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节明：对崇祯“殉国”的反思：自寻短见不是尊严，而是愚蠢 ——兼论柴玲鼓吹流血的邪恶，以及反对派生存/生育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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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节明：对崇祯“殉国”的反思：自寻短见不是尊严，而是愚蠢 ——兼论柴玲鼓吹流血的邪恶，以及反对派生存/生育的意义
由 民运斗士 » 2026年8月5日
对崇祯“殉国”的反思：自寻短见不是尊严，而是愚蠢——兼论柴玲鼓吹流血的邪恶，以及反对派生存/生育的意义
许多华人，尤其是皇汉中的崇祯粉丝，把崇祯的绝不妥协，上吊自杀，奉为“君王死社稷”的尊严楷模，并把北宋亡国之君钦徽二帝，当作崇祯的反面，和耻辱的典型。殊不知，崇祯和宋钦宗、宋徽宗，其实是两个极端：宋钦州、宋徽宗真正的耻辱其实不是投降，而是仍然具有抵抗条件的情况下，放弃抵抗，送掉了北宋江山（故谢选骏称“北宋”是“被送”）。崇祯则是在完全有生路可选、完全能够继续领导抗敌的情况下，死要面子，自寻短见。崇祯的这种“骨气”，实则是一种愚蠢。因为他并不是为维护江山社稷而死，他的自寻短见，反而令社稷死亡，令中国亡国...
很多崇祯粉丝之所以把崇祯当作"壮烈殉国"的君主楷模来膜拜，是因为他们深信南宋末期开始，贯穿了整个明朝的一大政治正确——以议和为耻。但这种政治正确，是经不起推敲的：如果还有生路，还有继续抗敌的能力，却死要面子，拒绝一切妥协，最终导致国家彻底灭亡，那就不是尊严/气节，而是愚蠢。崇祯就是这种典型：松锦大战后，明朝固然遭受重创，但并没有完全失去抵抗能力。工商业发达的江南财政很旺盛，长江天险仍在，大量军队仍在，各地督抚依然能够组织抵抗。后来南明群龙无首、诸王争立（由崇祯自寻短见造成）的如此恶劣局面下，还能苦撑十余年，本身就证明明朝绝非到了"只有一死"的地步。崇祯曾秘密授意陈新甲与清廷议和，本身就说明他并非不知道议和的价值，而是在消息泄露后，为了维护自己的“圣君”（政治正确）的脸面，在满朝“清流”指摘议论的压力下甩锅陈新甲，杀人灭口...亲手堵死了一条可以战略脱困、挽救危亡的道路...
更令人扼腕的是，即便到了李自成大军兵围北京、局势危如累卵的关头，崇祯仍然并非没有生路。据《甲申传信录》记载，当时李自成并非要灭亡明朝政权，取崇祯而代之，而是提出议和条件，希望崇祯封其为"新顺王"，割给陕西、河南部分土地，赏银一百万两，甚至愿意派军出关共同抗清...
无论这些条件最终是否能够兑现，至少说明了一点：崇祯当时仍然拥有政治选择，而不是只有自尽这一条路。但这个时候崇祯仍然死要面子、不愿担责，要求首辅魏藻德“一言以决之”，魏藻德眼见陈新甲帮崇祯议和，反遭杀人灭口的下场，当然不愿吭声...
于是一切都无可挽回了！其实在李自成兵围北京之前，他完全可以南迁南京，依托江南财赋和长江天险继续抗清。历史后来已经证明，弘光、隆武、永历诸政权都能够继续坚持多年。如果崇祯本人南迁，其政治号召力远远超过后来的几位南明皇帝，南明未必会如此迅速陷入内耗和群龙无首。也就是说，崇祯是在一次又一次仍有生路的时候，亲手放弃了生路。有人把这种选择称为气节。这是把愚蠢当尊严了。真正的政治家，首先要让国家活下来，而不是让自己的名声好看。一个君主最大的责任，不是追求个人的什么“名节”，而是保存国家、保存人民、保存未来。国家灭亡了，再高尚的“气节”又有什么意义呢？只有国家存在，才谈得上尊严、气节和民族复兴。把自己的“名节”看得比国家的生存更重要，轻率地自杀自毁，这不是高尚，而是愚蠢！满清多尔衮一伙为什么大力表彰拒绝“做贼”（参加抗清义军），在家中“护发”（拒绝剃发）绝食而死的刘宗周？就是因为刘宗周这种毫无意义的殉节，有利于满清征服——满清巴不得不服从满清的人，都像刘宗周一样去自寻短见，这样连镇压的成本都省了！历史上真正成功的统治者，往往都有妥协的灵活性。当年刘邦被匈奴四十万大军重重围困于白登山，被迫纳币和亲，方得死里逃生。这是不是莫大的耻辱？按照崇祯粉的标准，刘邦是不是应该象项羽一样自刎，壮烈殉国才是？但这一来，还会有汉朝吗？？玄武门之变后的李世民，面对突厥大军突袭，兵临渭水，不也选择了妥协、结盟、和亲。。以争取喘息时间吗？后来经过励精图治，最终开创了贞观之治。按照崇祯粉的标准，唐太宗是不是很耻辱？？而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彻底的亡国，正是从死要面子、拒不议和的南宋贾似道君臣开始的...
试想，“丙子虏乱”中若朝鲜仁祖李倧拒不接受皇太极条件，而象崇祯一样“殉国”，你以为朝鲜能免得了“剃发易服”的亡国悲剧吗？？很多时候，妥协不是失败，自寻短见才是失败，而且是提前的、彻底的失败！崇祯的悲剧，也暴露出一种自宋末开始长期影响中国政治文化的病态价值取向：宋末兴起的理学，已经偏离了原儒的健康价值观，而落入了反智反生存的病态。它过于强调个人名节，而容易忽视国家整体的生存；过于强调"死得漂亮"，而无视"活下来"的重要性。和今天的“最后一代人”思潮一样，这是一种膜拜毁灭的死亡美学。它宁愿死得悲壮，也不愿活着承担屈辱；宁愿保全个人的名节，也不愿保存国家的生机；它追求的是殉道的完美，而不是国家的延续。这种价值观最大的危害就在于，它把毁灭包装成崇高，把灭亡描绘成荣耀，把本应避免的悲剧美化为道德典范。结果，一个国家本来还有希望，却因为统治者死要面子，。而意外地走向灭亡。死要面子的蒋介石，就是现代版的朱由检（迁台后则转向郑成功2.0）。真正的政治文明，应当崇尚生存，而不是崇尚灭亡；崇尚胜利，而不是崇尚失败；崇尚责任，而不是崇尚姿态。文明真正的伟大，不在于如何壮烈地毁灭，而在于如何顽强地生存。由这个价值观的剖析，有心人不难明白：谭嗣同的糊涂、柴玲的邪恶，以及“最后一代人”思潮的愚蠢。谭嗣同放着生路不走，主动选择让满清杀害——结果遭慈禧亲令用钝刀锯头惨死！这不仅没有意义，反而有巨大的负面意义：谭嗣同的血，实则吓阻了大批中国人追求变革。“六四”期间，柴玲自己逃生，却鼓励广大普通学生去为民主流血赴死...
这无疑非常邪恶，因为学生大批被屠杀，对中国大众追求民主的巨大吓阻作用，三十年多年来，是铁板钉钉的事实，凡有眼睛的中国人都看得见！至于近年流行的为了脱离中共专制暴政，年轻人主动不婚不育，不惜“做最后一代人”，这种逃避式的消极反抗，就和当年刘宗周以绝食反清一样，自有负面意义...
“做最后一代人”的结果就是主体民族的灭绝，也即中国的灭亡，如果反共的后果是中国灭亡，那么请问反共还有什么意义？而且你不婚不育灭得了中共吗？中共政权为什么就不会凭借少民生育和引進“阿三”继续生存？？对中国年轻人而言，要摆脱中共，真正的大智慧的正道，应该是尽量多生育子女，宁可不上中共的学校（反正上了也没工作），也要把下一代教育成反共者！
曾节明 2026. 8.4 夏阳中午
许多华人，尤其是皇汉中的崇祯粉丝，把崇祯的绝不妥协，上吊自杀，奉为“君王死社稷”的尊严楷模，并把北宋亡国之君钦徽二帝，当作崇祯的反面，和耻辱的典型。殊不知，崇祯和宋钦宗、宋徽宗，其实是两个极端：宋钦州、宋徽宗真正的耻辱其实不是投降，而是仍然具有抵抗条件的情况下，放弃抵抗，送掉了北宋江山（故谢选骏称“北宋”是“被送”）。崇祯则是在完全有生路可选、完全能够继续领导抗敌的情况下，死要面子，自寻短见。崇祯的这种“骨气”，实则是一种愚蠢。因为他并不是为维护江山社稷而死，他的自寻短见，反而令社稷死亡，令中国亡国...
很多崇祯粉丝之所以把崇祯当作"壮烈殉国"的君主楷模来膜拜，是因为他们深信南宋末期开始，贯穿了整个明朝的一大政治正确——以议和为耻。但这种政治正确，是经不起推敲的：如果还有生路，还有继续抗敌的能力，却死要面子，拒绝一切妥协，最终导致国家彻底灭亡，那就不是尊严/气节，而是愚蠢。崇祯就是这种典型：松锦大战后，明朝固然遭受重创，但并没有完全失去抵抗能力。工商业发达的江南财政很旺盛，长江天险仍在，大量军队仍在，各地督抚依然能够组织抵抗。后来南明群龙无首、诸王争立（由崇祯自寻短见造成）的如此恶劣局面下，还能苦撑十余年，本身就证明明朝绝非到了"只有一死"的地步。崇祯曾秘密授意陈新甲与清廷议和，本身就说明他并非不知道议和的价值，而是在消息泄露后，为了维护自己的“圣君”（政治正确）的脸面，在满朝“清流”指摘议论的压力下甩锅陈新甲，杀人灭口...亲手堵死了一条可以战略脱困、挽救危亡的道路...
更令人扼腕的是，即便到了李自成大军兵围北京、局势危如累卵的关头，崇祯仍然并非没有生路。据《甲申传信录》记载，当时李自成并非要灭亡明朝政权，取崇祯而代之，而是提出议和条件，希望崇祯封其为"新顺王"，割给陕西、河南部分土地，赏银一百万两，甚至愿意派军出关共同抗清...
无论这些条件最终是否能够兑现，至少说明了一点：崇祯当时仍然拥有政治选择，而不是只有自尽这一条路。但这个时候崇祯仍然死要面子、不愿担责，要求首辅魏藻德“一言以决之”，魏藻德眼见陈新甲帮崇祯议和，反遭杀人灭口的下场，当然不愿吭声...
于是一切都无可挽回了！其实在李自成兵围北京之前，他完全可以南迁南京，依托江南财赋和长江天险继续抗清。历史后来已经证明，弘光、隆武、永历诸政权都能够继续坚持多年。如果崇祯本人南迁，其政治号召力远远超过后来的几位南明皇帝，南明未必会如此迅速陷入内耗和群龙无首。也就是说，崇祯是在一次又一次仍有生路的时候，亲手放弃了生路。有人把这种选择称为气节。这是把愚蠢当尊严了。真正的政治家，首先要让国家活下来，而不是让自己的名声好看。一个君主最大的责任，不是追求个人的什么“名节”，而是保存国家、保存人民、保存未来。国家灭亡了，再高尚的“气节”又有什么意义呢？只有国家存在，才谈得上尊严、气节和民族复兴。把自己的“名节”看得比国家的生存更重要，轻率地自杀自毁，这不是高尚，而是愚蠢！满清多尔衮一伙为什么大力表彰拒绝“做贼”（参加抗清义军），在家中“护发”（拒绝剃发）绝食而死的刘宗周？就是因为刘宗周这种毫无意义的殉节，有利于满清征服——满清巴不得不服从满清的人，都像刘宗周一样去自寻短见，这样连镇压的成本都省了！历史上真正成功的统治者，往往都有妥协的灵活性。当年刘邦被匈奴四十万大军重重围困于白登山，被迫纳币和亲，方得死里逃生。这是不是莫大的耻辱？按照崇祯粉的标准，刘邦是不是应该象项羽一样自刎，壮烈殉国才是？但这一来，还会有汉朝吗？？玄武门之变后的李世民，面对突厥大军突袭，兵临渭水，不也选择了妥协、结盟、和亲。。以争取喘息时间吗？后来经过励精图治，最终开创了贞观之治。按照崇祯粉的标准，唐太宗是不是很耻辱？？而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彻底的亡国，正是从死要面子、拒不议和的南宋贾似道君臣开始的...
试想，“丙子虏乱”中若朝鲜仁祖李倧拒不接受皇太极条件，而象崇祯一样“殉国”，你以为朝鲜能免得了“剃发易服”的亡国悲剧吗？？很多时候，妥协不是失败，自寻短见才是失败，而且是提前的、彻底的失败！崇祯的悲剧，也暴露出一种自宋末开始长期影响中国政治文化的病态价值取向：宋末兴起的理学，已经偏离了原儒的健康价值观，而落入了反智反生存的病态。它过于强调个人名节，而容易忽视国家整体的生存；过于强调"死得漂亮"，而无视"活下来"的重要性。和今天的“最后一代人”思潮一样，这是一种膜拜毁灭的死亡美学。它宁愿死得悲壮，也不愿活着承担屈辱；宁愿保全个人的名节，也不愿保存国家的生机；它追求的是殉道的完美，而不是国家的延续。这种价值观最大的危害就在于，它把毁灭包装成崇高，把灭亡描绘成荣耀，把本应避免的悲剧美化为道德典范。结果，一个国家本来还有希望，却因为统治者死要面子，。而意外地走向灭亡。死要面子的蒋介石，就是现代版的朱由检（迁台后则转向郑成功2.0）。真正的政治文明，应当崇尚生存，而不是崇尚灭亡；崇尚胜利，而不是崇尚失败；崇尚责任，而不是崇尚姿态。文明真正的伟大，不在于如何壮烈地毁灭，而在于如何顽强地生存。由这个价值观的剖析，有心人不难明白：谭嗣同的糊涂、柴玲的邪恶，以及“最后一代人”思潮的愚蠢。谭嗣同放着生路不走，主动选择让满清杀害——结果遭慈禧亲令用钝刀锯头惨死！这不仅没有意义，反而有巨大的负面意义：谭嗣同的血，实则吓阻了大批中国人追求变革。“六四”期间，柴玲自己逃生，却鼓励广大普通学生去为民主流血赴死...
这无疑非常邪恶，因为学生大批被屠杀，对中国大众追求民主的巨大吓阻作用，三十年多年来，是铁板钉钉的事实，凡有眼睛的中国人都看得见！至于近年流行的为了脱离中共专制暴政，年轻人主动不婚不育，不惜“做最后一代人”，这种逃避式的消极反抗，就和当年刘宗周以绝食反清一样，自有负面意义...
“做最后一代人”的结果就是主体民族的灭绝，也即中国的灭亡，如果反共的后果是中国灭亡，那么请问反共还有什么意义？而且你不婚不育灭得了中共吗？中共政权为什么就不会凭借少民生育和引進“阿三”继续生存？？对中国年轻人而言，要摆脱中共，真正的大智慧的正道，应该是尽量多生育子女，宁可不上中共的学校（反正上了也没工作），也要把下一代教育成反共者！
曾节明 2026. 8.4 夏阳中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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