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制統治創造的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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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制統治創造的災難
作者 中國網友
生活在極權社會如果良知未泯將是極為痛苦,更是難以忍受的,這種內在的折磨是基於對自由的渴望與對暴虐的無能為力。在極權社會最可悲的並非是被奴役的不自由,而是已習慣於不自由。當逆來順受成為常態,彎曲的脊樑就會成為暴君踩踏的台階。壹再的容忍並不能換來獨裁者適可而止的滿足,而不斷拉低的底線反而會像升旗的繩索壹樣將它拱上天。
我們不得不承認文明的兩大毒瘤,極權主義與執念宗教(源於中東),在扼殺自由方面做得都非常成功,它們壹個傷害著我們,壹個威脅著人類。它們對文明的毀壞是無以復加的,極權主義具有劇烈催毀自由,同時又損害自身的特點。它巨大的能量不光能吞噬文明本身,也使自身承受了毀滅性的損傷,這種毀滅性的損傷來源於意識形態與人類追求的是與願違。#作者:身在古拉格群島#
當意識形態不可逆轉的走向消亡時,它統治的合法性與合理性將會完全喪失,並不可避免的步入自身所製造的危機之中,即便僥倖茍延殘喘,它也無法擺脫危機深重的恐懼感。當它們找不到任何信念來填充統治的肚皮時,飢不擇食將會使它們陷入不可預知的瘋狂,而這沒有勝算的豪賭所要支付的代價,卻是施暴者所無法承受的。被壓迫的受虐者雖然也要遭受痛苦的痙攣,但這是去除病痛所必須面對的。這壹切不以後者的意志為轉移,沒有選擇權的後者他只能被動接受。而被動的最後將會變為主動,而這種轉變將會改變我們的狀態。
極權主義早已失去了已往的生命力,正無可挽回的走向消亡,而暴虐捲土重來的反覆與增長,都不過是徒勞無益的迴光返照而已。暴力、謊言與分化手段雖仍能驅使民眾就範,但理想幻滅的經歷卻使他們比已往更加圓滑。煽動民眾的漁利手段表面看似狂熱而有效,實則充滿了功利的算計與局限。這些善於算計趨利避害的牆頭草,雖然能跟極權主義在某種程度上達成默契,但如若沒有可預知的安全性,他們絕對不會以身犯險。
被操縱的民族主義與張揚算計的民族情緒,並不能挽救極權主義的衰亡,它不過是病入膏肓的麻醉劑而已。麻醉劑雖能減輕病痛,但卻無法控制病情的惡化,而使用過程所產生的耐藥性同樣具有危害。所以極權主義虛張聲勢的民族主義情緒,並不能使其擺脫困境。沒有獻身精神,只有愛國偽裝的宵小,更不會危害日後的憲政民主,因為沒有持守的草包只為強勢者馬首是瞻,它們適應環境的超強能力遠勝於變色龍,識時務的自我調整總是那樣的恰當其份。
它們比不得已的順民,更懂得如何規避風險,但是在安全的條件下,只要給它壹點點溫度,它就會燃燒。它們的可塑性極高,溫差的變化就能改變它們的形體。但「民族主義」柔軟無骨的伸縮性卻無法支撐極權鐵幕將要倒塌的沈重。沒有獻身精神的民族主義不過是陽痿者的意淫,扯去它們愛國的偽裝,他們不過是隨極權搖擺的垃圾而已。它們除了能給人們帶來噁心感,其實根本無力阻擋什麼。民族主義之於極權制度,如同是飢餓中碰到燙手山芋,吞又吞不得,不吃又沒得選。玩假的雖能轉移矛盾,但收回總會招致不滿,玩真的制度原罪,政治腐敗會把自己玩死。
極權制度下民眾的狂熱往往不具有傾向性,他不過是政治延伸所需要的壹種表現。而且民眾從來都不是追求真理的聖徒,他們往往不具備獨立思考的能力,煽惑性的謊言如若對其有利,他們會無視荒謬的存在,而法律的縱容更是烏合之眾的宣洩便利。其實民主社會的人們也不見得更高明,只不過法律的可預知性不能為其提供便利而已。
中國衍生暴民、愚民的根源是專制統治,正是因為政治統治的硬性干預,才導致暴民、愚民的戲碼不斷上演。徐繼畬、郭嵩燾、覃嗣同等壹大批傳統士人對西學的傾倒,正是看重了我們所缺乏的權力制衡與主權在民的理念,他們的毅然決然是擺脫千年窠臼,文化舒展的自然結合,而極權主義的興起使這壹過程遭受重挫。同樣西方晚近興起的個體自由,在我們的文化中更近於模糊而貧乏,但不意味著我們就與其絕緣。我們的文化沒有執念宗教顯性排斥,強性對抗的反文明特點。西方三權分立的政治制度,與個體自由的文明觀念之於我們,如同缺鈣的體質需要鈣質的補充壹般。不合適的不是我們的文化,而是我們舊有的制度。
現今民之愚、弱、貧、窮是專制統治的產物,無信仰無文化的內在真空,暴力壓制的分化,權力通吃的無底線,恐懼引起的權力崇拜,生存所迫的算計,摧毀道德準則民眾無所適從的茍活哲學,扼殺獨立思考能力的奴化教育正是它瘋長蔓延的溫床。只要制度不改變,固有的思維模式就不可能得到遏制,自掃門前雪的冷漠麻木也將會持續。由於極權社會的生存需要,自我保護會成為壹種潛意識,為了保全自身他會自動屏蔽罪惡,並以冷漠與麻木相對。這不是文化優劣性的表現,這是極權制度外部刺激的保護反應。
當自身處於不安全狀態,他人的苦難更像是對自己的警示。警示所產生的效果往往不會激發人們的勇氣,反而會引起的僥倖心理的懦弱。被奴役的人們更像是網裡的魚,在即刻的危險中,他們更多的想通過縫隙脫身,而不是撕毀網的束縛。這並不是民族劣根性的表現,而是生存所帶有的人性弱點。極權烈度的差別決定了民族彎曲的程度,這如同在不同的溫度中需要不同的保護措施壹般,所以沒有人敢赤身裸體的對抗嚴寒,更沒有人在矮檐下不低頭把自己撞死。
酷烈的暴政人們往往沒有反抗的機會,所以他的爆發總要延宕到鬆動之時。當外部壓力稍有緩解,又不能全部改變時,剩餘的暴政將使人們不能容忍。極權的弱化是不可逆轉的,並非是其善意的調整。由於掠奪破壞的不可持續性,獵殺已無法維持原本的需求。而模式轉變的圈養卻能更好的維持索取的狀態,並能使揮霍得到平衡。極權主義無度破壞很難維持的壹個重要原因:是破壞所導致的物質匱乏,也同樣使他無法維持極權制度的有效運轉。
出於統治考量,出於乞丐盜賊的思維模式,長期飯票顯然優於殺雞取卵的吃上頓沒下頓。這種轉變雖使極權制度得以茍延殘喘,但也增加了它的運轉成本。為了維持原有的統治模式,而又避免竭澤而漁的過高成本,它不得不通過疊床架屋的行政擴張來加以填補。由此產生的行政臃腫不可避免阻遏了行動的力度,反應的靈敏性,它也就不可逆轉的走向了消亡。極權制度在它的消亡期仍顯得異常強大,暴虐也仍能吞噬自由,但老化鏽蝕的機體卻已十分羸弱,壹陣風對它來說都可能是致命的。
萎縮的暴政像酒精中毒的肝臟,已往代謝的能力已明顯減弱,曾經的分解作用也正逐漸喪失。他看起來雖依舊強大,但肝功已經無法承受酒精的攝取,妄想保持曾經的酒量後果可想而知。我們無法預測撂倒它的是茅台,還是老白乾,但可以肯定酗酒的機會已經不多了。
極權制度雖已力不從心,但絕不會放棄困獸猶鬥的垂死掙扎。在無力感與恐懼交織的麻木中,我們無法預測壓垮跛腳駱駝的會是那根稻草,但是可以肯定沒有早已疊加的稻草,就不可能產生最後催毀的效力。同樣沒有前人試錯經驗的累積與先輩鮮血遍地的抗爭,就不可能成就我們的高度與份量,而這卻常常被自以為是的人所忽略,由於他們將經驗所累積的認知定義為錯誤的超前意識,以自身的先驗性否定前者不可避免的試錯,並以理性與否分析歷史與社會的演進過程。
他們恰恰忽略了個人利益取捨的衝突,與其所蘊含的偶然性。理性在經驗的基礎上有解決當前問題的能力,但它卻不具備超前設計的先驗性。這好比是機械設計,它首先要經過實踐的檢驗,而非知識局限性的空想。因為即便是再聰明的人,也無法預料操作過程中可能遇到的問題。全盤否定前人經驗,盡數催毀已有道德,他不但不能重建秩序,反而會陷入無序的混亂。
有人將理性設計的失敗歸咎於群體不可理喻的國民性,並以種族或文化優劣論為自己的愚蠢進行辯護。而這既有「精英」偏狹的蔑視,也包含宗教偏見的無知,他們總是用壹種必然性的偏執,曲解政治現實所造成的不堪,並用想當然的理解能力亂下結論。他們首先是將錯誤的主觀理性賦予群體,以理想化的謬誤塑造他的形態,忽視了群體無意識,無責任的共通屬性,更是對群體不善思辨,時而狂熱激情,時而懦弱卑微的不甚了解。
群體因為不具思辨的能力,所以總被煽動性的口號所迷惑。它的表現經常極為矛盾,在激情狂熱的狀態下,高尚與粗暴兩面性的呈現是其特有的外在形式。任何基於情感的理想化不過是錯置的幻像而已。群體激情之所以不乏獻身精神的狂熱,是抽象化的理念更具迷惑性,也更符合多數人盲從的心理需求。群體因人多勢重所產生的強大感,也很容易驅使人們喪失個人所具有的特性。所以對民族或群體而言,他們從來就不具備理性,他們帶有的往往是激情。激情如同是致幻的神經藥物,理性對它根本就不起作用。所以群體不會比哈耶克更有智慧,也不會比文天祥更有氣節。除了反文明的執念宗教,各個種族並沒有很大的區別,智力也許存在差異,但群體幾乎沒有差別。
在人類歷史的發展過程中,文明的進程會不可避免的產生差異。這如同是壹場文明演進的馬拉松,領先與落後都實屬正常。與個人賽跑不同的是;族群沒有個人體能與技能的局限性,但卻受制於自由程度的不同。自暴秦以降,每個時期的專制雖有不同,但文化自由卻已不復存在,統治需求的儒表法里與天然的地理環境,在無可比性的文化接觸中日漸封閉。我們的文化傳統中的道家與墨家並不抵制民主憲政,政治傳統卻不能與其相容。由於皇權時代權利與義務的不對等,我們自行產生西方式的民主制度幾乎是不可能。不能自行產生民主制度,卻並不意味著我們就無法運用它。這如同不會造車的人,並不意味著就不適合駕駛壹般。民主制度對極權國家而言不是民眾不適合憲政民主,而是權力階層的利益無法與其兼容,只有他們有能力對其進行惡意干預,相反民眾沒有任何硬性的介入能力。
那些帶有種族主義觀點的人,無論是肯定性的拔高還是否定性的貶低,都存在顯而易見的主觀性偏狹,他們更多不是基於事實,而是無理性的謬誤,由此產生的傲慢與偏見也就在所難免。雖然肯定性的拔高很容易陷入種族優越論的怪圈,情感帶有的盲目時常導致群體主義傾向,但他對反文明的執念宗教卻具有先天的抗拒性。與否定性的貶低相比,前者反極權的意願更為積極,只要他不倡導群體主義排斥個人自由,基於情感的民族主義就不會產生危害。#作者:身在古拉格群島#
但否定性的貶低顯然已經不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而是對弱者傲慢的嘲諷與不加掩飾的毫無憐憫,它與肯定性的拔高相比顯然更為有害。從客觀上他們用國民素質或文化優劣論,為暴虐統治提供合理性,用充滿偏見的民族性為苦難進行註解。他們不去審視罪惡產生的根源,卻總喜歡用不屑放大受害者的責任。可憐之人其行為必有苛責之處,但暴虐產生的苦難卻不能歸咎於弱者。「有什麼樣的人民,就有什麼樣的統治者」完全是不加論證的偏見,更是對歷史無知的想當然。這種論調不光是消積的,也是對暴虐統治直接性的幫腔。
人們應該盡量避免情緒化的紛爭,防範左傾群體主義不加區別的包容,這有利於擺脫極權后的秩序重建。在未達到目的之前,最可怕的不是人們的麻木。而是知識人不知所以的價值混亂,這種混亂將會加大後期所要付出的成本。我的論調並非要統壹觀念,更無意扼殺不同的聲音,而是要說明壹個評判標準。個人在觀念上有其好惡這無可厚非,但價值取向若不以個人自由為依據,那就可能會滑入非理性的偏執。
現在甚囂其上的獨統之論,無不是主觀的以己之見代眾人。他們忽略了決定兩種形態的選擇權是生活其上的多數人,而非他們價值取向的狂妄。獨立或統壹它只是壹種生活狀態,它並不是我們要達到的壹種目的。國家形式或者政治形態最重要的不是獨立或統壹,而是是否尊重個人權利,並確保自由不受侵害。
而劉仲敬、廖亦武之流偏激的分離論,更像是壹種高調的政治正確。他們並沒有考慮執念宗教佔優勢的新疆、寧夏等地如若獨立,處於劣勢的在地華人會有何種命運。由於執念宗教所帶有的強烈排它性,我們不得不防範類似同治陜甘之亂的威脅。已經有太多的事實證明,它們喜歡用最為極端的方式剝奪人們的自由。#作者:身在古拉格群島#
由於沒有藏人佛教非暴力的和平傾向,它們的獨立對自由將是災難性的衝擊,因此擺脫奴役狀態的我們,有必要使用軍事手段對其進行彈壓,以確保在地華人的安全。這不是大民族主義要維護國家統壹的囂張,而是為了維護個體生命免遭屠戮的防衛。人人都有自由的權利,但我們卻不能給罪犯傷害我們的自由。由於台灣、西藏不具有執念宗教的破壞性,所以我們應該尊重他們的自由選擇。任何企圖使用武力干涉台灣華人選擇,藏人自由意願的皆為害國之民賊!
此篇雖有重複前文之言,但因其必要性不得不著重加以闡明,並希望對當下的紛亂有所裨益。制度、文化、國民與觀念是相輔相成的關係,不健康的制度不可能產生出健康的文化,而文化健康與否卻關係不到權勢者對利益的取捨。取捨造就的制度走向,被奴役的國民並不能決定,但錯誤的觀念卻會加深國民的傷害。
如果「精英們」標榜著匡扶天下,卻蠢到連常識都不具備,或聰明到連常識都不講,那他們還有什麼價值?看看那些君子疾夫所欲,必為之詞的傢伙,妳們連知識人的本份都沒盡到,還有什麼臉怨這個怪那個?我尊妳們的學術言論自由,但鄙視妳們的不知所謂。這個民族最可悲的不光是民眾的麻木,還有知識人自以為是的愚蠢。在此誠危急存亡之秋,我們有必要認請形勢,以免再此步入歧途。
生活在極權社會如果良知未泯將是極為痛苦,更是難以忍受的,這種內在的折磨是基於對自由的渴望與對暴虐的無能為力。在極權社會最可悲的並非是被奴役的不自由,而是已習慣於不自由。當逆來順受成為常態,彎曲的脊樑就會成為暴君踩踏的台階。壹再的容忍並不能換來獨裁者適可而止的滿足,而不斷拉低的底線反而會像升旗的繩索壹樣將它拱上天。
我們不得不承認文明的兩大毒瘤,極權主義與執念宗教(源於中東),在扼殺自由方面做得都非常成功,它們壹個傷害著我們,壹個威脅著人類。它們對文明的毀壞是無以復加的,極權主義具有劇烈催毀自由,同時又損害自身的特點。它巨大的能量不光能吞噬文明本身,也使自身承受了毀滅性的損傷,這種毀滅性的損傷來源於意識形態與人類追求的是與願違。#作者:身在古拉格群島#
當意識形態不可逆轉的走向消亡時,它統治的合法性與合理性將會完全喪失,並不可避免的步入自身所製造的危機之中,即便僥倖茍延殘喘,它也無法擺脫危機深重的恐懼感。當它們找不到任何信念來填充統治的肚皮時,飢不擇食將會使它們陷入不可預知的瘋狂,而這沒有勝算的豪賭所要支付的代價,卻是施暴者所無法承受的。被壓迫的受虐者雖然也要遭受痛苦的痙攣,但這是去除病痛所必須面對的。這壹切不以後者的意志為轉移,沒有選擇權的後者他只能被動接受。而被動的最後將會變為主動,而這種轉變將會改變我們的狀態。
極權主義早已失去了已往的生命力,正無可挽回的走向消亡,而暴虐捲土重來的反覆與增長,都不過是徒勞無益的迴光返照而已。暴力、謊言與分化手段雖仍能驅使民眾就範,但理想幻滅的經歷卻使他們比已往更加圓滑。煽動民眾的漁利手段表面看似狂熱而有效,實則充滿了功利的算計與局限。這些善於算計趨利避害的牆頭草,雖然能跟極權主義在某種程度上達成默契,但如若沒有可預知的安全性,他們絕對不會以身犯險。
被操縱的民族主義與張揚算計的民族情緒,並不能挽救極權主義的衰亡,它不過是病入膏肓的麻醉劑而已。麻醉劑雖能減輕病痛,但卻無法控制病情的惡化,而使用過程所產生的耐藥性同樣具有危害。所以極權主義虛張聲勢的民族主義情緒,並不能使其擺脫困境。沒有獻身精神,只有愛國偽裝的宵小,更不會危害日後的憲政民主,因為沒有持守的草包只為強勢者馬首是瞻,它們適應環境的超強能力遠勝於變色龍,識時務的自我調整總是那樣的恰當其份。
它們比不得已的順民,更懂得如何規避風險,但是在安全的條件下,只要給它壹點點溫度,它就會燃燒。它們的可塑性極高,溫差的變化就能改變它們的形體。但「民族主義」柔軟無骨的伸縮性卻無法支撐極權鐵幕將要倒塌的沈重。沒有獻身精神的民族主義不過是陽痿者的意淫,扯去它們愛國的偽裝,他們不過是隨極權搖擺的垃圾而已。它們除了能給人們帶來噁心感,其實根本無力阻擋什麼。民族主義之於極權制度,如同是飢餓中碰到燙手山芋,吞又吞不得,不吃又沒得選。玩假的雖能轉移矛盾,但收回總會招致不滿,玩真的制度原罪,政治腐敗會把自己玩死。
極權制度下民眾的狂熱往往不具有傾向性,他不過是政治延伸所需要的壹種表現。而且民眾從來都不是追求真理的聖徒,他們往往不具備獨立思考的能力,煽惑性的謊言如若對其有利,他們會無視荒謬的存在,而法律的縱容更是烏合之眾的宣洩便利。其實民主社會的人們也不見得更高明,只不過法律的可預知性不能為其提供便利而已。
中國衍生暴民、愚民的根源是專制統治,正是因為政治統治的硬性干預,才導致暴民、愚民的戲碼不斷上演。徐繼畬、郭嵩燾、覃嗣同等壹大批傳統士人對西學的傾倒,正是看重了我們所缺乏的權力制衡與主權在民的理念,他們的毅然決然是擺脫千年窠臼,文化舒展的自然結合,而極權主義的興起使這壹過程遭受重挫。同樣西方晚近興起的個體自由,在我們的文化中更近於模糊而貧乏,但不意味著我們就與其絕緣。我們的文化沒有執念宗教顯性排斥,強性對抗的反文明特點。西方三權分立的政治制度,與個體自由的文明觀念之於我們,如同缺鈣的體質需要鈣質的補充壹般。不合適的不是我們的文化,而是我們舊有的制度。
現今民之愚、弱、貧、窮是專制統治的產物,無信仰無文化的內在真空,暴力壓制的分化,權力通吃的無底線,恐懼引起的權力崇拜,生存所迫的算計,摧毀道德準則民眾無所適從的茍活哲學,扼殺獨立思考能力的奴化教育正是它瘋長蔓延的溫床。只要制度不改變,固有的思維模式就不可能得到遏制,自掃門前雪的冷漠麻木也將會持續。由於極權社會的生存需要,自我保護會成為壹種潛意識,為了保全自身他會自動屏蔽罪惡,並以冷漠與麻木相對。這不是文化優劣性的表現,這是極權制度外部刺激的保護反應。
當自身處於不安全狀態,他人的苦難更像是對自己的警示。警示所產生的效果往往不會激發人們的勇氣,反而會引起的僥倖心理的懦弱。被奴役的人們更像是網裡的魚,在即刻的危險中,他們更多的想通過縫隙脫身,而不是撕毀網的束縛。這並不是民族劣根性的表現,而是生存所帶有的人性弱點。極權烈度的差別決定了民族彎曲的程度,這如同在不同的溫度中需要不同的保護措施壹般,所以沒有人敢赤身裸體的對抗嚴寒,更沒有人在矮檐下不低頭把自己撞死。
酷烈的暴政人們往往沒有反抗的機會,所以他的爆發總要延宕到鬆動之時。當外部壓力稍有緩解,又不能全部改變時,剩餘的暴政將使人們不能容忍。極權的弱化是不可逆轉的,並非是其善意的調整。由於掠奪破壞的不可持續性,獵殺已無法維持原本的需求。而模式轉變的圈養卻能更好的維持索取的狀態,並能使揮霍得到平衡。極權主義無度破壞很難維持的壹個重要原因:是破壞所導致的物質匱乏,也同樣使他無法維持極權制度的有效運轉。
出於統治考量,出於乞丐盜賊的思維模式,長期飯票顯然優於殺雞取卵的吃上頓沒下頓。這種轉變雖使極權制度得以茍延殘喘,但也增加了它的運轉成本。為了維持原有的統治模式,而又避免竭澤而漁的過高成本,它不得不通過疊床架屋的行政擴張來加以填補。由此產生的行政臃腫不可避免阻遏了行動的力度,反應的靈敏性,它也就不可逆轉的走向了消亡。極權制度在它的消亡期仍顯得異常強大,暴虐也仍能吞噬自由,但老化鏽蝕的機體卻已十分羸弱,壹陣風對它來說都可能是致命的。
萎縮的暴政像酒精中毒的肝臟,已往代謝的能力已明顯減弱,曾經的分解作用也正逐漸喪失。他看起來雖依舊強大,但肝功已經無法承受酒精的攝取,妄想保持曾經的酒量後果可想而知。我們無法預測撂倒它的是茅台,還是老白乾,但可以肯定酗酒的機會已經不多了。
極權制度雖已力不從心,但絕不會放棄困獸猶鬥的垂死掙扎。在無力感與恐懼交織的麻木中,我們無法預測壓垮跛腳駱駝的會是那根稻草,但是可以肯定沒有早已疊加的稻草,就不可能產生最後催毀的效力。同樣沒有前人試錯經驗的累積與先輩鮮血遍地的抗爭,就不可能成就我們的高度與份量,而這卻常常被自以為是的人所忽略,由於他們將經驗所累積的認知定義為錯誤的超前意識,以自身的先驗性否定前者不可避免的試錯,並以理性與否分析歷史與社會的演進過程。
他們恰恰忽略了個人利益取捨的衝突,與其所蘊含的偶然性。理性在經驗的基礎上有解決當前問題的能力,但它卻不具備超前設計的先驗性。這好比是機械設計,它首先要經過實踐的檢驗,而非知識局限性的空想。因為即便是再聰明的人,也無法預料操作過程中可能遇到的問題。全盤否定前人經驗,盡數催毀已有道德,他不但不能重建秩序,反而會陷入無序的混亂。
有人將理性設計的失敗歸咎於群體不可理喻的國民性,並以種族或文化優劣論為自己的愚蠢進行辯護。而這既有「精英」偏狹的蔑視,也包含宗教偏見的無知,他們總是用壹種必然性的偏執,曲解政治現實所造成的不堪,並用想當然的理解能力亂下結論。他們首先是將錯誤的主觀理性賦予群體,以理想化的謬誤塑造他的形態,忽視了群體無意識,無責任的共通屬性,更是對群體不善思辨,時而狂熱激情,時而懦弱卑微的不甚了解。
群體因為不具思辨的能力,所以總被煽動性的口號所迷惑。它的表現經常極為矛盾,在激情狂熱的狀態下,高尚與粗暴兩面性的呈現是其特有的外在形式。任何基於情感的理想化不過是錯置的幻像而已。群體激情之所以不乏獻身精神的狂熱,是抽象化的理念更具迷惑性,也更符合多數人盲從的心理需求。群體因人多勢重所產生的強大感,也很容易驅使人們喪失個人所具有的特性。所以對民族或群體而言,他們從來就不具備理性,他們帶有的往往是激情。激情如同是致幻的神經藥物,理性對它根本就不起作用。所以群體不會比哈耶克更有智慧,也不會比文天祥更有氣節。除了反文明的執念宗教,各個種族並沒有很大的區別,智力也許存在差異,但群體幾乎沒有差別。
在人類歷史的發展過程中,文明的進程會不可避免的產生差異。這如同是壹場文明演進的馬拉松,領先與落後都實屬正常。與個人賽跑不同的是;族群沒有個人體能與技能的局限性,但卻受制於自由程度的不同。自暴秦以降,每個時期的專制雖有不同,但文化自由卻已不復存在,統治需求的儒表法里與天然的地理環境,在無可比性的文化接觸中日漸封閉。我們的文化傳統中的道家與墨家並不抵制民主憲政,政治傳統卻不能與其相容。由於皇權時代權利與義務的不對等,我們自行產生西方式的民主制度幾乎是不可能。不能自行產生民主制度,卻並不意味著我們就無法運用它。這如同不會造車的人,並不意味著就不適合駕駛壹般。民主制度對極權國家而言不是民眾不適合憲政民主,而是權力階層的利益無法與其兼容,只有他們有能力對其進行惡意干預,相反民眾沒有任何硬性的介入能力。
那些帶有種族主義觀點的人,無論是肯定性的拔高還是否定性的貶低,都存在顯而易見的主觀性偏狹,他們更多不是基於事實,而是無理性的謬誤,由此產生的傲慢與偏見也就在所難免。雖然肯定性的拔高很容易陷入種族優越論的怪圈,情感帶有的盲目時常導致群體主義傾向,但他對反文明的執念宗教卻具有先天的抗拒性。與否定性的貶低相比,前者反極權的意願更為積極,只要他不倡導群體主義排斥個人自由,基於情感的民族主義就不會產生危害。#作者:身在古拉格群島#
但否定性的貶低顯然已經不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而是對弱者傲慢的嘲諷與不加掩飾的毫無憐憫,它與肯定性的拔高相比顯然更為有害。從客觀上他們用國民素質或文化優劣論,為暴虐統治提供合理性,用充滿偏見的民族性為苦難進行註解。他們不去審視罪惡產生的根源,卻總喜歡用不屑放大受害者的責任。可憐之人其行為必有苛責之處,但暴虐產生的苦難卻不能歸咎於弱者。「有什麼樣的人民,就有什麼樣的統治者」完全是不加論證的偏見,更是對歷史無知的想當然。這種論調不光是消積的,也是對暴虐統治直接性的幫腔。
人們應該盡量避免情緒化的紛爭,防範左傾群體主義不加區別的包容,這有利於擺脫極權后的秩序重建。在未達到目的之前,最可怕的不是人們的麻木。而是知識人不知所以的價值混亂,這種混亂將會加大後期所要付出的成本。我的論調並非要統壹觀念,更無意扼殺不同的聲音,而是要說明壹個評判標準。個人在觀念上有其好惡這無可厚非,但價值取向若不以個人自由為依據,那就可能會滑入非理性的偏執。
現在甚囂其上的獨統之論,無不是主觀的以己之見代眾人。他們忽略了決定兩種形態的選擇權是生活其上的多數人,而非他們價值取向的狂妄。獨立或統壹它只是壹種生活狀態,它並不是我們要達到的壹種目的。國家形式或者政治形態最重要的不是獨立或統壹,而是是否尊重個人權利,並確保自由不受侵害。
而劉仲敬、廖亦武之流偏激的分離論,更像是壹種高調的政治正確。他們並沒有考慮執念宗教佔優勢的新疆、寧夏等地如若獨立,處於劣勢的在地華人會有何種命運。由於執念宗教所帶有的強烈排它性,我們不得不防範類似同治陜甘之亂的威脅。已經有太多的事實證明,它們喜歡用最為極端的方式剝奪人們的自由。#作者:身在古拉格群島#
由於沒有藏人佛教非暴力的和平傾向,它們的獨立對自由將是災難性的衝擊,因此擺脫奴役狀態的我們,有必要使用軍事手段對其進行彈壓,以確保在地華人的安全。這不是大民族主義要維護國家統壹的囂張,而是為了維護個體生命免遭屠戮的防衛。人人都有自由的權利,但我們卻不能給罪犯傷害我們的自由。由於台灣、西藏不具有執念宗教的破壞性,所以我們應該尊重他們的自由選擇。任何企圖使用武力干涉台灣華人選擇,藏人自由意願的皆為害國之民賊!
此篇雖有重複前文之言,但因其必要性不得不著重加以闡明,並希望對當下的紛亂有所裨益。制度、文化、國民與觀念是相輔相成的關係,不健康的制度不可能產生出健康的文化,而文化健康與否卻關係不到權勢者對利益的取捨。取捨造就的制度走向,被奴役的國民並不能決定,但錯誤的觀念卻會加深國民的傷害。
如果「精英們」標榜著匡扶天下,卻蠢到連常識都不具備,或聰明到連常識都不講,那他們還有什麼價值?看看那些君子疾夫所欲,必為之詞的傢伙,妳們連知識人的本份都沒盡到,還有什麼臉怨這個怪那個?我尊妳們的學術言論自由,但鄙視妳們的不知所謂。這個民族最可悲的不光是民眾的麻木,還有知識人自以為是的愚蠢。在此誠危急存亡之秋,我們有必要認請形勢,以免再此步入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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