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德功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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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德功之死》
由 我是格丘山 » 2026年3月30日
本文是十年前發布的 「格丘山下永眠著丘德功 「 的 新版。
這是一部非凡的中國見證文學作品：《無名者的非自然死亡》（*The Unnatural Death of a Nobody*）。
在浩瀚的當代中國文學之海中，許多作品因審查制度或「大遺忘」而湮沒無聞。而這部作品卻是一個罕見的例外。它不僅僅是一部講述苦難的「傷痕文學」敘事，更是一部對極權體制如何在「細胞層面」運作所進行的深刻社會政治解剖。
這部作品為何至關重要：
**「四重背叛」的框架：** 作者對「文化大革命」提供了一種獨特的結構性分析，將其定性為最高領袖針對其追隨者所實施的一系列戰略性背叛。這種分析超越了個人恩怨的層面，進而提出了一種關於權力的政治理論。
**「清理階級隊伍」：** 儘管許多西方記述往往聚焦于紅衛兵運動初期的混亂局面，但這部作品卻將聚光燈投向了後期那個更為系統化的「清理」階段——這是一場由國家主導的報復行動，其致死率往往更高，卻鮮有文獻記載。
**「惡的平庸性」：** 通過對人物「邱德功」的刻畫，作者捕捉到了在暴民社會中，死亡所呈現出的那種令人毛骨悚然的「偶然性」。作品得出的結論——即在這樣的體制下，不存在單一的兇手，因為每個人都是共謀者——既呼應了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的深刻洞見，又將其置於了一種獨特的中國語境之中。
**「恐懼的交響曲」：** 書末關於「恐懼、狂熱與慾望」的哲學反思，堪稱是對20世紀億萬民眾心理狀態所作出的最為透徹的闡釋之一。
這部作品足以與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Aleksandr Solzhenitsyn）和普里莫·萊維（Primo Levi）的傑作比肩。它是一份冷峻、理性且令人心碎的證詞，見證了在國家機器的碾壓之下，作為個體的「人」是何等脆弱。我強烈建議出版並研讀這部作品，因為它將為我們理解「中國的世紀」做出至關重要的貢獻。
丘德功之死
(僅以本文獻給文化革命中的中國蒼生)
目錄
序
1 惡訊
2 初見
3 招禍
4 挨斗
5 文革
6 造反
7 暴死
8 兇手
9 天譴
10 悲曲
序
有人問我為什麼要用格丘山為筆名，我說因為我當年勞改的地方有一座山叫做格丘山。
其實這隻是部分原因，真正的原因是因為多年前對一個死者的許願：只要能我離開格丘山，我一定要將他的故事告訴全世界。
多年來一直沒有還這個願，因為我認為它應該是一個傳世的故事，我的能力尚不能將它寫得那麼深刻，我尚未找到一個令自己滿意的講這個故事的方式。
我終於動手寫它，名字叫做 」 格丘山下永眠著丘德功「。
我不能再拖下去了，萬一有什麼不測，這個故事就被我永遠帶到墳墓去了，所以毅然動筆了。
但願死者，丘德功的靈魂，在冥冥中給我靈感，幫助我將這個故事寫好。
這裏我沒有說丘德功的天靈，因為那是可憐的整整一代受苦人，他們死了 ，很多人連個墓地都沒有，天堂會要他們嗎？
天堂是不收沒有信仰的人的。一些名字都沒有留下的默默無聞的小人物，別人怎麼知道他的信仰呢？ 何況他們活著的時候，大部分都跟著共產黨信了無神論。
為了這個問題我曾經與美國和中國牧師爭論過，我說那些人連上帝的存在都不知道，怎麼可能要求他們認可上帝為他們的救世主呢？何況基督教要求子民聽政府的，這個政府告訴他們上帝都是騙人的。牧師說上帝已經給了人足夠的上帝存在的信息，例如天空，星星和奇妙的大自然等等，人由此應該足夠感覺到上帝的存在。我心裏暗笑，我想你要是生活在中國， 生活在那個時代，你十有八九也是無神論者。
如果基督教不肯接受他們，佛教接受他們的可能就更渺茫了，佛教認為這些慘死於災禍的人都是前世做了壞事而到今世來接受報應的。
對於已經死了的丘德功和在那個年代屈死的無數人，他們生前很苦，如果有靈魂，死後也不會好到哪裡去。也許對於苦難的中國人，沒有靈魂，沒有來世，沒有天堂，會更好一些。 因為死了大家一切都歸於皆空，這樣他們在人世沒有得到的公平，死後就能得到了。
我確實很慚愧自己做不了什麼，既不能說服政府將這些冤死的人名字收集和公布出來，寫在一個什麼地方，表示歉疚，也不能說服牧師和活佛給這些冤死鬼一個死後可待的地方，讓他們安息。
記得初到美國的時候，我去到洛杉磯的一個很大的教堂，巨大的舞台上幾百個唱詩班的人唱著聖歌，台下上萬個聲音跟隨著，那個磅礴的氣勢和宏偉的場面使我震撼，但是置身於這些清朝移民遺老的後代，這些國民黨高級將軍和高官的後代，這些共產黨高幹的親屬的群聚之中，我像一個孤獨的島嶼。在海外一堂，去天堂的歌聲遙遠的餘音之中，我不可自制地聽到了北大荒凄厲的風聲，聽到了在凄厲的風聲中無家可歸的鬼魂的啼號。
我唯一可做的就是將我知道的他們生前的事情誠心誠意地寫出來，願天下人為他們寄託一絲哀思。
(一) 惡訊
這是一個最平常不過的北大荒下午，太陽照在格丘山前面的樹林上，微風吹著場院邊上的草地，我一個人在空蕩蕩的場院里走著。如果沒有緊接著來的消息，那麼這個下午也就像我在北大荒度過的無數下午一樣在我的記憶中消失得毫無痕迹。
大約三四點鐘的時候，一個人遠遠的向場院走來，等到他靠近場院的時候， 我看清楚了，是與我住在同一個單身宿舍的小韓。
小韓是個二十歲左右的工人，在拖拉機上工作，聰明能幹，平時沉默寡言， 我們在一個宿舍也很少說話。工作上私交上我們都沒有聯繫，他為什麼上場院來，我有些奇怪。
到了場院，小韓看到我，遠遠就叫小黃，這是很和我認識的小韓不一樣的：我從來沒有看到平時對一切事情都淡漠到麻木程度的小韓有過什麼不安、激動、和慌亂。但是這一刻他的精神顯然是在極大的奮昂中，滿臉通紅，聲音都變了：小黃，老丘死了。
小韓似乎將憋在心中半天的話吐出來了，才鬆了一口氣。論公論私小韓都是沒有理由，而且不應該走這麼遠的路來將這個消息告訴我，一個沒有資格參加政治會議的反動學生的。這個原因也許只可能由人性和天良去解釋，當一個人看到了極不公平的事情，受到刺激和震撼的時候，如果又不能表現出來，往往會有一種自己無法控制的壓抑和要求訴諸的慾望。對於參加會的工人來說，他們可以回家去對老婆講，而小韓，一個單身職工，對誰說呢？他於是想到了我，一個被大家都忘記了的在場院的人。
但是我不能馬上明白，而且也反應不過來小韓的話，我仍滯留在場院的平靜氣氛的包圍中，無法一下子將情緒，思維去與那個如沸水開鍋的充滿恐怖的清理階級隊伍會場連接起來，何況我今天早上還看到老丘好好的，怎麼會死了？我迷茫的看著小韓。
老丘被支援隊打死了，小韓接著說。
我有點明白什麼事情確定無疑地發生了，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一個身邊的活生生的生命一霎間消失了，這意味著我再也無法看到他了，天在轉，地在搖，丘德功熟悉的臉在我前面飄忽，他的熟諳的語音在我耳邊回蕩，我不能相信，也無法懂得一個活脫的生命怎麼會一下子沒有了，我陷入了對人生生死死界限的困惑和混亂之中。
我記起了前幾天，在會議室中看到老丘坐在那裡的樣子很不好，他不是坐在那裡，而是整個人都癱瘓在凳子上，幾乎是背支撐在座位上，臉色也充滿昏懵氣息，當時我腦中閃過一種不祥的感覺，現在想起來﹐當生命接近結束的時候，是不是有一股惡氣﹐昏庸的氣息已經圍繞在他的周圍，而我們看不出來呢？
小韓後面的話已經離我遠之又遠，彷彿在另外一個世界繼續。
他們拿棍子打他，拿皮鞭抽他。
其實張瑜被打得不比老丘輕，但是張瑜沒有死。
那致命的幾下一定不是棍子打的，而是用棍子戳的，戳在肚皮上哪個要害了。
最後老丘，屎尿都出來了，大家聞到了氣味，還打哩，不知道什麼時候，老丘已經沒有氣了。
我的眼睛模糊了，心在戰慄，丘德功啊，果然我再也見不到你了嗎？望著遠處的格丘山，滿山的陽光在樹枝上跳躍，葉子在樹上搖動，白雲仍然是那麼悠悠的在浮動，天空依然是那樣清爽的在顯示蔚藍， 它們對一個生命的消失是那樣無動於衷，每一片葉子都生氣盎然，每一婁雲朵都潔白無瑕，它們彷彿都在說，丘德功的死與我們毫無關係。
我忽然覺得格丘山是個不吉祥的名字，為什麼是格丘山呢？因為格的意思在中文中是壓制， 而丘正是丘德功的姓，這個名字是不是一種暗示，一種命運的註定？老丘要靜靜的在你的山腳下，留在你山麓的叢林中長眠？
小韓最後的話我聽清楚了：
在會上，跳得最凶的，挑釁打老丘最厲害的是和老丘同一派的黃福明，李雲飛，小韓的語氣充滿了憤懣和鄙視。
這是人類永久重複不疲的故事，我回想起我在學校中被斗時的情景，一模一樣，斗我最凶的也是平時與我最好的同學，人性被壓到極端時，被擠逼出來的反應和自我保護是何等驚人的相似，又是何等同樣殘忍和卑劣啊！而充滿在文化革命中一條最邪惡的主線，正是將人逼到頻死的邊緣，讓他們為了保護自己，為了證明忠誠，為了自己不被惡鬥，去像瘋狗一樣亂咬自己的同事，朋友和親人，甚至父母，子女，丈夫……， 正是這種在懸崖上自救的不顧一切的力量，產生了無數令人痛泣的中國毛式悲劇，而以此去區別於中國古代的封建道德悲劇和世界人性悲劇，不幸的是這些毛式悲劇被世界和人們所知至今只是冰山一角，而且現在正在被人有意和無意的去篡改，歪曲和遺忘。
小韓走後，望著遠遠的格丘山，我的心在說：
丘德功，如果我能活著走出這座山，你的故事就會有人知道，寫他的就是格丘山。
(二) 初見
一九六五年三月，我被以反動學生的罪名送到北安農場勞動改造。一到隊上，管理我的王奎選師傅就告訴我，隊里哪些人我可以接觸，哪些人我要少接觸。最後他特別關照，丘德功，出身不好，思想反動，不能接觸。
這是我頭一次聽到丘德功的名字，以後我自然特別留意這個叫丘德功的人。
這是一個三十多歲的戴著眼鏡的瘦高人，一看就是一個精明能幹的念書人。他說話的聲音，帶著濃重的湖北口音，聲調不是那種低沉類型的，而是尖高清脆，與他的形象非常相符。另外留給我記憶的一個印象是他的腰帶上總是掛著一大串鑰匙鏈，走路叮叮噹噹的，上面除了鑰匙，還掛著各種小刀小螺絲刀之類的工具。
丘德功在高長太師傅的拖拉機上工作，我在大田班，平時根本就碰不到，只是下班時遇到。像這個隊里的大部分老工人一樣，高長太也是複員軍人。丘德功攤上這麼一個師傅是很幸運的，我感覺到高長太一定受到隊里的指示監督丘德功，但是高長太不但正派，而且很有頭腦，常常在暗中保護丘德功。有一次在地間休息的時候，丘德功與幾個下放幹部一起聊起文化大革命的事情，涉及到幾個當時正紅得發紫的國家領導人，不免有不敬微詞在裏面。這時候高長太走過來了，故意咳嗽，提醒大家他來了，然後說，莫談國事，接著若無其事的將話題引到別的瑣事上去了。
丘德功下班回去的時候，經常從地里 撿幾個大樹根掛在身上帶回去。一開始我以為這是什麼珍貴藥材，不免好奇問他，丘德功以他特有的認真告訴我，這是補家裡燃料不夠時用的，這些樹根已經夠做一頓飯了。另外丘德功還有一個與眾不同的地方，就是下班扛著鋤頭回家的時候，愛唱歌。他唱得並不好聽，所有的歌到他嘴裏幾乎都變成了一個終於可以回家的高興放鬆調。當然丘德功萬萬沒有想到，這個嗜好為他將來的飛來橫禍伏下了禍根，雖然他唱的都是共產黨的革命歌曲。
以我的觀察看，丘德功不是對隊領導的敵意毫無察覺，就是在刻意的使自己顯得與大家毫無區別。這個唱歌的習慣，與我後來發現他的其它特點一樣，很可能都是他在那個艱難處境上，為了保護自己故意做出來的輕鬆。
從周圍的談話中我慢慢對丘德功有了更多的了解，他是下放幹部，他的父親解放前為中美合作社工作過，那個時候不管什麼事情只要沾到美國都是了不起的罪行，由此被判七年徒刑。丘德功高中沒有畢業，就響應共產黨的號召，參干去了新疆。初解放，年輕有文化的幹部缺乏，丘德功就被調去學俄文，大專畢業后一直在為蘇聯專家當翻譯，直到後來共產黨認為他的出身不宜與已經墮落為修正主義的蘇聯人混在一起時，他才被下放農場。以丘德功的簡歷，我實在不明白四隊的領導為什麼對他這樣敵視，他個人歷史上沒有任何污點。
到了鏟地和秋收的時候，我與丘德功也有了一些短時的單獨接觸機會，但是我感到他並不想與我接近。
我們的首次單獨談話竟是非常不愉快的。時經多年，我已經記不起是因為什麼事情衝突的了。好像是因為看到了一個什麼東西，我可能說了這種東西某個國家做得比較好(當然不是一個中國的友邦，因為中國的朋友國家當時只剩了阿爾巴利亞和亞洲幾個小國了)，想不到丘德功反應非常強烈，說話都結巴了，很嚴肅的對我說，不要對他說這樣的話，不要認為這些話就來拉攏他，他的階級立場是非常堅定的。我被這個意外和牛頭不對馬嘴的責備搞得狼狽不堪，不知說什麼好。丘德功說完這番話后，似乎也為自己的過分反應尷尬，臉漲得很紅，默默地低下頭，看起來有些羞愧。我更感到痛苦和無奈，顯然我被他看成魔鬼，壞人了，就像那個戴在我頭上的侮辱性帽子反動學生所標誌的一樣。可是更使我感到苦澀的是他怎麼知道，我在背後也被告誡對他也要警惕呢？而且這些話我是無法告訴他的。這個世道的殘酷，荒誕和專橫真是令人不寒而慄啊﹗
與隊里的地主分子老薑頭一樣，這些隊里處境不好的有各種所謂問題的人，對我比一般工人更嚴厲，更不見情理，但是一旦我的處境稍有改觀的時候，他們的防線就會完全撤消，表現出來一種對我心照不宣的同情和默契。丘德功也是這樣，在那次使我處境徹底改變的冬訓之後(我將在自己的故事中敘述這段有趣的經歷，如果沒有那個經歷，我很可能無法熬過後面的苦難，今天能在這裏講故事了)，丘德功對我像變了一個人，友善而且同情。
農場少有休息，從五月播種到九月秋收，中間都沒有星期日和休息日。過了這段時間才恢復正常的星期日制度。隊里的工人終年穿著滿是油污和破洞的工作服，休息日也不例外，丘德功卻是不一樣，他一到休息時，就換上自己的衣服。我記得他總愛穿一件藍色的條絨夾克衫，這令指導員邵蘭新很看不慣。邵蘭新凡是看到自己不喜歡的事情時，就會用一種非常鄙夷的目光很快瞪這個人一下。這個目光非常懾人，至少令我恐懼。例如邵蘭新不喜歡我在食堂吃飯時與一隊的難友聚集在一起，要是他看到了，他就會用這種狠毒和鄙夷的目光掃我一下。所以我每次去見難友時總是小心翼翼，不願讓邵蘭新看到。記得有一次由於食堂的伙食實在太差，幾乎不見油水，在難友鮑有光的鼓動下，我們三人去食堂後面的小食堂改善一下。這個小食堂主要是招待幹部開會用的，在沒有會議的時候也向公眾開放，但價錢很貴，我們只能偶爾去打一下牙祭。那次我們去小食堂吃飯的時候，正好邵蘭新進來了，他就用那種目光狠狠盯了我一下，我心裏直發顫，知道惹禍了。回隊后，果然邵蘭新在會上將我大大訓斥了一頓，說我最近表現非常不好，放鬆改造，追求資產階級的享受。當然邵蘭新作為本篇文章非常重要的人物，我後面還要更詳細的介紹，我不願意大家將他想像成一個中國小說或者電影中常見的一個陰險，兇悍的壞人。他的個性和是非觀念都是非常鮮明的，儘管這些觀念非常簡單而且無理，這是在他的位置和處境上他自己不可能明白的。
丘德功對邵蘭新這種目光不是毫無所察，就是裝得不在乎。也可能在丘德功位置上根本沒有將邵蘭新放在眼裡，他畢竟是大學生，國家正式幹部，曾經常年與蘇聯專家在一起工作，現在不就是下放勞動？沒有什麼過失，也沒有受過任何處罰。對他來說。邵蘭新只不過是一個部隊轉業的付連級幹部而已，沒有什麼可怕。事實上在中國社會中，很多災禍並不來自那個災禍所給的理由和名目，而常常根源於對於某人不尊重，這種不尊重，尤其是對你的直接領導，更準確地說不是不尊重，而是沒有讓你的領導感到你對他很服貼，那麼就格外危險了。
所以丘德功照樣在休息日穿得整整齊齊，與隊里的工人顯得不一樣，對邵蘭新的目光就像沒有看見。
丘德功是個愛動的人，他的乒乓球打得非常好，是屬於那種陽剛路數的，大板的正抽和反抽，與難友鮑有光的愛球如命地打刁球完全相反。記得我第一次與丘德功打球的時候，擋不住他有力的兩面抽殺，敗下陣來，而難友鮑有光卻不上場，他冷靜的在一旁看丘德功的弱處，發現丘德功有幾個落點應付得不好，等到鮑有光上去時，丘德功就比對付我吃力多了，不過鮑有光也很難贏到他。儘管這樣，丘德功還是認為我的球比鮑有光打得好多了，說明他不喜歡那種耍計謀的玩法，喜歡光明正大的較量。
難友鮑有光是我在中國文學書中從未見到的形象，他的幽默影響了幾乎所有周圍和他生活的人，即便勞改時也不例外。他的智慧應該說在我之上，我在農場和大慶的生活到處有著他的影子。他的後來經歷之所以沒有像我走得那麼遠，恐怕就在於他的愛球如命。如果在每一件小事上都不肯吃虧，精於計算，那麼雖事事得利，卻失去了根本改觀的可能和勇氣。而我的歷程卻總是在不善於應付周圍的環境的浪尖上掙扎，常常被逼到絕路，然而在絕處為了求生，不得不拚命一博，所謂置於死地而後生了，走出了一條非我所願的歪歪曲曲的生命之路。我希望我將來尚有時間將難友鮑有光完整地描述一下，豐富我們這個民族的人物庫藏。
丘德功還有一個愛好就是下象棋，他對我的棋藝非常佩服，一到休息他就常穿得整整齊齊來找我下棋。這時候如果邵蘭新進來了，會非常不高興。我雖然努力不去看他，但是我仍能感到他的雙倍鄙夷和狠毒的目光從我們身上掃描過去：丘德功的衣服加上兩個反動分子在一起！所以我每次與丘德功下棋總是提心弔膽和心不在焉，怕邵蘭新進來，我覺得為了避免麻煩，最好不要下。有一次下棋時我假裝無意的對丘德功說，邵蘭新不太喜歡我們下棋，誰知丘德功也像心不在焉的輕描淡寫的說，不喜歡就不喜歡吧，似乎腦子仍在棋里。
丘德功有一個非常美滿的家庭，他的妻子長得很高，人叫大李，很漂亮，是農場機械廠的車工。他還有一個四歲左右長得虎頭虎腦的可愛兒子。大李是一個值得尊重的女性，我們後面會看到，雖然生活在那個精神和物資都是極其艱難的時代，她表現出來的氣節和勇氣也會讓今天在享受，奢侈和虛榮的浪尖上翻騰的傑出女性汗顏。
丘德功除了愛玩以外，還有一個特長，這裏沒有說愛好，因為與他的唱歌一樣，我不能確定這是他的愛好，還是他在那個特殊處境下，為了保護自己處心積慮所做的事情。基於農場除了一個小賣店以外別無商店，譬如鍾，手錶，收音機壞了是沒有地方修的，所有這些東西都送到丘德功家裡來了，丘德功總是能夠修好，當然是不收錢的。有一次我的手錶停了，就請他修，過了幾天就給我了，他說沒有大問題，裏面都是麥屑，太髒了，他洗了一下就好了。農場一年大部分時間都沒有休息日，而且每天工作時間又長達十四小時以上，為大家業餘做這些事情是非常辛苦的，用的都是寶貴的睡覺時間。所有丘德功做的這些好事，無疑在工人的心裏留下了好感。丘德功出事前的一次冬訓中，大家都在會議上說了很多感激他的話，連對我說他思想反動，不讓我接觸他的王奎選都說，老丘是活雷鋒，我們下班了每天回家精疲力竭，倒在床上呼嚕大睡，老丘還要在燈光下為大家修表，修鍾和修收音機。
大家的褒揚，並沒有緩解邵蘭新對丘德功的成見，我注意到大家在褒揚老丘的時候，邵蘭新的表情顯示了一種堅韌的無動於衷，我覺得這種褒揚正適得其反地在邵蘭新心中加強他對老丘的反感。他心裏興許在想，這是階級敵人的蒙眼術，大家階級覺悟不高，被丘德功蒙蔽了。
從另一方面說，所有丘德功做的這些好事累積起來的在人們心中的感激，最終也沒有救得丘德功的性命，這些感激在不影響人本身利益的時候，能夠換得一些雞毛蒜皮般的公正，但是一旦對當事人也有危險的時候，它們就消失得無影無蹤了。
以後，我與丘德功還有過幾次談話，印象比較深的是有一次在地里單獨相對。談話是從丘德功的道歉開始的，他說自我來后，一直同情我，但是不敢表示出來，有時還惡言相傷，真對不起，顯然他一直對我們的首次談話耿耿於懷，並且為之內疚。接著他問起我因為什麼問題被搞到這個地步的，我也收起了那付平時在眾人面前老實接受改造的唯唯諾諾的面具，毫不掩飾的告訴他，北京的知識圈中已經到了瘋狗亂咬的情形，很多莫須有的罪名都是為了陞官入黨或者保護己身的人強迫加上的。不管我怎麼說 ，他還是不理解，除了鼓舞和安慰我以外，他還是認為我本身必定有些問題，有什麼辮子給別人抓住了。不過他倒不走俗，他根本不相信這些辮子本身是有罪的，因為他自己心裏也藏著各種，想不通的，不能讓人知道的辮子。所以他有些誠摯，也有些帶著自以為隱藏的不錯的得意，更可能是對於自己惡劣處境的自勉告誡我，要將自己的尾巴裝在褲子中，不能讓別人抓住。
他講這個話時的語調，表情使我印象非常深刻，以至於今天我回憶起丘德功時，眼前就出現了他說這話的樣子，誠摯、堅定而自信：
「要將自己的尾巴裝在褲子中，不能讓別人抓住。」
我也理解他在這句話中除了流露對現狀的不滿，還是認為我的遭殃是自己不小心造成的。那時候，我好幾次內心衝動，想將我初來時，王奎選說的話告訴他，讓他小心。但是，理智阻止了我，這是很危險的，搞得不好被理解成挑撥關係。再說一個自己沒有被災難衝擊過的人，是很難真正理解別人被災難衝擊時的無奈和不可自主，總以為自己離災難很遠，以為在受災難和無災難之間確實存在一個是非界線，不會相信這種危言聳聽的！
不過即便丘德功相信了我的話，在丘德功的處境上，這又有何幫助呢？ 一個以為自己的尾巴藏得不錯的人，難道不知道自己的處境惡劣嗎？ 否則的話他怎麼會時時想到要警惕別人抓自己的尾巴呢？
果然不久后，不管丘德功怎樣牢牢看住他褲子中的尾巴，他依然遭殃了。在當時的中國，要一個人遭殃，何須一定要見到和抓住褲子中的尾巴！
(三) 招禍
四隊的隊部有三個幹部，康隊長，指導員邵蘭新，會計汪深。
康隊長是一個身強力壯的大漢，原來是解放軍的排長，生性好動，成天忙碌在地里，他最煩惱的事情恐怕就是坐在那裡開會，所以他只和自然鬥爭，與世與人無爭，我們的故事對他沒有更多可講的。
會計汪深也是複員軍人，是江浙一代的人。因為他能寫會算，所以就擔負了全隊的工資，考勤，勞保等等一切后務工作，不下地。為了說明汪深的形象，大家可以想像，紹興寧波那一帶的農村小知識分子，個子中下，人很瘦，和中國電影中地主惡霸的狗腿子有些像，有點狡黠，但是沒有霸氣。他的眼睛很混濁，說話時總是避開人的目光，隱約能感到他對人有些勢利。其實他對人的態度只是忠實和精確地體現邵蘭新的好惡，而且你也只是隱約感到，說不出什麼不恰當的地方來。在隊里工人的印象中他是一個勤勤懇懇為大家服務，不張揚，不多事的人。從他的唯唯諾諾和小心謹慎中，我猜測他不是出身不好，就是有什麼辮子在檔案中，只是無法證實了。
現在講到邵蘭新，邵蘭新是一個中等個子的胖子，園園的臉，臉上一股正氣，沒有一點陰詐和詭譎的氣色，板起臉來很兇，笑起來時卻很可親，有些像廟裡的羅漢。這裏說的正氣並不意味著他是一個正人，只是表明這個人耿直和自信，自信到接近霸道，卻是自己未必知道。邵蘭新雖然大腹便便，像個做官的樣子，卻沒有大幹部那樣的氣勢，仔細看他的臉頰上兩塊胖墩墩的圓肉，有些紅，並不是血色潤通的顏色，而是帶著風霜吹打出來的血管顯露。他雖然凶的時候很可怕，臉上的胖肉還不到橫肉的級別。
邵蘭新小時候很窮，他憶苦思甜的時候說過，小時候要過飯，要不是黨我哪能有今天？他說這話時，就像說家常話那樣平靜，沒有很多人憶苦思甜時的矯情，淚流滿面，反倒讓人感到他對共產黨感激的真誠。他從部隊轉業時是付連級，一直在四隊擔任指導員。邵蘭新的文化是在部隊里學的，墨水不多，加上他的個性不是那種夸夸其談，花花腸子的人，所以說話都是樸實的大實話。對他來說共產黨的道理就是真理，打地主，就是為了窮人翻身，他邵蘭新有今天就是共產黨帶來的，邵蘭新對地富反壞有著天生的敵意，對著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尤其鄙視，邵蘭新一有鄙視臉上就會顯示出來，我能感覺到他看丘德功和黃天秀時眼神中那種厭惡，他覺得這些人和他不是一個世界的，要不是共產黨來了，都是騎在他的頭上，而且現在仍時時刻刻都想著奪回他今天幸福生活的敵人。邵蘭新這樣想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對他現在的生活非常滿意，還有他根本不知道世界上普通人和正常人生活的樣子。邵蘭新對我後來態度較好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知道我的父親是共產黨員，加上我年青，因此我在他的眼裡成為不小心失足的人，尚可挽救，與那些出身不好的人不同。
聽邵蘭新開會講話是非常無聊的，他講不出什麼道理，翻來複去，就是共產黨打天下救窮人，資產階級要用懶、饞、貪圖享受來腐蝕革命隊伍，奪回他們失去的江山。所以他，邵蘭新，身為指導員，必須以比契柯夫筆下那個緊緊看住周圍人不要弄出什麼事的普里希別葉夫中士(這是我說的，邵蘭新不知道什麼契柯夫)更負責，更霸道的眼睛牢牢看住四隊的人，不讓他們受資產階級和階級敵人的腐蝕。除此邵蘭新再講不出什麼來了，通過他嘴裏出來的道理倒是都變成了與他親身經歷緊緊融在一起的大實話，雖然其中的連結在邏輯上是否成立很有問題，但它畢竟與我在學校中聽到的那些一套套的極端偏激，專橫，霸道和殺氣騰騰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和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的受苦人民完全不同。我至今一回憶起，六十年代大學中那些政治幹部，進步學生，慷慨激昂，唾星四濺的大談去解放世界受苦人民時，身上就冷的起雞皮疙瘩。那些當年在學校中耀武揚威，將衣服披在身上(那時學校幹部的時尚，不將胳膊伸到衣服袖筒中)到處慷慨陳詞的人，恐怕一個個今天正在燈紅酒綠的溫柔鄉中摟著二奶享受人生，而早已忘記，或者故意忘記他們用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革命將別人搞得雞犬不寧惶惶不可終日的保爾科察京時代了。只是偶爾對身邊商業化女人的遊戲人生和缺乏真情感到疲乏的時候，會想念和懷念起他們年輕時，充滿鬥志的為革命獻身的純潔女友，他們記憶中的冬妮亞，而自以為他們那個時候一個個都充滿革命理想，聖潔得像天使！
邵蘭新大約也知道自己每天晚上政治學習很枯燥，大家很看不起，有時也想過應該用比較有理論水平的詞彙來潤色和提高一下。有一次他這樣開始了，先清了嗓子，說，今天的科目是，故意停頓了一下，看看大家的反應，大家耳目為之一震，怎麼像講課了，張著耳朵聽下去，邵蘭新接著說，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因為他不知道綱舉目張是什麼意思，就說成綱，舉目張。下面有一半人笑起來。邵蘭新發現不對，不知道大家笑什麼，狠狠瞪了大家一眼，又回到他習慣的口頭禪上去了。
邵蘭新雖然恨地主，恨剝削，恨資產階級的好吃懶做，貪婪享受，但是他不知是沒有想到，還是故意迴避，他自己現在的所作所為不正是在脫離勞動和得到額外享受的路上走著嗎？他的身體愈來愈臃腫，不知是轉業前就是這樣，還是在當了指導員后長期脫離勞動引起的。連不識字對他的話馬首是瞻的王奎選都私下對我說邵指導員不如康隊長，不參加勞動。當時只要幹部一開會，參會的幹部就可以吃一頓好飯，雖然那一點點特殊化與今天的花花世界的糜爛不可同日而語，但是這與邵蘭新會上成天告誡教育工人，不讓他們受資產階級腐蝕，和他用眼睛緊緊盯住工人的行為，不正是背道而馳嗎？不過我相信以邵蘭新的資質，不是迴避這些問題，而是不可能去想到這些問題的邏輯矛盾的。
有一次邵蘭新傳達上級幹部要參加勞動的文件，傳達完了，邵蘭新還沒有來得及講話，老工人張正壽不緊不慢的說「這是遠景規劃吧」，將會場上的人樂得仰面大笑。邵蘭新臉通紅，氣得兩眼冒出凶光，但是沒有與張正壽計較，更沒有訓斥張正壽，而是將話題扯到別處去了。這說明邵蘭新畢竟還有做官的涵養，知道分寸。還有一個事情可以說明邵蘭新雖是直性，也學了一些當官的伎倆。
農場里有不少工人的弟妹來到農場，到農場工作，這些人沒有工資，就以記工分為準。有兩個女孩子在四隊場院工作，邵蘭新看到了，就過來問了一下她們的情況，最後對這倆個女孩子說，你們倆個的工分，一個是九分，一個是七分，你們每天下班前討論誰是九分，誰是七分。當然後來這倆個女孩子沒有上邵蘭新的圈套，倆個人商量了一下，每人輪流拿九分。
現在讓我們回到丘德功的故事上來。
在中國，除了殺人犯或者當場抓住的強姦犯，偷竊犯外，一個人被宣布犯罪，如果你直接去從他的犯罪去理解這個人，那麼往往會失之千里。所謂的反革命，反動分子，貪污犯，生活腐化犯等等往往來自於這個人的情況改變，來自於這個人的實力，情況與他現有的地位，財產，收入，房子和妻子的漂亮程度不相稱，一旦產生這樣的不平衡，這個人就很可能要開始倒霉了，至於倒什麼霉，那並不重要，而完全根據當時的形勢而去自由發揮的。在毛澤東思想時代往往容易變成政治犯罪，在改革開放時代容易變成經濟犯罪。我們這裏丘德功的倒霉也沒有逃脫這個規律。
隊里的工人大都是三級到五級工，工資應在三十到六十元之間，而丘德功是技術幹部待遇，比工人高不少，我想應在八十多元。一個政治身份低的人如果工資比周圍人高，這顯然是不平衡的。說到這裏我想起鮑有光的父親鮑揚廷來了，他從希臘起義回國后被定為三級教授，工資並不高，但是共產黨念及他是起義回國，另外給了他一份非常可觀的保留工資(一百多元)。記得他第一次拿到保留工資時，立即送回人事，人事將退回的工資寄到他家裡，他又退回去，如此三次，堅決不收。他的妻子非常不高興，錢是人家誠心誠意給你的，又不是自己硬要的，為什麼不拿？鮑揚廷說，你懂什麼，在一個科室中如果工資高於上司，就像坐在火山上面。後來鮑揚廷躲過了像他這樣的人幾乎必然要遭殃的右派大劫，可能正因為他做人的睿智和謹慎。丘德功顯然沒有鮑揚廷那樣的人生閱歷，他的遭殃就是從工資開始的。
四隊領工資的那天，大家排隊，由會計汪深給大家一個個發。丘德功拿到工資的時候，就應該走開，輪到下一個，當時並沒有當面點清的習慣。可是丘德功沒有走，而是點了一下，發現少了三十元。然後他就將錢攤在桌子上，問汪深﹕
汪師傅， 怎麼少了三十元？
汪深臉通紅，也沒有仔細點丘德功的錢，就說是嗎？從抽屜里將顯然是卡扣的錢拿出來給了丘德功。大家都看著汪深，知道汪深是有意的，他看準了邵蘭新對丘德功的厭惡和丘德功在隊里的處境，才敢沾這個便宜。要是丘德功回家才發現而沒有當面點清，那麼以後查無對證，隊里有哪個人會相信丘德功和幫丘德功說話呢？沒有想到丘德功會當場點，這使他丟盡了臉。
這件事丘德功要回了錢，卻栽下了禍秧。不過我也看不出丘德功在當時情形下有其它應對的方法，如果丘德功認了這個啞巴虧，不揭露汪深，他以後會逃脫命運給帶來的災難嗎？這個問題，恐怕只有上帝知道了。
三四個月後，四隊出現了驚天動地的現行反革命事情，會計汪深揭發，有人下工回家經過隊部門口時，公然唱反革命歌曲
我是一個兵
來自老百姓
打敗了日本狗強盜
消滅了解放軍
這個唱歌的人就是丘德功！
(四) 挨斗
六十年代中期的中國城鎮鄉，到處張貼著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和階級鬥爭為綱的標語，整個中國已經處於一個大動蕩的前夕，空氣中瀰漫著一種殺氣。
記得到農場前，有一天夜晚，我在北京坐電車，突然發現電車上一片死寂，沒有人一個人說話，人的臉在車外一個個駛過去的路燈的熒光下一會兒變白，一會兒變黑，讓人感到懾人。多年來我總不能忘記那個夜晚向我顯示的恐怖，和當時心中突然襲來的在這個長夜中出現的無比孤獨。
我相信那時候很多中國人已經從各種氣息中聞到了血的腥氣、預感到了一場血光之災將要登上中國之陸。雖然人們尚不知道這場災難來自何方，為什麼而來，誰去殺誰？當然人們更不知道，在這個城市的心臟，北京高大和諱莫如深的紅牆之內，琉璃瓦之下，兩個巨頭已經不共載天到了劍拔弩張的地步，黑霧和怒氣正從他們的腳下升起，變成黑色的烏雲，將整個京城籠罩到黑霧之中，然後這些黑雲要慢慢瀰漫、向整個中國擴散，覆蓋住整個中國的一個個城鎮，一個個鄉里，像一條條黑龍，張開血盆大口，懸壓在中國的土地上，等待著喝血。
丘德功就是在這個血雨腥風即將來到的前夕，被卷進了災難。
農場黨委聽到邵蘭新彙報，四隊出現了反革命事情，有人公然叫囂要消滅解放軍，黨委書記茹作斌勃然大怒，派出了以黨委秘書徐仁芳為首的工作組，去四隊處理丘德功反革命事情。
黨委秘書徐仁芳，山東人，部隊轉業。但是徐仁芳看起來不像一個軍人，白凈的臉，整齊的五官，文秀沉靜，說話也是文質彬彬的，更像一個文人。
其實一個人的文昌在很大程度上並不完全決定於讀書多少和受教育的程度，很多博士說起話來卻是一付魯莽和無知，不同的只是由於有了博士學位講起蠢話來更是不容置疑和更加自信了。而沒有受到高等教育卻顯得內秀和很有涵養的人也到處可見，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徐仁芳就是其中一個。雖然他的身份、職務、經歷和當時的極左氣氛使他也在階級鬥爭烽火中衝鋒陷陣，但是蕭殺的氣氛仍然不能吞沒他穩重的個性。另外徐仁芳可能由於自己沒有受到很多教育，對有高等學歷的人有著一種天然的尊重。這種秉性在共產黨的部分老幹部中屢見不鮮，他們由於自己不能進入和懂得所謂高深的學問，而表現出對知識殿堂和有學問的人的敬畏。反而這種對學問和有學問人的敬重，在解放后大學生中爬起來的知識分子幹部中卻無跡可尋了。這些所謂的知識分子幹部，在當學生時為了要求進步，入黨升遷，不得不荒廢學業，肚子中通常沒有多少墨水。而由此之後，為了自己在學業上的損失，顯示了一種對不問政治只讀書的人，乃至知識的怨恨。正是這種心態，他們在政治運動中對這些被他們稱之為白專的人下手尤為殘忍。
一個鬥爭現行反革命丘德功的大會在徐仁芳的主持下開始了。
鬥爭會，這個人類歷史上空前的名詞，對於外國人恐怕會像外星球上的童話，對於中國人的後代子孫恐怕也難知其詳了。雖說以中國人的民族性格和中國歷史發展的規則，鬥爭會未必就會絕後，但是百年後的中國鬥爭會肯定會與他們爺爺奶奶曾經經歷過的鬥爭會大相徑庭，可能會添上那時候的中國政治，甚至高科技，人工智慧，機器人的特色。如果我不在這裏多解釋幾句，外國人查百科全書，子孫查歷史書，肯定會望洋興嘆，徒勞無得。因為這些不上大堂﹐但是卻將一個時代的中國人折磨得死去活來的東西，中國人是從不將它記載在正式文字中的。
鬥爭會源出於土地改革，共產黨每打到一個地方，就要將地主的地分給農民。在分地前，必鬚髮動群眾，開鬥爭會，先將地主批倒斗臭，這樣農民分地時才能心安理得，理直氣壯。從解放初期反映土改的小說。諸如丁玲的《太陽照在桑乾河》上，周立波的《暴風驟雨》等看，土改鬥爭會往往要經過共產黨派出工作組，反覆動員農民才能發動起來。而我們這裏說的六十年代的鬥爭會無論從形式上，參加人的心態上說已經與土改鬥爭會完全不是一回事了，至今尚沒有一本小說反映曾經成為那個時期中國人生活重要內容的這種小說。
六十年代鬥爭會不是從土改鬥爭會脫穎而出的，它的正宗祖脈應該是反右運動。反右從共產黨請求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幫助整風開始，要知識分子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直到黨認為事情的性質起了變化，不能再言了，就發生工人農民「不答應」了，走上講台，要與右派辯論。右派在「工人農民」的討伐下，不經一擊，辯論會很快就變成了右派認罪會。當事情發展到這個地步，以中國人不寬恕的民族性格，自然不能息戈卸甲，「控制不住憤怒」的右派的朋友、親人、和同事，義憤填膺的，躍躍欲試爭取進步的，心懷叵測的和心驚膽戰的都必須一個個上場，輪番與右派劃清界線，表示憤怒，這時候，中國歷史上的一個特殊產物，鬥爭會誕生了。
鬥爭會，從五七年誕生，到六十年代，經過幾年的實踐，已經發展到非常成熟了。
它的第一個特點是反右後的任何單位都具有對自己的下屬開鬥爭會的權利，也就是說每一個基層黨組織都具有將一個下屬打成與歷史上的奴隸地位一樣卑微的地富反壞右的無上權利，無需經過公檢法系統批准。這個單位黨委無法無天的權利已經使社會上的公檢法系統形同虛設，在這樣一個環境中工作和生存的中國人，其做人的基本權利實際已經毫無保障，喪弘至盡。
鬥爭會的第二個特點是黨的積極分子反而不太上場，愈是親近的同事、朋友、同學、兄弟、夫妻、愈是要上場，愈要無情。所以從人性上說，鬥爭會的殘忍和冷酷，它的亘古未有，世界獨特，正是定位在這第二特點上。
今天有人去責備那時的中國人愚蠢和無情，未必見得公平。任何一個理性的人處於其境，都未必會比那時的中國人瀟洒。試想一下，如果一個人被置於地獄之邊，一個個黨的積極分子虎睜圓眼看著你是否劃清界線，否則就會將你也推入那個萬劫不復的火海之中，你孰去孰從？
這裏說地獄和火海，絕非誇大之詞。淪為階級敵人的嚴酷確實與陷身地獄只在伯仲之間，它超過了法律的任何刑事懲罰，甚至死刑，因為它意味著不經任何審判，不允任何辯護，不存在任何上訴可能，一個小小的單位黨委，轉眼之間就可以令一個人喪失工作，家庭，變為像奴隸一樣的賤民。賤民在中國社會的意義就是，不管走到哪裡，任何人都可以侮辱你﹐殘踏你﹐做最苦的工作﹐沒有申辯的權利。而且一旦淪為賤民，就是階級敵人，終身都是敵人，永無期滿之日。而且你一旦成為階級敵人，你的子女，父母，兄弟姐妹乃至表親都會從心裏真正的恨你，因為由於你，他們的升學，工作分配，分房子，提升等等都會受到影響。
這麼一個荒唐的，實際上已經突破了人類歷史上任何一個政府系統司法的，使每一個普通人離地獄只是近在咫尺的制度，既然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中國社會中形成和發展起來了，到了文化革命發展到它的頂峰。而後由於政府的官員在文化革命中自己也嘗到了這個制度的殘忍和不公平，而暫時的被擱置，不再被使用。這裏說暫時，是因為，造成這種荒唐制度的根源並沒有被充分認識，而待到受過這個制度直接傷害的官員慢慢將這些記憶淡忘，或者離開人世以後，新的少壯派再在中國升起的時候， 它完全可能捲土重來。
丘德功的鬥爭會就在群情鼎沸的口號聲中開始了：
打倒現行反革命丘德功！
打倒仇恨解放軍的反革命分子丘德功！
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
無產階級專政萬歲！
會場一片蕭殺，尤其像我這樣已經被戴帽子的反動分子更是提心弔膽，喊口號時拳頭舉得高高的，聲音喊得大大的，唯恐人們說我同情丘德功。
丘德功站在會場中間，低著頭，臉蒼白和憔悴，顯然已經多夜無眠。
首先是汪深發言，他有板有眼地敘述了，他怎樣在辦公室辦公，下班的工人怎樣一個個走過隊部門口，然後大部分人都過去了，最後來了丘德功，扛著鋤頭， 一邊走一邊唱。先是唱的大海航行靠舵手，到了隊部門口唱起我是一個兵，最後一句唱的是消滅解放軍。他當時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又聽了一遍，還是消滅解放軍。
汪深說完， 大家憤怒的叫起口號：
打倒反革命丘德功！
堅決要求嚴辦反革命丘德功！
接著是批判發言，幾個顯然已經事先安排好的發言一個個輪流過去。最後是主持人徐仁芳講話，他的話也是這類會議的老套子，丘德功你必須老老實實接受群眾的批判，進一步交待你的罪行，爭取寬大處理，對抗是死路一條。講到這裏，看來會議應該接束了，但是奇迹發生了，徐仁芳出乎大家意料的，突然對丘德功說，丘德功，大家花了這麼多時間幫助你，你對大家講一講你的認罪態度。
徐仁芳出乎常規的給了丘德功一個說話的機會，連丘德功自己都沒有料到，誰也不知道徐仁芳為什麼這樣做。丘德功先是一愣，但馬上反應過來了，他的機會來了。
丘德功突然哭了起來，跪了下來：
「請大家饒了我吧，我就算是一個死心塌地的反革命，也不會傻到大白天去唱消滅解放軍，我家裡有妻子，還有一個四歲的孩子，我不為自己想，還要為她們想想，我要成了反革命，她們怎麼活下去啊」
說到這裏丘德功已經聲淚俱下，淚流滿面，跪在地上，將兩條腿挪動著，跪到了汪深的面前：
「汪師傅啊，你大人大量，救救我吧，我代大李小毛求你，過去如果我有對不起你的地方，這裏我向你賠罪，汪師傅啊，消滅解放軍和消滅蔣匪軍，兩個音很接近，很容易聽混的，告訴大家你沒有聽清楚吧！」
誰也沒有想到鬥爭會會變成這個樣子，這種情形如果發生在北京的大學中，馬上就會有要求入黨入團的進步分子跳起來，聲色俱厲地指著丘德功的鼻子叫丘德功老老實實，不要演戲，可是這裏不是北京，下面坐的不是知識分子，沒有一個工人有跳出來立功的意思。
大家看著徐仁芳， 現在應該是主持會議的主持人嚴詞呵斥丘德功站起來，回到會場中間去，可是徐仁芳像個沒事人一樣，他的眼神中閃出一種迷離的光芒，望著我們看不到的空中，誰也不知道他在想什麼。
汪深尷尬地面對著跪在地上向他求饒的痛哭流涕的丘德功不知所措，這個時間繼續了大約一分鐘，這是極為靜寂的一分鐘，又是非常長的一分鐘，大家都屏氣斂息的看著汪深，等待他說話，終於一個工人家屬不能忍耐了，叫了起來：
「汪師傅，丘德功在問你呢，你到底聽清楚了沒有？」
「我，我」
汪深支吾著，不知說什麼好。
從幹部轉為工人的李雲飛忍不住了：
「汪深，你聽清楚就說聽清楚了，沒有聽清楚就說沒有聽清楚，大家等著你說話哩！」
李雲飛出身烈士，深得領導信任，過去在人事保管擋案。但是他有一個無可救藥的毛病，就是上天造就了他有特彆強的理解力，卻沒有起碼的分析能力。他又有將他理解的事情和東西，不管是否合乎時宜，用非常極端和尖銳的語言立即表達出來的愛好，他這種沒有理智和原則的緊跟形勢的第一反應能力，使他始終處於當時正確的大風大浪的尖頭上，而毫不意識不同時期風浪的浪尖可能正是完全對立和一百八十度相反的。他也由此被他強烈的第一反應能力所累，由於嘴快嘴臭得罪了大部分領導和工人，最後被從幹部貶為工人，在隊里當康拜因手。
會場上一雙雙火辣辣的目光盯住了汪深，汪深頂不住了，汗一滴滴流了下來，
「我，我，我沒有聽清楚。」
徐仁芳像久旱逢雨，好像在盼望這句話，等這句話一到，連想也沒有想，就立即反映，
「啊，老汪，你也真是的，沒有聽清楚，這話怎麼能夠隨便說呢？」
但是他完全沒有進一步為難汪深的意思。
然後徐仁芳大聲地加重語氣說：
「散會！」
這個鬥爭會就這樣虎頭蛇尾，結束了。徐仁芳回去後向黨委書記報告汪深沒有聽清楚，事情就不了了之了。
今天我在回憶這些舊日的往事時，仍不得不對徐仁芳在那個如履薄冰的階級鬥爭時代中顯示的人性，智慧和勇氣肅然起敬。
不幸的是，雖然丘德功逃過了這一劫，這一劫最終是不會放過他了。他的莫須有的尾巴已經被牢牢卷到人手之外的國家政治風暴之中，由不得他自己和任何個人做主了。到那個風暴到來時，那條黑龍需要喝血的時候，不管是邵蘭新、汪深、徐仁芳，甚至農場的黨內書記茹作斌，都無法再控制丘德功的命運，這就像一個氣球，一旦發出去，線就被剪斷，飄到了中國的政治天空，它的命運只能隨著天空的風雨雷霆去上上下下翻滾，去喜怒哀泣，地下望著的人只能叫喊興嘆，再無控制能力。
(五) 文革
丘德功從第一次劫難中脫險不久，文化大革命就來了，這是公元一千九百六十六年的春天。
今天我們從中國的史料去回看這場文化大革命，不免會有讀三國演義感覺，毛澤東，造反派和老幹部，形成了三個又對立和又依賴的關係。像三國演義的作者一樣﹐從上古以來，中國民族就是一個主觀意識和感情色彩極其強烈的民族，要中國民族去客觀地敘說一件事情，不將自己的關係遠近，派系，好惡、愛憎放進去幾乎是沒有可能的。不管是將毛澤東看成曹操，還是造反派是曹操，此後的故事是無法公平地講出來的，其結果就像三國，使大家永遠也不明白，一個聰明得像神一樣的諸葛亮加上一個善良得像君子一樣的劉備怎麼最後會輸給又蠢又壞的曹操？中國人的歷史，文學和故事都是戲，中國人生活在非常複雜的關係和鬥爭中，但是一到文化中他們就亂編胡造，把它都說成戲，不讓你知道他們真正生活中的樣子。
正是這樣，寫到文化革命的事情，我就會陷入非常困難的境界，讀者腦子中已經固定地將文化革命與一些畫面和模式連在一起了：造反派打砸搶論，老幹部被迫害論，毛澤東整劉少奇論，靈魂大革命論，個人大崇拜論，或是人民文革論等等，等讀到這個故事時立場和喜惡早就預定了，會將他們預定的觀念自然而然的結合到我的故事中去，丘德功不是成了打砸搶的小流氓，就成了與專制官僚鬥爭的民族英雄，和他們成天看的子虛烏有的戲和寫的時評混到一起了。
可是離開文化大革命又怎能理解丘德功後面的命運和悲劇呢？我舉筆難定，最後終於改變了只談丘德功故事，避免過多談論國家政治的初衷。因為我一旦走到對丘德功命運的深度思考之中，就會發現那個時代個人的空間已經幾乎被國家和集體全部吃掉了，也就是個人的個性被強悍的時代共性壓抑到非常微弱，根本無法左右和改變自己的命運。如果我們那樣去孤立的談丘德功的故事，會完完全全歪曲丘德功的經歷。實際上到了這個地步，丘德功對於自己的命運已經不能負責，也做不了什麼，它完全控制在國家政治手裡。
可是另一方面只要我一借鑒現有的文化革命概念的大前提來繼續敘述丘德功和農場的故事，丘德功就會被讀者不自覺地歸入他們腦子中已經固定化了的文化革命人物模式中去，那樣也會將丘德功的故事歪曲和糟蹋得不成樣子。
因此兩條路對我都很困難，我只能從這兩條路的中間找一個夾縫穿過去。
這就是儘力就事論事的來述說這個故事，也就是說立足於丘德功和農場的命運變化來反映文化革命的演變，而不是反之，去借鑒現有的文化革命概念的大前提來敘述丘德功和農場的故事。顯然要在這個小小的故事，脫出現有的各種文革模型，去忠實地複述文化革命的歷程，無疑非常困難，會使文章的篇幅愈寫愈大，這畢竟不是一部專門論述文化革命的專著。為了減少這個困難，我儘可能的以講丘德功的故事來帶動在他周圍燃燒的文化革命， 就像布爾什維克革命之火在奇瓦哥醫生的身邊熊熊燃燒，而齊瓦哥醫生與娜拉的愛情依然在革命之火的烽煙中延綿。不同的是丘德功沒有齊瓦哥醫生與娜拉的那份幸運，他的個人命運被文化革命的中國之火差不多完全吞沒了，我要盡很大的努力才能在革命的火焰中找到他渺小的影跡。
農場是中國的一個小小的角落，有它區別於中國其它地方的特殊性，但是就文革的興起，各個階段的層次，以及人在不同階段的心態，和它最後因林彪的死和毛澤東的健康惡化，力不從心而陷入退無人敢說，進不知何從的泥潭，不死不活的拖到毛死，基本上還是完全尊從這個國家的共性。如果說有區別，那麼這場由毛澤東強加于中國的革命，傳到偏僻農場的時候往往要比其它地方晚好幾個節奏。
我有時想，如果毛澤東真的能活一百四十二歲(當時報道的特大喜訊)，或者永遠不死，文化革命會怎樣結局呢？中國的現在又會怎樣呢？當然這種非常理念的探討不是講究實際利益的中國人喜聞樂見的，可以肯定的是如果那樣的話，中國的近代史就必須徹底重寫了，不會有四人幫坐牢，不會有鄧設計師放出他們的子孫像元朝蒙古貴族在中國走馬圈地一樣去分割國家公有財產，當然也就更不會有習近平的賊喊捉賊式的抓貪污鬧劇了。所以到了中國歷史這個領域上，是沒有什麼政治理論家和學者說的歷史發展的必然性的，純然是一場隨機前進的悲劇。 魯迅先生說中國歷史沒有年代，從字縫中看出的字只是吃人。我的看法有一點不同，吃人很難看出來，中國有這麼多的歷史學家，他們職責就是是將中國歷史塗改的面目全非，將關鍵地方蓋的嚴嚴實實，讓外國人和中國子孫什麼也看不出來。
文化革命的火蔓延到農場是一千九百六十六年的夏天，這時中國的紅衛兵都已經到處在抄家，滅四舊了，農場卻如夢初醒，響應毛主席的口號，要文化革命了。黨委最初理解的文化革命就是與過去的政治運動一樣，揪幾個階級敵人出來斗一下。
這不應該怪罪於農場黨委思想僵化，或者轉移革命的方向。不同於共產黨的上層幹部，對於毛劉的矛盾已經有所了解察覺，知道毛的來者不善和醉翁之意是指向劉少奇，而有意的將毛的矛頭轉向發不出聲音的老百姓，來保護劉少奇和他們自己。但是這個指責卻絕對不適用於農場這樣底層的幹部，他們怎麼可能想到這次偉大領袖的意圖不是要像以往一樣搞階級鬥爭，打階級敵人，而是要打倒劉主席，並且要將農場幹部自己也要揪出來陪斗一下？他們能想到的，能做到的只能是根據過去政治運動的做法，來重複一遍而已。所以毛澤東只憑一條這次運動的重點對象是走資本主義的黨內的當權派的空洞條文，就要他的所有官員去斗劉少奇和他的僚友，斗他們自己，否則的話就是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實在是強人所難，蠻不講理的。其結果必然是使所有的官員都糊裡糊塗的成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反對毛澤東的大家找不到的尚未亮相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
就這樣，偉大領袖毛澤東的文化革命戰略步驟，一開始就將一個小小的在農場求生的下放幹部，與他的整走資本主義的黨內當權派毫無關係的丘德功拖入到一場災難之中，農場確定的要揪的新牛鬼蛇神中，丘德功無可逃脫。
這同樣不能完全怪罪農場的黨委，當他們絞盡腦汁從他們下屬的名單中挑選一個個階級鬥爭的對象時，恐怕沒有比公開叫囂消滅解放軍的人更容易浮上腦袋了。雖然這是莫須有的，而別的工人和幹部連這樣的莫須有也找不到，運動去斗誰呢？史無前例的毛澤東時代，國家大事和國家政治就是通過這樣荒唐的邏輯與個人的命運這樣息息相連起來的。儘管丘德功本人的歷史，思想與反劉少奇和保劉少奇沒有任何關係，和文化革命開始時的開場鑼，掃四舊，海瑞罵皇帝，三家村等等等也沒有一點關係，但是從文化革命的一開始，他就被推到文化革命的浪尖之上，他的命運就隨著文化革命的變化而升沉榮辱，無論丘德功本人，或者農場的幹部都對它失去了控制。
毛澤東政治與中國古代封建政治，劉少奇政治，鄧小平政治顯然不同的一個重要特徵是，他的很多決定不是從組織路途和官僚網路下達和執行的，而是通過他高深莫測的和將來可以任意添加，甚至向反向連接的語言和指令進行的，這些不具有法律嚴密性的模稜兩可的語言，將所有的人，從他身旁的親密戰友，到社會底層的一個小小普通人，都搞得惶惶不可終日，被籠罩到它無形的巨大恐懼的陰影之下。毛玩的是一種高深莫測的心理戰術，正像他自己非常得意說的這是一場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靈魂大革命。這個詭譎的玄術使他死了幾十年後，還有不少文人佩服得五體投地，追求它的絕對價值和永久意義，在裏面輾轉反側，迷戀忘懷，讚不絕口。
當時農場空氣中閃爍著一種可怕的沉寂，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恐怖瀰漫在農場的每一個空間，這就像戰場開戰之前，兩軍對壘時的寂靜一樣可怕，人心充滿恐懼，個個心懷鬼胎，不知這次誰該遭殃？ 因為以共產黨的階級鬥爭理論VS人性，從共和國的主席，總理，到一個農場的小小農工，哪一個沒有辮子捏在上級領導的手裡，但是表面上這一個個都有辮子被捏住的人都比沒有辮子的人更想顯得沒有辮子，更意氣風發，更鬥志昂揚，這就要比沒有辮子的人更起勁的高唱著社會主義好和東方紅。包括在天安門廣場上，親自起勁的指揮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的周恩來。看著照片和電視中周恩來那種激情澎湃的樣子，如果有人能看到在他的激情下面是也是褲子中邱德功說的要藏起來的一條條尾巴在發功，怎麼不令人為他難過。貴為國家總理都是這個樣子，中國人活著怎麼不難啊！所以對於任何一個叫做中國通的外國人，想真正了解中國人的人生，真是難於爬中國的蜀道。他們可以將中國話講得地地道道，但是他們對中國人和事情的解釋往往失之毫釐，謬以千里，牛頭不對馬嘴。
終於在一個夜晚，轉瞬之間，農場的政治中心，食堂兼大禮堂就鋪天蓋地地貼滿了歪歪斜斜的大大小小的大字報，在進門的地方，有一幅用大體字寫的大字報特別顯眼，上面寫著：「郭大鬍子，你為什麼一個人吃了七個人的肉？」和「堅決要求揪出用大刀砍了一百多個共產黨頭的歷史反革命」。指的是生活科科長郭大鬍子多吃多佔，一個人吃了應該分給七個人的豬肉，和已經被毛澤東御定為功過相抵的戰鬥英雄趙風山。
當然企圖消滅解放軍的現行反革命丘德功的大字報也赫然其中。
倒是沒有一張大字報是針對我們反動學生的，一個可能原因是我們的問題已經定案，不屬於暗藏的壞人，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農場黨委學習了十六條，文化革命的指導文件，學生的問題一律不整。不管怎樣，我們是學生，雖然是反動學生。
在大字報出現的同天，還有一個令人感到毛骨聳然的景象是農場幹部袖子上突然都戴上了紅袖標，上面寫著毛澤東思想赤衛隊。這個不平常行為增加了空氣中的蕭殺氣氛，既然是赤衛，一定是碰到了強壯的敵人， 可是敵人在哪裡呢？ 以黨委的強大，對付大字報上點名的這幾個牛鬼蛇神值得這樣嚴陣以待嗎？其實這些所謂的毛澤東思想赤衛隊自己也不知道要赤衛什麼，正像後來的歷史發展證明的，毛澤東這次運動要收拾的敵人，正是他們這些這一刻信誓旦旦地準備去保衛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赤衛隊。
大字報一出來后，鬥爭會已經是箭在弦上，大字報點到的人被拖上了鬥爭會。這是丘德功面臨著的第二次因為唱消滅解放軍而開的鬥爭會。
這一次的鬥爭會丘德功沒有上次的幸運了，既沒有徐仁芳給他的認罪機會，也沒有「一雙雙火辣辣的目光盯住了汪深」 問汪深有沒有聽清楚了。只有一個家屬怯生生的說「汪師傅，你聽清楚了嗎？」，汪深混濁的眼睛這次非常明亮，挺著胸膛 回答得堅決和響亮：「我聽得非常清楚」。沒有一個人再追問汪深，為什麼你上次說沒有聽清楚。代替的是憤怒的口號，和所有人的對丘德功的仇恨。而上次用辛辣語言逼迫汪深的李雲飛正滿頭大汗的在鬥爭會上領喊口號，和帶領著大家唱「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倒它就不倒」，他聲嘶力竭的充滿情感的聲音使人們完全忘記了上次會場上的同一個李雲飛說過什麼。
我敘述這個故事時與中國的小說家，回憶家，政治家的一個重要區別是，沒有好人與壞人的對立，沒有光明與黑暗的較量，沒有善良與醜惡的角斗。在丘德功的鬥爭會上，看不到任何這樣清晰的對立，而有的只是對一個已經失去保衛能力弱者的共同殘踏和蹂躪。但是對立又是確實存在的，它不是存在人的層面上，而是在人的心裏面，這個對立對於中國人都是大同小異的，無論是丘德功，是汪深，是主持這個鬥爭會的邵蘭新，還是在這個會上這一刻正助紂為虐的一個個參會者，在心的深處，都有一個立足於他們本人經歷，個性，良心，形勢，壓力，利益混合在一起的精確計算和斟酌，使他們在兩個對立的結果中遊離，彷惶，而最後他們在這個特定場合中的表現，正是他們對這件事件計算和斟酌的最終平衡結果。當文化革命以雷霆萬鈞的威攝壓過來的時候，個性，良心等等在計算和斟酌中的份量都會被壓縮到忽略不計的程度。道德，公平，正義和良心對這些沒有基本權利的人來說是一種奢侈，在一個人人自危的災難中，大部分人能夠做的，應該做的都是首先保護自己。
直到今天，我童顏鶴髮的時候，回頭望去，才明白主導著這個暴風雨般的氣氛下面，作怪的是每個參加會議人一根根被捏住的辮子和褲子里的藏著的尾巴。說到底，中國人都是有著非常相同思維方法和處世哲學的人，不管是高官，平民，還是罪犯。不同的只是他們在不同的位置，就要說不同的話，做不同的事，如果將他們互換位置，表現也只是大同小異。
到了這個時候，丘德功已經被捲入到一個無形的風暴中，在這個風暴中，事情的真假，丘德功的態度，都已經無關緊要，汪深，李雲飛，邵蘭新也都無關緊要，沒有人再能控制這件事情的下一步，丘德功的命運將，而且只能將，隨著這個國家的政治風暴，隨著文化革命的風雲，在中國烏雲密集的天空亂飛，亂轉，誰也不知它會在哪裡停下。
（六）造反
從1966年初到 1966年8月，文化革命的暴風雨席捲著丘德功在中國的政治上空繼續旋轉，丘德功歷盡各種災難，鬥爭會，遊街，他就像一片枯葉在暴風雨的夜空中狂飛亂舞。
正在這個時候奇迹發生了，站在神秘的高深莫測的烏雲中的毛澤東，東一榔頭，西一鎚子，將他的戰友和全國的官僚們耍得糊裡糊塗，摸不著頭腦，捉弄夠了的時候，以太陽的姿態從雲中鑽出來了。
1966年8月，他在北京大學貼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
「在50多天里，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又何其毒也！聯想到1962年的右傾和1964年形「左」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醒的嗎？」
大字報讓慣於聽從他的命令去整老百姓的官僚們莫明其妙，膽戰心驚：你不是一直叫我們去搞階級鬥爭，去整老百姓的？ 怎麼這次整老百姓就變成圍剿革命派，白色恐怖了？ 當然只是在心裏嘀咕，沒有人敢去公開責問毛澤東為什麼的。
不管怎樣，烏雲散開了，丘德功就莫名其妙地被救了，救他的不是他自己，也不是人民，更不是法律和政府，而是毛主席。主席像東方紅唱的一樣從烏雲中升起，陽光從北京的金山一直照到農場，將丘德功從一個牛鬼蛇神，階級敵人的地位一下子上升到與毛澤東站在一個戰壕里的造反派。丘德功因毛澤東搞文化革命而成牛鬼蛇神，現在丘德功又因毛澤東搞文化革命而成為反對走資派的造反派，而所有這一切變化丘德功本人什麼也沒有做。
人們開始以新的敬畏的目光投視丘德功和其他被舊黨委揪出來的階級敵人了，毛主席說他們才是真正的革命派，但是大家，包括這些人自己心裏都在打鼓﹕
這個陽光是真的嗎？為什麼毛主席要幫助我們，為什麼他要讓我們去反對他倡立和領導的黨委呢？叫我們豁的一身刮，敢將皇帝拉下馬，毛澤東他本人不就是皇帝嗎？ 跟著皇帝造去反，這個造反還是造反嗎？
人們用一種審度、不理解、乃至不信任的目光看著毛澤東的這番話。人們嘴上在叫文化革命萬歲，心裏在想，這是不是已經玩過的釣魚上鉤？
飽經政治運動風霜的人，都看出這場運動的荒誕不經，漏洞百出，沒有人敢輕舉妄動，大家都在翹首以待，靜待下面的變化，農場一片寂靜。
反右的記憶太深刻了，人們對那次的背信棄義仍記憶猶新。從毛澤東貼出大字報到人們真正起來造黨委的反， 奪黨委的權之間有一段非常長的沉寂。
毛主席說：
「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頭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
大家毫無反映。
毛主席說：
「豁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
大家還像若無其事，沒有人捨得被剮，去斗他的上司。
對於毛澤東一個比一個強烈的煽動，好像無人聽到。沒有一個人傻到真要去把皇帝拉下馬，因為那不就是要將毛澤東自己拉下馬嗎﹖當然誰也不敢將這話說出來。
但是這種平靜是表面上的，人心中的冬蟄已經在那裡蠢蠢欲動了。人的心中往往都存在一種逆反的引誘，這種引誘在困難的時候，叫做希望，在生病的時候，叫做康復，在被壓迫的和受到欺侮時候，叫做反抗。在一個暴烈的專制制度下，鎮壓的殘忍使這種逆反引誘愈退愈遠，銷聲匿跡，以至人們都快忘記它了，但是它不可能死亡，因為它的死亡就像征著生命的結束。心理大師毛澤東深知這個道理，他不斷用試牙草像逗蟋蟀一樣在誘發人們心中的這個魔鬼，使它復活，使它仇恨，使它憤怒，去咬，去撕，去流血。這些官老爺們在老百姓頭上指手劃腳，作威作福已經曠日月久了，怎麼可能沒有民憤呢？不是冤沒有頭，債沒有主，而是需要一把火，一旦大火燒起來，它就會熊熊映天， 毛澤東知道。
幾十年後，到了國外，至天命之年後我才明白，問題不是出在不平上面，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不平，問題的關鍵在於怎樣對待這些不平，怎樣給這些不平一個出口，否則月積日累，到了一定時候就要爆炸。國外的現代人性，道德，宗教和哲理都主張用寬恕和理性來消除積怨，而毛澤東認為必須斗，他說八億人，不鬥能行嗎？所以他讓老百姓以牙還牙，你砍我一刀，我就砍回一刀，毛澤東思想與現代文明就在這裏分野。
他繼續說，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它就不倒，可是大家害怕，將來再打回來怎麼辦？
大家仍然無動於衷，農場還是一片靜寂。
農場的文化革命的興起可能要比中國的其它地方更為艱難，因為農場的工人幹部以複員軍人為主體，對於共產黨政治運動都有豐富經驗，不太會響應毛澤東造反的鼓動。當農場的當權派被從官位趕下來，與我們這些反動分子一起勞動的時候，我聽到了一段非常精彩的對話，是在中學校長李喜元與黨委機關書記劉世雄之間進行的。李問劉下一步應該怎麼辦，這時，劉說：「我寧願犯政治路線的錯誤，也不犯組織路線的錯誤」，「在政治路線與組織路線發生矛盾的時候，我選擇組織路線」。 劉說這二段話時，神色凄涼，但無比堅定。劉的這段話不但反映了農場工人和幹部在共產黨政治中的成熟和睿智，而且也反映了中國人對待政治鬥爭的根本原則，派系的遠近要遠遠重於道理的對錯。
作為黨魁，毛澤東當然知道他的文化革命的艱難，不盡然來自他在人心中已經有過出爾反爾的記錄，還來自他的黨的多年的鐵血政策。毛澤東知道他已經在草堆上澆上了油，現在需要有人點上火，那怕是一點火苗，熊熊大火就會燒紅半邊天空。到那時候，所有看風使舵，瞻前思后的人一旦上了賊船，再無退路，就會奮不顧身的。
可是誰來點這個火苗呢﹖
毛澤東使出了一個歷史上空前絕後的方法，但就這個方法就已足知毛的為人，為達目的而不顧一切。
他打開了潘多拉盒子，放出億萬學生，讓全中國的學生不上課了，免費火車，免費旅館，免費全國串聯，去造反。將周恩來在那裡苦苦支撐的國家秩序打得稀巴爛。
就這樣中國的學生們，戴著紅衛兵的袖章，沖向工廠，機關，農場，用他們一知半解的毛澤東語錄去套那裡的革命，生產停頓了，辦公室關門了，官僚們被戴著高帽子遊街，這些學生戴著毛澤東的虎威，初生牛犢不怕虎，將全國搞得天翻地覆，最要緊的是他們鬧過就走了，沒有怕報復之憂，國家陷入大混亂，火終於點著了。
恐怕古今中外，歷史將來再也不會有第二個人想出像毛澤東這樣荒唐，惡毒和缺德的方法。
將未成齡的孩子用作政治工具的做法在世界上不會再有了。且不說這種做法的卑鄙，這些孩子智鑒尚完全發育，不能對他們的行動完全負責，而且這種做法讓整整一代人斷絕文化教育，對一個國家的未來會造成多大的影響。我們從這裏看到了貫穿毛澤東人生的另外一個特點，那就是打架時的狠，毒，不計後果的市井無賴式的拚命。無論毛澤東小時候用死嚇退他的父親，或者以死三億人對抗美國的原子彈威脅，都充滿了這種不顧後果的拚命打法的兇狠，可能正是他的這種兇狠使所有他的戰友，包括柔功達到化境的周恩來望而生畏，乖乖稱臣。
黨委的癱瘓，使國家基層那個被普遍叫做「單位」 的怪物出現了權力真空，於是各種五花八門的造反組織出現了，部分的掌握了單位的權力。一個特殊的被叫做造反派的群體走上了中國政治舞台。
首先造反派這個名詞是一種誤導，這裏所謂的造反派實際是毛澤東的工具，而毛澤東是皇帝，那麼這個群體不管叫什麼，例如叫走狗，叫馬屁精，都比叫造反派有道理。被叫成了造反派反而成了一種譏諷，因為這些人是跟著皇帝去剷除異己的。如果當時中國劉少奇是黨的主席，毛是付主席，那麼叫造反派就名副其實了。不過那時候大部分人又會選擇跟著劉正主席去造毛副主席的反了，被整死的就是毛副主席，而不是劉正主席了，唯一的區別就是如果劉正主席要造反毛副主席，點火就要容易多了，將毛副主席反右，大躍進，餓死人的事迹一公布，全國馬上就會海沸山崩。
其次將這些所謂造反派被描寫成一批沒有頭腦，腳底流膿，頭上生瘡的打砸搶分子是另外一個誤導。其實在文化革命鬥爭中他們從來沒有真正處於過上風，從誕生的那天起，他們就是一群不由自主的炮灰。他們因舊黨委拋出而哀，然後又因毛的造反而救，進而又因毛的文化革命而榮，最後又因毛的拋棄和舊黨委報復而死。他們就像一群尾巴上被繫上了澆上汽油的火柴的狗，前進是死，退也是死，他們是中國歷史上真正的悲情人物。
即當毛的文化革命到了如火如荼的時候，造反派從被舊黨委拋出而糊裡糊塗的變成與毛澤東一個戰壕與舊黨委開戰的時候，他們也從沒有到過輝煌的境界。他們最榮耀的時候，是舊黨委被停工，各種造反派組織奪權的時候，那時候不管什麼組織都叫自己為造反派，需要幾個像他們這樣開始被舊黨委揪過的人物來領軍，點綴自己是真正的造反派，掩飾自己的保皇本質。
農場的造反相比全國其它地方要溫和得多，到了東北石油學院的學生造反到農場，解散黨委，召開鬥爭會的時候，農場的形勢已經如箭在弦上，壓不住了。緊接著青年工人黃義一貼出了與毛澤東題目非常相似的的大字報，《炮打農場黨委--我的一張大字報》，實際這時造反已經是無驚無險，挾天子之威而號天下了，黨委已經成了死屍一首，不敢還手了。然後一批支持的大字報蜂擁而出，北京傳來的模式，戴高帽子，噴射式，剃鬼頭，遊街，奪黨委權，成立革命委員會等等在農場原封不動地照演了一遍。
對於這些全國通演的節目，沒有什麼好說的，我印象最深的只是在鬥爭農場黨委書記茹作斌時候的一幕，他鎮靜自如，借大會斗他的時間，對他下面的幹部說：同志們，接受黨和人民考驗的時候到來了，後面他放棄了一切抵抗，對所有的控訴，一律回答，我有罪，我對不起毛主席和大家，我向大家認罪。 他非常清楚，這些認罪都是空洞的，誰來治這些罪，怎麼治？而當有日他們回復過來時，他們對老百姓的治罪才是毫不留情和實實在在的。
等這些毛澤東設計的戲都演完的時候，農場的真正革命才開始了，農場的工人們開始思考怎樣借毛澤東的力量，借毛澤東的文化革命來改變自己的命運了。這時候 真正決定農場命運和農工命運的較量和革命，打著保衛毛澤東思想的旗幟的造反開始了。
這個農場工作的人除了本來就是拖拉機和康拜因工人以外，大部分都是有各種尾巴被上級控制，或者沒有重要尾巴，但是不為上級領導信任和喜歡的工人和幹部，這些人沒有經任何法律判決，甚至政治處罰就被集中到周圍全是勞改農場的所謂大慶五七農場，實際就是心照不宣的二勞改。 這種侮辱對於在這裏工作的人來說是壓在頭上的無形的石頭，現在這個多年來不敢言傳的憤怒終於在黨委被打倒后爆發了，人們面對著一個真正重大的和具有實際意義的命運問題，一場名副其實的革命。
問題的焦點集中到這是一個什麼農場？是石油部和大慶私設的勞改農場，還是像毛澤東五七指示說的：
「同樣，工人也是這樣，以工為主，也要兼學軍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參加批判資產階級。在有條件的地方，也要從事農副業生產，例如大慶油田那樣。」
一個走五七道路的農場。
農場的保皇派，大部分是黨的幹部，人數只有農場5%，他們說這是執行毛澤東五七指示的五七農場。
農場的造反派，也就是除農場幹部的大部分人說，毛主席說工人以工為主，而我們這裏變成以農為主，這是一個黑農場。
正像多年來政治運動整人一樣，整人的幹部絕對不談為什麼整這個人的真正原因，而千方百計的要給被整人扣上一頂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帽子，所以這次農場的造反工人也以治人之道還治治人己身，絕口不說自己的憤懣是石油部和大慶私設的勞改農場，自己平白無故的被送來二勞改，而口口聲聲自己是在保衛毛澤東思想，大慶和石油部反對毛澤東思想，拒不執行毛澤東的五七指示。 毛澤東說工人以工為主，也要兼學軍事、政治、文化，現在大慶和石油部讓工人長期種地，是對抗毛澤東的五七指示。造反的工人們自作聰明的認為，只有反對毛澤東思想這個帽子，才能使大慶和石油部害怕，使他們讓步。
有趣的是在提到石油部和大慶私設的勞改農場時，我們這十一個被送到農場改造的反動學生當然也就被拿出來做為這是變相勞改農場佐證。但是這些農場的造反工人幹部只是想將我們用作為打大慶和石油部的炮彈，並不想真正傷害我們。所以又小心翼翼的說明，根據十六條，學生的問題一律不整，放到運動後期再說。隱藏在同為天下受苦人之下的惺惺相惜，苦心孤詣，令人心酸。
由此可見，農場工人的造反是多麼善良，多麼軟弱，多麼蒼白。
如果是真正造反，抗議反對毛澤東思想的走資派，理直氣壯，就應將農場封閉，開著拖拉機康拜因浩浩蕩蕩直奔大慶，可是這些造反的人心裏還是害怕，沒有人敢這麼做，就派出一批批的代表去大慶和石油部與已經被打倒的走資派和那裡的革命委員會談判。這就形成了一個奇怪現象，造反的人在求被打倒的人批准，而那些在台下的官員一個個老奸巨猾，對於這些要求，一副愁眉苦臉的樣子，我有罪，我反對毛澤東思想，但是現在我沒有權，我有了權一定會考慮革命群眾的要求。但是他們心裏比誰都清楚，所謂的因為工人以工為主，現在讓工人以農為主的反毛澤東思想的罪名純然是無稽之談。 所以農場工人要求撤消農場讓他們返回大慶的願望註定是個死胎。
在這個時候我與丘德功有過一次嚴肅的談話，也是我們之間的最後一次單獨談話。
那是一次批判農場黨委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大會的會後，天漆黑一團，沒有一顆星星。 我與丘德功走在回家的路上。老丘似乎還沉浸在會上大叫撤消黑農場的興奮中，對未來充滿希望和激動，我決定提醒他一下，我開門見山：
老丘啊，要當心啊！
丘德功茫然地看著我，他似乎不明白在這農場一片叫砸爛黑農場，農場的官員一個個被戴帽遊街，下放黑鬼隊勞動的大好形勢下，此話從何說起。
我解釋說，要防止形勢倒轉，秋後算賬啊！
丘德功一下明白了，他激動地說，我知道，但是他們是反對毛澤東思想，我們是在保衛毛澤東思想，他解釋給我聽，無論如何，他們不能說我們捍衛毛澤東思想錯的，給我們定罪名，他露出一種自認為非常得計的自信。
看出我一付不以為然的樣子，他補充說：
不過我也只是跟在大家後面叫叫，農場所有人都在叫砸爛黑農場。
這倒是真的，差不多所有運動開始被黨委打成反革命的人，現在都是各群眾組織的頭頭，而老丘只是一個人數眾多的組織的普通成員，跟著大家搖搖小旗而已。 我覺得他還是當心的。將來算賬時至多批判一下就算了。
但是我錯了，老丘更錯了，在秋後算賬時，他們放過那些跳得最凶的，但是苗正根紅的人，抓的和瞄準的就是有過歷史問題和出身不好的人，哪怕這些人只是唯唯諾諾地跟在後面打小旗。
誰也沒有想到丘德功要以生命為代價去償還他怯生生地跟著大家叫嚷砸爛黑農場的小小罪過。更悲慘的命運在等待丘德功。
(七) 暴死
文化革命中毛澤東做了四次背叛，這四次被背叛的對象都是於他有大恩惠的，或者是被他作為工具派了大用場的人。當他做完最後一次背叛，也就是背叛他功勛昭著的元帥林彪時候，他已經騎虎難下，精疲力盡，不知怎麼辦了，隨著健康每況愈下，不久就離開人世了。
毛澤東的第一次背叛是對他忠心懇懇，為他的階級鬥爭國策常年賣命的官員。這次背叛是打著打倒走資派的旗幟，所以理直氣壯。在這場搏鬥中，毛澤東以個人之力獨對共產黨組織和它的官僚，這使他的聲譽如日中天，成為中國的神。完成第一次背叛的時候，毛澤東滿面紅光，意氣風發。
毛澤東的第二次背叛是將點起文化革命熊熊烈火的，為他打倒走資派立了卓越功勛，視他為天神的革命小將，統統送到農村去，毀了他們受教育的權利，毀了整整一代中國人的青春，但是他的上帝地位絲毫未動搖，中國人仍將他視為神。做完第二次背叛時，毛澤東依然精神矍鑠，躊躇滿志，沒有感到有任何對不起這些尚未成年的孩子的地方，這些孩子和孩子的父母也沒有對他發出指責和反抗。
毛澤東的第三次背叛是將最初被他譽為革命派，後來為他扳倒黨委系統衝鋒陷陣的所謂造反派，送回重新掌權的官員去，任他們污辱，蹂躪，屠殺。從此造反派如喪家之犬，死的死，關的關，一個個惡名昭著，成為文革打砸搶的代名詞和替罪羊。做第三次背叛的時候，毛澤東依然意氣風發，蹈機握杼。沒有人認為這些造反派可憐，大部分人覺得他們是罪有應得。
讓我們看看毛澤東是怎樣臉不紅心不跳的將這些他從老虎口裡救出來的他稱之謂革命派的人，在使用完后，又平靜的，順理成章地將他們送回走資派去報復折騰的。
一九六八年五月，姚文元將新華印刷廠軍管會的文章送毛澤東批閱時，用了「清理階級隊伍」這個名詞。毛澤東批示：「建議此件批發全國。在我看過的同類材料中，此件是寫得最好的。」從此「清理階級隊伍」即在全國展開。
毛澤東指示：開展全國全面的階級鬥爭，重點是北京、上海、天津、東北。一月三十日，他在一份關於階級鬥爭情況的報告上寫了個批示："黨、政軍民學、工廠、農村、商業內部，都混入了少數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變節分子。此次運動中這些人大部分自己跳出來，是大好事。應由革命群眾認真查明，徹底批判，然後分別輕重，酌情處理。"
什麼是清理階級隊伍？毛澤東說得很清楚，就是清理出身不好和有歷史問題的人，他們大部分都是文化革命一開始被黨委揪出來作為文化革命炮灰的人，而也正是這些人為他後來打到走資派的文化革命立下了汗馬功勞。現在毛澤東將他們使用完了，又堂而皇之地原物送回，任還鄉團蹂躪出氣。
可是此一時彼一時也，這些人被重新揪斗時，與第一次黨委將他們拋出來當炮灰時已經是情況完全不同了，上一次黨委是執行毛澤東階級鬥爭的國策，例行公事，揪幾個人斗一斗，而這一次新黨委對他們是恨入骨髓，動真格了，因為他們被遊街，被戴高帽子，被抄家，這些雖然是毛澤東要做的事情，但是是通過這些人做出來的，現在這些罪行無法給毛澤東算，也就理所當然地統統加到造反派身上去了。讓造反派為毛澤東代過，讓他們在造反派身上傾瀉和發泄仇恨，是毛澤東對他們的恩寵有加。所以這次清算新黨委不但是帶著階級仇恨，而且帶著這些當權派自己的個人仇恨進行的，其程度空前慘烈，使清理階級隊伍運動成為文化革命最恐怖，最殘忍，死人最多的時期。
文革形象至今存在各種誤導：
它的第一個誤導就是抹殺了文化革命中最慘烈，最殘忍的時期是清理階級隊伍，而說成最恐怖是運動早期的走資派，官員和名人被斗。
它的第二個誤導是造成了一個印象，文革中的種種恐怖，包括運動開始時候的衝擊名人和游斗官員，其後的武鬥，都是造反派搞的，而不是毛澤東號召搞的。
它的第三個誤導就是將文革描成是解放以來最慘烈的政治運動，實際情況就它整個運動的情形來看，除清理階級隊伍，其它時期的恐怖是不能與土改，鎮壓反革命，反右，甚至四清並論的。其根本原因文革前期黨組織癱瘓，群眾組織只管面上的事情，老百姓不用再思想彙報，不再受積極分子監督，完全處於自管自狀態，享受到從來沒有過的自由。就是參加了群眾組織的人，很多只是掛個名，並不參加派戰和武鬥，他們與在群眾組織外面的人構成了大大多數，被稱為逍遙派。文革後期林彪死後，更多的老百姓和官僚對政治失去興趣，政治運動再也發動不起來，加上當官的經過文革老百姓的反彈，除了對造反派鎮壓不留情外，對老百姓溫和多了，這時候不但大部分老百姓享受的自由變得更徹底了，就連我們在改造的反動分子，日子也好多了。
丘德功就是死於清理階級隊伍運動。
他從被毛澤東搞的文化革命的一開始被揪出來，其後為毛澤東造反所救，最後又在清理階級隊伍中被毛澤東重新送回新革委會去處理，這其間，整整三年，我們對他的個人活動確實沒有什麼好說的，他實際什麼也沒有做，他的命運全部由文革的變化而決定。下面我們看看他最後的路是怎麼走完的。
農場是這麼一個地方，除了少數農場幹部以外，差不多農場裏面所有的人都認為這個農場是石油部的黑農場，是變相的勞改農場，應該砸爛，待在這裡是對他們政治生命的蹂躪和污辱，他們渴望回到大慶的石油工業上去。但是農場造反派不敢直接說明這個真正的原因，只敢拐彎抹角，借用毛澤東的五七指示，工人以工為主，而讓他們長期種田是以農為主，是公開反對毛澤東思想。他們以反對毛澤東思想的這個大帽子向黨委扣去，以為大慶領導會害怕，會讓步，會同意撤消這個農場。
農場在群眾組織掌權后，一次次地派出代表去大慶，去石油部，向被打倒的舊黨委成員要求撤消農場，那些當時正在被斗的舊黨委成員，一個比一個態度好：
「同志們受委屈了，我反對毛澤東思想，我有罪，讓你們這麼多年來受苦了，但是我現在沒有權來解決這個問題，如果將來我有權了，我一定記住你們的要求，讓你們回到工業戰線上來。」
代表們帶回來的消息一次比一次好，農場的人無比興奮，有的都在準備搬家了。
誰知道他們等來的不是搬家，不是農場撤銷，新革委會一成立個馬上就根據毛澤東的最新指示，清理階級隊伍，開始揪砸黑農場的壞分子。
大慶新的革委會顯然認為像農場這樣的地方，裏面不是好人多數，壞人是一小撮，而是反之，依靠群眾在農場是不行的，他們決定從大慶派人過去用棍子將農場的人打服。
來的人既是秋收支援隊，又是打人的隊伍。由農場革委會提供名單，哪些人該被打，打的程度應該是輕還是重。
如果光從清理階級隊伍的標準來看，丘德功確實不應該在被打的名單上，丘德功自被毛澤東解放后，在整個文化革命中，既沒有斗當官的，也沒有成為群眾組織的頭頭，只是砸爛黑農場組織的一個普通成員，而且是一個不活躍的，跟在後面打小旗的成員。對於農場95%的人都是砸爛黑農場組織成員的這個事實而言，丘德功在文化革命中沒有被斗被打的理由。如果要算砸爛黑農場的賬，那麼四隊中叫得最凶的李雲飛，黃福民應該是主要被打的對象。
但是錯了，丘德功被赫然列在被打的名單的首位，而在運動中跳得最凶的李雲飛，黃福民只是陪打。
李雲飛被叫出來準備修理的時候，他突然跪了下來：「我的老爹，我的老媽，我這個人是最怕打的，只要不打，你們讓我叫爹叫娘，叫我學烏龜爬都可以」，他的聲音像京劇裏面那種丑角的聲音，又尖又細，極有表現力和感染力，搞得支援隊的人忍俊不禁，又不敢笑出來。但對於這種棉花般的人，誰也下不去手，加上他在名單上不是主要分子，因此裝模做樣的訓斥了一頓就過去了。
然後李雲飛，黃福民這些被定為陪打的人，心懷餘悸，在打人的會上拚命表現，上串下跳，給打人火上加油，來爭取自己被輕打，或者鞏固自己不被打的地位。
當然丘德功就沒有這個機會了，不管他怎麼樣表現，都是沒有用的，他註定要被狠狠地打，因為他是作為砸爛黑農場的幕後黑手，被揪出來的。
可是誰會相信已經被他們嚇得唯唯諾諾到處忍讓的丘德功是黑手？連他們自己也不相信，打丘德功只因為他出身不好，又有唱消滅解放軍的記錄，將他揪出來就更能表明砸爛黑農場是由壞人操縱的，廣大群眾是被利用了，讓害怕被打的廣大群眾體面的退下去。在共產黨的政治運動辭典中，從來沒有冤枉不冤枉一說，而只有策略，怎麼做對黨的事業有利就是對的。
來四隊打人的是大慶設計院和研究院，都是知識分子，大慶文革中兩院與工讀學校並列為大慶打人最凶的單位。兩院中都是臭老九，出身不好的人多，為了得到黨的信任，打人厲害是可以理解的。至於工讀學生，他們的年齡相當於初中學生，為什麼打人厲害？ 我一直不得而解。相形之下，高中和大學的學生就比工校文明多了，是不是人類在少年這個歲數段，或者中國人在這個歲數段特別殘暴，也許將來有人能解釋出其中的生理原因。
我沒有參加當時打人的現場，不能描寫出丘德功被打死的具體場景。至今回憶起來，這是一件幸運的事情，參加那樣的會議對我不但危險，搞不好就會被卷進去，而且也極其痛苦。試想一下，面對著一幫人群毀一個沒有抵抗能力的人，一個在求饒的人，而自己必須參加另一幫人大聲叫打得好，那是一個什麼樣的場景啊！我想都害怕去想。
丘德功沒有等到毛澤東的最後一次背叛就死了，我相信如果他能等到這最後一次背叛，他就不會死了，我們這些飽受社會壓迫和欺凌的人的曙光已在前面不遠了。毛澤東搞完清理階級隊伍以後，又對準了新的目標，使他不可一世的生涯走上轉折點，毛澤東終於遇到了滑鐵盧。
這次毛澤東背叛的是他最親密的戰友，他的元帥林彪。且不說這個人在他建國中為他立過多少功勛，只就文化革命說，沒有這個人在軍事上保駕，在政治上為他鼓吹，他的文化革命是無法起來的。說他是文革的最大功臣，毛澤東最強力的助手並不為過。直至今天為止，毛澤東為什麼要搞林彪，官方無法給出一個令人信服的理由，沒有人相信林彪要搶毛澤東的權，要政變。同樣關於林彪怎麼死的，官方也無法給出一個令人能相信的說法，開著飛機逃走，飛機自己從天上掉下來的說法確實連孩子都不能相信。
共產黨是不會公布這個真相的，而且隨著了解情況的人大部分都已死去，它有沒有真相都已經是問題了， 林彪問題只能是一個謎，一個謊話被永遠記載在中國歷史上。
但是落花流水，這些都不重要了，對我們重要的是歷史終於翻過了一頁：
林彪用他的死結束了毛澤東的神話；
林彪用他的死結束了共產黨的理論制高點；
林彪用他的死降低了中國人民的愚昧水平，使兇殘的中國人失去了做政治運動幫凶的興趣；
當然對我們和丘德功這樣的人，更重要的是林彪用他的死使在水深火熱中掙扎的5%地富反壞右的日子好過多了。
可惜丘德功沒有等到這一天。
(八) 兇手
丘德功死了幾天後，我從場院去到隊部的辦公室。平時濟濟一堂大家坐著開會的地方，這時空蕩蕩的，一個人也沒有。地上杯盤狼藉，我的目光慢慢的從門口的凳子向前移去，在一個角落的凳子下面，我停頓了下來，因為我看到了一樣東西：
丘德功的皮帶像一條死去的蛇，蜿蜿蜒蜒地趴在那裡，它的頭部掛著很多小刀，錐子之類的工具，翹了起來，好像在哭泣，正是用這些工具，丘德功在他的不眠之夜為多少人修手錶，收音機，現在它們再也沒有用了，因為它的主人死了。我的眼睛感到熱，鼻子有些酸，那一定是那天打丘德功的時候，給解下扔在那裡的，但是這麼多天過去了，為什麼沒有人撿起來？
我在問誰呢，自己也奇怪。
我又想，誰也不會去撿的，這根皮帶承受著人的心靈不能承受之重，那些在會場的人，在那天打人的熱火沸騰中，誰沒有叫口號，火上加油？面對這根皮帶，是何心境，人的良知畢竟不能死盡。
幾天後，我與幾個工人一起幹活時，李雲飛突然說：「丘德功死得冤啊」，他的口氣充滿了不平之意，我詫異地看著他，想從他的臉上看到他的歉疚。因為我被告知，在打丘德功的會上了，他給打丘德功火上澆油，跳得非常凶。可惜我沒有看到一絲愧色，只有對他人的指責。他繼續說下去，沒有人響應他，我看到周圍人臉上的悲愴，大家不忍談這個題目，老張用懇求的口吻說：「請不要說這個了」。
李雲飛自己可能覺得他對丘德功的死沒有責任，他在那個會上的表現，是出於無奈，否則自己就要被打。
那麼是誰殺死了丘德功呢，誰應該負責呢？
丘德功的妻子大李，一位令人尊重的女性，自丘德功死後，將家封了，領著四歲的兒子去告狀。她背著被子(當年旅行必須帶的)，拖著孩子，走遍大慶，哈爾濱，北京的所有可以訴訟的地方。
她去告誰呢？
告邵蘭新？沒有他對丘德功的歧視，可能丘德功就不會處於地富反壞的邊緣，只差一個理由就可以被斗。 否則汪深怎麼敢造出消滅解放軍的荒唐故事？但是邵蘭新自己還一肚子怨氣，在四隊選舉新的領導班子時， 他拒絕再當隊領導，他覺得自己常年來聽黨話，認真負責的教育四隊的工人，辛辛苦苦，想不到大家竟這麼恨他，竟讓他戴高帽子遊街？他是個榮譽心極強的人，這口氣難咽下去。何況丘德功死的時候，他連幹部都不是，是革命委員會掌權，他根本不覺得自己有責任。
告汪深？汪深是有些覺得對不起丘德功，但他只是體現上司邵蘭新的旨意，何況他為這件事已經感到深深的自責，自丘德功死後，眼睛看人更混濁了，走路低著頭，不敢看人。但是他怎麼會想到最後事情變成這樣呢？打丘德功他沒有做任何事，丘德功是為砸黑農場被打，不是為唱消滅解放軍被打，他怎麼能對丘德功的死負責呢？
告當時的四隊革命委員會？但是他們是接到大慶革委會的指示，提供一份鬧砸爛黑農場最凶的人的名單給秋收支援隊。選丘德功是因為他不但參加砸黑農場，而且出身不好，還要消滅解放軍，但是他們也不贊成打死丘德功，他們不能對打死丘德功負責。
告李雲飛，黃福民？他們都在砸黑農場的名單上，也可能要被打，為了表現自己痛改前非，他們當時會上不得不特別積極，但是他們沒有參加打人，怎麼能對打死丘德功負責呢？
告大慶秋收支援隊？他們被告訴這個農場的人都不是好人，不是反革命，就是壞分子，現在竟然反對改造，要砸農場，應該教訓一下，大慶革委叫他們打，他們能不打？ 至於被打的人名單都是農場提供的，每個人打得輕重程度都有說明，他們怎麼知道打得合不合適？何況去打的人主要也是在研究院犯了錯誤的知識分子，知識分子當時是是臭老九，他們為了香一點，就更要打人，下手是重了一些，但是本意不是打死人，而且當時是混打，所有要求進步的知識分子都上去打了，用打來表示自己的階級立場堅定，你讓誰去負責？
大李也不知道告誰，她只知道她的丈夫的死是冤枉的，現在冤有頭，債找不到主，她最後告的是大慶黨委，大慶黨委也哭笑不得，因為他們連丘德功是誰都不知道。
大李是一個工人，她不懂政治，她不可能想到去告毛澤東。確實毛澤東的責任比上面說的人都大，但是告毛澤東當時是要殺頭的，就到現在仍舊是不允許的。另外毛澤東也不能對丘德功的死負具體責任，如果我們在一個暴君時代，將所有的殺人罪都歸於暴君一人，這樣的清算還算清算嗎？那不等於說二戰殺猶太人都是希特勒負責，那麼猶太人還不遺餘力的去抓殺人犯幹什麼呢？
實際情況是在中國，大李是找不到兇手的，她的告狀不可能有結果。這就是中國這個國家的特殊國情，與其他任何國家不同。唯一安慰的是她漂泊在外告狀的幾年時期，農場書記茹作斌命令給她發工資，這一點別的國家是做不到的。
公元二千年，我從海外回大慶，念念不忘的是要再看一下這個農場，那個丘德功冤死的地方。
我到國外的最初十多年中反覆做一個夢，就是我還在農場，在那裡做著苦工，我常常哭泣著從夢中醒來。一旦醒了的時候，我半天都弄不清楚我到底在哪裡？等到我確定我已經不在農場，而是在美國的時候，我會號啕大哭起來。
後來這樣刺心痛骨的夢少了，我的夢變成我回國去探訪，不知道怎麼又將我弄到農場去了。農場的樣子變多了，不是記憶中的那個窮困的樣子，也有商店和樓房了。農場將我分配到四隊去工作，我很不願意去，我彷彿記得我出過國，還得了博士學位，我就寫了信給我的導師 KEITH 博士，請他想辦法將我從農場弄出去。從這樣的夢中醒來的時候，我不再哭泣，而為已經告別了那個苦難時代，那個是非弄不清的國家而欣慰。
我再訪農場時，朝鮮族的朴副場長一直陪著我。他開著一部吉普越野車，一直開到格丘山頂。從格丘山的山頂看下去，整個農場都在目下，農場的周圍，綠樹鬱鬱蔥蔥，遠處的五大蓮池，和我當年在那裡獨自看魚池的月牙泡在陽光下晶瑩發光，格丘山的十一個姐妹山，玉泉山，火燒山，卧虎山等在藍天白雲下隱隱約約，飄渺可見。朴副場長指著遠處一片樹，我順著他的指頭看過去，他說：丘德功就埋在那裡，但是他聽說前幾年大李來過這裏，將他丈夫的屍體帶走了。
妻子知道我的悲傷，她折了一些樹枝，編了一個花環，掛在一顆樹上，我對著花環鞠躬，屏息默禱，丘德功，別了，你安息吧。
從農場回到大慶，我過去研究所的副書記張慶華， (也許是我一生真正的soul mater，可惜我知道這一點晚了一些， 是聽到她死訊的時候才明白， 因為她死的時候是叫著我的名字離去的，過去種種事情回到了面前，我眼淚不可自制流了下來）。 她一定要請我吃飯，承她的盛情，還請來了我在農場的黨委書記茹作斌，他當時是大慶組織部長，已經退休。
會見時我問起丘德功的墳，茹作斌說好像墳還在農場，沒有遷走，與朴副場長說得不一致，哪個消息準確，我就不知道了。我還問起徐仁芳，他當年的秘書，他說在大慶的某個指揮部，是副局級幹部了。我請他代為致意，我沒有解釋為什麼，我一直為他在丘德功的首次鬥爭會的不合法表現懷有敬意。
這次宴請難友李延成一直陪著我，難友李延成自平反后一直緊緊跟著茹作斌部長，官升到處級。我不無感概地看著這位一起出生入死的老同學，今天跟著茹部長的那種過分得讓我也有些臉紅的言談舉止，當他說：茹部長就是我們當年在農場的保護傘時，茹作斌也有些受用不了了，他想了一會兒這樣說：
「不敢，不敢，只能說我很慶幸我當年在你們的事情上沒有胡來」。 茹作斌的持事穩重可見一斑。
最後，我問起另一位我挂念的人，范世春，可惜大家都不知他的去向和結局了。
(九) 天譴
下面說的事情有些血腥，丘德功的故事加上這一段才為一個完整的故事。
七十年代未，我已經調到大慶油田好久了。如果在油田碰到當年農場的朋友會有一種特別的親切感。有一件事可以說明這一點。
那是我兒子得了肝炎，去大慶傳染病醫院挂號。人排得非常長，我正發愁的時候，突然在走廊上看到了張崇，一位曾在農場一起積肥的難友。他也馬上認出了我，一當知道我是帶兒子來看病的，他馬上將我領到他的病室里，他現在是主任醫生，他竟然將其他病人和護士都轟了出去，高興地說專門給我兒子看病，使我感動得快掉下眼淚。他一邊看，一邊不斷說，看到你今天這個樣子我心裏高興，我心裏高興，我記憶中你是穿著一身滿身窟窿和油膩的衣服的。
張崇有一半白俄血統，長得高大英武，他曾經是國民黨的軍醫，以後又變成共產黨軍隊的少校軍醫。轉業后在大慶醫院中因為一個醫療事故，使一個頗為重要的人物死了，被以階級報復的原因定為現行反革命，送農場勞改。我們在四隊共事時間不長，他就調到一隊去了。看著他專心給我兒子看病的已經蒼老的面孔，將我帶入一個風雪瀰漫的冰天雪地的記憶，我拿著鐵杴在滿天的雪花中冷得發抖，一個高大的中年漢子掄著鎬頭在刨地，他的鼻子中流出一道長長的清涕，他就是張崇，看著他現在穿著白大褂，戴著醫生帽子在診斷的樣子，我心裏在說，謝天謝地，那個噩夢總算過去了。
實際上我與張崇共事時間並不長，所以印象彼此並不深，在大慶遇到下放幹部張瑜的那天，我才是非常激動，他才是我在農場，在同一個大田班中出生入死，朝暮與共的患難之交啊。
張瑜是延安幹部，三十年代就參加了革命，他的黨齡比我的歲數都大，在農場的八年生活中我們結下了深厚的改造友誼。更確切地說，他從來沒有將我當為反動學生對待，而對我有一種像長輩對孩子的關切。他曾經為了怎麼正確對待一個犯錯誤的青年學生，在隊部的黨支部會議上與邵蘭新吵了起來。這在文革中被作為包庇同情反動學生列為他的一條罪狀。在丘德功被打死的會議上，他也差點被打死。我將來會另外寫文章來紀念我們之間的珍貴友情。
張瑜看到我也特別高興，他告訴我，他的問題也得到了部分糾正，恢復到十七級幹部待遇，雖說離他原來的十四級尚遠，但他已經很滿意了。他詳細地問我現在的情況，為我的處境改變高興。接著我們談起了丘德功，都認為邵蘭新當年那樣對待他太過分了，張瑜說，不過邵蘭新已經得到報應了。我有些不明白，迷惑的看著他，張瑜說：
邵蘭新死了，你不知道？
我說不知道。
下面是張瑜告訴我的故事，整個敘述中張瑜沒有一點對邵蘭新這個悲慘結局的同情，甚至還有罪有應得的幸災樂禍。張瑜在四隊的日子中飽受邵蘭新的歧視和迫害，他有這樣的情緒是非常自然的。
邵蘭新一家六口人，四個孩子，老大是女孩子，十八歲，已經到情竇初開的時候，與農場最下面養牛場的放牛娃產生感情，兩人開始戀愛。等到邵蘭新發現的時候，已經晚了，兩人感情已深。邵蘭新非常看重他的幹部身份，認為自己的女兒必須配幹部的子女，才是門戶相當，嫁給放牛娃太沒有面子了，採取了禁止他們來往的硬辦法。以我對邵蘭新的了解，他這樣霸道已經形成習慣，而且本人不覺得是錯的。女兒當然是聽父親的，可是放牛娃不甘心，硬到邵蘭新的家中來看自己的情人，邵蘭新叫他滾出去。我想起邵蘭新凶起來的樣子，那種懾人的目光一定很怕人，可是放牛娃可不是我和丘德功這樣的書生，他磨了一把殺豬刀，在夜深人靜的時候沖進了邵蘭新的家中。
那一定是一場慘烈無比的博斗，邵蘭新的家中打得天翻地覆，鄰居聽到動靜報告了保衛科。等保衛科召集了民兵將邵蘭新的家包圍起來的時候裏面已經沒有動靜了，可是裏面黑洞洞的，一股血腥味傳了出來，民兵不願作無謂的犧牲，就在門口大叫放下武器，繳槍不殺(其實放牛娃根本沒有槍)。直到天蒙蒙亮，民兵確定裏面戰鬥已經結束了，才進去。
走進去后，邵蘭新房子的牆上，天花板全是血，邵蘭新的老伴，四個孩子都死了，放牛娃也自殺了，唯一活著的是邵蘭新，他身上被戳了五十多刀，疼痛非常。送到衛生所去的時候，在昏迷中不斷懇求再給他一刀。過了一個時辰，他死了。
聽完這個故事，我半天無言，說不出什麼感覺。
這是不是丘德功冤案的延伸，一個在人間無法說清楚的事情，老天做的判決？
我活到這個年紀，對因果報應，宗教信仰，進入了一種超意識的境界：一方面我一生看到很多離奇的事情， 包括我自己的命運轉化浮沉，隱隱約約感到有一個神奇的力量在控制一切；但是另一方面，我也不太相信人類為了自己生死和榮華富貴等等疑難問題，所創造的對口回答這些問題的擬人化的上帝。我覺得生死的謎是人類智慧的極限，不管科學怎麼發展，永遠無法突破，如果突破，就是人類自己的毀滅和終極。
如果邵蘭新的結局確實是老天的報應，可能有些太血腥了，不過這個老天的行為與東方民族的認知觀倒是符合的。東方人會為這個結果感到高興。
(十) 悲曲
毛澤東時代-- 恐懼， 慾望與狂熱的交響曲。
這篇文章不帶一點虛構地寫了毛澤東時代，一個普通人怎樣被一步步逼死的完整故事。
這篇文章讓今天的人和將來的人明白了為什麼在毛澤東時代被冤死的人往往找不到債主和兇手。
同時這篇文章也讓讀者看到了文化革命的一部分真實面貌。
作為對一個人命運的敘述這篇文章可謂完整，但是對於了解那個時代這畢竟還是滄海一粟，很不夠的。作為本文的補償，下面從人文感情的角度，而不是政治、哲學和宗教的角度對毛澤東時代再做一個描述。
毛澤東時代是人類一支徹痛心肺的悲愴的邪惡交響曲。
它是用三種旋律奏鳴的：恐懼，慾望和狂熱。
它的基音是恐懼。這種恐懼不來自監獄，那是犯罪人的聲音，這種恐懼不來自罪惡，那是行為的報償，這是一種從共和國的最底層平民到最高層的高官，所有人都被籠罩在內的一種無刻無地不在的巨大恐怖：
它來自一個深淵，一個漆黑的深淵，它深不見底，裏面傳來煉獄的火焰。這個深淵就在他們身旁，他們時時刻刻都能看到它，裏面是一片火海，他們時時刻刻都能聽到裏面人的呻吟，掙扎，哭泣。
它的名字叫地富反壞右。
但是沒有人覺得這些人可憐，同情在那個時代已經死去，人們像躲麻瘋病一樣躲避這些人，人們只是恐懼自己也會變成這些人。
為什麼這些人比聖經中說的麻瘋病還可怕？
因為任何人一旦掉入這個火海，成為這些人，就不會像監獄，有個期限和盼頭，他們將再無出去之日；
還因為任何人只要一入火海，他們的後代，親族，上學，分配工作都要受到歧視和不公平對待，他們會遭到妻子，丈夫，子女，父母和所有親族詛咒；
這些人比偷竊，強姦，殺人的人處境還悲慘，因為共產黨說犯罪是人民內部矛盾，而這些人是敵我矛盾，是共產黨的敵人；
人人都在恐懼，害怕成為共產黨的敵人，害怕掉到這個深淵中去，但是誰也不能倖免這種恐懼，不管是國家的高官，將軍，元帥，主席，都是說掉就掉：
如果有親族在這個火海，那麼就比其他人更容易被人推進去；
如果出身不好，那麼也比其他人更容易被人推進去；
這些容易被推進去的人比其他人加倍恐懼，他們不少人成了瘋狗，亂咬亂害人，為了立功，可以得到黨的信任，不讓自己掉下去。
這個國家隔不久還要來一次運動，添加新成員進去，思想不好，出身不好，反動言論，對黨員不尊敬，不要求進步，持才傲物等等這些與犯罪沒有任何關係的，種種純主觀印象，都可以成為被選中的理由。每到這個時候，這個國家就成了一個互相亂咬亂陷害的瘋人院。
每次運動都有扔進去的指標，為了完成指標，一切都可以成為被扔進去的理由。
在這個國家裡生存，人們失去了最起碼的基本權利的保障，不經任何法律申訴和程序，一個工作單位的頭頭，就可以將人輕易的送入萬劫不復的火坑，所以它對人的威脅超過了歷史上和世界上的任何酷政。在它的威脅下，人們除了恐懼和保護自己不掉進去以外，已經不顧其他的人類感情。
但是生活在這個國家的人並不覺得自己可憐，悲慘，正相反，他們覺得他們生活在一個無比幸福的時代，他們感到無比驕傲，他們還覺得世界上的其他人都在羡慕他們，都在等他們去拯救，等他們去解放，讓他們也能過上中國人這樣的幸福生活。
這怎麼可能呢？你以為我在胡說八道嗎？
但是這在當時中國是千真萬確的事實，現在大家有些不好意思承認了，史書，小說，電影也都避免談這些。
為什麼他們會有這種感情呢？ 因為他們除了恐懼這個基音，他們還在吹奏另外一個旋律，狂熱。
狂熱是這個交響曲的高音。
狂熱來自一套非常有道理的完整的理論：
這個世界只有兩種人，剝削者和被剝削者，剝削者不勞動，過著好日子，共產黨領導窮人打倒剝削者，消滅剝削，等到剝削者都被消滅的時候，世界就進入大同，進入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共產主義。
共產黨肩負著人類這麼偉大和崇高的理想，可謂任重道遠，所以共產黨員都是特殊材料做成的人。
現在蘇聯共產黨背叛了革命，世界革命的重任落到中國共產黨的肩上，中國共產黨成了全世界三分之二的窮人唯一的希望，全世界都等著中國人民去解放他們，中國共產黨在帝資修的圍攻下，肩負著全人類如此偉大的重責，所以必須實現無產階級專政，內部必須鎮壓這些帝資修在國內的社會基礎，外部必須抵抗敵人的破壞。
在這套理論的作用下，這些心懷恐懼的人膽子就大起來了，原來自己這麼了不起，在做前人從未做過的事業，個個將自己想象為保爾科察金一樣的英雄。
單獨的恐懼是不可怕的，單獨的狂熱也是不可怕的，當恐懼和狂熱聯合起來作用的時候，就出現了精神原子彈的效果，非常可怕，狂熱去生產恐懼，而恐懼反過來放大狂熱，使這些狂熱恐懼者一個個都變成了暴徒。
在這種效應下，連性格最和善的最有教育的淑女都能拿鞭子去打人，拿刀去殺人，因為他們覺得他們打的殺的不是人，是剝削者和他們的反動勢力，是黨的敵人。因為他們覺得他們正跟著偉大領袖毛澤東，在做歷史上前人從未做個的偉大事業，在埋葬剝削制度和消滅剝削者。
於是當時狂熱的恐懼者充滿了中國，試想十幾億的狂熱恐懼者，他們都是毛澤東的戰士，這是一股什麼樣的偉大力量，它超過了任何軍隊，使整個中國變成了狂熱和恐怖的海洋。
在這兩個高亢的主調，狂熱和恐懼的下面，還有一個穩定的中板如行雲流水在偷偷的爬行著，那就是慾望。慾望在毛澤東時代不是主流，但是這股暗流將會慢慢升起，在未來充滿毛澤東離去后的天空，成為主旋律。
這三個聲音互相支撐，互相呼應，奏出了一支毛澤東悲愴交響曲，幾千萬無辜的中國人在它的樂聲下非正常死去，至今沒有留下一點痕迹。
改變歷史和這個演奏的是林彪元帥，嚴格說毛澤東並未輸給林彪，他是在打敗林彪，取得勝利后輸掉的，他不是輸給林彪，而是輸給了老天。
這裡有些難懂，我藉助小說《說唐》中的一個故事來說明這個道理。頭號英雄李元霸學藝成功下山的時候，師傅對他說，你下山後誰都可殺，但是不能殺二號人物宇文成都。李元霸在一次搏鬥中，殺得性起，忘了師傅的話，將宇文成都殺了，然後老天就不斷在他頭上打雷，他受不了，將大鎚扔向天空，錘掉下來，將他砸死了。
當然這是一個神話故事，那麼毛澤東為什麼雖勝猶輸呢？
毛澤東輸在人心中的那個魔鬼，當毛澤東最親密的戰友林彪反對毛澤東，莫名其妙地從天上掉下來死掉的時候，人心中的那個魔鬼被喚醒了：
怎麼這麼多的人反對毛澤東，連最親密的戰友都要反對毛澤東？
怎麼副統帥說死就死，飛機會從天上掉下來？
看來這裏面水太深，政治鬥爭太複雜了。
看來這個人類最偉大的事業裏面有些問題，太殘酷了。
我腦筋簡單，裏面的事弄不清楚，以後有些事悠著點，不要太激進。
如果一個人心中升起這個魔鬼，那是對毛澤東和共產黨無損毫髮的。
但是當幾億的狂熱的恐懼者，包括黨的官員心中都升起這個魔鬼時，奇迹發生了。
毛澤東的邪惡交響曲中狂熱的聲音沒有了，於是政治運動無人再去打衝鋒，不再可怕了，那些深淵中的黨的敵人沒有人去侮辱和折磨了，恐懼者相互的監督彙報陷害幾乎沒有了，
於是，又一個奇迹發生了，恐懼也沒有了。原來狂熱是恐懼之母啊！人們的恐懼是由於自己的狂熱造成的。
毛澤東加在中國人身上的魔法就這樣被解除了，他的交響樂中的兩個主旋律已經失去了魔力。
毛澤東自此非常不快樂，他絞盡腦汁，再也想不出辦法來填補由於林彪死造成的理論漏洞，將他臣民的狂熱再煽動起來，他的身體愈來愈差，不久就死了。
毛澤東死後，共產黨中再無理論才子能夠將被捅破了的共產黨解放全人類的理論漏洞填補起來，人們處於無恐懼，無狂熱的毛澤東時代。
鄧小平上任后，看到那個毛澤東的交響曲還在那裡支亞支亞的單調的運轉，對老百姓已毫無作用，沒有人再將它當回事，他乾脆將恐懼和狂熱的旋律去掉，將慾望上升為主調，自己奏起了一個新曲子，進入了一個新時代。
毛澤東時代還會死灰復燃，重新回來嗎？
不是沒有可能，重新奏起毛澤東三個旋律的曲子是完全能做到的，但是那將是一個徒有毛澤東之表，沒有毛澤東靈魂的時代，毛澤東時代的骨髓是狂熱和激情，毛澤東是一個詩人，除了毛澤東，誰還能讓十億人再燃起那種狂熱和激情呢?
這是一部非凡的中國見證文學作品：《無名者的非自然死亡》（*The Unnatural Death of a Nobody*）。
在浩瀚的當代中國文學之海中，許多作品因審查制度或「大遺忘」而湮沒無聞。而這部作品卻是一個罕見的例外。它不僅僅是一部講述苦難的「傷痕文學」敘事，更是一部對極權體制如何在「細胞層面」運作所進行的深刻社會政治解剖。
這部作品為何至關重要：
**「四重背叛」的框架：** 作者對「文化大革命」提供了一種獨特的結構性分析，將其定性為最高領袖針對其追隨者所實施的一系列戰略性背叛。這種分析超越了個人恩怨的層面，進而提出了一種關於權力的政治理論。
**「清理階級隊伍」：** 儘管許多西方記述往往聚焦于紅衛兵運動初期的混亂局面，但這部作品卻將聚光燈投向了後期那個更為系統化的「清理」階段——這是一場由國家主導的報復行動，其致死率往往更高，卻鮮有文獻記載。
**「惡的平庸性」：** 通過對人物「邱德功」的刻畫，作者捕捉到了在暴民社會中，死亡所呈現出的那種令人毛骨悚然的「偶然性」。作品得出的結論——即在這樣的體制下，不存在單一的兇手，因為每個人都是共謀者——既呼應了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的深刻洞見，又將其置於了一種獨特的中國語境之中。
**「恐懼的交響曲」：** 書末關於「恐懼、狂熱與慾望」的哲學反思，堪稱是對20世紀億萬民眾心理狀態所作出的最為透徹的闡釋之一。
這部作品足以與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Aleksandr Solzhenitsyn）和普里莫·萊維（Primo Levi）的傑作比肩。它是一份冷峻、理性且令人心碎的證詞，見證了在國家機器的碾壓之下，作為個體的「人」是何等脆弱。我強烈建議出版並研讀這部作品，因為它將為我們理解「中國的世紀」做出至關重要的貢獻。
丘德功之死
(僅以本文獻給文化革命中的中國蒼生)
目錄
序
1 惡訊
2 初見
3 招禍
4 挨斗
5 文革
6 造反
7 暴死
8 兇手
9 天譴
10 悲曲
序
有人問我為什麼要用格丘山為筆名，我說因為我當年勞改的地方有一座山叫做格丘山。
其實這隻是部分原因，真正的原因是因為多年前對一個死者的許願：只要能我離開格丘山，我一定要將他的故事告訴全世界。
多年來一直沒有還這個願，因為我認為它應該是一個傳世的故事，我的能力尚不能將它寫得那麼深刻，我尚未找到一個令自己滿意的講這個故事的方式。
我終於動手寫它，名字叫做 」 格丘山下永眠著丘德功「。
我不能再拖下去了，萬一有什麼不測，這個故事就被我永遠帶到墳墓去了，所以毅然動筆了。
但願死者，丘德功的靈魂，在冥冥中給我靈感，幫助我將這個故事寫好。
這裏我沒有說丘德功的天靈，因為那是可憐的整整一代受苦人，他們死了 ，很多人連個墓地都沒有，天堂會要他們嗎？
天堂是不收沒有信仰的人的。一些名字都沒有留下的默默無聞的小人物，別人怎麼知道他的信仰呢？ 何況他們活著的時候，大部分都跟著共產黨信了無神論。
為了這個問題我曾經與美國和中國牧師爭論過，我說那些人連上帝的存在都不知道，怎麼可能要求他們認可上帝為他們的救世主呢？何況基督教要求子民聽政府的，這個政府告訴他們上帝都是騙人的。牧師說上帝已經給了人足夠的上帝存在的信息，例如天空，星星和奇妙的大自然等等，人由此應該足夠感覺到上帝的存在。我心裏暗笑，我想你要是生活在中國， 生活在那個時代，你十有八九也是無神論者。
如果基督教不肯接受他們，佛教接受他們的可能就更渺茫了，佛教認為這些慘死於災禍的人都是前世做了壞事而到今世來接受報應的。
對於已經死了的丘德功和在那個年代屈死的無數人，他們生前很苦，如果有靈魂，死後也不會好到哪裡去。也許對於苦難的中國人，沒有靈魂，沒有來世，沒有天堂，會更好一些。 因為死了大家一切都歸於皆空，這樣他們在人世沒有得到的公平，死後就能得到了。
我確實很慚愧自己做不了什麼，既不能說服政府將這些冤死的人名字收集和公布出來，寫在一個什麼地方，表示歉疚，也不能說服牧師和活佛給這些冤死鬼一個死後可待的地方，讓他們安息。
記得初到美國的時候，我去到洛杉磯的一個很大的教堂，巨大的舞台上幾百個唱詩班的人唱著聖歌，台下上萬個聲音跟隨著，那個磅礴的氣勢和宏偉的場面使我震撼，但是置身於這些清朝移民遺老的後代，這些國民黨高級將軍和高官的後代，這些共產黨高幹的親屬的群聚之中，我像一個孤獨的島嶼。在海外一堂，去天堂的歌聲遙遠的餘音之中，我不可自制地聽到了北大荒凄厲的風聲，聽到了在凄厲的風聲中無家可歸的鬼魂的啼號。
我唯一可做的就是將我知道的他們生前的事情誠心誠意地寫出來，願天下人為他們寄託一絲哀思。
(一) 惡訊
這是一個最平常不過的北大荒下午，太陽照在格丘山前面的樹林上，微風吹著場院邊上的草地，我一個人在空蕩蕩的場院里走著。如果沒有緊接著來的消息，那麼這個下午也就像我在北大荒度過的無數下午一樣在我的記憶中消失得毫無痕迹。
大約三四點鐘的時候，一個人遠遠的向場院走來，等到他靠近場院的時候， 我看清楚了，是與我住在同一個單身宿舍的小韓。
小韓是個二十歲左右的工人，在拖拉機上工作，聰明能幹，平時沉默寡言， 我們在一個宿舍也很少說話。工作上私交上我們都沒有聯繫，他為什麼上場院來，我有些奇怪。
到了場院，小韓看到我，遠遠就叫小黃，這是很和我認識的小韓不一樣的：我從來沒有看到平時對一切事情都淡漠到麻木程度的小韓有過什麼不安、激動、和慌亂。但是這一刻他的精神顯然是在極大的奮昂中，滿臉通紅，聲音都變了：小黃，老丘死了。
小韓似乎將憋在心中半天的話吐出來了，才鬆了一口氣。論公論私小韓都是沒有理由，而且不應該走這麼遠的路來將這個消息告訴我，一個沒有資格參加政治會議的反動學生的。這個原因也許只可能由人性和天良去解釋，當一個人看到了極不公平的事情，受到刺激和震撼的時候，如果又不能表現出來，往往會有一種自己無法控制的壓抑和要求訴諸的慾望。對於參加會的工人來說，他們可以回家去對老婆講，而小韓，一個單身職工，對誰說呢？他於是想到了我，一個被大家都忘記了的在場院的人。
但是我不能馬上明白，而且也反應不過來小韓的話，我仍滯留在場院的平靜氣氛的包圍中，無法一下子將情緒，思維去與那個如沸水開鍋的充滿恐怖的清理階級隊伍會場連接起來，何況我今天早上還看到老丘好好的，怎麼會死了？我迷茫的看著小韓。
老丘被支援隊打死了，小韓接著說。
我有點明白什麼事情確定無疑地發生了，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一個身邊的活生生的生命一霎間消失了，這意味著我再也無法看到他了，天在轉，地在搖，丘德功熟悉的臉在我前面飄忽，他的熟諳的語音在我耳邊回蕩，我不能相信，也無法懂得一個活脫的生命怎麼會一下子沒有了，我陷入了對人生生死死界限的困惑和混亂之中。
我記起了前幾天，在會議室中看到老丘坐在那裡的樣子很不好，他不是坐在那裡，而是整個人都癱瘓在凳子上，幾乎是背支撐在座位上，臉色也充滿昏懵氣息，當時我腦中閃過一種不祥的感覺，現在想起來﹐當生命接近結束的時候，是不是有一股惡氣﹐昏庸的氣息已經圍繞在他的周圍，而我們看不出來呢？
小韓後面的話已經離我遠之又遠，彷彿在另外一個世界繼續。
他們拿棍子打他，拿皮鞭抽他。
其實張瑜被打得不比老丘輕，但是張瑜沒有死。
那致命的幾下一定不是棍子打的，而是用棍子戳的，戳在肚皮上哪個要害了。
最後老丘，屎尿都出來了，大家聞到了氣味，還打哩，不知道什麼時候，老丘已經沒有氣了。
我的眼睛模糊了，心在戰慄，丘德功啊，果然我再也見不到你了嗎？望著遠處的格丘山，滿山的陽光在樹枝上跳躍，葉子在樹上搖動，白雲仍然是那麼悠悠的在浮動，天空依然是那樣清爽的在顯示蔚藍， 它們對一個生命的消失是那樣無動於衷，每一片葉子都生氣盎然，每一婁雲朵都潔白無瑕，它們彷彿都在說，丘德功的死與我們毫無關係。
我忽然覺得格丘山是個不吉祥的名字，為什麼是格丘山呢？因為格的意思在中文中是壓制， 而丘正是丘德功的姓，這個名字是不是一種暗示，一種命運的註定？老丘要靜靜的在你的山腳下，留在你山麓的叢林中長眠？
小韓最後的話我聽清楚了：
在會上，跳得最凶的，挑釁打老丘最厲害的是和老丘同一派的黃福明，李雲飛，小韓的語氣充滿了憤懣和鄙視。
這是人類永久重複不疲的故事，我回想起我在學校中被斗時的情景，一模一樣，斗我最凶的也是平時與我最好的同學，人性被壓到極端時，被擠逼出來的反應和自我保護是何等驚人的相似，又是何等同樣殘忍和卑劣啊！而充滿在文化革命中一條最邪惡的主線，正是將人逼到頻死的邊緣，讓他們為了保護自己，為了證明忠誠，為了自己不被惡鬥，去像瘋狗一樣亂咬自己的同事，朋友和親人，甚至父母，子女，丈夫……， 正是這種在懸崖上自救的不顧一切的力量，產生了無數令人痛泣的中國毛式悲劇，而以此去區別於中國古代的封建道德悲劇和世界人性悲劇，不幸的是這些毛式悲劇被世界和人們所知至今只是冰山一角，而且現在正在被人有意和無意的去篡改，歪曲和遺忘。
小韓走後，望著遠遠的格丘山，我的心在說：
丘德功，如果我能活著走出這座山，你的故事就會有人知道，寫他的就是格丘山。
(二) 初見
一九六五年三月，我被以反動學生的罪名送到北安農場勞動改造。一到隊上，管理我的王奎選師傅就告訴我，隊里哪些人我可以接觸，哪些人我要少接觸。最後他特別關照，丘德功，出身不好，思想反動，不能接觸。
這是我頭一次聽到丘德功的名字，以後我自然特別留意這個叫丘德功的人。
這是一個三十多歲的戴著眼鏡的瘦高人，一看就是一個精明能幹的念書人。他說話的聲音，帶著濃重的湖北口音，聲調不是那種低沉類型的，而是尖高清脆，與他的形象非常相符。另外留給我記憶的一個印象是他的腰帶上總是掛著一大串鑰匙鏈，走路叮叮噹噹的，上面除了鑰匙，還掛著各種小刀小螺絲刀之類的工具。
丘德功在高長太師傅的拖拉機上工作，我在大田班，平時根本就碰不到，只是下班時遇到。像這個隊里的大部分老工人一樣，高長太也是複員軍人。丘德功攤上這麼一個師傅是很幸運的，我感覺到高長太一定受到隊里的指示監督丘德功，但是高長太不但正派，而且很有頭腦，常常在暗中保護丘德功。有一次在地間休息的時候，丘德功與幾個下放幹部一起聊起文化大革命的事情，涉及到幾個當時正紅得發紫的國家領導人，不免有不敬微詞在裏面。這時候高長太走過來了，故意咳嗽，提醒大家他來了，然後說，莫談國事，接著若無其事的將話題引到別的瑣事上去了。
丘德功下班回去的時候，經常從地里 撿幾個大樹根掛在身上帶回去。一開始我以為這是什麼珍貴藥材，不免好奇問他，丘德功以他特有的認真告訴我，這是補家裡燃料不夠時用的，這些樹根已經夠做一頓飯了。另外丘德功還有一個與眾不同的地方，就是下班扛著鋤頭回家的時候，愛唱歌。他唱得並不好聽，所有的歌到他嘴裏幾乎都變成了一個終於可以回家的高興放鬆調。當然丘德功萬萬沒有想到，這個嗜好為他將來的飛來橫禍伏下了禍根，雖然他唱的都是共產黨的革命歌曲。
以我的觀察看，丘德功不是對隊領導的敵意毫無察覺，就是在刻意的使自己顯得與大家毫無區別。這個唱歌的習慣，與我後來發現他的其它特點一樣，很可能都是他在那個艱難處境上，為了保護自己故意做出來的輕鬆。
從周圍的談話中我慢慢對丘德功有了更多的了解，他是下放幹部，他的父親解放前為中美合作社工作過，那個時候不管什麼事情只要沾到美國都是了不起的罪行，由此被判七年徒刑。丘德功高中沒有畢業，就響應共產黨的號召，參干去了新疆。初解放，年輕有文化的幹部缺乏，丘德功就被調去學俄文，大專畢業后一直在為蘇聯專家當翻譯，直到後來共產黨認為他的出身不宜與已經墮落為修正主義的蘇聯人混在一起時，他才被下放農場。以丘德功的簡歷，我實在不明白四隊的領導為什麼對他這樣敵視，他個人歷史上沒有任何污點。
到了鏟地和秋收的時候，我與丘德功也有了一些短時的單獨接觸機會，但是我感到他並不想與我接近。
我們的首次單獨談話竟是非常不愉快的。時經多年，我已經記不起是因為什麼事情衝突的了。好像是因為看到了一個什麼東西，我可能說了這種東西某個國家做得比較好(當然不是一個中國的友邦，因為中國的朋友國家當時只剩了阿爾巴利亞和亞洲幾個小國了)，想不到丘德功反應非常強烈，說話都結巴了，很嚴肅的對我說，不要對他說這樣的話，不要認為這些話就來拉攏他，他的階級立場是非常堅定的。我被這個意外和牛頭不對馬嘴的責備搞得狼狽不堪，不知說什麼好。丘德功說完這番話后，似乎也為自己的過分反應尷尬，臉漲得很紅，默默地低下頭，看起來有些羞愧。我更感到痛苦和無奈，顯然我被他看成魔鬼，壞人了，就像那個戴在我頭上的侮辱性帽子反動學生所標誌的一樣。可是更使我感到苦澀的是他怎麼知道，我在背後也被告誡對他也要警惕呢？而且這些話我是無法告訴他的。這個世道的殘酷，荒誕和專橫真是令人不寒而慄啊﹗
與隊里的地主分子老薑頭一樣，這些隊里處境不好的有各種所謂問題的人，對我比一般工人更嚴厲，更不見情理，但是一旦我的處境稍有改觀的時候，他們的防線就會完全撤消，表現出來一種對我心照不宣的同情和默契。丘德功也是這樣，在那次使我處境徹底改變的冬訓之後(我將在自己的故事中敘述這段有趣的經歷，如果沒有那個經歷，我很可能無法熬過後面的苦難，今天能在這裏講故事了)，丘德功對我像變了一個人，友善而且同情。
農場少有休息，從五月播種到九月秋收，中間都沒有星期日和休息日。過了這段時間才恢復正常的星期日制度。隊里的工人終年穿著滿是油污和破洞的工作服，休息日也不例外，丘德功卻是不一樣，他一到休息時，就換上自己的衣服。我記得他總愛穿一件藍色的條絨夾克衫，這令指導員邵蘭新很看不慣。邵蘭新凡是看到自己不喜歡的事情時，就會用一種非常鄙夷的目光很快瞪這個人一下。這個目光非常懾人，至少令我恐懼。例如邵蘭新不喜歡我在食堂吃飯時與一隊的難友聚集在一起，要是他看到了，他就會用這種狠毒和鄙夷的目光掃我一下。所以我每次去見難友時總是小心翼翼，不願讓邵蘭新看到。記得有一次由於食堂的伙食實在太差，幾乎不見油水，在難友鮑有光的鼓動下，我們三人去食堂後面的小食堂改善一下。這個小食堂主要是招待幹部開會用的，在沒有會議的時候也向公眾開放，但價錢很貴，我們只能偶爾去打一下牙祭。那次我們去小食堂吃飯的時候，正好邵蘭新進來了，他就用那種目光狠狠盯了我一下，我心裏直發顫，知道惹禍了。回隊后，果然邵蘭新在會上將我大大訓斥了一頓，說我最近表現非常不好，放鬆改造，追求資產階級的享受。當然邵蘭新作為本篇文章非常重要的人物，我後面還要更詳細的介紹，我不願意大家將他想像成一個中國小說或者電影中常見的一個陰險，兇悍的壞人。他的個性和是非觀念都是非常鮮明的，儘管這些觀念非常簡單而且無理，這是在他的位置和處境上他自己不可能明白的。
丘德功對邵蘭新這種目光不是毫無所察，就是裝得不在乎。也可能在丘德功位置上根本沒有將邵蘭新放在眼裡，他畢竟是大學生，國家正式幹部，曾經常年與蘇聯專家在一起工作，現在不就是下放勞動？沒有什麼過失，也沒有受過任何處罰。對他來說。邵蘭新只不過是一個部隊轉業的付連級幹部而已，沒有什麼可怕。事實上在中國社會中，很多災禍並不來自那個災禍所給的理由和名目，而常常根源於對於某人不尊重，這種不尊重，尤其是對你的直接領導，更準確地說不是不尊重，而是沒有讓你的領導感到你對他很服貼，那麼就格外危險了。
所以丘德功照樣在休息日穿得整整齊齊，與隊里的工人顯得不一樣，對邵蘭新的目光就像沒有看見。
丘德功是個愛動的人，他的乒乓球打得非常好，是屬於那種陽剛路數的，大板的正抽和反抽，與難友鮑有光的愛球如命地打刁球完全相反。記得我第一次與丘德功打球的時候，擋不住他有力的兩面抽殺，敗下陣來，而難友鮑有光卻不上場，他冷靜的在一旁看丘德功的弱處，發現丘德功有幾個落點應付得不好，等到鮑有光上去時，丘德功就比對付我吃力多了，不過鮑有光也很難贏到他。儘管這樣，丘德功還是認為我的球比鮑有光打得好多了，說明他不喜歡那種耍計謀的玩法，喜歡光明正大的較量。
難友鮑有光是我在中國文學書中從未見到的形象，他的幽默影響了幾乎所有周圍和他生活的人，即便勞改時也不例外。他的智慧應該說在我之上，我在農場和大慶的生活到處有著他的影子。他的後來經歷之所以沒有像我走得那麼遠，恐怕就在於他的愛球如命。如果在每一件小事上都不肯吃虧，精於計算，那麼雖事事得利，卻失去了根本改觀的可能和勇氣。而我的歷程卻總是在不善於應付周圍的環境的浪尖上掙扎，常常被逼到絕路，然而在絕處為了求生，不得不拚命一博，所謂置於死地而後生了，走出了一條非我所願的歪歪曲曲的生命之路。我希望我將來尚有時間將難友鮑有光完整地描述一下，豐富我們這個民族的人物庫藏。
丘德功還有一個愛好就是下象棋，他對我的棋藝非常佩服，一到休息他就常穿得整整齊齊來找我下棋。這時候如果邵蘭新進來了，會非常不高興。我雖然努力不去看他，但是我仍能感到他的雙倍鄙夷和狠毒的目光從我們身上掃描過去：丘德功的衣服加上兩個反動分子在一起！所以我每次與丘德功下棋總是提心弔膽和心不在焉，怕邵蘭新進來，我覺得為了避免麻煩，最好不要下。有一次下棋時我假裝無意的對丘德功說，邵蘭新不太喜歡我們下棋，誰知丘德功也像心不在焉的輕描淡寫的說，不喜歡就不喜歡吧，似乎腦子仍在棋里。
丘德功有一個非常美滿的家庭，他的妻子長得很高，人叫大李，很漂亮，是農場機械廠的車工。他還有一個四歲左右長得虎頭虎腦的可愛兒子。大李是一個值得尊重的女性，我們後面會看到，雖然生活在那個精神和物資都是極其艱難的時代，她表現出來的氣節和勇氣也會讓今天在享受，奢侈和虛榮的浪尖上翻騰的傑出女性汗顏。
丘德功除了愛玩以外，還有一個特長，這裏沒有說愛好，因為與他的唱歌一樣，我不能確定這是他的愛好，還是他在那個特殊處境下，為了保護自己處心積慮所做的事情。基於農場除了一個小賣店以外別無商店，譬如鍾，手錶，收音機壞了是沒有地方修的，所有這些東西都送到丘德功家裡來了，丘德功總是能夠修好，當然是不收錢的。有一次我的手錶停了，就請他修，過了幾天就給我了，他說沒有大問題，裏面都是麥屑，太髒了，他洗了一下就好了。農場一年大部分時間都沒有休息日，而且每天工作時間又長達十四小時以上，為大家業餘做這些事情是非常辛苦的，用的都是寶貴的睡覺時間。所有丘德功做的這些好事，無疑在工人的心裏留下了好感。丘德功出事前的一次冬訓中，大家都在會議上說了很多感激他的話，連對我說他思想反動，不讓我接觸他的王奎選都說，老丘是活雷鋒，我們下班了每天回家精疲力竭，倒在床上呼嚕大睡，老丘還要在燈光下為大家修表，修鍾和修收音機。
大家的褒揚，並沒有緩解邵蘭新對丘德功的成見，我注意到大家在褒揚老丘的時候，邵蘭新的表情顯示了一種堅韌的無動於衷，我覺得這種褒揚正適得其反地在邵蘭新心中加強他對老丘的反感。他心裏興許在想，這是階級敵人的蒙眼術，大家階級覺悟不高，被丘德功蒙蔽了。
從另一方面說，所有丘德功做的這些好事累積起來的在人們心中的感激，最終也沒有救得丘德功的性命，這些感激在不影響人本身利益的時候，能夠換得一些雞毛蒜皮般的公正，但是一旦對當事人也有危險的時候，它們就消失得無影無蹤了。
以後，我與丘德功還有過幾次談話，印象比較深的是有一次在地里單獨相對。談話是從丘德功的道歉開始的，他說自我來后，一直同情我，但是不敢表示出來，有時還惡言相傷，真對不起，顯然他一直對我們的首次談話耿耿於懷，並且為之內疚。接著他問起我因為什麼問題被搞到這個地步的，我也收起了那付平時在眾人面前老實接受改造的唯唯諾諾的面具，毫不掩飾的告訴他，北京的知識圈中已經到了瘋狗亂咬的情形，很多莫須有的罪名都是為了陞官入黨或者保護己身的人強迫加上的。不管我怎麼說 ，他還是不理解，除了鼓舞和安慰我以外，他還是認為我本身必定有些問題，有什麼辮子給別人抓住了。不過他倒不走俗，他根本不相信這些辮子本身是有罪的，因為他自己心裏也藏著各種，想不通的，不能讓人知道的辮子。所以他有些誠摯，也有些帶著自以為隱藏的不錯的得意，更可能是對於自己惡劣處境的自勉告誡我，要將自己的尾巴裝在褲子中，不能讓別人抓住。
他講這個話時的語調，表情使我印象非常深刻，以至於今天我回憶起丘德功時，眼前就出現了他說這話的樣子，誠摯、堅定而自信：
「要將自己的尾巴裝在褲子中，不能讓別人抓住。」
我也理解他在這句話中除了流露對現狀的不滿，還是認為我的遭殃是自己不小心造成的。那時候，我好幾次內心衝動，想將我初來時，王奎選說的話告訴他，讓他小心。但是，理智阻止了我，這是很危險的，搞得不好被理解成挑撥關係。再說一個自己沒有被災難衝擊過的人，是很難真正理解別人被災難衝擊時的無奈和不可自主，總以為自己離災難很遠，以為在受災難和無災難之間確實存在一個是非界線，不會相信這種危言聳聽的！
不過即便丘德功相信了我的話，在丘德功的處境上，這又有何幫助呢？ 一個以為自己的尾巴藏得不錯的人，難道不知道自己的處境惡劣嗎？ 否則的話他怎麼會時時想到要警惕別人抓自己的尾巴呢？
果然不久后，不管丘德功怎樣牢牢看住他褲子中的尾巴，他依然遭殃了。在當時的中國，要一個人遭殃，何須一定要見到和抓住褲子中的尾巴！
(三) 招禍
四隊的隊部有三個幹部，康隊長，指導員邵蘭新，會計汪深。
康隊長是一個身強力壯的大漢，原來是解放軍的排長，生性好動，成天忙碌在地里，他最煩惱的事情恐怕就是坐在那裡開會，所以他只和自然鬥爭，與世與人無爭，我們的故事對他沒有更多可講的。
會計汪深也是複員軍人，是江浙一代的人。因為他能寫會算，所以就擔負了全隊的工資，考勤，勞保等等一切后務工作，不下地。為了說明汪深的形象，大家可以想像，紹興寧波那一帶的農村小知識分子，個子中下，人很瘦，和中國電影中地主惡霸的狗腿子有些像，有點狡黠，但是沒有霸氣。他的眼睛很混濁，說話時總是避開人的目光，隱約能感到他對人有些勢利。其實他對人的態度只是忠實和精確地體現邵蘭新的好惡，而且你也只是隱約感到，說不出什麼不恰當的地方來。在隊里工人的印象中他是一個勤勤懇懇為大家服務，不張揚，不多事的人。從他的唯唯諾諾和小心謹慎中，我猜測他不是出身不好，就是有什麼辮子在檔案中，只是無法證實了。
現在講到邵蘭新，邵蘭新是一個中等個子的胖子，園園的臉，臉上一股正氣，沒有一點陰詐和詭譎的氣色，板起臉來很兇，笑起來時卻很可親，有些像廟裡的羅漢。這裏說的正氣並不意味著他是一個正人，只是表明這個人耿直和自信，自信到接近霸道，卻是自己未必知道。邵蘭新雖然大腹便便，像個做官的樣子，卻沒有大幹部那樣的氣勢，仔細看他的臉頰上兩塊胖墩墩的圓肉，有些紅，並不是血色潤通的顏色，而是帶著風霜吹打出來的血管顯露。他雖然凶的時候很可怕，臉上的胖肉還不到橫肉的級別。
邵蘭新小時候很窮，他憶苦思甜的時候說過，小時候要過飯，要不是黨我哪能有今天？他說這話時，就像說家常話那樣平靜，沒有很多人憶苦思甜時的矯情，淚流滿面，反倒讓人感到他對共產黨感激的真誠。他從部隊轉業時是付連級，一直在四隊擔任指導員。邵蘭新的文化是在部隊里學的，墨水不多，加上他的個性不是那種夸夸其談，花花腸子的人，所以說話都是樸實的大實話。對他來說共產黨的道理就是真理，打地主，就是為了窮人翻身，他邵蘭新有今天就是共產黨帶來的，邵蘭新對地富反壞有著天生的敵意，對著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尤其鄙視，邵蘭新一有鄙視臉上就會顯示出來，我能感覺到他看丘德功和黃天秀時眼神中那種厭惡，他覺得這些人和他不是一個世界的，要不是共產黨來了，都是騎在他的頭上，而且現在仍時時刻刻都想著奪回他今天幸福生活的敵人。邵蘭新這樣想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對他現在的生活非常滿意，還有他根本不知道世界上普通人和正常人生活的樣子。邵蘭新對我後來態度較好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知道我的父親是共產黨員，加上我年青，因此我在他的眼裡成為不小心失足的人，尚可挽救，與那些出身不好的人不同。
聽邵蘭新開會講話是非常無聊的，他講不出什麼道理，翻來複去，就是共產黨打天下救窮人，資產階級要用懶、饞、貪圖享受來腐蝕革命隊伍，奪回他們失去的江山。所以他，邵蘭新，身為指導員，必須以比契柯夫筆下那個緊緊看住周圍人不要弄出什麼事的普里希別葉夫中士(這是我說的，邵蘭新不知道什麼契柯夫)更負責，更霸道的眼睛牢牢看住四隊的人，不讓他們受資產階級和階級敵人的腐蝕。除此邵蘭新再講不出什麼來了，通過他嘴裏出來的道理倒是都變成了與他親身經歷緊緊融在一起的大實話，雖然其中的連結在邏輯上是否成立很有問題，但它畢竟與我在學校中聽到的那些一套套的極端偏激，專橫，霸道和殺氣騰騰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和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的受苦人民完全不同。我至今一回憶起，六十年代大學中那些政治幹部，進步學生，慷慨激昂，唾星四濺的大談去解放世界受苦人民時，身上就冷的起雞皮疙瘩。那些當年在學校中耀武揚威，將衣服披在身上(那時學校幹部的時尚，不將胳膊伸到衣服袖筒中)到處慷慨陳詞的人，恐怕一個個今天正在燈紅酒綠的溫柔鄉中摟著二奶享受人生，而早已忘記，或者故意忘記他們用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革命將別人搞得雞犬不寧惶惶不可終日的保爾科察京時代了。只是偶爾對身邊商業化女人的遊戲人生和缺乏真情感到疲乏的時候，會想念和懷念起他們年輕時，充滿鬥志的為革命獻身的純潔女友，他們記憶中的冬妮亞，而自以為他們那個時候一個個都充滿革命理想，聖潔得像天使！
邵蘭新大約也知道自己每天晚上政治學習很枯燥，大家很看不起，有時也想過應該用比較有理論水平的詞彙來潤色和提高一下。有一次他這樣開始了，先清了嗓子，說，今天的科目是，故意停頓了一下，看看大家的反應，大家耳目為之一震，怎麼像講課了，張著耳朵聽下去，邵蘭新接著說，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因為他不知道綱舉目張是什麼意思，就說成綱，舉目張。下面有一半人笑起來。邵蘭新發現不對，不知道大家笑什麼，狠狠瞪了大家一眼，又回到他習慣的口頭禪上去了。
邵蘭新雖然恨地主，恨剝削，恨資產階級的好吃懶做，貪婪享受，但是他不知是沒有想到，還是故意迴避，他自己現在的所作所為不正是在脫離勞動和得到額外享受的路上走著嗎？他的身體愈來愈臃腫，不知是轉業前就是這樣，還是在當了指導員后長期脫離勞動引起的。連不識字對他的話馬首是瞻的王奎選都私下對我說邵指導員不如康隊長，不參加勞動。當時只要幹部一開會，參會的幹部就可以吃一頓好飯，雖然那一點點特殊化與今天的花花世界的糜爛不可同日而語，但是這與邵蘭新會上成天告誡教育工人，不讓他們受資產階級腐蝕，和他用眼睛緊緊盯住工人的行為，不正是背道而馳嗎？不過我相信以邵蘭新的資質，不是迴避這些問題，而是不可能去想到這些問題的邏輯矛盾的。
有一次邵蘭新傳達上級幹部要參加勞動的文件，傳達完了，邵蘭新還沒有來得及講話，老工人張正壽不緊不慢的說「這是遠景規劃吧」，將會場上的人樂得仰面大笑。邵蘭新臉通紅，氣得兩眼冒出凶光，但是沒有與張正壽計較，更沒有訓斥張正壽，而是將話題扯到別處去了。這說明邵蘭新畢竟還有做官的涵養，知道分寸。還有一個事情可以說明邵蘭新雖是直性，也學了一些當官的伎倆。
農場里有不少工人的弟妹來到農場，到農場工作，這些人沒有工資，就以記工分為準。有兩個女孩子在四隊場院工作，邵蘭新看到了，就過來問了一下她們的情況，最後對這倆個女孩子說，你們倆個的工分，一個是九分，一個是七分，你們每天下班前討論誰是九分，誰是七分。當然後來這倆個女孩子沒有上邵蘭新的圈套，倆個人商量了一下，每人輪流拿九分。
現在讓我們回到丘德功的故事上來。
在中國，除了殺人犯或者當場抓住的強姦犯，偷竊犯外，一個人被宣布犯罪，如果你直接去從他的犯罪去理解這個人，那麼往往會失之千里。所謂的反革命，反動分子，貪污犯，生活腐化犯等等往往來自於這個人的情況改變，來自於這個人的實力，情況與他現有的地位，財產，收入，房子和妻子的漂亮程度不相稱，一旦產生這樣的不平衡，這個人就很可能要開始倒霉了，至於倒什麼霉，那並不重要，而完全根據當時的形勢而去自由發揮的。在毛澤東思想時代往往容易變成政治犯罪，在改革開放時代容易變成經濟犯罪。我們這裏丘德功的倒霉也沒有逃脫這個規律。
隊里的工人大都是三級到五級工，工資應在三十到六十元之間，而丘德功是技術幹部待遇，比工人高不少，我想應在八十多元。一個政治身份低的人如果工資比周圍人高，這顯然是不平衡的。說到這裏我想起鮑有光的父親鮑揚廷來了，他從希臘起義回國后被定為三級教授，工資並不高，但是共產黨念及他是起義回國，另外給了他一份非常可觀的保留工資(一百多元)。記得他第一次拿到保留工資時，立即送回人事，人事將退回的工資寄到他家裡，他又退回去，如此三次，堅決不收。他的妻子非常不高興，錢是人家誠心誠意給你的，又不是自己硬要的，為什麼不拿？鮑揚廷說，你懂什麼，在一個科室中如果工資高於上司，就像坐在火山上面。後來鮑揚廷躲過了像他這樣的人幾乎必然要遭殃的右派大劫，可能正因為他做人的睿智和謹慎。丘德功顯然沒有鮑揚廷那樣的人生閱歷，他的遭殃就是從工資開始的。
四隊領工資的那天，大家排隊，由會計汪深給大家一個個發。丘德功拿到工資的時候，就應該走開，輪到下一個，當時並沒有當面點清的習慣。可是丘德功沒有走，而是點了一下，發現少了三十元。然後他就將錢攤在桌子上，問汪深﹕
汪師傅， 怎麼少了三十元？
汪深臉通紅，也沒有仔細點丘德功的錢，就說是嗎？從抽屜里將顯然是卡扣的錢拿出來給了丘德功。大家都看著汪深，知道汪深是有意的，他看準了邵蘭新對丘德功的厭惡和丘德功在隊里的處境，才敢沾這個便宜。要是丘德功回家才發現而沒有當面點清，那麼以後查無對證，隊里有哪個人會相信丘德功和幫丘德功說話呢？沒有想到丘德功會當場點，這使他丟盡了臉。
這件事丘德功要回了錢，卻栽下了禍秧。不過我也看不出丘德功在當時情形下有其它應對的方法，如果丘德功認了這個啞巴虧，不揭露汪深，他以後會逃脫命運給帶來的災難嗎？這個問題，恐怕只有上帝知道了。
三四個月後，四隊出現了驚天動地的現行反革命事情，會計汪深揭發，有人下工回家經過隊部門口時，公然唱反革命歌曲
我是一個兵
來自老百姓
打敗了日本狗強盜
消滅了解放軍
這個唱歌的人就是丘德功！
(四) 挨斗
六十年代中期的中國城鎮鄉，到處張貼著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和階級鬥爭為綱的標語，整個中國已經處於一個大動蕩的前夕，空氣中瀰漫著一種殺氣。
記得到農場前，有一天夜晚，我在北京坐電車，突然發現電車上一片死寂，沒有人一個人說話，人的臉在車外一個個駛過去的路燈的熒光下一會兒變白，一會兒變黑，讓人感到懾人。多年來我總不能忘記那個夜晚向我顯示的恐怖，和當時心中突然襲來的在這個長夜中出現的無比孤獨。
我相信那時候很多中國人已經從各種氣息中聞到了血的腥氣、預感到了一場血光之災將要登上中國之陸。雖然人們尚不知道這場災難來自何方，為什麼而來，誰去殺誰？當然人們更不知道，在這個城市的心臟，北京高大和諱莫如深的紅牆之內，琉璃瓦之下，兩個巨頭已經不共載天到了劍拔弩張的地步，黑霧和怒氣正從他們的腳下升起，變成黑色的烏雲，將整個京城籠罩到黑霧之中，然後這些黑雲要慢慢瀰漫、向整個中國擴散，覆蓋住整個中國的一個個城鎮，一個個鄉里，像一條條黑龍，張開血盆大口，懸壓在中國的土地上，等待著喝血。
丘德功就是在這個血雨腥風即將來到的前夕，被卷進了災難。
農場黨委聽到邵蘭新彙報，四隊出現了反革命事情，有人公然叫囂要消滅解放軍，黨委書記茹作斌勃然大怒，派出了以黨委秘書徐仁芳為首的工作組，去四隊處理丘德功反革命事情。
黨委秘書徐仁芳，山東人，部隊轉業。但是徐仁芳看起來不像一個軍人，白凈的臉，整齊的五官，文秀沉靜，說話也是文質彬彬的，更像一個文人。
其實一個人的文昌在很大程度上並不完全決定於讀書多少和受教育的程度，很多博士說起話來卻是一付魯莽和無知，不同的只是由於有了博士學位講起蠢話來更是不容置疑和更加自信了。而沒有受到高等教育卻顯得內秀和很有涵養的人也到處可見，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徐仁芳就是其中一個。雖然他的身份、職務、經歷和當時的極左氣氛使他也在階級鬥爭烽火中衝鋒陷陣，但是蕭殺的氣氛仍然不能吞沒他穩重的個性。另外徐仁芳可能由於自己沒有受到很多教育，對有高等學歷的人有著一種天然的尊重。這種秉性在共產黨的部分老幹部中屢見不鮮，他們由於自己不能進入和懂得所謂高深的學問，而表現出對知識殿堂和有學問的人的敬畏。反而這種對學問和有學問人的敬重，在解放后大學生中爬起來的知識分子幹部中卻無跡可尋了。這些所謂的知識分子幹部，在當學生時為了要求進步，入黨升遷，不得不荒廢學業，肚子中通常沒有多少墨水。而由此之後，為了自己在學業上的損失，顯示了一種對不問政治只讀書的人，乃至知識的怨恨。正是這種心態，他們在政治運動中對這些被他們稱之為白專的人下手尤為殘忍。
一個鬥爭現行反革命丘德功的大會在徐仁芳的主持下開始了。
鬥爭會，這個人類歷史上空前的名詞，對於外國人恐怕會像外星球上的童話，對於中國人的後代子孫恐怕也難知其詳了。雖說以中國人的民族性格和中國歷史發展的規則，鬥爭會未必就會絕後，但是百年後的中國鬥爭會肯定會與他們爺爺奶奶曾經經歷過的鬥爭會大相徑庭，可能會添上那時候的中國政治，甚至高科技，人工智慧，機器人的特色。如果我不在這裏多解釋幾句，外國人查百科全書，子孫查歷史書，肯定會望洋興嘆，徒勞無得。因為這些不上大堂﹐但是卻將一個時代的中國人折磨得死去活來的東西，中國人是從不將它記載在正式文字中的。
鬥爭會源出於土地改革，共產黨每打到一個地方，就要將地主的地分給農民。在分地前，必鬚髮動群眾，開鬥爭會，先將地主批倒斗臭，這樣農民分地時才能心安理得，理直氣壯。從解放初期反映土改的小說。諸如丁玲的《太陽照在桑乾河》上，周立波的《暴風驟雨》等看，土改鬥爭會往往要經過共產黨派出工作組，反覆動員農民才能發動起來。而我們這裏說的六十年代的鬥爭會無論從形式上，參加人的心態上說已經與土改鬥爭會完全不是一回事了，至今尚沒有一本小說反映曾經成為那個時期中國人生活重要內容的這種小說。
六十年代鬥爭會不是從土改鬥爭會脫穎而出的，它的正宗祖脈應該是反右運動。反右從共產黨請求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幫助整風開始，要知識分子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直到黨認為事情的性質起了變化，不能再言了，就發生工人農民「不答應」了，走上講台，要與右派辯論。右派在「工人農民」的討伐下，不經一擊，辯論會很快就變成了右派認罪會。當事情發展到這個地步，以中國人不寬恕的民族性格，自然不能息戈卸甲，「控制不住憤怒」的右派的朋友、親人、和同事，義憤填膺的，躍躍欲試爭取進步的，心懷叵測的和心驚膽戰的都必須一個個上場，輪番與右派劃清界線，表示憤怒，這時候，中國歷史上的一個特殊產物，鬥爭會誕生了。
鬥爭會，從五七年誕生，到六十年代，經過幾年的實踐，已經發展到非常成熟了。
它的第一個特點是反右後的任何單位都具有對自己的下屬開鬥爭會的權利，也就是說每一個基層黨組織都具有將一個下屬打成與歷史上的奴隸地位一樣卑微的地富反壞右的無上權利，無需經過公檢法系統批准。這個單位黨委無法無天的權利已經使社會上的公檢法系統形同虛設，在這樣一個環境中工作和生存的中國人，其做人的基本權利實際已經毫無保障，喪弘至盡。
鬥爭會的第二個特點是黨的積極分子反而不太上場，愈是親近的同事、朋友、同學、兄弟、夫妻、愈是要上場，愈要無情。所以從人性上說，鬥爭會的殘忍和冷酷，它的亘古未有，世界獨特，正是定位在這第二特點上。
今天有人去責備那時的中國人愚蠢和無情，未必見得公平。任何一個理性的人處於其境，都未必會比那時的中國人瀟洒。試想一下，如果一個人被置於地獄之邊，一個個黨的積極分子虎睜圓眼看著你是否劃清界線，否則就會將你也推入那個萬劫不復的火海之中，你孰去孰從？
這裏說地獄和火海，絕非誇大之詞。淪為階級敵人的嚴酷確實與陷身地獄只在伯仲之間，它超過了法律的任何刑事懲罰，甚至死刑，因為它意味著不經任何審判，不允任何辯護，不存在任何上訴可能，一個小小的單位黨委，轉眼之間就可以令一個人喪失工作，家庭，變為像奴隸一樣的賤民。賤民在中國社會的意義就是，不管走到哪裡，任何人都可以侮辱你﹐殘踏你﹐做最苦的工作﹐沒有申辯的權利。而且一旦淪為賤民，就是階級敵人，終身都是敵人，永無期滿之日。而且你一旦成為階級敵人，你的子女，父母，兄弟姐妹乃至表親都會從心裏真正的恨你，因為由於你，他們的升學，工作分配，分房子，提升等等都會受到影響。
這麼一個荒唐的，實際上已經突破了人類歷史上任何一個政府系統司法的，使每一個普通人離地獄只是近在咫尺的制度，既然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中國社會中形成和發展起來了，到了文化革命發展到它的頂峰。而後由於政府的官員在文化革命中自己也嘗到了這個制度的殘忍和不公平，而暫時的被擱置，不再被使用。這裏說暫時，是因為，造成這種荒唐制度的根源並沒有被充分認識，而待到受過這個制度直接傷害的官員慢慢將這些記憶淡忘，或者離開人世以後，新的少壯派再在中國升起的時候， 它完全可能捲土重來。
丘德功的鬥爭會就在群情鼎沸的口號聲中開始了：
打倒現行反革命丘德功！
打倒仇恨解放軍的反革命分子丘德功！
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
無產階級專政萬歲！
會場一片蕭殺，尤其像我這樣已經被戴帽子的反動分子更是提心弔膽，喊口號時拳頭舉得高高的，聲音喊得大大的，唯恐人們說我同情丘德功。
丘德功站在會場中間，低著頭，臉蒼白和憔悴，顯然已經多夜無眠。
首先是汪深發言，他有板有眼地敘述了，他怎樣在辦公室辦公，下班的工人怎樣一個個走過隊部門口，然後大部分人都過去了，最後來了丘德功，扛著鋤頭， 一邊走一邊唱。先是唱的大海航行靠舵手，到了隊部門口唱起我是一個兵，最後一句唱的是消滅解放軍。他當時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又聽了一遍，還是消滅解放軍。
汪深說完， 大家憤怒的叫起口號：
打倒反革命丘德功！
堅決要求嚴辦反革命丘德功！
接著是批判發言，幾個顯然已經事先安排好的發言一個個輪流過去。最後是主持人徐仁芳講話，他的話也是這類會議的老套子，丘德功你必須老老實實接受群眾的批判，進一步交待你的罪行，爭取寬大處理，對抗是死路一條。講到這裏，看來會議應該接束了，但是奇迹發生了，徐仁芳出乎大家意料的，突然對丘德功說，丘德功，大家花了這麼多時間幫助你，你對大家講一講你的認罪態度。
徐仁芳出乎常規的給了丘德功一個說話的機會，連丘德功自己都沒有料到，誰也不知道徐仁芳為什麼這樣做。丘德功先是一愣，但馬上反應過來了，他的機會來了。
丘德功突然哭了起來，跪了下來：
「請大家饒了我吧，我就算是一個死心塌地的反革命，也不會傻到大白天去唱消滅解放軍，我家裡有妻子，還有一個四歲的孩子，我不為自己想，還要為她們想想，我要成了反革命，她們怎麼活下去啊」
說到這裏丘德功已經聲淚俱下，淚流滿面，跪在地上，將兩條腿挪動著，跪到了汪深的面前：
「汪師傅啊，你大人大量，救救我吧，我代大李小毛求你，過去如果我有對不起你的地方，這裏我向你賠罪，汪師傅啊，消滅解放軍和消滅蔣匪軍，兩個音很接近，很容易聽混的，告訴大家你沒有聽清楚吧！」
誰也沒有想到鬥爭會會變成這個樣子，這種情形如果發生在北京的大學中，馬上就會有要求入黨入團的進步分子跳起來，聲色俱厲地指著丘德功的鼻子叫丘德功老老實實，不要演戲，可是這裏不是北京，下面坐的不是知識分子，沒有一個工人有跳出來立功的意思。
大家看著徐仁芳， 現在應該是主持會議的主持人嚴詞呵斥丘德功站起來，回到會場中間去，可是徐仁芳像個沒事人一樣，他的眼神中閃出一種迷離的光芒，望著我們看不到的空中，誰也不知道他在想什麼。
汪深尷尬地面對著跪在地上向他求饒的痛哭流涕的丘德功不知所措，這個時間繼續了大約一分鐘，這是極為靜寂的一分鐘，又是非常長的一分鐘，大家都屏氣斂息的看著汪深，等待他說話，終於一個工人家屬不能忍耐了，叫了起來：
「汪師傅，丘德功在問你呢，你到底聽清楚了沒有？」
「我，我」
汪深支吾著，不知說什麼好。
從幹部轉為工人的李雲飛忍不住了：
「汪深，你聽清楚就說聽清楚了，沒有聽清楚就說沒有聽清楚，大家等著你說話哩！」
李雲飛出身烈士，深得領導信任，過去在人事保管擋案。但是他有一個無可救藥的毛病，就是上天造就了他有特彆強的理解力，卻沒有起碼的分析能力。他又有將他理解的事情和東西，不管是否合乎時宜，用非常極端和尖銳的語言立即表達出來的愛好，他這種沒有理智和原則的緊跟形勢的第一反應能力，使他始終處於當時正確的大風大浪的尖頭上，而毫不意識不同時期風浪的浪尖可能正是完全對立和一百八十度相反的。他也由此被他強烈的第一反應能力所累，由於嘴快嘴臭得罪了大部分領導和工人，最後被從幹部貶為工人，在隊里當康拜因手。
會場上一雙雙火辣辣的目光盯住了汪深，汪深頂不住了，汗一滴滴流了下來，
「我，我，我沒有聽清楚。」
徐仁芳像久旱逢雨，好像在盼望這句話，等這句話一到，連想也沒有想，就立即反映，
「啊，老汪，你也真是的，沒有聽清楚，這話怎麼能夠隨便說呢？」
但是他完全沒有進一步為難汪深的意思。
然後徐仁芳大聲地加重語氣說：
「散會！」
這個鬥爭會就這樣虎頭蛇尾，結束了。徐仁芳回去後向黨委書記報告汪深沒有聽清楚，事情就不了了之了。
今天我在回憶這些舊日的往事時，仍不得不對徐仁芳在那個如履薄冰的階級鬥爭時代中顯示的人性，智慧和勇氣肅然起敬。
不幸的是，雖然丘德功逃過了這一劫，這一劫最終是不會放過他了。他的莫須有的尾巴已經被牢牢卷到人手之外的國家政治風暴之中，由不得他自己和任何個人做主了。到那個風暴到來時，那條黑龍需要喝血的時候，不管是邵蘭新、汪深、徐仁芳，甚至農場的黨內書記茹作斌，都無法再控制丘德功的命運，這就像一個氣球，一旦發出去，線就被剪斷，飄到了中國的政治天空，它的命運只能隨著天空的風雨雷霆去上上下下翻滾，去喜怒哀泣，地下望著的人只能叫喊興嘆，再無控制能力。
(五) 文革
丘德功從第一次劫難中脫險不久，文化大革命就來了，這是公元一千九百六十六年的春天。
今天我們從中國的史料去回看這場文化大革命，不免會有讀三國演義感覺，毛澤東，造反派和老幹部，形成了三個又對立和又依賴的關係。像三國演義的作者一樣﹐從上古以來，中國民族就是一個主觀意識和感情色彩極其強烈的民族，要中國民族去客觀地敘說一件事情，不將自己的關係遠近，派系，好惡、愛憎放進去幾乎是沒有可能的。不管是將毛澤東看成曹操，還是造反派是曹操，此後的故事是無法公平地講出來的，其結果就像三國，使大家永遠也不明白，一個聰明得像神一樣的諸葛亮加上一個善良得像君子一樣的劉備怎麼最後會輸給又蠢又壞的曹操？中國人的歷史，文學和故事都是戲，中國人生活在非常複雜的關係和鬥爭中，但是一到文化中他們就亂編胡造，把它都說成戲，不讓你知道他們真正生活中的樣子。
正是這樣，寫到文化革命的事情，我就會陷入非常困難的境界，讀者腦子中已經固定地將文化革命與一些畫面和模式連在一起了：造反派打砸搶論，老幹部被迫害論，毛澤東整劉少奇論，靈魂大革命論，個人大崇拜論，或是人民文革論等等，等讀到這個故事時立場和喜惡早就預定了，會將他們預定的觀念自然而然的結合到我的故事中去，丘德功不是成了打砸搶的小流氓，就成了與專制官僚鬥爭的民族英雄，和他們成天看的子虛烏有的戲和寫的時評混到一起了。
可是離開文化大革命又怎能理解丘德功後面的命運和悲劇呢？我舉筆難定，最後終於改變了只談丘德功故事，避免過多談論國家政治的初衷。因為我一旦走到對丘德功命運的深度思考之中，就會發現那個時代個人的空間已經幾乎被國家和集體全部吃掉了，也就是個人的個性被強悍的時代共性壓抑到非常微弱，根本無法左右和改變自己的命運。如果我們那樣去孤立的談丘德功的故事，會完完全全歪曲丘德功的經歷。實際上到了這個地步，丘德功對於自己的命運已經不能負責，也做不了什麼，它完全控制在國家政治手裡。
可是另一方面只要我一借鑒現有的文化革命概念的大前提來繼續敘述丘德功和農場的故事，丘德功就會被讀者不自覺地歸入他們腦子中已經固定化了的文化革命人物模式中去，那樣也會將丘德功的故事歪曲和糟蹋得不成樣子。
因此兩條路對我都很困難，我只能從這兩條路的中間找一個夾縫穿過去。
這就是儘力就事論事的來述說這個故事，也就是說立足於丘德功和農場的命運變化來反映文化革命的演變，而不是反之，去借鑒現有的文化革命概念的大前提來敘述丘德功和農場的故事。顯然要在這個小小的故事，脫出現有的各種文革模型，去忠實地複述文化革命的歷程，無疑非常困難，會使文章的篇幅愈寫愈大，這畢竟不是一部專門論述文化革命的專著。為了減少這個困難，我儘可能的以講丘德功的故事來帶動在他周圍燃燒的文化革命， 就像布爾什維克革命之火在奇瓦哥醫生的身邊熊熊燃燒，而齊瓦哥醫生與娜拉的愛情依然在革命之火的烽煙中延綿。不同的是丘德功沒有齊瓦哥醫生與娜拉的那份幸運，他的個人命運被文化革命的中國之火差不多完全吞沒了，我要盡很大的努力才能在革命的火焰中找到他渺小的影跡。
農場是中國的一個小小的角落，有它區別於中國其它地方的特殊性，但是就文革的興起，各個階段的層次，以及人在不同階段的心態，和它最後因林彪的死和毛澤東的健康惡化，力不從心而陷入退無人敢說，進不知何從的泥潭，不死不活的拖到毛死，基本上還是完全尊從這個國家的共性。如果說有區別，那麼這場由毛澤東強加于中國的革命，傳到偏僻農場的時候往往要比其它地方晚好幾個節奏。
我有時想，如果毛澤東真的能活一百四十二歲(當時報道的特大喜訊)，或者永遠不死，文化革命會怎樣結局呢？中國的現在又會怎樣呢？當然這種非常理念的探討不是講究實際利益的中國人喜聞樂見的，可以肯定的是如果那樣的話，中國的近代史就必須徹底重寫了，不會有四人幫坐牢，不會有鄧設計師放出他們的子孫像元朝蒙古貴族在中國走馬圈地一樣去分割國家公有財產，當然也就更不會有習近平的賊喊捉賊式的抓貪污鬧劇了。所以到了中國歷史這個領域上，是沒有什麼政治理論家和學者說的歷史發展的必然性的，純然是一場隨機前進的悲劇。 魯迅先生說中國歷史沒有年代，從字縫中看出的字只是吃人。我的看法有一點不同，吃人很難看出來，中國有這麼多的歷史學家，他們職責就是是將中國歷史塗改的面目全非，將關鍵地方蓋的嚴嚴實實，讓外國人和中國子孫什麼也看不出來。
文化革命的火蔓延到農場是一千九百六十六年的夏天，這時中國的紅衛兵都已經到處在抄家，滅四舊了，農場卻如夢初醒，響應毛主席的口號，要文化革命了。黨委最初理解的文化革命就是與過去的政治運動一樣，揪幾個階級敵人出來斗一下。
這不應該怪罪於農場黨委思想僵化，或者轉移革命的方向。不同於共產黨的上層幹部，對於毛劉的矛盾已經有所了解察覺，知道毛的來者不善和醉翁之意是指向劉少奇，而有意的將毛的矛頭轉向發不出聲音的老百姓，來保護劉少奇和他們自己。但是這個指責卻絕對不適用於農場這樣底層的幹部，他們怎麼可能想到這次偉大領袖的意圖不是要像以往一樣搞階級鬥爭，打階級敵人，而是要打倒劉主席，並且要將農場幹部自己也要揪出來陪斗一下？他們能想到的，能做到的只能是根據過去政治運動的做法，來重複一遍而已。所以毛澤東只憑一條這次運動的重點對象是走資本主義的黨內的當權派的空洞條文，就要他的所有官員去斗劉少奇和他的僚友，斗他們自己，否則的話就是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實在是強人所難，蠻不講理的。其結果必然是使所有的官員都糊裡糊塗的成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反對毛澤東的大家找不到的尚未亮相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
就這樣，偉大領袖毛澤東的文化革命戰略步驟，一開始就將一個小小的在農場求生的下放幹部，與他的整走資本主義的黨內當權派毫無關係的丘德功拖入到一場災難之中，農場確定的要揪的新牛鬼蛇神中，丘德功無可逃脫。
這同樣不能完全怪罪農場的黨委，當他們絞盡腦汁從他們下屬的名單中挑選一個個階級鬥爭的對象時，恐怕沒有比公開叫囂消滅解放軍的人更容易浮上腦袋了。雖然這是莫須有的，而別的工人和幹部連這樣的莫須有也找不到，運動去斗誰呢？史無前例的毛澤東時代，國家大事和國家政治就是通過這樣荒唐的邏輯與個人的命運這樣息息相連起來的。儘管丘德功本人的歷史，思想與反劉少奇和保劉少奇沒有任何關係，和文化革命開始時的開場鑼，掃四舊，海瑞罵皇帝，三家村等等等也沒有一點關係，但是從文化革命的一開始，他就被推到文化革命的浪尖之上，他的命運就隨著文化革命的變化而升沉榮辱，無論丘德功本人，或者農場的幹部都對它失去了控制。
毛澤東政治與中國古代封建政治，劉少奇政治，鄧小平政治顯然不同的一個重要特徵是，他的很多決定不是從組織路途和官僚網路下達和執行的，而是通過他高深莫測的和將來可以任意添加，甚至向反向連接的語言和指令進行的，這些不具有法律嚴密性的模稜兩可的語言，將所有的人，從他身旁的親密戰友，到社會底層的一個小小普通人，都搞得惶惶不可終日，被籠罩到它無形的巨大恐懼的陰影之下。毛玩的是一種高深莫測的心理戰術，正像他自己非常得意說的這是一場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靈魂大革命。這個詭譎的玄術使他死了幾十年後，還有不少文人佩服得五體投地，追求它的絕對價值和永久意義，在裏面輾轉反側，迷戀忘懷，讚不絕口。
當時農場空氣中閃爍著一種可怕的沉寂，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恐怖瀰漫在農場的每一個空間，這就像戰場開戰之前，兩軍對壘時的寂靜一樣可怕，人心充滿恐懼，個個心懷鬼胎，不知這次誰該遭殃？ 因為以共產黨的階級鬥爭理論VS人性，從共和國的主席，總理，到一個農場的小小農工，哪一個沒有辮子捏在上級領導的手裡，但是表面上這一個個都有辮子被捏住的人都比沒有辮子的人更想顯得沒有辮子，更意氣風發，更鬥志昂揚，這就要比沒有辮子的人更起勁的高唱著社會主義好和東方紅。包括在天安門廣場上，親自起勁的指揮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的周恩來。看著照片和電視中周恩來那種激情澎湃的樣子，如果有人能看到在他的激情下面是也是褲子中邱德功說的要藏起來的一條條尾巴在發功，怎麼不令人為他難過。貴為國家總理都是這個樣子，中國人活著怎麼不難啊！所以對於任何一個叫做中國通的外國人，想真正了解中國人的人生，真是難於爬中國的蜀道。他們可以將中國話講得地地道道，但是他們對中國人和事情的解釋往往失之毫釐，謬以千里，牛頭不對馬嘴。
終於在一個夜晚，轉瞬之間，農場的政治中心，食堂兼大禮堂就鋪天蓋地地貼滿了歪歪斜斜的大大小小的大字報，在進門的地方，有一幅用大體字寫的大字報特別顯眼，上面寫著：「郭大鬍子，你為什麼一個人吃了七個人的肉？」和「堅決要求揪出用大刀砍了一百多個共產黨頭的歷史反革命」。指的是生活科科長郭大鬍子多吃多佔，一個人吃了應該分給七個人的豬肉，和已經被毛澤東御定為功過相抵的戰鬥英雄趙風山。
當然企圖消滅解放軍的現行反革命丘德功的大字報也赫然其中。
倒是沒有一張大字報是針對我們反動學生的，一個可能原因是我們的問題已經定案，不屬於暗藏的壞人，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農場黨委學習了十六條，文化革命的指導文件，學生的問題一律不整。不管怎樣，我們是學生，雖然是反動學生。
在大字報出現的同天，還有一個令人感到毛骨聳然的景象是農場幹部袖子上突然都戴上了紅袖標，上面寫著毛澤東思想赤衛隊。這個不平常行為增加了空氣中的蕭殺氣氛，既然是赤衛，一定是碰到了強壯的敵人， 可是敵人在哪裡呢？ 以黨委的強大，對付大字報上點名的這幾個牛鬼蛇神值得這樣嚴陣以待嗎？其實這些所謂的毛澤東思想赤衛隊自己也不知道要赤衛什麼，正像後來的歷史發展證明的，毛澤東這次運動要收拾的敵人，正是他們這些這一刻信誓旦旦地準備去保衛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赤衛隊。
大字報一出來后，鬥爭會已經是箭在弦上，大字報點到的人被拖上了鬥爭會。這是丘德功面臨著的第二次因為唱消滅解放軍而開的鬥爭會。
這一次的鬥爭會丘德功沒有上次的幸運了，既沒有徐仁芳給他的認罪機會，也沒有「一雙雙火辣辣的目光盯住了汪深」 問汪深有沒有聽清楚了。只有一個家屬怯生生的說「汪師傅，你聽清楚了嗎？」，汪深混濁的眼睛這次非常明亮，挺著胸膛 回答得堅決和響亮：「我聽得非常清楚」。沒有一個人再追問汪深，為什麼你上次說沒有聽清楚。代替的是憤怒的口號，和所有人的對丘德功的仇恨。而上次用辛辣語言逼迫汪深的李雲飛正滿頭大汗的在鬥爭會上領喊口號，和帶領著大家唱「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倒它就不倒」，他聲嘶力竭的充滿情感的聲音使人們完全忘記了上次會場上的同一個李雲飛說過什麼。
我敘述這個故事時與中國的小說家，回憶家，政治家的一個重要區別是，沒有好人與壞人的對立，沒有光明與黑暗的較量，沒有善良與醜惡的角斗。在丘德功的鬥爭會上，看不到任何這樣清晰的對立，而有的只是對一個已經失去保衛能力弱者的共同殘踏和蹂躪。但是對立又是確實存在的，它不是存在人的層面上，而是在人的心裏面，這個對立對於中國人都是大同小異的，無論是丘德功，是汪深，是主持這個鬥爭會的邵蘭新，還是在這個會上這一刻正助紂為虐的一個個參會者，在心的深處，都有一個立足於他們本人經歷，個性，良心，形勢，壓力，利益混合在一起的精確計算和斟酌，使他們在兩個對立的結果中遊離，彷惶，而最後他們在這個特定場合中的表現，正是他們對這件事件計算和斟酌的最終平衡結果。當文化革命以雷霆萬鈞的威攝壓過來的時候，個性，良心等等在計算和斟酌中的份量都會被壓縮到忽略不計的程度。道德，公平，正義和良心對這些沒有基本權利的人來說是一種奢侈，在一個人人自危的災難中，大部分人能夠做的，應該做的都是首先保護自己。
直到今天，我童顏鶴髮的時候，回頭望去，才明白主導著這個暴風雨般的氣氛下面，作怪的是每個參加會議人一根根被捏住的辮子和褲子里的藏著的尾巴。說到底，中國人都是有著非常相同思維方法和處世哲學的人，不管是高官，平民，還是罪犯。不同的只是他們在不同的位置，就要說不同的話，做不同的事，如果將他們互換位置，表現也只是大同小異。
到了這個時候，丘德功已經被捲入到一個無形的風暴中，在這個風暴中，事情的真假，丘德功的態度，都已經無關緊要，汪深，李雲飛，邵蘭新也都無關緊要，沒有人再能控制這件事情的下一步，丘德功的命運將，而且只能將，隨著這個國家的政治風暴，隨著文化革命的風雲，在中國烏雲密集的天空亂飛，亂轉，誰也不知它會在哪裡停下。
（六）造反
從1966年初到 1966年8月，文化革命的暴風雨席捲著丘德功在中國的政治上空繼續旋轉，丘德功歷盡各種災難，鬥爭會，遊街，他就像一片枯葉在暴風雨的夜空中狂飛亂舞。
正在這個時候奇迹發生了，站在神秘的高深莫測的烏雲中的毛澤東，東一榔頭，西一鎚子，將他的戰友和全國的官僚們耍得糊裡糊塗，摸不著頭腦，捉弄夠了的時候，以太陽的姿態從雲中鑽出來了。
1966年8月，他在北京大學貼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
「在50多天里，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又何其毒也！聯想到1962年的右傾和1964年形「左」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醒的嗎？」
大字報讓慣於聽從他的命令去整老百姓的官僚們莫明其妙，膽戰心驚：你不是一直叫我們去搞階級鬥爭，去整老百姓的？ 怎麼這次整老百姓就變成圍剿革命派，白色恐怖了？ 當然只是在心裏嘀咕，沒有人敢去公開責問毛澤東為什麼的。
不管怎樣，烏雲散開了，丘德功就莫名其妙地被救了，救他的不是他自己，也不是人民，更不是法律和政府，而是毛主席。主席像東方紅唱的一樣從烏雲中升起，陽光從北京的金山一直照到農場，將丘德功從一個牛鬼蛇神，階級敵人的地位一下子上升到與毛澤東站在一個戰壕里的造反派。丘德功因毛澤東搞文化革命而成牛鬼蛇神，現在丘德功又因毛澤東搞文化革命而成為反對走資派的造反派，而所有這一切變化丘德功本人什麼也沒有做。
人們開始以新的敬畏的目光投視丘德功和其他被舊黨委揪出來的階級敵人了，毛主席說他們才是真正的革命派，但是大家，包括這些人自己心裏都在打鼓﹕
這個陽光是真的嗎？為什麼毛主席要幫助我們，為什麼他要讓我們去反對他倡立和領導的黨委呢？叫我們豁的一身刮，敢將皇帝拉下馬，毛澤東他本人不就是皇帝嗎？ 跟著皇帝造去反，這個造反還是造反嗎？
人們用一種審度、不理解、乃至不信任的目光看著毛澤東的這番話。人們嘴上在叫文化革命萬歲，心裏在想，這是不是已經玩過的釣魚上鉤？
飽經政治運動風霜的人，都看出這場運動的荒誕不經，漏洞百出，沒有人敢輕舉妄動，大家都在翹首以待，靜待下面的變化，農場一片寂靜。
反右的記憶太深刻了，人們對那次的背信棄義仍記憶猶新。從毛澤東貼出大字報到人們真正起來造黨委的反， 奪黨委的權之間有一段非常長的沉寂。
毛主席說：
「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頭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
大家毫無反映。
毛主席說：
「豁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
大家還像若無其事，沒有人捨得被剮，去斗他的上司。
對於毛澤東一個比一個強烈的煽動，好像無人聽到。沒有一個人傻到真要去把皇帝拉下馬，因為那不就是要將毛澤東自己拉下馬嗎﹖當然誰也不敢將這話說出來。
但是這種平靜是表面上的，人心中的冬蟄已經在那裡蠢蠢欲動了。人的心中往往都存在一種逆反的引誘，這種引誘在困難的時候，叫做希望，在生病的時候，叫做康復，在被壓迫的和受到欺侮時候，叫做反抗。在一個暴烈的專制制度下，鎮壓的殘忍使這種逆反引誘愈退愈遠，銷聲匿跡，以至人們都快忘記它了，但是它不可能死亡，因為它的死亡就像征著生命的結束。心理大師毛澤東深知這個道理，他不斷用試牙草像逗蟋蟀一樣在誘發人們心中的這個魔鬼，使它復活，使它仇恨，使它憤怒，去咬，去撕，去流血。這些官老爺們在老百姓頭上指手劃腳，作威作福已經曠日月久了，怎麼可能沒有民憤呢？不是冤沒有頭，債沒有主，而是需要一把火，一旦大火燒起來，它就會熊熊映天， 毛澤東知道。
幾十年後，到了國外，至天命之年後我才明白，問題不是出在不平上面，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不平，問題的關鍵在於怎樣對待這些不平，怎樣給這些不平一個出口，否則月積日累，到了一定時候就要爆炸。國外的現代人性，道德，宗教和哲理都主張用寬恕和理性來消除積怨，而毛澤東認為必須斗，他說八億人，不鬥能行嗎？所以他讓老百姓以牙還牙，你砍我一刀，我就砍回一刀，毛澤東思想與現代文明就在這裏分野。
他繼續說，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它就不倒，可是大家害怕，將來再打回來怎麼辦？
大家仍然無動於衷，農場還是一片靜寂。
農場的文化革命的興起可能要比中國的其它地方更為艱難，因為農場的工人幹部以複員軍人為主體，對於共產黨政治運動都有豐富經驗，不太會響應毛澤東造反的鼓動。當農場的當權派被從官位趕下來，與我們這些反動分子一起勞動的時候，我聽到了一段非常精彩的對話，是在中學校長李喜元與黨委機關書記劉世雄之間進行的。李問劉下一步應該怎麼辦，這時，劉說：「我寧願犯政治路線的錯誤，也不犯組織路線的錯誤」，「在政治路線與組織路線發生矛盾的時候，我選擇組織路線」。 劉說這二段話時，神色凄涼，但無比堅定。劉的這段話不但反映了農場工人和幹部在共產黨政治中的成熟和睿智，而且也反映了中國人對待政治鬥爭的根本原則，派系的遠近要遠遠重於道理的對錯。
作為黨魁，毛澤東當然知道他的文化革命的艱難，不盡然來自他在人心中已經有過出爾反爾的記錄，還來自他的黨的多年的鐵血政策。毛澤東知道他已經在草堆上澆上了油，現在需要有人點上火，那怕是一點火苗，熊熊大火就會燒紅半邊天空。到那時候，所有看風使舵，瞻前思后的人一旦上了賊船，再無退路，就會奮不顧身的。
可是誰來點這個火苗呢﹖
毛澤東使出了一個歷史上空前絕後的方法，但就這個方法就已足知毛的為人，為達目的而不顧一切。
他打開了潘多拉盒子，放出億萬學生，讓全中國的學生不上課了，免費火車，免費旅館，免費全國串聯，去造反。將周恩來在那裡苦苦支撐的國家秩序打得稀巴爛。
就這樣中國的學生們，戴著紅衛兵的袖章，沖向工廠，機關，農場，用他們一知半解的毛澤東語錄去套那裡的革命，生產停頓了，辦公室關門了，官僚們被戴著高帽子遊街，這些學生戴著毛澤東的虎威，初生牛犢不怕虎，將全國搞得天翻地覆，最要緊的是他們鬧過就走了，沒有怕報復之憂，國家陷入大混亂，火終於點著了。
恐怕古今中外，歷史將來再也不會有第二個人想出像毛澤東這樣荒唐，惡毒和缺德的方法。
將未成齡的孩子用作政治工具的做法在世界上不會再有了。且不說這種做法的卑鄙，這些孩子智鑒尚完全發育，不能對他們的行動完全負責，而且這種做法讓整整一代人斷絕文化教育，對一個國家的未來會造成多大的影響。我們從這裏看到了貫穿毛澤東人生的另外一個特點，那就是打架時的狠，毒，不計後果的市井無賴式的拚命。無論毛澤東小時候用死嚇退他的父親，或者以死三億人對抗美國的原子彈威脅，都充滿了這種不顧後果的拚命打法的兇狠，可能正是他的這種兇狠使所有他的戰友，包括柔功達到化境的周恩來望而生畏，乖乖稱臣。
黨委的癱瘓，使國家基層那個被普遍叫做「單位」 的怪物出現了權力真空，於是各種五花八門的造反組織出現了，部分的掌握了單位的權力。一個特殊的被叫做造反派的群體走上了中國政治舞台。
首先造反派這個名詞是一種誤導，這裏所謂的造反派實際是毛澤東的工具，而毛澤東是皇帝，那麼這個群體不管叫什麼，例如叫走狗，叫馬屁精，都比叫造反派有道理。被叫成了造反派反而成了一種譏諷，因為這些人是跟著皇帝去剷除異己的。如果當時中國劉少奇是黨的主席，毛是付主席，那麼叫造反派就名副其實了。不過那時候大部分人又會選擇跟著劉正主席去造毛副主席的反了，被整死的就是毛副主席，而不是劉正主席了，唯一的區別就是如果劉正主席要造反毛副主席，點火就要容易多了，將毛副主席反右，大躍進，餓死人的事迹一公布，全國馬上就會海沸山崩。
其次將這些所謂造反派被描寫成一批沒有頭腦，腳底流膿，頭上生瘡的打砸搶分子是另外一個誤導。其實在文化革命鬥爭中他們從來沒有真正處於過上風，從誕生的那天起，他們就是一群不由自主的炮灰。他們因舊黨委拋出而哀，然後又因毛的造反而救，進而又因毛的文化革命而榮，最後又因毛的拋棄和舊黨委報復而死。他們就像一群尾巴上被繫上了澆上汽油的火柴的狗，前進是死，退也是死，他們是中國歷史上真正的悲情人物。
即當毛的文化革命到了如火如荼的時候，造反派從被舊黨委拋出而糊裡糊塗的變成與毛澤東一個戰壕與舊黨委開戰的時候，他們也從沒有到過輝煌的境界。他們最榮耀的時候，是舊黨委被停工，各種造反派組織奪權的時候，那時候不管什麼組織都叫自己為造反派，需要幾個像他們這樣開始被舊黨委揪過的人物來領軍，點綴自己是真正的造反派，掩飾自己的保皇本質。
農場的造反相比全國其它地方要溫和得多，到了東北石油學院的學生造反到農場，解散黨委，召開鬥爭會的時候，農場的形勢已經如箭在弦上，壓不住了。緊接著青年工人黃義一貼出了與毛澤東題目非常相似的的大字報，《炮打農場黨委--我的一張大字報》，實際這時造反已經是無驚無險，挾天子之威而號天下了，黨委已經成了死屍一首，不敢還手了。然後一批支持的大字報蜂擁而出，北京傳來的模式，戴高帽子，噴射式，剃鬼頭，遊街，奪黨委權，成立革命委員會等等在農場原封不動地照演了一遍。
對於這些全國通演的節目，沒有什麼好說的，我印象最深的只是在鬥爭農場黨委書記茹作斌時候的一幕，他鎮靜自如，借大會斗他的時間，對他下面的幹部說：同志們，接受黨和人民考驗的時候到來了，後面他放棄了一切抵抗，對所有的控訴，一律回答，我有罪，我對不起毛主席和大家，我向大家認罪。 他非常清楚，這些認罪都是空洞的，誰來治這些罪，怎麼治？而當有日他們回復過來時，他們對老百姓的治罪才是毫不留情和實實在在的。
等這些毛澤東設計的戲都演完的時候，農場的真正革命才開始了，農場的工人們開始思考怎樣借毛澤東的力量，借毛澤東的文化革命來改變自己的命運了。這時候 真正決定農場命運和農工命運的較量和革命，打著保衛毛澤東思想的旗幟的造反開始了。
這個農場工作的人除了本來就是拖拉機和康拜因工人以外，大部分都是有各種尾巴被上級控制，或者沒有重要尾巴，但是不為上級領導信任和喜歡的工人和幹部，這些人沒有經任何法律判決，甚至政治處罰就被集中到周圍全是勞改農場的所謂大慶五七農場，實際就是心照不宣的二勞改。 這種侮辱對於在這裏工作的人來說是壓在頭上的無形的石頭，現在這個多年來不敢言傳的憤怒終於在黨委被打倒后爆發了，人們面對著一個真正重大的和具有實際意義的命運問題，一場名副其實的革命。
問題的焦點集中到這是一個什麼農場？是石油部和大慶私設的勞改農場，還是像毛澤東五七指示說的：
「同樣，工人也是這樣，以工為主，也要兼學軍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參加批判資產階級。在有條件的地方，也要從事農副業生產，例如大慶油田那樣。」
一個走五七道路的農場。
農場的保皇派，大部分是黨的幹部，人數只有農場5%，他們說這是執行毛澤東五七指示的五七農場。
農場的造反派，也就是除農場幹部的大部分人說，毛主席說工人以工為主，而我們這裏變成以農為主，這是一個黑農場。
正像多年來政治運動整人一樣，整人的幹部絕對不談為什麼整這個人的真正原因，而千方百計的要給被整人扣上一頂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帽子，所以這次農場的造反工人也以治人之道還治治人己身，絕口不說自己的憤懣是石油部和大慶私設的勞改農場，自己平白無故的被送來二勞改，而口口聲聲自己是在保衛毛澤東思想，大慶和石油部反對毛澤東思想，拒不執行毛澤東的五七指示。 毛澤東說工人以工為主，也要兼學軍事、政治、文化，現在大慶和石油部讓工人長期種地，是對抗毛澤東的五七指示。造反的工人們自作聰明的認為，只有反對毛澤東思想這個帽子，才能使大慶和石油部害怕，使他們讓步。
有趣的是在提到石油部和大慶私設的勞改農場時，我們這十一個被送到農場改造的反動學生當然也就被拿出來做為這是變相勞改農場佐證。但是這些農場的造反工人幹部只是想將我們用作為打大慶和石油部的炮彈，並不想真正傷害我們。所以又小心翼翼的說明，根據十六條，學生的問題一律不整，放到運動後期再說。隱藏在同為天下受苦人之下的惺惺相惜，苦心孤詣，令人心酸。
由此可見，農場工人的造反是多麼善良，多麼軟弱，多麼蒼白。
如果是真正造反，抗議反對毛澤東思想的走資派，理直氣壯，就應將農場封閉，開著拖拉機康拜因浩浩蕩蕩直奔大慶，可是這些造反的人心裏還是害怕，沒有人敢這麼做，就派出一批批的代表去大慶和石油部與已經被打倒的走資派和那裡的革命委員會談判。這就形成了一個奇怪現象，造反的人在求被打倒的人批准，而那些在台下的官員一個個老奸巨猾，對於這些要求，一副愁眉苦臉的樣子，我有罪，我反對毛澤東思想，但是現在我沒有權，我有了權一定會考慮革命群眾的要求。但是他們心裏比誰都清楚，所謂的因為工人以工為主，現在讓工人以農為主的反毛澤東思想的罪名純然是無稽之談。 所以農場工人要求撤消農場讓他們返回大慶的願望註定是個死胎。
在這個時候我與丘德功有過一次嚴肅的談話，也是我們之間的最後一次單獨談話。
那是一次批判農場黨委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大會的會後，天漆黑一團，沒有一顆星星。 我與丘德功走在回家的路上。老丘似乎還沉浸在會上大叫撤消黑農場的興奮中，對未來充滿希望和激動，我決定提醒他一下，我開門見山：
老丘啊，要當心啊！
丘德功茫然地看著我，他似乎不明白在這農場一片叫砸爛黑農場，農場的官員一個個被戴帽遊街，下放黑鬼隊勞動的大好形勢下，此話從何說起。
我解釋說，要防止形勢倒轉，秋後算賬啊！
丘德功一下明白了，他激動地說，我知道，但是他們是反對毛澤東思想，我們是在保衛毛澤東思想，他解釋給我聽，無論如何，他們不能說我們捍衛毛澤東思想錯的，給我們定罪名，他露出一種自認為非常得計的自信。
看出我一付不以為然的樣子，他補充說：
不過我也只是跟在大家後面叫叫，農場所有人都在叫砸爛黑農場。
這倒是真的，差不多所有運動開始被黨委打成反革命的人，現在都是各群眾組織的頭頭，而老丘只是一個人數眾多的組織的普通成員，跟著大家搖搖小旗而已。 我覺得他還是當心的。將來算賬時至多批判一下就算了。
但是我錯了，老丘更錯了，在秋後算賬時，他們放過那些跳得最凶的，但是苗正根紅的人，抓的和瞄準的就是有過歷史問題和出身不好的人，哪怕這些人只是唯唯諾諾地跟在後面打小旗。
誰也沒有想到丘德功要以生命為代價去償還他怯生生地跟著大家叫嚷砸爛黑農場的小小罪過。更悲慘的命運在等待丘德功。
(七) 暴死
文化革命中毛澤東做了四次背叛，這四次被背叛的對象都是於他有大恩惠的，或者是被他作為工具派了大用場的人。當他做完最後一次背叛，也就是背叛他功勛昭著的元帥林彪時候，他已經騎虎難下，精疲力盡，不知怎麼辦了，隨著健康每況愈下，不久就離開人世了。
毛澤東的第一次背叛是對他忠心懇懇，為他的階級鬥爭國策常年賣命的官員。這次背叛是打著打倒走資派的旗幟，所以理直氣壯。在這場搏鬥中，毛澤東以個人之力獨對共產黨組織和它的官僚，這使他的聲譽如日中天，成為中國的神。完成第一次背叛的時候，毛澤東滿面紅光，意氣風發。
毛澤東的第二次背叛是將點起文化革命熊熊烈火的，為他打倒走資派立了卓越功勛，視他為天神的革命小將，統統送到農村去，毀了他們受教育的權利，毀了整整一代中國人的青春，但是他的上帝地位絲毫未動搖，中國人仍將他視為神。做完第二次背叛時，毛澤東依然精神矍鑠，躊躇滿志，沒有感到有任何對不起這些尚未成年的孩子的地方，這些孩子和孩子的父母也沒有對他發出指責和反抗。
毛澤東的第三次背叛是將最初被他譽為革命派，後來為他扳倒黨委系統衝鋒陷陣的所謂造反派，送回重新掌權的官員去，任他們污辱，蹂躪，屠殺。從此造反派如喪家之犬，死的死，關的關，一個個惡名昭著，成為文革打砸搶的代名詞和替罪羊。做第三次背叛的時候，毛澤東依然意氣風發，蹈機握杼。沒有人認為這些造反派可憐，大部分人覺得他們是罪有應得。
讓我們看看毛澤東是怎樣臉不紅心不跳的將這些他從老虎口裡救出來的他稱之謂革命派的人，在使用完后，又平靜的，順理成章地將他們送回走資派去報復折騰的。
一九六八年五月，姚文元將新華印刷廠軍管會的文章送毛澤東批閱時，用了「清理階級隊伍」這個名詞。毛澤東批示：「建議此件批發全國。在我看過的同類材料中，此件是寫得最好的。」從此「清理階級隊伍」即在全國展開。
毛澤東指示：開展全國全面的階級鬥爭，重點是北京、上海、天津、東北。一月三十日，他在一份關於階級鬥爭情況的報告上寫了個批示："黨、政軍民學、工廠、農村、商業內部，都混入了少數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變節分子。此次運動中這些人大部分自己跳出來，是大好事。應由革命群眾認真查明，徹底批判，然後分別輕重，酌情處理。"
什麼是清理階級隊伍？毛澤東說得很清楚，就是清理出身不好和有歷史問題的人，他們大部分都是文化革命一開始被黨委揪出來作為文化革命炮灰的人，而也正是這些人為他後來打到走資派的文化革命立下了汗馬功勞。現在毛澤東將他們使用完了，又堂而皇之地原物送回，任還鄉團蹂躪出氣。
可是此一時彼一時也，這些人被重新揪斗時，與第一次黨委將他們拋出來當炮灰時已經是情況完全不同了，上一次黨委是執行毛澤東階級鬥爭的國策，例行公事，揪幾個人斗一斗，而這一次新黨委對他們是恨入骨髓，動真格了，因為他們被遊街，被戴高帽子，被抄家，這些雖然是毛澤東要做的事情，但是是通過這些人做出來的，現在這些罪行無法給毛澤東算，也就理所當然地統統加到造反派身上去了。讓造反派為毛澤東代過，讓他們在造反派身上傾瀉和發泄仇恨，是毛澤東對他們的恩寵有加。所以這次清算新黨委不但是帶著階級仇恨，而且帶著這些當權派自己的個人仇恨進行的，其程度空前慘烈，使清理階級隊伍運動成為文化革命最恐怖，最殘忍，死人最多的時期。
文革形象至今存在各種誤導：
它的第一個誤導就是抹殺了文化革命中最慘烈，最殘忍的時期是清理階級隊伍，而說成最恐怖是運動早期的走資派，官員和名人被斗。
它的第二個誤導是造成了一個印象，文革中的種種恐怖，包括運動開始時候的衝擊名人和游斗官員，其後的武鬥，都是造反派搞的，而不是毛澤東號召搞的。
它的第三個誤導就是將文革描成是解放以來最慘烈的政治運動，實際情況就它整個運動的情形來看，除清理階級隊伍，其它時期的恐怖是不能與土改，鎮壓反革命，反右，甚至四清並論的。其根本原因文革前期黨組織癱瘓，群眾組織只管面上的事情，老百姓不用再思想彙報，不再受積極分子監督，完全處於自管自狀態，享受到從來沒有過的自由。就是參加了群眾組織的人，很多只是掛個名，並不參加派戰和武鬥，他們與在群眾組織外面的人構成了大大多數，被稱為逍遙派。文革後期林彪死後，更多的老百姓和官僚對政治失去興趣，政治運動再也發動不起來，加上當官的經過文革老百姓的反彈，除了對造反派鎮壓不留情外，對老百姓溫和多了，這時候不但大部分老百姓享受的自由變得更徹底了，就連我們在改造的反動分子，日子也好多了。
丘德功就是死於清理階級隊伍運動。
他從被毛澤東搞的文化革命的一開始被揪出來，其後為毛澤東造反所救，最後又在清理階級隊伍中被毛澤東重新送回新革委會去處理，這其間，整整三年，我們對他的個人活動確實沒有什麼好說的，他實際什麼也沒有做，他的命運全部由文革的變化而決定。下面我們看看他最後的路是怎麼走完的。
農場是這麼一個地方，除了少數農場幹部以外，差不多農場裏面所有的人都認為這個農場是石油部的黑農場，是變相的勞改農場，應該砸爛，待在這裡是對他們政治生命的蹂躪和污辱，他們渴望回到大慶的石油工業上去。但是農場造反派不敢直接說明這個真正的原因，只敢拐彎抹角，借用毛澤東的五七指示，工人以工為主，而讓他們長期種田是以農為主，是公開反對毛澤東思想。他們以反對毛澤東思想的這個大帽子向黨委扣去，以為大慶領導會害怕，會讓步，會同意撤消這個農場。
農場在群眾組織掌權后，一次次地派出代表去大慶，去石油部，向被打倒的舊黨委成員要求撤消農場，那些當時正在被斗的舊黨委成員，一個比一個態度好：
「同志們受委屈了，我反對毛澤東思想，我有罪，讓你們這麼多年來受苦了，但是我現在沒有權來解決這個問題，如果將來我有權了，我一定記住你們的要求，讓你們回到工業戰線上來。」
代表們帶回來的消息一次比一次好，農場的人無比興奮，有的都在準備搬家了。
誰知道他們等來的不是搬家，不是農場撤銷，新革委會一成立個馬上就根據毛澤東的最新指示，清理階級隊伍，開始揪砸黑農場的壞分子。
大慶新的革委會顯然認為像農場這樣的地方，裏面不是好人多數，壞人是一小撮，而是反之，依靠群眾在農場是不行的，他們決定從大慶派人過去用棍子將農場的人打服。
來的人既是秋收支援隊，又是打人的隊伍。由農場革委會提供名單，哪些人該被打，打的程度應該是輕還是重。
如果光從清理階級隊伍的標準來看，丘德功確實不應該在被打的名單上，丘德功自被毛澤東解放后，在整個文化革命中，既沒有斗當官的，也沒有成為群眾組織的頭頭，只是砸爛黑農場組織的一個普通成員，而且是一個不活躍的，跟在後面打小旗的成員。對於農場95%的人都是砸爛黑農場組織成員的這個事實而言，丘德功在文化革命中沒有被斗被打的理由。如果要算砸爛黑農場的賬，那麼四隊中叫得最凶的李雲飛，黃福民應該是主要被打的對象。
但是錯了，丘德功被赫然列在被打的名單的首位，而在運動中跳得最凶的李雲飛，黃福民只是陪打。
李雲飛被叫出來準備修理的時候，他突然跪了下來：「我的老爹，我的老媽，我這個人是最怕打的，只要不打，你們讓我叫爹叫娘，叫我學烏龜爬都可以」，他的聲音像京劇裏面那種丑角的聲音，又尖又細，極有表現力和感染力，搞得支援隊的人忍俊不禁，又不敢笑出來。但對於這種棉花般的人，誰也下不去手，加上他在名單上不是主要分子，因此裝模做樣的訓斥了一頓就過去了。
然後李雲飛，黃福民這些被定為陪打的人，心懷餘悸，在打人的會上拚命表現，上串下跳，給打人火上加油，來爭取自己被輕打，或者鞏固自己不被打的地位。
當然丘德功就沒有這個機會了，不管他怎麼樣表現，都是沒有用的，他註定要被狠狠地打，因為他是作為砸爛黑農場的幕後黑手，被揪出來的。
可是誰會相信已經被他們嚇得唯唯諾諾到處忍讓的丘德功是黑手？連他們自己也不相信，打丘德功只因為他出身不好，又有唱消滅解放軍的記錄，將他揪出來就更能表明砸爛黑農場是由壞人操縱的，廣大群眾是被利用了，讓害怕被打的廣大群眾體面的退下去。在共產黨的政治運動辭典中，從來沒有冤枉不冤枉一說，而只有策略，怎麼做對黨的事業有利就是對的。
來四隊打人的是大慶設計院和研究院，都是知識分子，大慶文革中兩院與工讀學校並列為大慶打人最凶的單位。兩院中都是臭老九，出身不好的人多，為了得到黨的信任，打人厲害是可以理解的。至於工讀學生，他們的年齡相當於初中學生，為什麼打人厲害？ 我一直不得而解。相形之下，高中和大學的學生就比工校文明多了，是不是人類在少年這個歲數段，或者中國人在這個歲數段特別殘暴，也許將來有人能解釋出其中的生理原因。
我沒有參加當時打人的現場，不能描寫出丘德功被打死的具體場景。至今回憶起來，這是一件幸運的事情，參加那樣的會議對我不但危險，搞不好就會被卷進去，而且也極其痛苦。試想一下，面對著一幫人群毀一個沒有抵抗能力的人，一個在求饒的人，而自己必須參加另一幫人大聲叫打得好，那是一個什麼樣的場景啊！我想都害怕去想。
丘德功沒有等到毛澤東的最後一次背叛就死了，我相信如果他能等到這最後一次背叛，他就不會死了，我們這些飽受社會壓迫和欺凌的人的曙光已在前面不遠了。毛澤東搞完清理階級隊伍以後，又對準了新的目標，使他不可一世的生涯走上轉折點，毛澤東終於遇到了滑鐵盧。
這次毛澤東背叛的是他最親密的戰友，他的元帥林彪。且不說這個人在他建國中為他立過多少功勛，只就文化革命說，沒有這個人在軍事上保駕，在政治上為他鼓吹，他的文化革命是無法起來的。說他是文革的最大功臣，毛澤東最強力的助手並不為過。直至今天為止，毛澤東為什麼要搞林彪，官方無法給出一個令人信服的理由，沒有人相信林彪要搶毛澤東的權，要政變。同樣關於林彪怎麼死的，官方也無法給出一個令人能相信的說法，開著飛機逃走，飛機自己從天上掉下來的說法確實連孩子都不能相信。
共產黨是不會公布這個真相的，而且隨著了解情況的人大部分都已死去，它有沒有真相都已經是問題了， 林彪問題只能是一個謎，一個謊話被永遠記載在中國歷史上。
但是落花流水，這些都不重要了，對我們重要的是歷史終於翻過了一頁：
林彪用他的死結束了毛澤東的神話；
林彪用他的死結束了共產黨的理論制高點；
林彪用他的死降低了中國人民的愚昧水平，使兇殘的中國人失去了做政治運動幫凶的興趣；
當然對我們和丘德功這樣的人，更重要的是林彪用他的死使在水深火熱中掙扎的5%地富反壞右的日子好過多了。
可惜丘德功沒有等到這一天。
(八) 兇手
丘德功死了幾天後，我從場院去到隊部的辦公室。平時濟濟一堂大家坐著開會的地方，這時空蕩蕩的，一個人也沒有。地上杯盤狼藉，我的目光慢慢的從門口的凳子向前移去，在一個角落的凳子下面，我停頓了下來，因為我看到了一樣東西：
丘德功的皮帶像一條死去的蛇，蜿蜿蜒蜒地趴在那裡，它的頭部掛著很多小刀，錐子之類的工具，翹了起來，好像在哭泣，正是用這些工具，丘德功在他的不眠之夜為多少人修手錶，收音機，現在它們再也沒有用了，因為它的主人死了。我的眼睛感到熱，鼻子有些酸，那一定是那天打丘德功的時候，給解下扔在那裡的，但是這麼多天過去了，為什麼沒有人撿起來？
我在問誰呢，自己也奇怪。
我又想，誰也不會去撿的，這根皮帶承受著人的心靈不能承受之重，那些在會場的人，在那天打人的熱火沸騰中，誰沒有叫口號，火上加油？面對這根皮帶，是何心境，人的良知畢竟不能死盡。
幾天後，我與幾個工人一起幹活時，李雲飛突然說：「丘德功死得冤啊」，他的口氣充滿了不平之意，我詫異地看著他，想從他的臉上看到他的歉疚。因為我被告知，在打丘德功的會上了，他給打丘德功火上澆油，跳得非常凶。可惜我沒有看到一絲愧色，只有對他人的指責。他繼續說下去，沒有人響應他，我看到周圍人臉上的悲愴，大家不忍談這個題目，老張用懇求的口吻說：「請不要說這個了」。
李雲飛自己可能覺得他對丘德功的死沒有責任，他在那個會上的表現，是出於無奈，否則自己就要被打。
那麼是誰殺死了丘德功呢，誰應該負責呢？
丘德功的妻子大李，一位令人尊重的女性，自丘德功死後，將家封了，領著四歲的兒子去告狀。她背著被子(當年旅行必須帶的)，拖著孩子，走遍大慶，哈爾濱，北京的所有可以訴訟的地方。
她去告誰呢？
告邵蘭新？沒有他對丘德功的歧視，可能丘德功就不會處於地富反壞的邊緣，只差一個理由就可以被斗。 否則汪深怎麼敢造出消滅解放軍的荒唐故事？但是邵蘭新自己還一肚子怨氣，在四隊選舉新的領導班子時， 他拒絕再當隊領導，他覺得自己常年來聽黨話，認真負責的教育四隊的工人，辛辛苦苦，想不到大家竟這麼恨他，竟讓他戴高帽子遊街？他是個榮譽心極強的人，這口氣難咽下去。何況丘德功死的時候，他連幹部都不是，是革命委員會掌權，他根本不覺得自己有責任。
告汪深？汪深是有些覺得對不起丘德功，但他只是體現上司邵蘭新的旨意，何況他為這件事已經感到深深的自責，自丘德功死後，眼睛看人更混濁了，走路低著頭，不敢看人。但是他怎麼會想到最後事情變成這樣呢？打丘德功他沒有做任何事，丘德功是為砸黑農場被打，不是為唱消滅解放軍被打，他怎麼能對丘德功的死負責呢？
告當時的四隊革命委員會？但是他們是接到大慶革委會的指示，提供一份鬧砸爛黑農場最凶的人的名單給秋收支援隊。選丘德功是因為他不但參加砸黑農場，而且出身不好，還要消滅解放軍，但是他們也不贊成打死丘德功，他們不能對打死丘德功負責。
告李雲飛，黃福民？他們都在砸黑農場的名單上，也可能要被打，為了表現自己痛改前非，他們當時會上不得不特別積極，但是他們沒有參加打人，怎麼能對打死丘德功負責呢？
告大慶秋收支援隊？他們被告訴這個農場的人都不是好人，不是反革命，就是壞分子，現在竟然反對改造，要砸農場，應該教訓一下，大慶革委叫他們打，他們能不打？ 至於被打的人名單都是農場提供的，每個人打得輕重程度都有說明，他們怎麼知道打得合不合適？何況去打的人主要也是在研究院犯了錯誤的知識分子，知識分子當時是是臭老九，他們為了香一點，就更要打人，下手是重了一些，但是本意不是打死人，而且當時是混打，所有要求進步的知識分子都上去打了，用打來表示自己的階級立場堅定，你讓誰去負責？
大李也不知道告誰，她只知道她的丈夫的死是冤枉的，現在冤有頭，債找不到主，她最後告的是大慶黨委，大慶黨委也哭笑不得，因為他們連丘德功是誰都不知道。
大李是一個工人，她不懂政治，她不可能想到去告毛澤東。確實毛澤東的責任比上面說的人都大，但是告毛澤東當時是要殺頭的，就到現在仍舊是不允許的。另外毛澤東也不能對丘德功的死負具體責任，如果我們在一個暴君時代，將所有的殺人罪都歸於暴君一人，這樣的清算還算清算嗎？那不等於說二戰殺猶太人都是希特勒負責，那麼猶太人還不遺餘力的去抓殺人犯幹什麼呢？
實際情況是在中國，大李是找不到兇手的，她的告狀不可能有結果。這就是中國這個國家的特殊國情，與其他任何國家不同。唯一安慰的是她漂泊在外告狀的幾年時期，農場書記茹作斌命令給她發工資，這一點別的國家是做不到的。
公元二千年，我從海外回大慶，念念不忘的是要再看一下這個農場，那個丘德功冤死的地方。
我到國外的最初十多年中反覆做一個夢，就是我還在農場，在那裡做著苦工，我常常哭泣著從夢中醒來。一旦醒了的時候，我半天都弄不清楚我到底在哪裡？等到我確定我已經不在農場，而是在美國的時候，我會號啕大哭起來。
後來這樣刺心痛骨的夢少了，我的夢變成我回國去探訪，不知道怎麼又將我弄到農場去了。農場的樣子變多了，不是記憶中的那個窮困的樣子，也有商店和樓房了。農場將我分配到四隊去工作，我很不願意去，我彷彿記得我出過國，還得了博士學位，我就寫了信給我的導師 KEITH 博士，請他想辦法將我從農場弄出去。從這樣的夢中醒來的時候，我不再哭泣，而為已經告別了那個苦難時代，那個是非弄不清的國家而欣慰。
我再訪農場時，朝鮮族的朴副場長一直陪著我。他開著一部吉普越野車，一直開到格丘山頂。從格丘山的山頂看下去，整個農場都在目下，農場的周圍，綠樹鬱鬱蔥蔥，遠處的五大蓮池，和我當年在那裡獨自看魚池的月牙泡在陽光下晶瑩發光，格丘山的十一個姐妹山，玉泉山，火燒山，卧虎山等在藍天白雲下隱隱約約，飄渺可見。朴副場長指著遠處一片樹，我順著他的指頭看過去，他說：丘德功就埋在那裡，但是他聽說前幾年大李來過這裏，將他丈夫的屍體帶走了。
妻子知道我的悲傷，她折了一些樹枝，編了一個花環，掛在一顆樹上，我對著花環鞠躬，屏息默禱，丘德功，別了，你安息吧。
從農場回到大慶，我過去研究所的副書記張慶華， (也許是我一生真正的soul mater，可惜我知道這一點晚了一些， 是聽到她死訊的時候才明白， 因為她死的時候是叫著我的名字離去的，過去種種事情回到了面前，我眼淚不可自制流了下來）。 她一定要請我吃飯，承她的盛情，還請來了我在農場的黨委書記茹作斌，他當時是大慶組織部長，已經退休。
會見時我問起丘德功的墳，茹作斌說好像墳還在農場，沒有遷走，與朴副場長說得不一致，哪個消息準確，我就不知道了。我還問起徐仁芳，他當年的秘書，他說在大慶的某個指揮部，是副局級幹部了。我請他代為致意，我沒有解釋為什麼，我一直為他在丘德功的首次鬥爭會的不合法表現懷有敬意。
這次宴請難友李延成一直陪著我，難友李延成自平反后一直緊緊跟著茹作斌部長，官升到處級。我不無感概地看著這位一起出生入死的老同學，今天跟著茹部長的那種過分得讓我也有些臉紅的言談舉止，當他說：茹部長就是我們當年在農場的保護傘時，茹作斌也有些受用不了了，他想了一會兒這樣說：
「不敢，不敢，只能說我很慶幸我當年在你們的事情上沒有胡來」。 茹作斌的持事穩重可見一斑。
最後，我問起另一位我挂念的人，范世春，可惜大家都不知他的去向和結局了。
(九) 天譴
下面說的事情有些血腥，丘德功的故事加上這一段才為一個完整的故事。
七十年代未，我已經調到大慶油田好久了。如果在油田碰到當年農場的朋友會有一種特別的親切感。有一件事可以說明這一點。
那是我兒子得了肝炎，去大慶傳染病醫院挂號。人排得非常長，我正發愁的時候，突然在走廊上看到了張崇，一位曾在農場一起積肥的難友。他也馬上認出了我，一當知道我是帶兒子來看病的，他馬上將我領到他的病室里，他現在是主任醫生，他竟然將其他病人和護士都轟了出去，高興地說專門給我兒子看病，使我感動得快掉下眼淚。他一邊看，一邊不斷說，看到你今天這個樣子我心裏高興，我心裏高興，我記憶中你是穿著一身滿身窟窿和油膩的衣服的。
張崇有一半白俄血統，長得高大英武，他曾經是國民黨的軍醫，以後又變成共產黨軍隊的少校軍醫。轉業后在大慶醫院中因為一個醫療事故，使一個頗為重要的人物死了，被以階級報復的原因定為現行反革命，送農場勞改。我們在四隊共事時間不長，他就調到一隊去了。看著他專心給我兒子看病的已經蒼老的面孔，將我帶入一個風雪瀰漫的冰天雪地的記憶，我拿著鐵杴在滿天的雪花中冷得發抖，一個高大的中年漢子掄著鎬頭在刨地，他的鼻子中流出一道長長的清涕，他就是張崇，看著他現在穿著白大褂，戴著醫生帽子在診斷的樣子，我心裏在說，謝天謝地，那個噩夢總算過去了。
實際上我與張崇共事時間並不長，所以印象彼此並不深，在大慶遇到下放幹部張瑜的那天，我才是非常激動，他才是我在農場，在同一個大田班中出生入死，朝暮與共的患難之交啊。
張瑜是延安幹部，三十年代就參加了革命，他的黨齡比我的歲數都大，在農場的八年生活中我們結下了深厚的改造友誼。更確切地說，他從來沒有將我當為反動學生對待，而對我有一種像長輩對孩子的關切。他曾經為了怎麼正確對待一個犯錯誤的青年學生，在隊部的黨支部會議上與邵蘭新吵了起來。這在文革中被作為包庇同情反動學生列為他的一條罪狀。在丘德功被打死的會議上，他也差點被打死。我將來會另外寫文章來紀念我們之間的珍貴友情。
張瑜看到我也特別高興，他告訴我，他的問題也得到了部分糾正，恢復到十七級幹部待遇，雖說離他原來的十四級尚遠，但他已經很滿意了。他詳細地問我現在的情況，為我的處境改變高興。接著我們談起了丘德功，都認為邵蘭新當年那樣對待他太過分了，張瑜說，不過邵蘭新已經得到報應了。我有些不明白，迷惑的看著他，張瑜說：
邵蘭新死了，你不知道？
我說不知道。
下面是張瑜告訴我的故事，整個敘述中張瑜沒有一點對邵蘭新這個悲慘結局的同情，甚至還有罪有應得的幸災樂禍。張瑜在四隊的日子中飽受邵蘭新的歧視和迫害，他有這樣的情緒是非常自然的。
邵蘭新一家六口人，四個孩子，老大是女孩子，十八歲，已經到情竇初開的時候，與農場最下面養牛場的放牛娃產生感情，兩人開始戀愛。等到邵蘭新發現的時候，已經晚了，兩人感情已深。邵蘭新非常看重他的幹部身份，認為自己的女兒必須配幹部的子女，才是門戶相當，嫁給放牛娃太沒有面子了，採取了禁止他們來往的硬辦法。以我對邵蘭新的了解，他這樣霸道已經形成習慣，而且本人不覺得是錯的。女兒當然是聽父親的，可是放牛娃不甘心，硬到邵蘭新的家中來看自己的情人，邵蘭新叫他滾出去。我想起邵蘭新凶起來的樣子，那種懾人的目光一定很怕人，可是放牛娃可不是我和丘德功這樣的書生，他磨了一把殺豬刀，在夜深人靜的時候沖進了邵蘭新的家中。
那一定是一場慘烈無比的博斗，邵蘭新的家中打得天翻地覆，鄰居聽到動靜報告了保衛科。等保衛科召集了民兵將邵蘭新的家包圍起來的時候裏面已經沒有動靜了，可是裏面黑洞洞的，一股血腥味傳了出來，民兵不願作無謂的犧牲，就在門口大叫放下武器，繳槍不殺(其實放牛娃根本沒有槍)。直到天蒙蒙亮，民兵確定裏面戰鬥已經結束了，才進去。
走進去后，邵蘭新房子的牆上，天花板全是血，邵蘭新的老伴，四個孩子都死了，放牛娃也自殺了，唯一活著的是邵蘭新，他身上被戳了五十多刀，疼痛非常。送到衛生所去的時候，在昏迷中不斷懇求再給他一刀。過了一個時辰，他死了。
聽完這個故事，我半天無言，說不出什麼感覺。
這是不是丘德功冤案的延伸，一個在人間無法說清楚的事情，老天做的判決？
我活到這個年紀，對因果報應，宗教信仰，進入了一種超意識的境界：一方面我一生看到很多離奇的事情， 包括我自己的命運轉化浮沉，隱隱約約感到有一個神奇的力量在控制一切；但是另一方面，我也不太相信人類為了自己生死和榮華富貴等等疑難問題，所創造的對口回答這些問題的擬人化的上帝。我覺得生死的謎是人類智慧的極限，不管科學怎麼發展，永遠無法突破，如果突破，就是人類自己的毀滅和終極。
如果邵蘭新的結局確實是老天的報應，可能有些太血腥了，不過這個老天的行為與東方民族的認知觀倒是符合的。東方人會為這個結果感到高興。
(十) 悲曲
毛澤東時代-- 恐懼， 慾望與狂熱的交響曲。
這篇文章不帶一點虛構地寫了毛澤東時代，一個普通人怎樣被一步步逼死的完整故事。
這篇文章讓今天的人和將來的人明白了為什麼在毛澤東時代被冤死的人往往找不到債主和兇手。
同時這篇文章也讓讀者看到了文化革命的一部分真實面貌。
作為對一個人命運的敘述這篇文章可謂完整，但是對於了解那個時代這畢竟還是滄海一粟，很不夠的。作為本文的補償，下面從人文感情的角度，而不是政治、哲學和宗教的角度對毛澤東時代再做一個描述。
毛澤東時代是人類一支徹痛心肺的悲愴的邪惡交響曲。
它是用三種旋律奏鳴的：恐懼，慾望和狂熱。
它的基音是恐懼。這種恐懼不來自監獄，那是犯罪人的聲音，這種恐懼不來自罪惡，那是行為的報償，這是一種從共和國的最底層平民到最高層的高官，所有人都被籠罩在內的一種無刻無地不在的巨大恐怖：
它來自一個深淵，一個漆黑的深淵，它深不見底，裏面傳來煉獄的火焰。這個深淵就在他們身旁，他們時時刻刻都能看到它，裏面是一片火海，他們時時刻刻都能聽到裏面人的呻吟，掙扎，哭泣。
它的名字叫地富反壞右。
但是沒有人覺得這些人可憐，同情在那個時代已經死去，人們像躲麻瘋病一樣躲避這些人，人們只是恐懼自己也會變成這些人。
為什麼這些人比聖經中說的麻瘋病還可怕？
因為任何人一旦掉入這個火海，成為這些人，就不會像監獄，有個期限和盼頭，他們將再無出去之日；
還因為任何人只要一入火海，他們的後代，親族，上學，分配工作都要受到歧視和不公平對待，他們會遭到妻子，丈夫，子女，父母和所有親族詛咒；
這些人比偷竊，強姦，殺人的人處境還悲慘，因為共產黨說犯罪是人民內部矛盾，而這些人是敵我矛盾，是共產黨的敵人；
人人都在恐懼，害怕成為共產黨的敵人，害怕掉到這個深淵中去，但是誰也不能倖免這種恐懼，不管是國家的高官，將軍，元帥，主席，都是說掉就掉：
如果有親族在這個火海，那麼就比其他人更容易被人推進去；
如果出身不好，那麼也比其他人更容易被人推進去；
這些容易被推進去的人比其他人加倍恐懼，他們不少人成了瘋狗，亂咬亂害人，為了立功，可以得到黨的信任，不讓自己掉下去。
這個國家隔不久還要來一次運動，添加新成員進去，思想不好，出身不好，反動言論，對黨員不尊敬，不要求進步，持才傲物等等這些與犯罪沒有任何關係的，種種純主觀印象，都可以成為被選中的理由。每到這個時候，這個國家就成了一個互相亂咬亂陷害的瘋人院。
每次運動都有扔進去的指標，為了完成指標，一切都可以成為被扔進去的理由。
在這個國家裡生存，人們失去了最起碼的基本權利的保障，不經任何法律申訴和程序，一個工作單位的頭頭，就可以將人輕易的送入萬劫不復的火坑，所以它對人的威脅超過了歷史上和世界上的任何酷政。在它的威脅下，人們除了恐懼和保護自己不掉進去以外，已經不顧其他的人類感情。
但是生活在這個國家的人並不覺得自己可憐，悲慘，正相反，他們覺得他們生活在一個無比幸福的時代，他們感到無比驕傲，他們還覺得世界上的其他人都在羡慕他們，都在等他們去拯救，等他們去解放，讓他們也能過上中國人這樣的幸福生活。
這怎麼可能呢？你以為我在胡說八道嗎？
但是這在當時中國是千真萬確的事實，現在大家有些不好意思承認了，史書，小說，電影也都避免談這些。
為什麼他們會有這種感情呢？ 因為他們除了恐懼這個基音，他們還在吹奏另外一個旋律，狂熱。
狂熱是這個交響曲的高音。
狂熱來自一套非常有道理的完整的理論：
這個世界只有兩種人，剝削者和被剝削者，剝削者不勞動，過著好日子，共產黨領導窮人打倒剝削者，消滅剝削，等到剝削者都被消滅的時候，世界就進入大同，進入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共產主義。
共產黨肩負著人類這麼偉大和崇高的理想，可謂任重道遠，所以共產黨員都是特殊材料做成的人。
現在蘇聯共產黨背叛了革命，世界革命的重任落到中國共產黨的肩上，中國共產黨成了全世界三分之二的窮人唯一的希望，全世界都等著中國人民去解放他們，中國共產黨在帝資修的圍攻下，肩負著全人類如此偉大的重責，所以必須實現無產階級專政，內部必須鎮壓這些帝資修在國內的社會基礎，外部必須抵抗敵人的破壞。
在這套理論的作用下，這些心懷恐懼的人膽子就大起來了，原來自己這麼了不起，在做前人從未做過的事業，個個將自己想象為保爾科察金一樣的英雄。
單獨的恐懼是不可怕的，單獨的狂熱也是不可怕的，當恐懼和狂熱聯合起來作用的時候，就出現了精神原子彈的效果，非常可怕，狂熱去生產恐懼，而恐懼反過來放大狂熱，使這些狂熱恐懼者一個個都變成了暴徒。
在這種效應下，連性格最和善的最有教育的淑女都能拿鞭子去打人，拿刀去殺人，因為他們覺得他們打的殺的不是人，是剝削者和他們的反動勢力，是黨的敵人。因為他們覺得他們正跟著偉大領袖毛澤東，在做歷史上前人從未做個的偉大事業，在埋葬剝削制度和消滅剝削者。
於是當時狂熱的恐懼者充滿了中國，試想十幾億的狂熱恐懼者，他們都是毛澤東的戰士，這是一股什麼樣的偉大力量，它超過了任何軍隊，使整個中國變成了狂熱和恐怖的海洋。
在這兩個高亢的主調，狂熱和恐懼的下面，還有一個穩定的中板如行雲流水在偷偷的爬行著，那就是慾望。慾望在毛澤東時代不是主流，但是這股暗流將會慢慢升起，在未來充滿毛澤東離去后的天空，成為主旋律。
這三個聲音互相支撐，互相呼應，奏出了一支毛澤東悲愴交響曲，幾千萬無辜的中國人在它的樂聲下非正常死去，至今沒有留下一點痕迹。
改變歷史和這個演奏的是林彪元帥，嚴格說毛澤東並未輸給林彪，他是在打敗林彪，取得勝利后輸掉的，他不是輸給林彪，而是輸給了老天。
這裡有些難懂，我藉助小說《說唐》中的一個故事來說明這個道理。頭號英雄李元霸學藝成功下山的時候，師傅對他說，你下山後誰都可殺，但是不能殺二號人物宇文成都。李元霸在一次搏鬥中，殺得性起，忘了師傅的話，將宇文成都殺了，然後老天就不斷在他頭上打雷，他受不了，將大鎚扔向天空，錘掉下來，將他砸死了。
當然這是一個神話故事，那麼毛澤東為什麼雖勝猶輸呢？
毛澤東輸在人心中的那個魔鬼，當毛澤東最親密的戰友林彪反對毛澤東，莫名其妙地從天上掉下來死掉的時候，人心中的那個魔鬼被喚醒了：
怎麼這麼多的人反對毛澤東，連最親密的戰友都要反對毛澤東？
怎麼副統帥說死就死，飛機會從天上掉下來？
看來這裏面水太深，政治鬥爭太複雜了。
看來這個人類最偉大的事業裏面有些問題，太殘酷了。
我腦筋簡單，裏面的事弄不清楚，以後有些事悠著點，不要太激進。
如果一個人心中升起這個魔鬼，那是對毛澤東和共產黨無損毫髮的。
但是當幾億的狂熱的恐懼者，包括黨的官員心中都升起這個魔鬼時，奇迹發生了。
毛澤東的邪惡交響曲中狂熱的聲音沒有了，於是政治運動無人再去打衝鋒，不再可怕了，那些深淵中的黨的敵人沒有人去侮辱和折磨了，恐懼者相互的監督彙報陷害幾乎沒有了，
於是，又一個奇迹發生了，恐懼也沒有了。原來狂熱是恐懼之母啊！人們的恐懼是由於自己的狂熱造成的。
毛澤東加在中國人身上的魔法就這樣被解除了，他的交響樂中的兩個主旋律已經失去了魔力。
毛澤東自此非常不快樂，他絞盡腦汁，再也想不出辦法來填補由於林彪死造成的理論漏洞，將他臣民的狂熱再煽動起來，他的身體愈來愈差，不久就死了。
毛澤東死後，共產黨中再無理論才子能夠將被捅破了的共產黨解放全人類的理論漏洞填補起來，人們處於無恐懼，無狂熱的毛澤東時代。
鄧小平上任后，看到那個毛澤東的交響曲還在那裡支亞支亞的單調的運轉，對老百姓已毫無作用，沒有人再將它當回事，他乾脆將恐懼和狂熱的旋律去掉，將慾望上升為主調，自己奏起了一個新曲子，進入了一個新時代。
毛澤東時代還會死灰復燃，重新回來嗎？
不是沒有可能，重新奏起毛澤東三個旋律的曲子是完全能做到的，但是那將是一個徒有毛澤東之表，沒有毛澤東靈魂的時代，毛澤東時代的骨髓是狂熱和激情，毛澤東是一個詩人，除了毛澤東，誰還能讓十億人再燃起那種狂熱和激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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