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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的自由要不得

   大陆民国时期的自由，包括所谓的学术自由，都不值得推崇。文化背景、政治形态不同，自由的品质也因之而异。仁本主义的自由有礼法双重边界，品质最高；自由主义的自由以法律为边界，品质也不错。

   民粹主义的自由，无法无礼无天，是伪自由，恶性自由。这种自由必然产生暴民政治，最有利于极权主义。民粹主义与现代极权主义，两面一体，相反相成。

   民国的自由属于三民主义的自由。三民主义虽优于民粹主义，但有民粹倾向，远不如自由主义。其自由的品质很低，正义性不高，法律边界不明，最方便民粹主义、无政府主义、极权主义和各种歪理邪说的泛滥。

   国党政治凝聚力、社会控制力低下，就源于三民主义的不坏不好。不坏，缺乏信仰洗脑和利益诱惑，对于刁恶之徒没有吸引力；不好，没有天道信仰和道德根基，团结不起更培养不出君子；国民党对于民众，无德以导之，无礼以齐之，反而逢民之恶，纵民为恶，最方便恶势力以民族民生民权的名义反政府。

   所谓的学术自由，也充满无政府主义和民粹主义气息，自由得没了边。蔡元培废除读经，却以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名义，堂而皇之地把激进民主主义之类邪说请进大学课堂，不辨正邪，不负责任，误人子弟，误导社会，贻害无穷。

   西南联大同样自由过度。联大学生汪曾祺回忆说：“老师讲课绝对自由，讲什么怎么讲，全由自己掌握。”教授们“都以开创性见解为荣，以照本宣科为耻。”梅贻琦一再强调学术自由，并在日记中表达了自己的中间立场：

   “余对政治无深研究，于共产主义亦无大认识。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

   梅贻琦认为，这是“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的根本。这种根本恰恰为为异端邪说进入学校大开了方便之门。

   大学当然不能没有学术自由，但同时又需要一定的文化主导、道德引导和纪律规范，当以儒家经典为第一学科，在读通儒经、学有所成的前提下，研究古代诸子和西方百家。这些道理，非蔡元培、梅贻琦之流所能明白也。误国误民而不自知，反以为荣，哀哉。2018-8-25

（2018/08/25 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