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里的林姑娘-纪念林昭受难四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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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里的林姑娘-纪念林昭受难四十周年》

帖子大话西游 » 2013-09-03 9:09

《红楼里的林姑娘-纪念林昭受难四十周年》 直连:https://j.mp/jproxy 来源:黄花岗
红楼里的林姑娘

——纪念林昭受难四十周年

北明


不惜千金买宝刀,貂裘换酒也堪豪。
一腔热血勤珍重,洒去犹能化碧涛。
——秋瑾《对酒》


窗外漫天飞花。起风了。门前,满冠茱萸树花开始飞杨飘洒。
Dogwood, 直译“狗木”,汉语词典、辞海、辞源、牛津双解英汉字典都查过了,就是“山茱萸”。我知道蒙哥马利村本院房前这株普通的树竟是茱萸的时候,燕子正在那一年 春天的茱萸花间鸣唱。燕子年年归来,住在家门洞六年前它们做的窝里,每年茱萸花开,它们开始鸣唱。山茱萸树长得瘦骨嶙峋,开
(林昭祭日门前远近山茱萸树)

出花来灵秀万端。临风谢花时,粉色朵瓣纷纷扬扬,可天旋舞,比花开枝头时更壮烈大观。
那北大“红楼里的林姑娘”正是这个时节,在中国被杀害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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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话西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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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红楼里的林姑娘-纪念林昭受难四十周年》

帖子老蒋当年剿匪不力 » 2015-03-14 16:26

中青报发文纪念林昭!

有的人永远不会被中国忘记——纪念林昭逝世44周年

原发中国青年报 作者:江菲

转载自“卖炭翁的新浪博克”

北春编者按语:网络上搜索不到原文可能有误,目前的形势不太可能发出这样的纪念文,林昭是冲着毛来的,习继承毛,发这样的文是明摆着与习过不去。如果这样的文章真发了,说明大有来头。林昭永远是一个反毛的标志性人物,纪念她就是控诉毛时代那段血腥的历史。无论“中青报”有无发这篇文章,但是在林昭惨死44 周年之际,我们绝不能忘怀那段历史 。人们永远不会忘记,在那红色恐怖的颠峰期,有一位女性以柔弱的肩膀为几亿中国人扛起了道义与邪恶斗争。



1968年4月29日,林昭被秘密枪决,今天是她逝世44周年。也许在若干年以后,我们的后代对上述这一切将难以置信,但不幸的是,它确实是发生在我们这一代人生活中的事实。我们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曾经为它感到极度的羞耻。请不要轻视这种羞耻吧。有的人是永远不会被忘记的。



人物简介:林昭(1932年12月16日-1968年4月29日),原名彭令昭,苏州人。林昭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 因公开支持北京大学学生张元勋的大字报“是时候了”而被划为右派,后因“阴谋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罪,反革命 罪”在1960年起被长期关押于上海提篮桥监狱,在狱中她坚持自己的信仰,并书写了二十万字的血书与日记。1968年4月29日林昭在上海被 秘密枪决。

1980年8月22日,上海高级法院“沪高刑复字第435号”刑事判决书,撤销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 1962年度静刑字第171号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1967年度沪中刑字第16号两次判决,宣布林昭以精神病为由平反为无罪,结论 为“这是一次冤杀无辜”;而1981年1月25日上海高院的“沪高刑申字第2346号”刑事判决书中认 为80年的判决书宣告无罪的理由为精神病不妥,“在病发期间的行为不应以反革命罪论处……林昭的行为既不构成反 罪……沪高刑复字第435号判决在适用法律上亦属不当,均应与前两个判决一并予以纠正”,撤销了1980 年“沪高刑复字第435号”判决书,但依旧对林昭宣告无罪。另在1980年12月在北京举行追悼会。



“林昭?那是谁?”

如果不是5年前在和朋友聊天时偶然问到这个问题,胡杰根本不会和这位40多年前死去的、与他毫无关系的女性产生什么联系。

他也不会想到,这个简单的问题,寻找“答案”的过程却日渐漫长,以至于他不得不辞去公职,将其作为一个“个体事 业”。5年里,在对80多人的寻访过程中,他倔强、百折不挠地坚持着,使许多紧闭了几十年的嘴终于张 开———关于林昭,他们甚至对家人也很少提起。胡杰越来越认识到:找回林昭,重新审视她所生活的那个时 代,“对于今天的我们,绝对是一种精神财富”。

林昭生活的时代已离我们远去了。对于中国的青年一代,仅仅过去不到 半个世纪“反右”时期,似乎已成为一个“不曾存在”的时代。在他们的印象中,它甚至不如“ 秦始皇”和“唐太宗”那样为人所熟悉。

然而历史总是要顽强地呈现出本来面目。冥冥之中,飞机机械师出身的胡杰,像组装上万个飞机零件一样,重新组装这段历史,重现那个被人遗忘的杰出的中国女性。

这笔“财富”,现在以一部纪录片的形式,被无数人默默传看着,虽然它还尚未完成,还在不断地补充新的材料,不断地更新。纪录片引出泪水、震惊、愤慨和无尽的沉思。



林昭边笑边轻声告诉我:“我已经参加了组织……”



林昭被枪杀时,胡杰只有10岁。他那时是一名在学校里高喊口号打倒老师的“红小兵”。

“打倒反革命———”

胡杰握紧拳头,向天空挥舞着。他那时根本不知道什么人是“反革命”,这三个字又代表了什么。如今再次回想当时的场景,他觉得可笑又 无奈。林昭就在被小胡杰要“打倒”的那群人之列。但在今天的胡杰看来,她的一生,却是最最坚定、最最“革 命”的。这种革命精神,在她十几岁,面对国民党的腐败统治时,便已萌发。

在胡杰寻访到的一份林昭的档案中,有这样一段她家庭及历史情况的简略描述:

母系苏州民革委员、政协委员,早年参加共产党,后又参加国民党,抗战时期偕同林昭一起坐过牢;父系伪官吏,反革命管制分子,管制期间畏罪自杀。

这并非林昭家庭所有成员的实际情况。林昭,本名彭令昭,1932年生于苏州。

她出生前5年,她的舅舅许金元,大革命时期中共江苏省的负责人,1927年“四·一二”事变中遇难,尸体被沉入长江。

母亲许宪民,自16岁便在哥哥影响下投身革命。1946年,在史良的支持下,许宪民参加国民党伪国大竞选,并当选。在一系列有利身份的掩护下,她资助共产党地下电台的建立,提供收发电报的场所,并帮助地下党进行策反活动。

林昭的父亲彭国彦,早年留学英国。1928年在国民政府举办的第一届县长考试中获第一名,随后被任命为苏州吴县县长。因为政清廉,不擅逢迎,只任两届便赋闲在家。日本投降后,他又任中央银行专员,按例可免费分得镏金一块,他却认为是不义之财,坚决拒收。

“ 那个时期,这个家庭的情况非常有代表性。”胡杰说,“妈妈瞒着家人暗中帮助中共地下党;父亲虽然表面不声不响,但多次为中共地下 党人开脱罪名;而他们的大女儿,虽然表面上在苏州教会学校上学,可暗地里也在做着同样的事。”

那时的林昭只有十五六岁,她依靠自己的辨别力,不仅积极猛烈地反抗国民党的腐朽统治,而且在那个“黑暗的时代”里,找到了照亮前进道路的“火炬”。

她的一位中学同学向胡杰描述了这样一个场景:

1948年9月的一天,令昭忽然来到我家,上楼进了我的房间。来不及坐下,她就说有事要告诉我,我问什么事?于是她就靠在我那扇房门旁,边笑边轻声告诉我:“我已经参加了组织……”

这位同学注意到,林昭那天头发经过整理,发辫上扎着红绸带,上身穿着雪白的府绸衬衫,下面是蓝底白点的裙子,那双皮鞋也很光洁,她的眼睛光亮,脸上泛起红晕,整个人换了一副样子。

这位同学立刻欣喜地小声说:“我也参加了组织。”

那一天,两个年轻人面对面,兴奋地交谈着。两个人都面泛红光,心情异于平常。

没过多久,彭令昭的名字出现在了苏州城防司令部的黑名单上。为保存实力,地下党组织黑名单上的人紧急转移。但林昭没有参加这次撤退。从此,她与地下党断了联系,也失去了那分好不容易得来的“荣誉”。

“我一定要争取再次入党。”带着悔恨和自责,林昭在解放前夕报考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一所学校———苏南新闻专科学校。这个纯洁的愿望,再也没能实现。

那一年,她17岁。出于对时局的担忧,许宪民要求林昭出国留学,或报考北大。面对母亲“出去了就别再回来”的气话,林昭立下 了“生不往来,死不吊孝”的字据,并把自己的父姓去掉,改名“林昭”,以示决绝。



“大约我们这类人参加革命,不着着实实碰几下钉子不会好”



一年多后,林昭参加了土改工作队。幸运地,胡杰找到了林昭当年的朋友倪竞雄,从她保存的部分林昭的信中,了解到林昭当时对新生的祖国和政权的热情拥护与赞扬。

“土改,谁都知道,是巩固祖国的一个重要环节,我们的岗位是战斗岗位,这样一想,工作不努力,怎么对得起党和人民。”

“现在我真是一无所求,就是对家庭的感情也淡多了。我心中只有一颗红星,我知道我在这里,他(毛泽东)却在北京或莫斯科,每一想起他,我便感到激动。”

在信中,她多次将毛泽东称为“父亲”。

土改队努力地工作着。为了让农民看到工作队的权威和力量,他们将地主放在冬天的水缸里,冻得彻夜嚎叫。林昭把这称为“冷酷的痛快”,认为只有这样的斗争,才能够显示改革的决心,灭掉地主的威风。

在谈到“爱国主义”时,林昭写道:“对地主的仇恨是这样,对爱国主义也一样。这种爱与恨,也同样是我前进的力量。当我 看到了志愿军的英勇战斗的故事,从纸上的战云中探出头来,望一望窗外的恬静美丽的春天的田野,我就更加重一些对工作的责任心。这样的祖国,决不能让它受 难。”

那时只有19岁的林昭无法意识到,11年后,当她从上海提篮桥监狱的铁窗向外张望时,同样是这种“决不能让祖国受难”的情感,使她的目光望向了更远的未来,更广大的后代。

土改工作是艰苦的,但林昭以此为乐。她的苦恼来自另外的方面。

她的一些行为仍被认为具有小资情调,比如读的书,写的诗;她因率直地指出一些看不惯的事情,譬如有的人抛弃了乡下的原配妻子,娶了年轻貌美的女大学生,而遭 到某些人报复性批判;她写信要求家里“交待”清楚他们的“罪过”,却被认为没有与反动家庭彻底划清界 线;在几次大会上,她曾被公开点名批评,以至于她一度想不通,想借生病的机会,回家休养……

但林昭依然追求着“进步”。在一封长达6000字的信中,林昭这样写道:“大约我们这类人参加革命,不着着实实碰几下钉子不会好。一旦投入这洪炉不经烈火,不成器材……”

“我要向上,我要向上!但旧社会的遗毒、小资产阶级的劣根性,如石块般拖住我的脚向下沉,到什么时候才能战胜它们!”

胡杰找到了一张林昭此时的照片,她将两条长长的辫子卷在耳后,晒得很黑,一身白衣,人很瘦,面色憔悴。她或许处于痛苦的折磨中吧,或许正为自己的“不上进”感到焦灼。

“今后宁可到河里、井里去死,决不再说违心话!”

1954年,林昭以江苏省文科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虽然在文学方面基础深厚,但她还是选择了新闻专业,希望能成为毛泽东时代最优秀的记者。

“ 她笑着,两条小辫子从后面挂出来,穿一件白色的衬衫,工人裤,剪裁得非常好,非常漂亮。”张玲,林昭北大的好友,向胡杰形容她记忆中的林昭:“大家都叫她林姑娘。我觉得她走起路来轻柔的样子,就像形容林黛玉的那几句词:娴静似娇花照水,行动似弱柳 迎……”

在这里,林昭疯狂地阅读了大量她喜欢的书籍,同学们常常看见她从图书馆抱出满满一怀的线装书。没人知道她阅读和思考的结果。她观察到现实生活并 非如她想像得美好,从而陷入了“爱与恨的一盆糨糊”。但在北大自由的空气中,她成长着,思考着。在想到自己曾亲自揭发过母亲 的“罪行”时,她痛苦得哭出来,写信给母亲发誓说:“今后宁可到河里、井里去死,决不再说违心话!”

这种对亲情、对人性的反思和皈依,也许是林昭在北大最重要的思想转折。

张元勋,林昭当年的北大同学,向胡杰讲述了林昭生活中的至关重要的一幕:

那是1957年夏天一个闷热的夜晚,在北大东门外的马路上,一场批判“大字报中的话是反革命煽动”的舌战正在展开。张元勋因为贴出 了北大的第一张大字报,而处于猛烈攻击的焦点,讨伐进行得“声嘶力竭,语无伦次”。这时,一名女学生跳上桌子,夜色中,她沉静的 女中音使会场顿时安静下来:

“今天晚上的会是什么会?是演讲会还是斗争会?斗争会是谈不上的,因为今天不需要斗争。斗争谁?张元勋吗?他有什么地方值得你们一斗?我们不是号召党外人提意见吗?人家不提,还要一次一次地动员人家提。人家提了,怎么又勃然大怒了呢?”

话音未落,一声怒吼从黑暗的人群中传来:“你是谁?你叫什么名字?”

“你是谁?你有什么资格问我?”女生反问道:“你是公检法吗?还是便衣密探?”她停了一下,接着说:“我可以告诉你,没关系。武松杀了人还写杀人者打虎武松也,何况我还没杀人。你记下来,我叫林昭。林,双木之林;昭,刀在口上之日!”

人群中一点儿声音也没有。她稍停,又说:“告诉你:今天刀在口上也好,刀在头上也好,既然来了,就不考虑了!”

那天深夜,林昭在未名湖畔对张元勋说:“这或者是个悲壮的祭日!这或者是个悲壮的祭坛!这或者是个悲壮的牺牲!或者会流血!但愿不流血!”

在胡杰的考证中,林昭并非因为赞同张元勋的言论而跳上桌子为他申辩。她感到痛苦而无法理解的是,一些有思想、敢作敢为的同学被说成是“疯 子”和“魔鬼”。这段时期,她在日记中写道:“党啊,你是我们的母亲!母亲应该最知道孩子的心情!尽管 孩子过于偏激,说错了话,怎么能说孩子怀有敌意呢?”

这个夜晚成为林昭生活的转折点。不久,她成为北大800名右派分子之一(这个数字占当时北大学生总人数的十分之一还多),并因此永远没能毕业。

“刀在口上之日”,这句精彩的即兴演讲,成为林昭短暂一生的缩写。

“ 几乎所有的右派都检讨了。我知道的惟一一个不肯检讨的,就是林昭。”陈爱文,另一位北大“右派”回忆说:“不仅不检讨,还在会上公开顶撞。有人对她说,你是什么观点,讲出来。林昭回答:我的观点很简单,就是人人要平等,自由,和睦,和蔼,不 要这样咬人!”

“平心而论,林昭那时的言论,实际上都是常识。”林昭的另一名同班同学在接受胡杰的采 访时说。这名同学一直是“左派”,但林昭心无芥蒂,仍然同他谈了很多自己的看法。他“都没敢吭声”,也“从来没和别人谈过”。

“但我们那时处于历史的低谷,把常识说出来,就是反革命。”面对胡杰,他激动地挥着右手,一遍遍地重复:“实际上就是这样:说出常识就是反革命!”

这名“左派”同学在经过长时间考虑后,同意接受胡杰的采访。

这位70多岁的老人,电话里沉稳平静,在为胡杰打开家门的那一刹那,却突然嚎啕痛哭。他哽咽着对惊呆的胡杰说:“马克思说:法兰西不缺少有智慧 的人,但缺少有骨气的人。”他顿了顿:“我觉得,林昭就是一个有着那样骨气的人。”



“现在我想通了,这不单是我个人的命运问题。”



林昭并非一开始就是这样“有骨气”。她被划为“右派”后,曾经自杀,也曾痛苦得失眠。但在众人都没有意识到时,这个娇滴滴的林姑娘,却慢慢地在内心生长出不可思议的精神力量。

1958 年的一天,北大“右派”刘发清在校门口碰到了林昭,被强拉出去吃饭。他没精打采地坐在林昭面前,愁眉苦脸地吃不下去。林昭边吃边 咯咯地笑着,告诉他:她当“右派”之初,也不吃,也不睡,人们只见她流泪,却不知她心里在流血。

她突然停住了筷 子,说:“现在我想通了。这不单是我个人的命运问题,北大划了那么多右派,全国划了多少?”她清瘦苍白的脸上没有一丝笑 容:“反右斗争还在全国进行,它的性质、它的意义、它的后果、它对我们国家、对历史有什么影响?对我们自己有什么教训?我现在还搞不清楚。但 我要认真思考,找寻答案……”

谁也不知道,林昭寻找到了什么样的答案。此后两年,林昭先是在北大 苗圃劳动,随着北大新闻系并入人民大学,林昭也转到人大书报资料中心监督劳动。在那里,她结识了另一位右派,开始了一段遭到官方反对的恋情,在申请结婚未 果后,男方被发配新疆劳改,林昭也因病被母亲接回了上海。

刘发清再次与林昭发生联系,已是两年后在甘肃某地劳动时。那是1960年,他的口 粮已减至每月20斤,没有菜,没有任何副食,每顿全靠一块三两多的玉米面馒头。因为饿得全身浮肿,他甚至把医药室的药都吃光了,而周围的村庄,更 是“饿殍遍野”,“晚上可以听见遍地的哭声”。

就在这时,他接到了林昭从上海寄来的信,里面夹了一个小纸包。他打开一看———惊呆了。

“ 一张粮票,两张粮票,三张粮票……”在胡杰的镜头前,他含着泪,一张张地数着,好像那些粮票现在仍在他手 中:“啊,一共是七张粮票,每张都是5斤的全国通用粮票。看到这些粮票,当时我的眼泪就流下来了。”

林昭在信中说:我知道你很困难,我也很困难,但是我很瘦,而且吃得很少。因此把过去节约下来的这一点粮票寄给你……

刘发清连忙回信以示感谢,还真诚地敦促她要“认真改造,早日回到人民怀抱”。

林昭的回信很简单:吾与足下同舟人也,舟若靠岸,吾亦可登。

靠着林昭支援的这些粮票,刘发清每天多加了半斤粮食,撑过了最艰难的两个多月。但就在他的浮肿渐渐消退时,林昭的信件消失了。

1960年10月,林昭因涉嫌参与地下刊物《星火》,在苏州被捕。她的父亲当时已被打为历史反革命,靠糊火柴盒为生。得知心爱的女儿入狱后,自杀身亡。

“ 我们都预料到会有这样一个结果,但是就觉得,不做不行啊!”另一位因《星火》案获罪的人士,在肝癌第一次手术出院后,瞒着家人接受了胡杰的采 访。他已是满头白发,瘦骨嶙峋,虚弱地坐在椅子上,一个劲儿摇着头说:“鲁迅先生说,总要有第一个人出来喊啊!如果一个民族到没有一个人敢出 来说真话,这个民族就没有希望了。”

“被划为右派到被捕前,林昭其实是很低调的。她对当时的政策有看法,但并不完 全赞成激烈的反对的方式。”经过多方查证,胡杰没有找到林昭直接参与《星火》编辑出版工作的证据。她被捕的直接原因,是《星火》刊登了一首她 的长诗《普罗米修士受难的一日》。由于主创人员纷纷入狱,这本刊物只出版一期便宣告夭折。

“但是,入狱似乎给了林昭一个充分的理由,要站出来,说出自己的观点,而且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勇烈的方式。”



“我仍然察见到,还不完全忽略你们身上,偶然有机会显露出的人性闪光”



林昭开始了她近8年的牢狱生活。

8 年中,被剥夺了笔和纸的林昭,用竹签、发卡等物,千百次地戳破皮肉,在墙壁、衬衫和床单上,用鲜血写了20余万字的文章和诗歌,反对奴役人的状况,控诉不自由的生活,批判让人流血的制度。这些借鲜血喷涌而出的文字,或许正是几年前,她还在北大校园里时,下决心认真思考并努力找寻的答案。

林昭这样写道:“每当我沉痛悲愤地想到……人们,特别是我同时代的人,中国的青春 代……怎样地受难,想到这荒谬情况的延续,是如何断送着民族的正气和增长着人类的不安,更如何玷污着祖国的名字,而加剧着时 代的动荡,这个年轻人,还能不急躁吗?……

“诚然,我们不惜牺牲,甚至不避流血,可是,像这样一种自由的生活,到底能不能以血洗的方法,使它在血泊中建立起来呢?中国人的血历来不是流得太少,而是太多。即使在中国这么一片深厚的中世纪遗址之上,政治 斗争是不是也有可能,以一种比较文明的形式进行,而不必诉诸流血呢?”

在一份林昭服刑期间重新犯罪的记录中,这样写 道:“林犯关押几年来,一贯拒不接受教育,书写了大量的反动血书,虽经工作人员多方教育,并采取了单独关押,专人负责管教,家属规劝等一系列 管教措施,但林犯死不悔改,公开扬言:永远不放弃宗旨而改变立场。”

她的宗旨和立场的确从未改变。无论是革命时期、土改时期,还是反右之后,她所追求的只是:自由、平等、友爱、和睦。狱中的林昭重新找回了少年时期的信仰,只有简单的两个字———人性!

这两个简单的字,不仅是她为“右派”辩护的理由,也成为服刑时期她进行血的反抗的最终目的。

“ 光是镣铐一事,人们就不知玩出了多少花样来。一副反铐,两副反铐,时而平行,时而交叉,最最惨无人道酷无人理的是,无论在我绝食中,在我胃炎发病痛得死去 活来时,乃至在妇女生理特殊的情况下,不仅从来未为我解除过镣铐,甚至从来没有减轻,比如两副镣铐中暂除掉一 副……”

可就是在这惨无人道的处境下,这个柔弱的女子依然给迫害者写下了这样的文字:“向你们,我的检察官阁下,恭敬地献上一朵玫瑰花。这是最有礼貌的抗议,无声无息,温和而又文雅。人血不是水,滔滔流成河……”

“ 先生们,人性———这就是人心啊!为什么我要怀抱着,乃至对你们怀抱着一份人性,这么一份人心 呢?……我仍然察见到,还不完全忽略你们身上,偶然有机会显露出的人性闪光,从而察见到你们的心灵深处,还多少保有未尽泯灭 的人性。在那个时候,我更加悲痛地哭了……”

这就是林昭的立场和宗旨———为了他人不流血,为了他人能找回“作为人的一切”,她宁愿流尽自己的血,只要“一息沿存,此生宁坐穿牢底,决不稍负初愿,稍改初志!”

这些血书能够最终保留下来,并传递到胡杰手上,有赖于数位“具有人性”的公安干警。至今,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有人告诉胡杰,他们中有人为此献出了生命。

张元勋,是胡杰采访到的惟一一位见过狱中林昭的人。1966年5月,张元勋结束了自己的7年刑期后,以未婚夫的名义,去上海提篮桥监狱看望了林昭。监狱同意他与林昭见面的条件是:说服林昭翻然悔悟,好好改造。

“我给她买了些奶粉和蛋糕,每件物品,包括蛋糕,武警都用铁扦子一个个插进去检查。

“进来十几个武警,每个都带着枪,这是我从来没见过的接见场面。又有脚步响,林昭来了,一个女狱医搀着她,后面有两个武警带枪跟着。

“她穿一件白色衬衣,很脏。外面披着夹的外套,也很破旧。手里抱着一个破布包。头发很长,最明显的是,三分之一的头发都白了。头上顶了一块手绢,上面是血写的字———冤!

“她一进门,站住了,看见我,嫣然一笑。整个屋子的人都愣住了。后来别人告诉我,从来没见她这么笑过。

“她对我说:我现在趁此机会告诉你,万一有一天我死了,母亲、弟弟和妹妹都是弱者,请你多多关照他们,他们太可怜了,千万千万。说完,她就哭了。”

临别时,林昭搜遍她的破布包,送给张元勋一件礼物。张元勋拿在手中定睛一看:是一帆用玻璃纸叠成的小船,白色的帆,鲜黄色的船身和桅杆,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他一下子想到了李白的诗句: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留下这段历史的记录,对我们的未来很重要”



20多年后,风浪归于平静,沧海上的那一叶白帆却永远消失了,但风浪带来的恐惧却并没有消失。

林昭当年的朋友和同学,如今都已是古稀老人。寻找并说服他们,接受这样一部历史纪录片的拍摄,就像他们幸存于那个时代一样艰难。

面对胡杰,大多数人的第一个反应是:“你是谁?你到底想要干什么?你想要达到什么目的?”

他们面前的这个40多岁的汉子,当过兵,身体强壮,一脸大胡子,既拿不出介绍信,也没有工作证明。他只是一再诚恳而温和地说:“留下这段历史的记录,对我们的未来很重要。”

一个初次接待胡杰的人,把他关在防盗门外,隔着铁栅栏,严厉而冷漠地说了40分钟拒绝的话。他最后打开门时,只说了一句:“如果不是因为林昭,我绝对不会让你跨进这个门一步。”

另一个最初很坚决地拒绝了胡杰的人,答应在胡杰离开前最后与他见一面。胡杰并没有再次要求他回忆林昭,而是同他聊起了从小到大的生活:参军,去朝鲜战场,因 家庭出身不好被打成右派,在农场劳动……老人说着说着,突然老泪纵横。他亲眼看见许多人被饿死,他和另外几个还算强壮的人负 责把死人拉出去埋掉,但第二天再去时,都会发现新坟都被刨开了,那是周围的老百姓来偷走裹尸的棉被和死者的衣物。

之后,他离开了农场,在这段时间里,他认识了被“保外就医”的林昭。没过多久,便因与林昭相识,开始了另外一次服刑……”

“我要开始拍!”胡杰擦擦溢满眼眶的泪水,坚定地说。

对方默默地点点头。这一天,他们在胡杰住的简陋的旅馆聊了五六个小时。直到离开时,这个人才承认,他本来打算一字不吐,来挨胡杰一顿臭骂,然后便坦然回家 的。“绝不能让我的孩子知道这段痛苦的经历。”不止一位受访者这样对胡杰说,“太残忍了。”

“说这些,有什么意义?”另一位老人讲述了自己在狱中的遭遇后反问道。他只不过因为说了几句至今仍坚信是正确的话,被以反革命罪判处入狱14年,和杀人犯关在一起。

“没有人是天生的右派。”这位老人说,“是我们亲眼看到老百姓冻死、饿死,让我们认识到中央的政策有问题。难道我们不应该说出真相吗?我们当时对党和国家是有深切感情的呀!”

他突然笑了,有点神秘地问:“你说,把这些说出来有什么意义?教训吗?”他顿了顿,“给谁的教训?”

虽然都在拒绝,可一旦开始了回忆,这些人便陷入不可控制的激动。

“不,大多数人不哭。”胡杰说,“过去的经历,使他们变得都很硬。但他们的故事,他们的表情和情绪,会让听到的人想哭。”

沈泽宜,林昭北大的同学,和张元勋共同创作的诗歌《是时候了》,成为1957年北大张贴的第一张大字报。胡杰在湖州一处狭小的住屋里找到了沈泽宜。沈泽宜缺 了几颗牙齿,头发稀少花白,坐在一把竹椅上,在昏暗的光线下,点燃一支烟,背诵他为纪念林昭写的一首诗,双眉不时紧蹙,目光神往而忧伤:

“不知道为什么,我总会想起,山那边的一盏灯。在冷雾凄迷的夜晚,在白茫茫的雪地中央,孤独地、美丽的、凛然不可侵犯地亮着,以她的光,尽可能远地摒弃着黑暗……”

甘粹,林昭那段被中断的恋情的男友,1979年平反后回到北京。他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找音乐人帮助,将林昭当年创作的一首歌的词曲记录下来。

胡杰找到他那天,天飘着雪花儿,老人坐在局促的小屋中,用二胡一遍遍地拉着这首他们年轻时共同歌唱过的《呼唤》:“在暴风雨的夜,我怀念着你,窗外是夜,怒吼的风,淋漓的雨滴,但是我的心啊,飞出去寻找你……”

当所有人的“罪行”被一纸文书宣告平反时,他们已年近半百。他们在牢狱中度过了最有创造力和智慧最发达的年华。

林昭看不到这一天。

1968年4月29日,她被枪决于上海龙华机场。第二天,一名警察到林昭家里,说了三句话:“我是上海市公安局的。林昭已在4月29日被枪决。家属要交5分钱子弹费。”

母亲许宪民听到后,立刻晕倒在地。有人说,她不久后就疯了。7年后,这个当年坚定的抗日分子、热情帮助过共产党革命的民主人士,死在上海外滩街头。

她的亲友后来从一位狱医的口中得知,林昭被枪决那天,是从提篮桥监狱卫生所的病床上被拖走的。来人高喊:“死不改悔的反革命,你的末日到 了!”她一直在咳血,但始终在反抗与呼喊。这位狱医吓得躲进隔壁的病房,听到林昭叫他的名字,对他道“永别”。

此前,在宣判罪行的判决书上,林昭愤然写下《历史将宣判我无罪》的血书。12年后,她的预言应验了。

1980年8月,上海高级法院以“沪高刑复字435号判决书”宣告林昭无罪,结论为“这是一次冤杀无辜”。

但林昭的大部分朋友是在中央为右派平反后,开始内心平静地相互联系时,方知林昭早已不在人世。北大的部分同学和老师在那一年年底为林昭召开了追悼会,没有骨灰,只摆放了一束林昭的头发,和一张遗像。照片上,林昭梳着两条麻花辫,双眼沉静、忧伤而略带笑意。

在这个追悼会上,出现了一副无字的挽联———

上联是:?下联是:!

事隔20多年,当胡杰再次追寻那个充满了回忆的悲恸与无奈的惋惜的场面时,却无人能回忆起这副挽联的作者,但他们都承认,这的确是对林昭一生最好的诠释与哀悼,或许,也是对他们所共同经历过的那个时代,一副含义最为深刻的挽联。

5年来,胡杰并不孤独。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进来,为他提供经济援助,或尽自己所能寻找线索。在这支日渐庞大的队伍中,有年过半百的老人,有声名显赫的中年人,更多的,是步入社会不久的年轻人。其中许多人,胡杰从未与他们见过面,也不知道他们的名字。

1981年初,人民日报发表新华社社长穆青等人写的长篇报道《历史的审判》,里面简要记述了林昭的命运,“她就义的详细经过至今无从查考”。但穆青“解释”了胡杰们这样做的意义———

也许在若干年以后,我们的后代对上述这一切将难以置信,但不幸的是,它确实是发生在我们这一代人生活中的事实。我们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曾经为它感到极度的羞 耻。请不要轻视这种羞耻吧。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羞耻已经是一种革命”,“羞耻是一种内向的愤怒。如果全民族都真 正感到了羞耻,那它就会像一头准备向前扑去而往后退缩的狮子”。

有的人是永远不会被忘记的。这就是历史的宿命。
老蒋当年剿匪不力
维权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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