禧的向萬國宣戰書[11]：「朕臨御將三十年，待百姓如子孫，百姓亦戴朕如天帝。況慈聖中興宇宙，恩德所被，浹髓淪肌，祖宗憑依，神只感格。人人忠憤，曠代無所。朕今涕泣以告先廟，抗慨以示師徒，與其茍且圖存，貽羞萬古，孰若大張韃伐，壹決雌雄。」 妳會發覺寫得義正詞嚴，自帶體系。如若能把它準確的翻譯成洋文，我覺得洋人恐怕壹時半會兒也不知怎麼去駁倒它？因為老佛爺用的是沒有因果關係的隱喻式推理。

去年七月份，世貿組織總理事會在日內瓦舉行年內第三次會議。中美大使在世貿組織總理事會上的再次交鋒。張向晨大使（中國）發言道[12]:「1992 年，當中國宣布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時，我記得清清楚楚，我們所說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市場經濟。26 年過去了，我們從未改變過自己的觀點。」 妳發覺沒有，張大使的邏輯老美是駁不倒的，因為他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換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市場經濟」，而後者是沒有嚴格定義的。如此的「中國式邏輯」，使得中國與西方國家永遠處於各說各話，陷入「雞同鴨講」的尷尬境地。

在世貿組織中，美國，歐盟，日本都是不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的。張向晨大使在那裡硬拗，非要跟佔世界市場主流的國家瞎掰扯什麼是「市場經濟」。這就如同中國是不是社會主義國家的爭論壹樣。我們都知道社會主義的最重要壹個特徵就是「按勞分配」原則。正常人之間的腦力和體力的差別是不大的。因此，在真正的社會主義國家中，人和人之間的收入差距應該是不大的。基尼指數就是國際上用來衡量收入差異狀況的壹個重要指標。壹個國家的指數得分越低，越表明此國家居民內部收入分配差異越小。據世界銀行基尼指數排名[13]，中北歐國家，例如挪威，瑞典，冰島，捷克的指數最低，大約在25~28範圍，德國為31.4，日本為32.10，英國為34.10，美國為41.00，中國為42.20，由此可見中國真不是壹個社會主義國家。但架不住中共在那裡硬拗，管自己叫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既破壞了社會主義壹詞的定義，又曝露了自己邏輯推理的問題，也讓世人得出壹個結論即中國社會主義是假社會主義。張向晨大使口中的「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於是也就等同於「假」市場經濟。自己邏輯推理的缺陷將自己繞進去了，這等於自己挖陷阱埋了自己。

更為奇葩的是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在加拿大的壹次惡劣表現。2016年6月，王毅出訪加拿大與加拿大外長迪翁舉行聯合新聞發布會。壹個名叫阿曼達•康諾麗的女記者向迪翁壹口氣提了三個問題：「中國對待人權倡導者的狀況壹直令人擔憂，比如香港書商、以及加勒特夫婦被拘留的問題，更何況中國在南中國海的領土野心給地區帶來的不穩定影響。鑒於這些問題，為什麼加拿大還在尋求與中國更緊密的關係？妳打算如何使用這種關係來改善該地區的人權和安全？妳今天與中國外長會談時，具體問了加勒特夫婦的情況嗎？」迪翁回答完后，王毅不顧身份和顏面轉身告知中方的英文翻譯：「對於剛才這位記者涉及到中國的問題，我要做壹個回應。」 王毅手指記者說：「妳的提問充滿了對中國的偏見，和所謂不知道從什麼地方來的傲慢。我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妳了解中國嗎？妳去過中國嗎？妳知道中國從壹個壹窮二白的面貌把六億以上的人擺脫了貧困嗎？妳知道中國現在是人均8000美元的壹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嗎？如果我們不能很好地保護人權的話，中國能取得這麼大的發展嗎？妳知道中國已經把保護人權列入到我們的憲法當中了嗎？我要告訴妳，最了解中國人權狀況的不是妳，而是中國人自己。妳沒有發言權，而中國人有發言權。所以，請妳不要再做這種不負責任的提問。中國歡迎壹切善意的這種建議，但是我們拒絕這種無端的指責。」 [14] 細心的讀者看到了王大使邏輯思維的問題了嗎？首先，記者問的是迪翁不是妳王毅。其次，記者問的是人權和安全狀況，王扯東扯西，beat around the bush （兜圈子），就是不觸及問題的本身。他的邏輯演繹完美地詮釋了什麼是沒有因果關係的隱喻式推理。

中西方的邏輯思維差異是無處不在的。小到日常生活中的菜譜，大到社會管理。西式菜譜將各種食材精確到幾克或幾茶匙。而中式菜譜則隨處可見」鹽少許」，」糖少許」的模糊表述。而中西方社會管理方面的差距，某種意義上類似於中醫和西醫之間的不同：中醫，理論色彩濃厚，喜歡玩虛的，崇尚不治已病治未病。體系中充斥著許多的個例，偏例，甚至反例。醫生的處方和病人身上的療效很多情形下是隱喻式的，信則靈，不信則不靈。這種理念應用於社會政治方面，則出現這樣的情況，「壹般政令上面冠冕堂皇，下面有名無實。結果則是中國的億萬軍民『不能在數字上管理』」[10]。而西醫的理論則是建立在眼見為實的解剖學基礎之上，結構基礎穩固紮實，講究標準化，程序化。具體說來，西方的政治傳統實際上就是法律傳統。通過法律，將社會方方面面的行動準則用條文方式標準化，從而將社會管理從哲學藝術層面下降至機械執行層面。反映到日常生活中，西方通常將政治糾紛轉化為法律爭論，而中國則通常是將法律糾紛轉化為政治爭論。

因此，趕超先進文明，與世界接軌，重點並不在掌握新的科學技術，而是開始使用國際上通用的理性和邏輯，檢討自己思維模式方面的不嚴謹之處，不要在世界通用邏輯之外在再額外創造壹個「中國邏輯」。我有個小建議，首先從憲法中，黨章中及任何嚴肅的文件中拿掉定義不清的「中國特色」的說法， 如此根本不需要全世界大撒幣，也不需要在全世界廣開孔子學院，中國人在外邊就自動會被人高看壹眼。 其次不要好高騖遠地追求什麼共產主義。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社會的前提是物質財富極大豐富、人民精神境界極大提高。在共產主義社會，人的發展是自由的發展，是建立在個體高度自由自覺基礎上的發展，而不是強迫的發展。脫離實際地高調宣傳共產主義，只能是橘逾淮為枳，掛羊頭賣狗肉。試問至今為止有哪個高調宣傳共產主義的國家有好下場了？

事實上，共產主義和上個世紀流行過的法西斯主義壹樣，都是后進國家彎道超車所借用的壹套競爭思想體系。所謂法西斯主義思想，鄭寅達教授總結的非常好[4]：「在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過程中，后進壹些的工業化轉型國家面對先壹步工業化國家的競爭而出現的把農業社會的集權專制發展為轉型期極權專制的壹套思想和理論體系；為達到極權專制的目的而壹神化領袖，好集中力量辦『大事』；他們吹捧國家至上主義、把國家利益吹捧成民族利益、進而鼓吹我族優越論；在我族優越論的思想基礎上，推崇社會達爾文主義、推崇弱肉強食、推崇生存競爭（人為地把分散式競爭變為對抗式競爭）」。對比鄭教授的總結，我們可以發現前蘇聯，和今日中國也完全符合以上法西斯主義的特徵。

法西斯思想之所以起源於義大利，跟義大利的起步轉型和工業化水平最低分不開。納粹德國擁抱法西斯思想，就是想急於擺脫德國壹戰戰敗國的地位，病急亂投醫的舉動。前蘇聯和中國也是因為出身於落後農業國，急於彎道超車，迷上了共產主義的「烏托邦」。哈耶克在他的《通往奴役之路》中引用了德魯克的原話[15] 「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本質上是相同的。法西斯主義是在共產主義已被證實為壹種幻想之後所達到的壹個階段，而在斯大林主義的俄國和希特勒之前的德國，共產主義已經同樣被證實是壹種幻想。」 因此，「專制主義者，無論是集權專制還是極權專制都是來自農業社會的鄉巴佬，他們不懂得也不理解成熟的民主社會的運作。最後他們走入失敗 ，也是必然的結果」[4]。

那麼與世界接軌究竟應該接什麼東西？又怎麼判斷接軌成功呢？針對前壹個問題，美國作家兼評論家湯瑪斯‧弗里德曼壹針見血：美國最「怕」中國什麼，是中國把美國最菁華的東西學去了、實踐了、並完美的運用了。而這些東西，自由民主的理念，也恰恰是中共最害怕當代中國會具有的 [16] 。針對后壹個問題，標準就是看是否有言論和新聞自由。今日中國言論和新聞自由的最大障礙就是長城防火牆。因為有長城防火牆，連自由民主及普世價值的理念都在牆內被扭曲和污名化了。壹旦推倒長城防火牆，公理會自辯自明。因此這個標準就算不是單壹的，它也是居於壹票否決的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