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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问宜博不宜杂---杂家漫谈

   学宜博不宜杂。不博则狭，见识狭窄，视界狭隘；杂则思想混杂，是非混乱。博而精，最为难得。博是博览传统诸子、西方百家；精须深入圣经，博文约礼，惟精惟一，上达性与天道。如此之学，方能既广大又精微，真正贯通经史，贯通中西。如此之学，落实于人生，方能寡过；实践于政治，方成王道。

   学问驳杂，便成杂家。《中庸》诚之五法：“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杂家博览群书，博极群学，但问之欠审，思之欠慎，必然行之不笃。即使笃行，不能中行，不能允执厥中。根本原因在于道体观有问题。

   所谓道体观，是对“性与天道”的认知见证，与宇宙观一起构成世界观。杂家对“性与天道”， 或认之不全，执其一端；或信之不笃，似信非信；或辨之不明，不明根本；或者根本没有道体意识。这里一失，全盘皆误，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历史观必然问题重重，缠夹不清。

   为什么很多人持双重或多重标准？具体原因因人而异，根本原因有二：一为品德问题，或世俗小人，或政治恶人；二是思想问题，思想观念混杂。最大的杂是三观之杂，必然导致道德标准、价值尺度杂乱。这是杂家的特征。杂家主导、主流的时代，就是杂时代，双标、多标者特别多。

   杂时代，杂家人物最多，杂家思想最吃香。

   或说：“民族复兴不是回到传统，而是放眼未来，何况五四也没有完全隔绝传统，五四也没有真正了解西方，只是用民主和科学的口号来拯救当时的中国。”这类观点很流行，很杂家，似是而非。杂时代，对于儒家已不那么反对，对于五四也不完全肯定。这比马家原教旨时代好，但也非常有限。东海曰：只有完全彻底地否定五四，否定马列，才能全面反本，返回儒家文化，吸收西方优点，开辟中华文明新局面。

   或谓“今之西学实会通四教之大(耶伊儒佛)，才有今日之观”云云，这也是杂家思想，完全昧于中西文化。今之西学有人本主义和耶教两大系统，两者是分离的。耶伊皆神本主义，然耶教的上帝和伊教的真主大不同，故两教格格不入。耶伊与儒佛格格不入，儒家的仁和佛教的佛，道不同不相为谋。要将人本主义与神本主义（两家）、仁本主义、佛本主义五家会通在一起，众圣诸佛无能为力也。大杂家吕不韦重生，也无法办到。

   梁漱溟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儒家”，其实是典型的杂家。他亦儒亦佛亦马，对于西学包括民主自由和基督教，都颇为认同，是个典型的杂家，称为儒门杂家，我觉得有点勉强。若是儒门杂家，立足于儒，就不应该自称为佛徒，不会认为儒家对于解决人生问题，并不彻底。

   梁在《儒佛异同论》中说，儒家只能破分别我执，佛家才能破俱生我执。这是混扯。俱生我执是佛语，指与生俱来的、先天性的我执，恒与身俱。破掉俱生我执，就没有生命活动、没有人类存在了。儒家追求的是“万物皆备于我”的大我成就，这个大我超越贫富贵贱荣辱安危乃至生死，是对人生问题最根本、最彻底的解决。

   所以，我早就说过，对梁漱溟不妨有所肯定，不宜过度赞扬。他虽然顶撞过毛氏，并无原则分歧，而是真诚地拥戴毛氏、信奉毛思、支持毛路，与毛周们是同路人。其晚年还写了《人类创造力的大发挥大表现——建国十年一切建设突飞猛进的由来》一书，对“大跃进”进行了高度赞扬，完全无视60年代初数千万人的活活饿死，完全无视历次运动尤其是文革制造的人道灾难的惨重。

   孙中山思想，古今中西杂烩，大杂家也。或说：“三民主义即以民为本之结晶，孙中山为近代十大儒家思想践行者排名之首。”大谬不然。民本位与民族本位、民权本位、民生本位都存在本质区别。儒家重视民族、尊重民权、关怀民生，但不许它们本位化主义化，不许挂帅。三民主义三本混合，具有严重的民粹主义倾向。2019-2-6余东海

（2019/10/30 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