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必须再儒化——“大陆新儒家”新主张》 /东海一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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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中国必须再儒化》出版(蒋庆、陈明、康晓光、余东海、秋风着)
【重磅】《中国必须再儒化——“大陆新儒家”新主张》出版(蒋庆、陈明、康晓光、余东海、秋风着)
作者:儒家网阅读数:4291发表时间:2016-06-18 09:16:02
儒家网
儒 家网简介:儒家网由中国大陆(内地)儒生主办的公益性思想文化网站,以承续儒家文明、推动中华复兴为己任。自孔子二五五九年(耶稣二〇〇八年)开办以来, 儒家网还主持出版《儒生》集刊和“儒生文丛”,编发《儒家邮报》(电子)《儒常》(纸质),组织、支持开展各种思想文化活动,是为当代儒家的重要平台。联 系邮箱:
那么,习近平及其代表的执政党,为何要做出这种选择和转变?当代儒家另一重镇康晓光,对此做出了理论阐释。康晓 光最近发表了题为《大转轨——全球化时代的国家转轨理论及中华民族复兴战略》的文章,提出了一种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激进自由主义、新权威主义等理论不同的 当代中国发展理论——大转轨理论。与众不同的是,康晓光认为继经济转型之后,第二步是文化转型,而不是新权威主义预言的政治转型。该阶段权威主义政体仍有 存在的合法性,其条件是必须继续巩固和完善市场经济制度,但更加重要的是必须积极推动以儒家文化复兴为核心的文化建设,直至儒家文化掌握文化领导权。康晓 光判断,当下中国处于国家转轨的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以复兴传统文化为使命的权威主义政府具有政治合法性,这一权威主义政府的核心历史使命是建立儒家文 化领导权,为建立儒家宪政创造经济和文化条件。基于此,康晓光认为,与各派民间势力的主张相比,当政者的主张和作为更为周全,也更为符合大转轨理论的阶段 性要求,其作为庶几可谓“基本恰当”。
无论是习近平牵手儒家,或是儒家与执政党握手言和,任何理论解释和价值批判,都必须 立足中国当代历史发展过程和当下现实情景。众所周知,上世纪八十年代朝野皆有改革共识,但进入九十年代,思想界开始分裂,而且裂痕越来越大,现在,应是再 次寻找共识的时候了。中国文化传统,既是各派共识的最大公约数,也是各派的共同思想底座。当下中国,右派优于求民主、法治、人权,弊于美化西方、妖魔传 统、抹黑政府;左派优于求平等、民生、强国,弊于倡阶级斗争、崇马、拜毛。两派中皆大有偏执者,政治认同难一致,较古之中国士大夫群体及今之西方精英群体 相差甚远。相较于左右两派,儒家可谓走“第三条道路”的中间改良派,不希望中国发生颠覆性革命,认为于国于民皆不利,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现今仍被西方挤 压,中亚北非诸国颜色革命后陷入动乱,殷鉴不远。
故此,习近平及其代表的执政党向中国传统回归,绝非出于个人好恶和一时的 权宜之计,而是迫于形势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的世界背景下,文化既是民族复兴的标识,也是政治合法性的主要来源。以儒家为主流的中 华文化,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土壤,在反思现代性、重建民族主体性上,是重塑国族、实现国家认同的重要资源,也是以“文化中国”推进台海两岸统一的需要。就 历史大时段来看,民国可类比春秋战国,共和国可类比秦汉。当局既不是如批评者所谓的一无是处,但亦不是自诩的完美无缺,而是深藏危机。执政党若能顺势而 为,效汉武帝复古更化、拨乱反正,复归中华道统,施行儒家宪政,既可保证国家成功转型,亦可再建千秋伟业。
(注:此篇发表于2014年5月26日南华早报中文网)
篇二:习近平为何批评“去中国化”
2014年9月9日,习近平前往北京师范大学看望一线教师并参观有关成果展览时,听说语文、历史、思想政治三门课标是全国统一,当场明确表示,很不赞成把古代经典诗词和散文从课本中去掉,“去中国化”是很悲哀的,应该把这些经典嵌在学生脑子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基因。
习 近平使用“去中国化”的说法,此定性不谓不重,引发高度关注也在情理之中。大陆民众对“去中国化”这一名词的熟知,始于台湾某些有台独倾向的政治人物的言 论和政治举动。两岸分治之后,台湾一直以“中国”正统自居。蒋介石在1966年发起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主要就是针对大陆的“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后 效,就是今天很多人感觉的台湾在文化上要比大陆更“中国”。
今天中国大陆思想界对立日趋严重,裂痕越来越深,对未来发展的路向,尤其是在政治认同上,很难达成共识。政治认同难一致,深层次原因是没有文化认同。因为,政治认同所需的道义合法性依据,必须由得到认同的文化系统中之价值原则来判别提供。
儒 家思想作为中国历史文化主干,在“家天下”的君主制时代,虽然变通妥协地为之提供了“王者受命于天”的理论支持,但并未放弃其所秉持的王道政治理念,强调 “道统”高于“政统”,以道匡君,造成的现实影响是“文化认同”高于“政治认同”,成功塑造了“中国性”。中国之所以是“中国”,就是因为是在儒家思想的 指导下塑造的。无儒家,不中国。
但是,1949年新政后,很长一段时期,执政党不但不以中华道统继承者自居,而且对这一延 续几千年的道统予以了彻底否定,企图建立新道统,另开新世界,再创新历史,结果导致“政治中国”与“文化中国”分离,中国历史也不再“延续”,给国家认同 埋下巨大隐患。随着特殊历史时期意识形态高压的退去,这一隐患开始逐渐显露,某些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离心离德,即为一例。
历 史和现实俱证明,国民对国家的认同,民众对政权合法性的认同,包含有众多复杂因素,历史传统、文化精神和道德价值,在其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也影响着政 治清明程度和国家治理水平。例如,欧美国家的政治制度源于基督教文明,也是凝聚其国民对国家向心力和政治认同的重要内容。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果断结束了对中国传统的否定性批判,执政党也有意识地淡化意识形态色彩,强化“中国性”。将原来党章中自我定位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补充修订为“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一修订,意味着执政党向中华道统的回归。
不 可否认,执政党一直在有意识地向中华道统回归,虽然艰难而缓慢,但也算平稳顺利。十七届六中全会上,破天荒地提出了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 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十八大则首次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明确“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这是汲取过去在救国建国的剧烈动荡中“抛弃传统、丢掉根本”的深刻教训之后,极为大胆的理论突破。
将核心价值观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就是要解决中国人“自己是谁,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的问题。只有核心价值观在传统文化中汲取丰富营养,在延续中稳定,在稳定中延续,方可增强文化自信,推动政治认同,促进国家认同。
结 合习近平就任最高领导人以来的系列言行,其尊孔崇儒、力图回归中华道统的意图,已经非常明确,故有论者认为:“近百年来,尤其近半个世纪来中国对传统文化 的破坏相当严重。文革几乎将中国传统文明彻底摧残。中国社会如今出现道德灾难的真正根源就在于此。左派是反传统文明的急先锋,毛泽东是罪魁祸首。而有些自 由派对儒家传统文化也相当排斥,甚至将之与现代普世文明对立起来。在这方面,左右两派的认识都不如习近平。习是中共历史上唯一一个肯定儒家传统、将中华传 统文明视为根本的最高领导人。”(刘放)更有人认为,习近平是“红色新儒家”(马浩亮)。
习近平复归中国传统之努力,既为 国家民族前途计,也为执政党平稳顺利转型虑,用心良苦。可惜,国人西化日久,对中国文化成见甚深,且整个社会危机四伏,政治积弊难除,党内外认识不一,拨 乱反正,尚需时日。无论如何,习近平复归道统以“再中国化”之努力,不仅可使执政党浴火重生,亦可使中国免遭一劫,必将对中国未来政治和社会发展,带来深 远影响。
(注:此篇发表于2014年9月16日南华早报中文网)
篇三:习近平为何要纪念孔子
2014 年9月24日上午,习近平出席国际儒学联合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的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大会,这是继去年十一月参观曲阜孔庙并发表讲话、今年“五 四”到北京大学牵手中华孔子学会会长汤一介之后,习近平第三个亲近儒家的“大动作”,故再引发巨大关注。1949年以来,孔子从未受过中国最高领导人如此 之高的“礼遇”,以至有人认为中国尊孔崇儒的时代,再次来临。
孔子是中华文化的象征,政治领导人对孔子的态度具有风 向标意义。从文革到改革开放,从改革开放到今天,执政党对孔子的态度,经历了全面否定、部分肯定和充分尊重的过程。继“五四”“打倒孔家店”之后,“文 革”承其余绪,以更猛烈的态度“砸烂孔家店”,孔子及其所代表的传统文化,遭到彻底批判和否定,也被彻底污名化和妖魔化。“孔圣人”之尊称被“孔老二”之 蔑称所取代,对民众的心理产生了极大影响。
文革的结束及对之彻底否定,不仅意味着对前一阶段政治路线的否定,也意味 着对传统文化的否定之否定,即某种意义的肯定。伴随着改革开放,在学术界,海外新儒家和港台新儒家的着作回归故里,带来了阵阵躁动。在民间,文化热、国学 热一浪高过一浪,不断牵动着人们的思想神经。其中最有象征性的事件是,留在大陆的儒家代表性人物梁漱溟、冯友兰等学者,在1984年发起成立了全国性学术 团体——中国文化书院。
与此同时,官方的态度也开始转变,并释放出明确的信号。1984年9月,中国孔子基金会由中共中央办公厅正式批复成立,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任名誉会长,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任会长。在左倾思想仍很严重的时代,此举之意义可谓非同寻常。
在 孔子基金会成立十年后,1994年10月,国际儒学联合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宣布成立,当时的最高领导人江泽民接见了与会代表。国际儒联第一届、第二届会长 是国务院原副总理谷牧,第三届、第四届会长(即现任会长)是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叶选平。毋庸讳言,无论是孔子基金会,还是国际儒联,都有强烈的、明显的官方 色彩,代表了官方对孔子的态度。
在国际儒联成立十年后,2004年3月,时任最高领导人胡锦涛批示,将孔子的家乡济 宁建成“中华文化标志城”,并将对外汉语传播机构命名为“孔子学院”。官方要给孔子“平反”并恢复名誉及地位的意愿,至此已经看得非常清楚。2008年北 京奥运会开幕式,亦以中国传统为基调,并“抬出”了孔子,这是中国政府1949年新政后,第一次在向全世界展示自我的重大场合,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文化立 场。
当然,曾经引发海内外高度关注的是,2011年1月,高达九点五米的孔子像在天安门广场东侧的国家博物馆北门前 树立,表达了执政党复归传统的决心。复归必须达成历史的和解,树孔子像就是历史和解的象征。尽管百日之后,在巨大的立废之争中,孔子像又被悄悄搬离,但这 只不过是复归过程中的反复,亦属正常。
这次,继“孔子学院”命名十年后,现任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出席纪念孔子诞辰 2565周年大会并发表讲话,从未有过,其中深意,不言自明。改革开放后,三任最高领导人都明确表达了对孔子的敬意,并不断推动孔子地位的历史回归,即不 再是教育家、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历史学家等等,而是中国圣人。问题是,对孔子之圣人历史地位的复归,对当下中国及执政党,意味着什么?也就是说,作 为中国社会一分子的中国共产党,其与中国社会、中国历史、中华民族之间究竟应该是怎样一种关系?
当代儒家学者陈明认 为,执政党在新时期提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八字方针,以现实关注代替乌托邦冲动,确立“人民历史主体”地位,意味着已不仅仅是从理论出发,从合规律性 来论证自己执政的合法性,同时也注意从实践出发,从合目的性来论证自己执政的合法性,建立起自身六十年历史与中国五千年历史的对接窗口。把从晚清经民国到 共和的近代历史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语加以总结概括并自觉承接,是为文明自觉,可谓真正的“通三统”。
改革开放 前,执政党的执政合法性主要来自革命传统,如曾经的“中苏论战”,就是为了争某种正统。改革开放后,执政党通过发展经济来获取民意,希望再建合法性,尽管 有成效,但并不理想。因为,将合法性仅仅建立于政绩之上,不仅有风险,亦缺乏道义性,难获民心。秦二世而亡,就是前车之鉴。即使在民意独大的当今民主政治 中,仍充斥着神圣价值,且极为尊重历史文化传统,如欧美俄日诸国,是为经验。
习近平尊孔之举,就是为了重建当代儒家 学者蒋庆所言的天道(超越神圣合法性)、地道(历史文化合法性)和人道(人心民意合法性)这“三重合法性”,以解决“人心向背”问题,寻求执政合法性的资 源。虽然很多人对此并不看好,并对执政党在此问题上曾经犯下严重错误耿耿于怀,但遍览种种解决方案,唯有孔子是重建政治共识的最大公约数。重建执政合法 性,除了复归中华道统之外,别无他途。故而,凡是对中国前途及命运关心者,应该对执政党复归中华道统之努力,与进不与退,予以同情理解和肯定支持。
(注:此篇发表于2014年9月24日新浪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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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必须再儒化——“大陆新儒家”新主张》 全文完)(2016/06/20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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