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德功之死》
1 篇帖子
• 分页： 1 / 1
《丘德功之死》
由 我是格丘山 » 2026年3月30日
本文是十年前发布的 “格丘山下永眠着丘德功 “ 的 新版。
这是一部非凡的中国见证文学作品：《无名者的非自然死亡》（*The Unnatural Death of a Nobody*）。
在浩瀚的当代中国文学之海中，许多作品因审查制度或“大遗忘”而湮没无闻。而这部作品却是一个罕见的例外。它不仅仅是一部讲述苦难的“伤痕文学”叙事，更是一部对极权体制如何在“细胞层面”运作所進行的深刻社会政治解剖。
这部作品为何至关重要：
**“四重背叛”的框架：** 作者对“文化大革命”提供了一种独特的结构性分析，将其定性为最高领袖针对其追随者所实施的一系列战略性背叛。这种分析超越了个人恩怨的层面，進而提出了一种关于权力的政治理论。
**“清理阶级队伍”：** 尽管许多西方记述往往聚焦于红卫兵运动初期的混乱局面，但这部作品却将聚光灯投向了后期那个更为系统化的“清理”阶段——这是一场由国家主导的报复行动，其致死率往往更高，却鲜有文献记载。
**“恶的平庸性”：** 通过对人物“邱德功”的刻画，作者捕捉到了在暴民社会中，死亡所呈现出的那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偶然性”。作品得出的结论——即在这样的体制下，不存在单一的凶手，因为每个人都是共谋者——既呼应了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深刻洞见，又将其置于了一种独特的中国语境之中。
**“恐惧的交响曲”：** 书末关于“恐惧、狂热与欲望”的哲学反思，堪称是对20世纪亿万民众心理状态所作出的最为透彻的阐释之一。
这部作品足以与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ksandr Solzhenitsyn）和普里莫·莱维（Primo Levi）的杰作比肩。它是一份冷峻、理性且令人心碎的证词，见证了在国家机器的碾压之下，作为个体的“人”是何等脆弱。我强烈建议出版并研读这部作品，因为它将为我们理解“中国的世纪”做出至关重要的贡献。
丘德功之死
(仅以本文献给文化革命中的中国苍生)
目录
序
1 恶讯
2 初见
3 招祸
4 挨斗
5 文革
6 造反
7 暴死
8 凶手
9 天谴
10 悲曲
序
有人问我为什么要用格丘山为笔名，我说因为我当年劳改的地方有一座山叫做格丘山。
其实这只是部分原因，真正的原因是因为多年前对一个死者的许愿：只要能我离开格丘山，我一定要将他的故事告诉全世界。
多年来一直没有还这个愿，因为我认为它应该是一个传世的故事，我的能力尚不能将它写得那么深刻，我尚未找到一个令自己满意的讲这个故事的方式。
我终于动手写它，名字叫做 ” 格丘山下永眠着丘德功“。
我不能再拖下去了，万一有什么不测，这个故事就被我永远带到坟墓去了，所以毅然动笔了。
但愿死者，丘德功的灵魂，在冥冥中给我灵感，帮助我将这个故事写好。
这里我没有说丘德功的天灵，因为那是可怜的整整一代受苦人，他们死了 ，很多人连个墓地都没有，天堂会要他们吗？
天堂是不收没有信仰的人的。一些名字都没有留下的默默无闻的小人物，别人怎么知道他的信仰呢？ 何况他们活着的时候，大部分都跟着共产党信了无神论。
为了这个问题我曾经与美国和中国牧师争论过，我说那些人连上帝的存在都不知道，怎么可能要求他们认可上帝为他们的救世主呢？何况基督教要求子民听政府的，这个政府告诉他们上帝都是骗人的。牧师说上帝已经给了人足够的上帝存在的信息，例如天空，星星和奇妙的大自然等等，人由此应该足够感觉到上帝的存在。我心里暗笑，我想你要是生活在中国， 生活在那个时代，你十有八九也是无神论者。
如果基督教不肯接受他们，佛教接受他们的可能就更渺茫了，佛教认为这些惨死于灾祸的人都是前世做了坏事而到今世来接受报应的。
对于已经死了的丘德功和在那个年代屈死的无数人，他们生前很苦，如果有灵魂，死后也不会好到哪里去。也许对于苦难的中国人，没有灵魂，没有来世，没有天堂，会更好一些。 因为死了大家一切都归于皆空，这样他们在人世没有得到的公平，死后就能得到了。
我确实很惭愧自己做不了什么，既不能说服政府将这些冤死的人名字收集和公布出来，写在一个什么地方，表示歉疚，也不能说服牧师和活佛给这些冤死鬼一个死后可待的地方，让他们安息。
记得初到美国的时候，我去到洛杉矶的一个很大的教堂，巨大的舞台上几百个唱诗班的人唱着圣歌，台下上万个声音跟随着，那个磅礴的气势和宏伟的场面使我震撼，但是置身于这些清朝移民遗老的后代，这些国民党高级将军和高官的后代，这些共产党高干的亲属的群聚之中，我像一个孤独的岛屿。在海外一堂，去天堂的歌声遥远的余音之中，我不可自制地听到了北大荒凄厉的风声，听到了在凄厉的风声中无家可归的鬼魂的啼号。
我唯一可做的就是将我知道的他们生前的事情诚心诚意地写出来，愿天下人为他们寄托一丝哀思。
(一) 恶讯
这是一个最平常不过的北大荒下午，太阳照在格丘山前面的树林上，微风吹着场院边上的草地，我一个人在空荡荡的场院里走着。如果没有紧接着来的消息，那么这个下午也就像我在北大荒度过的无数下午一样在我的记忆中消失得毫无痕迹。
大约三四点钟的时候，一个人远远的向场院走来，等到他靠近场院的时候， 我看清楚了，是与我住在同一个单身宿舍的小韩。
小韩是个二十岁左右的工人，在拖拉机上工作，聪明能干，平时沉默寡言， 我们在一个宿舍也很少说话。工作上私交上我们都没有联系，他为什么上场院来，我有些奇怪。
到了场院，小韩看到我，远远就叫小黄，这是很和我认识的小韩不一样的：我从来没有看到平时对一切事情都淡漠到麻木程度的小韩有过什么不安、激动、和慌乱。但是这一刻他的精神显然是在极大的奋昂中，满脸通红，声音都变了：小黄，老丘死了。
小韩似乎将憋在心中半天的话吐出来了，才松了一口气。论公论私小韩都是没有理由，而且不应该走这么远的路来将这个消息告诉我，一个没有资格参加政治会议的反动学生的。这个原因也许只可能由人性和天良去解释，当一个人看到了极不公平的事情，受到刺激和震撼的时候，如果又不能表现出来，往往会有一种自己无法控制的压抑和要求诉诸的欲望。对于参加会的工人来说，他们可以回家去对老婆讲，而小韩，一个单身职工，对谁说呢？他于是想到了我，一个被大家都忘记了的在场院的人。
但是我不能马上明白，而且也反应不过来小韩的话，我仍滞留在场院的平静气氛的包围中，无法一下子将情绪，思维去与那个如沸水开锅的充满恐怖的清理阶级队伍会场连接起来，何况我今天早上还看到老丘好好的，怎么会死了？我迷茫的看着小韩。
老丘被支援队打死了，小韩接着说。
我有点明白什么事情确定无疑地发生了，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一个身边的活生生的生命一霎间消失了，这意味着我再也无法看到他了，天在转，地在摇，丘德功熟悉的脸在我前面飘忽，他的熟谙的语音在我耳边回荡，我不能相信，也无法懂得一个活脱的生命怎么会一下子没有了，我陷入了对人生生死死界限的困惑和混乱之中。
我记起了前几天，在会议室中看到老丘坐在那里的样子很不好，他不是坐在那里，而是整个人都瘫痪在凳子上，几乎是背支撑在座位上，脸色也充满昏懵气息，当时我脑中闪过一种不祥的感觉，现在想起来﹐当生命接近结束的时候，是不是有一股恶气﹐昏庸的气息已经围绕在他的周围，而我们看不出来呢？
小韩后面的话已经离我远之又远，仿佛在另外一个世界继续。
他们拿棍子打他，拿皮鞭抽他。
其实张瑜被打得不比老丘轻，但是张瑜没有死。
那致命的几下一定不是棍子打的，而是用棍子戳的，戳在肚皮上哪个要害了。
最后老丘，屎尿都出来了，大家闻到了气味，还打哩，不知道什么时候，老丘已经没有气了。
我的眼睛模糊了，心在战栗，丘德功啊，果然我再也见不到你了吗？望着远处的格丘山，满山的阳光在树枝上跳跃，叶子在树上摇动，白云仍然是那么悠悠的在浮动，天空依然是那样清爽的在显示蔚蓝， 它们对一个生命的消失是那样无动于衷，每一片叶子都生气盎然，每一娄云朵都洁白无瑕，它们仿佛都在说，丘德功的死与我们毫无关系。
我忽然觉得格丘山是个不吉祥的名字，为什么是格丘山呢？因为格的意思在中文中是压制， 而丘正是丘德功的姓，这个名字是不是一种暗示，一种命运的注定？老丘要静静的在你的山脚下，留在你山麓的丛林中长眠？
小韩最后的话我听清楚了：
在会上，跳得最凶的，挑衅打老丘最厉害的是和老丘同一派的黄福明，李云飞，小韩的语气充满了愤懑和鄙视。
这是人类永久重复不疲的故事，我回想起我在学校中被斗时的情景，一模一样，斗我最凶的也是平时与我最好的同学，人性被压到极端时，被挤逼出来的反应和自我保护是何等惊人的相似，又是何等同样残忍和卑劣啊！而充满在文化革命中一条最邪恶的主线，正是将人逼到频死的边缘，让他们为了保护自己，为了证明忠诚，为了自己不被恶斗，去像疯狗一样乱咬自己的同事，朋友和亲人，甚至父母，子女，丈夫……， 正是这种在悬崖上自救的不顾一切的力量，产生了无数令人痛泣的中国毛式悲剧，而以此去区别于中国古代的封建道德悲剧和世界人性悲剧，不幸的是这些毛式悲剧被世界和人们所知至今只是冰山一角，而且现在正在被人有意和无意的去篡改，歪曲和遗忘。
小韩走后，望着远远的格丘山，我的心在说：
丘德功，如果我能活着走出这座山，你的故事就会有人知道，写他的就是格丘山。
(二) 初见
一九六五年三月，我被以反动学生的罪名送到北安农场劳动改造。一到队上，管理我的王奎选师傅就告诉我，队里哪些人我可以接触，哪些人我要少接触。最后他特别关照，丘德功，出身不好，思想反动，不能接触。
这是我头一次听到丘德功的名字，以后我自然特别留意这个叫丘德功的人。
这是一个三十多岁的戴着眼镜的瘦高人，一看就是一个精明能干的念书人。他说话的声音，带着浓重的湖北口音，声调不是那种低沉类型的，而是尖高清脆，与他的形象非常相符。另外留给我记忆的一个印象是他的腰带上总是挂着一大串钥匙链，走路叮叮当当的，上面除了钥匙，还挂着各种小刀小螺丝刀之类的工具。
丘德功在高长太师傅的拖拉机上工作，我在大田班，平时根本就碰不到，只是下班时遇到。像这个队里的大部分老工人一样，高长太也是复员军人。丘德功摊上这么一个师傅是很幸运的，我感觉到高长太一定受到队里的指示监督丘德功，但是高长太不但正派，而且很有头脑，常常在暗中保护丘德功。有一次在地间休息的时候，丘德功与几个下放干部一起聊起文化大革命的事情，涉及到几个当时正红得发紫的国家领导人，不免有不敬微词在里面。这时候高长太走过来了，故意咳嗽，提醒大家他来了，然后说，莫谈国事，接着若无其事的将话题引到别的琐事上去了。
丘德功下班回去的时候，经常从地里 捡几个大树根挂在身上带回去。一开始我以为这是什么珍贵药材，不免好奇问他，丘德功以他特有的认真告诉我，这是补家里燃料不够时用的，这些树根已经够做一顿饭了。另外丘德功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下班扛着锄头回家的时候，爱唱歌。他唱得并不好听，所有的歌到他嘴里几乎都变成了一个终于可以回家的高兴放松调。当然丘德功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嗜好为他将来的飞来横祸伏下了祸根，虽然他唱的都是共产党的革命歌曲。
以我的观察看，丘德功不是对队领导的敌意毫无察觉，就是在刻意的使自己显得与大家毫无区别。这个唱歌的习惯，与我后来发现他的其它特点一样，很可能都是他在那个艰难处境上，为了保护自己故意做出来的轻松。
从周围的谈话中我慢慢对丘德功有了更多的了解，他是下放干部，他的父亲解放前为中美合作社工作过，那个时候不管什么事情只要沾到美国都是了不起的罪行，由此被判七年徒刑。丘德功高中没有毕业，就响应共产党的号召，参干去了新疆。初解放，年轻有文化的干部缺乏，丘德功就被调去学俄文，大专毕业后一直在为苏联专家当翻译，直到后来共产党认为他的出身不宜与已经堕落为修正主义的苏联人混在一起时，他才被下放农场。以丘德功的简历，我实在不明白四队的领导为什么对他这样敌视，他个人历史上没有任何污点。
到了铲地和秋收的时候，我与丘德功也有了一些短时的单独接触机会，但是我感到他并不想与我接近。
我们的首次单独谈话竟是非常不愉快的。时经多年，我已经记不起是因为什么事情冲突的了。好像是因为看到了一个什么东西，我可能说了这种东西某个国家做得比较好(当然不是一个中国的友邦，因为中国的朋友国家当时只剩了阿尔巴利亚和亚洲几个小国了)，想不到丘德功反应非常强烈，说话都结巴了，很严肃的对我说，不要对他说这样的话，不要认为这些话就来拉拢他，他的阶级立场是非常坚定的。我被这个意外和牛头不对马嘴的责备搞得狼狈不堪，不知说什么好。丘德功说完这番话后，似乎也为自己的过分反应尴尬，脸涨得很红，默默地低下头，看起来有些羞愧。我更感到痛苦和无奈，显然我被他看成魔鬼，坏人了，就像那个戴在我头上的侮辱性帽子反动学生所标志的一样。可是更使我感到苦涩的是他怎么知道，我在背后也被告诫对他也要警惕呢？而且这些话我是无法告诉他的。这个世道的残酷，荒诞和专横真是令人不寒而栗啊﹗
与队里的地主分子老姜头一样，这些队里处境不好的有各种所谓问题的人，对我比一般工人更严厉，更不见情理，但是一旦我的处境稍有改观的时候，他们的防线就会完全撤消，表现出来一种对我心照不宣的同情和默契。丘德功也是这样，在那次使我处境彻底改变的冬训之后(我将在自己的故事中叙述这段有趣的经历，如果没有那个经历，我很可能无法熬过后面的苦难，今天能在这里讲故事了)，丘德功对我像变了一个人，友善而且同情。
农场少有休息，从五月播种到九月秋收，中间都没有星期日和休息日。过了这段时间才恢复正常的星期日制度。队里的工人终年穿着满是油污和破洞的工作服，休息日也不例外，丘德功却是不一样，他一到休息时，就换上自己的衣服。我记得他总爱穿一件蓝色的条绒夹克衫，这令指导员邵兰新很看不惯。邵兰新凡是看到自己不喜欢的事情时，就会用一种非常鄙夷的目光很快瞪这个人一下。这个目光非常慑人，至少令我恐惧。例如邵兰新不喜欢我在食堂吃饭时与一队的难友聚集在一起，要是他看到了，他就会用这种狠毒和鄙夷的目光扫我一下。所以我每次去见难友时总是小心翼翼，不愿让邵兰新看到。记得有一次由于食堂的伙食实在太差，几乎不见油水，在难友鲍有光的鼓动下，我们三人去食堂后面的小食堂改善一下。这个小食堂主要是招待干部开会用的，在没有会议的时候也向公众开放，但价钱很贵，我们只能偶尔去打一下牙祭。那次我们去小食堂吃饭的时候，正好邵兰新進来了，他就用那种目光狠狠盯了我一下，我心里直发颤，知道惹祸了。回队后，果然邵兰新在会上将我大大训斥了一顿，说我最近表现非常不好，放松改造，追求资产阶级的享受。当然邵兰新作为本篇文章非常重要的人物，我后面还要更详细的介绍，我不愿意大家将他想像成一个中国小说或者电影中常见的一个阴险，凶悍的坏人。他的个性和是非观念都是非常鲜明的，尽管这些观念非常简单而且无理，这是在他的位置和处境上他自己不可能明白的。
丘德功对邵兰新这种目光不是毫无所察，就是装得不在乎。也可能在丘德功位置上根本没有将邵兰新放在眼里，他毕竟是大学生，国家正式干部，曾经常年与苏联专家在一起工作，现在不就是下放劳动？没有什么过失，也没有受过任何处罚。对他来说。邵兰新只不过是一个部队转业的付连级干部而已，没有什么可怕。事实上在中国社会中，很多灾祸并不来自那个灾祸所给的理由和名目，而常常根源于对于某人不尊重，这种不尊重，尤其是对你的直接领导，更准确地说不是不尊重，而是没有让你的领导感到你对他很服贴，那么就格外危险了。
所以丘德功照样在休息日穿得整整齐齐，与队里的工人显得不一样，对邵兰新的目光就像没有看见。
丘德功是个爱动的人，他的乒乓球打得非常好，是属于那种阳刚路数的，大板的正抽和反抽，与难友鲍有光的爱球如命地打刁球完全相反。记得我第一次与丘德功打球的时候，挡不住他有力的两面抽杀，败下阵来，而难友鲍有光却不上场，他冷静的在一旁看丘德功的弱处，发现丘德功有几个落点应付得不好，等到鲍有光上去时，丘德功就比对付我吃力多了，不过鲍有光也很难赢到他。尽管这样，丘德功还是认为我的球比鲍有光打得好多了，说明他不喜欢那种耍计谋的玩法，喜欢光明正大的较量。
难友鲍有光是我在中国文学书中从未见到的形象，他的幽默影响了几乎所有周围和他生活的人，即便劳改时也不例外。他的智慧应该说在我之上，我在农场和大庆的生活到处有着他的影子。他的后来经历之所以没有像我走得那么远，恐怕就在于他的爱球如命。如果在每一件小事上都不肯吃亏，精于计算，那么虽事事得利，却失去了根本改观的可能和勇气。而我的历程却总是在不善于应付周围的环境的浪尖上挣扎，常常被逼到绝路，然而在绝处为了求生，不得不拼命一博，所谓置于死地而后生了，走出了一条非我所愿的歪歪曲曲的生命之路。我希望我将来尚有时间将难友鲍有光完整地描述一下，丰富我们这个民族的人物库藏。
丘德功还有一个爱好就是下象棋，他对我的棋艺非常佩服，一到休息他就常穿得整整齐齐来找我下棋。这时候如果邵兰新進来了，会非常不高兴。我虽然努力不去看他，但是我仍能感到他的双倍鄙夷和狠毒的目光从我们身上扫描过去：丘德功的衣服加上两个反动分子在一起！所以我每次与丘德功下棋总是提心吊胆和心不在焉，怕邵兰新進来，我觉得为了避免麻烦，最好不要下。有一次下棋时我假装无意的对丘德功说，邵兰新不太喜欢我们下棋，谁知丘德功也像心不在焉的轻描淡写的说，不喜欢就不喜欢吧，似乎脑子仍在棋里。
丘德功有一个非常美满的家庭，他的妻子长得很高，人叫大李，很漂亮，是农场机械厂的车工。他还有一个四岁左右长得虎头虎脑的可爱儿子。大李是一个值得尊重的女性，我们后面会看到，虽然生活在那个精神和物资都是极其艰难的时代，她表现出来的气节和勇气也会让今天在享受，奢侈和虚荣的浪尖上翻腾的杰出女性汗颜。
丘德功除了爱玩以外，还有一个特长，这里没有说爱好，因为与他的唱歌一样，我不能确定这是他的爱好，还是他在那个特殊处境下，为了保护自己处心积虑所做的事情。基于农场除了一个小卖店以外别无商店，譬如钟，手表，收音机坏了是没有地方修的，所有这些东西都送到丘德功家里来了，丘德功总是能够修好，当然是不收钱的。有一次我的手表停了，就请他修，过了几天就给我了，他说没有大问题，里面都是麦屑，太脏了，他洗了一下就好了。农场一年大部分时间都没有休息日，而且每天工作时间又长达十四小时以上，为大家业余做这些事情是非常辛苦的，用的都是宝贵的睡觉时间。所有丘德功做的这些好事，无疑在工人的心里留下了好感。丘德功出事前的一次冬训中，大家都在会议上说了很多感激他的话，连对我说他思想反动，不让我接触他的王奎选都说，老丘是活雷锋，我们下班了每天回家精疲力竭，倒在床上呼噜大睡，老丘还要在灯光下为大家修表，修钟和修收音机。
大家的褒扬，并没有缓解邵兰新对丘德功的成见，我注意到大家在褒扬老丘的时候，邵兰新的表情显示了一种坚韧的无动于衷，我觉得这种褒扬正适得其反地在邵兰新心中加强他对老丘的反感。他心里兴许在想，这是阶级敌人的蒙眼术，大家阶级觉悟不高，被丘德功蒙蔽了。
从另一方面说，所有丘德功做的这些好事累积起来的在人们心中的感激，最终也没有救得丘德功的性命，这些感激在不影响人本身利益的时候，能够换得一些鸡毛蒜皮般的公正，但是一旦对当事人也有危险的时候，它们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以后，我与丘德功还有过几次谈话，印象比较深的是有一次在地里单独相对。谈话是从丘德功的道歉开始的，他说自我来后，一直同情我，但是不敢表示出来，有时还恶言相伤，真对不起，显然他一直对我们的首次谈话耿耿于怀，并且为之内疚。接着他问起我因为什么问题被搞到这个地步的，我也收起了那付平时在众人面前老实接受改造的唯唯诺诺的面具，毫不掩饰的告诉他，北京的知识圈中已经到了疯狗乱咬的情形，很多莫须有的罪名都是为了升官入党或者保护己身的人强迫加上的。不管我怎么说 ，他还是不理解，除了鼓舞和安慰我以外，他还是认为我本身必定有些问题，有什么辫子给别人抓住了。不过他倒不走俗，他根本不相信这些辫子本身是有罪的，因为他自己心里也藏着各种，想不通的，不能让人知道的辫子。所以他有些诚挚，也有些带着自以为隐藏的不错的得意，更可能是对于自己恶劣处境的自勉告诫我，要将自己的尾巴装在裤子中，不能让别人抓住。
他讲这个话时的语调，表情使我印象非常深刻，以至于今天我回忆起丘德功时，眼前就出现了他说这话的样子，诚挚、坚定而自信：
“要将自己的尾巴装在裤子中，不能让别人抓住。”
我也理解他在这句话中除了流露对现状的不满，还是认为我的遭殃是自己不小心造成的。那时候，我好几次内心冲动，想将我初来时，王奎选说的话告诉他，让他小心。但是，理智阻止了我，这是很危险的，搞得不好被理解成挑拨关系。再说一个自己没有被灾难冲击过的人，是很难真正理解别人被灾难冲击时的无奈和不可自主，总以为自己离灾难很远，以为在受灾难和无灾难之间确实存在一个是非界线，不会相信这种危言耸听的！
不过即便丘德功相信了我的话，在丘德功的处境上，这又有何帮助呢？ 一个以为自己的尾巴藏得不错的人，难道不知道自己的处境恶劣吗？ 否则的话他怎么会时时想到要警惕别人抓自己的尾巴呢？
果然不久后，不管丘德功怎样牢牢看住他裤子中的尾巴，他依然遭殃了。在当时的中国，要一个人遭殃，何须一定要见到和抓住裤子中的尾巴！
(三) 招祸
四队的队部有三个干部，康队长，指导员邵兰新，会计汪深。
康队长是一个身强力壮的大汉，原来是解放军的排长，生性好动，成天忙碌在地里，他最烦恼的事情恐怕就是坐在那里开会，所以他只和自然斗争，与世与人无争，我们的故事对他没有更多可讲的。
会计汪深也是复员军人，是江浙一代的人。因为他能写会算，所以就担负了全队的工资，考勤，劳保等等一切后务工作，不下地。为了说明汪深的形象，大家可以想像，绍兴宁波那一带的农村小知识分子，个子中下，人很瘦，和中国电影中地主恶霸的狗腿子有些像，有点狡黠，但是没有霸气。他的眼睛很混浊，说话时总是避开人的目光，隐约能感到他对人有些势利。其实他对人的态度只是忠实和精确地体现邵兰新的好恶，而且你也只是隐约感到，说不出什么不恰当的地方来。在队里工人的印象中他是一个勤勤恳恳为大家服务，不张扬，不多事的人。从他的唯唯诺诺和小心谨慎中，我猜测他不是出身不好，就是有什么辫子在档案中，只是无法证实了。
现在讲到邵兰新，邵兰新是一个中等个子的胖子，园园的脸，脸上一股正气，没有一点阴诈和诡谲的气色，板起脸来很凶，笑起来时却很可亲，有些像庙里的罗汉。这里说的正气并不意味着他是一个正人，只是表明这个人耿直和自信，自信到接近霸道，却是自己未必知道。邵兰新虽然大腹便便，像个做官的样子，却没有大干部那样的气势，仔细看他的脸颊上两块胖墩墩的圆肉，有些红，并不是血色润通的颜色，而是带着风霜吹打出来的血管显露。他虽然凶的时候很可怕，脸上的胖肉还不到横肉的级别。
邵兰新小时候很穷，他忆苦思甜的时候说过，小时候要过饭，要不是党我哪能有今天？他说这话时，就像说家常话那样平静，没有很多人忆苦思甜时的矫情，泪流满面，反倒让人感到他对共产党感激的真诚。他从部队转业时是付连级，一直在四队担任指导员。邵兰新的文化是在部队里学的，墨水不多，加上他的个性不是那种夸夸其谈，花花肠子的人，所以说话都是朴实的大实话。对他来说共产党的道理就是真理，打地主，就是为了穷人翻身，他邵兰新有今天就是共产党带来的，邵兰新对地富反坏有着天生的敌意，对着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尤其鄙视，邵兰新一有鄙视脸上就会显示出来，我能感觉到他看丘德功和黄天秀时眼神中那种厌恶，他觉得这些人和他不是一个世界的，要不是共产党来了，都是骑在他的头上，而且现在仍时时刻刻都想着夺回他今天幸福生活的敌人。邵兰新这样想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对他现在的生活非常满意，还有他根本不知道世界上普通人和正常人生活的样子。邵兰新对我后来态度较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知道我的父亲是共产党员，加上我年青，因此我在他的眼里成为不小心失足的人，尚可挽救，与那些出身不好的人不同。
听邵兰新开会讲话是非常无聊的，他讲不出什么道理，翻来复去，就是共产党打天下救穷人，资产阶级要用懒、馋、贪图享受来腐蚀革命队伍，夺回他们失去的江山。所以他，邵兰新，身为指导员，必须以比契柯夫笔下那个紧紧看住周围人不要弄出什么事的普里希别叶夫中士(这是我说的，邵兰新不知道什么契柯夫)更负责，更霸道的眼睛牢牢看住四队的人，不让他们受资产阶级和阶级敌人的腐蚀。除此邵兰新再讲不出什么来了，通过他嘴里出来的道理倒是都变成了与他亲身经历紧紧融在一起的大实话，虽然其中的连结在逻辑上是否成立很有问题，但它毕竟与我在学校中听到的那些一套套的极端偏激，专横，霸道和杀气腾腾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的受苦人民完全不同。我至今一回忆起，六十年代大学中那些政治干部，進步学生，慷慨激昂，唾星四溅的大谈去解放世界受苦人民时，身上就冷的起鸡皮疙瘩。那些当年在学校中耀武扬威，将衣服披在身上(那时学校干部的时尚，不将胳膊伸到衣服袖筒中)到处慷慨陈词的人，恐怕一个个今天正在灯红酒绿的温柔乡中搂着二奶享受人生，而早已忘记，或者故意忘记他们用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将别人搞得鸡犬不宁惶惶不可终日的保尔科察京时代了。只是偶尔对身边商业化女人的游戏人生和缺乏真情感到疲乏的时候，会想念和怀念起他们年轻时，充满斗志的为革命献身的纯洁女友，他们记忆中的冬妮亚，而自以为他们那个时候一个个都充满革命理想，圣洁得像天使！
邵兰新大约也知道自己每天晚上政治学习很枯燥，大家很看不起，有时也想过应该用比较有理论水平的词汇来润色和提高一下。有一次他这样开始了，先清了嗓子，说，今天的科目是，故意停顿了一下，看看大家的反应，大家耳目为之一震，怎么像讲课了，张着耳朵听下去，邵兰新接着说，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因为他不知道纲举目张是什么意思，就说成纲，举目张。下面有一半人笑起来。邵兰新发现不对，不知道大家笑什么，狠狠瞪了大家一眼，又回到他习惯的口头禅上去了。
邵兰新虽然恨地主，恨剥削，恨资产阶级的好吃懒做，贪婪享受，但是他不知是没有想到，还是故意回避，他自己现在的所作所为不正是在脱离劳动和得到额外享受的路上走着吗？他的身体愈来愈臃肿，不知是转业前就是这样，还是在当了指导员后长期脱离劳动引起的。连不识字对他的话马首是瞻的王奎选都私下对我说邵指导员不如康队长，不参加劳动。当时只要干部一开会，参会的干部就可以吃一顿好饭，虽然那一点点特殊化与今天的花花世界的糜烂不可同日而语，但是这与邵兰新会上成天告诫教育工人，不让他们受资产阶级腐蚀，和他用眼睛紧紧盯住工人的行为，不正是背道而驰吗？不过我相信以邵兰新的资质，不是回避这些问题，而是不可能去想到这些问题的逻辑矛盾的。
有一次邵兰新传达上级干部要参加劳动的文件，传达完了，邵兰新还没有来得及讲话，老工人张正寿不紧不慢的说“这是远景规划吧”，将会场上的人乐得仰面大笑。邵兰新脸通红，气得两眼冒出凶光，但是没有与张正寿计较，更没有训斥张正寿，而是将话题扯到别处去了。这说明邵兰新毕竟还有做官的涵养，知道分寸。还有一个事情可以说明邵兰新虽是直性，也学了一些当官的伎俩。
农场里有不少工人的弟妹来到农场，到农场工作，这些人没有工资，就以记工分为准。有两个女孩子在四队场院工作，邵兰新看到了，就过来问了一下她们的情况，最后对这俩个女孩子说，你们俩个的工分，一个是九分，一个是七分，你们每天下班前讨论谁是九分，谁是七分。当然后来这俩个女孩子没有上邵兰新的圈套，俩个人商量了一下，每人轮流拿九分。
现在让我们回到丘德功的故事上来。
在中国，除了杀人犯或者当场抓住的强奸犯，偷窃犯外，一个人被宣布犯罪，如果你直接去从他的犯罪去理解这个人，那么往往会失之千里。所谓的反革命，反动分子，贪污犯，生活腐化犯等等往往来自于这个人的情况改变，来自于这个人的实力，情况与他现有的地位，财产，收入，房子和妻子的漂亮程度不相称，一旦产生这样的不平衡，这个人就很可能要开始倒霉了，至于倒什么霉，那并不重要，而完全根据当时的形势而去自由发挥的。在毛泽东思想时代往往容易变成政治犯罪，在改革开放时代容易变成经济犯罪。我们这里丘德功的倒霉也没有逃脱这个规律。
队里的工人大都是三级到五级工，工资应在三十到六十元之间，而丘德功是技术干部待遇，比工人高不少，我想应在八十多元。一个政治身份低的人如果工资比周围人高，这显然是不平衡的。说到这里我想起鲍有光的父亲鲍扬廷来了，他从希腊起义回国后被定为三级教授，工资并不高，但是共产党念及他是起义回国，另外给了他一份非常可观的保留工资(一百多元)。记得他第一次拿到保留工资时，立即送回人事，人事将退回的工资寄到他家里，他又退回去，如此三次，坚决不收。他的妻子非常不高兴，钱是人家诚心诚意给你的，又不是自己硬要的，为什么不拿？鲍扬廷说，你懂什么，在一个科室中如果工资高于上司，就像坐在火山上面。后来鲍扬廷躲过了像他这样的人几乎必然要遭殃的右派大劫，可能正因为他做人的睿智和谨慎。丘德功显然没有鲍扬廷那样的人生阅历，他的遭殃就是从工资开始的。
四队领工资的那天，大家排队，由会计汪深给大家一个个发。丘德功拿到工资的时候，就应该走开，轮到下一个，当时并没有当面点清的习惯。可是丘德功没有走，而是点了一下，发现少了三十元。然后他就将钱摊在桌子上，问汪深﹕
汪师傅， 怎么少了三十元？
汪深脸通红，也没有仔细点丘德功的钱，就说是吗？从抽屉里将显然是卡扣的钱拿出来给了丘德功。大家都看着汪深，知道汪深是有意的，他看准了邵兰新对丘德功的厌恶和丘德功在队里的处境，才敢沾这个便宜。要是丘德功回家才发现而没有当面点清，那么以后查无对证，队里有哪个人会相信丘德功和帮丘德功说话呢？没有想到丘德功会当场点，这使他丢尽了脸。
这件事丘德功要回了钱，却栽下了祸秧。不过我也看不出丘德功在当时情形下有其它应对的方法，如果丘德功认了这个哑巴亏，不揭露汪深，他以后会逃脱命运给带来的灾难吗？这个问题，恐怕只有上帝知道了。
三四个月后，四队出现了惊天动地的现行反革命事情，会计汪深揭发，有人下工回家经过队部门口时，公然唱反革命歌曲
我是一个兵
来自老百姓
打败了日本狗强盗
消灭了解放军
这个唱歌的人就是丘德功！
(四) 挨斗
六十年代中期的中国城镇乡，到处张贴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和阶级斗争为纲的标语，整个中国已经处于一个大动荡的前夕，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杀气。
记得到农场前，有一天夜晚，我在北京坐电车，突然发现电车上一片死寂，没有人一个人说话，人的脸在车外一个个驶过去的路灯的荧光下一会儿变白，一会儿变黑，让人感到慑人。多年来我总不能忘记那个夜晚向我显示的恐怖，和当时心中突然袭来的在这个长夜中出现的无比孤独。
我相信那时候很多中国人已经从各种气息中闻到了血的腥气、预感到了一场血光之灾将要登上中国之陆。虽然人们尚不知道这场灾难来自何方，为什么而来，谁去杀谁？当然人们更不知道，在这个城市的心脏，北京高大和讳莫如深的红墙之内，琉璃瓦之下，两个巨头已经不共载天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黑雾和怒气正从他们的脚下升起，变成黑色的乌云，将整个京城笼罩到黑雾之中，然后这些黑云要慢慢弥漫、向整个中国扩散，覆盖住整个中国的一个个城镇，一个个乡里，像一条条黑龙，张开血盆大口，悬压在中国的土地上，等待着喝血。
丘德功就是在这个血雨腥风即将来到的前夕，被卷進了灾难。
农场党委听到邵兰新汇报，四队出现了反革命事情，有人公然叫嚣要消灭解放军，党委书记茹作斌勃然大怒，派出了以党委秘书徐仁芳为首的工作组，去四队处理丘德功反革命事情。
党委秘书徐仁芳，山东人，部队转业。但是徐仁芳看起来不像一个军人，白净的脸，整齐的五官，文秀沉静，说话也是文质彬彬的，更像一个文人。
其实一个人的文昌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完全决定于读书多少和受教育的程度，很多博士说起话来却是一付鲁莽和无知，不同的只是由于有了博士学位讲起蠢话来更是不容置疑和更加自信了。而没有受到高等教育却显得内秀和很有涵养的人也到处可见，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徐仁芳就是其中一个。虽然他的身份、职务、经历和当时的极左气氛使他也在阶级斗争烽火中冲锋陷阵，但是萧杀的气氛仍然不能吞没他稳重的个性。另外徐仁芳可能由于自己没有受到很多教育，对有高等学历的人有着一种天然的尊重。这种秉性在共产党的部分老干部中屡见不鲜，他们由于自己不能進入和懂得所谓高深的学问，而表现出对知识殿堂和有学问的人的敬畏。反而这种对学问和有学问人的敬重，在解放后大学生中爬起来的知识分子干部中却无迹可寻了。这些所谓的知识分子干部，在当学生时为了要求進步，入党升迁，不得不荒废学业，肚子中通常没有多少墨水。而由此之后，为了自己在学业上的损失，显示了一种对不问政治只读书的人，乃至知识的怨恨。正是这种心态，他们在政治运动中对这些被他们称之为白专的人下手尤为残忍。
一个斗争现行反革命丘德功的大会在徐仁芳的主持下开始了。
斗争会，这个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名词，对于外国人恐怕会像外星球上的童话，对于中国人的后代子孙恐怕也难知其详了。虽说以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和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则，斗争会未必就会绝后，但是百年后的中国斗争会肯定会与他们爷爷奶奶曾经经历过的斗争会大相径庭，可能会添上那时候的中国政治，甚至高科技，人工智能，机器人的特色。如果我不在这里多解释几句，外国人查百科全书，子孙查历史书，肯定会望洋兴叹，徒劳无得。因为这些不上大堂﹐但是却将一个时代的中国人折磨得死去活来的东西，中国人是从不将它记载在正式文字中的。
斗争会源出于土地改革，共产党每打到一个地方，就要将地主的地分给农民。在分地前，必须发动群众，开斗争会，先将地主批倒斗臭，这样农民分地时才能心安理得，理直气壮。从解放初期反映土改的小说。诸如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等看，土改斗争会往往要经过共产党派出工作组，反复动员农民才能发动起来。而我们这里说的六十年代的斗争会无论从形式上，参加人的心态上说已经与土改斗争会完全不是一回事了，至今尚没有一本小说反映曾经成为那个时期中国人生活重要内容的这种小说。
六十年代斗争会不是从土改斗争会脱颖而出的，它的正宗祖脉应该是反右运动。反右从共产党请求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帮助整风开始，要知识分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直到党认为事情的性质起了变化，不能再言了，就发生工人农民“不答应”了，走上讲台，要与右派辩论。右派在“工人农民”的讨伐下，不经一击，辩论会很快就变成了右派认罪会。当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以中国人不宽恕的民族性格，自然不能息戈卸甲，“控制不住愤怒”的右派的朋友、亲人、和同事，义愤填膺的，跃跃欲试争取進步的，心怀叵测的和心惊胆战的都必须一个个上场，轮番与右派划清界线，表示愤怒，这时候，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产物，斗争会诞生了。
斗争会，从五七年诞生，到六十年代，经过几年的实践，已经发展到非常成熟了。
它的第一个特点是反右后的任何单位都具有对自己的下属开斗争会的权利，也就是说每一个基层党组织都具有将一个下属打成与历史上的奴隶地位一样卑微的地富反坏右的无上权利，无需经过公检法系统批准。这个单位党委无法无天的权利已经使社会上的公检法系统形同虚设，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工作和生存的中国人，其做人的基本权利实际已经毫无保障，丧弘至尽。
斗争会的第二个特点是党的积极分子反而不太上场，愈是亲近的同事、朋友、同学、兄弟、夫妻、愈是要上场，愈要无情。所以从人性上说，斗争会的残忍和冷酷，它的亘古未有，世界独特，正是定位在这第二特点上。
今天有人去责备那时的中国人愚蠢和无情，未必见得公平。任何一个理性的人处于其境，都未必会比那时的中国人潇洒。试想一下，如果一个人被置于地狱之边，一个个党的积极分子虎睁圆眼看着你是否划清界线，否则就会将你也推入那个万劫不复的火海之中，你孰去孰从？
这里说地狱和火海，绝非夸大之词。沦为阶级敌人的严酷确实与陷身地狱只在伯仲之间，它超过了法律的任何刑事惩罚，甚至死刑，因为它意味着不经任何审判，不允任何辩护，不存在任何上诉可能，一个小小的单位党委，转眼之间就可以令一个人丧失工作，家庭，变为像奴隶一样的贱民。贱民在中国社会的意义就是，不管走到哪里，任何人都可以侮辱你﹐残踏你﹐做最苦的工作﹐没有申辩的权利。而且一旦沦为贱民，就是阶级敌人，终身都是敌人，永无期满之日。而且你一旦成为阶级敌人，你的子女，父母，兄弟姐妹乃至表亲都会从心里真正的恨你，因为由于你，他们的升学，工作分配，分房子，提升等等都会受到影响。
这么一个荒唐的，实际上已经突破了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政府系统司法的，使每一个普通人离地狱只是近在咫尺的制度，既然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社会中形成和发展起来了，到了文化革命发展到它的顶峰。而后由于政府的官员在文化革命中自己也尝到了这个制度的残忍和不公平，而暂时的被搁置，不再被使用。这里说暂时，是因为，造成这种荒唐制度的根源并没有被充分认识，而待到受过这个制度直接伤害的官员慢慢将这些记忆淡忘，或者离开人世以后，新的少壮派再在中国升起的时候， 它完全可能卷土重来。
丘德功的斗争会就在群情鼎沸的口号声中开始了：
打倒现行反革命丘德功！
打倒仇恨解放军的反革命分子丘德功！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会场一片萧杀，尤其像我这样已经被戴帽子的反动分子更是提心吊胆，喊口号时拳头举得高高的，声音喊得大大的，唯恐人们说我同情丘德功。
丘德功站在会场中间，低着头，脸苍白和憔悴，显然已经多夜无眠。
首先是汪深发言，他有板有眼地叙述了，他怎样在办公室办公，下班的工人怎样一个个走过队部门口，然后大部分人都过去了，最后来了丘德功，扛着锄头， 一边走一边唱。先是唱的大海航行靠舵手，到了队部门口唱起我是一个兵，最后一句唱的是消灭解放军。他当时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又听了一遍，还是消灭解放军。
汪深说完， 大家愤怒的叫起口号：
打倒反革命丘德功！
坚决要求严办反革命丘德功！
接着是批判发言，几个显然已经事先安排好的发言一个个轮流过去。最后是主持人徐仁芳讲话，他的话也是这类会议的老套子，丘德功你必须老老实实接受群众的批判，進一步交待你的罪行，争取宽大处理，对抗是死路一条。讲到这里，看来会议应该接束了，但是奇迹发生了，徐仁芳出乎大家意料的，突然对丘德功说，丘德功，大家花了这么多时间帮助你，你对大家讲一讲你的认罪态度。
徐仁芳出乎常规的给了丘德功一个说话的机会，连丘德功自己都没有料到，谁也不知道徐仁芳为什么这样做。丘德功先是一愣，但马上反应过来了，他的机会来了。
丘德功突然哭了起来，跪了下来：
“请大家饶了我吧，我就算是一个死心塌地的反革命，也不会傻到大白天去唱消灭解放军，我家里有妻子，还有一个四岁的孩子，我不为自己想，还要为她们想想，我要成了反革命，她们怎么活下去啊”
说到这里丘德功已经声泪俱下，泪流满面，跪在地上，将两条腿挪动着，跪到了汪深的面前：
“汪师傅啊，你大人大量，救救我吧，我代大李小毛求你，过去如果我有对不起你的地方，这里我向你赔罪，汪师傅啊，消灭解放军和消灭蒋匪军，两个音很接近，很容易听混的，告诉大家你没有听清楚吧！”
谁也没有想到斗争会会变成这个样子，这种情形如果发生在北京的大学中，马上就会有要求入党入团的進步分子跳起来，声色俱厉地指着丘德功的鼻子叫丘德功老老实实，不要演戏，可是这里不是北京，下面坐的不是知识分子，没有一个工人有跳出来立功的意思。
大家看着徐仁芳， 现在应该是主持会议的主持人严词呵斥丘德功站起来，回到会场中间去，可是徐仁芳像个没事人一样，他的眼神中闪出一种迷离的光芒，望着我们看不到的空中，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汪深尴尬地面对着跪在地上向他求饶的痛哭流涕的丘德功不知所措，这个时间继续了大约一分钟，这是极为静寂的一分钟，又是非常长的一分钟，大家都屏气敛息的看着汪深，等待他说话，终于一个工人家属不能忍耐了，叫了起来：
“汪师傅，丘德功在问你呢，你到底听清楚了没有？”
“我，我”
汪深支吾着，不知说什么好。
从干部转为工人的李云飞忍不住了：
“汪深，你听清楚就说听清楚了，没有听清楚就说没有听清楚，大家等着你说话哩！”
李云飞出身烈士，深得领导信任，过去在人事保管挡案。但是他有一个无可救药的毛病，就是上天造就了他有特别强的理解力，却没有起码的分析能力。他又有将他理解的事情和东西，不管是否合乎时宜，用非常极端和尖锐的语言立即表达出来的爱好，他这种没有理智和原则的紧跟形势的第一反应能力，使他始终处于当时正确的大风大浪的尖头上，而毫不意识不同时期风浪的浪尖可能正是完全对立和一百八十度相反的。他也由此被他强烈的第一反应能力所累，由于嘴快嘴臭得罪了大部分领导和工人，最后被从干部贬为工人，在队里当康拜因手。
会场上一双双火辣辣的目光盯住了汪深，汪深顶不住了，汗一滴滴流了下来，
“我，我，我没有听清楚。”
徐仁芳像久旱逢雨，好像在盼望这句话，等这句话一到，连想也没有想，就立即反映，
“啊，老汪，你也真是的，没有听清楚，这话怎么能够随便说呢？”
但是他完全没有進一步为难汪深的意思。
然后徐仁芳大声地加重语气说：
“散会！”
这个斗争会就这样虎头蛇尾，结束了。徐仁芳回去后向党委书记报告汪深没有听清楚，事情就不了了之了。
今天我在回忆这些旧日的往事时，仍不得不对徐仁芳在那个如履薄冰的阶级斗争时代中显示的人性，智慧和勇气肃然起敬。
不幸的是，虽然丘德功逃过了这一劫，这一劫最终是不会放过他了。他的莫须有的尾巴已经被牢牢卷到人手之外的国家政治风暴之中，由不得他自己和任何个人做主了。到那个风暴到来时，那条黑龙需要喝血的时候，不管是邵兰新、汪深、徐仁芳，甚至农场的党内书记茹作斌，都无法再控制丘德功的命运，这就像一个气球，一旦发出去，线就被剪断，飘到了中国的政治天空，它的命运只能随着天空的风雨雷霆去上上下下翻滚，去喜怒哀泣，地下望着的人只能叫喊兴叹，再无控制能力。
(五) 文革
丘德功从第一次劫难中脱险不久，文化大革命就来了，这是公元一千九百六十六年的春天。
今天我们从中国的史料去回看这场文化大革命，不免会有读三国演义感觉，毛泽东，造反派和老干部，形成了三个又对立和又依赖的关系。像三国演义的作者一样﹐从上古以来，中国民族就是一个主观意识和感情色彩极其强烈的民族，要中国民族去客观地叙说一件事情，不将自己的关系远近，派系，好恶、爱憎放進去几乎是没有可能的。不管是将毛泽东看成曹操，还是造反派是曹操，此后的故事是无法公平地讲出来的，其结果就像三国，使大家永远也不明白，一个聪明得像神一样的诸葛亮加上一个善良得像君子一样的刘备怎么最后会输给又蠢又坏的曹操？中国人的历史，文学和故事都是戏，中国人生活在非常复杂的关系和斗争中，但是一到文化中他们就乱编胡造，把它都说成戏，不让你知道他们真正生活中的样子。
正是这样，写到文化革命的事情，我就会陷入非常困难的境界，读者脑子中已经固定地将文化革命与一些画面和模式连在一起了：造反派打砸抢论，老干部被迫害论，毛泽东整刘少奇论，灵魂大革命论，个人大崇拜论，或是人民文革论等等，等读到这个故事时立场和喜恶早就预定了，会将他们预定的观念自然而然的结合到我的故事中去，丘德功不是成了打砸抢的小流氓，就成了与专制官僚斗争的民族英雄，和他们成天看的子虚乌有的戏和写的时评混到一起了。
可是离开文化大革命又怎能理解丘德功后面的命运和悲剧呢？我举笔难定，最后终于改变了只谈丘德功故事，避免过多谈论国家政治的初衷。因为我一旦走到对丘德功命运的深度思考之中，就会发现那个时代个人的空间已经几乎被国家和集体全部吃掉了，也就是个人的个性被强悍的时代共性压抑到非常微弱，根本无法左右和改变自己的命运。如果我们那样去孤立的谈丘德功的故事，会完完全全歪曲丘德功的经历。实际上到了这个地步，丘德功对于自己的命运已经不能负责，也做不了什么，它完全控制在国家政治手里。
可是另一方面只要我一借鉴现有的文化革命概念的大前提来继续叙述丘德功和农场的故事，丘德功就会被读者不自觉地归入他们脑子中已经固定化了的文化革命人物模式中去，那样也会将丘德功的故事歪曲和糟蹋得不成样子。
因此两条路对我都很困难，我只能从这两条路的中间找一个夹缝穿过去。
这就是尽力就事论事的来述说这个故事，也就是说立足于丘德功和农场的命运变化来反映文化革命的演变，而不是反之，去借鉴现有的文化革命概念的大前提来叙述丘德功和农场的故事。显然要在这个小小的故事，脱出现有的各种文革模型，去忠实地复述文化革命的历程，无疑非常困难，会使文章的篇幅愈写愈大，这毕竟不是一部专门论述文化革命的专著。为了减少这个困难，我尽可能的以讲丘德功的故事来带动在他周围燃烧的文化革命， 就像布尔什维克革命之火在奇瓦哥医生的身边熊熊燃烧，而齐瓦哥医生与娜拉的爱情依然在革命之火的烽烟中延绵。不同的是丘德功没有齐瓦哥医生与娜拉的那份幸运，他的个人命运被文化革命的中国之火差不多完全吞没了，我要尽很大的努力才能在革命的火焰中找到他渺小的影迹。
农场是中国的一个小小的角落，有它区别于中国其它地方的特殊性，但是就文革的兴起，各个阶段的层次，以及人在不同阶段的心态，和它最后因林彪的死和毛泽东的健康恶化，力不从心而陷入退无人敢说，進不知何从的泥潭，不死不活的拖到毛死，基本上还是完全尊从这个国家的共性。如果说有区别，那么这场由毛泽东强加于中国的革命，传到偏僻农场的时候往往要比其它地方晚好几个节奏。
我有时想，如果毛泽东真的能活一百四十二岁(当时报道的特大喜讯)，或者永远不死，文化革命会怎样结局呢？中国的现在又会怎样呢？当然这种非常理念的探讨不是讲究实际利益的中国人喜闻乐见的，可以肯定的是如果那样的话，中国的近代史就必须彻底重写了，不会有四人帮坐牢，不会有邓设计师放出他们的子孙像元朝蒙古贵族在中国走马圈地一样去分割国家公有财产，当然也就更不会有习近平的贼喊捉贼式的抓贪污闹剧了。所以到了中国历史这个领域上，是没有什么政治理论家和学者说的历史发展的必然性的，纯然是一场随机前進的悲剧。 鲁迅先生说中国历史没有年代，从字缝中看出的字只是吃人。我的看法有一点不同，吃人很难看出来，中国有这么多的历史学家，他们职责就是是将中国历史涂改的面目全非，将关键地方盖的严严实实，让外国人和中国子孙什么也看不出来。
文化革命的火蔓延到农场是一千九百六十六年的夏天，这时中国的红卫兵都已经到处在抄家，灭四旧了，农场却如梦初醒，响应毛主席的口号，要文化革命了。党委最初理解的文化革命就是与过去的政治运动一样，揪几个阶级敌人出来斗一下。
这不应该怪罪于农场党委思想僵化，或者转移革命的方向。不同于共产党的上层干部，对于毛刘的矛盾已经有所了解察觉，知道毛的来者不善和醉翁之意是指向刘少奇，而有意的将毛的矛头转向发不出声音的老百姓，来保护刘少奇和他们自己。但是这个指责却绝对不适用于农场这样底层的干部，他们怎么可能想到这次伟大领袖的意图不是要像以往一样搞阶级斗争，打阶级敌人，而是要打倒刘主席，并且要将农场干部自己也要揪出来陪斗一下？他们能想到的，能做到的只能是根据过去政治运动的做法，来重复一遍而已。所以毛泽东只凭一条这次运动的重点对象是走资本主义的党内的当权派的空洞条文，就要他的所有官员去斗刘少奇和他的僚友，斗他们自己，否则的话就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实在是强人所难，蛮不讲理的。其结果必然是使所有的官员都糊里糊涂的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对毛泽东的大家找不到的尚未亮相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就这样，伟大领袖毛泽东的文化革命战略步骤，一开始就将一个小小的在农场求生的下放干部，与他的整走资本主义的党内当权派毫无关系的丘德功拖入到一场灾难之中，农场确定的要揪的新牛鬼蛇神中，丘德功无可逃脱。
这同样不能完全怪罪农场的党委，当他们绞尽脑汁从他们下属的名单中挑选一个个阶级斗争的对象时，恐怕没有比公开叫嚣消灭解放军的人更容易浮上脑袋了。虽然这是莫须有的，而别的工人和干部连这样的莫须有也找不到，运动去斗谁呢？史无前例的毛泽东时代，国家大事和国家政治就是通过这样荒唐的逻辑与个人的命运这样息息相连起来的。尽管丘德功本人的历史，思想与反刘少奇和保刘少奇没有任何关系，和文化革命开始时的开场锣，扫四旧，海瑞骂皇帝，三家村等等等也没有一点关系，但是从文化革命的一开始，他就被推到文化革命的浪尖之上，他的命运就随着文化革命的变化而升沉荣辱，无论丘德功本人，或者农场的干部都对它失去了控制。
毛泽东政治与中国古代封建政治，刘少奇政治，邓小平政治显然不同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他的很多决定不是从组织路途和官僚网络下达和执行的，而是通过他高深莫测的和将来可以任意添加，甚至向反向连接的语言和指令進行的，这些不具有法律严密性的模棱两可的语言，将所有的人，从他身旁的亲密战友，到社会底层的一个小小普通人，都搞得惶惶不可终日，被笼罩到它无形的巨大恐惧的阴影之下。毛玩的是一种高深莫测的心理战术，正像他自己非常得意说的这是一场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灵魂大革命。这个诡谲的玄术使他死了几十年后，还有不少文人佩服得五体投地，追求它的绝对价值和永久意义，在里面辗转反侧，迷恋忘怀，赞不绝口。
当时农场空气中闪烁着一种可怕的沉寂，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恐怖弥漫在农场的每一个空间，这就像战场开战之前，两军对垒时的寂静一样可怕，人心充满恐惧，个个心怀鬼胎，不知这次谁该遭殃？ 因为以共产党的阶级斗争理论VS人性，从共和国的主席，总理，到一个农场的小小农工，哪一个没有辫子捏在上级领导的手里，但是表面上这一个个都有辫子被捏住的人都比没有辫子的人更想显得没有辫子，更意气风发，更斗志昂扬，这就要比没有辫子的人更起劲的高唱着社会主义好和东方红。包括在天安门广场上，亲自起劲的指挥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的周恩来。看着照片和电视中周恩来那种激情澎湃的样子，如果有人能看到在他的激情下面是也是裤子中邱德功说的要藏起来的一条条尾巴在发功，怎么不令人为他难过。贵为国家总理都是这个样子，中国人活着怎么不难啊！所以对于任何一个叫做中国通的外国人，想真正了解中国人的人生，真是难于爬中国的蜀道。他们可以将中国话讲得地地道道，但是他们对中国人和事情的解释往往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牛头不对马嘴。
终于在一个夜晚，转瞬之间，农场的政治中心，食堂兼大礼堂就铺天盖地地贴满了歪歪斜斜的大大小小的大字报，在進门的地方，有一幅用大体字写的大字报特别显眼，上面写着：“郭大胡子，你为什么一个人吃了七个人的肉？”和“坚决要求揪出用大刀砍了一百多个共产党头的历史反革命”。指的是生活科科长郭大胡子多吃多占，一个人吃了应该分给七个人的猪肉，和已经被毛泽东御定为功过相抵的战斗英雄赵风山。
当然企图消灭解放军的现行反革命丘德功的大字报也赫然其中。
倒是没有一张大字报是针对我们反动学生的，一个可能原因是我们的问题已经定案，不属于暗藏的坏人，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农场党委学习了十六条，文化革命的指导文件，学生的问题一律不整。不管怎样，我们是学生，虽然是反动学生。
在大字报出现的同天，还有一个令人感到毛骨耸然的景象是农场干部袖子上突然都戴上了红袖标，上面写着毛泽东思想赤卫队。这个不平常行为增加了空气中的萧杀气氛，既然是赤卫，一定是碰到了强壮的敌人， 可是敌人在哪里呢？ 以党委的强大，对付大字报上点名的这几个牛鬼蛇神值得这样严阵以待吗？其实这些所谓的毛泽东思想赤卫队自己也不知道要赤卫什么，正像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的，毛泽东这次运动要收拾的敌人，正是他们这些这一刻信誓旦旦地准备去保卫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赤卫队。
大字报一出来后，斗争会已经是箭在弦上，大字报点到的人被拖上了斗争会。这是丘德功面临着的第二次因为唱消灭解放军而开的斗争会。
这一次的斗争会丘德功没有上次的幸运了，既没有徐仁芳给他的认罪机会，也没有“一双双火辣辣的目光盯住了汪深” 问汪深有没有听清楚了。只有一个家属怯生生的说“汪师傅，你听清楚了吗？”，汪深混浊的眼睛这次非常明亮，挺着胸膛 回答得坚决和响亮：“我听得非常清楚”。没有一个人再追问汪深，为什么你上次说没有听清楚。代替的是愤怒的口号，和所有人的对丘德功的仇恨。而上次用辛辣语言逼迫汪深的李云飞正满头大汗的在斗争会上领喊口号，和带领着大家唱“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倒它就不倒”，他声嘶力竭的充满情感的声音使人们完全忘记了上次会场上的同一个李云飞说过什么。
我叙述这个故事时与中国的小说家，回忆家，政治家的一个重要区别是，没有好人与坏人的对立，没有光明与黑暗的较量，没有善良与丑恶的角斗。在丘德功的斗争会上，看不到任何这样清晰的对立，而有的只是对一个已经失去保卫能力弱者的共同残踏和蹂躏。但是对立又是确实存在的，它不是存在人的层面上，而是在人的心里面，这个对立对于中国人都是大同小异的，无论是丘德功，是汪深，是主持这个斗争会的邵兰新，还是在这个会上这一刻正助纣为虐的一个个参会者，在心的深处，都有一个立足于他们本人经历，个性，良心，形势，压力，利益混合在一起的精确计算和斟酌，使他们在两个对立的结果中游离，彷惶，而最后他们在这个特定场合中的表现，正是他们对这件事件计算和斟酌的最终平衡结果。当文化革命以雷霆万钧的威摄压过来的时候，个性，良心等等在计算和斟酌中的份量都会被压缩到忽略不计的程度。道德，公平，正义和良心对这些没有基本权利的人来说是一种奢侈，在一个人人自危的灾难中，大部分人能够做的，应该做的都是首先保护自己。
直到今天，我童颜鹤发的时候，回头望去，才明白主导着这个暴风雨般的气氛下面，作怪的是每个参加会议人一根根被捏住的辫子和裤子里的藏着的尾巴。说到底，中国人都是有着非常相同思维方法和处世哲学的人，不管是高官，平民，还是罪犯。不同的只是他们在不同的位置，就要说不同的话，做不同的事，如果将他们互换位置，表现也只是大同小异。
到了这个时候，丘德功已经被卷入到一个无形的风暴中，在这个风暴中，事情的真假，丘德功的态度，都已经无关紧要，汪深，李云飞，邵兰新也都无关紧要，没有人再能控制这件事情的下一步，丘德功的命运将，而且只能将，随着这个国家的政治风暴，随着文化革命的风云，在中国乌云密集的天空乱飞，乱转，谁也不知它会在哪里停下。
（六）造反
从1966年初到 1966年8月，文化革命的暴风雨席卷着丘德功在中国的政治上空继续旋转，丘德功历尽各种灾难，斗争会，游街，他就像一片枯叶在暴风雨的夜空中狂飞乱舞。
正在这个时候奇迹发生了，站在神秘的高深莫测的乌云中的毛泽东，东一榔头，西一锤子，将他的战友和全国的官僚们耍得糊里糊涂，摸不着头脑，捉弄够了的时候，以太阳的姿态从云中钻出来了。
1966年8月，他在北京大学贴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在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想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大字报让惯于听从他的命令去整老百姓的官僚们莫明其妙，胆战心惊：你不是一直叫我们去搞阶级斗争，去整老百姓的？ 怎么这次整老百姓就变成围剿革命派，白色恐怖了？ 当然只是在心里嘀咕，没有人敢去公开责问毛泽东为什么的。
不管怎样，乌云散开了，丘德功就莫名其妙地被救了，救他的不是他自己，也不是人民，更不是法律和政府，而是毛主席。主席像东方红唱的一样从乌云中升起，阳光从北京的金山一直照到农场，将丘德功从一个牛鬼蛇神，阶级敌人的地位一下子上升到与毛泽东站在一个战壕里的造反派。丘德功因毛泽东搞文化革命而成牛鬼蛇神，现在丘德功又因毛泽东搞文化革命而成为反对走资派的造反派，而所有这一切变化丘德功本人什么也没有做。
人们开始以新的敬畏的目光投视丘德功和其他被旧党委揪出来的阶级敌人了，毛主席说他们才是真正的革命派，但是大家，包括这些人自己心里都在打鼓﹕
这个阳光是真的吗？为什么毛主席要帮助我们，为什么他要让我们去反对他倡立和领导的党委呢？叫我们豁的一身刮，敢将皇帝拉下马，毛泽东他本人不就是皇帝吗？ 跟着皇帝造去反，这个造反还是造反吗？
人们用一种审度、不理解、乃至不信任的目光看着毛泽东的这番话。人们嘴上在叫文化革命万岁，心里在想，这是不是已经玩过的钓鱼上钩？
饱经政治运动风霜的人，都看出这场运动的荒诞不经，漏洞百出，没有人敢轻举妄动，大家都在翘首以待，静待下面的变化，农场一片寂静。
反右的记忆太深刻了，人们对那次的背信弃义仍记忆犹新。从毛泽东贴出大字报到人们真正起来造党委的反， 夺党委的权之间有一段非常长的沉寂。
毛主席说：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大家毫无反映。
毛主席说：
“豁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大家还像若无其事，没有人舍得被剐，去斗他的上司。
对于毛泽东一个比一个强烈的煽动，好像无人听到。没有一个人傻到真要去把皇帝拉下马，因为那不就是要将毛泽东自己拉下马吗﹖当然谁也不敢将这话说出来。
但是这种平静是表面上的，人心中的冬蛰已经在那里蠢蠢欲动了。人的心中往往都存在一种逆反的引诱，这种引诱在困难的时候，叫做希望，在生病的时候，叫做康复，在被压迫的和受到欺侮时候，叫做反抗。在一个暴烈的专制制度下，镇压的残忍使这种逆反引诱愈退愈远，销声匿迹，以至人们都快忘记它了，但是它不可能死亡，因为它的死亡就像征着生命的结束。心理大师毛泽东深知这个道理，他不断用试牙草像逗蟋蟀一样在诱发人们心中的这个魔鬼，使它复活，使它仇恨，使它愤怒，去咬，去撕，去流血。这些官老爷们在老百姓头上指手划脚，作威作福已经旷日月久了，怎么可能没有民愤呢？不是冤没有头，债没有主，而是需要一把火，一旦大火烧起来，它就会熊熊映天， 毛泽东知道。
几十年后，到了国外，至天命之年后我才明白，问题不是出在不平上面，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不平，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对待这些不平，怎样给这些不平一个出口，否则月积日累，到了一定时候就要爆炸。国外的现代人性，道德，宗教和哲理都主张用宽恕和理性来消除积怨，而毛泽东认为必须斗，他说八亿人，不斗能行吗？所以他让老百姓以牙还牙，你砍我一刀，我就砍回一刀，毛泽东思想与现代文明就在这里分野。
他继续说，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可是大家害怕，将来再打回来怎么办？
大家仍然无动于衷，农场还是一片静寂。
农场的文化革命的兴起可能要比中国的其它地方更为艰难，因为农场的工人干部以复员军人为主体，对于共产党政治运动都有丰富经验，不太会响应毛泽东造反的鼓动。当农场的当权派被从官位赶下来，与我们这些反动分子一起劳动的时候，我听到了一段非常精彩的对话，是在中学校长李喜元与党委机关书记刘世雄之间進行的。李问刘下一步应该怎么办，这时，刘说：“我宁愿犯政治路线的错误，也不犯组织路线的错误”，“在政治路线与组织路线发生矛盾的时候，我选择组织路线”。 刘说这二段话时，神色凄凉，但无比坚定。刘的这段话不但反映了农场工人和干部在共产党政治中的成熟和睿智，而且也反映了中国人对待政治斗争的根本原则，派系的远近要远远重于道理的对错。
作为党魁，毛泽东当然知道他的文化革命的艰难，不尽然来自他在人心中已经有过出尔反尔的记录，还来自他的党的多年的铁血政策。毛泽东知道他已经在草堆上浇上了油，现在需要有人点上火，那怕是一点火苗，熊熊大火就会烧红半边天空。到那时候，所有看风使舵，瞻前思后的人一旦上了贼船，再无退路，就会奋不顾身的。
可是谁来点这个火苗呢﹖
毛泽东使出了一个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方法，但就这个方法就已足知毛的为人，为达目的而不顾一切。
他打开了潘多拉盒子，放出亿万学生，让全中国的学生不上课了，免费火车，免费旅馆，免费全国串联，去造反。将周恩来在那里苦苦支撑的国家秩序打得稀巴烂。
就这样中国的学生们，戴着红卫兵的袖章，冲向工厂，机关，农场，用他们一知半解的毛泽东语录去套那里的革命，生产停顿了，办公室关门了，官僚们被戴着高帽子游街，这些学生戴着毛泽东的虎威，初生牛犊不怕虎，将全国搞得天翻地覆，最要紧的是他们闹过就走了，没有怕报复之忧，国家陷入大混乱，火终于点着了。
恐怕古今中外，历史将来再也不会有第二个人想出像毛泽东这样荒唐，恶毒和缺德的方法。
将未成龄的孩子用作政治工具的做法在世界上不会再有了。且不说这种做法的卑鄙，这些孩子智鉴尚完全发育，不能对他们的行动完全负责，而且这种做法让整整一代人断绝文化教育，对一个国家的未来会造成多大的影响。我们从这里看到了贯穿毛泽东人生的另外一个特点，那就是打架时的狠，毒，不计后果的市井无赖式的拼命。无论毛泽东小时候用死吓退他的父亲，或者以死三亿人对抗美国的原子弹威胁，都充满了这种不顾后果的拼命打法的凶狠，可能正是他的这种凶狠使所有他的战友，包括柔功达到化境的周恩来望而生畏，乖乖称臣。
党委的瘫痪，使国家基层那个被普遍叫做“单位” 的怪物出现了权力真空，于是各种五花八门的造反组织出现了，部分的掌握了单位的权力。一个特殊的被叫做造反派的群体走上了中国政治舞台。
首先造反派这个名词是一种误导，这里所谓的造反派实际是毛泽东的工具，而毛泽东是皇帝，那么这个群体不管叫什么，例如叫走狗，叫马屁精，都比叫造反派有道理。被叫成了造反派反而成了一种讥讽，因为这些人是跟着皇帝去铲除异己的。如果当时中国刘少奇是党的主席，毛是付主席，那么叫造反派就名副其实了。不过那时候大部分人又会选择跟着刘正主席去造毛副主席的反了，被整死的就是毛副主席，而不是刘正主席了，唯一的区别就是如果刘正主席要造反毛副主席，点火就要容易多了，将毛副主席反右，大跃進，饿死人的事迹一公布，全国马上就会海沸山崩。
其次将这些所谓造反派被描写成一批没有头脑，脚底流脓，头上生疮的打砸抢分子是另外一个误导。其实在文化革命斗争中他们从来没有真正处于过上风，从诞生的那天起，他们就是一群不由自主的炮灰。他们因旧党委抛出而哀，然后又因毛的造反而救，進而又因毛的文化革命而荣，最后又因毛的抛弃和旧党委报复而死。他们就像一群尾巴上被系上了浇上汽油的火柴的狗，前進是死，退也是死，他们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的悲情人物。
即当毛的文化革命到了如火如荼的时候，造反派从被旧党委抛出而糊里糊涂的变成与毛泽东一个战壕与旧党委开战的时候，他们也从没有到过辉煌的境界。他们最荣耀的时候，是旧党委被停工，各种造反派组织夺权的时候，那时候不管什么组织都叫自己为造反派，需要几个像他们这样开始被旧党委揪过的人物来领军，点缀自己是真正的造反派，掩饰自己的保皇本质。
农场的造反相比全国其它地方要温和得多，到了东北石油学院的学生造反到农场，解散党委，召开斗争会的时候，农场的形势已经如箭在弦上，压不住了。紧接着青年工人黄义一贴出了与毛泽东题目非常相似的的大字报，《炮打农场党委--我的一张大字报》，实际这时造反已经是无惊无险，挟天子之威而号天下了，党委已经成了死尸一首，不敢还手了。然后一批支持的大字报蜂拥而出，北京传来的模式，戴高帽子，喷射式，剃鬼头，游街，夺党委权，成立革命委员会等等在农场原封不动地照演了一遍。
对于这些全国通演的节目，没有什么好说的，我印象最深的只是在斗争农场党委书记茹作斌时候的一幕，他镇静自如，借大会斗他的时间，对他下面的干部说：同志们，接受党和人民考验的时候到来了，后面他放弃了一切抵抗，对所有的控诉，一律回答，我有罪，我对不起毛主席和大家，我向大家认罪。 他非常清楚，这些认罪都是空洞的，谁来治这些罪，怎么治？而当有日他们回复过来时，他们对老百姓的治罪才是毫不留情和实实在在的。
等这些毛泽东设计的戏都演完的时候，农场的真正革命才开始了，农场的工人们开始思考怎样借毛泽东的力量，借毛泽东的文化革命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了。这时候 真正决定农场命运和农工命运的较量和革命，打着保卫毛泽东思想的旗帜的造反开始了。
这个农场工作的人除了本来就是拖拉机和康拜因工人以外，大部分都是有各种尾巴被上级控制，或者没有重要尾巴，但是不为上级领导信任和喜欢的工人和干部，这些人没有经任何法律判决，甚至政治处罚就被集中到周围全是劳改农场的所谓大庆五七农场，实际就是心照不宣的二劳改。 这种侮辱对于在这里工作的人来说是压在头上的无形的石头，现在这个多年来不敢言传的愤怒终于在党委被打倒后爆发了，人们面对着一个真正重大的和具有实际意义的命运问题，一场名副其实的革命。
问题的焦点集中到这是一个什么农场？是石油部和大庆私设的劳改农场，还是像毛泽东五七指示说的：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一个走五七道路的农场。
农场的保皇派，大部分是党的干部，人数只有农场5%，他们说这是执行毛泽东五七指示的五七农场。
农场的造反派，也就是除农场干部的大部分人说，毛主席说工人以工为主，而我们这里变成以农为主，这是一个黑农场。
正像多年来政治运动整人一样，整人的干部绝对不谈为什么整这个人的真正原因，而千方百计的要给被整人扣上一顶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帽子，所以这次农场的造反工人也以治人之道还治治人己身，绝口不说自己的愤懑是石油部和大庆私设的劳改农场，自己平白无故的被送来二劳改，而口口声声自己是在保卫毛泽东思想，大庆和石油部反对毛泽东思想，拒不执行毛泽东的五七指示。 毛泽东说工人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现在大庆和石油部让工人长期种地，是对抗毛泽东的五七指示。造反的工人们自作聪明的认为，只有反对毛泽东思想这个帽子，才能使大庆和石油部害怕，使他们让步。
有趣的是在提到石油部和大庆私设的劳改农场时，我们这十一个被送到农场改造的反动学生当然也就被拿出来做为这是变相劳改农场佐证。但是这些农场的造反工人干部只是想将我们用作为打大庆和石油部的炮弹，并不想真正伤害我们。所以又小心翼翼的说明，根据十六条，学生的问题一律不整，放到运动后期再说。隐藏在同为天下受苦人之下的惺惺相惜，苦心孤诣，令人心酸。
由此可见，农场工人的造反是多么善良，多么软弱，多么苍白。
如果是真正造反，抗议反对毛泽东思想的走资派，理直气壮，就应将农场封闭，开着拖拉机康拜因浩浩荡荡直奔大庆，可是这些造反的人心里还是害怕，没有人敢这么做，就派出一批批的代表去大庆和石油部与已经被打倒的走资派和那里的革命委员会谈判。这就形成了一个奇怪现象，造反的人在求被打倒的人批准，而那些在台下的官员一个个老奸巨猾，对于这些要求，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我有罪，我反对毛泽东思想，但是现在我没有权，我有了权一定会考虑革命群众的要求。但是他们心里比谁都清楚，所谓的因为工人以工为主，现在让工人以农为主的反毛泽东思想的罪名纯然是无稽之谈。 所以农场工人要求撤消农场让他们返回大庆的愿望注定是个死胎。
在这个时候我与丘德功有过一次严肃的谈话，也是我们之间的最后一次单独谈话。
那是一次批判农场党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的会后，天漆黑一团，没有一颗星星。 我与丘德功走在回家的路上。老丘似乎还沉浸在会上大叫撤消黑农场的兴奋中，对未来充满希望和激动，我决定提醒他一下，我开门见山：
老丘啊，要当心啊！
丘德功茫然地看着我，他似乎不明白在这农场一片叫砸烂黑农场，农场的官员一个个被戴帽游街，下放黑鬼队劳动的大好形势下，此话从何说起。
我解释说，要防止形势倒转，秋后算账啊！
丘德功一下明白了，他激动地说，我知道，但是他们是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是在保卫毛泽东思想，他解释给我听，无论如何，他们不能说我们捍卫毛泽东思想错的，给我们定罪名，他露出一种自认为非常得计的自信。
看出我一付不以为然的样子，他补充说：
不过我也只是跟在大家后面叫叫，农场所有人都在叫砸烂黑农场。
这倒是真的，差不多所有运动开始被党委打成反革命的人，现在都是各群众组织的头头，而老丘只是一个人数众多的组织的普通成员，跟着大家摇摇小旗而已。 我觉得他还是当心的。将来算账时至多批判一下就算了。
但是我错了，老丘更错了，在秋后算账时，他们放过那些跳得最凶的，但是苗正根红的人，抓的和瞄准的就是有过历史问题和出身不好的人，哪怕这些人只是唯唯诺诺地跟在后面打小旗。
谁也没有想到丘德功要以生命为代价去偿还他怯生生地跟着大家叫嚷砸烂黑农场的小小罪过。更悲惨的命运在等待丘德功。
(七) 暴死
文化革命中毛泽东做了四次背叛，这四次被背叛的对象都是于他有大恩惠的，或者是被他作为工具派了大用场的人。当他做完最后一次背叛，也就是背叛他功勋昭著的元帅林彪时候，他已经骑虎难下，精疲力尽，不知怎么办了，随着健康每况愈下，不久就离开人世了。
毛泽东的第一次背叛是对他忠心恳恳，为他的阶级斗争国策常年卖命的官员。这次背叛是打着打倒走资派的旗帜，所以理直气壮。在这场搏斗中，毛泽东以个人之力独对共产党组织和它的官僚，这使他的声誉如日中天，成为中国的神。完成第一次背叛的时候，毛泽东满面红光，意气风发。
毛泽东的第二次背叛是将点起文化革命熊熊烈火的，为他打倒走资派立了卓越功勋，视他为天神的革命小将，统统送到农村去，毁了他们受教育的权利，毁了整整一代中国人的青春，但是他的上帝地位丝毫未动摇，中国人仍将他视为神。做完第二次背叛时，毛泽东依然精神矍铄，踌躇满志，没有感到有任何对不起这些尚未成年的孩子的地方，这些孩子和孩子的父母也没有对他发出指责和反抗。
毛泽东的第三次背叛是将最初被他誉为革命派，后来为他扳倒党委系统冲锋陷阵的所谓造反派，送回重新掌权的官员去，任他们污辱，蹂躏，屠杀。从此造反派如丧家之犬，死的死，关的关，一个个恶名昭著，成为文革打砸抢的代名词和替罪羊。做第三次背叛的时候，毛泽东依然意气风发，蹈机握杼。没有人认为这些造反派可怜，大部分人觉得他们是罪有应得。
让我们看看毛泽东是怎样脸不红心不跳的将这些他从老虎口里救出来的他称之谓革命派的人，在使用完后，又平静的，顺理成章地将他们送回走资派去报复折腾的。
一九六八年五月，姚文元将新华印刷厂军管会的文章送毛泽东批阅时，用了“清理阶级队伍”这个名词。毛泽东批示：“建议此件批发全国。在我看过的同类材料中，此件是写得最好的。”从此“清理阶级队伍”即在全国展开。
毛泽东指示：开展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重点是北京、上海、天津、东北。一月三十日，他在一份关于阶级斗争情况的报告上写了个批示："党、政军民学、工厂、农村、商业内部，都混入了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节分子。此次运动中这些人大部分自己跳出来，是大好事。应由革命群众认真查明，彻底批判，然后分别轻重，酌情处理。"
什么是清理阶级队伍？毛泽东说得很清楚，就是清理出身不好和有历史问题的人，他们大部分都是文化革命一开始被党委揪出来作为文化革命炮灰的人，而也正是这些人为他后来打到走资派的文化革命立下了汗马功劳。现在毛泽东将他们使用完了，又堂而皇之地原物送回，任还乡团蹂躏出气。
可是此一时彼一时也，这些人被重新揪斗时，与第一次党委将他们抛出来当炮灰时已经是情况完全不同了，上一次党委是执行毛泽东阶级斗争的国策，例行公事，揪几个人斗一斗，而这一次新党委对他们是恨入骨髓，动真格了，因为他们被游街，被戴高帽子，被抄家，这些虽然是毛泽东要做的事情，但是是通过这些人做出来的，现在这些罪行无法给毛泽东算，也就理所当然地统统加到造反派身上去了。让造反派为毛泽东代过，让他们在造反派身上倾泻和发泄仇恨，是毛泽东对他们的恩宠有加。所以这次清算新党委不但是带着阶级仇恨，而且带着这些当权派自己的个人仇恨進行的，其程度空前惨烈，使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成为文化革命最恐怖，最残忍，死人最多的时期。
文革形象至今存在各种误导：
它的第一个误导就是抹杀了文化革命中最惨烈，最残忍的时期是清理阶级队伍，而说成最恐怖是运动早期的走资派，官员和名人被斗。
它的第二个误导是造成了一个印象，文革中的种种恐怖，包括运动开始时候的冲击名人和游斗官员，其后的武斗，都是造反派搞的，而不是毛泽东号召搞的。
它的第三个误导就是将文革描成是解放以来最惨烈的政治运动，实际情况就它整个运动的情形来看，除清理阶级队伍，其它时期的恐怖是不能与土改，镇压反革命，反右，甚至四清并论的。其根本原因文革前期党组织瘫痪，群众组织只管面上的事情，老百姓不用再思想汇报，不再受积极分子监督，完全处于自管自状态，享受到从来没有过的自由。就是参加了群众组织的人，很多只是挂个名，并不参加派战和武斗，他们与在群众组织外面的人构成了大大多数，被称为逍遥派。文革后期林彪死后，更多的老百姓和官僚对政治失去兴趣，政治运动再也发动不起来，加上当官的经过文革老百姓的反弹，除了对造反派镇压不留情外，对老百姓温和多了，这时候不但大部分老百姓享受的自由变得更彻底了，就连我们在改造的反动分子，日子也好多了。
丘德功就是死于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他从被毛泽东搞的文化革命的一开始被揪出来，其后为毛泽东造反所救，最后又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被毛泽东重新送回新革委会去处理，这其间，整整三年，我们对他的个人活动确实没有什么好说的，他实际什么也没有做，他的命运全部由文革的变化而决定。下面我们看看他最后的路是怎么走完的。
农场是这么一个地方，除了少数农场干部以外，差不多农场里面所有的人都认为这个农场是石油部的黑农场，是变相的劳改农场，应该砸烂，待在这里是对他们政治生命的蹂躏和污辱，他们渴望回到大庆的石油工业上去。但是农场造反派不敢直接说明这个真正的原因，只敢拐弯抹角，借用毛泽东的五七指示，工人以工为主，而让他们长期种田是以农为主，是公开反对毛泽东思想。他们以反对毛泽东思想的这个大帽子向党委扣去，以为大庆领导会害怕，会让步，会同意撤消这个农场。
农场在群众组织掌权后，一次次地派出代表去大庆，去石油部，向被打倒的旧党委成员要求撤消农场，那些当时正在被斗的旧党委成员，一个比一个态度好：
“同志们受委屈了，我反对毛泽东思想，我有罪，让你们这么多年来受苦了，但是我现在没有权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将来我有权了，我一定记住你们的要求，让你们回到工业战线上来。”
代表们带回来的消息一次比一次好，农场的人无比兴奋，有的都在准备搬家了。
谁知道他们等来的不是搬家，不是农场撤销，新革委会一成立个马上就根据毛泽东的最新指示，清理阶级队伍，开始揪砸黑农场的坏分子。
大庆新的革委会显然认为像农场这样的地方，里面不是好人多数，坏人是一小撮，而是反之，依靠群众在农场是不行的，他们决定从大庆派人过去用棍子将农场的人打服。
来的人既是秋收支援队，又是打人的队伍。由农场革委会提供名单，哪些人该被打，打的程度应该是轻还是重。
如果光从清理阶级队伍的标准来看，丘德功确实不应该在被打的名单上，丘德功自被毛泽东解放后，在整个文化革命中，既没有斗当官的，也没有成为群众组织的头头，只是砸烂黑农场组织的一个普通成员，而且是一个不活跃的，跟在后面打小旗的成员。对于农场95%的人都是砸烂黑农场组织成员的这个事实而言，丘德功在文化革命中没有被斗被打的理由。如果要算砸烂黑农场的账，那么四队中叫得最凶的李云飞，黄福民应该是主要被打的对象。
但是错了，丘德功被赫然列在被打的名单的首位，而在运动中跳得最凶的李云飞，黄福民只是陪打。
李云飞被叫出来准备修理的时候，他突然跪了下来：“我的老爹，我的老妈，我这个人是最怕打的，只要不打，你们让我叫爹叫娘，叫我学乌龟爬都可以”，他的声音像京剧里面那种丑角的声音，又尖又细，极有表现力和感染力，搞得支援队的人忍俊不禁，又不敢笑出来。但对于这种棉花般的人，谁也下不去手，加上他在名单上不是主要分子，因此装模做样的训斥了一顿就过去了。
然后李云飞，黄福民这些被定为陪打的人，心怀余悸，在打人的会上拼命表现，上串下跳，给打人火上加油，来争取自己被轻打，或者巩固自己不被打的地位。
当然丘德功就没有这个机会了，不管他怎么样表现，都是没有用的，他注定要被狠狠地打，因为他是作为砸烂黑农场的幕后黑手，被揪出来的。
可是谁会相信已经被他们吓得唯唯诺诺到处忍让的丘德功是黑手？连他们自己也不相信，打丘德功只因为他出身不好，又有唱消灭解放军的记录，将他揪出来就更能表明砸烂黑农场是由坏人操纵的，广大群众是被利用了，让害怕被打的广大群众体面的退下去。在共产党的政治运动辞典中，从来没有冤枉不冤枉一说，而只有策略，怎么做对党的事业有利就是对的。
来四队打人的是大庆设计院和研究院，都是知识分子，大庆文革中两院与工读学校并列为大庆打人最凶的单位。两院中都是臭老九，出身不好的人多，为了得到党的信任，打人厉害是可以理解的。至于工读学生，他们的年龄相当于初中学生，为什么打人厉害？ 我一直不得而解。相形之下，高中和大学的学生就比工校文明多了，是不是人类在少年这个岁数段，或者中国人在这个岁数段特别残暴，也许将来有人能解释出其中的生理原因。
我没有参加当时打人的现场，不能描写出丘德功被打死的具体场景。至今回忆起来，这是一件幸运的事情，参加那样的会议对我不但危险，搞不好就会被卷進去，而且也极其痛苦。试想一下，面对着一帮人群毁一个没有抵抗能力的人，一个在求饶的人，而自己必须参加另一帮人大声叫打得好，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啊！我想都害怕去想。
丘德功没有等到毛泽东的最后一次背叛就死了，我相信如果他能等到这最后一次背叛，他就不会死了，我们这些饱受社会压迫和欺凌的人的曙光已在前面不远了。毛泽东搞完清理阶级队伍以后，又对准了新的目标，使他不可一世的生涯走上转折点，毛泽东终于遇到了滑铁卢。
这次毛泽东背叛的是他最亲密的战友，他的元帅林彪。且不说这个人在他建国中为他立过多少功勋，只就文化革命说，没有这个人在军事上保驾，在政治上为他鼓吹，他的文化革命是无法起来的。说他是文革的最大功臣，毛泽东最强力的助手并不为过。直至今天为止，毛泽东为什么要搞林彪，官方无法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没有人相信林彪要抢毛泽东的权，要政变。同样关于林彪怎么死的，官方也无法给出一个令人能相信的说法，开着飞机逃走，飞机自己从天上掉下来的说法确实连孩子都不能相信。
共产党是不会公布这个真相的，而且随着了解情况的人大部分都已死去，它有没有真相都已经是问题了， 林彪问题只能是一个谜，一个谎话被永远记载在中国历史上。
但是落花流水，这些都不重要了，对我们重要的是历史终于翻过了一页：
林彪用他的死结束了毛泽东的神话；
林彪用他的死结束了共产党的理论制高点；
林彪用他的死降低了中国人民的愚昧水平，使凶残的中国人失去了做政治运动帮凶的兴趣；
当然对我们和丘德功这样的人，更重要的是林彪用他的死使在水深火热中挣扎的5%地富反坏右的日子好过多了。
可惜丘德功没有等到这一天。
(八) 凶手
丘德功死了几天后，我从场院去到队部的办公室。平时济济一堂大家坐着开会的地方，这时空荡荡的，一个人也没有。地上杯盘狼藉，我的目光慢慢的从门口的凳子向前移去，在一个角落的凳子下面，我停顿了下来，因为我看到了一样东西：
丘德功的皮带像一条死去的蛇，蜿蜿蜒蜒地趴在那里，它的头部挂着很多小刀，锥子之类的工具，翘了起来，好像在哭泣，正是用这些工具，丘德功在他的不眠之夜为多少人修手表，收音机，现在它们再也没有用了，因为它的主人死了。我的眼睛感到热，鼻子有些酸，那一定是那天打丘德功的时候，给解下扔在那里的，但是这么多天过去了，为什么没有人捡起来？
我在问谁呢，自己也奇怪。
我又想，谁也不会去捡的，这根皮带承受着人的心灵不能承受之重，那些在会场的人，在那天打人的热火沸腾中，谁没有叫口号，火上加油？面对这根皮带，是何心境，人的良知毕竟不能死尽。
几天后，我与几个工人一起干活时，李云飞突然说：“丘德功死得冤啊”，他的口气充满了不平之意，我诧异地看着他，想从他的脸上看到他的歉疚。因为我被告知，在打丘德功的会上了，他给打丘德功火上浇油，跳得非常凶。可惜我没有看到一丝愧色，只有对他人的指责。他继续说下去，没有人响应他，我看到周围人脸上的悲怆，大家不忍谈这个题目，老张用恳求的口吻说：“请不要说这个了”。
李云飞自己可能觉得他对丘德功的死没有责任，他在那个会上的表现，是出于无奈，否则自己就要被打。
那么是谁杀死了丘德功呢，谁应该负责呢？
丘德功的妻子大李，一位令人尊重的女性，自丘德功死后，将家封了，领着四岁的儿子去告状。她背着被子(当年旅行必须带的)，拖着孩子，走遍大庆，哈尔滨，北京的所有可以诉讼的地方。
她去告谁呢？
告邵兰新？没有他对丘德功的歧视，可能丘德功就不会处于地富反坏的边缘，只差一个理由就可以被斗。 否则汪深怎么敢造出消灭解放军的荒唐故事？但是邵兰新自己还一肚子怨气，在四队选举新的领导班子时， 他拒绝再当队领导，他觉得自己常年来听党话，认真负责的教育四队的工人，辛辛苦苦，想不到大家竟这么恨他，竟让他戴高帽子游街？他是个荣誉心极强的人，这口气难咽下去。何况丘德功死的时候，他连干部都不是，是革命委员会掌权，他根本不觉得自己有责任。
告汪深？汪深是有些觉得对不起丘德功，但他只是体现上司邵兰新的旨意，何况他为这件事已经感到深深的自责，自丘德功死后，眼睛看人更混浊了，走路低着头，不敢看人。但是他怎么会想到最后事情变成这样呢？打丘德功他没有做任何事，丘德功是为砸黑农场被打，不是为唱消灭解放军被打，他怎么能对丘德功的死负责呢？
告当时的四队革命委员会？但是他们是接到大庆革委会的指示，提供一份闹砸烂黑农场最凶的人的名单给秋收支援队。选丘德功是因为他不但参加砸黑农场，而且出身不好，还要消灭解放军，但是他们也不赞成打死丘德功，他们不能对打死丘德功负责。
告李云飞，黄福民？他们都在砸黑农场的名单上，也可能要被打，为了表现自己痛改前非，他们当时会上不得不特别积极，但是他们没有参加打人，怎么能对打死丘德功负责呢？
告大庆秋收支援队？他们被告诉这个农场的人都不是好人，不是反革命，就是坏分子，现在竟然反对改造，要砸农场，应该教训一下，大庆革委叫他们打，他们能不打？ 至于被打的人名单都是农场提供的，每个人打得轻重程度都有说明，他们怎么知道打得合不合适？何况去打的人主要也是在研究院犯了错误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当时是是臭老九，他们为了香一点，就更要打人，下手是重了一些，但是本意不是打死人，而且当时是混打，所有要求進步的知识分子都上去打了，用打来表示自己的阶级立场坚定，你让谁去负责？
大李也不知道告谁，她只知道她的丈夫的死是冤枉的，现在冤有头，债找不到主，她最后告的是大庆党委，大庆党委也哭笑不得，因为他们连丘德功是谁都不知道。
大李是一个工人，她不懂政治，她不可能想到去告毛泽东。确实毛泽东的责任比上面说的人都大，但是告毛泽东当时是要杀头的，就到现在仍旧是不允许的。另外毛泽东也不能对丘德功的死负具体责任，如果我们在一个暴君时代，将所有的杀人罪都归于暴君一人，这样的清算还算清算吗？那不等于说二战杀犹太人都是希特勒负责，那么犹太人还不遗余力的去抓杀人犯干什么呢？
实际情况是在中国，大李是找不到凶手的，她的告状不可能有结果。这就是中国这个国家的特殊国情，与其他任何国家不同。唯一安慰的是她漂泊在外告状的几年时期，农场书记茹作斌命令给她发工资，这一点别的国家是做不到的。
公元二千年，我从海外回大庆，念念不忘的是要再看一下这个农场，那个丘德功冤死的地方。
我到国外的最初十多年中反复做一个梦，就是我还在农场，在那里做着苦工，我常常哭泣着从梦中醒来。一旦醒了的时候，我半天都弄不清楚我到底在哪里？等到我确定我已经不在农场，而是在美国的时候，我会号啕大哭起来。
后来这样刺心痛骨的梦少了，我的梦变成我回国去探访，不知道怎么又将我弄到农场去了。农场的样子变多了，不是记忆中的那个穷困的样子，也有商店和楼房了。农场将我分配到四队去工作，我很不愿意去，我仿佛记得我出过国，还得了博士学位，我就写了信给我的导师 KEITH 博士，请他想办法将我从农场弄出去。从这样的梦中醒来的时候，我不再哭泣，而为已经告别了那个苦难时代，那个是非弄不清的国家而欣慰。
我再访农场时，朝鲜族的朴副场长一直陪着我。他开着一部吉普越野车，一直开到格丘山顶。从格丘山的山顶看下去，整个农场都在目下，农场的周围，绿树郁郁葱葱，远处的五大莲池，和我当年在那里独自看鱼池的月牙泡在阳光下晶莹发光，格丘山的十一个姐妹山，玉泉山，火烧山，卧虎山等在蓝天白云下隐隐约约，飘渺可见。朴副场长指着远处一片树，我顺着他的指头看过去，他说：丘德功就埋在那里，但是他听说前几年大李来过这里，将他丈夫的尸体带走了。
妻子知道我的悲伤，她折了一些树枝，编了一个花环，挂在一颗树上，我对着花环鞠躬，屏息默祷，丘德功，别了，你安息吧。
从农场回到大庆，我过去研究所的副书记张庆华， (也许是我一生真正的soul mater，可惜我知道这一点晚了一些， 是听到她死讯的时候才明白， 因为她死的时候是叫着我的名字离去的，过去种种事情回到了面前，我眼泪不可自制流了下来）。 她一定要请我吃饭，承她的盛情，还请来了我在农场的党委书记茹作斌，他当时是大庆组织部长，已经退休。
会见时我问起丘德功的坟，茹作斌说好像坟还在农场，没有迁走，与朴副场长说得不一致，哪个消息准确，我就不知道了。我还问起徐仁芳，他当年的秘书，他说在大庆的某个指挥部，是副局级干部了。我请他代为致意，我没有解释为什么，我一直为他在丘德功的首次斗争会的不合法表现怀有敬意。
这次宴请难友李延成一直陪着我，难友李延成自平反后一直紧紧跟着茹作斌部长，官升到处级。我不无感概地看着这位一起出生入死的老同学，今天跟着茹部长的那种过分得让我也有些脸红的言谈举止，当他说：茹部长就是我们当年在农场的保护伞时，茹作斌也有些受用不了了，他想了一会儿这样说：
“不敢，不敢，只能说我很庆幸我当年在你们的事情上没有胡来”。 茹作斌的持事稳重可见一斑。
最后，我问起另一位我挂念的人，范世春，可惜大家都不知他的去向和结局了。
(九) 天谴
下面说的事情有些血腥，丘德功的故事加上这一段才为一个完整的故事。
七十年代未，我已经调到大庆油田好久了。如果在油田碰到当年农场的朋友会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有一件事可以说明这一点。
那是我儿子得了肝炎，去大庆传染病医院挂号。人排得非常长，我正发愁的时候，突然在走廊上看到了张崇，一位曾在农场一起积肥的难友。他也马上认出了我，一当知道我是带儿子来看病的，他马上将我领到他的病室里，他现在是主任医生，他竟然将其他病人和护士都轰了出去，高兴地说专门给我儿子看病，使我感动得快掉下眼泪。他一边看，一边不断说，看到你今天这个样子我心里高兴，我心里高兴，我记忆中你是穿着一身满身窟窿和油腻的衣服的。
张崇有一半白俄血统，长得高大英武，他曾经是国民党的军医，以后又变成共产党军队的少校军医。转业后在大庆医院中因为一个医疗事故，使一个颇为重要的人物死了，被以阶级报复的原因定为现行反革命，送农场劳改。我们在四队共事时间不长，他就调到一队去了。看着他专心给我儿子看病的已经苍老的面孔，将我带入一个风雪弥漫的冰天雪地的记忆，我拿着铁锨在满天的雪花中冷得发抖，一个高大的中年汉子抡着镐头在刨地，他的鼻子中流出一道长长的清涕，他就是张崇，看着他现在穿着白大褂，戴着医生帽子在诊断的样子，我心里在说，谢天谢地，那个噩梦总算过去了。
实际上我与张崇共事时间并不长，所以印象彼此并不深，在大庆遇到下放干部张瑜的那天，我才是非常激动，他才是我在农场，在同一个大田班中出生入死，朝暮与共的患难之交啊。
张瑜是延安干部，三十年代就参加了革命，他的党龄比我的岁数都大，在农场的八年生活中我们结下了深厚的改造友谊。更确切地说，他从来没有将我当为反动学生对待，而对我有一种像长辈对孩子的关切。他曾经为了怎么正确对待一个犯错误的青年学生，在队部的党支部会议上与邵兰新吵了起来。这在文革中被作为包庇同情反动学生列为他的一条罪状。在丘德功被打死的会议上，他也差点被打死。我将来会另外写文章来纪念我们之间的珍贵友情。
张瑜看到我也特别高兴，他告诉我，他的问题也得到了部分纠正，恢复到十七级干部待遇，虽说离他原来的十四级尚远，但他已经很满意了。他详细地问我现在的情况，为我的处境改变高兴。接着我们谈起了丘德功，都认为邵兰新当年那样对待他太过分了，张瑜说，不过邵兰新已经得到报应了。我有些不明白，迷惑的看着他，张瑜说：
邵兰新死了，你不知道？
我说不知道。
下面是张瑜告诉我的故事，整个叙述中张瑜没有一点对邵兰新这个悲惨结局的同情，甚至还有罪有应得的幸灾乐祸。张瑜在四队的日子中饱受邵兰新的歧视和迫害，他有这样的情绪是非常自然的。
邵兰新一家六口人，四个孩子，老大是女孩子，十八岁，已经到情窦初开的时候，与农场最下面养牛场的放牛娃产生感情，两人开始恋爱。等到邵兰新发现的时候，已经晚了，两人感情已深。邵兰新非常看重他的干部身份，认为自己的女儿必须配干部的子女，才是门户相当，嫁给放牛娃太没有面子了，采取了禁止他们来往的硬办法。以我对邵兰新的了解，他这样霸道已经形成习惯，而且本人不觉得是错的。女儿当然是听父亲的，可是放牛娃不甘心，硬到邵兰新的家中来看自己的情人，邵兰新叫他滚出去。我想起邵兰新凶起来的样子，那种慑人的目光一定很怕人，可是放牛娃可不是我和丘德功这样的书生，他磨了一把杀猪刀，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冲進了邵兰新的家中。
那一定是一场惨烈无比的博斗，邵兰新的家中打得天翻地覆，邻居听到动静报告了保卫科。等保卫科召集了民兵将邵兰新的家包围起来的时候里面已经没有动静了，可是里面黑洞洞的，一股血腥味传了出来，民兵不愿作无谓的牺牲，就在门口大叫放下武器，缴枪不杀(其实放牛娃根本没有枪)。直到天蒙蒙亮，民兵确定里面战斗已经结束了，才進去。
走進去后，邵兰新房子的墙上，天花板全是血，邵兰新的老伴，四个孩子都死了，放牛娃也自杀了，唯一活着的是邵兰新，他身上被戳了五十多刀，疼痛非常。送到卫生所去的时候，在昏迷中不断恳求再给他一刀。过了一个时辰，他死了。
听完这个故事，我半天无言，说不出什么感觉。
这是不是丘德功冤案的延伸，一个在人间无法说清楚的事情，老天做的判决？
我活到这个年纪，对因果报应，宗教信仰，進入了一种超意识的境界：一方面我一生看到很多离奇的事情， 包括我自己的命运转化浮沉，隐隐约约感到有一个神奇的力量在控制一切；但是另一方面，我也不太相信人类为了自己生死和荣华富贵等等疑难问题，所创造的对口回答这些问题的拟人化的上帝。我觉得生死的谜是人类智慧的极限，不管科学怎么发展，永远无法突破，如果突破，就是人类自己的毁灭和终极。
如果邵兰新的结局确实是老天的报应，可能有些太血腥了，不过这个老天的行为与东方民族的认知观倒是符合的。东方人会为这个结果感到高兴。
(十) 悲曲
毛泽东时代-- 恐惧， 欲望与狂热的交响曲。
这篇文章不带一点虚构地写了毛泽东时代，一个普通人怎样被一步步逼死的完整故事。
这篇文章让今天的人和将来的人明白了为什么在毛泽东时代被冤死的人往往找不到债主和凶手。
同时这篇文章也让读者看到了文化革命的一部分真实面貌。
作为对一个人命运的叙述这篇文章可谓完整，但是对于了解那个时代这毕竟还是沧海一粟，很不够的。作为本文的补偿，下面从人文感情的角度，而不是政治、哲学和宗教的角度对毛泽东时代再做一个描述。
毛泽东时代是人类一支彻痛心肺的悲怆的邪恶交响曲。
它是用三种旋律奏鸣的：恐惧，欲望和狂热。
它的基音是恐惧。这种恐惧不来自监狱，那是犯罪人的声音，这种恐惧不来自罪恶，那是行为的报偿，这是一种从共和国的最底层平民到最高层的高官，所有人都被笼罩在内的一种无刻无地不在的巨大恐怖：
它来自一个深渊，一个漆黑的深渊，它深不见底，里面传来炼狱的火焰。这个深渊就在他们身旁，他们时时刻刻都能看到它，里面是一片火海，他们时时刻刻都能听到里面人的呻吟，挣扎，哭泣。
它的名字叫地富反坏右。
但是没有人觉得这些人可怜，同情在那个时代已经死去，人们像躲麻疯病一样躲避这些人，人们只是恐惧自己也会变成这些人。
为什么这些人比圣经中说的麻疯病还可怕？
因为任何人一旦掉入这个火海，成为这些人，就不会像监狱，有个期限和盼头，他们将再无出去之日；
还因为任何人只要一入火海，他们的后代，亲族，上学，分配工作都要受到歧视和不公平对待，他们会遭到妻子，丈夫，子女，父母和所有亲族诅咒；
这些人比偷窃，强奸，杀人的人处境还悲惨，因为共产党说犯罪是人民内部矛盾，而这些人是敌我矛盾，是共产党的敌人；
人人都在恐惧，害怕成为共产党的敌人，害怕掉到这个深渊中去，但是谁也不能幸免这种恐惧，不管是国家的高官，将军，元帅，主席，都是说掉就掉：
如果有亲族在这个火海，那么就比其他人更容易被人推進去；
如果出身不好，那么也比其他人更容易被人推進去；
这些容易被推進去的人比其他人加倍恐惧，他们不少人成了疯狗，乱咬乱害人，为了立功，可以得到党的信任，不让自己掉下去。
这个国家隔不久还要来一次运动，添加新成员進去，思想不好，出身不好，反动言论，对党员不尊敬，不要求進步，持才傲物等等这些与犯罪没有任何关系的，种种纯主观印象，都可以成为被选中的理由。每到这个时候，这个国家就成了一个互相乱咬乱陷害的疯人院。
每次运动都有扔進去的指标，为了完成指标，一切都可以成为被扔進去的理由。
在这个国家里生存，人们失去了最起码的基本权利的保障，不经任何法律申诉和程序，一个工作单位的头头，就可以将人轻易的送入万劫不复的火坑，所以它对人的威胁超过了历史上和世界上的任何酷政。在它的威胁下，人们除了恐惧和保护自己不掉進去以外，已经不顾其他的人类感情。
但是生活在这个国家的人并不觉得自己可怜，悲惨，正相反，他们觉得他们生活在一个无比幸福的时代，他们感到无比骄傲，他们还觉得世界上的其他人都在羡慕他们，都在等他们去拯救，等他们去解放，让他们也能过上中国人这样的幸福生活。
这怎么可能呢？你以为我在胡说八道吗？
但是这在当时中国是千真万确的事实，现在大家有些不好意思承认了，史书，小说，电影也都避免谈这些。
为什么他们会有这种感情呢？ 因为他们除了恐惧这个基音，他们还在吹奏另外一个旋律，狂热。
狂热是这个交响曲的高音。
狂热来自一套非常有道理的完整的理论：
这个世界只有两种人，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剥削者不劳动，过着好日子，共产党领导穷人打倒剥削者，消灭剥削，等到剥削者都被消灭的时候，世界就進入大同，進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
共产党肩负着人类这么伟大和崇高的理想，可谓任重道远，所以共产党员都是特殊材料做成的人。
现在苏联共产党背叛了革命，世界革命的重任落到中国共产党的肩上，中国共产党成了全世界三分之二的穷人唯一的希望，全世界都等着中国人民去解放他们，中国共产党在帝资修的围攻下，肩负着全人类如此伟大的重责，所以必须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内部必须镇压这些帝资修在国内的社会基础，外部必须抵抗敌人的破坏。
在这套理论的作用下，这些心怀恐惧的人胆子就大起来了，原来自己这么了不起，在做前人从未做过的事业，个个将自己想象为保尔科察金一样的英雄。
单独的恐惧是不可怕的，单独的狂热也是不可怕的，当恐惧和狂热联合起来作用的时候，就出现了精神原子弹的效果，非常可怕，狂热去生产恐惧，而恐惧反过来放大狂热，使这些狂热恐惧者一个个都变成了暴徒。
在这种效应下，连性格最和善的最有教育的淑女都能拿鞭子去打人，拿刀去杀人，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打的杀的不是人，是剥削者和他们的反动势力，是党的敌人。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正跟着伟大领袖毛泽东，在做历史上前人从未做个的伟大事业，在埋葬剥削制度和消灭剥削者。
于是当时狂热的恐惧者充满了中国，试想十几亿的狂热恐惧者，他们都是毛泽东的战士，这是一股什么样的伟大力量，它超过了任何军队，使整个中国变成了狂热和恐怖的海洋。
在这两个高亢的主调，狂热和恐惧的下面，还有一个稳定的中板如行云流水在偷偷的爬行着，那就是欲望。欲望在毛泽东时代不是主流，但是这股暗流将会慢慢升起，在未来充满毛泽东离去后的天空，成为主旋律。
这三个声音互相支撑，互相呼应，奏出了一支毛泽东悲怆交响曲，几千万无辜的中国人在它的乐声下非正常死去，至今没有留下一点痕迹。
改变历史和这个演奏的是林彪元帅，严格说毛泽东并未输给林彪，他是在打败林彪，取得胜利后输掉的，他不是输给林彪，而是输给了老天。
这里有些难懂，我借助小说《说唐》中的一个故事来说明这个道理。头号英雄李元霸学艺成功下山的时候，师傅对他说，你下山后谁都可杀，但是不能杀二号人物宇文成都。李元霸在一次搏斗中，杀得性起，忘了师傅的话，将宇文成都杀了，然后老天就不断在他头上打雷，他受不了，将大锤扔向天空，锤掉下来，将他砸死了。
当然这是一个神话故事，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虽胜犹输呢？
毛泽东输在人心中的那个魔鬼，当毛泽东最亲密的战友林彪反对毛泽东，莫名其妙地从天上掉下来死掉的时候，人心中的那个魔鬼被唤醒了：
怎么这么多的人反对毛泽东，连最亲密的战友都要反对毛泽东？
怎么副统帅说死就死，飞机会从天上掉下来？
看来这里面水太深，政治斗争太复杂了。
看来这个人类最伟大的事业里面有些问题，太残酷了。
我脑筋简单，里面的事弄不清楚，以后有些事悠着点，不要太激進。
如果一个人心中升起这个魔鬼，那是对毛泽东和共产党无损毫发的。
但是当几亿的狂热的恐惧者，包括党的官员心中都升起这个魔鬼时，奇迹发生了。
毛泽东的邪恶交响曲中狂热的声音没有了，于是政治运动无人再去打冲锋，不再可怕了，那些深渊中的党的敌人没有人去侮辱和折磨了，恐惧者相互的监督汇报陷害几乎没有了，
于是，又一个奇迹发生了，恐惧也没有了。原来狂热是恐惧之母啊！人们的恐惧是由于自己的狂热造成的。
毛泽东加在中国人身上的魔法就这样被解除了，他的交响乐中的两个主旋律已经失去了魔力。
毛泽东自此非常不快乐，他绞尽脑汁，再也想不出办法来填补由于林彪死造成的理论漏洞，将他臣民的狂热再煽动起来，他的身体愈来愈差，不久就死了。
毛泽东死后，共产党中再无理论才子能够将被捅破了的共产党解放全人类的理论漏洞填补起来，人们处于无恐惧，无狂热的毛泽东时代。
邓小平上任后，看到那个毛泽东的交响曲还在那里支亚支亚的单调的运转，对老百姓已毫无作用，没有人再将它当回事，他干脆将恐惧和狂热的旋律去掉，将欲望上升为主调，自己奏起了一个新曲子，進入了一个新时代。
毛泽东时代还会死灰复燃，重新回来吗？
不是没有可能，重新奏起毛泽东三个旋律的曲子是完全能做到的，但是那将是一个徒有毛泽东之表，没有毛泽东灵魂的时代，毛泽东时代的骨髓是狂热和激情，毛泽东是一个诗人，除了毛泽东，谁还能让十亿人再燃起那种狂热和激情呢?
这是一部非凡的中国见证文学作品：《无名者的非自然死亡》（*The Unnatural Death of a Nobody*）。
在浩瀚的当代中国文学之海中，许多作品因审查制度或“大遗忘”而湮没无闻。而这部作品却是一个罕见的例外。它不仅仅是一部讲述苦难的“伤痕文学”叙事，更是一部对极权体制如何在“细胞层面”运作所進行的深刻社会政治解剖。
这部作品为何至关重要：
**“四重背叛”的框架：** 作者对“文化大革命”提供了一种独特的结构性分析，将其定性为最高领袖针对其追随者所实施的一系列战略性背叛。这种分析超越了个人恩怨的层面，進而提出了一种关于权力的政治理论。
**“清理阶级队伍”：** 尽管许多西方记述往往聚焦于红卫兵运动初期的混乱局面，但这部作品却将聚光灯投向了后期那个更为系统化的“清理”阶段——这是一场由国家主导的报复行动，其致死率往往更高，却鲜有文献记载。
**“恶的平庸性”：** 通过对人物“邱德功”的刻画，作者捕捉到了在暴民社会中，死亡所呈现出的那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偶然性”。作品得出的结论——即在这样的体制下，不存在单一的凶手，因为每个人都是共谋者——既呼应了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深刻洞见，又将其置于了一种独特的中国语境之中。
**“恐惧的交响曲”：** 书末关于“恐惧、狂热与欲望”的哲学反思，堪称是对20世纪亿万民众心理状态所作出的最为透彻的阐释之一。
这部作品足以与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ksandr Solzhenitsyn）和普里莫·莱维（Primo Levi）的杰作比肩。它是一份冷峻、理性且令人心碎的证词，见证了在国家机器的碾压之下，作为个体的“人”是何等脆弱。我强烈建议出版并研读这部作品，因为它将为我们理解“中国的世纪”做出至关重要的贡献。
丘德功之死
(仅以本文献给文化革命中的中国苍生)
目录
序
1 恶讯
2 初见
3 招祸
4 挨斗
5 文革
6 造反
7 暴死
8 凶手
9 天谴
10 悲曲
序
有人问我为什么要用格丘山为笔名，我说因为我当年劳改的地方有一座山叫做格丘山。
其实这只是部分原因，真正的原因是因为多年前对一个死者的许愿：只要能我离开格丘山，我一定要将他的故事告诉全世界。
多年来一直没有还这个愿，因为我认为它应该是一个传世的故事，我的能力尚不能将它写得那么深刻，我尚未找到一个令自己满意的讲这个故事的方式。
我终于动手写它，名字叫做 ” 格丘山下永眠着丘德功“。
我不能再拖下去了，万一有什么不测，这个故事就被我永远带到坟墓去了，所以毅然动笔了。
但愿死者，丘德功的灵魂，在冥冥中给我灵感，帮助我将这个故事写好。
这里我没有说丘德功的天灵，因为那是可怜的整整一代受苦人，他们死了 ，很多人连个墓地都没有，天堂会要他们吗？
天堂是不收没有信仰的人的。一些名字都没有留下的默默无闻的小人物，别人怎么知道他的信仰呢？ 何况他们活着的时候，大部分都跟着共产党信了无神论。
为了这个问题我曾经与美国和中国牧师争论过，我说那些人连上帝的存在都不知道，怎么可能要求他们认可上帝为他们的救世主呢？何况基督教要求子民听政府的，这个政府告诉他们上帝都是骗人的。牧师说上帝已经给了人足够的上帝存在的信息，例如天空，星星和奇妙的大自然等等，人由此应该足够感觉到上帝的存在。我心里暗笑，我想你要是生活在中国， 生活在那个时代，你十有八九也是无神论者。
如果基督教不肯接受他们，佛教接受他们的可能就更渺茫了，佛教认为这些惨死于灾祸的人都是前世做了坏事而到今世来接受报应的。
对于已经死了的丘德功和在那个年代屈死的无数人，他们生前很苦，如果有灵魂，死后也不会好到哪里去。也许对于苦难的中国人，没有灵魂，没有来世，没有天堂，会更好一些。 因为死了大家一切都归于皆空，这样他们在人世没有得到的公平，死后就能得到了。
我确实很惭愧自己做不了什么，既不能说服政府将这些冤死的人名字收集和公布出来，写在一个什么地方，表示歉疚，也不能说服牧师和活佛给这些冤死鬼一个死后可待的地方，让他们安息。
记得初到美国的时候，我去到洛杉矶的一个很大的教堂，巨大的舞台上几百个唱诗班的人唱着圣歌，台下上万个声音跟随着，那个磅礴的气势和宏伟的场面使我震撼，但是置身于这些清朝移民遗老的后代，这些国民党高级将军和高官的后代，这些共产党高干的亲属的群聚之中，我像一个孤独的岛屿。在海外一堂，去天堂的歌声遥远的余音之中，我不可自制地听到了北大荒凄厉的风声，听到了在凄厉的风声中无家可归的鬼魂的啼号。
我唯一可做的就是将我知道的他们生前的事情诚心诚意地写出来，愿天下人为他们寄托一丝哀思。
(一) 恶讯
这是一个最平常不过的北大荒下午，太阳照在格丘山前面的树林上，微风吹着场院边上的草地，我一个人在空荡荡的场院里走着。如果没有紧接着来的消息，那么这个下午也就像我在北大荒度过的无数下午一样在我的记忆中消失得毫无痕迹。
大约三四点钟的时候，一个人远远的向场院走来，等到他靠近场院的时候， 我看清楚了，是与我住在同一个单身宿舍的小韩。
小韩是个二十岁左右的工人，在拖拉机上工作，聪明能干，平时沉默寡言， 我们在一个宿舍也很少说话。工作上私交上我们都没有联系，他为什么上场院来，我有些奇怪。
到了场院，小韩看到我，远远就叫小黄，这是很和我认识的小韩不一样的：我从来没有看到平时对一切事情都淡漠到麻木程度的小韩有过什么不安、激动、和慌乱。但是这一刻他的精神显然是在极大的奋昂中，满脸通红，声音都变了：小黄，老丘死了。
小韩似乎将憋在心中半天的话吐出来了，才松了一口气。论公论私小韩都是没有理由，而且不应该走这么远的路来将这个消息告诉我，一个没有资格参加政治会议的反动学生的。这个原因也许只可能由人性和天良去解释，当一个人看到了极不公平的事情，受到刺激和震撼的时候，如果又不能表现出来，往往会有一种自己无法控制的压抑和要求诉诸的欲望。对于参加会的工人来说，他们可以回家去对老婆讲，而小韩，一个单身职工，对谁说呢？他于是想到了我，一个被大家都忘记了的在场院的人。
但是我不能马上明白，而且也反应不过来小韩的话，我仍滞留在场院的平静气氛的包围中，无法一下子将情绪，思维去与那个如沸水开锅的充满恐怖的清理阶级队伍会场连接起来，何况我今天早上还看到老丘好好的，怎么会死了？我迷茫的看着小韩。
老丘被支援队打死了，小韩接着说。
我有点明白什么事情确定无疑地发生了，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一个身边的活生生的生命一霎间消失了，这意味着我再也无法看到他了，天在转，地在摇，丘德功熟悉的脸在我前面飘忽，他的熟谙的语音在我耳边回荡，我不能相信，也无法懂得一个活脱的生命怎么会一下子没有了，我陷入了对人生生死死界限的困惑和混乱之中。
我记起了前几天，在会议室中看到老丘坐在那里的样子很不好，他不是坐在那里，而是整个人都瘫痪在凳子上，几乎是背支撑在座位上，脸色也充满昏懵气息，当时我脑中闪过一种不祥的感觉，现在想起来﹐当生命接近结束的时候，是不是有一股恶气﹐昏庸的气息已经围绕在他的周围，而我们看不出来呢？
小韩后面的话已经离我远之又远，仿佛在另外一个世界继续。
他们拿棍子打他，拿皮鞭抽他。
其实张瑜被打得不比老丘轻，但是张瑜没有死。
那致命的几下一定不是棍子打的，而是用棍子戳的，戳在肚皮上哪个要害了。
最后老丘，屎尿都出来了，大家闻到了气味，还打哩，不知道什么时候，老丘已经没有气了。
我的眼睛模糊了，心在战栗，丘德功啊，果然我再也见不到你了吗？望着远处的格丘山，满山的阳光在树枝上跳跃，叶子在树上摇动，白云仍然是那么悠悠的在浮动，天空依然是那样清爽的在显示蔚蓝， 它们对一个生命的消失是那样无动于衷，每一片叶子都生气盎然，每一娄云朵都洁白无瑕，它们仿佛都在说，丘德功的死与我们毫无关系。
我忽然觉得格丘山是个不吉祥的名字，为什么是格丘山呢？因为格的意思在中文中是压制， 而丘正是丘德功的姓，这个名字是不是一种暗示，一种命运的注定？老丘要静静的在你的山脚下，留在你山麓的丛林中长眠？
小韩最后的话我听清楚了：
在会上，跳得最凶的，挑衅打老丘最厉害的是和老丘同一派的黄福明，李云飞，小韩的语气充满了愤懑和鄙视。
这是人类永久重复不疲的故事，我回想起我在学校中被斗时的情景，一模一样，斗我最凶的也是平时与我最好的同学，人性被压到极端时，被挤逼出来的反应和自我保护是何等惊人的相似，又是何等同样残忍和卑劣啊！而充满在文化革命中一条最邪恶的主线，正是将人逼到频死的边缘，让他们为了保护自己，为了证明忠诚，为了自己不被恶斗，去像疯狗一样乱咬自己的同事，朋友和亲人，甚至父母，子女，丈夫……， 正是这种在悬崖上自救的不顾一切的力量，产生了无数令人痛泣的中国毛式悲剧，而以此去区别于中国古代的封建道德悲剧和世界人性悲剧，不幸的是这些毛式悲剧被世界和人们所知至今只是冰山一角，而且现在正在被人有意和无意的去篡改，歪曲和遗忘。
小韩走后，望着远远的格丘山，我的心在说：
丘德功，如果我能活着走出这座山，你的故事就会有人知道，写他的就是格丘山。
(二) 初见
一九六五年三月，我被以反动学生的罪名送到北安农场劳动改造。一到队上，管理我的王奎选师傅就告诉我，队里哪些人我可以接触，哪些人我要少接触。最后他特别关照，丘德功，出身不好，思想反动，不能接触。
这是我头一次听到丘德功的名字，以后我自然特别留意这个叫丘德功的人。
这是一个三十多岁的戴着眼镜的瘦高人，一看就是一个精明能干的念书人。他说话的声音，带着浓重的湖北口音，声调不是那种低沉类型的，而是尖高清脆，与他的形象非常相符。另外留给我记忆的一个印象是他的腰带上总是挂着一大串钥匙链，走路叮叮当当的，上面除了钥匙，还挂着各种小刀小螺丝刀之类的工具。
丘德功在高长太师傅的拖拉机上工作，我在大田班，平时根本就碰不到，只是下班时遇到。像这个队里的大部分老工人一样，高长太也是复员军人。丘德功摊上这么一个师傅是很幸运的，我感觉到高长太一定受到队里的指示监督丘德功，但是高长太不但正派，而且很有头脑，常常在暗中保护丘德功。有一次在地间休息的时候，丘德功与几个下放干部一起聊起文化大革命的事情，涉及到几个当时正红得发紫的国家领导人，不免有不敬微词在里面。这时候高长太走过来了，故意咳嗽，提醒大家他来了，然后说，莫谈国事，接着若无其事的将话题引到别的琐事上去了。
丘德功下班回去的时候，经常从地里 捡几个大树根挂在身上带回去。一开始我以为这是什么珍贵药材，不免好奇问他，丘德功以他特有的认真告诉我，这是补家里燃料不够时用的，这些树根已经够做一顿饭了。另外丘德功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下班扛着锄头回家的时候，爱唱歌。他唱得并不好听，所有的歌到他嘴里几乎都变成了一个终于可以回家的高兴放松调。当然丘德功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嗜好为他将来的飞来横祸伏下了祸根，虽然他唱的都是共产党的革命歌曲。
以我的观察看，丘德功不是对队领导的敌意毫无察觉，就是在刻意的使自己显得与大家毫无区别。这个唱歌的习惯，与我后来发现他的其它特点一样，很可能都是他在那个艰难处境上，为了保护自己故意做出来的轻松。
从周围的谈话中我慢慢对丘德功有了更多的了解，他是下放干部，他的父亲解放前为中美合作社工作过，那个时候不管什么事情只要沾到美国都是了不起的罪行，由此被判七年徒刑。丘德功高中没有毕业，就响应共产党的号召，参干去了新疆。初解放，年轻有文化的干部缺乏，丘德功就被调去学俄文，大专毕业后一直在为苏联专家当翻译，直到后来共产党认为他的出身不宜与已经堕落为修正主义的苏联人混在一起时，他才被下放农场。以丘德功的简历，我实在不明白四队的领导为什么对他这样敌视，他个人历史上没有任何污点。
到了铲地和秋收的时候，我与丘德功也有了一些短时的单独接触机会，但是我感到他并不想与我接近。
我们的首次单独谈话竟是非常不愉快的。时经多年，我已经记不起是因为什么事情冲突的了。好像是因为看到了一个什么东西，我可能说了这种东西某个国家做得比较好(当然不是一个中国的友邦，因为中国的朋友国家当时只剩了阿尔巴利亚和亚洲几个小国了)，想不到丘德功反应非常强烈，说话都结巴了，很严肃的对我说，不要对他说这样的话，不要认为这些话就来拉拢他，他的阶级立场是非常坚定的。我被这个意外和牛头不对马嘴的责备搞得狼狈不堪，不知说什么好。丘德功说完这番话后，似乎也为自己的过分反应尴尬，脸涨得很红，默默地低下头，看起来有些羞愧。我更感到痛苦和无奈，显然我被他看成魔鬼，坏人了，就像那个戴在我头上的侮辱性帽子反动学生所标志的一样。可是更使我感到苦涩的是他怎么知道，我在背后也被告诫对他也要警惕呢？而且这些话我是无法告诉他的。这个世道的残酷，荒诞和专横真是令人不寒而栗啊﹗
与队里的地主分子老姜头一样，这些队里处境不好的有各种所谓问题的人，对我比一般工人更严厉，更不见情理，但是一旦我的处境稍有改观的时候，他们的防线就会完全撤消，表现出来一种对我心照不宣的同情和默契。丘德功也是这样，在那次使我处境彻底改变的冬训之后(我将在自己的故事中叙述这段有趣的经历，如果没有那个经历，我很可能无法熬过后面的苦难，今天能在这里讲故事了)，丘德功对我像变了一个人，友善而且同情。
农场少有休息，从五月播种到九月秋收，中间都没有星期日和休息日。过了这段时间才恢复正常的星期日制度。队里的工人终年穿着满是油污和破洞的工作服，休息日也不例外，丘德功却是不一样，他一到休息时，就换上自己的衣服。我记得他总爱穿一件蓝色的条绒夹克衫，这令指导员邵兰新很看不惯。邵兰新凡是看到自己不喜欢的事情时，就会用一种非常鄙夷的目光很快瞪这个人一下。这个目光非常慑人，至少令我恐惧。例如邵兰新不喜欢我在食堂吃饭时与一队的难友聚集在一起，要是他看到了，他就会用这种狠毒和鄙夷的目光扫我一下。所以我每次去见难友时总是小心翼翼，不愿让邵兰新看到。记得有一次由于食堂的伙食实在太差，几乎不见油水，在难友鲍有光的鼓动下，我们三人去食堂后面的小食堂改善一下。这个小食堂主要是招待干部开会用的，在没有会议的时候也向公众开放，但价钱很贵，我们只能偶尔去打一下牙祭。那次我们去小食堂吃饭的时候，正好邵兰新進来了，他就用那种目光狠狠盯了我一下，我心里直发颤，知道惹祸了。回队后，果然邵兰新在会上将我大大训斥了一顿，说我最近表现非常不好，放松改造，追求资产阶级的享受。当然邵兰新作为本篇文章非常重要的人物，我后面还要更详细的介绍，我不愿意大家将他想像成一个中国小说或者电影中常见的一个阴险，凶悍的坏人。他的个性和是非观念都是非常鲜明的，尽管这些观念非常简单而且无理，这是在他的位置和处境上他自己不可能明白的。
丘德功对邵兰新这种目光不是毫无所察，就是装得不在乎。也可能在丘德功位置上根本没有将邵兰新放在眼里，他毕竟是大学生，国家正式干部，曾经常年与苏联专家在一起工作，现在不就是下放劳动？没有什么过失，也没有受过任何处罚。对他来说。邵兰新只不过是一个部队转业的付连级干部而已，没有什么可怕。事实上在中国社会中，很多灾祸并不来自那个灾祸所给的理由和名目，而常常根源于对于某人不尊重，这种不尊重，尤其是对你的直接领导，更准确地说不是不尊重，而是没有让你的领导感到你对他很服贴，那么就格外危险了。
所以丘德功照样在休息日穿得整整齐齐，与队里的工人显得不一样，对邵兰新的目光就像没有看见。
丘德功是个爱动的人，他的乒乓球打得非常好，是属于那种阳刚路数的，大板的正抽和反抽，与难友鲍有光的爱球如命地打刁球完全相反。记得我第一次与丘德功打球的时候，挡不住他有力的两面抽杀，败下阵来，而难友鲍有光却不上场，他冷静的在一旁看丘德功的弱处，发现丘德功有几个落点应付得不好，等到鲍有光上去时，丘德功就比对付我吃力多了，不过鲍有光也很难赢到他。尽管这样，丘德功还是认为我的球比鲍有光打得好多了，说明他不喜欢那种耍计谋的玩法，喜欢光明正大的较量。
难友鲍有光是我在中国文学书中从未见到的形象，他的幽默影响了几乎所有周围和他生活的人，即便劳改时也不例外。他的智慧应该说在我之上，我在农场和大庆的生活到处有着他的影子。他的后来经历之所以没有像我走得那么远，恐怕就在于他的爱球如命。如果在每一件小事上都不肯吃亏，精于计算，那么虽事事得利，却失去了根本改观的可能和勇气。而我的历程却总是在不善于应付周围的环境的浪尖上挣扎，常常被逼到绝路，然而在绝处为了求生，不得不拼命一博，所谓置于死地而后生了，走出了一条非我所愿的歪歪曲曲的生命之路。我希望我将来尚有时间将难友鲍有光完整地描述一下，丰富我们这个民族的人物库藏。
丘德功还有一个爱好就是下象棋，他对我的棋艺非常佩服，一到休息他就常穿得整整齐齐来找我下棋。这时候如果邵兰新進来了，会非常不高兴。我虽然努力不去看他，但是我仍能感到他的双倍鄙夷和狠毒的目光从我们身上扫描过去：丘德功的衣服加上两个反动分子在一起！所以我每次与丘德功下棋总是提心吊胆和心不在焉，怕邵兰新進来，我觉得为了避免麻烦，最好不要下。有一次下棋时我假装无意的对丘德功说，邵兰新不太喜欢我们下棋，谁知丘德功也像心不在焉的轻描淡写的说，不喜欢就不喜欢吧，似乎脑子仍在棋里。
丘德功有一个非常美满的家庭，他的妻子长得很高，人叫大李，很漂亮，是农场机械厂的车工。他还有一个四岁左右长得虎头虎脑的可爱儿子。大李是一个值得尊重的女性，我们后面会看到，虽然生活在那个精神和物资都是极其艰难的时代，她表现出来的气节和勇气也会让今天在享受，奢侈和虚荣的浪尖上翻腾的杰出女性汗颜。
丘德功除了爱玩以外，还有一个特长，这里没有说爱好，因为与他的唱歌一样，我不能确定这是他的爱好，还是他在那个特殊处境下，为了保护自己处心积虑所做的事情。基于农场除了一个小卖店以外别无商店，譬如钟，手表，收音机坏了是没有地方修的，所有这些东西都送到丘德功家里来了，丘德功总是能够修好，当然是不收钱的。有一次我的手表停了，就请他修，过了几天就给我了，他说没有大问题，里面都是麦屑，太脏了，他洗了一下就好了。农场一年大部分时间都没有休息日，而且每天工作时间又长达十四小时以上，为大家业余做这些事情是非常辛苦的，用的都是宝贵的睡觉时间。所有丘德功做的这些好事，无疑在工人的心里留下了好感。丘德功出事前的一次冬训中，大家都在会议上说了很多感激他的话，连对我说他思想反动，不让我接触他的王奎选都说，老丘是活雷锋，我们下班了每天回家精疲力竭，倒在床上呼噜大睡，老丘还要在灯光下为大家修表，修钟和修收音机。
大家的褒扬，并没有缓解邵兰新对丘德功的成见，我注意到大家在褒扬老丘的时候，邵兰新的表情显示了一种坚韧的无动于衷，我觉得这种褒扬正适得其反地在邵兰新心中加强他对老丘的反感。他心里兴许在想，这是阶级敌人的蒙眼术，大家阶级觉悟不高，被丘德功蒙蔽了。
从另一方面说，所有丘德功做的这些好事累积起来的在人们心中的感激，最终也没有救得丘德功的性命，这些感激在不影响人本身利益的时候，能够换得一些鸡毛蒜皮般的公正，但是一旦对当事人也有危险的时候，它们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以后，我与丘德功还有过几次谈话，印象比较深的是有一次在地里单独相对。谈话是从丘德功的道歉开始的，他说自我来后，一直同情我，但是不敢表示出来，有时还恶言相伤，真对不起，显然他一直对我们的首次谈话耿耿于怀，并且为之内疚。接着他问起我因为什么问题被搞到这个地步的，我也收起了那付平时在众人面前老实接受改造的唯唯诺诺的面具，毫不掩饰的告诉他，北京的知识圈中已经到了疯狗乱咬的情形，很多莫须有的罪名都是为了升官入党或者保护己身的人强迫加上的。不管我怎么说 ，他还是不理解，除了鼓舞和安慰我以外，他还是认为我本身必定有些问题，有什么辫子给别人抓住了。不过他倒不走俗，他根本不相信这些辫子本身是有罪的，因为他自己心里也藏着各种，想不通的，不能让人知道的辫子。所以他有些诚挚，也有些带着自以为隐藏的不错的得意，更可能是对于自己恶劣处境的自勉告诫我，要将自己的尾巴装在裤子中，不能让别人抓住。
他讲这个话时的语调，表情使我印象非常深刻，以至于今天我回忆起丘德功时，眼前就出现了他说这话的样子，诚挚、坚定而自信：
“要将自己的尾巴装在裤子中，不能让别人抓住。”
我也理解他在这句话中除了流露对现状的不满，还是认为我的遭殃是自己不小心造成的。那时候，我好几次内心冲动，想将我初来时，王奎选说的话告诉他，让他小心。但是，理智阻止了我，这是很危险的，搞得不好被理解成挑拨关系。再说一个自己没有被灾难冲击过的人，是很难真正理解别人被灾难冲击时的无奈和不可自主，总以为自己离灾难很远，以为在受灾难和无灾难之间确实存在一个是非界线，不会相信这种危言耸听的！
不过即便丘德功相信了我的话，在丘德功的处境上，这又有何帮助呢？ 一个以为自己的尾巴藏得不错的人，难道不知道自己的处境恶劣吗？ 否则的话他怎么会时时想到要警惕别人抓自己的尾巴呢？
果然不久后，不管丘德功怎样牢牢看住他裤子中的尾巴，他依然遭殃了。在当时的中国，要一个人遭殃，何须一定要见到和抓住裤子中的尾巴！
(三) 招祸
四队的队部有三个干部，康队长，指导员邵兰新，会计汪深。
康队长是一个身强力壮的大汉，原来是解放军的排长，生性好动，成天忙碌在地里，他最烦恼的事情恐怕就是坐在那里开会，所以他只和自然斗争，与世与人无争，我们的故事对他没有更多可讲的。
会计汪深也是复员军人，是江浙一代的人。因为他能写会算，所以就担负了全队的工资，考勤，劳保等等一切后务工作，不下地。为了说明汪深的形象，大家可以想像，绍兴宁波那一带的农村小知识分子，个子中下，人很瘦，和中国电影中地主恶霸的狗腿子有些像，有点狡黠，但是没有霸气。他的眼睛很混浊，说话时总是避开人的目光，隐约能感到他对人有些势利。其实他对人的态度只是忠实和精确地体现邵兰新的好恶，而且你也只是隐约感到，说不出什么不恰当的地方来。在队里工人的印象中他是一个勤勤恳恳为大家服务，不张扬，不多事的人。从他的唯唯诺诺和小心谨慎中，我猜测他不是出身不好，就是有什么辫子在档案中，只是无法证实了。
现在讲到邵兰新，邵兰新是一个中等个子的胖子，园园的脸，脸上一股正气，没有一点阴诈和诡谲的气色，板起脸来很凶，笑起来时却很可亲，有些像庙里的罗汉。这里说的正气并不意味着他是一个正人，只是表明这个人耿直和自信，自信到接近霸道，却是自己未必知道。邵兰新虽然大腹便便，像个做官的样子，却没有大干部那样的气势，仔细看他的脸颊上两块胖墩墩的圆肉，有些红，并不是血色润通的颜色，而是带着风霜吹打出来的血管显露。他虽然凶的时候很可怕，脸上的胖肉还不到横肉的级别。
邵兰新小时候很穷，他忆苦思甜的时候说过，小时候要过饭，要不是党我哪能有今天？他说这话时，就像说家常话那样平静，没有很多人忆苦思甜时的矫情，泪流满面，反倒让人感到他对共产党感激的真诚。他从部队转业时是付连级，一直在四队担任指导员。邵兰新的文化是在部队里学的，墨水不多，加上他的个性不是那种夸夸其谈，花花肠子的人，所以说话都是朴实的大实话。对他来说共产党的道理就是真理，打地主，就是为了穷人翻身，他邵兰新有今天就是共产党带来的，邵兰新对地富反坏有着天生的敌意，对着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尤其鄙视，邵兰新一有鄙视脸上就会显示出来，我能感觉到他看丘德功和黄天秀时眼神中那种厌恶，他觉得这些人和他不是一个世界的，要不是共产党来了，都是骑在他的头上，而且现在仍时时刻刻都想着夺回他今天幸福生活的敌人。邵兰新这样想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对他现在的生活非常满意，还有他根本不知道世界上普通人和正常人生活的样子。邵兰新对我后来态度较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知道我的父亲是共产党员，加上我年青，因此我在他的眼里成为不小心失足的人，尚可挽救，与那些出身不好的人不同。
听邵兰新开会讲话是非常无聊的，他讲不出什么道理，翻来复去，就是共产党打天下救穷人，资产阶级要用懒、馋、贪图享受来腐蚀革命队伍，夺回他们失去的江山。所以他，邵兰新，身为指导员，必须以比契柯夫笔下那个紧紧看住周围人不要弄出什么事的普里希别叶夫中士(这是我说的，邵兰新不知道什么契柯夫)更负责，更霸道的眼睛牢牢看住四队的人，不让他们受资产阶级和阶级敌人的腐蚀。除此邵兰新再讲不出什么来了，通过他嘴里出来的道理倒是都变成了与他亲身经历紧紧融在一起的大实话，虽然其中的连结在逻辑上是否成立很有问题，但它毕竟与我在学校中听到的那些一套套的极端偏激，专横，霸道和杀气腾腾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的受苦人民完全不同。我至今一回忆起，六十年代大学中那些政治干部，進步学生，慷慨激昂，唾星四溅的大谈去解放世界受苦人民时，身上就冷的起鸡皮疙瘩。那些当年在学校中耀武扬威，将衣服披在身上(那时学校干部的时尚，不将胳膊伸到衣服袖筒中)到处慷慨陈词的人，恐怕一个个今天正在灯红酒绿的温柔乡中搂着二奶享受人生，而早已忘记，或者故意忘记他们用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将别人搞得鸡犬不宁惶惶不可终日的保尔科察京时代了。只是偶尔对身边商业化女人的游戏人生和缺乏真情感到疲乏的时候，会想念和怀念起他们年轻时，充满斗志的为革命献身的纯洁女友，他们记忆中的冬妮亚，而自以为他们那个时候一个个都充满革命理想，圣洁得像天使！
邵兰新大约也知道自己每天晚上政治学习很枯燥，大家很看不起，有时也想过应该用比较有理论水平的词汇来润色和提高一下。有一次他这样开始了，先清了嗓子，说，今天的科目是，故意停顿了一下，看看大家的反应，大家耳目为之一震，怎么像讲课了，张着耳朵听下去，邵兰新接着说，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因为他不知道纲举目张是什么意思，就说成纲，举目张。下面有一半人笑起来。邵兰新发现不对，不知道大家笑什么，狠狠瞪了大家一眼，又回到他习惯的口头禅上去了。
邵兰新虽然恨地主，恨剥削，恨资产阶级的好吃懒做，贪婪享受，但是他不知是没有想到，还是故意回避，他自己现在的所作所为不正是在脱离劳动和得到额外享受的路上走着吗？他的身体愈来愈臃肿，不知是转业前就是这样，还是在当了指导员后长期脱离劳动引起的。连不识字对他的话马首是瞻的王奎选都私下对我说邵指导员不如康队长，不参加劳动。当时只要干部一开会，参会的干部就可以吃一顿好饭，虽然那一点点特殊化与今天的花花世界的糜烂不可同日而语，但是这与邵兰新会上成天告诫教育工人，不让他们受资产阶级腐蚀，和他用眼睛紧紧盯住工人的行为，不正是背道而驰吗？不过我相信以邵兰新的资质，不是回避这些问题，而是不可能去想到这些问题的逻辑矛盾的。
有一次邵兰新传达上级干部要参加劳动的文件，传达完了，邵兰新还没有来得及讲话，老工人张正寿不紧不慢的说“这是远景规划吧”，将会场上的人乐得仰面大笑。邵兰新脸通红，气得两眼冒出凶光，但是没有与张正寿计较，更没有训斥张正寿，而是将话题扯到别处去了。这说明邵兰新毕竟还有做官的涵养，知道分寸。还有一个事情可以说明邵兰新虽是直性，也学了一些当官的伎俩。
农场里有不少工人的弟妹来到农场，到农场工作，这些人没有工资，就以记工分为准。有两个女孩子在四队场院工作，邵兰新看到了，就过来问了一下她们的情况，最后对这俩个女孩子说，你们俩个的工分，一个是九分，一个是七分，你们每天下班前讨论谁是九分，谁是七分。当然后来这俩个女孩子没有上邵兰新的圈套，俩个人商量了一下，每人轮流拿九分。
现在让我们回到丘德功的故事上来。
在中国，除了杀人犯或者当场抓住的强奸犯，偷窃犯外，一个人被宣布犯罪，如果你直接去从他的犯罪去理解这个人，那么往往会失之千里。所谓的反革命，反动分子，贪污犯，生活腐化犯等等往往来自于这个人的情况改变，来自于这个人的实力，情况与他现有的地位，财产，收入，房子和妻子的漂亮程度不相称，一旦产生这样的不平衡，这个人就很可能要开始倒霉了，至于倒什么霉，那并不重要，而完全根据当时的形势而去自由发挥的。在毛泽东思想时代往往容易变成政治犯罪，在改革开放时代容易变成经济犯罪。我们这里丘德功的倒霉也没有逃脱这个规律。
队里的工人大都是三级到五级工，工资应在三十到六十元之间，而丘德功是技术干部待遇，比工人高不少，我想应在八十多元。一个政治身份低的人如果工资比周围人高，这显然是不平衡的。说到这里我想起鲍有光的父亲鲍扬廷来了，他从希腊起义回国后被定为三级教授，工资并不高，但是共产党念及他是起义回国，另外给了他一份非常可观的保留工资(一百多元)。记得他第一次拿到保留工资时，立即送回人事，人事将退回的工资寄到他家里，他又退回去，如此三次，坚决不收。他的妻子非常不高兴，钱是人家诚心诚意给你的，又不是自己硬要的，为什么不拿？鲍扬廷说，你懂什么，在一个科室中如果工资高于上司，就像坐在火山上面。后来鲍扬廷躲过了像他这样的人几乎必然要遭殃的右派大劫，可能正因为他做人的睿智和谨慎。丘德功显然没有鲍扬廷那样的人生阅历，他的遭殃就是从工资开始的。
四队领工资的那天，大家排队，由会计汪深给大家一个个发。丘德功拿到工资的时候，就应该走开，轮到下一个，当时并没有当面点清的习惯。可是丘德功没有走，而是点了一下，发现少了三十元。然后他就将钱摊在桌子上，问汪深﹕
汪师傅， 怎么少了三十元？
汪深脸通红，也没有仔细点丘德功的钱，就说是吗？从抽屉里将显然是卡扣的钱拿出来给了丘德功。大家都看着汪深，知道汪深是有意的，他看准了邵兰新对丘德功的厌恶和丘德功在队里的处境，才敢沾这个便宜。要是丘德功回家才发现而没有当面点清，那么以后查无对证，队里有哪个人会相信丘德功和帮丘德功说话呢？没有想到丘德功会当场点，这使他丢尽了脸。
这件事丘德功要回了钱，却栽下了祸秧。不过我也看不出丘德功在当时情形下有其它应对的方法，如果丘德功认了这个哑巴亏，不揭露汪深，他以后会逃脱命运给带来的灾难吗？这个问题，恐怕只有上帝知道了。
三四个月后，四队出现了惊天动地的现行反革命事情，会计汪深揭发，有人下工回家经过队部门口时，公然唱反革命歌曲
我是一个兵
来自老百姓
打败了日本狗强盗
消灭了解放军
这个唱歌的人就是丘德功！
(四) 挨斗
六十年代中期的中国城镇乡，到处张贴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和阶级斗争为纲的标语，整个中国已经处于一个大动荡的前夕，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杀气。
记得到农场前，有一天夜晚，我在北京坐电车，突然发现电车上一片死寂，没有人一个人说话，人的脸在车外一个个驶过去的路灯的荧光下一会儿变白，一会儿变黑，让人感到慑人。多年来我总不能忘记那个夜晚向我显示的恐怖，和当时心中突然袭来的在这个长夜中出现的无比孤独。
我相信那时候很多中国人已经从各种气息中闻到了血的腥气、预感到了一场血光之灾将要登上中国之陆。虽然人们尚不知道这场灾难来自何方，为什么而来，谁去杀谁？当然人们更不知道，在这个城市的心脏，北京高大和讳莫如深的红墙之内，琉璃瓦之下，两个巨头已经不共载天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黑雾和怒气正从他们的脚下升起，变成黑色的乌云，将整个京城笼罩到黑雾之中，然后这些黑云要慢慢弥漫、向整个中国扩散，覆盖住整个中国的一个个城镇，一个个乡里，像一条条黑龙，张开血盆大口，悬压在中国的土地上，等待着喝血。
丘德功就是在这个血雨腥风即将来到的前夕，被卷進了灾难。
农场党委听到邵兰新汇报，四队出现了反革命事情，有人公然叫嚣要消灭解放军，党委书记茹作斌勃然大怒，派出了以党委秘书徐仁芳为首的工作组，去四队处理丘德功反革命事情。
党委秘书徐仁芳，山东人，部队转业。但是徐仁芳看起来不像一个军人，白净的脸，整齐的五官，文秀沉静，说话也是文质彬彬的，更像一个文人。
其实一个人的文昌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完全决定于读书多少和受教育的程度，很多博士说起话来却是一付鲁莽和无知，不同的只是由于有了博士学位讲起蠢话来更是不容置疑和更加自信了。而没有受到高等教育却显得内秀和很有涵养的人也到处可见，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徐仁芳就是其中一个。虽然他的身份、职务、经历和当时的极左气氛使他也在阶级斗争烽火中冲锋陷阵，但是萧杀的气氛仍然不能吞没他稳重的个性。另外徐仁芳可能由于自己没有受到很多教育，对有高等学历的人有着一种天然的尊重。这种秉性在共产党的部分老干部中屡见不鲜，他们由于自己不能進入和懂得所谓高深的学问，而表现出对知识殿堂和有学问的人的敬畏。反而这种对学问和有学问人的敬重，在解放后大学生中爬起来的知识分子干部中却无迹可寻了。这些所谓的知识分子干部，在当学生时为了要求進步，入党升迁，不得不荒废学业，肚子中通常没有多少墨水。而由此之后，为了自己在学业上的损失，显示了一种对不问政治只读书的人，乃至知识的怨恨。正是这种心态，他们在政治运动中对这些被他们称之为白专的人下手尤为残忍。
一个斗争现行反革命丘德功的大会在徐仁芳的主持下开始了。
斗争会，这个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名词，对于外国人恐怕会像外星球上的童话，对于中国人的后代子孙恐怕也难知其详了。虽说以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和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则，斗争会未必就会绝后，但是百年后的中国斗争会肯定会与他们爷爷奶奶曾经经历过的斗争会大相径庭，可能会添上那时候的中国政治，甚至高科技，人工智能，机器人的特色。如果我不在这里多解释几句，外国人查百科全书，子孙查历史书，肯定会望洋兴叹，徒劳无得。因为这些不上大堂﹐但是却将一个时代的中国人折磨得死去活来的东西，中国人是从不将它记载在正式文字中的。
斗争会源出于土地改革，共产党每打到一个地方，就要将地主的地分给农民。在分地前，必须发动群众，开斗争会，先将地主批倒斗臭，这样农民分地时才能心安理得，理直气壮。从解放初期反映土改的小说。诸如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等看，土改斗争会往往要经过共产党派出工作组，反复动员农民才能发动起来。而我们这里说的六十年代的斗争会无论从形式上，参加人的心态上说已经与土改斗争会完全不是一回事了，至今尚没有一本小说反映曾经成为那个时期中国人生活重要内容的这种小说。
六十年代斗争会不是从土改斗争会脱颖而出的，它的正宗祖脉应该是反右运动。反右从共产党请求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帮助整风开始，要知识分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直到党认为事情的性质起了变化，不能再言了，就发生工人农民“不答应”了，走上讲台，要与右派辩论。右派在“工人农民”的讨伐下，不经一击，辩论会很快就变成了右派认罪会。当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以中国人不宽恕的民族性格，自然不能息戈卸甲，“控制不住愤怒”的右派的朋友、亲人、和同事，义愤填膺的，跃跃欲试争取進步的，心怀叵测的和心惊胆战的都必须一个个上场，轮番与右派划清界线，表示愤怒，这时候，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产物，斗争会诞生了。
斗争会，从五七年诞生，到六十年代，经过几年的实践，已经发展到非常成熟了。
它的第一个特点是反右后的任何单位都具有对自己的下属开斗争会的权利，也就是说每一个基层党组织都具有将一个下属打成与历史上的奴隶地位一样卑微的地富反坏右的无上权利，无需经过公检法系统批准。这个单位党委无法无天的权利已经使社会上的公检法系统形同虚设，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工作和生存的中国人，其做人的基本权利实际已经毫无保障，丧弘至尽。
斗争会的第二个特点是党的积极分子反而不太上场，愈是亲近的同事、朋友、同学、兄弟、夫妻、愈是要上场，愈要无情。所以从人性上说，斗争会的残忍和冷酷，它的亘古未有，世界独特，正是定位在这第二特点上。
今天有人去责备那时的中国人愚蠢和无情，未必见得公平。任何一个理性的人处于其境，都未必会比那时的中国人潇洒。试想一下，如果一个人被置于地狱之边，一个个党的积极分子虎睁圆眼看着你是否划清界线，否则就会将你也推入那个万劫不复的火海之中，你孰去孰从？
这里说地狱和火海，绝非夸大之词。沦为阶级敌人的严酷确实与陷身地狱只在伯仲之间，它超过了法律的任何刑事惩罚，甚至死刑，因为它意味着不经任何审判，不允任何辩护，不存在任何上诉可能，一个小小的单位党委，转眼之间就可以令一个人丧失工作，家庭，变为像奴隶一样的贱民。贱民在中国社会的意义就是，不管走到哪里，任何人都可以侮辱你﹐残踏你﹐做最苦的工作﹐没有申辩的权利。而且一旦沦为贱民，就是阶级敌人，终身都是敌人，永无期满之日。而且你一旦成为阶级敌人，你的子女，父母，兄弟姐妹乃至表亲都会从心里真正的恨你，因为由于你，他们的升学，工作分配，分房子，提升等等都会受到影响。
这么一个荒唐的，实际上已经突破了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政府系统司法的，使每一个普通人离地狱只是近在咫尺的制度，既然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社会中形成和发展起来了，到了文化革命发展到它的顶峰。而后由于政府的官员在文化革命中自己也尝到了这个制度的残忍和不公平，而暂时的被搁置，不再被使用。这里说暂时，是因为，造成这种荒唐制度的根源并没有被充分认识，而待到受过这个制度直接伤害的官员慢慢将这些记忆淡忘，或者离开人世以后，新的少壮派再在中国升起的时候， 它完全可能卷土重来。
丘德功的斗争会就在群情鼎沸的口号声中开始了：
打倒现行反革命丘德功！
打倒仇恨解放军的反革命分子丘德功！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会场一片萧杀，尤其像我这样已经被戴帽子的反动分子更是提心吊胆，喊口号时拳头举得高高的，声音喊得大大的，唯恐人们说我同情丘德功。
丘德功站在会场中间，低着头，脸苍白和憔悴，显然已经多夜无眠。
首先是汪深发言，他有板有眼地叙述了，他怎样在办公室办公，下班的工人怎样一个个走过队部门口，然后大部分人都过去了，最后来了丘德功，扛着锄头， 一边走一边唱。先是唱的大海航行靠舵手，到了队部门口唱起我是一个兵，最后一句唱的是消灭解放军。他当时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又听了一遍，还是消灭解放军。
汪深说完， 大家愤怒的叫起口号：
打倒反革命丘德功！
坚决要求严办反革命丘德功！
接着是批判发言，几个显然已经事先安排好的发言一个个轮流过去。最后是主持人徐仁芳讲话，他的话也是这类会议的老套子，丘德功你必须老老实实接受群众的批判，進一步交待你的罪行，争取宽大处理，对抗是死路一条。讲到这里，看来会议应该接束了，但是奇迹发生了，徐仁芳出乎大家意料的，突然对丘德功说，丘德功，大家花了这么多时间帮助你，你对大家讲一讲你的认罪态度。
徐仁芳出乎常规的给了丘德功一个说话的机会，连丘德功自己都没有料到，谁也不知道徐仁芳为什么这样做。丘德功先是一愣，但马上反应过来了，他的机会来了。
丘德功突然哭了起来，跪了下来：
“请大家饶了我吧，我就算是一个死心塌地的反革命，也不会傻到大白天去唱消灭解放军，我家里有妻子，还有一个四岁的孩子，我不为自己想，还要为她们想想，我要成了反革命，她们怎么活下去啊”
说到这里丘德功已经声泪俱下，泪流满面，跪在地上，将两条腿挪动着，跪到了汪深的面前：
“汪师傅啊，你大人大量，救救我吧，我代大李小毛求你，过去如果我有对不起你的地方，这里我向你赔罪，汪师傅啊，消灭解放军和消灭蒋匪军，两个音很接近，很容易听混的，告诉大家你没有听清楚吧！”
谁也没有想到斗争会会变成这个样子，这种情形如果发生在北京的大学中，马上就会有要求入党入团的進步分子跳起来，声色俱厉地指着丘德功的鼻子叫丘德功老老实实，不要演戏，可是这里不是北京，下面坐的不是知识分子，没有一个工人有跳出来立功的意思。
大家看着徐仁芳， 现在应该是主持会议的主持人严词呵斥丘德功站起来，回到会场中间去，可是徐仁芳像个没事人一样，他的眼神中闪出一种迷离的光芒，望着我们看不到的空中，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汪深尴尬地面对着跪在地上向他求饶的痛哭流涕的丘德功不知所措，这个时间继续了大约一分钟，这是极为静寂的一分钟，又是非常长的一分钟，大家都屏气敛息的看着汪深，等待他说话，终于一个工人家属不能忍耐了，叫了起来：
“汪师傅，丘德功在问你呢，你到底听清楚了没有？”
“我，我”
汪深支吾着，不知说什么好。
从干部转为工人的李云飞忍不住了：
“汪深，你听清楚就说听清楚了，没有听清楚就说没有听清楚，大家等着你说话哩！”
李云飞出身烈士，深得领导信任，过去在人事保管挡案。但是他有一个无可救药的毛病，就是上天造就了他有特别强的理解力，却没有起码的分析能力。他又有将他理解的事情和东西，不管是否合乎时宜，用非常极端和尖锐的语言立即表达出来的爱好，他这种没有理智和原则的紧跟形势的第一反应能力，使他始终处于当时正确的大风大浪的尖头上，而毫不意识不同时期风浪的浪尖可能正是完全对立和一百八十度相反的。他也由此被他强烈的第一反应能力所累，由于嘴快嘴臭得罪了大部分领导和工人，最后被从干部贬为工人，在队里当康拜因手。
会场上一双双火辣辣的目光盯住了汪深，汪深顶不住了，汗一滴滴流了下来，
“我，我，我没有听清楚。”
徐仁芳像久旱逢雨，好像在盼望这句话，等这句话一到，连想也没有想，就立即反映，
“啊，老汪，你也真是的，没有听清楚，这话怎么能够随便说呢？”
但是他完全没有進一步为难汪深的意思。
然后徐仁芳大声地加重语气说：
“散会！”
这个斗争会就这样虎头蛇尾，结束了。徐仁芳回去后向党委书记报告汪深没有听清楚，事情就不了了之了。
今天我在回忆这些旧日的往事时，仍不得不对徐仁芳在那个如履薄冰的阶级斗争时代中显示的人性，智慧和勇气肃然起敬。
不幸的是，虽然丘德功逃过了这一劫，这一劫最终是不会放过他了。他的莫须有的尾巴已经被牢牢卷到人手之外的国家政治风暴之中，由不得他自己和任何个人做主了。到那个风暴到来时，那条黑龙需要喝血的时候，不管是邵兰新、汪深、徐仁芳，甚至农场的党内书记茹作斌，都无法再控制丘德功的命运，这就像一个气球，一旦发出去，线就被剪断，飘到了中国的政治天空，它的命运只能随着天空的风雨雷霆去上上下下翻滚，去喜怒哀泣，地下望着的人只能叫喊兴叹，再无控制能力。
(五) 文革
丘德功从第一次劫难中脱险不久，文化大革命就来了，这是公元一千九百六十六年的春天。
今天我们从中国的史料去回看这场文化大革命，不免会有读三国演义感觉，毛泽东，造反派和老干部，形成了三个又对立和又依赖的关系。像三国演义的作者一样﹐从上古以来，中国民族就是一个主观意识和感情色彩极其强烈的民族，要中国民族去客观地叙说一件事情，不将自己的关系远近，派系，好恶、爱憎放進去几乎是没有可能的。不管是将毛泽东看成曹操，还是造反派是曹操，此后的故事是无法公平地讲出来的，其结果就像三国，使大家永远也不明白，一个聪明得像神一样的诸葛亮加上一个善良得像君子一样的刘备怎么最后会输给又蠢又坏的曹操？中国人的历史，文学和故事都是戏，中国人生活在非常复杂的关系和斗争中，但是一到文化中他们就乱编胡造，把它都说成戏，不让你知道他们真正生活中的样子。
正是这样，写到文化革命的事情，我就会陷入非常困难的境界，读者脑子中已经固定地将文化革命与一些画面和模式连在一起了：造反派打砸抢论，老干部被迫害论，毛泽东整刘少奇论，灵魂大革命论，个人大崇拜论，或是人民文革论等等，等读到这个故事时立场和喜恶早就预定了，会将他们预定的观念自然而然的结合到我的故事中去，丘德功不是成了打砸抢的小流氓，就成了与专制官僚斗争的民族英雄，和他们成天看的子虚乌有的戏和写的时评混到一起了。
可是离开文化大革命又怎能理解丘德功后面的命运和悲剧呢？我举笔难定，最后终于改变了只谈丘德功故事，避免过多谈论国家政治的初衷。因为我一旦走到对丘德功命运的深度思考之中，就会发现那个时代个人的空间已经几乎被国家和集体全部吃掉了，也就是个人的个性被强悍的时代共性压抑到非常微弱，根本无法左右和改变自己的命运。如果我们那样去孤立的谈丘德功的故事，会完完全全歪曲丘德功的经历。实际上到了这个地步，丘德功对于自己的命运已经不能负责，也做不了什么，它完全控制在国家政治手里。
可是另一方面只要我一借鉴现有的文化革命概念的大前提来继续叙述丘德功和农场的故事，丘德功就会被读者不自觉地归入他们脑子中已经固定化了的文化革命人物模式中去，那样也会将丘德功的故事歪曲和糟蹋得不成样子。
因此两条路对我都很困难，我只能从这两条路的中间找一个夹缝穿过去。
这就是尽力就事论事的来述说这个故事，也就是说立足于丘德功和农场的命运变化来反映文化革命的演变，而不是反之，去借鉴现有的文化革命概念的大前提来叙述丘德功和农场的故事。显然要在这个小小的故事，脱出现有的各种文革模型，去忠实地复述文化革命的历程，无疑非常困难，会使文章的篇幅愈写愈大，这毕竟不是一部专门论述文化革命的专著。为了减少这个困难，我尽可能的以讲丘德功的故事来带动在他周围燃烧的文化革命， 就像布尔什维克革命之火在奇瓦哥医生的身边熊熊燃烧，而齐瓦哥医生与娜拉的爱情依然在革命之火的烽烟中延绵。不同的是丘德功没有齐瓦哥医生与娜拉的那份幸运，他的个人命运被文化革命的中国之火差不多完全吞没了，我要尽很大的努力才能在革命的火焰中找到他渺小的影迹。
农场是中国的一个小小的角落，有它区别于中国其它地方的特殊性，但是就文革的兴起，各个阶段的层次，以及人在不同阶段的心态，和它最后因林彪的死和毛泽东的健康恶化，力不从心而陷入退无人敢说，進不知何从的泥潭，不死不活的拖到毛死，基本上还是完全尊从这个国家的共性。如果说有区别，那么这场由毛泽东强加于中国的革命，传到偏僻农场的时候往往要比其它地方晚好几个节奏。
我有时想，如果毛泽东真的能活一百四十二岁(当时报道的特大喜讯)，或者永远不死，文化革命会怎样结局呢？中国的现在又会怎样呢？当然这种非常理念的探讨不是讲究实际利益的中国人喜闻乐见的，可以肯定的是如果那样的话，中国的近代史就必须彻底重写了，不会有四人帮坐牢，不会有邓设计师放出他们的子孙像元朝蒙古贵族在中国走马圈地一样去分割国家公有财产，当然也就更不会有习近平的贼喊捉贼式的抓贪污闹剧了。所以到了中国历史这个领域上，是没有什么政治理论家和学者说的历史发展的必然性的，纯然是一场随机前進的悲剧。 鲁迅先生说中国历史没有年代，从字缝中看出的字只是吃人。我的看法有一点不同，吃人很难看出来，中国有这么多的历史学家，他们职责就是是将中国历史涂改的面目全非，将关键地方盖的严严实实，让外国人和中国子孙什么也看不出来。
文化革命的火蔓延到农场是一千九百六十六年的夏天，这时中国的红卫兵都已经到处在抄家，灭四旧了，农场却如梦初醒，响应毛主席的口号，要文化革命了。党委最初理解的文化革命就是与过去的政治运动一样，揪几个阶级敌人出来斗一下。
这不应该怪罪于农场党委思想僵化，或者转移革命的方向。不同于共产党的上层干部，对于毛刘的矛盾已经有所了解察觉，知道毛的来者不善和醉翁之意是指向刘少奇，而有意的将毛的矛头转向发不出声音的老百姓，来保护刘少奇和他们自己。但是这个指责却绝对不适用于农场这样底层的干部，他们怎么可能想到这次伟大领袖的意图不是要像以往一样搞阶级斗争，打阶级敌人，而是要打倒刘主席，并且要将农场干部自己也要揪出来陪斗一下？他们能想到的，能做到的只能是根据过去政治运动的做法，来重复一遍而已。所以毛泽东只凭一条这次运动的重点对象是走资本主义的党内的当权派的空洞条文，就要他的所有官员去斗刘少奇和他的僚友，斗他们自己，否则的话就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实在是强人所难，蛮不讲理的。其结果必然是使所有的官员都糊里糊涂的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对毛泽东的大家找不到的尚未亮相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就这样，伟大领袖毛泽东的文化革命战略步骤，一开始就将一个小小的在农场求生的下放干部，与他的整走资本主义的党内当权派毫无关系的丘德功拖入到一场灾难之中，农场确定的要揪的新牛鬼蛇神中，丘德功无可逃脱。
这同样不能完全怪罪农场的党委，当他们绞尽脑汁从他们下属的名单中挑选一个个阶级斗争的对象时，恐怕没有比公开叫嚣消灭解放军的人更容易浮上脑袋了。虽然这是莫须有的，而别的工人和干部连这样的莫须有也找不到，运动去斗谁呢？史无前例的毛泽东时代，国家大事和国家政治就是通过这样荒唐的逻辑与个人的命运这样息息相连起来的。尽管丘德功本人的历史，思想与反刘少奇和保刘少奇没有任何关系，和文化革命开始时的开场锣，扫四旧，海瑞骂皇帝，三家村等等等也没有一点关系，但是从文化革命的一开始，他就被推到文化革命的浪尖之上，他的命运就随着文化革命的变化而升沉荣辱，无论丘德功本人，或者农场的干部都对它失去了控制。
毛泽东政治与中国古代封建政治，刘少奇政治，邓小平政治显然不同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他的很多决定不是从组织路途和官僚网络下达和执行的，而是通过他高深莫测的和将来可以任意添加，甚至向反向连接的语言和指令進行的，这些不具有法律严密性的模棱两可的语言，将所有的人，从他身旁的亲密战友，到社会底层的一个小小普通人，都搞得惶惶不可终日，被笼罩到它无形的巨大恐惧的阴影之下。毛玩的是一种高深莫测的心理战术，正像他自己非常得意说的这是一场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灵魂大革命。这个诡谲的玄术使他死了几十年后，还有不少文人佩服得五体投地，追求它的绝对价值和永久意义，在里面辗转反侧，迷恋忘怀，赞不绝口。
当时农场空气中闪烁着一种可怕的沉寂，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恐怖弥漫在农场的每一个空间，这就像战场开战之前，两军对垒时的寂静一样可怕，人心充满恐惧，个个心怀鬼胎，不知这次谁该遭殃？ 因为以共产党的阶级斗争理论VS人性，从共和国的主席，总理，到一个农场的小小农工，哪一个没有辫子捏在上级领导的手里，但是表面上这一个个都有辫子被捏住的人都比没有辫子的人更想显得没有辫子，更意气风发，更斗志昂扬，这就要比没有辫子的人更起劲的高唱着社会主义好和东方红。包括在天安门广场上，亲自起劲的指挥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的周恩来。看着照片和电视中周恩来那种激情澎湃的样子，如果有人能看到在他的激情下面是也是裤子中邱德功说的要藏起来的一条条尾巴在发功，怎么不令人为他难过。贵为国家总理都是这个样子，中国人活着怎么不难啊！所以对于任何一个叫做中国通的外国人，想真正了解中国人的人生，真是难于爬中国的蜀道。他们可以将中国话讲得地地道道，但是他们对中国人和事情的解释往往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牛头不对马嘴。
终于在一个夜晚，转瞬之间，农场的政治中心，食堂兼大礼堂就铺天盖地地贴满了歪歪斜斜的大大小小的大字报，在進门的地方，有一幅用大体字写的大字报特别显眼，上面写着：“郭大胡子，你为什么一个人吃了七个人的肉？”和“坚决要求揪出用大刀砍了一百多个共产党头的历史反革命”。指的是生活科科长郭大胡子多吃多占，一个人吃了应该分给七个人的猪肉，和已经被毛泽东御定为功过相抵的战斗英雄赵风山。
当然企图消灭解放军的现行反革命丘德功的大字报也赫然其中。
倒是没有一张大字报是针对我们反动学生的，一个可能原因是我们的问题已经定案，不属于暗藏的坏人，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农场党委学习了十六条，文化革命的指导文件，学生的问题一律不整。不管怎样，我们是学生，虽然是反动学生。
在大字报出现的同天，还有一个令人感到毛骨耸然的景象是农场干部袖子上突然都戴上了红袖标，上面写着毛泽东思想赤卫队。这个不平常行为增加了空气中的萧杀气氛，既然是赤卫，一定是碰到了强壮的敌人， 可是敌人在哪里呢？ 以党委的强大，对付大字报上点名的这几个牛鬼蛇神值得这样严阵以待吗？其实这些所谓的毛泽东思想赤卫队自己也不知道要赤卫什么，正像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的，毛泽东这次运动要收拾的敌人，正是他们这些这一刻信誓旦旦地准备去保卫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赤卫队。
大字报一出来后，斗争会已经是箭在弦上，大字报点到的人被拖上了斗争会。这是丘德功面临着的第二次因为唱消灭解放军而开的斗争会。
这一次的斗争会丘德功没有上次的幸运了，既没有徐仁芳给他的认罪机会，也没有“一双双火辣辣的目光盯住了汪深” 问汪深有没有听清楚了。只有一个家属怯生生的说“汪师傅，你听清楚了吗？”，汪深混浊的眼睛这次非常明亮，挺着胸膛 回答得坚决和响亮：“我听得非常清楚”。没有一个人再追问汪深，为什么你上次说没有听清楚。代替的是愤怒的口号，和所有人的对丘德功的仇恨。而上次用辛辣语言逼迫汪深的李云飞正满头大汗的在斗争会上领喊口号，和带领着大家唱“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倒它就不倒”，他声嘶力竭的充满情感的声音使人们完全忘记了上次会场上的同一个李云飞说过什么。
我叙述这个故事时与中国的小说家，回忆家，政治家的一个重要区别是，没有好人与坏人的对立，没有光明与黑暗的较量，没有善良与丑恶的角斗。在丘德功的斗争会上，看不到任何这样清晰的对立，而有的只是对一个已经失去保卫能力弱者的共同残踏和蹂躏。但是对立又是确实存在的，它不是存在人的层面上，而是在人的心里面，这个对立对于中国人都是大同小异的，无论是丘德功，是汪深，是主持这个斗争会的邵兰新，还是在这个会上这一刻正助纣为虐的一个个参会者，在心的深处，都有一个立足于他们本人经历，个性，良心，形势，压力，利益混合在一起的精确计算和斟酌，使他们在两个对立的结果中游离，彷惶，而最后他们在这个特定场合中的表现，正是他们对这件事件计算和斟酌的最终平衡结果。当文化革命以雷霆万钧的威摄压过来的时候，个性，良心等等在计算和斟酌中的份量都会被压缩到忽略不计的程度。道德，公平，正义和良心对这些没有基本权利的人来说是一种奢侈，在一个人人自危的灾难中，大部分人能够做的，应该做的都是首先保护自己。
直到今天，我童颜鹤发的时候，回头望去，才明白主导着这个暴风雨般的气氛下面，作怪的是每个参加会议人一根根被捏住的辫子和裤子里的藏着的尾巴。说到底，中国人都是有着非常相同思维方法和处世哲学的人，不管是高官，平民，还是罪犯。不同的只是他们在不同的位置，就要说不同的话，做不同的事，如果将他们互换位置，表现也只是大同小异。
到了这个时候，丘德功已经被卷入到一个无形的风暴中，在这个风暴中，事情的真假，丘德功的态度，都已经无关紧要，汪深，李云飞，邵兰新也都无关紧要，没有人再能控制这件事情的下一步，丘德功的命运将，而且只能将，随着这个国家的政治风暴，随着文化革命的风云，在中国乌云密集的天空乱飞，乱转，谁也不知它会在哪里停下。
（六）造反
从1966年初到 1966年8月，文化革命的暴风雨席卷着丘德功在中国的政治上空继续旋转，丘德功历尽各种灾难，斗争会，游街，他就像一片枯叶在暴风雨的夜空中狂飞乱舞。
正在这个时候奇迹发生了，站在神秘的高深莫测的乌云中的毛泽东，东一榔头，西一锤子，将他的战友和全国的官僚们耍得糊里糊涂，摸不着头脑，捉弄够了的时候，以太阳的姿态从云中钻出来了。
1966年8月，他在北京大学贴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在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想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大字报让惯于听从他的命令去整老百姓的官僚们莫明其妙，胆战心惊：你不是一直叫我们去搞阶级斗争，去整老百姓的？ 怎么这次整老百姓就变成围剿革命派，白色恐怖了？ 当然只是在心里嘀咕，没有人敢去公开责问毛泽东为什么的。
不管怎样，乌云散开了，丘德功就莫名其妙地被救了，救他的不是他自己，也不是人民，更不是法律和政府，而是毛主席。主席像东方红唱的一样从乌云中升起，阳光从北京的金山一直照到农场，将丘德功从一个牛鬼蛇神，阶级敌人的地位一下子上升到与毛泽东站在一个战壕里的造反派。丘德功因毛泽东搞文化革命而成牛鬼蛇神，现在丘德功又因毛泽东搞文化革命而成为反对走资派的造反派，而所有这一切变化丘德功本人什么也没有做。
人们开始以新的敬畏的目光投视丘德功和其他被旧党委揪出来的阶级敌人了，毛主席说他们才是真正的革命派，但是大家，包括这些人自己心里都在打鼓﹕
这个阳光是真的吗？为什么毛主席要帮助我们，为什么他要让我们去反对他倡立和领导的党委呢？叫我们豁的一身刮，敢将皇帝拉下马，毛泽东他本人不就是皇帝吗？ 跟着皇帝造去反，这个造反还是造反吗？
人们用一种审度、不理解、乃至不信任的目光看着毛泽东的这番话。人们嘴上在叫文化革命万岁，心里在想，这是不是已经玩过的钓鱼上钩？
饱经政治运动风霜的人，都看出这场运动的荒诞不经，漏洞百出，没有人敢轻举妄动，大家都在翘首以待，静待下面的变化，农场一片寂静。
反右的记忆太深刻了，人们对那次的背信弃义仍记忆犹新。从毛泽东贴出大字报到人们真正起来造党委的反， 夺党委的权之间有一段非常长的沉寂。
毛主席说：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大家毫无反映。
毛主席说：
“豁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大家还像若无其事，没有人舍得被剐，去斗他的上司。
对于毛泽东一个比一个强烈的煽动，好像无人听到。没有一个人傻到真要去把皇帝拉下马，因为那不就是要将毛泽东自己拉下马吗﹖当然谁也不敢将这话说出来。
但是这种平静是表面上的，人心中的冬蛰已经在那里蠢蠢欲动了。人的心中往往都存在一种逆反的引诱，这种引诱在困难的时候，叫做希望，在生病的时候，叫做康复，在被压迫的和受到欺侮时候，叫做反抗。在一个暴烈的专制制度下，镇压的残忍使这种逆反引诱愈退愈远，销声匿迹，以至人们都快忘记它了，但是它不可能死亡，因为它的死亡就像征着生命的结束。心理大师毛泽东深知这个道理，他不断用试牙草像逗蟋蟀一样在诱发人们心中的这个魔鬼，使它复活，使它仇恨，使它愤怒，去咬，去撕，去流血。这些官老爷们在老百姓头上指手划脚，作威作福已经旷日月久了，怎么可能没有民愤呢？不是冤没有头，债没有主，而是需要一把火，一旦大火烧起来，它就会熊熊映天， 毛泽东知道。
几十年后，到了国外，至天命之年后我才明白，问题不是出在不平上面，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不平，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对待这些不平，怎样给这些不平一个出口，否则月积日累，到了一定时候就要爆炸。国外的现代人性，道德，宗教和哲理都主张用宽恕和理性来消除积怨，而毛泽东认为必须斗，他说八亿人，不斗能行吗？所以他让老百姓以牙还牙，你砍我一刀，我就砍回一刀，毛泽东思想与现代文明就在这里分野。
他继续说，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可是大家害怕，将来再打回来怎么办？
大家仍然无动于衷，农场还是一片静寂。
农场的文化革命的兴起可能要比中国的其它地方更为艰难，因为农场的工人干部以复员军人为主体，对于共产党政治运动都有丰富经验，不太会响应毛泽东造反的鼓动。当农场的当权派被从官位赶下来，与我们这些反动分子一起劳动的时候，我听到了一段非常精彩的对话，是在中学校长李喜元与党委机关书记刘世雄之间進行的。李问刘下一步应该怎么办，这时，刘说：“我宁愿犯政治路线的错误，也不犯组织路线的错误”，“在政治路线与组织路线发生矛盾的时候，我选择组织路线”。 刘说这二段话时，神色凄凉，但无比坚定。刘的这段话不但反映了农场工人和干部在共产党政治中的成熟和睿智，而且也反映了中国人对待政治斗争的根本原则，派系的远近要远远重于道理的对错。
作为党魁，毛泽东当然知道他的文化革命的艰难，不尽然来自他在人心中已经有过出尔反尔的记录，还来自他的党的多年的铁血政策。毛泽东知道他已经在草堆上浇上了油，现在需要有人点上火，那怕是一点火苗，熊熊大火就会烧红半边天空。到那时候，所有看风使舵，瞻前思后的人一旦上了贼船，再无退路，就会奋不顾身的。
可是谁来点这个火苗呢﹖
毛泽东使出了一个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方法，但就这个方法就已足知毛的为人，为达目的而不顾一切。
他打开了潘多拉盒子，放出亿万学生，让全中国的学生不上课了，免费火车，免费旅馆，免费全国串联，去造反。将周恩来在那里苦苦支撑的国家秩序打得稀巴烂。
就这样中国的学生们，戴着红卫兵的袖章，冲向工厂，机关，农场，用他们一知半解的毛泽东语录去套那里的革命，生产停顿了，办公室关门了，官僚们被戴着高帽子游街，这些学生戴着毛泽东的虎威，初生牛犊不怕虎，将全国搞得天翻地覆，最要紧的是他们闹过就走了，没有怕报复之忧，国家陷入大混乱，火终于点着了。
恐怕古今中外，历史将来再也不会有第二个人想出像毛泽东这样荒唐，恶毒和缺德的方法。
将未成龄的孩子用作政治工具的做法在世界上不会再有了。且不说这种做法的卑鄙，这些孩子智鉴尚完全发育，不能对他们的行动完全负责，而且这种做法让整整一代人断绝文化教育，对一个国家的未来会造成多大的影响。我们从这里看到了贯穿毛泽东人生的另外一个特点，那就是打架时的狠，毒，不计后果的市井无赖式的拼命。无论毛泽东小时候用死吓退他的父亲，或者以死三亿人对抗美国的原子弹威胁，都充满了这种不顾后果的拼命打法的凶狠，可能正是他的这种凶狠使所有他的战友，包括柔功达到化境的周恩来望而生畏，乖乖称臣。
党委的瘫痪，使国家基层那个被普遍叫做“单位” 的怪物出现了权力真空，于是各种五花八门的造反组织出现了，部分的掌握了单位的权力。一个特殊的被叫做造反派的群体走上了中国政治舞台。
首先造反派这个名词是一种误导，这里所谓的造反派实际是毛泽东的工具，而毛泽东是皇帝，那么这个群体不管叫什么，例如叫走狗，叫马屁精，都比叫造反派有道理。被叫成了造反派反而成了一种讥讽，因为这些人是跟着皇帝去铲除异己的。如果当时中国刘少奇是党的主席，毛是付主席，那么叫造反派就名副其实了。不过那时候大部分人又会选择跟着刘正主席去造毛副主席的反了，被整死的就是毛副主席，而不是刘正主席了，唯一的区别就是如果刘正主席要造反毛副主席，点火就要容易多了，将毛副主席反右，大跃進，饿死人的事迹一公布，全国马上就会海沸山崩。
其次将这些所谓造反派被描写成一批没有头脑，脚底流脓，头上生疮的打砸抢分子是另外一个误导。其实在文化革命斗争中他们从来没有真正处于过上风，从诞生的那天起，他们就是一群不由自主的炮灰。他们因旧党委抛出而哀，然后又因毛的造反而救，進而又因毛的文化革命而荣，最后又因毛的抛弃和旧党委报复而死。他们就像一群尾巴上被系上了浇上汽油的火柴的狗，前進是死，退也是死，他们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的悲情人物。
即当毛的文化革命到了如火如荼的时候，造反派从被旧党委抛出而糊里糊涂的变成与毛泽东一个战壕与旧党委开战的时候，他们也从没有到过辉煌的境界。他们最荣耀的时候，是旧党委被停工，各种造反派组织夺权的时候，那时候不管什么组织都叫自己为造反派，需要几个像他们这样开始被旧党委揪过的人物来领军，点缀自己是真正的造反派，掩饰自己的保皇本质。
农场的造反相比全国其它地方要温和得多，到了东北石油学院的学生造反到农场，解散党委，召开斗争会的时候，农场的形势已经如箭在弦上，压不住了。紧接着青年工人黄义一贴出了与毛泽东题目非常相似的的大字报，《炮打农场党委--我的一张大字报》，实际这时造反已经是无惊无险，挟天子之威而号天下了，党委已经成了死尸一首，不敢还手了。然后一批支持的大字报蜂拥而出，北京传来的模式，戴高帽子，喷射式，剃鬼头，游街，夺党委权，成立革命委员会等等在农场原封不动地照演了一遍。
对于这些全国通演的节目，没有什么好说的，我印象最深的只是在斗争农场党委书记茹作斌时候的一幕，他镇静自如，借大会斗他的时间，对他下面的干部说：同志们，接受党和人民考验的时候到来了，后面他放弃了一切抵抗，对所有的控诉，一律回答，我有罪，我对不起毛主席和大家，我向大家认罪。 他非常清楚，这些认罪都是空洞的，谁来治这些罪，怎么治？而当有日他们回复过来时，他们对老百姓的治罪才是毫不留情和实实在在的。
等这些毛泽东设计的戏都演完的时候，农场的真正革命才开始了，农场的工人们开始思考怎样借毛泽东的力量，借毛泽东的文化革命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了。这时候 真正决定农场命运和农工命运的较量和革命，打着保卫毛泽东思想的旗帜的造反开始了。
这个农场工作的人除了本来就是拖拉机和康拜因工人以外，大部分都是有各种尾巴被上级控制，或者没有重要尾巴，但是不为上级领导信任和喜欢的工人和干部，这些人没有经任何法律判决，甚至政治处罚就被集中到周围全是劳改农场的所谓大庆五七农场，实际就是心照不宣的二劳改。 这种侮辱对于在这里工作的人来说是压在头上的无形的石头，现在这个多年来不敢言传的愤怒终于在党委被打倒后爆发了，人们面对着一个真正重大的和具有实际意义的命运问题，一场名副其实的革命。
问题的焦点集中到这是一个什么农场？是石油部和大庆私设的劳改农场，还是像毛泽东五七指示说的：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一个走五七道路的农场。
农场的保皇派，大部分是党的干部，人数只有农场5%，他们说这是执行毛泽东五七指示的五七农场。
农场的造反派，也就是除农场干部的大部分人说，毛主席说工人以工为主，而我们这里变成以农为主，这是一个黑农场。
正像多年来政治运动整人一样，整人的干部绝对不谈为什么整这个人的真正原因，而千方百计的要给被整人扣上一顶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帽子，所以这次农场的造反工人也以治人之道还治治人己身，绝口不说自己的愤懑是石油部和大庆私设的劳改农场，自己平白无故的被送来二劳改，而口口声声自己是在保卫毛泽东思想，大庆和石油部反对毛泽东思想，拒不执行毛泽东的五七指示。 毛泽东说工人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现在大庆和石油部让工人长期种地，是对抗毛泽东的五七指示。造反的工人们自作聪明的认为，只有反对毛泽东思想这个帽子，才能使大庆和石油部害怕，使他们让步。
有趣的是在提到石油部和大庆私设的劳改农场时，我们这十一个被送到农场改造的反动学生当然也就被拿出来做为这是变相劳改农场佐证。但是这些农场的造反工人干部只是想将我们用作为打大庆和石油部的炮弹，并不想真正伤害我们。所以又小心翼翼的说明，根据十六条，学生的问题一律不整，放到运动后期再说。隐藏在同为天下受苦人之下的惺惺相惜，苦心孤诣，令人心酸。
由此可见，农场工人的造反是多么善良，多么软弱，多么苍白。
如果是真正造反，抗议反对毛泽东思想的走资派，理直气壮，就应将农场封闭，开着拖拉机康拜因浩浩荡荡直奔大庆，可是这些造反的人心里还是害怕，没有人敢这么做，就派出一批批的代表去大庆和石油部与已经被打倒的走资派和那里的革命委员会谈判。这就形成了一个奇怪现象，造反的人在求被打倒的人批准，而那些在台下的官员一个个老奸巨猾，对于这些要求，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我有罪，我反对毛泽东思想，但是现在我没有权，我有了权一定会考虑革命群众的要求。但是他们心里比谁都清楚，所谓的因为工人以工为主，现在让工人以农为主的反毛泽东思想的罪名纯然是无稽之谈。 所以农场工人要求撤消农场让他们返回大庆的愿望注定是个死胎。
在这个时候我与丘德功有过一次严肃的谈话，也是我们之间的最后一次单独谈话。
那是一次批判农场党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的会后，天漆黑一团，没有一颗星星。 我与丘德功走在回家的路上。老丘似乎还沉浸在会上大叫撤消黑农场的兴奋中，对未来充满希望和激动，我决定提醒他一下，我开门见山：
老丘啊，要当心啊！
丘德功茫然地看着我，他似乎不明白在这农场一片叫砸烂黑农场，农场的官员一个个被戴帽游街，下放黑鬼队劳动的大好形势下，此话从何说起。
我解释说，要防止形势倒转，秋后算账啊！
丘德功一下明白了，他激动地说，我知道，但是他们是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是在保卫毛泽东思想，他解释给我听，无论如何，他们不能说我们捍卫毛泽东思想错的，给我们定罪名，他露出一种自认为非常得计的自信。
看出我一付不以为然的样子，他补充说：
不过我也只是跟在大家后面叫叫，农场所有人都在叫砸烂黑农场。
这倒是真的，差不多所有运动开始被党委打成反革命的人，现在都是各群众组织的头头，而老丘只是一个人数众多的组织的普通成员，跟着大家摇摇小旗而已。 我觉得他还是当心的。将来算账时至多批判一下就算了。
但是我错了，老丘更错了，在秋后算账时，他们放过那些跳得最凶的，但是苗正根红的人，抓的和瞄准的就是有过历史问题和出身不好的人，哪怕这些人只是唯唯诺诺地跟在后面打小旗。
谁也没有想到丘德功要以生命为代价去偿还他怯生生地跟着大家叫嚷砸烂黑农场的小小罪过。更悲惨的命运在等待丘德功。
(七) 暴死
文化革命中毛泽东做了四次背叛，这四次被背叛的对象都是于他有大恩惠的，或者是被他作为工具派了大用场的人。当他做完最后一次背叛，也就是背叛他功勋昭著的元帅林彪时候，他已经骑虎难下，精疲力尽，不知怎么办了，随着健康每况愈下，不久就离开人世了。
毛泽东的第一次背叛是对他忠心恳恳，为他的阶级斗争国策常年卖命的官员。这次背叛是打着打倒走资派的旗帜，所以理直气壮。在这场搏斗中，毛泽东以个人之力独对共产党组织和它的官僚，这使他的声誉如日中天，成为中国的神。完成第一次背叛的时候，毛泽东满面红光，意气风发。
毛泽东的第二次背叛是将点起文化革命熊熊烈火的，为他打倒走资派立了卓越功勋，视他为天神的革命小将，统统送到农村去，毁了他们受教育的权利，毁了整整一代中国人的青春，但是他的上帝地位丝毫未动摇，中国人仍将他视为神。做完第二次背叛时，毛泽东依然精神矍铄，踌躇满志，没有感到有任何对不起这些尚未成年的孩子的地方，这些孩子和孩子的父母也没有对他发出指责和反抗。
毛泽东的第三次背叛是将最初被他誉为革命派，后来为他扳倒党委系统冲锋陷阵的所谓造反派，送回重新掌权的官员去，任他们污辱，蹂躏，屠杀。从此造反派如丧家之犬，死的死，关的关，一个个恶名昭著，成为文革打砸抢的代名词和替罪羊。做第三次背叛的时候，毛泽东依然意气风发，蹈机握杼。没有人认为这些造反派可怜，大部分人觉得他们是罪有应得。
让我们看看毛泽东是怎样脸不红心不跳的将这些他从老虎口里救出来的他称之谓革命派的人，在使用完后，又平静的，顺理成章地将他们送回走资派去报复折腾的。
一九六八年五月，姚文元将新华印刷厂军管会的文章送毛泽东批阅时，用了“清理阶级队伍”这个名词。毛泽东批示：“建议此件批发全国。在我看过的同类材料中，此件是写得最好的。”从此“清理阶级队伍”即在全国展开。
毛泽东指示：开展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重点是北京、上海、天津、东北。一月三十日，他在一份关于阶级斗争情况的报告上写了个批示："党、政军民学、工厂、农村、商业内部，都混入了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节分子。此次运动中这些人大部分自己跳出来，是大好事。应由革命群众认真查明，彻底批判，然后分别轻重，酌情处理。"
什么是清理阶级队伍？毛泽东说得很清楚，就是清理出身不好和有历史问题的人，他们大部分都是文化革命一开始被党委揪出来作为文化革命炮灰的人，而也正是这些人为他后来打到走资派的文化革命立下了汗马功劳。现在毛泽东将他们使用完了，又堂而皇之地原物送回，任还乡团蹂躏出气。
可是此一时彼一时也，这些人被重新揪斗时，与第一次党委将他们抛出来当炮灰时已经是情况完全不同了，上一次党委是执行毛泽东阶级斗争的国策，例行公事，揪几个人斗一斗，而这一次新党委对他们是恨入骨髓，动真格了，因为他们被游街，被戴高帽子，被抄家，这些虽然是毛泽东要做的事情，但是是通过这些人做出来的，现在这些罪行无法给毛泽东算，也就理所当然地统统加到造反派身上去了。让造反派为毛泽东代过，让他们在造反派身上倾泻和发泄仇恨，是毛泽东对他们的恩宠有加。所以这次清算新党委不但是带着阶级仇恨，而且带着这些当权派自己的个人仇恨進行的，其程度空前惨烈，使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成为文化革命最恐怖，最残忍，死人最多的时期。
文革形象至今存在各种误导：
它的第一个误导就是抹杀了文化革命中最惨烈，最残忍的时期是清理阶级队伍，而说成最恐怖是运动早期的走资派，官员和名人被斗。
它的第二个误导是造成了一个印象，文革中的种种恐怖，包括运动开始时候的冲击名人和游斗官员，其后的武斗，都是造反派搞的，而不是毛泽东号召搞的。
它的第三个误导就是将文革描成是解放以来最惨烈的政治运动，实际情况就它整个运动的情形来看，除清理阶级队伍，其它时期的恐怖是不能与土改，镇压反革命，反右，甚至四清并论的。其根本原因文革前期党组织瘫痪，群众组织只管面上的事情，老百姓不用再思想汇报，不再受积极分子监督，完全处于自管自状态，享受到从来没有过的自由。就是参加了群众组织的人，很多只是挂个名，并不参加派战和武斗，他们与在群众组织外面的人构成了大大多数，被称为逍遥派。文革后期林彪死后，更多的老百姓和官僚对政治失去兴趣，政治运动再也发动不起来，加上当官的经过文革老百姓的反弹，除了对造反派镇压不留情外，对老百姓温和多了，这时候不但大部分老百姓享受的自由变得更彻底了，就连我们在改造的反动分子，日子也好多了。
丘德功就是死于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他从被毛泽东搞的文化革命的一开始被揪出来，其后为毛泽东造反所救，最后又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被毛泽东重新送回新革委会去处理，这其间，整整三年，我们对他的个人活动确实没有什么好说的，他实际什么也没有做，他的命运全部由文革的变化而决定。下面我们看看他最后的路是怎么走完的。
农场是这么一个地方，除了少数农场干部以外，差不多农场里面所有的人都认为这个农场是石油部的黑农场，是变相的劳改农场，应该砸烂，待在这里是对他们政治生命的蹂躏和污辱，他们渴望回到大庆的石油工业上去。但是农场造反派不敢直接说明这个真正的原因，只敢拐弯抹角，借用毛泽东的五七指示，工人以工为主，而让他们长期种田是以农为主，是公开反对毛泽东思想。他们以反对毛泽东思想的这个大帽子向党委扣去，以为大庆领导会害怕，会让步，会同意撤消这个农场。
农场在群众组织掌权后，一次次地派出代表去大庆，去石油部，向被打倒的旧党委成员要求撤消农场，那些当时正在被斗的旧党委成员，一个比一个态度好：
“同志们受委屈了，我反对毛泽东思想，我有罪，让你们这么多年来受苦了，但是我现在没有权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将来我有权了，我一定记住你们的要求，让你们回到工业战线上来。”
代表们带回来的消息一次比一次好，农场的人无比兴奋，有的都在准备搬家了。
谁知道他们等来的不是搬家，不是农场撤销，新革委会一成立个马上就根据毛泽东的最新指示，清理阶级队伍，开始揪砸黑农场的坏分子。
大庆新的革委会显然认为像农场这样的地方，里面不是好人多数，坏人是一小撮，而是反之，依靠群众在农场是不行的，他们决定从大庆派人过去用棍子将农场的人打服。
来的人既是秋收支援队，又是打人的队伍。由农场革委会提供名单，哪些人该被打，打的程度应该是轻还是重。
如果光从清理阶级队伍的标准来看，丘德功确实不应该在被打的名单上，丘德功自被毛泽东解放后，在整个文化革命中，既没有斗当官的，也没有成为群众组织的头头，只是砸烂黑农场组织的一个普通成员，而且是一个不活跃的，跟在后面打小旗的成员。对于农场95%的人都是砸烂黑农场组织成员的这个事实而言，丘德功在文化革命中没有被斗被打的理由。如果要算砸烂黑农场的账，那么四队中叫得最凶的李云飞，黄福民应该是主要被打的对象。
但是错了，丘德功被赫然列在被打的名单的首位，而在运动中跳得最凶的李云飞，黄福民只是陪打。
李云飞被叫出来准备修理的时候，他突然跪了下来：“我的老爹，我的老妈，我这个人是最怕打的，只要不打，你们让我叫爹叫娘，叫我学乌龟爬都可以”，他的声音像京剧里面那种丑角的声音，又尖又细，极有表现力和感染力，搞得支援队的人忍俊不禁，又不敢笑出来。但对于这种棉花般的人，谁也下不去手，加上他在名单上不是主要分子，因此装模做样的训斥了一顿就过去了。
然后李云飞，黄福民这些被定为陪打的人，心怀余悸，在打人的会上拼命表现，上串下跳，给打人火上加油，来争取自己被轻打，或者巩固自己不被打的地位。
当然丘德功就没有这个机会了，不管他怎么样表现，都是没有用的，他注定要被狠狠地打，因为他是作为砸烂黑农场的幕后黑手，被揪出来的。
可是谁会相信已经被他们吓得唯唯诺诺到处忍让的丘德功是黑手？连他们自己也不相信，打丘德功只因为他出身不好，又有唱消灭解放军的记录，将他揪出来就更能表明砸烂黑农场是由坏人操纵的，广大群众是被利用了，让害怕被打的广大群众体面的退下去。在共产党的政治运动辞典中，从来没有冤枉不冤枉一说，而只有策略，怎么做对党的事业有利就是对的。
来四队打人的是大庆设计院和研究院，都是知识分子，大庆文革中两院与工读学校并列为大庆打人最凶的单位。两院中都是臭老九，出身不好的人多，为了得到党的信任，打人厉害是可以理解的。至于工读学生，他们的年龄相当于初中学生，为什么打人厉害？ 我一直不得而解。相形之下，高中和大学的学生就比工校文明多了，是不是人类在少年这个岁数段，或者中国人在这个岁数段特别残暴，也许将来有人能解释出其中的生理原因。
我没有参加当时打人的现场，不能描写出丘德功被打死的具体场景。至今回忆起来，这是一件幸运的事情，参加那样的会议对我不但危险，搞不好就会被卷進去，而且也极其痛苦。试想一下，面对着一帮人群毁一个没有抵抗能力的人，一个在求饶的人，而自己必须参加另一帮人大声叫打得好，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啊！我想都害怕去想。
丘德功没有等到毛泽东的最后一次背叛就死了，我相信如果他能等到这最后一次背叛，他就不会死了，我们这些饱受社会压迫和欺凌的人的曙光已在前面不远了。毛泽东搞完清理阶级队伍以后，又对准了新的目标，使他不可一世的生涯走上转折点，毛泽东终于遇到了滑铁卢。
这次毛泽东背叛的是他最亲密的战友，他的元帅林彪。且不说这个人在他建国中为他立过多少功勋，只就文化革命说，没有这个人在军事上保驾，在政治上为他鼓吹，他的文化革命是无法起来的。说他是文革的最大功臣，毛泽东最强力的助手并不为过。直至今天为止，毛泽东为什么要搞林彪，官方无法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没有人相信林彪要抢毛泽东的权，要政变。同样关于林彪怎么死的，官方也无法给出一个令人能相信的说法，开着飞机逃走，飞机自己从天上掉下来的说法确实连孩子都不能相信。
共产党是不会公布这个真相的，而且随着了解情况的人大部分都已死去，它有没有真相都已经是问题了， 林彪问题只能是一个谜，一个谎话被永远记载在中国历史上。
但是落花流水，这些都不重要了，对我们重要的是历史终于翻过了一页：
林彪用他的死结束了毛泽东的神话；
林彪用他的死结束了共产党的理论制高点；
林彪用他的死降低了中国人民的愚昧水平，使凶残的中国人失去了做政治运动帮凶的兴趣；
当然对我们和丘德功这样的人，更重要的是林彪用他的死使在水深火热中挣扎的5%地富反坏右的日子好过多了。
可惜丘德功没有等到这一天。
(八) 凶手
丘德功死了几天后，我从场院去到队部的办公室。平时济济一堂大家坐着开会的地方，这时空荡荡的，一个人也没有。地上杯盘狼藉，我的目光慢慢的从门口的凳子向前移去，在一个角落的凳子下面，我停顿了下来，因为我看到了一样东西：
丘德功的皮带像一条死去的蛇，蜿蜿蜒蜒地趴在那里，它的头部挂着很多小刀，锥子之类的工具，翘了起来，好像在哭泣，正是用这些工具，丘德功在他的不眠之夜为多少人修手表，收音机，现在它们再也没有用了，因为它的主人死了。我的眼睛感到热，鼻子有些酸，那一定是那天打丘德功的时候，给解下扔在那里的，但是这么多天过去了，为什么没有人捡起来？
我在问谁呢，自己也奇怪。
我又想，谁也不会去捡的，这根皮带承受着人的心灵不能承受之重，那些在会场的人，在那天打人的热火沸腾中，谁没有叫口号，火上加油？面对这根皮带，是何心境，人的良知毕竟不能死尽。
几天后，我与几个工人一起干活时，李云飞突然说：“丘德功死得冤啊”，他的口气充满了不平之意，我诧异地看着他，想从他的脸上看到他的歉疚。因为我被告知，在打丘德功的会上了，他给打丘德功火上浇油，跳得非常凶。可惜我没有看到一丝愧色，只有对他人的指责。他继续说下去，没有人响应他，我看到周围人脸上的悲怆，大家不忍谈这个题目，老张用恳求的口吻说：“请不要说这个了”。
李云飞自己可能觉得他对丘德功的死没有责任，他在那个会上的表现，是出于无奈，否则自己就要被打。
那么是谁杀死了丘德功呢，谁应该负责呢？
丘德功的妻子大李，一位令人尊重的女性，自丘德功死后，将家封了，领着四岁的儿子去告状。她背着被子(当年旅行必须带的)，拖着孩子，走遍大庆，哈尔滨，北京的所有可以诉讼的地方。
她去告谁呢？
告邵兰新？没有他对丘德功的歧视，可能丘德功就不会处于地富反坏的边缘，只差一个理由就可以被斗。 否则汪深怎么敢造出消灭解放军的荒唐故事？但是邵兰新自己还一肚子怨气，在四队选举新的领导班子时， 他拒绝再当队领导，他觉得自己常年来听党话，认真负责的教育四队的工人，辛辛苦苦，想不到大家竟这么恨他，竟让他戴高帽子游街？他是个荣誉心极强的人，这口气难咽下去。何况丘德功死的时候，他连干部都不是，是革命委员会掌权，他根本不觉得自己有责任。
告汪深？汪深是有些觉得对不起丘德功，但他只是体现上司邵兰新的旨意，何况他为这件事已经感到深深的自责，自丘德功死后，眼睛看人更混浊了，走路低着头，不敢看人。但是他怎么会想到最后事情变成这样呢？打丘德功他没有做任何事，丘德功是为砸黑农场被打，不是为唱消灭解放军被打，他怎么能对丘德功的死负责呢？
告当时的四队革命委员会？但是他们是接到大庆革委会的指示，提供一份闹砸烂黑农场最凶的人的名单给秋收支援队。选丘德功是因为他不但参加砸黑农场，而且出身不好，还要消灭解放军，但是他们也不赞成打死丘德功，他们不能对打死丘德功负责。
告李云飞，黄福民？他们都在砸黑农场的名单上，也可能要被打，为了表现自己痛改前非，他们当时会上不得不特别积极，但是他们没有参加打人，怎么能对打死丘德功负责呢？
告大庆秋收支援队？他们被告诉这个农场的人都不是好人，不是反革命，就是坏分子，现在竟然反对改造，要砸农场，应该教训一下，大庆革委叫他们打，他们能不打？ 至于被打的人名单都是农场提供的，每个人打得轻重程度都有说明，他们怎么知道打得合不合适？何况去打的人主要也是在研究院犯了错误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当时是是臭老九，他们为了香一点，就更要打人，下手是重了一些，但是本意不是打死人，而且当时是混打，所有要求進步的知识分子都上去打了，用打来表示自己的阶级立场坚定，你让谁去负责？
大李也不知道告谁，她只知道她的丈夫的死是冤枉的，现在冤有头，债找不到主，她最后告的是大庆党委，大庆党委也哭笑不得，因为他们连丘德功是谁都不知道。
大李是一个工人，她不懂政治，她不可能想到去告毛泽东。确实毛泽东的责任比上面说的人都大，但是告毛泽东当时是要杀头的，就到现在仍旧是不允许的。另外毛泽东也不能对丘德功的死负具体责任，如果我们在一个暴君时代，将所有的杀人罪都归于暴君一人，这样的清算还算清算吗？那不等于说二战杀犹太人都是希特勒负责，那么犹太人还不遗余力的去抓杀人犯干什么呢？
实际情况是在中国，大李是找不到凶手的，她的告状不可能有结果。这就是中国这个国家的特殊国情，与其他任何国家不同。唯一安慰的是她漂泊在外告状的几年时期，农场书记茹作斌命令给她发工资，这一点别的国家是做不到的。
公元二千年，我从海外回大庆，念念不忘的是要再看一下这个农场，那个丘德功冤死的地方。
我到国外的最初十多年中反复做一个梦，就是我还在农场，在那里做着苦工，我常常哭泣着从梦中醒来。一旦醒了的时候，我半天都弄不清楚我到底在哪里？等到我确定我已经不在农场，而是在美国的时候，我会号啕大哭起来。
后来这样刺心痛骨的梦少了，我的梦变成我回国去探访，不知道怎么又将我弄到农场去了。农场的样子变多了，不是记忆中的那个穷困的样子，也有商店和楼房了。农场将我分配到四队去工作，我很不愿意去，我仿佛记得我出过国，还得了博士学位，我就写了信给我的导师 KEITH 博士，请他想办法将我从农场弄出去。从这样的梦中醒来的时候，我不再哭泣，而为已经告别了那个苦难时代，那个是非弄不清的国家而欣慰。
我再访农场时，朝鲜族的朴副场长一直陪着我。他开着一部吉普越野车，一直开到格丘山顶。从格丘山的山顶看下去，整个农场都在目下，农场的周围，绿树郁郁葱葱，远处的五大莲池，和我当年在那里独自看鱼池的月牙泡在阳光下晶莹发光，格丘山的十一个姐妹山，玉泉山，火烧山，卧虎山等在蓝天白云下隐隐约约，飘渺可见。朴副场长指着远处一片树，我顺着他的指头看过去，他说：丘德功就埋在那里，但是他听说前几年大李来过这里，将他丈夫的尸体带走了。
妻子知道我的悲伤，她折了一些树枝，编了一个花环，挂在一颗树上，我对着花环鞠躬，屏息默祷，丘德功，别了，你安息吧。
从农场回到大庆，我过去研究所的副书记张庆华， (也许是我一生真正的soul mater，可惜我知道这一点晚了一些， 是听到她死讯的时候才明白， 因为她死的时候是叫着我的名字离去的，过去种种事情回到了面前，我眼泪不可自制流了下来）。 她一定要请我吃饭，承她的盛情，还请来了我在农场的党委书记茹作斌，他当时是大庆组织部长，已经退休。
会见时我问起丘德功的坟，茹作斌说好像坟还在农场，没有迁走，与朴副场长说得不一致，哪个消息准确，我就不知道了。我还问起徐仁芳，他当年的秘书，他说在大庆的某个指挥部，是副局级干部了。我请他代为致意，我没有解释为什么，我一直为他在丘德功的首次斗争会的不合法表现怀有敬意。
这次宴请难友李延成一直陪着我，难友李延成自平反后一直紧紧跟着茹作斌部长，官升到处级。我不无感概地看着这位一起出生入死的老同学，今天跟着茹部长的那种过分得让我也有些脸红的言谈举止，当他说：茹部长就是我们当年在农场的保护伞时，茹作斌也有些受用不了了，他想了一会儿这样说：
“不敢，不敢，只能说我很庆幸我当年在你们的事情上没有胡来”。 茹作斌的持事稳重可见一斑。
最后，我问起另一位我挂念的人，范世春，可惜大家都不知他的去向和结局了。
(九) 天谴
下面说的事情有些血腥，丘德功的故事加上这一段才为一个完整的故事。
七十年代未，我已经调到大庆油田好久了。如果在油田碰到当年农场的朋友会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有一件事可以说明这一点。
那是我儿子得了肝炎，去大庆传染病医院挂号。人排得非常长，我正发愁的时候，突然在走廊上看到了张崇，一位曾在农场一起积肥的难友。他也马上认出了我，一当知道我是带儿子来看病的，他马上将我领到他的病室里，他现在是主任医生，他竟然将其他病人和护士都轰了出去，高兴地说专门给我儿子看病，使我感动得快掉下眼泪。他一边看，一边不断说，看到你今天这个样子我心里高兴，我心里高兴，我记忆中你是穿着一身满身窟窿和油腻的衣服的。
张崇有一半白俄血统，长得高大英武，他曾经是国民党的军医，以后又变成共产党军队的少校军医。转业后在大庆医院中因为一个医疗事故，使一个颇为重要的人物死了，被以阶级报复的原因定为现行反革命，送农场劳改。我们在四队共事时间不长，他就调到一队去了。看着他专心给我儿子看病的已经苍老的面孔，将我带入一个风雪弥漫的冰天雪地的记忆，我拿着铁锨在满天的雪花中冷得发抖，一个高大的中年汉子抡着镐头在刨地，他的鼻子中流出一道长长的清涕，他就是张崇，看着他现在穿着白大褂，戴着医生帽子在诊断的样子，我心里在说，谢天谢地，那个噩梦总算过去了。
实际上我与张崇共事时间并不长，所以印象彼此并不深，在大庆遇到下放干部张瑜的那天，我才是非常激动，他才是我在农场，在同一个大田班中出生入死，朝暮与共的患难之交啊。
张瑜是延安干部，三十年代就参加了革命，他的党龄比我的岁数都大，在农场的八年生活中我们结下了深厚的改造友谊。更确切地说，他从来没有将我当为反动学生对待，而对我有一种像长辈对孩子的关切。他曾经为了怎么正确对待一个犯错误的青年学生，在队部的党支部会议上与邵兰新吵了起来。这在文革中被作为包庇同情反动学生列为他的一条罪状。在丘德功被打死的会议上，他也差点被打死。我将来会另外写文章来纪念我们之间的珍贵友情。
张瑜看到我也特别高兴，他告诉我，他的问题也得到了部分纠正，恢复到十七级干部待遇，虽说离他原来的十四级尚远，但他已经很满意了。他详细地问我现在的情况，为我的处境改变高兴。接着我们谈起了丘德功，都认为邵兰新当年那样对待他太过分了，张瑜说，不过邵兰新已经得到报应了。我有些不明白，迷惑的看着他，张瑜说：
邵兰新死了，你不知道？
我说不知道。
下面是张瑜告诉我的故事，整个叙述中张瑜没有一点对邵兰新这个悲惨结局的同情，甚至还有罪有应得的幸灾乐祸。张瑜在四队的日子中饱受邵兰新的歧视和迫害，他有这样的情绪是非常自然的。
邵兰新一家六口人，四个孩子，老大是女孩子，十八岁，已经到情窦初开的时候，与农场最下面养牛场的放牛娃产生感情，两人开始恋爱。等到邵兰新发现的时候，已经晚了，两人感情已深。邵兰新非常看重他的干部身份，认为自己的女儿必须配干部的子女，才是门户相当，嫁给放牛娃太没有面子了，采取了禁止他们来往的硬办法。以我对邵兰新的了解，他这样霸道已经形成习惯，而且本人不觉得是错的。女儿当然是听父亲的，可是放牛娃不甘心，硬到邵兰新的家中来看自己的情人，邵兰新叫他滚出去。我想起邵兰新凶起来的样子，那种慑人的目光一定很怕人，可是放牛娃可不是我和丘德功这样的书生，他磨了一把杀猪刀，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冲進了邵兰新的家中。
那一定是一场惨烈无比的博斗，邵兰新的家中打得天翻地覆，邻居听到动静报告了保卫科。等保卫科召集了民兵将邵兰新的家包围起来的时候里面已经没有动静了，可是里面黑洞洞的，一股血腥味传了出来，民兵不愿作无谓的牺牲，就在门口大叫放下武器，缴枪不杀(其实放牛娃根本没有枪)。直到天蒙蒙亮，民兵确定里面战斗已经结束了，才進去。
走進去后，邵兰新房子的墙上，天花板全是血，邵兰新的老伴，四个孩子都死了，放牛娃也自杀了，唯一活着的是邵兰新，他身上被戳了五十多刀，疼痛非常。送到卫生所去的时候，在昏迷中不断恳求再给他一刀。过了一个时辰，他死了。
听完这个故事，我半天无言，说不出什么感觉。
这是不是丘德功冤案的延伸，一个在人间无法说清楚的事情，老天做的判决？
我活到这个年纪，对因果报应，宗教信仰，進入了一种超意识的境界：一方面我一生看到很多离奇的事情， 包括我自己的命运转化浮沉，隐隐约约感到有一个神奇的力量在控制一切；但是另一方面，我也不太相信人类为了自己生死和荣华富贵等等疑难问题，所创造的对口回答这些问题的拟人化的上帝。我觉得生死的谜是人类智慧的极限，不管科学怎么发展，永远无法突破，如果突破，就是人类自己的毁灭和终极。
如果邵兰新的结局确实是老天的报应，可能有些太血腥了，不过这个老天的行为与东方民族的认知观倒是符合的。东方人会为这个结果感到高兴。
(十) 悲曲
毛泽东时代-- 恐惧， 欲望与狂热的交响曲。
这篇文章不带一点虚构地写了毛泽东时代，一个普通人怎样被一步步逼死的完整故事。
这篇文章让今天的人和将来的人明白了为什么在毛泽东时代被冤死的人往往找不到债主和凶手。
同时这篇文章也让读者看到了文化革命的一部分真实面貌。
作为对一个人命运的叙述这篇文章可谓完整，但是对于了解那个时代这毕竟还是沧海一粟，很不够的。作为本文的补偿，下面从人文感情的角度，而不是政治、哲学和宗教的角度对毛泽东时代再做一个描述。
毛泽东时代是人类一支彻痛心肺的悲怆的邪恶交响曲。
它是用三种旋律奏鸣的：恐惧，欲望和狂热。
它的基音是恐惧。这种恐惧不来自监狱，那是犯罪人的声音，这种恐惧不来自罪恶，那是行为的报偿，这是一种从共和国的最底层平民到最高层的高官，所有人都被笼罩在内的一种无刻无地不在的巨大恐怖：
它来自一个深渊，一个漆黑的深渊，它深不见底，里面传来炼狱的火焰。这个深渊就在他们身旁，他们时时刻刻都能看到它，里面是一片火海，他们时时刻刻都能听到里面人的呻吟，挣扎，哭泣。
它的名字叫地富反坏右。
但是没有人觉得这些人可怜，同情在那个时代已经死去，人们像躲麻疯病一样躲避这些人，人们只是恐惧自己也会变成这些人。
为什么这些人比圣经中说的麻疯病还可怕？
因为任何人一旦掉入这个火海，成为这些人，就不会像监狱，有个期限和盼头，他们将再无出去之日；
还因为任何人只要一入火海，他们的后代，亲族，上学，分配工作都要受到歧视和不公平对待，他们会遭到妻子，丈夫，子女，父母和所有亲族诅咒；
这些人比偷窃，强奸，杀人的人处境还悲惨，因为共产党说犯罪是人民内部矛盾，而这些人是敌我矛盾，是共产党的敌人；
人人都在恐惧，害怕成为共产党的敌人，害怕掉到这个深渊中去，但是谁也不能幸免这种恐惧，不管是国家的高官，将军，元帅，主席，都是说掉就掉：
如果有亲族在这个火海，那么就比其他人更容易被人推進去；
如果出身不好，那么也比其他人更容易被人推進去；
这些容易被推進去的人比其他人加倍恐惧，他们不少人成了疯狗，乱咬乱害人，为了立功，可以得到党的信任，不让自己掉下去。
这个国家隔不久还要来一次运动，添加新成员進去，思想不好，出身不好，反动言论，对党员不尊敬，不要求進步，持才傲物等等这些与犯罪没有任何关系的，种种纯主观印象，都可以成为被选中的理由。每到这个时候，这个国家就成了一个互相乱咬乱陷害的疯人院。
每次运动都有扔進去的指标，为了完成指标，一切都可以成为被扔進去的理由。
在这个国家里生存，人们失去了最起码的基本权利的保障，不经任何法律申诉和程序，一个工作单位的头头，就可以将人轻易的送入万劫不复的火坑，所以它对人的威胁超过了历史上和世界上的任何酷政。在它的威胁下，人们除了恐惧和保护自己不掉進去以外，已经不顾其他的人类感情。
但是生活在这个国家的人并不觉得自己可怜，悲惨，正相反，他们觉得他们生活在一个无比幸福的时代，他们感到无比骄傲，他们还觉得世界上的其他人都在羡慕他们，都在等他们去拯救，等他们去解放，让他们也能过上中国人这样的幸福生活。
这怎么可能呢？你以为我在胡说八道吗？
但是这在当时中国是千真万确的事实，现在大家有些不好意思承认了，史书，小说，电影也都避免谈这些。
为什么他们会有这种感情呢？ 因为他们除了恐惧这个基音，他们还在吹奏另外一个旋律，狂热。
狂热是这个交响曲的高音。
狂热来自一套非常有道理的完整的理论：
这个世界只有两种人，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剥削者不劳动，过着好日子，共产党领导穷人打倒剥削者，消灭剥削，等到剥削者都被消灭的时候，世界就進入大同，進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
共产党肩负着人类这么伟大和崇高的理想，可谓任重道远，所以共产党员都是特殊材料做成的人。
现在苏联共产党背叛了革命，世界革命的重任落到中国共产党的肩上，中国共产党成了全世界三分之二的穷人唯一的希望，全世界都等着中国人民去解放他们，中国共产党在帝资修的围攻下，肩负着全人类如此伟大的重责，所以必须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内部必须镇压这些帝资修在国内的社会基础，外部必须抵抗敌人的破坏。
在这套理论的作用下，这些心怀恐惧的人胆子就大起来了，原来自己这么了不起，在做前人从未做过的事业，个个将自己想象为保尔科察金一样的英雄。
单独的恐惧是不可怕的，单独的狂热也是不可怕的，当恐惧和狂热联合起来作用的时候，就出现了精神原子弹的效果，非常可怕，狂热去生产恐惧，而恐惧反过来放大狂热，使这些狂热恐惧者一个个都变成了暴徒。
在这种效应下，连性格最和善的最有教育的淑女都能拿鞭子去打人，拿刀去杀人，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打的杀的不是人，是剥削者和他们的反动势力，是党的敌人。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正跟着伟大领袖毛泽东，在做历史上前人从未做个的伟大事业，在埋葬剥削制度和消灭剥削者。
于是当时狂热的恐惧者充满了中国，试想十几亿的狂热恐惧者，他们都是毛泽东的战士，这是一股什么样的伟大力量，它超过了任何军队，使整个中国变成了狂热和恐怖的海洋。
在这两个高亢的主调，狂热和恐惧的下面，还有一个稳定的中板如行云流水在偷偷的爬行着，那就是欲望。欲望在毛泽东时代不是主流，但是这股暗流将会慢慢升起，在未来充满毛泽东离去后的天空，成为主旋律。
这三个声音互相支撑，互相呼应，奏出了一支毛泽东悲怆交响曲，几千万无辜的中国人在它的乐声下非正常死去，至今没有留下一点痕迹。
改变历史和这个演奏的是林彪元帅，严格说毛泽东并未输给林彪，他是在打败林彪，取得胜利后输掉的，他不是输给林彪，而是输给了老天。
这里有些难懂，我借助小说《说唐》中的一个故事来说明这个道理。头号英雄李元霸学艺成功下山的时候，师傅对他说，你下山后谁都可杀，但是不能杀二号人物宇文成都。李元霸在一次搏斗中，杀得性起，忘了师傅的话，将宇文成都杀了，然后老天就不断在他头上打雷，他受不了，将大锤扔向天空，锤掉下来，将他砸死了。
当然这是一个神话故事，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虽胜犹输呢？
毛泽东输在人心中的那个魔鬼，当毛泽东最亲密的战友林彪反对毛泽东，莫名其妙地从天上掉下来死掉的时候，人心中的那个魔鬼被唤醒了：
怎么这么多的人反对毛泽东，连最亲密的战友都要反对毛泽东？
怎么副统帅说死就死，飞机会从天上掉下来？
看来这里面水太深，政治斗争太复杂了。
看来这个人类最伟大的事业里面有些问题，太残酷了。
我脑筋简单，里面的事弄不清楚，以后有些事悠着点，不要太激進。
如果一个人心中升起这个魔鬼，那是对毛泽东和共产党无损毫发的。
但是当几亿的狂热的恐惧者，包括党的官员心中都升起这个魔鬼时，奇迹发生了。
毛泽东的邪恶交响曲中狂热的声音没有了，于是政治运动无人再去打冲锋，不再可怕了，那些深渊中的党的敌人没有人去侮辱和折磨了，恐惧者相互的监督汇报陷害几乎没有了，
于是，又一个奇迹发生了，恐惧也没有了。原来狂热是恐惧之母啊！人们的恐惧是由于自己的狂热造成的。
毛泽东加在中国人身上的魔法就这样被解除了，他的交响乐中的两个主旋律已经失去了魔力。
毛泽东自此非常不快乐，他绞尽脑汁，再也想不出办法来填补由于林彪死造成的理论漏洞，将他臣民的狂热再煽动起来，他的身体愈来愈差，不久就死了。
毛泽东死后，共产党中再无理论才子能够将被捅破了的共产党解放全人类的理论漏洞填补起来，人们处于无恐惧，无狂热的毛泽东时代。
邓小平上任后，看到那个毛泽东的交响曲还在那里支亚支亚的单调的运转，对老百姓已毫无作用，没有人再将它当回事，他干脆将恐惧和狂热的旋律去掉，将欲望上升为主调，自己奏起了一个新曲子，進入了一个新时代。
毛泽东时代还会死灰复燃，重新回来吗？
不是没有可能，重新奏起毛泽东三个旋律的曲子是完全能做到的，但是那将是一个徒有毛泽东之表，没有毛泽东灵魂的时代，毛泽东时代的骨髓是狂热和激情，毛泽东是一个诗人，除了毛泽东，谁还能让十亿人再燃起那种狂热和激情呢?
1 篇帖子
• 分页： 1 /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