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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中国网友

生活在极权社会如果良知未泯将是极为痛苦，更是难以忍受的，这种内在的折磨是基于对自由的渴望与对暴虐的无能为力。在极权社会最可悲的并非是被奴役的不自由，而是已习惯于不自由。当逆来顺受成为常态，弯曲的脊梁就会成为暴君踩踏的台阶。壹再的容忍并不能换来独裁者适可而止的满足，而不断拉低的底线反而会像升旗的绳索壹样将它拱上天。

我们不得不承认文明的两大毒瘤，极权主义与执念宗教（源于中东），在扼杀自由方面做得都非常成功，它们壹个伤害着我们，壹个威胁著人类。它们对文明的毁坏是无以复加的，极权主义具有剧烈催毁自由，同时又损害自身的特点。它巨大的能量不光能吞噬文明本身，也使自身承受了毁灭性的损伤，这种毁灭性的损伤来源于意识形态与人类追求的是与愿违。＃作者：身在古拉格群岛＃

当意识形态不可逆转的走向消亡时，它统治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将会完全丧失，并不可避免的步入自身所制造的危机之中，即便侥幸茍延残喘，它也无法摆脱危机深重的恐惧感。当它们找不到任何信念来填充统治的肚皮时，饥不择食将会使它们陷入不可预知的疯狂，而这没有胜算的豪赌所要支付的代价，却是施暴者所无法承受的。被压迫的受虐者虽然也要遭受痛苦的痉挛，但这是去除病痛所必须面对的。这壹切不以后者的意志为转移，没有选择权的后者他只能被动接受。而被动的最后将会变为主动，而这种转变将会改变我们的状态。

极权主义早已失去了已往的生命力，正无可挽回的走向消亡，而暴虐卷土重来的反复与增长，都不过是徒劳无益的回光返照而已。暴力、谎言与分化手段虽仍能驱使民众就范，但理想幻灭的经历却使他们比已往更加圆滑。煽动民众的渔利手段表面看似狂热而有效，实则充满了功利的算计与局限。这些善于算计趋利避害的墙头草，虽然能跟极权主义在某种程度上达成默契，但如若没有可预知的安全性，他们绝对不会以身犯险。



被操纵的民族主义与张扬算计的民族情绪，并不能挽救极权主义的衰亡，它不过是病入膏肓的麻醉剂而已。麻醉剂虽能减轻病痛，但却无法控制病情的恶化，而使用过程所产生的耐药性同样具有危害。所以极权主义虚张声势的民族主义情绪，并不能使其摆脱困境。没有献身精神，只有爱国伪装的宵小，更不会危害日后的宪政民主，因为没有持守的草包只为强势者马首是瞻，它们适应环境的超强能力远胜于变色龙，识时务的自我调整总是那样的恰当其份。

它们比不得已的顺民，更懂得如何规避风险，但是在安全的条件下，只要给它壹点点温度，它就会燃烧。它们的可塑性极高，温差的变化就能改变它们的形体。但“民族主义”柔软无骨的伸缩性却无法支撑极权铁幕将要倒塌的沈重。没有献身精神的民族主义不过是阳痿者的意淫，扯去它们爱国的伪装，他们不过是随极权摇摆的垃圾而已。它们除了能给人们带来恶心感，其实根本无力阻挡什么。民族主义之于极权制度，如同是饥饿中碰到烫手山芋，吞又吞不得，不吃又没得选。玩假的虽能转移矛盾，但收回总会招致不满，玩真的制度原罪，政治腐败会把自己玩死。

极权制度下民众的狂热往往不具有倾向性，他不过是政治延伸所需要的壹种表现。而且民众从来都不是追求真理的圣徒，他们往往不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煽惑性的谎言如若对其有利，他们会无视荒谬的存在，而法律的纵容更是乌合之众的宣泄便利。其实民主社会的人们也不见得更高明，只不过法律的可预知性不能为其提供便利而已。

中国衍生暴民、愚民的根源是专制统治，正是因为政治统治的硬性干预，才导致暴民、愚民的戏码不断上演。徐继畬、郭嵩焘、覃嗣同等壹大批传统士人对西学的倾倒，正是看重了我们所缺乏的权力制衡与主权在民的理念，他们的毅然决然是摆脱千年窠臼，文化舒展的自然结合，而极权主义的兴起使这壹过程遭受重挫。同样西方晚近兴起的个体自由，在我们的文化中更近于模糊而贫乏，但不意味着我们就与其绝缘。我们的文化没有执念宗教显性排斥，强性对抗的反文明特点。西方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与个体自由的文明观念之于我们，如同缺钙的体质需要钙质的补充壹般。不合适的不是我们的文化，而是我们旧有的制度。

现今民之愚、弱、贫、穷是专制统治的产物，无信仰无文化的内在真空，暴力压制的分化，权力通吃的无底线，恐惧引起的权力崇拜，生存所迫的算计，摧毁道德准则民众无所适从的茍活哲学，扼杀独立思考能力的奴化教育正是它疯长蔓延的温床。只要制度不改变，固有的思维模式就不可能得到遏制，自扫门前雪的冷漠麻木也将会持续。由于极权社会的生存需要，自我保护会成为壹种潜意识，为了保全自身他会自动屏蔽罪恶，并以冷漠与麻木相对。这不是文化优劣性的表现，这是极权制度外部刺激的保护反应。

当自身处于不安全状态，他人的苦难更像是对自己的警示。警示所产生的效果往往不会激发人们的勇气，反而会引起的侥幸心理的懦弱。被奴役的人们更像是网里的鱼，在即刻的危险中，他们更多的想通过缝隙脱身，而不是撕毁网的束缚。这并不是民族劣根性的表现，而是生存所带有的人性弱点。极权烈度的差别决定了民族弯曲的程度，这如同在不同的温度中需要不同的保护措施壹般，所以没有人敢赤身裸体的对抗严寒，更没有人在矮檐下不低头把自己撞死。

酷烈的暴政人们往往没有反抗的机会，所以他的爆发总要延宕到松动之时。当外部压力稍有缓解，又不能全部改变时，剩余的暴政将使人们不能容忍。极权的弱化是不可逆转的，并非是其善意的调整。由于掠夺破坏的不可持续性，猎杀已无法维持原本的需求。而模式转变的圈养却能更好的维持索取的状态，并能使挥霍得到平衡。极权主义无度破坏很难维持的壹个重要原因：是破坏所导致的物质匮乏，也同样使他无法维持极权制度的有效运转。

出于统治考量，出于乞丐盗贼的思维模式，长期饭票显然优于杀鸡取卵的吃上顿没下顿。这种转变虽使极权制度得以茍延残喘，但也增加了它的运转成本。为了维持原有的统治模式，而又避免竭泽而渔的过高成本，它不得不通过叠床架屋的行政扩张来加以填补。由此产生的行政臃肿不可避免阻遏了行动的力度，反应的灵敏性，它也就不可逆转的走向了消亡。极权制度在它的消亡期仍显得异常强大，暴虐也仍能吞噬自由，但老化锈蚀的机体却已十分羸弱，壹阵风对它来说都可能是致命的。

萎缩的暴政像酒精中毒的肝脏，已往代谢的能力已明显减弱，曾经的分解作用也正逐渐丧失。他看起来虽依旧强大，但肝功已经无法承受酒精的摄取，妄想保持曾经的酒量后果可想而知。我们无法预测撂倒它的是茅台，还是老白干，但可以肯定酗酒的机会已经不多了。

极权制度虽已力不从心，但绝不会放弃困兽犹斗的垂死挣扎。在无力感与恐惧交织的麻木中，我们无法预测压垮跛脚骆驼的会是那根稻草，但是可以肯定没有早已叠加的稻草，就不可能产生最后催毁的效力。同样没有前人试错经验的累积与先辈鲜血遍地的抗争，就不可能成就我们的高度与份量，而这却常常被自以为是的人所忽略，由于他们将经验所累积的认知定义为错误的超前意识，以自身的先验性否定前者不可避免的试错，并以理性与否分析历史与社会的演進过程。

他们恰恰忽略了个人利益取舍的冲突，与其所蕴含的偶然性。理性在经验的基础上有解决当前问题的能力，但它却不具备超前设计的先验性。这好比是机械设计，它首先要经过实践的检验，而非知识局限性的空想。因为即便是再聪明的人，也无法预料操作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全盘否定前人经验，尽数催毁已有道德，他不但不能重建秩序，反而会陷入无序的混乱。

有人将理性设计的失败归咎于群体不可理喻的国民性，并以种族或文化优劣论为自己的愚蠢進行辩护。而这既有“精英”偏狭的蔑视，也包含宗教偏见的无知，他们总是用壹种必然性的偏执，曲解政治现实所造成的不堪，并用想当然的理解能力乱下结论。他们首先是将错误的主观理性赋予群体，以理想化的谬误塑造他的形态，忽视了群体无意识，无责任的共通属性，更是对群体不善思辨，时而狂热激情，时而懦弱卑微的不甚了解。

群体因为不具思辨的能力，所以总被煽动性的口号所迷惑。它的表现经常极为矛盾，在激情狂热的状态下，高尚与粗暴两面性的呈现是其特有的外在形式。任何基于情感的理想化不过是错置的幻像而已。群体激情之所以不乏献身精神的狂热，是抽象化的理念更具迷惑性，也更符合多数人盲从的心理需求。群体因人多势重所产生的强大感，也很容易驱使人们丧失个人所具有的特性。所以对民族或群体而言，他们从来就不具备理性，他们带有的往往是激情。激情如同是致幻的神经药物，理性对它根本就不起作用。所以群体不会比哈耶克更有智慧，也不会比文天祥更有气节。除了反文明的执念宗教，各个种族并没有很大的区别，智力也许存在差异，但群体几乎没有差别。

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文明的進程会不可避免的产生差异。这如同是壹场文明演進的马拉松，领先与落后都实属正常。与个人赛跑不同的是；族群没有个人体能与技能的局限性，但却受制于自由程度的不同。自暴秦以降，每个时期的专制虽有不同，但文化自由却已不复存在，统治需求的儒表法里与天然的地理环境，在无可比性的文化接触中日渐封闭。我们的文化传统中的道家与墨家并不抵制民主宪政，政治传统却不能与其相容。由于皇权时代权利与义务的不对等，我们自行产生西方式的民主制度几乎是不可能。不能自行产生民主制度，却并不意味着我们就无法运用它。这如同不会造车的人，并不意味着就不适合驾驶壹般。民主制度对极权国家而言不是民众不适合宪政民主，而是权力阶层的利益无法与其兼容，只有他们有能力对其進行恶意干预，相反民众没有任何硬性的介入能力。

那些带有种族主义观点的人，无论是肯定性的拔高还是否定性的贬低，都存在显而易见的主观性偏狭，他们更多不是基于事实，而是无理性的谬误，由此产生的傲慢与偏见也就在所难免。虽然肯定性的拔高很容易陷入种族优越论的怪圈，情感带有的盲目时常导致群体主义倾向，但他对反文明的执念宗教却具有先天的抗拒性。与否定性的贬低相比，前者反极权的意愿更为积极，只要他不倡导群体主义排斥个人自由，基于情感的民族主义就不会产生危害。＃作者：身在古拉格群岛＃

但否定性的贬低显然已经不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而是对弱者傲慢的嘲讽与不加掩饰的毫无怜悯，它与肯定性的拔高相比显然更为有害。从客观上他们用国民素质或文化优劣论，为暴虐统治提供合理性，用充满偏见的民族性为苦难進行注解。他们不去审视罪恶产生的根源，却总喜欢用不屑放大受害者的责任。可怜之人其行为必有苛责之处，但暴虐产生的苦难却不能归咎于弱者。“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统治者”完全是不加论证的偏见，更是对历史无知的想当然。这种论调不光是消积的，也是对暴虐统治直接性的帮腔。

人们应该尽量避免情绪化的纷争，防范左倾群体主义不加区别的包容，这有利于摆脱极权后的秩序重建。在未达到目的之前，最可怕的不是人们的麻木。而是知识人不知所以的价值混乱，这种混乱将会加大后期所要付出的成本。我的论调并非要统壹观念，更无意扼杀不同的声音，而是要说明壹个评判标准。个人在观念上有其好恶这无可厚非，但价值取向若不以个人自由为依据，那就可能会滑入非理性的偏执。

现在甚嚣其上的独统之论，无不是主观的以己之见代众人。他们忽略了决定两种形态的选择权是生活其上的多数人，而非他们价值取向的狂妄。独立或统壹它只是壹种生活状态，它并不是我们要达到的壹种目的。国家形式或者政治形态最重要的不是独立或统壹，而是是否尊重个人权利，并确保自由不受侵害。

而刘仲敬、廖亦武之流偏激的分离论，更像是壹种高调的政治正确。他们并没有考虑执念宗教占优势的新疆、宁夏等地如若独立，处于劣势的在地华人会有何种命运。由于执念宗教所带有的强烈排它性，我们不得不防范类似同治陜甘之乱的威胁。已经有太多的事实证明，它们喜欢用最为极端的方式剥夺人们的自由。＃作者：身在古拉格群岛＃

由于没有藏人佛教非暴力的和平倾向，它们的独立对自由将是灾难性的冲击，因此摆脱奴役状态的我们，有必要使用军事手段对其進行弹压，以确保在地华人的安全。这不是大民族主义要维护国家统壹的嚣张，而是为了维护个体生命免遭屠戮的防卫。人人都有自由的权利，但我们却不能给罪犯伤害我们的自由。由于台湾、西藏不具有执念宗教的破坏性，所以我们应该尊重他们的自由选择。任何企图使用武力干涉台湾华人选择，藏人自由意愿的皆为害国之民贼！

此篇虽有重复前文之言，但因其必要性不得不着重加以阐明，并希望对当下的纷乱有所裨益。制度、文化、国民与观念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不健康的制度不可能产生出健康的文化，而文化健康与否却关系不到权势者对利益的取舍。取舍造就的制度走向，被奴役的国民并不能决定，但错误的观念却会加深国民的伤害。

如果“精英们”标榜著匡扶天下，却蠢到连常识都不具备，或聪明到连常识都不讲，那他们还有什么价值？看看那些君子疾夫所欲，必为之词的家伙，妳们连知识人的本份都没尽到，还有什么脸怨这个怪那个？我尊妳们的学术言论自由，但鄙视妳们的不知所谓。这个民族最可悲的不光是民众的麻木，还有知识人自以为是的愚蠢。在此诚危急存亡之秋，我们有必要认请形势，以免再此步入歧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